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人的悲歌

蓝博洲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共党人的悲歌 / 蓝博洲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86–4677–0

I. ①台… II.①蓝… III. ①张志忠－生平事迹 ②季沄－生平事迹IV. ①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780号

台共党人的悲歌

著者：蓝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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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书引用了较多历史资料，如信件、档案文件、已出版书籍等，为保持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引文部分有措辞欠妥之处均未修改，以存其原貌。所有引文内的【】内容皆为作者所增。特此说明。

序言

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汪晖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一书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一

蓝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辅仁大学法文系。这一年中美建交，岛内政治生态丕变，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另一场巨变的开端。1981年，在担任辅大草原文学社社长期间，蓝博洲邀请杨逵、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作家来学校演讲。杨、陈都是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人、非党的左翼人士。陈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间发生的、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杨逵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挖掘的、具有乡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与此同时，蓝博洲也偷偷阅读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作品。[1]通过地下流通的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他也接触到长期不能言说的“二二八”历史。正是经由这一摸索过程，蓝博洲开始用文学方式探索台湾现代史，踏上了重建台湾现代史与中国革命之历史联系的道路。他毕业于法文系，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岔道而行，将自己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之中。

蓝博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头。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进入了一个浪潮汹涌的新时期。就在那一年年初，蓝博洲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参与了关于“二二八”事件40周年的民众史专辑制作小组。同年7月，他在《人间》杂志发表《美好的世纪》，讲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郭琇琮大夫的故事，次年又发表《幌马车之歌》，将另一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锺浩东校长的生命史奉献于读者面前。台湾医生的抵抗传统、台湾革命者的悲壮奋斗，以及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构成了贯穿蓝博洲的文学和历史写作的主要线索。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试图通过被遗忘的历史的回溯向酝酿着巨变和激烈历史/政治争议的台湾社会发问。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马车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蓝博洲的作品遭受更多的可能是漠视、拒斥和有意识的遗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两岸分治局面的形成是台湾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意义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国共内战进入了一个以两岸分治为基本格局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从戒严令的颁布本身看出：分治格局事实上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台湾戒严令的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由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于1949年5月19日，并于次日实施，距离“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迁台约半年时间。在那之前，1948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于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国戒严令，台湾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离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较远的地区不在戒严令范围之内；1949年7月7日，代总统李宗仁还曾颁布过第二个全国戒严令，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退守台湾。实际上，《中华民国刑法》第100条（内乱罪）原本为1928年刑法草案内容，1935年1月1日正式颁布，但备而不用，至1950年台湾戒严时期开始实施，1992年修订。两份全国戒严令在大陆的迅速废止和台湾戒严令的漫长延续（38年又56天）之间有明显的连续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巨变和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命运。

其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岸进入冷战时期。伴随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琉球成为美军在远东的最大军事基地，台湾与韩国、南越成为美国推行亚洲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遏制红色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由于这一陈映真称之为“双战构造”[2]的历史条件，两岸关系处于对峙和冷战结构下，但不存在类似朝鲜半岛那样的双重承认的国际政治。[3]实际上，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两岸的和平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党禁、报禁、出境旅游禁等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甚至许多并未真正卷入左翼运动的青年也惨遭杀害。戒严法颁布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和《惩治叛乱条例》等，1952年颁布（1958年修正）的《出版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停止集会、结社、请愿，取缔被认为“与军事有妨害”的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书、告白、标语及其他出版物。配合戒严法的实施，1954年又发起以铲除“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为目的的“文化清洁运动”。白色恐怖蔓延整个戒严时期，但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压最为惨烈，以致“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然而直至今日，戒严时期遭迫害的人数却仍然只能依据民间自己的统计。1992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开始在枪决地下党人的知名刑场“马场町”公开追悼死难者，初期能够掌握的死难者名单仅1010人。[4]另据陈映真估算，“1949年年底到1953年，台湾发动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白色恐怖’，枪杀了近5000人，把8000至10000人投狱。”[5]伴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如何面对和解释戒严时期特别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本应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关白色恐怖的调查并没有像“二二八”事件那样成为台湾社会的震撼性事件；实际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编织在“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叙述中，导致一般人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伴随两岸关系的转变，大陆和台湾如何面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在两岸的不同情势，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但同样没有成为反思的焦点。

在蓝博洲沿着杨逵、陈映真的左翼文学道路前行的时刻，台湾党外运动渐成声势。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迎来巨大变化，并在台湾引发激烈震荡。就在这一年，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一并被美国交由日方管制的，还包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均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这一事件在北美台湾留学生中率先触发了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是对中美关系变动的一种独特回应，并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同时爆发的“造反”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余波相互激荡，其中包含了左翼的、自由主义的、支持统一及极少数带有独立取向的多重成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是在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中产生的青年运动，它自觉不自觉地揭露了台湾对于美国的依附地位，冲击了五十年代以来的两岸冷战格局。在这场运动中，包括许多出身于国民党人家庭的台湾青年，通过重新审视红色中国的存在，开始了他们的穿越太平洋之旅。“保钓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两岸冷战状态走向终结的一个开端。

“保钓运动”是否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先声，这里暂且不论，但显然历史并非朝同一方向延伸。1978年12月16日，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与中国大陆建交，隔日，蒋经国颁布紧急处分令，宣布终止一切选举活动。12月25日，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在此前已经出现的各种台湾住民自决论的延伸线上[6]，提出“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1979年1月起，党外运动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直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党外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戒严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到来了。1986年9月28日，在蒋经国解除戒严前不到一年的时刻，由132人参与的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临时转变为组党大会。随后民进党参加了“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台湾从此进入了两党竞争的时代。在讨论“解严”问题时，多数学者将大批留学生返台、小剧场运动及文化讨论的活跃及蒋经国的开明姿态作为主要因素，这固然不错，但笼罩在被美国抛弃的怨恨氛围中，蓝绿两造很少有人意识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泽东为突破冷战两极构造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打破国民党戒严体制的关键因素之一。[7]若无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中欧关系的巨变，“保钓运动”、戒严时期的终结及此后台湾的政治变化能否以这样的速度和方式发生，是不能确定的。然而，戒严体制结束不久，历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的时期；在美国霸权体系之外寻找社会变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李登辉从制定和颁布“国统纲领”到完全弃之不顾，只用了3年时间（可以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为依据），恰是这一双重变迁的结果。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氛围中，台湾社会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获得了新的定位。

台湾党外运动是在“戒严时期”形成的反对运动，其中包含某些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但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台湾岛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殊少关联。此时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势力已遭剪除，命悬一线，唯有在“乡土文学”旗帜下和为数极少的左翼社会运动中，尚余继承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传统推进台湾民主的文化一脉，如同一个历史的地标，昭示着当代台湾的民主运动与近现代台湾民族民主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因此，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是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降冷战和内战共同造成的断层中产生的，对于不满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年轻一代而言，“戒严时期”的主要思想资源和活动空间来自战后在台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如今，当人们试图梳理台湾学生运动和民主思想的变迁时，也多半会追溯至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六十年代的《文星》、《大学》及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这个脉络的外部——或许是较内部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由美国传入的自由主义（虽然它的内部构成也较复杂），其特征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号召的同时，共享反共的意识形态。[8]

在经历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肉体消灭和残酷镇压之后，台湾的左翼又面对岛内政治生态的巨变和1989年后国际社会主义的衰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经济发生转型，资本向大陆转移，岛内劳工力量下降，阶级性社会运动尚未真正成长便面临衰落之势；由于李登辉的“国族打造工程”的收编作用，尽管环境运动、农运和学运等仍继续活动，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除了极少数敏锐的思想者和运动者，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海峡两岸的劳动分工及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而更倾向于从“统独”的角度读解两岸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甚至实际上不过是“独台”（如“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宣称）与“台独”之间的路线分野也被理解成“统独”斗争。围绕“统独”问题，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国家建设”，以及以此为中轴而编织新的台湾史，成为支配现实政治和历史想象的基本要件。

在新的语境中，左翼社会运动所针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逐渐转化，新的、以左翼的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经是由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等武装起来的、以留学欧美（尤其是美国）的青年学者为主的新生代。无论是思想资源，还是其置身的情境，均与此前几代人完全不同。在政治上，较之与台湾左翼传统的关系，这些新的运动与其批判对象的关系或许更为深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及“现代主义”论战、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九十年代的“野百合”学生运动，综合了泛左翼、自由主义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启了民主变革的历史潮流，但从九十年代初起，伴随蓝绿体制的巩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导方面已经被“统独”问题所裹胁，甚至直接针对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学生运动也不能幸免。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和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是对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回应，包含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及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却各以反两岸“大三通”和反两岸“服贸”协议为契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推动、台湾冀望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不但是一项新自由主义计划，而且包含着遏制中国大陆、赓续冷战格局的清晰意图，但在新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中虽偶尔有人触及，却从未深入分析，更谈不上纳入政治行动纲领。正由于此，这些运动向新方向的突围尚未展开，便在不同力量的驱使之下再入老“围城”。换句话说，从五十年代肃清以后，作为中国革命与亚洲革命之一翼的台湾左翼传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蓝博洲的“现代史考古”和“文学史钩沉”便诞生于这一语境中。他查阅档案，采访当事人，奔波于里巷坟头、乡村都市、台湾南北、海峡两岸，劳其心智、苦其行役，可谓艰苦卓绝。《悲歌》出版于2012年，但初稿于1994年3月16日即已完成，后经2007年3月16日二稿、2009年10月1日三稿、2010年6月6日四稿、2010年7月1日五稿、2011年1月25日定稿，前后历经长达17年的反复修订和增补过程。在酝酿、写作和修订这部书的近20年的时期里，作者出版了大量与“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相关的书，例如《沉尸·流亡·二二八》（1991）、《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1913-1945）》（1993）、《白色恐怖》（1993）、《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1994）、《高雄县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1997）、《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1998）、《人间正道是沧桑：苗栗县文学家作品集》（1999）、《吴浊流的文学原乡：西湖》（与林灵合作编写制作，1999）、《共产青年李登辉》（2000）、《麦浪歌咏队：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2001）、《天未亮：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2001）、《台湾好女人》（2001）、《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2001）、《藤缠树》（2002）、《红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湾客家人的社会运动》（2003）、《红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风暴》（2004）、《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难的高贵灵魂》（2004）、《二二八野百合》（2007）、《青春战斗曲：二二八之后的台北学运》（2007）、《消失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2008）、《战风车：一个作家的选战记事》（2009）、《老红帽》（2010）、《寻找祖国三千里》（2010）、《你是什么派》（2011）等。

由于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蓝博洲对于档案调查、人物采访、文献实录等形式已经驾轻就熟，他可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从一个看似偶然的青年自杀案开始，通过国民党档案资料、不同的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线索，剥茧抽丝，逐条比对，去伪存真，重建台共领导人张志忠、他的妻子季沄和儿子小羊的生命史。在对“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蓝博洲自觉地钩沉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重建这一文脉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之内在关系。在他的笔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鲁迅）、四十年代文学抗争（宋非我、简国贤、吕赫若、雷石榆、蓝明谷、吴浊流）、七十至八十年代乡土文学（陈映真、黄春明等和被重新挖掘的杨逵）的展开，如巨石压迫下的野草，命悬一线，不绝如缕，而在字里行间，作者踵武前贤，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传统的挖掘者、继承者和开创者的使命。这一文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长的生命之树，也是在岛内政治生态巨变、左翼文学传统边缘化的境遇中逆风向前的车轮，其前仆后继，宛如悲壮的史诗。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在历史断层中赓续文脉的努力，如何阐释蓝博洲以如此坚毅的方式呈现这一“为了忘却的记念”？

二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的形成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历史观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攫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则处于攻势。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的台湾史叙述是一个包含若干层次但并不复杂的叙述：最表层的部分是将台湾历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

以这一“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在台湾，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概念指称中国大陆，并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关系，是贯穿各主流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1954年签订的“《美中[9]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美菲协防条约性质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国、以条约规范台湾行为（如不允许主动进攻大陆）、以联防形式阻止共产主义渗透，最终造成了台澎主权未定的格局。[10]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湾人的命运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一口号本来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被转换为针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应，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外壳，“台独”运动和“独台”政治一直在“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台湾”等说法之间闪烁其词。换句话说，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与现代台湾为摆脱台湾殖民性（对于日本殖民统治而言的后殖民性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非但没有历史的联系，而且更是以割断或扭曲这一联系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的转变为契机，通过承认“双战”构造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前提的。如果台湾的自我定位是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的他者”衍生而来，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霸权性区域体制合理化，就是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骤。

正由于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台独”新历史观必须以“遗忘”蓝博洲所探寻的那段地底的历史为前提。这是蓝绿对立中的共识。从1895年《马关条约》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经历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为了从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自主地位的连续性，不惜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修订为“日治”时期，并作为教科书的标准用法加以推广，由此引发了台湾史研究中的“日治”时期与“日据”时期的命名之争。从日本殖民统治的角度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年的乙未战争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的第一时期，大致与残酷镇压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武官总督时期相重叠；1915年西来庵事件（第一时期最后一次汉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时期，大致与日本从大正民主时期迈向法西斯军国主义时期相重叠，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政策被概括为对台实行同化政策的所谓“内地延长主义”；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时期，即“皇民化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当局取缔自治性的社会运动、推进“皇民化政策”，以使台湾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后备基地。

但从台湾抗日运动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时代的分期则有所不同。从1895年至1915年，台湾人民以各种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武力反抗，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年台湾保卫战时期、1895年至1902年间由北部义勇军起义延及中南部响应的游击战时期，1902年屏东林少猫事件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装起义时期。台湾人民在整个武力抵抗时期的牺牲总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日军在台湾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战死的人数，远比甲午战争战死的人为多。至于台湾同胞惨遭日本军警屠杀的总人数，有学者据日方官书台湾宪兵史、台湾警察沿革志累积统计，总数约近40万人”[11]。这个数字远超台湾史上（包括战后）的族群冲突受难总人数。1915年以降，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终结，如1930年雾社事件就是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里程碑，但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的巩固，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还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转为文化抵抗。

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湾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蒋渭水（1891－1931年）是这一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蒋早年学医并关注中国革命运动，曾致电国际联盟指控日本妨碍中华民国统一。1921年，他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雾峰林家的资助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倡导民权启蒙运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后，蒋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台湾民众党。在蒋的左边，是岛内新兴左翼夺得领导权的台湾文化协会；在蒋的右边，则是与日本统治者妥协程度较高但仍追求台湾自治的林献堂。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夺取了岛内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蒋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台湾工友总同盟，并在斗争中日渐激进、左倾。[12]与蒋渭水并肩抗日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廖进平、杨元丁、黄赐等，后来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蒋时钦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内地；与国民党关系复杂的胞弟蒋渭川则列入捕杀名单，女丧子伤。

蓝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他串联起台湾历史的断续脉络。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的生命史。锺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枪毙处决的中共党员；另一重身份是蒋渭水的女婿、著名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异母弟。锺浩东年轻时不愿效命于侵华日军，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学，后于1940年携妻奔赴大陆参加抗日，在广东惠阳被误为日本间谍而遭拘禁待决，幸得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少将参议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东区服务队，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从事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们转赴广州，协助处理滞留广州的台胞返乡。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军人和医护人员。锺浩东夫妇等用台语和日语向他们解释台湾历史的演变及回归祖国后台胞均为中国国民的事实，安定其情绪。锺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锺浩东也是《悲歌》中的一个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张志忠批准了由台共党人吴克泰担任介绍人的锺浩东入党。相对于张志忠，锺浩东只是这一复杂的共产党人活动谱系中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环节。作者所以慨叹张志忠、季沄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位历史的失踪者恰恰处于这个活动谱系的关键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可以找到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道路参与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语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作者在书中已经对张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描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参照其他资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显示这一历史脉络的广阔与深厚。

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的台湾南部嘉义的一户赤贫农民家庭，1924年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与了翁泽生等人建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翁泽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后就读于集美学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时等早期共产党人任教的上海大学，1925年参与“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至1927年间在漳洲发展组织。1928年4月15日，他参与创建了以台籍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32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政府，送回台湾。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张志忠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嘉义地方负责人，并因此被日本当局逮捕。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是王万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万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在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转籍至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与翁泽生一样，1924年在上海大学就读，受到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1928年参与组织台湾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介绍，蔡孝乾与许多台湾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也是台共成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脱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

1932年，张志忠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又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并回台湾重建台共的党组织。侯朝宗（1905－1968年），嘉义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为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后潜赴大陆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宣传工作，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的新竹县长；1946至1947年，他负责筹备华南商业银行(由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而来)，并出任董事长，由此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悲歌》开篇叙述柏杨寻访刘启光，其根据便是后来被证实是张志忠、季沄儿子的杨扬自杀时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书。

也是在1932年，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关押，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装疯的方式获得假释后脱逃。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曾帮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战俘学习进步理论。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师团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区的一次战争中受伤被俘。八路军为其治伤，他还受到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慰问。此后，他发起组织“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并担任书记。1942年，秋山良照带领反战同盟成员参加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表现英勇，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评价。

1946年，张志忠秘密回台，并与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指导其工作。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和改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谢雪红（1901－1970年），台湾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补委员。1945年10月，谢雪红在台中组织人民协会等组织，后遭陈仪政府强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号召人民起义，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她的领导下，起义者攻占军营及弹药库，为嘉义、虎尾等地的起义军供应弹药，并于3月6日组建著名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起义失败后，谢于1947年5月经上海逃至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发之后，张志忠与许分一起前往东石，接管拘留所，释放犯人，他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组织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嘉义民众对警察武装实行缴械，并占领市政府。张志忠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嘉南纵队”，又称“台湾自治联军”。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坚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时30分，张志忠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45岁。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三

当代“台独”的主体性论述一方面以殖民主义霸权格局为前提，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这一论述寻找“本土”资源。如前所述，“台独”论述的历史资源之一是从日本的“华夷变态”衍生而来的台湾现代化（相对于“落后的”中国大陆而言）论。[13]用现代化论解释台湾殖民史（包括“日据”时期和战后美国主导的新殖民时期，现在则以更为精密的方式溯源至荷兰的统治）的效果之一，便是掩盖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殖民地的政治结构直接受控于宗主国，而在经济上则按照宗主国的劳动分工将殖民地社会建构成为围绕中心地区的边缘区域。殖民地社会没有主体性和独立性可言。一方面用现代化论包装殖民史，另一方面又将“日据”时期主张地方自治的民众运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乃至整个军事戒严时期的抵抗运动解释为“台独”的历史脉络，这些论述的真正动机是越过殖民主义历史而将这些反抗斗争嫁接到针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斗争之中。因此，如何理解“日据时期”台湾抵抗运动的自治主张、如何解释“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纲领，不但对于打破国民党和民进党相辅相成的历史叙述十分重要，而且也涉及如何评价台湾从日本殖民时代开始的、在战后逐渐达到高潮的抵抗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什么关系，它是中国革命的一翼，还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这个问题对于解释“二二八”事件也是至关重要的。1947年2月27日，因台北专卖局查缉员取缔烟贩而引发冲突。大批民众于次日发动大规模请愿示威，陈仪用司法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未能平息民众郁积已久的愤怒。当时国民党驻台军队军备不足，抗议群众冲击军械库，获得枪支武器弹药，形成了武装冲突的态势。“二二八”事件并非共产党人策动，而是源于当地民众对国民党恶政的自发反抗，但共产党人因势利导，展开有组织的武装和政治活动。根据国民党“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档案《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所载，“二二八”事件当时仅有70余名地下共产党员，1948年6月发展到约400人，到了1950年8月全面逮捕时，已经发展到900余人。[14]这一数字的变化清晰地显示出正是“二二八”事件促成了许多青年的思想转变。“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多为下层民众，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多为进步青年，大量无辜者特别是在台无亲无故的外省人受难。[15]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显示出针对国民党恶政的反抗运动经历了从自发到有组织的转化。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戒严时期，国民党将“二二八”事件渲染为共产党的阴谋和叛乱，而“解严”之后，民进党及独派则突出省籍矛盾，将其解释成为“台湾人的悲情”，并由此上溯至1895年以降的各种自治和独立主张。例如在解释“‘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其处分大纲中的“地方自治”条目时，他们有意识地突出了其中的自治和独立主张，甚至在左翼中也曾引起对于这些政治活动的怀疑。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台湾现代史中的自治运动及其主张呢？在“二二八”事件前及事件过程中，台湾历史上有过几次比较重要的独立和自治运动。除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及同时期各种争取自治的文化抵抗运动之外，还有三次值得注意的运动：第一次运动即1895年建立的“台湾民主国”。这一建国主张是由丘逢甲率民众代表向巡抚唐景崧提出，并得到后者及台湾国防帮办刘永福支持。1895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建立，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为国旗，唐、丘分任正副总统。“台湾民主国”实际上存在了几个月，其领导人因兵败被迫先后内渡，但汉人武装抗日运动却坚持到1915年。“台湾民主国”是在《马关条约》签订、清朝被迫割让台湾后提出并建立的，根本谈不上将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的问题。“台湾民主国”主事者们声言：“今已无天可吁，无人可援，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处理。”又说：“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台湾所有利益报之。”[16]当时深感“为民劫迫，无计脱身，权宜留此”的唐景崧也在其电文中说：“台民自立，万不得已，非此不足拒倭，免其向中国饶舌。且冀自立后或求外国保护，或求各国公评，但有一线转机，仍归中国，断不肯自居化外，换用旗式为开仗计。”[17]“台湾民主国”是抵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旗帜，与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或“台湾归属问题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等“台独”主张毫无关系。[18]

第二个“台湾独立运动”是1928年至1931年间由台湾共产党推动的。台湾先后有过两个共产党组织，一个是1928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老台共”，另一个则是日本投降后中共在台湾组建的省工作委员会。在第一个时期，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按第三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殖民地共产党组织隶属于殖民宗主国共产党，故建党初期的“台共”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当时日共甫遭“三一五”大检举，难以顾及台共的建党工作，故实际上台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委派化名“彭荣”的任弼时指导台共建党会议。[19]日本当局在1931年大肆逮捕台共党员，台共组织被迫停止运作，但老台共成员谢雪红、廖瑞发、杨克煌、苏新、王万得、林日高等以不同形式坚持斗争，终于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苏新的回忆，老台共先后在1928年与1931年提出两个纲领，都规定“台湾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独立’。”[20]两个纲领在修辞上有些区别，如台共成立时的纲领“第一条：打倒总督专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条：台湾民族独立万岁！第三条：建立台湾共和国”；而1931年的新纲领“第一条：颠覆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独立……第七条：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第八条：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相比于第一个纲领中“台湾民族独立”的提法，第二个纲领中的“台湾独立”少了“民族”二字。事实上，正如苏新所解释的，这两个口号并无实质差别，因为第一个纲领中的“台湾民族独立”的真意乃是将日本殖民者同岛内被压迫人民区别开来，其逻辑相当于第二个纲领所说的“国内各民族”，[21]而不是指区别于中国的“台湾民族”。更重要的是：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革命运动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最集中的政治口号”，所谓独立即“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在第二个纲领中提出的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也在建制上与当时正在江西苏区形成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相呼应。[22]

第三个被“台独”叙述利用，也为一些左翼力量误解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当代“台独”运动汲取情感资源、形塑认同政治的关键历史事件，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事件发生后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活动，尤其是“处理大纲”中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陈仪提议成立“处理委员会”，共产党人在积极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也介入了“处理委员会”的谈判斗争。而这些共产党人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就是才在岛内生根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处理委员会”包含左中右各派分子。在共产党员的领导和支持下，王添灯、林日高等左派人士取得了具有临时自治政权性质的处委会领导权，迫使官方代表退出。“王添灯、林日高是完全按照地下党的方针、指示进行了斗争的。”[23]“处理大纲”第三十二条提出“地方自治”的条款，引起了不同的解释。“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台共党人苏新在“二二八”事件后遭国民党通缉，先逃亡上海，又于同年转往香港，并与谢雪红等人共同参与创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担任《新台湾》丛刊主编。早在1948年，他便整理台湾革命运动和“二二八”事件史料，写成《愤怒的台湾》一书。[24]作为直接参与“处理委员会”筹划的共产党人，苏新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向国民党统治者要求自治，是为了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扩大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为了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不能和今天的‘台独’相提并论。我们说，‘二·二八’是‘反蒋’，蒋帮说是‘叛国’，‘台独’分子说是‘反中国’，哪一个说法对，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是最好的注释。”[25]事实上，“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后，延安《解放日报》旋即发表的《台湾自治运动》一文，也体现了中共当年的基本立场和策略：“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接收蒋政府财产，供作自治运动的经费，和建立民主的政务局，作为自治机关的初步，这些都是对的。除此以外，应该立即成立军务局，把武装的人民，组成台湾人民自治的武装队伍，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并指挥这些武装，为自卫和争取自治而奋斗。”[26]

但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变局之中，不同势力介入其中是不可避免的。2月26日，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其所提托管协定草案，并授予美国独力管理包括琉球在内的前日本殖民地的权利。[27]最初的托管构想来自开罗会议宣言，但台湾和澎湖列岛明确列入归还中国之列，即便其他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诸岛其时也并未确定由谁托管。3月1日，台湾岛内已有关于托管问题的报道，对于当地精英而言显然会产生暗示作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构成十分复杂。3月3日下午，台北市处委会委派林宗贤、林传克、吕伯雄、骆水源、李万居赴美领事馆，要求拍发电报；同日，领事馆收到一封由141名代表、807人签名的请愿信，内容包括要求“联合国接管台湾”、“切断与中国之政经关系”等诉求。[28]台大八位学生也于同日向美国领事馆请愿支持。我们可以从美国方面的判断来说明这些现象，并证明苏新的解释。美国于1946年春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美国方面在战争结束前即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海空军基地，台湾光复后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是美国方面蓄意散播的。[29]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1947年3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电文（四六八号）中引用了台湾领事馆3月3日来电，其中说：“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但相信如果当前政府采取军事手段，或不能满足从三月十日起要讨论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们将抗拒政府。他们将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陆上强加于台湾的非代表性权威政府。重大的经济脱序将难免，负责任的各部门担心继续不稳定会引来共产主义。”事实上，并非因为台湾人要求脱离中国（电文中明确说“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而正是由于担心长官公署的暴力手段会引发台湾民众倾向于“共产主义”，领事馆才建议：“在严肃考虑后，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以阻止政府军队一旦在台北被放纵的屠杀之灾难，而军队之获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来是立即的可能。美国的声望很高，而台湾人深切希望美国介入，他们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情况下，向南京交涉及联合国直接干预是合理之举。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陆上情况困难之际，藉此机会解脱严重和持续的军事负担。中国可以确保在台湾回复到一个台湾人享有大幅权利的负责任之中国政府时，有中国参加的联合国临时政府会中止。台湾人假设联合国的控制，还是以美国人为主。他们经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训练，也期望最后台湾政府由台湾人自己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台湾。非如此，在台湾发生内战是最可能的替代局面。”[30]

美国方面确曾劝告蒋介石不要对台动兵，但目的并非民主，而是试图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取对台控制权。这也可以从3月7日陈仪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证实：“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反动分子目前最大诡计是使台湾兵力愈单薄愈好。职三次广播对暴动事件从宽处置，对政治问题，省府切实容纳本省人，县市长可民选，多数人民均甚满意。但反动分子又造谣言，谓台人既毁击杀伤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会如此宽大……至美国大使馆方面，请其通知台湾领事，为顾及国际信誉，勿为台湾反动分子所惑。”[31]国民党当局对于美国的图谋心知肚明，却不敢公然抗拒，只能将人民起义归结为共产党的阴谋。3月18日，蒋经国在致电蒋介石中说：“新美派（指亲美派）──林茂生、廖文毅与副领事Kerr，请美供给枪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来，Kerr调有关。……独立派──新华民主国10/3成立，总统、军司令官未定，国旗已（陈松坚警务省长）。决定八日夜暴动，七日夜有二名学生被捕，搜出密件，有准备，国军倘迟一日，不可收拾（亦幸天雨）。……奉主席命，来宣慰，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为。”[32]最后一句“除C.P.[33]外，一概不追究”可谓画龙点睛。电文提及的廖文毅及其兄廖文奎后来在香港组建“台湾再解放联盟”，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直接授意策划的结果。司徒雷登曾向他们表示：“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34]

将历史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修辞连缀为一脉相承的“台独”主张不过是掩盖或扭曲历史的方式，根本问题在于这些自治运动、独立主张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何种政治目的、针对哪一个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丘逢甲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提出的“台湾民主国”、蒋渭水等人在日据时代一度参与的文化自治运动、台湾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提出的“台湾独立”口号，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提出的高度自治主张，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有机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独特方面。二十至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在“二二八”之后都认识到了这点。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苏新断言：“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台湾解放问题是绝不能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分开。必须站在中国革命的一边，台湾才能解放。”“离开‘中国革命’而另找台湾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35]今天，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变，重复旧的道路已经不再可能，但针对新的发展、探寻新的政治以克服“内战冷战双重构造”，不正需要重新探索、思考以承续先贤的传统吗？

就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运动远远地越出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范围。因此，第三国际建立伊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就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后移至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前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在后一个报告中，列宁指出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36]。提纲特别要求熟悉情况的人对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各地经验提出补充，并在第11条指出必须“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样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37]1935年，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提出建立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广泛的人民阵线的主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出执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政治和策略方针，并根据日益复杂的各国形势，提出应避免在各党的内部组织问题上进行一般干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的活动与其他争取民族民主解放的运动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蓝博洲的作品中，那些共产党人的思想起点多半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密切相关。1949年之后，两岸分隔的局面与美国直接主导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新的条件下，任何脱离对于冷战格局和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的分析而抽象讨论主体性或独立都不过是对地区和全球霸权格局的承认。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至今没有终结，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两极化的构造已在持续发生变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1962年，在持续多年的内部矛盾之后，中苏论战公开化，引发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辩论。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内政策，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国际政策，正是冷战的两极化格局发生变化的枢纽之一；而在台湾，由于日本在“日美安保协定”框架下侵占钓鱼岛，终于引发了以台湾的海外留学生为主的“保钓运动”。这场运动不仅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对钓鱼岛的侵占，而且锋芒所向，直指美国主导的、以《美日安保条约》等冷战协定为标志的区域秩序。这是两岸冷战格局发生变动的开端。

在《幌马车之歌》第二乐章，作者引用锺理和的《原乡人》中的一段话，突出了“原乡人的血”说法：

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没落的舅舅家，带了两份嘲笑，三份尊敬，五份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锺浩东〕如此，我亦没有例外。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是一个朴素的表述。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这一对于“原乡”的说法很容易被简化为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民族论述。但人们忘记了锺理和表述的复杂性：“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为什么他在谈论“原乡”时又说“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乡”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基本的范畴，对于“乡”的情感与民族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却可能转化为新的政治。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丘逢甲、蒋渭水、丘念台、共产党人的斗争以及与之同辈的台湾志士，他们中没有一个因“省籍”问题而陷入政治纠葛，且无一例外地投身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如果要用简略的语句描述二十世纪的这场悲壮的斗争，也许没有什么比“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更能恰当地概括这一时代的精神了。这三句话用“要独立”、“要解放”、“要革命”来表述国家、民族、人民，也显示国家、民族和人民并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能动的政治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每一个方面都以其他两个方面为前提。或许，锺理和的这个句子之所以能够打动蓝博洲和许多同道者，是因为他的朴素表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张志忠、锺浩东从抗日、反专制暴政，到最终走向左倾的道路，其实也正是这一历史脉络的延伸。

蓝博洲引用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语句“为了忘却的记念”作为结语的标题。时代发生了变化，纪念并不是为了重蹈革命之覆辙；但“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时表达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那场壮烈斗争的忠诚。在二十世纪的残酷斗争中，忠诚与背叛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张志忠、季沄、蔡孝乾、李登辉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审问。中国革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也是对一个日渐衰朽的社会进行改造的悲壮行动，对于革命的反思若抽去了这些前提，就只能转化为对于革命对立物的辩护。在后革命的时代，对于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一反思已经蜕变为嘲讽和唾弃，媒体上飘荡着省略了历史重量的、遮掩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衰朽腐败和内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那个时代争取解放的政治进程的“民国热”。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思考“台独”扩张的多重历史合力，否则便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原先并不认同“台独”主张的社会运动逐渐完成了向“台独”意识形态的转向，许多本无明确政治主张的人物在新的潮流中、在各色旗帜下，一拨又一拨地成为弄潮儿。若从那场革命的视角看，背叛已经在各式装扮中成为时代的精神。这是无情的颠倒。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如何理解忠诚与背叛？“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出的正是这一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在蓝博洲的笔下，张志忠、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的并不只是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且是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现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其中丘逢甲、蒋渭水、杨逵、张志忠、谢雪红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与台湾普通大众一道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谱系。“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38]1933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忠诚总是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归，如“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但每一次“记起”和“再说”必定包含了新的内容，正如锺浩东、张志忠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形势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一样。忠诚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价值判断的根源。在今天，台湾岛内两党政治的常规化、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双战”条件下形成的霸权构造，但新的形势对内战以来国共两党主导对话的历史格局形成了重大冲击。伴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和文化交往的深化，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更为广泛的对话，并形成共同奋斗的目标，以超越内战冷战的遗产，是必然的选择。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的时刻，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形成的政治制度深陷“代表性断裂”危机的时刻，是作为热战与冷战遗产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刻。这也正是“记起”、“再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遗产的时刻。“记起”、“再说”并非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创造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提供灵感与力量。对于那些以（被迫地）失去历史为起点的一代人而言，“为了忘却的记念”或许是为未来而重塑记忆的最后的契机罢。

作者近三十年如一日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精魂，不正是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重新提出关于未来的愿景吗？

2014年6月22日凌晨初稿、25日凌晨修订、28日定稿

鸣谢：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几位朋友的热心批评和建议。邱士杰先生不仅提供意见，而且帮助查核资料，甚至为我影印在京较难查找的文献。在此对邱士杰先生和其他友人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1]　台湾“《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出版物在发行时必须检送省保安司令部（后改为警备总部及地方警察局）检查，禁书包括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及左翼思想著作。

[2]　陈映真：“一九五〇年后，在东西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下，在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的条件下，台湾和中国本部分离……历史地看来，这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反控制斗争的力学关系的结果。”参看陈映真：《台湾史琐论》，《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10月号，第50页。

[3]　陈映真也借鉴了韩国知识界为描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而创制的概念“分断体制”，但不是全盘接受。用白乐晴的话说，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理解南北韩这两个不同‘体制’（亦即两组社会机构）如何复杂地在与彼此的奇妙缠结之中自我再生产”。“分断体制理论的前提是，若我们把南北韩的两个‘体制’孤立起来看，或将自己局限在‘体制’这个字的两种面向上而已（亦即只有作为世界体系和两韩各自的体制），那么朝鲜半岛上的分断情况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这座分断半岛上的现实，牵涉到南北韩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互相依赖及对立，此外还有外国势力的持续影响。”（白乐晴：《使超克分断体制运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见罗小茗编《制造“国民”》第一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白乐晴关于南北韩两个不同的“体制”在相互纠缠中自我再生产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的格局不同于两岸关系，也不建议在两岸关系的意义上使用分断体制概念，理由是“分断”和“体制”这两个概念都易引起误解：一、围绕两岸关系的国际承认体制不同于南北朝鲜；二、两岸人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其差异；三、两岸分隔是双战构造的绵延及后冷战秩序的巩固，但远未体制化。实际上陈映真本人亦未简单移用“分断体制”概念。在《一个“新史观”的破绽》（《海峡评论》82期，1997年10月号）等文中，他更常将“分断”（而非“分断体制”）直接同“国家”或“民族”之类的概念相联系，比方“分断祖国”、“分断民族”、“两岸分断”。

[4]　“今天，追悼会场上悬挂着一千零十一个名字。其间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僚友，也有生前互不相识的名字。有三分之二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台湾本地人，也有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的大陆同胞。”参看：林书扬：《五〇年代政治案件殉难者春季追悼大会声明（1995年4月2日）》，《林书扬文集》第二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另据台湾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截至2013年的统计，戒严时期的政治死刑犯名单为1061人。

[5]　陈映真：《在白色恐怖历史的证人席上发言──序王欢先生〈烈火的青春〉》，王欢：《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证言》，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陈映真在为蓝博洲《幌马车之歌》所写的序言《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中说：“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以后以迄一九五四年，在台湾进行持续性、广泛而残酷的政治扑杀运动……杀害了四千至五千个本省和外省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也将同样数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另据谢聪敏估算，戒严时期的被捕人数为29407人；而按王升的说法，处死人数占被捕人数的15%，即4500人左右。参看：陶涵：《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9－230页。

[6]　比方1964年，彭明敏与谢聪敏、魏廷朝共同起草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以及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所谓《人权宣言》。

[7]　这里没有篇幅全面讨论中美关系的改变对于亚洲区域关系的影响，也不能深入讨论这一改变对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和人民要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变带动了中日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变，而这一区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武装斗争也明显因此遭遇挫折并走向终结。中美关系的改变为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提供了条件，由于国际承认关系的改变，国民党的合法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在内政上做出妥协，并逐渐地向本土化方向发展。

[8]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早期党外运动包含某些社会主义成分，故其中一些人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1976年苏新之女苏庆黎主编《夏潮》(China Tide)，在戒严时期后期公然开启“左翼”的思想路线，其策略之一就是“出土”被遗忘的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陈明忠是支持《夏潮》创刊的灵魂人物，他在“二二八”事件时参加“二七部队”敢死队，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刑期十年，1976年又以通共、阴谋叛乱（策反岛内政治人物黄顺兴潜赴大陆）等罪被判死刑，后经海外保钓等组织的救援改判15年，1987年保外就医。陈映真等参与了该刊的编撰活动。蓝博洲中学时期受到《夏潮》“左翼”启蒙，后来亦曾任夏潮联合会会长。

[9]　指蒋政权，全文同。——作者注

[10]　该条约涉及范围为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不包括台湾当局实际治理的金门、乌丘、马祖、东引、东沙和南沙群岛。1979年美国以国内法形式颁布的《与台湾关系法》第15条也继承了“《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的上述范围。

[11]　许介鳞：《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6年，第17页；王国璠：《台湾抗日史》，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78年，第327页。又，陈绍馨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根据日本当局编著的台湾死亡统计报告，以1937年为例，发现台湾人的死亡率超过旅台日人死亡率的二倍以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36－38页。）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牺牲数字，伴随新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也出现了以“实证”方式递减牺牲数字的现象。这里尤其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数字本身，而是新的数据之争隐含的倾向和立场。

[12]　一生依违在左右之间的蒋渭水，最终接纳了第三国际的阶级立场及其“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理论，因此把“第三期”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眉睫”这类文字写入遗言。但因“无产阶级”一语过于敏感，故蒋渭水遗言在其逝世之后屡遭窜改，蒋渭水晚年左倾的真相长期遭到遮蔽。蒋渭水遗言的各种版本可参看周颖君（韩嘉玲）：《哪一个是蒋渭水真正的遗嘱》，《海峡》（台北），第3期，1987年，第28－30页。

[13]　“华夷变态”一语源自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林春胜、林信笃所编《华夷变态》(1732年)一书。这本书收录的是中日贸易的口述史料（“唐船风说书”）。在该书序文中，编者说满清入关后，“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存”，“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华夷变态”在直陈中国变为夷狄的同时，还指日本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进而获得了对于中国的文化优越性。

[14]　李敖审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正文第18页。

[15]　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约14－15万人，其中40%是所谓外省人，而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仅占15%。参看陈明忠口述、李娜整理编辑：《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14年，第262－263页。

[16]　参看王炳耀编，《中日战辑选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第67－71页。

[17]　《唐抚台来电并致各省（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未刻到）》，收录于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16页。

[18]　参看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261－262页。

[19]　郭杰与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李随安与陈进盛译，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第69页。

[20]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263页。

[21]　台湾共产党1928年纲领把台湾原住民排除在“台湾民族”的形成谱系之外，直至1930年雾社事件前后的《政治大纲草案》（不晚于1930年6月）以及1931年纲领之间的一系列文件，台共才开始重视争取原住民的问题。以上文件分别收录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24－25页、第188－189页；郭杰与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349页。

[22]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265－266页。

[23]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195页。

[24]　叶芸芸：《苏新与日据下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131页。

[25]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同上，第196页。

[26]　《台湾自治运动》全文参看苏新《愤怒的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56－161页。

[27]　《美正式要求安理会托管太平洋各岛屿》，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28日第三版。参看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890页。以下关于美国插手“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论述，均参看褚静涛文及其引述资料，见同上书第885－899页。

[28]　947年3月5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United States，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China).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429-430.

[29]　参见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第889－892页。

[30]　《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四六八号）》，王景弘编译《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3－54页。

[31]　《陈仪呈蒋主席三月虞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6－97页。

[32]　《蒋经国电》，林德龙编《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57、159页。

[33]　共产党的英文简称。——引者注

[34]　转引自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一文，见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第898页。

[35]　庄嘉农〔苏新〕：《谈台湾解放问题》，《光明报》（香港），第2卷第12期，1949年2月16日，第4－5页。

[36]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页。

[37]　同上，第275页。

[38] 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序曲
杨扬之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柏杨在《自立晚报》“挑灯杂记”专栏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详述杨扬自杀事件的处理经过。

一九六八年。

阳历元旦，大概是上午十点半左右，柏杨家里忽然来了一通电话。

“检察官找你去验尸，”柏杨的妻子一面捂着话筒、一面颤声告诉他，“检察官找你去验尸，说有人自杀在旅社里，留有一封遗书给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怎能未卜先知？”当时在《自立晚报》“挑灯杂记”写专栏、深受读者欢迎的柏杨心里纳闷着，从老妻手里接过话筒。在电话中，检察官指示他到台北市长沙街二段星光旅社报到。放下电话，他随即赶往星光旅社。到了旅社，他便向检察官张承谟先生一鞠躬。

“我们已从遗物中查出死者名叫杨扬，台湾省嘉义县人。”张承谟手里拿着遗书，告诉柏杨，“这是死者留的唯一遗书，指名给你。所以就麻烦你来一趟了。”

杨扬在白纸黑字的遗书上头写道：

杨杨（1947-1968年）（张再添提供）

杨杨给柏杨的遗书（张再添提供）

柏老：

以你老的盍（盖）世聪明，大约不难想象，我是谁了吧！现请你马上转告华银那个刘启光小子，当年在夏（厦）门的朋友的孩子自杀。吾父自被执法以来，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吧）！

以往，感谢你的鼓励，特此为谢！吾父为张志忠。除了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别无他事。

奖券两张，请柏老核对。

杨扬（思中）上

“杨扬？”柏杨努力回想着自己是否认得死者。终于，他想起来了。杨扬是他的读者，去年十月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通信地址是“屏东县枋寮乡加禄村会社路二十五号之二”。

在信上，杨扬说，他是江苏南通人，自幼随父来台，然后问了柏杨两个问题：

一、是不是没有同父母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

二、如现役中，有上述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要如何办理？

柏杨对兵役问题一窍不通，当即回信建议杨扬：

一、直接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去信请教，盖新闻处有一个“省政信箱”，办理的（得）有色有形，是国民与政府间沟通的最有效机构。他们会很耐心的（地）一一答复。

二、当兵不但是义务，也是权利，更是光荣，一个年轻人要受得了苦才算英雄，否则只能算是狗熊，同时不能太愤世嫉俗。

柏杨想着：遗书中说到“感谢你的鼓励”，大概就是指第二点而言吧！可我和他之间的最初一次通信，想不到也成了最后一次通信。

在检察官指领下，柏杨心情沉重地登上了二楼，进入一个一床、一桌的小房间。他看到：杨扬的尸体躺在床上，一手在外，面如白蜡，约二十一二岁。

“我们只是心交，想不到第一次谋面，却已阴阳两途，生死相隔矣。”望着眼前安静地躺着的年轻的死尸，柏杨感慨地想着。

桌上有半杯开水，床头有半个芭拉（即番石榴）。

“这个可能就是毒药，”检察官取出一个像小型肥皂一样的白色东西，推测说，“至于是什么毒药，必须等化验后才能知道。”

柏杨黯然退出旅社房间。一时之间，不知应如何是好。他想：杨扬临时决定服毒时，并未给家属留下一纸一字，却全部信托给我这个陌生的作者；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家属？如无家属，下葬的手续又是如何？而死者既然委托我转告华银的刘董事长，我至少应该把这件事做到。

1947年3月出版的《台湾时人志》第一集登录的刘启光

因此，尽管一开始就直觉地怀疑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柏杨还是决定设法找到华南银行刘董事长。他首先翻查电话簿，可对方却没有登记。柏杨猜想：“他大概就在预防这种事情发生吧。”最后，他还是通过检察官协助，向台北市警察局联络中心询问，总算查出刘董事长的住址。他于是在检察官陪同下，立即前往泰山街，拜访刘董事长。

“董事长不在，”刘家佣人让柏杨和检察官进门后随即告知，“夫人正在睡午觉，不便见客。”

听到刘家佣人这样说，检察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柏杨脑筋转得快，应变说：“请上禀夫人，我们既不是来借钱，也不是来找事，只是出了人命，需要面谈，你要不信，检察官在此。”

佣人于是入内请示。

二十分钟后，刘夫人出来了。柏杨和检察官说明了来意，并把遗书呈上。刘夫人看了半天，摇头说：“不认识，不认识。”一会又说：“这不像他的笔迹呀！”

“夫人，”柏杨机警地反问道，“你怎的知道不像他的笔迹？”

刘夫人想了一想，随便说了些话应付；接着又嘲讽地说：现在上门“打秋风”的穷人那么多，简直就无法应付。柏杨和检察官始终问不出道理，只好告辞。临走时，柏杨刻意留下一个电话号码，状似恳求地说：“希望刘先生回来后，能赐给一个电话。我想，老爷社会上的朋友，太太不见得都认识吧！”

柏杨和检察官怅怅然回到星光旅社。

“可以收尸了。”检察官吩咐柏杨。

“收尸？”柏杨一听，两眼漆黑，不知如何进行这事。

检察官于是指点他说：“你可以找市立殡仪馆来处理。”

柏杨当即打电话到市立殡仪馆。不到二十分钟，殡仪馆的柩车就来到旅社门前。因为这样，旅社门口立刻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柏杨和旅社老板各买了一沓纸钱，在尸前焚化；然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把尸体抬上担架，下了楼梯，穿过门前的人群。群众一个个木然地注视着担架上的死者被抬上柩车，逐渐远离。

柏杨和检察官跟在柩车之后也到了殡仪馆。缴了订金，办完规定的手续之后，检察官吩咐柏杨：“你可以走了。”

回到柏府，柏杨及时地接到刘启光的电话。刘启光说，他过去是在厦门住过，但不认识张志忠先生，更不知道杨扬是何许人也。

“他既姓杨，”刘启光进一步问道，“父亲怎的姓张？”

柏杨所知不多，只好支吾其词。

“这种事我遇多啦，不胜其烦。”刘启光不屑地说，“穷苦之人，天下多得是，如果火葬需要钱的话，我站在同情立场，倒可捐助几个？”

“您这美意，非常感激。”柏杨说，“从死者信上的语气看，我们当初以为您老人家定跟死者之父，有相当关系，所以他才那么写，则赐予帮忙，存殁均感。如果只是死者异想天开‘打秋风’，则先生也不必破钞，火葬要不了几个钱，我足可负担啦。”

到了晚上，柏杨的老妻又接到刘启光打来的电话。这时，柏杨正在巷口跟丁老汉下棋。等到柏杨回家后，老妻“口齿不清”地告诉他这事，却说不清楚具体的内容。

“他只说他表示关切之意。”老妻告诉柏杨，“可我提议，等你回来再打电话过去请示时，他却说不必啦。”

元月二日上午，检察官通知柏杨到殡仪馆问口供。当柏杨赶到殡仪馆时，杨扬的叔父张再添先生和服役单位的首长，已从嘉义和高雄分别赶来。这时，柏杨第一件事就是向张再添先生请教姓氏的问题。

“杨扬是从他祖父的姓，”张再添告诉柏杨，“祖父是入赘张家的。”

柏杨猜想，杨扬说他是江苏南通人，大概祖父是江苏南通人也。

“杨扬的父亲自厦门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很少回嘉义。”张再添先生又说，“偶尔回嘉义，弟兄们也匆匆一面，只知道他在台北做贸易生意，杨扬跟他的妹妹，从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时，他的祖母去世，杨扬回来奔丧，也没有什么异状。”

元月三日，杨扬在殡仪馆火葬。

元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柏杨在《自立晚报》“挑灯杂记”专栏，连续发表了《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详述杨扬自杀事件的处理经过。在《一时想不开》的文章最后，柏杨感慨地写道：

二十几岁的生命，这么无声无息地自己毁灭，越想越感慨丛生，杨扬先生死矣，哀痛之余，实在不忍心责备他啥，但他的自杀行为，也实在大可研究。呜呼，我老人家走投无路时，一死了之，还有可说，而一个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前途充满了希望，有啥过不去的事，竟这么也一死了之，怎么如此的不开窍乎？他如果死前跟柏杨先生联系联系，听听我吹吹大牛，或许现在正活蹦乱跳地追女朋友矣。

通读柏杨的这三篇专栏文章，我们发现，柏杨始终未曾了解，也没有交代杨扬的遗书所透露的几个问题：

杨扬的父亲张志忠究竟是怎样的人？

张志忠与当时的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的关系？

张志忠为何“被执法”？

柏杨有关杨杨之死的三篇文章（谢常彭提供）

我想，理解了这些历史问题，我们应该也就可以理解一个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竟会“如此的不开窍”而“一死了之”的悲剧根源吧！

柏杨毕竟不是研究台湾现当代史之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也不可能理解张志忠作为台湾历史人物的重要性。

历史的澄清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第一章
张志忠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笔者在嘉义市宣信街一条僻静巷弄里一栋有宽广庭院的民宅，见到了长期隐居的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先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敖出版社翻印出版了“国家安全局”一九五九年四月编印的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二辑。其中，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记载了台湾光复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活动与溃败过程：

共匪中央于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匪于同年九月由延安出发，间道潜行三个月，于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苏淮安，向匪华东局（原称华中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洽调来台干部。三十五年【1946年】二月，蔡匪率干部张志忠等，分批到沪，与匪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月，同年四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匪于同年七月，始潜台领导组织。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第12页）

这里所说的“匪干”张志忠，就是杨扬的父亲。

事实上，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溃败，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的长达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史。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台湾战后史上的重要人物，有关他的记载却是惊人的稀少！

贫农之子

历来，关于张志忠的出身背景，除了国民党官方资料所说是“嘉义朴子人”以外，其他所知不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历经多年寻访之后，我终于在张志忠的老同志辜金良先生及其夫人许金玉女士的专程陪同下，从屏东市包车来到嘉义市，在宣信街一条僻静巷弄里一栋有宽广庭院的民宅，见到了长期隐居的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先生，并向他采集了有关张志忠出身背景的第一手资料。

张志忠仅有的年轻时候的肖像（张再添提供）

张再添先生说：“张志忠是我二哥，他的本名叫张梗。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日据台湾台南州新巷庄新巷（今嘉义县新港乡福德村）二六七番地（号）的赤贫农家。我父亲名叫张礼，是个老实的农民；母亲张林氏厅，育有三男三女。二哥上头还有大姐和大哥，大哥叫张栋，没读到书，以驶牛车为业；下头有两个妹妹及一个弟弟，我叫张再添，小名豆芽菜。”

一九九五年二月，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出版了一本张炎宪等采访记录有关嘉义、云林地区“二二八”口述历史的《嘉云平野二二八》，其中几个新港乡民的口述记录也提到了有关张梗少年时期的一些断片。

首先，一九一一年出生、新港（巷）公学校第二十一回毕业的陈天送说：

张梗小时候住新港，是新港公学校第二十二回毕业生，不太读书，整天在玩，却总是第一名，用钱很省俭。他的父亲叫张礼，在溪边种菜维生。张梗毕业后到合隆商号工作……（第228、231页）

因为家境的关系，张梗在公学校毕业后暂时终止了学业；这是事实。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上学的意愿。

张再添先生说：“后来，二哥到了大陆，并且进入厦门的集美中学就读。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我父母亲不太可能有办法拿钱给他去大陆读书；据我所知，新港的前清秀才林维朝非常疼惜二哥，所以有可能是得到他的资助。”

“安全局”机密文件有关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及张志忠的部分档案

林维朝（1868—1934年），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曾祖父。据说，他七岁开始读《孝经》、《论语》，八岁读《诗经》，九岁读《易经》，二十岁考取嘉义县学生员。新港人因此称他为“前清秀才”。在日据下，工音律的他开私塾、组诗社，延续新港的汉文化传统。

《嘉云平野二二八》还收录了一个从警界退休的新港乡民林玉镜的口述历史，其中也提到有关张梗历史的某些碎片。他状似权威地说：

张梗，假名叫张忠信，这人的履历我都知道。我常听老辈讲起，特别是一位老保正“陈丽川”说的。张梗是新港人，老辈说他少年时去厦门读集美中学，又读集美大学，这是华侨回国办的学校。有人在学校里面宣传共产思想，他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第268页）

一九一三年，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874—1961年）在故乡集美首先创办集美小学，奠定了他开办新学的第一块基石；随后他又在集美陆续创办了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儿园、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女子师范、乡村师范、国学专门学校等等，总称为集美学校。

根据《集美学校沿革大事年表》所载，张再添和林玉镜所说的集美中学的前身是创办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的师范、中学两部。一九二七年三月，集美全校变更组织，改部为校。原师范部改为高级中学，附设前期师范及后期师范；中学部改为初级中学。五月，遵照陈嘉庚先生函嘱，高级中学称为师范学校，初级中学称为中学校。一九二九年六月，师范学校和中学校合并为中学校。但是，集美学校并没有林玉镜所说的“集美大学”；只有一九二六年开办的国学专门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移并厦门大学。[1]

日据时期，张梗的户籍资料（张梗的侄儿提供）

因此，林玉镜所言，除了“集美大学”是明显与事实不符之处外，其他部分在没有确切的史料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就此说它绝对不是事实。因此不妨“存此一说”。

主编《共鸣》杂志

有关张梗在厦门求学时期的活动事迹，一九三九年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辑出版的内部机密资料——《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有关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有这样一则相关的记载：

自一九二一年前后，台湾人去大陆上学的人数大增，其中大部分又都在厦门一地。依据一九二三年七月的调查，其总数已达一百九十五名之多。此后，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学生运动勃兴的影响，在厦学生间，也有人倡议组成学生联合会。于是，以厦门大学李思祯（嘉义人）、集美中学翁泽生（台北人）及洪朝宗（台北人）等人为中心，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召开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厦门的台籍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大会。

此后，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一直维持相当活跃的行动。

一九二四年五月，该会创设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共鸣社，策划刊行机关杂志《共鸣》，以嘉义籍的庄泗川与张梗为主持人，进行募稿。[2]

庄泗川（1905─?），就读嘉义公学校时与刘启光（1905─1968年）是最要好的朋友；公学校六年毕业后，考进台南商业专门学校，读到三年级时，因被老师察觉阅读“对中国的安危忧心如焚”的父母订购的《申报》而遭到当面辱骂，当时才十六岁的他于是决心离乡背井，去厦门求学，并顺利考入集美中学三年级；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厦门大学。[3]

就年纪而言，当时负责主持《共鸣》杂志的庄泗川应该是十九岁，而张梗不过才十四岁而已。

张梗与庄泗川主持的《共鸣》创刊号在首页通过几行醒目的口号，宣示了这份刊物的宗旨：

同胞们，觉醒吧。

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多位会员已被宣告徒刑。

打破陋习大演讲会的多位青年已被收押了。

台湾同胞，觉醒吧！

以诸位的血泪，换取诸位的自由吧。

中华同胞，觉醒吧，觉醒吧！

不要被日人的离间之计所欺蒙。

《共鸣》创刊号同时刊载了两篇以“台湾学生血泪团宣传部”名义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寄来的《台湾通信》，报道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台湾青年的反抗行动。

第一篇《台湾通信》指出：台湾有志青年为了不再让同胞的血白流，从武装抗日改为文化抗日，并以“设置台湾民选议会”作为具体的运动方式，却遭到殖民当局严厉的压制。它写道：

这四五年，一部分有志青年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内外无援，若非先倡导文化，养成实力，则虽急躁起事，亦将重蹈覆辙，重演往日惨剧，同胞的血，难免又白流。因此，忍辱一时，向日本政府要求设置台湾民选议会，借此稍微抑制台湾总督的淫威，恢复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以实行远大的计划……

但，日人狼心狗肺，以为非把从事议会运动的诸位同仁一网打尽，则不能再进行恣意的劫掠抢夺，是故，在去年冬天，非法拘禁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诸位会员。直到今年，由于岛民反抗更加炽烈，宛若野火燎原，几有不可遏止之势，狼狈之余，乃将被捕者宣告无罪。又，此次再审期间被释的这些青年，始终不屈不挠，各种活动更形加剧，而台胞的反日情绪亦日见高亢。鉴于怀柔政策不克奏效，因而，他们已宣布将判处蒋渭水以徒刑之罪，且决定并用压制手段，干涉台胞的政治运动…… [4]

这段文字所说的台湾抗日运动史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殖民地台湾的一部分有志之士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第一次请愿书，要求设置台湾民选议会，展开了台湾民选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同年十月十七日，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组织了台湾人抗日运动最初的全岛规模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有计划地推行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第二次请愿要求设置台湾民选议会之后，筹组以此请愿运动为直接目的的团体“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总干事石焕长及蒋渭水（1891─1931年）向北警察署提出组织申请书，预定于二月四日在台北江山楼举行成立大会，但二月二日台湾总督田健治郎却“依‘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禁止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立；二月二十一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在东京重建；十二月二十二日，台湾总督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之由检举了二十九名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干部，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局之后拘留于台北监狱。

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三好检察官对蒋渭水等十八人提出预审请求，另对赖和等十一人付予不起诉处分。二月二十九日，在狱中的十八人预审终结，决定将蒋渭水等十四人交付台北地方法院公审，王敏川（1889─1942年）等四人免诉。四月十日，王敏川等四人因三好检察官抗告而再审理，结果取消原判，决定交付台北地方法院公审。历经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七日期间的八次公审之后，八月十八日，所有十八名被告皆以无犯罪证明为理由，宣告无罪。次日，检察官不服控诉。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一连四天，第二审在高等法院复审部开庭，并于二十九日宣判，结果，蒋渭水等七人被判决禁锢四个月或三个月；蔡式谷等六人被判罚“罪金百圆”；王敏川等五人无罪。除了被宣告无罪者外，蒋渭水等十三人都提出申告上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第三审判决：上诉驳回。[5]

《共鸣》创刊号刊载的第二篇《台湾通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自然资源与商业利益尽归日人强占。在这样的经济压迫之下，台湾的经济萧条，时起恐慌；台人除二三富豪及一部分腐败士绅极尽奢华之能事外，不为衣食所苦者几稀！但台北有志青年起而反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却遭到无情的镇压。它控诉道：

台北有志青年齐起反对，组织无产青年会，在大稻埕文化讲座上，大举进行打破陋习演讲会，以满腔热血，滔滔辩论奢侈之非，连夜喊得声嘶力竭，只冀望解放同胞，免受他日经济压迫之苦而已。但为什么日本政府竟出而干涉，横施毒手，禁止开会，且当场逮捕高君两贵、黄君成枝、胡君柳生等三名，并将其带回警所收押。压迫手段之恶劣，莫此为甚。日本政府的狼心狗肺，愚民政策的真面目，已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了。岛内外的同胞还能不奋发而前进乎？……[6]

根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厦门集美学校留学生翁泽生（1903─1939年）、洪朝宗等十数人，在台北市江山楼与文化协会干部蒋渭水、王敏川等会商青年会组织事宜，草拟台北青年会宗旨书与会则，预定于八月十二日举行创会式，同时接受文化协会干部指导，进行青年会的筹组工作。当局认为台北青年会的成立“显然是以民族解放、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为目的”，于是拘留翁泽生等人加以侦讯，并于八月十一日以台北青年会“恐有误导青年前途之虞”的理由，依照“治安警察法”，禁止台北青年会的结社。

台北青年会被禁止结社后，翁泽生等主要会员先是在蒋渭水、王敏川等指导下，声称“除提高体育之外别无他意”而组织了台北青年体育会，在文化协会读报社内设置事务所，仍旧在连温卿（1894─1957年）、蒋渭水等文化协会干部指导下进行活动。与此同时，翁泽生等同时筹组以台北青年会宗旨之一的“会员的敦睦，互相研究切磋”为目的的台北青年读书会，并于九月二十五日完成该会组织。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认为，“本质上，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乃是承袭台北青年会的组织，其初期尚在文化协会左翼的思想影响下，团体的活动中心以社会思想的研究讨论为主，尔后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渐增。当时，内地的状态亦是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尚未有明显的分别，因此，在本岛受到其影响的这些团体亦缺乏明显的色彩。只是一面进行理论斗争，一面进行共同运动。”它们的主要实践活动包括：购读《前进》及《无产者新闻》，计划举办列宁追悼会，计划五一劳动节示威运动，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推展反对始政纪念日运动，等等。[7]

《台湾通信》所揭露的打破陋习演讲会，也是这些所谓台北“无产青年”们的实践活动之一。

因此，张梗与庄泗川在《台湾通信》的“编辑按语”中极力呼吁：

有血有泪的人们，读了这两篇台湾通信，难道还能不猛醒奋进吗？

最后，他们还在“附记”中强调：“以后台湾如发生特殊事情，将由我们全体学生担任宣传的专责，但我们只不过是一介学生而已，能力有限，冀求台厦各位同志尽力赐予支援。”

但是，后来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却由于学生离散与情势变迁而变得有名无实。先前和大陆方面的学生联合会发生关联而共同活动的部分成员，一九二五年后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络，在明显的共产主义影响下，显有策动东山再起的活动，但并没有进展到确立组织的地步，便消失无形了。[8]

《共鸣》杂志的主持人庄泗川在二〇〇二年接受访谈时说，他在初进大学时因为参加了全校师生为纪念“五九国耻”而发动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罢课游行而被日本侦探照了相，于是仓促地逃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学。[9]

至于张梗，日本警察的档案并没有他后来的行踪记录，我们只能从“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由于学生离散与情势变迁而变得有名无实”的记载，据而猜测张梗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离开了闽南吧！

黑色青年或是新文协的左倾青年

根据同样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档案所载，所谓“无产青年”团体，自一九二三年左右在本岛各地抬头，并成为本岛无政府主义运动母体。它认为，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始于东京留学生因民族觉醒而结成的台湾青年会，在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热的勃兴过程中受到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诸团体及其刊物的影响，逐渐显出抬头的机运，并和东京及大陆的各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团体联络而发展起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岛内知识青年在东京黑色青年联盟成员之一的小泽一指导之下，组织了台湾黑色青年联盟，整合散布全岛的无产青年团体（文化协会系的左翼青年），谋求运动的发展。

为了宣传黑色青年联盟，与全岛无政府主义者联络，扩大黑色青年联盟以及无产青年会的组织；黑色青年联盟成员王万得（1903─1985年）、周和成、黄白成枝做了一次全岛演讲旅行……十二月五日，他们三人夜宿嘉义；翌日（六日）到北港，集合该地文协系青年演讲，并分发《告青年》、《革命的研究》等小册子；八日晚上，在朴子进行户外演讲；九日，在东石演讲……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王万得、蔡孝乾（1908─1982年）等人在彰化倡组“台湾无产青年会”，张栋和《共鸣》杂志另一主持人庄泗川也被推举为嘉义地方的负责人。

二月一日起，一连十几天，日警当局突然在台北、通霄、苑里、彰化、大肚、嘉义、凤山等地全面检举台湾黑色青年联盟，逮捕了四十四名有关人员，其中“预审请求者”包括张栋在内二十一名；同年十月二十九日，预审终结，张栋等十七人判决“预审免诉”，其他王诗琅等四人于来年二月公判。[10]

这里，根据张再添先生所说“大哥叫张栋，没读到书，以驶牛车为业”的说法，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梗的大哥张栋不太可能就是这个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张栋。但是，在日据时期无政府主义乃至其他思想运动系谱上，我们既未曾见过也不曾听过有一个名叫“张栋”的人物。那么，“张栋”究竟会是谁呢？

根据种种情况，我以为我们大可大胆推测，这里的“张栋”就是本名张梗的张志忠。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张再添先生回忆说：“我正要上公学校的时候，二哥曾经从厦门回来；我记得，他还买了一篮荔枝。”这点，可以说明张志忠在那段期间应该是在台湾的。这样，基于地缘以及与台北青年会的人脉关系，他应该参与了这几场嘉义地区的演讲活动。

其次，根据张梗和庄泗川曾经在闽南《共鸣》杂志共事的关系，我们大可认为和庄泗川一起被“台湾无产青年会”推举为嘉义地方负责人的“张栋”，应该就是张梗。只是因为手民误植，或张梗故意以大哥之名活动，于是就出现了这个需要解释的档案记录。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就在闽南地区台湾学生的反日运动处于低潮的那段期间，张志忠一度回到台湾，并在故乡嘉义地区从事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运动。

然而，日本警察的档案记录与事件当事人的说法还是有出入的。

根据庄泗川晚年接受访谈时的说法，他并没有参加台北的“黑色联盟”。他说，他是“在上海大学念书时”，通过“以前台湾同学的关系”，“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属于分裂后的左倾的新文协）；他说，“我们都是一群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五年，他参加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演讲之后逃回台湾，然后为了“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邀了两三个文化协会的同志”，在嘉义地区，“每晚到处演讲”。结果就被怀疑参加台北的“黑色联盟”而被捕，并“被关了十一个月”后才“无罪释放”。[1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张梗也可能和庄泗川一样，并没有参加“台湾无产青年会”，而是那群“加入台湾文化协会”的“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之一吧！

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一九二七年，无论是台湾岛内、祖国大陆或是殖民母国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都有巨大的变动。在日本，三月有金融大恐慌。在祖国大陆，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共”。在台湾岛内，年初，文化协会因为“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路线不同而演变为左右分裂，以解放台湾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左派取得领导权。台湾共产党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四月十一日，日共渡边政之辅（1899─1928年）由莫斯科带回“台湾建党”指令及佐野学（1892─1953年）的“日共台湾民族支部”政治纲领，台湾共产党的建党工作进入实践阶段。

日本警察绘制的台湾无政府主义团体关系图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日共遭到检举破坏。尽管如此，四月十五日，台共还是在中共的协助下，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在上海成立。[12]

一九二九年年底，具有中共与台共党员身份的上海台湾青年团领导者翁泽生（台共候补中央委员、上海驻在员、中国共产党联络员），为了在全中国的台湾学生间广泛地扩大台湾青年团的组织，特别派遣干部侯朝宗（刘启光）等人南下厦门，联络在当地活动的潘钦信（1906─1951年）、詹以昌等人，设置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各学校的台湾学生会进行左倾的指导。这样，闽南地区的台湾学生又再度集结起来，开展积极的反帝运动。

张梗也在此时回到闽南，并参加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档案记载：

厦门地方的留集台湾学生会（集美学校）、同文台湾学生会，漳州的留漳台湾学生会等直接受蔡孝乾、施至善、陈新春等人的指导，以及与上海的林木顺（1904—？）、翁泽生等人联络而倾向共产主义。以朝鲜人学生之扩大组织为契机，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以学生会干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为中心组成闽南学生联合会。……六月九日，在厦门中学的礼堂秘密举行成立仪式。……呼吁“被压迫的台湾民众与革命的中国民众，共同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死的斗争。”

闽南学生联合会自创立以来极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各地开研究会致力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一九三〇年九月，利用每周的星期六下午，在董文霖（集美中学学生）的住处，由侯朝宗主持，讲解杨明山（蔡孝乾）著的《新兴经济学》及《进化论》。会员有董文霖、张梗、王灯财、王天强等人。……十一月，拥护“雾社番人”暴动蜂起运动后，又在厦门集美学校英语教师中国人陈天弼的居室，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分成陈天弼的班（包括：侯朝宗、王灯财、董文霖、张梗、王天强等）与集美学校学寮的班，大家集合后由侯朝宗指导研究。[13]

詹以昌（1907─），彰化永靖人，一九二七年九月，借着去厦门南普陀佛学研究院深造为名，从台湾来到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大陆解放后易名为曾明如的詹以昌老先生，在天津家里为我口述了这段历史的亲身证言：

我到集美师范学校（原师范部）就读之前，集美已有旅集台湾同乡会的组织，但此时已不怎么活动。所以，我和同校的施怀清、王溪森、庄松林、王文德（飞龙）等台湾同学为了筹组留集台湾学生会而常在一起。

施怀清的父亲施至善先生是文化协会的前辈，住在漳州，蔡孝乾来漳州就住施家。一九二八年秋，通过施怀清的介绍，我认识了潘钦信（中共厦门市委委员）。那时，他化名为黄仲川、潘文川，与谢玉叶在蟳江小学当教员。不久，我就知道他是共产党，但一直要到一九三一年“台共事件”发生，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潘钦信。他到集美以后，就有意识地培养王溪森和我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在还没有到集美之前，我虽已具有初步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通过潘钦信的刻意帮助和教导，我才慢慢认识到：在中国的革命问题上，共产党是正确、进步的；蒋介石则是错误、反动的。

当时，除了潘钦信之外，厦门、漳州一带还有许伯哲（许乃河）、陈新春、卢丙丁（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等许多台湾抗日革命青年在活动。他们都非常关心集美的学生会，常常分别到集美找我们做工作。

留集台湾学生会成员大多继承旅集台湾同乡会的成员，起初包括左、中、右各派学生，但随着反日斗争运动的展开，右倾的学生就渐渐脱离，不再参加活动，仅剩下中间派和左派，最后由左派取得主导权。

一九二九年年初，我利用集美学校放寒假期间，前往上海，报考暨南大学高师部。通过潘钦信的事前安排，我在暨南大学台湾学生的宿舍，跟翁泽生同志谈话数小时。因为暨大高师部该季不招生，不久，我又返回厦门集美。

经过翁泽生的启发后，我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于是比以前更积极地从事学生会的工作。当时，在集美的台湾学生盛极一时。因为一股祖国热而来集美求学、或暂住再他往的台湾青年学生很多，如在台中一中中途辍学前来的曹炯朴（改名曹鸿跳），集美师范学校校长张灿特别为他们开办补习班。我记得，王灯财、董文霖和张梗等人都曾入学集美师范学校补习班。后来，有些人转入集美中学校，有的则转入厦门中华中学、双十商业或漳州八中。

日本警察的档案资料与詹以昌的口述证言虽然略有不同，但，我们至少厘清了杨扬遗书中所提刘启光（侯朝宗）与张志忠（张梗）在厦门的交往情形。

回台重建台湾共产党

根据当时曾经与张梗共同研究社会科学的王灯财的口述证言，张梗在理论的学习之后又更进一步地展开了实际的革命行动。

王灯财，原籍台中丰原，王溪森的胞弟，当时也是集美中学学生。

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大陆解放后易名为王碧光的王灯财老先生，在北京寓所接受采访时告诉我说：

一九三一年，以台共党员赵港被捕的三月二十四日为始，日本当局针对台共党员展开了全面性的检举，谢雪红、王万得、潘钦信、苏新等领导干部陆续被捕；台共组织遭到全面破坏。为了重建台共组织，翁泽生于五月份从上海来到厦门。他指派同时具有共青团与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身份的我，在厦门负责训练台湾青年，准备日后回台，再建台共党组与共青团组织。

就在这段期间，从集美中学校转到漳州八中就读的张梗来厦门找我。张梗来到厦门以后就跟我住在一起。他向我表示想要回台参加实际工作的心愿，并且强调他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回去。后来，我就安排他，通过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并经由我的介绍，加入共青团（c.y.）。当时，厦门的共青团负责人是董文霖。

后来，我考虑到，张梗的年纪比一般学生大，又有回台工作的决心，于是让他“升大学”（入党），并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党的训练班。当我把张梗的情况跟翁泽生报告时，翁泽生很高兴，并在亲自同他谈话后，决定派他回台，重建台共党组。张梗回台后，随即写了一封信给我，向组织报平安。我于是把信交给党组织，再由组织转交给在上海的翁泽生。以后，翁泽生就另外安排他跟张梗的联络。

王灯财老先生所说的共青团，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也就是马克思（1818─1883年）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正式在广州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青年团；是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改组青年团，使它成为更为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救国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重新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七年五月，再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至今。另外，中国革命互济会，原称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救济组织，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由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联合各界名流杨杏佛、郑振铎、于右任等共同发起成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募捐等各种方法，救济那些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迫害或被捕入狱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其家属，总会设于上海，部分省市设有分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由于受到王明（1904─1974年）“左”倾错误的影响，遭到反动派严重破坏；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后停止活动。

被捕与脱逃的传奇

据日本警察厅档案所载，张梗回台以后便因为受到“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检举事件的牵连而被捕。

一九三一年四月，翁泽生、林木顺等人提议将上海台湾青年团改称为“旅沪台湾反帝青年同盟”——通称为上海台湾反帝同盟。

上海台湾反帝同盟自成立到被检举只不过历时三个月，其间，组织了机关报《反帝报》的出刊、针对第二雾社事件的斗争、“六一七”台湾施政纪念日斗争、“六二三”沙市惨案纪念斗争等活动。

与此同时，作为“九一八”事变序曲的万宝山事件爆发了。

四月，东北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将万宝山地区生熟荒地三千五百亩转租给朝鲜农民耕种。五月，郝永德未经立案擅自引朝鲜农民入境，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开沟挖渠，引伊通河水灌溉土地，毁掉土地四百余亩，并建水堰横阻伊通河，致使上游低地被淹没。七月一日，中国农民在向当局提出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愤而毁坝、填沟、驱逐朝鲜农民。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打死打伤数十人。日本政府利用种种手段激化中朝人民矛盾，在日本和朝鲜报纸上发表大量歪曲事实的文章。七月三日起，朝鲜仁川、汉城、平壤等地相继发生排华事件，中国侨民在朝鲜死一百多人，伤三百多人。日本政府借此大造侵华舆论。

七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指导各大众团体，针对万宝山事件，于上海日本电信局附近举行联合示威活动。在示威运动中，上海台湾反帝同盟盟员陈炳誉与董文霖两人因分发传单被租借工部局警察检举，调查结果判明为台湾籍民而引渡到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调查发现，他们已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翁泽生、林木顺等人的指导下成立了上海台湾反帝同盟。九月十日，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逮捕了大夏大学 [14]台籍学生高水生，然后将本案移送台湾总督府。九月十四日，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根据上海领事馆的搜查内容，并参考以往的内侦事项，一齐检举了当时归返台湾的与本案有关的王溪森等十三人。

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搜查告一段落。相关者达六十三名，三十名附有罪意见移送，其余三十三名滞留上海等地未遭检举，附上中止意见后送交检察局。张梗也随着后来的逮捕行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被移送检察局……

但是，张梗后来却在“保释中逃走”了。[15]

关于张梗的被捕与逃走，有几种传奇的说法，至今仍流传在他的故乡新港与老同志之间。

1.老同志的“假自首”说

首先，当年介绍张梗加入共青团的王碧光老先生认为，张梗之所以能在“保释中逃走”，是因为他办了“假自首”的缘故！

王碧光老先生审慎地推测说：

如果他是真自首的话，他和我的关系应该会暴露才对。但是，事实是，他只暴露厦门的台湾学生运动，党的身份都没暴露。在这次大逮捕中，翁泽生跟我哥哥王溪森也同时被捕；张梗还跟我哥哥王溪森关同房。我后来听我哥哥说，公判时，张梗与翁泽生及赵清云（农民运动领袖赵港之弟）三人一起。当我哥哥被起诉“犹疑（缓刑）三年”回到押房时，张梗还对他说：“很便宜！很便宜！”

一直要到后来，我把翁泽生派张梗回台重建党组织的事告诉我哥哥时，他才知道张梗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个人认为，当时人不在台湾的王碧光老先生以“假自首”来推测张梗之所以能在“保释中逃走”，应该是合理的政治判断。

2.新港乡民耳闻、目睹的传奇

当时的新港乡民耳闻、目睹了张梗在“保释中逃走”的传奇。

日本警察沿革志有关张梗被捕后“保释中逃走”的档案

首先，那个自称“常听老辈讲起”张梗事迹的林玉镜在前引的《嘉云平野二二八》中是这样说的：

他回台湾后开始发动共产主义的活动，被日本政府抓到，判他死刑。在台中监狱时，他就在身上涂屎，使皮肤发烂，装疯。日本人见他意识不清，不能执行死刑，就叫保正陈丽川先生去带他回家，陈丽川是老医生。……张梗被带回来后，他母亲为他脱衣服要洗时，他打他妈妈；走到街上，看到猪屎、牛屎就捧起来吃。日本当局派一个警部来监视他，看到这情形都大为吃惊。回新港后，他都是带着草席到处睡，有一次三四天都看不到他的人，他母亲才去找保正说：“丽川仔！丽川仔！我们阿梗三四天没看到人呢！”保正才赶快报告驻所（警察派出所）。日本的通缉网是很严密的，网一撒下去很难逃得过，但他却逃过了，没被抓到。原来他已跑到大陆好几天了。后来有风声传来说他当共产党的少将。（第270页）

其次，新港乡民郑坤霖也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一日脱稿的题为《此生死而无悔的张志忠》的未刊稿中写下他目睹的情景：

日治时代，张梗接受层峰指派，回返台湾本岛，从事共产思想传播扎根工作，事迹不密在外地被捕。于狱中张梗开始装疯，常闹得同牢囚犯的精神不宁，日本政府束手无策，特将张梗遣送回本乡张梗原居地，责令巡查与壮丁轮流看管监视。张梗每每跑到距离他家不远处的旧学校（今新港农会），在这片旧教室的地面上狂癫啸乱，叱腰叱陆（闽南语），两眼眼珠红得像患了狂犬病一般，有时蹲在地上喃喃自语，有时趴卧流嘴涎波，有时袒卧比手画脚，亲人熟人一概不认得。

旧学校在张梗未遣送回来之前，我有数次跟先父前去看搭台上的相扑演习。有一天，我跟先父再度到达旧学校，远远望去，见到张梗蹲在地面上做着狂态动作。走廊上的通巷口有四五个人在议论，其中一名妇女竟说出张梗是假疯，另一人走近张梗身边要跟张梗玩把戏，只见该名男子取起自行车车轮框的废铁线，做势要刺张梗的眼珠，张梗的两眼直视未稍眨眼一下。这名男子放下铁线的当儿，张梗抓起地面上的狗屎、鸡屎膏往他自己嘴内嚼吞。

约在此刻，先父带我缓步走近他的面前。先父与他是同期同学，在此之前，他们才开过一次同窗会，由先父做主催者（发起人），张梗曾来家里与先父座谈。怎料到，这时候的张梗完全将先父当作陌生人……

张梗的狂癫啸乱难倒日本政府，乡亲亦为其怜悯，大为叹息！日警巡查与壮丁见其狂乱丧失心神，约近十日间稍为松懈监视。后来，基隆海关查获一封张梗从天津寄发的报平安的家书，报请警视厅会同台南州嘉义郡警部派员前来新巷了解，证实张梗失踪……

不管是耳闻抑或目睹张梗“装疯”的情景，新港乡民林玉镜与郑坤霖都听说，张梗后来就逃到海峡对岸的祖国大陆去了。

新港乡民陈天送在《嘉云平野二二八》收录的口述证言也说：

张梗偷渡到中国大陆后，日本人抓他妈妈在街上跪，说张梗去大陆的路费是她提供的。（第231页）

3.弟弟与妻子的说法

关于上述流传于新港乡间的种种传说，张梗的弟弟张再添先生不置可否地说：“我以前就听别人说过，二哥被日本警察抓去后，因为精神分裂而假释出来。可我那时候年纪还小，详细的究竟，也不是很清楚。我只记得，一段时间后，他就突然失踪了。因为这样，我妈还经常被叫去刑问，吃了很多苦。后来，他从青岛写过几封信回家报平安。好笑的是，每次，信还没送到家，日本警察就已经来我家等候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某日，张志忠的妻子季沄在向江苏南通的父母禀报她与杨春霖（张志忠当时的化名）的结婚日期的家书中，顺带提到了张梗当年逃离台湾前往大陆以后的行踪：

春霖……当年离家，从日本逃往大连，大连至青岛，处于日本警察监视之下，是九死一生。十年未和家中通讯，他母亲逢年过节都哭哭啼啼纪念他，全家以为他被秘密处死……

从抗大到刘伯承部

新港乡民林玉镜后来会听到张梗“当共产党的少将”的“风声”，即便是“以讹传讹”，也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张志忠被捕后，台北“《中央日报》”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头版所刊《破获四匪首简历》中提到，张志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加入十八集团军”。

一九五四年四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印的“调查局”内部“机密”资料——郭乾辉的《台共叛乱史》则说：

张梗，日据时代化名为鹿某，后在中共匪区改名为张志忠，曾在抗大受训，并在刘伯承部工作过。（第57页）

这里，我们有必要就上述两份官方资料所指涉的历史背景做一定的理解。

1.十八集团军

首先，台北“《中央日报》”所指的“十八集团军”，其实就是简称“八路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卢沟桥事变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七月十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增兵。

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中国国民党，要求立即公布。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已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周恩来等人再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八月六日，南京政府召开国防会议。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及国民党各省军政长官出席会议。会议决定“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国防方针。[16]

至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八月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的命令。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所达成的协议，发布命令，将驻陕甘宁边区的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为其中之一）。

九月十二日，国民政府按照抗战的战斗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称正、副总司令。以后仍习惯称八路军。

也就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间，八路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而后，八路军以主力于日军的侧翼和后方积极作战，一部兵力则分散发动群众，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并陆续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17]

2.抗大

其次，所谓“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

一九三一年秋，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红军学校”，培养营团级以上干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央红军学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一九三六年六月，“长征”陕北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于瓦窑堡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在延安；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副校长刘伯承；学员以从部队抽调的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

毛泽东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共领导人都曾亲自到抗大讲课。学员的学习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军事常识等，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此外，抗大采用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的教学方法，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

随着抗日战争发展的需要，抗战八年期间，抗大先后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十二所分校，一共培养了十几万各级军政领导干部。[18]

3.刘伯承部

刘伯承（1892─1986年），四川开县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一九一三年，参加四川讨袁军。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二月，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军委总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参加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

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干事

根据多方的调查，抗战期间，张志忠应该是在“刘伯承部”的冀南军区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军冀南。五月，该师主力进入冀南，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控制范围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起沧石公路，南跨漳河、卫河。八月一日，冀南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1897─1983年）和东进纵队政委宋任穷（1909─2005年）分任正副主任。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冀南军区成立，宋任穷任司令员，辖五个军分区。[20]

历经多年的寻访之后，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我终于通过台籍左翼前辈吴克泰先生的协助，在北京采访了原籍大连的前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张茂林先生，初步了解了可能是张志忠在大陆的行踪。

解放后改名为张有轩的张茂林先生告诉我说：“当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军区。冀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有一个延安抗大毕业、化名张光熙的台湾青年，从延安来到冀南军区，担任敌工部日军工作科干事。印象中，他的身材较一般人高，长脸，肤色较黑。他的话不多，是个正派人物；但他向我谈过，他从台湾回到大陆时，因为与组织失去联系，曾经四处流浪过一段时日。”

通过张茂林先生的介绍，两天后，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十日，我又在北京采访了当年曾经与张光熙在冀南军区实际共事的黄景深先生。黄景深在寓所接受访问时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我在冀南军区教导队第四队。因为在分区的敌工科工作的关系，我和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干事张光熙经常有业务联系。当年，我才十七岁。我记得，张光熙看起来大概是三十几岁；他曾经告诉我，他是台湾人。抗战胜利后，他要离开时，也曾向我透露，他将经由香港回台湾……”

抗战期间八路军冀南军区的地图

问题是，张光熙是否就是张志忠呢？

针对这点，我和吴克泰先生一直在各个方面分别做了反复的核实工作，直到二〇〇〇年七月六日，吴克泰先生才在致我的信函中做了肯定的判断：“战后，我曾经跟张志忠密切来往。所以，从张茂林和黄景深描述的内容来看，我认为，张光熙不但有极大的可能，而且无疑就是张志忠。”

如果张光熙的确就是张志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国民党的有限资料，以及季沄所云张志忠“当年离家，从日本逃往大连，大连至青岛”的事实，大胆推测张志忠当年的行踪：

一九三九年，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入十八集团军”，然后前往刘伯承担任副校长的延安抗大，接受专业的军政训练，再前往“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担任干事。

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及中共中央对待日军俘虏的政策

为了理解张志忠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担任干事时期的具体工作，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在华日本人的反战历史及中共中央对待日军俘虏的政策。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川合贞吉等人在上海成立日中斗争同盟，拉开了日本人民在中国展开反对日军侵华活动的序幕。

一九三七年：

九月五日，东方弱小民族联盟驻沪支社发表《告日本士兵书》，号召进攻上海的日军士兵，反对侵华战争。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告日本海陆空军宣言》，号召日本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21]

十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命令要求：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在线（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22]

同日，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访谈时，再度阐明中共优待日本战俘、瓦解敌军的政策。[23]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小册子刊载了周恩来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他在“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内容”一节指出：

对敌军的工作，也应当进行：

一、经常地对敌军宣传煽动，抓住敌军中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因而减弱敌人的战斗力量。

二、在火在线，即在战斗中，也要进行对敌军的喊话或散放传单，使敌军动摇。

三、应当极力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24]

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时再度指出：

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行之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25]

针对对敌军工作的问题，张志忠所属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也具体指出：

与敌打政治战，就是要瓦解敌人，促其反战。敌人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之师，内部存在着许多问题，有虐待士兵、思念家乡、厌倦打仗等等。抓俘虏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教育好，感化过来，那么，他们回去后，就能替我们做有力的宣传，而这种宣传是我们力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共产党的力量足以使他们改造成新人。[26]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那天，在华日本人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日军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成为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之一。它的宗旨是：呼唤广大日军士兵觉醒，起来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反对做日本军阀、财阀的炮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与侵略中国的本质和罪恶。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革命经验，研究日本革命问题。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日军士兵觉醒联盟在中共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设有支部。[27]

日本反战士兵秋山良照的回忆

可以想象，一九三九年从延安抗大来到冀南军区，担任敌工部日军工作科干事的张志忠就是遵从这样的指导原则，认真而积极地进行着对敌军的统战工作。

“当时，敌工科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对日军、伪军和友军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黄景深先生说，“通常，一天要行军八十里以上，一个月往往跨越好几个县。”

“在敌工部，只有我和张光熙两人懂日文。”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张茂林说，“他的业务能力较强，个性顽强，不怕困苦，曾经带领日军俘虏秋山良照，冒险靠近敌人的碉堡下，从事对敌宣传喊话。”

除了口述证言之外，结束采访的同时，张茂林先生还提供给我日本反战士兵秋山良照所写的《西瓜与烧饼》与《冀南平原》日文资料。通过这两篇当年曾经与张光熙（张志忠）实际接触过的日本俘虏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从侧面大致了解当年张志忠在冀南平原从事对敌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情形。

根据秋山良照的自述，他原是被派去大陆战场参战的日军士兵，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山东省堂邑县大李庄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新编七旅二〇团作战中成为八路军的俘虏。

秋山良照的回忆文章《西瓜与烧饼》写道：

在八路军的俘虏生活中，我跟张茂林和张光熙等会日语的人学习到列宁的国家论、唯物史观（史的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共产党宣言》等许多理论。可是当时我并没有全盘接受。因为，那时候，我还经常担心着会不会被利用，而对八路军的待遇保持警戒和怀疑。

但是，随着跟八路军的相处愈久，秋山良照也逐渐在实际的生活体验中，被八路军的行为感动而彻底觉醒。

有一天，秋山良照碰到一个被他的枪打落耳朵的年轻伤兵。

“我并不恨你！”这名伤兵跟秋山良照说，“因为，我知道真正发动战争的是日本军阀。我希望能够和你做朋友……”

面对这名八路军伤兵豁达的态度，秋山良照却实在无法理解那名伤兵的心情了。他于是向张茂林和张光熙提出内心的疑问。

秋山良照写道：

两位张先生就耐心地详细向我说明。他们说，日本军方用各种借口在中国发动战争，然后告诉你们说是中国“排日”或“抗日”。然而，日本军在中国的各种蹂躏，换个立场的话，日本人一定也受不了！其实，日本人民跟日本军方有别，你们也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所说的话终于使我了解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这样，经过张茂林和张光熙长期而细致的工作，当了六个月的俘虏之后，秋山良照的感情心结和思想疑问也一个一个地解开了。因为这样，他对理论的学习也就更加主动而积极了。

秋山良照说：

因为当时没有日语教材，所以在学习的时候，我就一边发问一边拼命记笔记；后来我也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日文，提供给其他被俘日军来学习。[28]

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为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以影响全国抗战形势，八路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约四十万人的兵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同时向同蒲、平汉、津浦、北宁、石德等铁路线上的日军及沿线两侧据点发动攻击。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一二九师参加了这场著名的“百团大战”。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秋山良照与水原健次、成杨鬼彦三人在八路军冀南军区发起、组织了“日军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不久，支部盟员就增添了七位同志。他们在秋山良照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战工作；组织发展很快，到同年十月，支部盟员已达二十四名。[29]

就在一九四一年，秋山良照也因为在冀南平原反战工作的出色表现，被冀南地区人民选为地区参议员，直接参与了相关政权工作。

一九四二年，日军对八路军先前发动的百团大战展开报复行动。

四月二十九日早晨，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1884─1966年）集中大量日本陆军、空军，对冀南军区部队“大扫荡”。在战斗的生死关头，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盟员们不但毫不动摇地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而且在战斗中以编写、印刷、散发传单，刷写反战标语，到敌军碉堡前喊话，或在电话里和日军士兵谈话等多种形式，开展反战活动。

八月七日，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发来了祝贺电报，高度肯定他们在反战宣传上的重大贡献：

在这一年里，你们在冀南前线，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士兵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奋斗……

八月十一日，《解放日报》报道：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盟员能够根据当地日军内部的一些具体情况，及时编写、印刷日文宣传品，向日军进行宣传。在对日军宣传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是其他支部所不及的。特别是支部书记秋山良照，能画善写。他写的文章经常能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因为这样，他接到的日本士兵的来信，竟累积有一尺多高。

正因为秋山良照在冀南日军士兵中有很高的威信，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水原部队）曾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以连升两级作为悬赏。

秋山良照的回忆文章《西瓜与烧饼》、《冀南平原》

觉醒联盟冀南支部还组织了剧团，排演秋山良照编写的话剧《活路》。《活路》表现了日本人民被军阀政府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以及日本士兵在战地痛苦的生活。通过观赏戏剧演出，边区的中国军民对日本劳苦大众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与同情，同时也让盟员自身受到了教育。[30]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刘伯承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勉国际友人》一文，热情赞扬秋山良照就是其中一个优秀的国际友人的代表。

时间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次出版的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编写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对秋山良照领导的日军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做出了这样高度的评价：

这些日俘经教育后成为与八路军并肩战斗的积极分子，他们反战情绪很高，工作积极，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日本造的武器、刺杀、打棒球，在敌军工作训练班担任教员，用日本流行歌曲填写反战歌词，制作日文反战宣传品，还自编自演反战话剧，出版反战刊物，向日军据点散发传单、喊话、打电话，有的还直接参加对日伪军作战。（第256—266页）

秋山良照自己则在数十年前的一九六三年，借着题为《冀南平原》的回忆文章充满感情地写道：

我在反战同盟（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所做的工作是：在墙上刷写反战标语，印写并散发传单，到敌军碉堡前喊话，或用电话和日军士兵谈话，等等。这些工作都是在张茂林和张光熙【张志忠】等许多中国同志的帮助下进行的。[31]

抗战胜利后从大陆返台

种种口述证言、官方档案与乡里传说都确切地指出：抗战胜利后，张志忠又从大陆回到台湾。

如同一九三一年台共大检举以后一样，这次，张志忠仍然衔负着回台建党的重任。然而，由于地下工作的要求，张志忠回台以后的行踪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因为这样，时隔多年之后，关于张志忠返台的时间，不管是官方情报单位的档案或是相关历史人物的口述证言，乃至于新港乡民的传说，仍然“莫衷一是”而显得扑朔迷离。

1.新港乡民流传的“道听途说”

多年以后，在家乡新港，人们对张志忠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道听途说”的程度。

首先，在《嘉云平野二二八》中，那个以前任职警察机关的林玉镜说：

战争结束后，新港人都知道这人【张志忠】以前是【日本】政府要抓的人，跑去大陆，都认为他回来会做大官。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国民党或共产党。战后经过一段时间他才回来，没让人知道他回来。（第270—271页）

另外，乡民郑坤霖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一日的《此生死而无悔的张志忠》中写道：

终战后，张志忠以中国军人将校身份回乡，大兴村的何石池曾与他过从，据何石池说：他与张志忠同往访东兴米工厂寻林清泉的时候，曾瞥见张志忠皮包里面有国际贸易通行汇票。

新港乡民的传说显然距离事实很远，可它也再次说明张志忠的传奇性。

2.关于返台时间的几种说法

在没有任何直接记录可查的情况下，那些曾经与张志忠接触的历史人物的证言，不管是口述记录抑或文字回忆，就是值得我们从侧面理解张志忠返台建党活动的参考史料了。

就目前所见的官方档案、口述证言与传说，关于张志忠的返台建党，时间最早的应是谢雪红的爱人同志杨克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在北京起笔的回忆录所写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张志忠来找谢雪红。”[32]

在杨克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说之后，就是当时担任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医师所说的“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设法送张志忠等人回台工作”。[33]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2）审三字第九十八号判决书根据张志忠被捕后的“口供”的记载与李伟光医师的自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间与自首匪谍分子蔡孝乾由匪华东局城工部派来台湾。”

一九五九年四月，“国家安全局”编印的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记载则是“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

当时曾经跟张志忠密切来往，并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由张志忠亲自吸收入党的吴克泰认为，张志忠进入台湾的时间应该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左右。[34]

另外，在“宗派”上属于谢雪红、杨克煌系统的古瑞云在回忆录中先后提到：张志忠“和蔡孝乾同时回到家乡”及“一九四六年带着中共使命回家乡”。[35]

因此，在不能证明张志忠返台的确切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兼听各种说法来认识张志忠的建党活动了。由于古瑞云和张志忠并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他的说法也就比较没有参考的价值，因此就不必多费笔墨来讨论了。

就张志忠返台的时间而言，上述五种说法里头，除了杨克煌的回忆之外，大体上是一致的。如果杨克煌的说法确是事实的话，那么，其他说法的确实性就有它的问题了。反之亦然。

问题是，杨克煌的回忆为什么会与包括张志忠自己在内的说法不同呢？我们能够因为这样而怀疑杨克煌回忆录所言的真实性吗？

如果杨克煌的回忆的确与事实不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还要进一步探究：杨克煌为何会出现这种错误？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除非杨克煌的回忆确是事实，否则，就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我很难认为杨克煌的回忆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的。

例如，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在提到旧台共王万得时还特别用充满情绪的字眼加注写道：

谢！三十多年来你决意要活到看王万得的最后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你怎么就死了呢？（第248页）

如果不了解日据时期老台共内部的宗派矛盾，以及一九四九年后身在大陆的台共党人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内部的政治恩怨，我们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两个想要改造旧世界的共产党人之间竟然会有这种“你死我活”的“血海深仇”？

恰恰是这种无法彻底自我改造的个人恩怨，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为什么杨克煌的回忆录之所以在张志忠返台建党的时间上会出现与众不同的说法的问题症结吧！

关于张志忠与谢雪红的初步接触

为了判读杨克煌所写有关张志忠与谢雪红初步接触时间的准确性，首先，我们得先大致了解杨克煌的背景，以及他和谢雪红在张志忠来访之前的重要活动。

根据杨克煌《我的回忆》的附录“杨克煌生平重要记事”所载：杨克煌（1908─1978年），台湾彰化人；彰化第一公学校、台中商业学校毕业；一九二九年进入谢雪红主持的国际书局工作，从此与谢雪红结下一生的“革命情缘”；同年五月加入台湾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因“台共事件”被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判处三年徒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因为空袭，搬进头汴坑避难。（第353—354页）

杨克煌的回忆录写道：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他和谢雪红离开头汴坑山区。八月十八日，他们来到台中，随即访问各方面的人，特别是同台中地区的抗日老同志谢富、林兑、李乔松等，讨论今后的运动方针、方式等问题。八月二十五日前后，他们起草了《告台湾青年书》，宣称：“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告结束，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将在台湾施政。台湾人民将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如果今后我们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我们还要进行斗争。”然后油印十份，寄给各地朋友。

八月底或九月初，老台共杨来传、廖瑞发、林良才（梁材）和工人群众阿忠（王忠贤），以及原农民组合干部陈王癸等人，分别从台北和高雄来到台中，与谢雪红、杨克煌、谢富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开展群众运动的问题，酝酿组织一个群众团体。

九月初，谢雪红与杨克煌召集了包括杨逵在内的台中群众二三十人，提出组织“台湾人民协会”的构想；尽管杨逵“提出不同的意见”，会后，谢雪红、杨克煌、谢富、林兑、李乔松等人随即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并招募会员。

九月二十日下午，台湾人民协会会员六七十人在台中女中集会，会中宣布成立台湾人民协会筹备会，以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为宗旨。

九月三十日上午，台湾人民协会筹备会为了扩大宣传以争取更多的会员，于台中座（台中戏院）举行讲演会，控诉日寇法西斯独裁统治，号召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政治，并将台湾人民协会的存在公开出去。

十月五日下午，台湾人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一两百名会员出席；会上通过了《台湾人民协会成立宣言》和“台湾人民协会章程”，并选举了谢雪红、杨克煌、林兑、谢富、李乔松、王天强等十一二名中央委员。

十月六日上午，台湾人民协会召开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上推选林兑为委员长，谢富为组织部部长，杨克煌为教育部部长，李乔松为宣传部部长。（第213—219页）

大约在十月十日，台湾人民协会教育部负责编印的机关刊物《人民公报》开始发行。

十月十九日晚上，台湾人民协会举行了以原台湾农民组合为中心的抗日烈士追悼会。

十月二十日上午，台湾“农民协会”在台湾人民协会会址举行成立大会，宣称将“继承农民组合革命传统”；与此同时，“台湾总工会筹备会”也在人民协会会址成立了。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驻台日军受降典礼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第225—226页）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台湾人民协会台北市支部在台北成立；谢雪红和杨克煌都在大会发表谈话。同一天，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人民团体暂行组织办法”，命令全省人民团体即日起“停止活动”并按照规定办法“重新登记”。

十一月十九日，台湾人民协会中央委员会决定：人民协会提出重新登记，不管批准不批准；同时成立一个“善后委员会”，继续进行活动；《人民公报》停刊。（第233—236页）

十二月下旬，就在台湾人民协会的核心成员认为“公开合法的斗争已不可能，决定开展秘密非合法的斗争”之时，张志忠来找谢雪红了。（第238、241页）

关于张志忠与谢雪红初次接触的具体情况，杨克煌的《我的回忆》继续写道：

张说他是最近才由大陆回台湾的；他听了谢雪红谈我们【台湾人民协会】在终战【这应该不是杨克煌的原始用词】后的一些活动后，就回去了。

当时，谢雪红对那些来访者的政治面目还不了解的人，即叫我回避，不要参加谈话；所以，第一次之后，张志中【忠】再来过一两次，我也都没有参加他和谢的谈话。

我们当时急着要和中国共产党派来台湾的人接触，当时对有几个由大陆回来找谢雪红的人，我们都翻来覆去地分析他们是不是中共派来的……

一九四六年元月间，张志中约一星期来找谢雪红一次，张来两三次之后，他对我们的情况已基本了解了；于是，他才告诉谢雪红，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回来的中共党员，而谢也向他说明我们已成立了一个筹备会之事。这以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各项工作就都和张志中商量，听取他的意见；且在互相了解政治身份后，张志中来找谢雪红时，我大都在场参加谈话了。

这时，谢也把在台北的杨来传、廖瑞发、林良才【樑材】、杨克村等介绍给张志中。……

台南的陈云锦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介绍给张志中的。（第241—242页）

张志忠通过谁的介绍来找谢雪红？

杨克煌的回忆透露了许多中共系统的台籍共产党人与原日共系统的台籍共产党人在光复初期初步接触时的秘辛，但是，他没有交代的是：张志忠究竟是通过谁的介绍来找谢雪红的？

关于这点，《吴克泰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真相的说法：

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张志忠首先进入台湾。他首先去员林永靖找王天强，然后到台北找林梁才【樑材】，到中南部跑了一趟又一趟，开展地下党的组建工作。据王天强说，他曾领张志忠去找了谢雪红……

王天强和张志忠（原名张梗）都是陈嘉庚办的厦门集美学校的同学，也都曾是共青团员。本来要被派去莫斯科留学，但打住了。因为王天强出发前先回台湾度暑假，却因上海台湾人反帝同盟案被捕被判刑，以致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张志忠因同案被捕。（第238、241、247—248页）

按照王天强和张志忠在日据时期的关系，以及王天强在台湾人民协会的核心位置“中央委员”来看，吴克泰所写“王天强领张志忠去找谢雪红”，应该是合理的说法。问题是，事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杨克煌为什么不提呢？是不知道？还是刻意的？

杨克煌的回忆所引起的有关张志忠确切的返台时间的问题关键恐怕就在这里吧！

当然，杨克煌的《我的回忆》也不是完全没有提到王天强和张志忠的关系。

杨克煌写道：

一九四六年元月间，大肚乡溪仔兄来告诉我们说，他于去年十一月间被通知去南部某地参加一次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刘启光，参加者有张行【日据时期农民组合干部】、王天强等。刘启光在会上说：“你们不要搞农民协会，只要来组织‘农会’，按照国民党人民团体组织法做，就能够掌握供应农民的化学肥料的销售权。”与会者有些人就动摇了，跟刘启光去了。（第240页）

杨克煌认为，刘启光“当时是军统的一个小头目”。因为有这样一段“不点名”的伏笔，杨克煌的《我的回忆》于是就接着展开了这段有关张志忠对王天强看法的描述：

又有一天张志中【忠】来找谢雪红时，谈到王天强的问题；这时，谢雪红提到王天强曾去参加刘启光召开的会，和刘有勾搭的情况，张吃了一惊，说：“糟了，你早一点说就好了，我已经去找过王天强了……”张志中（忠）说他是在上海时和王天强一起因反帝国同盟事件被捕过的；出狱后，王即到大陆参加革命，在新四军工作过，曾任新四军的团长；终战后在苏北某地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成员中有蔡【孝】乾、张志中（忠）、洪幼樵（汕头人）。张说因这个关系，不久前他到永靖去找过王天强。他又说：“那不要紧，我们暂且不要一下子同他切断关系，应慢慢地同他疏远……”（第242—243页）

杨克煌的这段回忆里头所转述张志忠的话的黑体字是我刻意处理的。就内容而言，它基本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说是“出狱后，张即到大陆参加革命……”，那还说得通；再者，不论是当时的张志忠或是写回忆录时的杨克煌应该都不会使用“终战”这样的名词吧！由于杨克煌的这份遗稿是由他在台湾的女儿整理出版的，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它是“手民误植”而出现的错误吧！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种小地方的差错；问题的关键在于张志忠，或者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乃至于谢雪红是否就这样“慢慢地同王天强疏远”了。

事实显然又不是这样！

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

首先，根据《吴克泰回忆录》所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二二八”后流亡上海的吴克泰被台湾地下党调回台湾之后，经由组织安排潜入中部农村员林王天强家住下，跟随当时身份是“台中县工委书记”的王天强，领导农民，按国民党早已提倡的“三七五减租”的办法，提出减租要求，进行合法斗争，向乡里的地主交涉。（第239—249页）

其次，根据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所属台海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台盟史略编委会编《台盟史略》一书所载：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流亡的谢雪红、杨克煌和苏新等人“征得台湾岛内中共地下党的同意，并得到大陆的台湾籍革命人士李伟光等同志的支持”于香港正式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王天强与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等五人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台盟正式代表，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十月，台盟总部成立理事会，谢雪红为主席，杨克煌为秘书长，王天强为四名理事之一。

一九五七年六月，台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成立，王天强任主任委员。

一九五九年四月，王天强为台盟推荐的八名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之一。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天强在台盟福建省主委任内病逝。（第3、9、12、25、28、37页）

根据杨克煌《我的回忆》所述，就在王天强病逝七个月后的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五日，谢雪红也病逝于北京。然后，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他开始“一点一点”地写谢雪红和他的历史。（第353、356页）

如果王天强的上述经历就是杨克煌笔下张志忠说的“应慢慢地同他疏远”，恐怕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吧！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怀疑杨克煌有关王天强与张志忠的关系的叙述是“别有用心”的吧！

再者，就张志忠返台的时间而言，如果吴克泰转述的王天强的说法是正确的话，杨克煌的回忆就是错误的了。那么，如果以应该是根据张志忠口供而笔录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42）审三字第九十八号判决书的记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间与自首匪谍分子蔡孝乾由匪华东局城工部派来台湾”为准的话，王天强的说法就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吧！同样的逻辑只能说，杨克煌的回忆如果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的话，恐怕就有不为人知的用意了吧！

问题恐怕还是牵涉到杨克煌与谢雪红在台盟内部的“宗派问题”吧！而这又不得不联系到日据时期老台共内部没有解决的“宗派”分歧。

日据时期台共产生的背景与因素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产生的背景与因素，历来有几种大致相同的说法。

首先，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辑出版的内部机密资料——《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的第三章“共产主义运动”指出：

一九二一年前后，共产主义运动是通过两种途径“侵入”殖民地台湾的。其一是在东京与日本共产主义者交往并受其影响的东京留学生，其二是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与吸收的在大陆的留学生。这些以东京及北平、上海、广东等地为中心的留学生、知识分子的左倾运动，逐渐影响到岛内；随着岛内农民运动在台湾农民组合领导下的急遽发展，以及台北、彰化无产青年派夺取了文化协会的领导权，共产主义对岛内社会运动战线的影响逐渐扩大，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终于在上海成立。[36]

其次，一九五四年四月，“调查局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印，郭乾辉（郭华伦）执笔，“限于中上级保防干部参考研究之用，应编号保存，列入交代”的内部“机密”保防参考丛书之一的《台共叛乱史》，把日据时期台共产生的背景与因素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由于台胞历次从事反抗异族的武装斗争，在民族运动的迭次遭受失败后，一部分的激烈分子，开始摸索对于革命道路之新的尝试，而不知不觉中堕入匪共的歧途。

（二）台湾同胞在反抗异族欺凌与压迫之下，发生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的认识与社会阶层基础的不同，发生革命形式的分歧，因此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分裂为稳健派、急进派、民族主义派、国际主义派等类别，因而有台共的孕育。

（三）由于五四运动后的影响，在“反帝”“反封建”与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之下，反抗现实政治的意识与面对旧教条挑战的勇气，油然倍增。加以各种新思潮新学说如春潮怒雨，洪流激荡，给予台湾同胞激昂的民族意识与急于要求革命的热潮，刺激很深。在这种偏激的革命热情之下，马克思学说很易为急进的分子所接受而走上蹈空炫奇、自取败亡之路。

（四）如果说，台共产生的背景与因素，在历史的根源上是出于内发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其在社会的基础上，外铄的成分绝不亚于内发的力量。而事实上，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是无法机械地予以划分何者为内发，何者为外铄，这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台共产生的背景与因素亦可作如是观。（第36页）

另外，“二二八”事件后被迫流亡祖国大陆的老台共苏新（1907─1981年）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开始撰写的题为《台湾共产党的历史》的未完成的遗稿中，也针对台湾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强调指出：“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以至消亡，始终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台湾人民的顽强反抗连在一起。”但是，也因为它在组织上的“三不像”，他同时认为：“台湾共产党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台湾出现的怪物。”

苏新关于台共的“三不像”论的具体说法是这样的：

第一，它成立时，是作为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叫“台湾民族支部”），组织上（名义上）属于日共，但是，日共从来就没有有效地领导过它。

第二，它成立后，由于日共遭到大破坏（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分别叫做“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台共与日共的关系被切断，因此，台共的领导机构，不得不通过台胞的中共党员（翁泽生等），求助于中共中央。因此，台共虽然与中共没有组织关系，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领导。

第三，一九三一年二月间，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人到台湾，召开台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台共就名义上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的支部，但是，实际上是透过中共中央，接受东方局的领导的，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瞿秋白，第三国际东方局负责人也是瞿秋白。

总之，台湾共产党，成立时是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受中共的影响较大。

说它是日共的一个支部，不像；

说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不像；

说它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又没有组织关系，也不像。[37]

一句话，日据时期的台湾共产党，尽管在实际的组成工作上多由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协助，但在第三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上，先是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其后又在名义上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

老台共内部的分歧与解决

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后，一共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领导过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国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原有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斗争需要，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宣告解散。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

在这样的客观局势下，按理，原先在组织上“三不像”，而且早已在一九三一年的大检举之后彻底被破坏的日据时期成立的台湾共产党，即便要在旧有的组织基础上重建的话，应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组织的一部分吧！

然而，客观道理上如此，个别人的主观意愿上却不一定如此！因此，台湾光复、回归中国后，如何解决日据时期老台共因为所谓“改革同盟派”与“谢雪红派”的分裂而造成的内部分歧以及旧台共与中共的组织关系，恐怕就是中共要在台湾建立党组织时首先要处理的棘手的历史问题吧！

我们不妨先从第三者的侧面观察来切入问题。

1.重庆《大公报》记者李纯青的考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一个重雾轻寒的早晨，三架美国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起飞，中途在上海稍停，下午五时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三架运输机运载了到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湾省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人员，还有由重庆各报社派出的首批记者。重庆《大公报》记者李纯青也因为与台湾的关系，参加了这次采访。

李纯青（1908─1990年），台北人，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福建、台湾两地都有家；祖父、伯父、叔父和父亲都是台湾籍，家住台北市大稻埕下奎府町朝东街。一家三代做茶叶生意。他因为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籍。

李纯青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望台湾》“绪言”写道：

当年，我在台湾见到各界人士，走在群众中间，沿西海岸由台北到东港，访问全岛。我也与老台共——即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重要人物，多次接触。我曾告诉他们：台湾光复了，目前大家兴高采烈，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很快地便会失望，从台湾历史和人民性格推断，接下去人民将起来反抗……（第2—3页）

二〇〇二年八月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的《吴克泰回忆录》透露了李纯青当年访台的真正目的：

近年，我才知道，台湾光复之初，周恩来就透过许涤新叫《大公报》的李纯青（当时尚未恢复党籍）去台湾，找过去的老台共及进步人士，说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指出三青团是特务组织，说明我们党及进步势力的情况和政策主张。（第164页）

许涤新（1906─1988年），广东揭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参与创办《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历任《群众》周刊副总编，《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和经济组组长。[38]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指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李纯青在大华酒家见到了谢雪红和杨克煌：

（李纯青）对我们说：“‘中央通讯社’的台湾负责人叶明勋到台中来接管原日本人的通讯社。”又对我说：“你可以去争取安插进去……但叶明勋这个人很反动，如知道你的历史和政治面目，那就不可能进去了。”（第233页）

虽然如此，杨克煌并没有交代：他们还和李纯青谈到有关日据时期台共人物的历史问题。

是因为年纪大了而遗忘？还是刻意遗忘呢？

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我在北京拜访了李纯青的遗孀谈家芳女士。通过她所提供的一篇李纯青不曾对外发表的题为《<望台湾>绪言中未发表的一段》手稿，我才大概能够了解事情的究竟。

李纯青在这篇写于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的未刊稿中提到：

我对台湾进步势力做过调查。

谢雪红告诉我：“老台共的人全部被捕，全部转向（变节），只有我谢雪红一个人不转向，坚持斗争。”

我轻信了她的话。

借由上述内容来看，光复初期的那趟台湾之行，李纯青确实秘密担负着中共如何看待日据时期的台湾共产党人，并据以作为在台湾建立党组织的调查研究的任务吧！

再者，谢雪红跟李纯青说的是一九三一年台共遭受全面检举的历史。如果谢雪红的确如李纯青所言曾经对他说过只有她“不转向，坚持斗争”的话，那就说明谢雪红有意欺骗李纯青。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谢雪红刻意这样说显然是有不为人知的特别用意吧！

至少，张志忠的看法就与她不同。《吴克泰回忆录》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转述了张志忠同他说过的对老台共领导人的评价：

老台共里面最优秀、最坚强的是翁泽生，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转向”，日寇在他病危时才放他出来，很可惜没有几天就去世了。

刘启光，这个人很坏。他跑到大陆后投降国民党，当了军统特务，曾被派去延安进抗大，后被我们发觉，被驱逐。他回台后担任新竹县县长，正在搜集台湾革命烈士名单，把老台共的人都称为“黑色联盟”【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是在调查日据时期进步人士的家属及其周围群众的动静。（第158页）

【他】也谈到苏新，说他很聪明，文章写得不错，也谈到王万得，说他很热情。但苏、王两位现在【1946年7月下旬】还不能吸收入党。什么原因我没有问……老台共时期的内部分歧，当时我还不知道。（第166页）

2.谢雪红是否信任张志忠？

通过李纯青访台之行与谢雪红谈话的内容，以及吴克泰转述张志忠对老台共领导人物的评价来看，我们就不难想象，张志忠返台之初，那些日据时期的老台共应该也是他最早接触的对象。那么，如何解决老台共内部的历史分歧，应该就是担负着建党任务的他首先要解决的历史包袱吧！尤其困难的是，他该如何处理谢雪红这个资历比他还久的老台共创党人之一呢？

这里，我们只能不再追究张志忠返台的确切时间，暂且就以耳闻眼见的史料为根据，按照编年顺序，逐步拼凑张志忠返台建党的历史轮廓了。

首先，《吴克泰回忆录》转引的王天强的说法提到了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

谢以老台共领袖自居，看不起张志忠，以“留下文字证据危险”为由，拒绝写自传，拒绝地下党的审查而没有入党。（第248页）

针对这个问题，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在原人民协会的地址正式开会，出席者有谢雪红、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良才【樑材】、谢富、王天强等。

会上讨论后决定：

1.由于当时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建党方针及组织形式均不了解，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

2.全体出席者分别去吸收筹备会成员；

3.筹备会的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建党打下一个基础；

4.不成立领导机构，指定谢雪红做对中共方面和各成员的联系；

5.如有必要时，可加入国民党以掩护。（第238页）

一九四六年元月间，张志中【忠】约一星期来找谢雪红一次，张来两三次之后，他对我们的情况已基本了解了；于是，他才告诉谢雪红，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回来的中共党员，而谢也向他说明我们已成立了一个筹备会之事。这以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各项工作就都和张志中商量，听取他的意见……（第241页）

五月初，张志中来找谢雪红和我，说为了向我们证实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张本人的身份，要我们派一个人去上海正式取得介绍。张问我派谁去适当，谢雪红和我商量后决定派杨来传去，张即赴台北打发杨来传出发去了。（第248页）

针对此事，《吴克泰回忆录》批判地写道：

谢雪红在一九四六年初就酝酿并组织了建党筹备会（成员后来发展到数十名，还在观音山的寺院开过会），要求集体加入中共；谢雪红并不信任张志忠。无奈，张志忠只好到上海听候华东局的决定。谢雪红则派了台北市郊的老农民杨来传由谢爽秋（赴台时负有如同光复之初李纯青的任务）带路去上海找华东局。杨来传曾在李纯青家住了一段时间。（第164页）

谢爽秋是通过张志忠的介绍而和谢雪红、杨克煌接触的。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大约在【1946年】元月下旬，张志中【忠】告诉谢雪红，谢爽秋最近要由上海来台湾，张说：“谢爽秋是党员，多年来在【军统】《扫荡报》社工作，现在上海《新闻报》社工作。他来台北时，你先和他见一面，谈谈话。”

不久，林良才【樑材】来通知谢雪红去台北，谢即时赴台北（这次我没有同她去）。有一天晚上，谢雪红在林良才永乐町的新集益商行和谢爽秋见面，互相谈了一些情况后，谢爽秋说这次他带来了一批书，主要的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但他对谢说：“因为你是做公开工作的，身边带这些书危险。”就没有把书给谢。（第244—245页）

3.“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厘清“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关于这点，前述“调查局”编印的《台共叛乱史》指出：

中共华东局并派刘晓、常川驻沪，建有华东局对台联络站，专门负责联系的工作。（第46页）

刘晓（1908─1988年），湖南辰溪人。一九二六年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到上海，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进行长达十二年的地下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39]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原籍湖北汉阳的前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干部张执一（1911—1983年），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回忆文章写道：

一九四六年初，刘晓同志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出发，经华中解放区回到上海，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改由刘晓同志负责主持……华东局（成立后）不久，蒋介石部队重点进攻苏北解放区，该地为适应战争需要，精简机构……为了集中和加强领导，刘晓电华东局，建议把华中分局全部工作关系交给上海局。经华东局同意……在上海局领导下，设有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乾（又名蔡前）……[40]

李伟光医师的自述《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也提到：蔡孝乾在返台之前曾经“介绍张执一（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我联系。从此，张执一一直领导我在上海的地下党工作。”（第45页）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上，吴克泰在北京和我讨论有关张志忠生平的各种材料时，针对蔡孝乾与李伟光和张执一之间的组织关系分析说：

“据我所知，当年许多从大陆回台湾的人，都是通过上海台湾同乡会的安排而和岛内的地下党连上线的。所以，在蔡孝乾把李伟光介绍给张执一联系以后，上海台湾同乡会实际上就是中共华东局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间的联络站。”

对此，前述“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档案也这样记载说：

共匪在上海以“台湾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为其对台工作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解决匪徒食宿交通等问题；……切合秘密工作之原则。（第17—18页）

因此，吴克泰有关上海台湾同乡会是中共华东局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间的联络站的分析，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吧。

4.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张志忠的身份证实了

厘清了中共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之后，我们接着来看看谢雪红指派的杨来传去上海找华东局求证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张志忠身份的具体情况。对此，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只字未提；《吴克泰回忆录》却透露说：“杨来传曾在李纯青家住了一段时间。”（第164页）

关于李纯青的身份，张执一的回忆文章指出：李纯青从台湾回到上海以后，于一九四六年入党，在他担任书记的上海局文化委员会领导下，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对上海新闻界和台湾上层人士开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第89页）

李纯青写于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的前述未刊稿也透露：“我回上海后，谢雪红派人来找过我，我帮助他和有关方面联系……”

那么，李纯青所说的“他”应该就是杨克煌和吴克泰所说的“杨来传”吧！而所谓的“有关方面”指的也就是“张执一”吧！

《吴克泰回忆录》进一步写道：

华东局把杨来传和张志忠召集在一起，听了杨来传的来意后指示，张志忠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代表，你们回去后要听张志忠的安排，建党筹备会要解散，党章规定不能集体入党，只能个别审查、个别吸收。（第164页）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继续忆写了杨来传回台以后的情况：

六月中旬，张志中【忠】再到台中告诉我们说：杨来传已由上海回来了，并通知我们最近要在台北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因谢雪红目标大不能去参加，叫我去参加。于是，我于六月十六日就上台北去了。

六月十七日下午，在台北廖瑞发家（在城内，原是日本人的住家），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工委”）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的联席会议。出席者中代表台工委的仅张志中一人，代表筹备会的有杨克煌（我）、杨来传、廖瑞发、林良才【樑材】四人。

会上杨来传首先简单报告他到上海的经过情形，证实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张志中的身份。

然后决定（均由台工委提出的）：

1.“筹备会”即时解散，其组织和成员均接受台工委的领导；

2.筹备会成员今后不再发生组织上的联系，但在移交期间，为了移交工作暂可以联系；

3.筹备会成员基本上均接受为中共党员，由台工委分别接受之。

会后我立即回台中向谢雪红汇报。

联席会议后，张志中再来台中时，我们就向他介绍谢富、林XX、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勋等人，由张直接去同他们联系。不久，张来说已先吸收谢富和蔡伯勋为党员了。

这时，张志中对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上、中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因此要我们和做秘密地下工作的党员切断联系。他又说有可能安插党员去台湾的中、下层伪政权机关，说这工作很重要；他给我们介绍台南新丰区区长李义成就是党员，另有一个区长（名字我忘了）也是党员。（第249—250页）

5.谢雪红仍然迟迟没有写自传

总之，通过上海之行，张志忠基本上向谢雪红一派的人证实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他的身份；经过返台以后的“台工委”和以谢雪红为首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的联席会议，张志忠也基本上解决了日据以来老台共内部的组织关系的分歧问题。尽管如此，谢雪红却还是“迟迟没有写自传”。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写道：

九月间【应该是12月5日】，台南新丰区下发生大地震……

不久，张志中【忠】叫我们提出自传。

于是，我写了不到两张纸的很简单的自传，由谢雪红交给张志中，因当时我已在《和平日报》工作，白天上班碰不到张志中。

当时谢雪红迟迟没有写自传的原因是：

1.谢认为写自传很危险，她曾对张志中说：“我写自传给你，你每天东奔西跑，万一有什么差错，那岂不是完了。”

2.谢以为自己的历史写起来很长，现在没有这个环境（她只有一间房间，接待人均在此房间），也没有时间写（因经常有人来找她）。

3.谢认为张志中看过她写的《她的半生记》，又把它带走了，这比自传更详细了。

4.谢不愿意她的笔迹让人家看到。（第251—252页）

吴克泰对谢雪红拒写自传的作风显然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他在回忆录中批判地质疑说：

谢雪红说，在地下状态下写自传有危险，所以不写自传，可是与她形影不离的杨克煌却写了自传，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入党。据李伟光说，谢在【1946年6月初】去香港之前才写了自传，由李伟光当介绍人，送了上去（到了香港后才得到批准）。在上海写自传同样有危险，那么她在台湾时不写，而到了上海就写了，实在令人费解。（第234—235页）

就谢雪红迟迟不写自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吴克泰或杨克煌的回忆，双方的说法，除了“原因”之外，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对此，曾经跟谢雪红一起在“二二八”战斗过，后来分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两度入狱的陈明忠先生综合各种同时代人的看法分析说，谢雪红之所以迟迟不写自传的原因是她坚持党龄要从一九二五年算起，可张志忠以她在日据时期被捕后有过“转向”的问题，按照组织规定不能通过。他强调，这点，只要对照后来张志忠吸收简吉并让他担任嘉南纵队政委的处理方式即可了解。

总之，张志忠返台以后基本上解决了日据时期老台共内部分歧所遗留的历史包袱，为随后的建党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对此，前述“调查局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印，郭乾辉（郭华伦）执笔的内部“机密”保防参考丛书《台共叛乱史》有关光复以后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发展概述，除了时间有待核实之外，大体上已经说明了历史的事实：

随着抗战的胜利与台湾光复的浪潮，使台共从严冬的蛰伏中，急速地苏醒过来，积极开展复活的运动。这时，台共的组织系统，已由日共、中共等之多线领导，而变为中共的单线领导。他们利用政府初接收台湾，政治尚未纳入正轨的机会，大肆活跃。一面策动外围组织，成立谢雪红系统下的台湾人民协会，一面更自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以后，获得中共的支助与策动，加强其对于台省党政各部门的渗透；特别是对当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文教机关，发展组织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快速。因此，在很短的时间以内，便渗透了本省各重要的民众团体以及一部分新闻事业与出版事业的机构。（第44页）

杨克煌有关张志忠的其他回忆

我们花了一番心力，就杨克煌回忆所述有关张志忠与谢雪红初步接触的说法，加以比较、判读，无非是为了解决张志忠究竟何时返台建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杨克煌的回忆是充满疑点的，但也并不表示他所述及的有关张志忠的行踪是完全不可信的。在有关张志忠的资料是如此稀少的客观限制下，我们不妨暂且不去考虑时间准确与否的问题，继续看看在杨克煌的《我的回忆》中所记下的有关张志忠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些许模糊的印迹。

诚如杨克煌前面所说，谢雪红和他见了张志忠两三次以后，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各项工作就都和张志中（忠）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例如：

张志忠曾经向谢雪红介绍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主委李友邦的情况。他说，李友邦的作风正派，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尤其有爱台湾的乡土观念，政治倾向是靠拢共产党的。（第242页）

张志忠曾经介绍一个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任职但和地下党有工作上关系的蔡汝鑫给谢雪红；蔡汝鑫特地向谢雪红通报说，有一个特务将会来台中监视她的行动。（第243页）

谢雪红曾经向张志忠表示：她要利用一九二五年在杭州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去申请重新登记，便于模糊政治面目，方便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张志忠回答她说：“去试试看也好……但估计他们知道你的政治历史，是不会接受你的……”后来，谢雪红把刚领到的、上面写着介绍人是陈果夫的国民党“特别党员”党证和资料给张志忠看。张志忠看了以后跟谢雪红说：“陈果夫是中统的特务头子之一，你今后不能去住台北了，如果你去了，他们会给你一些任务，你不去完成它就可能被暗杀。”（第244、247页）

谢雪红曾经向张志忠反映，她在出席台中的中上层人士在大华酒家举行的欢送某团团长谢懋权的欢送会时，谢懋权瞪着眼睛直望她说：“我们这次回大陆，一定要把共匪全部消灭……”让她有“受到侮辱的感觉”。张志忠听了以后就劝慰她说：“那不要紧，我们得到了重要的情报，反动派开始从台湾抽调匪军回大陆，准备打内战了……你以后有这样的机会，就争取去参加。”

此外，谢雪红还向张志忠反映：古瑞云等一批青年想到解放区参加工作；张志忠要她说服他们留在台湾做工作。当谢雪红又向张志忠反映，李舜雨（李韶东）和师范学校的吴某一定要马上去解放区时，张志忠就说：“那么让他们去碰一碰也好，叫他们到上海台湾同乡会找李伟光就成了。”（第246页）

一九四六年五月，《和平日报》正式创刊。就杨克煌是否进入《和平日报》之事，谢雪红和杨克煌征求张志忠的意见。张志忠向他们分析该报的背景与情况之后说：“他们想利用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例如安插一些我们的人去该报。”他也提醒杨克煌说，去该报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该报来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后来，谢雪红和杨克煌也介绍了蔡铁城等一批青年男女直接或间接地先后进入《和平日报》工作。（第255—256页）

因为这样，古瑞云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写道，一九四七年六月初，他和谢雪红、杨克煌从上海抵达香港。之后，谢雪红从好的方面评估说：“光复后，幸亏我们很快就和蔡孝乾、张志忠他们取得联系，才了解国民党腐败变质……”（第178、184页）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关于张志忠返台建党的时间，在杨克煌所说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之后，就是当时担任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医师所说的“一九四六年三月”。

李伟光（1897─1954年），原名李应章，生于彰化二林；早年在台湾学医，是台湾文化协会创始人之一，曾经领导著名的“二林蔗农事件”。在蔡子民整理的《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下）》中，他自述说：他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离开台湾到了厦门；三月，在鼓浪屿开设神州医院；四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组织被破坏后逃离厦门，经汕头、香港，到广州，最终于年底到了上海，并改名为李伟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英租界劳合路开设诊所；年底迁到法租界。一九三七年一月，研究戒鸦片烟的药品成功，开始做戒烟医疗，并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开设了伟光医院。抗战爆发后，团结一批进步的台湾青年同乡，组织了台湾革命大同盟；不久，重新找到组织关系。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第43—45页）

综合前述各种资料与证言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李伟光医师的说法的准确度应该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把杨克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改为“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或“一九四六年四月初”的话，那么，杨克煌的回忆所提及的许多关于张志忠与谢雪红接触的事迹，也就有了它在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暂且按照这样的时间逻辑，试着重建张志忠从大陆返台到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的经过。

1.张志忠见到了蔡孝乾

前面已经说过，一九五九年四月，“国家安全局”编印的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记载了台湾光复以后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发展过程：

共匪中央于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匪于同年九月由延安出发，间道潜行三个月，于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苏淮安，向匪华东局（原称华中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洽调来台干部。三十五年【1946年】二月，率干部张志忠等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月。（第12页）

根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刊载的中共“自首自新人员自我介绍”所载：

蔡孝乾，又名蔡乾，台湾彰化人，毕业于彰化公学。一九二三年，曾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读；一九二五年，在该校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任《台湾大众时报》社记者。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一九三二年，潜入江西苏区，担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编辑。一九三三年，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一九三五年，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部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四〇年，任解放区野战军政治部敌工部长。

另据张执一的回忆文章《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述：

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华中局随新四军撤至山东，成为华东局。在华东局领导下，将原山东地区改为山东分局……在新四军原来的地区，即苏北、安徽、徐州以南，成立了华中分局……（第85页）

前面说过，张志忠所属的冀南军区的管辖范围，北为山东德州至石家庄，东为德州至黄河，西至津浦路；司令部在南宫、威县一带。

据此，吴克泰先生在二〇〇〇年七月六日致我的信函中判断说：

“抗战期间，冀南军区是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也是新四军与延安之间必经之地。当年，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时，经过此地；同理，由延安出来到新四军的蔡孝乾也必定经过这里。他把张志忠带走也是必然的。”

可以想象，就在蔡孝乾接到派令的同时，当时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担任干事的张志忠应该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于是，张志忠见到了蔡孝乾。

前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张茂林从侧面支持了这种推测的可能性。他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我离开冀南军区，调到太行军区。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张光熙【张志忠】。一九四五年五月，当我调回冀南军区司令部时，我听人家说，张光熙已经与蔡前一同派回台湾了。”

张志忠与大他两岁的蔡孝乾算是老战友了。

前面提过，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当蔡孝乾与王万得等人在彰化倡组台湾无产青年会时，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张志忠就被推举为嘉义地方负责人。一九三〇年九月，张志忠参加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侯朝宗主持的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班时，也读过蔡孝乾以杨明山之名所写的《新兴经济学》。

这样，张志忠离开了冀南军区，经由苏北，来到上海，然后返回台湾。

2.张志忠返台的两种说法

关于张志忠的返台经过也有两种说法。

吴克秦向笔者确认“张光熙”即为“张志忠”的信函

第一种情况是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医师口述的《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下）》的说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张志忠带着台湾文协（文化协会）的老朋友蔡乾的介绍信，从新四军出来，到上海来找我。年底，蔡乾也到了上海。我安排他们两人住在我【的】疗养院……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设法送张志忠等人回台湾工作……（第45页）

第二种情况是前述“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记载：

三十五年【1946年】二月，蔡匪率干部张志忠等，分批到沪，与匪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月，同年四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第12页）

李伟光医师的自述和“安全局”机密文件的记载虽然在时间上略有出入，但也不会差距太大。可以确定的是，张志忠应该是在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回到台湾的。

另外，根据古瑞云的《台中的风雷》所载，目前可以知道的是，当时与张志忠同船返台的“首批干部”，其中一个是嘉义商工专修学校毕业，抗战时期在上海某公司任职的黄文辉。（第35页）

3.四月下旬，吴克泰在台北家里见到了张志忠

除了杨克煌的《我的回忆》之外，亲自见到了刚刚回台的张志忠而又留下文字记录的就是《吴克泰回忆录》了。

在回忆录里，吴克泰具体交代了自己思想左倾、加入共产党以及与张志忠发生组织关系的过程。

吴克泰（1925─2004年），本名詹世平，生于日据下宜兰罗东的佃农家庭，经过刻苦勤学，先后进入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学）与台北高校（今台湾师大）就读，一九四四年九月初，为了参加抗战行列，放弃只念了一年多的台北高校学业，出走上海，寻找到重庆的路。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考进震旦大学经济系进修。年底，通过彻夜阅读在上海的蒋渭水的儿子蒋时钦（1920─1968年）借给他的《中共二十年史》，系统地认识了中共奋斗的历史，也知道了先前闻所未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深受感动的同时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元旦，他迫不及待地与蒋时钦和另一思想进步的台湾青年周文和（1912─1953年）相约，分头去找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起参加共产党。一直到三月十日左右，他终于通过同班同学介绍，见到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会委员钱李仁，写了自传，转交给上海学委会副书记吴学谦，再上交地下党上海市工委书记张承宗，最后交由当时在上海的台湾地下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批准。

后来，周文和经由组织安排，到台湾同乡会担任总干事。吴克泰把台湾的联络地址留给钱李仁后于三月中旬回到台北幸町的家，然后到学籍已经改制为台大医学院的原台北帝大医学部念书。为了有更多时间搞社会运动，他随后又转到台大校本部原来的文政学部。三月下旬，蒋时钦也回到台北，进入《民报》当记者。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他也通过蒋时钦的介绍，到《民报》打工，做校对。然而，他一直挂心的却是党什么时候派人来跟他联系。大约四月中旬，先后有两批人到他家来，说是要找“张先生”。他虽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张先生”是什么人，可他心里明白，“张先生”应该就是党派来与他联系的人；这些人可能也是来找党的台湾青年。他于是告诉他们：“张先生还没有来。”但他心想来联系的人就快出现了。（第119—155页）

《吴克泰回忆录》具体描述了他初见张志忠的情形：

四月下旬某一天晚上，“张先生”终于到我家，并在我家住下。他说，他叫张志忠，从大陆回台湾已有一些时间了，因为去了中南部，所以来晚了。他很严明地向我宣布——党已经批准你入党，再来应当挂党旗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并规定候补期，因为台湾地下党刚在创建，这些手续都免了。他又说回家去看了家人，大家都喜出望外。他同我谈了许多问题和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从这些话语里可以估计他是从新四军出来的，但我不便问。他还会讲流利的日语。父亲见“张先生”很朴实、很正派，也很欢迎。第二天，张志忠让我带他去看蒋时钦，我带他去介绍了一下就出来了，不知他们谈了什么。下午，张志忠回到我家。我同他说，我父亲有个好朋友叫李振芳，是老台共的，他很想见我们的人。张志忠同意去见，我便带他到李振芳家。翌日，张志忠回来说，李振芳不是老台共，是老台共的外围组织“赤色救援会”的。李很热情，与他谈到夜里很晚，便留他住了一宵。从此，张志忠常常到我家住，同我保持单线联系。（第157页）

4.台湾地下党的组织正式成立

《吴克泰回忆录》继续写道：

大约是五月底，张志忠到我家来，说要去上海一趟，问我后妈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后妈想了一想说，想要些毛线，好织一件毛衣。大约过了半个月以后，张志忠从上海回来，给我后妈带回来一堆毛线。后妈很高兴。张志忠进了我房间就告诉我，从大陆各地来的党员都联系上了，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岛内一些主要地方都指定好负责人，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已经正式成立了。（第163页）

这样，当张志忠把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立足点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就像“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档案所载：

蔡匪【孝乾】于同年【1946年】七月，始潜台领导组织，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机构的工作。先后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后交由陈福星领导）。（第12页）

“法务部调查局”资料室编印，未标明出版时间的《台湾省二二八事件之真相》另载：

三十五年【1946年】七八月间，台匪省工委会书记蔡孝乾，与林英杰、洪幼樵、张志忠等匪党干部，集合原有匪干简吉、谢雪红、陈福星、林梁【樑】材、廖瑞发、张明显等于台北市永乐町（即今之迪化街）林梁材家，成立省工委会。（第17页）

《吴克泰回忆录》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了蔡孝乾来到台湾的信息：

这年【1946年】七月中旬的午后，我正在午睡，有人敲门问这是詹先生家吗？我开门一看，是个中年人，身材魁梧但有些绅士气质，他穿着衬衫，白色毛料裤子，我断定他是从上海回来的，就让他进屋里坐。坐定之后，他说姓陈，要找张先生（即张志忠）。我说，张先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按党内规定，我也不好问什么、谈什么。这样，他就走了。

不久以后，我在博物馆附近街上遇见了张志忠。按规定是不能打招呼的，但我实在忍不住了，附近也没有什么人，我凑过去说，你这么久没有来联系，我等得好苦闷，有一个姓陈的人还到我家找过你呢！他说，最近比较忙，改日再来看你，姓陈的也见到了。这样，我们就分手了。（第165—166页）

吴克泰所说的这位“姓陈的人”，其实就是化名“陈纯真”的蔡孝乾。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就在蔡孝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潜返台湾之后正式成立了。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

但是，革命的道路终究是曲折而艰难的。

《吴克泰回忆录》透露了张志忠当时告诉他的实际情况与心情：

他回台湾以前，以为老台共会掌握一部分武装，回来一看，什么也没有，很遗憾。（第158页）

对身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工部长的张志忠来说，一切都还要从头做起。

把新娘也带回来了

按照《吴克泰回忆录》的说法，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的组织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左右，张志忠和谢雪红系统的杨来传前往上海，并于半个月后回到台湾。回台以后，张志忠除了告诉他“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已经正式成立”的消息之外，同时也向他透露说，这次，他在上海结了婚，同时把新娘也带回来了。（第163—164页）

[1]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校史编写组编《集美学校七十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98、199页。

[2]　《台湾社会运动史》中译版（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册：文化运动，第122—131页。

[3]　许雪姬、黄美滋《庄泗川先生访问纪录》，收录于许雪姬编《“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专题研讨会论文暨口述历史纪录》（台北：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编印，2003年12月），第131—134、207页。

[4]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第131—132页。

[5]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第36、53—55、58—61页。

[6]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第132—133页。

[7]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第132—133页；第二册：政治运动，第36、53—55、58—61页。

[8]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第131、133页。

[9]　前引许雪姬、黄美滋《庄泗川先生访问纪录》，第134页。

[10]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四册：无政府主义运动，第1、18—21页；《台湾民报》第191号（1928年1月15日），第3页。

[11]　前引许雪姬、黄美滋《庄泗川先生访问纪录》，第139—141页。

[12]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第10、13、354、359—363、372—373页。

[13]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第10、13、354、359—363、372—373页。

[14]　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15]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第331、334、350、381页。

[16]　解力夫《抗日战争实录——抗日战争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898—899页。

[17]　刘和平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大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13页。

[18]　袁竞主编《毛泽东著作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555—557页。

[19]　前引袁竞主编《毛泽东著作大辞典》，第432页。

[20]　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第54—63页。

[21]　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2月），第447—448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年1月─1936年5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第363页。

[23]　前引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32—32页。

[24]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二次印刷），第98—99页。

[25]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69年7月），第479页。

[26]　杨国宇《放下武器，就是兄弟》；前引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33页。

[27]　小林清《在华日本人反战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1页。

[28]　吉积清等编《反战士兵的故事》（新日本出版社，1963年9月第一版），第50、51—54页。冯守娥女士代为中译，谨此致谢。

[29]　前引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47页。小林清《在华日本人反战史话》，第17页。

[30]　前引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48—50页；小林清《在华日本人反战史话》，第17—18页。

[31]　前引吉积清等编《反战士兵的故事》，第185页。冯守娥女士代为中译，谨此致谢。

[32]　杨克煌《我的回忆》（台北：杨翠华整理出版，2005年2月28日初版），第241页。

[33]　李伟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下）》（北京：《台声》杂志，总第28期，1986年11月），第45页。

[34]　吴克泰《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47页。

[35]　古瑞云《台中的风雷》（台北：人间出版社，1990年9月初版），第35、53页。

[36]　前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第1—2页。

[37]　收录于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4月10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28—130页。

[38]　前引刘和平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第892页。

[39]　前引刘和平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第871页。

[40]　转引《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之三》（香港：阿尔泰出版社，1984年1月），第78、85、86页。

第二章
季沄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二日午后，笔者在上海的一栋老旧公寓见到了与季沄同月同日生、但小她五岁的小妹季同老太太，进行了最后一个见证人的采访。

张志忠从上海带回来的新娘名叫季沄。

关于季沄，直到一九九五年，张志忠的家乡新港还流传着与事实颇有出入的说法。在那本有关嘉义、云林地区“二二八”口述历史的《嘉云平野二二八》书中，那个“以前在警察机关”任职的乡民林玉镜是这样说的：

他【张志忠】在中国娶妻，太太是留法的，姓季，名字我忘了，姓名只有两个字。……他太太的大哥和小弟都是台大的教授……（第270、271页）

林玉镜的说法，大体只说到“姓季”和“姓名只有两个字”的部分事实。这也再度说明张志忠与季沄作为地下工作者的严谨态度与传奇性。

有待确认的问题是：季沄“是留法的”而她的“大哥和小弟都是台大的教授”？

为了了解季沄的背景，我在海峡两岸采集张志忠的生命史的同时也托人四处探询季沄家属的下落。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通过人在北京的吴克泰先生的多方寻访，我终于打听到了季沄的弟弟季鑫泉先生在上海的电话和地址；同年十月，我专程到了上海，想要采访季鑫泉先生有关他所知道的姐姐季沄的生平事迹。然而，遗憾的是，季鑫泉先生恰好出国探亲，无缘探访。

“吴克泰先生打来过电话，并留下您的通信地址。”电话那头的季太太一再表示抱歉地告诉我说，“可是我爱人已经于八月二日去维也纳探亲了，大概要到十一月才会回上海。他回来后，我一定向他转达您的意思。”

到了十一月中旬，我果然收到季鑫泉先生从上海寄来的第一封信。季鑫泉先生在这封写于十一月七日的信中首先向我表示：“十一月二日回到家中，错过见面的机会，真是太遗憾了。”然后，他就向我初步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季沄生平的一些情况。

后来，我终于在上海见到了季鑫泉先生本人，也安排了未曾谋面的张再添先生与他见面。其后几年，我又跟季鑫泉先生陆续见了几次；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也通过书信往来，陆陆续续向我提供有关季沄生平的相关资料。

为了忘却的纪念

就在书稿已经写完第二稿的二〇〇九年四月，在北京，我又通过曾经驻台的新华社记者的介绍，认识了同样任职新华社的季沄的外甥孙王洋。王洋告诉我，季沄是他的大姨婆，现在还在人世的同辈人还有住在江苏南通家乡的外祖母季容，以及在上海的小姨婆季同；他又说，如果我想去采访她们可以代为联系安排。虽然心中惦记着要跑一趟上海与南通，却总是因为这样那样而迟迟无法成行。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几经修订的这本书稿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当我在书稿的最后记下历次成稿的最后日期并写下“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定稿”的同时，我听到来自自己内心的质疑：你这样就要结束了吗？你还有两个历史见证者尚未采访呢？你还没有实地到南通走一趟呢？我于是告诉自己，作为一个报道工作者，除非你已经确定找不到可访之人与可查的材料，否则你的寻访工作是不可以偷懒结束的。这是基本的态度。因此，八月底，在两岸作家黑龙江萧红之旅的文学交流活动结束之后，基于“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心情，我决心到南通、上海走一趟，让这段漫长的寻访张志忠与季沄之旅可以写下句点。

九月初，在摇晃的夜行火车上的硬卧车厢里睡了一晚并不安稳的觉后，我在天刚擦亮的清晨时分来到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的旧都南京。九月五日，星期日，通过王洋的居间联系，我见到了他的父母亲；任职江苏某工技大学的王先生遗憾地告诉我说：真不巧！他母亲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日，昨天，刚刚让他弟弟接回南通。他又说，你要早两天来，就不用跑南通了。没关系，我说，南通我是一定要去的。我们在楼下客厅聊着。我向他报告他已经约略知道的我那寻访经过，他告诉我他所知的不多的季沄的历史情况，同时也含蓄地透露，因为有季沄这个说不清楚的“台湾关系”，他们家族大大小小在历来的运动中都遭遇过程度不同的委屈对待；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因为季沄身份的某种澄清而得以通过重新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进入大学的曲折历史……二楼，我见到了一件跟季沄相关的仅存遗物——她小时候睡过的一架红木眠床。

九月八日下午三点，我在南通终于见到了年纪比季沄小三岁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犹然身手灵动、耳聪目明而自愿独居的季容老太太。出乎意料，因为季沄与张志忠的“台湾关系”，季沄的家人在解放后不但没有受到可以想象的“烈士”家属待遇，反而因为一个坏亲戚想要霸占季家老屋的私心作祟而向居委会告发他们那种说也说不清楚的“关系”，使得他们从一九五一年肃反运动开始，都要在各种运动展开时遭到这样那样的磨难。

历史总是讽刺的！

濠河是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南通筑城时就有的环绕城区的护城河，形如葫芦，宛如珠链，被誉为南通城的“翡翠项链”；目前，是国内仅存的四条古护城河之一，也是国内保留最为完整且位居城市中心的古护城河；周长十公里，水面一千零八十亩，最宽处二百一十五米，最窄处仅十米；水清如镜，风光优美，拥有江鸥、野鸭、鱼鹰等自然生态群落；两岸错落着各种名胜古迹和名人故居；亭、台、楼、阁、塔、榭、坊等交相辉映，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千百年积累的历史遗迹、园林艺术、乡俗风情形成了古朴凝重的文化底蕴。季沄就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青春岁月。

九月十二日午后，我终于在上海的一栋老旧公寓见到了与季沄同月同日生、但小她五岁的小妹季同老太太，进行了我最后一个见证人的采访。因为季沄与她未曾谋面的张志忠的关系，她也一直遭受着这样那样的委屈；尽管如此，她说，她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不能亲自到台湾，给姐姐季沄扫墓。

江苏南通银行中级职员的长女

现在，综合这些来自各方的碎屑般的材料，原本一片空白的季沄的面貌，终于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稍稍呈现出模糊而差堪成形的轮廓。

季鑫泉：季沄是我的大姐。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季沄出生于江苏南通濠河边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季厚庵是交通银行南通支行的中高级职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银行被人们看成金饭碗，所以，父亲丰厚的收入足以维持一家人过上小康生活。因为这样，季沄能够在就学年龄时先后进入南通女子师范附小的幼儿园及南通女子师范附小就读。

南通女子师范附小，是全国最早的师范附小之一。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南通出身的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年）本着“父实业、母教育”和“民智兮国牢”的思想，偕其兄捐资购买城中柳家巷陈氏旧宅，葺为校舍，兴办“通州公立女子学校”，招收三十五名首批女学生，分为高等、初等两级，聘请“桐城派”文学家姚鼐后裔范姚蕴素为校长。十一月，张氏兄弟改女子学校为“女子师范学校”，另外招生，而初、高两等作为附属小学（简称“女师附小”）。一九〇九年，张謇规划和建设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由于入学女子较多，旧校舍不敷应用，张氏兄弟又募捐筹款，购买市河岸建于明代的蓟辽总督顾养谦珠媚园遗址上的王氏楼房，以及周围民房，改建为新校舍。次年（1910年）八月，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师附小师生迁入上课，女师学生即在附小实习。一九一二年，南通县议会议定拨款给附小，学校亦改称为“县立通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一九一四年六月，张謇夫人杨氏捐资，在校区开办了幼儿园。

幼儿园及南通女子师范附小毕业后，季沄又继续进入张謇于一九〇九年亲手创办的江苏省立南通中学（简称“通中”）初中部就读。

季沄是家中长女，聪明过人又勤奋努力，酷爱读书，是南通女子师范附小和南通中学（初中）的高才生。在历年考试以及参加全校或校际青少年国文、书法和演讲比赛中，经常名列前茅。

季容：在我的记忆中，大姐从小就是个能动能静的人；她常常带着我们在天井里踢毽子、跳绳。她喜欢刺绣，也喜欢听留声机播放的京剧唱片，尤其爱听《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曲目；她的口琴、笛子和箫都吹得很好。还有，她喜欢到屋后濠河边洗自己的抹布等小东西。

季同：没错，大姐是很爱干净的人；在我看来，她的爱干净已经是一种洁癖了。例如，她的床是绝对不让人碰的。

季鑫泉：季沄从小就养成爱清洁、爱整齐、自己动手的习惯，并把它贯彻到学习和生活各方面。她书写的每个字，一笔一画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她的卧室、床铺、书桌、门窗和地板，经常是纤尘不染、光可照人。她对读过用过的每一本书，包括教科书、课外参考书，甚至所订阅的《中学生》杂志，以及她所抄写的每一本笔记本，都爱护备至地包上牛皮纸封面，从没有一点沾污和折损。她的穿着非常朴素，但总是保持整洁笔挺，很难找到一点不整洁的痕迹和不应有的皱折。

敏捷的思维能力、伶俐清晰的口齿和语音、优异的学习成绩以及良好的生活作风，使得季沄深得父母师长的钟爱、兄弟姐妹和同学的信任，就是家中的保姆、学校里的工友，也没有人不喜欢她。尽管可恶的天花在她面部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缺陷，可这丝毫不能影响她追求向上的决心和意志。在学校，她是最好的学生；在家里，她是最好的大姐。我们永远忘记不了她。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从季沄的生命史来看，她后来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跟整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季沄个人生命的悲剧性结局，恰恰是历史决定的宿命吧！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

季沄（1921-1950年）（张再添提供）

事变爆发之后，全国各地爱国学生掀起的一股抗日救亡的浪潮很快由北京传到上海。上海的大学生与中学生随即先后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开展了将近四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波抗日救亡的爱国浪潮随即也传到了南通。

季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南通女子师范附小积极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进步倾向。每日晨会，学生都要齐唱晨会歌，歌词是：“我们的国家，被人家欺压，快救它，快救它！读书要用心，志气要高大，养成实力复兴中华，爱护我们的国家……”然后由教师谈论时事，讲述历史，教育学生认清民族的敌人，激励学生为复兴中华而刻苦学习。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岁大的女学生的季沄，先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主张抗日救亡的书报杂志，然后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抗日救亡、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

季鑫泉：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日军又突然向上海闸北发起武装进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违背蒋介石“避免冲突”的指示，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学生又迅速掀起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热潮。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妄图囊括平津，席卷华北，进而鲸吞全中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根据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当天，北平学联发动全市学生，举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请愿游行。“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学生界率先响应，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热烈展开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在上海寻衅闹事；八月十三日凌晨二时，终于挑起了淞沪战争。上海学生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保卫大上海运动。就读南通中学的季沄也参加了由多数中学生组织的战时青年救达宣传团，从事写标语、出墙报、走上大街向市民做演讲等宣传工作，并参加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

十月二十六日，国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1905─1941年）指挥一个营，掩护大军撤退，坚守上海四行仓库，弹尽粮绝，拒不投降，直到三十一日凌晨才奉令退入租界。这支蜚声中外、号称“八百壮士”的部队退入租界后，被租借当局解除武装，关在新加坡路（今胶州路）一处用芦席搭成的“孤军营”里，不准他们重返前线。上海各校学生于是轮流在“孤军营”进行慰问活动。十一月四日，日军在金山嘴登陆，形成对上海包围的形势。十二日，几十万国军从上海全线撤退，上海租界地区沦为“孤岛”。日军长驱直入。十二月，南京陷落，日军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日军侵占南通。我们一家人开始逃难。因为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一直设在上海租界没有内迁，交行职员一般在上海都有亲戚可以投奔落脚，所以我们一家和南通交行其他职员家属一起，几经周折之后，还是从沦陷区逃到上海租界内。我们兄弟姐妹重新拿起书包，入校求学。季沄也考入上海务本女中。

日军占领南通后，通中停办，部分校舍被烧毁，设备被洗劫一空。同年八月至十二月，通中校长冯樾君带领学生先于余东镇复课；随着通中主要教师先后来到上海租界，一九三九年八月，又在上海以“上海通州中学”之名复校。那年秋天，季沄就毅然放弃教学环境及师资条件较好的务本女中，立即转入通州中学读书。

1993年11月8日，季鑫泉先生寄给笔者第一封信的信封及首页

陈昌谦：我是季沄在南通中学和“孤岛”上海时期通州中学的老同学。由于通州中学师生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身受日寇欺凌之苦，怀有强烈的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热情，普遍抗日情绪高涨；因此，通中热烈展开了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季沄积极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办墙报《播种》、开时事座谈会、学唱抗日救亡歌曲、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参加义卖，慰问胶州公园内的“孤军营”等。[41]

入党

陈昌谦先生当时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可以想见，季沄抗日救亡的热情与积极表现，势必引起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乃至于进一步吸收入党吧。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重建上海地下党。八月，成立了党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和群众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职员、文化、学生和妇女等工作委员会。

十一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设立两个学生工作机构：学生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委员会。

上海沦为“孤岛”后，中共中央鉴于主客观条件已不允许采用以往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策略和方式，及时提出了转变学生运动斗争方针的问题。

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向江苏省委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公开投敌，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孤岛”时期的上海全市性主要学生群众组织之一“学协”，立即发布反汪宣言，发动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并组织宣传队，在南京路等主要街道散发反汪传单，张贴反汪标语、漫画，高呼反汪口号。[42]

季沄也积极地投入通州中学反汪伪登台而展开的斗争，从而被吸收入党。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季沄后来就读的苏州教院的同学和暨大上海校友会在上海南京饭店举行“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暨八十诞辰追思纪念座谈会”。当天，季沄在这两所学校就读时的同学从四面八方来到会场，并在全体默哀之后，陆续从不同的角度追忆了当年与季沄相处的情况和印象。十二月，苏州教院上海同学编的《通讯》第五十二期（增刊），以“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为题，收录了当天的发言记录。

季鑫泉先生也出席了这场追思会。当他收到那本薄薄的《通讯》之后，立刻航寄了一份给远在台湾的我。通过这本“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我在后来介绍季沄入党的金嫄所写题为《一生正气英勇就义——怀念秉性耿直的季沄烈士》（第8页）的回忆文章中读到了季沄入党的经过。

金嫄：一九三九年九月，党组织决定我转学到通州中学高二读书，与原在该校的高三地下党员陈秉俭（现名陈昌谦）接上关系。当时该校仅有我们两个党员，季沄是陈的同班同学。据陈介绍，季沄较早接受进步思想，有正义感，她对国民党腐败、国土沦陷，十分愤恨与痛心，由于季沄与我两家住得很近，我们的来往较为密切，虽不在一个班级，但课余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如读书会、出墙报、义卖捐助、救济伤病员等。季沄能写一手好字，并擅于写作，墙报上经常登载她的稿件。一九四〇年春她在反汪伪登台、全校组织大罢课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我们党小组研究，认为发展季沄入党的条件成熟，经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由我与她联系发展入党，我就成为她的入党介绍人。季沄同志入党后，更加积极地深入群众，耐心做同学的思想工作，并在各种活动中起带头作用，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暨南大学“最后一课”的斗争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中央提出学生工作应遵守的七项原则，其中包括：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操性，以思想启发为主争取大多数同学，指定少数党员同积极群众个别联系、团结，以环境可能的程度组织学生合法团体，通过一定积极分子参加与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等；同时要求“孤岛”中的学生工作重点由校外转入校内，从纯政治活动转向学术性的、福利性的活动，将政治活动与学术性、福利性活动结合起来，强调勤学、勤业、勤交友。[43]

入党后的季沄应该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的吧。

季鑫泉：一九四〇年夏天，季沄高中毕业，考入当时被称为华侨最高学府的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系。暨南大学的前身是一九〇七年创立于南京的国内第一所华侨学府暨南学堂，一九二七年改组为暨南大学；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淞沪战争之后，位于上海真如的暨大校园被狂轰滥炸为一片废墟，被迫迁校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康脑脱路（今康定路）。

季沄进入暨南大学后成为著名教授郑振铎先生（1898─1958年）的高足。郑振铎先生当时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史教授，同时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与校内外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一起，冒着被敌人绑架、暗杀的危险，开展着可歌可泣的救亡活动。

季容：这年秋天，父亲因病带领全家返回南通，大姐单独留在上海。我想，我们姐妹后来的人生道路的分歧点就在这里吧！我和妹妹季同回到南通沦陷区，后来也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她就不一样，她在上海读大学，星期天还常到郑振铎家学习，后来也在《文汇报》和《大公报》上发表过文章。放假回来，她就去找南通中学的老师钱素凡谈话。钱老师后来（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暗害。

季同：我们生不逢时，在南通接受的是日本的奴化教育；因为这样，虽然跟大姐只差五岁，却没有共同的语言。她自己一个人留在上海，住在上海青年会吧！她靠着做家教，自力更生。我们很少见面。有时候，她也会在放假期间回到南通。可我总觉得她似乎看不起我们姐妹，她出去和人谈话也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她带我们去看电影，却一直跟其他朋友嘁嘁喳喳地不知在谈什么。

季鑫泉：据说，她的住处成为暨大地下党中共学生支部开会、学习、研究工作的秘密基地；她也接任暨南大学地下党学生支部委员。

金嫄：季沄就读暨南大学时仍与我经常往来。在一次谈到将来时，她充满信心地认为，将来的社会一定会走向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充满信心地向往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依照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进入租界。当日军进入租界时，暨南大学的全体师生组织了“最后一课”的斗争。

郑振铎：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事实渐渐明晰……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将学校关闭结束。”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亲切，格外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上了刺刀，“引满待发”。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一眼看见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炽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忙着迁校的工作。[44]

插班苏州汪伪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坐上南下福建建阳的列车。不久，学校里的教室、图书馆都封闭了。

季沄也就这样结束了她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求学时期。

根据苏州教院上海同学编《通讯》第五十二期（增刊）“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的《季沄烈士生平》（第3页）所载，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关闭后，中共在暨大的党支部随之撤销。季沄改由中共大学区委领导，转入上海大同大学。半年后，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学委根据工作需要，指派季沄和叶正国、王业康等同志插班苏州汪伪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开辟工作。一九四二年九月，季沄进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二年级；在组织上，她仍由学委直接领导，任该校地下党学生支部书记。

叶正国：我与季沄同时由上海地下党学委从不同的学校调派到苏州。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白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地下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入学考试，打入汪伪新建立的学校，埋伏下来，勤学、勤业、交朋友，逐步开辟苏州的学生群众工作，并利用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开展活动。[45]

张克奎：一九四二年暑期后，我班转来了曹子坚、季沄、鲍宝珍等几位上海来的插班生，记得季大姐身材不高，微胖短发，穿着朴素，年龄比我大两三岁，但她不大多言，给我的印象已相当成熟。我们知道她的情况不多，只晓得她是南通人，父亲是上海交通银行职员，在上海暨南大学已学习了两年，转学到苏州，入我班读书。她在我们班中，平时沉默寡言，不太活动，十分谨慎行事，学习成绩出色，擅长英语。平时我们男同学很少跟她接触，见面仅微笑点头而已，所以知之甚少。[46]

鲍宝珍：当年，她孤身一人从南通来到姑苏谢衙前求学。我们同窗一年。印象中的她，性格内向，很少闲聊、嬉玩。中午休息时总在教室里埋头看书。但一旦开会，发起言来有理有据，头头是道，颇得同学们的认可。其实当时她可能就在阅读进步书籍，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呢！而我们却茫然无知。[47]

张韵熙：季沄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给我印象较深的同学之一。记得她是第二学年来的插班生。她常面带笑容，见同学总先打招呼，对我也不例外。讲话不紧不慢。她那带南通口音的上海话听起来很有亲切感。她与她的几位南通同学有时也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但从未见她面红耳赤。第二天来上课仍是和颜悦色，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晚上她有时到我们寝室来玩，随便得很，还不时看一下手表，到时候就回自己的寝室去了。[48]

史旭：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从南京国师转学来的，和季沄同过一年学，对她的了解也不多。季沄同学尽管外貌不算漂亮，但她的仪态却很大方，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苏北农村青年老大姐。似乎记得她是南通人，既是苏北大同乡，彼此就容易接近。加之她的座位在我背后，谈起话来也很方便。她和我谈过几个老师教的国文、中国通史、国学概论和小品文。她的评论颇多独到之处，和她多谈谈，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似乎也有些增强。记得有位同学曾幽默地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好花欲折君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看似打趣，也许就是为此而发的弦外之音。其实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过一点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我只觉得她会做人，很懂事，说话有分寸，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灰心丧气。[49]

陆济民：季沄是我在教院读书时比较接近的同学之一。入学伊始，她坐在我左边靠窗的位子上。她是南通人，但说的上海话相当标准。我跟同学们交谈也习惯用上海话，减少了彼此间的隔阂。那时老师授课，即席发挥和补充讲解的多，大家都做笔记。我每天在晚间自习时加以整理，誊写在专备的笔记本上。季沄对笔记也是很认真的，她看见了以后，就借去参阅，习以为常。有一次，我在写日记，她说：“可以给我看看吗？”我一边把日记本递给她，一边说：“每天要写，实在没什么好写的。”其实我写日记并不偷懒，有时还写些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报纸上文章的议论。她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说：“我看还是莫谈国事的好。”我认为她讲的话有道理，就改而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加强了在艰难岁月里政治上的自我防范意识。[50]

一个年轻出色的党的工作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敌区工作部（即城市工作部），领导上海以及江苏敌占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学生工作系统在组织上也做了调整，组成大学工作委员会，要求改变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贯彻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强调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学业好，真诚为群众服务，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在紧密团结群众的基础上，利用矛盾，打击敌人，开展天亮运动，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51]

就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工部领导的大学工作委员会决定改变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之后，季沄奉组织之命，跟同样隐蔽在省立教育学院的同志叶正国联系了。

孔令宗：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江苏省委撤销。季沄、叶正国和王业康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苏州工委，由工委负责人王中一直接联系。我是当时的中共苏州市工委领导人之一。季沄同志等进入江苏教育学院时，苏州在敌伪统治下，环境十分险恶。他们根据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从头做起，在学生群众中交朋友，加强了日常的群众工作，经过他们深入细致的工作，打开了局面，群众基础扩大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当时季沄不仅是一个学习成绩优良的好学生，更是一个年轻出色的党的工作者。[52]

叶正国：一九四三年初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突然看见在教院传达室窗台上插着一张折叠的纸条，上书“正国兄收”。我取下打开一看，内写：“正国兄：上海有个朋友托我带东西给你，请你明天（星期日）上午九时到狮子林一晤并游园。”下署“沄”字。这一纸条上的字迹十分端正清秀。我当时虽不知“沄”为何人，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中共地下党有同志要来接我的组织关系了，我盼望了将近半年的党内亲人，明天即将见面。

星期日早晨，我在预定的时间内，准备赴约。苏州的社会环境，虽被敌伪所统治，可恶可恨的日本鬼子与伪军有时还可能在街头巷尾撞见，沿街烟馆、“向导社”林立，散发着令人厌恶窒息的乌烟瘴气；但自然景观依然保持着姑苏古城的宁静，那天清晨的阳光也显得格外明媚，所以我怀着喜悦兴奋的心情，穿过谢衙前，直奔狮子林，急切地要去会见不相识的那个“亲人”。当我刚到达狮子林大门口，扑面就迎来了一位女同学找我问话。她已在教院认出了我，所以说：“你是叶正国吧！”我说：“是。”接着我们两人对了地下党预先约定的“暗号”，她又拿出一个信物——一支折断了又用一小段竹筷衔接起来的“派克”铅笔交给我。我们在这样准确无误、确信无疑的情况下，接通了组织关系。我们第一次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初次晤面，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亲切、随和、练达而又蕴藏着几分沉着和冷静。她的年龄比我大三岁，为了隐蔽在敌伪环境内共同开展地下斗争，我们需要确定社会关系时，双方定位在远房亲戚，以表姐表弟互称。当时根据地下党纪律，季沄今后与我只保持与进行单线联系，平时在教院互不接触与来往。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我处于第一线，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或参与各种活动；季沄处于第二线，以用功好学的学生面貌出现，不参与校内任何活动。

鲍璇：季沄学长当年在教院读书时，她是文科二年级，我是理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女生分住几处，与她并不相识。第二学期女生调整宿舍，文科和教育系同学住在楼上大房间，我住在隔壁的小房间。我每次出入必经大房间。记得她的床位靠近鲍宝珍和任若梅。我不时要找任若梅和鲍宝珍闲谈，这样也就认识了季沄。她平时举止言谈显得老练、懂事。我们交谈不多，但至今还能回忆她的形貌举止。记得一次周末，在大楼女厕所旁，听她讲起洗澡不成，一定要擦擦脖子和身子，劝我们要去打水洗擦，显示了大姐姐关心小妹妹，给我印象很深。[53]

韩家玉：我和季沄虽然没有深交，但在苏州教院她是我们文史地专修科的同班同学，又同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大房间里，怎么能忘怀呢？现在我的眼前还浮现出她的清晰形象：中等身材，梳着齐耳短发，四方脸上略带几点细细的麻点，额头下面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

季沄非常健谈，在宿舍中她常常给我们介绍她所看过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苏联翻译小说的内容。讲起来眉飞色舞，唾沫飞溅，别人别想插进一句话。那时我们都只有二十上下的年纪，我暗暗佩服她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渊博的知识。

回想自己年轻时，只知埋头读书，对于政治懵懂无知，较之季沄可谓幼稚矣。现在想来，她熟读苏联小说不只是求知识，实与她的政治抱负相一致，她对我们介绍苏联小说，或许包含着启发我们政治觉悟的深意。[54]

叶正国：当时，教院演剧活动，在同学中有些基础，各班级爱好话剧的同学都有为数不一的人参加；并且演出的均是左联作家田汉、洪深等著名剧作家编写的如《苏州夜话》、《父归》、《压迫》等优秀独幕剧。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对演剧采取支持和积极参与的态度。由我继续通过演剧活动广泛联系群众。后来，教院剧团先后演出《雷雨》、《北京人》、《金银世界》、《富贵浮云》等优秀大型多幕话剧，在校内外均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汪伪当局在苏州大中学校对学生实施军事教育与军训，为敌伪服务。在教院及其附中，专门设有军事教官，给学生发军服，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教官还和学生住在一个宿舍楼，对学生饮食起居与作息进行管制。最可恨的是每天早晚要集合学生队伍，进行升降拖着小黄尾巴的、上写“和平反共建国”的汪伪国旗，唱伪国歌。特别是逢到日寇汪伪举办什么庆典或活动时，汪伪当局即命令教院按军训办法把学生队伍拉出去参加游行或集会。教院的同学对此种种举措，都极为反感和不满。季沄与我定期联系研究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决定针对敌伪这种强制性的法西斯的奴化教育制度，实行坚决反对、尽力设法挫败、消除其反动政治影响的方针。所以教院在每学期实施军训期间，我们与广大同学总是采取不积极、不合作与种种消极抵制的态度，淡化军训意识，涣散学生军训队伍，使其松松垮垮，名存实亡……至于遇到把学生拉出去参加什么游行或集会，只要队伍一出校门，我们就趁机设法使其逐步涣散，学生队伍在中途或到集会场所时，往往已稀稀拉拉，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指挥不动了，使汪伪当局达不到预期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季沄和我也针对教院那些仍然忠实于敌伪的奴才与走狗展开斗争。其中，军事教官吴震就是一个典型。他来到教院时，身穿日本军服，腰挂日本鬼子的马刀，手执皮鞭，一对鼠目，一脸横肉，十分凶狠。他平日举止粗暴野蛮，行为不端，生活腐化，在校外乱搞女人，在校内对女同学很不严肃也很不尊重，劣迹斑斑，影响恶劣。他在校内妄图按照日本军国主义军训制度奴役学生，不仅白天强制操练，消耗同学精力，严重影响同学按时上课学习做作业，并提出要经常在晚间搞紧急军事集合突击训练，使广大同学寝食不安，有损体质影响健康。正当吴震踌躇满志地妄想实施他那一套恶劣行径时，也是季沄与我约在姑苏城墙上讨论如何对付吴震的时刻。季沄平时讨论工作时，总是心平气和，很沉着冷静。但这次出乎我的意料，我提到吴震，她就站在城墙上，面对着我，不停地挥着手，激动地对我说：“把他打掉！把他打掉！”并商定回校后广泛联系群众，发动同学起来反对吴震那一套。此后，我便在各班级同学中串联……讨论如何对付这个恶棍……多行不义必自毙，吴震迫于群众的威力，最后灰溜溜地滚出了教院。

为了开展工作，在教院期间，到了暑假，季沄就借住在苏州石库门内的亲戚家，没有回家探亲。她和我定期约在亲戚家讨论工作或学习，过着有纪律的组织生活。经过讨论后，我们认为，教院课外业余剧团的演出活动只能联系到一些爱好戏剧活动的同学，有局限性；并且单纯演戏，也不能满足同学在课外活动中的广泛兴趣与爱好。尽管敌伪政府不准学生成立学生会，但在教院却可成立学生生活委员会。在第三学期，当季沄与我研究在教院开展学生社团活动时，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与利用“学生生活委员会”来开展各项合法的群众工作，并商定由我出面到各班级去活动，争取当选为“生委”理事长，以便用合法身份将各项活动开展起来。当我被选为理事长后，季沄与我共同拟定了一份“生委”在一学期内的工作计划。为了尽可能广泛联系与组织群众，我们将文艺写作与探讨、图书流通与阅读、美术创作与画展、歌咏、远足郊游、同学联谊等等，都一一列入计划并上报校方，目的是在校内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

我们以“生委”的名义在那个学期进一步打开了群众工作的局面。特别是我们在通过“生委”多种活动的掩护下，把秘密从上海带到苏州的用《曾国藩家书》、《红楼梦》等封面改装过革命读物，如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节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上海苏商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小说等，在具有参加革命斗争要求，向往共产党与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同学中秘密传布，组织学习与讨论，把这些同学进一步团结在我们周围。

由于工作已进展到一定程度，上级党组织便实时通过季沄传达了培养发展地下党员、扩大党组织的指示。因为这项任务的具体工作由我去执行，故季沄和我议定，在下一个学期“生委”选举时，我应主动从“生委”退出，将主要精力转到培养发展党员的工作上来。

季沄与我发展地下党员，都是严格按照地下党发展工作的特殊要求、步骤与程序，十分认真细致地个别地一一进行。例如，一个叫邱崇英的女同学，她虽出身于国民党上层家庭，但本人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深为不满，也同情贫苦劳动人民的遭遇。她认为真正抗日的主力是新四军、八路军，将来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新社会，只能依靠共产党。她要求入党，却执着地希望党组织送她到革命圣地——延安。季沄同志在了解这一切情况后说，许多地下党员都向往延安，很多党内外的革命知识分子也纷纷奔赴延安，我自己喜欢文学，也很想到延安“鲁艺”去学习，但广大的沦陷区很需要我们去开辟工作，我们应留下来坚持斗争，传播革命种子，壮大革命力量，去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季沄这些话是很朴实的，但她不能出面去找邱崇英谈，只好要求我做好她的说服工作。最后，党终于说服了她；她在入党后，一直听从党的安排，坚持在白区工作……

一个不可泯灭的青年女教师的形象

一九四三年八月，季沄在教育学院毕业。临别前，邻座同学陆济民请季沄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她提起笔，随手写了鲁迅的两句诗：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毕业后没有再见过季沄的陆济民在多年以后的追悼文章中感慨万千地写道：

她写的鲁迅诗句，给我印象很深，也给了我更深层次的思考。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句诗恰又印证在她身上。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一所师范学校，课程不是教育行政，就是各学科的专业知识。学生毕业后就到中学去教书。季沄在毕业后被分发到苏州中学一院男生部，任历史教员；后来又到苏州中学一院女生部（苏州女子中学）、省三中等校，担任历史和语文教员。这段期间，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她的秘密抗日活动，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

时光流逝已近半个世纪了，有不少在那段期间和她共过事的同志或受她教育的学生，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提起季沄，无不称赞她的工作认真、大胆心细，对学生更是谆谆诱导，对朋友赤诚相待、乐于助人。

一句话，季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朋友们的心中塑造了一个不可泯灭的青年女教师的形象。

叶正国：季沄同志从教院毕业到苏州的中学担任教师时，上级党组织决定，她不再担任教院党支部书记，而由我继任。但仍由她负责与我联系，继续共同开展教院的工作。

孔令宗：一九四四年八月，王中一调回上海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我才与季沄同志联系。那时她已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在桃花坞显道中学任语文、史地教师。当时除苏州工委负责人王中一同志已调回上海外，另一委员也因故离苏，因此我的工作相应有了增加，季沄同志的到来使我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我和她商量后，除江苏教育学院党支部仍由她负责联系之外，另将丝织业、针织业的几个工人党员关系交给她。她面对新的工作，以最饱满的热情，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领导他们，为积蓄力量壮大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并先后动员了一批工人去解放区学习与工作。

胡振玉：季沄学长在苏州教育学院时比我高一届，在校时我们并不熟悉。一九四四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去苏州第三中学，与季沄同学共事。当时，我们两人都教语文，她和我的宿舍又仅一墙之隔，于是我们才比较熟悉、亲密。

季沄为人耿直，工作认真，平时穿着朴素，寡言少语。我当时刚刚涉足社会，思想比较单纯，甚至幼稚。季沄经常告诫我：要慎于交友，不要被有些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有时，她也经常有意无意地用一些民族气节、国难当头青年人应如何振作起来等爱国思想开导我。现在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原来，当时她是以中学教师为掩护，已身负苏州绸厂中共地下党工作的重任，我却全然不知。

我于一九四五年离开三中去上海。在和季沄相处的半年中，她一直像大姐姐那样呵护着我。我在工作上、思想上遇到什么困难，也经常和她商量。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短，但在我的一生中却铭记难忘。[55]

张克奎：四三年毕业后，我在桃花坞省三中教书，四四年秋与她同事一学期，缘于同事同宿在学校内，彼此比较熟悉起来。我感到她热情诚恳，和蔼可亲。由于我当时年轻，刚出校门，不识世事，她年纪较大，尊她为大姐。无论课务或生活琐事，她都能热心帮助。最为感动的一件事，那时先妣弃养，家中只有老父一人，心情懊丧，彷徨无主，情绪非常低落。她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跟我促膝谈心，百般安慰，并给我做媒，介绍一个铁路职工，希望我节哀顺变，挺起胸膛。此事虽未成功，但我一直铭刻在心，终生未忘。抗战胜利后，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她返上海后，几十年来不通音讯，不意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重回上海滩

抗战胜利后，季沄奉组织之命，由苏州回到上海。

叶正国：一九四五年暑假开始，我回上海家中，八月十五日深夜，我被爆竹声惊醒。抗战胜利了！早晨，我在惊喜中接到季沄从苏州打来的电报，要我快速赶回苏州。这年暑假，她仍住在苏州亲戚家里未回去探亲。当我当天赶到苏州和她取得联系后，她向我传达了党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形势的分析与指示：要求地下党员尽可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当地日寇、汪伪、蒋介石国民党的动态，特别是军队的情况。形势变化很快，汪伪江苏省政府的牌子瞬间改成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苏州仍为省府所在地。原汪伪省保安司令部被改编为南京先遣军驻苏州团部，并按国民党军队建制要增设政训室。当时，该部队正在寻找人选，我随即将这一情况和季沄研究并上报党组织，组织决定让我趁机打入该部队，以政训室上尉指导员的名义，了解与搜集有关部队的情报……

不久，季沄同志被上级党组织调回上海去工作，在她最后一次和我联系时，她对我们近三年的共同战斗的生涯还是很珍惜的。当她和我握手告别时，她说，国民党不会要和平，还要打内战，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她希望我留在苏州继续战斗。她将我的组织关系转给中共苏州工委孔令宗同志以后，我们从此再没有任何形式的往来，我也一直不知她的行踪去向。

没有想到，这最后一次的联系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更没有想到，这次的离别竟成为永别！

孔令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不久，季沄同志因工作需要调至上海。当时我的心情确实希望她与我们一起仍在苏州并肩作战，但从全局出发，只能坚决服从。临走时，还记得她赠给我一把绘有我大女儿像的绢面团扇……我一直没忘记这种革命情谊，并盼望有机会再见面。哪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上海地下党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成立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以工委、文委、职委、学委、教委等名义，分别在工人、职员、教员、学生等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共中央调部长刘晓去延安党校学习，副部长刘长胜继任部长。

日本投降消息宣布之当晚，驻在安徽天长县汉涧镇附近的中共中央华中局连夜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当会议结束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宣布：华中局决定派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并由新华社华中分社广播宣布此项任命。另外，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任书记，张执一和张承宗等四人为委员。在市委下面仍分学生、工人、职员、教员、警察、科技等系统。

张执一临行前，饶漱石召集曾山、刘长胜和张执一谈话，并当众宣布，将上海起义的领导机关定为上海党政军委员会，以张执一为书记；起义成功后，即宣布成立上海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以张执一为总政治委员。

张执一到了上海。正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关键时刻，忽然接到中共中央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出的“停止举行起义”电令。电令大意是：中央经过仔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令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目前应组织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等。党的组织尽可能保持秘密状态，只有站不住脚的党员才准备撤退。不久，中共中央又来指示，督促他们迅速中止起义，大意是：党的战略部署是力争东北，巩固华北现有阵地，收缩华中，撤退华南。

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由延安飞往重庆谈判。

十月，在上海附近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奉命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中共华中局考虑到：为了在上海准备起义，有许多党员暴露了身份，部分革命群众也色彩很红，决定除将少数人调往其他地区或转移到别的战线上隐蔽外，大多数人均随军撤到华中解放区。

张承宗到达上海的时间和张执一差不多。他最初的任务是协助上海党政军委员会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负责联系上海各个系统的地下党，以统一行动。起义计划停止后，张承宗就协助刘长胜统一领导上海地下党工作；张执一则配合刘长胜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担任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六年初，刘晓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延安出发，经华中解放区回到上海，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改由刘晓负责，刘长胜协助他。从此，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工作。在这一时期，上海的中共党员领导机关并无任何名义，只是由二刘为领导核心，向华中局汇报和请示，中共中央有时也直接指示上海的工作。他们一方面继续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做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国统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扶日”的斗争。[56]

我要去台湾

根据《季沄烈士生平》所载，季沄到了上海，应该就在组织的安排下，在张承宗领导的上海市委教员系统下工作，然后再调到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着手台湾工作。

金嫄：大概在一九四六年夏，季沄突然来找我，告诉我她要去台湾。当然这是组织的决定，根据组织原则，她不能告诉我具体去哪里工作。

季鑫泉：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老家南通。她在离沪赴台前曾专程回了南通一趟，与家人话别。她对赴台工作很有信心。台湾光复不久，中国人都为台湾回归中国而兴高采烈。作为弟妹，我们也为自己的大姐能去祖国宝岛台湾而替她感到高兴。她也许诺我们：将来到台湾观光。可我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别。

金嫄：临走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人去十六铺码头送她上船。她坐的是底舱通铺。我们走进底舱，里面黑乎乎的，只有几盏微弱的电灯，已有不少旅客领了席子铺地而卧。

季沄也领了一条席子，笑嘻嘻地轻声对我说：“不要看现在艰苦，将来革命胜利，我会凯旋而归，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就这样，她单身一人远离家乡，远离亲友，带着明确的目标，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去台湾干革命。

不曾想到这次竟成为我们的诀别。

[41]　陈昌谦致季鑫泉函。

[42]　上海市青运史研究会、共青团上海市青运史研究室编《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76、183—184、191页。

[43]　前引《上海学生运动史》，第184页。

[44]　转引自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

[45]　叶正国《无限缅怀革命烈士季沄同志——追忆与季沄同志共同战斗生涯片段》，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4—8页。下同。

[46]　张克奎《季沄大姐，您安息吧！》，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2—13页。下同。

[47]　鲍宝珍《迟到的悼念——缅怀季沄同学》，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3页。

[48]　张韵熙《思念季沄》，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3—14页。

[49]　史旭《生则伟大，死亦光荣——悼季沄同学》，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5页。

[50]　陆济民《悼念烈士季沄大姐》，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4、15页。

[51]　前引《上海学生运动史》，第194页。

[52]　孔令宗《缅怀季沄烈士》，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9页。下同。

[53]　鲍璇《回忆季沄》，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1页。

[54]　韩家玉《缅怀季沄》，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4页。

[55]　胡振玉《青春献革命，丹心照千秋——怀念季沄学长》，前引“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第10页。

[56]　前引张执一《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76—78、86页。

第三章
张志忠与季沄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季沄的弟弟季鑫泉从上海来信，信中提及季沄与张志忠相识的经过：『我听人说，季沄是调回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原籍台湾嘉义、化名杨春霖的张志忠……』

一九四六年六月，张志忠带着新婚的爱人同志季沄，搭乘轮船，从上海回到台湾。

“初次看到张志忠夫妇是在抗战胜利不久，大约四六年，于嘉义。”原籍嘉义，当时的“台北工委”林樑材的妻子柯秀英，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函任职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组织部的季沄二弟季鑫泉时回忆了初见季沄的印象。“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记得远远看见张志忠的妻子时，觉得她长得很美丽，很赞叹！但近看时，发现她脸上有些白麻点。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当即分析他们是从大陆来的。因那时的台湾人一出生就得接种‘牛痘’，是没有人患天花的。”

“我听母亲说，当年，为了祈求大姐的天花能够痊愈，她在菩萨面前跪了几天几夜，可她脸上还是留下了患过天花的特征。”多年以后季同老太太仍然不能释怀地抱怨说，“因为这样，我就一直认为她的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工作。”

“关于季沄同志，我没与她接触，也不了解。”柯秀英的书信继续写道，“在那时，只听过我妹妹说，张志忠同志的妻子是教书的。”

问题是，季沄和张志忠是怎么认识的？

“我听人说，季沄是调回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原籍台湾嘉义、化名杨春霖的张志忠，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针对我所提的问题，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季鑫泉从上海浦东的来信，尽其所知地回答我说，“关于季沄和张志忠的认识，我们一直未能弄清楚：她究竟是经何人介绍而认识张志忠的？我们也一直未能找到一位在季、张结合前就同时认识他们两人的人。我想，有这样可能性的人应该都早已离开人世间了。目前仅仅可以肯定，他们两人都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们是由于共同的革命工作而认识而结合的。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说，他们两人是出于工作的隐蔽需要，而以夫妇名义结伴由沪赴台的。来台之前，季沄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在沪设立的招聘委员会考试，受聘为中学教师，以此职业为掩护。张志忠在台北市车站附近的荣町一丁目开设一药行，季沄先在嘉义商业职业学校任教，后来转台北一所学校任教。她和家中还能保持书信联络。”

经商的革命者

据我的调查研究所知，杨春霖其实也是张志忠返台以后公开使用的名字。至于季鑫泉信中所说的“台北市车站附近的荣町一丁目”，也就是今天的衡阳路，而那家“药行”指的应该就是经由吴克泰介绍而与张志忠认识的李振芳开设的生春参药行。

“李振芳出身罗东书香门第家庭，一九二六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就读时因为组织反日团体‘中台同志会’而被检举入狱，一九三〇年底出狱后参加文化协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李振芳的老同志，日据时期因为参加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抗日活动而遭逮捕入狱，后来也参加了台湾共产党的郭德金先生，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台北接受采访时向我透露说，“台湾光复后，他自掏腰包，在罗东成立兰阳三民主义青年团；后来因为对接收官员失望，举家离开兰阳到台北市，在衡阳路开设一家生春参药行。张志忠回台后就借住在生春参药行二楼的一个房间。”

《吴克泰回忆录》提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张志忠从上海回台以后，除了向他透露，他在上海结了婚，把新娘带回来了；同时也向吴克泰表示：“想到你家来住。”吴克泰虽然热烈表示欢迎，可他却不知为什么张志忠和夫人后来一直没来。一直要到七月下旬，已经进《人民导报》当记者的吴克泰又见到张志忠时，他才委婉地向吴克泰解释说，他和季沄没有到吴家来住，是因为另外找到了地方。（第166页）

可以想见，吴克泰所说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李振芳开设的“生春参药行”。

根据一九五〇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39）安澄字第三六八四号判决书有关李振芳与张志忠关系的档案记载如下：

一、判决正本

李振芳，男，年四十七岁，台北市人，住台北市衡阳路八号开设生春药房。

二、主文

李振芳明知匪谍而纵容之，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三年。

三、事实

李振芳与张志忠同为日本时代政治犯，尤以张志忠系台共负责人，曾同时被捕下狱。关于张匪之政治思想，李都了解，光复后又合伙经商交谊颇笃。张匪夫妇深知李虽非共党，因其不反对且同情共党，适可利用，乃于去年四月向李借屋居住至破案时尚住其家。

四、理由

据张志忠在保密局供称：“李振芳不是党员是一个同情者，他对我的思想是了解的，惟不知道我的组织关系。”（见本部卷宗第一七四页）即张匪之妻季沄（业经判死刑确定在案）亦供李振芳与张志忠在日治时代都是政治犯，同坐过监狱，因李虽不是共党以其不反对共党所以敢在其家居住……足证被告李振芳系明知张志忠为匪谍，竟以住宅借匪住居利用，自应令负纵容匪谍罪责予以依法论处。

在长期寻访张志忠当年所走过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几个曾经与张志忠有过组织关系的人的口述证言或文字回忆都指出：作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志忠除了忙于南北奔波，联系抗日的老同志们，发展党组之外，还要为党的建设的物质基础——筹集活动经费——尽心尽力；或者也可以说，以做生意的商人身份四处游走，对他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也是一种恰当的掩护吧！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提到，当谢雪红把他弟弟杨克村介绍给张志忠之后，因为杨克村是个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小摊贩商人，张志忠就利用杨克村的台北住所作为联络站，并在那里存放秘密书刊和物质。（第241页）

根据一九五〇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39）安澄字第三六八四号判决书所载，杨克村当时的社会身份是“被服商”，“住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一三五巷二十号”。他后来被捕并以“明知匪谍而纵容之者”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三年”。该判决书的“主文”载称：

杨克村系在逃匪徒杨克煌之弟，三十五【1946年】年经谢雪红介绍，与张匪志忠认识，结交亲密。张匪曾利用其住所为与在逃匪徒谢雪红、杨克煌、廖瑞发等联络及通信处所，盖杨克村系同情共党者且亦了解张志忠之思想……

这样看来，杨克煌的回忆大体与该判决书所载杨克村的涉案内容一致。

此外，杨克煌的《我的回忆》还强调指出，张志忠存放在杨克村台北住所的那些物资是当时上海的组织供给台湾地下党的经费，由当时的“救济总署”领来的，大部分是药品。不久，张志忠说这些药品放久了恐怕会变质，要求谢雪红协助出售；谢雪红就介绍张志忠找一个叫陈有传的人，帮忙处理那些药品。陈有传后来还因此自己经营了一家小药店。（第242页）

根据张执一的回忆文章《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述，为了便于收购药品，上海局在上海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开设了一家联合药房，店面为药房，楼上设诊所，分请上海当时几位名医轮流来应诊。（第82页）

因此，杨克煌所说的“上海的组织”，应该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吧。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又说，后来张志忠恐怕那些卖了药所赚来的钱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于是接受谢雪红的建议，让谢雪红和杨克煌介绍谢富去买白糖囤积起来。（第248页）

七月间，张志忠又对谢雪红说：“党有一批钱，拟买货囤积起来或参加做什么生意，以免伪币贬值。”谢即说：“最近有人家大做飞机的生意，能赚钱，又是现货，存起来也不怕货币贬值。”张志忠表示同意并把钱交给谢雪红，去买接收官员故意破坏的报销的飞机。（第250页）

还有，谢雪红曾经介绍侄女的女婿陈德旺去台中二中卖教科书和学生用品。杨克煌认为，这笔资金可能也是张志忠提供的。（第260页）

《吴克泰回忆录》也透露了张志忠曾经考虑是否接收《人民导报》的秘辛。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人民导报》根据日据时期农运领袖简吉提供的材料，经由记者实地调查以后，刊登了一篇高雄农民斗争的报道；因为这事，社长王添灯却被高雄市警察局长控告“诽谤名誉”，惹出所谓的“王添灯笔祸事件”。[57]

王添灯因此辞掉社长职务，《人民导报》也面临了财务上的困境。

七月下旬，当张志忠见到当时已经进《人民导报》当记者的吴克泰时，除了肯定《人民导报》创办人宋斐如（1902─1947年）的思想很进步之外，同时向他透露说：“《人民导报》经营困难想出售，我们还在研究是否接过来。”（第166页）

除此之外，张志忠还跟抗战时期在大陆待过而且和皖北的新四军有联系的辜金良一起做过木材生意。

为了留下历史的证言，历来不轻易谈论自己过去的经历的辜金良先生，终于在病卧床榻多时之后，从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前后几次，在屏东市的住家向我口述了他个人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其中也包括了他和张志忠的组织关系的发展经过。

辜金良（1915─2005年），嘉义朴子人。一九三五年，杨逵办《台湾新文学》杂志时，他和同乡好友许分曾经帮他募款、打杂。抗战胜利后，为了等船回台湾，他在上海台湾同乡会住了一段时间。年底，回到台湾后，他首先到台中找杨逵；通过杨逵夫妇的介绍，认识了旧农组干部李乔松。他又自己去找谢雪红。后来，杨逵到台北参与《台湾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也经常去台北找杨逵，因此认识了苏新、王万得、廖瑞发等老台共。

除了四处寻访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还在全省各地半卖半送从上海带回来的一批左派书报杂志，借此宣传进步思想，结识同志，并了解台湾的社会状况。通过卖书，他也结识了南北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有志青年。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左右，他应老台共王万得、在台北开设启蒙书局的吴思汉、朴子后辈李水井、李乔松的儿子李韶东等人的要求，带他们到上海找党。在台湾同乡会待了一段时间后，李伟光告诉他们，台湾需要人，要他们回台湾。他们于是就从上海回来。

从上海回来后，通过吴思汉介绍，他又认识了当时的学生领袖郭琇琮，并借住郭琇琮在台北双连建成町的房子。不久，他就通过廖瑞发的安排，在杨克村家跟张志忠碰面。

“张志忠开诚布公地和我谈话，经过几次之后就派我工作。”辜金良含蓄地说，“因为我对做生意比较内行，他就叫我做经济工作。我于是找来同年好友蔡得虚，一起到宜兰罗东，做木材买卖的生意。后来，我又奉组织之命，往来于上海、基隆之间，利用商人的身份做党与上海同乡会之间的联络员；木材生意就交给张志忠去和蔡得虚联系。”

一九五〇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39）安洁字第二九四五号判决书有关辜金良涉案的“主文”写道：

辜金良于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参加叛乱组织，受张志忠领导给予旧台币十万元充作资本往来台沪经商，以盈利交张运用，嗣改由陈纯真（蔡孝乾的化名）领导，命渠定购木材二千余石，尚未取货。

这份判决书所记载的只是辜金良被捕以后不得不承认的情治单位原已掌握的情报，但坚决没有透露他“利用商人的身份做党与上海同乡会之间的联络员”的事实，从而保护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免于更早被破坏的命运。

季鑫泉一九九三年的第一封来信曾经向我提到，季沄的家人“也曾根据她提供的地址，几次把她需要的衣鞋物品，托一位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吕班路（今重庆路）口四明里伟光医院的台湾籍医生李伟光先生带给她们”。

李伟光医师的回忆指出，抗战胜利后，他只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回过台湾一次。可以想见，除了那次之外，作为“党与上海同乡会之间的联络员”的辜金良，应该就是李伟光医师的转托之人吧！

欢迎李伟光返台

李伟光医师在《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自述说：“抗战胜利后，多年背井离乡在大陆的台胞大多回台湾了。在台湾的亲戚朋友一再催我回台湾看看。于是，我于九月十二日乘飞机回到阔别十五年的台湾。随后，张执一也到台湾旅行。……”（第45页）

李伟光和张执一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台湾正式成立后的两个月内相继来台，绝对不会是单纯的“旅行”或“回台湾看看”而已吧！

张执一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就回忆说：“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到一九四九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湾检查与布置工作……”（第87页）

可以想象，张执一、李伟光和蔡孝乾、张志忠等一定在这段期间碰过头，商讨了有关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工作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口述证言或文字资料，具体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李伟光医师的返台行踪，通过有限的资料，我们能够知道的大概就是以下的情况了。

首先还是李伟光医师晚年的自述：《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李伟光说，他的飞机票是通过台湾银行上海分行代订的。也许是因为这样，他一下飞机，出乎意料，除了家属朋友之外，长官公署也派两名官员来迎接他，将他送到励志社。在那里，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和处长严家淦、包可永等二十多人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第二天，他去长官公署拜访陈仪并答谢葛、严等人后，又在台北见见老朋友和记者。（第45页）

李伟光见到的“老朋友和记者”应该包括张志忠和当时在《人民导报》当记者的吴克泰。

《吴克泰回忆录》里说，当时，张志忠特地要他和刚刚辞掉《民报》工作、在家专门为《自由报》写稿的蒋时钦，一起去荣町的旅馆采访李伟光。采访之后，他写了长篇访问记《莫忘二林蔗农事件》，介绍李伟光在二林蔗农事件的事迹，在《人民导报》分两天连载。时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的《人民导报》实际负责人宋斐如看了很高兴，特别嘉许他说：这种文章可以多写。（第173—174页）

第四天，李伟光到了台中，会见老朋友。

李伟光医师的自述和杨克煌的回忆都提到了台中以后的行程。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虽然把李伟光回台的时间又错误地提前到“五、六月间”，但也提供了李伟光在台中会见老朋友的具体材料。

杨克煌指出，李伟光回台之前，张志忠已向谢雪红透露说李是党员；为了提高他的声望，张志忠希望谢雪红能够在台中举行一个欢迎会，并叫杨克煌在《和平日报》上尽量详细地给他做宣传。李伟光到达台中时，谢雪红和杨克煌就在中央书局经理庄垂胜当馆长的台中图书馆召开了一个五六十人参加的欢迎会。会上，谢雪红致了欢迎词，李伟光也讲了话。杨克煌也把会场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在《和平日报》发表。李伟光然后就回到故乡二林，举行蔗农事件遇难志士和故亡同志追悼会，并访问故旧。杨克煌也派了一个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了他在家乡受到群众欢迎的热烈情况。（第257—258页）

李伟光医师自述，随后，他又南下高雄，会友座谈。最后，再回到台北。九月底，他在离开台湾返回上海之前，特地去向陈仪辞行；他乘机向陈仪谈了失业严重、农村疲弊、民怨沸腾等在台期间的所见所闻。陈仪显然不以为忤。当他离开台北时，严家淦还亲自到机场送行。（第45页）

订婚前后

根据季沄写给江苏南通的父母的家书所述，一九四六年九月，她在学校开学前就已经南下，到嘉义商业职业学校任教。与此同时，张志忠与她约定于十月十日“国庆日”订婚。

官方的档案记载与相关证人的口述都显示，订婚之前，张志忠依然四处奔波，进行着繁忙而紧张的地下工作。

首先，“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山地工作委员会简吉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记载：九月，张志忠持蔡孝乾的介绍函，往晤日据时期农民运动领袖简吉（1903─1951年）。简吉于是与张志忠开始联络，并协助他推展嘉义、台南等地区的群众工作。（第72页）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我来到云林县二仑乡永定村顶迦塘的廖厝，第一次采访日据时期担任过日本赤色救援会殖民地对策部干部，光复初期被选为台南县参议员，后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系狱十五年的廖清缠先生（1908─1995年），就在那次的采访中，当时刚刚年过八十的廖老先生向我透露，当年，台湾地下党在西螺地区的地方组织就是简吉带领张志忠去找他而发展起来的。

“以前，简吉在农组时，我和他曾有几面之谊。但是张志忠我却完全不认识。”廖清缠先生说，“当时，我对国民党政权十分不满，又苦恼自己一个人力量单薄，无法有所作为，正苦思要用何名目来对应。因此，简吉和张志忠的到来，让我非常高兴。我和张志忠谈话相当投机；之后，他有时一个月来两次，或者几个月来一次。我听他谈起在大陆的生活，觉得大陆的社会情况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张志忠和我谈到，他在大陆工作时都用走路（的方式），因为交通不发达，地又大，经常都是拿着指南针。我因此注意到他的两腿的小腿肚圆滚饱满，像台湾拉人力车的车夫。我知道他是真正想做事的革命者，就介绍在公所任职总干事的钟心宽和担任学校教员的廖学霖与他认识。他们两位都是光复初期找我共组‘二仑三民主义新青年团’的热血青年。我们于是在他的指导下一同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及研讨时事。这之后，我们另起名称，组了‘二仑乡爱国青年团’。当时正值‘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前，情势非常紧张，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发展组织；一方面加强理论学习，一方面强化组织；我们以三人一小组、三小组一支部的方式来发展组织，组织成员也扩大到在学校、公所、水利会及农会任职的青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我们的组织已经有五六个小组，于是就从‘二仑乡爱国青年团’易名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二仑支部’，对外活动。一九四八年底，张志忠亲自带李妈兜来我这里；之后，张志忠的领导工作便由李妈兜接任。”

1946年11月，季沄写给父母亲的第一封家书（张再添提供）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说，一九四六年九月，张志忠也介绍了后来负责所谓“鹿窟武装基地”的陈本江到台中找谢雪红。他又说，在此之前，他曾经主动向张志忠提出他想加入国民党，以便做中、上层统战工作的意思；到了九、十月间，张志忠同意了他的想法。（第260、265页）

《吴克泰回忆录》提到，九月底，张志忠批准了他吸收的李登辉入党，并指定吴同李单线联系。（第168页）

这些，仅仅是有迹可循的部分史料而已。

张再添先生保存多年的季沄遗存的最早一封家书，记录了张志忠从十月八日到十月十三日的行踪。信在当年复印条件几乎没有的情况下不可能是复印件，看得出来是她为了留底而细心誊写的。

十月八日，张志忠在生春参药行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立即搭乘约需七小时的快车，从台北赶回嘉义乡下。

十月九日，张志忠到嘉义商业职业学校，向季沄说明，因为父亲病重，订婚日期必须改期。

十月十一日，也许是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吧，张志忠又到嘉义商业职业学校告知季沄，决定十二日赴台南，举行订婚仪式。他同时告诉她，嘉义到台南的火车需要一个半钟头。

十月十二日，张志忠和季沄在台南文化街美宝大酒家订婚。

季沄在家书中向父母亲禀报：“介绍人是他帝大两同学，四桌酒席，全是他的朋友同学，一张订婚证书，两只白金戒指，仪式简单。”

这里，所谓“帝大两同学”，应该是她基于工作上的保密需要而说的善意的谎言吧！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指出，自从谢雪红把台南的陈锦云介绍给张志忠之后，张即利用位于台南闹区一家大酒家附近的陈家作为联络站。（第251页）

那么，张志忠和季沄举行订婚仪式的美宝大酒家恐怕就是陈锦云家附近的那家大酒家吧。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季沄跟随张志忠搭乘轻轨小火车回到嘉义新港，探望生病的公公。她在给父母亲的信上详细报告了当天所见的张家的情景，以及她所受到的对待：

家中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三个侄儿，一头老牛，四间屋子，一个仓房，一家均是忠厚老实乡下人，把我当个洋娃娃看待，杀鸡宰鹅，几乎忘了病人。

当晚，张志忠陪季沄回校；在火车上，张志忠提议十月二十五日台省光复纪念日结婚。季沄向父母亲解释，张志忠的理由是：

当年离家，从日本逃往大连，大连至青岛，处于日本警察监视之下，是九死一生。十年未和家中通讯，他母亲逢年过节都哭哭啼啼纪念他，全家以为他被秘密处死，如今光复，安然归来，所以光复纪念日是最合适的一天。

但是，基于三点原因，季沄不同意这个日子：

一、学校的聘约一月底终止，如果住家台北，目今住在学校宿舍，往来于台北至嘉义间，通车麻烦。

二、嘉义无冬天，台北气候寒冷，需穿棉衣。

三、我家属来台需十一月始能抵达。

两人辩论很久，没有结论。最后，两人同意等季沄的大弟弟季永泉来台后再做决定。

从信的内容来看，季沄的这封家书是在十月十七日接到父母亲询问结婚日期的信之后的回信；除了向父母亲禀报从订婚到结婚日期未定的经过之外，她还说了以下诸事：

杨君希望并欢迎永泉来台旅行一次，上海至基隆，招商局有不定期的海天、海黄、海宇、海宙等万吨大船，船票通舱是八千元，一、二等舱约两三万元，膳食自备，船行三十几小时即可到达。现今基隆、台北多雨，气候已冷，台湾长衫已绝迹，永泉可带绒线衫穿在西装内，带秋季大衣可以应付至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盼望来时先来信通知我，于上海买得船票时，立即拍电至嘉义。我可通知春霖，请他由台北至港口接永泉，由北至南，旅行一次……

春霖已准备好一樟木箱，内装台省土产，俟有便船赴沪，将奉送二位大人与祖母大人，同妹亦有礼物。永泉倘来代表家长，一定奉送大席一条，待永泉他日结婚时用。

嘉义近日仍似不热的夏天，文旦、橘子满街都是，可惜无熟人返沪。鑫泉学工，绘图仪器是否已买好？倘未买，儿可于旧货摊上以一两千元买日本仪器奉送。

前次所拍之照片，因天雨关系，没有一张清楚的，还是永泉当一次钦差大臣，亲自来看杨春霖的尊容。台湾山明水秀，处处温泉，火车四通八达，唯一遗憾是遍地工厂，目今很少冒烟，因而治安不见佳，小偷如毛。

大人曾有信谓儿无恒心，一定指不从事新闻工作又做教书匠，实则当一名官报记者，味同嚼蜡，上司明是处处提拔重用，换句话说就是出卖良心，颠倒是非，还是教书清高。目今结婚日期未定，待永泉来台后再决定。

“从季沄给我父母的信，他们好像是在赴台之后在台湾结婚的，”季鑫泉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的上海浦东来信上谈到自己对姐姐与姐夫结婚日期的看法，“但实际上按杨扬出生的年月，大概要早一点。”

根据季沄的家书，杨扬的出生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

南通家里收到信后，很快又在十一月六日写了一封信过来；季沄于是在十一月十一日又给父母亲写了回信：

父母亲大人：

六日信已收到。关于永泉来台事，大人恐交通不便、言语不通，实则并无多大困难。上海招商局每月约有两三只船开基隆，船票不贵，伙食自备，所麻烦的即是须在上海等船，至招商局打听船期。基隆至台北，每天有二十几班火车对开，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基隆码头离车站不远。目今在基隆、台北，只会说国语的没有什么困难，不然可用笔写，台湾由于过去教育普遍，不识字的人很少很少。永泉来时只要带来去旅费十万元法币[58]左右或多至二十万元（一定要带关金[59]才不会吃亏），在台旅费儿可承当。现今商校，儿薪金很高，近六千元台币，每月只用半数左右。台币与法币之比例，现官价是一比三十五，暗市一比三十或二九。什么地方调换，不十分清楚，待写信给杨问问明白，再行奉告。不过，永泉来时，务必于知道船期后拍电至嘉，我可去台北或基隆接，不然，徒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台北市荣町一丁目二十七番地（近公园亦近火车站）之生春行，是个很大的进出口贸易行兼药店，永泉可以找到杨君或是赵尚定君。杨君不在店中的时候多，赵君一定在。永泉可暂打尖在那里。赵先生人很和气，一定会好好招待。倘杨、赵二人都不在，可以暂息生春行。

帐子倘带麻烦，就请大人买珠罗纱和细绒线一磅，用纸包紧，多包几层，外用一布袋，详细写“台湾台北市荣町一段二十七号生春行赵尚定先生收”。倘箱中放不下的被单，也可打包裹，只是不好寄航空，台湾包裹全是邮寄，约半个月可收到。上海伟光医院的李先生，儿不认识，是赵先生的朋友，所以不便请他多带东西，能寄包裹的还是寄包裹好。

关于鑫泉，因前日有一朋友自台回北平，那位是北平人，想鑫泉平地生疏，举目无亲，故已写一名字给那朋友，有空或去清华看伊。望大人写信与鑫泉，可顺便提起：北平市北新桥财神庙甲七号北院，傅春木先生。傅先生为人很厚道，鑫泉可抽空去拜访一次。多个朋友有益无损。听说北平气候不佳，夏天酷热，冬天极冷，非穿皮大衣不可。买衣服时可以请之顾问。

今天已是十一日，母亲大人想已回家。通地恐已寒冷。嘉市如秋天。听说台北近日常下雨，永泉必需带雨衣。写了许多，倒忘了说，衣服、袍子可照容妹的做，不过要短半寸，身腰略小些，不要做花花绿绿镶边的。儿不是省工钱，实在台湾女人都是穿洋装，做长衫的裁缝手艺一点不高明。从前日本人禁长衫，所以台湾男女都是不穿长衫，个个洋气十足。台北女人爱漂亮，学穿长衫，结果是歪领不计其数，大小长短不一，不敢领教。所以被单、帐子、大衣、皮鞋，盼望大人买时以经用耐久为主，花花绿绿是其次。台湾棉织品之贵，使台湾人望而兴叹，上海来台者不愿买。今夏儿做几件长衫，是价格贵，布质劣，衣领歪，针线细粗不一。

明日校中放假，可以休息一日，至附近温泉洗澡，余言续禀。专上敬祝福安！

这里应该注意到，“上海伟光医院的李先生，儿不认识”，这句话，应该不是事实；季沄之所以这样写，恐怕也是地下工作者为了维护组织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之故吧！至于赵尚定与傅春木究竟是谁？或是何人的化名？乃至于他们与季沄和张志忠的关系如何？因为始终找不到可问之人，也就无从了解了。

1946年11月11日，季沄寄给南通父亲的第二封家书及信封（张再添提供）

“二二八”前夜

二〇〇四年二月九日下午，我在上海浦东季鑫泉先生的家里跟他见了最后一面。那天，已经罹患癌症多时的季先生告诉我，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时候，父亲曾经来信告诉他说，姐姐季沄要结婚了，家里总得有个人去。季鑫泉先生说，当时，抗战期间参加新四军、后来因病在家疗养的哥哥季永泉（1922─1981年）就奉父母之命，在年底前往台湾。

“隔了几十年之后，我曾经问永泉哥哥在台湾的情况。”季鑫泉回忆说，“他说，姐姐没有举行婚礼，他也只见过姐夫几次，两夫妻老是搬家……”

简单的订婚仪式举行之后，结婚日期未定，张志忠又忙着开展组织建设的工作。

如果不考虑时间问题上的错乱，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十月中旬，张志忠向谢雪红传达党要她到台北参选国大代表的信息。（第267页）

十月三十日，张志忠到台中向杨克煌宣布：党已批准杨克煌入党，没有预备期，并要杨克煌过几天到台南找他。十一月上旬，杨克煌到台南陈锦云家，见了张志忠及其他几人。（第266页）

《吴克泰回忆录》也提到：

大约在十月中旬，张志忠来通知他说：“省工委要成立直属的新闻记者小组，并把你也编进去，有人会带我的条子来找你……”几天后，《台湾新生报》副总编孙万枝就带着张志忠的条子来找吴克泰了。孙万枝告诉吴克泰：“我们新闻记者小组共有三人，另一人是徐渊琛小组长。”由于孙万枝和徐渊琛都是《自由报》的同人、老熟人，又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所以吴克泰很高兴。从此以后，他们就每星期六过一次组织生活，轮流在孙家、徐家和吴家开小组会。（第179页）

根据一九四三年三月日据时期的兴南新闻社编辑、出版的《台湾人士鉴》所载，孙万枝，一九〇六年生于台北州海山郡中和庄，先于日本山口县就读中学校和高等学校，然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政学科，一九三四年二月进入兴南新闻社，担任“论说委员”。徐渊琛，一九一二年生于台北州，一九三一年台北第二中学校毕业，一九三九年七月进入台湾《新民报》担任“社会部记者”，一九四二年九月转任“兴南新闻社基隆支局长”（《台湾新民报》于一九四一年二月改为《兴南新闻》）。（第199、218页）

另外，“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谍李妈兜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记载：

十一月，地下党台南市工委会成立，李妈兜任书记，陈福星、陈文山分任市委。李妈兜是在本年由崔志信介绍与张志忠而入党的，张志忠并介绍李妈兜与省委书记蔡孝乾相识。其后，“李匪组织，深入我乡镇基层，我主要行政干部，大部为其吸收……”（第135、137页）

关于李妈兜（1900─1953年）的身份背景，据“国史馆”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李妈兜案史料汇编》所载，他出身台南大内乡穷苦家庭，十八岁从公学校毕业后曾任公学校教员、新化糖厂雇员和新化街役场（镇公所）巡视员，但总因不满殖民地的民族歧视而和日本人打架，并且因此去职。二十几岁结婚后靠岳家资助，在新化营商，不久加入文协并坐过七个月的牢。出狱后，他渡海福建，开西药房为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前往龙岩，参加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派赴广东抗日。战后回台，一度靠朋友陈福星等人的帮忙做小生意维生。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他通过一位义勇队员的介绍，认识了张志忠，并在张志忠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十月，李妈兜与陈福星、陈文山成立“台南市工作委员会”，李妈兜任书记，陈福星和陈文山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同时通过张志忠联络，由蔡孝乾领导。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又载，这年（一九四六年）冬天，前东区服务队队员、台大法医室主任萧道应（1916─2002年）与“广东东江纵队薛某”取得联系，由薛某介识张志忠。（第208页）

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

在大陆各大学学生蓬勃展开反美运动的热潮中，时间进入一九四七年。

一月二日，“行政院”明令禁止大陆各大学学生针对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展开反美运动。

虽然如此，《吴克泰回忆录》指出，台大外省籍同学不但在校园里张贴上海报纸相关报道的剪报，同时发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本省学生因不了解国内形势，起先持观望态度；当时身兼台大学生与《中外日报》外勤记者身份的吴克泰于是居间沟通，双方便联合起来，在一月九日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与“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借由这次游行，台湾学运终于和大陆学运合流了。

吴克泰特别强调，在游行之前，他谨记张志忠曾经特别提醒过他：“组织游行时最重要的是要组织好游行队伍两边的纠察队。”另外，当天，他也看见张志忠像路人一般经过新公园会场，从地上捡起一张传单就走了。第二天上午，他还在酣睡的时候，张志忠来了。他代表省工委给了吴克泰地下党的最高荣誉——正式口头表扬。然后，他又交给吴克泰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成立台北市学委会，由吴克泰任书记。张志忠同时向吴克泰表示：台北市工委书记会带他的条子来找吴克泰具体谈学委组织的事；有些地方的学生代表准备来学习这次学运的经验；吴克泰原来的任务、职务、单线联系对象都不变……不几天，台北市工委书记带张志忠的条子来找吴克泰。吴克泰认得，这人经常到《自由报》来找老台共萧来福（友山），只是不知道他的姓名。那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廖瑞发，原来是老台共；他又说，台北市委第一任书记是黄石岩，虽然很积极，很勇敢，但开展工作时办法不多，因此改任他为市工委书记。他又说，张志忠在中南部开展的工作很有进展。

张志忠交给吴克泰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接待、掩护来自延安的长征干部程浩夫妇，及同来的上海交通员林昆。谈完话，张志忠就带吴克泰到新公园西面的一家旅馆，把程浩夫妇和在上海台湾同乡会当干事的林昆介绍给他。程浩夫妇还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吴克泰就雇了几辆人力车，把他们带到家里，把最好的房间让他们住。后来，蔡孝乾（化名老陈）常来看望他们，张志忠也来过。

“张志忠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吴克泰回忆说，“我一直猜想，这么年轻的长征干部从延安派到台湾来，一定是来帮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的。”（第187—197页）

关于程浩夫妇的身份，张执一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回忆文章透露：

程浩夫妇是在上海局之下从事秘密机要工作的同志。他们是上海局组织部长——原周总理为首的重庆局（也称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钱瑛同志，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带出来搞机要工作的。程浩夫妇初抵沪时，曾由我派他往台湾工作委员会搞机要工作……（第82—84页）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写道：二月初，张志忠又到台中找谢雪红，告知以后由林英杰（广东揭阳县人）和他们联系。（第276页）

关于林英杰的背景，“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许振庠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记载：

林匪英杰，系朱毛匪党台湾省籍干部，于三十五年【1946年】由匪华东局选派来台，以教员为掩护，曾在台中、台南负领导责任，吸收匪徒，发展工作……（第45页）

二月二十七日，张志忠南下嘉义。当天，在中山路开了一家一阳书局的许分把写好的自传交给他。

“我是通过童年好友辜金良的介绍而认识张志忠的。”一九九三年元月六日，许分老先生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他家楼下的咖啡店向我叙述了他和张志忠认识的经过以及共同战斗的历史。“台湾光复后，我在嘉义中山路开了一家一阳书局。因为售卖进步书报的关系，一些从大陆回来的社会运动家，我指的是像蔡孝乾、张志忠这样的人物，几乎都去过书店；可他们并不表明真正的身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最初，张志忠向我表示：他姓吴名梗，叫吴梗。他人长得高壮，看起来是个生意人。后来，跟他熟了后，他才跟我谈中共过去的革命如何干！在谈话中，他偶尔会向我透露他在‘东海纵队’做过的工作，并且要我和他一起做点事。我看他做事情利落，行动敏捷；他走路很快，我跟他一起走，走一走，一转角，他就不见了；他跟我约会一定守时，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跟一般台湾人不一样，不是简单的人物。后来，我和张志忠有了组织关系。他要我写自传，准备入党。入党的审查很严格，要写自传交代过去的历史。就在旧历新年过后不久，记得是旧历二月初七吧，我把自传交给他。然而，就在我把写好的自传交给他的当天晚上，台北延平路发生了缉烟事件的暴动。第二天，‘二二八’事件就发生了。我入党的事就暂时搁着。我于是跟随张志忠身边，全力投入组织群众武装斗争的工作。”

领导云嘉南的武装斗争

据香港阿尔泰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问题原始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附录五，中共特务对台工作》所载，有关“情报单位”认为“自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至三十六年【1947年】二二八，为中共‘省工委’的初期立足时期”，而它们所掌握到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当时的组织发展情况是“只建有‘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台中县工作委员会’，及台南市、嘉义市、高雄市三个支部，所属中共党员仅有七十余人……”（第330、331页）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仅有“七十余人”的地下党，尤其是负责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面对这场突发性的群众运动，又是如何应对介入的呢？

本身不是地下党员但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的日据时期老左派杨逵认为：

这段时间中国国民党把社会搞得乱七八糟，引起二二八事变。当时群众基础极强，不是几个领袖可以搞出来，而是自动自发的。台共当时刚刚开始向学生及工人发展左派组织，一点力量都没有；到二二八发生，就把过去被日军抓去当军夫的返台人士，发展成武装组织，跑入山上，但势力极其薄弱。[60]

在组织关系上曾经由张志忠单线联系的吴克泰，通过自身的经历，从侧面解释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事变期间，他是在三月一日下午才通过当时的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廖瑞发第一次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吴克泰回忆录》写道：

廖瑞发来通知我说，根据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我们已经组织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市的武装斗争做如下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组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联络地点在蓬莱阁前黄石岩家。从此，我就白天联络、组织群众设法寻找武器；晚上收听各地广播，编“广播快报”，报道各地人民斗争消息。我自己刻蜡版、油印，让学生们到市内各处去张贴。我从广播中听到台中、嘉义、高雄的武装斗争组织得比较好，其中台湾地下党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指挥的嘉义最有组织，连家庭妇女、女学生都组织起来，进行救护伤员、送水送饭等工作。（第212—213页）

关于张志忠在“二二八”期间领导的武装斗争，包括当时跟随在他身边一起战斗的同志、家乡父老或“安全局”机密档案都留下了不同视角的证言、传说与记录。

一般说来，写文章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逻辑的。按时间顺序推演就是历史方法，根据理论的需要分条分段就是逻辑方法。

由于目前可见的史料的零碎与杂乱，这里，我们也只能借着全面整理这些说法不一的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推演的历史方法来写张志忠在“二二八”期间的战斗。

首先是在事件发生后就跟随张志忠身边，全力投入组织群众武装斗争工作的许分老先生的证言：

从收音机听到台北暴动的消息后，我就带领张志忠前往我的故乡东石拘留所；我们身上只带了五六支手枪就接收了拘留所，并放走所有关押在里头的犯人。

在前述的《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中，“二二八”事件后被抓去关了十三个月，白色恐怖时期又被抓去关了二十一年的朴子人蔡耀景，从旁观者的视角叙述了东石现场的具体情况及其个人的看法：

三月初一晚上，东石区署的兵器库被一群蒙面的人抢了，整群整群的人都围到镇公所去。我看见那些人把兵器搬光，向他们质疑说：“你们把兵器搬光，那地方治安如何维持？”他们说：“你不必烦恼这些，我们自会发落。”他们似乎是有组织的，都不让人靠近……

张荣宗是当日去抢区署的青年之一，他们当时都覆面，后来才传说出来，当时约有三四十人……

听说他们这些人和新港张志忠同系统，自称自治同盟，他们抢武器是为了自治同盟日后使用。（第326、335、340、327页）

张荣宗（1908─1947年），嘉义朴子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虽是地方望族富农家庭子弟，日据时期却与左翼劳农运动人士颇有交情；光复后，他被派任为朴子镇副镇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朴子区队区队长兼《和平日报》东石分局长。[61]

《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收录了张荣宗的次女张秋梧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受访时的证言：

父亲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朴子的人很尊重他。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父亲组了一支义勇队，那时等于自治，没有警察，义勇队出来负责朴子治安。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去的。

父亲可能知道这回出去就不能回来，出门前交代我母亲，如果他没回来，某些书类资料要烧掉……（第301、303页）

许分的证言进一步透露了张荣宗与张志忠的关系：

张荣宗和我可以说是二二八期间张志忠在嘉义地区的左右手。据我所知，事件当时，张志忠统筹南部的武装斗争。其中，台南地区由李妈兜负责，我只知道他是黑手出身的旧农组，也是个江湖人，计划印钞票，破坏台湾经济秩序，但不知道他是如何牵到张志忠的。斗六由陈篡地负责；嘉义由我负责。我们彼此知道，但互相没有横（向）的联系；一阳书局是联络中心。家住台中的谢富则是蔡孝乾与张志忠的联络人。后来，张志忠透过嘉义林务局课长张朝邦与我联系；张朝邦是南投竹山人，光复后从大陆回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书面联络，每次会面都是通过联络人约好时间和地点。

虽然许分没有具体谈到斗六地区负责人陈篡地的背景，但是，陈篡地却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第三版刊载的一篇题为《反省的结论》的自首分子谈话中详细自述道：

我是云林县斗六镇人，现年四十六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除在日本大阪坐牢两年，和抗战末期当过日本海军军医一年以外，一直在斗六镇经营眼科医院，约十年之久。

我祖父和父亲是中农，而且是反日失败者，所以我从少年时代就抱有反日观念，民国二十年【1931年】我二十五岁时，为了寻找反日的途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开始研究共产主义，而从外围组织，进而加入日本共产党，被日本军阀察觉后，遂于民国二十二年被捕两次，终于坐牢，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始被释放。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为了感情冲动，并没有考虑到不幸的后果及共匪的阴谋扰乱，起而参加。

一九五三年六月，“调查局”制作的“破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沿革表”，绘制了一幅以张志忠为首的“自治联军（即嘉南纵队）”组织系统图：

1953年6月，“调查局”编制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图表

司令员：张志忠（兼）

副司令员：蔡建东

政委：简吉

北港队：队长许木

新港队：队长小林

朴子队：队长老张

小梅队：队长陈日新

嘉义队：队长蔡建东（兼）

台南民主军：副司令陈X地

嘉义：陈复志部

台中：谢雪红部

新竹：林九（元）枝部

台北：林樑材部

其他：民变武装

这里，我们有必要针对这份“自治联军”的组织图表做进一步的理解。

“当时，我和张志忠都用假名活动，”许分老先生说，“所以，当时也没多少人会知道许分和张志忠吧。”

那么，可以想见，这份组织图表的资料来源应该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情治单位从被捕者有所保留的口供中逐渐拼凑出来的拼图吧！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说明这份“自治联军”组织图表的“副司令员”兼“嘉义队队长”蔡建东的身份背景。如果根据许分的证言内容来看，蔡建东就应该是许分，而“朴子队队长老张”就是张荣宗了。

至于“小梅队队长陈日新”，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提到这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在“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省工委会云林地区组织陈明新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看到如下相关的记载：

陈匪明新又名陈铁，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二八”事变时，参加张匪志忠（另案伏法）所组织之伪“自治联军”，负责领导嘉义支部实行暴动。（第303页）

这样，我们也可据此大胆判断：“陈日新”应该就是陈明新吧！根据同一档案所载，陈明新是云林人，国民学校毕业，职业是小贩。

关于陈明新，“陈明新案”的政治受难人蔡武考先生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告诉我说，据他所知，陈明新的岳父吴丁炎是日据时期文化协会外围团体“北港民生社”的代表，光复以后，担任北港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因为这样的历史因缘，张志忠常去找吴丁炎，从而认识了陈明新。

那么，官方资料所载的“北港队队长许木”又会是谁呢？

蔡武考先生说，张志忠领导的自治联军的北港队队长是余阿木（1924─1947年），副队长是许壬辰（1919─1947年）；余阿木是拳击高手，在日本读中学时曾经代表台湾队拿到第二名；许壬辰则是柔道五段。

根据《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收录的余阿木的叔伯堂兄余焜煌的证言所述，余阿木原名余炳金，因为自小就被叫“阿木仔”，“当时在北港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阿木仔，‘余炳金’就很少人认识。”

余焜煌说：

阿木仔北港公学校高等科毕业后，不知道怎么牵，和许壬辰等一起到日本留学，他和许壬辰交情很好。……在台湾，他们这一群留学生仍常在一起……二二八事件发生，他曾来台北。他们那一群……可能有组织……他们在台北事件发生后，一路南下，经新竹、台中都有他们同党的，南下到嘉义就回北港了。（第166、167页）

《嘉云平野二二八》收录的许壬辰的遗孀林玉英女士的证言则说：许壬辰出生于北港地方望族，北港公学校毕业后考入长荣中学，喜欢柔道的他读到三年级时到日本，先后就读柔道教得不错的九州熊本市立中学与东京拓殖大学经济系。一九四二年四月大学毕业回台，在北港郡役所教柔道。台湾光复后，他考上警官讲习班第一届；先后担任嘉义县警察局督察、嘉义地方法院书记官。

林玉英女士追忆许壬辰在“二二八”期间的行踪说：

他在法院任职期间遇到二二八事件。事件发生后，他出门就没回家，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听说他组织了一个民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一群人，可能看不惯政府的作为，平时就有在谈论政治，事情一开始他就回北港去组织这些人，阿启仔、阿木仔好像都是他的部下，跟随着他。（第180、182、183页）

综合上述三人的证言，我们应该可以推测，“调查局”绘制的以张志忠为首的“自治联军（即嘉南纵队）”组织系统图中出现的“北港队队长许木”，其实是在情报掌握不足的情况下误把许壬辰与外号阿木仔的余炳金当作同一个人的结果吧！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有关“新港队队长小林”的情况。

关于事件当时新港地方的领头人是谁，《嘉云平野二二八》收录的民众证言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首先，在新港公学校高张志忠一届的新港乡民陈天送认为是在地方上执业代书工作的李廷芳（1912─1947年）；当时在新港执业当医生的林玉锜则说是后来“被枪杀于北港溪大桥旁”的林金城。（第230、262页）

总之，“二二八”期间，云嘉南地区的人民武装斗争就在张志忠的统筹之下同时展开了。

从三月二日到十日的战斗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籍多如牛毛。其中，一九四九年三月，香港智源书局出版的“庄嘉农”所写的《愤怒的台湾》，算是出版时间最早的民间的相关著作。庄嘉农，其实就是投入“二二八”的斗争而于事件后流亡的老台共苏新的笔名。站在民众史的立场，这里，我们主要根据《愤怒的台湾》的记事，同时参考其他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回忆证言及官方说法，以历史的方法逐日叙述。

三月二日：

嘉义市发生暴动，人民编成数队，分别攻击官舍、市长公馆与警察局，获得不少武器。

晚上，斗六和虎尾两地方的青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区署及警察派出所，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斗六建安医院院长陈篡地及三民主义青年团斗六区队长陈海永等连夜召集镇民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举行民众大会，号召由南洋返台的原日本兵、学生、青年等，共同组织“斗六治安维持会”，陈篡地担任召集人。

台南方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队队的青年学生忽然袭击各处警察派出所，警察自动放下武器。

三月三日：

嘉义方面：上午，嘉义市举行市民大会，组织“嘉义处理委员会”，接管电台，并借由广播向全市及全台各地募集志愿军；处委会下设“防卫（作战）司令部”，司令部下面有：高山部队、海军部队、陆军部队、学生总队、海外归来总队、社会总队等等。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筹备处主任陈复志（出身保定军校工兵科）担任处委会主任委员兼作战司令。下午，各部队合攻第十九军军械库，经一点多钟的激战之后，完全占领，接收一切武器及军用品。晚上九时，市民已完全占领市政府，台籍警察大部分也携枪参加起义。

“斗六治安维持会”成立“自卫队”，维持地方的治安，保护外省同胞。虎尾武装青年开始进攻虎尾机场的警备队，三百多名警备队军人不堪一击，退入机场内的堡垒，双方相持不下。

台南方面：早晨，举行市民大会，决议支持台北市民，要求惩凶，同时要求改革台湾省政治，立即实施县市长民选。晚上，工学院学生召开学生大会，决议参加斗争，立即编成一队，赶到台中，协助台中守备第三飞机场。

三月四日：

嘉义方面：早上，人民军各部队开始大规模进攻国军营房，营房里面的军人和宪兵队支撑不住，退到山上嘉义中学。人民军掌握了嘉义市的军、党、政各机关，以及水道、电力、电报、广播电台、铁路交通。退到嘉义中学的国军、宪兵、官僚们未经喘息就再受人民军的追击，又慌慌乱乱地退到国军在台湾最大的军械库——红毛埤。人民军得到竹山、斗六青年部队的急援及台中的弹药供应，拥至红毛埤，开始猛攻。

“斗六治安维持会”派“自卫队”到嘉义市，协助维持治安，并加入战斗，将国军赶到红毛埤。通过这次战斗，缴获甚多枪械弹药，武装力量更加强大，于是重新整编队伍为“斗六警备队”，由陈篡地担任总队长。虎尾民军则与国军继续在机场内外相持不下。北港自治联军成立，成员有数百人，先后驰援虎尾机场、红毛埤及水上机场的战斗。

台南方面：上午，市民及各校学生聚集西门市场前，游行示威，沿途高呼“要求生活的保障”、“反对内战”、“打倒贪官污吏”、“要求台湾自治”等口号。下午，日据时期曾出征南洋归来的青年分成数队，分别袭击各警察派出所、第三监狱及警察保安队，缴获许多枪械弹药，并俘虏警察局长。天未黑，人民军已经接管了台南市大小机关。

三月五日：退据红毛埤的国军在危急之际假向人民求和，人民军不知是计，接受求和，立即停战。但是过午时分，由台北飞来一架飞机，向国军阵地投掷相当数量的弹药和粮食，国军立即向人民军开火。人民军一时应付不及，牺牲了三百多人。在双方混战当中，市面忽然出现数量卡车，满载着武装青年，卡车两旁大书特书着“台湾民主（自治）联军”，到处粉碎国军，于是人民军士气大振。晚上，斗六、斗南、台中、竹山各地民军陆续抵达虎尾，与虎尾民军合流，编成联合部队，围攻退据机场的国军，最终攻破机场，缴获许多武器。

三月六日：“台湾民主（自治）联军”领导相对没有组织的嘉义人民军继续围攻红毛埤的国军；嘉义一切男女学生也都出动协助，男的参加战斗，女的编成救护队，救护负伤者。午后，虎尾、斗六、林内的联合部队赶到林内附近的坪顶山山麓，包围兵败流窜的国军，最终逼使国军投降。于是，斗六、虎尾、林内地区的战斗告一段落。

三月七日：阿里山吴凤乡的高山部队加入作战，经前后三昼夜激战之后，国军终于把军械库炸毁，全部退到飞机场。“台湾民主（自治）联军”与人民军一点也不放松，直追至飞机场。国军得到从台北空运来的武器及地方士绅送来的食米、蔬菜和猪肉。嘉义飞机场的攻防战于是开始了。

三月八日：机场的国军得到来自台北的第二次空运补给。嘉义市处理委员会与国军达成和谈协议，既恢复机场的水电供应，又没有继续军事行动，高山部队于是决定撤回阿里山。

三月九日：机场的国军得到来自台北的第三次空运补给。

三月十日：民军展开最后一次的机场攻击却已无济于事。嘉义地区的战斗也就这样结束了。[62]

民间的传说与官方档案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时年八十三岁，日据时期参加过农民组合并且坐过三年半牢的李鹿老先生（1911─?）的口述证言，从另一个侧面叙述了张志忠在“二二八”前后的武装活动的行踪：

我一位亲戚名叫李明珠，被日本人调去大陆当通译，战后约一年才回台湾……（我）曾透过李明珠阅读一些左翼刊物如《群众》、《文萃》等，并经他介绍认识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台湾人“半山”……

我到嘉义找朋友时，曾见过张志忠，张志忠问起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较讲义气，家里兄弟较多，可以脱离家庭的青年，如果有的话招募几个随他到山里练习枪击。不久二二八就发生了。

……我莫名其妙，在想是什么方面发动的，那时交通都中断，李明珠向人家借了一辆摩托车，和我两个人到嘉义探消息，时间大概是三月三、四日左右。有人说二二八的活动，并不是咱们发动的，是民众自发性的运动，我们应该趁火加油。嘉义有张志忠在，我们去找他，之后，张志忠问我们要不要留在嘉义，李明珠说他要回糖厂，我留在嘉义，那晚就住在朴子的旅舍。张志忠带领的一队武装青年，看起来很神勇，那些青年是自己组织的，都很会用枪，自日本时代（日据时期）被调去南洋做兵、做军夫，是经过训练的，很会打仗。

隔天早上四五点，由张志忠带领四五辆卡车武装青年，自嘉义出发，叫我带路，到台南县盐水、学甲区署、佳里糖厂、麻豆庄役场、下营糖厂、南门区署，最后到新营县政府去抢东西，主要是抢金库及枪，警察局的保警都跑光了，有些被押到派出所取枪，听说拿了几十支长枪……

回到朴子时天色已经暗了，晚饭还来不及吃时，有人来通报国民党的兵从后面追来了，朴子南边溪边有条二次大战时开的壕沟，我们躲在壕沟后面，等国民党的兵到时开枪射击，没有开几枪，国民党的军队就退走了。

我们回朴子后，又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调动军队，可能会回来包围我们，张志忠已经准备向斗六山上撤退。我那时没有和他们一起行动，张志忠叫我回台南探探动静，顺便看看台南的电话线能不能破坏掉……[63]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谍李妈兜等叛乱案”的档案载称，李鹿是李妈兜的“直接联络员”。（第136页）另外，“匪谍李义成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又载，“李匪明珠，经由李匪鹿之介绍，认识李匪妈兜而加入匪党，负责李匪妈兜与李匪鹿间之交通，并在新营糖厂建立支部。”（第139页）

事隔四五十年之后，张志忠家乡新港的乡民依然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他在“二二八”期间的传奇，人们采录的口述证言至少就有以下几种说法。

首先，警察出身的林玉镜在《嘉云平野二二八》的书中说：

在二二八事件中，新港当时有四十几个青年，在收音机中听到日文广播，都到嘉义去参加那边的事……他们占据了驻所（警察派出所），机关枪架在围墙上……新港这些青年，去过虎尾，参加攻占虎尾机场的行动，也有去嘉义市的嘉义机场、红毛埤等地。他们应该就是新港人张梗所领导的自治联军……很可能他回来就是在组训这些二二八的人吧。二二八最后一战就是张梗领导的。（第266、267、271页）

郑坤霖未刊的《此生死而无悔的张志忠》写道，“率先参加张志忠领导的武装行动”的新港青年就是那个与张志忠过从甚密的大兴村的何石池。

《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也收录了自称“有看到过”苏新所说的“台湾民主联军”的乡民陈天送的口述证言：

新港这里没有组自治联军，那是别的地方组起来的。臂上系着红色臂章，就自称起自治联军来，威风凛凛，几个人配着短枪，并没有穿军服。（第232页）

许分通过亲身的战斗经历见证了陈天送有关“臂上系着红色臂章”的说法似乎有点接近事实，同时证实了张志忠亲率队伍攻打水上飞机场的行动：

张志忠把嘉义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起来，组成自治联军。每个队员都佩有臂章，我和嘉义人赖象各做一半。那时候，局势很乱。我人面阔，身边有一批人，大部分是从外地回来的原日本军夫。张志忠看到局势黑煞煞，就带旧农组领导人简吉去我那里，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五六个人一路，去攻飞机场；张志忠和简吉也亲自去打仗。

根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厅所编的《警察沿革志》所载，赖象在日据时期是老台共所属赤色救援会的成员。他和张荣宗显然也有颇为密切的交情。

张荣宗的次女张秋梧在《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中说，她们姐妹叫赖象“阿兴叔”；张荣宗出门前也曾交代妻女：“如果没有钱买菜时，去‘阿兴叔’家拿”；后来，张秋梧也“曾去他家拿三千元”。（第303、304页）

“安全局”机密文件的档案也证实了许分关于简吉和张志忠的战斗关系的说法。《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山地工作委员会简吉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简吉于日据时代，即已参加台共组织，且曾发动农民运动，任台共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长，被日本政府先后逮捕多次，禁锢十余年。

台湾光复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新竹桃园水利协会理事，台湾革命先烈救援会总干事等职，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由匪“台湾省工委会武工部长”张志忠，持匪书记蔡孝乾之介函往晤（蔡与简系远在“台共农民组合”时相识），于是简吉之叛国思想复炽，遂与张匪开始联络，并协助其建立嘉义、台南等地区群众工作。“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又帮同张匪组织“自治联军” ……（第72页）

联系台中方面的武装力量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对本案之综合检讨”栏，针对“匪方”在“二二八”的武装行动的失败评价道：

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第18页）

关于张志忠与台中方面武装力量的联系情况，“安全局”的官方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似乎还应该先看看一些主要的历史当事人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所做的证言，才能做出判断。

目前可见的这些证言最起码包括：

一九七一年，杨克煌在北京所写的《我的回忆》。

一九八二年，杨逵应邀访美两个月期间向旅美学者何眴（倪慧如）口述的“‘二二八’事件前后”的经历。

一九八八年十月至一九九〇年七月间，自称“二二八”期间跟随在谢雪红身边的古瑞云在纽约《亚美时报》以《和谢雪红在一起的日子里》为名连载的回忆录；一九九〇年九月，此回忆录再由台北人间出版社以《台中的风雷——跟谢雪红在一起的日子里》为名出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二七部队”队长钟逸人出版的回忆录《辛酸六十年》。

然而，或者因为事隔太久而致记忆有误，或者因为立场、动机的差异，我们发现这些证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

事情显然相当复杂。

谁对？谁错？

在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据之下，我们只能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把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所做的证言同时陈列，从而试着从中看出比较接近事实的历史图像，也从中看出其间存在的矛盾。

1.地下党不与谢雪红和杨克煌联系？

首先，我们要厘清的是杨克煌和古瑞云所说的关于地下党不与谢雪红和杨克煌联系的问题。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追忆说，张志忠在事件爆发前的二月初改派党人林英杰和他们联系，但是当他们从广播中得知台北发生暴动的消息之后，却无法及时与林英杰联系。杨克煌写道：

二月初，张志中【忠】来找谢雪红，说我们以后要由林英杰【傑】（广东揭阳县人）来和我们联系……林英杰和我们联系后，与张志中一样，他每一两个礼拜来找我们一次，但没有规定日期；他也同张志中一样，没有告诉我们他本人的住所及联络的地址……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谢雪红叫我即刻到永丰商店问谢富是否能与林英杰取得联系。谢富说他也不知道林英杰住在哪里，但他答应代我找……到深夜……谢雪红告诉我，她也去找过谢富，和他交换了意见，并打听林英杰的消息，谢富答应代我们找林英杰……（第276—278页）

古瑞云依据“‘二二八’事件后匿居大肚乡时”谢雪红“亲自”对他说的话，在《台中的风雷》侧写了谢雪红与人民协会骨干在三月一日的对应之道：

三月一日台北电台广播，号召全民起来战斗，是日杨逵、钟逸人印发传单并倡议召开市民大会。传单未署名，所以谢雪红也不知是杨、钟二人所为。同日，谢雪红、杨克煌召集人民协会的骨干——林兑、谢富、李乔松（这三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共）等人研究对策。会上意见不一，多数人认为党的力量薄弱，不应介入，更不应公开露面；有的主张等待省工委下达指示再行动；谢雪红、杨克煌则断定事态必然发展成全民性的武装斗争，并主张积极投入运动，带领群众斗争。最后大家为谢、杨所说服。（第51—52页）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又说，他们在三月一日当天仍然找不到林英杰，从而无法和“党”联系：

三月一日上午（这一天是星期六啊！），谢雪红叫我再去永丰问谢富找到林英杰【傑】了没有……

随后，我去永丰找谢富，他还是找不到林英杰。此时，党的领导在哪儿？党的方针如何？

党的指示是什么？

……

谢雪红叫我下午再去找谢富一次，告诉他在这个紧要的时候找不到林英杰，叫我们怎么办呢？

……谢富还是说找不到林英杰……

十六时许，【后来担任二七部队队长的】钟逸仁【人】来找我，给了我几张小传单——约二寸宽、三寸长——内容是：三月二日上午九时，在台中座举行市民大会，但传单上没有注明主办团体。

解放后，我们在上海时，始得知这些传单是林英杰在杨贵【杨逵的本名】家领导搞出来的。当时，林英杰藏在杨贵家，谢富也同他们有联系。这是地下党做的事，不给我们知道是可以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林英杰不同我们联系，又不给我们指示，让我们自己去乱撞，到后来武装斗争时也不给我们协助，等等，这是为什么？

当晚，谢雪红和我均感到一场革命风暴终于来到了，她最后再叫我说：“你是不是再去永丰跑一趟？”我说：“我已和谢富讲好了，他如找到林英杰，就会来告诉我们。”

革命前夜，谢雪红告诉我：“我们和党得不到联系，不了解党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总是临机应变吧！但要慎重一些……”（第278—280页）

杨克煌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所写的这段回忆，不但没有提到古瑞云所说的他和谢雪红“召集人民协会的骨干——林兑、谢富、李乔松（这三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共）等人研究对策”的事情，反而又提出了一个需要我们详加调查研究并加以分析的历史问题：

地下党的联系人林英杰不但不同他们联系，又不给他们指示，让他们自己去乱撞，到后来武装斗争时也不给他们协助，但是却和并非党员的杨逵有积极而密切的联系。

如果杨克煌所说的果真是事实的话，我们难免要问：

地下党为什么刻意不和谢雪红、杨克煌联系，却与不是党人的杨逵有那样密切的合作关系呢？

2.关于传单的印制与密访杨逵的“神秘客”

就杨逵当时在台湾文化界的身份、地位而言，可以想象，事变期间，崛起的群众是不可能让他闲着的。然而，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赴美访问之前，历史都不允许杨逵有详述这段经历的条件。杨逵在“二二八”期间的活动，因此就一直隐逝在历史的迷雾当中，不曾浮现。

一九八二年，杨逵应邀访美。在美国访问那两个月，虽然旅途劳顿，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精神愉快，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说他想说的话，写他想写的东西，心里不会有顾忌。[64]

就在那样的情境下，杨逵通过接受旅美学者何眴的采访，比较详细地谈到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间的经历：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在台北刚发生时，我在台中发出明信片大小的传单，抗议二二八暴行。当时也没同“台中人民大会”【台中的人民协会】交涉，就把它的名字印上去。次日清晨，就到大街小巷散发出去，连议员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大家涌到台中戏院开会，也不用排节目，就纷纷上台发挥。只消几个钟头把台中的宪兵和军队武装解除，这个情形维持了四五天。……

那段时间，台中组织“处理委员会”派我负责组织部，随时印传单，过去国民党控制的农会、工会和学生会，很快地都自治了。[65]

受到政治禁忌的限制，杨逵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访谈录并没有完全说明事情的真相，仅只透露了一点事情的表象而已。

关于传单的印制过程，杨克煌提到的那个把传单给他的钟逸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写道：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星期六中午……不意在民族路继光街口遇见杨逵，他……告诉我，他们【张焕圭、庄遂性、何集壁、叶荣钟、吴天赏、张深切等七八个人】已经在中央书局二楼成立舆论调查所，要调查一般人对昨天台北发生的不幸事件的反应和看法。……

杨逵一口气将这一两天在台北发生的事件经过说完了以后，接着又说，他正想去印“舆论调查卡”，身上带的钱不够。

我不待杨逵说完，便说钱我有，不过调查舆论要调查到什么时候？不如利用明天星期日上午，巫永昌、张深鑐和台北蒋渭川、张晴川等人的“政治建设协会”，预定在台中戏院举办的“宪政演讲会”，将之改为市民大会，直接诉诸民众……

杨逵当即点头表示首肯……临走时我告诉他，我现在就去白鸠堂印传单通知召开市民大会。

到白鸠堂已是一点二刻，随即交出稿件指示纸张大小，铅字粗细，张数等，并要求即刻付印，我要在那里等候……大约二点半的时候，杨逵又拿一张短稿来，付印五千份。

我因内急……跑到洗手间，出来时已印好四千，我即命先行裁剪，我要先拿出去分发……

回到白鸠堂又印好两千，我随请杨逵先带回去分发。我则一直守候到一万张统统印好，杨逵所交印的文件也印妥付账后，便把传单搬上自行车，朝往火车站……

已经快【深夜】三点了……【我】改朝着“中商”校门斜对面小巷口进去……杨逵不知道什么时候……迁到这小巷子尽头右侧那栋日式宿舍来。

房里的灯光还亮着……杨逵夫妇两人还在那里等什么似的。不待杨逵问我，我便自动将离开白鸠堂以后的事情一一向他们报告，杨逵听完了我的报告，又将他的计划及今天一个晚上所做过的事情，详细说给我听。

……

忽然间，玻璃窗——“嘭嘭”响了两声，有人在敲窗子，杨逵却已冲到窗口，半打开着玻璃窗，跟外面的人开始讨论问题……从他们两个人的讨论内容和口气听来，外面的人一定跟杨逵很熟，而且杨逵的主张，仿佛处处都占上风。对方的很多计划、很多方案都被杨逵很不客气地加以否决，加以拒绝。

然而他是谁呢？更深夜静，冷风刺骨，站在外面近一个小时，杨逵始终未请他进来，他自己也未曾要求要进来……他操着浓重的泉州腔调，必定是“阿山”，然而一个“阿山”却一再强调应趁着大家不满“阿山”的时候去进行，去做。到底要做什么？要怎么进行？

杨逵的答复却很干脆，始终一贯：“不行”、“不可以”、“你不懂”……

“神秘客”走了以后，房里又暂时回复平静……

我迫切地想知道刚才那位“神秘客”是什么人？他自己是“阿山”，却要求我们对“阿山”如何如何。他到底是谁？可是杨逵四十年来一直守口如瓶，始终未曾透露这位“神秘客”的真正身份和名字。[66]

如果钟逸人的这段证言都是耳闻眼见的事实的话，那么这个“操着浓重的泉州腔调”的“神秘客”，应该就不会是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所说的广东揭阳县籍的林英杰了。这样的话，杨克煌的“这些传单是林英杰（傑）在杨贵家领导搞出来的”说法，也就不可能是事实。

虽然“杨逵四十年来一直守口如瓶”，“始终未曾”向钟逸人“透露这位‘神秘客’的真正身份和名字”。可事实上，他却早在《辛酸六十年》出版前的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向旅美学者何眴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后》的经历时就已经透露了这位“神秘客”的真正身份和名字，以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杨逵说：

在处理委员会控制台中好几天时，台共【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来找我。他对局势很有把握，要办“《人民日报》”，并要我负责。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势维持不了多久，一旦国民党大军开来，乌合之众随即会散去。因此我建议办流动性的周刊或半月刊，组织的基础可作通讯员和传播……[67]

3.谢雪红愿意置身于张志忠领导之下

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不正常的对峙状态，历史的情况显然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复杂得多。在无法明白厘清一些有争议的说法的现实下，我们还是暂且把这些问题搁置，按照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张志忠在“二二八”期间与台中方面的联系吧！

如果根据谢雪红的爱人同志杨克煌“得到谢雪红同志的很大帮忙”而于一九五六年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所载，台中地区三月二日以后的事态发展是这样的：

三月二日上午，台中市人民举行市民大会，向全市发出声讨蒋介石的号召，群众随即游行示威，包围警察局，押收武器，并下令专卖局台中分局移交人民管理；下午群众逮捕台中县长刘存忠，举行万人公审大会，然后把他关进台中监狱。当天晚上市民组织武装队伍，推举谢雪红同志为领导，随即袭击蒋家的军警机关，并通过电台号召中部地方人民举行起义，消灭蒋政权。

三日，台中市民的武装队伍，宣布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负责领导台中县下的武装斗争……台中市第一次成为人民的城市。（第202页）

“二二八”期间跟随在谢雪红身边的古瑞云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则说：

她【谢雪红】参加第二天的市民大会，上台演讲，随后带领群众游行。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她所料，即刻演变成武装冲突。

发展成武装冲突后，市长黄克立派人四处造谣说，国军即将进入台中市进行镇压，意图以此吓退群众。结果适得其反，觉醒了的群众，为了保卫自己家乡，纷纷前来教化会馆向市民大会主席谢雪红请战，于是成立了“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与此相反，刚刚成立的“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听了谣言，吓破了胆，各自逃散。

三月三日，自发组织起来的各武装队伍在作战本部统一指挥下攻克了所有台中市党、政、军、宪机关。（第52—53页）

从杨克煌与古瑞云两人的证言对照来看，我们发现：即便是“宗派”立场相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记忆也是有所出入的。那么，立场不同的人的回忆有意无意所造成的差异也就不是太奇怪的事了。这也是我们在张志忠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情况下不得不就现有的证言、档案加以比较分析的理由，而这自然形成我们的叙事无法顺畅进行的障碍。因此，接下来的叙事我们仅就提到张志忠的材料加以引用，其他无关主题的材料就只能暂且不提了。

古瑞云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跟谢雪红在一起的日子里》说：

三月四日，一度鸟兽散的【台中】处委会委员们，重新集合，再次挂起牌子，他们企图控制人民武装，邀请谢【雪红】加入处委会当委员，同时设作战部（或“武装部”？），任命吴振武为部长，谢为参谋。

谢雪红虽曾在莫斯科劳工大学受过军训，但无实战经验，此时正苦于无力指挥迅速扩大的大部队。此时，她所盼望的张志忠来了。尽管蔡孝乾不承认谢为中共党员，谢却自以为加入了党，并愿置身于张志忠领导之下。张曾任新四军团长【？】，对敌工作部副部长，有实战的丰富经验。他于一九四六年带着中共使命回家乡后，除积极准备建立游击基地外，在工农中发展党员，在嘉义电台职员中建立一个以黄文辉（现在上海）为核心的外围组织。所以他能够在事件发生后迅速里应外合占领电台，同时组成“嘉义自治联军”。谢渴望他来台中指挥战斗，但张已在嘉义扎根，无法脱身。对处委会，谢原想不理，可是张劝她与之合作。理由是处委会中有一些人有声望，有影响力。可借助他们的社会地位筹粮筹款。她同意张的规劝，参加了处委会，但后来她埋怨张志忠“对台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投机性估计不足”。（第53—54页）

《吴克泰回忆录》透露的张志忠在三月四日的行踪显然否定了谢雪红认为张志忠“无法脱身”的说法：

那一天【三月四日】深夜，张志忠已经从中南部赶到了桃园，听说台北的起义计划都已准备停当，只等一声令下发动了，就在桃园过夜。（第246页）

吴克泰的证言也间接说明：“调查局”一九五三年六月绘制的那幅以张志忠为首，包括“台北：林樑材部”的“自治联军（即嘉南纵队）”组织系统图，确是事实。

如果根据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所述，三月五日，一大早，张志忠又从桃园赶往台中。杨克煌写道：

三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张志中【忠】来【作战本部】找我，因屋里人多，我出去外面同他谈话。首先，我以埋怨的口气对他说：“你们要我们交出指挥权，看以后怎么办？”张说：“不要灰心，我们以后还要组织……”我说：“现成的东西都不要了，以后要怎么组织？”张又叫我快把所有手头上的武器尽量疏散到农村去……（第305页）

4.张志忠建议组织二七部队

三月六日，谢雪红、杨克煌与张志忠商量后决定成立二七部队。

古瑞云听从谢雪红指示，当天进入二七部队。他在《台中的风雷》回忆说：

就在第二天【三月六日】，有人向谢传话，说：“昨晚，吴振武擦洗手枪时，不慎走火打伤了自己的腿。” ……从此不见吴的人影……

事至于此，谢、杨与张志忠商量决定，挑选最精良的队伍集中起来编成基干队伍，并命名为“二七部队”。他们还商定，一旦蒋军反扑，就将二七部队和自治联军分别撤入埔里和竹山。

他们的策略正与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对台广播（后于三月二十日以《台湾自治运动》为题，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相符。该文说：“……组织基干的正规自治军，掌握在最忠心最坚决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里。……要迅速在蒋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领导人员和大批干部，去建立自治运动的根据地……”

他们还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召集全岛各地武装队伍首领来二七部队组成联合指挥部。（第54页）

关于二七部队的成立，杨克煌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写道：

胜利的中部地方人民，也因在四日下午被处理委员会夺去武装领导权，无法继续再对南部地方派出支持武装，革命的劳动人民和学生不得不另组织“第二七部队”，准备斗争到底……（第207页）

一九七一年，杨克煌又在《我的回忆》中进一步叙述了有关二七部队的内容：

【张志忠离开作战本部的】当天下午，钟逸仁【人】来告诉我，他要把原来的独立治安队伍扩大组织“二七部队”，继续接受我们的领导，地址设在原日军“八部队”营舍……

“二七部队”于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举钟逸仁为队长，黄胜卿为参谋。黄文辉率领的嘉义队员也来参加。地下党谢富介绍何集淮、蔡伯勋等都来参加了。（第305、307页）

关于二七部队的成立时间，钟逸人在《辛酸六十年》中的说法显然与杨克煌和古瑞云的出入甚大。按照他的说法，二七部队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成立的，与此同时，他也在原“民主保卫队”全体队员一而再的“雷掌之下”，担任二七部队部队长之职，然后邀请黄信卿（杨克煌说是黄胜卿）担任参谋长，吴金灿任自动车队长，中、分队长则由参谋长视各人资历、经验选派。（第480页）

针对二七部队的成立与命名，古瑞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出版的《台中的风雷》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说：

我们事变后流亡香港，检讨往事，杨克煌说，二七部队是他命名，并请钟逸人任队长的。钟逸人在《辛酸六十年》中说，二七部队是他命名，并被黄某推为队长的。究竟是谁命名，他怎样当起队长的，我以为无关紧要……

谢、杨的意图（或许也是张志忠的意图）是：建立全岛性的人民军，进而建立自治联合政府，以既成事实逼迫蒋家王朝承认。……

二七部队……其中有个嘉义队（队长黄文辉是中共党员，张志忠的亲信）是信得过的，何集淮、蔡伯勋（二位也是中共党员）也在那里。

……二七部队本是一支道地道地的“红军”，也可谓谢雪红的“御林军”，只是钟逸人自己蒙在鼓里而已……

后来知道（事变后）何集淮在乡下躲，一个时期以后，和蔡伯勋两人去嘉义接受张志忠直接领导。（第55—57、101页）

这里，因为何集淮已经病逝，我们也不妨听听杨克煌和古瑞云都先后提到的“蔡伯勋”的说法。

根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五十至七十年代文献专辑”研究计划之一《戒严时期台湾政治事件口述历史》收录的《蔡伯勋先生访问纪录》所载，蔡伯勋，一九二七年生于台中县大甲镇，毕业于日据下五年制的台中商业学校，光复后曾任台中州终战联络所义务翻译官，后来与何集淮同任台中商业学校国语教师。

蔡伯勋说：

由于何集淮之兄长何集壁为日治时期台中一中学潮的主要人物；台湾光复后……我有机会认识当年抗日人物杨逵、叶陶、张文环、谢雪红等人……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台中商职学生即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而加入的……当时，我与何集淮率同中商学生，参与鼓吹民主自治之工作。

三月五日，我进入二七部队时，由钟逸人管理部队，部队人数四百二十余人，古瑞云为队长，何集淮任参谋，我则与《和平日报》记者蔡铁城担任文宣工作，为追求理想而努力，常漏夜刻钢板，使用油印机印制传单，于清晨时散发。三月十二日，陈仪的援军二十一师登陆基隆……二七部队乃撤离台中，退入埔里继续抗争……至十七日，陈仪军队逼近南投县……由于势孤且无望，二七部队乃化整为零而解散。

当时，我与何集淮同行……步行至继母的娘家东势石冈，暂时躲避，待风声渐松，再至丰原近郊。三月下旬，与何集淮二人前往嘉义之父亲接收以生产咖啡豆为业之日产赤司农场（今嘉义兰潭畔之咖啡农场）。何集淮于晚夏离去，我仍住在父亲的宿舍，俟平静后觅职谋生。（第317页）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蔡伯勋被捕入狱，一九五八年五月出狱。在接受访谈的一九九八年八月，反共戒严令已经解除十一年了。虽然如此，从谈话内容来看，事隔五十年后，曾经系狱十年半的蔡伯勋先生显然还是余悸犹存的；他不但没有交代他和地下党的关系，更没有提到他和张志忠的实际接触情形。

我们能够因此而否定杨克煌和古瑞云的证言的真实性吗？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上海外语学院接受叶芸芸女士采访时，针对叶女士所问“‘二二八’事件当中台中地区的武装部队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到大陆后改名周明的古瑞云回答说：

说实在的，【台中地区的】武装力量完全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大多是三五成群自己组织起来后来找谢雪红的。有的是个人来找谢雪红，就听她指挥，当时她坐镇在“作战本部”。吴振武那儿也有一批人，大半是台中师范的学生，钟逸人也有一批人。这些队伍后来汇成“二七部队”，队名是杨克煌取的，因为事件是发生在二十七日晚上，为纪念这个日子取的部队番号。

后来逃亡途中，谢雪红告诉我，组织二七部队是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的建议。张对谢说，群众自动自发成立武装力量很多，有必要建立自己能够信任能够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基干民兵部队。张在抗战中在新四军担任团长，有很丰富的游击队经验。[68]

5.钟逸人关于张志忠的描述

钟逸人在一九八八年脱稿的回忆录《辛酸六十年》也提到了他和“张志中”实际接触的一段情节：

【三月六日】大约八点前我被一阵“报数”的声音惊醒。原来天一亮就有从各地来的五六个队伍前来报到，每队人数不一，分子参差不等……一支来自嘉义，一律着日本警察留下来、胸前钉有两排金扣黑色毛大衣、头扎白头巾自称“台湾自治联军”的队伍，队长张志中，高一六〇公分，年约三十，肤色略黑，朴子人。他一见到我便自我介绍他曾经参加过“新四军”。什么“新四军”？我从未听过。因此对他的特殊来历一直未加重视。他似乎是一位善体人意，老于世故，懂得如何鼓励士气，如何指挥部下的“将才”。他要求部下以立正不动姿势恭听我的训话。

然而此时我已沙哑……奈何张队长（志中）热心非常，令人感动，苦苦要求我无论如何，即使象征性的鼓励，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和战斗精神。……我开始讲话。然而说些什么连自己的耳朵都听不见，张志中却将自己的耳朵凑近我的嘴边，我说一句，他就很规律地向后转，将我的话大声传给他的部下。这样反复约二十分钟，我便将他们交给参谋长，经参谋长调拨部分人员及装备给他们以后，仍派他们回嘉义助战。（第493—494页）

钟逸人关于张志忠的描述，显然包括名字、身高、年纪和家乡等四个与事实不符的错处。如果说名字和家乡之错，或因同音笔误与张的伪称，情有可原；但是，身高和年纪之说却不能不让人怀疑：钟逸人笔下的“张志中”会是真正的张志忠吗？

针对这点，钟逸人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一日写的《风雷魅影——给古瑞云的一封信》（收录于《辛酸六十年》附录一），关于张志忠的描述，也已改为“年约四十，中等身材，肤色黝黑，自我介绍是朴子人，‘新四军’出身的张志忠”了。（第662页）

另外，钟逸人在《辛酸六十年》里又提到，他在“嘉义方面的起义发难”之后，就已经接到“‘自治联军’的张志中及他的同伴”的“报告”。（第506页）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组织中，钟逸人的地位就应该是相当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之流的人物了。这点，相信钟逸人自己也不会承认的！问题是，如若背后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的话，一个人能有什么通天本领去组织、领导这样一支人民武装队伍呢？因为这样，对我们理解张志忠的生命史而言，钟逸人关于“张志中”的这段“证言”，除了“仅供参考”之外，也就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了。

6.杨逵透露的张志忠在“二二八”期间的秘辛

一九八二年，杨逵在美国向旅美学者何眴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后》的经历时也透露了一段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再次被捕以后获悉的有关张志忠在“二二八”期间的秘辛。杨逵说：

……有一段时间，我被送到情报处。对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来是在嘉义铁路局机关库的火车驾驶员。他告诉我，在二二八期间，火车全都停驶。当时应张志忠之求，他特别开火车要交一封信给我，由我转交给蔡孝乾。当时他（张志忠）负责攻占嘉义飞机场，由于情势不利，因此写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从台中开飞机去嘉义助阵……火车驾驶员递信，是有其事，不过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69]

如果杨逵上述关于张志忠托火车驾驶员带信给他转交蔡孝乾的证言确是事实的话，那么它就充分说明了一个情况：

当时，地下党（或者说张志忠）是充分信任杨逵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能够直接说明杨逵曾与张志忠会面的史料。虽然如此，通过张志忠返台以后的工作情况及其周边的人际关系，我们仍可了解上述证言的背景。

杨逵身边的朋友，同时也是张志忠在“二二八”期间左右手之一的许分说，“谢富是蔡孝乾与张志忠的联络人”。

谢富在台中市中山路、中华路交叉口开设永丰商行，与杨逵是日据时期旧农组的同志。永丰商行原为独资经营的杂货店，谢富入党后，扩充为地下党背后支持的一家批发商店。据说，杨逵被捕后，生活陷入困境的杨逵家属便是借着向永丰商行赊取黄豆，制造豆腐出售，得以勉强维生。此事一直持续到谢富被捕（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枪决）为止。[70]

因此，如果杨逵所透露的这段秘辛确是事实的话，那么，当时，张志忠的意思就是要杨逵通过谢富，把那封信转交给蔡孝乾了。

嘉南纵队与二七部队的合流与失败

根据有关《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大溪档案（一九五五年九月）记载，三月八日以后台湾的形势发展大致如下：

三月八日，宪兵二营由福州运抵基隆，翌晨开入台北。九日，我福建台湾监察史杨亮功，奉监院命，来台调查二二八事件……同（九）日晨，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台北市重行戒严。是日午后，第二十一师先遣之一个团到达基隆，十日进抵台北，基隆台北间之交通由政府恢复控制，于是军宪警会同开始彻底搜索暴乱首要分子，长官公署并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台北治安自是渐趋稳定，同时新竹花莲屏东各县市秩序已恢复，高雄市经要塞部戡定，业已确实控制，台南亦于十一日恢复秩序，惟台中嘉义台东等地，尚在动乱中。

苏新的《愤怒的台湾》写道：

十一日，蒋军由南部开到台南，立即下了戒严令，实行逮捕和捕杀……

十二日下午，大批蒋军空运到嘉义，从此以后，便是蒋军的大逮捕，大屠杀。

十二至十三两日两夜被捕被杀的青年学生及市民无法计算。

三月十四日，蒋军由嘉义开始反攻，抵达斗六的时候，陈篡地与蒋军发生小规模的遭遇战，众寡不敌，陈篡地将部队带上小梅方面山中……打了一个时期的“游击战”，写了“台湾游击战史”的头一页。（第133—134、136页）

陈篡地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刊载的“自首自新人员自我介绍”中自述，他于一九四七年参加“二二八”暴动后，即加入“匪党”，利用种种关系，从事建“党”工作，并组织武装力量，任“匪台湾自治同盟军司令员”……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张志忠在“写了‘台湾游击战史’的头一页”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1.谁决定二七部队撤退埔里

杨克煌在《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中写道：

在台中的第二七部队，当敌人援军快要开到的时候，为取得与敌人作战的有利条件，于三月十二日撤出台中市，开进埔里镇……

在嘉义地方的“台湾民主【自治】联军”和斗六的人民武装，于十一日先后集结在小梅地方樟湖。……第二七部队的部分战士也赶到参加，这里成了“二二八”事件最后抗击敌人的基地。（第208—209页）

关于二七部队撤退埔里的决定，杨克煌等人与古瑞云后来的说法也有所不同。

杨克煌在《我的回忆》中转引了谢雪红的说法：

【三月八日，晚上】八时左右蔡【孝】乾果然来大华酒家，这是他回台第一次来会见谢雪红。当时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蔡乾回去后，谢才告诉我她见到蔡时，即提出他要我们移交领导权之事来质问蔡。蔡说此事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要再提起了。蔡接着说：“我们决定最近要召开一个全省武装力量的会议，成立一个全省的武装领导机构，你们也要准备参加……”

谢又同蔡乾谈起二七部队的问题，蔡说：“局势变化时，二七部队就转移到埔里山里去。”（第310页）

根据《吴克泰回忆录》转引蔡孝乾于事件后回到台北的说法，谢雪红也是听了蔡孝乾的劝告而转移到埔里去的。

吴克泰写道：

（三月十三日之后，我和程浩夫妇在桃园南崁舅公家待了一星期。）回到家里，老陈【蔡孝乾】就来看我们了，他说去了中南部一下，也刚回来。我问他台中的谢雪红他们怎么样了。他说，谢听到国民党军开进来了，就东藏西躲，他认为这样很危险，就劝她到有群众的地方，由群众来保护最安全。近来看到的材料说，谢听了老陈的劝，到了钟逸人任队长的“二七部队”，请他们保护，一起到埔里。（第216—217页）

就在美国接受何眴的那次访谈中，杨逵也第一次公开谈到了他和蔡孝乾的关系。如果根据杨逵的说法，那么，蔡孝乾也是主张上山打游击的。

杨逵透露：

……我认为，大家集中在市中心虽热闹，却一点意思也没有，一旦军队开来，大家就会散掉，因此写了一篇文章《从速组织下乡工作队》，呼吁大家到乡下去，扩大控制面……

《从速……》一文刊出后，孝乾并不赞同。他说，国民党的军队已被民众接收，改成“二七部队”，为什么不能办日报。我认为大陆地阔有可能，台湾太小不可能。孝乾说，如果不可能办日报，就去山上组织游击部队。我说，台湾环境也不允许。两人讲话不投机。没两天，国民党军队开来，大家散光光，我也逃了。起初我不想离开台湾，还想大家一起做些事。孝乾有一个小组织做通讯处，与我联络……

杨逵又说：

蔡孝乾与我是在日据时代文化协会上认识的。不久，他就去大陆，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派他来台做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孝乾在台湾是做地下工作，我不是共产党，是公开的，我们互相稍微知道一点点，但并不知道他的实在情形，因为我公开，随时会被抓，因此，他有事也不让我知道。[71]

杨逵的上述证言说明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二二八”之前，台湾地下党领导人蔡孝乾应该已经和杨逵碰过头，而且在事变后，仍然通过“一个小组织”，与逃亡中的杨逵保持联络。

问题是，这“一个小组织”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它和杨逵的具体联系情况又是如何呢？厘清这点，对杨逵的历史面貌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

如果根据“三月底，在彰化二林与杨逵和叶陶夫妇相遇”的钟逸人的回忆录《辛酸六十年》所述，杨逵最终还是服从地下党“去山上组织游击部队”的决议的。

钟逸人写道：

杨逵对我的突然出现，对我的离开埔里，当初似乎很不原谅。他责备我“身为部队队长怎么可以随便离开基地？”我被问得哑口无言。接着他又告诉我：现在台湾全岛都看好二七部队，南南北北受陈仪军追杀、通缉的人，正苦无处藏身，都准备到埔里投靠二七部队。他们夫妻俩也打算一两天中到埔里跟我们会合，我却反而跑出来。他又说：各地人马，各种人材【才】齐聚在埔里基地，我们在那里，将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以做……（第595页）

然而，跟随在谢雪红身边的古瑞云的说法则与杨克煌、吴克泰和杨逵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认为，二七部队之所以转移到埔里是因为谢雪红采纳了张志忠的建议。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他在上海接受叶芸芸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她【谢雪红】和蔡孝乾一直有矛盾，早从台共的时代就开始。蔡回来后，对战后台湾情势的估计，两人又有分歧。谢雪红认为台湾人民会起来进行武装暴动，蔡却认为不会。不过，谢雪红似乎比较能接受张志忠的意见，张也是台省工委之一，嘉义朴子地方的人，二七部队撤退到埔里也是他的建议。据张领导下的黄文辉（现在上海）说，张早就做了打游击的准备，二二八之前他就常到阿里山、雾社等山地勘察地形。[72]

另外，在一九九〇年九月出版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里，古瑞云又写道：

据张志忠直接领导下的黄文辉（毕业于嘉义商工专修学校，抗战时期在上海某公司任职，胜利后偶然与张志忠同船返家乡）说，张一到台湾便四处探勘地形，曾与谢商定，一旦发生武装暴动，便将队伍撤入埔里、阿里山、太平顶寿山地【带】建立游击基地。（第35页）

总之，以上种种略有出入的证言都说明：二七部队转移到埔里是地下党的决议。而张志忠又是台湾地下党的武工部长。

2.解散二七部队到小梅去

根据杨克煌《我的回忆》所记，二七部队转移埔里及其后的经过大致如下：

三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整，一百多名二七部队队员分乘三辆公共汽车和几辆卡车，离开台中，经由草屯，于黄昏时候抵达埔里，进驻埔里小学。

三月十三日早晨，部队由埔里小学搬到原日寇的“武德殿”。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进入台中，设师部于大华酒家。

三月十四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开始，“肃奸”工作进入绥靖阶段。）这天清早，谢雪红带领几个队员进雾社，联系泰雅族人。原队长钟逸人建议解散二七部队，遭到杨克煌等人的反对，于是脱离部队；古瑞云被推选继任二七部队队长。十时许，部队接获国军已进占草屯，很快就要进攻埔里的情报。过午时候，谢雪红由雾社回来。下午，谢富由台中来找谢雪红和杨克煌，传达台工委蔡孝乾的命令：情况急遽变化，党争取埔里镇长协助的计划失败了；谢雪红和杨克煌暴露在群众面前有危险，必须立即隐藏起来；二七部队组织不巩固、人少，难以抵抗，要在适当的时候解散，并告诉队员可以自愿到小梅，参加台工委张志忠组织的“台湾民主联军”。

三月十五日，晚饭后，谢雪红、杨克煌和工人陈一起离开埔里；出发前，谢雪红又向古瑞云说：“解散二七部队，到小梅去。”

三月十六日，上午，国军分路进攻在埔里的二七部队。中午，古瑞云宣布二七部队解散。天黑的时候，谢雪红、杨克煌和工人陈走到南投竹山镇。

三月十七日，午后，谢雪红、杨克煌和工人陈转移到靠山处一个农民家里住下来；谢雪红和杨克煌就打发工人陈到小梅和张志忠联系。（第313—321页）

古瑞云的回忆录透露：后来，他也来到竹山，和谢雪红会合。当他知道谢雪红还没有与陈篡地取得联系之后就忍不住主动要求进山联络。《台中的风雷》详细地记录了他和谢雪红、杨克煌之间的对话：

“您有什么要我转告陈篡地的吗？”古瑞云问谢雪红。

“你千万别让他知道我在这里。”谢雪红交代说。

古瑞云越发糊涂了。他想，本来是要和陈篡地联络的人，怎么反而要躲避呢？

“你到了那里，”杨克煌接着说，“记得打听一下有没有叫简吉的在那里。”

“这是最要紧的，”谢雪红也叮咛道，“一定要查明白。”

“他是什么人，这么重要？”古瑞云问。

“是以前农民运动的领袖。”

古瑞云后来便在小梅与“四十来岁、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面带愁容”的陈篡地会了面。“简吉先生在不在这里？”古瑞云遵照杨克煌与谢雪红的交代问陈篡地。

“简先生不和我们在一起，”陈篡地回答说，“他是和张志忠先生在一起的，现在可能在……”

古瑞云透露，陈篡地说出了地名，但他已不记得了。他同时强调，他“这才第一次听到张志忠这名字”。（第94—97页）

古瑞云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继续写道：后来，他和谢雪红匿居台中大肚乡甘蔗园的时候，她才在他的质疑下，向他披露二七部队解散的真相。

“妈妈当初为何离开埔里，若你不走，我们一定能打得更漂亮。说要和陈篡地会师，可是到了竹山又为何不上山？……”古瑞云质问谢雪红。

“三月十四日那天晚上，谢富是来传达省工委指令的。指令说，局势突变，变得非常险恶，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停止一切公开活动，隐藏起来以保组织力量。”谢雪红解释说，“……共产党有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哪怕错误的也得服从……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会使组织松散，甚至造成党的分裂……”她还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争的历史，说铁的纪律是列宁为布尔塞维克规定的组织原则。

“我还是不懂。”古瑞云进一步质问谢雪红，“既然有这个铁的纪律，你们为何还要到竹山，想和陈篡地会师呢？”

“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只好实话告诉你。我和蔡乾（即蔡孝乾）有过意见冲突……”她讲了与蔡乾争论台湾形势的经过，接着说，“你既然已经知道张志忠这名字了，我就告诉你，他是省工委常委，他和我观点一致，我们事先约好，一旦国军反扑，我们就把自己的队伍分别撤入埔里和小梅。所以我以为陈篡地的队伍是他领导的。”

“那么，他是常委就可以不服从铁的纪律？”古瑞云不解地问道。

“谢富传达的指令是省工委的集体决议还是蔡乾个人擅做决定，我们还吃不准。”谢雪红解释说，“中共还有一条组织原则，重要问题必须由常委集体决定，如果是他个人的决定，我们就可以不服从，所以要找到张志忠求证。”

“那你为何不叫我打听张志忠，而要我打听简吉在不在小梅呢？”古瑞云还是不懂。

“因为我不能随便暴露张志忠的身份。但我知道简吉是在张志忠领导下的，他们一定在一起，至少找到了简吉就一定能找到张志忠。可是你【从】小梅回来后说简吉不在那里，所以我们断定陈篡地不是张志忠直接领导的，而对陈篡地的政治面目我们不了解，所以不敢贸然进山。”（第115—117页）

3.小梅民主联军的溃败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继续忆写了三月十七日在竹山“打发工人陈到小梅和张志中【忠】联系”以后的情况：

三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张志中【忠】由小梅来到竹山找谢雪红和我，告诉我们古瑞云已到小梅了。张说：民主联军有一批二十多人的骨干分子，其中有几个党员，因在转移中遇到匪军，他们乘坐的卡车被敌人包围时，他们即举行抵抗，但当场尽被杀害了。因此，现在民主联军失去了这批骨干分子，成分变得比较复杂、不太可靠……他叫我们暂时在此地待机而行，不要到小梅去。张志中这时又说民主联军最近可能要解散。

针对这段回忆，杨克煌的“注”同时写道：

谢雪红曾说当年张志中【忠】曾到竹山找过我们两次，这点我记不清楚了。

杨克煌然后写道：

张志中【忠】回去一两天后，我们即听到小梅方面的枪炮声，是匪军去围攻民主联军的炮声。

又过了一两天，周明由小梅来找我们，他说：“民主联军已经解散了。”周在竹山住了一夜。谢雪红叫他出去联系，物色一个以后我们可以躲避的地方。

大概是三月二十五日，谢富由台中来传达台工委（张志中、蔡乾）的意见。他说平地很紧张，匪军、警时常进行突击检查，许多党员均无处躲避，又说：“你们下山的消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一旦走漏风声，会引起更加厉害的戒严……”（第322—323页）

关于小梅“民主联军”的战斗与解散经过，官方的档案也留下了几则相关的记载。

首先，《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对台湾事变戡乱概要》载称：

三月十八日，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四三六团第七连于小梅附近，将由北港窜来的“匪徒”七十余，全部击溃或歼灭，并俘“匪首”余阿木一名，获卡车三辆、机枪七挺、步枪四十余支、弹药甚伙；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四三六团第七连伤连长一员、士兵三人。[73]

关于“匪首”余阿木（余炳金）的被俘经过，前引《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收录了余阿木的叔伯堂兄余焜煌“听说”的口述历史：

余阿木等“一共约一百多人”听到国军要来北港抓他们的消息后，为了不连累无辜，一大早就把地方有志供应的米装满整辆车，然后都穿卡其制服，分乘四辆车，经南港、湾仔内、板头厝、后庄、埤仔头、大林到小梅；结果在崁脚被埋伏在崎顶的国军扫射，现场死了八九十人。余阿木侥幸脱逃。到了傍晚，枪声停止了，他想查看战友们死伤的情形，于是回到现场，因而被俘。（第167、169页）

由于余焜煌的证言只是“听说”的，而且他也没有交代究竟是听谁说的，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如他所言，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月二十六日十四时三十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情报处）处长林秀銮收到情报员叶长青发来的电报，内称：

据本组组员许日归报称：查啸聚少梅竹崎一带之南台区作战指挥部总指挥陈篡地部因我军围剿甚急，于三月十九日起陆续向山地撤退，并将所有武器弹药及附近村民之粮食牛车悉数带走，以谋长期盘踞，闻陈篡地于撤退前声言决收集各地残余部队，潜藏深山，实施一年计划，再谋大举。又传奸伪分子张信义（青年团台中分团主任）、简吉（前农民组合委员长及赤色救援会中央事务担当者，现任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现亦潜入该部活动云，等情谨闻。

1947年3月26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收到情报员叶长青呈报有关“陈篡地匪部”退入小梅山地的代电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转会议部第三处、有关陈篡地等意图再起的签呈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随即以“为陈篡地及张信义、简吉等率残部潜入深山企图再举由”发文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刘师长，要求他“切实围剿”。内称：

据报（一）啸聚少梅、竹崎一带之南台区总指挥陈篡地残部，因我军围剿甚急，于三月十九日起陆续向山地撤退，并将所有武器、弹药及附近村民之粮食、牛车等，悉数带走，以谋长期盘踞。且闻陈篡地在撤退前声言，决将集各地残部，潜藏深山，施行一年计划，再谋大举暴动。（二）奸伪分子张信义（青年团台中分团主任）、简吉（前农民组合委员长及赤色救援会中央事务负责与现任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现亦潜入该部活动。[74]

显然，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得到的情报是把闽南语发音的“小梅”误植为“少梅”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份情报透露：张志忠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对此，《嘉云平野二二八》一书收录的那个“以前在警察机关”任职的新港乡民林玉镜的口述历史说：

张梗，很清楚进也无路退也无路，所以经过大林后，他就说他肚痛而下车，他的军师也下来扶他。后来这四辆车的人在古坑都被国军打死了，其他那些人都死了，张梗和他的军师却没死。这两人一定是有情报知道国军在前面埋伏，他们无法再负责这些人了，所以就溜走。（第269页）

林玉镜当时并不在事件的现场，他的上述证言也是没有根据的“道听途说”；仅供参考。

“在事件中，张志忠一直以化名活动，所以也没多少人会知道‘张志忠’，”许分回忆说，“因为这样，他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三月二十九日，张志忠领导的这支嘉南纵队与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的围剿部队展开最后一场战斗，并于四月八日晚遭到清剿。

《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中部绥靖区司令部绥靖经过概要》的总结报告写道：

此次暴乱，中部地区最为激烈，本部到达后，奸暴大部虽被击溃灭，而一部仍潜伏嘉义东北小梅与阿里山，暨埔里以东山地流窜，曾于三月二十九日与四三四团第二营战斗，将其击溃，为彻底肃清，遂饬四三四团李团长移驻嘉义督剿，李团于奉命后遂积极准备，并施行侦查搜索诸手段，四月五日，李团长指挥该团主力及四三五团第一营，分由南、西、北三面，前往围剿阿里山以西外湖、清水溪、十字关、草岭、桶头一带残匪，迄六日午，各部队先后到达上述地区，取得联络，并续分区严密搜查，至八日晚实施完毕，共捕获匪徒及嫌疑犯十余名，除以第二营于小梅，四三五团第一营留置一个连，于竹崎继续安抚清剿外，即率余部返嘉义，协力行政机关清乡工作之施行。[75]

1947年3月27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代电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希饰属备力围剿”陈篡地等残部

张志忠领导的中南部地区的“二二八”武装斗争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张志忠有作战经验，但当时乱七八糟的，自治联军的参加者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也谈不上什么组织。”多年以后，作为张志忠的左右手之一的许分老先生，在向我总结这场失败的武装斗争的因素时，感慨地说，“张志忠后来也将民军带入山去，与陈篡地会合。陈篡地的对立面是军统“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民军被国军包围后，陆续有人叛变、出卖，坚持者所剩不多；因为这样，后来就整队被消灭了。”

看来，地下党在“二二八”期间武装行动失败的主要因素，诚如本节开头所引“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对本案之综合检讨”栏的评价。

《吴克泰回忆录》也透露了事件后回到台北的蔡孝乾告诉他的看法：

全省各地的武装斗争，各自为阵，未能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国民党大军一开进，都归于失败了。但是，在这次斗争中，党组织都没有暴露，但有个别党员在群众斗争中牺牲了。（第217页）

张志忠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就目前能见的各种官方文书或民间的口述资料所载，“二二八”的武装行动失败后，张志忠的行踪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般不可确知。因此，我们还是只能按照时间的顺序，借着各种直接间接与他有关的史料，从历史的侧面来寻找他当年的脚踪。

首先，根据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张镇呈蒋主席三月二十九日报告》所述，台湾警备总部于事件处理委员会档案中，发现“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总机关”设在台北市永乐街三丁目五番地，经于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按址破获，在地下室搜出日造轻机枪七挺，掷弹筒十二支，及台省“奸匪”名册与重要文件甚多，但因“搜捕技术欠佳”，而让“重要奸匪林梁才等逃逸”。

《吴克泰回忆录》透露了地下党在事变后的应变措施：

1947年春，季沄写给父母亲的第三封家书（张再添提供）

大约是在接近一九四七年三月底的时候，“上海交通员”林昆“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上海局对‘二二八’的评价和重要指示”的秘密通信，从上海搭飞机“急如星火地”来到台北。

几天后，吴克泰接获所属“新闻记者小组”小组长孙万枝转达的指示：现在国民党在搞清乡，查得很紧，为了避免损失，地下党决定停止活动三个月……

四月十三日早晨，林昆又带着因为在《中外日报》写了第一篇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道而遭到当局通缉的吴克泰和周青，搭乘台南轮，返回上海。（第218、219、221页）

就在林昆停留台湾期间的“四月七日晨”，季沄给南通的父母亲写了目前可见的第三封家书，内云：

咸肉、香肠等物已由李先生转来。连同大人写与林君之便条也一并收到。谢谢。前日与永泉乘快车离嘉义。今暂居杨君之朋友家。约过四五日，即可觅得一新住址，然后再写信禀告。

今后数月儿将居家修（休）养一时期。上海书籍陆续自沪地友人寄来。内战是方兴未艾。台湾远隔战场万里，仍可闭门读书。所讨厌者，夏季有半年之久。虽台北较南部气候佳，但所差甚微，奈何他（它）不得。目今物价高涨。不知通地可好。

可以想见，季沄家书里头所提到的“李先生”与“林君”，应该就是上海台湾同乡会的李伟光医师与林昆，而季沄这封家书应该也是委托林昆带回上海转达的吧！

季鑫泉先生在二〇〇四年二月的最后一次见面也向我证实说，“二二八”事件后，在台湾住了两三个月的哥哥永泉回到上海后曾经给他写信说，“二二八”期间，他跟姐姐季沄过的是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的动荡生活。

四月十四日，许分因“共党嫌疑”被捕，侦讯。但张志忠的组织身份并没有因此而暴露。

从目前可见的官方档案可以证明：许分关于“张志忠身份并没有暴露”的说法也确是事实。例如：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有关“二二八”事变的“案犯处理”的档案记载：

四月十八日，陈仪发布“‘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除呈报“国防部”外，并下令宪四团加紧通缉归案。主犯共三十名，其中包括与省工委有直接间接关联的谢雪红、林日高、林樑材、王万得、潘钦信、苏新、陈篡地等，但未见张志忠列名。[76]

五月二十九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致警务处“通缉颜德国等二十一名归案法办”的代电，简吉、张荣宗及陈篡地都名列所附“人犯年貌表”之中，但张志忠却不在其内。

六月七日，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代电所附的“台湾中部绥靖区通缉人犯名册”，虽然包括谢雪红、杨克煌、李乔松、陈篡地、黄信卿、简吉、张荣宗等人，但张志忠依然是“漏网之鱼”。

六月二十六日，台南县政府致警备司令彭孟缉代电所附“本县各区‘二二八’事变在逃首谋主犯调查表”，里头包括了颜德国、李鹿、简吉、陈篡地、张荣宗等人，但还是没有张志忠。[77]

史料显示，这段时间，张志忠同时忙着布置那些身份暴露的同志的出走事宜。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指出：

二二八起义后，由上海飞到台湾的第一架飞机，就把党命我们撤离台湾的通知带来了。

大概是四月十五日，谢富由台中到高雄医院来找我，给我传达党的指示，他说：“党中央命令谢雪红、你和李乔松三人立刻离开台湾……到解放区。”（第338—339页）

根据古瑞云的回忆录所述，杨克煌所说的“党中央”，具体地说就是张志忠。他在《台中的风雷》写道：

我刚从狮头山回来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柯太太（即杨克煌胞妹）来和我们联络，传达省工委的指令——尽快设法离开台湾。我们在大肚期间，柯太太多次往返凤山与杨克煌联络，杨克煌则通过联络胞弟杨克村与张志忠联络。所以，这个指令当然是出自张志忠。……

抵达上海是五月一日拂晓。……

按照张志忠的指示，我们先得找李伟光，再通过他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取得联系。（第122、168页）

杨克煌的《我的回忆》又说，五月二十日早晨，谢雪红、古瑞云和他，在时任左营要塞司令部海军大尉的蔡懋棠的掩护下，登上一艘海军的巡逻炮艇，然后于第二天从左营潜离台湾。（第344—346页）

1947年5月14日，季沄写给父母亲的第四封家书（张再添提供）

古瑞云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中写道：

上船之前，欧巴桑【谢雪红】和蔡君在内室长时间低声交谈。交谈前她使眼色叫我回避。内室用木板隔成两间，透过隔板仍能断断续续听到几句话。话中有张志忠、杨克村、何集淮等名字。以后才知道她是在嘱咐蔡透过杨克村与张志忠联络……从此这条国民党的巡逻航线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航线。（第160—161页）

夺取西螺派出所的武装

四月二十二日，“行政院”决议撤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订“省政府组织法”；决定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首任主席。

五月五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彭孟缉为司令。

五月十四日，季沄用台湾省立台北补习学校用笺，给家里的父母亲写了第四封家书，信中透露了张志忠当时还在南部的消息：

上星期接永泉来信。所托李先生带台之衣物全部收到。榨柑器最好。两件香港衫比台北的贵。汗衫亦是如此。母亲大人欲买之物，等杨君从南部回北后去买。因儿去买价格贵且无上品买到。台北是讲日本话买东西才不吃亏。近日因京沪物价波动，台湾也步后尘。鱼米油盐大跳特跳。布衫等物因购买力差，反不及上海价昂。家内近日修理门窗榻榻米刷墙糊门，比半月前贵起一倍。真不知政府如何收场经济残局。

五月十六日，台湾省政府成立，并宣告清乡工作已经完成。

五月十八日，警备司令部公布：全省解除戒严，暂停邮电检查。

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苏杭等地学生六千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遭到残酷镇压，造成史上有名的“五二〇血案”。

六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张志忠的儿子小羊出生，户口名杨扬。户籍地址设在台北市城中区荣文里第一邻第一户生春参药行共同生活户，户主的名字是季沄。这些内容的出处根据是季沄被捕以后分别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及十月十六日写给妯娌芬姐，以及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给小羊的信函。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自己的即将临盆，季沄写于五月十四日的家书为什么并没有预先告知父母亲这么重大的事情呢？当然，通过这封信，我们除了知道她的大弟季永泉已经从台湾平安回到上海之外，也知道上海台湾同乡会（李先生）又有人来接头，而张志忠的行踪仍在南部。只是，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段期间，张志忠究竟在南部忙些什么呢？

这点，林樑材的妻子柯秀英在一九八八年致季沄二弟季鑫泉的信函从侧面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于四七年三月四日与周明【古瑞云】同志一起【从台北】来到台中，参加谢雪红领导的群众斗争，并在台中人民政府作战部里当秘书，忙于接待来访者、联络、抄写文件、保管现款等内务工作。不久，因形势的急遽变化，不宜在台中久留，便暂回嘉义躲避。在这期间仍与组织保持联系，并承担接头、联络、转移枪支等工作。

六月，林樑材因私藏八麻袋武器遭国民党通缉，转移到嘉义郊区隐避。这期间仍透过我与组织保持联系。他们以明信片中的暗号进行联络。我在自己的家中收到给林樑材同志的明信片，然后交给四弟，再转交林樑材同志。寄信人的落款姓氏，经常更动，署吴或署周不定。但我估计明信片是张志忠同志寄来的。这点，我是根据一些革命工作的往事联想、分析的。

四七年那年，天气还很热的时候，我曾领张志忠同志到彰化农村我三叔公家的菜园子，挖取十支手枪（原是我们埋藏的），他用麻袋装好后，再由我领他出村。至于张志忠同志挖取这些手枪的用途何在，我就不清楚了。

柯秀英“不清楚”的地方，张志忠的左右手之一的许分是清楚的。

“我在台中‘军法处’被关了十四天。”许分老先生回忆说，“回来后，我知道张志忠因为台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在走路，急需军火。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的火药库在敌人的手上！因此，当我听说西螺地区的民众对西螺分局警察贪污、歪哥的作风普遍感到不满与反感时，立即找张志忠商量并拟订抢夺西螺派出所武器的计划。计划进行前，我专程到台北接张志忠。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张志忠就化名‘长脚仔’，率领十八个武装人民去包围西螺分局。激战结果，分局的警察都被缚，并缴出机枪数架。后来，警察的大批援军赶来，发生了一场市街战。在战斗中，一个原本是一家木屐店师傅，绰号‘唐老板’的同志，因为车胎被射破，来不及跑而被捕；后来因为熬不住严酷的刑求，就把参加者都讲了出来。由于他并不认识张志忠，只知道‘长脚仔’，所以就说领导人是许分。其实我只负责行动前的动员，没去参加实际行动。因为这样，后来，过去与我同团体的人一旦被捕，为了保护张志忠，就把张志忠的事情统统推给我。张志忠和我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安排其他人和自己都疏散。”

1952年10月17日，“参谋总长”向“总统府”呈报有关“陈明新叛乱案”的签呈中提到张志忠的相关档案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香港《华商报》台北航讯的一则报道揭露了这场民众夺取西螺派出所武装的新闻：

自魏道明主台以来，对台湾人民的敲诈压迫较前更甚，施行惨无人道的征兵征粮征捐，以致物价飞腾，人民呼苦连天。……从“二二八”到“八二二”，到处风传台湾人民要武装暴动的消息，魏道明急令全省“戒严”以防“意外”。就在“八二二”这天，新竹县桃园镇的警察局长，在白天被俘虏，并缴去步枪十余支。同日台南县西螺镇亦被包围，枪支弹药尽遭收缴。[78]

就在香港《华商报》的报道过了十二年后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国家安全局”编印的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省工委会云林地区组织陈明新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也侧面记载了张志忠与这次行动相关的局部资料：

同年【一九四七年】八月【陈明新】即正式参加匪党，九月间复参与伪自治联军抢劫嘉义县番路乡菜公店合作社资金，及抢夺云林县西螺警察所武器，案发被捕，当时尚未发觉其与匪党有关……

张溜（云林人，国校毕业，业小贩）化名“老夫”，为日共台湾支部分子（老台共），于“二二八”事变时，与张志忠、陈明新等匪结识，当陈匪明新第一次被捕，即引导张匪志忠逃亡，并负责代为处理及保管抢获之枪弹……（第303页）

廖清缠手绘张志忠与北港陈明新组织的系统表

“‘二二八’之后，张志忠策动了袭击西螺分局的计划。”廖清缠先生从侧面证实了这次的武装行动，“当时我已是四十岁的人，不是年轻小伙子，所以他并没有邀我参加。据我所知，西螺本地则有一个人参加。”

一九八四年一月，香港阿尔泰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问题原始资料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附录五，中共特务对台工作》也从侧面证实了此一武装行动存在的事实：

在武装活动方面，当三十六年【1947年】“二二八”暴动期间，曾组织有伪“台湾自治联军”（其秘密名称为“嘉南纵队”）及三十六年八月组织之“嘉义武装工作队”，为光复后中共在台武装叛乱之最早组织。（第331页）

台湾有没有共产党？

可以这么说，“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有没有共产党”的问题已经正式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

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八·13）所存，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当时所掌握的情报是这样的：

就【台湾】非法团体言，大别之约分为四：一为台湾共产党，首领为谢雪红、林日高、杨克培、杨克煌、张道福、潘钦信、苏新、王万得、林兑等，分为ABC三集团，A集团在台中，B集团在台南嘉义，C集团在台北，外围组织为“人民协会及民主同盟”等。[79]

针对这些“非法团体”，政府当局也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七月二十五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公布社会秩序安宁维持办法。

十月七日，台湾省政府依据中央所颁“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令本省境内共产党员于本月底前登记，逾期依法究办。

针对这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三月，香港智源书局出版，“庄嘉农”（苏新）所写的《愤怒的台湾》，在第十三章《“二二八”以后的反蒋反美运动》第三节“中共在台湾”批判地写道：

台湾有没有共产党？现在台湾人民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疑问了。他们所怀疑的是共产党在什么时候会起来解放台湾。不过，前些时，美国通讯社却很认真地宣传台湾没有共产党，甚且说台湾人民不欢迎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咬定台湾二二八民变是共产党煽动的，甚且他们凭他们的主观，捏造许多中共在台湾的机构，说有什么什么工作团，台中有A团、台北有B团、台南有C团（据劲雨《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等，这不过是反动派的推测而已，除了中共自己以外，谁都不知道中共在台湾的机构和活动情形……自从国民党反动派进入台湾至二二八民变这一年多的期间中，中共在台湾都没有任何表现。二二八后，反动派极力夸张宣传中共的“阴谋”，想把民变的责任推诿到中共身上去，但中共在台湾的机构也没有任何反应。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省第二届运动会在台中举行时，台中市内及运动会场，出现了没有署名的宣传品，介绍人民解放军六十七条时局口号，并附有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图。虽然没有署名，但一般人民都相信是共产党散发的。[80]

一九五九年，“安全局”出版的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写道：

共匪台湾省工委会之组织发展，甚为迅速，例如：三十六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仅有党员七十余人。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匪香港会议”时，已有党员约四百人……（第18页）

一九八四年，香港阿尔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附录五，中共特务对台工作》也载明：

廖清缠手绘的“二仑支部”组织系统图

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至一九四八年五月的“香港会议”期间，即便“二二八”的死伤逃亡者不算在内，“全省中共党员共二百八十五名”。此一时期，中共在台北区组织包括：“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有九个支部，“台北市学生工作委员会”有三个支部，“邮电职工总支部”有两个支部，计有党员一百六十三名，占全省党员数的五分之三。（第331页）

诚如当年的地下党员吴克泰在接受我采访时所言，这两个官方的统计数字虽略有出入，但它却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

那些曾经积极参加“二二八”斗争而幸存的台湾青年学生与社会精英，一方面已经对白色祖国彻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也在斗争中，认识到日据以来台湾左翼运动的前辈们英勇无私的战斗和牺牲，因而很快就在失落一时的身份认同上，找到新的阶级与民族的认同。因此，在“二二八”之后的白色恐怖气氛下，勇敢地加入了蔡孝乾和张志忠领导的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为整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继续奋斗。

张志忠与台大的医师们

通过一些幸存者的历史证言与零碎的官方档案记载，我们也可看到张志忠在这段期间从事组织活动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例如，他与台大医院几个进步医师们的关系就非常密切。

柯秀英在一九八八年致季沄二弟季鑫泉的信函中指出，张志忠显然和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原任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的郭琇琮医师有过密切的直接联系。

柯秀英写道：

林樑材同志每次叫我到台北，都是直接与郭琇琮同志联系的。每次碰头，郭琇琮同志均要问我什么时候离开，还要办什么事。我每次告诉他，我准备到某某地方，办点私事后回去。而在每次返回时，却是张志忠同志在我必经的地方等候我，他等候之处正是我告诉郭琇琮同志的地方，即台湾省银行门口。当我到那里时，他就靠近告诉我，要与我同行，到嘉义下火车后，他要我转告林樑材同志，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碰头。这情况说明张志忠同志与郭琇琮同志是有联系的。

关于郭琇琮医师（1918─1950年），“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北市工作委员会郭琇琮等叛乱案”第十四页的“案情摘要”栏载称，郭琇琮于一九四七年六月间参加“叛乱组织”；第十七页的“综合检讨”栏另载，“匪台北市工委会”于一九四七年秋季正式成立。郭琇琮乃于十月间充任“台北市工委会委员”。

张志忠和当时在台大医学院法医研究室服务的萧道应医师也有直接而密切的组织联系。萧道应医师是屏东佳冬客家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台大医学院讲师。

关于萧道应医师的“案情摘要”，“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的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萧道应于抗战时期在广东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东区服务队任队员时，曾接受左倾思想之教育，三十四年【1945年】夏匪党广东“东江纵队”派薛某与萧联系，至抗战胜利后失却联系；三十五年【1946年】冬复与薛某取得联系，由薛某介识张匪志忠，三十六年【1947年】冬由张匪志忠介绍参加匪党，接受张匪领导，担任上层统战与社会调查研究工作，至三十七年【1948年】春担任台大医学院匪党支部书记……（第208页）

通过张志忠和吴克泰吸收入党的前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遗孀蒋碧玉女士（1921─1995年）的引介，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在台北嘉兴街萧家认识了萧道应医师及其妻子黄怡珍女士（1917─2005年）。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同在丘念台（1894─1967年）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参加抗战的老同志。一九五二年四月，萧道应医师在苗栗三义山区被捕后被迫“自新”而被留在“调查局”法医研究室充当法医。因为这样，萧道应医师从来不向任何人谈到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

“台湾光复后，我通过当时的高雄电台台长庄孟伦认识了张志忠。”也许是相处多年之后的“信任感”吧？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他家做客的我终于听到酒后的萧老医师透露了他和张志忠之间的关系。

庄孟伦是台湾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的大姨妈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大哥就是长期从事反日帝运动，在“二二八”事变后被判无期徒刑而于一九四九年保外就医时不幸病逝的台湾菁英庄孟侯医师。林书扬先生在《曾文溪畔的斗魂——庄孟侯与庄孟伦》写道，庄孟伦出身“拥田一百多甲的中上地主”家庭，是庄家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位，自幼便表现出绘画的禀赋；一九三六年，渡海到大陆对岸；一年后，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抗日战争，音信也断绝了。等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庄孟伦竟然和陈仪的先遣指挥部同日抵台。林书扬“只觉得十年的分隔，孟伦似乎从一个爱画画的大孩子变成十足像他大哥孟侯那般的‘搞运动型’人物了。”林书扬又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后，庄孟伦“移居高雄，先是高雄广播电台的筹备主任和首任台长，后来转任几家党营剧院的总经理，但他的真正职务，却是‘保密局’南部地区的干员之一……另外，他还是多年潜伏的共产党员”。

“你是怎么认识庄孟伦的？”我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进一步问萧老医师。

“抗战时期，”萧老医师回答我说，“我和丘念台去漳州，调查翁俊明被杀的事件，那时就认识庄孟伦了。”

翁俊明（1893─1943年），台南人，就读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经前往北京，试图毒杀袁世凯，未果。一九一四年毕业后，前往厦门行医。一九三八年厦门沦陷后转赴香港与重庆。一九四〇年初，他在重庆与刘启光居间协调台湾人团体共同抗日，最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一九四三年，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在福建漳州设立，翁俊明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十一月十八日，突然过世。

“‘二二八’期间，我又见到了庄孟伦。”萧道应老医师继续回忆第一次见到张志忠的情景,“他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要我找个时间到他家走走。‘二二八’后，有一天，我去找他，结果，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张志忠。张志忠和我谈了很多，但是并没有提到‘省工委’这个名称。”萧老医师喝了一口酒，然后又沉默了。

“然后呢？”我急切地追问道。

“后来。”萧老医师定定地看着我，我坦然而期待地面对他的注视。他于是又继续说道：“他就叫我和我老婆写自传。那时候，我在台大法医研究室服务。因为工作忙，写了一个月就要写好的时候，他来跟我说，不要再写了，就这样拿给我吧！过两天，他告诉我说：‘你通过了，但是你太太没通过！’可他并没叫我宣誓就交代说，你的工作主要是：一、情报工作，政策反应；二、策反。过去，民主同盟有几个人找过我，他于是又叮嘱我，叫我不要再跟民主同盟的人联系，同时要尽量避免被照相。”

综合“安全局”机密文件所载与萧道应医师的口述，那么，介绍萧医师与张志忠认识的“薛某”应该就是庄孟伦了。

一九四九年年底，庄孟伦最终因为身份暴露而遇难了。他的身份，以及他和张志忠的关系，也说明张志忠的历史应该还存在着太多太多后人无法探知的地下斗争的情节吧。

“有一天，老萧带季沄来给我认识。”就在萧老医师向我透露他和张志忠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同一天晚上，黄怡珍女士也在萧道应医师回房休息后，向我忆述了她和张志忠夫人季沄来往的经过，“光复后，我在基隆中学教了大约一年时间的书。一九四七年九月，我转到北一女，任庶务主任。后来，我也介绍季沄到北一女教书。当时，她住在学校宿舍。北一女很安全。校长王超筠也是因丘念台的关系任职的，她还要我们本省籍同事多多帮忙季沄。我认为，学校里头有不少教职员都是地下党人，只是我们不清楚彼此的组织关系。不久，我又到大同中学任教。因为学校校长是我过去认识的朋友，季沄随后也进了大同中学。那时候，我和老萧住在东门的大学宿舍。她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和张志忠，就一起住在我父亲位于中山北路的房子。我还要我阿姨帮她煮饭……我一开始就知道季沄是共产党员。印象中，季沄是一个相当耿直的人，她做事有条有理，毫不紊乱，还能写一手好字，孩子也教育得很好。不过，就是太忙了。我因为也忙于小孩、家务，还有学校的工作，所以每回要讨论规定看的书时，就累得打瞌睡。因为这样，也没机会和她深谈。那时候，《光明报》已经出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它是在基隆中学与中山北路我父亲的房子油印的。后来，张志忠与季沄夫妇搬到新公园前面的药房，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

“虽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党员，可我没有介绍过任何一个人入党。”在同一天的谈话中，萧道应老医师也针对“安全局”机密档案指称他于一九四八年春担任“台大医学院匪党支部书记”的说法做了回答，“有一天，张志忠叫我去主持一个小组会议。他说，有一个支部，你什么时候去主持开会。我于是在他所说的时间，前往南昌街谢桂林医师家。到了那里，我进去一看，在座的都是些医生，包括：许强、郭琇琮、谢桂林、翁廷俊在内……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讲什么名义，更不用说什么‘支部书记’或其他什么，只是在工作上分工。现在看来，它可能是‘台北市委’下面所属的医师组织，但不是台大医学院方面的支部。那时候，调来调去的，有危险就马上调离。开完会后，我又被调走，它就由张志忠直接领导。后来，张志忠就把我和他们隔开来了……”

萧道应老先生所提到的几名医师，除了前述所提的郭琇琮之外，“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的“匪台北市工作委员会郭琇琮等叛乱案”也记载了许强和谢桂林的基本资料：

许强，台北【南】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台大医学院副教授兼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医师，一九四八年二月由郭琇琮亲自吸收，参加“匪党”，后来担任“台大医院支部负责人”。

谢桂林，高雄人，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毕业，自设医院，一九四七年七月，参加“匪党”。（第14、18、19页）

至于翁廷俊，他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刊载的“自首自新人员自我介绍”的自述如下：

我是桃园人，曾在前台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毕业，得到医学博士的学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任台大副教授。三十八年【1949年】，才由同事许强介绍，参加匪党组织。

这里，我们不能确切地说是否有或没有所谓“台大医院支部”这个组织？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张志忠和台大医院的医师们——萧道应、郭琇琮、许强、翁廷俊，以及自设医院的谢桂林，肯定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许强被捕的时候，是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当年在台中丰原的乡村担任小学老师时被捕而曾经与许强医师同房的江汉津先生（1914─1993年），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提出了同样的猜测，“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下午，我在课堂上被带走，二十五年又三个月后才回到家。在“保密局”北所，我和台北案的许强医师，前后同房有一个月之久。我听说，许强除了在台大医院上班之外，也在新公园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我还听说，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化名杨春霖）也住在附近。两人住得这么近，我不知道许强是否认识他？与他又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但依常识判断，我想，他们之间是不可能没有什么关系的！”

“二二八”周年祭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愤怒的台湾》揭露了一段当时的报纸秘而不宣的史实：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全岛各地又出现了“纪念二二八告全岛同胞书”，有“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的署名，内容是：唤起台湾人民回忆起去年二二八民变时的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和蒋军的屠杀情形，而加紧团结，加强对反动派的斗争意志，筹备对反动派的斗争；并广泛地介绍中共的政策，最后警告反动派放下屠刀，不可再屠杀良善。

是日，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也同时发现了二二八部队北部支队、南部支队的“告同胞书”，是用日文写的，内容大体上与中共的相同。二二八部队是从二二八民变时的人民武装整编起来的，这说明了人民武装还仍然存在着，而且已在统一的领导之下。大家都相信：这些人民武装将会发展到解放台湾的“人民解放军”。[81]

根据一九五一年十月前“国防部保密局”印的“机密参考文件——搜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重要秘密文件”所载，这份名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纪念‘二二八’告全岛同胞书”的文件呼吁：

正当这个伟大而悲壮的二二八周年纪念日，我们全省同胞，应该继续二二八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下列的任务：

（一）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建立起爱国民主的统一战线。

（二）打倒独裁卖国的反动政府，成立台湾省民主联合政府，实行高度自治。

（三）没收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财产分配给贫民及失业者。

（四）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执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员的待遇。

（六）反对官僚垄断资本的统制，发展中小工商业。

（七）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和托管的阴谋。

（八）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请愿之自由。

“保密局”在附录的文件“说明”中写道：

一、此一文件系共匪台湾省工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所作，为匪党于三十七年【1948年】春散发全省之公开宣传煽动档案。

二、此件公开以匪台湾省工委会名义发表的文告，匪党中央曾严厉指责为绝大的错误，因文中显然暴露匪党曾参与“二二八”事件，并泄露匪党对台湾之阴谋策略，诚恐因此刺激吾人提高警觉，及引起台胞疑虑反感也。[82]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台湾省工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的基本背景。

根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刊载的“自首自新人员自我介绍”所载，洪幼樵，当时年三十七岁，广东揭阳白塔镇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后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高干班。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曾任共产党区委、县书记、特委，并公开做青年运动，曾任广东省岭东十县市青年抗敌同志总会组织部长，及该会主办之《青报》和《抗敌导报》编辑。一九四一年任中共苏北涟东县委组织部长。次年兼任中共苏北军分区涟东总队政治主任。一九四五年任中共滨海县委书记，军分区独立团政委。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会会委员兼宣传部长。

我们无从知道，“保密局”所说“此件公开以匪台湾省工委会名义发表的文告，匪党中央曾严厉指责为绝大的错误”的情报是否属实？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作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会会委员”之一的张志忠认真地执行了党的决策。

“就在‘二二八’一周年前夕，张志忠向我指派了第一个任务——在莺歌、山仔脚间铁路沿线写标语，纪念‘二二八’一周年。”萧道应老医师说，“前台籍官兵集训总队队员黄培奕的家，就在纵贯铁路桃园到莺歌下坡路段前二公里处的山边崁下，非常隐秘。因为地利之便，张志忠指派了我这个任务。我接到指令后随即组织石聪金和黄培奕进行。”

石聪金，苗栗苑里人，日据时期被征调到华南一带做日本兵；抗战胜利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台籍官兵集训总队”队员的身份认识了中校政训主任萧道应和少校教官兼女子大队副大队长黄怡珍。

“一九四七年年底，通过萧道应的介绍，我在《公论报》同事黄培奕的莺歌家里，同时认识了张志忠。黄培奕先前也是集训总队的队员。”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石聪金先生在苗栗县苑里家里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我和黄培奕接到萧道应的指令后，于是在‘二二八’周年纪念日的前两天，趁着暗夜，在桃园莺歌间铁路下坡路段沿途的驳崁上，用红漆涂写：毋忘‘二二八’！血债血还！记住‘二二八’！台湾青年起来！等大字标语。后来，萧道应告诉我们，张志忠看了这标语，非常满意，并夸奖我们做了重要的工作。”

关于黄培奕，“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相关档案记载：

黄培奕，台北县莺歌人，台北第二商业学校毕业，当时为《公论报》会计室课员，一九四七年间，经萧道应思想影响教育；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由陈福星介绍入党，负责建立台北县莺歌镇支部。（第392、405页）

关于陈福星，“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的档案另载：

陈福星，化名老洪，台南人，日本大学毕业；一九四六年，在台南任凤梨公司第三厂代厂长时，因目击陈仪主台政治腐败及接收人员贪污舞弊情形，因而对政府不满，乃思以政治改革为己任，常与（南二中）同学李义成讨论政治时事，嗣由李义成介绍，认识李妈兜，再由李妈兜介绍，认识蔡孝乾，至一九四六年秋由蔡孝乾吸收入党。同年十一月，奉蔡孝乾之命，与李妈兜、陈文山等成立“台南市工委会”，嗣转任台南新丰农校校长，乃由蔡孝乾介绍林英杰等多人到该校任教，“冀图以该农校作温床，为发展组织及卵翼匪谍之渊薮，并密藏武器在校，以为暴乱之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林英杰身份暴露，被警察围捕，陈福星乃潜逃至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处，秘藏三天，乃转迁桃园中坜义民中学姚锦（黎明华）处，嗣即奉“匪党上级”之命至台北南崁林元枝处，协助林元枝教育“匪党分子”，工作约三月，又奉命至北部铁路沿线担任教育工作……（第204、224页）

前面，根据杨克煌的《我的回忆》提过，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的联席会议之后，张志忠曾经向谢雪红和杨克煌“介绍台南新丰区区长李义成就是党员”；而李妈兜在“二二八”期间已经是张志忠在台南地区的主要干部了。

“陈福星出问题后，”石聪金说，“张志忠就把他带到黄培奕家，长期隐蔽，并以此为基地。其后，张志忠就以黄培奕为细胞，发展出莺歌一带的组织，交由陈福星领导。”

这样看来，“安全局”机密档案所说的陈福星的“匪党上级”，就应该是张志忠了。

继续开展武装工作

从各种官方档案资料与历史证言看来，作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工部长”的张志忠一直持续开展着建立武装基地的工作。

首先，一九五四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3）审三字第一三二号判决书载称：

【1947年】五至七月，王忠贤、温万金、许希宽、陈焰树等组成台北市工人工作委员会，温万金负责发展电器工人工作，先后随王忠贤至台北县观音山，讨论组织游击队事宜；及至嘉义，与张志忠所领导之自治联军联络。

《吴克泰回忆录》也留下了一段相关的证言：

“二二八”后，吴克泰因为被通缉而离开台湾，在上海台湾同乡会任总干事，大约在八月下旬又被台湾地下党调回台湾，然后到中部，在“台中县工委书记”王天强的领导下，协助农民进行“三七五减租”的合法斗争。张志忠夺取西螺派出所的武装行动失败之后，通过王天强向他转达转移的指令；他于是辗转回到台北，并且见到了久违的张志忠。张志忠给他讲了两个月来形势的发展，并给他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这次叫你回来，是要你带路，去你家乡兰阳地区看一看。”张志忠说，“因为有人建议在那里开辟一个解放区。”

“宜兰平原是兰阳溪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南边和北边都是大山，易守，但是东边是南北向约四十公里长的滨海浅滩，不易防守。”吴克泰把当地的情况和心中的疑窦向张志忠说了一下，“这里粮食自给有余，也可以制糖、种烟草，渔获量不小，盐可以从海水提取，木材可从太平山上源源不断地运下来，自给有余，也有全省最大的新闻纸造纸厂，亦是强力的后盾。但这里不产棉花，也没有纺织厂，如果被封锁了，穿衣问题不能解决。再说多余的粮食、木材、纸张、水产品如何外销，以换取各种日用工业用品？”

“去看看以后再研究。”张志忠说。

他们于是在一个下午，坐上宜兰线火车，并在晚上九点钟左右到达罗东，借宿吴克泰的小学同学家。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坐上火车，到了终点站苏澳。下车后，吴克泰便带领张志忠，沿着苏花公路，走了一段上坡路。

老张此时已有四十开外，《吴克泰回忆录》在此赞叹地写道：“（他）走路时身子有些向前倾斜，步子矫健，我怎么跟也跟不上他。他走一段就停下来等我。我想，他这双铁脚板一定是经过多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

他们拾阶而上，走到过去日本人修建的航海守护神“金毗罗”的祠堂。那里是南方澳渔港的最高点，在上面，整个苏澳港一览无遗。港湾的北端是北方澳，南端是南方澳，看得清清楚楚。

“这真是良港，”张志忠忍不住赞叹说，“将来一定有前途。”

他们然后一路聊着走回到苏澳站，坐上回台北的火车。一路上，张志忠“看着兰阳的山山水水，没有说什么”。（第239、247—259页）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省工委会中部武装委员会李汉堂叛乱案”，也有一段关于张志忠在中部山区开辟武装基地的记载：

一九四八年五月，张志忠化名老周，前往竹山，与干部李汉堂、施部生、吕焕章、洪麟儿等，洽商筹组地下武装组织。协议结果由施部生、张志忠、吕焕章、洪麟儿、李汉堂等分任“中部武装委员会”委员，由是“匪党武装工作队”于焉成立……另由张志忠供给李汉堂“手枪五支、手榴弹二十余枚、卡宾枪一支、军用地图一份”。李汉堂“遂以台中县属雾峰乡之火炎山为大本营，及埔里、草屯、南投、竹山、东势等山地为外围据点，积极从事武装叛乱活动……”（第334—341页）

由于施部生、吕焕章、洪麟儿都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后遭到枪决，李汉堂也在“自新”后过世多年，在没有相关的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可作对照参考的情况下，这份档案所载的内容是否属实，还待求实。但它总不至于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吧！因此，它还是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张志忠革命足迹时的参考线索之一吧！

新竹地区的组织工作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又载：

一九四八年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为了落实“强调提拔台级干部”的政策，于是命陈福星接替张志忠，领导新竹以北所有组织，先后领导曾永贤、刘兴炎、林希鹏、黎明华、萧道应、黄培奕等，积极展开活动。（第204页）

这份机密档案的内容如果属实的话，那就是说，在“一九四八年春”之前，张志忠同时肩负着领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新竹以北所有组织的重任。

香港阿尔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附录五，中共特务对台工作》指出：

一九四七年十月前，“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新竹地区并无组织；十月以后，建立了“南崁”和“竹围”两个支部及外围的“农运”组织；一九四八年春，新建三个支部，并成立“桃园区工作委员会”，共计有五个支部，三十名党员。（第331页）

这份“原始资料汇编”具体说明了张志忠在把工作转交给陈福星时在新竹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组织。问题是，在新竹地区没有地缘关系的张志忠又是如何在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这一地带开展工作的呢？从各种材料看来，“二二八”期间与他共同领导“嘉南纵队”的日据时期农民运动领袖简吉应该是主要的关键人物。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山地工作委员会简吉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一九四七年十月，简吉转往新竹地区活动，一九四八年二月，经张志忠介绍，正式入党，充任“新竹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受张志忠指挥。（第72页）

根据档案管理局所藏《非法颠覆案》的档案，一九五一年，“国防部保密局”在一份题为《桃园县地方概况及匪谍案件较多原因》（未标页码）的调查报告指出：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认为，新竹以北（台北县辖的淡水及桃园县）及以南（包括苗栗县）的滨海地带与大陆的海上距离最近，而且多沙滩及平旷地带，利于大军的登陆及展开，其中尤以新竹县及桃园县滨海地带最为适宜；此外，新竹以北的铁路都是单线且沿海岸，机场也近海。人民解放军一旦登陆，可以立即切断铁路，控制机场，而且其后方地形复杂，山岭起伏，适合建立游击基地。因此，“基于渡海登陆的军事作战观点”而对此一地区相当重视，并由负责武装工作的张志忠专责领导新竹地区（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及台北县的莺歌、三峡地区）的组织工作。

简吉既是日据时期农民运动领袖，光复后又曾在刘启光主政的新竹县担任“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总干事（1946年4月21日至12月），自然对当地农民群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前往桃园地区后，随即通过老农组的同志詹木枝（1908─1952年）介绍，先行会见芦竹乡长林元枝等人，并通过旧农组的关系，发展组织关系，陆续建立中坜、莺歌、竹南三个支部，随后在一九四八年春组成“桃园地区工作委员会”，同时沿着铁路、公路交通要地组织“青年读书会”等外围团体。[83]

林元枝（1910─1982年），日据时期台北第二中学毕业，光复后的桃园芦竹乡乡长，地下活动时化名老陈或老卓。他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刊载的“自首自新人员自我介绍”就自述说：他是在“二二八”后结识简吉而入党，并且拿共产党的土地法和利用国民党的三七五减租办法，争取群众，发展组织，收容逃亡分子，建立武装工作队及宣传等工作。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另载：

张志忠领导的黎明华，曾先后吸收张旺、姚锦、宋增勋、范新戊、周耀旋等参加“匪党组织”，建立中坜、杨梅两个支部，与海岸地区湖口、红毛（今新丰）沿海一带群众据点……（第207页）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原籍广东梅县的黎明华先生在台北市天母自宅向我追忆当年的革命经历以及他和张志忠建立组织关系的过程：“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因为参加丘念台领导的抗战组织东区服务队，认识了队中的台湾青年锺浩东、蒋碧玉和萧道应夫妇等人。一九四四年初，我离开东区服务队，转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我因东江纵队主力北撤而归乡。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来台谋职，先后在台北商校、基隆中学任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后的五月二十日，我经由萧道应夫妇的介绍，辞掉基隆中学的工作，前往广东籍的姚锦担任教导主任的中坜义民中学任教。这段期间，我在台北就已经认识的当地朋友——张旺、范新戊和周耀旋等人，也常来找我讨论时局。通过他们，我对台湾的农村情况，也开始有了比较初步的认识。当时，我们听说日据时期农民组合的领导简吉和国大代表张吉甫等人，已经在新竹县沿海地带的农村，秘密推动三七五减租运动，于是就利用假日下乡，自发地从事附近农村的调查研究。但是，我发觉，他们几个也跟我一样，有种找不到组织的苦闷。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期间，原台南新丰农校校长陈福星，以及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洪幼樵（化名‘郭先生’），先后到义民中学找我。后来，我便恢复一度失联的组织关系。同时，在洪幼樵指导下，义民中学的党小组成立了。不久，洪幼樵又把义民中学小组交给另一省委张志忠领导。此后，张志忠就每周同我联系一次。义民中学小组于是就在张志忠的领导下，一起搞校园工作，很快就把整个校园染红了。”

香港会议

目前可见的各种相关史料都清楚地指出，一九四八年五月，张志忠前往香港，参加秘密举行的所谓“台湾工作干部会议”。

“张志忠担心此行可能会出事，”萧道应老医师回忆说，“临行前，他特别交代我，季沄有需要钱的时候，尽量帮助她。我于是跟季沄说，我在台湾有社会人际关系，你要是有任何困难，尽量跟我说，不用客气……”

关于“香港会议”，目前可见的官方档案或回忆录有种种不同的略有出入的说法。

首先，香港阿尔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附录五，中共特务对台工作》载称：

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中共在香港秘密举行所谓“台湾工作干部会议”，参加此次会议者，台湾共干有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许【计】梅真、郭【琇琮、孙古平、唐海光、陈福添、李妈兜、李武昌、朱子慧等十一人，沪港共干有章天鸣、陈泽民、李伟光、谢雪红、杨克煌等五人，广东及海南岛代表各一人，由刘晓主持。（第332页）

其次，“国安局”档案“228-E，3-（14）”记载：

“香港会议”由匪中央召集，并指派着匪刘晓章天鸣到港主持，会期一个月，匪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率带各省委及所属县市工委重要干部十四名由台潜往参加，在沪港二地之台共首要谢雪红、李伟光等曾列席，并有海南岛匪要前往讲述在海南工作经验。（第1页）

在“宗派”上属于谢雪红系统的古瑞云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写道：

会议期间，张志忠曾到【谢、杨和古三人暂居的】筲箕湾寓所来。他带来了一些讯息：蔡懋棠已加入了中共；何集淮即将脱离左营海军基地，进入大别山；黄文辉、柯秀英即将来港。（第215页）

古瑞云在《台中的风雷》指称，会后，谢雪红、杨克煌向苏新和他“如实地传达”了会议经过，他据此披露了这次会议的六项议程：

第一项：有关省工委的组织发展问题。

第二项：外省籍干部与本省籍干部的协调问题（纠正外省籍干部轻视本省籍干部的偏向）。

第三项：统一对托管派的认识。决定对托管派进行有力的斗争……

第四项：决定谢雪红作为台盟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

第五项：讨论旧台共问题。

第六项：讨论“二二八”的若干问题。

古瑞云又说，在讨论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议程时，谢雪红和杨克煌并没有出席。李伟光医师则是在讨论“旧台共问题”时，从上海赶来参加。（第214页）

蔡子民整理的《李伟光自述——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应该是目前可见的，实际“列席”会议者的唯一的现身说法。然而，关于“香港会议”，李伟光医师只是简要地提到：

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张执一的指示，我到香港和蔡乾、谢雪红等人见面，讨论了台湾问题。大家认为不存在台湾民族，台湾对祖国不是民族问题；台湾有两个前途，一是和大陆同时解放，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盘踞台湾。要我在上海巩固伟光医院和同乡会，以此为据点坚持工作。（第46页）

存在于谢雪红和蔡孝乾之间的日据时期老台共成立以来就存在的“宗派”的矛盾，李伟光的自述显然并没有透露任何蛛丝马迹。这点，不在现场的古瑞云与吴克泰两人的回忆录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转述了会议上的分歧与争吵。

首先，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前往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在中南海的中央统战部等待分配工作的吴克泰，在二〇〇二年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的《吴克泰回忆录》转引原属谢雪红人民协会系统的林樑材的说法和会议文件写道：

这时苏新、林梁方【材】也在那里。林梁方给我们谈了一些香港会议的情况，并给看了会议文件。他说，谢雪红在会议上闹得很凶，一是追究蔡孝乾在老台共时身为中央委员擅离职守，逃回大陆，被她开除过党籍；二是要求她的党龄应从一九四六年一月算起；三是“二二八”当中她是主张武装斗争的，而蔡孝乾，他们是反对武装斗争的，纠缠个没完没了。（第297页）

关于吴克泰所说的三个争论，古瑞云在更早以前的一九九〇年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台中的风雷》则根据谢雪红和杨克煌转述的说法，有着相对主观而更为详尽的细节描写。

首先是有关“旧台共问题”的争论：

会上蔡孝乾与谢雪红发生争论。蔡对谢开除他党籍极为不满，谢坚持说，他身为中央委员，擅离职守逃往大陆，应该开除；蔡指责谢不积极发展党员，不支持雾社的武装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谢拒不承认有错误，并指责“改革同盟”派，另立中央是违反组织原则，路线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对路线问题，上海局干部说：谁是谁非，要等到台湾解放，掌握了充分的资料后方能做出判断；“改革同盟”分裂组织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招致了旧台共组织被破坏，但路线上即使犯了左倾错误，也是受了李立三路线的影响，不必过于追究。（第214页）

其次是有关谢雪红中共党龄问题的争论：

关于谢的中共党籍问题，蔡主张：一九四六年初【蓝按：时间有问题已如前述】申请入党时，谢拒绝交登记表和自传不符合手续，谢辩解说：在秘密环境下硬性规定要填表是危险而又幼稚的做法。张执一对此表示：谢不填表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她于四七年五月间到上海后交代了入党经过，并补办了手续，填写为一九四六年一月入党，可以承认。（第214页）

最后是有关“二二八”斗争的路线争论问题：

蔡孝乾事先对形势估计错误，事后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是错误的。蔡承认自己失策。谢还质问，是谁主张要她把军权交给处委会吴振武的。蔡承认是他下了指令，并承认错误。张志忠批评谢不该不杀罪大恶极、有民愤的刘存忠。对此谢说明了她当时不杀的用意。（第214—215页）

会议的真实情况是否真如古瑞云所描写的那样？这里已经无从查证了。

重点是，“国府情报机构”留下来的几份秘密文件，倒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香港会议的重要决议。

一九五一年十月，前“国防部保密局”印的“机密参考文件——搜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重要秘密文件”，包括了对“二二八”事件的工作检讨、总结，与今后对台工作的策略总则。

首先，《关于“二二八”的经验教训》分别就“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成就与斗争中的弱点，做了总结：

（一）二二八事变性质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自治运动，不是台湾人民的独立运动。

（二）二二八事变的成就：

1.台湾在日本统治后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变，二二八首先在国民党统治后最严的台北爆发，充分证明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使人民觉悟到推翻蒋政权不是不可能的，在事变中，国民党对人民大屠杀，使人民更加仇恨，这对今后台湾人民反蒋斗争是有帮助的。

2.事变中，使蒋介石从国内战场抽调两个师来台湾，对于解放军有帮助。

3.人民对国民党有新的认识，了解和平合法斗争的不可能，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争取民主自治。

4.发现了大批积极分子，扩大了党的力量。

（三）二二八斗争的弱点：

1.事先准备工作不够。

a.没有迅速处理老台共关系，以便在事变中能很好取得联系。

b.没有抓住光复后陈仪统治未深入时，迅速扩大党的力量。

c.没有利用矛盾，来进行统战工作。

d.对外通讯没有建立。

2.事变发生后，不及时解除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

3.学生孤军作战，没有与农工结合起来。只有在工农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学生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

4.没有及时分散物资，以继续动员群众，对反动分子没有施以镇压。

5.没有教育人民，及时揭发陈仪欺骗。

6.统战工作中，我立场站不稳，没有与动摇分子做坚决斗争。

7.开始时轻敌，后来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迷恋城市，撤退时无组织，变成一哄而散。

8.没有以我党名义，公开提出明确方针，指出到达胜利必须走的道路，来教育群众。

其次是《关于台湾工作》。

由于目前“国家档案局”开放借阅的原始档案只有其中第一页，因此在不能详阅文件全文的现实限制下，我们只能借由“保密局”的“说明”来理解文件的主要内容。

“保密局”认为，“此一文件系匪党中央于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至六月在香港召开之台湾工作干部会议之决议，由匪华东局代表章匪天鸣综合撰稿，并由匪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亲笔抄录。”它不但是“匪党在台湾工作的策略总则”，也是“保密局”特务“最重要的研究资料”。

《关于台湾工作》提出的问题包括：“台湾工作环境的特点”、“台湾的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台湾目前的形势与发展前途”、“台湾工作总方针”、“目前具体工作”与“如何建党”等。

一、“台湾工作环境的特点”，强调台湾人民虽有和国内人民不同特性，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台湾民族，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有类似弱小民族的特性，肥沃土地集中于统治者手中，城乡关系密切不可分，人民团结性强而反政府情绪普遍。

二、“台湾的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强调目前在台湾的革命性质，应表现于民主自治运动；其打击对象不同于大陆，应该对地主资产阶级采取战略的联合，孤立托管派、倾向“政府”的士绅；革命的动力寄托于工农、革命中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革命知识分子等。

三、“台湾目前的形势与发展前途”，指出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崩溃后台湾会再发生新“二二八事件”，同时也预计到美国会援助国民党固守台湾的可能。

四、根据上述的形势判断而提出“准备武装起义”是“台湾工作总方针”。

五、在“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总方针”之下，指出“目前具体工作”的项目：

1.加强群众工作：重点置于职工工作和农民工作，唯应先做好学生教员的工作以为媒介。

2.开展统战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帮助群众工作的开展，而以青年学生为此项工作的骨干。

3.加强交通要道及战略据点工作：打入交通部门及军事机关职场，建立短小精干的组织。乡村工作做得好，即可以控制交通要道。但强调城乡工作的一致性，放弃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略。

4.瓦解敌军敌警工作：士兵与军官工作并进。

5.布置情报及破坏工作：指出每个党员都有做情报工作的责任，主要为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埋伏内线，保卫内部，并企图建立电台。破坏工作着重于爆炸工作及在军火工业中策动怠工。

6.教育与培养干部：深感干部数量、质量均不够，着重增强与教育有群众的干部，提拔本地干部，吸收有斗争经验的外省干部，搜罗特殊干部与各种技术人员。

7.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质量并重的审慎发展，吸收群众领袖及外省籍进步分子、失联分子，严格审查与整顿内部，健全支部工作。

在这七个“目前具体工作”的项目当中，又强调要以群众工作为中心，统战工作为桥梁。

六、“如何建党”，提出四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1.必须加强团结：强调新老干部的团结，及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

2.必须走群众路线：指出过去有严重脱离群众现象。

3.必须有民主作风及重视纪律。

4.必须加强秘密工作与阶级教育：组织与教育。

“保密局”认为：强调“新老干部的团结”是“暗中指责老台共如谢雪红等人”，而强调“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则是“省籍观念作祟”，这两项要求都反映了中共在台地下党存在着“内部严重矛盾”；至于“走群众路线”的要求则指出了台湾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武装暴动失败的症结”；而“民主作风”的强调则是对蔡孝乾于“二二八”事件中“独断专行”作风的“批评”。[84]

就古瑞云的回忆内容来看，在香港会议上，谢雪红显然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志忠。

《吴克泰回忆录》则转引林樑材的话感慨地写道：

谢雪红在会议上闹得很凶……纠缠个没完没了。蔡孝乾、张志忠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还是回台湾斗争要紧，在听了会议总结以后就回去了。（第297页）

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朵浪花

一九四九年年初，历经辽沈、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解放战争的形势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局面。

一月二十一日，在各方逼退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战场明显的败退，台湾的地位也更加重要了；相对地，它的政治形势也更加严峻了。

与此同时，经过香港会议的总结之后，在蔡孝乾与张志忠等领导干部的领导之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也在新形势的推动下有了迅速的发展。

香港阿尔泰出版社的《中共的特务活动原始资料汇编——附录五，中共特务对台工作》载称：

自“香港会议”至三十八年【1949年】底，中共之活动甚为广泛，其组织遍及全省各阶层各城镇，总计有十七个“市（区）工委”及二百零五个支部，近十个武装基地，另有三个全省性的“工委”专做学运、工运及高山族工作。（第332页）

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调查局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印“保防参考丛书之一”郭乾辉的《台共叛乱史》也写道：

自三十八年【1949年】以后，大陆形势逆转，中共在配合军事准备积极攻台的时候，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的口号，要求台共预先响应，做保管接收迎接解放的准备。于是，这股溃散污浊的逆流，又开始泛滥。

首先，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以台大学生与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员，因误会而引起的所谓“四六事件”的学潮，即是这股逆流重新泛滥为灾的第一朵浪花……（第54页）

所谓“四六事件”或“四六惨案”，是当时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为了压制台北日渐蓬勃的学运，而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晚上发出一份以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为首的，包括台大与师院两校学生领袖十余人的通缉令，但因两校学生拒不交出“黑名单”上的同学，于是大批的军警在四月六日凌晨，冲进学生宿舍强行逮捕了一百多名以台大与师院为主的学生。

七月一日，台湾省主席陈诚又向各县市政府发出“参捌午东府纪三字第三五七六号”代电，要求严缉包括周慎源在内的、二十名漏网的“潜伏本省之奸嫌分子”。

关于学运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关系，“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会李水井等叛乱案”的“综合检讨”栏指称：

匪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以台湾大学及师范学院，为培养干部之温床，并利用该校（院）各届毕业生为主干，借彼等毕业后分发或返回各县市乡镇服务之便，将叛乱组织毒苗散播各地城市农村，使“学运”、“工运”、“农运”结为一体，以展开统合战力。其阴谋策略及组织发展，颇具成效。

匪党之活动方式，将“公开活动”与“秘密发展”，分别领导。并采“合法”与“非法”之斗争，相互配合运用。故其从事秘密活动，颇有绩效。（第100页）

“四六事件后，陈水木向我汇报了周慎源的情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书记李洁（徐懋德）老先生在天津告诉我说，“我就把他的关系转移给张志忠，安排到桃园地区隐蔽。”

李洁所提到的陈水木，在“安全局”机密文件同一份档案的“案情摘要”栏的记载是：高雄市人，就读师范学院的一九四七年五月入党。（第94页）

关于张志忠与学运分子的关系，“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另载：

一九四九年七月，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理事、师范学院“匪党支部支委”林希鹏，因“领导策动学潮”，“身份暴露逃亡”，乃由张志忠移交陈福星领导，开展桃园至新竹铁路以西海岸地带工作。（第207页）

综合上述的证言与档案可以想见，张志忠当时在输送学生干部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从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

历史的洪流继续汹涌前进着。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渡江；四月二十四日，南京解放。

五月一日，台湾全省实施户口总检查。

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告自二十日起全省戒严，基隆、高雄两港宵禁。

五月二十一日，台湾与上海的交通暂告中断。

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通过针对“匪谍”的《惩治叛乱条例》。

五月二十七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发布戒严时期法令，禁止一切“非法”集会、结社、罢工、罢课、罢市，并制定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同一天，解放战争又有重大发展——上海解放。

五月二十八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颁布“出境登记办法”。

“上海解放以后，”季鑫泉说，“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姐姐季沄的任何音信。”

与此同时，张志忠在和义民中学小组的负责人黎明华定期会面的时候，向他传达了省工委的初步决定。

“张志忠告诉我，依据战局的发展情势判断，解放军可能在一年内或稍迟些进军台湾；因此，务必把迎接解放的政治口号转为配合解放的实际行动；其中，农村干部尤其要熟悉周围地形、道路交通、海岸线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况，并要通过各种关系做好一般的群众工作……”黎明华老先生回忆说，“张志忠又跟我谈到搞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要我在暑假期间腾出时间，写一份有关武装斗争的小册子，充作教育干部的教材。”

“依靠人民，搞人民游击战争，现在，台湾大概只有老郭（洪幼樵）、你和我等几个人有经验；可我和老郭都很忙……”张志忠向黎明华解释说，“你可以依据东江纵队的经验，结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其他军事著作，先拟一个提纲，经过上面研究后，再着手撰写。”

“我和张志忠会面后，随即把上述要旨转达给姚锦、张旺、宋增勋等人，要他们及手下成员尽量下去沿海的大园、观音和新屋等乡，通过做学生家庭访问，调查研究地理、交通等状况……”黎明华老先生继续说道，“除了自己前往龙潭、关西、芎林、北埔、新埔等乡游山玩水、拜访学生家长外，我也曾和姚锦去过两次沿海地区。学期刚结束的七月初，我和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蒋碧玉夫妇及几位以前的同事还特意去爬狮头山。回到中坜后几天，张志忠按事先约定来义民中学宿舍找我。我先把题为《怎样开展台湾人民游击战争》的提纲交给张志忠。”

“近期间，党要向国民党展开政治宣传攻势，以瓦解‘蒋管区’的民心士气，鼓励台湾人民起来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张志忠告诉黎明华，然后把一包宣传品给他并交代说，“七月十一日晚上，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在中坜、杨梅、湖口等地，把这些东西散发出去。切记！注意安全，不要出纰漏。”

“那包宣传品包括：《人民解放军布告》，省工委、台盟、解放军驻台代表联名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及一些写着明确口号的小张传单。”黎明华老先生记忆犹新地说，“张志忠离开之后，我随即找了张旺和宋增勋商量，决定由张旺负责湖口地区，宋增勋负责杨梅地区，中坜方面则由我自己负责。当天傍晚，我向学生借了一台脚踏车，然后在半夜十一点左右，骑着脚踏车前往中坜，先后在新街、庙口、中坜初中校门口和运动场、中坜小学操场和教室走廊，以及义民中学校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散发和张贴那些宣传品。”

同样的行动在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着。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基隆市工作委员会锺浩东等叛乱案”的“综合检讨”栏载称：

三十八年【1949年】七月十一日，一夜之间，共匪在台湾全岛各重要地区，普遍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甚至于翌日白昼，仍有在闹市当众散发反动文件之情事；匪党此一反动宣传攻势发展之迅速，地区之广泛，以及匪徒甘冒危险，不惜牺牲之“革命热情”的高度发挥，表面上似乎在证明共匪在台不仅设有庞大完整之组织，拥有广大群众，且已赢得群众之爱戴及坚定之信仰。（第4页）

“隔一星期，张志忠在和我定期汇报时才告诉我，”黎明华老先生见证了这份机密文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这次行动是全省同步的行动，但是，基于安全考量，事先并没有让执行任务的人知道。”

“借由这次行动，我们向台湾人民展示了我们的力量。”张志忠向黎明华分析说，“但是，它也具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它可以鼓舞民心，瓦解动摇敌方士气；另一方面，它也会引起敌人的严密注意，这点，我们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然后，他又把那份《怎样开展台湾人民游击战争》的提纲还给黎明华说：“上面研究过了，你就按照这份提纲，开始动笔写吧！”

《光明报》事件及其应变

时间进入一九四九年夏季之后，张志忠的组织活动也进入更加紧张而活跃的时期。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三十八年【1949年】夏匪省工委会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曾面示北部匪党负责人陈福星：“将台北县海山区（莺歌、树林、三峡三个镇），桃园县大溪、龙潭区，新竹县关西、新埔、竹东区，苗栗县大湖区，各地党的组织积极整顿，进行深入隐蔽之群众运动，挑选积极分子，策动进入山区，设法购买枪支弹药，编组小型武工队，开展地下武装活动，逐步壮大，扩展成为游击根据地，然后始能做到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之攻台”等语。（第393页）

与此同时，前“国防部保密局”也根据各种情报，积极布置着破坏“台湾省工委会”的准备。

首先，“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基隆市工作委员会锺浩东等叛乱案”的“侦破经过”栏载称：

一、国防部前保密局，根据三十七年【1948年10月】侦破之匪外围组织“爱国青年会”（新民主同志会）陈炳基一案，所获得之线索，运用关系深入侦查。经五个月之长期培养，获悉共匪在台除以“爱国青年会”名义，秘密吸收匪徒外，并散发“《光明报》”，及其他反动文件。

二、据报有【台大法学院毕业】王明德者，曾屡次邮寄“《光明报》”与他人；另据报台大法学院学生林荣勋等，亦有散发反动传单，为匪张目等情事。当经选派干员，严密调查及监视各匪嫌分子之言行动态。

三、三十八年【1949年】七月上旬，共匪借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之名义，发动大规模之宣传攻势。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一夜之间，遍及全岛，声势之浩大，可谓空前；为打击奸匪之猖狂行为，乃决定进行破案；适于此时，据内线报称，该案有关匪犯王明德，于八月十八日，被警方于检查户口时扣押等情。为恐警方不悉内情予以释放，且为免泄露消息起见，遂乘此机会，于八月二十三日向警方将王明德提局。依据对本案所获得资料，对王犯详加审讯，王犯以事证俱在，无法抵赖，始供出匪成功中学支部王子英等同党数人。八月二十四日晨，保密局即会同刑警总队，根据前所搜获之资料，与王犯供词，将【成功中学毕业的】姚清泽、郭文川、余沧州等匪犯逮捕。复于同月二十七日夜，将【台大法学院学生】詹照光、孙居清、吴振祥、戴传李、林荣勋等捕获。并循供深入侦查，于【一九五〇年】元月间，再将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等匪逮捕，扩大破案。总计本案先后捕获匪谍及涉嫌分子四十四人。（第213页）

“‘安全局’机密文件载称我和林荣勋等人的被捕时间，跟我的记忆有些出入。”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日，涉案人戴传李先生在台北市住家向我口述这段亲身经历时感慨地说，“我记得，我们是在八月十三日晚上，在避居高雄的同学孙居清家里被捕，然后移送台北“保密局”。当时，我是台大法学院大三的学生。早在一九四六年，我就通过台北二中同学吴克泰的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我想，我是因为王明德被捕并供出我的名字而成了主犯的。”然后戴传李又对他的二姐夫锺浩东被捕的时间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被捕两个星期后，就看到锺浩东也被抓进来了。所以，锺浩东绝对不是一九五〇年元月间才被捕的。”

前面说过，锺浩东是吴克泰发展吸收并由张志忠批准的第一个党员。事实上，在吴克泰已经转移大陆的情况下，张志忠仍然能够通过黎明华的通报，很快得知基隆方面的组织被破坏的消息。

“八月二十六日，为了商量我的小组成员徐新杰的去处，我专程北上基隆八堵，到基隆中学找锺浩东校长。”黎明华老先生回忆说，“我到那里已是黄昏时分。钟校长恰好不在学校。那天晚上，我就在学校宿舍过夜。睡到半夜，我被一阵急躁的敲门声惊醒，一位年轻的配枪特务进来，向我索身份证看，然后问我：从哪里来？找谁？我据实回答说，我从中坜来，找梅县同乡。对方没有多说什么就出去了。不久，他们就把校长太太蒋碧玉和她妹妹戴芷芳抓走了。第二天，我立即离开基隆中学，搭早班火车，赶回中坜义民中学，准备撤退事宜。”

八月二十八日，刚好是黎明华和张志忠定期会面的日子。

“我向张志忠报告了基隆中学的情况。”黎明华老先生说，“张志忠当机立断，指示我在九月一日晚间离开义民中学。我于是抓紧时间把中坜和杨梅支部的相关事情安排妥当，并将姚锦交由张志忠领导。”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潜台匪干殷启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十月，张志忠又将姚锦及“中坜支部”交由殷启辉领导，并介绍老洪与他联络。殷启辉，江苏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年春就读暨南大学时入党，积极参加学运工作；后来因为身份暴露遭到通缉，而于同年十月间潜逃来台，经过同学何气介绍，在竹东林场工作。当他要离开上海时，他的上级领导人余学达指示他说：“到台后，如有人持金一民函来联系时，即为组织之介绍信，可接受领导。”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果然有自称老黄者，持金一民函前来联系，经多次晤谈后，殷启辉才了解这个老黄就是“台共省委”张志忠。（第251、253、254页）

“锺浩东被捕的风声我也听到了。”日据末期曾与锺浩东一同参加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的萧道应医师回忆张志忠在基隆方面出事以后的应变措施说，“此时，郭琇琮跟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还在我的法医研究室挂名研究员；他们每天都从前门进，后门出，积极活动着。基隆中学那边出事后，张志忠就要我叫我岳父赶快卖掉中山北路的房子，就是便宜卖也好……”

“九月一日晚上九点，”黎明华老先生继续说道，“我按照张志忠的安排，搭火车南下湖口，在范新戊家过夜；第二天一早，又在湖口车站与两年前在我宿舍住过的老洪（陈福星）和曾永贤会面；然后，再由老洪和曾永贤带领，化名‘阿春哥’，转移到苗栗三湾乡内湾村孙阿泉的家。从此以后，我和老洪及曾永贤自然形成当地的领导小组，继续在竹南地区进行地下的农民运动。”

苗栗客家山村的党人们

张志忠不是客家人，那么，他在主要是客家人聚落的苗栗地区的组织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黎明华老先生提到的曾永贤和孙阿泉的背景。

关于曾永贤，“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曾永贤【1924─】，苗栗铜锣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的一九四五年参加日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一九四六年五月回台后与谢雪红发生联系；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时与张【罗】坤春在苗栗组织“【治安】维持会”；同年六月由李乔松之子【李韶东】介绍，在洪幼樵监视下宣示入党，先后在桃园、铜锣建立两个支部，展开组织发展工作；一九四八年三月接受陈福星领导，乃将桃园支部及其所属工作交给黄培奕，转而领导竹南、苗栗地区工作。（第206—207页）

在“国史馆”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印行的“曾永贤先生访谈录”：《从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贤也自述入党经过说：

我在台中先认识省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大约在【1947年】六月间，我正式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地点在台中的复兴小学……由洪幼樵监誓。我是由洪幼樵直接领导的，我的上级就是他。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桃园找到工作【新竹县参议会议事组主任】，我的党内工作和组织关系就交给张志忠……改由张志忠单线领导……但是【张志忠当时比较忙】，大约两三个月后张志忠又交给陈福星，仍然是单线领导……那时我正在桃园及苗栗发展组织，新竹则由别人负责。以后竹南也交给我，所以我兼管桃园、竹南、苗栗。（第67、76、77页）

至于孙阿泉（1918─1959年），根据“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乱案”的档案所载，原是三湾乡公所职员，担任“台湾省工委会新竹地委会竹南支部”的“组织干事”。（第44、45页）

经由多年的田野查访之后，我得知孙阿泉已于白色恐怖的风暴平息之后的一九五九年九月，不幸意外溺水丧生，从而无法再向我们诉说当年那段风火雷电般的革命岁月了。他的遗孀张金妹女士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她所理解的历史片段。

“那时候，阿泉在三湾乡公所上班。”张金妹女士说，“他时常带朋友来内湾家里。他们关在房里讲话，我一个妇道人家也不去多问什么。这些来来去去的朋友，我只认识头份流水潭的刘云辉、张南辉和大河底的宋松财。后来，有一个叫作阿春哥的大陆人，常常自己一个人来。”

在“安全局”机密文件的档案记载里，“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竹南、头份地区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刘云辉而发展起来的。

首先，《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共苗栗残匪武装组织刘云辉等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刘云辉于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间由陈福星介绍参加匪党组织，初由陈福星领导，后移曾永贤领导，担任竹南区委书记。（第386页）

另外，《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又载：

刘匪云辉所领导之组织，遍及南庄、三湾、大河底等山村，当时正在积极进行建立武装基地中……（第41页）

自从看到“安全局”机密文件所载有关刘云辉的档案之后，我一直想要知道，究竟刘云辉是怎样的人？他又为什么会认识陈福星并由他介绍而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通过黎明华先生的亲自引见，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下午，我终于在苗栗头份流水潭刘家，见到了年过七十、头发苍白的刘云辉老先生，并且在之后几年间，针对他那段年轻时候的红色岁月，前前后后跟他做了几次正式或非正式的采访。

“我是通过日据时期一起当日本兵的桃园大园乡人林器聪而认识陈福星的。”刘云辉回忆他和张志忠认识的经过时说，“‘二二八’后，有一天，林器聪带了一个叫作陈聪敏的朋友到我家玩。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叫陈福星。那天，陈福星也没说什么，只是拿了一本薄薄的叫作《青年修养》的小册子给我看。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拿那本书来看。因为自己也是穷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新鲜；过去，我从来不曾听人这样讲话，也不曾看过这种书。我的阶级意识于是被唤醒了。这之后，陈福星就自己一个人定期来找我，每一次，他都会带一些学习文件来，先让我看，然后与我对话。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要吸收我加入组织，推动地方的农民运动。当时，他并没有向我明说是什么组织，只暗示说是大陆的革命组织。我毫不犹豫就写了自传，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和过去的经历，交给他。他一直也没有告诉我，究竟我有没有通过？只是告诉我，自传交给上级看过后马上销毁，绝对不会留下线索，要我放心。他又告诉我，我们的运动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当下的工作就是促进陈诚的三七五减租的落实；他说，三七五减租是符合穷苦农民要求的政策，尽管，我们的运动在效果上是帮助陈诚推行他的政策；但是只要是对佃农有利，我们就应该去做。我于是就在地方上开始发展组织，后来就和张南辉、孙阿泉成立一个小组。陈福星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与我会面，先听我的工作报告，然后做一些工作指示。有一次，陈福星带一个叫作老钟的人一起来。老钟跟我说，你这个小组是领导机关。后来，陈福星才告诉我，老钟就是张志忠。”

根据“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乱案”的“阴谋活动”栏的档案记载，刘云辉所提到的小组成员之一的张南辉是一九四八年间建立的“台湾省工委会新竹地委会竹南支部”（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名展开活动）的“联络匪干”，直接联络指导南庄、三湾、大河底、竹南、头份等地的“小组”。（第44页）

同样是通过黎明华先生的电话引介，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我终于在苗栗头份流水潭张家，聆听到张南辉先生追忆当年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

“一九二七年，我生于苗栗头份流水潭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张南辉先生的回忆证实了刘云辉的说法，“台湾光复后，现实的政治与社会使得我对国民政府的统治失望。一九四九年间，通过同村青年刘云辉的引介，我认识了地下党人陈福星（老洪），并且写了自传，加入了党。”

从刘云辉先生的谈话看来，他显然是通过林器聪的引介而和地下党及张志忠发展了组织关系的。为了搞清楚林器聪的组织关系，我后来也通过刘云辉先生的介绍，跟林器聪先生电话联系上了。在取得他的采访同意之下，我特地驱车前往桃园大园乡，在滨海的一座老宅见到了林器聪老先生。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白色恐怖的余悸犹存，这次访谈终因老先生的妻子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而未能顺利完成。因此，关于林器聪的组织关系，我们只能根据其他相关资料来理解。

林器聪应该是通过林元枝而和简吉认识的。

原是桃园乡村教师的吴敦仁在“国家档案局”解密资料《吴敦仁自白书》中写道：

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简吉叫我和李万福、林器聪三人组成一组……林器聪负责竹围地区……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受日本教育，所以对国文是可以说没有素养的，因此，起初是读《观察》、《世界知识》，作识字的桥梁，后来才阅读《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论农村工作》等。在支部预先学习（张志忠、简吉、陈福星指导，主要领导者是简吉），以后各人才去指导小组，约十天内外开会一次，开会后，才学习读文件、讨论文件，主要在于识字。

这样，综合上述的材料，我们大体也可以拉出一条这样的组织线路：

张志忠——简吉——林器聪；

简吉后来把林器聪交给陈福星领导；

林器聪再把刘云辉介绍给陈福星吸收入党；

刘云辉先后介绍张南辉和孙阿泉给陈福星吸收入党；

张志忠把黎明华交给陈福星和曾永贤，并撤退到孙阿泉处隐蔽。

在山区开办干部学习班

随着形势的发展，张志忠的革命旅程也逐渐走到最后的一站。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张志忠、陈福星于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进入海山区莺歌镇之乌涂窟山区，召集上述各地区【台北县海山区（莺歌、树林、三峡三个镇），桃园县大溪、龙潭区，新竹县关西、新埔、竹东区，苗栗县大湖区】匪干，开办集体训练班，并以五千元交与海山桃园地区负责人黄培奕向地方驻军不肖官兵购买枪弹，计购得步枪一支，短枪十五支，另由林匪元枝将日军投降时所遗下之掷弹筒一挺，复交黄培奕，全部武器除一部分短枪由陈福星先后分交新竹、苗栗两县山区各逃亡干部配用外，所剩武器则交由黄培奕负责组成武工队，建立乌涂窟基地，形成游击根据地之雏形。（第393—394页）

“十月中旬，老洪和曾永贤又带领张志忠来到苗栗三湾地区视察。”黎明华老先生继续追忆当年和张志忠汇报工作的情况时从另一个侧面再现了张志忠曾经走过的行踪，“我向张志忠报告三湾地区的工作情况后，他便问我竹南、苗栗地区的山区地形、交通设施，以及进行武装活动的可能性；最后，张志忠表示，他计划在十二月中下旬，把竹南地区的干部集中起来，举办为期一周的干部训练学习班，进行思想上的学习、整训。离开三湾之前，他又当着老洪和曾永贤的面叮咛我，抓紧时间，争取在学习会之前，完成《怎样开展台湾人民游击战争》小册子的撰写工作。此后，除了定期跟地方干部汇报之外，我就静下心来写《怎样开展台湾人民游击战争》。十二月初，小册子的撰写工作完成了；这时，张志忠也通过老洪向我指示：学习班在十二月下旬举行。”

1.神桌山集体训练班

综合黎明华、刘云辉、张南辉和宋松财等几个实际参加学习班的人的说法，竹南地区的干部学习班从十二月十六日起，在三湾乡大河底神桌山开办；场所是一位七十岁左右的积极群众刘鼎昌完全无条件提供的一个山寮。学习班由张志忠亲自主持，一共有十六个人参加。除了陈福星（老洪）、徐新杰、锺蔚璋和黎明华等外地人以及铜锣籍的曾永贤之外，其他都是头份、三湾一带的当地农民、小商人和中小学教员。他们是头份的刘云辉和张南辉，三湾地区的宋松财、孙阿泉、江添进与曾兴成，大河底的彭南华、廖天珠和黄逢开，南庄的李旺秀。

“学习班由陈福星主持，准备了王稼祥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学习文件，分给大家。”黎明华忆述神桌山学习班的具体情况，“张志忠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重点，其他文件为辅助教材，扎扎实实地讲述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道理。”

通过这次学习会，张志忠显然给刘云辉、张南辉和宋松财等当地的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志忠是陈福星派我去接他上山的。”张南辉满怀思念之情地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张志忠，也没有多问他什么。可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饿了吧！走，先去吃点心，再赶路。可我却拒绝他的好意，说：我们的经费不多，不好这样浪费，等到了阿泉家（我们的联络站），再自己煮来吃。他听我这样说，不但没生气，还夸奖我说：小张，没想到，你那么年轻，观念就这么正确！”

“我记得，第三天早上，江添进从山下带来一个名叫老吴的陌生人，加入我们的读书会。老吴这个人话不多，却总是在一边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思考。”宋松财追忆了他对张志忠的印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引起我们热烈的讨论。他说，我们中国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可是这一二百年来，为什么却跟不上人家？一直要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吴就是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志忠。”

“张志忠这个人，我只见过几次面而已！不过，我对他的印象却很深刻——高高大大的，沉着，谦虚，不讲空话。”平常话不多的刘云辉老先生难得地一气说出他对张志忠的敬佩之心，“在神桌山的学习会上，他也很少发言，尽量听我们讲，不会表现出一副上级指导员的权威姿态。他不会吹嘘一些大道理，而是看具体的对象，讲一些对方听得懂的话。好比讲，对待像我这样没读什么书的贫农分子，他就讲能让我了解的话给我听；而对曾永贤那样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他就讲更深一点的理论。曾永贤曾经跟我提到，他最佩服张志忠这个人了。他说，这个人知识渊博，无量无底！曾永贤更钦佩的则是张志忠坚决的革命性。我听说，他从少年时候就参加革命，光复后从大陆回来台湾，尽管回到家乡，却也没有踏进家门一步。他是搞地下工作的，由此可见他革命的彻底性！”

综合上述证言，可以这样说，经过整整一个星期有系统的学习、讨论后，这些地方干部都感到在认识上、思想上已经比学习以前充实了很多，并且分头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2.十三份集体训练班

神桌山的学习班结束后，张志忠就离开了苗栗地区。

从官方资料看来，张志忠在神桌山学习班结束之后，还在三峡山区的十三份搞了一个学习班。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同年【1949年】冬张志忠、陈福星二人在乌涂窟附近之十三分【份】山区开办第二次干部集体学习会，参加者有黄培奕、林元枝、简国贤等二十人，着重研究台湾山乡地形及游击战术。（第394页）

“我也参加了十三份的集体学习。”萧道应医师证实了“安全局”机密文件所提到的学习班的存在，“我记得，海山一带有十几个人参加，很多人我不认识，但他们知道我，听过我。”

前面说过，一九四七年底，萧道应医师介绍了在《公论报》任职的黄培奕和石聪金给张志忠认识；其后，黄培奕于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经陈福星介绍入党，并负责建立台北县莺歌镇支部。至于石聪金，据他自己所说，他因为与陈福星不和而没有被吸收入党；尽管如此，不是党员的他还是在张志忠的指导下，前往在地理上离三峡、台北不远的十三份山村，建立了专门收留流亡党人的基地。

“‘二二八’以后，黄培奕跟化名老洪的陈福星来苑里，叫我找一些青年来座谈；我于是找了一些年轻人，黄培奕和我父亲作陪，一起座谈。老洪跟大家讲台湾当前的局势，也讲到国内召开的国民大会和国共谈判的时事，并且呼吁说：要革命了，大家要有觉悟！台湾青年要站起来！”石聪金老先生向我解释了他认为陈福星当年之所以不吸收他入党的原委，“将近凌晨一点时，我们回到我家。我母亲已经煮了咸稀饭和点心，等着让大家吃。吃东西是件很快乐的事，尤其是在大家都肚子饿了的半夜。大家于是边吃边就刚刚的座谈会开起玩笑，说谁说得如何如何？谁又如何如何？耶！我脱口而出一句开玩笑的话说：老洪，没想到，你还挺会煽动革命啊！我父亲接着我的话说：革命哪里是能够煽动的！可能是感到很受刺激还是怎么了？没想到，正要端起咸稀饭来吃的老洪竟突然变脸，把碗放了下来，不吃了。嘿！嘿！嘿！我试着缓和尴尬的局面而对老洪说：我是在开玩笑的呀！你可别生气喔！然而，我没有想到，老洪竟把我那句玩笑话捡起来，放在心上。”石聪金老先生接着叙述了他如何在陈福星的嘲讽下而拒绝申请入党的经过以及张志忠对这件事的态度，“有一次，张志忠、老洪、黄培奕和我都在黄培奕家。那时，黄培奕大概和老洪已经发展了组织关系，所以就跟我说：石仔，那么久了，你也该把自传交出来了呀！我们都拿出去了。我兴奋地回他说：要交吗？好啊！我写！这时，老洪走过来跟我说：石仔！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投机的噢！我愣了一下，随即非常不服气地跟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参加中国的革命，不一定非要共产党才行。这时，一直静静地坐在床边的张志忠立即肯定我说：对！对！你说得很有道理。就这样，我当场把准备写自传的纸撕掉，不写了。以后，没有人叫我写，也没有机会写了。”

与此同时，随着大陆解放战争的局势演变，许多台湾地下党人也因为参与实际斗争而遭到特务的监视或通缉；于是如何从火线上撤退这些党人便成了张志忠必须处理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时候，我与黄培奕预估到即将来临的时代变局，就同时辞掉《公论报》的工作。黄培奕回到故乡莺歌。我则返回故乡苑里，推动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石聪金老先生接着详细叙说了开辟十三份基地的经过，“后来，张志忠要我开辟一个专为收留台北、桃园地区流亡的地下党人的基地。我想到，我在广东花地集训总队认识的战友廖成福的家乡十三份，地理位置适当，又是一个以种茶为主的山村，除了一家三井制茶厂外，没有其他的产业；除了茶之外，主要农产是地瓜，以及少量的稻米，其他就是以姜和桂竹笋为主的山产。因为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倾向上也就比较可靠。因为我不是党员，所以我就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进去十三份。通过廖成福的封建关系，我们很快就把十三份搞成张志忠指示建立的基地。我记得，‘二二八’前曾经轰动一时的《壁》的剧作者简国贤就是第一个流亡到十三份的地下党员。后来，当时的芦竹乡长林元枝也带领乡村教师吴敦仁、芦竹乡公所职员吕乔木、彭坤德等桃园地区的流亡者投奔十三份。到了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户口总普查之前，因为‘四六事件’而被通缉的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萧道应夫妇及其大儿子、郭维芳等一大批干部，也都陆续来到十三份。我们这群流亡者于是就在张志忠和简国贤的领导下，一面从事劳动生产，一面展开集体学习的组织生活。”

张志忠的皮箱

可以推测，张志忠应该是在十三份山区开办的第二次干部集体学习会结束之后在台北市区被捕的。

情报机构随即假借张志忠的一口皮箱，布下诱捕计划，企图一网打尽苗栗地区的残余党人。

黎明华老先生得意地追述了当年识破诡计的经过：

一九五〇年二月，旧历过年（十七日）前，某晚，有个陌生人来到三湾孙阿泉家，把一只皮箱交给黎明华。

“老吴叫我把这个皮箱交给你们，”那个陌生人一边把皮箱交给黎明华一边说，“老吴要我告诉你们，台北的形势很紧张，希望你们赶快把竹南、苗栗地区的重要干部集中起来，二月十五日，他会下来，跟你们讨论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就走了。

黎明华寻思：老吴，其实就是张志忠在竹南地区活动时的化名，除了组织内部的核心成员，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按照组织原则，张志忠应该通过老洪和曾永贤跟他们联络才对。因此，他对那人的身份感到怀疑。他于是就把那只皮箱打开来检查。他看到，皮箱里头有张志忠经常穿的西装上衣、一条领带、一只收音机、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三十多颗子弹。

没错，黎明华确认，这些都是张志忠随身的重要东西。可他还是无法就这样轻信。他于是又仔细检查那支勃朗宁手枪。他把手枪分解，详细检查内部的零件，这才发现它的撞针已被锯掉了。当下，他就判断：“张志忠可能已经被捕了，那个人一定是伪装的特务，目的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黎明华随即在跟老洪和曾永贤定期会面的时候，把情况向他们报告，并分析各种疑点。经过紧急研商以后，他们三人认为：参加神桌山学习会的十几个重要干部，有可能都已经暴露了身份，于是决定把他们全部撤离原有的地方，分头疏散到桃园或苗栗地区。

“我想，张志忠一定是在被捕后不得不供出一些情报的情况下，利用对方想将我们一网打尽的心理，将计就计，试着向我们提出警报吧。”多年以后，黎明华老先生在受访时向我分析说，“多年以来，我一直想要把当年的情况搞清楚。综合官方的各种档案资料和个别当事人的说法，我认为，张志忠离开神桌山以后，应该是北上十三分山区，主持另一个学习班，然后在回到台北时被捕。”

张志忠与季沄先后被捕

关于张志忠与季沄夫妇的被捕经过，同样是官方的档案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记录，乃至于互相矛盾的说法；而民间也一直流传着这样那样的传说。

1.新港乡亲的传闻

先来看看前“国史馆”馆长所采录的那个从警界退休的新港乡亲林玉镜的“历史证言”是怎么看待这则传奇的。为了理解的方便，“证言”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特别以黑体字标示。

在《嘉云平野二二八》中，林玉镜说：

张梗二二八没死，跑到台北在一家汉药店，政府就一直想抓他，但一直找不到证据。他太太的大哥和小弟都是台大的教授，在台大那里出个《光明报》，向学生宣传共产思想。因为这《光明报》才抓到他大舅子，再抓到他太太，然后再抓到他。一九五五年警察学校那本限阅的《反共抗俄基本方法》，书里有说到张梗的事，名字写成张忠信，嘉义人，我知道就是新港的张梗，他后来改名的。（第271页）

这段说词，虽然说是历史的“证言”，但完全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的小说情节，与实际的史实出入极大。不过，这也恰恰反映了张志忠的历史面貌所具有的一定传奇性。

2.杨克煌的弟弟杨克村的说法

接着，来看看跟张志忠有一定联系的杨克煌的弟弟杨克村的说法。但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人，他的说法在细节上也略有出入。

第一个说法是根据吴克泰先生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时的转述：

关于张志忠的被捕，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在美国洛杉矶的农组前辈简娥家里见到杨克村时，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张志忠比蔡孝乾先被捕，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〇年初。被捕前，他已被特务跟踪一个多月。他骑自行车到万华老松小学附近时，特务开吉普车撞了他，然后下车同张志忠握手，说对不起，随即把他拉进吉普车带走。

第二个说法是根据杨克煌的女儿杨翠华在杨克煌的《我的回忆》中的“编注”的转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台北民生西路我二叔杨克村家，二叔告诉我一些他所知道有关张志中【忠】的事情：……当年张一家人住在新公园园口李进【振】芳的房子【二楼】，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掩护。

不久，在张住处楼下，来了一个保密局的人，他在骑楼摆摊子，假装是卖香烟的。每天张出门时，这保密局的人就打信号给对街窗口那边的人，再由他们联系叫人用吉普车跟踪张。约经过三个月余的时间，他们掌控张的行踪后，才找机会把张抓起来。（第252页）

吴克泰和杨翠华分别转述的杨克村的说法都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杨克村并没有清楚交代为何他会知道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他没有说明出处。因此，这里也就只能当作“仅供参考”的说法之一。

3.“《中央日报》”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来看看不同的情报机构与个别的特务的说法究竟如何？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刊载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第四版，题为“中共台湾省工委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的说法：

自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间“光明报”被破获起，全省组织相因相循，始终暴露在国防部保密局的严密控制之下……陈泽民既于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被捕，继而张志忠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台北被捕，接着蔡孝乾于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市泉州街自宅被捕，最后洪幼樵于今年二月十六日在基隆码头上被捕。至是，省工委全部机构被摧毁。

4.“调查局”《台共叛乱史》的写法

一九五四年四月，“调查局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印的“保防参考丛书之一”《台共叛乱史》，署名“郭乾辉”的作者在该书写道：

我治安情报机关，于破获“光明报”全案同时，乃加紧向省工委之秘密组织向上发展，深入穷追。

当基隆市工委破获的同一时期，其中有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之妻蒋某【蒋碧玉】尚未获案。因为运用已获匪犯蒋某的妹妹【基隆中学图书馆管理员】，予以政治说服，又供出了台北市前大同中学女教员季沄与老郑建立有组织上的关系（按老郑即蔡孝乾之化名）。

于是，根据此一线索，再着手追查，始悉季沄已离开大同中学，赋闲暂住在台北市衡阳街八号生春药号内，乃派工作同志秘密监视季的动静，结果，发现季有丈夫叫杨春霖，但查核户籍，户长仍是季沄，杨反为家属，杨本身又交游广阔，情形非常可疑，经不断的跟踪守候，确认嫌疑重大，乃决定于三十八年【1949年】的除夕开始行动，将杨某加以逮捕，杨虽供出本身曾受老郑（蔡孝乾）直接指挥，但矢口否认他的妻子为党员，随即将他的妻子季沄亦加以逮捕，在双方对供质询以后，无法狡赖，始承认彼此均为党员，系奉党的命令而结为夫妇……“杨春霖”原非真名，初本名张梗，日据时代化名为鹿某，后在中共匪区改名为张志忠……（第56页）

5.“安全局”的机密档案所载

一九五九年，“国家安全局”为了“教育干部，策进工作”，而从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整理出版了原名《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机密文件。

首先，在第一辑所谓“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对本案之综合检讨”栏第二部分“我方”的第一点中写道：

主办单位【保密局】破获匪“基隆市工委会支部”，及“光明报”之同时，即加紧向匪省工委会之秘密组织，深入穷追；自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至三十九年【1950年】二月十六日止，先后将匪台省工委会书记蔡孝乾，及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重要匪首捕获……（第18页）

1950年5月14日有关“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被破获的报道

另外，在第二辑所谓“匪基隆市工作委员会锺浩东等叛乱案”的“综合检讨”栏第二点中也写道：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国防部前保密局】由于本案之侦破，而获得匪“台湾省工委会”秘密组织之线索，经综合研判后，随即展开严密侦查，旋于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先将匪“台湾省工委会副秘书长”陈泽民逮捕，又于三十九年【1950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市将匪首（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蔡孝乾捕获，复根据供词逮捕洪幼樵、张志忠等要犯归案……（第5页）

6.老特务谷正文的说法

一九九五年九月，自称逮捕张志忠的前“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在台北独家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口述道：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二月间，我综合了陈泽民、朱谌之、吴石等人的口供，研判得知共谍组织武装部长藏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中西大药房二楼。二月七日深夜，我们在监视多日之后采取逮捕行动。那一日天气特别坏，很湿冷，或许正是由于天气的关系，张志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沮丧的，完全不像一个从事武装斗争者那么精神奕奕。

“知道你们会来，我等很久了。”这是见面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第122页）

7.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综合上述六种不同说法的内容来看，张志忠被捕的时间大体有下面几种可能：

一、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〇年初（杨克村）

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

三、一九四九年除夕（“调查局”）

四、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间（“安全局”）

五、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谷正文）

按照这五个不同说法，总的来讲，张志忠被捕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间或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

就官方机构和情报人员的说法而言，如果按照“调查局”系统的郭乾辉与所谓“中共台湾省工委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的说法，那么，张志忠就应该是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捕的。

“调查局”的《台共叛乱史》说，“治安情报机关”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志忠被捕后，“基于张志忠所供的线索”而辗转查获蔡孝乾的身份、住址，并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台北市泉州街将蔡孝乾逮捕。但是，如果按照“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的说法，“国防部前保密局”却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市将蔡孝乾捕获后，“复根据供词”而逮捕张志忠的。

事实只能有一种。那么，这样的矛盾说法要怎么对待呢？

如果张志忠的确是由谷正文这个老特务亲手逮捕的，而他的回忆又没有有意或无意的偏差的话，那么，他的说法就应该是最符合“安全局”机密档案所载的了。如果“安全局”档案与“保密局”老特务的叙述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张志忠就应该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六日期间被捕的；这样，老特务谷正文所说“二月七日深夜”，就有可能是事实了。

问题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谷正文的话能信吗？能信多少？

“我在‘保密局’关押期间，大概每隔两天便被提讯一次。当时，里头有个叫作谷正文的特务，对我们的态度真是坏透了，几乎所有的刑求都是他下令执行的。”多年以后，戴传李这样评价谷正文这个老特务，“我觉得，他已经根本不是人了。他自己也曾经对我们说，他因为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所以早上起床从来不洗脸，也不刷牙。”

姑且不论一个“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的特务说的话是否就一定不可信，但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张志忠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竟会因为“天气的关系”而表现得“非常沮丧”，乃至于面对逮捕时竟然毫不抵抗地束手就擒呢？老特务谷正文这样的叙述手法，即便就虚构的小说的书写而言，也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吧！

不管如何，就张志忠被捕的时间而言，事实只能有一种：不是“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就是“一九四九年的除夕”，或者两者都不是。

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事实呢？我们显然无法就此做出判断。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继续看看当事人之一的季沄的说法了。

8.季沄的说法

季沄生前并没有就自己被捕的实况留下任何文字的叙述，可她却透露了被捕的时间。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她从“军法处”看守所写给妯娌蔡芬的第一封信提到：“我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离家”的。

如果季沄给蔡芬信中所提的时间确是事实的话（为什么不是事实呢？），那么，张志忠也应该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被捕，也就是“调查局”所说的“一九四九年的除夕”，或者杨克村所说的“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底或一九五〇年初”。

“据我所知，季沄很喜欢坐三轮车，她认为要搭乘很方便。”关于季沄的被捕，萧道应医师的妻子黄怡珍女士在生前向我转述了她个人听到的说法，“后来听说，特务就是伪装成三轮车夫，载上她后，就把她逮捕了……”

张志忠转向了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在解放战争中全面溃败的中华民国政府决定退出大陆，由广州转迁台北。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复职；三月十二日，陈诚“内阁”就任，“台北国府”的时代正式展开。三月二十二日，为了政治安全的重建，在“国防部”设立“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把大陆时期不同系统的特务机构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强，准备以恐怖手段来推行其在台的军法统治。五月十三日，蒋经国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政府发言人（沈昌焕）中外记者会上宣布“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组织”破获经过：

国防部保密局自去年九月破获共匪《光明报》及基隆市工委一案后，于去年十一月又在高雄破获共匪台湾南部工委一案，至本年一月起，开始破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整个秘密组织。

（一）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隶属共匪华东局指挥，为共匪在台湾全省之基本组织，其所负工作任务，主要者为下列五点：

1.发展台湾全省各地区之党的组织；

2.对台湾同胞作秘密之政治宣传；

3.搜集台湾境内军事及政治之情报；

4.利用关系策反思想上动摇之军政人员；

5.准备建立台湾之地下武装。

（二）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于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迄今已届四年，省工委兼书记蔡孝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省工委兼宣传部长洪幼樵、省工委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等四人，均已先后捕获，并经说服转变。现蔡孝乾等四人已联名发表“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劝告共匪尚未就捕之党员及干部从速依照政府规定之自首报到办法，向政府坦白自首，并交出一切组织关系，停止一切组织及工作之活动。

（三）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台湾之地方党的组织，计分北部、中部、南部等三大地区，由蔡孝乾领导北部工作，洪幼樵领导中部工作，陈泽民领导南部工作，张志忠则专管新竹地区工作。……

（四）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企图在台湾境内建立武装工作，但因台湾社会经济稳定，组织严密，极感困难。但匪方仍设法逐步准备建立，现已破获其台中地区武装工作基地白毛山及竹子坑两处，共捕获武装共匪人员十九人，搜获长短枪八支，各式子弹五百余粒，手榴弹七枚……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除了刊登蒋经国的谈话之外，并且登出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与陈泽民等四名“匪首”的照片与“亲笔签名”的《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

全省中共党员们：

全省中共党员们！现在全省的组织已全部瓦解，各级的领导机构已停止活动，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正在等候政府当局的处理。但时至今日，还有部分干部和党员，畏罪逃亡，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我们……愿最后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进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规定的自首办法，自动交出一切组织关系，以迅速终结整个案件，而澄清台湾的社会局面……

我们四人在主观上已经失却了代表中共领导台湾工作的资格。

那张照片是一张五人合照的相片，中间一个女性是所谓“华东特派来台联络员”朱谌之，周围四名男性则是“四匪首”：张志忠、洪幼樵、陈泽民及蔡孝乾。从略显模糊的照片看来，张志忠穿着粗布衬衫，头发中分，是一个年纪比蔡孝乾年轻的壮年男子，四方脸上流露着一股坚毅的神情，甚至还面对镜头露出一种不服气的微笑……

四人的简历分别写着：

蔡孝乾，台中县彰化人，四十六岁，于民国十四年在沪加入共产党，任“台湾省工委书记”。

陈泽民，福建东山人……

洪幼樵，广东揭扬人……

张志忠，台湾嘉义人，民国二十八年加入十八集团军，任“台湾省工委，兼武装工作部部长”。

如果张志忠的确在这份“转向”的联名文告上头签了字的话，那么，他就和蔡孝乾等三人一样，成为一个为同志所不齿的叛变的共产党人了！问题是，为什么后来蔡孝乾等三人能够苟活下来，独独张志忠却仍难免一死呢？这个事实也具体地告诉我们：关于张志忠历史的探究不能因此而“盖棺论定”。

1950年5月14日，“《中央日报》”所列张志忠的签名（不知真假？）与联名“告全省中央党员书”

这里，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下，先来看看季沄被捕以后的情况。

在“保密局”南所的季沄与小羊

从各种材料看来，张志忠、季沄夫妇与小羊被捕后先是送到“保密局”南所。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晚上在宜兰罗东同时被捕的冯守娥与萧素梅，曾经在“保密局”南所和北所的押房，分别与季沄和小羊这对母子，共同度过一段被关押的艰辛日子。

冯守娥与萧素梅被捕时正当二十出头的花样年华，后来，冯守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萧素梅被判刑五年。关于冯守娥与萧素梅的涉案情形，“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所谓“匪兰阳地区工委会卢盛泉等叛乱案”的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冯守娥就读兰阳女中时由学校老师刘登峰吸收，加入歌咏队，其后又与同学萧素梅等人参加该校美术、音乐老师俞仁溥（江苏人）召集的“秘密集会”。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冯守娥与在国校任教的哥哥冯锦辉分别“参加匪党”，并与罗东商民卢盛泉秘密设立“宜兰地区工委”，由卢盛泉任“书记”，冯锦辉任“工委”，冯守娥任“妇女支部书记”，“秘密吸收党员，发展组织”。一九五〇年三月，冯守娥介绍罗东区署办事员萧素梅“加入匪党”……（第64—67页）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冯守娥与萧素梅女士在母校兰阳女中的校园分别向我口述了她们的涉案经过。除此之外，萧素梅女士也亲笔写下题为《我与季沄女士》的未刊手稿，记录了她的这段人生经历。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从罗东被载到台北，然后被蒙着头押下吉普车，进入一所小小的厅内。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保密局”南所。”萧素梅回忆了她初见季沄与小羊的经过，“我们身上的东西，像是发夹、腰带、钱包等等，统统被取下来，交付保管，然后就身穿便服（一分钱也没带），脚趿一双拖鞋，通过一道铁栏杆及小门，进入两排一间间小牢房之间的甬道，被推进最里面的一间。押房里头的空气又闷又臭。我在心里数了数，当时，那间一个半榻榻米大的押房连我就有十一人，再加一个大约三岁多的小男孩。睡觉时，我们只能像排沙丁鱼似的侧着睡；每个人只有五六寸宽、不到一个人长的空间可躺，脚无处伸，身子也动弹不得。白天，大家都靠墙壁，面对面，分两排坐。因为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而且国语很差，所以我刚进去时很少开口。几天后，与其他难友较熟了，我才跟她们互相介绍自己名字、什么地方人、什么时候关进来的。因为大家都是难友，所以也都互相照顾。这样，我也才知道，带孩子的那位母亲叫季沄，是张志忠的太太，孩子叫小羊。”

“小羊很可爱，也很可怜！”萧素梅女士接着叙述了小羊和季沄在押房的生活情况，以及她个人对季沄的看法，“小小年纪的他应该生活在自由社会里，无拘无束、活活泼泼、快快乐乐地成长才对；但是，无辜的他却跟着母亲被禁锢在监牢里头，受这种人间地狱的罪；他不但没有活动的空间，两条大腿还被蚊子、臭虫、虱子叮咬得像红豆棒冰一样，花花的。我心想，真是苦了做母亲的，奈何在牢房里，又能怎么样？季沄女士原来是一位教师，很少讲话。我注意到，她骂孩子有点情绪化，有时候孩子闹得厉害，甚至会用脚踢，有那么一点点的神经质。我想，在那种精神战场上，她每天要面对随时被叫出去拷打讯问的恐惧，太多的压力使她有点情绪不太稳定。后来，我睡到她身旁，也较有机会跟她说话。她偶尔会向我透露：今天放风（盥洗、如厕）时与先生打了暗号。我想，她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既要照料好孩子小羊，又要办自己的事，还能伺机跟张志忠联络，都要靠机智、能干又敏捷的能力。”

“小羊长得很可爱，活泼又聪明；他在监房里待不住，白天，季沄就要求让他到监房外头去玩。”冯守娥女士也从她的视角追忆了季沄为了小孩而勇敢地与看守斗争的情景，“那些看守大都是从大陆来的阿兵哥。大概是看到牢里的小孩而有所感触吧！有时候，有些看守也会向我们提及他们在大陆也有妻子和儿女，这样的看守对小孩的态度就比较好。但是，有些心理不正常的看守却经常把小孩当玩具玩。有次，小羊哭着从外头回押房，他告诉他妈妈说，某个看守用晒衣服的夹子夹他的‘小鸡鸡’，夹得好痛！季沄听了很生气，却也无法出去找那名看守理论，只能在押房里骂。那名看守大概知道自己理亏，虽然听到她骂，却假装没听见，让她一直骂。可是，两天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当季沄看到那名看守经过房栏外时就大声喊说：班长，马桶满了，再不倒就要开花了！当时，看守所规定我们称呼看守要叫班长；押房里的马桶通常只在放风时才能抬出去倒。那名看守听到了就走过来骂季沄：你大声嚷嚷什么，等一下不处罚你才怪！说完，他立刻去拿了一副脚镣，给季沄戴上。我们看了虽然很愤慨，却也无可奈何。过了好几天以后，他才又把季沄的脚镣拿掉。”

在南所一段时日后，季沄、小羊，以及萧素梅和冯守娥等女性难友又先后被移到“保密局”北所。

“北所是一处铁工厂改造的（一定是没收来的），所以房间较大、较宽。虽然人数增加了很多，但总算可以较舒适地躺平睡觉了。”萧素梅苦笑着说，“在这里，小羊也比较有玩耍的空间了；虽然我们没人教他，他却经常唱‘中华民国国歌’给我们听，可他唱的歌词却是‘三民主义，你党所宗……’。后来，我被移送‘军法处’，就与季沄女士和小羊分开了。在没有律师辩护之下，我被判有罪又被移至台北监狱服刑。后来，我听说，季沄女士牺牲了，小羊被小叔抱回家了。”

季沄寄自“军法处”看守所第四十五号的信

根据季沄从“军法处”看守所寄给妯娌蔡芬的信所透露的信息，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季沄与刚满三岁的儿子小羊被移送到“军法处”看守所第四十五号押房。这时，她才获准和张志忠的家人通信和会面。

九月五日，法官答应让小羊回嘉义，季沄于是写了报告，请求批准。

九月十四日，张志忠托人带口信给季沄，表示他“人很健康”。

九月十五日，季沄连续写了两封家信给张再添的妻子蔡芬。在第一封信中，季沄除了告诉蔡芬“这里可以和家中通信”、“来信寄台北市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第四十五号季沄收”之外，也提到“每逢星期四可以和家属面会三分钟，每天可以送东西来”。

芬姐：

很久不见面了，你生了男孩子没有？我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离家，本月二日才和小孩来到这里，他爸爸不在这儿，昨天还托人带口信给我，人很健康。九月以来，我也没有生过病，小羊已长大，会唱许多歌，只是不大胖，肠胃不十分好。本月五日，法官已答应，允许小羊回嘉义，我也写了张报告请求批准，等批准这事时，请再添来台北，领孩子及箱子两只、包袱两个。

给芬姐的第一封狱中书信（张再添提供）

我心中常常难过，我们从来没有拿钱给家中人吃饭，如今两个小孩都要你们负担，真是对不起。我在等判决，还不知道是如何结果。这里可以和家中通信，每逢星期四可以和家属面会三分钟，每天可以送东西来。你接信后，请你把我箱子打开，拿一件长袖蓝布衫，一件灰色短袖长衫，一条你做的红短裤，再买一双木屐，包了准备好，等我的信，通知你们何时好来台北领孩子。

和我同房间住的，大部分是台北人，他们每天家中送吃的东西来，花很多的钱，你们没有钱，不要买东西来，我不会怪你们不送东西给我吃，只有再添来台北时，新港家中如有土豆，多炒点带来，炒点米糠（和白糖要炒好再加糖），煮点卤蛋，给我请请房间里的人，不好常揩他们的油。

新港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不知道现在可健康？你们可以劝劝二位老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要太难过。

哥哥嫂嫂面前，也请你安慰他们，实在对不起，小羊又要他们负担。

谢谢你把阿梅养大，倘是在台北，又要关在笼子内，现在是在嘉义，还是在新港？

……

法官允许小羊回家了

大概就在第一封信交出去之后，季沄又突然接到“法官允许小羊回家”的通知，于是赶紧给芬姐写了第二封信，希望小叔张再添能够在接到信后赶紧上台北，把小羊接回新港。最后并再次提醒：“来信寄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45号季沄”。

芬姐：

前信大概看到了罢？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法官允许小羊回家了。接此信后，再添就来台北，到军法处看守所45号领孩子。小羊今年是三足岁又三个月，是三十六年【1947年】六月四日上午一点钟出生，到明年秋天，可送往幼稚园读书，台北户口名杨扬。小羊有两种病常发，一是皮肤病，一是肠胃病，今年从二月起至五月底，整整四个月，都是生皮肤病，用了很多九一四、消治龙药膏！每天用消毒水洗才洗好；多吃东西就生肠炎，所以小羊回家后，请你们！看顾时特别注意两点：（一）天天要洗澡换衫睡觉，（二）不要多给东西给他吃。我们来到这里才一天吃两顿，从前八个月，小羊每天早上吃两小碗粥，中午一碗饭，吃好饭就睡午觉，睡一两点钟，吃一杯牛乳、两块饼干，晚饭也是一碗。八点多钟睡，夜晚要小便一次，睡觉前都叫他小便好才睡觉。回家后没有钱吃牛乳，不要买给他吃，睡到半眠，他常要吃开水。这里房间小、人多，我要他剃成和尚头，回家后替他留头发。他现在已不会说台湾话，请你们教他，会唱十几个歌，十分调皮，回到新港后，不许小羊在灶下玩火，他是什么东西都爱玩，家中人眼睛要多看这孩子，他不大听大人讲话。一千个对不起你们，阿羊、阿梅都要你们照顾，我在这里快判决了，不知道是什么结果。生春药行李太太处我有几个大头、一套沙发、一包米，请再添去把大头、沙发和米卖掉，我在这里要点钱零用。还有许多锅子、碗盘零碎东西，请再添自己处理。我要的箱子中的蓝布长衫、灰色短袖长衫、红短裤，再买一双木屐，一把木梳，一定要带来给我用。

1950年9月25日，季沄给芬姐的第三封狱中书信（张再添提供）

接信后，请寄回信来，说明何时能来台北。一切真对不起家中许多人，我和他爸爸两人从来未给钱给你们，如今反来麻烦你们。请你多多安慰爸爸妈妈年老人，哥哥嫂嫂前问好，你生了男孩没有？招财老伯、伯母前问好。

我和小羊在这里天天揩油吃别人的东西，请再添来时炒点土豆、米糠（炒好加白糖）、卤蛋，请他们吃。来信寄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45号季沄。

张志忠被捕以后的情况

1950年9月25日，季沄给芬姐的第三封狱中书信（张再添提供）

九月二十五日，季沄给蔡芬写了第三封家书。通过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蔡芬在收到季沄写于九月十五日的连续两封信之后，于十八日给季沄写了第一封回信，信中告诉她自己生了个男孩。此外，季沄这封写于九月二十五日的给蔡芬的第三封信，也稍稍透露了一点张志忠被捕以后的情况。

芬姐：

十八日来信收到，恭喜你生了个男孩子，乡下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都爱这个小孩，我也替你高兴。这里的法官已允许小羊回家，你们可以叫再添来领，还有一只箱子，是小羊的棉被、帐子、衣服，一同拿回去。小羊不大乖，乱吃东西，天天睡了半眠要吃开水，小便，睡时滚来滚去，带到乡下最好不要和祖母睡，他一晚都是脚踢人，睡的地方又要大，没有水吃就要哭，阿梅回新港了没有？两个孩子都要你们带，真是一千个对不起！

我和小羊都是为了他爸爸来坐笼子，到现在为止，快九个月了，起初八个月和他爸爸在一处，天天散步时，小羊可以给他爸爸抱，我从小门里偷看到。我们生活并不太苦，我的金戒指已卖掉，买牛奶、鱼肝油给他们二人吃，肠子里没有油，常常想吃肉，来到这儿有得吃就不想了。这儿有笔，每天写字，看书，只是不好写信给他爸爸，我下次请求法官，送几件衣服去，不知道肯不肯。最近再添来时，恐怕不能接见，因为我和他爸爸不是流氓小偷等普通犯人，恐怕太麻烦了。

有人来台北时，你把素卿、阿梅的两件背心带来，箱子里还有红绒线也一同带来，我没有事情做，可以打得漂亮点，给两个小姑娘穿，我就很快活。

你们可以查今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面有他爸爸的照片，剪一张寄给我，素卿、阿梅、小男孩的照片都寄给我看看，常常写信来。

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清楚

应该是在季沄就要交出这封信的时候，她又收到了蔡芬写的第二封回信。因为来不及回信，她只能在信末附笔：“你第二信我又收到了”。

1950年10月3日，季沄给芬姐的第四封狱中书信（张再添提供）

蔡芬的第二封回信显然提到：张再添将于九月二十六日坐夜车北上，并于二十七日到台北“军法处”看守所，把小羊接回新港。因为这样，那天，季沄一早便“把小羊的衣服整理好”，等着张再添来接小羊；但是，她“从太阳出来等到太阳落山”，却始终不见张再添来接。

十月三日，季沄给蔡芬写了第四封信。

通过这封信，我们知道，张再添是在九月二十七日之后才把小羊接回新港的。但是，因为季沄“还没有判决”的关系，所以张再添也不能与她会面。

“事隔多年以后，我已经记不得把小羊接回家的确切时间了，”张再添在接受采访时说，“可我永远记得，小羊要走时那种天真热情的表现，他还特地透过押房送饭的洞，跟一间间的阿姨们说再见呢！”

季沄在这封信中也刻意提到了张志忠。她强调：“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人好”，并透露说他“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清楚，没有到‘军法处’来……”。

最后，季沄也提醒蔡芬：“我们这里寄信是规定每星期二一次，来信可不限制日期。”与此同时，她也表明：“只要检查通过，我会每星期寄一信至嘉义。”

芬姐：

你第二封来信说，再添坐二十六日晚车，二十七日到台北。那天我把小羊的衣服整理好，从太阳出来等到太阳落山，想不出什么缘故。

星期四是接见的日子，我大概一定不会批准，因为我还没有判决，和我同案子的是李太太，他的先生在外面也请求过，都没有准面会，你们不要心里难过，我和她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事，说不定李先生能保太太出去，我就更无事了。

你们看见小羊回家，祖父祖母会时常念他爸爸，请你多多安慰他们年老的双亲。是真的，他爸爸很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人好，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清楚，没有到军法处来，等他来到军法处，他就会写信回家的。

希望再添在家不要乱交朋友，不要多说话，天天上班，回家帮助你抱小孩，吃饭睡觉，闲事不要管。

还有箱子行李在这里，都是些无用的东西，只有箱子里放的是小羊爸爸和我的冬衣，我要等机会送给他爸爸过冬。放在药店里的东西卖了没有？因为我想买点牛奶、肥皂、粗纸送给他爸爸，而我没有钱，结果，等了两天，又没有送来，你们来台北一次是不容易的，我不敢向你们有多少要求。

箱子中有条大毛巾，你们洗洗干净，冬天给小羊包肚皮睡觉，箱子已给老鼠咬破，东西都要拿出来晒，放进那个皮箱，雨衣给再添穿，蚊帐给小羊用，小羊嫌小的衣服，留给你的男孩穿，素卿嫌小的衣服，给阿梅穿好了。你要对家中人说，不要因为我们坐笼子，而溺爱小孩，不愿打他管他，最要紧是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这是我第四封信，希望你们寄四个小孩的照片和五月十四日报纸上他爸爸的照片来给我。

我家的地址是江苏省南通县西门通家巷二号，我父亲名季厚庵，将来你们写个信给他，千万不要说我坐笼子。

谢谢你们送来的东西，我请房间内的人吃，大家都说乡下土豆好吃，也谢谢你们。常常写信给我。

同案的李太太

季沄信里提到的和她同案的“李太太”，应该是指当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主任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

严秀峰，一九一一年生于杭州，一九三九年夏天在金华战地认识了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一九四一年结为夫妻。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李友邦叛乱案”的“案情摘要”记载了季沄与严秀峰的关系：

李匪友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浙江金华由叛徒刘某介绍参加匪青年团……于二十一年【1932年】被浙江当局逮捕系狱两年，其在狱中，认识同押匪干即现充匪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之骆耕模，二十七年【1938年】李匪以台湾独立革命党名义向前军委会呈准在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以义勇队名义为匪掩护……三十年【1941年】聘匪干潘华充义勇队秘书。至三十四年【1945年】潘因匪嫌为福建当局逮捕，李匪竟修函为之保释。李于三十五年【1946年】来台后仍以潘匪充任青年团台湾区团秘书。李妻严秀峰即由潘匪吸收参加匪帮组织。嗣潘匪离台赴沪，另介匪干季沄与之联络。严秀峰由李匪处得来军政重要情报，均交季匪转报……（第126页）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对本案之综合检讨”栏另载两点正反意见：

一、“匪方”部分：

共匪通过本党高级干部李友邦之妻严秀峰，及其秘书潘华（均为匪党员），进行搜集情报、掩护工作，其渗透方式，极为正确。

二、“我方”部分：

本党高级干部李友邦之妻严秀峰，及其秘书潘华，均为匪党员，利用李之关系，掩护身份，搜集情报；……我有关部门事前竟毫无察觉，实属疏于考核防范，与缺乏警惕。

“被捕之前，我前后一共只见过季沄两次。”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严秀峰女士在芦洲李家古宅接受我的采访时强调说，“当时，我是台湾省妇女会理事长，经常有人登门拜访。头一次，有人带她到我家里来进行礼貌性的拜会，说她刚从上海来台湾教书，人地生疏，希望我多加关照。第二次，她拿了一本妇女杂志给我看，也聊了一些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大约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有一天下午六点多，我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事要拜托我，请我出去一趟。我听她语气急促，好像真的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刚好我女儿要买文具，我于是就带着女儿依约前往衡阳路博爱路口与她碰面。到了那里，我注意到她后头站了一个矮矮瘦瘦的男人，看起来鬼鬼祟祟的。那天晚上，十点多，“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1912─2001年）就亲自来我家。他问我：你认识季沄吗？我老实说：认识。他就要随从把我带走。……”

严秀峰女士因此认为，她是受季沄连累而被捕的。

对此，曾经与季沄同房共处的萧素梅女士坚决强调：“以我对季沄的了解，我认为她不是那种会出卖人的人。”

事情暂且打住，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看情节究竟是怎么发展的。

我的爸爸妈妈远在千里外

十月十日，双十节。

小羊离开“已快两星期”了。因为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不知他是否平安回到新港老家，季沄于是写了第五封给蔡芬的信。

芬姐：

自小羊离开这里后，已快两星期，我时时都念着他有没有回到新港，又看不到你们的信，心中很不安。

1950年10月10日，季沄给芬姐的第五封狱中书信（张再添提供）

本来预备把行李都带回去，但一想到，他爸爸冬天移到军法处时，多给他点衣服换洗，再给他双皮鞋、书本，因此，还有一只铁箱没有给再添拿走。我这里有一只手表，一只九成金的小戒指，想带回家给阿梅作纪念，小羊回去时我忘记了，你家中有人来台北或再添朋友来台北时，可以来这里顺便带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何时能回嘉义，表放长久不走会坏的。不如带回家，比放在这里好。

今天是双十节，三十五年【1946年】的现在，我正在嘉义，再也没有想到有现在的情形，只是我的爸爸妈妈远在千里外，不知道我的境况，我也不希望他们知道我的遭遇，请你将来交通方便时通知他们一声，我家地址是江苏省南通县西门通家巷二号，我父亲的名字是季厚庵，最好是不告诉他我坐笼子。新港的地址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小孩们都好吗？

与此同时，季沄另外并附了一封给江苏南通父母的家书，请蔡芬日后有机会时寄出。在案情不能对外透露的情况下，季沄显然已经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觉悟了，而这封未能寄出的家书应该也是她向父母亲诀别的遗书吧！

1950年，季沄在狱中写给父母亲的诀别家书（张再添提供）

父母亲大人：

你们身体都健康吗？自从三十三年【1944年】儿在家度暑假，至今已有好几年不见面了，来到台湾后，时常想回故乡一行，但总未如愿，深深觉得遗憾。

回忆儿时，天天读书上学、跳绳、踢毽子，时光荏苒，儿时不再，儿现已是中年人，目前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叫小羊，女孩阿梅，都已会走路，呀呀唱歌，终日为儿女忙碌，正如二三十年前，母亲大人为我们兄弟姐妹忙碌相似，自己觉得做母亲辛苦，因而时时记起远在千里外的双亲。

这里是小羊叔母的家，环境很好，四周是山，中是自来水的发源地，倘交通方便时，永泉可来台湾嘉义市山仔顶净水场蔡芬家，可以看到两个小孩。蔡芬的爸爸蔡招财先生已在净水场服务三十年，一找就可以找到。

季沄给小羊的信之一（张再添提供）

台湾的气候很好，嘉义山仔顶的气候更好，大人们如有游性，将来可来观光。

专上　敬祝

安好。

女　沄上

给三岁大的小羊写了第一封信

在对未来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季沄写完给蔡芬的第五封信及给父母的诀别书之后，又在那个“星期日”给才三岁大的小羊写了第一封信。

亲爱的小羊：

你回家后想过妈妈没有？从你走后，已有两星期，为什么不请家中大人写信给我？我是天天望着窗口，等你和妹妹的照片到来。

你不会看信，请人读给你听。有几件事，妈妈说给你听：

（一）早上起来，看到阿公、阿妈、家中的人，都要说早说好。

（二）吃饭的时候，不能光吃菜，要菜和饭一同吃，不要吃太慢。

（三）不要一天到晚吃甘蔗，更不准向阿公阿妈要钱买糖，多吃糖牙齿要痛。

（四）有饼要分给妹妹吃，不能打妹妹，你是哥哥。

（五）小羊一定要乖，听阿公阿妈的话。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家。小羊不乖爱哭，爸爸妈妈就不回来。

小羊已经大了，你比妹妹大两岁。爸爸妈妈都坐笼子，你要好好地在家玩，明年还要读书，长大了可以写信给爸爸妈妈，送东西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很爱你。从前你天天用药水布洗嘴洗牙齿，现在大概不洗了。你要和阿妈说，要天天洗嘴，还要洗手洗脚洗身。我在这里等爸爸来，等你们家中的信。新历过年时，最好和阿叔来台北，让我看看你乖不乖？

从最后一句话的期盼看来，季沄此时应该没有预期到：自己并不一定能够活到明年的新历过年吧！

如何替小羊申办户口

十月十二日，蔡芬终于给焦急地等待着的季沄寄出一封告知“小羊平安地回家了”的回信。十四日，季沄收到来信。十六日，她于是写了第六封信给蔡芬，告诉她如何替小羊申办户口。

芬姐：

十四日收到你十二日寄来的信，我心中放下一块石头，小羊平安地回家了，他和我一同坐了九个月的笼子，变成小流氓似的，我天天盼望他能回到新港，让他爸爸和我吃苦，终于我的希望实现，我很高兴。你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小孩，太辛苦了，小梅回新港，让祖父祖母带她玩，小梅太幸福了，两个小孩这样舒服，我们两个大人一面心中欢喜一面感谢你们全家的帮助。

1950年10月16日，季沄给芬组的第六封狱中书信（张再添提供）

小羊的户口是在台北市城中区文武里第一邻第一户（即药行），户长是我的名字，在今年元旦前一个晚上，我带在身上，被他们【保密局】一同搜取，九月初离开那里时没有发还给我，现在我来写报告请求法官去要回小羊的身份证，但不知道准不准，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方法是再添写信给台北的朋友，托这朋友去城中区公所见区长，说明文武里第一邻生春药行共同生活户季沄夫妇被捕，小孩回到乡下无身份证不便，请发一纸证明书，说这小孩杨扬是有户口的。第三个办法是对邻里长说明，小孩的身份证在国防部保密局，没有办法拿到。

最近几个晚上，我牙齿痛得睡不着，看守所里有普通医生，没有牙医，吃饭也吃不下，很不舒服，请你炒点糯米，磨成米粉，加点白糖，装在布袋里或是罐子里，托朋友带到台北或是邮寄台北，我们这里中南部的人很多，他们都是用这个办法，因为来台北一次火车钱太多，普通人员担不起的。我很对不起你，要你带孩子，还要要东西，实在是牙齿痛，没有办法医，肚皮又饿，才想出这个办法来。小羊回家时，人家送了许多糖、饼，罐子里还有一个纸包好的月饼，有没有分给两个妹妹吃。请你叫小羊不准打阿卿，说话要诚实，不准向阿叔天天要东西吃，一定要乖，妈妈礼拜天就回来了。

祝你们全家健康。

临死前计阿姨还问小羊好吗

就在季沄给蔡芬写完第六封信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七日，与她同房的江苏籍难友计梅真（三十五岁）与另一同案钱静芝（三十岁）被执行枪决。

“我记得，那天早晨四五点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睡梦中，就有看守来叫醒计梅真，”冯守娥清楚记得同房的计梅真从容赴死的情景，“我看到，计老师跳起来后，从容地穿上衣服和梳好头，然后走到门口；当她看见从隔壁房走出来的钱静芝老师时就跟她说：还好，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镇定地走出房间。”

关于计梅真与钱静芝，“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委会邮电总支部计梅真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载称：

计梅真、钱静芝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季，及二十八年【1939年】春季，先后加入匪党，曾在上海活动多年；至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计钱两匪奉匪华东局之命，联袂来台，投充台湾邮务公【工】会国语补习班教员，同年十月与上海共匪派来之章天鸣联络；三十六年【1947年】夏，即由匪台湾省工委会负责人蔡孝乾领导。曾分别建立台湾邮政管理局、台北邮局、台湾省电讯管理局及妇女等四个支部……（第26页）

季沄给小羊的信之二（张再添提供）

季沄与计梅真、钱静芝都是江苏同乡，她们都是因为抗日而走上革命之路，并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从上海来到台湾。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不到有任何的官方档案或幸存者的证言指出，张志忠或季沄与计梅真和钱静芝有直接或间接的组织活动。

我们无从理解季沄在面对年纪大自己六岁的同房难友计梅真的死亡时的内心波动！在不能对外透露狱中情况的限制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她在十月二十三日借着写给儿子小羊的第二封信的最后附笔，为了躲过信件检查而有技巧地迂回提到了计梅真的死，及其临死前对小羊的关心。

亲爱的小羊：妈妈又和你说话了，你在乡下没有身份证，妈妈已写一张报告给法官，请法官去爸爸那里讨，一有就寄给你好吗？你的户口是在台北市城中区荣文里第一邻第一户，户长是妈妈，倘是阿叔有朋友来台北可以请他去城中区区长那里说明你没有身份证的原因，补发一证明书或是阿叔写信给区长，上次我写错文武里，现在我想起上一封信我写错了，是荣文里。

天气凉了，你早上起来请叔母替你多穿点衣服，我想今年冬天你还没有冬衣，这里有一只小铁箱，带回去给你做冬衣，小羊就不冷了。寄上领物单一纸，阿叔不必亲自来，火车钱太贵，看有朋友来台北，托人一下就好了。

妈妈牙齿太痛了，要吃糕仔脯，做好由邮局寄或是托人送来，这里中南部的人很多，为了省火车费，都是布袋里装东西，外面打包裹寄来，不然托来台北的朋友送。我很想看你和两个妹妹的照片。牙齿痛了一星期，没有睡觉，就想你和两个妹妹。祝你好。

妈妈写于星期四

附：计梅真阿姨在临死以前，还问我小羊回去好吗？计阿姨很爱小羊的，是不是？

药店的老板娘

十月三十日，星期一。

这天早上，季沄收到蔡芬用包裹寄来的“糕仔脯”。她同时也赶在一星期一次的收信前，给小叔张再添写了封信。她在信中特别交代张再添，要他“好言安慰”年事已高的公公婆婆，试着让他们知道：她和张志忠之所以坐牢，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见不得人的“流氓小偷”，“不过是思想成问题的政治犯”，没什么要紧；而张志忠“是个比较有地位的省委”，所以，在牢里，不但“大家对他很客气”，而且每天可以“吃三顿白米饭”；不但“吃得很饱”，还可以“散步、洗澡”，之前“还每天抱小羊散步呢”！她并暗示张再添：只要他不去找“药店的老板娘”，就不会被牵连进去。

1950年10月30日，季沄写给张再添的诀别信（张再添提供）

再添：

家中爸爸妈妈年纪太大了，现在知道小羊爸爸和我坐笼子，一定日夜不安，心中难受，请你好言安慰两位老人，说我们不是流氓小偷犯，不过是思想成问题的政治犯，不要什么紧，小羊爸爸是个比较有地位的省委，大家对他很客气，在那里吃三顿，每顿都是白米饭，吃得很饱，还有散步、洗澡，从前还每天抱小羊散步呢！我这里比他那边更好，可以看书、写信，同房间的台北小姐，家中每天送菜来，中南部的小姐们，家中寄包裹来，每天吃的东西，比从前好得多了；到今天为止，我已整整来了十个月，在这里两个月，我从来没有病过，只是常常牙齿痛，这也不要紧的。你的薪水少，要负担三个小孩、两个大人，真有点对不起，希望你下班回家后，帮助抱小孩，不要乱交朋友，像药店的老板娘之流，不要去找她，那种人是不够朋友的；更不要随便说话，安分守己，不会坐笼子的；寄上小羊身份证，收到后，望来信，祝快乐。

1950年10月30日，季沄写给芬姐的最后一封信（张再添提供）

季沄信中所说的“药店的老板娘”，应该是指生春参药行的李振芳的妻子吧！

“有一次，季沄女士对我说，她是被出卖、被害的，这个仇一定要报！但是，被谁害？她没交代清楚。”萧素梅回忆说，“后来，我所了解，他们夫妇是在李振芳家二楼被捕的。李振芳在台北市衡阳路新公园附近开了一家生春参药行。我想，她指的是李振芳吗？当我出狱时，李振芳也已死亡，所以也就无法查证了。”

这样看来，难道季沄信中所说的“那种人是不够朋友的”，是暗指她和张志忠是被“药店的老板娘”出卖的吗？如果以李振芳后来被处刑十五年的结果来看，作为妻子的“药店的老板娘”怎么也没有理由去密报（“出卖”）张志忠夫妇而连累自己的丈夫吧！也许应该把季沄对“药店的老板娘”的批评，看作是为了保护张再添不被牵连而刻意传递的情报吧！

等待判决

季沄写完给张再添的信之后，接着又赶在收信之前给蔡芬写了第七封信，要她向蔡芬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嫂，以及新港夫家的哥哥嫂嫂问好！同时强调如果“小羊不听话，要好好教训他，打手心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她刻意安慰蔡芬说，她只是因为张志忠的“事情大”，而“陪他坐笼子，等判决”，不会“有什么事的”。

芬姐：

你和小孩都好吗？奶水多不多，小孩够吃吗？我很对不起你，小梅吃你的奶，小羊又要你照顾，真是一千个对不起你！今天上午收到你的小包裹，有糕仔脯和肉脯，我收了又高兴又难过，心中说不出的滋味。

我是没有什么事的，不过因为小孩的爸爸事情大，陪他坐笼子，等判决，看是个什么结果。

外面来收信了，我不写了。祝你好！

……

季沄于是把给张再添和蔡芬的信，连同前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九日，就已经写好的给小羊的第三封信，以及小羊的“国民身份证”，一起交给收信人。她在给小羊的信中也同样透露了她还在“等待判决”的信息。

亲爱的小羊：

你们几个小孩的照片为什么一直不寄来？

这里是你的国民身份证，寄给你去报临时户口，妈妈请这里的军法官去爸爸那里取回来的，户口簿、户口誊本仍在爸爸那里，给你也没有用处，你现在就姓杨，等长大再改成和阿公一样的姓，名字很好，可以不必改。

天气渐渐凉了，早上起来请叔母替你多穿点衣服；最要紧的是不要乱吵乱叫，向阿叔要钱买糕买糖；不要欺骗、欺侮邻家的小孩，要做个听话的好小孩，大家都会爱小羊。

我本想把我不必需的东西，都给阿叔带回家，法官没有同意。但是冬天来了，你和妹妹没有冬衣，所以在本月二十三日寄上一张领物单，不必阿叔亲自来，火车钱太贵，可以托来台北的朋友或是寄给台北的朋友领回小铁箱一只，是妈妈的旧冬衣，可以改给你们小孩穿。我的牙齿痛已好，每天在这里读英文，等待判决，这里中南部的人很多，家中寄包裹来，我希望你叔母把两个妹妹的绒线衣拆掉洗好，加上新的绒线，我来替两位小姑娘做漂亮的衣服。接此信后，盼叔母写回信。祝你好！

妈妈写于星期日

小孩都要种牛痘了

十一月二日，季沄终于收到蔡芬寄来的一直盼望着的四个小孩的照片。

十一月四日，季沄借着给小羊写的第四封信回报，同时询问张再添夫妇，小羊的户口问题是否解决了？由于自己小时候得过天花，她更在信末附笔提醒说“小孩都要种牛痘了”。

亲爱的小羊：

二日上午看到你们四个小孩的两张照片，我心中说不出的快乐，同房间的十几个朋友也都看了，觉得小弟弟胖得可爱，眼睛、嘴，很像蔡家外婆（叔母的妈妈），你比在这里时长胖长高，阿卿最漂亮，和你站在一起，像是一个妈妈所生的哥哥和妹妹，只有阿梅，又瘦又小，脾气很大的样子，一点也不漂亮，不知道她现在会说话，会走路，会自己吃饭吗？

上月一共有五个星期一，妈妈寄了五次信，二十三日信中附一领物单，望阿叔托人来领回一只小箱，三十日信内附一张小羊身份证，那天早上，还收到叔母寄来的包裹，糕粉很好吃。因为我们这里检查信件的先生有病，可能你们收信比较迟几天，其他没有什么事。

你到明年夏天六月，实足年龄四岁，暑假后和阿卿一同去读幼稚园，现在还是住在山（仔）顶好，让阿梅回新港，不然，叔母太忙了，你们四个人，一、二、三、四岁，单是早上替你们洗衣服，也要洗一两点钟，一个人太辛苦了。你们小孩天天要吃东西，请祖母在乡下做米香，可以省阿叔的钱，阿叔养你们四位小将，负担太重，还要请乡下阿伯帮帮忙；我在这里住在楼上，每天望着天上的云，就想起山（仔）顶生活的愉快；望你在家听叔父叔母的话，来领箱子的时候，送点东西到楼上来，我这里有邮局案件现已调走的周淑贞阿姨送给你的牛乳，要带回去给你吃，她们这几位阿姨，你记得吗？高小姐【邮局案的高秀玉】替你洗澡，洗衣服，可惜调走，没有看到你和妹妹的照片。

关于你的户口问题，还有什么困难，请叔母写信来，我这里可以写报告请求法官解决。你的皮鞋嫌小吗？过年时，请阿伯买双运动鞋给你，平时穿木屐，等到明年秋天做小学生时，再穿鞋好了。

我预备把你们小孩的照片，寄给你爸爸去看，爸爸太寂寞了，还不知道小羊已回家，妈妈在看守所里每星期一寄信给小羊呢。又要麻烦法官，写给爸爸的信要法官批准才可以转去呢！你现在早上还说：“爸爸早，妈妈早吗？”

祝你　快乐。

妈妈写于星期六

附：你们小孩都要种牛痘了。

最后一封信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季沄再给小羊写了一封信。这也是她生前从“军法处”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1950年11月10日，季沄生前从“军法处”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小羊：

上月三十日，把你的国民身份证寄给你，本月六日又是星期一，写信问你收到上月二十三日寄出的领物单和身份证没有？至今仍未看到来信，有点挂念。

给你一张画像，一张圣诞老人，你猜猜看，是谁替小羊画的？还是台中张（金杏）阿姨，看着你寄来的照片，一个晚上画好，大部分都像，只有画片上的嘴比你的真面目漂亮些，不要弄坏，请阿叔找张玻璃纸罩在上面，贴在墙上，小羊对小羊说话：“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小羊不要哭，和阿卿一同好好玩，礼拜天，爸爸妈妈就坐火车回家了！”

冬天快到，天气也就变坏，台北常常要下雨，叔母那里的天气太好了，我们这里，一碰到雨天，早上就不放出外洗脸，四五个人在一个脸盆里洗半盆水，第一次不习惯，连下两三天雨也就习惯为常，这使我想到山（仔）顶生活的快活，去年现在，我就预备住下去，你爸爸坚持要住台中，意想不到我们都住进笼子，我也没有理由去埋怨谁，只有在这里安心看外国小说。

妹妹有没有送回祖母那里？很奇怪，妈妈从去年到现在，总觉得阿卿比阿梅乖，比阿梅可爱，每天拿你们的照片看，不愿多看阿梅那副爱哭瘦小的样子，我还是和去年一样，不高兴这个小妹妹。阿姨送给你的牛乳，等阿叔托人来台北时领东西，就可以带回给你吃！这里的阿姨时常也想到小羊，愿你在家健康，她们都不会像计阿姨、钱阿姨会死掉，她们将来会出去，你会看到她们的。

妈妈写于星期五

如果季沄不是故意放烟雾的话，那么，从信中内容来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期间，张志忠和季沄曾经在台中住过一段日子吧！事实上，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杨逵被捕之前，季沄也曾经在台中担任过跟杨逵秘密联络的地下工作。

“我听我先生说，在杨逵被捕前一段时期，季沄曾经负责按期送《光明报》到台中杨逵家。”出狱后嫁给杨逵的长子杨资崩的萧素梅转述说，“那时，杨逵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义巷十二号，是很不好找的巷弄。除了第一次去是由洪幼樵先生带路之外，她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我以为，季沄女士既然能自己按时送报纸到杨家，就可以看出她的聪明了。”

季沄的死讯

季沄在十月三日写给蔡芬的第四封信对自己的未来还抱着一丝希望，她认为自己和同案的严秀峰女士“都没有什么事”，而且“说不定”当时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的李友邦将军“能保太太出去”，这样，她“就更无事了”。但是，李友邦不但不能保太太出去，更于后来被检举为“匪嫌”而被宪兵司令部逮捕，解送保安司令部，并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枪决。

因此，季沄终究难逃一死之厄运。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新生报》刊载了一则题为《刺探情报建立电台/六匪谍处决》的通讯：

1950年11月19日，《新生报》有关季沄枪决的报道

省保安司令部昨（十八）日清晨六时在本市马场町刑场枪决男匪谍四名，女匪谍二名。

女匪谍季沄，二十九岁，江苏南通人，无业。……专门负责刺探政府高级人员行动情报……经省保安司令部捕获审讯明确，以季沄等六犯共同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依法各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经报奉国防部核准，于昨（十八）日清晨六时发交宪兵第X团绑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十一月十九日，当天早上，张再添夫妻愕然看到了报纸上刊载的包括季沄在内“六匪谍处决”的这则报道。

“看到报纸后，我们这才知道，她已经被枪决了。”张再添感伤地回忆着，一阵沉默之后，他才又继续追忆说，“季沄牺牲以后，我们夫妇并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因此，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她的尸骨流落何方。”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苗栗铜锣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人曾梅兰（1930─）为了寻找当年被枪决而尸骨无踪的二哥徐庆兰（1924─1952年）的下落，历经数十年的辗转寻找后终于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乱草堆下找到了二哥的墓冢，同时因此而挖掘到二百零一个当年被枪决而无人收尸者的墓冢；其中一方猥小的碑石上头刻写着牺牲者“李云”的名字，据估计，这应该就是“季沄”的误植吧！

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的破坏

“安全局”机密文件记载，张志忠被捕后，原本属于他领导的党人们，仍在现今的桃竹苗一带山区流亡，坚持最后的斗争。

综合《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老洪’等叛乱案”与“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档案记载，一九五〇年以来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九五〇年一月，以陈福星为首的北部党组织，开始重整省委组织，由陈福星、黄培奕、林元枝、周慎源组织临时领导机构于乌涂窟。三月，各地党组织继续被破，乌涂窟十三份山区基地成为收容各地逃亡干部的避难所。四月，中共中央对“台共”发出指示，密定“采取‘合法性’、‘社会性’、‘地方性’之斗争方式，将主力转入乡村山区，并选择有利地形建立武装基地，俟机结成游击武力，扩大成为游击根据地，以配合匪军进攻……”（第394页）

五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中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干部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开始重整组织。（第205页）

此后，陈福星领导的“重整后省委会”所属各地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均系根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进行，陈等并指出台湾西部平原以东丘岭（陵）地带，无数溪川沼泽与绵密之森林所组成之纵深地形，极有利于建立游击武装……（第394—395页）

到了年底，全省各地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第205页）

为了逮捕这些“武装的残匪”，国民党情报机构于是以种种严厉的酷刑，逼迫张志忠供出一些线索。据一些曾经在不同时期与张志忠同房监禁过的政治受难人所述，张志忠不但始终坚持到底，绝不出卖同志和组织，而且总是向刚入狱的难友大声喊道：“早讲早死，晚讲晚死，不讲不死。”也许，这就是张志忠迟迟没有被枪决的理由吧！

另一方面，“安全局”机密文件的同样档案也详载了前“内政部调查局”从一九五一年起，针对“重整后省委会”所属各地党组织展开的密集进攻：

二月间，将“北部海山区匪党组织”全部摧毁。（第392页）

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期间，陆续破获“重整后省委会新竹地委”所属的“竹北区委赤柯山工人支部”、“竹东区委及水泥厂、油矿、林场三个支部”、“新竹铁路支部”、“新竹纺织公司支部”以及“新竹街头支部”等地方组织。（第209—210页）

五月二十五日，该局“为扩大事功”，“决心将匪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全部予以扑灭”，于是“将全案侦查详情函请台湾省情报委员会统筹办理，嗣决定由台湾省情报委员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湾省调查处三单位组成‘特种联合小组’，专门侦破本案”。

六月一日，“特种联合小组”正式办公，由台湾省情报委员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湾省调查处三单位调派精干人员，集中办公，统一指挥各县市地方单位工作，以期集中力量，扩大侦破。（第211页）

经治安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到八月止，“重整后省委”组织的“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特种联合小组”根据各方面既有的线索加以分析后判断：“老洪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因此，苗栗地区便成为“特种联合小组”向“重整后省委领导组织”做深入渗透，以利侦破的重要据点。

七月二十三日，“特种联合小组”秘密逮捕了“新竹地委”所属干部范新戊。经过一星期的说服之后，曾与老洪见过面，既是客家人，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劳动者，同时在苗栗方面也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老范”决定“转向”，并作为“特种联合小组”的内线，渗透到“重整后省委领导组织”。

九月初，老范于是以“逃亡匪干”的身份，前往苗栗山区，利用农村社会关系展开劳动，并通过劳动设法接近“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第214—215页）

就在“特种联合小组”布置内线，企图向“重整后省委领导组织”做深入渗透、破坏的同时，相关情报单位也运用被捕后“自新”的党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心理喊话。

九月十七日，“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彝鼎召开中外记者会，发布《共匪及附匪分子自首办法》和《检举匪谍奖励办法》。

九月二十一日，《共匪及附匪分子自首办法》开始实施，限“潜匪”于十一月二十日前办理自首。

十一月十日，“《中央日报》”等各大媒体发表“省委”刘兴炎号召“过去同路人”自首的“告同胞书”。十五日，又发表郭维芳题为《光明在等待着你们》的公开信，呼吁“匪共分子”自首。十七日，保安司令部公布首批匿名不自首“潜台匪谍”名单。十九和二十日，又再继续公布第二批和第三批匿名不自首的“潜台匪谍”名单。二十四日，《全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新生或毁灭——给潜匪最后的忠告》。二十五日，“《中央日报》”等各大媒体续刊黎明华、刘兴炎、郭维芳、王子英、廖学信等九名等“自新”者，联名发表致老洪的公开信，“敦促其立即省悟速率从匪来归”。二十八日，王子英以“自首青年”名义，在各大报发表《我们的出路并没有被堵塞》的“告潜匪”书。三十日，保安司令部宣布，《匪谍及附匪分子自首办法》截止，一共五百七十六人自首。

然而，面对这一波波的劝降文告，以老洪为首，潜逃于三义鱼藤坪山区的地下党人，显然并没有因此动摇，他们仍然坚持着最后的斗争。

前述的“安全局”机密档案载称，一九五一年冬天，“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正式派曾永贤与老范恢复联系，一面继续考察，一面采取慎重的单线领导方式。曾永贤鼓励老范：“独立作战，跳出旧据点，开辟新据点。”老范于是在“特种联合小组”的秘密协助下，在山线铁路三义东南方面山区，开辟了一个伪装的群众据点。老范向“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的“上级”报告新据点建立的情形后，进一步获得“上级”的信任。（第215—216页）

时间进入一九五二年。

一月七日，“国防部总政治部”的报告再次宣布，去年底自首“匪谍”共六百二十九人。同一天，黎明华、刘兴炎、郭维芳、王子英、廖学信等九名“自新”者，再度联名宣布“解散各级组织”，并号召其他党人“停止一切活动”。

“安全局”机密文件的档案续载了内线老范的工作进展。

一月底，老洪在一次会议中突然出现，接见老范，并暗示将在适当时机直接领导老范，切断一切横的联系。

三月中旬，老范提出一年工作总结的书面报告，并替“组织”抄缮了大量文件，一面把伪装劳动中得来的工资交给老洪，补助“组织”经济上的困难。这些表现都大大提高老洪对他的信任。

“特种联合小组”认为，老范的内线深入工作至此已到达完全成熟的地步，于是在海线铁路的苑里、日南两站，与山线铁路苗栗、大安间的四角地形内，突击几个可疑的对象；一面推动宪警的武装力量在苗栗以东的大湖山区展开行动，充分造成东西两线的紧张状态。相对之下，老范活动的地区却显得十分平静。这样，“特种联合小组”便有条件利用党人们对老范活动地区的安全感，迅速布置一个“请君入瓮”的口袋。

四月二日，老洪将从南部撤退至苗栗地区的萧道应夫妇交给老范，安顿在伪装据点内。

四月十日，老洪将一个秘密山洞交给老范和萧道应使用，同时决定二十六日在该山洞举行会报，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老洪与曾永贤临行时嘱咐：二十五日晚，萧道应至大安溪，接曾永贤北上；二十六日，老范至鲤鱼潭山上，接老洪北上。

老洪等“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的共产党人，终于跌进“特种联合小组”口袋战略的袋底来了。

四月十二日，老范将上述情报向“特种联合小组”做了汇报。“特种联合小组”认为，这正是一个对共党有利而对缉捕行动绝对不利的地形，如果冒险采取行动，成功的把握是非常稀少的，于是建议“老范”开掘一个较有利缉捕行动的新山洞。

四月二十二日晚，老范再度下山，向“特种联合小组”报告：已推动萧道应在离老山洞约半小时山路的另一个山头，挖建了一个新山洞；萧道应已带两个群众移住新洞。萧道应随身佩有二号驳壳枪一支、子弹二十发及日本军刀与童子军刀各一把……听完老范的报告后，“特种联合小组”的领导干部决定展开缉捕行动，随即召集所有参加缉捕行动的工作人员，与老范一起讨论研究“行动的技术”，最后决定分三次行动的计划。

四月二十三日，“特种联合小组”动员二十个“体力充沛、能随机应变、射击准确、能跑山路、能挨饿耐冻、能连续匍匐行进一小时以上”的精干的行动人员，分配其中十一人去附近平地接应，另外九人分为三个小组，并事先安排扑山洞的顺序，谁放哨，谁打电筒，谁捆人，谁搜查洞内等基本任务，然后带着三天干粮，没有带水，轻装出发。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时，大雨倾盆，“特种联合小组”把这二十个都“化装成农民”的行动人员送到公路边，在“风雨交加”中分头执行任务。

四月二十五日，午夜二时，他们终于到达山洞附近二十公尺之处，并迅速完成埋伏。老范于是首先“摸洞爬入”，与萧道应交谈，然后趁他外出小便时，将他所带的驳壳枪偷出。到了三时左右，老范托词小便，外出与“特种联合小组”负责人联络，并将驳壳枪交给负责人，转身返洞。三时三十分，“特种联合小组”第一、二、三号行动员根据预定的计划，循序摸到洞口，鱼贯入洞。萧道应发现后却寻枪不着，于是拼命向第一号行动员猛扑，开始肉搏。这时，第二号行动员也已进洞，将两个群众予以制服上铐。接着，第三、四号行动员陆续进洞，帮助第一号与萧道应搏斗，因洞小且狭，不能起立，跪着碰撞跌打，简直无进退回旋的空隙；足足肉搏咬打了四十分钟，始将萧道应制伏，捆于洞内。这时，天已微明，“特种联合小组”仍按照预定计划，分派三位行动员轮流放哨及看管萧道应与两个群众，其余在洞内休息。老范则趁破晓，附近农民尚未起身以前，出发至大安溪，候接曾永贤的到来。晚上九时，老范准时将曾永贤接到洞口，预先埋伏的“特种联合小组”于是轻松地将他活捉。

四月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时，老范再往接老洪，“特种联合小组”仍以同样的手法，活捉老洪。（第216—217页）

郭乾辉的《台共叛乱史》这样总结地写道：

我们劳苦功高的内线老范，这时仰望着满天的繁星，回头向浸沉在夜色包围中的山麓挥一挥手，重整后台共的叛乱集团，就如同老范向山麓的告别一般，它已陷入黑暗的死亡中了。（第84页）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在“调查局”的安排下，蔡孝乾、洪幼樵、陈福星（老洪）、曾永贤、林元枝和萧道应夫妇等十五名“自首自新前共产党员”，召开自新记者会。“调查局”给他们每人一份写好的文稿，要他们在会上面对四十个中外记者，按稿照念。记者会后，这十五名“自首自新分子”又分别发表“书面谈话”，答复因时间关系未能回答的记者提问，并从十二月十六日起陆续刊载于“《中央日报》”。

“调查局”“肃清残匪”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共苗栗残匪武装组织刘云辉等案”的档案记载：

前“内政部调查局”会同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将“匪台湾省重整后省委组织”全部摧毁后，随即于一九五三年元月上旬厘定“肃清残匪计划”，“动员新生小组及自首人员示范小组优秀自首自新分子，陈福星、刘兴炎等二十人，配合专任工作同志，组成肃残工作队”，并于同年春天部署“运用政治方式，争取逃匪家属与地方人士之真诚合作，断绝逃匪之经济供应，摧毁其群众据点，迫使其生活陷于绝境，而以达到策动该等逃匪投案自首为目的”的“肃清残匪工作”。（第387页）

郭乾辉的《台共叛乱史》认为，“重整后台共的叛乱集团陷入黑暗的死亡”之后，“重整后省委组织中唯一漏网的重要匪干”就是黄培奕了。

他语带嘲讽地写道：

黄【培奕】原为海山与桃园地区的负责干部，曾接受林元枝从日军投降所遗留下来的一批武器，在乌涂窟基地，组成武工队，具备了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三十九年【1950年】初，张匪志忠被捕，老洪（重整后台共负责人）与林元枝曾率领了南崁一带由流氓罪犯乌合的一支武工队，进入该乌涂窟基地，由黄匪培奕收容他们一个短暂的时期。不久，彼此又出演了一幕《火拼王伦》的趣剧，黄不容于该地，于是就率领了原属的武工队由莺歌镇属的山区，移转到三峡镇属的山区地带。四十年【1951年】起，黄匪鉴于残余力量的扑灭复危如累卵，乃冒险深入牛角山，另行开辟一个新的基地，在类乎半催眠的状态中，度其幻梦的生活。（第85—86页）

然后，他又得意地写道：

由于自新后的省委首要陈福星（老洪），以及其他新生人员的提供资料与策划、研判，复经我治安情报机关运用高度的智慧机谋与工作道德的感召，终于使黄匪培奕秘密的自动投案。（第89页）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档案详细记载了黄培奕投案及其残余组织全面破坏的经过：

一九五二年八月，前“内政部调查局”为了“专力侦破”在台北县莺歌镇山区乌涂窟建立武工队的海山桃园地区负责人黄培奕，成立了“专案小组”。“专案小组”后来又“综合陈福星等所提供资料及各县市调查站情报”研判：黄培奕为转移目标，极有可能前往南投县竹山的“密友”家，并“通过家属与所属匪武装组织保持联系”，于是在台北县的莺歌、三峡及南投县的竹山分别建立“侦查小组”，负责跟踪监视或秘查与黄培奕有关的可疑人士。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竹山侦查小组据报于镇郊下坪里展开围捕行动，经“搏斗”后，黄培奕等三人“趁隙脱逃”，黄妻及两人被捕。竹山行动失败后，“专案小组”一面会同南投警察局在竹山地区进行搜捕，一面监视“趁隙脱逃”的黄培奕等三人的家属及其群众关系，并以自新的陈福星等人组成“策反小组”，对黄培奕家属反复进行劝告。到了二月六日，黄培奕的妹妹被“说服”了，表示“愿协助争取黄培奕出面自首”。二月十日，黄培奕终于在彰化二水，被“以陈福星为主之策反小组”说服而决定“自首”。黄培奕投案后，又于三月四日夜间，于三峡横溪村山区，策反牛角山基地所有干部出来自首。（第395—397页）

“调查局”系统的郭乾辉在《台共叛乱史》同样描写了黄培奕投案以后“策反”所谓牛角山基地残余组织的经过，并且在最后志得意满地总结写道：

此一接近台北而活动已达三年的匪武装基地，与三峡、莺歌一带匪党残余组织，至此方告全部摧毁。（第89—90页）

“调查局”针对张志忠组织系统的“肃残行动”继续在张志忠走过的地区进行着。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共苗栗残匪武装组织刘云辉等案”的档案另载：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旬，苗栗地区“三湾总支部书记、竹南区委”孙阿泉，首先与另一“竹南区委”钟二郎出来“自首”，并供出与“竹南区委书记”刘云辉会面时地。其后，孙阿泉、钟二郎与陈福星说服刘云辉出来自首；陈福星又偕同刘云辉，说服“石油公司苗栗探勘处支部书记及竹南区委”谢裕发与原“台大工学院支部小组长”罗吉月，相率“自首”。（第386—388页）

其后，在苗栗一带山区流亡的、属于张志忠领导系统下的地下党人，终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陆陆续续地出来“自首”！

这样，与张志忠有关的地下党人大体已经被“肃清”了；此时，对国民党来说，始终拒绝投降的张志忠，也已经没有存活的必要了。

判决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张志忠“因叛乱案件经军事检察官严同晖提起公诉”，并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公设辩护人马心声的“辩护”之下，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事法庭审判官邢炎初判决如下：

被告，张志忠，男，年四十四岁，台湾嘉义县人，住台北市衡阳路第八号业商，在押。

主文

张志忠（即张梗）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用外，没收之。

事实

张志忠本名张梗，于民国二十四年日据台湾时期即改名为张志忠投入大陆。其时，思想已倾向匪帮。二十八年春投入匪抗日大学第五期军士队受训，八月结训后被派为匪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科干事，至二十九年冬正式参加匪帮为党员。嗣后该军区改编为冀鲁豫军区冀南纵队，张志忠迭升为副科长、科长等职。三十五年三月间，与自首匪谍分子蔡孝乾由匪华东局城工部派来台湾负责开拓叛乱工作，化名老吴、老钟、杨春霖等，从事秘密活动。当由蔡孝乾主持组成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张志忠担任组织吸收廖瑞发、杨克煌、林樑材及已处决匪徒李妈兜、简吉、赖象等为匪工作，又自营生意为匪之经济机构，并至嘉义领导匪蔡建东扩张匪武装组织，辖有北港新港朴子、小梅、嘉义等队，合共人枪百余。于三十六年二二八暴动之际，自称自治联军，图一举而颠覆政府，幸被敉平。同年八月，该张志忠又率武装匪徒十余人包围西螺警察派出所，切断电话联络，劫取步枪二支后窜散。三十七年夏，又密往香港与台湾重要匪干蔡孝乾、李妈兜等十余人集议，讨论配合匪军攻台事宜，并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工部长。返台后，积极活动并自行领导新竹地区（包括新竹桃园苗栗三县及台北县一部分）之组织工作，吸收匪徒达二百八十余名，另草拟“乡镇工作”、“关于三七五减租问题”、“怎样建立台湾人民的游击武装”等稿，交由蔡孝乾印发，以便推进破坏政府建设工作。未及印发，即被保密局破获。于三十八年底，将张志忠缉获，解由本部军事检察官侦察提起公诉。

理由

1953年10月26日，张志忠死刑判决书

被告张志忠对于二十九年冬参加匪帮后历任匪军敌工科干事科长等职，专事破坏国军工作，三十五年三月被匪华东局派来台湾与自首匪谍蔡孝乾负责发展台湾叛乱工作，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担任组织化名老吴、老钟、杨春霖等，吸收廖瑞发、杨克煌、林樑材及已处决匪徒李妈兜、简吉、赖象等为匪工作，又自营生意为匪经济机构。至嘉义领导匪武装组织，自称自治联军，参加三十六年之二二八暴动图颠覆政府被击散；同年八月又率领武装匪徒十余围劫西螺警察派出所，抢得步枪二支后窜散；至三十七年夏在香港集议配合匪军攻台事宜；返台后，任武工部长，积极推展新竹地区匪组织，并以文字从事破坏政府建设工作等，事实业据，直认不讳。并有查获之被告所撰“乡镇工作”、“关于三七五减租问题”、“怎样建立台湾人民的游击武装”及“新竹地委会之新竹地区工作报告”等为证，核与保密局解案原卷侦查结果及本部审理之已决犯李妈兜、简吉、赖象、陈明新等在其各该原案卷内之供证，均符合。犯情极臻明确。综上事证，被告张志忠早年投匪，思想顽固，复利用乡土关系潜返台湾扩张叛乱工作，建立武装组织，制造暴乱，危害社会治安，破坏政府建设。其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之罪，实无可逭，应处以极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用外，没收之，以昭炯戒。

综上论结，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前段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一项、第十条后段、第十三条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十一月五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以（42）安度字第一三六四号签呈，“为检呈张志忠叛乱一案卷判”附（42）审三字第九十八号判决书，签请“国防部”核示。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对原判“拟予照准”，并于第二天检同原卷五宗判决正本一份，以（42）帘庞字第二九三一号签呈转呈“总统”，签请查核指示“所拟是否有当”。

十二月十四日，“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以“该张犯系于三十八年底被保密局缉获，当由该局施以感化。时逾三年尚无悔悟”、“恶性重大”的理由，批示如拟。

时间进入一九五四年。

三月八日，“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傅亚夫核定桂永清“代”的“总统”批示，以“总统府”（43）兴宏字第三〇〇代电发文“国防部”周总长。

三月十二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43）清澈字第七五一号令。

三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于是将“判处死刑叛乱犯”张志忠验明正身，然后发交台北宪兵队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三月二十七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以（43）安津字第三四一号（呈）发文“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呈报执行“叛乱犯”张志忠一名死刑日期，并检呈该犯生前死后相片各二张，敬请备查。

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总统府”第二局收到“国防部”局长包启黄中将呈报的“为叛乱犯张志忠一名业已执行死刑兹检附执行照片敬请转呈核备”的（43）清澈局字第二〇七二号（函）。

1954年3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呈报“参谋总长”有关张志忠执行死刑的签呈

四月十五日，“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陆军中将傅亚夫以〇四六二号局代电发文给“国防部军法局”，告知来函已转呈“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核批：准予备查。

这样，在“台北国府”眼里“恶性重大”的“叛乱犯”张志忠的命运的公文旅行，也划下了最后的句点。

坦然赴死

就在“总统府”核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对张志忠死刑的判决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经由萧道应医师介绍而与张志忠发生组织关系的石聪金，终于也在大安溪出海口附近的农村被捕，然后经由苗栗、台中，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辗转押送到台北“军法处”看守所，并且与张志忠有过同房谈话的机会。

“那天，大概是黄昏五点多吧，我一被押进牢房，就赫然看见张志忠也在里头。”石聪金回忆了他在“军法处”看守所与张志忠短暂会面的情况，“张志忠看到我，立刻走过来，把我紧紧抱住，在我耳边轻声又很诚恳且郑重地说：‘我对不起你们！……’然后，我向张志忠报告说：‘十三份被破后，陈福星拍拍屁股就自己跑到苗栗地区，同时还封锁苗栗的基地，不让其他人来；到最后，陈福星领导的莺歌组织黄培奕等所有党员全都自首了啊！……’张志忠听到陈福星这些人叛变，摇头说：‘唉！我错了！’我接着又向他报告我的情况说：‘我被捕后，跟萧道应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就只剩赖阿焕一人还在逃了。敌人要派我出去抓赖阿焕，我拒绝了，可敌人一定要我去。’他听了后随即劝我说：‘如果敌人要你出去，你就答应吧！只要坚持立场，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还可以保护赖阿焕逃亡。出去吧！……’他看我还在考虑，于是又劝我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我于是答应出来找赖阿焕。他于是又交代我说：‘这些人里头，唯一有流血的就是萧道应。你出去后要和萧道应多联络、联合……’”

“后来，在缉捕赖阿焕的过程中，我观察到，张志忠之所以信任萧道应是有他的道理的。”石聪金老先生分析说，“张志忠信任萧道应的最大原因，以我的推测是，张志忠是单线领导萧道应的，而萧道应被捕后与张志忠有关的人全部保留，毫无暴露；不像陈福星，全盘托出。张志忠与萧道应之工作关系的朋友大家都平安，这是张志忠对萧信任有加的重大原因。”

“我想，你被送来这里，一定是要你为陈其昌和曾得志、黄添梁三人做证，”张志忠最后又跟石聪金说，“如果是的话，你一定要坚决否认跟他们的关系；他们三人的罪名是‘资匪’，又是‘经济小组’，一旦组织罪名成立，必死无疑。”

张志忠所说的陈其昌（1905─2000年），日据时期曾任台湾民众党秘书长，是蒋渭水的得力助手。台湾光复后，一度跟随李万居先后担任《台湾新生报》业务主任、《公论报》总经理，一九四九年五月离职后，在台北市先后开了鸿运楼与延平楼两家餐厅。

根据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2）审三字第一二四号判决书所载，曾得志是台北市议员兼台北市建成区公用事业建设服务会理事长；黄添梁则是台湾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兼台北市商会理事长。后来，他们因为陈其昌借了三千元旧台币给《公论报》的老同事黄培奕，而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黄培奕投案自首后以“资匪”之名被捕。

“我原来被关在‘军法处’东所的楼下押房，后来移到楼上，恰好与张志忠同房。”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陈其昌先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一条僻巷中的自宅接受采访时，向我细说了他和张志忠同房关押的情形，“张志忠看到我就安慰我说：‘石聪金来这没几个钟头就调走了！你的事情我很清楚。我也告诉石聪金，你的事情不要谈！’后来，张志忠又和我谈到家里的情形，并且提到要写信给亲戚，交代如何安排孩子。当时，我看到，张志忠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如常地唱《赤旗歌》或《国际歌》来鼓舞其他难友；并且仍然安静地阅读狱中只能看到的共产主义批判之类的书。因为张志忠曾经告诉我说：‘我每天等着他们来枪毙我！’所以我想，这个人，说不定明天就要枪毙了，怎么今天还看得下书啊！几天后，我调往西所。在西所的窗口可以清楚看到法庭的情形。我算了算，一个月不到，就有五十个被判死刑的难友叫出去枪决，我就没有勇气再算下去了！庆幸的是，我还没看到张志忠！但是，最后，张志忠还是以坦然赴死，向历史证明他的清白与坚持！我听说，张志忠临死之前的表现不但让其他难友感到敬佩，而且也赢得了刽子手难得的尊敬。”

1954年4月，“军法局”向“总统局”呈报张志忠“业已执行死刑”并检附执行照片两张

“二哥最终还是被枪决了，得年四十五岁。”张再添先生谈到张志忠最后的结果时沙哑着嗓音沉痛地说，“我得到通知后随即北上，处理他的后事。两天后，他的尸体于台北市公设火葬场火化。然后，我就把他的骨灰带回新港家乡安葬。”

季沄与张志忠先后被枪决后，关于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却一直有着这样那样不符实际的传说。

张再添身穿张志忠仅存的遗物——抗战期间身穿的大衣（蓝博洲摄）

[57]　详见蓝博洲《消逝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台北：印刻出版社，2008年3月初版），第166─183页。

[58]　法币，即法偿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两个月后加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为法币。法币发行后，即逐步贬值。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中央银行发行的关金券投入流通。同年七月一日，实行统一发行，法币的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除新疆银行一直继续发行省钞外，各省银行的纸币限期结束。一九四八年之后，法币急遽贬值。同年八月十九日，以金圆券取代已经崩溃的法币。

[59]　关金，也就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政府发行的关金券，以海关金单位为单位，专供缴纳关税之用。大多采用直型形式，正中印有孙中山像，背面印有上海海关大楼图案。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一关金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同时流通，成为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行金圆券后停止使用。

[60]　《杨逵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后》，收录于叶芸芸《证言二二八》（台北：人间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第14页。

[61]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台北：自立晚报出版部，1991年1月，第一版第五次印刷），第224—225页。

[62]　苏新《愤怒的台湾》（台北：时报出版社，1993年2月重印初版第一次印刷），第132—135页。“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出版社，1994年2月初版第一次刷），第101—112页。

[63]　张炎宪等采访记录《嘉义北回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01—208页。

[64]　陈春美《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前进广场》第十五期（台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415页。

[65]　前引叶芸芸编写《证言二二八》，第14页。

[66]　钟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11月新增订版第一次印刷），第431、432、434、435、445、446页。

[67]　前引叶芸芸编写《证言二二八》，第15页。

[68]　叶芸芸《二二八事变中的谢雪红——访周明谈谢雪红、“二七部队”、吴振武和钟逸人》，前引叶芸芸《证言二二八》，第34页。

[69]　前引叶芸芸编写《证言二二八》，第19页。

[70]　谢聪敏《杨逵和他的同志》，收录于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11月新增订版第一次印刷），第240—241页。

[71]　前引叶芸芸编写《证言二二八》，第14、15、19页。

[72]　前引叶芸芸编写《证言二二八》，第38—39页。

[73]　前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集（一）》，第206页。

[74]　前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集（三）》，第290页。

[75]　前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集（三）》，第290页。

[76]　转引“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出版，1994年2月20日，初版第一次印刷），第285页。

[77]　转引许进发编《战后台湾政治案件：简吉案史料汇编》（台北：“国史馆”、文建会印行，2008年5月），第37—55页。

[78]　转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近代史数据》第三期（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38页。

[79]　转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607页。

[80]　前引苏新《愤怒的台湾》，第221—222页。

[81]　前引苏新《愤怒的台湾》，第222页。

[82]　“国安局”档案：228-E，3-（7），第2—3页、第1页。

[83]　许进发《简吉——一位在大地流离的社会斗士》，前引许进发编《战后台湾政治案件：简吉案史料汇编》，第16-17页。

[84]　“国安局”档案：228-E，3-（14），第1—2页。

第四章
小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曾经和小羊及其母亲季沄在『军法处』看守所关过同房的许金玉在屏东家里向笔者叙述了她所理解的小羊的悲剧……

乡人传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民进党当权时的“国史馆”馆长先前所采集的《嘉云平野二二八》中，那位自称“以前在警察机关做事”的新港乡民林玉镜的“口述历史”是怎么说的：

1948年12月30日的杨杨（张再添提供）

他【张梗】被抓到后，要枪毙，两个孩子在大陆。他要求见孩子一面，后来共产党才把孩子送到香港，又送回台湾来，交给张梗的弟弟，带去给他们父母看。

张梗的儿子五岁时从大陆送过来的，后来就跟着阿叔过活。当时是政府没注意才让他们进来的。来了后住在新港，户口不知道怎样去报的，变成说是他阿叔从海口分来的，我想那时大概有共产党在帮他们的。他们夫妇被枪毙后，孩子变成附匪家属，从小学起就很反抗。无父无母，住在叔父家，就很不愿读书。他儿子的老师苏某就说：“你不读书是要像你父亲做共产党吗？”给他买簿子、铅笔等，鼓励他读书。该上学时他不去上学，去养鸭，他不上课，但考试都会，所以还是让他毕业。毕业后去学做布袋戏，没时间读书，但他还是考上新港中学初中部。初中毕业后不知他去哪里。后来他去当兵，长官一天到晚找他麻烦，晚上十二点、两三点，叫他起来读三民主义，一直到他受不了，有一次放假出来，就在一间旅社自杀了。（第271页）

从常识来判断，乡人林玉镜所说的上述内容，凡是我刻意用黑体字标示的部分，都应该是道听途说的传说，不是事实。其他部分，虽然离事实不远，但基本上也还只是传说而已。

老特务的说法

关于小羊，自称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深夜”，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中西大药房二楼逮捕张志忠的“白色恐怖”执行者——“保密局”老特务谷正文，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中，也有几则自认为是“历史证言”的说法。

首先，关于小羊的随母入狱，谷正文说：

张志忠【被捕时】很明白【自己】难逃一死，因此特别向看守所提出一项申请，希望所方基于人道精神，允许他们把十岁大的杨杨【扬】接到所内共同生活。当时并无儿童福利法，而我个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合乎情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很快就答应了。（第122页）

谷正文自称，他到台湾后所抓的第一批“匪谍”是“台大的政治系学生许远东、戴传李等四人”。前面提过，谷正文曾经对戴传李先生说：“我因为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所以早上起床从来不洗脸，也不刷牙。”此外，李敖在为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作序时也指称：“谷老告诉我，毛人凤（国民党“保密局”、情报局头子）对他说过：‘你比我还狠！’可见此公狠毒，故无待我们历史家论定也。”然而，恰恰是这个自称“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的“狠毒”的老特务，竟而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提到了“合乎情理”之词。

历史的讽刺与荒谬，恐怕莫过于此吧！

那么，即便我们愿意相信“此公”存有“合乎情理”之心，上述证言基本上还是可疑的！

毕竟，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四日上午一点钟出生”的杨扬，在张志忠被捕的当时，再怎么算也不可能是“十岁大”吧！

按照逻辑，如果一个命题所描述的事态存在，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再者，“逻辑的东西必须符合历史的东西”。

事实，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老特务谷正文自称的“历史证言”既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按理，我们大可将其“扫入历史垃圾堆中”，不予理会。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谬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成真理。因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人们对谬误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就可能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使转化成真理。”同样地，为了能够把握事实，我们的研究首先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然后从大量的相关说法中，通过一定的分析，整理出准确可靠的史料。尽管它是一项烦琐艰难的工作。

因为这样，老特务自称的“历史证言”就值得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老特务说：

杨杨【扬】进入看守所之后，由于他的天真之中，往往带有一点惹人爱怜的慧黠，很快便和所方管理人员打成一片，而张志忠和季云【沄】，也连带受到了较好的待遇【按：先后枪决】。

我曾多次前往探视杨杨，并有两度从所内将他领出，带往淡水河口垂钓。在第二次垂钓返回台北的路上，我轻轻抚摸杨杨的短发，看着他微笑眼里淡淡的戾气。

“杨杨，你恨谷叔叔吗？”

他用力拨开我抚慰他的手，怨恨地说：“你知道了，还问干吗？”（第123页）

这里，这个自称“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的“狠毒”老特务，竟而摇身一变为慈祥的“谷叔叔”了。

问题是，这段“历史证言”果真是历史的事实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要问问“此公”，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良心”发现了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更要问，为什么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你还要虚构这段情节呢？

虚构的历史仿佛小说一般，按照它自己编造的情节继续发展着。

老特务又说：

杨杨【扬】陪伴父母亲在看守所内度过了大约一年的光阴，直到张志忠、季云【沄】被由李元簇手拟的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所谓的二条一）执行枪决才离开看守所，经由保密局一位同事收养监护（在那时的政治斗争中，制造了许多类似杨杨这种处境的孤儿，这些孩童，大多由保密局同事收养，我自己也曾收养了陈泽民的两个小孩……）。（第123页）

故事发展到这里，这个自称“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的“狠毒”老特务所叙述的情节，已经更加令人感到不可理解了。

首先，人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人所共知的“狠毒”的白色恐怖加害者的“保密局”特务们，怎么会突然大发善心地收养那些受害者的孤儿呢？

再者，根据“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档案所载，所谓“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后来办了“自新”，并未被枪决。那么，“狠毒”的老特务为何又要收养他的两个小孩呢？

最后，如果老特务所叙述的这些情节果真都是事实的话，我们还是要再追问：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良心发现的呢？

问题还是那句话，“逻辑的东西必须符合历史的东西”。

那么，“此公”所说的上述事情果真都是符合历史的事实吗？

根据季沄从“军法处”看守所寄出的狱中家书所述，事实应该是这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杨扬与母亲季沄同时被捕入狱；“起初八个月”，她们母子和张志忠一同被关押在“保密局”南所。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季沄与刚满三岁的杨扬同被移送“军法处”看守所第四十五号押房。九月二十七日，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把杨扬接回新港老家。十一月十八日，季沄被枪决。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张志忠被枪决。

所以，事实显然并不是老特务所说的那样。除非季沄所言不是事实，否则，老特务所言就完全是虚构的情节了。

虚构的情节在虚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着。

老特务继续编造了杨扬的成长过程与最后结局：

杨杨【扬】在同事家中，是一个不爱读书、很不听话的小孩，这样的结果使得收养他的同事大失所望，他曾不止一次向我抱怨杨杨偷窃、逃学和顶嘴……

小学毕业后，杨杨没有升学，有一天，他偷了钱跷家。大约两个月后……在台中火车站前面……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领回保密局。杨杨表示不愿再回监护人那里，因此，我替他安排到保密局汽车保养单位担任修车学徒，我认为不久的将来必是汽车的时代，杨杨既不肯读书，学得一手修车技术，也足够使他安身立命。可惜，事情的演变并没有如此乐观，修车技术尚未学到，杨杨已经从单位里的士兵那里学得了一身恶习，抽烟、喝酒、赌博……

十六岁那年【一九六三年】，杨杨学会了嫖妓，赌胆也变大了，这使得他欠下了一笔债务，汽车保养厂里的阿兵哥要不到钱的时候，每以拳脚相向。

艰难的处境逼使他不得不祭出最后一件法宝——一封密函——那是张志忠夫妇临刑前不久，替他缝在衣领内的，他们交代他：“我们没能好好照顾你，可怜的儿子，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只要肯用功，一定能好好活着，可是，你的聪明实在也叫人担心。这封信很重要。平常不要拿出来，要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什么很大的困难再把它打开，拿去找刘启光伯伯。”

刘启光在华南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室纳闷地等待着求见的少年。这些年，刘启光的生活还算安定，已经不再像当初风声紧时常于午夜时分由共谍案的梦魇里惊醒。他并没有把求见的少年与昔日的共谍案件联想在一起。

“刘伯伯，您好，我是张志忠的儿子，人家都叫我杨杨。”少年很有礼貌地向刘启光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

刘启光听到张志忠这三个字，脸上随即闪过一丝恐惧，然后他以还算镇定的语气否认说：“不，我不认识张志忠。”

“刘伯伯，您说这话未免太绝，真不明白爸爸、妈妈怎么会把您当作好同志，我看这封信他们也是白写了。”说着，杨杨故意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在刘启光眼前晃了一下。

刘启光紧张了，连忙改变语气问：“信里说些什么？”

杨杨知道对方已经就范，狡猾地冷笑了一下，然后淡然地把信读了一遍（【《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编者按，信的内容，在两位主人翁相继死亡后，再没人能够加以揭晓）。

“是，是，说吧，你有什么困难？”刘启光无奈地摇摇头，准备任由杨杨宰割。

杨杨毕竟是个少年，胃口并不大，他只向刘启光要了五百元偿还所欠的债务。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杨杨又欠下了两千多元的债务，他再度找上刘启光，并开口要三千元。刘启光勉强又帮了杨杨一回，不过，杨杨第三度上门的时间只隔了一个礼拜，这一次他要五千元。

“不成，这一次我不会给。”刘启光铁了心。

“给不给由不得你，我已经问好了要把它送给谁最管用！”杨杨不甘示弱，再度拿出密函，抛下狠话。

“好吧，但是你真的不能再赌了。”

杨杨兴奋地数着钞票，这时，刘启光忽然偷袭过来，抢走密函，并立即将它撕得粉碎。杨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法宝转眼成空，急得满口粗言秽语，咒骂不停。

“还不走，我叫人把五千块抢回来。”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杨杨带着五千元现款离开华南银行，嘴里还不停地诅咒着。

那天夜里，刘启光心脏病发送医，随即转送日本进行心脏导管手术，总算保住一条命。

杨杨失去法宝之后，曾经戒赌数月，最后却仍旧经不起诱惑，一夜豪赌，又欠下了一笔巨款。没了密函，他再也变不出把戏。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逐渐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有一回，他写信给自己最景仰的作家柏杨，希望获得一些启发，寻得一条坦途。不过，柏杨除了在回信里劝他安分向上之外，对于他燃眉的困境也是爱莫能助，于是他选择了在修车厂里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气绝多时。他没有留下遗书，但警方却在他衣袋里找到一封柏杨的回信。

不久之后，柏杨将杨杨的故事，写成一则感人的报道，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大部分读者都深受感动，认为它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可是，对刘启光而言，它无疑是一则要命的报道，多年来，他极力避讳的共谍嫌疑，却意外地被人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因此，当他看到这则报道，心脏旧疾再度发作，在日本安装的导管破裂了。他死时，手里还紧紧握着当天的报纸。（第123—127页）

老特务谷正文是个善于说故事的人，他叙述的故事情节确实是复杂的，复杂到非当事者也说不清它究竟是真是假。但是，如果根据他所提到的柏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有关杨扬的故事内容来看的话，引文当中的黑体字部分的内容却与柏杨所写是不同的。再者，根据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七辑》的“刘启光”词条所载，刘启光的生平年代是：一九〇五年五月七日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这样的话，刘启光就不可能是看到柏杨所写报道发表的当天（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惨遭吓死”的。

那么，这个老特务的回忆录的内容还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叔叔与母亲难友的说法

最后，我们还是来看看小羊的亲友们的说法吧！

“新港国校毕业后，小羊还继续读初中。”杨扬的叔叔张再添先生说，“初中毕业后，他就不愿继续升学，出去做事。他一直认为，我对他的管教是一种束缚，所以总是反抗。后来，他不知怎么又跟那些坐牢出来的阿姨们联络上。我觉得那是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些阿姨们太疼惜他，对他太宠了，不敢管教他，也就让他养成依赖的心理。”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因为投入邮电工会的工人运动被捕，处刑十五年的许金玉女士，就是张再添所说的让杨扬“养成依赖的心理”的“那些坐牢出来的阿姨们”之一。

“我和小羊及其母亲季沄曾经在‘军法处’看守所关过同房。”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许金玉在屏东家里向我叙述了她所理解的小羊的悲剧，“小羊在龙泉当兵的时候，通过难友刘玲玲的介绍，找到我们。老辜以前就跟张志忠有关系，所以我们对他就特别的照顾。放假的时候，他也常常来屏东找我们，吃饭、洗衣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志忠的父亲张礼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就在小扬自杀前不久，他阿公去世了。”张再添追忆着刻意遗忘多年的痛苦往事，“因为他的收信地址不清楚，我也就没法通知他回新港奔丧。后来，收到他的贺年片，我才写了信给他。”

张再添给杨扬的信写道：

小扬：

贺年片谢谢。虽然迎接新年是一件可喜的佳节，可是你祖父的去世在悲伤中就无法与人共乐迎新年。你祖父于本年十二月十二日早上六时二十分终于不治，别离了在世八十七年的社会，已安息于一堆坟墓中。虽有漫长的八十七年未曾受到子女们的孝顺而撒手西归，与心而论有大不孝之罪。在哭细雨绵绵中十四日办理出葬并料理后事，择有尚可满意的墓地安葬，已算一段落。于安在天之灵，弥补过去的不孝之罪，总算心安矣。在匆忙中想通知你赶回来送终，但你的收信地址不详，没法投掷。还好素梅有赶回来，总算弥补了一点孝敬之意。

军中生活习惯了没有，应好好学习，磨炼自己的品格，因你还年青，有无可限量的前途在等待你们。可是必须要充实自己，才能期待着未来，不要过一天算一天的心理去磨掉宝贵的时光，才好。春节也快到了，你们谅有春节假期，可回来看看。再见。祝安好。

十二月二十三日　再添寄

然而，小羊并没有像叔叔张再添所期待的那样利用春节假期回家看看。当张再添收到小羊的回信时，他显然透露了自己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的心情。

叔叔：

我不知应向您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不必为我婉【惋】惜，多我一个，于事何补呢？是不是应高兴我这样的决【抉】择，自此以后，您又可少掉一宗烦脑【恼】了。很多事要说，但都说不出，如您要留下回忆的话，附上软片一张，不要的话敬请毁掉罢！祝我完成愿望！

“我闭目沉‘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它。”

混蛋的家伙　杨扬上

1967年12月23日，叔叔张再添写给小扬的信（张再添提供）

杨扬给叔叔的回信笔迹稚拙，与留给柏杨的遗书明显不同，这也透露了他有可能是被他杀后而制造成自杀的（张再添提供）

“小羊很聪明，做事也干净利落。”许金玉猜测小羊决定自杀的缘由，“后来他想躲开辛苦的操练，去做文书工作，就渐渐掉入圈套。有一次，他向我们透露，他盖了印，写了什么切结书，要被派去大陆做情报工作。我和老辜及刘玲玲就和他商谈，劝他绝对不可以去！老辜边说边哭！他知道问题严重了，可不知怎么甩开问题，很痛苦。后来，他就没再来找我们。不知多久以后，人家告诉我，柏杨在一篇杂文里头有谈到小羊的事，说他在艋舺一家旅社自杀了，自杀前留了遗书给柏杨。”

一九六八年元旦，张再添通过部队的通知而得知杨扬自杀的消息后，随即于元月二日上午赶到台北殡仪馆，处理善后。

“小扬是在台北长沙街一间旅馆自杀的，听说是柏杨去收尸的！”张再添先生回忆说，“我去台北时，尸体已经送到殡仪馆了。”

元月三日，杨扬在殡仪馆火化。张再添又像当年二哥张志忠被枪决之后一样，抱着杨扬的骨灰坛，回到新港老家，然后把它附葬在父亲张志忠与母亲季沄（衣冠冢）的墓穴里头。

“在台北殡仪馆，军事检察官要我一同去找找刘启光，问清楚。我不太愿意。”针对谷正文口述回忆所写的杨扬与刘启光之间的关系，张再添先生向我做了他所理解的追忆，“我当时心想，人死都死了，有什么好问的。后来，因为军事检察官坚持，我们还是一起去了刘家。刘启光也没说什么，只是私下偷偷跟我说，以后有时间再来台北，去华南银行找他，要跟我好好谈……可我也从来没去找过他。不久就听说他死了。据我所知，小扬曾经由许分带领去找刘启光，刘启光很客气地叫他：张少爷！我想，小扬的自杀对他应该有打击，不能说没有。”

尾声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笔者在张再添的带领之下驱车前往那处荒凉的墓地，寻找那座寂寞的坟冢，向张志忠、季沄与杨扬祭拜致意。

立于1968年（丁未）的坟冢，内葬逝者张公梗、季氏沄夫妇附男杨扬

在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县道公路旁有一处杂乱无章、蔓草丛生的墓地。墓地里头安静地坐落着一个矮小而不起眼的红砖砌成的坟墓。这座立于一九六八年（丁未）的坟冢，墓碑上头的刻字显示：死者的祖先来自福建诏安；内葬逝者张公梗、季氏沄夫妇附男杨扬。

几十年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家三口的简陋坟墓；更没有人想到，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吧。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历经多年的探听寻访之后，我终于在许金玉与辜金良夫妇的陪同下，找到了蛰居嘉义市区的张再添先生，并且在他的带领之下驱车前往那处荒凉的墓地，寻找那座寂寞的坟冢，向张志忠、季沄与杨扬祭拜致意。

午后四点钟左右的冬阳暖暖地照着荒凉的坟地，风吹过来，这里那里的杂树与恣意生长着的茂密的杂草于是随风摇摆。

我们终于在张再添先生的引领下找到了那座被杂草覆盖着的荒冢。

“我知道，小扬十二万分不愿意去当国民党的兵，而他在部队也常常受到欺负。我认为，这应该是他自杀的原因吧！”张再添先生在清理干净的坟前告诉我们。然后，他似乎是在向兄长的同志交代而感伤地继续说道，“小扬的妹妹素梅是在马偕医院出生的，大约差三岁。我们夫妇一共养六七个小孩，她算是卫生习惯最好的，可她却在高雄工专毕业之后，不幸得了大肠癌，前后动了三次手术，还是于二十六岁那年过世。”

嘉南平原的野风继续吹着。

我看到许金玉与辜金良夫妇不约而同地掏出手巾，擦拭着眼睛。

火红的落日已经挂在遥远的西边田野的地平线上了。

1949年4月8日出生的张素梅不幸于二十六岁病逝（张再添提供）

“时候不早了，该走了吧！”张再添先生提醒两位老人家。他又回头瞭望映照着夕阳余晖的墓碑，然后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一生为台湾人民谋求幸福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斗士，就这样长埋地下，永远被人们所忽视竟至遗忘了。”

不管是同情、尊敬或是敌视，在国际冷战与国共相争的双战架构下所造成的海峡分断、民族分裂的不正常历史条理长期形塑的莫名的“反共意识”播弄下，张志忠与季沄的历史仍然要长久被湮灭。尽管如此，我却更加相信，就像鲁迅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所说，只要把它记录下来，“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吧！

历史的是非留给后人评说。

1994年3月16日初稿
2007年3月16日二稿
2009年10月1日三稿
2010年6月6日四稿
2010年7月1日五稿
2011年1月25日定稿

大事年表

张志忠、季沄与杨扬相关记事（一九一〇至一九六八年）

一九一〇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张志忠生于日据下嘉义新巷庄新巷二六七番地（今新港乡福德村）赤贫农家，本名张梗。

父亲张礼，在溪边种菜为生；母亲张林氏厅，育有三男三女。上有大姐、大哥张栋，下有两个妹妹及幼弟张再添。

一九一二年

江苏南通县议会拨款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该校亦改称为县立通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一九一三年

陈嘉庚在故乡集美创办集美小学。

一九一四年

六月，江苏南通县立通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开办幼儿园。

一九一八年

三月十日，陈嘉庚创办集美师范部与中学部。

一九二一年

二月，季沄生于江苏南通；父亲季厚庵是交通银行南通支行的中级职员。

一九二四年

张志忠新巷公学校第二十回第一名毕业，到合隆商号工作，然后到厦门集美中学就读。

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以集美中学翁泽生等为主的厦门台湾学生召开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五月，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共鸣社创立，张志忠与庄泗川共同主持《共鸣》杂志。

十一月二十八日，台湾学生血泪团宣传部寄《共鸣》杂志“台湾通信”。

一九二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日与十一月十四日，新巷（港）举办文化讲演。

十二月，台湾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台湾黑色青年联盟成立，主要成员包括后来成为台共领导干部的王万得、蔡孝乾等人，随即展开全岛演讲旅行。五日晚到嘉义地区；六日，在北港集合文化协会系统的青年演讲；八日晚，在朴子进行户外演讲；九日，在东石演讲。基于地缘关系，张志忠应该参与了上述这几场活动。

一九二七年

一月二日，王万得、蔡孝乾等人在彰化倡组台湾无产青年会，张志忠被推举为嘉义地方负责人。

二月一日，日警全面检举台湾黑色青年联盟，张志忠与另外四十三名相关人员被捕。

十月，台湾黑色青年联盟豫审终结，张志忠与另外十六人判决预审免诉。

一九二九年

年底，具有中共与台共党员身份的上海台湾青年团领导者翁泽生派干部侯朝宗等人南下厦门，联络在当地活动的潘钦信、詹以昌等人，设置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各校的台湾学生会，进行“左倾”的指导。闽南地区的台湾留学生再度集结，开展反帝运动。

一九三〇年

六月九日，以“团结被压迫的台湾民众与革命的中国民众，共同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为目的的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在厦门中学秘密成立。张志忠在此时回到闽南。

九月，张志忠参加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侯朝宗（刘启光）主持的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班，读杨明山（蔡孝乾）著《新兴经济学》，以及《进化论》。

一九三一年

四月，在台共领导干部翁泽生、林木顺等人提议、指导下，上海台湾团改称为旅沪台湾反帝青年同盟，通称上海台湾反帝同盟。

五月，翁泽生从上海到厦门，指派具有青年团与中国革命互济会身份的集美中学学生王灯财负责训练在厦的台湾青年，准备回台再建台共党组，同时建立共青团组织。张志忠从集美转学漳州八中，准备回台参加实际工作，并与王灯财同住。

六月十七日，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开展台湾施政纪念日斗争。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开展“沙市惨案”纪念斗争。

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台湾反帝同盟盟员陈炳誉与董文霖（厦门共青团负责人）在示威运动中被租界工部局警察检举，引渡日本领事馆警察署。

九月十四日，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检举与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有关的王溪森等十三人。

季沄就读南通女子师范附小。“九一八”事变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主张抗日救亡的书报杂志，投身抗日救亡、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

十一月二十七日，瑞金中华苏维埃成立。建立培养营团级以上干部的中央红军学校。

一九三二年

张志忠经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再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党，参加厦门市委党的训练班后，回台重建党组。

七月八日为止，六十三名上海台湾反帝同盟的“关系者”陆续被捕。

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

一九三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张志忠移送检察局，没暴露党员身份，后来关在台南监狱，装疯而获假释，然后趁机逃往大陆。

十一月，中央红军学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一九三五年

八月九日，新巷公学校第二十回毕业生同窗会。

十二月十二日，上海学生界率先响应“一二·九”运动，热烈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一九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在延安；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副校长刘伯承。

季沄就读南通中学初中部，平时勤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作品及进步报刊杂志。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由多数中学生组织的战时青年救达宣传团，从事写标语、出墙报、走上大街向市民作演讲等宣传工作，并参加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

七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重建上海地下党。

八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和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职员、文化、学生和妇女等工作委员会）。

八月十三日，凌晨二时，日军进攻上海，挑起淞沪战争。上海学生投入“保卫大上海运动”。

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

九月十二日，国民政府按照抗战的战斗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十一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设立两个学生工作机构：学生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委员会。

十一月四日，日军登陆金山嘴，形成对上海包围的形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租界地区沦为“孤岛”。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五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军冀南。

三月，日军占领南通。季家避难上海租界。季沄考入上海务本女中。不久，转学原南通中学部分迁沪教师在租界组建的通州中学，并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五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控制范围在河北省石德路以南地区。

八月一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杨秀峰和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

一九三九年

一月十六日，冀南军区成立。宋任穷任司令员，辖五个军分区。管辖范围，北为德州至石家庄，东为德州至黄河，西至津浦路，司令部在南宫威县一带；是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也是新四军与延安之间必经之地，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时经过此地。

张志忠在抗大受训后，加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派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任日军工作科干事，化名张光熙，从事对敌宣传工作。

八月，日军士兵秋山良照在山东省堂邑县大李庄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新编七旅二〇团作战中成为八路军俘虏；被俘期间跟张光熙等会日语的人学习列宁的国家论、唯物史观（史的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共产党宣言》等理论。

十一月十七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成立。

一九四〇年

二月十一日，冀南反顽战役开始。经六天激烈战斗，国民党反共军全部被赶出冀南。

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通州中学全校大罢课，展开反汪伪登台的斗争。季沄在斗争中表现积极，该校中共党组织决定吸收她入党。

六月七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整编，并成立太行、太岳军区。

六月二十三日，觉醒联盟第一支部（太行支部）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成立。

八月至十二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

夏，季沄高中毕业，根据组织安排，考入暨南大学教育系，成为郑振铎与周予同先生的高足。

秋，季沄父亲因病带领全家返回南通。季沄单独留沪，住处成为暨大地下党中共学生支部开会、学习、研究工作的秘密基地。

一九四一年

八月七日，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在冀南军区敌工科帮助下，在冀南平原成立。支部书记为秋山良照。张志忠曾经带秋山良照到敌人碉堡下喊话。

季沄接任暨南大学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委员，十二月九日暨大封校，内迁福建建阳，支部随之撤销，改由中共大学区委领导，转入上海大同大学，就读半年。

一九四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对冀南军区部队大扫荡。

九月，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学委派季沄插班考进苏州汪伪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二年级，任该校地下党学生支部书记，仍由学委直接领导。

一九四三年

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张茂林离开冀南到太行山，从此没再见过张志忠。

一月，中共江苏省委撤销，季沄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苏州市工委，直接由工委负责人王中一领导。

八月，季沄在教育学院毕业；分配到苏州中学一院男生部，任历史教员；然后，又到女生部（苏州女子中学）、省三中等校，担任历史和语文教员。

一九四四年

九月，苏州市工委负责人王中一他调。季沄改由另一工委领导人孔令宗领导，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直接领导苏州绸厂及针织厂的几个工人党员。

一九四五年

五月，张茂林调回冀南军区司令部，后来听说张光熙与蔡前（孝乾），一同派回台湾。

八月，中共中央派蔡孝乾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

九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

十一月下旬，张志忠带着蔡孝乾的介绍信，从新四军出来，到上海找李伟光医师。

年底，蔡孝乾到了上海。李伟光医师安排他与张志忠住在他的疗养院。

抗战胜利后，汪伪“江苏省政府”改成“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苏州仍为省府所在地。原汪伪省保安司令部被改编为南京先遣军驻苏州团部，并按国民党军队建制增设政训室。季沄与党组织研究后决定让叶正国打入该部队，以政训室上尉指导员的名义，了解与搜集有关部队的情报。之后，季沄奉组织之命，由苏州回到上海。

一九四六年

元月五日，谢雪红、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樑材、谢富、王天强等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

二月，蔡孝乾与张志忠等干部在沪学习一个月。

四月，张志忠率领抗战时期在上海某公司任职的黄文辉等首批干部入台，首先去员林永靖找集美同学王天强（上海反帝大同盟事件被捕处刑二年）；王天强领他去找谢雪红。他约一星期找谢雪红一次，两三次后表明身份；杨克煌开始参加谈话，谢也介绍台北的杨来传、廖瑞发、林樑材、杨克村及台南的陈锦云等给张志忠。此后即以台北杨克村的住所及台南闹区一家大酒家附近的陈家作为联络站，开展地下党的组建工作。下旬，在台北陆续见了吴克泰、蒋时钦与老台共外围组织赤色救援会的李振芳。这段期间，张志忠向谢雪红介绍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主委李友邦的情况，安排由沪来台的中共党员谢爽秋（《扫荡报》、上海《新闻报》）、基隆要塞司令部的蔡汝鑫等人与谢见面。

五月初，张志忠要谢雪红派人去上海，证实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张本人的身份；谢和杨克煌商量后决定派杨来传去。张即赴台北安排杨出发。同月，批准吴克泰吸收的锺浩东入党。

六月初，张志忠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化名杨春霖，经介绍认识季沄，结为夫妇。大约过了半个月后回台。

季沄在离沪赴台前曾专程回了南通一趟，与家人话别。来台后任教嘉义商业职业学校。

六月十七日下午，张志忠和筹备会代表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樑材四人，在台北廖瑞发家举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工委”）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联席会议，决定：1、“筹备会”实时解散，其组织和成员均接受“台工委”的领导；2、“筹备会”成员今后不再发生组织上的联系，但在移交期间，为了移交工作暂可以联系；3、“筹备会”成员基本上均接收为中共党员，由“台工委”分别接收之。

联席会议后，谢雪红介绍谢富、林XX、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勋等人，由张志忠直接联系。不久，吸收谢富和蔡伯勋为党员。张又交代：谢等的主要任务是做上、中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要他们和做秘密地下工作的党员切断联系；又说：有可能安插党员进去中、下层政权机关，介绍台南新丰区区长李义成和另一区长就是党员。

七月，蔡孝乾回台，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九月，张志忠持蔡孝乾之介绍函往晤简吉；简吉开始与张志忠联系并协助建立嘉义、台南等地区的群众工作。又介绍后来负责所谓“鹿窟武装基地”的陈本江到台中找谢雪红。

九月十二日，李伟光返台。张志忠通知吴克泰和专门为《自由报》写稿的蒋时钦一起去采访李伟光，同时告诉谢雪红：李伟光是党员，要谢在台中办欢迎会，提高他的威望；并要杨克煌在《和平日报》尽量宣传。

九月底，张志忠批准吴克泰吸收的李登辉入党，并指定吴同李单线联系。

九十月间，张志忠同意杨克煌加入国民党，以便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

十月，八日，张志忠接父亲病重电报，立即从台北赶回嘉义。九日，到嘉义商业职业学校，向季沄说明改日订婚（原订十月十日）的缘故。十一日，又到嘉义商业职业学校找季沄，决定十二日赴台南举行仪式。十二日，与季沄在台南文化街美宝大酒家办四桌订婚酒席，仪式简单。十三日，与季沄乘轻轨小火车至新港探望父亲；当晚，在陪季沄回校的火车上提议十月二十五日台省光复纪念日结婚。但季沄基于三点原因，不同意这个日子，两人辩论很久，没有结论。待季沄弟弟季永泉来台后再决定。

十月中旬，张志忠告诉谢雪红：党要她到台北参选“国大代表”。指示吴克泰与孙万枝和徐渊琛成立省工委直属的新闻记者小组；小组长徐渊琛。

十月三十日，张志忠到台中，向杨克煌宣布：党已批准他入党，没有预备期。

十一月十一日，季沄寄航空挂号信回南通，告知父亲季厚庵：“所有物件，请送上海霞飞路吕班路口四明里伟光医院李伟光先生，转交台北荣町一丁目二十七番地生春行赵尚定先生转。”

十一月，台南市工委会成立，李妈兜（由崔志信介绍与张志忠而入党）自任书记，陈福星、陈文山分任市委。张志忠并介绍李妈兜与蔡孝乾相识。

冬，台大医学院法医室主任萧道应与“广东东江纵队薛某”取得联系，由薛某引介而认识张志忠。

一九四七年

一月，张志忠吸收辜金良入党，并给辜旧台币十万元，充作资本，往来台沪经商，以赢利交其运用。

一月十日，张志忠口头表扬吴克泰在昨日学运的表现，然后交代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接待来自延安的长征干部程浩夫妇及同来的上海交通员林昆；二是成立台北市学委会，由吴任书记。他随即带吴到新公园西面一家旅馆，介绍三人给吴。

二月初，张志忠到台中找谢雪红，告知以后由林英杰（广东揭阳县人）和他们联系。

二月二十七日，辜金良介绍给张志忠的嘉义一阳书局老板许分把写好的自传交给张志忠。听到台北暴动的广播后，许分就带张志忠前往故乡东石，接收拘留所，放走所有被关押者。

二月二十八日，辜金良奉组织之命，带了一份文件到上海，交给同乡会会长李伟光。

三月一日晚上，三四十名自称自治同盟的青年有组织地抢搬东石区署的兵器库；后来传说这些人和新港张志忠同系统，张荣宗是其中之一；抢武器是为自治同盟日后使用。

三月二日，嘉义市也发生暴动，人民编成数队，分别攻击官舍、市长公馆与警察局，获得不少武器。张志忠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在嘉义电台职员中建立的外围组织，立即把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起来，统筹指挥。嘉义民众全数缴下警察武装，占领市政府。

三月三日，上午，嘉义举行市民大会，组织嘉义处理委员会及防卫司令部，司令部下面有高山部队、海军部队、陆军部队、学生总队、海外归来总队、社会总队等等；下午，各部队合攻第十九军械库，激战后完全占领，接收一切武器及军用品；晚上九时，市民完全占领市政府，台籍警察大部分携枪参加起义。

三月四日，张志忠到台中联系谢雪红。无实战经验，正苦于无力指挥迅速扩大的大部队的谢雪红愿置身于张志忠领导之下，盼望有实战的丰富经验的张志忠来台中指挥战斗。深夜，张志忠赶到桃园，听说台北的起义计划都已准备停当，只等一声令下发动，就在桃园过夜。（事后，在台北市工委会议上，廖瑞发很感慨地说，如果那时张志忠在台北，情况就会不一样。）

三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张志忠到台中作战本部，叫杨克煌赶快把武器尽量疏散到农村去。张志忠（简吉帮同）将起义民众组成“台湾民主联军”，台南地区由李妈兜负责；斗六地区由“台湾游击战”创始人之一的眼科医师陈篡地领导的斗六警备队，攻击虎尾机场。嘉义地区由许分负责。各地军民之间互相没有横的联系。张志忠通过谢富与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络。

三月六日，张志忠与旧农组领导人简吉亲率许分负责的嘉义民众，进攻退守嘉义飞机场的国军。嘉义飞机场的攻防战开始。在双方混战当中，嘉义市面忽出现数辆两旁大书特书“台湾民主联军”的卡车，满载佩戴识别挽章的武装青年，到处粉碎国军，民军士气大振。台中的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部长吴振武不见人影，谢雪红、杨克煌遵照张志忠的意见，挑选最精良队伍，集中起来，编成基干队伍二七部队。

三月十七日，谢雪红、杨克煌和工人陈到竹山镇郊，并打发工人陈到小梅和张志忠联络。

三月十九（或二十）日，张志忠由小梅到竹山找谢雪红和杨克煌，告知他们暂时在竹山待机而行，不要前往小梅。

五月十四日，季沄以台湾省立台北补习学校用笺给父母亲写了第四封信。

六月四日，上午一点，张志忠儿子出生；户口名杨扬，户籍地址：台北市城中区荣文里第一邻第一户，户长季沄。

六月，台北工委林樑材因私藏八麻袋武器遭通缉而转移嘉义郊区隐避，并通过爱人柯秀英及郭琇琮与张志忠秘密联系。柯曾领张志忠到彰化农村三叔公家的菜园子挖取埋藏的十支手枪。

五至七月，台北市工人工作委员会组成，曾至嘉义与张志忠所领导之自治联军联络。

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张志忠和许分率领武装人民包围西螺分局，一场市街激战后，一个被捕者因熬不住严酷刑求供出参加者，并透露领导人是长脚仔（张志忠的绰号）和许分。张志忠和许分得到情报后立即安排其他人和自己疏散。

九月，“自治联军抢劫嘉义县番路乡菜公店合作社资金，及抢夺云林县西螺警察所武器”案发，陈明新被捕，张志忠在老台共张溜（化名老夫）引导下逃亡，张溜并代为处理及保管抢获之枪弹。

十二月左右，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工作的洪幼樵（广东揭扬白塔镇人），指导中坜义民中学老师黎明华与徐新杰、钟履霜成立小组后交给张志忠领导。此后，张志忠就每周同黎明华联系一次。

冬，萧道应由张志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张志忠领导，担任上层统战与社会调查研究工作。萧将前台籍官兵集训总队队员黄培奕和石聪金介绍给张志忠。

一九四八年

二月，简吉经张志忠介绍，正式入党，充任新竹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受张指挥。“二二八”纪念日前两天，黄培奕和石聪金在纵贯铁路桃园到莺歌下坡路段的驳崁写标语：“毋忘‘二二八’……血债血还，记住‘二二八’，台湾青年起来……”张志忠看了这标语，非常满意。其后，张志忠把身份暴露的陈福星带到黄家，长期隐蔽，并以此为基地，领导新竹以北的所有组织。

春，张志忠介绍张溜与廖学信联系。

五月，李汉堂经李乔松吸收入党后受命前往竹山，与张志忠、施部生、吕焕章等洽商筹组地下武装组织。众人分任“中部武装委员会”委员，成立“武装工作队”。张志忠并供给手枪五支、手榴弹二十余枚、卡宾枪一支、军用地图一份。张志忠赴港，参加中共华东局秘密举行的“台湾工作干部会议”。

十月，张志忠化名老黄，前往竹东林场，与殷启辉（江苏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因积极参加学运工作，身份暴露，转移竹东林场）联系。

年底，萧道应夫妇迁居东门的大学宿舍，并把中山北路国宾后面的房子让张志忠夫妇住。

一九四九年

元月，张志忠指示同辞《公论报》工作的石聪金和黄培奕分别前往桃园十三份山区和莺歌，开辟专为日后收留政治流亡者的基地。

春，简吉转移台北，改由蔡孝乾直接领导。

四月，张志忠夫妇借住台北市衡阳路八号李振芳开设的生春参药行。

五月，张志忠指示黎明华务必把“迎接解放”的政治口号转为“配合解放”的实际行动；其中，农村干部尤其要熟悉周围地形、道路交通、海岸线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况，并要通过各种关系做好一般的群众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季沄与家里失去联络。

七月十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展开政治宣传攻势：在全省同步散发《人民解放军布告》，《告台湾同胞书》（省工委、台盟、解放军驻台代表联名），以及一些写着明确口号的小张传单。

七月，张志忠将身份暴露的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理事林希鹏移交陈福星领导，开展桃园至新竹铁路以西海岸地带工作。

夏，张志忠面示北部负责人陈福星：“将台北县海山区（莺歌、树林、三峡三个镇），桃园县大溪、龙潭（地）区，新竹县关西、新埔、竹东（地）区，苗栗县大湖（地）区等各地党的组织积极整顿，进行深入隐蔽之群众运动，挑选积极分子，策动进入山区，设法购买枪支弹药，编组小型武工队，开展地下武装活动，逐步壮大，扩展成为游击根据地，然后始能做到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之攻台。”

九月一日，晚上九点，张志忠安排黎明华离开义民中学；再由陈福星和曾永贤带领，转移苗栗三湾乡内湾村。十月，张志忠、陈福星进入海山区莺歌镇之乌涂窟山区，召集北部地区干部，开办集体训练班，并以五千元交与海山桃园地区负责人黄培奕，向地方驻军官兵购得步枪一支、短枪十五支；除一部分短枪由陈福星先后分交新竹、苗栗两县山区各逃亡干部佩用外，另由林元枝将全部所剩武器交由黄培奕负责组成武工队，建立乌涂窟基地，形成游击根据地之雏形。张志忠嘱殷启辉领导“中坜支部”，并介绍陈福星与之联络。

十二月下旬，张志忠在苗栗县神桌山，亲自主持为期一周的竹南地区干部学习班；学习班一共十五个人参加，除了陈福星、曾永贤、徐新杰、锺蔚璋和黎明华之外，其他包括刘云辉、张南辉等当地的农民、小商人和中小学教员。

冬，张志忠、陈福星二人在乌涂窟附近之十三份山区，开办第二次干部集体学习会；参加者有萧道应、黄培奕、林元枝、简国贤等二十人，着重研究台湾山乡地形及游击战术。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张志忠、季沄与杨扬在生春参药行被捕。

一九五〇年

一月，张志忠领导的陈福星、黄培奕、林元枝、周慎源组织临时领导机构于乌涂窟开始重整北部省委组织。

农历年（二月十七日）前，某陌生人带张志忠的皮箱到三湾乡内湾村孙阿泉家，向黎明华传达张志忠将于二月十五日与竹南、苗栗地区重要干部会面，讨论重要事情。黎明华分析情况和各种疑点后，判断张志忠可能已经被捕，那人一定是伪装的特务，目的是把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在跟陈福星和曾永贤定期会面报告后，安排参加神桌山学习会的重要干部全部撤离，分头疏散到桃园或苗栗地区。

三月，张志忠领导的各地党组继续被破，乌涂窟、十三份山区基地成为各地逃亡干部之避难所；其后，林元枝所率南崁武工队十五人纷纷外出自首；黄培奕率所属武工队由莺歌镇属山区转移三峡镇属山区。

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刊载蔡孝乾、张志忠等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及《破获四匪首简历》。

五月，以陈福星为首的北部重整省委接到所谓“中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密定“采取‘合法性’、‘社会性’、‘地方性’之斗争方式，将主力转入乡村山区。

九月二日，季沄与杨扬到“军法处”看守所第四十五号。

九月五日，法官答应让杨扬回嘉义，季沄也写报告，请求批准。

九月十四日，张志忠托人带口信给季沄，“人很健康”。

九月十五日，季沄写第一、二封家信给芬姐（弟媳）。

九月二十七日，张再添坐夜车来接杨扬。

十月三日，季沄给芬姐的信：“是真的，他爸爸很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人好，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清楚，没有到军法处来。”

十月十二日，芬姐寄信给季沄，告知“小羊平安地回家了”。

十月三十日，季沄给芬姐的信提到：“我是没有什么事的，不过因为小孩的爸爸事情大，陪他坐笼子，等判决，看是个什么结果。”又，给张再添的信提到：“请你好言安慰两位老人，说我们不是流氓小偷犯，不过是思想成问题的政治犯，不要什么紧，小羊爸爸是个比较有地位的省委，大家对他很客气……到今天为止，我已整整来了十个月……希望你……不要乱交朋友，像药店的老板娘之流，不要去找她，那种人是不够朋友的；更不要随便说话，安分守己，不会坐笼子的。”

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六点，季沄被绑赴马场町刑场枪决。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日报》”载称：季沄，二十九岁，“专门负责刺探政府高级人员行动情报”。

十二月二十九日，杨克村因家中被搜到季沄和杨扬的身份证（张托他办理户籍迁入用）而被“保密局”逮捕入狱。

年底，“重整后台共省委组织”发出“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并决定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调整组织策略和斗争方式。

一九五一年

二月间，北部海山区党组织全部被摧毁，黄培奕、陈福星、曾永贤与林元枝等四人，召集全省地区干部会议，商讨重整省委组织，由陈福星、曾永贤和黎明华三人重建领导机构，陈福星任书记，曾永贤负责组织和统战，黎明华则负责军事、文教和群众运动。黎明华同时写《向偏向作斗争》，展开内部整风。

八月底前，“重整后台湾省委组织”的残余干部以及省委机构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到苗栗地区。

一九五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三十分，萧道应在三义鱼藤坪基地被捕；晚上九时，曾永贤被捕；十二时，陈福星被捕。“重整后省委”组织被破坏。其后，刘云辉继任“苗栗县临时县工委会负责人”，整理苗栗地区残余组织，编为三个“互助组”，坚持在造桥、头屋、三湾等乡及头份镇之丘陵山区、峡谷崖坑内，进行“地下活动”。

一九五三年

六月，“调查局”制作“破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沿革表”，张志忠兼任“自治联军（即嘉南纵队）”司令员。

十月二十六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张志忠死刑。

十一月五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将“张志忠叛乱一案卷判”签请“国防部”核示。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对原判“拟予照准”，并于第二天转呈“总统”，签请核示。

十二月十四日，“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以张志忠“施以感化时逾三年尚无悔悟”、“恶性重大”为由，批示“如拟”。同日，石聪金在台中大安乡被捕。

十二月二十八日，石聪金辗转押送台北“军法处”看守所，与张志忠短暂同房；张志忠告诉石聪金，他很清楚《公论报》总经理陈其昌的情况，要石不要谈。其后，陈其昌与张志忠同房；张志忠要他放心，同时告诉他家里的情形。陈其昌看到：张志忠每天早上起来，唱《义勇军进行曲》，安静地看书，等待死亡。几天后，陈其昌调房，从窗口清楚看到：一个月不到就有五十个难友被叫出去枪决，但一直没看到张志忠。他想，那表示张志忠还有利用的价值。

一九五四年

三月八日，“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傅亚夫核定桂永清“代”的“总统”批示，发文“国防部”周总长。

三月十二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

三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将张志忠“验明正身”后发交台北宪兵队，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得年四十五岁。

三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张志忠于台北市公设火葬场火葬。

三月二十七日，周至柔“呈报执行叛乱犯张志忠一名死刑日期”，并“检呈该犯生前死后相片各二张”，“敬请备查”。

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总统府”第二局收到“国防部军法局”局长包启黄中将呈报的“为叛乱犯张志忠一名业已执行死刑兹检附执行照片敬请转呈核备”函。

四月十五日，“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陆军中将傅亚夫发文“国防部军法局”，告知来函已转呈“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核批：“准予备查。”

四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印的“调查局”内部“机密”资料郭乾辉《台共叛乱史》载称：“张梗，日据时代化名为鹿某，后在中共匪区改名为张志忠，曾在抗大受训，并在刘伯承部工作过。”

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张志忠的父亲张礼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一九六八年

元旦，杨扬在台北市长沙街二段星光旅社自杀。

元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柏杨在《自立晚报》“挑灯杂记”专栏，连续发表《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详述杨扬自杀事件的处理经过。

后记
为我补课的博洲大哥

陈键兴

2008年那场大地震过后，我和台湾建筑师杨尊杰商量着要去灾区盖一所学校。筹备一段时间后，我们几个朋友请了假，前往甘肃文县考察。那里受灾不轻，但或许因为媒体较少报道，仿佛被“遗忘”一般，所以我们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天，我们辗转抵达文县县城，已是傍晚时分。正在街头“觅食”，突然接到同事凯哥的电话，说是博洲大哥来北京了。回到住处，我给博洲大哥写了一封邮件，一方面为不能在北京接待他而道歉，并将我们要在文县做的事情大略地告诉了他。隔天，我就收到了回信。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博洲大哥在信里说，没能在北京见面不打紧，知道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倒是着实感到高兴，知识分子要有所言，也须起而行，方能不负时代。

惭愧的是，我们最终没能完成计划。每每想起博洲大哥那封信，我的心里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他的勉励，难过的是自己的辜负。

说来也感惭愧的是，我与博洲大哥相熟多年，但在2012年以前却一直没有动笔写过他，虽然他从不在意这件事情。其实，向大陆读者介绍这位“一腔肝胆写春秋”的台湾纪实文学作家，在我认识博洲大哥之前就已列入采写计划。然而，相识之后，此事却一再搁置，必须承认有惰性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愈熟悉便愈难下笔，愈了解便愈想更深入，尤其是要写这样一位数十年扎入田野调查挖掘台湾不为人知历史的“大记者”，故事常常套着另一个故事，人物往往牵扯出另一个人物。于是，一谈再谈，便“蹉跎”数年。终于在2012年年初，我不敢再拖下去了，就有了一篇4000余字的专访。

也是2012年，博洲大哥的《幌马车之歌》终于在大陆出版，距离他在台湾推出这部作品时隔长达24年。回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作品“登陆”的台湾作家，在大陆人的阅读版图中，蓝博洲这个名字恐怕是陌生的。而近年来随着赴台游的开放，“涉台”书籍在大陆风行一时，除了林林总总的旅行书外，台湾作家记述宝岛历史风物的作品也大受追捧。这自然是件好事情，两岸之间的隔阂需要通过阅读彼此去消弭。然而，我也发现，不少大陆朋友在品读台湾时，或者局限于当下（多是为旅行台湾“备课”），又或者习惯性地锁定于“1949以降”（例如说到台湾历史就想起“老兵”），对于台湾在中国更长历史风云中的命运还缺少更深入的了解和体察。尤其关于“甲午之殇”后的台湾民众史，不只大陆人，就是不少台湾人也不甚知晓其中的真相。而这一页并不久远却被隐匿深埋的往事，恰恰是博洲大哥笔耕不辍的温热土壤——那里是“大江大海”的“上游”，不应被忘却的源流之地。

20余年，20余本书，仅是博洲大哥多年田野调查的部分成果。每次到台湾，工作之余，我和博洲大哥偶尔会约个小饭局。一家巷弄里的老店，或是某位老友家中，一盅金门高粱，或是几瓶台湾啤酒，话题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台湾与大陆之间，他帮我一再“补记”着心中那本“台湾故事”，丰富了我对“台湾人”的认知与理解。

蓝博洲笔下记录的是一些怎样的台湾人，怎样的人？2012年农历正月初一，他引我走进苗栗山乡，去造访一段隐秘历史的遗迹。沿着蜿蜒崎岖的产业公路，穿过潮湿阴翳的密林，我们来到两山夹着的山腰处，在一座古旧的茶亭落脚。博洲大哥也曾带学生来到这里，希望让台湾的年轻一代知晓几十年前有一些长辈为了理想不畏生死。他告诉孩子们，那些被荒烟蔓草湮没的亡者是真正爱台湾的先驱，他们的胸中燃烧着朴素而炽热的中国意识，而寻索那段不为人知的沧桑往事不止为了纪念，也是要揭露“台独”政客对历史的歪曲、对先人的亵渎。

对博洲大哥的访谈，算起来花了好几年，终于要动笔时，却一度不知如何写起。那是一个冷雨凄清的午后，我独自一人来到台北六张犁公墓。我举着一把黑伞，拾级而上，周遭空无一人，放眼望去是半山的坟冢。我要寻找博洲大哥提到过的那个乱葬岗，不知不觉就迷了路般，茫然呆立在山间。一排排墓碑上，刻着“江苏”、“山东”、“江西”、“四川”、“广东”、“吉林”……这不大的坡地上竟葬了大半个中国。突然间，身后传来人声，原来是一位墓园管理人员，他用闽南语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告知来意，那个中年男人热心地将我引下阶梯，带到入口处左侧。那是一处灌木掩映的缓坡，定睛望去，一尊尊二三十公分高的石柱被暗绿色的青苔包裹，不规则地散落着。男人走开了，我收起伞，站了一会儿，很难说清当时心里的思想，只是在要转身离开时有种急切回到书桌前的心情。

返程途中，我坐在车里默默无语，望着窗外雨雾笼罩的街市，脑海中思绪万千，好像有雨刷器在工作，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整齐排列的那些墓碑标注着逝者的“出处”，那是回不了故乡的魂灵寓所。而那片曾“失踪”数十载的乱葬之地，则收纳了另一种悲情。在我看来，这些命运不同的亡灵构成了我们民族宏阔历史中怆然哀恸的一章。当人们在“大江大海”、“巨流河”、“太平轮”中回首感怀的时候，不要遗忘了蓝博洲笔下那些牺牲者。或者说，在人们追思从此岸到彼岸的苦难漂流时，也当补全历史的真实图景，祭奠那些将台湾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殉难者、殉道者——他们中间不但有台湾省籍民众，亦有来自所谓“外省”的大陆同胞。

台湾着实不大，却承载了厚重的记忆与情感，中国近代以来诸多大事在这里留下了重要脚标，这里居住的人群“身份”多元，祖籍遍及两岸各地。要阅读我称之为“时空密度极高的岛屿”，蓝博洲的作品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单元。当你读到台湾青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毅然返回大陆参加抗战的真实故事，就会更加理解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当你读到1945年至1950年代台湾进步人士反抗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的历史时，就会更加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也便能看懂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在蓝博洲的笔下，台湾不是孤岛，不是弃儿，一曲曲早亡的热血青春证明了两岸的历史激荡在同一条巨流之中，故事里有“你”，有“我”，有“我们”。

我曾在网上搜到一张博洲大哥的画像，浓密的头发势能冲冠，目光如炬般盯视前方。我想，若是我画，还会加上他常常挎在肩上的旧帆布书包。看过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的人，不知是否注意到客串出演的蓝博洲。现实里，这个留着络腮胡子、有些不修边幅的“硬汉书生”，像斗牛一样咬定历史深处的尘烟，不管不顾地要拖出那不应被湮没的真、善、美。就是这样一副侠骨柔肠，在台湾“解严”前后人们还不大敢谈论白色恐怖年代旧事时，感动了那些受难者的家属，使珍贵的口述史料得以保存记录。

多年相交，博洲对我而言，亦师亦友。他于我的影响，不只是为我的台湾史“补课”，他深沉的民族情怀、严谨的治史态度、炽热的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能耐寂寞的责任与担当，更令我钦佩，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让我不断警醒自己不要放弃用心记录两岸故事的旅程。

2013年年底，不常上网的博洲大哥开了微信。2014年1月，我在家乡福建举办婚礼，原本要来的他在微信里说：“祝福键兴，但三明终究还是去不了了。长篇快完稿了，又马上要赶《罗福星传》，三月三是罗牺牲百年祭。请谅解！祝马年生小马！”我记得他说过积累多年的采访素材要抓紧写出来，想来很快就能见到他的新作出炉，那将是又一段珍贵真相的“出土”，让我们一同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