理想三旬（腾讯大家）

著者：苗炜|著 腾讯大家编辑部|主编

文本整理：何雨淳

编辑：何雨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6年3月第一版

字数：3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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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三旬（腾讯大家）

苗炜著 腾讯大家编辑部主编

中信出版社

爱写作，爱自由

腾讯·大家自上线以来已经走过近三年历程，一直以“洞见、价值与美感”为标尺，给读者提供当今中文互联网里最熠熠生辉的文字，这些文字，也是这个乖谬时代里最富洞见的记述与明证。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办腾讯·大家？我们知道，中文互联网每秒产生的信息量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的数百倍，大部分信息如流水一般逝去，只有披沙拣金之后，才能将那些最富洞见、最有价值并洋溢着美感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腾讯·大家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产品。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洞见、价值与美感？因为我们在写作，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价值与美感，甚至，这是我们的全部。

有的人因为自己而写作。他对自己不了解，他要迫切地知道，他本来的样子，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与他的生活。写作就是他的镜子，他站在镜子外面，和那个他不认识的自己对话，孤独地和他的灵魂对话，每看一次自己，都是一次蜕变。

有的人因为他人而写作。他满怀悲悯地看着他的周遭的每一个人，从深爱的父母妻子到至交师友，乃至陌路仇雠，满脸菜色的乞丐，地铁口的卖艺青年，甚至从未见过的人。他试图读懂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体会他们的痛苦与欣喜，记录他们的波折与命运。

有的人因为世界而写作。他关心门前的河，岸边的树，树林里的鸟鸣，PX项目，大楼的光污染。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他不断发出看上去是满腹牢骚的东西。我知道，他的文字就是最后的审判。

有的人因为心灵而写作。他每时每刻都在幽暗隧道里，寻找照耀自己的那一束光。他把灵魂放在显微镜下翻来覆去地看，他要做上帝的信使，他要想从中找到人类的奥秘。

所有这一切，在晦暗的中夜，以文字组合的形式从笔尖淌出，从键盘上洋溢出来。因为所写下的这些文字，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与他人不同的人，但相同的则是，我们因为写作，找到了自己，并且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人。

但是环顾四周，我们知道，做一个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我们要忍受很多苦难，很多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苦难，很多外人并不知道的苦难，我们把自己剥开，检视历史留下的疮疤，甚至要一再揭开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枷锁，努力挣脱它们，有时候，却留下了更多的疮疤。我们还要面对各种试图进入我们大脑的力量，抵御它、消解它、批判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诱惑与欲望，如何能够不被它们侵蚀而持续写出干净而有尊严的文字。有时候，因为写作，我们要面对恐吓，面对那些之前都不曾想象过的那样强大的力量的逼迫。甚至，因为写作，我们有可能失去整个世界。

所有的这些，让写作变得危险、艰辛，每一篇文字的诞生，都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但最终，我们会得到我们想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让腾讯·大家坚持了下来；基于这样的认识，腾讯·大家将这些具有“洞见、价值与美感”的文字汇集成册，呈现给更多的读者。

腾讯·大家编辑部

2015年6月

第一章 关于理想 我也有三言两语

我假装自己是清醒的，当别人是“有病”。

人要沦落到什么地步才会去做媒体啊

我最近看了电影《鸟人》，一个过气明星和一个暴脾气的艺术家，一起在纽约搞了一个话剧演出。里面时不时来一段对媒体的嘲讽，比如三家报刊采访过气明星，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记者搬出了罗兰·巴特，一个时尚杂志的肤浅女人问明星是否打过美容针，而那个日本记者只关心他的名气。过气明星和暴脾气艺术家都很看重《纽约时报》的剧评，不过，台词中也说了——一个人要沦落到什么地步才会去写评论啊。

当然，影片也没放过“新媒体”，话剧演出还没什么反应，演员在台上勃起的画面、明星裸身穿过百老汇的画面却在“油管”上得到积极的反响，最终，自杀未遂的过气明星开了“推特”，一小时之内有八万粉丝。前不久看过的电影《一步之遥》中也有对媒体和大众的嘲讽，那里出现的媒体手段有电影、广播及文明戏。一般而言，讽刺媒体，总包含着对大众的讽刺。《消失的爱人》的导演大卫·林奇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了，他就是要讽刺媒体。

在讽刺媒体这件事情上，《消失的爱人》做的最为卖力。电影男女主人公都曾在杂志工作，随着网络风行，杂志破产，两人失业，生活拮据。小说原著中有这么一段，妻子失踪，丈夫没有不在场证据，警察追问，你早上起来后有两个小时去了哪里。丈夫无奈之下只好承认，他去了一个安静的停车场，翻看自己以前服务的杂志，看他在上面写的文章，还颇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消失的爱人》是一场夫妻双方的撕逼大战，一开始就是一场舆论争夺战。出走的妻子虽不能现身，但要将丈夫陷入不仁不义、万众声讨之中。小说原著中，一共有三个节目参与了这场撕逼大战，一是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制进行时”节目，一个是视频网站，一个是谈情说爱类似于天津卫视“爱情保卫战”那样的节目。小说改编成电影，自然要剪除掉许多枝蔓，所以电影中只保留了那个“法制进行时”节目。原著小说中，丈夫宣称他还爱着妻子，向妻子深情告白那一幕反击，是选择视频网站进行的。拍摄下视频的姑娘名叫丽贝卡，原来打算在纽约好好写作，但服务的三家杂志都倒闭了，只好去当狗仔。

（电影《消失的爱人》剧照）

如果这个“疑案追踪”的故事，只是将电视媒体、报纸、新媒体当作叙述的手段，那也没什么新鲜的了。毕竟，在这类电影中，媒体总担任着一部分叙事功能。与以往不同的是，《消失的爱人》的故事核心就是“自我塑造”，小魔女艾米本就是她父母塑造的童书的主人公，为了陷害她的丈夫，她也开始“自我塑造”——和邻居傻乎乎的好心人交朋友，在脸书上布下疑阵，关键是写下一大本日记，将她与丈夫的关系变形处理。我们未必有艾米那么强烈且变态的控制欲，但我们自我塑造起来也很舍得下功夫，我们花在微博、微信上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自我塑造”。

电影《消失的爱人》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艾米最后又回到了丈夫的旁边？她不是要害死她的丈夫吗？她能控制丈夫了，又回来维持一个破镜重圆的家庭？她要将日后的生活都等同于真人秀吗？可怜的丈夫能摆脱这种真人秀吗？舆论压力促成了丈夫的举动——主动承认出轨、向妻子忏悔，最后还包括维持这个虚假的家庭？这种大众形成的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这个层面上，电影的讽刺意味更为突出。这不是导演的新思想。早在150年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就指出，“公众”是个很操蛋的玩意。新闻媒体鼓励所有人对所有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民主化的胜利，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公共领域注定要成为一个“脱离”的世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对所有的公共事件评头论足，却既不需要自己亲自调查真相，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报刊媒体具有将信息传递到一国之内的每个人的新力量，引导它的读者脱离地理的、个人的限制，令他们对那些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不再沉默寡言。克尔凯郭尔说，“它的核心是一种庞大而可怕的抽象，一种铺天盖地的虚无，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这个幽灵就是公众。”但他接着说，躲在公众背后的真正的恶棍，其实是媒体。

媒体从两个方面使人变得滑稽可笑。首先使人们相信有必要拥有一个观点，天性善良的人们原本还是心情愉快的，现在记者们却把他们必须拥有一个观点的观念硬塞给人们。其次是兜售观点，这些观点无聊透顶，又硬又臭，却有人拿来穿在身上——就像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似的。

克尔凯郭尔所展望的，新闻媒体不辨是非、不负责任的报道的后果已经在互联网上完全成为了现实。

据说今日中国有一百多万个“公众微信”，换言之，每100万多人里就有一人从事媒体行业，当你为一位歌星点燃蜡烛，也就会有一个人以公众的口吻发言，我们应该祭奠一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将军。我们时时刻刻都陷在一汪大众媒体、主流媒体、自媒体、深圳晚报、人物杂志构建的口水中。你怎么看，他怎么看，怎么评价，观点恰如屁眼，每个人都有一个，还觉得别人的臭。我们看看热闹就得了，偏偏有媒体在旁边纵容你说：你怎么只有一个屁眼，我这里还能给你提供一堆呢。

如何逼死一个有理想的丈夫

我年轻时读小说，读到海明威的《印第安人营地》，觉得很了不起。那个故事是说，有个印第安妇女，难产，请白人去做手术，手术成功了，那个女人的丈夫却自杀了，他用一把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个白人大夫的儿子问：“爸爸，他干吗要自杀啊？”白人大夫回答：“我说不出，他这人受不了一点儿什么的，我猜想。”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总在琢磨，那个印第安人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受不了什么呢？受不了妻子痛苦的叫喊？孩子的出生，让他有了生命的悲剧意识？总之，一个短短的小说，没说什么事呢，一个大男人哐当一下就自杀了，这就让小说显得非常深刻。

后来我读到塞林格的小说《香蕉鱼的好日子》，小说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穆里尔·格拉斯女士在旅馆房间里涂指甲油，她母亲打来电话，母女两个扯闲篇，提到穆里尔的丈夫西摩·格拉斯，说他从战场归来后有点儿反常等等。第二部分是在海滩上，西摩·格拉斯和一个叫西比尔的女孩子聊天，聊完天，回到宾馆房间，西摩开枪自杀了。这个故事简直要比《印第安人营地》更深刻，因为西摩自杀看起来更突兀。

我为弄明白这个小说做了很多功课，比如，我知道这个小说断断续续修改了一年，起初小说只有第二部分，《纽约客》的编辑们说看不懂，塞林格才补写了第一部分。再比如说，西比尔这个名字出自希腊神话，她选择永生，而忘记选择青春永驻，所以上了岁数后苍老丑怪，她渴望死去。还有呢，香蕉鱼的故事是说大海中有个洞，洞里有香蕉，香蕉鱼酷爱吃香蕉，钻进洞里就出不来了。这是个寓言性的段落，讲的是人的贪婪。总之，在这个小说里，塞林格用了他的三大绝技，第一，早慧的神经兮兮的少年；第二，生动又东拉西扯的对话；第三，有点儿禅意的小故事。把这三板斧使出来，《香蕉鱼的好日子》就显得好深刻哟。

我一直想模仿着写一个自杀的小说，比如说，男主人公有一天去寺庙，见了一位老和尚，老和尚拿一条绳子，拴住一只鸡的腿，把鸡拉倒，如是者八次。老和尚还讲了一个故事，叫“贪吃的狐狸”，说有一个狐狸，看见鸡舍的篱笆松了，就钻进去吃鸡，吃太多了钻不出来，就在鸡舍里挨饿，瘦身之后又钻了出来。主人公听了老和尚的故事，明白了“拉鸡八倒”的道理，回家的路上决定去死。但是，这样的仿制品一点儿也显不出深刻来。

时隔多年我终于明白，禅意小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自杀的突然性，那种突然性能给读者带来心理冲击，让他们去琢磨主人公为啥要去死。经过慎重的构思，反复的酝酿，我打算写这样一个故事，某一个周末的晚上，男女主人公结束了一周的奔波劳碌，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女主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电视，男主人回到卧室里去看书。

女主人看的是《我是歌手》，每个歌手都放声歌唱，男主人出来，对着沙发上的妻子说：你能不能把声音放小一点儿呢？妻子说：你为什么不和我交流？不陪我看电视呢？丈夫心想：陪你看电视也不是交流啊。他退回房间，听着电视里的声音，忍受着。终于到了宣布名次的时候，导演一个个宣布——韩红，第三名。

要命的是，这个镜头要重复三次，韩红第三名，韩红第三名，韩红第三名。每播一次，都有不同的反应镜头。丈夫听着，孙楠第四名，孙楠第四名，孙楠第四名。丈夫在房间里忍耐着，导演开始卖关子，下面要宣布第六名和第七名了。妻子盼来了这场真人秀的高潮，拿着手机，在微信上和朋友议论着，节目结束半个小时了，妻子才关上电视，放下手机，洗漱完毕，又拿起手机看了看观众的议论，节目结束一小时，妻子才回到卧室，这时她发现，阳台的门开着，丈夫跳楼自杀了。

我这个小说呢，当然是想讲“娱乐至死”的社会是如何把一个有理想的丈夫给逼死的，我还想讲，夫妻间的隔阂是如何形成的。原本妻子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啥那么沉溺于娱乐节目呢？不过，这个小说还是显得不够深刻，既比不上海明威也比不上塞林格，倒是非常适合出现在漫长的新闻页面的“社会新闻”一栏中，题目是“妻子看《我是歌手》，丈夫难以忍受自杀身亡”。

杂志会不会被扫进垃圾堆？

有一次，我陪一位年轻女士看《生活大爆炸》，开头依旧是那四个人急促的对话，电光火石之间就抛出来一个包袱。女士哈哈大笑，我没笑，女士回头问我：你没看明白吧？没有GET到笑点吧？我虽愚钝，但还是看得懂字幕，也知道笑点，只是我不觉得好笑。然而，在那位女士看来，我已经老而弥呆，跟不上年轻人说话的节奏。

这种对中年人的蔑视时常能遇到，像我这样的中年人，还不愿意落伍，时常关注科技进步。夜里也会看苹果发布新产品的直播。有一个夜晚，苹果发布他们Apple watch，我看到某个科技媒体的评论，大意是，苹果这款产品将改变手表行业，虽然这款表不能颠覆瑞士那些奢侈手表品牌，但是，迷恋瑞士机械表的都是中老年人，这些人已经不再重要。Apple watch到底什么样，很多人尚未见到，我虽是果粉，也觉得这样吹嘘，逻辑上并不恰当。更让我心酸的是，我虽迷恋瑞士机械表，但手上戴的不过是瑞士石英表，一直想着五十岁时能买一块IWC。可在年轻分析师眼里，戴机械表的中年人已经不再重要，戴石英的中年人就更不值一提了。这种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感觉，在2014年尤为强烈。

比如这一年我辛辛苦苦办了一本叫《新知》的杂志，杂志也得到一些好评，有一位年轻作者，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她写信给我说，你们这个杂志真让我感到惊艳，文章质量好，版式设计漂亮，插图水平也非常高，这样好的杂志估计办不了几期就会死了吧？我惊叹于她这种逻辑，她的判断是——现在流行快速消费品，大家只是浏览，你这样刊登长文章的杂志恐怕没什么市场。当然她的判断也可能是这样的——现在谁还做杂志啊？大家都在做新媒体，你在新媒体风行之时要做一本杂志，这不是很快就会死吗？

20年前，我进入杂志这个行当，看着这个行当从一个朝阳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这几年颇有“老无所依”之感，过几年，恐怕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我这行当里许多聪明人，都在忙着转业，他们三十岁或者四十岁，但都认真思考着怎么去吸引90后。杂志或报纸这个行当，其实从来就没有展示过成熟之美，现在又忙着把自己打扮得年轻光鲜。

我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见过几个投资人。见第一个人的时候，我跟他明确说，我要做杂志，我要这样做这样做。他认真听了我的想法，然后说，你干嘛不做一个微信公共号呢？见第二个投资人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功课，我说我想要做一本杂志，同时这也是一本网络杂志，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浏览。英国伦敦就有这样一本网络杂志，叫“万古”，他们聘请全世界的优秀撰稿人为他们写稿，我们可以模仿“万古”。那个人就问，那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到这里我就没话说了，万古的创始人明确地说，他不知道万古怎么盈利，也暂时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有很多钱可以花。也就是说，这个“万古”杂志的创始人是个有钱人。

很多时候，文化事业都是要有钱人来办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家里很有钱，他有一次看到一本叫《火炉》的杂志，就提出，要拿出十万克朗，资助给缺乏生计的奥地利文化人。其中火炉杂志得到了一万克朗，里尔克这样的大诗人得到两万克朗，另有两位大作家，各得到了两万克朗。剩下三万克朗再细分，有一位作家和一位画家，各得到五千。有几位得到四千，有几位得到两千，有几位得到了一千。维特根斯坦家财万贯，只管给钱，至于给哪些人，有专门的人替他去分配，这有点儿像风险投资人，给这个公司投点儿，给那个公司投点儿，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不要回报。后来他也放弃了财产的继承，不要钱了。

中国有没有这样既有钱又热爱文化事业的人呢？1930年代的邵洵美是一个。他出生于官宦家庭，家里有钱，年轻时就去英国剑桥留学，回来后娶了个老婆，老婆叫盛佩玉，这个盛佩玉的爷爷叫盛宣怀。如果当年有福布斯排行榜，盛宣怀估计会名列中国前三。这夫妻两个大手大脚，喜欢跳舞，喜欢赌博，还喜欢办杂志。邵洵美1928年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我估计，他当会计，就是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给作家用。他在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1934年编辑《人言》杂志，1936年3月主持《论语》半月刊。金屋，十日谈，人言，都不是什么很好的杂志，但这位老兄，热心文化事业，到了老年，发现自己写得实在一般，就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一辈子都献身文化事业。

资料图：邵洵美

现在的中国，文化产业发达，但大多是想通过文化挣钱的，少有想通过文化花钱的。我见过几个投资人之后明白了，我不是找投资人，我是找邵洵美和盛宣怀呢，这个非常不靠谱。但是，你要我去想，怎么做个新媒体，怎么吸引年轻人，怎么个商业模式，我还真想不出来。更不会去忽悠。后来有一个做投资的朋友跟我说——你不想去做那些你不擅长的，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呢？我想，妈的，我最擅长的还是做杂志。他说，那你还是就做杂志吧！

我不觉得做杂志就没的可做，十几年前，我们就说，要做一本《时代》那样好的杂志，要做一本《纽约客》那样好的杂志，可现在，纸媒体危机重重，都快死了，也没有出现那么好看的杂志。所以，杂志业临死之前还是应该做出一本好看点儿的杂志的，一般人死了还要化妆，穿上新衣服呢，杂志死之前也应该先捯饬出一本好看的啦。

这样一想，我就心胸开阔起来，我为啥要讨好年轻人呢？我为啥要考虑他们呢？我自己珍视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自己珍视的价值是什么呢？一本杂志或许并不重要，但维特根斯坦、里尔克、爱因斯坦、路易斯康这些人物，非常重要。我们的杂志应该介绍这样的人物。

我说的是办杂志的事情，或者，是工作上的事情。但这个事情的确会影响我的心情，在我想拼命跟上潮流，把自己打扮得年轻时髦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滑稽。但是，我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宣扬我所珍视的价值的时候，我非常踏实，哪怕它不合时宜，也不会让我觉得滑稽。

不想当作家的精神病人不是好编剧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子前来，她递给我两页纸，上面是她要反映的情况。

大致说来，这位女子是一个编剧，准备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个想法被百度公司的李彦宏知道了。李彦宏对小说很感兴趣，意欲投资，但不料想，创新工场的李开复也知道了这部伟大的小说。于是，李彦宏和李开复就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争相控制女编剧。如何控制呢？就是在微博上转发或关注。你以为转发和关注那么简单吗？那都是人工智能的手段。有什么证据呢？现在还不能披露，但如果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女编剧愿意提供更多的证据。

我认真看那两页纸，如同阅读一个剧本大纲，而后非常遗憾地说，我们对这个事情实在没有研究，不敢贸然报道。我们杂志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也不可能投钱拍电影电视。女编剧听了，将那两页纸一把夺回，起身离开。

如果你在一家新闻机构工作，总会遇到几个人，宣称自己的脑波被人造卫星控制了，或者说他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或者说他被情报部门迫害了。据记载，最先把新兴科技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1919年他发表一篇论文，记述了“摄魂机器”病例，患者认为他们的心灵和身体被先进的技术装置所控制，比如当时还算高科技的电池和无线电线圈，他们脑中会产生一些声音，由颇为先进的电话或留声机所传递。托斯克研究最为细致的一个病人，名叫纳塔利亚，她认定，在柏林有一伙医生，用一台电气设备控制着她的思想，那台设备和她身体差不多大，腹部有个盖子，里面的元器件与她的内脏相对应。

岁月荏苒，科技进步，控制他人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进步，各种精神分裂的病患也具有“时代气息”。2012年5月，《认知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真人秀错觉》，作者是古尔德兄弟两个。论文中记述了这样几个病例，其一，某老兄认定自己活在一个真人秀中，他跑去纽约要见导演，要看看双子大厦是不是真的被撞毁了。其二，某一位记者，患有躁狂症，入院治疗，他坚信，围绕他进行的诊治过程都是虚假的，他要揭露真相，一旦揭露成功，他的新闻报道就会获得普利策奖。其三，是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拍摄着一档真人秀节目，但他认定，同事们都在秘密拍摄他，有朝一日，他会成为真人秀的主角。这篇论文说，真人秀错觉跟我们这个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体有关，我们就生活在传播之中，这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媒体技术扭曲了我们的现实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鼓励我们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

我当然假装自己是清醒的，当别人是“有病”。但如果有一天，有一对兄弟跑到你办公室跟你说，周围的世界都是计算机程序编出来的，一切都被母体控制了，而你被选中要做救世主。如果有一天，有一位老兄来到你的办公室，坐在那个破沙发上告诉你，真实就是梦境，记忆可以植入和构建，我们活在一层套一层的梦境中难以醒来。如果有一天，有一位女士来找你，说她遇见了真爱，可有一个叫“命运调整局”的组织不让他们恋爱。好莱坞的确选择了不少精神分裂症患者来写剧本，我们看到了《黑客帝国》的故事，看到《盗梦空间》的故事，还有《命运规划》的故事。好莱坞喜欢精神病人编造的故事，而精神病人也适合编剧这个职业。我们呢虽不喜欢李彦宏和李开复的故事，却喜欢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总讨论最后那个陀螺是转着还是停下来。

我们的大脑被人工智能控制，互联网上有更隐秘的权力存在。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惨痛的疾病，但对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适度的精神分裂能产生好故事。比如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就曾经遭受精神疾病的煎熬，有一段时间，他深受一种来路不明的声音的困扰，那个声音一直传播着关于他的各种谣言，作家认定，这些声音来自他参加过的一次BBC的访谈节目，那个节目制片人利用射电技术传播有关他的谣言。作家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一篇喜剧色彩浓厚的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

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也曾经历过精神病发作，他认定自己患有妄想症，他把精神分裂的角色写进自己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全面回忆》和《少数派报告》，寻找其中的精神分裂韵味。未来，所有人都被控制，我们拥有了先知，所有犯罪企图都会预料到。

有一天，一位老兄到你的办公室找你，说他被先知认定为罪犯，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不要把他当成病人。实际上，他是个作家。

第二章 我对文学的理解

世间吊诡之处在于，作家拼命深刻，但读者还是会把你弄成个小清新。

你总得讲一个故事吧

80年前，奥威尔写过一篇文章叫《为小说辩护》，文章开头就说，目前这个时候，小说的声望极低，大家都非常自豪地说“我从来都不看小说”。不好不坏的小说常常受到冷落，而不好不坏的评论却受到认真对待。奥威尔说——“如果你写小说，你的读者必然比你采用其他写作形式所拥有的读者在智力上要差一些。”他认为，小说之所以不受待见，问题出在“腰封”上——小说因为受到大肆吹捧反而丧失了存在。你去问一个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他“从来不看小说”，你往往会发现，是因为腰封评论家写的那种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上当。他说，“如果你关心小说，甚至自己写小说，前途是极其令人沮丧的。”

前不久，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时代》周刊上有一个访谈，他说，我们活在一个视觉刺激的年代，不论电视、电影以至手机、平板，其荧幕都大有杀伤力——它们摧毁人们仔细阅读的能力。布鲁姆说，阅读能拓展、磨砺思维，使人变得更敏锐更独立，当今之世，阅读不再是大众的追求，而只该由精英独享。人们在地铁里看看手机就可以了，文学以后就像古典音乐一样，只成为小部分人的爱好。

很不幸，我关心小说，喜欢看小说，还自己写小说，我看了奥威尔的文章和布鲁姆的访谈，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但同时，我又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大家不看小说了，但故事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比如选秀节目中，经常会有选手讲述自己悲惨的成长故事；商业推广中也有不少老板讲故事，卖一件200块钱的衬衫，讲一个日本职人的匠心故事，卖一个苹果，讲一个当地农民守护家园、激起你乡土情怀的故事。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更迫切地需要讲故事和听故事，以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生体验，寻找一点儿人生意义。

在保罗·莫瑞的小说《史杰比死了》 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主角说：这可不是我所期待的人生的样子。

他的朋友问：你期待的是什么呢？

主角回答：听起来虽然有点儿愚蠢，但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更多的叙事弧（narrative arc）。

这种诉求并不愚蠢，尽管对外在的观察者来说，许多人的人生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但许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或者在自己的内心勾勒其人生轨迹的时候——总是有故事线或者叙事弧的。这个故事要讲述他何以成为今日的模样，西北大学教授Dan McAdams说：“人生故事并不是简单地映照个体，但它是个体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生故事不只讲述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讲述这些事为什么重要，又怎样形成个体身份的认同。”

前不久我坐地铁到王府井，出了地铁站，上了一个电瓶车，要去华尔道夫酒店。开车的是一位北京老知青，他先讲述他插队的故事，再讲他返城回北京当工人，再讲他下岗，讲他开上了“黑车”，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开个小车养活自己，怎么就成了黑车。那些天天在大酒店吃一顿饭就好几万的人，他们才是坏人呢。从王府井地铁站到华尔道夫酒店，不过五分钟的光景，他已经讲完了他的人生故事并且列数了最近被查处的几位大贪官。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脉络，在大贪官和升斗小民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

当然，生活中也有幸福感充盈的出租车司机。我有一位女性朋友，有一次乘坐出租车，那位司机频频追问姑娘的隐私，比如婚否有无男友等等，其认真和专业，完全可以从事刑侦工作。姑娘被问急了，就虚构了另一种悲惨的人生，讲自己怎样被男人抛弃，以满足司机痛心疾首关心与劝诫的愿望。而后司机就讲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是多么幸福，当年如何恋爱，他展示手机中儿子儿媳的照片，郑重地说，人生看起来很长，但实际上又很匆忙，必须找一个人共同度过并相互见证。两个人在出租车中完成了罗兰·巴特的泛虚构的教诲，突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我相信那位司机师傅理解索绪儿的理论，我们所说的或所写的一切均为虚构，因为并没有词语的字面意义这回事，知觉总是被语言所编码，语言总是比喻性的，而知觉从来不准确。

当年，米兰·昆德拉在巴黎也遇到过一位爱讲故事并且要写书的出租车司机，他把那一段交谈放在《笑忘录》中，他说，普遍的孤独会导致“著书癖”的产生，而集体“著书癖”反过来又增强并恶化了普遍的孤独感。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做成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隔绝一样。

今天，如昆德拉所预言的一样，许许多多的人将能量耗费在无用的活动中，繁荣的媒体平台激发起非常多的表达的欲望。大家生活在一个虚张声势的环境下，每一个人都害怕会被冷落，都在拼命讲述自己的故事。

昔日的美食文学

（一）

四年前，我在西班牙斗牛犬餐厅里吃下的第一道菜是“mojito甘蔗”，朗姆酒和薄荷叶子调成mojito，切成细条的甘蔗插在酒杯的碎冰之中，把甘蔗条抽出来嘬两口，这道菜就算吃过了。那一晚我要吃四十多道菜。我记得有一道菜，是棉花糖似的一张纸，上面点缀各式鲜花，吃起来带有花椒的味道。另有一道菜，是奶酪做成的大蛋，要敲碎了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分子料理，采访了大厨阿德里亚先生，参观了他的厨房，看到二十多人的厨师团队像变魔术一样准备着饭菜，晚上真吃起来，还是震惊于菜式的花样，吃到三十道菜的时候，我心中隐隐泛起一种罪恶感：我吃的太好了，我不应该吃这么好的东西。我的新小说《面包会有的》，就诞生于斗牛犬餐厅那一闪而过的罪恶感中。

写这个小说本不用花四年的时间。其中有三年，我都在做准备，看有关吃饭的著作。比如杰克·古迪的人类学著作《烹饪、菜肴和阶级》，他考察烹饪历史，研究为什么欧洲出现了高级菜肴，非洲只有低级菜肴。他将食物消费上的差异与经济结构的差异联系在一起，揭示隐藏在口腹之欲下的阶级特征。从这本书里，我知道克伦威尔革命之后吃得很简朴，宴会上的剩菜都送给穷人；在15世纪欧洲出现印刷厂之后，美食书就非常流行，生产芥末酱的商人愿意让穷苦人看更多的美食书，然后能卖出更多的芥末酱。

我的准备工作开始之前，可没想到食物是如此庞大的话题，更没想到有关食物的书竟然如此好看。比如《100个菜谱中的历史》、《高级餐厅的艺术》，再比如《战争之味》，讲二战中的粮食供应，每天摄入4000卡的美国大兵打败了每天只能吃2000卡的日本鬼子。再比如有一本书是叫《鸡喂饱了世界》，书中说，英国人1607年将鸡带到了北美殖民地，随后黑奴也到达弗吉尼亚。1692年，弗吉尼亚颁布法令，黑奴不得拥有自己的马、牛及猪，也不得打猎、捕鱼，但黑奴能养鸡。到19世纪，美国南方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传统——白人吃牛肉，黑人吃鸡。到一战时，政府鼓励人民多吃鸡，把牛肉送给前方的子弟兵。二战时，牛肉猪肉实行供给制，美国人只能吃更多的鸡。但是，养鸡业人士很有危机意识，家禽科学家霍华德·皮尔斯提出了“明日之鸡”计划，要培育出更大的肉鸡。此后的鸡，慢慢走向工业化生产，它们搬到了鸡笼中生活，打针吃药，长得快，又便宜。1950年代初期，大多数美国养鸡户，也就养200只鸡。这个数量跟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在“明日之鸡”计划之后，一般的养鸡场要养上10万只鸡。

由这本养鸡的历史书，很容易就读到《吃动物》一书，还有《杂食者的困境》。这样一本接一本，实在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读下去，我都忘了我自己是要写一本有关吃饭的书。后来，有一位学历史的博士，告诉我，牛津大学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次有关食物的学术会议，已经延续了30多年，每年一个主题，比如“鸡蛋”，比如“饮食与道德”，每年的学术论文都结集，她给我发来一个链接，是论文集的地址。我浏览了一下，决定尽快结束我的准备工作，否则我会淹没在饮食文字的大海中，再也没法动笔，写我自己的故事。

（二）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没忍住看了看“饮食与道德”的论文集，因为我的小说，涉及吃饭与道德感，我想从论文集中获得一些灵感。论文集中有一篇讲的是“斯大林的香槟”。

1935年，苏联的粮食配给制取消，苏联开始大规模地生产香肠、鱼罐头、巧克力、奶酪等高级食品。苏维埃政府意识到，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需要高品质的生活。米高扬同志肩负重任，要审批香肠的配方，兴建巧克力工厂，监督葡萄酒的质量，他从美国进口了五条汉堡生产线，如果不是二战爆发，兴许MAC米高扬会取代MAC唐纳德呢。1936年，苏维埃决定，要生产社会主义的香槟。这项编号1366号的决议由斯大林同志签署。1937年，苏联的香槟生产量在50万瓶左右，政治局提出，5年之内，香槟产量要达到2000万瓶。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我年幼时喝过的“小香槟”，酸酸甜甜，气泡丰富。我还回想起我喝的第一口可口可乐，那是一个春节前的下午，舅舅带着我去白塔寺路口的商店，买了一瓶黑色汽水，我喝下去一口，立刻就喷了出来。我还想起我喝过的第一口奶昔，那是王府井麦当劳开业的时候。我还想起许多昔年的美食文学。其中一个叫《七把叉》。

这个故事讲的是，巴西贫民窟里有个孩子叫热拉尔多，从小就特别能吃，十岁的时候就得了个外号“七把叉”，长大之后他经常去参加吃饭比赛，每次都获得冠军。终于有一次，他在比赛中吃得太多了，撑死了。我和小伙伴们一致认为，热拉尔多的生命极其精彩。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叔伯爷爷从乡下来，在我家吃了十多碗米饭，我把他看作是大英雄。改革开放之后，这位叔伯爷爷得食道癌死了。

如今，每年美国国庆日，纽约都会有吃热狗大赛。日本人小林觉拿过好多次冠军。日本最早的一次“大食大会”是在文化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17年，日本江户有个“万八楼”酒屋，主人万屋八郎举办过一次“大食大会”，冠军是来自三河岛的三右卫门，四十一岁，吃了六十八碗米饭，佐以酱油三百六十毫升，亚军是来自浅草的和泉屋吉藏，七十三岁，就着五把辣椒，吃下去五十四碗米饭。日本人吃饭的器皿较小，但五六十碗米饭也够多了。那是二百年前，日本食用的大米还是只经过一次脱壳工序的糙米，颜色为棕黄色，这种“玄米”仍有一层皮层组织，煮的时间较长，口感肯定不如现在精加工的白米。

大概是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有一篇童话，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如果说美食文学要让你流口水，要激发你对美食的想象，《卖火柴的小女孩》做到了，我那时吃过烧鸡，但不知道苹果和鹅一起烤了会是什么滋味。老师在讲解这课课文时，希望我们对那个悲惨的小女孩抱有同情心，我的同情心没多少，那只烤鹅在我的头脑中不住地盘旋。雪白桌布，盘子，刀叉，烤鹅肚子里填着苹果，这一切都迥异于我惯常的美食想象——八仙桌、炖肉、肘子、带鱼、烙饼，即便是相声《报菜名》中的“满汉全席”里都没有这道菜。

（三）

早年间，我家里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方方正正，像一块砖头，有金属的质感。边角的黑漆磨掉之后，露出白色的塑料。这台收音机经历风霜岁月，出了毛病，总是以最大音量播放。我就是从这台收音机里听到了刘宝瑞先生说的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

《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故事，讲的是朱元璋，和元兵打了一仗，逃出京城，一人一骑，又累又饿，在一座破庙前晕倒。恰好两个乞丐寄居庙中，就把朱元璋救起来。两个乞丐给朱元璋做了一碗汤，用的原料是白菜、馊豆腐和剩米饭，朱元璋喝了这碗汤，恢复了元气，就问这汤叫什么名字。乞丐说，这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朱元璋打了天下，做了皇帝，山珍海味吃腻了，就想起了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传令天下，找到那两位乞丐，请他们到御膳房，做了好几桶珍珠翡翠白玉汤，大宴群臣。

刘宝瑞这段录音中有现场观众，时不时发出笑声，他们听了这段相声肯定特别开心，他们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他们挨过饿吗？他们吃过什么山珍海味？我那时还想象不出，一个人当了皇帝，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大概能买好多松仁小肚。我不明白朱元璋为什么对这样一锅汤有那么深的感情。我知道这个故事中有训诫意味，朱元璋觉得这汤好喝，大臣们未必喜欢，一个人的珍馐是另一个人的毒药；朱元璋穷的时候喜欢喝珍珠翡翠白玉汤，当了皇帝就不喜欢了。但是，一个故事，只听其中有什么训诫，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不妨想象一下，《珍珠翡翠白玉汤》是电视里的一档美食节目，一个穿白色厨师服戴白色厨师帽的胖师傅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海御膳房的常先弟，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他一指旁边同样穿白色厨师服戴白色厨师帽的助手：“这是丰泽园的来师傅，他和我一起做这锅汤。”两人置身于一间亮堂的厨房，灶具厨具都泛着银光，常先弟说：“我们先取白菜叶，不用刀，撕吧撕吧弄碎了就行，再取一块豆腐，处理豆腐的关键一步是把豆腐放到阳光下暴晒，这个步骤要掌握好火候，要让豆腐发馊，又不能太馊了，时常闻着点儿。”助手端来一个大盆，里面装着豆腐，常先弟闻了闻，点了点头。然后开始翻检剩米饭，剩米饭有的焦糊，有的粘稠，常先弟把几颗米粒放到嘴里咀嚼，意味深长地点头：“剩米饭有不同的口感，我们要手抓剩米饭，让米粒更有弹性。”他把手伸到锅里，反复揉搓摔打剩饭，手背上沾满了米粒。助手坐上了锅，双手肃立，常师傅开始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屏幕上不断出现字幕，提示操作技巧。我承认，我很多年以后才在电视上看到美食节目，我不可能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就想象出这些画面，但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确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我从那台收音机里还听过两个故事，一个叫《一块牛排》。先是一个义正言辞的女声做简单介绍——各位听众，请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杰克·伦敦出生于美国破产农户家庭，从小就当童工，他亲身经历过资本家的剥削，痛恨资本主义制度。朗诵者是一个低沉的男声，讲一个叫汤姆的拳击手，上了岁数，要打一场比赛。他在家里吃晚饭，用一块面包沾着肉汁吃，两个孩子早早上床睡觉，根本就没吃晚饭。拳击手汤姆吃了面包还不满意，他问妻子——难道我吃不到一块牛排吗？他去打拳，赢了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可他没有力气。他本可以给对手致命一击，只要吃下去一块牛排，他就能挥出一记重拳。我听了这个小说，就记下有一种神奇的食品，吃了就有力气，吃了就能打倒别人，那东西叫牛排。我还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资本主义世界，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没钱的人想吃牛排，牛排放在高高的玻璃柜子里，有一个高大的服务员冷冷地站在一旁。牛排放在高级餐厅的桌上，冒着热气，餐厅门口有两个石头狮子，你要想进去吃牛排，石头狮子就变成活的，把你扑倒。在当年的语境下，这个故事是要教育人民，看清楚资本主义的残酷，但很不幸，我看清了全部世界的残酷。

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另一个故事叫《西西里柠檬》，朗诵者是一个男声，却可以根据角色不同转换成一个类似女人的声音。男声是长笛手密库乔，女声叫苔莱季娜，两个人本已订婚，可苔莱季娜要进城去当歌唱家，五年之后，苔莱季娜成了一个著名歌唱家，进入上流社会，有一栋大房子，天天搞聚会。密库乔从乡下到城里去看望苔莱季娜，却不能进入正在举行社交活动的大客厅，他被女佣人带到了厨房，留下了家乡的特产西西里柠檬。这个故事好像是配乐朗诵，结尾处有一阵凄惨的长笛，这个故事在我不知道柠檬为何物的时候就把柠檬的味道传递给我了，那是酸的，酸楚的。让我心酸的是一个男子的绝望的爱情。作者安慰我们说，底层的男男女女保持了淳朴的本色，而走入上流社会的苔莱季娜却堕落了。我不太理解的是，上流社会明明是上升了，为什么在道德层面上却是堕落的呢？长笛手密库乔呆在厨房里，能听到客厅里红男绿女谈笑的声音，他难道不想去客厅看看吗？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呢？除了柠檬，他们还吃什么？

（四）

回到四年前的斗牛犬餐厅，那一晚，餐厅中还有一位客人，巴萨教父克鲁伊夫。我认出他之后就激动不已，侍者明察秋毫，告诉我们，少安毋躁，我们能得到克鲁伊夫的签名。我们吃甜点的时候移步户外，夜空下传来阵阵海浪声，凉风习习，甜点也有好几道。正吃着巧克力，克鲁伊夫走来，和中国客人打招呼。我赶紧过去跟他合影，告诉他，我十岁开始看足球，知道的第一个大球星就是您老人家。合影完毕，侍者送来一份“就餐证明”，那是当晚的菜单，有编号，证明我是那一年第7008号客人。我请大厨阿德里亚在菜单上签名，郑重其事地收好。我知道，我到斗牛犬吃饭，是去工作，要写出来给别人看。克鲁伊夫才是真正的客人，他到那里是去吃饭的。我们离开餐厅的时候，克鲁伊夫还吃着他的巧克力。一位侍者站在一株盆栽植物旁边，将他那一桌与其他客人隔开。

克鲁伊夫出生于1947年，父母是阿姆斯特丹卖水果、蔬菜的小商贩，生活艰辛。他12岁的时候，父亲约翰因病去世，母亲在阿贾克斯俱乐部当勤杂工，克鲁伊夫跟着妈妈一起上班，看阿贾克斯队训练，发誓要当一个职业球员。他自小就营养不良，双腿瘦得如同两根筷子，成名之后也身形单薄，但动作灵巧，被喻为荷兰飞人。他帮助荷兰队成为世界顶尖球队，执教后，奠定巴萨的根基。简单来说，他是一个贫穷的辍学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可以算是苔莱季娜客厅中的客人。

我不是要介绍克鲁伊夫的生平，我想说的是，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重复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拼搏向上，努力过上好日子，以期“吃香的喝辣的”。有一位哲学家写过一本《坏世界研究》，其一，人人都想过好日子，其二，资源有限。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我们必然处在一个坏世界当中。三十年来，我们时时感谢上苍，活在了一个好的时代，可以野蛮而自由地竞争，不像以往那样被永久地置身于被压迫状态中，我们不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坏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更坏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吃饱了之后，不会有任何愧疚，也不觉得自己亏欠了什么。我们听任自己的卑微，才过得心安理得。

英国作家C.S.刘易斯在《魔鬼家书》中说，过去100年，魔鬼在欧洲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人类在贪食问题上做到了问心无愧，人们将暴饮暴食的饕餮之罪，变成了贪恋珍馐美味的生活品味，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嘴馋而感到良心不安。这项伟业在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回忆过去的苦日子，为了给今天的富足调味，我们害怕原料变质腌制熏制的食材变成了“舌尖上的中国”，我们津津乐道高级美食的传统，浑然不觉这里同类相食的残酷。

“面包会有的”，这是电影《列宁在1918年》的台词，革命战士瓦西里安慰自己饿得半死的妻子时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等不到共产主义，也不打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但我相信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者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这就是非常巨大的进步了。

这个想法也会在杯觥交错中被遗忘。

我们真需要用三分之一生命读书吗？

如今世界这么乱，信息这么多，白天脑子忙不过来，夜晚大脑处于“离线”状态，要是睡觉时，我们的大脑也“在线”，那会怎么样？

我最初的焦虑来自年幼时读过的一篇文章，在一本略微破旧的《燕山夜话》中，我看到那篇文章，题目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大概意思是说一天有24个小时，人们要睡8个小时，生命的三分之一就在梦乡中度过，这是生命中最大的浪费，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在夜里读书。那时候我刚具有“自我提升”的意识，看课外书，学下象棋，读了这文章，忽然认识到，每晚睡八九个小时外加午睡，生命的一小半就浪费掉了。那时候人们普遍睡得早，晚上八点，收音机里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半小时节目过后，人们就关门闭户洗洗睡了。那时我并没有什么“夜读”的经历，只有如死亡一般沉重的睡意，夜里极安静，闹春的猫是最大的噪音，也没有光亮，家家户户都黑洞洞的。我肯定做过梦，梦里偶尔会有杜甫的诗句飘过，我爹要求我把“三吏三别”全背下来，我只能背下《石壕吏》，盼着夜里能把剩下的篇章背会。应该有不少人设想过“睡学”——睡着觉，躺着就把外语学会了。

最近我在“万古”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夜校》，该文作者Kenneth Miller，孩提时学法语，年轻时在墨西哥学西班牙语，他有一个机会去意大利，幻想着睡梦中听听录音，就把意大利语学会了。文章说，百余年来，科学家都认为，睡中学习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睡觉兴许真地能用来吸收知识。如今世界这么乱，信息这么多，白天脑子忙不过来，夜晚大脑处于“离线”状态，要是睡觉时，我们的大脑也“在线”，那会怎么样？

据说，早在1930年代，就有发明家弄过一台“夜晚提升机”，那台机器每晚放在床边，对你轻声细语，“你散发着爱的光芒”，“你床上很棒”等等，听它唠这么一夜，第二天早上你会自信地精神百倍地醒来。这个不靠谱的发明被归为“伪科学”一类。有一种猜想，说人们快速眼动睡眠时，在整理白天接触到的信息。而另一种说法是，在深度睡眠时，记忆才会在脑中“重播”。科学家把人当成小白鼠来做试验，1996年，日本有一个试验，志愿者入睡后，会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并伴以轻微电击，待他们醒来时，给他们播放同样的声音，志愿者会心跳加快、脑电波异常，像又承受一次电击。2007年，德国一所大学进行试验，志愿者观看电脑屏幕上的图案，继而鼻子中闻到玫瑰花香，而后分为两组，一组睡觉时再给供应点儿玫瑰花香，另一组不给花香，结果证明，夜晚闻到花香的那一组，对电脑屏幕上的图案有更深的记忆。随后，美国一大学也做试验，志愿者学习弹琴，睡觉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他们白天所学的曲子在夜晚回放，另一组安静入睡，结果表明，那些夜里有音乐相伴的人，第二天再弹琴时，所犯的错误比之另一组更少。这些试验似乎都证明，睡眠能帮助我们复习学过的东西。而近些年，科学家开始在小白鼠身上做试验，看能不能在睡眠中教会他们一些新东西。

这篇《夜校》介绍了一系列科学试验，而作者的担心是，如果我们能控制自己的睡眠，把睡眠用来自我提升，那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混乱而忙碌的世界中，良好的睡眠是最可靠的安慰，我们真地需要把这生命的三分之一用来读书吗？

有一个笑话，说小明第一天上学，放学回家后，妈妈问他：“小明，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小明回答说：“还不错，就是学的不够多，明天还得去。”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小明还不知道，他要学的东西非常之多，明天要去，此后千百个明天还要去。从读到《生命的三分之一》，到读到《夜校》，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养成了夜读的习惯，不过，读的时间越来越短，拿起一本书看几页就昏沉沉要睡去。有许多夜晚非常焦虑，为白天的工作焦虑，为睡不好觉焦虑，不为什么事就平白无故的焦虑。从夜晚的阳台望出去，街上灯火通明，远处的高楼上，霓虹灯和大屏幕闪烁，深夜的电视里有本地的娱乐节目和英国的足球赛，手机里有专供夜宵的app，我们可以向夜晚借用很多时间，不睡觉似乎象征着“不老”和“不死”。

弗吉尼亚大学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白昼将尽：旧时代的夜晚》，书中说，电灯发明之前，人们夜晚的睡眠通常分为两段，黄昏过后几小时就睡觉，夜半时分会醒来，他们点燃煤气灯，吃点儿东西，或者读书写作，倦意来袭，再次上床睡觉。据说，作者做了十六年的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来证明以往的人们一夜可以享受两次睡眠。但我非常怀疑这个睡觉模式的普遍性，如果人们能享受一场完整的十小时的睡眠，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其间要清醒一段。

有数据说，20世纪初，美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是10个小时，上一代人的平均睡眠时间是8小时，今天的美国成年人，平均只睡6.5个小时。我不知道咱们这里的统计数字，但我隐隐觉得，在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里，睡得少，精神抖擞，是成功者的标志，彼得大帝、拿破仑只睡三五个小时，乔布斯夜里会冥想，那是最具创造力的时刻。一方面，工作侵占生活，生活侵占睡觉，我们渴望睡觉；另一方面，夜晚乐趣多多，没有夜晚的独处，几等于丧失自我，我们不想睡觉。在这个想睡和不想睡的缠斗中，我们又晚睡了一个小时。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著有一本《24/7》，这个符号是一部分人的工作模式，克拉里说，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这让我们得以从欲望的泥沼中解脱出来。这是纷繁思绪中的一次豁免，一次释放。“白天我们摄入的东西会在睡觉时代谢掉，睡眠还可以排泄把人淹没的负面情绪：焦虑、恐惧、怀疑、觊觎、朝不保夕的忧虑或一夜暴富的妄想。”他说，睡觉是对抗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革命行动。

周五晚上，我八点半到家，吃了饭，买了一张十点二十的电影票，去看007。一点到家，回工作邮件。一点四十五，上床睡觉。我不想在睡梦中学习或提升自我，只希望能睡到七点四十五，其间六个小时没有梦，没有记忆重播，似乎能从现实世界中逃离。

与战争和宗教纠缠一生的塞林格

“我感到羞耻。我厌倦了。我厌倦于自己没有勇气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厌倦了自己和所有那些想惊天动地的人。”

1月27日，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忌日。2010年，91岁的塞林格去世。

去年1月，出版人老六问我，能否翻译一本塞林格传。我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自然想做一件实在的事情来怀念这位作家。今年1月，我和一位叫老菲比的同事翻完了这本《塞林格》。通过翻译这本书，我对塞林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线索：二战和吠檀多教。二战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宗教给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宁静，但杀掉了他的艺术。

塞林格及其名著《麦田里的守望者》

1946年，塞林格就从毛姆的小说《刀锋》中读到了吠檀多教，那本小说解释了吠檀多教的一些核心概念。在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前，塞林格已经结识了一位禅宗内行修行者，并曾去位于纽约北部的千岛群岛地区的禅学中心进行冥想训练，他甚至想过出家为僧。1952年塞林格在阅读《罗摩克里希那福音书》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深刻变化。塞林格越来越沉浸于吠檀多的超脱、禁欲、因果、轮回重生思想。有分析说，塞林格从初次接触吠檀多到2010年去世，他的人生遵循着被称为“阿室罗摩”的四个行期。

1944年的塞林格

梵行期：即学徒期。学徒应独身、禁欲，不得杀生，尊敬师长和父母，潜心研读经文。塞林格在他人生中的这一阶段，上学，给小杂志写东西，之后上了战场。

家住期：即居家期。在此期间应当结婚、建立并供养家庭，为社区做贡献。塞林格在科尼什镇买房、结婚，生养了两个小孩。他和妻子1955年在华盛顿的一所印度庙宇中开始学习克利亚瑜伽、曼特罗箴言，一天做两次调息吐纳练习。战争给他造成的创伤太深刻，以至于他不得不用宗教来指导自己结婚、生子、工作等重大决定，不仅如此，他需要把自己人生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权威。事实上，他已不再是自由身了。

林栖期：当一位居士的儿女已经离家，而他也已日渐衰老，不能再为社区做出实际贡献时，便应当退出社会，遁入森林，他之后的职责是潜心修行。对塞林格而言，这一阶段似乎开始于46岁。1965年起，他不再发表小说，开始为吠檀多的最后一个阶段（隐遁）做准备。1973年，他给一位“大师”写信——“在感官欢愉的丛林中蛰伏着一头名为思想的巨虎。渴求自由的人们啊，绝不要到那里去。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贴近真理了，然而在我清醒人生的每分每秒，我却放任自己在那头老虎的穷追猛打之下苟延残喘。”

遁世期：在这个时期，修行者应弃绝世界，成为一个游方僧，并做一个受社会尊敬的精神领导。放弃世界，人才能成为一位遁世行者，一个神圣的人。在这个阶段，写作已经不再可能，出版和发表作品就更无从谈起。

自《麦田》之后，塞林格的写作越来越倾向于传播宗教概念。他有两大绝技——写聪明的青少年，让他们对话。自《麦田》后，他笔下的孩子说话越来越玄。文字中不断出现对耶稣、圣弗朗西斯、佛陀、罗摩克里希那、维韦卡南达、老子、慧能等人的引用和称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是反等级制度的宗教先知。在《特迪》之后的作品里，宗教在他小说人物的生命中从一个单纯的影响因素或辅助力量一步步发展为唯一的核心，甚至到最后，作品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来传递神秘的宗教教理。他有意留下了一条有关吠檀多观念的线索，希望能引导读者去深入研究。

《特迪》发表在1953年1月31日的《纽约客》上，10岁的特迪主动迎接自己的死亡，让姐姐布波把他推下了空游泳池。特迪的许多想法明显有吠檀多色彩。《弗兰妮》发表于1955年1月29日的《纽约客》，弗兰妮在故事中时常说出塞林格式（吠檀多式）的台词：

——仅仅是喜欢人，让我厌倦极了。我向上帝祈祷我能遇到一个我可以尊重的人。

——自我、自我、自我，烦透了。

——如果你不停地念诵神的名字，就会有事情发生。即使在印度也是这样，在印度，他们让你默念“唵”字真言，其实是一回事儿，而且会有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

作者的意图是让读者感受、理解并爱上弗兰妮，但我们至少还能“透过”她，经过她，读到她的内心。此时我们还不需要把她看做一个神格。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成了一位开悟的智者，自杀前试图向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传授某些关键思想（这几个年轻人则被困在了演艺、写作、教书等低级活动中）。塞林格的答案几乎全部借西摩之口说出，这些答案无一不来自于吠檀多思想。到了《祖伊》，小说已经变得很无趣。《西摩：小传》，已触到可读性、逻辑和意义的绝壁，而《哈普沃思16，1924》（刊于《纽约客》1965年6月19日）纵身跃入了深渊。其中对宗教智慧的传达已经压制了对现实的呈现，年仅7岁的西摩独自唱起了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咏叹调。巴迪用打字机为我们敲出了西摩那封不可思议的信——“印度的维韦卡南达写了《王瑜伽》和《奉爱瑜伽》两本令人动容的小书，很方便携带，最适合像我这个年纪的任何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装在口袋里。维韦卡南达是本世纪我见过的最激动人心、最具独创性和高超智慧的伟人。记住我的话，在我有生之年，我对他的爱戴永远不会被冲淡或耗尽。我随时都愿意奉献十年甚至更长的生命，来换取同他见一面的机会，在加尔各答繁忙的大街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同他握一握手或则仅仅是跟他打个招呼。”这一段，字字都是圣徒言行录。

塞林格这些传教小说大多失败了，它们很少获得关注。在他去世之后，人们整理他的遗作，摘抄他的名言，流传最广的一段来自《破碎故事之心》——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莱斯特小姐。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世间吊诡之处在于，作家拼命深刻，但读者还是会把你弄成个小清新。塞林格似乎就应该这样，写写咖啡馆，写写女大学生的扯淡。吠檀多作为神经兮兮的弗兰妮的精神装饰品还可以，但我们可不想真的献身于吠檀多，过一种弃绝的宗教生活，我们顶多像弗兰妮那样发发小资产阶级的小牢骚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感到羞耻。我厌倦了。我厌倦于自己没有勇气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厌倦了自己和所有那些想惊天动地的人。

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女子

第三章 异端的权力

贪图官能享受是人最危险的性格

国际足联就像一个黑社会

2002年韩日世界杯，我追随中国队看了三场小组赛。我们这个球迷团里有一位四川大哥，手头比较阔绰，一早就交了“房价差”，别人睡双人间，他睡单人间。韩国有些酒店，睡的就是榻榻米，进屋脱鞋就算上炕了，两人一间呢，各找一个角落睡下，反倒有安全感，四川大哥总是独自一人睡在地板上，白天的时候就不断问导游：什么时候我们能睡床上啊。中国队踢完三场比赛，打道回府，我们也从首尔（那时还叫汉城）回北京，酒店去机场的路上，看见韩国球迷正在布置晚上的观赛现场——他们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是葡萄牙队。当时我以为，韩国未必能战胜葡萄牙。后来的事情证明，足球充满奇迹，韩国小组出线之后，还打败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我还能回忆起，意大利球员向厄瓜多尔裁判莫雷诺诉说冤屈时，我作为一个球迷所感到的震惊。而西班牙队的两个进球被埃及裁判甘杜尔吹掉，我感到的就是恐惧。我知道西班牙人不可能赢球，我看见了巨大的不公平，此前，我也曾目睹或耳闻各式各样的非正义与不公平，此后，我还是会见证许许多多的非正义和不公平，但是，那一次，当权者可以在数亿电视观众面前表演他们的交易，同时，一国民众也可以把抽象的“公平”观念抛在脑后，为一场胜利忘乎所以地欢呼。十二年后，曾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郑梦准接受采访，记者问他，当年是否运用权力，安排韩国队进入四强？郑梦准回答：如果我可以，为什么不呢？

（2002年6月18日，日韩世界杯1/8决赛，韩国Vs意大利，厄瓜多尔主裁判莫雷诺将意大利核心球员托蒂红牌罚下，意大利队员抗议其判罚。图片来自CFP）

那两场巨大的不公正的比赛，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得到了“补偿”。2006年，意大利队在德国拿到世界杯，2010年，西班牙队在南非拿到了世界杯。重提甘杜尔，不过是因为这几天国际足联有一番新的热闹。美国FBI介入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布拉特宣布辞职。卡马乔旧事重提，这位当时的西班牙主帅说，布拉特2002年没有到场观看任何一场韩国的比赛，布拉特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不愿意让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指着他的鼻子骂。在谈到布拉特连任FIFA主席时，卡马乔说，“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一切都是内部操作。”

贪恋权力的布拉特还是辞职了。“国际足联就是一个黑社会。”球迷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黑社会处理事情也讲究技巧，韩国日本曾为世界杯申办打得不可开交，大佬决议，日韩合办，算是化解了一次危机。欧足联前任主席约翰松对昔日的阿维兰热、现任主席普拉蒂尼对今天的布拉特，都有一番角力，球迷所盼望的，不过是这个黑社会组织能有一个相对开明的黑老大。那些处于“足球边缘地带”的亚非拉球迷知道，能相对公正一点儿的“老大”可能还是来自欧洲。贿赂的丑闻总和亚非拉的委员们纠缠。

布拉特辞职，卡塔尔世界杯主办权将如何处置。尽管欧洲俱乐部如拜仁、联赛如英超联盟，对冬天的世界杯颇为埋怨，但除了抱怨，也没看到欧足联还有别的什么招。我们没有看到“腐败”，但我们都知道，“丹麦王国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七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似乎有一个“倒计时”，滴滴答答地发出嘲笑之声，看着国际足联能有什么办法改正他们犯下的错误，看看他们会在这个错误下达成一个怎样的妥协。

这场“反腐”也不会追究十三年前的“黑哨”，非正义与不公平会被淡忘，老球迷向年轻一代球迷诉说前尘往事时，也不再悲愤，那本该是一件耻辱之事，却因为操办得过于醒目，当事人毫无愧疚，而变得符合程序。我们曾看见巨大的不公正，当时痛彻心扉，而后想起来，只有隐隐的痛。我们不敢奢望，以往的不公能得到清算，只是希望，以后的不公正运行之时，不要有太浓重的阴影。

终有一死

【一】

北京天气最好的那个下午，我去“北医”参加一本新书的发布会。那本书的作者是阿图·葛文德，书名叫Being Mortal，主办方预留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这个书名如何翻译。

[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

葛文德是美国的一位医生，经常在《纽约客》写文章，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他的前两本书《复杂》和《更好》，都已经有中文版，封面是一位白人医生戴着听诊器的胸膛，像“豪斯医生”或“实习医生格蕾”的剧照，书名叫“阿图医生第一季”、“阿图医生第二季”。中文版准确捕捉到了阿图·葛文德越来越流行的气质，而这本Being Mortal过于严肃。

几年前，葛文德医生的爸爸老葛文德先生（也是一位医生），被查出患有癌症，经过一番治疗，老葛文德去世，葛文德就以父亲就医、终老、入土的过程为素材，写就了这本Being Mortal，副标题是“医学及临终要事”，此书去年在美国一出版，就大受好评。引进国内，照直翻译，书名应该是“终有一死”或者“人之将死”，但这两个名字都太晦气，出版方一番商议，定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名字——“向死而生”，副标题叫“在医疗的尽头，有些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

题目绕不开“死”字，我们知道，病人一到进入临终阶段，治疗方式的选择权往往已经不在病人的手上，家人拼命要延长病人的生命，可对于依赖呼吸机、插管的虚假生命及其对病人的折磨却缺少认识。葛文德医生这本书，简而言之，就是让病人和家属都对生死看开一些，让病人临死之前还能保证一定的生命质量。

发布会上，“北医”的王一方教授做了一番演讲。王老师说，全国的高校里一共有三位研究“死亡”的教授，其中一位前不久刚刚跳楼。一个人死了，周围人也就七嘴八舌议论两句，他的家人也未必有多么难过。

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讲的就是这么个故事。回来之后，我找出《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讲的是伊里奇平凡的一生，娶妻生子，当个小官养家糊口，忽然患病。家人起初还很关照他，但慢慢的，没有人能和他“共情”，他的生命之火在衰竭，别人却要旺盛地活下去，要摆脱这个累赘，伊里奇将死未死之时，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待他死后，他的同僚们不过要算计一下他留下的空缺将带来怎样的利益分配。对于我们这些在丛林社会中成长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算不上残酷，我们有时候只是不愿意撕下那层虚假的温情伪装，实际上心里冷冰冰狠叨叨的。

王老师幽默豁达，说起“北医”的一次医疗纠纷，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喝两瓶茅台，犯了两回病都被抢救过来，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干部的儿子不依不饶，对着大夫们喊，“我从来没想过我爸爸会死”。王老师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爸会死呢？不管你是谁你爸爸是谁，你应该一直想着，你爸爸会死。”是啊，不管你是谁你爸爸是谁，到最后，大家都Being Mortal。

【二】

那个发布会之后没多久，我就在《纽约客》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比利时的安乐死问题。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不管是写出来的作品还是没写出来只在心头激荡的作品，死亡都是一个巨大的主题。

故事的主角特罗耶女士，常年患有抑郁症，在她的日记中，她用颜色标记自己的情绪——做饭出了差错是“深灰”，男友太絮叨，情绪变为“黑”或“极黑”，当她做头发或骑上单车的时候，她的标记是“浅灰色”。

特罗耶女士从19岁开始就接受治疗，经历了好多位心理医生，不断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她本想当个历史学家，但威严的父亲让她学医，她最终的确以医学教师为业，但大多数时候又是病人。她23岁结婚，生有一儿一女，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婚。两年后，前夫自杀。她独自带孩子长大，她发誓要尊重儿女的个性，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特罗耶女士最快乐的时光是50出头，她有了新男友，变得容光焕发。她好像要从多年的阴郁中走出来，她的儿子汤姆生了孩子，特罗耶女士再度发誓要做一个好奶奶，那是2005年。

到2010年，特罗耶女士和男友关系破裂，她不再化妆，不再做头发，不再和朋友聚会，觉得自己又老又丑。她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儿子汤姆有了第二个孩子，埋怨母亲弃绝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母子两个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过半小时车程，但他们不再来往。而特罗耶女士的女儿，是一位远在非洲工作的人权律师，她的成长阶段全被母亲抑郁症的阴影笼罩，所以她几乎从不与母亲联系。特罗耶女士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她长年的心理医生知道这一点，但除了倾听，医生也无能为力。

2011年夏天，特罗耶女士注意到另一位医生，Wim Distelmans，这位狄医生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任教，世称“杀人名医”，已经帮助上百位病人实施安乐死。2011年9月，特罗耶女士去狄医生的诊所“看病”，4个月后，她给孩子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她已经受够了抑郁症的折磨，打算在狄医生的帮助下实施安乐死。女儿回信说，她尊重母亲的决定，尽管这决定会带来伤害。儿子汤姆有了第三个孩子，正忙活照料孩子，他知道自杀的念头一直在母亲心中闪现，他认为狄医生不能未和家属交谈就给病人实施安乐死，他没有回应母亲的邮件。

2012年4月20日，在收到母亲电子邮件3个月后，汤姆收到了特罗耶女士的绝笔信，母亲告诉他，她计划在4月19日实施安乐死，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母亲把家里的钥匙留给了儿子。也就是说，收到信头一天，母亲已经死了。

汤姆赶到母亲家中，他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母亲的家门，屋里有孙辈的照片，有一儿一女的画像，抽屉里有写好的给各位朋友的告别信。特罗耶女士说：“我很想念我的孙子们，不能看着他们长大，让我倍感伤心。”汤姆得知，在去医院实施安乐死的路上，特罗耶女士有说有笑，非常轻松。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母亲安乐死的事实。

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是头几个宣布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而瑞士早在1942年就允许协助自杀。在瑞士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并不是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而是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丧失控制。“安乐死合法化运动”也许在鼓励这样一种想法——与其在病床上等死，还不如杀了自己。

在比利时，许多实施安乐死的病人身患癌症，但也有些病人或是由于厌食症、自闭症，或是由于身体残疾、又聋又瞎，选择了安乐死。（自闭症患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如何决定自己的生死，这个问题在《纽约客》的报道中没看到讨论。）2013年，狄医生曾帮助一位变性手术的失败者实施安乐死，那位男性说他看到镜子里的怪物无法接受，遂决定告别人世。

一位比利时医生说，他每年要实施8次到10次安乐死，他担心的问题是，自己的谈话方式会怎样影响病人的决定，“我用了七年的时间学习怎么做医生，怎么治病救人，现在我做的事情却截然相反。”

【三】

《纽约客》那篇文章比较长，以上只是简短介绍。其中的伦理问题也过于沉重。不妨介绍一篇我半年前看到的另一篇文章。那是《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题目叫“我们都活到100岁会怎么样”。

文章说，从1840年起，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每年都会增加三个月。1840年时，瑞典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岁，现在已经达到83岁。美国差不多也是同样的趋势。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7岁，现在则达到79岁。如果人的平均寿命继续每年增加三个月，那么到本世纪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8岁，而到世纪末时，将达到100岁。

从全球范围看来，寿命延长的趋势并未因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而有显著增长，亦未因战争与疾病的爆发而有明显下降。全球预期寿命的图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平稳上升的自动扶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这个趋势都保持稳定，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都在乘坐这部电梯。

这篇文章的作者去巴克研究所采访，那里的科学家已经将实验室中蠕虫的寿命延长了五倍。密歇根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都在研究延缓衰老的方式。2013年，谷歌投入巨资，成立“加利福尼亚生命公司”（Calico），专门从事长寿研究。将未成年老鼠的血液输入衰老的老鼠体内，寻找可能存在于其他哺乳动物身上的延长寿命的DNA，每个研究部门都有自己的方法，但作者发现这些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点：大多身材瘦削，上下楼时都走楼梯，午餐就是苦行僧的斋饭——只有水和蔬菜三明治，没有碳酸饮料，没有小饼干。有一些研究者很少吃午餐，每周却要跑30公里。

由此说来，要想活得长，目前最靠谱的做法还是少吃多运动。心理学家说，对于人终有一死的意识，人类有三种机制来维持自己的理智——宗教（上帝会拯救我），浪漫主义（爱是永恒的），创造性（我的艺术将会不朽）。千百年来，我们就靠这三样作为应对死亡的解决方案。现在，科学家、硅谷的冒险家和投资者在试探第四种解决方案——将衰老和死亡视为一个问题，一种疾病，用技术和财力加以解决。

几年前有一本书叫《长恋此生》中（Long For This World），书中主角奥布里·德·格雷是剑桥大学一位自学生物学的计算机博士。他坚持认为，永生是最基本的天赋人权，也是人类生命最美好的形式，他终日狂饮啤酒。在衰老作为一种疾病被“治愈”之前，啤酒就是他的青春之泉。2000年，他在硅谷的山景城成立了玛士撒拉基金会（玛士撒拉是《圣经》旧约中最长寿的人，活了969岁），向“衰老”发起了一场世纪之战。这种极度的乐观主义让他得到了一些硅谷大亨的支持，包括彼得·泰尔。

正值盛年的彼得·泰尔投资了15个与长寿研究有关的公司，他认为“不平等的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活人和死人间的不平等”。在一篇题为《关于死亡的问题》的文章中，彼得·泰尔写道，“现代人不再相信过去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也无法再将死亡当作生命的事实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新的世界。”

奥布里·德·格雷的长寿研究走的是工程师的路线，他认为，人之所以会衰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不断累积的“垃圾”导致，比如皮肤胶原蛋白在细胞外互相交联纠结，形成皱纹；衰老的细胞堆积在关节软骨组织，造成退行性关节炎；胆固醇在动脉中沉积下来形成脂肪沉积，造成心脏疾病；衰老就是一场垃圾灾难。如果我们能找出所有引起人类组织器官衰老的“垃圾”，而后为它们设计清理方案，就能阻止疾病发生。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工程化抗衰老策略”。

许多长寿研究方法，都适合出现在科幻小说中。但悲观主义者也大量存在。《大西洋月刊》在刊登“活到100岁”一文的同时，还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我只想活到75岁”，作者艾泽科尔·伊曼纽尔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医学伦理系主任，同时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疗伦理及卫生政策系主任，他在文章中说，“活得太久也是一种损失。它令我们就算不至于完全残废，但也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这种状态就算不比死亡更差，但无非风烛残年，所剩无多。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性以及为工作、社会和世界效力的能力。它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最重要的，关于我们的记忆。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不再活力充沛、忙碌充实，而是年老体弱、无能无用，甚至令人可怜。”这位医学伦理专家用统计数字来分析，为什么75岁是一个适于结束的年纪，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也许他会把这个年纪推迟到80岁或者85岁。

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伦理专家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反对安乐死合法化以及医生协助死亡。通常想采取这些方式死亡的人所遭受的，并不是无法忍受的肉体之苦，而是抑郁、绝望以及失去尊严的恐惧。他们的身后人会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失败者。这种症状的应对方法不是结束生命，而是寻求帮助。一直以来，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让那些绝症患者在充满同情的环境里得以善终，而不是为极少数的人提供安乐死或协助自杀这样的死亡便利。”

【四】

我第一次听说Being Mortal这本书是在去年冬天，彭小华女士在美国读完这本书，给我所在的杂志写了一篇书评，并打听哪一家出版社得到了中文版，她说，这本书太好了，要翻译过来给中国读者。不到一年的功夫，《向死而生》中文版就要面世了。

阿图·葛文德笔法娴熟，将父亲的终老写成了一个背景广阔的故事。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几个细节，比如说，老人能否做到八项日常活动自理：如厕，进食，穿衣，洗浴，妆容，下床，离开座椅，行走。再比如，是否具有八项独立生活能力：自行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服药，打电话，独立旅行，处理财务。这几条内容，与医学没有太大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我们该怎样照料我们的父辈，他们能独立生活吗？他们该怎么养老呢？

书中写到一位老年科医生菲利克斯，他与失明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相伴相依，保持自己的活力，一直工作到82岁，这位老医生面对老年患者时，总会问，谁给你剪脚指甲？你能脱下袜子给我看看吗？这个特别的诊疗视角会关注患者的肌肉力量及平衡能力，也与患者的用药状况有关，实际上，这也是孩子应该关心的生活细节。

老葛文德本来是一位身体强壮的泌尿外科医生。2006年春天，他的脊髓里面长了肿瘤。他找了两位神经外科医生诊断，但没有做手术。直到2010年夏天，他觉得行走困难、有可能瘫痪的时候，才决定做手术。随着病情的恶化，老葛文德渐渐生活不能够自理，阿图·葛文德向父母提出，有两种养老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加入住家附近的自助养老机构，另一个是在家接受安养（善终）服务，有专业的护士上门来照顾。

老葛文德选择了后者。他在家中又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春天和夏天，在最后的那个8月的下午，家人给他擦身体、换衬衣，他坐上轮椅去看后花园，那里有花，有树，阳光明媚。他吃了芒果、番木瓜、酸奶。他打了吗啡止痛，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停止了呼吸。

直到去世，老葛文德都是一位印度教徒，他的骨灰要撒到恒河去，阿图要完成父亲的这个意愿，他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印度，他查询了印度教解脱仪式的程序，得知自己要喝下去三口恒河水，他知道恒河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查了恒河的细菌计数，他事先吃了抗生素，但还是感染了一种寄生虫。

阿图·葛文德温情的叙述中，有行医者的伦理讨论，有养老模式的介绍，也有一些医学概念应当成为我们的常识——1991年，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家医疗机构发起了一个行动，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和病人讨论临终愿望，认真填写一项包括四个关键问题的多项选择表：

1、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你想进行心脏复苏抢救吗？

2、你想要插管和机械通气这类治疗吗？

3、你是否希望使用抗生素？

4、如果不能自行饮食，你需要鼻饲或者静脉饲喂吗？

这个表被称为“生前预嘱”。我知道现在有些社会活动家在北京推广“生前预嘱”，而我们很可能都免不了未来的一场“艰难的谈话”，所谓“艰难的谈话”是指医护人员和家属与危重病人就其生存目标、治疗目标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愿意承受怎样的治疗选择而进行的谈话。这种谈话令谈话者痛苦、尴尬，故名“艰难的谈话”。在老葛文德病情恶化到不做手术就要瘫痪的时候，阿图和父亲进行了“艰难的谈话”。

——如果瘫痪的话，有些什么担心？

——怕自己会成为妻子的负担，担心不再能够照顾自己，不确定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

——愿意付出什么、不愿意承担什么？

——最关心的是跟人在一起，跟人交往。

——那就是说，只要能有人做伴，即使瘫痪也是可以忍受的？

——不。不能接受完全瘫痪、完全靠人照顾的生活。不仅希望能够跟人们在一起，而且还需要掌控自己的生活。

——瘫痪就需要24小时护理，然后是呼吸机和饲喂管——好像不需要这些，对吗？

——不！宁愿死也不要！

老葛文德在这场“艰难的谈话”中还在捍卫那个“自主”的概念，阿图医生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解释其价值——自主的价值，在于它所产生的责任，自主使得我们每个人根据某种连贯的独特的个性、信念和兴趣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塑造的那个自己。阿图·葛文德说，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可以做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故事有怎样的波折，我们都要努力保持生命的完整性。

机缘巧合，我在最近这半年看到了以上提到文章和书，生死严峻，构成了最为冲突刺激的人生故事。希望大家有机会能看看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著作，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知道医学的局限和可能。也许未来，人们平均寿命的电梯能上升到100岁，但我们还是得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终有一死。

一个独裁者的画像与遗产

一个人物的形象也会投射到一个地方，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茨威格曾对加尔文做过一番描述：这是一张没有光彩、没有快乐的脸。这个人好像用警觉窥视的眼睛盯着你每天的起居。他惯于苦行僧的生活，身上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极度孤独。他从少年时代就穿一身黑，他只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穿着一身履行职责的黑色长袍而加以敬畏，不愿意别人将他视为一个兄弟加以爱戴。他严酷对待世人也严酷对待自己，管束自己的肉体，夜间睡眠三小时，最多四小时，白天非常简单地进餐，从不散步，从不娱乐，他认为，贪图官能享受是人最危险的性格。

当年读《异端的权利》，加尔文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个阴郁冷酷的独裁者，16世纪的日内瓦是个无趣的地方，在加尔文的管束之下，裁缝们不得制作款式新颖的衣服，各种有金刺绣、金丝带、金纽扣的衣裙统统被禁止，珠宝匠改行做钟表（这倒使得日内瓦日后成为瑞士钟表业的中心），男子不得留长发，女子发型不得有弯曲的发卷。轿子和马车不能在日内瓦使用，宴会不得上太多的菜，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对禁止，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禁止印刷任何书籍，也不得给国外写信，禁止各种形式的艺术——圣徒的画像、雕塑和音乐。凡是能让生活显得不那么单调乏味的节庆一概被禁止，不得谈论公共事务，更不许有思想自由。市民在监视下生活，每星期都要去听布道。在茨威格笔下，加尔文是个专制暴君。对于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一首汉语诗歌就是写这样的人——多多的《致太阳》——

给我们家庭

给我们格言

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

给我们光明

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给我们时间

让我们劳动

你在黑夜中长睡

枕着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洗礼

让我们信仰

我们在你的祝福下

出生然后死亡

查看和平的梦境、笑脸

你是上帝的大臣

没收人间的贪婪、嫉妒

你是灵魂的君王

当年加尔文布道的圣皮埃尔大教堂仍耸立在日内瓦老城中央，教堂中没有圣像，灰色墙壁上不见任何装饰物，教堂中央安放着一把木椅，据说是500年前加尔文布道时坐过的椅子。沿钟楼台阶而上，到达教堂顶端，日内瓦城全貌尽收眼底，湖中的大喷泉如一把竖立着的弯刀。作为一个旅游者，我在日内瓦城中看不到什么和塞尔维特、卡斯特里奥有关的纪念物，而加尔文、法雷尔、贝扎、诺克斯的四人雕像耸立在巴斯蒂恩公园，这座宗教改革纪念雕像，奠基于1909年加尔文诞生400周年之际，竣工于1917年。法雷尔和贝扎曾协助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宗教统治，诺克斯则将加尔文的思想传播到苏格兰。这几个人的事迹在《异端的权利》一书都有零星记载，书中最血腥的场面，则是加尔文将异见者塞尔维特烧死。1553年10月26日，日内瓦行政公署一致投票，判处塞尔维特火刑，10月27日上午11点，囚犯塞尔维特被押出牢房。他被处以火刑，原因是他反对三位一体论的教义，在神学问题上与加尔文有很大的争执。

《异端的权利》一书，旨在宣扬这样一个道理——异端分子不能用人为的暴力加以镇压或者遏制，持有异见者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已，不能用尘世的火和水将其消灭干净。这本书的英文版叫《异端的权利》，德语版叫《良知反抗暴力》，暴力一方是加尔文，良知一方是被加尔文驱逐出日内瓦的教师卡斯特里奥。卡斯特里奥坚称，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思考的真理，永远不能被判有罪。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在16世纪，为了基督不被亵渎，从西班牙到不列颠群岛，有无数异端分子被烧死。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被各种自称唯一正确的教会和教派拖到刑场烧死、斩首或窒息毙命。

加尔文处死塞尔维特之后，卡斯特里奥先是撰写了《论异端分子》一书，继而撰写了《驳加尔文书》，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对国家的政权负责，人的思想意识不属于国家暴力机构管辖范围。他的一段名言传诵至今：“杀死一个人从来不是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一个人。当日内瓦人处死塞尔维特时，他们并没有捍卫任何教义，而是把一个人当牺牲品；况且，人们要表明自己的信仰，并不是通过烧死另一个人，而只能通过自己为了信仰被别人烧死。”卡斯特里奥1554年8月开始撰写《驳加尔文书》，此书一直以手稿方式流传，直到1612年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茨威格大量引用卡斯特里奥的著作，并引用加尔文、贝扎等人的书信与论文，呈现出当年良知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茨威格说：“不管我们如何称呼这样一种始终对立的两极，称呼为宽容与不宽容，自由或管束，个性与划一，良知与暴力，其实都无所谓。这些称呼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最内心最个人的选择：是人道宽厚重要还是政治事务重要，是通情达理重要还是拘泥于条条框框重要，是人格重要还是趋炎附势重要。”

茨威格极富感染力的文笔，将加尔文描述为一个暴君。后世的写作者曾批评这本著作——“茨威格将加尔文描述成使用铁腕统治不幸的日内瓦人民的专制领导者，这也许更多出自茨威格的想象和反独裁的立场。他更有可能把自己了解的罗伯斯庇尔、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形象与加尔文糅合起来。”茨威格描摩的加尔文到底是否准确，新版本《良知对抗暴力》的附录中有详细的介绍。要更多地了解加尔文，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博物馆是一个好去处。博物馆就位于大教堂旁边，原址是1536年修建的圣皮埃尔修道院，博物馆以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开端，讲述法国的宗教战争，加尔文与日内瓦，19世纪的宗教改革，新教思想的流变，结尾处是一组美国史诗的图片。加尔文的思想塑造了一批遵守纪律、努力工作的清教徒，他们成为优秀的工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此中关联有详细论述。像我这样对宗教并不熟悉的人，在这间博物馆中得到的乐趣有限。

我去日内瓦之前，特意找出《良知对抗暴力》复习了一遍，及至到了日内瓦，才知道加尔文在那里留下的一处重要遗产是加尔文中学，从16世纪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Restaurant at Hotel de Ville，吃当地一种叫Longeole猪肉香肠，点一款当地啤酒，侍者把酒端上来，赫然发现，那啤酒叫Calvinus，茨威格描述过的加尔文头像就印在酒标上，那是西班牙画家苏巴朗的画作。阴郁的加尔文在酒标上侧目而视，看着安逸的人民喝下去一瓶又一瓶啤酒。

一出历史剧的构思

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构思过一个历史剧，叫《奥古斯都封神记》，这出戏是说罗马的贵族院要颁给奥古斯都一项比皇帝更高的荣耀，投票通过，让他活着的时候就成为神，与众神同列。剧本开始时，两个警卫在讨论，如果皇帝成了神，那他们这些卫队就会是神的守卫者，跟着变得神圣起来。奥古斯都自己呢，想当神，但又放不下人间的俗事，他以为“封神仪式”是自己一生的高潮，他的权力将由此得到巩固。这时候有个叫西拿的人，想杀掉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想，如果我被杀掉了，就真的成了神，就万世不朽了，他答应西拿，死在西拿刀下，从而成为不朽的神。但实际上，他安排了卫士，要把西拿当弑君者严办。

这个剧本只停留在构思阶段，列维-斯特劳斯写得晕晕忽忽，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一生著作甚丰，却没有完成这个剧本，更别提上演了。

我一直想，替列维-斯特劳斯完成这个封神的剧本。时间呢，就是历史长河中随便一骨节儿。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皇上，一个是老相国，一个是大将军。皇上治理国家，治理得比较糟糕，老相国想了一招，把皇上封为神仙，反正全国百姓都把他当神仙，那他就当活神仙好了，老相国自己来治理国家。他和朝中众臣都商量好了，要在某座山上推举皇上成神。大将军驻扎在边陲，赶到山上去开会，一路上调查百姓疾苦，眼前所见全是悲惨状况，进了山，就要给皇上上一道奏本，批评他把国家治理得糟烂。

老相国呢，知道大将军的脾气，心想，这不是坏了我的安排吗？你一上奏本，皇上肯定着急生气，一生气就不当神仙了，要接着治理国家。戏里面有一段叫“老相国夜访大将军”，老相国劝大将军不要上奏本，有一段西皮原版：

…………………………

劝将军莫要上奏本

老臣与你说从头

今上本是神仙的命

喝酒写诗第一流

他治理国家有点儿乱搞

百姓官吏神鬼皆愁

老臣日夜思良久

怎么能断了他治国的念头

谋权篡位我不能够

禁卫军的刀剑惯取咽喉

反面意见他听不进去

顺毛驴只能顺毛捋

我想推举他成神仙

自此他逍遥多作诗

少管人间烦心事

世上都挂着他的像

人人都把他歌颂

盖世的神仙冠九州

粮食生产我们来管

莫让百姓再为吃饭发愁

这班思量我费时久

朝里的大臣我都搞定

你去面圣莫要多言

只管赞他是活神仙

架空皇上咱们得了手

再思量江山如何整治

老臣我奉劝大将军

忍得了一时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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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这里有一段西皮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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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说话言太差

不由将军怒气发

今上二十习弓马

权力斗争他是行家

你这番算计逃不过他的眼

神仙要当，国家他也要做主

我斩关夺寨功劳大

老相国你在功劳簿上查一查

我在圣上面前能说上话

老兄弟我的忠言逆耳却是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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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一番辩论，老相国没能说服大将军，他的谋划没有得逞。大将军批评了皇上，结果皇上大怒，把大将军发配，自己继续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