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拐点

袁 剑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拐点/袁剑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86–3282–7

I. 大… II. 袁… III. ①经济危机－研究－世界 ②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13.7 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461号

大拐点

DA GUAIDIAN

著 者：袁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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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270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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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ISBN 978–7–5086–3282–7 /F·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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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甲：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家伙去旅馆登记房间，接待员却问他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

乙：没听说。我倒是听说有两个人手拉着手跳下去了，因为他们两个拥有一个共同的账号。

——引自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时两个投机者的对话

序 怎么办？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神话般地赢了海湾战争，炙手可热。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本书想要提醒人们，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在本书中，我将详细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也详尽阐述创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这个增长率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而言，是值得艳羡的速度。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但对于中国，恐怕与大萧条无异。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奏效，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

不仅如此，人为地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道德剥夺的嫌疑。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今天，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真可谓增长愈疾，社会愈衰。这不仅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种讽刺，也同样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模式出现拐点的一种强烈暗喻。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内部利益分配结构上的强大动力。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中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增速越高，他们获得的短期利益就越大。如果实在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他们就不惜剥夺弱势、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固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糟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地兑现。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所获极少甚至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这就是隐藏在中国高速增长战略之中的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动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实力已经极其强大的分利集团，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且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地降临。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是为序。

袁剑

于南京郊外将军山麓

2011年8月16日

上篇

镀金时代

2002~2008

第一章 金融的魔术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因为失衡意味着矛盾在原有体系中的可调控，可纠正，而断裂则意味着原有体系中的问题不可控制地滑向极端，意味着原有体系的打破。

天才制造的恐慌

1998年9月23日下午，在紧邻华尔街的一幢散发文艺复兴气息的大楼内，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正在召开一次非常机密的会议。威廉·麦克多诺虽然一言未发，但所有的与会者都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他们必须合力拯救一家公司。而在几个月之前，这家公司还是他们要极力巴结和逢迎的。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一家近几年才在华尔街迅速崛起的传奇式的对冲基金。

清点一下这次会议的参与者，人们就知道这次拯救对华尔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了。他们几乎囊括了华尔街所有著名金融机构的重量级人物，包括美林证券的戴维·科曼斯基、高盛的乔·柯兹纳、雷曼兄弟的理查德·富尔德等，甚至还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欧洲许多大银行的负责人。这种规格的会议，在华尔街似乎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与会的头面人物中，虽然有许多人都曾经受到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怠慢，因而满怀怨恨，但这一刻，他们只能压制住自己的个人情绪，并将自己公司的短期利益放在一边。因为，通过奇高的财务杠杆，只有40多亿美元资本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约涉及的金额达到了1万亿美元。即便对于财大气粗的华尔街来说，这也是一个足以导致市场突然停摆的天文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威廉·麦克多诺这样一个政府官员出面召集这次会议的原因。因为这个事件足以造成巨大的市场恐慌，因而涉及明确无误的公共利益。从专业上讲，虽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造成的“市场停摆”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在座的所有金融巨头都不敢低估这种具有毁灭意义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威廉·麦克多诺向与会者发出的强烈暗示。威廉·麦克多诺只能暗示，因为由政府出面来发起一次拯救私人公司的行动，可能引起非常强烈的舆论反弹。在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这一直是政府必须谨守的一条传统界线。

虽然有激烈的争论和相互间的讨价还价，但这次几度濒于夭折的会议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每家公司拿出2.5亿美元，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再注资。就像J·P·摩根银行的道格拉斯·沃纳苦笑着幽默说的那样：“嘿，孩子们，我们要去参加野餐会了，每个人先交2.5亿美元。”

就这样，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作为一个风险管理的经典案例而被载入金融史册，并从此为广大公众所熟知。

20世纪80年代初，服务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约翰·梅里韦瑟将“一群被企业界视为白痴的人带入了华尔街”。但华尔街却没有想到，这群“白痴”后来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华尔街。在约翰·梅里韦瑟最早引入的“白痴”中，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双料博士劳伦斯·希利布兰德——一个极端无趣但却绝顶聪明的人，有同样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后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罗森菲尔德，有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维克多·哈格哈尼等等。这些人后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主要班底。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大多数却具有同一种天赋——他们几乎都是数学天才。

在早期，华尔街趾高气扬的金融家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帮书呆子放在眼里，也从来没有搞懂过书呆子们所从事的神神秘秘的事业。但最后，约翰·梅里韦瑟手下这帮“白痴”却硬是把整个华尔街的金融家都变成了自己的发烧友。准确地说，华尔街后来对数学模型近乎盲目的崇拜，正是由这群数学家一手缔造的。不过，这并不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唯一值得炫耀的地方，他们还拥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以及迈伦·斯科尔斯。前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位培养了好几代交易员的人物；后者也是一位学术明星，但同时更是一位极具煽动性的基金推销员。除此之外，约翰·梅里韦瑟还凭借他在华尔街上良好的口碑，网罗了另一位显赫的人物，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戴维·马林斯。这种组合，在华尔街不仅前无古人，而且也后无来者，起码到现在为止是这样。正如一位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投资者所感叹的那样，这简直就是一支梦之队！

不过，这个投资者的夸耀并不仅仅是出于追星族惯有的兴奋而导致的那种胡言乱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最初几年中的惊人业绩表明，这位投资者的激动是有道理的。在1994年2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式开张后的第一年中，这群天才们就奇迹般地为他们的投资者赢得了28%的收益。这个业绩使得罗伯特·默顿确信，自己的枯燥理论正在得到实践的证实，并将继续得到更加“伟大”的应用，他满怀信心地宣称，在衍生交易时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金融中介机构。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后来几年的业绩几乎要证实罗伯特·默顿的这个预言。直到1998年遭遇灾难之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每年的收益率都高得难以置信。这个数字在1996年度甚至达到57%的超高水平。在这个年度，仅仅有三年历史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创造了21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这使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企业（包括麦当劳、迪士尼）都相形见绌。这种天方夜谭般的投资纪录，不仅让华尔街的同行们充满嫉妒，更让它的第一批投资者兴奋莫名。以至于当1997年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将资本及利润一次性全部返还给原始投资者的时候，引起了投资者极大的愤怒。一位原始投资者大声咆哮说：“这实在太可恶了，在他们最需要钱的时候，是我们支持了他们。现在倒好，把我们一脚踢开了。”但事实证明，这位愤怒的投资者不仅不应该愤怒，而且应该感到万分庆幸。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噩梦马上就要开始了。

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奇迹持续到第4个年头，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俄罗斯债券市场崩溃给这群天才致命的一击。一夜之间，衍生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几乎完全失去，而不幸的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是这个市场最大的持仓者。换句话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完全失去了交易对手，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位合伙人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纷纷朝流动性狂奔而去。在以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直是以市场提供流动性自豪的。这大概就是默顿教授“新金融中介”的本意所在。

其实，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数学家的模型中，这种流动性突然枯竭的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在他们数学世界中，这个概率实在太小。就像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那样不可思议。而且，后来的事实还证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遇到的这场洪水不仅是历史中的小概率事件，在整个宇宙中也难以见到。当然，这只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自己的解释（虽然的确有道理），也仅仅是真相的一部分。真相的另外一部分则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运气不好的同时，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们的财务杠杆比例实在是太夸张了。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资产缩水最严重的时候，他们的财务杠杆一度达到100倍的比例。这在财务上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很显然，天才的数学家们犯了一个最低级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逻辑世界中的天才往往会忽视真实世界中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而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的事件中，这个常识就是人性。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贪婪的支配下，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数学家们看上去精确无比的模型所无法提前预知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被简单地重复过。还是一位评论家说得最中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在推土机前面捡钱。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天才们却坚信通过科学计算，他们被轧死的概率极小。但他们的确被轧死了，再也不能复生。而且差一点，也将整个华尔街拖下了水。这其实就是数学家的概率生活与资金管理者投资生活之间的区别。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陨落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材。令人惊奇的是，这部教材在为利而狂的金融界几乎完全无人瞩目。仅仅10年之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戏剧就以更加宏大的规模，更具有破坏性的方式重新上演——这就是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次贷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次贷危机不过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超级版本。在令人血脉贲张的金融市场上，历史教训总是显得如此苍白。

（本文写作于2003年1月，此次重编，略有修改）

让“GDP中心”成为财富中心

如果我们确信，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那么，以下故事将继续重演，那就是，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

迄今为止，比较可靠的历史证实，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曾经发生了如下历史性的地理迁移，从威尼斯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资本主义交易和金融中心的转移。交易中心与资本主义中心这种如影相随的历史耦合，不禁使人猜测，是不是金融及交易中心的转移推动了资本主义中心的转移？

所谓交易和金融中心，实际上就是定价中心，就是财富及资源配置中心。谁掌握了这个中心，谁就占据了商业权力的最高点，谁也就占据财富分配的最顶层。这个冷峻的逻辑虽然与我们对资本主义普遍富裕的想象不同，但可能却是历史的真实。于是，我们就看到，当交易及金融中心由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也就由荷兰而英国，由英国而美国。金融中心走到哪里，就把商业的最高权力带到哪里，繁荣也就跟到哪里。

有中心就有边缘。相对于中心地区的繁荣和飞快的财富积累，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命运恐怕就要晦暗得多。这种关系就像中国西部之于北京、之于上海。同为资本主义，同为市场经济，但边缘地带并不必然紧跟中心的繁荣而繁荣，富裕而富裕。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史中看得非常清楚，更在中国30年的市场改革中被普遍观察到。如果我们将美国看做当今资本主义的中心及顶层的话，那么很不幸，中国可能恰恰处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和底层。世界工厂（这是近年来对中国的又一美誉）在全球价值链末端苦苦挣扎的尴尬现状，其实就是中国这种底层和边缘地位的最好写照。

在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了30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大多数人都确信，全球的经济重心尤其是制造业重心向东亚转移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但是我们也许有必要记住，经济中心并不是财富中心。全球财富的分配中心仍然在华尔街，仍然在纽交所，仍然在纳斯达克市场。在一个货币自由流动的时代，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汇聚于华尔街，经过华尔街的金融魔术师之手，再猎鹰般地在全球寻找投机和投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个高效的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也同样是一个高效的财富再分配过程。撇开其他因素不论，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拥有一个具有巨大吸附力和伟大想象力的金融中心。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最为致命的缺陷。

从1978年开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纪录，但其财富增长却是瞠乎其后。如果我们将中国的GDP增长称做中国奇迹的话，那么其GDP增长与财富增长之间的背离可能是另外一个“中国奇迹”。而制造后一个中国的奇迹的原因就是，中国虽然毫无保留地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却完全丧失了定价权，丧失了全球财富分配游戏中的话语权。没有人怀疑，赢得这种权力需要太多的因素支持，但同样没有人怀疑，强大的金融权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没有这种权力，中国就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乡村，至多，它可能是这个体系中的“乡镇企业”。

那么，在中国这个全球体系中最新膨胀起来的GDP重镇，有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中心吗？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壮大，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金融却羸弱不堪，更不用说在这个新兴增长地区同步建立一个所谓金融中心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上海都一直将“亚太金融中心”作为这个城市的战略定位，但现在看来，在一个对金融实施了最严厉垄断的国家，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具有幽默意味的一相情愿。中国证券交易所日趋边缘化的地位可资佐证。中国的战略制定者们似乎并不明白，金融中心并不仅仅意味着最现代的技术设备，而必须以最严肃的法治、最开放的文化、最民主的精神作为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个新的GDP中心与新的金融中心的距离仍然相当遥远。如此，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就可能仅仅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GDP中心，是一个听命于遥远华尔街的生产车间。

并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多数人）都认同我们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的二分视野，但征诸历史和现实，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仍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基于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金融在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作用。金融中心，不仅仅意味着交易中心，而且意味着定价中心，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参与规则制定时的博弈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它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创新中心。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中，这种创新中心可能是经济竞争力最核心的部分。纳斯达克对新经济的塑造和推动作用，就是一个明证。

（本文写作于2006年11月）

中国资本市场之啸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新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不过这一次，所有的人都猜错了。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记。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了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 700点涨到最高的6 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胀。在中石油上市的当天，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6∶1。这个比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比例已经出现飞跃式成长。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

对这种大跃进式的金融爆炸，中国一位共同基金经理的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共同基金从零到1万亿用了将近8年，而从1万亿到2万亿只用了半年，而从2万亿到3万亿更只用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区区3个月时间。与共同基金的膨胀相适应，中国投资者人口也开始迅猛扩张，潮涌而来。在2007年，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经常可以听到普通投资者熟练地谈论诸如“漂亮50”之类的投资历史，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普通民众中一种弥漫着的财富梦想。虽然中国投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远远低于美国等国，但它的急速扩张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则是，在中国城市，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被人忽略的数据是，中国的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不仅远远甩开了其他新兴市场，而且也一举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甚至超过了纽约与伦敦两大交易所的总和。这个超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已经大大拓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它同时也在提醒那些老牌金融中心，凭借其内部市场的巨大潜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而是一个可能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的竞争对手。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跃而起，的确让人相当惊讶。在私下里，有人曾经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A股市场的迅速国际化，以中国大陆黑洞般的经济规模，香港股票市场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A股化，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竟然如此迅速地到来。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续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不过，工商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从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市场，中国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摄人心魄的啸叫。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本文写作于2007年11月）

牛市背后的双重断裂

中国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日本在泡沫年代的同样情形。也正是这一联想和类比，大多数人简单地将中国2007年的金融狂飙当做那种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泡沫游戏来理解。然而，历史虽然相似，甚至是惊人的相似，但总有微妙的不同，而这种细微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最后走向。

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不过，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以中国罕见的GDP增长速度，中国究竟应该有多高的市盈率水平，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显然，泡沫论者并没有说服人们。在我看来，除了流动性过剩之外，中国2007年的股市暴涨确实是有企业赢利大幅度增长作为支持的。在2007年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60%。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市盈率相对赢利增长比率）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赢利增长，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利润最丰的前几十家企业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换言之，中国股市的暴涨完全是建立在大型尤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不断超预期增长之上的。完全可以预计，随着央企不断整体上市，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市值贡献及利润贡献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而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做“新国有化”。放眼中国资本市场，那些昔日被视为腐败、亏损渊薮因而饱受嘲弄的国有企业，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受人热捧的超级明星。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顺便要提到的是，具有典型国有企业特征的所谓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在这几年开始大行其道。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上升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这种趋势不仅让人们深感困惑，也让人感叹世界可能真的变了。

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新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暗合。在名义上，这股新国有化潮流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将国有企业集中在所谓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但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新国有化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退出低利润行业，而集中在高利润、高垄断行业。2003年中国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石油、中国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

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期内，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赢利增长之外，中国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带来的。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了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中国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中国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实际上，中国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们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或许在中国的优先次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

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方式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平均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赢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这是中国居民被迫向企业及政府公司注入福利所造就的牛市。用当前资本市场最流行的术语讲，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注入所造就的牛市——即将居民的福利以利润的形式注入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了而已。以此观之，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两者共生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本面。显然，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既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泡沫，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它比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和泡沫要意味深长得多。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因为失衡意味着矛盾在原有体系中的可调控，可纠正，而断裂则意味着原有体系中的问题不可控制地滑向极端，意味着原有体系的打破。

无独有偶，今天世界体系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体系断裂迹象。其中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以美元为锚、为符号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逐渐失去控制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危机。如果一国之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话，那么，世界体系的信奉者则相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权力的转移和体系的重构。在这种视域中，美元的失势、次贷危机、中国牛市、石油价格飙涨就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和价格动荡，而很有可能是世界体系大变局、大动荡的某种预兆。为这个大变局提供背景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几个拥有海量人口的经济体对世界金融货币与经济体系的高度卷入。这就好比航母下水，浪花四溅、惊涛拍岸恐怕在所难免。比照简单的历史逻辑，有人鲁莽地将此夸张为所谓中国的崛起，这显然是头脑发热，思维混乱的推理。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它远远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狂飙是世界体系地壳运动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也没有人描述过中国今天的体制形象。中国，不仅没有更清晰，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人揣测，在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东方体制——一种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社会中的奇特混合物。果真如此的话，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就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巨大新型物种正式长成前的一次嘶鸣。接踵而至的将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将展开，对中国，也对世界。

（本文写作于2007年12月）

第二章 房地产套牢中国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来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动权。

以中国地产商对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购房者按揭首付比例之低，中国房地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信贷支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业，或者我们索性说，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融行业。当然，它是一个比金融业更缺乏监管和规制的金融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所谓“房地产”正在逐渐变成一场金钱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一种筹码。

土地中的政治经济学

南京市邓府巷的翁彪可能是近年来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中的知名人物之一了。2003年8月，残疾人翁彪以自焚的方式抗议拆迁。但仅仅一年多之后的2005年1月，上海某住宅拆迁公司的副总经理杨孙勤伙同另外两位员工为了达到逼人拆迁的目的，不惜纵火烧死两位老人。从自杀到杀人，拆迁事件中骇人听闻的程度显然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层次。

对于当代少数中国人在利益面前可能表现出的兽性，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但一宗又一宗的拆迁案件中越来越野蛮的性质则暗示我们，土地问题可能正在上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正在逼近另外一场土地革命的门槛。

中国土地问题之所以表现得越来越尖锐，乃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即随着城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商业的扩展，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并开始迅猛升值。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这两年已经明显察觉到，他们的财富多寡与占有土地的多寡（对大多数人则主要表现为房产）的相关度急剧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干部阶层，仅仅经过一次房改，其身家就立即殷实了不少。而那些多占了几套住房的特权分子，更是由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富人。望着与自己的收入越来越拉开距离的房价，那些无缘在体制内分得一杯羹的人们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穷了。土地和房产，这几年就像魔方一样变幻，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这样，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就成为中国财富分配中最需要关注的博弈之一。而这场争夺的结果，很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格局，拔高一点说，它甚至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路向。

当今中国的土地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中，表现为强势利益集团对城市弱势阶层在土地上的掠夺，另一个则表现在城市对农民土地的掠夺。

城市中的土地掠夺问题，这两年经常成为新闻媒体上的热点，公众已经相当熟悉。南京的翁彪案及上海的杨孙勤案皆属此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城市房地产拆迁暴力频发，充满血腥呢？答案与政府脱不了干系。

虽然中国土地法规定，居民并不是土地的法定拥有者，但这并不能否认居民是土地实际拥有者这一事实。这就是说，城市中的拆迁问题理应是被拆迁者与土地需求方的一个市场交换过程，即需求方与土地实际拥有者按照自愿交易原则进行的一个谈判过程。然而，在中国的城市拆迁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无关的第三者——政府。这样，中国的城市拆迁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谈判。按理说，只要政府愿意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谈判，政府也同样可以与居民之间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市场价格，顺利成交，不至于把拆迁搞得那么充满暴力色彩。然而，绝大部分情况是，政府并不是土地的真正买者，它只是一个中间商，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一个“提篮子”的角色。将土地从居民那里拿来之后，政府要么亲自拍卖，要么通过政府拥有的地产公司转手土地，其中差价经常以倍数计。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难怪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拆迁冲动了。

有人说，这几年，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说的就是同样的道理。事实上，这个现象并非近几年才开始显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土地就已经成为一些沿海城市以及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重要财政来源了。只不过，那个时候许多内地城市的土地没有升值，所以无法享受这种第二财政。政府既然成了商人，那么，它一方面拼命压低土地价格（在买土地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土地价格（在卖土地的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符合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不幸的是，这违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的准则，那就是政府不能成为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商人。

政府为什么不能成为商人？或者换一个中国式的问法，政府为什么不能下海？因为一旦政府下海，成为市场交易中的一方，它就很难再坚守自己的裁判立场。此其一。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是中国几乎人人会说的一句话，而我们的各级政府更是天天将市场经济挂在嘴边。但一遇到利益，这些类似的市场原则就被当做陈腐的教条而抛之脑后，吃相就变得非常难看。这种情形说轻一点是古之所谓与民争利，说重一些就叫做不务正业了。

市场经济是平等权利主体之间的经济。政府一旦下海，市场交换中的平等性就会立即化为乌有。自愿的交易往往就变做了权力的强制。这是政府不能下海的原因之二。政府是什么？政府是拥有合法强制力量的主权者，是拥有丰富行政资源的执法者。政府一旦下海成为商人，利之所在，就难免不会使用手中的各种强制力量强取之。这一点，在中国的拆迁问题上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中国的拆迁中，动辄就是公检法一起上，那阵势简直就跟打仗似的，其中的强制意味一望便知，哪里还有半点平等交易的意味。就我们所见，中国某些城市的拆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标准的掠夺，一场权力对权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强势利益集团的行政权力对被拆迁者毫无保障的权利，其结果要么是后者的屈服，要么是像翁彪一样玉石俱焚的抗议。

不过，城市拆迁中的问题不过是中国土地问题的一小部分。规模更大因而也就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后果的土地问题，是城市对农村土地的剥夺。

中国农民世世代代耕种在土地上，到头来却只落得个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这种所谓的集体所有权在中国的征地法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只要是政府批准，不管是建大学城，还是建工厂，抑或是别的什么商业用途，农民的地就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廉价征过来。将农民的地按农业用途作价补偿给农民（所谓青苗费之类），然后转换成工商业用地高价出售，其中差价何止以几倍计？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仅此一项，近三年来地方政府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 300亿元。而我本人看到的数据是，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 800万亩，如果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我不知道这个估价是否接近准确），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 000亿。足见要素剥夺与商品剥夺之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财富效应。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几乎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台湾地区的土改是公认的成功范例，那里的经验是，农民以土地所有权入股，这样农民就能长期享受现代化的收益，而不是拿到一点可怜的土地转让费（少数地方还会由于贪污而分文未得），变成无地又无业的游民。事实上，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所造成的紧张态势已经愈演愈烈。2004年底，四川汉源农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因此而起。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是中国今后10年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

中国正在快步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第一，是基尼系数。而这个差距首先就表现在城乡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对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所遭受的劫难听之任之，其后果相当令人恐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土地问题将型构中国的未来社会结构，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日本在占领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与中国台湾类似，与此相应，日本也一直被认为是财富分配相当公平的国家。但日本社会学家提示我们，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尼系数开始呈现波动趋势。对此，日本社会学家经一项大型社会调查做出结论说，土地投机所造成财富分配效应是罪魁祸首。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土地和金融投机最盛的阶段，这是不是有点像今日之中国呢？

（本文写作于2005年5月）

房地产套牢中国

2005年3月16日，中国央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的通告虽然基本上都是技术性语言，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却是“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这让早已经草木皆兵的中国房地产业觉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人们意识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忧虑已经升级，后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更加强硬的调控措施出台。第二天，沪、深股市的房地产指数全面暴跌。

果不其然，18天之后的4月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员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话是，“为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有人考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华社首次针对个别行业发表评论员文章。这可能有夸张之嫌。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篇文章口吻之严厉，大概只有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那篇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评论员文章可以相比。其中威慑意味已经相当浓厚。

事实上，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不过是对即将到来的暴风天气的一次公开暗示。在背后，一场蓄势已久、不得不发的政治行动已经开场。这就是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但却始终未见官方媒体正式披露的所谓“国八条”。这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从供给到需求提出了种种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措施，而其最重要的着力点却依然是地方政府必须对此负责。

至此，在暗中已经角力多时的博弈主角正式浮出水面。

如履薄冰的赢家

与公众普遍的印象不同，在中国房地产复杂的博弈格局中，真正的主角既不是那些被媒体置于舞台中央的地产商，也不是那些吵吵嚷嚷的消费者，更不是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逐利者，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准确地说，中国今日以漫画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1998年。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4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格外具有戏剧性的是，房地产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曾经是政府的心腹大患，并成为上一次宏观调控的重点打击对象。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次地产崩溃的人，都会对政府当时的做法记忆犹新。然而，仅仅事隔5年之后，房地产竟然变成了政府冀望甚深的一剂重振经济的药方，不免让人陡生今夕何夕之慨。

在1998年，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可能是看中了房地产业出色的产业拉动能力。虽然上一轮房地产热旧痛未消，但左支右绌之际，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后来的事实证明，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果真相当了得。不幸的是，房地产诱发经济过热，制造麻烦的能力也同样出色。

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飙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3月央行出台《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与中国股市的“5·19”行情在时间上相当吻合。这足以见得，本轮地产牛市与“5·19”人造牛市一样，是某种政治和政策的产物。最起码，它们有着同样的政治和政策背景。然而，无论就时间之长、涉及资金之巨、能量之恢弘，短命的“5·19”都不能与这一轮地产牛市同日而语。个中秘密在于，它们有完全不同的“庄家”。如果说，中国股市中的“坐庄”者仅仅是那些游走体制边缘的冒险家以及体制内的权力贩卖者的话，那么，房地产中的坐庄者则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的宏观调控如愿以偿。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结果，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几乎被悉数上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支配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险些酿成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如此，地方政府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要素资源就只剩下土地一项。这是一个重要的漏洞。正是这个漏洞，为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在本轮房地产热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土地要素的神奇之处，这一是因为银行尚未从上一次的坏账打击中恢复元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政府的铁腕及其对房地产的真正意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当时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引进外资、鼓励地方企业在股市融资圈钱等边缘性的金融手段上，以期维护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央政府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房地产本身也逐渐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种种刺激房地产交易甚至鼓励炒作的政策，颇有要将房地产热进行到底的架势。到这个时候，一场难以控制的房地产牛市实际上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国房地产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收入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的数据，2001~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 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 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政府会对房地产业趋之若鹜。

房地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民营经济色彩的行业，但实际上，在许多大城市中，隶属于市、区政府的房地产公司占有相当份额。据《财经》杂志调查，在上海房地产企业50强中，有超过一半是隶属于市、区两级政府的政府企业。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囤积土地、房地产开发中所获得暴利也可以被计算为地方政府的隐性财政收入。

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动权。至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的所谓宏观调控成果流失大半。

除了上述两项妙用之外，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另外一个收益就是，它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2.86。在房地产最为炙热的上海，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7%，合计共约20%。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样适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房地产既然可以像魔术一样变出GDP来，那么，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是政绩，甚至是政治。或许是参透了房地产的这种奇禀异赋，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房地产作为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所以，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刚刚从中央企业转任地方官员不久，就将眼光瞄准了房地产。他毫不掩饰地诱惑和鼓励投资者：“５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这种鼓励立即就起到了作用。不久之后，包括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霍英东集团董事总经理霍震霆、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内的一批商业巨头纷纷飞越琼州海峡，齐聚海南。作为见证上一次地产崩溃的标志性地点，海南将起而未起的房地产热让人油然生出一丝不安的联想。有趣的是，在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持续多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海南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显然，这一次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后来者和模仿者。在此之前，在房地产欣欣向荣中已经大发利市的上海市对投资者做过更加明确的鼓励。在2003年9月的《福布斯》论坛上，上海市市长韩正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在地方政府官员这些显然有些超越分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寄望之殷和倚重之深。

颇为奇特的是，地方政府尽管是房地产游戏中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上的成本。土地的减少，银行的坏账，资源的枯竭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无关，都不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最终责任。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受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格局隐蔽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体制安排之中。在这种体制之中，地方政府稍不留神，就立即会变成一头血脉贲张的GDP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热衷不仅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暧昧态度应对央行警告的原因之所在。

“财政联邦制”，这个受到钱颖一等海外知名经济学家广泛推崇的制度创新，曾经一手缔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中国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房地产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扭曲和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现成的手段将成本外部化（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所引起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结构，是中国房地产问题在制度上的症结所在。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央政府要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一步收紧货币和土地控制，从而导致要素配置进一步向中央集中，要么在维持现有控制尺度的情况下，以政治任免的压力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者是向计划经济复归，此路不通；后者则等同于一种无法预测的艺术，完全仰赖政治领导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甚至运气，因而也是一种无法稳定预期的非制度状态。中央政府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接近后面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拿捏的矛盾状态。一位大城市的地方官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曾经袒露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对此（当地的房地产）我们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确保安全。”

悠然自得的地产商

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对此，中国的地产界闻人潘石屹坦承，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并不起眼的15%~30%，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一位在2002年急匆匆地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200%。”不过，按照一位投资银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500%。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毫无疑问，飞蛾扑火般涌进市场的商人们，是中国房地产又一部开足马力的发动机。

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对这一点，地产商及地方政府同样清楚。然而，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增加的政治压力，这种持续了多年的蜜月正在开始出现裂缝。在评论最近上海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能引发的事态时，潘石屹描绘了一种可怖的前景：“这对整个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会把上海的房地产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潘石屹甚至以耸动的口吻谈到了最极端的可能，那就是“把所有的房地产商关起来”。聪明的潘石屹显然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政府与地产商的合作基础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GDP的贡献。事实上，这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以至于“国八条”出台之后，有地产商底气十足地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大跌同样要追究责任。这显示，地产商虽然有所忌惮，但心里还是相当乐观的。

地产商对“国八条”这样乐观的解释不但有上述逻辑上的支持，也有经验上的依据。这个经验依据就是2003年6月央行121号文件出台后中国房地产的历史。这个当时被地产商人形容为刀刀致命的“10年来最严厉的措施”不仅丝毫没有撼动房地产业的繁荣，反而催生了中国房地产最为强劲的牛市。潘石屹所说“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中的“过去两年”其实就是指121号文件出台后的两年。在央行121号文件颁布后的第一时间中，中国地产界的教父级人物任志强，曾经悲愤而又语气肯定地预测“房地产的冬天来了！”任志强显然是犯了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着的愚蠢的预测错误，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错误比这个错误更让任先生感到快乐了。房地产没有进入冬天，而是进入了一个火星四溅的热潮。那个看上去杀气十足的121号文件，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121号文件挺过来了，难道“国八条”就挺不过去吗？中国的地产商的确有理由这样乐观地自忖。

但房地产商们必须谨记的是，虽然同样是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地产商却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区别。房地产商的承受力显然要比政府脆弱得多。当然，如果真像房地产商们言之凿凿的那样，房地产的繁荣是有真实需求支持的，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即便需求短期被压制下去，长期只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只不过对这一点，房地产商自己恐怕都心里打鼓。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这个店，泡沫带来的暴富机会从来如此。大概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房地产商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继续鼓励、怂恿政府将泡沫吹大，直至将最后也是最丰厚的那一段利润拿走。

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频频抛出万言书之类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出台之后，房地产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府的后续决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利益集团作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绝非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充满邪恶意味。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体现。但由于专业的傲慢以及利益的遮蔽，中国房地产利益集团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偏执和短视。这一点，无论是在对中国整体形势还是对房地产行业本身形势的判断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动辄以“胡扯”来回击人们对房地产业的悲观预测。更有甚者，他们将这些言论归咎为人们对房地产商的“眼红”或者社会的“仇富”心态。这种表现让人们想起中国证券市场5年前的类似情形。在中国，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行业长期萧条，甚至迅速地死掉。这种教训，今天中国证券市场的凄惨现状已经作出了最黑暗的证明。

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这就如同一道凯恩斯似的符咒：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所以只有今天才像黄金般值得珍惜。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地产都已经接近了相当危险的边缘。火中取栗固然可能，但一败涂地的风险却要高得多。这不仅是因为房地产的本身可能牛气已尽，更是因为输家们开始说话了。

谁是埋单者？

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人来说，房地产就像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任何财富都一定有它的出处。它不是来自别人，就是借自未来。换言之，它一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埋单者。荒谬的是，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最大的埋单者竟然是这一轮房地产热的始作俑者中央政府。这可能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出潜在政绩要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处境可谓相当尴尬。一方面，它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收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集。而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对此却可以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利益分殊，决定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利益决定态度，这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态度日渐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

中央政府对房地产态度的转变可以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的121号文件为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一直采取了鼓励的态度。可以证明这种鼓励态度的一个证据是，就在2002年10月，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还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央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的各种“助推”举措，并称要“敦促各商业银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进一步创新品种”。但到了2003年6月，情况突变。央行对房地产的态度由公开的鼓励急转为公开的警惕。我们无法猜测这种变化的具体导火索，但央行在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项调查肯定起了作用。这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

其实，有人比央行更早意识到了房地产的危险。在2002年国庆秘密走访深圳其间，对“泡沫”一贯嗅觉灵敏的朱镕基总理就已经对房地产业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以简捷的语言告诫：“深圳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但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时间上，即将卸任的朱镕基都已经无法再完成一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宏观调控了。于是，他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后来者。如果朱镕基的威慑力都不足以弹压房地产业的躁动，房地产牛市中最为壮观的“拉升”阶段肯定就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房地产开始进入最为销魂的时期。涨了还能再涨，疯了还能再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房地产的牛市步伐。

对房地产的乐观，由于中央政府某种投鼠忌器的迟疑而变得更加泛滥。虽然央行的技术官僚们凭借职业敏感对房地产发出了最早的预警，但中央政府内部显然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就在有关房地产泡沫的争论最为激烈的2004年10月，国家建设部还发表了一份报告驳斥“泡沫论”。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倾向非常明确：中国房地产泡沫说根本不成立，金融风险也在控制范围之内。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更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份报告的动机。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确是针对‘地产泡沫论’者才出台这份报告的。”主管部门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去起草一份报告虽然动机可议，但也真切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意见的拔河。这种角力在社会上也同样激烈。在最近的两年中，有关房地产的争论甚至比房地产本身还要热。其最终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犹疑和反复。但就在中央政府一再犹疑反复之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是烈日炎炎，热火朝天。犹疑、反复显露于外，内里则是治理上的困境。检视中央政府治理房地产的手段，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行政甚至政治上的手段之外，中央政府的武器库中已然空空如也。道德劝诫、利率调整、税收变动、土地供给都已经无法抑制中国房地产的一路狂奔。到这个时候，最后的政治手段已经呼之欲出。这不啻表明，中国历经26年的市场改革可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在一声紧似一声的宏观调控声中，中国房地产一路狂奔的姿态，不仅构成了对宏观调控的一种公然嘲笑，也急剧提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念兹在兹的最大隐忧。

的确，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前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就曾经公开对这个数据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担忧。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在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有人以房地产信贷短期的良好表现为依据驳斥房地产的金融风险论，商业银行也以此为理由大贷滥贷。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国外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客观的数据远不如事实那样让人胆战心惊。在房地产界，搞假按揭、造假合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河南郑州房管局一位负责人曾经非常坦率地承认，在2002年上半年的所有按揭贷款中，有1/3是假按揭，其目的就是套取银行贷款。这证明，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的确存在部分系统性的欺诈。这一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个于2004年4月披露的诈骗案件中，森豪公寓开发商利用员工名义虚构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贷款6.4亿元。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性的“愚蠢”以及有意的合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商业银行一窝蜂纷纷将房地产贷款作为“优质贷款”的倾销式竞争中，金融纪律松弛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一位在南京某商业银行供职的朋友，从2004年开始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几乎只用了4个月，他就神速地完成了全年的放款任务。他当时对此的感慨是，“生意真是太好了。”而到了2005年，他沮丧地告诉我，“骗子实在是太多了。”看着他前后不到一年但却判若两人的神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而这也表明，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深痛剧的教训以及长时间调养、输血之后，整体素质依然让人难以安枕。

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种种滑稽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其实是在暗示，中国房地产贷款中潜伏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想象的大得多。以中国地产商对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购房者按揭首付比例之低，中国房地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信贷支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业，或者我们索性说，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融行业。当然，它是一个比金融业更缺乏监管和规制的金融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所谓“房地产”正在逐渐变成一场金钱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一种筹码。这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急剧膨胀的基础。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的金融风险高度汇聚于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羸弱不堪的中国金融体系，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向金融体系挹注了数万亿之巨的财富。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如果中国房地产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泡沫巨大以致最终崩溃，那么不仅中央政府以前的努力会付之东流，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也将雪上加霜。这种前景如果不幸成为现实，对中国经济将是毁灭性的。作为金融危机的终极责任人（当然，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纳税人和全体国民），中央政府显然要比旁人更多一分警觉。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输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重的忧患，中央政府才一再升高房地产的预警分贝，并在“国八条”中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

房地产虽然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居功厥伟，为中央政府带来了某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收益，但当它的潜在成本开始超出甚至远远超出这个收益的时候，房地产就可能变为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在这方面，曾经制造过巨大财富幻觉的中国证券市场就是现成的例子。而在今天，中央政府正在被这个市场折磨得精疲力竭。一种普遍的书生之见认为，政府不应该以行政的手段强行干预房地产市场，而应该让市场自我完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政府对市场是负有某种隐含性的担保责任的。证券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亦复如此。一旦市场自我完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并在政治上变得不能接受，政治的逻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场取代市场本身的逻辑。

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倒挂正在迅速地越出中央政府忍受的极限。所以，在所有的经济手段都失效之后，中央政府只能祭出最后的政治任免手段来约束房地产的疯狂。这意味着，只要房地产进一步大幅波动，政治摊牌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从目前中央政府的目标来看，是希望维持房地产的平稳，既不要大起，也不要大落。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都能够接受的博弈均衡点。不过，这种“平稳”可能仅仅是设想。资本市场的历史经验也一再表明，泡沫一旦被吹起，它将按照自我加强的逻辑持续膨胀，直至本身无法支持而破裂。到这个时候，政府可以作为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

隐蔽的输家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的确，对于那些尚未购房的人来说，飞涨的房价已经构成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严重贬值。当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在为自己不断升值的财富而快慰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的住房之梦却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上面那份报告中上海青年对住房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焦灼甚至绝望。对于一个对住房有着特殊情结的民族而言，住房上的差距可能是贫富差距的最好隐喻。

无疑，在房地产的热闹之中，潜藏着一幅社会财富急剧再分配的真实图景。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制造贫富悬殊，但它可能却是某种既有的分配结构最终实现贫富悬殊的一条最佳途径，而且，它也是最能够以漫画形式彰显这种差距的方式。“国八条”将房地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隐患与金融风险并列，看来绝非无的放矢。多少有些让人狐疑的是，对居民生活质量有如此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价格竟然被以专业的理由拒斥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之外。“居者有其屋”虽然可能只是一种供人膜拜的理想，但它毕竟是一个符合正义的理想。作为对社会民意负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房地产价格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所激起的怨恨和不满，是它急需征服的又一个敌人。

像教育、医疗等必需品一样，房地产作为一种缺乏价格弹性的商品，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表现出它特殊的政治属性。在那个时代，住房问题不仅是单位领导们最痛苦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分配不公最显著的象征之一。诡谲的是，在我们刚刚宣布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房地产的政治属性就又以一种新的市场形式被凸显出来。

如果说房地产价格飞涨在无房者与有房者之间引发的财富再分配博弈还是隐性的话，那么它在城市拆迁问题上引发的对抗则早已经是火药味十足。按照市场的逻辑，城市拆迁本来是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问题，但地方政府的利益以及陈旧的法规横亘其间，使这个过程变得相当荒谬。翁彪事件之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强力约束，多少平息了拆迁对抗的激烈性，拆迁变得越来越难。但如此一来，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减少，则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中央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显然已经陷入了某种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不过，无房户的抱怨和拆迁户的愤怒还远远不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忧虑。因为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

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一轮仅止于炒地的房地产疯狂相比，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地产热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量的终端消费者已经加入其中。终端需求的加入，既是地产商据以乐观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始终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真正过热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利率上升或房地产价格暴跌，甚或这两种坏情况同时出现，这些购房者就马上可能沦为“负资产一族”，虚拟的赢家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资本市场的本性就是大起大落，所以，“负资产一族”出现的概率一点都不比那些自我安慰者想象的低。赢家和输家的转换经常只在一夕之间。1997年香港地产泡沫崩溃之后，香港出现了人数极为壮观的“负资产一族”，以至于有评论家嘲讽：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香港却发明了“负资产阶级”。所谓阶级，当然是形容其人数之众。以中国城市的购房者之多，一旦房地产市场趋势逆转，中国内地城市中的“负资产阶级”队伍恐怕要比香港吓人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屡次民意测验表明，负资产问题在香港城市中产阶级中所引发的强烈不满，始终是董建华先生民望低迷的重要原因。负资产虽然对内地人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事实上它离内地人并不遥远。2003年5月香港《明报》引述上海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说，“今年上半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资不抵债，沦为‘负翁’”。上海市统计局所说的“负翁”当然不是指由于房地产价格暴跌所引发的那种负资产，而是指家庭人均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倒挂。但无论如何它在提醒我们，灾难并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不会到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潜在的“负资产阶级”是否会成为真正的“负资产阶级”，取决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程度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向，这就是说，它还仅仅是一种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小）。然而，在人们视野所不能及之处，一个确定无疑而且人口规模远为宏大的输家一直沉默着，那就是中国的农民。

在中国大城市房地产喧嚣火热的场景中，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用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但就是这个局外人，可能正是房地产中最隐蔽和最大的输家。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农民，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博弈中一个被遗忘的失败者。这种强烈的对比足以说明要素市场较之商品市场在财富分配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显著功能，房地产的妙用由此可见一斑。考虑到中国农民的人口规模，我们几乎马上可以接近这样一个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将极大影响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必须牢记的是，与地方的城市政府不同，中央政府不仅要对城市居民的民意负责，还必须对那些已经从城市媒体关注不到的农民的民意负责。事实是，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要比翁彪事件、麦其里事件更刺激人们的神经。站在这个角度，中央政府对中国房地产的考量与抉择，可能就会更加艰难。

在“国八条”曝光之后，有媒体惊呼，房地产已经政治化了。但实际上，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泡沫究竟有多大？

关于泡沫，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在泡沫没有破裂时，你是无法证明泡沫的。这是在说，测定泡沫其实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大致窥视到房地产价格偏离正常状态的程度。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是所谓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如果一套房子的价格为50万元，家庭收入为5万元，那么房价收入比就是10∶1。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才算是合理的呢？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而在经验世界中，美国的这个比例是3∶1；日本是4∶1。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大约在10~15∶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有大量不透明的收入以及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对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在中国的解释能力提出了疑问）。这就是说，如果不吃不喝，一个普通中国城市家庭购买一套房子大约需要10~15年。当然人是不可能不吃不喝的，去掉这些必须开支的其他费用，中国家庭购买一套房子的时间就可能翻倍。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内地的房价显然偏高，出现了所谓的泡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房地产在1997年崩溃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1。但房子的消费究竟可以占到家庭消费的多少比例，完全取决于房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据说，中国内地人特别偏爱房子，而且我也相信，中国“狡猾”的开发商们已经成功地为房子贴上了某种身份的标签，因而具有特殊的阶层划分意义，可以让住房消费挤占其他消费。事实上，就经验而言，大量的购房者家庭的确出现了住房消费对其他消费的严重挤出现象。生活因购房而苦不堪言，质量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挤占，人们对房子的消费不能脱离实际的收入水平。何况在中国，不断飙升的教育、医疗费用也在同时挤出其他的消费，跟住房消费抢位置。这说明住房消费的挤占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总的来看，房价收入比是一个硬约束，任何奇特的民族特性都无法逾越。

当然，在房价不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办法降低房价收入比，那就是迅速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但非常不幸的是，近年来的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而这些人正是最重要的潜在购房者。在潜在购房者的收入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戏剧性提升的情况下，那么降低房价收入比就只有一途——降低房价。

房价收入比是衡量收入水平对房价的实际支付能力的一个指标，它很难清晰地透视人们对住房的潜在需求，也就是究竟还有多少人需要买房子。在这方面，另外一些数据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中国房地产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估计，到2002年，中国有15%的人拥有两套住房。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个数据大致达到20%。这固然昭显了中国住房问题上存在的严重不公正，但更显示，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远不如地产商所估计的那么乐观。2002年，中国最容易刺激公众情绪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了语惊四座的“两套住宅论”。以上面那个数据衡量，厉先生的预测显然有些落伍了。中国早就有一部分人率先实现了这个梦想。厉先生的话虽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更值得地产商们警惕。

同样值得地产商们警惕的一个数据是，中国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已经达到了82%。而这个数据在美国是65.6%，英国是69%、法国55%、荷兰是52%，日本是60%，德国更低，只有40.5%。只经过了6、7年的牛市，中国的自有住房率就大大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几十年累积起来的水平。这当然证明了中国房地产的巨大成就，但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城市住房的市场容量可能已经非常局促。中国井喷式的住房消费，令人想起其他消费领域的同样情形。一阵赶时髦式的集中消费之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整个行业的长期低迷及行业利润的急剧摊薄。家电消费如此，手机消费如此，近年来与房子并列为两大支柱的汽车消费也已先行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势，难道房地产就真的能够一枝独秀吗？

与以前的集中消费不同，汽车尤其是房地产的集中消费完全是靠信贷支持起来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信贷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房地产。这样，住房的集中消费也就同时意味着集中负债。在集中负债的勇气上，中国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俨然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民族特性。中国社科院刘建昌博士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00%，在2003年，上海的家庭负债比例达到155%，北京为122%，已经迅速超越美国同期115%的水平。如果这份数据没有太大水分的话，那么最“敢于提前消费”，最“敢于花未来钱”的美国人就要将这个世界之“最”的名头让给中国人了。不过，中国在获得这个名声的时候，的确也非常严重地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将信贷消费的扩张空间压缩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地步。“市场需求”一直是房地产商、政府官员等房地产乐观论者一个坚实的推理基础，中国城市家庭迅猛膨胀的负债率，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需求的真实面目。市场经常是会制造假象的。

从需求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现象。于是有人开始从供给方面提供证据。一个极为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必然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在这方面，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一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王建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末，王建在南京大胆放言：“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房价不仅要涨还要猛涨！”王建虽然为自己经济学家的名声预留了止损空间（3倍），但他还是忍不住自己的豪放，对中国房地产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乐观也最为具体的预测。王建的预测不仅让地产商们热血沸腾，也引来了大量的跟风学舌者。那么，王建乐观得让人“只恨自己少买了几套房子”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王建的依据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问题是，人多地少并不是中国一家，印度人多地少，印度尼西亚也人多地少，是不是他们的房价也必然要在未来10年之内至少涨3倍，稍不注意还会涨5倍呢？王建举出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为例，认为中国的土地必然昂贵。但王建可能忘记了，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均收入的差别。人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能够产生的收益，而土地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产生的收益才是决定土地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任何地方的地价都不能长期脱离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按照这个相对标准，“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比伦敦和纽约中任何一个的房地产价格都贵了3倍（谢国忠语）。”这的确是一个相当脆弱的气泡。

在王建的预测中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看不见的假设，那就是中国在未来必然会走出日本一样的发展道路，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但中国一定会走出日本一样的道路吗？这显然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高难度问题却被王建轻而易举地假设掉了。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与日本的发展不仅可能不同，而且可能大大地不同。一个直接例证是，日本的平均工资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1980年，日本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日本的5%左右。以这样的速度追赶日本，中国可能还要花费好几个10年甚至更多。日本在高速发展时期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低水平，而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基尼系数却迅速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之列。可见，中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可能隐含了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未来绝非可以用日本的过去来简单比拟，其中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王建的预测虽然大胆而又让人振奋，但显然缺乏了逻辑上的小心求证，不能太当真。经济预测行业是制造笑话最多的行业，更何况王建这个极不严谨而且跨越10年期限的长期预测呢？

中国房地产的乐观论者虽然动不动就将“人多地少”的日本拿出来举例，但实际上，日本在房地产方面提供的负面教训倒是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像日本的股市一样，日本的地价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正式崩溃以来，经历了长期下跌过程。从1991年的最高峰计算，日本的地价直线跌落了80%。这将日本经济拖入了几乎看不到希望的长期停滞阶段。日本的泡沫历史印证了资本市场一句古老的格言，涨了还能再涨，但跌了也还能再跌。在更加“人多地少”的中国香港，土地资源的极其有限性及港府对土地供应的控制，让香港人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土地崇拜。可以印证这种崇拜的一个事实是，不仅地产股票市值占有香港股市10%以上的绝对份额，地产公司也一直被视为最为稳定的蓝筹。然而，在1997年香港地产市场崩溃之后，到2002年短短5年之中，房地产价格暴跌了70%。因为发现首例SARS而一举成名的香港淘大花园，1997年的价格是4 000港元/平方英尺，而最低的时候只有1 400港元/平方英尺。1997年之后香港地产暴跌的历史第一次也决定性地打穿了香港人“房地产永远不会下跌”的土地幻觉。

惊人一致的是，在中国内地目前也有类似的信念开始流行，房地产是永不凋零的事业，因为地皮永远是在减少的。但就在离南京30公里的地方，每亩年租金仅100元的土地仍然大量存在。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可供炒作的土地少了，而可供使用的土地并无稀缺之虞。位于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三角洲的南京都如此，说明中国可供城市化的土地资源仍然相当宽裕。至少它不像有些论者渲染得那么紧缺。大量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以及城市化的欠账对房地产行业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得以长期兴旺的一个坚实基础。然而，我们始终无法在房价上涨和城市化之间建立逻辑上的联系。而且，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似乎也并不支持这种结论。

在中国，一种直观的对比非常深入人心，即使房地产价格下跌，下跌的空间也不大，因为上海的绝对价格与东京和香港相比还差得很远。这种说法显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安慰，因为上海既不是香港，更不是东京。原因在于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人总是特别乐于把上海当做东京及香港一样的所谓国际大都市。

无论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我们都很难为中国房地产价格如此暴涨找到坚实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可能是，中国的货币扩张。在2004年6月末，M2（广义货币供应量）/GDP的比例，在中国已经达到200%，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可能暗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被当做释放通货膨胀的一个渠道。不过，货币体系中过剩的流动性，从来就是喜新厌旧的，它可能迅速从已经严重脱离价值的房地产中撤出而找到新的目标。如果是那样，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就可能更加突然。

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

测定泡沫已属不易，预测泡沫破裂的具体时间则更是对名声的一种冒险。因为预测中国房地产而损害了名声的名人，前有在2003年6月就预测“房地产冬天来了”的任志强，最近则有近年来在中国内地声名大噪的投行经济学家谢国忠。

2004年10月，谢国忠在题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的文章中声称，上海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他断言，泡沫破裂的时间“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然而，大半年过去之后，谢国忠并没有看到泡沫的破裂，倒是看到了来自同学的抱怨。去年10月，谢国忠的一位同学在听信谢国忠的预测之后，停止了炒房。但这之后，上海的房子仍然在发了疯地上涨，他向谢国忠抱怨道：“因为你，我失去了20%的收益。”谢国忠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悄悄地对自己的预测作出了修正，并尽量淡化自己可能留下的笑柄。

谢国忠是靠预测吃饭的，名声比任志强来得更要紧。之所以敢如此铁口直断，肯定是发现了某种强有力的泡沫崩裂的迹象。但谢国忠在作出正确判断的同时，却将泡沫的破裂的时间预测得如此具体，显然是犯了一个投资预测的大忌。如果他能够像王建那样，一家伙预测10年，那么谢国忠的名声就会安全得多。因为到那个时候，人们可能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谢国忠不仅是极其出色的，而且也是相当坦率的，但从来就不服从于理性的投资市场最喜欢作弄的就是优秀的智力。

但不管泡沫破裂的精确时间如何难以预知，我们还是可以凭借一些投资市场的经验去揣摩我们与最后时刻的接近程度。

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房地产已经成为投资品和投机品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按照投资品的方式去衡量房地产偏离投资价值的大致水平。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尺度是所谓的租售比，即房地产月租赁价格与房地产售价之间的比值。这非常像衡量股票投资价值的所谓市盈率指标，即衡量多长时间投资可以收回本钱。一般的经验认为，租售比的正常范围应该在100~230。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租售比正在日益偏离投资价值。有调查显示，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租售比分别达到300、360和470的高危水平。这意味着在这三个城市，投资房地产收回本钱的时间分别需要25年、30年和40年。即便不考虑长期利率风险，这个比例也显然已经严重偏离投资价值。

中国股市中的高市盈率也曾经一度被人借口国情特殊而宣布为合理，但最后还是无奈而又残酷地走上漫漫的价值回归之路。中国楼市的奇高的租售比，应该会有同样的命运。

让人不解的是，在一些中国城市中，房价与租金不仅没有追随房价上升而上涨，而且处于奇怪的反向运动中。当时的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就透露，从1998年到2004年，青岛房价上涨了50%多，而房租却离奇地下降了7%。如果我们将青岛这样的城市看做股市中的二、三线股票的话，那么二、三线股票的率先反转，往往意味着像上海、北京这样的绩优股票也在酝酿反转趋势。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较，而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但关键是，租售比的急剧攀升，会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逆转。人们会更多地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事实上，随着租售比的上升，第一批“聪明人”已经开始行动。一位年轻人就在网上宣布，他已经在2005年4月将“上海唯一自住的房子卖了”，原因在于，他发现卖掉现有的房子而转为租房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而且收益颇丰。当像上面这个青年一样的“聪明”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住房的供给就会大量上升。价格下跌的循环可能就开始了。

与股市高度雷同的是，在第一批“聪明人”产生的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最后一批博傻者也开始出现了。漏夜排队领号已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带着帐篷排队一个月的购房者恐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无异于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疯狂的博傻者已经开始进场。第一批“聪明人”的离开和最后一批（往往也是最疯狂的）博傻者的进场，一直是观测股市的市场气氛以及趋势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性窗口，这个窗口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具有同样的价值。

2003年年初时候，上海人一见面就问：“买楼了吗？”这在当时已经被列为房地产过热的警讯，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久居上海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全用来炒楼了。”我的这位朋友置身投资市场15年之久，熟读过金融史上所有的泡沫经典。他是在暗示，上海本地人作为最后的接盘者已经开始进场。

在上海人倾城而出开始集体炒楼的时候，农民工据说也找到了更为轻松的职业，他们替炒家排队，一夜的收入可以达到100~200元，这比他们在工地上顶着烈日所挣的钱要多得多。这些都是在任何一个投机泡沫崩裂前经常出现的现象。

2003年初期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300家公司沾手地产，占当时上市公司的25%以上。海尔开始搞房地产了，TCL开始搞房地产了，就连联想这样的房地产外行也开始进入了。这被人们称之为房地产中的“三外”现象，即“外行搞房地产、外来人搞房地产、外来资金搞房地产”。这与1999年之后，中国全民炒股，大量上市公司涉足股市的情景何其相似。我的一位熟人，在2003年的时候还汲汲营营于一家装修公司，2004年再见面的时候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房地产大亨。而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两三年之前还在苏南某市的一个单位上班，转眼之间就在苏州的房地产中积累了几千万身家。中国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轻松赚钱”的时代。在我们身边，突然间流传起那么多的暴富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方地产热的时候是一次，中国股市1999年牛市的时候又是一次，而每一次之后，由于最高峰介入而导致的破产故事总是同样的多。当然，国有银行找不到债主而疲于奔命的情形更是俯拾皆是。

从1999年正式启动算起，中国的房地产牛市已经延续了6年。其间，房地产市场炒作过各种概念，从“拉动内需论”到“消费升级论”，再到“城市化论”，这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为国企解困论”到“资产重组论”，再到“价值发现论”的概念炒作历史完全同构。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所有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都知道，概念穷尽之后将会出现什么。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巧合是，日本地产泡沫从1985年开始到1991年达到顶峰，大约也持续了6年。在中国房地产持续6年的牛市中，上海的房价已经涨了将近3倍。无论是时间的长度，还是房价的升幅都已经足以构成一场完美的崩溃。

由于中央政府的预警，2004年初开始，中国房地产热的标志性城市上海的楼价曾经出现一个短暂的徘徊，但到了秋天之后，房地产开始井喷式地上涨，有报道称，个别楼盘甚至出现3个月涨6 000元的情形。这种走势与1996年12月到1997年5月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好有一比。这可能预示，投机市场最疯狂的心理驱动机制已经启动，在这个时候，泡沫已经发出了最致命的诱惑，它会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一样轻易俘虏人们的心智，并吸附着金钱潮水般向它涌去。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壮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时候正在到来，然而，这可能也是多头最壮烈的时候。

测定房地产温度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些凭理论，有些凭经验，有些用这种方法，有些用那种方法，但没有任何一种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也没有任何一种没有遭到过中国房地产牛市经历的嘲笑。我们没有谢国忠那样的理性自负，敢于将时间预测得如此精确，不过，当所有的理论指标，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开始趋向负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房地产最后清算的时间已经向我们走来。

注：这是一篇写于2005年的文章。文章所阐述的中国房地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依然成立。但其中所暗含的预言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走势却大相径庭。6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的中国房地产甚至只是泡沫的起点。这不啻说明，与复杂的真实世界相比，我们的思想是多么有限。这一点，其实应该成为所有思想者的入门课。

（本文写作于2005年5月）

土地上的幽灵

揭开虚掩在中国革命上的各种现代符号，1949年中国革命的核心仍然是一场土地革命，因而，其胜利也是一场典型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土地问题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直与中国的革命如影相随。正是因为洞察到了土地上的秘密，毛泽东才赢得了那一场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胜利。无独有偶，20多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那一场奇迹般的改革，也是从土地上开始的。但诡异的是，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消解，反而在进入新千年之后变得日益尖锐。2005年发生在河北定州的土地血案，就以一种刺目的方式凸显了土地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紧迫性。有心的观察家们应该已经察觉，定州案件只是近年来日益频繁的土地暴力案件中的一桩。换句话说，中国由土地争夺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正在逐渐演化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潜流。在这个意义上，死伤惨重的定州血案与其说是象征着这种土地暴力的升级，倒不如说将一个巨大的悬念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不祥的幽灵正在舞动它熟悉的身影。莫非，我们真的又将面临一场土地的噩梦？

时下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在中国迅猛城市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急速的城市化所引发的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导致了现有土地的大幅升值。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一直存在，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独特性在于，城市一方面将大量土地财富吸入了城市，另一方面又将农民从固有的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民。这实际上是类似定州血案的一系列土地暴力案件在近年来集中爆发的一个主要动因。

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法规，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中所获得的权利是相当不完整的。从1978年到现在，土地承包的实质内容虽不断演变，但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仅止于农业用途的交易。换言之，当且仅当土地用于农业时，农民才具备土地的交易权利。然而，在农业比较效益极速下滑甚至出现负效益的时候，农民的这种交易权利正在变得越来越空洞而逐渐成为一种摆设。土地，作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不仅可以用于农业，也可以用于比较效益更高的工商业。而只有当土地被用于工商业时，土地的升值收益才能够充分实现。然而，正是在土地转换成工商业用途这个最为关键的交易节点上，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

依现有的土地法规，农村集体用地转换成工商业用途是通过所谓国家的“征用”来实现的。在这个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土地征用过程中，中国农民得到的仅仅是按照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价值，即所谓青苗费之类的廉价补偿。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力，农民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显然，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可以增进福利的“自由交易”。颇为讽刺的是，在强买之后，地方政府通过所谓“招、拍、挂”等“市场”手段，即可轻松实现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收益。这种土地制度安排等于宣布：拥有土地事实所有权的中国农民无权享受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升值收益，他们被一部过时的法律彻底挡在了现代化的门槛之外，因而也彻底被挡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本来就在人力要素上处于劣势的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竞赛中，如果进一步失去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土地资本，其被淘汰的结局几乎一望即知。这种后果不仅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

事实上，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急速攀升的基尼系数，就与中国农民土地权益的渐次沦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再不改弦更张，它就可能在我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将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推向一个难以容忍的极端水平。当人口庞大的中国农民被剥夺了以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身份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分化实际上就正在演变成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在这里，土地问题显然正在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想遭到历史的报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戒慎恐惧。

行政权力对土地市场枢纽的控制，为中国土地的行政性配置留下了一个关键的“后门”。这种配置一方面造成了农民财富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以政绩为主要诉求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些城市，地方政府甚至打出“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口号。土地资源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配置方式，正是造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极其稀缺的国家中却存在大量土地浪费现象的罪魁祸首。在这个意义上，不断涌现的土地暴力案件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昭告了，中国延续多年的粗放式（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正在日渐接近其衰竭的终点。

邓小平以均分土地为主要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曾经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过强大的动力，但其功能仅止于让中国农民从一个无所作为的农民，变成一个有效率的农民。邓小平土地改革的视界，局限于在农村范围内来解决农民问题。但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民问题从来就不可能在农村范围内加以解决，绝大部分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做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城市人。不管国情如何特殊，中国都不可能自外于这一历史进程。然而，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却使这一进程变得窒碍难行。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土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土地承包曾经创造的辉煌是属于邓小平时代的，它解决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在城市化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土地问题正在发生内容上的根本转变。如果我们已经清醒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从邓式的土地变革中吸取制度动力，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样灵敏地察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场新（土地）变革已然迫在眉睫。

（本文写作于2005年8月）

第三章 官企的狂欢

将一个几乎是全民共同犯有的罪行单单归咎为民企的罪行，将一个根源并不在民企本身的罪行归咎为中国民企的“原罪”，十足地体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时代问题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企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不能脱离这个时代而生存。所以，需要清算的是这个时代，是属于这个时代并深深植入这个时代的病灶。

中国的新寡头并非仅仅出现在个别行业或个别领域，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行业及上游行业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垄断寡头为基本骨架的新型经济结构。在这种新型结构中，众多分散的小企业（不管它是民营还是国有）只能依附于寡头所释放的经济机会而生存。换句话说，寡头可以随意压缩其他非寡头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并将他们驱逐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民企无“原罪”

由于具有相当的文学色彩，民企“原罪”的说法一经发明便不胫而走，成为当今中国特殊气氛中的高频词汇。所谓“特殊气氛”是指，作为多年改革的后果之一，严重的贫富分化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所刺激出的阶层对立和清算气氛。这种气氛经过多年蛰伏，至今日已有喷薄之势。“大师们”炮制的“民企原罪”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笼的。

所谓“原罪”即生而有罪。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生而有罪，且一生都必须赎罪。如果广为流行的民企“原罪”指的是这一层含义，那显然是文不对题，故弄玄虚。中国民营企业诞生于旧体制的夹缝之中，其胼手胝足的创业艰辛已不是新一代人所能想象。与当时享受着各种体制保障的社会中上层成员相比，中国最早从事民营企业的人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和边缘人群，是天生的体制外。早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阶层成分深刻说明了，民营企业在当时中国正式体制中所受到的巨大歧视。于此，我们也可以明白，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诞生，既不是改革家振臂一呼的结果，也不是智者们的先知先觉，而完全是中国下层及边缘人群出于生存本能的一种不得已的创造。然而，正是这种在强大意识形态歧视和严密社会控制的缝隙中钻出来的民营企业，却在“无意”之中缔造了几代中国人不敢奢望的消费繁荣，并为中国的市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动力。可以想象，在诞生之初以及后来的很多年中，中国民营企业与体制的冲突是相当剧烈的。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中国民营企业不仅是违法的，而且还是不道德的。在长途贩运都可以以“投机倒把”论罪的时代，如果不是顽强的生存意志支撑，中国民营企业恐怕很难坚持到今天。大量的中国民营企业，就是背负这种“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十字架完成他们的原始积累的。更加中国式的表述就是“掘到了第一桶金”。如果将这种“原始积累”定为“原罪”，那么它的发明者不是对中国改革历史的彻底无知，就是有意在胡说八道。事实上，正是民营企业凭借生存本能对旧体制持续和有力的冲撞，才有1992年之后中国全面的市场改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营企业不仅无“原罪”，而且有奇功。换句话说，中国民营企业生而有功，且居功至伟。遗憾的是，在相当程度上，“原罪”发明者确实收到了哗众取宠的预期效果，民企“原罪”的广泛流行说明了这一点。但这样一来，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历史真实就被彻底遮蔽在了新一代人的视线之外。也难怪有民营企业家要对这种具有误导作用的“原罪”之说大光其火，怒不可遏了。

不过，愤怒归愤怒，“原罪”一说之所以能够广泛流行，显然是它触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某些痛处。这就是民企“原罪”的另外一层含义：中国民营企业在全面合法化之后普遍存在的违法现象。1992年之后，中国民营企业虽然仍然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诸多歧视，但其生存环境已经大为改观。当下海成为一个时代的时髦做法的时候，中国民营企业在事实上已经合法化。在这个时期之后，中国民营企业的违法就不再具有前一阶段那种历史正确性了。起码，它的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已经可以等量齐观。与许多民营企业家以及民企辩护者的说法相反，在这个时期，在经营中存在违法现象的民营企业并不是极少数，也不是一部分，而是百分之百。以“少数说”和“部分说”来反驳民企“原罪”，不仅非常苍白，也同样掩盖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真实情况。

但问题在于：在这个时代，违法现象又岂止是中国民营企业所独有。除了那些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腐败或违法的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干干净净的（这也包括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光所得税一项，中国城市中相当比例的人口就可能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可见，此“罪”并非是中国民企所独有，而是众人之“罪”、时代之“罪”，其分别仅仅在于罪的大小和罚的轻重。考虑到这一阶段直到今日以及这种违法现象所普遍具有的政治腐败特征，这种时代“原罪”本质上其实就是权力之罪，体制之罪。民营企业纵然在这个腐败的时代扮演了积极和活跃的角色，但这个时代“原罪”之“原”显然并不在民营企业本身，而是在其他地方。当然，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民营企业脆弱的免疫力以及与旧体制的亲合力，都对我们当初天真的学术想象，构成了重大的打击。但无论如何，将一个几乎是全民共同犯有的罪行单单归咎为民企的罪行，将一个根源并不在民企本身的罪行归咎为中国民企的“原罪”，却十足地体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时代问题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企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不能脱离这个时代而生存。所以，需要清算的是这个时代，是属于这个时代并深深植入这个时代的病灶。每一个人都难脱干系。

从表面上看，民企是中国改革最大的财富受益者。这种印象虽然离事情的真相相当遥远，但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错觉。通过某种蓄意的诱导，这种印象可以轻易转化为一种普遍而坚定的认知：中国民营企业是制造当今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当民企“巨子”们成批沦为官商勾结的典范的时候，这种印象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而肯定。必须清楚地界定，不管数量有多少，那些不断爆出重大丑闻的民企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企，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另外一种茂盛的物种。民企这个字眼，不过是覆盖在这个物种上的一种伪装而已。在一个不公正的时代，大众“正确”的情绪经常被刻意诱导成一种悲剧性的认识。民企“原罪”，就是我们这个贫富分化时代正在演绎着的一个阴险主题。这其中，具有严重人格缺陷的中国知识分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掩饰他们内心对权力的恐惧，他们对无权者开始了做戏般的审判，以在大众面前彰显他们的勇敢。然而，这恰恰成为他们欺软怕硬之市侩习气的又一例证。

（本文写作于2004年6月）

为央企服务

在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向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央企化或者大国企化趋势。

有报道称，在2005年有十多家大型国有企业的IPO或再融资已经准备就绪。这些企业包括交行、中行、建行、中煤集团、铁通、中石油等等。其中中央企业占据绝大部分。

所谓大国企之大，首先是指这些企业的行业地位和权力结构中的权重。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都是行业巨头，对国民经济影响至深至远，因而其政治地位也远非一般国有企业可以比拟。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企获得融资优先权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然而，资本市场是一个最需要法治和平等的地方，如果仅仅因为大国企的政治权重就能够独享上市优待，恐怕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不利。况且，中国经济并不是几百家大型国有企业可以支撑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业水平的提高没有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作为基础恐怕也难以为继。因此在上市这个问题上，中小企业和大型国企必须按照同样的标准平等对待。

所谓大国企之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这些企业的某种垄断性质。我们看到，这些大型国企大多具有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性质，因而其利润和现金流来源有相当的保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国企这两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大肆追捧。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大型国企近几年在财务上的出色表现与这些大型垄断企业所获得的各种补贴有密切关系。四大国有银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如果不是数以万亿计的财政补贴，四大国有银行恐怕难以满足最低的上市标准。另外，人为的低利率环境也为这些大型垄断企业创造了相当稳定的“利润”。所以，尽管这些大型国企最近几年有不错的财务表现，但其原因和持续性都值得深究。最近爆发的中航油事件可谓这方面的绝好例子。中航油一次性亏损5.5亿美元的背后，其实是这家明星国企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完全失控。非常讽刺的是，这家企业却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这无异于说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还远未到位。将这些企业匆匆推向中国资本市场，是不是会成为更加凶狠的圈钱机器，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这些大型国企的融资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这就是大国企之大的第三层含义。按照官方的说法，大型国企的上市主要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经验表明，上市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并没有呈现出什么相关性。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企业上市的真正目的。按理说，这些大型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高强度的政策扶持之下，应该已经有了不少的自我积累，但为什么还要如此急吼吼地上市呢？看看那些大型垄断企业动辄几千元上万元的饭局，我们实在有理由担心这些钱可能再一次被糟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就开始搞所谓的“抓大放小”，但似乎始终不得要领，不知何为小，何为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让人迷迷糊糊的抓大放小终于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抓住并且扶持央企，反映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就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陆续上市。中国资本市场从草根游戏到为国有企业服务，再到为央企（以及巨型国有企业）服务，背后的动力始终是政治及政策。但政治和政策干预从来就是资本市场的大忌。这一点已经毋庸赘述。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资本市场为央企服务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到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蔚然成风。然而，我们的担心却依然如故。

（本文写作于2005年2月）

新寡头

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徘徊在1 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炸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 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到4 785亿元。

对于上面这组数据，不同的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启示则是，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新寡头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大致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即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推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在行政权力仍然绝对控制着要素资源的条件下，“抓大放小”取得奇迹般的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意外。这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固然是一个精彩的话题，但我们更想追问的却是，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寡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寡头的速成是在“增加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过，所谓“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只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如果将它转换成一个更加准确、露骨的词汇，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力”。在这个意义上，寡头企业的出现并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而是这个改革的既定目标。对于大型国企追求市场垄断地位的意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如是解读：“政府的职能是促进公平竞争，破除垄断；而出资人的目标是追求资产回报，所以出资人其实是希望垄断的。”他继续补充道：“国资委是出资人，不是政府了，所以政府分拆电信行业是对的，但从我出资人的角度而言，我作为大老板不会投好多个相同的产业自己跟自己斗。”然而，国资委真的只是出资人，而不是政府了吗？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看来，国资委既像政府，又像出资人。也恰恰是这种游离于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模糊定位，中国寡头才造成了普遍的惊恐。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监督尤其匮乏的特殊环境中，对寡头的这种惊恐就更是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新寡头令人惊恐的唯一原因。与传统的寡头不同，中国的新寡头并非仅仅出现在个别行业或个别领域，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行业及上游行业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垄断寡头为基本骨架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已然有云泥之别。在这种新型结构中，众多分散的小企业（不管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只能依附于寡头所释放的经济机会而生存。换句话说，寡头可以随意压缩其他非寡头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并将他们驱逐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所得却非常微薄。而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某些城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在迅速下降。虽然不能将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完全归结为油价问题，但能源寡头随时可以决定出租车司机的经济命运，则是一个显见的经验事实。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寡头的钳制力绝非仅仅体现在能源上，而是无所不在地渗透于所有领域。寡头，正在静悄悄地接管中国经济。

据那些寡头的推崇者们声称，强大的寡头是中国对付国际资本的利器。但事实是，中国寡头在资产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内部绩效上则是羞于示人。数据表明，中央企业的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技术投入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这不啻说明，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所培育出来的所谓“国际竞争力”，多少有些弱不禁风。尤其是，当这些寡头在规模上的（也仅仅是在规模上）竞争力是以“挤出”和牺牲其他国内中小企业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对这种竞争力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自豪保持清醒的头脑。事实上，就在2004年，181家中央企业就一次性申报处理坏账3 187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5.4%。这多少证实，在中国寡头不断膨胀的背后，也存在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

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料中国寡头在国际竞争中的最终结局，但我们有必要警惕“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寡头身上重演。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必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寡头与国际资本携起手来，共同挤压其他民族企业，以维护和巩固其垄断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市场利润。

（本文写作于2005年9月）

官企的狂欢

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正式的研究中，还是在新闻媒体的公共的话语中，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民企和国企的两分。然而，这种两极思维可能正在遮蔽我们的视野，扭曲我们对当下真实中国问题的理解。

通常的理解，所谓民企即所有权在私人手上的企业，而国企则是所有权属于全民共有的企业。但比照中国的经济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企业的真实属性可能远比作为“理想型”的民企和国企两分要晦涩得多。可以查知的历史事实是，在长达30年的中国改革中，一些传统的国企倒闭了，消失了，而另外一些则不断扩张壮大。同样可以确证的是，在今天，一些国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甚至风光到了国外，而另外一些则惨淡经营，衣食难周。同为国企，命运为何有如此霄壤之别？实际上，这些国企不同命运的背后原因，既不是它们经营者的努力不同，也不是它们行业性质不同，更不是它们运气不同，而主要是它们离权力的远近不同，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权重不同。如果将中石化、中国建设银行这样的国企与一个嗷嗷待哺的地方性国企相提并论，将它们归类为同一种属性的企业，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信口开河说“国企如何如何”，我们恐怕就会雾失楼台，犯“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因为它们的企业性质实际上大相径庭。如果我们将后者称为国企的话，那么中石化之流的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所谓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这些带有明显政治任命色彩的企业领导，其行为动机究竟是服从他们的经济理性，还是服从他们的政治理性，殊为可议。一位曾经在某国有银行主持过股改的朋友，在被问及为何要转到一家小型股份制银行服务时候，曾经告诉我，那边都是“中（中组部）管干部”，而这里的人事就要单纯多了。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来寻找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也透露出了中国官企与标准意义上的国企的关键差别。回溯历史，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控制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在这种战略下成长起来的央企以及其他类似企业集团，在基因上开始就被植入了某种政治印记。2005年，中国3家在海外上市电信巨头的企业负责人像当年八大军区对调一样被突然换防，这种荒谬的人事决定在政治上或许是理性的，而在资本市场上则一定会让人匪夷所思。果然，它引起市场的一片哗然。但愿，央企正在推广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多少能够消解一点它们的官企色彩。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曰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明确的例证是，像央视这样依托于垄断权力的企业，其所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竟然成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自留地”。而这种坐地分肥的情况又何止于央视？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而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红利通过各种方式被名正言顺地归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官企这种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产权性质，从电力、石化、银行等部门奇高的员工收入水平上清晰可见。利之所在，难怪许多人要削尖脑袋，成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如此企业，哪里还有半点国有企业的公共性可言。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容易看到，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嫁给公众而实现的。更加通俗的说法则是：利润归（利益）集团，成本公众摊。石油、石化、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自不必说，而饕餮如国有银行者，则更是以金融风险为要挟，一举掏空公众福利数万亿之巨，且不说它们每年垄断利差从存款人那里“偷”来的数以万亿计的利润。加上官企们轻松核销的巨额资产损失，官企最近几年看上去宛如奇迹的利润增长就显得异常苍白了。就像我们指出的那样，官企很可能是公共福利的帕雷托倒退。有鉴于官企的这些与时俱进的属性，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官企从传统国企中鉴别出来。

大致可以确认，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于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最近一系列的“市场化”并购中，中国官企几乎无役不与，而那些地方政府的“小央企”以及“小小央企”们，也是有样学样，在地方上的“重组并购”中干得同样顺手、出色。真可谓一次官企狂欢。然而，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本文写作于2006年4月）

国企戏剧

贯穿于中国改革的绝大部分时期，国企问题一直处于中国改革的核心位置。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作一个民意调查：中国改革难度最高的问题是什么？国企改革一定高居榜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界，还是在理论界，国企问题都是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而在绝大部分理论界人士看来，年年亏损，哀鸿遍野的中国国有企业简直是一个浪费公帑的无底黑洞，因而具有了某种道德上的邪恶意味，必欲去之而后快。毫无疑问，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理论界及舆论界成功地塑造一种公众印象，中国国企问题不仅是一个难题，而且也是一个无望治愈的世纪难题。

有趣的是，就在人们灰心丧气的不经意之间，国企似乎不治而愈。瑞银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1997年，中国国企的总体利润率不到1%，而同期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超过3%，而到了2003年，这个数据几乎完全翻转过来，国有企业总体利润率达到7%，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只有5%。出于对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及外资企业在统计文化上的理解，我们很难说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已经超过了其他企业，但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功摆脱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世事恐怕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不唯如此，如果细察最近两年的公共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已经成为人们“嫉妒”、“眼红”的对象。这种舆论氛围的转变大抵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不仅一举摆脱了亏损的传统形象，而且在一夜之间积累了巨额的利润。在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产权改革的情况下，国企霄壤之别的角色转换，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甚嚣尘上的产权理论构成了颠覆性的讽刺，也让一些对国有企业怀有传统情感的政府官员及企业家信心膨胀：国有企业不仅能搞好，而且能够比民营及外资企业搞得更加出色。这两年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发言者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或引证淡马锡的经验，或引证自身公司的实践。

如果说在以前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如何扭亏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国企问题恐怕已经转化为国企的利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真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

对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人们有诸多迷惑与猜测。一种最常见的判断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于垄断。的确，今日风头最劲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及垄断行业之中。它们有能力盘剥下游竞争行业的利润而据为己有。然而，这个判断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同样是上游以及基础性的垄断企业，为什么它们以前亏损而今天却能积累巨大的利润呢？显然，上述说法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戏剧性变化。

另外一种隐喻式的解释是，国有企业今天风光的利润表现可能来自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人们熟知，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大量消失成为市场化主体，统计数据表明，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从12万家下降到不足4万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更直线下降到6.1%，这与其产值比重仅仅下降到3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说，现在体现在少数垄断企业的损益表上的巨额利润，很可能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牺牲。换句话说，那些承载了巨量就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们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在被踢出国有企业范围的同时，也一并带走了国有企业改革巨大的隐性成本。而那些剩下的，位于社会上层的国有企业不仅转嫁了成本，还可以凭借其权力位势抽取充分市场竞争所创造的社会红利。体现在少数国有企业内部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来自于外部以及下层市场化竞争主体的输送。果真如此，不治而愈的国企改革就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个古老剥削戏码的现代版本。

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忐忑，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事者们未敢稍有懈怠。在国企利润暴增、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仍然全力推进国企改革。其路径则是，学习淡马锡，塑造董事会。按照中国国资委的说法，2007年，167家央企将全部完成新董事会的组建工作。看得出，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二选择。

以董事会为核心构架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究其本意，是要型塑一种相互制约、利益均衡、有效防范风险的公司架构。但在我们的观察中，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践行者们，似乎遗漏了公司治理结构最为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外部的舆论监督。在我看来，外部舆论监督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架构，没有这种基础的但隐形的架构，任何完美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必然流于失效。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常态，无须在公司治理中予以特别强调，但在中国，这可能恰恰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关键因素。对于那些具有全局性影响，因而也就具有强烈公共福利性质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恐怕尤其如此。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外部舆论的在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所谓制衡就可能变成合谋，而那些所谓的各种时髦的次级委员会，也就很容易堕落为遮人耳目的道具。中国上市公司这几年董事会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国企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原地踏步，窒碍难行。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国企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忧虑所在。在没有外部舆论在场的情况下，今日风光无限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未来某一天，突然演出另外一场令人惊讶的戏剧？

（本文写作于2006年11月）

第四章 精英的俘获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这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精英们的困境所在。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是无知者杜撰出来的奇谈怪论。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

谁来重组大学？

在一次回答媒体提问时，南京晓庄学院一位吕姓负责人坦承了该校的资金困境：“江宁校区一期工程共耗资3.2亿，二期工程项目如果全部建成也将耗费3个亿。资金问题成为了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这位吕姓负责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这位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表示：目前，我们正积极筹措资金，准备和外商进行联合开发，引进外资。

但在我们看来，这位吕书记的“信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侥幸。正如目前正在一窝蜂引进资金的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一样，所谓“引进外资”往往是一个行业陷入困境的一种委婉说法。毫无疑问，吕书记的所谓“引资”暗示的其实是同一种资金窘迫。可以告慰吕书记的是，南京晓庄学院并不孤单。在他们身边，还有一大批同样陷入困境的中国大学。

在经历了几年近乎疯狂的扩张大跃进之后，中国有数量可观的大学已然深陷入不敷出、现金短缺的财务窘境。换言之，他们很可能已经走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学普遍经历了一次异常狂热的扩招、扩建，其疯狂程度丝毫不亚于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股票热、房地产热。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热似乎是顺应了中国社会不断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但究其本质，其中精英合谋、坐地分赃的成分相当浓厚。就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大学热与同期的股票热、房地产热毫无二致。

细究起来，中国大学热源于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的低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骤然失速。病急之下，有人发明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奇思妙想。于是，股票热、房地产热次第而起，假日经济、美女经济纷纷出笼。正所谓“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而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消费人群巨大、需求弹性极小的产品，遂成为政府眼中“钉子中的钉子”。恰逢此时，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发明了一套“大学经济”的理论，虽然从学理上看，汤博士并无大错，但很明显，汤博士的理论不仅投合了政府的急欲寻找“钉子”的心理，也极大地鼓舞了教育当局以及各级政府的冒进勇气。就拉动短期GDP而言，大学的确没有辜负政策制定者的期望。不过，将大学作为拉动GDP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提高公民自由能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身就显示了一种价值上的错乱。

将大学作为拉动GDP的手段只是造成大学狂热的理由之一。另外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中国潜行的精英赎买策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日长夜大，逐渐具备与官僚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形势更使这种赎买成为一种急务。在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赎买知识精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学——一个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地方，变成一个寻租场所。在中国，这种赎买有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说法，给政策。对于一个有着深厚学历崇拜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垄断着教育供给的大学系统更容易寻租的地方了。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只要放开教育需求的同时不放开教育供给，大学就能够轻而易举获得巨大的寻租利益。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大学扩招开始像一场老式的政治运动一样遍地开花。

毫无疑问，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大学经历了一场豪气干云的牛市，但事实相当冷酷。有心人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学在精神上的堕落程度、腐败案件的发生频率与大学规模扩张速度之间几乎呈现出标准的线性关系。这与几乎同期出现的股票牛市以及房地产牛市颇有一比。更加绝妙的雷同则是，中国大学热与房地产热、股票热在精神气质上的同构，那就是精英集团假借改革和创新的名义所进行的自肥。用同一种视角观察，我们也可以察觉中国大学热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同构现象，即它们同属于以速度和规模扩大为特点的粗放型增长。大学的楼房多了、收入涨了，但精神更委琐、效率更低下。这大大加强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的大学不过是官僚机构在教育领域的一种翻版。在预算和监管的双重软约束下，中国大学已经成为浪费公帑、制造腐败的又一个渊薮。

肇始于拉动GDP和赎买精英策略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大学牛市，是必然要有人来埋单的。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纳税人已经为证券业重组付出了数千亿的代价，为银行业重组的埋单数额更高达万亿之巨。虽然房地产和大学的账单还未交出，但可以肯定的是，时间已经相当临近，数额也将相当巨大。显而易见，一个精神上颓废衰败、财务上千疮百孔的大学，正是中国后改革时代留给我们的又一笔沉重的负资产。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重组我们“高贵”的大学？

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国大学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学费的方式来度过财务危机，也有更加“神圣”的理由来要挟公共财政。但如此一来，中国大学在精神上的熊市就将堕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回归变得遥遥无期。一个在精神上破产的大学显然是无法重组的。

（本文写作于2006年2月）

全球化与精英俘获

对于全球化，我们有这样一种体认：全球化不仅仅只作为一种外生的力量，而且也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开始深刻地嵌入中国的转型。由于这一“变故”，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变得空前复杂起来。

在一般的想象中，所谓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跨国界流通、资源的跨国界配置、文化的跨国界交流。那么，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什么？答案是人，或者更准确说，是那些具有特定规则意识的人。虽然所有人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度文化融合欢欣鼓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所谓的文化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的同化。不用问，被同化的是弱势的一方。而这种意识的同化，才是全球化势如破竹穿越国界的真正力量所在。这种意识同化的力量，在中国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至为明显。

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力量要征服的头号目标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而其中首要之务，就是要对民族国家精英进行意识俘获。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是因为他们在模塑民族文化中的关键少数作用。俘获了民族精英，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俘获了民族意识。更进一步，也是更为重要的，由于民族精英在制定规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俘获了精英意识就等于从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游戏规则制定权。

多少有些巧合的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精英治国的典范。因是之故，俘获精英意识在中国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2001年，出于对国内证券市场会计造假问题的严重不安，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我们无意质疑中国证券监管当局的良好动机，也无意质疑国际会计机构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个规则对本土会计服务机构构成了明显的歧视。如果这种歧视性规则广泛扩散，其结果必然是对本土服务业的普遍抑制。区别于有明显交易痕迹的赎买，民族国家精英在制定诸如此类的歧视性规则时，往往是出于建立在一种文化认同之上的自觉行为。而这，正是精英意识俘获的事半功倍之处。事实上，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实践中，这种自觉、自发的歧视性规则，已经在中国广泛的产业领域内大行其道，其代价则是中国本土企业向价值链低端的迅速迁移。当然，我们所说的本土企业并不包括那些享有特权的官僚企业。在我们看来，这些特权企业正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待价而沽。它们要么与国际资本合谋以联合榨取垄断利益，要么以内部人赎买的方式被廉价卖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精英的意识俘获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新兴中产阶级，也进行了几乎掠夺性的意识俘获。之所以称其为掠夺性的，乃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流人群，构成了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的主要版图。众所周知，现代中产阶级主要是以其消费特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消费特性的生活方式为其表征的。而现代所谓生活方式的本质无一不围绕品牌、技术、时尚这一类内在属性来构建。而这些内在属性，也正是跨国公司的独家产品和垄断卖点。换言之，俘获了中产阶级意识，也就俘获了民族国家内部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看一看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现代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的炫耀式消费，我们就不会再怀疑这样一个结论，在对民族中产阶级进行意识俘获的同时，全球化力量实际上也将民族国家重要的内部市场转移出去，而后收入囊中。

在全球化力量俘获了精英，继而俘获了中产阶级之后，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就不再是本土的，而是全球化的了。易言之，他们是属于全球化精英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民族特性反而日益模糊。如此一来，一个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民族国家不仅在意识上而且也在市场上被肢解。于是，在将精英和中产阶级更紧密地纳入全球中心的同时，全球化也将中国的其他人口推到更远的边缘地带。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感伤；或许，我们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真的能在崭新的全球化格局中变得更加幸福和自由。然而，中国的穷人呢？注意，他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穷人呢？

应该承认，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市场力量并没有自动创造出一种合意的社会结果。它既没有自动地融解肆虐的权力，也没有自动地增加人民的权利。而这一点，一直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信誓旦旦向我们承诺的。我们察觉，全球化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力量。相反，我们担心，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型的深度介入，很可能强化和巩固中国现有格局。其内在逻辑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小企业被挤入价值链低端的时候，也将会有更多与本土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被抛入贫困之中。正是在这里，全球化使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陷入了又一次长考。

（本文写作于2005年11月）

负价值阶层

如果你不知道中国某些地方的政府机构究竟有多膨胀，人员设置究竟有多荒谬，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请注意，这篇报道白纸黑字写的是“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这就是说，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愿望良好的猜测是，诸如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兼任，已经被算在书记和镇长的人数之内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镇有50多位负责人，这也绝对是惊世骇俗的纪录。

一般的说法是，中国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但以现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在美国，就是1%的农民养活全部人口，甚至还要养活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

政府膨胀不只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大幅增加。这个趋势，就连有着最深厚的反大政府传统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从这个角度讲，对于现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乡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以现代标准衡量，所谓小政府之小，其要点并不在于政府人员的多寡，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权力的大小，以及这个政府是不是受到约束和监督。如果政府的膨胀仅仅是多几个人吃饭、多几个人拿工资、多一些教育或者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夺，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紧要之处。

观照目前的中国政府，连医疗、教育等等典型的分内职责都甩出去了，用更好听的术语叫做“市场化”了，中国的政府还能称得上“大”吗？以政府公共职能的标准衡量，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政府。只不过此“小”非彼“小”。在这个时候，教条主义者还在到处用公职人员的多寡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大小，实在是错置时空，误导焦点。

虽然大政府是一个现代趋势，但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的政府机构都属于最臃肿之列。在政府职能大幅削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公职人员还在继续膨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其中奥妙可能在于，中国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寻租阶层。

改革以来，市场化将中国大部分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以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这部分创造了中国主要财富的人口，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市场阶级”。然而，市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却有相当部分流入了上面那个寻租阶层的口袋。有人曾经计算过，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 000元成本中，所谓“份钱”占到了4 800。而在这4 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 300元之多。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成“现代包身工”。进一步的数据还有，北京近20万“现代包身工”（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寻租阶层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在这里，“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寻租阶层“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一个徒增社会交易成本却攫取了大量财富的阶层，显然只能是一个“负价值阶层”。

事实上，对这种阶层，还有另外一个形象的称谓——国家经纪，即以市场化、公司化形式“经营”国家职能而为自己牟利的阶层。

很容易推论，国家经纪或者寻租阶层远不止于出租车行业。在中国大量行业和领域都存在。如果读者对这个阶层在中国的分布仍然没有具体的印象，那么可以去看看那些垄断巨头和形形色色的“公私合营”公司，看看他们畸高的人员工资和奇少的贡献价值，就会心里有数了。国家经纪阶层占中国绝对人口的很小比例，但抽取的财富却不少。不然的话，凭借普通中国人这几十年来胼手胝足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中国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了。据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阶层有相当部分与中国的寻租阶层重合。按照米尔斯的划分，美国在20世纪早期所崛起的新中产阶级，是包括超市售货员的，但以中国超市售货员微薄的工资，他们显然不是那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几十年后也不是。如果中国真有所谓中产阶级的话，他们肯定不完全是米尔斯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另外的来源。对此，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作出一个评论，他说，中产阶级就是“体制内”。这个结论虽然偏颇，但也让人们看到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独特来历。

1992年之后，市场化在中国的勃兴，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变得黯淡起来，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始重新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在于，金融、财政、土地的配置权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更准确地说是以某种市场化的形式向国家集中。中国原来的大型国企不断央企化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当市场资源向国家垄断或控制的企业集中，又当这些企业垄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架构和核心要素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市场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操纵了的。市场并不必然可以融解权力，市场是完全可以被操纵的。因此，中国的负价值阶层不仅可以靠国家权力赤裸裸地寻租，也同样可以靠对市场的操纵巧妙地寻租。而后面那种方式，似乎更值得警惕。

（本文写作于2005年11月）

后改革时代的技术官僚

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邓小平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乖戾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这就是说，我们真正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那种不断转型的变迁状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中，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型塑力量就变得相当醒目。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意思就是人在创设新制度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

无疑，目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27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所达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晚期，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僚渐次崛起，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批人大都学历完整，通晓专业，历练丰富。他们或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谢平、易纲者，或者有完整的基层和部门历练，如李荣融者，而其中最为扎眼的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更是集多种优势于一身，成为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指标性人物。

受改革开放之惠，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僚群体，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批技术官僚精英成为后改革时代掌舵中国宏观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逐渐上位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是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应对复杂局势时可资凭借的一笔宝贵资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大多会经历一段威权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力量的消解，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僚总是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唯是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能够适应日趋复杂的现代经济、管理、技术问题，更是因为技术官僚的这种能力能够部分屏蔽和缓解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冲动。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转轨时期的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经常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暗含的正是技术官僚这种对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技术官僚不仅能够在转轨时期为威权政治提供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为威权治理提供某种合法性替代。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由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技术官僚的这种功能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他们的这种功能可能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更加直白一点说就是，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这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精英们的困境所在。这种困境在国有银行改革的最新一次争论中凸显得格外明显。

在经过数次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最新一次银行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贱卖”争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改革主要设计者的技术官僚们备受压力。从逻辑上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改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种较优路径。就此而论，技术官僚们的自我辩护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反对者所质疑的远远不仅仅是“是否贱卖”这类技术性细节，而是这次改革的程序正义、透明程度等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在国有银行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之后，在中国改革本身都已经备受争议的今天，反对者的观点无疑是相当具有威慑力的。很显然，反对者与技术官僚所争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又是作为改革主事者的技术官僚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种悖论，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们身在琼楼但却处境脆弱的诡异之处。

就性格和禀赋而言，技术官僚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技术官僚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而对一个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更是力不从心。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官僚们一展长才的困局。显然，技术官僚的优秀与他们的历史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

（本文写作于2006年3月）

逃避市场

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答案是公务员。

在2005年，中国公务员考试创造了新的“奇观”。这一年的秋天，在对中央国家机关8662个职位的竞争中，报考者达到了创纪录的百万之众。这个数据不仅创造了历史新高，也比上一年整整增加了将近一倍。毋庸置疑，公务员以及公务员所代表的所谓“体制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吸引人口流动的一块巨大磁石，其吸引力颇有呈几何级数不断增强的趋势。

有趣的是，仅仅在10年之前，中国人的“移民”圣地却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市场（体制外）。从当初千军万马“下海”到如今争先恐后“上岸”的强烈对比中，人们可以得出多种结论。但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

按照最一般的社会学定义，所谓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一种赌博”，是人们应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在经济学家那里，交易的达成完全是交易双方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但事实上，任何交易都离不开信任。如果人们不相信交易对手会遵守契约或者外部裁判的强制力足以使对手遵守契约，那么，再精确的理性计算都无从谈起。这就是说，信任作为理性计算的一个基础，是任何市场交易都须臾不能或缺的一个隐性前提。没有信任，就没有交易。

对于信任的重要性，老摩根以一个商人的智慧洞察到，“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显然，在摩根那里，信任虽然无法精确计算，但却极其昂贵。

与摩根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对信任的需求似乎不断高涨。原因就在于，当代社会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特性。

劳动分工虽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就更需要借助某种简化过的理性计算或者说一种文化的直觉，也就是信任，才可能进入交易行动。在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对手的全部信息并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从极端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潜在的信任基础，那么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按照一种社会学的说法，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就只能完成所谓“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与这种面对面的初级合作形式相比，当代社会的合作与交易，呈现出的则是一幅惊人复杂的图景。想象一下，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复杂的现代医疗技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神秘的外汇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迷宫般的官僚机构运作。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么，要想在分工越来越细但相互依赖却越来越深的现代社会中行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信任。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更遑论进入复杂的、可能代价极高的交易游戏。无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正在大幅改写风险的传统特性。因为些许的信息不对称都可能导致交易的巨大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思想对作为一个软变量（相对于诸如制度、经济地位等“硬”变量的不可测量的变量）的“信任”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用一个更加接近日常经验的隐喻，我们可以将信任看做市场交易（以及以交易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基础设施的社会信任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信任（不管是对他人的信任还是对制度的信任）的扩展，就意味着交易的扩展，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少人干脆直接将“信任”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一种不可以转让，但却可以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受益的公共品。悲哀的是，在当下，我们却正在目睹一场信任作为一种公共品的灾难。

在经历了27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范围虽然不断扩张，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信任却遭到了严重的败坏。就我们有限的阅读以及人生经历而言，这种败坏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无须举证，所有对中国市场历史有完整经历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感受。官员、医生、律师、法官、教师这些典型的助人型职业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社会信任的最佳载体，但在今天，这些职业却几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职业”前茅，成为传播敌意和怀疑的工具。仅此一端，我们就能够对中国今天社会信任的败坏程度心知肚明。

不过，信任的败坏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种中国式市场化的结果。有必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社会信任的蓄意和系统的破坏。由于管制合法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严重削弱，官僚系统要想维护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谈判地位，就必须瓦解人民的团结，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离个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着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去争取个人利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是以牺牲他人或者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规模地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被迫将信任交还给官僚体系。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为官僚系统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的。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信任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范围在政府推动下不断扩大（它甚至毫不犹豫地延伸到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内卷化——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交易效率急剧递减。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为一种潜在但却相当关键的交易成本隐藏在交易活动中的。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为提高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敌。所谓市场的内卷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当由于信任匮乏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人们从交易行为获得的交易剩余（合作剩余）不断减少甚至为负的情形。从个体经验的角度讲，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仍然被迫进行交易（当人们无法不选择交易形式的时候，交易并不总是意味着自愿），但对市场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愤怒却在加速增长。换言之，人们将开始逃避市场。在这里，信任的崩溃可能是市场内卷的一个有用的先行指标。

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几乎任何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在我看来，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完全是在某些领域强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市场的内部却在加速溃烂。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然而，中国社会的这种情绪发展，丝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为不信任随时都可能转移到对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深刻怀疑，这当然包括官僚体系本身。所有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恶性循环，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幸免于失效，而市场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货币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货膨胀的货币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场是好的，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市场是不值得信任的。

倘若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那个曾经被我们奉为圭臬的“市场化”，突然变成了某种粗俗的字眼，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

（本文写作于2005年11月）

第五章 改革已到了拐点

在中国战略家们那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经济增长可以将我们渡向彼岸。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不断扩大的财富基础，中国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腾出手来，解决转型中积压下来的各种问题。按照一句经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但显然，斤斤计较于“效率”的策士们忘记了凯恩斯曾经暗示过的这样一条更“硬”的道理：从长期看，真正的增长只能是正义的产物，公正即效率。

中国改革之所以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30年之后还会在今天引发广泛的争议，乃是因为改革的程序正义正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换一种说法就是，究竟应该谁来决定改革。究竟应该是由一批政府和知识精英分子来决定并利用权力强行推动改革，还是应该构建一种更加公平透明的公共政策程序由精英和大众一起来决定改革，才是当前改革的问题所在。

改革到了拐点，我们怎么办？

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27年。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27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恐怕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13亿中国人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了解，“改革”这个字眼，对于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施予的神奇感召力量了。对于我们，改革与“创世记”同义。参与改革，就是参与那个开天辟地的一周。在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几代人的一种精神想象，也是现实中一种点石成金的魔术，其所到之处，“光”有了，“水”有了，仿佛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正在渐次生成。在那个时候，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一定要为这一段改革时光赋予一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称其为“光荣改革”时期。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神坛。

然而，以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一场特殊的历史变故为界，中国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自此之后，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之20世纪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籍。我们无法详尽解析这种改革蜕变的历史秘密。简短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官僚依赖路径所造成的。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既如此，牺牲核心圈之外人们的利益也就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不断开始有社会群体被抛离这列改革快车之外。当时间或流传出的各种“下岗工人自杀”的类似寓言版本，传达出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征。这种在后改革时期四处蔓延的改革综合征，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开始直接威胁改革的另一个前提：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即所谓做大馅饼，就成为中国政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

在中国战略家们那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经济增长可以将我们渡向彼岸。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不断扩大的财富基础，中国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腾出手来，解决转型中积压下来的各种问题。按照一句经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但显然，斤斤计较于“效率”的策士们忘记了凯恩斯曾经暗示过的这样一条更“硬”的道理：从长期看，真正的增长只能是正义的产物，公正即效率。

所以，对于中国那些偏执的改革家来说，只要有利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哪怕再短视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出台。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内容、确定目标的一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广泛的货币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

当人民被当做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日益狭窄。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经济增长；越是要推动经济增长，就越是要发力推动符合少数人利益的改革；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不稳定。自此，中国的“光荣改革”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它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高速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遭到无情剥夺的民众。

改革的支持基础日益削弱，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国“光荣改革”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到了拐点，我们怎么办？

（本文写作于2006年2月）

改革不是意识形态

在我听起来，现在的“改革”与几十年之前的“革命”一词颇为神似。在那个时代，谁要是质疑“革命”，谁就可能闯下无妄之祸，轻则被扫地出门，重则入狱杀身。这可能暗示，在经过27年高速经济增长不断神化之后，改革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是一种不能被证伪也不容被证伪的学说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宗教无异。人们只能遵从它、神化它，而绝不能质疑它，更不能挑战它。事实上，在当下火药味十足的改革争论中，一批对改革怀有类似宗教狂热的人，正在不经意之间对论敌祭出了“反对改革”、“反对开放”的帽子戏法。在今天，“反对改革”的帽子虽然不至于置人于死地，但也同样可以通过激怒权力而将对手置于政治上的困境。这种恶质的辩论倾向足以说明，我们对中国改革意识形态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在目前中国的改革讨论中，还有另外一种恶质的手法，那就是把对手暗中贴上左派的标签。作为中国改革的早期思想对手，左派一直具有某种道义上和智力上的贬义。因此，蓄意将辩论对手置于左派的位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围观者道义上的义愤和智力上的蔑视，一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于是我们隐约听到了这样一种臆测：这场争论是一批左派分子发动的对中国改革的围剿。但令人迷惑的是，最早在2004年通过国有资产问题引爆这种改革争论竟然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郎咸平。莫非出生在台湾，在美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香港的郎咸平也是一位正统的左派分子（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实际上，经过27年的改革之后，作为中国改革传统对手的极“左”思潮（当然也包括极“左”分子）早已经灰飞烟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也绝不可能死灰复燃。所以，将对手打成极“左”分子不是一种出于宗教狂热的臆想，就是出于一种对中国现实的无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对目下的这场改革讨论都有害无益。它既无益于社会和谐，也无益于将本次讨论引向更有价值的主题。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27年之后还会在今天引发广泛的争议，乃是因为改革的程序正义正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换一种说法就是，究竟应该谁来决定改革。究竟应该是由一批政府和知识精英分子来决定并利用权力强行推动改革，还是应该构建一种更加公平透明的公共政策程序由精英和大众一起来决定改革，才是当前改革的问题所在。观照中国27年的改革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由草根阶层自主创新的改革，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率先由农民自己发动的农村改革即是明证。相反，凡是没有经过广泛讨论而由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强行推动的改革，无不后果严重，败绩昭彰。当今激起极大民愤并正在成为反对者箭靶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则是后一种改革的显例。

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27年改革历史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一种是民众通过权利或者准权利自发推动的改革，而另外一种则是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凭借智力傲慢并借助权力而强行推进的改革。前一种由权利发动的改革，具有公共和自愿的性质，而后一种由部分人推动的改革则显然具有强制的性质。不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改革如房地产、医疗、教育等改革则统统属于后者。而正是这些改革，在今天导致了人们对改革普遍质疑。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的改革问题早已不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也不是姓“计”（计划经济）还是姓“市”（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姓“公“（公共决定）”还是姓“私”（少数人决定）的问题，姓“民”还是姓“官”的问题。所以，今天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乃是赶快建立一套公共讨论、公共参与的改革决定程序，并以此为契机切实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中迈出坚实的一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说，要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并实现新突破，应该是对最近改革争论一次正式的官方回应。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胡锦涛所谓的“新突破”，要旨就是要使今后的中国改革具有更多公共讨论的性质，更多公共受益的成分。显然，在中国改革的主事者那里，改革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

当然，我们更希望位于左、右两极，正在为改革争吵得面红耳赤的先生们，赶快凝聚共识，共同推进这个这个迫切的议程。

（本文写作于2006年3月）

事情正在起变化

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但对于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种无为而治的传统智慧似乎并不适用。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车到山前更迷惘。在惊叹中高速奔进了30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的不是如期而至的加冕，而是空前的困扰和迷惑。这种感受，中国经济内部的当局者要比外部的旁观者来得更为强烈。

以媒体的标准，对中国经济的这种迷惑和焦虑应该始于2004年。在这一年，一位矮个子的海归异类，从几个不起眼的企业案例入手，毫无前兆地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震撼。从此之后，这位孤军混战的学者如入无人之境，将争论扩大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乎所有领域。他就是郎咸平。有人说，郎咸平的到来，就像一头莽撞的公牛突然闯进了瓷器店。但在我看来，郎咸平更像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异教徒并以一种异教徒的亵渎心态，一举闯入了中国尘封多时的改革神庙，所到之处，神灵坍塌，罗汉倒地。焦虑与迷惑总是从神像的倒塌开始，一具维系了民族想象将近30年的圣像一旦还俗，迷惑与焦虑随即四处蔓延。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审视。几乎是在突然之间，GDP不再神圣，而变得像一头啃噬环境与资源的怪物；开放不再神圣，而更像是一个引狼入室的阴谋；财富不再神圣，而是一出上演过无数次的剥夺游戏。从2004年开始，媒体视角的陡然切换，使中国经济的一切辉煌纪录都变得令人狐疑。这就好像一部正在热闹上演的戏剧，猛然被人从后面拉开了幕布。一切都那么让人尴尬不已。

事实上，即便不是郎咸平，中国经济的种种危象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区别仅仅在于时间的迟早。无论是愈加深重的环境及资源问题，还是不计成本的引资工程，也无论是积重难返的贫富悬殊，还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负债，都早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掩耳盗铃的危机边缘。这种一开始就蛰伏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中的病灶，以一种与中国GDP同样惊人的增速复制着，繁衍着。终于，在人们选择性的遗忘之中，它变成了附着在中国经济奇迹之上的一片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

如果说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沉浸在中国奇迹以及如何延续这种奇迹的想象之中，那么2004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这个奇迹与其影子的战争。显然，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无休止的增长，而是如何与隐藏在高速增长卵翼之下的敌人的搏斗。毋庸置疑，这种搏斗不仅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而更加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丝毫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本文写作于2006年12月）

谁的镀金时代？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对于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地声称，不经过经典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不过区区5 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 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10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国前面10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 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贲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及21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20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作好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地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了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令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无法料到，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本书第一篇“镀金时代”收录了我在2002~2008年之间部分评论文章，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更多地记录了这个镀金时代繁华世相之下本质上的内在紧张。毫无疑问，这种记录都是出自我个人有限的视角以及有限的经验。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以此为历史线索，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与明天。

（本文写作于2011年7月）

中篇

大裂变来了

2008~2011

第六章 大裂变来了

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

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10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

大裂变来了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谜，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道：“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做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总书记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30年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缔造了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的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30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的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方谈话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等同于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价格。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各地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公民权利的萎缩。也正是这种萎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

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从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各地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合理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了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作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

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适度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底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克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渡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是1970，还是1930？

2008年3月，在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小川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灰飞烟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转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40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体系。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还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等，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地加入了这一全球体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的这一高度共识，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做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

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至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国的秦始皇曾经以“车同辙、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

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地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10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20世纪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地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地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征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做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上收入水平，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实上，美元目前的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正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上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美国国内实际消费能力的萎缩，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有一个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调节器。其后果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国，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国，都不能忍受美元的过分贬值，甚至必须支持美元的某种强势。有趣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霸权衰落的时候，美国也曾极力维护英镑的地位。这种历史的雷同，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来说，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暗示着，全球霸权体系已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有人借助冷战术语，将目前的美元形势，非常精当地比喻为“恐怖平衡”。意思是说，无论美国还是那些巨额美元的持有国，都不敢轻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贬值，将意味着系统的瓦解和全输的局面。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间急剧贬值，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财富也将立即大幅缩水。中国在美元上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这个体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的处境。正如金融市场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美元实际上已经“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战棋盘上对峙的，是两个对核武器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冷静的对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其博弈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实际上也要比冷战中“核威慑平衡”脆弱得多。谁都无法保证，某些国家不会出于政治或者财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抛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场中，任何初级投资者都知道这种抛售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意味着什么样的资产灾难和财富损失。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元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美元何时崩溃的问题。

作为“二战”之后建构出的全球市场体系的象征符号，美元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危机，而是这个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危机可能表现为美元贬值，但却绝不是美元贬值可以化解的。要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长期的经济动荡与政治较量将是不可避免的，毫无悬念的是，这其中一定会险象环生。

在过去的60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这种作用，创造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于此。然而，现在可能到了我们要为此埋单的时候了。随着美元崩溃式的下跌，美元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将会急剧收缩。美元——这个曾经在过去60多年中推动全球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关键发动机，正在逐渐熄火。

不幸的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的另外一架发动机也处于事故频发的灾难之中。

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氧气，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开疆拓土的引擎。没有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就会停止呼吸。为此，资本主义必须不遗余力地开拓任何潜在的利润来源。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在两个维度上开拓其利润流。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开拓各种新兴市场和边陲地区，这种新兴市场不仅包括新兴的民族国家市场，也包括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产业市场。然而，新兴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在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无论是新兴的国家市场还是新兴的产业市场都迅速被各种竞争者所拥塞。于是，资本主义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在时间维度上另辟蹊径。这就是现代金融。就其本质而言，现代金融是一个向未来索取利润并将未来的收入流折现为当期利润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按揭贷款、各种期货衍生产品，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将透支未来预期收入并折现为当下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晚期，“未来”才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利润金矿。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利润被多锁定和透支一份，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的“利润矿藏”就少一份。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金融的这种魔术性质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维持活力的最关键手段，资本主义越是扩张，金融的重要性就会越突出。以美国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07年，金融服务部门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一个让人警觉的历史镜像是，在荷兰及英国的霸权衰落时期，金融扩张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金融扩张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乏力及最后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及地理维度上的开拓潜力越是被竭尽，在时间维度上的开掘就越是疯狂。全球金融体系当下有目共睹的几乎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膨胀及复杂程度，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利用金融工具向未来掘进的狂热程度。然而，金融体系越是向未来掘进及延伸，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远的未来，就越是难以预测，就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迷雾。

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对未来的想象的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戏，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洞察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贪欲以及监管者的疏忽所酿成，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使然。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像鞭子一样时刻驱使金融家们去疯狂冒险，也同样驱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宽监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况则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金融家们甚至是故意设计许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给自己发奖金。而监管当局也乐得装聋作哑。这种疯狂使得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纪律及投资智慧都被抛到脑后，而向未来冒险，遂成为这个时期金融最真实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晚期，金融往往居于支配地位，成为企业之王，在这种情势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就被迫以暧昧的态度鼓励金融的冒险以获得维持资本主义前进的利润动力，而一旦这种冒险变成了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与之相联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埋单。这反过来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一位财经评论家正确地评论道：“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其为内部人士创造的巨额回报的结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这位评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现代金融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在逻辑之中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为金融在创造利润继而维持资本主义生命中不可取代的位置。一个真实的幽默是，一位国际投行的职员在领取了50万英镑的年终奖金之后，高声表达他的不满：“这哪里是奖金，这简直是小费！”对于一个在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输送氧气的现代金融从业人员来说，他的确是有底气发出这种抱怨的。

不过，正如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开掘是有尽头的一样，金融在向未来攫取利润同样面临着某种极限，金融的利润来源不可能向未来无限延伸。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当所有地方的资本主义公民都债台高筑，并将自己的未来都抵押给金融资本家的时候（各类按揭贷款不要说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当中也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继续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美国一直是靠吸纳全球储蓄来维持金融膨胀的，但是，这种能力却在这一次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储蓄纷纷涌向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而在美国爆发的新经济浪潮，恰好为这些避险储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思科、雅虎、微软这些神话般的公司对于全球储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高峰时期，美国股市的市值占到全球股市市值的将近50%。新经济不仅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金融膨胀提供了动力，也为全球巨量的过剩美元提供了一个蓄水池。它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之后，开始回光返照。然而，随着新经济归于沉寂，以及在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本身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暴露，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出现逆转。在当下还在继续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储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熠熠发光的所谓“软资产”，而是将投机想象力疯狂倾注于那些新兴市场急需的“硬资产”，比如石油、农产品等等大宗产品，其中的历史转折意味相当浓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新经济的奇迹，美国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之处。如此，过往源源不断涌向华尔街的资金就会出现历史性的断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标志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扩张的动力临近衰竭危险，这也会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收过剩美元从而间接支持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其他某种货币走强或者资金流向某个其他金融市场，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全球资本流动将越发失序，失去家园的热钱的走向也将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动荡也将更加频繁。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那种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次贷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的一个部分，是全球市场危机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象征着现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时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同样，它也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提供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看来，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60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恐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巨型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这一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40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绝不能消灭稀缺。

很不幸，就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地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的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还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我们相信，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的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他们以为基础资源的价格仅仅是周期性上涨，不断跌破眼镜。

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停止工业化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绝这一价格趋势。而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条死路。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同样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它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它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它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马尔萨斯的冷酷预言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中复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国，都因粮价上涨而发生骚乱，这是多年来未见的异象）。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其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不顾它们会制造多少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它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就诉诸政治甚至更加极端的手段，类似事件在全球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

对于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引发的全球通胀，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独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应同样具有灾难性。首先出现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胀将会大幅拉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将体系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挣扎在萧条边缘的经济最终拖入深渊。作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早已经因为全球化过程而蒙受重创，经济停滞乃至萧条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政治抗议。前不久美国国会要求调查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事实表明，政治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潜在的政治紧张气氛，并开始提前采取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扩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当然也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衰退将是长期的。而通胀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美国的长期衰退前景变得更为明确。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与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颇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经历十多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那么，美国呢？不管萧条会导致什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对萧条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发达国家长期的停滞以及新兴国家长期的通胀，组合起来就是全球市场体系未来的图景。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这样一幅图景，让很多人不安地联想起20世纪70年代。同样新兴国家的高增长、同样的石油危机、同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样的货币动荡，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这一幕经济危机与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滞胀以及货币动荡（尼克松冲击）是当时的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所作出的适应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体系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将会作出更加痛苦的适应。而它的症状首先就会通过美国，这个体系霸主的经济反映出来。不过，将当前的全球经济仅仅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恐怕过于乐观了。目前全球市场体系内的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也迥异，这决定了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可能一致，甚至连任何协调的可能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失去调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重建这个体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毫无紧迫感的官话——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如此，今日全球市场体系就面临着一种极其凶险的可能，新兴国家之胀与发达国家之滞形成巨大的正反馈效应，从而最终导致体系的崩解。

全球经济这个凶险前途的历史镜像，吻合于英国霸权行将解体的前夜。那时，到处寻找利润的资本家们也曾疯狂地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体系，结果是“一战”、“二战”接踵爆发，体系霸权与体系本身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瞬间崩溃。全球体系的大混乱之中，各民族国家纷纷逃离全球体系，进入各自的经济救生艇。波兰尼曾经提示我们，“‘一战’之后，罗斯福新政、苏联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都是脱离正在解体的世界市场，进入国民经济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有人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索的晚秋。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巨大的体系爆炸将在何时并以何种形式结束，但其中肯定充满了争夺、冲突乃至杀戮。在这个体系巨变的时候，任何在前面60多年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管理智慧都将无济于事。而这正是处于经济增长兴头上的中国很快就要面对的。作为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命运与这个体系的荣衰有着深刻的联系。在相当程度上，体系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

但历史闪烁出的诡异在于，中国既无法继续受惠于这个衰败的体系，但也绝不会从这个体系的崩解中获益。显然，这种处境比中国那些幼稚的民族主义者以一种危险的浪漫心态所勾勒出的幻象——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衰落等于中国的崛起——要不测得多。在冷战即将结束之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们曾经乐观地暗示我们，即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及民主价值之下的新世界将是一个长期和平及繁荣的永恒纪元。然而，已经展开的纪元，比那些乐观主义的预测却要远为险峻。历史，几乎从未满足过任何思想的愿望。

与危机的赛跑

如果历史还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经历过重大经济危机。不管它是哪一种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哪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逃过这种历史宿命。即便是自奉为上帝子民、拥有一切好运气的美国人，也未能摆脱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灾难。有些蹊跷并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机发生之前，该国无一不经历着极度的繁荣，而该国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产阶级）也无一不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仿佛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国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同样如此。除非幸运之神真的已经降临中国，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可以例外于这一历史命数。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市场时代的繁荣与前述几个国家的标志性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毁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狂野程度也无出其右者。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市场时代内部所积累的危机能量，也可能远胜于前。虽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虽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可能已经从过往的危机中继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国经济及社会中的种种最新迹象都显示，我们可能无法规避这一命定的劫数，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机的形式及其后果。

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历史对应者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地貌与1929年之前的美国的确有几分相似。在1929年的灾难之前，美国人在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宏大戏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灾难几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虽然最后的结果相当幸运，但危机的毁灭性却差一点就断送了这个如今独步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惨烈程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华尔街的历史照片中获悉。美国1929年开始的危机，正好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危机重合，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可能的历史际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的那样，如果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相互叠加并发生共振，将大大增加危机的复杂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将大大增加危机的摧毁性。

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以及主流技术官僚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记忆，是在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形成的。在这种记忆中，市场经济即意味着永无休止的繁荣，所谓危机和萧条如果不是年代久远的老黄历，就是可以通过提前防范而得到化解的。的确，在过往仅有的几次危机中（无论是1993年起自内部的经济危机还是1998年源于外部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都化险为夷。而在危机化解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及新生技术官僚群体的超级学习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须记住的区别是，在前面的两次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市场主体本身也相当稚嫩。但今天，防火墙已经撤除，市场主体的政策游说能力也今非昔比。从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房地产、宏观经济以及环境资源等领域调控中所显露出的无奈，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来、点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并不是未来可靠的依恃，而好运气也不会永远都一路相随。

相反，在一个已经天翻地覆的调控环境中，过去的经验往往会成为未来的绊索，从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机之所以为危机，就是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危机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的毁坏程度总是超越于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全能型（资源几乎全部控制在行政部门手中）社会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过迅速调动并集中资源解决局部危机（地方或者某个行业的危机）。这种能力，在中国的银行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熟悉中国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中国的金融家们真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中国行政部门可以迅速将巨额财政资源注入银行系统，从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机。

而这种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国官方误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更有可能的危机形式是一种疑难杂症式的情况，从而导致多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多种手段之间的相互抵消，呈现出一种无法治理的状况，并最终从整体上耗尽所有的行政资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引以独家优势的全控能力就可能突然被肢解。在中国，这种情况将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出现某种无法修复的整体性崩解。就目前的思考所及，我们显然无法清晰勾画未来危机的具体形式，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危机从来就不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出现的。中国，显然正在疾驰入一个风高浪急但却没有任何航标的危险水域。对此，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精英，似乎都远远没有作好准备。

如果危机注定要到来，那么，哪里才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一如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危机本身的面貌一样，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我们如何才能从危机中幸存下来。或许，我们真的无处可逃。然而，现在就开始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一场与危机的赛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们幸免和幸存于危机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国执政团队在毫无波澜的情况下实现了新老交替。但这场看似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接班，却开启了中国30年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其精神取向与内在气质而言，这个被媒体称为“胡温新政”的改革转向，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革命。

与革命时代中国留给外界以及学术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时代的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世俗主义的政权也拥有最世俗主义的民众。有很多人已经观察到，无论是政权、企业，还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已经发展到相当扭曲的极端程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及市场利益主体基本形成之后，微观及局部效率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是个体的极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导致的整体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目前已成公共灾难的环境污染、社会失信以及贫富悬殊等等都源自于此。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唯一维度的效率与增长的价值之外，为中国改革引入另外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规制和平衡极端个体理性对整体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败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胡温执政伊始就一直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并将其作为新政的核心论述之一。现在看来，这的确找到了中国改革最隐秘的罩门。在这种新思维的视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加剧社会资本及环境资源的快速干涸，并最终导致增长的停滞和社会的解体。

所谓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以公平正义为社会新的价值基石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基础及自然环境基础的可持续性上取得一种平衡。虽然这些论述被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解读得相当糟糕并因此受到民间社会的习惯性调侃，但很多人并没有发现，与过往“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闷声发大财”的改革取向相比，这里隐含着中国改革对经济增长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向。从这种认识出发，胡温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势、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人民的认同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加坚实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来。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胡温新政的实质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被废弃的精神之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人民和领袖有更加伟大的宏愿，那么，这就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重要起点与契机。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也正在于此。对这种革命性转折，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鼓励。但是，如果仅仅消极地将公平正义当做维护稳定继而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仅仅将公平正义理解为扶助弱势而不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普遍准则，那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将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主流意识之中，公平正义一直就是作为财富增长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这种对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狭隘经济学视野中，公平正义多一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会少一点。这种幼稚的观念离奇地占据中国意识的主流，简直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耻辱。事实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它可能无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仅是任何一种财富增长所必须，其外化的后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经济本身所急需的。

一言以蔽之，公平正义的价值内部，本身就孕育着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财富增长。在中国改革经历了市场化（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推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中国拉动内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到现在）三个动力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几个动力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时候，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动力来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的形象比喻那样，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二级火箭。换言之，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30年。悲哀的是，中国改革30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惯性太过沉重，它依然裹挟着我们在原有的轨道上风驰电掣。在这个意义上，胡温的革命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

自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来，由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几代领袖和他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这两项国家任务基本达成之后，人民对政府的及格标准将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创造持续的繁荣。中国的新一代领袖必须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族独立本身都已经不能单独为政治合法性提供持续的资源，他们必须向人民允诺一个更持久的核心价值和更有魅力的愿景。对这种核心价值和愿景的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创造一个更伟大文明的发动机。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是美国最终能够在战后脱颖而出的关键。那么，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本文写作于2008年4月）

大时代的大问题
——就“大裂变”接受价值中国网专访

价值中国：大裂变的含义是什么？

袁剑：大裂变是一个隐喻。我的意思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一直沿用的发展模式及路径可能正在遭遇重大问题，而与此同时，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在遇到严重的危机。这两个重要的背景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我们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路径都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想一个逻辑的结论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要的转变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剧烈的重构。与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同时发生的，首先是，在知识上对经济增长模式甚至工业文明本身作出一种全面的反思。然后则是，在政治及经济制度上的快速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旧模式难以为继，全球体系空前混乱的时期，而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也是全球制度尝试和制度创新最为频繁的时候。那个状况与今天颇为相似。可以说，谁能够在今天的世界上率先进行成功的制度尝试，谁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中脱颖而出。所以我所说的大裂变，实际上是指制度的快速转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毁灭和创新同时发生的过程。任何转型都蕴涵着极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种全球性的转型呢？

我想提醒的是，政治及经济制度的成功创新是需要长期的思想资源积累的，当然也包括运气，就思想资源的积累而言，中国在前面30年做得很少。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当我们被逼着要转型的时候，我们从上到下都有点手足无措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得非常坦率地说，我不是很乐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文章的最后发问：中国，你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所有大国来说都是非常紧迫的。我曾经跟朋友们说，我们可能又来到了一个大问题的大时代。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一时刻。

价值中国：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袁剑：我想这个主要跟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有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对国内的最终需求而言，中国的产能似乎已经严重过剩，而对于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而言，中国的资源却是严重短缺。内需长期启动不了，造成了中国既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也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困局。这对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好像不太妙。

价值中国：你在你的新作“大裂变来了？”当中也提到，“在过去30年沸腾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缔造了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这应该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的问题。这是否体现了全球化的局限性？

袁剑：我认为将问题推给全球化，并不合适。中国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全球化中找到某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内部的体制呼应，这些成本就不会变得如此不堪重负，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这么长。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全球化是难以规避的，有智慧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全球化，而不是在这场游戏中充当一个懵懂的牺牲品。

价值中国：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提出一个主题，就是从政治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思想，要求采取更多的社会监管和控制措施。在目前的人类发展阶段，这是否意味着要么建立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以管理全球化的社会，要么有意把世界经济分解，回到国家或地区的单位里？

袁剑：若干年以前，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调侃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不过，它致力于推动的不是一个全球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是在推动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恰当的。与共产主义一样，纯粹的自由市场只生存在概念世界中。重新塑造人性，使人们的行为完全适应于自由市场的假定，与强制人们去适应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并没有任何区别。我理解，全球自由市场与纯粹的自由市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具有乌托邦性质。在我的印象中，波兰尼的《大转型》写于“二战”前不久，之所以今天会被重新“发现”，是因为我们的确遭遇类似的历史困境。只不过，这一次同样问题的规模及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当时。

你所提到的两种可能都非常极端，在目前，我们既看到不到全球政府的任何可能，也看不到可以重新退回去的任何可能。我们只能在这个让我们既兴奋又苦恼的世界中去寻找出路。

价值中国：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否有再次终止，重蹈1914~1945年时期覆辙的可能性？如果让经济趋同的力量压倒差距扩大的力量，您觉得哪些机制最重要？

袁剑：在我看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不可能终止，这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的利润逻辑使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内部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让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一体化，但是，它也不可能像全球化信徒们所相信的那样会一路顺风。历史完全重复是不可能的，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陷阱都同样诱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命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坦率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详尽的统计资料，但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加紧密的全球化以来，中国存在两种趋势，一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世界中产阶级在收入水平上的接轨速度相当快。不是吗？我们的中产阶级及富人们在消费上的胃口和胆量上不是正在大步逼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吗？而第二个趋势则是，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却显著拉大。显然，这是国内政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分配的最后决定者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所以缓解差距的最终机制也应该来自政治。当然，只有上帝才能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价值中国：什么决定了中国路径的特殊？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是否会进入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扩张？

袁剑：中国改革30年是在特殊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初始条件及历史事件都在不断推动及修正着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路径。说什么因素完全“决定”了中国的路径，我觉得恐怕很难。机缘巧合太多，已经无法厘清。但有一些条件是始终没有太大改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分离出的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可能是，政府对资源的高度控制。这个高度控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特殊付出方式及释放方式。

在我看来，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势头已经足够迅猛了，我想象不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将是什么样子。将这一轮全球化比做一轮牛市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将是一个回落整理的过程。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下一步的扩张的话，我想其主要含义应该在于：各国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消化上一阶段全球化的后果。当然，这也包括各国政府在政治上更加紧密的协调。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本采访完成于2008年7月）

我们的昨天与今天
——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亚洲周刊》：对于改革30年，你怎么评价？

袁剑：如果能够作一个简单的评价，恐怕就不要一本书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只是接续了1840年以来中国融入西方世界这个历史运动。就我个人的价值观以及情感取向而言，我当然正面评价这个过程。但作为一个思想的追寻者来说，这样的评价也太偷懒了。但不幸的是，这种愚蠢的学术在中国几乎是绝对主流。在我看来，中国改革30年所谓成就是启动了市场化改革，但就其耗费的时间来说，这个成就并没有多了不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在战后废墟上重建的过程，尤其是比较一下日本国民收入、工资水平的赶超速度。但其负面的效果则是，公民权利尤其是政治上的权利被极端压制了。这种公民权利的抑制最终会体现在市场的运行中，也最终会体现在分配的极端不公上。中国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能正负抵消。不能因为有好的一面，发生蜕变的、负效的那一面就被抵消了。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学术态度。我曾经讲过，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完毕，现在需要做的是为中国的市场化提供一种公民社会的基础，提供一种政治体制的保障，从而促进这个市场更公正、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运转。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市场不足，而是民主不足，法治不足，公正不足。我们必须明确，政治的、权力的、文化的因素都会被带入到市场博弈之中，从而影响到市场最后的输出结果。市场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这是我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最大的分歧。很多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自己也对他人实施了一种新的蒙昧和麻醉——市场的力量可以自动带来一切美德。

《亚洲周刊》：《奇迹的黄昏》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很悲观，在“大裂变”中你对当前一些预测中国时代到来的乐观主义者泼了冷水，但你又说你对中国前景不悲观，是不是这样？你到底如何看待中国未来？

袁剑：如果更多的人跟我一样悲观，那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样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去努力阻止悲观事态的发生。这样总比全体都瞎乐观好，比最终掉到悬崖下，还不知道怎么掉下去的好。中国改革30年中所培育出良性趋势有惯性，比如创业精神；30年中培育出的负面趋势也有惯性，比如贫富悬殊，比如被经济增长所强化的官僚专制倾向，最后的结果取决于这两种惯性最终搏斗的胜负。如果非要问我中国的未来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一切要凭运气。历史充满了偶然。这根本不是人类智力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连股票市场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比这复杂得多、规模也庞大得多的人类社会了。

《亚洲周刊》：“大裂变来了？”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你文中好像只分析到2007年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2008年日趋严重的金融危机，你如何分析？

袁剑：“大裂变来了？”本来是想给《奇迹的黄昏》补充一些最新的发展。大约完稿在2008年5月份。“大裂变来了？”主要的意思是，无论从国内国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增长在最近10年来强烈依赖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两个不可持续都在迅速逼近极限。中国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时候还出现强烈通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大裂变来了？”一文中，我曾经提到，次贷危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所以我并不认同，次贷危机只是产品问题，只是监管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体系本身的运动逼出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次贷本身是通过金融手段膨胀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消费能力所导致的。没有消费，就没有体系的扩张，在消费能力实在不济的时候，就通过金融手段膨胀之。这就是次贷危机在体系运动上的真相。美国的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却是体系本身的危机。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高度依赖这个体系的。如果这个体系不能很快摆脱最终需求的低迷，中国的经济增长下滑就是必然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无法在短期内迅速重振国内需求。而且这种重振，需要政治上的勇气。

《亚洲周刊》：“大裂变”中认为，中国改革是“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但这是不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对资本和技术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妥协呢？

袁剑：我当然赞成妥协，任何商业都是一种妥协，但不能妥协到自杀吧。这种自杀式的妥协，完全是因为公民权利萎缩的结果。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完全可以不顾在地居民的长远和短期利益来完成这种交易，而其短期的GDP，财政收入统统可以高速增长。但是在这种地方政府与投资者之间所达成的交易中，老百姓的福利呢？如果在地居民有公民权利约束官员这种自肥的交易，这种交易就不会变得如此负效，而是更加有利于在地居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在资源消耗上还是在消费上都透支得相当厉害，把后面很多年的增长都放在今天了，短期GDP的增长速度当然会举世无双。但后劲如何，会不会突然虚脱，就很难说了。在中国城市中，你可以看到这方面很多明确的迹象。为什么会这么透支增长，中国特殊的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把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党的合法性基础，迟早会出大问题。中国的执政者必须适应经济比较低速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健康的增长），并学会在这种增长环境中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幸福。

《亚洲周刊》：有人认为，《奇迹的黄昏》和你其他大多数文章一样，只看到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很负面的东西，但对于正面的东西及其巨大作用却没有谈到；你在《奇迹的黄昏》中强烈批判权力和市场的勾结，但是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益多元化，体制外出现很多新生的积极力量，你如何评价这些体制外力量的作用？

袁剑：到今天还需要我们去肯定市场化的正面作用吗？如果中国改革还停留在肯定和强调市场化的正面作用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太令人悲哀了。我从来就是支持市场化的，这不需要再说明一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看得太简单了。在他们那里，市场就是一个魔盒，可以变出我们一切想要的东西，这是十足的幼稚。现代市场经济在分工、运行方面都变得相当复杂，已经早不是所谓的熟人经济了。这样的市场是需要信息、权利、监管（尤其是社会的监督）等一系列条件加以保障的，否则，市场就会变成恶的，甚至人间地狱。我想，大家已经从美国的金融危机直观地了解到这一点。中国有一部分人在搞市场崇拜，把市场变成一种不可以亵渎的图腾，这与从前对计划经济的崇拜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盲目程度令人吃惊。在我看来，批判而不是自我表扬，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批判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如果人们说我批判太多，建设太少，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褒奖，而不是相反。建设的起点是批判，在我的世界中，批判即建设。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分法已经过时了（需要顺便提到的是，中国转型到今天，一系列过往看上去很有用的范式、概念都过时了，缺乏解释力了，比如左派、右派。）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觉得我生活在体制外，我开车要受到同样的红绿灯和同样的警察的约束和监督，其他人也一样，我做股票要遵守同样的法规，其他的人也一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体制中，并没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我不知道现在如何区分体制内体制外。现在企业家都是政协常委了，你不能说他还是体制外吧。

如果你把纯粹吃财政饭或者公家饭的人称为体制内，而其他人称之为体制外，那我的判断是，他们都可能是负面的力量，也都可能是正面的力量。全看你如何调整制度。土匪是典型的体制外，你总不能说他一贯而且永远是正面力量吧。

《亚洲周刊》：你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发展并不看好，但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才刚刚开始发展，没有壮大起来？中产阶级的现状是不是一种蛰伏？中产阶层是不是在一些社会层面潜移默化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比如维护个人利益、主张个人权利等等？

袁剑：中产阶级不能离开制度本身去起作用。民主、法治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需要时间和良性的制度去培育的。在现阶段，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只是消费意义上的。而且这反而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有了中产阶级就一定会有自动生成某种民主和法治，这完全是一种幻觉。我看到的中国中产阶级是买了房子之后如果价格跌了，就会去捣毁房地产商售楼处的中产阶级，是那些只有自我利益没有规则意识的中产阶级，是只有物质利益最大化，完全缺乏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精英都腐败如斯，还能指望所谓中产阶级去推动民主和法治吗？一句话，光靠某个阶级是逻辑上和理论上的夸张。

《亚洲周刊》：你认为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分配上，胡温上台以来更强调公平，并且在实际行动上促进分配体制向农村、农民工倾斜，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你认为这是不是一种转变？

袁剑：当然是一种转变，但是还远远做得不够，而且不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与20世纪90年代把工人农民统统扔出车外的搞法显然不同。但我要强调的是，真正的公正一定是透过某种民主和公正的体制达成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期的公正。国家真正的作用不是去尽可能多地创造GDP，而是去创立和维护公正的体制和秩序。这是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目的和根本。在中国，创造财富的市场机制已经基本建立，虽然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当务之急是如何更加公正地分配财富。这不仅关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关乎中国长远甚至近期的经济表现。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目前的危机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

《亚洲周刊》：《奇迹的黄昏》中大篇幅谈到了官僚资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危害，但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你认为权贵阶层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福祉，放弃自己的利益吗？

袁剑：我想，如果那些在改革30年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们认识到，如果继续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他们很快就无钱可赚了，因为最具有消费倾向的人们已经没有能力消费了，那么，继续改革的动力就发生了。这不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增加自己的长远利益。当然在未来的财富分配格局中，他们不能像以前一样获得那么大的相对份额了。但是财富的绝对额还会继续增加。

就当下而言，我要非常坦率地说，继续转型契机可能来自危机，也就是说，以前的模式无法持续下去的时候，没有走到这一步，体制是无法自我反省的，即便自我反省，也无法自我改革。历史总是这样，当你绝望的时候，可能就是转变的时候了。目前的危机，实际上是旧的增长模式和分配模式已经无以为继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正在逼近这个历史转折点。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够从危机学习到正确的东西，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拿出改变历史的勇气，我想转机就来临了。当然，这也同时需要高度的智慧。

（本采访完成于2009年11月）

第七章 裂变进行时

无论是从全球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一幅未来图景都已经无比清晰：中国正在遭遇30年未见之变局。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危机从来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崩溃，它同样意味着涅，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

漫长的2008

什么词能够最准确地概括2008年的中国和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溃。

在这个还在进行中的年份中，人们目不暇接地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几近完美的崩溃，从中国到世界，从资本市场到宏观经济，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间戛然而止。

此刻，惊魂未定的大众仍然处于危机令人窒息的追击之中，但已经有足够多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虽然伴随着诸多偶然，但也绝不是祸从天降。

2008年的雪崩

一场不期而至的雪灾，蹊跷地发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国南方，为2008年的中国作出了巫术般的预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将注定是诡异而又充满转折意味的一年。接下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股市崩溃、三鹿奶粉以及惊涛拍岸的金融海啸，无不暗合了这个预言。显然，对所有这些事件加以解读并理解其中的神秘联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智力范围，因此，我们仅仅能够对我们可能理解的那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评论。

2008年，在经过长达接近10年的牛市之后，中国炙热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冷却下来，价格下滑，成交锐减。如果说在奥运会之前，人们还对房地产市场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预期的话，那么奥运会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承认，当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逆转（虽然2009年之后的超级刺激政策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更为疯狂的暴涨）。

起始于1998年的这一轮房地产的超级牛市，大致有如下几个动力：一是所谓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单位分配住房的制度变为个人购买住房。这个改革所释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第一级动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动力释放的同时，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级动力，城市化所引发的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进一步刺激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三个动力来自于投资需求。在其中，国际资本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投资和投机性介入是这一动力的主要成分。

不过，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个更加隐蔽和更加强劲的动力，那就是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国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开始强力介入房地产市场。而到了后期，房地产更成为政府推动GDP以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法宝。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1/3以上，而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更是其他行业所望尘莫及的。以上诸多因素的不断接力，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超级周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土地市场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满了剥夺、腐败并因此充满了暴利，这使得各类资本对这一市场趋之若鹜，并极大地加剧了这一市场的狂热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所谓独特的中国因素。因是之故，中国房地产市场才能够不断让预言家们名声扫地，不管他是外来的和尚，还是本土的专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无法阻止市场本身荣衰交替、牛熊循环的基本规则。在2008年，中国“特殊”的房地产市场终于暴露了它早应该暴露的疲态。面对这个迟到但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的调整，赚惯了快钱、过惯了好日子的房地产商们开始集体跳脚。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经历过完整市场周期因而也特别幼稚的中国房地产商来说，这种反应并不奇怪。真正让人奇怪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这个调整面前所表现出的轻率和疯狂。就数据和我们的观察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如果用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指数来标示的话，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价格仍然相当于上证指数的5 000点，继续调整的空间依然巨大。而就是在这一时刻，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就开始紧急出台各种救市措施。从减税到降低按揭门槛，从直接入市购买到提供买房补贴，花样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恐慌和急切程度，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更有甚者，在东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禁止房地产商降价。要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地方政府这种利令智昏近乎弱智的行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价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内在的下跌趋势。同时，它也强化了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熊市预期，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加速下跌。

显然，无论从房价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终决定房地产价格的基本因素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泡沫飞溅。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一个从未见过的下滑周期的到来，潜在购房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将会恶化，这可能是压垮仍然在“负重死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将其最终推入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毫无疑问，特殊的中国因素仍然会在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作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强弩之末。所以，如果在2009年之后的任何时候，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崩溃并将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经济整个拖下水的情况，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其中理由其实十分简单：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后就要还回去多少。从长期看，任何人都无法挑战这一铁律。

如果2008年的中国房地产还显示了某种“猪坚强”的韧性的话，那么，2008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场标准的崩溃。在这一年中，中国股市一再打破人们的预期，从6 000点一路狂泻到最低1 600多点，最高跌幅达到将近75%。在前几年全球最牛的中国股市，2008年变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比，中国股市的许多投资者都已经经历过好几轮牛熊循环，对牛市之后的熊市已经有所准备，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绝大多数人预期。这除了显示那些在集体癫狂时还在高喊“黄金十年”的分析师们的轻佻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换一个问法，究竟有哪些因素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投资假设？

无疑，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深信这样一个假设，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成长性的经济体，其高速成长的周期至少还可以再延续30年。中国经济即便出现调整，也只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周而复始的调整。这个信念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灌输和强化，成为中国大众思维框架中无须检验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股票市场即便发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调整，最多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熊市周期。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我们曾经笃信不疑的基础假设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就我们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超预期下滑可能是解释中国股票市场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投资者一直坚信的基本假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高速成长30年——果真受到侵蚀的话，2009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酷。

在上一轮牛市过后，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嬗变，那就是，大型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占据了绝对份额。从相当程度上，为大型国企和银行上市铺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动上一轮牛市的重要动力之一。虽然在上一个经济扩张周期中，中国这些巨无霸企业的表现似乎不尽如人意，但这些主要依靠垄断地位以及国家财政挹注的大型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逐渐成形之后，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下行周期，更不用说像2008年这样突如其来且毁灭性极强的下行周期。所以，这些大型垄断企业在即将到来的惨淡日子中的抗击打能力将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一点，我们一点也不敢乐观。最新的证据是，中国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生大面积亏损，而这种亏损竟然出现在GDP增速仍然达到10%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象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如何应对。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心，在几年之后，中国的纳税人是不是还需要对这些大型企业及银行再来一次巨额的输血？在资本市场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2009年及其之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则尤其如此。

中国股票市场的巨幅崩跌，虽然称得上是2008年中国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响层面以及让人意外的程度，无疑都远远不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所开始呈现出的突然失速。

2008年下半年之后，在上半年还一路狂飙的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长乏力的趋向，而到了9、10月份，这种减缓开始演变成高空坠落的硬着陆态势。各种公开数据的转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个百分点，仅仅为过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这个数据更是跌落到5.4%，创2001年末以来的新低。在财政收入方面，中国2008年11月的财政收入出现多年未见的同比负增长，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认为最能够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发电量方面，中国11月份统调电厂发电量同比急剧下降7%，是198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与此同时，11月份发布的中国1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从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与这些宏观数据相印证的则是，微观经济方面所呈现的萧条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就是，需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一位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头供货的朋友告知，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厂商突然之间几乎冻结了所有原材料进货。而另外一位远在南方的朋友则透露，那边的港口出现了1989年以来最惨淡的景象。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诸多宏观数据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来所仅见。

令人迷惑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这种急速转向几乎是在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如履薄冰的中央政府虽然多少有所察觉，但下滑之快仍然让他们措手不及。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中央政府还在不断调高银行准备金及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但在几个月之后，同样是中央政府，却以罕见的频率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及利率，并旋即推出了30年来规模最大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如果你看到一个司机在猛踩刹车之后又突然猛踩油门，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种紧急情况。这可能正是隐藏在中央政府看上去多少有些神经质般的政策急转弯背后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从决策层所表现出的“惊讶”中，还是从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令人尴尬的集体失语中，抑或是中国企业界的惊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对危机以及危机的形式几乎毫无准备。这不啻证明，在蒙受了30年难以置信的好运之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智力缺陷——一种近乎蒙昧的自大和乐观。

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机气味的竟然是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留意倾听他们含蓄的发言，我们或许可以更早地察觉目下这场危机。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是温家宝，早在2008年春天，温总理就直率地发出了预警，他说，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为此，曾有人向媒体力荐温总理为2008年的最佳宏观分析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当有创意的幽默。不过，最困难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于奥运会、“神七”上天、雪灾、地震、股市崩溃、房地产低迷，中国经济的突然失速无疑是2008年头号事件，也必将成为2009年中国最重要的看点。在一个多年以GDP为中心，甚至为压倒一切目标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经济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惧的了。因为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剂。值得补充的是，就个人的观察而言，中国所谓精英阶层中的悲观气氛也为20年来所仅见。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判断，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怪异表现，究竟是一次短暂的意外事故，还是持续了30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后终结，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转折点。然而，2008年并不是突然来到的，它不过是一段复杂而晦涩的历史最终显示了它惊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的30年，那么，2008年的中国可能就不再会显得如此诡异了，而中国刻下的处境也会被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30年未见之变局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于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30年之后，在人们对市场化的成果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中国独特发展模式所遗留下来的痛苦后果正在以一种尖利的方式被中国社会所感知。

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合法性焦虑变成了中国政治中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疾病。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准确地说，GDP的高速增长便成为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药方。如此，是不是能够迅速增加GDP，便成为衡量中国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执政思维的推动下，并基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自然禀赋，中国经济被迅疾推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内需、低福利的发展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极致水平。在经过十数年的酝酿并在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发力冲刺之后，中国虽然获得了奇迹般的GDP增长速度，但其结构的扭曲以及内部问题的积累也同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隐藏在这种不寻常的消费率背后的，实际上是中国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资料表明，居民在国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不断缩小。在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当今消费率比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内需长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内需低迷并不是一个市场博弈的后果，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以及公民权利在同一时期的极度抑制。

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另外一个畸形指标，也源于同样的政治禀赋。从毛泽东时代起，高投资率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一个恶疾。但这种疾病似乎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得到根治，反而不断恶化。到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48.6%。就此有人调侃道，如果投资率按照这样增长速度下去，到2012年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的经济体。从逻辑上说，长期的高投资率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经济的剧烈调整。这一点在中国以前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也正是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故事。

然而，在中国极速融于全球体系之后，这种过剩产能却在全球市场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压低到极致，这就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势。这样，中国过剩产能的投资者不仅没有受到市场的惩罚，反而获得了利润。这反过来鼓励了政府以及企业的这种微观合理，但宏观上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投资冲动。这种短暂的成功迷惑了许多人，在他们看来，十数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资率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过，超高投资率与超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组合要想维系其脆弱的平衡，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其在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变成一个外贸依存度畸高的经济体。到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4%的罕见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不寻常的，也是相当危险的。这意味着，中国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过与外部经济交换而来的，这也同时意味着，一旦外部消费需求滑坡，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重创。2008年初冬中国经济的急跌已经对这种危险性作出了经典的诠释。

讽刺的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中国的主流舆论还在安慰公众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是健康的，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不出所料，这种肤浅的“专家言论”以最快的速度沦为了笑柄。事实上，鉴于中国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连中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开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改革长期积累的问题借助金融危机所发出的一击致命的报复。容易看到，在这30年中，中国虽然取得了独步全球的增长速度，但其经济的基本体质仍然有相当脆弱的一面。当然，按照官方的乐观看法，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国经济最具潜力的一面，消费率低下正说明中国内需还有大幅提高的可能，产业落后正说明中国还有产业升级的潜力，我们不否认这种中国式辩证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显而易见，作为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因，这需要政治上的改变。提振内需，调整结构，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发誓要完成的任务，然而多年努力之后，不仅未竟其功，反而日行恶化，其谜底正在于政治之难。足可见，这绝对不是一桩轻松的任务。

中国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GDP为唯一标准，以中国特殊政治禀赋为条件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夸张的扭曲，也同样在社会层面及精神文化层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后者，由于不会反映在具体的经济指标上，因而也特别容易被隐匿和忽略。在这方面，最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之前，虽然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平等，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可是在短短30年之后，中国一跃成为贫富最为悬殊的经济体之一。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急速演变成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中国社会中被压抑的潜在愤怒情绪可谓相当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机袭来，这种愤怒情绪就可能成为社会分裂的导火索。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团结方面的巨大破绽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经济危机的火力之下，并成为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第一个燃点。2008年的瓮安事件实际上就是这种危机最活生生的预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型的经济危机真的不幸到来的话，上述情形就将不再只是逻辑上和概率上的推论，而是中国很可能要直面的严峻现实。

不仅如此，在30年改革之后，以世俗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精英到百姓，从政府到企业，几乎所有利益主体的压倒性行动文化。在这种毒性极大的文化中，人们被告知，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达到目标，最基础的商业伦理及文化准则都可以弃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当今中国在文化精神层面最真实的面貌。在这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所展现出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性格，为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甚至直接示范的作用。我们不能想象，构筑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如何能够应付一次巨大的经济冲击？当然，如果继续享有好运气的话，我们仍然可能侥幸过关。但一个只能不断祈灵于运气的民族又是一个何等脆弱的共同体，离其所谓崛起又何止于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不愿相信，但我们必须非常遗憾地告诉人们，这的确是在危机日渐迫近的2008年，中国社会真正的精神基础和起点。物质的成就可能因为一场危机而一夜散尽，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成为危机中最坚强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比其他经济体更接近危机。

正如我们上面所提示的那样，1978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中国本身制度变革的结果，也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以美元为符号的全球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隐形但却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全球体系的视域。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冷战之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美国意识形态的魅力，这个全球体系急速膨胀。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巨型人口国家完全融入为标志，这个全球体系达到了其巅峰时期。然而，巅峰从来就意味着衰败的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终引爆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盛极而衰的一个明确信号。其本质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美国消费能力的崩溃。在相当程度上，次贷危机就是美国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膨胀其消费需求并同时吸纳全球储蓄而导致的一场危机。有人戏称次贷危机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国（像一个劳模一样扮演全球消费火车头）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不支倒地。

显然，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也不是哪一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这个曾经创造过无数神话的体系的全球体系的危机。也只有在全球体系的视角上，我们才能够更加接近目前这场危机的真相。与发生在体系边陲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全球体系的心脏部分。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平息，乃是因为作为当时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的美国消费需求（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依然强劲，而这种需求很快就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迅速将体系推回到正常运转状态。就此而论，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要比10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要远为不测。道理非常简单，心肌梗塞要比局部病痛危险得多。

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得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何时能够恢复，这场危机就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已经了解，发达国家（尤以美国为甚）的消费需求多年来一直是通过金融杠杆被“吹”出来的，随着发达国家从企业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时代的到来，这种需求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萎缩可能还刚刚开始。接下来要发生的，则是体系内从金融到实体、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的一个全面负反馈——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迄今可以旁证这个趋势的证据是，全球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时陷入衰退。这种情形是“二战”之后从未见过的。与此同时，那些原来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诸如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危机中迅速显露了它们对体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这些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能够一夜之间转型并拯救体系危机，不仅在经济上不现实，而且也将与目前的全球政治权力格局发生严重冲突。这提醒我们，全球体系的确遭遇到了“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局面。我们不知道这种发展最终会指向哪里，但显然，变局已经开始。

如果说前面十多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急剧扩张的时代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则是这个体系不断收缩的时代。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体系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全球体系前景。不确定的则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大国承受不了这种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而导致政治上的巨变，那么，“二战”之后的这个全球体系的爆炸就会立即被引发。老练的投资者都知道，不确定是人类智慧的天敌。无论是确定的经济收缩，还是不确定的体系爆炸，都将是中国在今后将要面对的艰难处境。

虽然预测一向被认为是一件愚蠢的事，但一些与中国高度相关的重要趋势仍然值得我们冒险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现大幅贬值，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其二是，中国虽然已经紧急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经济下滑的幅度仍然超过预期，中国延续了30年的发展模式可能被迫放弃。其三，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国内积累多年的各种社会矛盾趋于临界，被搁置了30年的政治改革将会重新获得动力。往更远处看，为本轮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也将面临退潮。继之而起的是各种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兴起。无疑，这将是一个大时代。

无论是从全球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一幅未来图景都已经无比清晰：中国正在遭遇30年未见之变局。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危机从来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崩溃，它同样意味着涅槃，意味着巨大的机会。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今天，我愿意以这样一种态度期待中国的2009。正如奥巴马在其胜选演讲所说到的那样：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本文写作于2008年12月）

经济危机阴影之下的中国社会

当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愈来愈成为一种肯定的前景的时候，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已经开始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的社会危机。的确，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逻辑的推论都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从来都是相互接续、彼此强化的。如果危机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波及的范围足够大，它甚至经常激发政治的重大变故。回望20世纪的历史，殷鉴并不遥远。循着这一知识线索，我们可以看到，笼罩在经济危机阴云之下的中国，一幅社会危机的图景似乎已经隐然成形。

毫无疑问，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这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为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哪些人失业以及怎么样的失业？简单的答案是，农民工面临着前现代式的失业。

在2009年春节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第一场新闻背景吹风会，主角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可见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敏感程度。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非常受尊重的农业问题专家陈锡文介绍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农民工状况。他提供的一组数据描绘了一幅阴郁的画面：过去一年中，在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大约有2 000万由于失去工作而被迫返乡。将其换算成失业率，这意味着在一年的时间中，农民工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5.3%。这个数据显然远远超过中国的其他群体。要提醒的是，这个数据，仅仅是最近一年的数据。不出意外的话，随着危机的持续和深化，中国农民工的失业率还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攀升。现在就可以作肯定的判断，农民工将是目前这场仍然在不断扩散的危机中，最先遭受打击而且也是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却是承受能力最为脆弱的群体。

无论就其发生机制、扩散方式、传播速度，还是通过媒体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程度，本次金融危机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危机。无疑，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已然处于后现代生活中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却是仍然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工。

有学者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的不平衡及分割状况：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一个中国，多个社会。而中国农民工就处在最底层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之中。无论从其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个人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来看，中国农民工显然都处于前现代之社会之中。他们无定所，无恒业，身份模糊，更谈不上任何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完全的断绝状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旦遭遇失业，他们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返乡暂避危机，但务工收入的消失（据中国《财经》杂志统计：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以及农业本身的比较劣势将导致他们生活状况的进一步贫困化。而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根本无法返乡了。他们将留在城市，或者游弋于城乡之间求生存。

农民工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而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与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约束他们。极端一点说，只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唯一与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警察。这与西方社会经常采取的游行、示威或者其他合法因而也就更容易控制的抗议手段显著不同。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

换言之，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显然，这是一场无处不在的奇特战争。他们并不轰轰烈烈，但如果四处蔓延的话，则足以拖垮任何一个政府。所以，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将中国农民工尽快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加以保障和管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尽快解决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

就目前中国农民工的特性看，他们似乎并不具备创造某种具有明确诉求的社会运动的能力（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好事），然而，如果危机的持续时间足够长，创伤足够深的话，那么，农民工就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危机的基础群众，并与其他更有组织的群体合流，从而激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日益增多的失业大学生，就有可能是他们的同盟军和领导者。

在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峻而已。但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是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问题之急迫性。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2009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在中国广东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25%。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一次。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我们日常观察表明，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状况最容易勾起的历史联想就是20世纪40年代学生们所渲染的“毕业即失业”的所谓黑暗时代。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这个群体的关键功能在中国20世纪初的革命中已经充分显示过一次。

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求和体制性目标。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失业大学生会与其他群体合流，但假以时日，谁也不敢保证永远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容小觑。因为，与期望值甚低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有更加强烈的预期落差和更加强烈的挫折感。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中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中国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群体，基本上是大学改革之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的大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甚至高得已经让众多家庭陷入贫困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高昂成本得到的回报却是一无所有的失业。在这里，国家鼓励的教育简直就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欺骗。没有什么比付出了巨大的投资最后遭受欺骗更让人心怀不满的了。失业大学生群体虽然付出更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中，他们的处境并没有丝毫不同。他们一样没有国家的保障，一样没有组织可以托付。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依靠的家庭（这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特殊家庭保障机制的优越性的体现）。而在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他们家庭在以前之所以为他们的教育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就是将家庭的保障托付给了他们的教育。没有比这种悖论更令人悲哀的了。

尤其值得忧虑的是，失业大学生群体因为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对比，他们对中国改革在感情上相当疏离，因为他们没有蒙受到市场经济的恩泽，而是更多地承受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这可能决定了他们具有否定市场经济的总体倾向性。

从总体上看，这次刚刚处于初始阶段的失业浪潮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与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显著不同。

中国上一次失业浪潮的主体是传统国企工人。国企工人虽然失业下岗，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单位”，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既构成了他们救济的来源，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约束。国企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但这一次的失业大军在上述特性可谓有天渊之别甚至截然相反。农民工群体平时隐忍，表达渠道被完全阻塞，而到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往往就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其矛头所指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社会其他群体。所以，这一次失业浪潮所带的社会问题的可预测性相当低。但有一点现在几乎就可以判定，城市的治安问题将恶化。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上一次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值全球经济体系迅猛扩张的繁荣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同时也意味着职业岗位的转移），使得中国国企下岗工人连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迅速消化。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就其本质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空前收缩。换言之，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岗位转移如果不是出现回潮的话，起码已经暂时被终结。国际劳工组织在2009年1月28日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就业危机。据他们估计：到2009年年底，全球将会失去5 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性的工作危机将会迅速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凭借他们超强的忍受能力在全球的就业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饭碗。但这一次，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在奥巴马政府最新提交的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赫然写有“这些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显然，这是要在危急中将最为宝贵的工作机会留在国内。正如最近英国工人示威时的标语那样“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春运如过江之鲫的农民工们，大多数购买的却是一张单程车票。因为，中国的Party（盛会）暂时结束了。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时期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迄今为止，恐怕只有某些患有乐观偏执症（这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独有的病症）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还对本次危机的时间和性质抱有幻想。在他们那里，危机将会像上几次一样很快就烟消云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并不寻常。它不仅是陌生的，很可能也是长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死亡，但肯定会面临痛苦的转型。如此，如果不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失业危机可能就仅仅是它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它可能激起的社会危机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由清华大学提供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经济衰退继续，在2009年，将有多达5 0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从逻辑上说，本次失业浪潮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本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乐观。值得提醒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与经济危机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大规模的失业造成消费的萎缩，萎缩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削减工作岗位。

不过，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显然不止于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们，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远远不止于失业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激发社会危机的另外一些逻辑线索也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

从2008年9月起，中国近10年来一路以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出现急速跌落态势。到12月，当月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仅为负增长3.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5.5%），而在另外一面，财政支出却猛增至30.8%。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相当之大，涵盖医生、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公务员、军人等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在过往的几十年改革中，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引起社会危机的因素中，人们很少将他们纳入视野。然而，如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由于这些群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小于农民工群体。而作为这个社会主要的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抗议不仅更加具有政治性，也更加具有威慑性。早在20世纪的经济低迷时期，因为财政拮据导致拖欠基层教师甚至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各种抗议也成为家常便饭。这种现象在后来经济增长周期似乎很快得到了缓和。

不过，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起来的乐观情绪，可能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财政危机中所受到的挫折太过沉重，那么积蓄多年的相对剥夺感，就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事实上，最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一项所谓改革所激发的广泛愤怒，已经为这种危机做出了注脚。就在前不久，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降低。而其原因，则是因为财政已经不堪负担。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计划上的改革激起普遍不满并不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不满的程度。一位一直勤勤恳恳的中学老教师质问：“这些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故意在制造动乱吗？”熟悉中国话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相当具有对抗性。此项改革对这个庞大群体可能造成的剥夺甚为惨烈，其后续反应可以作为观察中国财政供养人群在经济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窗口。

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觉得有必要的话，这个群体扩散社会危机的能力显然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一旦他们企图扩散影响，社会危机就开始上升为更加普遍性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危机扩散方面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提及。那就是社会事件的全球性感染。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在这次全球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幸免。无论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所仅见，也是“二战”以来所仅见。可以预计的是，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某些国家，危机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在一个媒体时代，危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染。如今，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抗议行动已然升温。如果危机持续，它就可能成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榜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种传染事实上得到过某种验证。

在中国的政治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及至目前，中国的财政看上去还相当令人羡慕，发债空间仍然相当充分。然而，正如去年开始的经济下滑超出所有人预料一样，财政的下滑也完全可能超出人们预料。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特别值得关注。

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政府花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收入来源则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财政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悖论。在中国这样的全能国家中，情况可能尤其如此。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埋单。换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如前所述，设若危机既深且长，社会问题频发，政府穷于应付，那么，滥发票子所引起的通胀就势必会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从而蹈入一种新的恶性循环。目前，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以一种赌博心态印刷纸币，其放任程度，史所未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述担心就不再是无的放矢了。

经济危机总是特别容易转化为社会危机，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因应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谈到今年可能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时，中国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说：“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他进而强调：“除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并要向责任部门追究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种种迹象表示，这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事件的正式官方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加赞许的发展。然而，更加进取的态度则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尽量从根源上化解社会危机。在经济危机已经阴云密布的今天，这种体制的变革实在是时不我待。

（本文写作于2009年3月）

陌生的新世界

GDP从一季度的10.6%急剧跌落到四季度的6.8%，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从8月份的10.10%陡降至12月的–1.1%。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无疑是十分让人惊骇的。与此相应，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让人惊骇。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上半年中国经济管理部门连续加息5次，不断提高准备金，甚至不惜祭出计划经济时代的贷款规模控制，而到了下半年，宏观政策则突然变成了截然相反的操作——连续减息、不断降低银行准备金，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推出了史上最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转换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这种过山车式的体验，让2008年成为中国过去30年中最充满意外的一年。而其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则相当令人难堪——我们对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已经透彻了解并可以熟练驾驭的经济实际上相当无知。这可能是动人心魄的2008年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而它的另外一项必须马上予以重视的遗产则是，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已经越来越低。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我们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实体经济及政府经济政策如此大起大落则相当罕见。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这或许与全球化越来越深化有关——它导致经济体系趋于高度复杂；也或许与媒体及互联网日趋发达有关——它让信息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微观主体的预期和行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波动。但不管如何，实体经济稳定性以及可预见性的大幅降低是日益显见的一个事实。如果这个判断多少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很容易联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未来，或者更具体地说，在2009年，我们会不会再经历一次经济以及经济政策的大起大落，再来一次过山车式的游戏？

这个想法听上去有点荒诞不经，耸人听闻，但也并非全无理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在经济危机最终爆发之后，全球货币当局以前所未有的赌徒心态在放松货币供应。数据表明，在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的基础货币在短短3个月之内翻了一倍。只不过由于货币乘数的急降，这些高能货币暂时没有发挥作用而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而在中国，货币供应的翻转情况也同样惊人。在12月份，M2在连续多月下滑之后，急速反弹，环比增长3.02%，M1也呈同样趋势，12月份环比大增2.26%。在贷款方面，12月份贷款增速高达18.76%，比上月末高2.73个百分点，而根据温家宝在达沃斯会议期间所披露的数字，在1月份前20天之中，中国的新增贷款就已经猛增9 000亿元。难怪温家宝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初步迹象。

不过，是不是复苏还很难说，但全球印钞机在疯狂运转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货币供应的泛滥可能推动经济尽快复苏，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货币政策完全无效的情况越来越常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货币政策失效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另外一种可能是，它可能带来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据此，一位美国作者评论道：“由于顺差的持续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以及中国最近采取的各种增加流动性的措施，到2009年年底，中国基础货币的供应将在目前的数字上翻倍。”他进一步非常肯定地推测到，届时，中国将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确，只要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各种资源及大宗商品的紧缺就是一个长期趋势，泛滥的货币就可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一个适当的借口，重新点燃通胀之火。这个预言如果成真，那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过山车体验可能就只是热身而已。显然，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既然全球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难以理解和变幻莫测，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对这种可能性就不能不察。

常识告诉我们，泛滥的货币总会寻找出口，不是往这个方向，就是向那个方向。现在，货币之虎已经蹲伏在暗处，只等适合的猎物进入它的伏击圈。在我看来，在2009年的中国，泛滥的货币最有可能寻找到的猎物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并造成这个市场的暴涨暴跌。与实业相比，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对于充满恐惧但同时也充满发财欲望的货币持有者们，短期牟利的最佳去处无疑就是资本市场。果真如此的话，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就可能会经历丝毫不亚于2008年的脑震荡。或许，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2009年走完之后，呈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幅完全超出我们经验及想象之外的图景。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捉摸。而笼罩在我们前方的不确定性，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让人惶恐。或许，我们唯一清楚的是，这将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本文写作于2009年7月）

中国经济或陷于一片火海

一场危机下来，“增长”又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压倒性话语。政府保增长，学者谈增长，就连普通百姓也在翘首以盼等增长，似乎只要增长一来（当然要超过8%），我们就可以立马重返刚刚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增长，尤其是8%的增长，中国似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没有人这么明说，但政府的表态以及媒体的报道，都给人们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然而，这可能正在构成一种危险的误导。

在一种相当肤浅但却非常流行的线性思维中，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很显然，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褊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归因推理是相当诱人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实的情况恐怕要比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市场体系迅猛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可能是最大的。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简单图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而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体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烦。在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价格的极端低廉，加上各级政府超级的税收优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在需求一端，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职位的大量转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否则，这个市场将无以为继。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中美这两个看似冤家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胀全球市场体系需求而最终破灭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

事实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场体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供给端首先破裂。其爆发形式很有可能是资源、环境约束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是产能无法释放所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和经济萧条。在2008年，中国内部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资源暴涨，都险些使这个前景成为事实。幸运的是，美国佬先中国人一步不支倒地，让我们摆脱了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否则，今天被全球同声数落的就可能是中国。

很容易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极致的全球体系扩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需求一方，以滥发货币、寅吃卯粮以及毫无约束的金融“创新”为主要手段的需求创造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一方，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并剥夺底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为手段的产能供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显然，要重新修复并维持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我们显然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必须削减其名不副实的需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产能输出国则必须减少其不计后果的环境及资源透支并壮大其内部需求。只有这样，全球市场体系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忍受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让人忧虑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疾驰。我们似乎决意要用一种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来度过危机。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国人正在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滥发钞票，创造需求，而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国也沿着同样的增长路径狂奔。其主要办法就是不断地增加政府投资，只不过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2009年的头一个季度中，中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已经接近5万亿，几乎完成了全年的贷款规模。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够迅速增加GDP但丝毫都不会提升增长质量的项目。其势头已与“大跃进”无异。

虽然各级政府高喊保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促转型”，但显然后面这一句已经沦为点缀。如此货币创造及信贷投放，是不是真能够保住“增长”仍未可知，但在未来某一天引发无法收拾的产能过剩以及奔腾的通货膨胀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灾难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果真如此，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会又一次掏空中国纳税人的口袋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相信，各级政府大手笔支出，各类银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成功的鼓励。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时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国基础建设如付阙如，全球市场体系需求旺盛的基础上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饱和，全球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收缩。以老办法来应对迥然相异的新情况，其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全球市场需求，还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需求都明显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如果目前这种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无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稳不仅可能是昙花一现，而且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低迷的组合，当然还要加上财政上的严重困境。届时，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我们相当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是总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对于更加严重的困局，我们可能不得不防。

（本文写作于2009年8月）

跑步进入泡沫经济

在2009年初，我曾经提示，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将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之中，战后60年中积累起来的宏观管理智慧都可能不敷应付。半年之后，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似乎正在逐渐露出它的庐山面貌。就中国而言，我们所看到的，则是一个越发清晰的泡沫经济的图景。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紧急开动印钞机，大印特印。其本意是，在金融市场遭遇流动性枯竭、濒临崩溃之时，以政府之力推动市场重新运转。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受惠于金融封闭（当然也受惠于所谓后发优势，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各种有毒的金融产品），因而免受全球金融系统的池鱼之殃，金融系统完好无损。但中国的尴尬之处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对全球市场之依赖，却远胜于其他经济体。外需的损失对其经济的打击之重，同样有灭顶之虞。因是之故，中国也只能有样学样，疯狂消耗印钞纸，大印特印之，以弥补外需之害。不特于此，中国自恃财政雄厚（实际情况远非数字表现那么令人放心），政府出面，以各种方式大把撒钱。其慷慨、豪迈之势，不遑多让，以至于被全球媒体捧为刺激政策力度最大者。当此紧要关头，反对者即便知觉其中的危险性，但由于无法从逻辑上加以严密说明，也只能嘟囔几句之后，闭嘴了事。

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本是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是历次经济危机之中政府的必用之策。其效果虽然从未被确证过，但看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也就一直被当做一种处方接受下来。在我看来，诸如此类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已被科学论证过的所谓宏观政策是否真是那么回事，其答案远未可知。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今日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经济的境况，已远非这些政策发明之时可以比拟。同样的宏观政策，刺激出大为不同的经济政治后果，则实在算不得太意外。就中国而论，在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与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半年之后，实体经济是否真的企稳仍未可知，但资本市场已然泡沫横飞。换言之，泡沫经济已经抢在实体经济恢复之前向我等跑步而来。如若不信，看一看地王频现，价格飙升的房地产市场，看一看不断放出成交天量的股票市场，人们就能知之一二。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历了2008年的冻结之后，从2009年年初的逐渐恢复，到年中则已经达到几乎迷狂的程度。即便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最为疯狂的2007年，恐怕也难望其项背。

读者高明，应该知道我所说的所谓泡沫经济并不是指资本市场中的泡沫，而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因而财富也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日渐委靡，大量，尤其是主流资本涌向资本市场以追求更高利润的经济发展阶段。

证诸历史，泡沫经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及美国21世纪之后，都出现过持续时间相当长的泡沫经济。其后果则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谓“失去的十年”，以及卷起全球惊涛骇浪的所谓美国次贷危机。让人无奈的是，泡沫经济并不会因为其后果惨痛就不再发生。如其不然，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解相当深刻的美国和日本就不至于出现这种贻害甚深的泡沫经济了。并不需要借助那些让人迷惑的术语，用还原的方法就能知道，泡沫经济实际上隐藏于人性之中，并不容易根除。其基本成因是：人人都想不劳而获，人人都想不劳而发大财，不劳而成为超级富豪。在现代金融市场未发达之前，这种根植于人性的梦想多少只能通过进入实体经济或者攫取政治利润而实现。而在金融工具发达，金融市场之深度、广度远超从前的当下，通过进入金融市场而攫取巨额利润就是一条可行之途。而如果实体经济投资风险巨大，政治利润可望不可即，那么进入金融市场一逞其愿，则几乎成为必然。

可以观察到的是，日本以及美国的泡沫经济都是在其实体经济的全球扩张受到阻碍之后发生的。金融市场的泡沫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只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金融市场的泡沫就可以越吹越大，参与者就可以混迹其中，玩得不亦乐乎。其持续时间之长，会远远超过书呆子们的理论猜测。这也是很多书呆子们经常在金融市场闹笑话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泡沫经济能够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形成自我循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能够在一定时间以及某种程度上拉动实体经济。这不仅对资本市场最终取决于实体经济的传统智慧构成了某种戏弄，也很容易迷惑经济管理者，以为实体经济已经重回正轨，可以高枕无忧了。

金融危机之前，伴随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困境，实体经济继续高速扩张就只剩下对外出口一途。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前夜，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矣。及至金融危机一夜袭来，外需彻底崩溃，泡沫经济则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当此时也，中国货币主管部门为挽经济于不坠，勉力维持8%的安全速度，开始大肆放水，通胀预期也随之腾升。货币是泡沫的基础，通胀则是泡沫的借口，两相契合之后，30年积累的财富以及不断杠杆之后的资本，就如水银泻地般地涌入资本市场，终于要汇成金融市场的滚滚洪流了。就在年初，温家宝总理还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地发誓，要将全年贷款推高到5万亿，但时未过半，贷款已达7万亿之谱。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扯了一年地气之后突然狂飙突进，股票市场也飙升翻番。看来，我们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银行业放贷的雄心和能力，也大大低估了中国进入泡沫经济的惯性，坦率说，就在年初，本人也以为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银行业已经多少具备了某种健康的自我约束能力，半年下来，我们或许要重新评估中国银行改革的成果。

不过，可忧之处不在于泡沫经济本身，而在于泡沫经济所制造的增长假象。举例来说，房地产交投激增，价格攀升不仅可以刺激上游房地产投资，对于财政吃紧，左支右绌的地方财政也如久旱甘霖（顺便说一句，现在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们，正是号准中国经济这根脉，才敢在房地产明显高估的情况下，以“猪坚强”自勉了）。而股市的热络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也多少可以奏刺激消费的一时之功。如此种种，都多少能够对实体经济形成拉动作用，进而形成一种真实的印象——泡沫可以带来增长。虽然各国政府无一不知泡沫经济的危害，但各国政府却鲜有主动戳破泡沫者，而在实体经济低迷之时，各国政府甚至主动培育泡沫，谜底端在于此。要而言之，在泡沫经济时期，资本市场的泡沫已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一时期，货币政策已经很少能对实体经济起作用，而主要对资本市场起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与平时相反的刺激循环。这就是说，没有泡沫就没有增长，没有泡沫就没有利润，所谓泡沫化生存是也。越来越多的证据和迹象让我们确信，中国经济正在疾步进入这个盛极而衰的危险时期。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管理者以罕见力度奉行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是不知道其中利害。然放松虽有远期的通胀与泡沫之忧，而收紧则要冒现时的萧条之险，无异于政治自杀。孰轻孰重，实在是一目了然。当今主事者都是智商极高的人精之辈，岂能不洞悉个中堂奥？于是乎，大力放水救急而将风险推向未来便成为唯一选择。或许，经济管理者打的如意算盘是：在国际市场形势逐渐好转，实体经济确定启动之时，迅速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此这般，既救了一时之急，又能免除远期之患，最终走出一条两全其美的复苏之路来。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外部需求的回升实在是小概率事件，而所谓内需的提升潜力实际上也有夸大之嫌。对此，不可寄望太深。换句话说，要一如既往地保持8%的增长，只有以泡沫经济为代价。即我前面所说，在泡沫中增长，在泡沫中生存。没有极其宽松的货币，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继续保持8%，而一旦稍稍收紧，不仅泡沫破裂，而且实体经济也可能立即现出原形。一如一个濒危之人，在打强心剂的时候，似乎一切如常，而一旦拿掉强心剂，就可能立即死掉。我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可能很难全身退出目前这种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之时，即是中国经济失速之际。

泡沫之害，尽人皆知。但在今日之中国，增长已经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除了增长，任何其他目标的排序都可以任意变动。什么结构调整，什么社会、政治改革，在危机之中，已然被一风吹散。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

鉴史知今，但所谓知，其实也不过是略窥一二。然而，这窥来的一二之知，远远不敷决策之用，到头来实际上还是无史可鉴。于是，在历史的要紧之处，决策者往往不能求其全，而只能向一边下注了。念及于此，目前局面，的确难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其情可原也。不过，作为旁观者，我们还是要问一句，泡沫之后呢？

坦率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狷狂表现，都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力。那么，在想象力之外，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朋友，这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写作于2009年8月）

第八章 超级熊市

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而那些适应了新一轮转型背景更加灵活的投资策略则将成为赢家。如果从100点到6 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30年由市场化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

越危机，越泡沫

对于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很多人大概会瞠目结舌。虽然指数只及2007年高点的一半，但在短短7个月之中，从1 600点涨到3 400点，成交量更是不断刷新2007年创下的天量纪录，则未免让人有隔世之感。而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其价格和成交攀升的狂热程度似也不遑多让。暴涨暴跌乃是资本市场的本性，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把中国资本市场的暴涨置于历史上前无古人的金融危机背景之下，这一幅图景就颇值得参与者与旁观者玩味了。

就资本市场的传统智慧而言，股票市场乃是实体经济的反映。换句话说，资本市场的泡沫是追随实体经济的繁荣的，反之亦然。以此观察中国的资本市场，很多人可能会大惑不解。不过，就我们的观察，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已是常态，其关系也远非教科书所说的那样言之凿凿。其原因在于，现代市场已经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其复杂程度已远非我们现有的知识系统可以理解。所以，所谓“股票市场是实体经济反映”这一类传统的金科玉律如果不是错误的话，至多也只是“正确的废话”。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经济现状毫无助益。

在我看来，造成中国资本市场暴涨的原因有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外部因素。次贷危机之后，为了挽救金融市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时间内，天量货币倾泻而出。这虽然迅速扭转了金融市场的冻结状况，但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那就是大量货币的出笼。早在次贷危机之前，全球货币就已泛滥成灾。金融危机虽然冻结了这些货币，但并没有消灭这些货币。一俟危机缓解，这些货币就会重新寻找猎物。老货币加上新货币，火力自然不在话下。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仍然深陷泥潭的时候，这些投机货币最好的出路便是富有想象力的新兴市场。而在新兴市场之中，中国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于是，在经过短暂的蛰伏之后，装备了巨大火力的投机者就开始出动了。统计显示，在经过了短暂的资本外流之后，从2009年3月份起，中国呈现资本净流入状态。而其中大部分就是这些具有强烈投机性的热钱。需要指出的是，在经过了金融危机之后，这些投机资金比以往具有更强的投机性。它们进入中国，未必是真正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而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故事”而已。所以，这些资金的骤进骤出，可能导致中国金融市场更加频繁的剧烈波动。这一点，无论是宏观当局还是市场参与者都不可不察。

造成中国资本市场暴涨的第二个因素，是所谓内部因素。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到泡沫经济时代的中后期。我所谓的泡沫经济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新技术革命前景渺茫，大量积累的资本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寻求利润的阶段。证诸经济发展史，日本和美国都已先后进入这一阶段。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其超级的过剩产能仅仅也是依靠外需来勉强维持运转，可谓一只脚已经踏入泡沫经济的门槛。及至金融危机，外需一夜之间破灭，大量过剩资本的去处实际上就只有投机市场一途了。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在什么样的时机以及寻找到什么样的理由罢了。然而，时机和理由以比所有人想象都更快的速度到来了。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挽救实体经济，以保证就业能够达到不威胁社会稳定的最低限度，中国政府采取了绝无仅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仅仅在上半年，银行贷款就超过全年计划的50%。一揽子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不仅为摇摇欲坠的实体经济打了一剂强心剂，也带来了强烈的通胀预期。这两样东西，都是资本市场行情发动者们求之不得的借口，聪明人称之为“预期”。至于这预期是真是假，会不会真正成为现实，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反正是找到了炒作的理由。于是乎，境外资本与境内资本两相叠加，终于汇成中国资本市场的滚滚洪流了。而中国经济的后面那只脚也终于毫不犹豫地迈入了泡沫经济的门槛。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中国资本市场后续的可能发展。既然泡沫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附带后果，那么实体经济的危机一天不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一天不会退出，资本市场的泡沫也就一天不会结束。所谓越危机，越泡沫。今非昔比，夫复何言。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实体经济无法恢复到从前那种高速增长时期，但宽松政策被迫退出。如果是这样，泡沫最后的崩裂就会变得更加惨烈。在我看来，后面这种可能性比前一种可能性更大。证明这一可能性的最新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数据是，在今年上半年，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88%。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危险信号。

旁观者可以品头论足，但平心而论，对于危机重重的中国经济来说，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也算不上最坏的选择。如果泡沫经济是国际环境以及中国无法改变的政经体制的逼迫所致，那么利用泡沫做点什么以及防止泡沫破裂的最坏后果，可能就是宏观管理部门马上需要考虑的。

（本文写作于2010年2月）

超级熊市

2010年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 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 915点巅峰之后，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对应于这一长期熊市的，则是日本经济深陷泥淖，一筹莫展的持续低迷。对于日本经济这种几乎类似于植物人的现象，大多数论者将其归结为地产泡沫或者日元升值，这显然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轻率的学术简化。以一种更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涵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换言之，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30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这是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竟然高达10万亿之谱，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2009年年中，我曾经说明（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一文），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生产率的提高显然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有史可鉴，几乎所有的大型泡沫都暗合了这种历史背景。最为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及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地产泡沫。而2009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则疑似这一黑色历史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 100点，是2006年年初1 200点的5倍有余。由于中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有某种程度的防火墙缘故，在随后的股市崩溃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这使得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速度较之其他经济体更为迅猛。与官方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温和与理性不同，在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房价实际上暴涨了一倍之多。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

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2009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不仅占到2009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制度能力加倍杠杆化。这显然是泡沫侵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种中国形式。诸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房地产风险的时候，大多以中国房地产投资居民部分的低杠杆率安抚我们，但如果考虑中国地方政府疯狂的高杠杆率，这种安抚就多少具有麻醉的意味了。也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2009年的主要投资，也支持了2009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但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在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是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很显然，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独特而强劲的表现，绝大部分是依靠泡沫堆砌和支撑的。这与次贷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对GDP在政治上的高度依赖因而对推动泡沫经济情有独钟，这个泡沫的潜在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上述两个。

它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确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反而更加清楚地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脆弱性。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这个时候，所谓中国模式却在全球受到了最隆重的膜拜。而正是凭着轻松实现的高增长和这种廉价恭维所激起的幻觉，很多人不仅以为中国又回到2008年之前的黄金时代，甚至全球也进入了中国时代。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悄悄地走入了泡沫经济的晚期。顺便需要提到的是，普遍的乐观情绪从来就是泡沫经济的一种典型征兆。去年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曾经设问，泡沫之后呢？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度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种集体记忆被一群视野及立场都非常可疑的经济学家逐渐培育成了一种牢固的迷信——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高速增长能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仍然可以不付代价或者付出很少代价来继续这个增长神话。反映在宏观经济管理思维中，这种迷信就变成：我们仍然处于某种战略机遇期，只要小心翼翼地调控，我们就能继续实现又快又好的增长，并且在快速增长中实现向好的增长的转型。在这里，一个没有明言但却非常清晰的优先次序显然是速度在前，质量在后。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及社会稳定对于速度的高度依赖也迫使经济管理者选择这样的先后次序。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容易看到，对于这种转型，中国的最高管理者不仅是诚实的而且是认真的。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在玩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以一种更加谨慎和悲观的视角看来，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已然发生了重大转折，所谓“战略机遇期”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战略挑战期。那种低通胀、低泡沫、高增长的黄金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了。只要我们不是被疯狂意念占据了灵魂的赌徒，这种转折图景就清晰可辨。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管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主导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回想一下投资者们的注意力是如何从低廉的中国制造（造成全球通缩）一夜之间移到大宗产品市场的所谓中国价格（制造通胀）的，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我的推测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某种瓶颈状态。

或许，从GDP的构成观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这个格局。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如果真的以为金融危机不过是一场短期危机，外需将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恐怕就过于天真了。实际上，2009年令人同情但显然具有赌博性质的刺激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一相情愿的假设之上的。但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外需的恢复仍然遥遥无期。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当失业问题依然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责任时，自由贸易的确存在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论。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之时，最新一轮全球体系扩张也处于高涨时期，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来说，多少算是找到了一个漂浮于危机之中的救生筏。而这一次，同样出口导向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双重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在2009年，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赢利的基本法则。但显见的是，在中国社会逐渐苏醒，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受阻的时候，无论成本的削减还是市场的需求都对这种高投资率模式构成严峻的考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去。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失速之后，日本用公共财政滥建基础设施，以至于搞得很多机场门可罗雀，但仍然无法将日本的增长拔出泥潭。这提醒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论调不能过于当真。至于那些真以为政府一支持，就能搞出一个革命性的新兴产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就更接近买彩票中大奖了。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地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相当稳定地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刺激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超级信贷泡沫，正是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因此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初，速度的急剧下滑是中国经济最为迫近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两种风险与我们都同样接近。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

就在当下，各类媒体上还充斥着所谓“二次探底”的看上去颇为“专业”的言论，似乎中国经济真正复苏过一样。事实是，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重症监护室。一个依靠高强度货币强心针维持着的经济体，何来真正的走出危机呢？一旦拿掉强心针病人究竟是死是活，恐怕谁都不敢赌这一把。危机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其实真正需要担忧的可能不是经济的所谓短期的二次探底，而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下降趋势。棘手的是，在病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高强度货币激素所吹出的泡沫和通胀并发症都已尾随而至。

如果不紧货币，不仅泡沫会越吹越大，通胀也可能很快成为脱缰野马。2010年3、4月份的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趋势。显然，这不是现行政治及脆弱的社会体系能够承受的。但如果紧货币，则泡沫可能立即破裂，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增长也可能突然失速。这种后果也同样是政治上不能承受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迹象在最近几个月的数据同样有所反映。在货币增速以及信贷仍然处于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滑落态势，很可能证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已经骤然下滑。对于传统宏观管理智慧而言，这的确有点疑难杂症的味道。有论者根据通胀上升迹象判定，当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但种种迹象显示，在产能仍然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通胀并不是需求引起的，而更有可能是成本的刚性上升推动的。而其中诸多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等）的上升都是长期趋势。需要提到的是，房地产泡沫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城市新移民的长期预期成本，这本质上是一种去城市化。在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出现通胀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主要基础资源已经达到国内瓶颈。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基础原材料的需要大量进口，但其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是2007年出现的情况。在上一轮上升周期中，经济增长了多年之后方才出现通胀，而在这一轮，仅仅一年就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苗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判断。在2009年，我曾经对中国经济作出三种可能假设（参见：《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挑到了最差的那一签。而成本长期上升趋势的开始则幽灵一样翩然而至。

无疑，这不是传统货币手段（如加息）以抑制需求可以很好解决的。如果是这样，那中国面临的就不是什么过热，而很有可能是大型的衰退。在这个意义上，滞涨就不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在中国，真正过热的是泡沫。在相当程度上，泡沫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衰落的一个结果。实体经济衰落在前，泡沫经济膨胀在后。证诸历史，无论美国泡沫还是日本泡沫无不如此。明乎此，我们就能明白，无论主动刺破泡沫还是泡沫自动破裂，都不会导致实体经济的繁荣。相反，泡沫破裂所引发的资本损失会反过来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其破坏程度视泡沫的大小而定。

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望去，两边都是政治悬崖。于是，维持现状待着不动就变成了最好的宏观决策。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宏观调控如果不是完全失去腾挪余地的话，空间也已相当逼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7年年初开始从紧，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松，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从紧，宏观调控方向的高频反复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宏观调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到现在，它可能终于要停止摆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将2010年年初调整准备金当做长期熊市开端的原因所在。没有猜错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宏观调控将处于动辄得咎的狼狈处境。或者换句话说，对于现行政治机器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可能已经无能为力。而在这背后，隐含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困局则是：中国过去30年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或者，它宣布了这样一种中国式治理模式——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及社会变革，正在走向终结。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正在逼近一次极其痛苦的历史选择。

中国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这种逻辑相当容易理解也相当值得同情。然而，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惜一切追求速度）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或许，这反而能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和谐的环境。

窃以为，中国的政治家甚至应该以最坏的经济情境作为执政假设。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在历史的转折处，如果政治家还像技术官僚一样着眼于短期和技术思维，甚至成为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木偶，则可能雾失楼台，铸成大错。无论作为中国奇迹的招牌还是作为政府控制能力的关键来源，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是相当令人尴尬和痛苦的。而主动戳破泡沫直面更低的经济增长，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这总比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好。

有必要特别提醒一部分加大刺激论者的是，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那是因为美元引起的通胀可由全球分摊，但中国这样做，其后果就只能由中国人独自承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但无论是继续从紧，还是重新放松，抑或如当前这样维持现状，我都倾向于认为一场大型的且症候复杂的经济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为开端，在高速奔跑了30多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又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转型时期。也因为这种基本面背景，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超级熊市。

正在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此之后，我们第一个可能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大概是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们（他们大多是中国特殊论者）借以自我安慰的唯一可靠的逻辑。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风险的概率也不是小数。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升幅度，非但大幅超越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越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如是，中国目前这个超级地产泡沫如欲平稳收场，大概就只能依靠怪力乱神的帮忙了。

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史中，对大型泡沫的悲惨结局心存侥幸者，几乎从来就没有如愿以偿。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可怖前景就变得越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不管是货币政策哪怕稍微的收紧，还是一小撮机敏的投机者的率先抛售都可能导致这个死亡螺旋的启动。一如气球被吹到极致接近破裂的那一刻。除了那些对金融市场波动缺乏基本教训的人（可惜的是，中国房地产投机人群中充斥着这种鲁莽的博傻者），任何熟练的投资者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的疯狂拉升感到恐惧。一般而言，这是一个价格上升周期的末端信号，也是价格操纵者宰割羊群的饕餮季节。所谓欲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疯狂者的行动逻辑总是如此简明而又无可辩驳——明天会有更高的价格。

而更加强烈的信号则来自于我周围那些持有大量房产的朋友们。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凭借非常有限的投资经验，他们以为房价在盘整之后，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上扬。在其中，掺杂着这样一个赌注——从以往中国经济管理者在房地产调控中屡屡表现出的投鼠忌器，他们打赌管理部门会再次放松货币政策。不过在我看来，在目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再度实施货币刺激，导致的经济混乱与通胀压力将是巨大的。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除非中国经济管理部门一味蛮干，否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再度放松货币政策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房地产参与者经历了一个牛市，也仅仅经历过一个牛市。这种痛快的财富增值经验是如此片面而又偏执，以至于更像是受到了一种幼稚信念的麻醉。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泡沫的崩溃总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处于这种精神麻醉中悄然开始的。当我们做着去天堂的梦的时候，却跑在去地狱的路上。

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 2010年的春天对于房地产投机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季节，但这一年最终的结局却可能成为埋葬他们梦想的一个巨大坟场。接下来我们唯一要谛听的就是，泡沫最终破裂的那一声凄厉的巨响。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中国银行业、城市居民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构成沉重打击。从中国各类银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的迹象来看，它们似乎对此已经作好最坏的打算。不过，这种打击可能远远不是目前静态的所谓压力测试所描述的那么乐观。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行业才产生了那么令人羞愧的巨富——一种典型的中国特产。

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他们对社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通过紧缩、萧条乃至对房地产巨富征收惩罚性税收，以清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重新塑造其健康基础，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只有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多少带有自我安慰性质的辩证法中，已经沦为害群之马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才具有稍许正面意义。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同时，它也奠定了这个熊市之所以为熊市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

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这在中国这个事实上不允许罢工的地方是相当罕见的），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将劳动力价格上升完全归结为所谓劳动力短缺简单的供需逻辑）。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唯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趋势，数量不断扩张的中国上市公司当然不会置身其外。要言之，在调整收入分配已然成为新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的时候，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将被迫让利，以前被列入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更多地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有鉴于此，在2 500点惊呼股市已达历史估值底部的分析师们，实在应该被划分为可爱的纯粹经验主义者。

显然，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的因素并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经济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著降低。我们无法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著低于前面30年GDP平均9.8%的增速。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易言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高成长将成为如烟往事。在未来10年，如果经常听到这类公司增长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消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作为产能清除的主要对象，我认为相当数量的公司可能惨遭淘汰。那些今天还在为中国蓝筹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为这些巨型的僵尸公司埋单。道理异常简单，今天10倍的PE，当明天股价下降一半时，其PE可能还是10倍。就我们的视野所及，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属于此类。

这意味着，中国股票市场股价不断向下调整的压力将非常沉重。黄金10年的戏剧刚刚开场，却已戛然而止。投资者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那些行业发育尚不充分，或者真正赌对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抑或确实凝聚了超人智慧的公司。只有这些公司才能突破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限制，而获得大幅成长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些公司少得可怜，因而也很难支撑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人们有必要记住，在增长速度显著降低的时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非常剧烈。一批公司的消失，会是这个熊市剧本的主要剧情之一。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都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以官方论述，中国下一个阶段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很清楚，这不过是一个更复杂过程的委婉表达。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而在过去的30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逻辑非常清楚，只有在权利与权力博弈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好的经济增长，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改进福利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是草根者的公民权利的落实问题。

然而，权利与权力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过程将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过程相互叠加，这就可能激发出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并开启风险或者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之门。

毫无疑问，在下一个转型阶段，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重要基本面的社会及政治环境背景，极可能具有高度不稳定及低能见度的基本特征。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及经济波动，将可能更为频繁。这一点，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非常不同。日本在经济下滑以及泡沫破裂时，社会贫富差距极小，政治体系也具备足够弹性以吸纳各种冲击。而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恰成两极。显而易见，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长期调整将处于更加动荡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几乎同步开始的。

次贷危机之后，无论是更多自由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更多福利的欧洲资本主义实际上都遭遇了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不是那种成长之中的烦恼，而是那种逐渐衰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体系中所激发出的各种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前景将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对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挫折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的空前混乱。在经历了30年的“以美为师”模仿阶段之后，突然之间，老师也变得令人生疑起来。很清楚，中国的出路只有在自己的困境中独自寻找，或许，这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开始孕育之时。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具体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功能定位都可能成为争吵的话题。所谓转型风险所导致的基本面不确定，莫此为甚。

及于此，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而那些适应了新一轮转型背景更加灵活的投资策略则将成为赢家。如果从100点到6 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30年由市场化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 000点甚至8 000点的时候，6 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

（本文写作于2010年6月）

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

任何一位期望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人，只要愿意了解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力量对比，那他一定会感到沮丧甚至绝望。

在中国房地产巨大的泡沫游戏中，处于多头一方的，都是当今中国最为显赫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位列首位的是各级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官员政绩，还是地方财政及GDP的考量，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受到最大的激励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可谓中国房地产的铁杆多头。其中理由无非利益二字。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稍有政策松动，各级地方政府便雷厉风行，密集出台各种房地产刺激政策的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在2010年中央政府开始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则是虚与委蛇，能拖则拖。2010年以来，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虽然也有个别地方大员祭出住房消费税之类的把戏，颇有一点对房地产泡沫大开杀戒的势头，但地方财政对土地泡沫的巨大需求使然，个别地方官员对房地产泡沫的特殊态度，至多能起到某种政治宣誓的作用。

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天不结束，地方政府就始终是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死多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地方政府只享受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利益，却丝毫不承担泡沫破裂的责任，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泡沫过程中毫无顾忌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与地方政府利益高度一致并结成稳固同盟的另外一支多头力量，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在这些房地产商中，虽然各有各的算盘，但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价格泡沫，泡沫越大，他们赚得越多，即便冷静如王石者，恐怕也不会与泡沫过不去。说归说，长远利益归长远利益，短期暴利毕竟不是坏事。至于泡沫破裂谁来兜底，地方政府尚且不顾，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商们又何须替他人担忧呢？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可能采取诸如信息欺诈，游说政府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一直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房地产商队伍中，近年来杀出了一路黑马——央企。由于在资金成本及实力上的特点，以及在人事上与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上的特殊勾连，央企的加入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带来了重要的变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空前的软约束化。与一般的地产商不同，央企的管理者们，完全不需要为房地产泡沫的崩溃承担任何个人损失，短期的泡沫越大，对他们越有利。在所有的房地产公司中，央企最有动力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不止于此，今日央企的软约束已经远不止事后的免责，而更在于他们在事前对政策的游说，而这种政策的游说也绝非局限在传统的部门范围，而是直及货币政策。

任何资产泡沫，追根究底都是货币问题。影响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就影响了资产泡沫的最源头。2009年以来，中国一反其他新兴经济体逐渐紧缩之势，货币政策欲紧还松，态度暧昧，虽不能完全归于央企之功，但与他们对政策钳制显然也有莫大关联。放眼经济领域，最大的软约束，莫过于货币政策之软约束。其结果自然是货币充斥，价格腾涌，全民埋单收场。在一年多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企房地产异军突起，在泡沫面前全无惧色，频频刷新地王纪录，实在是其来有自。而这也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色之一。对于这些后起之秀，老牌民营房地产商们可谓亦喜亦忧。忧的是，他们可能挤占自己的市场机会，喜的则是，这些不要命的官商毕竟在市场摇摇欲坠之际，延长了泡沫周期，为他们壮了胆、撑了腰。

不过，如果仅仅只有地方政府、房地产商的做多热情，没有银行一边倒的信贷支持，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烈火喷油，日剧一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银行业在靡费数万亿公帑救助之后，得以幸存。以迄于今，不仅市值独步全球，而且在风险管控，经营管理方面据说也已脱胎换骨。而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事实则让人忧从中来——中国耗资巨大的银行改革成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象。中国银行业不仅业务高度的同质化，其最终的责任约束，似乎仍然无从谈起。短期利益依然是那些调动频繁的行长们的最高利益。在利差收入还是中国银行业绝大部分利润来源的情况下，多放贷则多获利，于是，各大银行蜂拥放贷，一举而促成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信贷狂潮。但一旦周期翻转（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银行业无疑又是坏账如山。这种悲剧在金融史中俯拾皆是，在中国更是10年前刚刚发生的故事。但短期利益所系，似乎没有人相信悲剧会重演，他们宁愿相信，中国的经济以及房地产将是历史上的特例。中国金融业乃是技术精英云集之地，本应在市场狂热之时表现得更为理性，但他们在近几年的表现，让人有机会看到，泡沫的狂热会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一个民族的理智。

不过，我不太相信中国金融业全是这般见识浅陋之人，我以为他们更加隐蔽的算盘是，反正银行也不是我的，最终大不了中央银行或者中央财政再次兜底（实际上是全民埋单）。要烂大家一起烂，银行家个人的责任都可以归咎为所谓系统风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只要宏观形势暂时不翻转，房地产短期内不崩盘，争先恐后放贷争取短期利润就成为唯一理性的行为，而那些审慎经营的银行看上去就更像是一群自以为是的白痴。如此博傻，夫复何言。要而言之，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竞相向房地产业放贷，推动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腾升，都符合银行家们的利益。如此制度约束，中国银行业不成为房地产的多头反倒可能是咄咄怪事。

在中国房地产格局中角色最为微妙的是中央政府。由于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社会负有广泛和最终的责任，他们对房地产的考量变得空前复杂，其处境也变得相当痛苦。一方面，他们需要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另一方面，不断腾升的房地产价格所引起的广泛民怨却在不断吞噬着这种合法性，更为要命的是，随时可能破裂的房地产泡沫将彻底毁掉中国的金融系统并引发经济休克。这两种主要的厉害计算左右着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其最终决策取决于他们这种计算结果。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虽然房地产已经逐渐导致了系统性的民生问题，但其对中央政府的正面价值显然大于负面价值。这也是中央政府尽管不断出台各种抑制泡沫的政策，但却始终不敢下重手的原因所在。及至金融危机，出于反危机之需，房地产业更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中央政府不得不食言自肥，重新出台刺激房地产的各种政策。直到目前，中央政府的官方态度仍然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在这一点上，素以坦率鲁莽著称的任志强先生的看法，的确相当精准。他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纠正媒体对中央政府态度的错误解读——政府从来没说要打压房地产，只是希望房地产价格稳定。任志强的话翻译一下实际上是说：别看中央政府叫唤得厉害，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潜在的多头同盟军。纵观近10年来中央政府在房地产上的作为，虽然表现摇摆，态度暧昧，但如果将其归于多头一方，虽不中亦不远也。

有趣的是，中央政府这种反反复复、投鼠忌器的政策表现，不仅没有抑制住房价，反而造成了广泛的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唯一能够左右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所有的下跌都是中央政府的打压政策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力量所导致的。于是，房地产投机者与市场的博弈变成了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不幸的是，中国房地产的投机者们早就看透了中央政府的底牌——出于GDP的需要，中央政府即便暂时抑制房地产投机，也不会将房地产往死里整。所以，一旦中央政府出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投机者们则祭出拖字诀，坐等中央政府的下一次妥协。在这样一种意志的较量中，过往10年的记录表明，形形色色的市场投机者们几乎完胜。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屡次房地产调控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相反的助涨作用并延长了泡沫的时间。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那些拥有大量低成本住房的各类、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头利益集团。而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中央政府，实际上也一直受制于经济增长之紧箍咒，而屡屡臣服于这个集团。而反观空头一方，仅仅只剩下那些尚未首次置业的年轻人以及进城的农民工了。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几乎可归为最弱势之列，其政策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这种力量与强悍无比的房地产多头相搏，无异于以卵击石。而即便是这些人，一旦他们买房之后，他们就会立即转变为多头一方。毕竟，又有谁愿意自己的资产缩水，甚至变成负资产一族呢？

如此看来，除了那些在现行房价下已经彻底沦为看客的潜在购房者之外（颇有创意的中国房地产商们为他们发明了一个颇具羞辱性的别名——刚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净多头格局。所有的利益主体都坐等某种神秘力量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泡沫化，从而从中渔利。以这样的力量对比，不少人可能真的相信中国的房地产真的会涨到天上去。然而，有经验的投资者都知道，当一个市场全部都转变为多头的时候，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换言之，市场反转的时候可能越来越近。其中道理非常朴素——所有的多头力量都已经满仓入货，再也没有新的资金可以推动价格继续上涨。当那些刚需们被迫追涨蜂拥入市的时候，中国房地产的多头力量正在逐渐被耗竭。在这方面，迹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有数据显示：中国的首次购房者的年龄正在快速降低。在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下降到27岁。这个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水平的数据表明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正在被迅速耗尽。

当很多被认为不该买房的人都在买房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牛市接近终点的有力证据吗？这就正如当不该买股票的买菜老太太都在买股票一样，将被熟练的投资者视为市场噩耗。顺便要提到的一个信号是，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为决绝的空头——一位叫“牛刀”的先生，最近也已经向多头投降。开个玩笑，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牛刀先生视为市场一个灵敏的反向指标。多年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在谈到股票市场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相当有趣的比喻：市场必须有摩擦力，如果失去摩擦力，市场就会飞出去。而飞出去的结果就是重重的跌落。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们万众一心、合力做多的2009年，与之何其相似乃尔？2009年的中国房地产难道不是真的飞出去了吗？一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力量，毁灭他们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世事如此，言之可叹。

凭借逻辑上的证据（包括中国房地产的空置率、自有住房率、租售比、房价收入比、尤其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前景）以及市场经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房地产在2009年的放量暴涨，已经耗尽了这个市场绝大部分多头力量。这一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达12年牛市的一个终结之年。而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种种表现，不过是其在顶部的最后挣扎。接下来的将是一次漫长的、惊心动魄的下跌。如果你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景象，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标准的蓝本。鉴于中国房地产价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透支程度，在我看来，中国房地产几无软着陆的可能，而很有可能是一场雪崩。

在论述人类的农业及畜牧业革命时，汤因比认为，这不仅是技术的革命，更使人类由此获得了一种美德，人们已然认识到：“他们无论怎么饥饿，也绝不能吃光种子或杀掉为他们提供奶水和补充畜群的母牛、母羊和母山羊。”而中国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已经根本背离了这一文明得以延续的美德。

在牧场被啃光、只剩下那些凶猛的动物的时候，猛兽之间的相互撕咬就可能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这大概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目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样一场战争的边缘。

2005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房地产套牢中国》，意思是说，房地产作为一个奇特的行业，已经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进而也将中国经济的命运捆绑在一起。5年多过去之后，这种捆绑不仅不见放松，反而更加紧密（我相信已经有人透不过气来）。如果说那个时候这还仅仅是一种趋势，那么现在房地产可能已经真正套牢了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死结。不过，西谚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房地产的死结也会因为利益的分野而被打开。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取决于房地产泡沫给他们带来的价值。不用我算，在前面十余年，房地产给中央政府带来的正面价值远远大于负面价值。但此一时彼一时，眼见泡沫愈大，金融愈危，民怨愈盛，中央政府的算盘就可能打得不一样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虽然仍不可小觑，但也不是完全无法替代，比如多建廉租房，也同样可收拉动经济之功，况且在经历十数年的高速增长，自有住房率已经到接近90%左右的情况下，房地产究竟还有多少拉动经济的潜力实在令人存疑。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所引发的政治信任危机以及所带来的政治损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显然，利弊权衡之后，天平正在向另外一面倾斜。

我的判断是，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积极鼓励到前几年的被动支持，开始转变为今天的中性。用官方语言表述就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在2010年，中央政府在年初及9月31日连出重手抑制房地产价格，即是这种态度转变的明确信号。虽然我也相信中央政府态度仍然可能出现反复，但随着房地产泡沫日长夜大，这种概率会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坚决抑制的概率却变得越来越大。投资之大势者，此之谓也。时移世易，房地产曾经稳如磐石的多头利益联盟显然已经出现裂缝。不过，在我看来，中央政府的态度并不是决定房地产走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任何资产泡沫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当有把握的判断，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走到尽头，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于反危机之需，敞开货币闸门，货币供应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中国M2与GDP之比已经达到180%远远超过美国的60%，广义货币的总量M2在2010年8月份达到68.7万亿，竟然超过美国10万亿左右。如此洪水猛兽般的货币态势，难道我们还能指望货币政策继续扩张吗？虽然，疯狂的货币扩张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但不管美国、日本如何，也不管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变化，但作为一动而关乎天下社稷的政治家，货币供应与通胀之间关系的传统训诫，恐怕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显见的事实是，中国的CPI正在以超过所有预测者的速度逐月攀升。温家宝总理10月初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明确将腐败及通胀列为威胁政权的两大因素，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趋势。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迹象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准备接受更低的GDP增长速度。这显然意味着更加稳健和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中国货币主管部门出于某种短期的政治利益而变成亡命之徒，更加疯狂地开动印钞机。但果真出现那种情况，讨论房地产恐怕已经没有必要了。明乎此，我们就能明白，从今往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逐渐趋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骤然收紧。渐紧是大趋势，剩下的只在于程度及速度。于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已经基本抵定。在这里，那个一直沉默和隐身着的空头就要出场了。在整个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似乎从来就没有明显的受损者，只要房地产上涨，所有房地产的参与者几乎都能获利，所谓多赢格局，莫过于此。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考量，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放言：房地产下跌对谁都没有好处（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房地产最无知的判断之一）。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晚餐，事实上，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全民货币购买力的损失来支付的。为了人为延续泡沫而放任货币滥发的今日中国，情况则尤其如此。以全民货币贬值为代价向某些特定市场主体无偿支付暴利，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货币主管部门的这种貌似中性的欺骗真相一旦曝光，这个游戏就会戛然而止。

当市场投机者们察觉并确认，市场最为重要的多头开始转向以及货币政策将真的开始从紧的时候，市场的螺旋式下跌就开始了。房地产市场的各类投机者们，一直被媒体妖魔化为一种可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是一种中性的力量，涨是助涨，跌时助跌。他们从来不站在任何人一边，也从来没有所谓长远利益。人们或许很快就会看见，他们是如何怀着惊恐的心情摧残他们昔日的多头同伴的。一场相互践踏的熊市大幕，正在拉开。中国房地产——这个曾经催生过无数富豪，吸引了无数聚光灯的销金之窟，很快就会上演一幕剧情完全相反的戏剧。与这个剧情对应并作为背景的，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又一次艰难转型。

（本文写作于2010年10月）

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

在一波又一波的房地产调控中，2010年过去了。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如何运行？理财一周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独立评论人袁剑。

《理财一周报》：您多次撰文从宏观政经角度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您觉得2011年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一年？或者说，“十二五”规划乃至接下来的政府换届，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楼市走向？

袁剑：不是时间赋予这个市场以意义，而是市场本身的变化赋予某一个具体时间以意义。在我看来，2011年，除非出现恶性通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显著的下跌，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看到，持续了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牛市将会出现明显的结束信号。与此同时，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支柱性地位将会发生转折性变化。政府换届以及“十二五”规划可能从某些层面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但是这些政治力量都已经很难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是牛市正在结束。房地产在经济中的位置将从现在的中心退回到它该去的地方。

《理财一周报》：2010年是在房地产调控“不阴不阳、前景莫测”的局面下结束的。2011年这种局面会有所改变吗？

袁剑：在房地产市场上人们对政府调控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这种期望本身就是荒谬的。在下一年，人们不应该期望政府会有更为严厉的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出台。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仍然是希望房地产价格软着陆，其政策也只能依据这种取向来作调整。但我要提醒的是，无论各级政府对房地产的取向如何，在未来，市场本身的力量都会显示出更多的重要性。市场足够大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当政府政策屡屡成为反向指标的时候，市场就已经足够大，就像你们在股票市场看到的那样。教育政府的最佳时机，就是政府对市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相信，这一时点正在到来。

《理财一周报》：11月的CPI数据达到一个高点，这是否会招致更严厉的调控？

袁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是早就预测中国CPI到顶了吗？所以这个是不是高点还很难说。但通胀正在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恐怕已经成为事实。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已经成为最为急迫的敌人。当然，大家都能看到，中央政府仍然希望在通胀管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调整结构三个相互冲突的宏观任务上取得一种平衡。但这个近乎杂技表演的高难度动作，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会不会从钢丝绳上掉下来，恐怕很难说。如果通胀有失控从而演变成恶性通胀的趋势，货币政策就可能一边倒。房地产泡沫作为一个引发成本上升的重要推动力，就有可能招致更为严厉的调控。

《理财一周报》：您认为如果房产税出台，它的影响是确定性的吗？

袁剑：坦率地说，房产税的影响是不太确定的，它与投机者对房地产未来的价格上升幅度的预期相关，如果一个房地产投机者预期每年有30%的价格上升，2%的房产税是不会构成影响的。除非将房产税调高到足以让房地产投机者颗粒无收的程度。作为一个资本市场，与房产税比起来，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更为显显著。

《理财一周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能解决中国房地产的困境吗？

袁剑：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可能不是房子太少的问题，而是价格太高的问题，之所以价格太高，是这个市场完全缺乏效率。这个问题不是保障房能够解决的。当然，保障房可以部分缓解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但这远远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全部。即便是这个问题，保障性住房能不能缓解城市低收入者住房困境，也有赖于中国的政治改革。

《理财一周报》：“投机”与“投资”越来越趋向并提。年底，甚至有些银行已经把正常投资者的房贷申请变相搁置。您曾说“投机者的面目是中性的”，那么在市场调控中，是不是有必要及可能性，将房地产需求区分为“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

袁剑：在书斋的理论世界中，定义并根据这种定义区分投资和投机是容易的，但在真实世界中，恐怕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区分投资和投机，更不用说使用某种技术手段甄别投资和投机了。所以，区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几乎没有可能性，即便有成本也极其高昂。除非是政策性银行，作为商业机构，银行只应该根据具体的风险来决定是否放贷，而不是根据投资或者投机来作出取舍。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的政策性目标，应该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以及廉租房等手段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商业机构的目标。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大这方面的力度。讽刺的是，据说已经成功改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是依照上面的政策，而不是对具体业务的独立判断来作出贷款的取舍。

《理财一周报》：各地楼市价格还在涨。是不是已经很接近“当一个市场全部都转变为多头的时候，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

袁剑：我无法用定量指标来确定“一个市场是不是都转变为多头”。观察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看看你的朋友是不是都买房子了，进一步，你可以观察你的朋友买多套房的比例有多高。我的朋友中有两套以上住房的比例几乎达到100%。一位还在读研究生的年轻朋友也告诉我，他有两套房子。市场还能有多大推动力量，实在让人生疑。

《理财一周报》：您曾说2010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达12年牛市的一个终结之年。但直到现在，在重重调控之下，房价似乎还有上涨的空间和趋势。您是否会考虑修正之前的结论？

袁剑：泡沫的破裂是不会提前通知人们的。事实上，所有成功逃顶的人都是出于某种不可复制的决策运气。所谓趋势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个趋势，明天一觉醒来，趋势就可能改变。预测明天会与今天一样，是典型的幼稚预测。我看到的情况是，房地产继续上升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弱，所以，我依然相信，2010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牛市的转折之年。当然房地产市场不会像股票市场一样转势那么迅疾。不过，当大多数人都确信转势的时候，那已经很晚了。

《理财一周报》：您曾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多头力量”。使这些多头凝聚在一起的有哪些因素，比如体制上的安排或者社会传统的力量？

袁剑：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银行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房地产中巨大的短期利益。而这种结盟变得如此紧密如此长久，则是因为中国缺乏一种有效的制衡力量。本来，政府就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如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政府并非如此。举国体制可以将经济增长推多高，就可能将泡沫吹多大。

《理财一周报》：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中央政府的角色，有时会显得两难甚至自相矛盾。是否存在一个破局的关键点？

袁剑：破局的办法就是进行政治及财政体制的改革，关键点在于，地方政府必须对主流的民意负责，而不是对上级官员负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和重大的风险。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个具有极高风险和难度的改革工程几乎毫无准备，甚至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终归是要来的，越早准备越主动。

《理财一周报》：在目前这样的困局下，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不是正受到损害，以至于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程推进？

袁剑：房地产作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显然已经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过，我以为，房地产泡沫作为一个可能引发重大经济挫折的经济问题，在未来将会成为中央政府一个极其沉重的负资产，而演变为更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中间并没有防火墙。在当代，任何社会的成功转型，都离不开政府的效能和权威。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或者通过激烈的通货膨胀加以消化，都会对政府效能构成沉重打击，因而也会加剧中国进一步转型的困难。

《理财一周报》：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大多头”的角色是注定的吗？

袁剑：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掌握的推动GDP增长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在GDP仍然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时候，在地方政府仍然主要是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所在地居民的民意负责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有最大的激励将房地产这个资源使用到极致。这一点不会因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有更大不同。地方政府如果想从房地产泡沫中解脱出来，恐怕根本的办法只有通过对现有的财政体制及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改革才可能达到。必须说明的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并不是注定的，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一个后果。这种被称之为经济联邦的改革，虽然极大激发了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积极性，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高速增长，可以忽视甚至经常是故意牺牲所在地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来达到目的。这也是造成国民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财一周报》：“房地产曾经稳如磐石的多头利益联盟显然已经出现裂缝。”您能否用更形象的一个表达说明裂缝最有可能从哪个环节开始出现？

袁剑：政府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泡沫是一件让人上瘾的毒品。戒除固然不易，但不戒除则可能死掉。对于那些有雄心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说，多杀多是资本市场经常上演的剧本。

《理财一周报》：泡沫破裂，会是什么样的图景？

袁剑：资产泡沫的破裂无非是价格的大幅下跌，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的财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其特殊性可能在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及政治体制对这种系统性的财务危机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究竟是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将这种危机分担，还是他们将这种危机推回给中央政府和全体公民承担，从而转化为整体性的制度合法性危机，这个可能还需要观察。我要提示的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政府，泡沫的破裂不会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危机。我认为，这是中国泡沫破裂时最为重要的观察点。

《理财一周报》：“与这个剧情对应并作为背景的，是中国经济政治的又一次艰难转型。”这种转型，您认为更可能是从经济到政治，还是经济问题的一些痼疾必须经由政治转型解决？

袁剑：在前面30年，中国经济领域可以改的，基本都改了。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转型，都必然包含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的适应性转型。中国的诸多经济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其根源在于政治。比如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所谓经济问题，但其实是一种政治病。中国的转型如果想最终成功，我不能想象不包含政治及社会的转型。问题只在于时间和方式。如果要说中国政治及社会改革艰难程度，我想最艰难处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文化及社会基础可能已经彻底崩塌。在一个崩塌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上，任何愿望良好的改革都可能有心无力，任何看上去有效的制度都可能无法运转。

《理财一周报》：虽然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资专家，还是想请您给普通投资者提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2011年能买房吗？

袁剑：那要看你是买房干什么。如果你是想投机或者投资，房地产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投资品种。而如果是自住，那就需要看房子在你个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了，或者说，房地产消费给你个人带来的效用了。这个层面可能每个人都不同，完全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建议。

顺便要提到的是，房地产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它的符号意义在中国可能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消费意义。这就是说，在房地产的消费中，我们为身份符号付出了巨大的额外成本。这种身份焦虑，与中国个人尊严的严重短缺有关。而个人尊严的缺乏与公民权利的严重匮乏有关。如果剔除这种符号考虑，很多人租房住，成本恐怕要低得多。很多人不买房，还是中产阶层，但一旦买房实际上变成了穷人，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是趋之若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真是有趣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确是扩大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机制。一旦房地产市场逆转，那些勉强买房的人将背负更加沉重的财务负担。当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我看到一些有身份的人，卖掉自己的房子，选择租房，居住环境却大大改善。

（本采访完成于2010年12月）

第九章 中国模式之伪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将与中国强势集团的短期利益尖锐冲突。虽然这可能有利于他们的长期利益。但对于那些只相信“此生”和短期利益的人们来说，所谓长期利益从来就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不再能赚快钱、意味着他们所得份额的减少，意味着他们必须靠艰辛的创造而不是靠权力轻而易举地剥夺而获得收益。显然，目下中国广受诟病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由强势集团的短期利害计算所形塑的。这一切都决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一个充满争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而远远不仅是所谓经济过程。

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几个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快速消失。如此，中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前景：一个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前面30年的灰暗时代。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以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来说，这将是一个陌生的时代。我们已经不期然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上。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从过去习惯性的战略思维中摆脱出来，立即着手中国政治、社会的改良以及文化精神的重造。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安然应对即将到来的低速增长时代。低速增长时代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同样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更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进一步转型。这不是一个让人血脉贲张的时代，但却是值得我们热烈拥抱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面向，就是真正以大多数人为中心的新经济。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中心的。

增长方式是如何炼成的？

不知不觉之间，经济增长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然而，对于何谓经济增长方式，则人言人殊。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定义，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理解。在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方式大致是各种要素，管理技术以及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于是就有集约式经济增长和粗放式经济增长之别。而在政治家那里，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就有更加宽广、更加宏观因而也更加模糊的涵盖。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学的定义，也包含了产业结构等更加宏观的问题，甚至暗喻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定义虽然精确，但由此指向的问题更多的则是一个经济学自己的问题，与真实世界中的中国问题相去甚远。所以，我更倾向于政治家或者一般言说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它远远超越狭窄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乃是因为在中国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引发的巨大外部性，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有些是显见的，可计算的，有些则是隐性，难以计算的。而恰恰是后面那种成本，由于无法被纳入主流研究范式之中，总是最容易成为最为重要的风险来源，并猝不及防地给我们致命一击。以经济增长对中国社会团结的瓦解为例，这种破坏不仅是隐性的，而且根本是无法计算的，但它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显然不是现有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可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它只有在更加自由和更加宽广的思想视野之中才能被观照。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似乎就变得越来越大。更加独特的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某种特殊的偏爱和依赖，为了维持远远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速度，我们就必须付出越来越高昂的成本。简言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无论是环境的污染问题，资源的消耗问题还是社会的分化问题，都已经成为异常急迫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出的缘起。

任何一个经济体“选择”或者进入一种增长方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经济增长的禀赋密切相关。除了那些多有探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等等之外，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着重观察中国的制度禀赋。诚如前述，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干预经济增长的动机，巧合的是，他们也有无比强大的干预经济增长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制度上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禀赋。由于这种禀赋，中国各级政府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强行将成本转移给社会以及未来。

以环境污染为例，为了拉高短期的GDP表现，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引进他们认为重要的企业，哪怕这个企业对环境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这个企业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立足。这种例子无论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是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都已经屡见不鲜。原因为何？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在与当地公民的权利博弈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公民权利在这个博弈中的抗衡力量等于零。而这种污染的成本不仅要当下的在地居民承受，也要由未来的在地居民所承受。如果我们假设在地居民有足够的法律权利，而且这种法律权利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在政府权力与在地居民权利的博弈中，就可以更多的达到一种双赢状态。同理，在房地产的拆迁以及农民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与权利博弈中双方力量的极端失衡。

在被人广为诟病的收入及财产分配问题上，情形也大抵如此。如果劳动者能够多少享有一些文明社会基本的集体谈判权利，那么他们的工资大概不会被压低到如此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完全站在雇主一边，凭借其巨大优势剥夺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人将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完全归结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显然是书呆子十足的误导。在真实世界中，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无法完全分离的。而收入及财产分配的严重失衡正是导致中国内需问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我们愿意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方面面，考察当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种种高昂成本，我们就容易得出一个相当具有解释力的结论：权力与权利博弈力量的极端失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严重蜕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要想洗心革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自落实公民权利始。在我看来，只有从这个角度观照中国的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钥匙。循此，我们也能理解，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何其艰难。仅就逻辑推论，它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将与中国强势集团的短期利益尖锐冲突。虽然这可能有利于他们的长期利益。但对于那些只相信“此生”和短期利益的人们来说，所谓长期利益从来就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不再能赚快钱、意味着他们所得份额的减少，意味着他们必须靠艰辛的创造而不是靠权力轻而易举的剥夺而获得收益。显然，目下中国广受诟病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由强势集团的短期利害计算所形塑的。这一切都决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一个充满争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而远远不仅是所谓经济过程。

（本文写作于2010年6月）

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踯躅于金融危机的废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与焦虑。茫然四顾之际，他们蓦然在东方找到了重建的灵感。于是，中国模式的言说开始甚嚣尘上。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缘起于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直处于某种主流思想的质疑之中，但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以桀骜不驯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确是一个奇迹。奇迹之所以为奇迹，就是因为它超出了现有思想的解释能力。不幸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所谓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一个想象和杜撰之物。

中国经济之所以被称为奇迹，乃是由于其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眼全球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与中国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在非常之多。以金砖四国为例，在采取了某种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之后，他们几乎都实现了相当持续的高速增长。虽然这几个国家在整体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如中国高，但无论如何都属于中、高速增长区间。换言之，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中国与其他三国并没有质的区别，而更多的是量的区别。考虑到这些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扩张。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金砖四国在最近一二十年共同的高速增长。

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我看来，中国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政府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我们痛苦地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

的确，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向社会和未来转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们用传统的会计方法无法观察到的地方。这种成本我们总会在未来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支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可能就不再那么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称之为奇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印度、巴西甚至更多的国家。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政府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并将之转嫁给社会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如果它有的话）的真正内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当代环境下对早期资本主义一个更加极端的继承——它更像是一个更原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新的资本主义模式。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国当代资本主义从未经受过任何重大危机考验的今天，就开始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也过于轻率了。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精神、独特价值的外化过程。易言之，包裹于所谓模式之内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以及价值。无论是外部的中国模式论者或内部的中国模式论者，都试图从中国的独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寻找思想资源。但实际上，在我看来，除了肤色之外，从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到世俗伦理、制度架构，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中国被思想殖民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些侃侃而谈的中国模式论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建构中国模式的理论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方法，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着西方意味。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一个事实。所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过是可以聊以表达我们民族特性的一个空洞符号。或者，它只是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书呆子们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情绪投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洞察我们今天的历史起点，才能真正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在未来复活。

在阅读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书时，我非常惊讶于作者对中华文明在未来的那种想象，但坦率说，那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满而急切寻找替代物的想象。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罢了。

（本文写作于2010年6月）

为陌生的未来作好准备（增长的分水岭）

所有人都生活在习惯之中，但在历史的剧烈转型时期，习惯却往往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养成的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都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一直持有审慎怀疑态度的观察家们，在新世纪到来之后，也彻底接受了中国经济作为一架“永动机”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经济的这种习惯印象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动摇，反而因为中国经济在最近一年中的强劲表现，而变得更加牢固。在对未来铺天盖地的悲观想象之中，“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不胫而走。中国，几乎成为带领深陷泥淖的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诺亚方舟。而在另外一面，一些心急的学者们已然开始著书立说，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显然，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危险的思维定式。

不过，最大的危险并不来自这里，而是来自政府的另外一种习惯性思维——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医治一切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不二法门，甚至变成公共治理的唯一目的。在过去30多年中，尤其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20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奉此为执政圭臬。作为一个失去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资源的政府来说，这种思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中国，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才有足够的税收兴建各种基础设施，也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民众才能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看来，所有这一切增量所带来的满足感都将转化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十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借助市场活力的释放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以这种高速增长作为基础的战略也一再被证明是成功的。这种非凡的成功一再强化了中国政府将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种前提条件的执政战略及策略。他们相信，无论这种战略造成了多少社会及政治代价，只要有财富的巨大积累，政府就有能力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某一天，腾出手来，一揽子地解决那些被乐观主义者们轻描淡写为“发展中问题”的历史债务。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对于这种战略，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中国民间都出现了强大的反思声浪，但遗憾的是，危机的到来不仅没有深化这种反思，反而中断了这种反思。出于某种短期的策略性考虑，在危机到来之后，中国政府祭出了他们最为拿手的投资刺激计划。4万亿投资以及远远超出领导人预料的信贷扩张，促使中国经济在剧降之后又大幅反弹。而其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经济在产能严重过剩以及结构高度扭曲的基础上，又向危险的阈限迈进了一步。所有的常识都告诉我们，一旦这种经济增长路线被崩断，接下来将发生一场无法控制的经济灾难。对于这种危险，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不仅是非常清楚的，也一直发誓要加以避免。然而，形势比人强，现实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近忧与远虑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然而，这与其说是近忧压倒了远虑，毋宁说是，中国的体制已经没有政治能力去贯彻一种更加符合长期利益的经济战略。他们只能在现实给予的狭窄空间中戴着镣铐腾挪。这无异于暗示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很少有机会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成瘾性依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又一次获得了热烈的喝彩。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危机已经渐行渐远，我们很快就会重回危机之前那个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不幸的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回到那个时代了。更加审慎的说法则是中国重新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在过去的30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化。市场的急速扩展不仅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也在宏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在未来，市场活动将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的过度及扭曲的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化空间甚至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小。这可能与普遍流行的想象恰好相反。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定量确定市场化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无论如何，市场化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

检视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冷战结束之后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手。在过往的20年中，以市场的全球性扩张为主要方式的全球化运动，使中国的低权利成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使中国以政府主导的超高投资率的经济结构得以幸存，而且还因此通过庞大的外需而大幅度地拉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从战后开始的一个长达60余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正在落幕。各民族国家的市场壁垒又纷纷竖起，利益受到严重侵蚀的阶层对全球化的声讨也清晰可闻。在全球市场扩张受阻的时候，中国的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一点，已经被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持续低迷的出口数据所证实。

就已经观察到的趋势而言，目前显然还远远不是中国外部需求最为委靡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外部市场之一，美国人已经明确表明，在未来，美国必须出口更多的产品，而不是消费更多的外国产品。他们甚至发出信号——美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不易察觉但深刻的演变趋势中，美国人只是一个醒目的符号，跟在美国人后面的，还有所有在成本竞争中输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察觉，中国面临的全球市场形势与前面20年已经形成深刻的逆转。而这种逆转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虽然所有国家都虚与委蛇地声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只要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不发生根本好转。这种宣称都只可能是说说而已。

仅仅生活在逻辑世界中的书呆子们希望说服人们，自由贸易会最终有益于全体参与者。但历史及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贸易有利于政治家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谨守这一教条并不遗余力推广之。不幸的是，在保护本国工作岗位为国内第一政治的当今世界，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我们都看不到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的政治动力。对于当今的全球市场趋势，大多数人都喜欢使用“全球经济再平衡”这样一个无比中性的术语加以描述，然而，有必要提醒的是，在这种所谓“再平衡”过程之中，将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痛苦。对于中国，则可能尤其如此。它意味着无法用以前的方式来谋求经济增长。有鉴于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如果不是负面的话，也肯定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显赫。

有一种未经深究但却异常坚定的信仰认为，只要提高消费率，中国经济就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高速增长。一位著名外国经济评论家调侃说：“中国人该享受一下了，这有什么不好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增加消费，以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但这一问题的真相却是中国的消费率之所以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因为投资太高。如果经济增长的总量不变，过多的投资一定会拉低消费在增长总量中的比例。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结论，但从来没有人愿意这样计算。无论按什么标准，中国每年以15%左右增长的消费，都只能以高速描述了。在中国生活的日常经验也表明，虽然在中国各阶层的消费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平衡。但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消费需求是相当旺盛的。我们无法想象，在这样一种高基数上，中国的消费如何进一步奇迹般地得以提升。于是，提高消费率的唯一办法可能是降低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降。

总之，我想表明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几个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快速消失。如此，中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前景，一个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前面30年的灰暗时代。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以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来说，这将是一个陌生的时代。我们已经不期然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上。在这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经济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转折的最好范本。

绝大部分人都乐于将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长期停滞归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误，创新精神的委靡，以及泡沫经济的后果，然而，与其说这是日本独特的历史遭遇，倒不如说这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必然要经历的普遍宿命。以此观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突然衰落”，虽然超越了经济学贫乏的想象，但却不是突然的。或许，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教益。日本这个近邻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不是特别有运气，中国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一个比较低速的增长时期。本来，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但中国问题的独特及危险之处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社会体系的改革战略都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前提假设的。在中国官僚体系的视域之中，只要经济能够高速增长，政治腐败、贫富分化、不公不义就都是可以得到宽恕的，只要有财富的积累，所有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就可以在一夕之间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殊不知，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保障，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本身，从来就是制造问题的渊薮。高速经济增长之于中国的政治及社会体系，就如同燃料一般。没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政治及社会体系就难以运转。换言之，我们的政治及社会体制的运转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够勉强维持。一旦这种高速增长不再持续，中国的政治及社会治理就会陷入可怕的麻烦。在过去的30年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如付阙如。腐败以及剥夺所激起的社会冲突能量日积月累。所幸的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部分缓解了这种冲突能量。然而，我们的确很难想象，以一个30年未变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及文化精神，如何能够应对在未来经济低迷时期频发的社会及政治问题。所谓“保8”，其本质实际上是中国的执政者们意识到，以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文化精神，是不足以应付经济增速陡降所带来的剧烈冲击的。他们意识到，只有将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8%左右的水平，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才有能力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于是，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持这个保底的安全速度。

8%的增速足以让全球任何国家羡慕不已，但在中国，却只能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这除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如何低下之外，更说明中国政治及社会体系是何其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在经济长达20年几乎零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社会和谐，不能不说是创造了另外一项奇迹。但是，“保八”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经济增速总会掉下来的。与其花费巨大代价“保八”，倒不如及早从完全依靠高速经济增长的战略中退出，尽快开始中国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文化精神的改造。否则，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更糟的情况，毫无准备的改革就会被迫开始。所有人都知道，被迫的改革往往是难以控制的，而其后果也总是无法预料的。

没有政治和社会基础的经济增长，就如同沙漠之塔，建设固然不易，坍塌则更是转瞬之间。事实上，随着低速增长时期的日益逼近，这种被迫改革的时间节点也与我们越来越近。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国采取的是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战略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战略应该反过来转变为以政治和社会的改良来保护和推进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与社会的良性循环。毫无疑问，视野闭塞的经济决定论者是看不到社会与政治改良之中所蕴涵的巨大增长能量的。

事实上，诚如前述，今天中国经济的情况远不如中国经济学巫师们所臆测的那么乐观。而作为对全局负责的政治家们，恐怕就更不能以这种博傻式的假设作为决策依据。在持续高速增长30年之后，如果我们仍然将政治稳定与社会的和谐置于一个越来越不可靠的增长假设上，无异于掩耳盗铃。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从过去习惯性的战略思维中摆脱出来，立即着手中国政治、社会的改良以及文化精神的重造。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安然应对即将到来的低速增长时代。低速增长时代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同样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更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进一步转型。这不是一个让人血脉贲张的时代，但却是值得我们热烈拥抱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面向，就是真正以大多数人为中心的新经济。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中心的。其突出的证据就是，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在这场游戏中成为绝对的赢家。所以，这个新的时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得到的大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一种公平的程序还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只有以公民为中心的增长，才是我们需要的经济增长。也只有以公民为中心的增长，才是真正可以持续的增长。舍此，任何增长都是令人怀疑的。

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不仅是一个最有可能的前景，也是一个最佳的前景。除此之外的另外两种前景则是中国需要努力避免的。一种是突然陷入深度的停滞。这种前景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但我们已然察觉，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正变得越来越差，其未来的能见度也越来越低。在最近的短短几年之中，全球经济所经历的地动山摇般的起伏，为当代经济的不稳定性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显然，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更加悲观的想象则是，我们仍然在经历着的所谓金融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更大规模重整的一个前奏。今天，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目睹并重温全球经济那一幅熟悉而又可爱的繁荣时代了。显然，中国也不能自外于这一历史。

对于中国，另外一种需要避免的前景则是：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8年的重大危机之后，奇迹般地重归危机前的繁荣之路。随着外需恢复，中国经济也重回危机之前的所谓黄金时代。毫无疑问，这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也是今天中国诸多经济管理者们暗中所翘首以盼的。大致可以判断，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想要继续维持这种增长速度，将必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或者换句话说，在实体经济已经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之后，要想继续维系同样的高速度，制造泡沫可能是唯一的办法。绝非巧合的是，在刻下这个初冬季节，资本市场所传达出来的乐观主义表明，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我们正走在回过去的繁荣之路上。但是，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它一定是短暂的。西谚云：要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在我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突然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其原因是：这种以贬抑公民权利、牺牲环境资源、透支未来福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潜力，将会在短期内被迅速消耗干净。而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其带来社会转型将是相当剧烈的（实际上，在2008年前后，已经有相当多的征兆表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显然，我们必须努力拒绝这种前景的发生。但让人担心的是，在全球危机一年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旧体制正在凭借其巨大的惯性挟持着这个民族，靠近孤注一掷的赌桌。无论是再创新高的投资率（这个数据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50%），还是惊世骇俗的信贷扩张，抑或是注定会带来巨大泡沫的地价飙升，都在暗示我们：正在中国上演的，是一场抵押了全部家当的世纪豪赌。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而是刚刚开始。

是时候了，让我们从过去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为中国的未来未雨绸缪。

（本文写作于2009年10月）

大裂变进行时

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些危机的最大肇事者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无须担心。

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

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到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委靡不振。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压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地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地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他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地提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因为它多少具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破裂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先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其间伴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震天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将来自新世界——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中篇“大裂变”收录了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直到2011年的部分评论文章，在上“镀金时代”中，我更多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在这一篇中，我更多的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视角，即中国模式是如何嵌入全球体系以及全球体系的巨变将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我希望这种视角能够为我们理解更宏大历史背景中的中国提供一些线索。

下篇

超级周期的终结

2012~

第十章 我们行走在何处？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

我们行走在何处？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人自己更多的是将南北战争之后到“一战”之前这段称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政治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涵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隐约的启示——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趋于瓦解的一个症状。

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正如股票市场一样，不经历一次伤筋动骨的调整，是很难出现一个真正的牛市的。这一魔咒，对于正在跃跃欲试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警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但到此为止，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体系仍然只是半个全球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直游移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悉数来归，美国体系才真正达到无缝隙全球覆盖的鼎盛时期。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所谓美国体系才真正能够被称得上是全球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四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委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2011年愈演愈烈的所谓欧债危机也只是这一场宏大的体系收缩危机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它正在向一场政治危机快速演变。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的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长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拓，才会有所谓金砖四国的奇迹。

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但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同样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作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

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观之，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这个奇迹之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更像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和想象了。没有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但不管怎么说，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全球市场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素相匹敌。相反，从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在前面30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涵其中的政治野蛮的一种清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秀。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决策者们口中的“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断，更是有云泥之别。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比别人提前一秒钟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鹅，从而换取逃生的机会。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其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2007年6 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10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重大的调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生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了中国人。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有趣的是，这种罕见的刺激却被中国官方非常谦虚地称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就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几乎毫发无伤地度过了全球危机。这种在危机时期令人艳羡的经济表现，不仅让中国奇迹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谓中国模式横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不是被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是又一个增长周期的起点，而是一次重大危机的肇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为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这种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奇迹的动力，也是平衡全球经济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楼。在反危机的短短两年之中，中国的货币扩张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而其吹出的资产泡沫也可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对于行政性国有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遍布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来说，信贷及货币扩张总是容易而且让人快乐的，但收缩却可能令那些货币饕餮者们瞬间窒息。

诚如前述，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反之，在一个人已然高烧的情况下，非要逼着他百米冲刺，其结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调整的力度和烈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劲表现很可能就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一个超级调整即将来临的凶兆。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样，危机也从来不会提前10分钟通知你。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智慧能够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害者。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清醒理解，我们无法像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大师一样责难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在诸多政治及社会约束条件之下，制造泡沫，推迟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管理者个人智识和理性的制度选择——是一种中国在30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致。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可能已经铸就。

狼可能真的来了

2011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7%的发展速度也不算低了。”看得出，这位领导人是在向中国众多的GDP发烧友喊话，说服他们接受一个更为理智的增长速度。他接着补充道：“真正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7%的增长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温总理的这个喊话暗含了某些特别对象的话，那么肯定是那些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和各级地方官员。在这些在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地方官员看来，7%的速度无疑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目标。不仅委屈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潜力，还需要这些对增长速度有强烈嗜好的地方大员们付出巨大的克制。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从现在开始，7%可能不是一个需要拼命压抑才能降下来的低目标，相反，正如温家宝所言，它更有可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目标。

诚如我们在上面部分已经判明的，全球体系已然进入零和博弈的时代。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不是负的话，也会进入一个持续下降的时期。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2月份，中国又一次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在这个月，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73亿美元。这让那些早已经将危机忘到九霄云外的分析师们大吃一惊。虽然这个单月数据并不能证明什么，但一个明白无误的趋势则是，中国已经快步迈进成本的长期上升周期。这意味着，在劳动力、环境、土地、社会保障、汇率等诸多成本都不断提升，而外部需求却停滞甚至萎缩的情况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的不断下降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在某些特殊时期，它甚至可能出现猛烈的负面冲击。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给定条件，中国要想实现过去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给所谓内需了。

消费之所以被中外各方人士寄予厚望，是因为中国有低得离奇的消费率。即便在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大力刺激消费的2009年，中国的消费率也只有48.6%。无论与何种类型的国家比照，这个数据都低得离谱，虽然有研究指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尤其是诸如房地产、医疗等服务业消费存在严重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消费率严重偏离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个事实。这也是被政府、学界以及民间众口一词认定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蹊跷的是，就整个消费本身的增长看，中国的消费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稳定的增长之中，在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更是实际增长了16.9%。这种增长不仅远远超越同期GDP，与其他任何国家比也都足以自傲。这其实说明，中国消费的绝对增长实际并不低。

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生活过的人，都会对此印象深刻。很多年以来，中国人在对房地产、汽车、电子产品的消费几乎可以用狂热形容。在那些国外销售商在为发现了新大陆而欣喜若狂的同时，我们非常怀疑，在非常高的基数上，中国的消费究竟会有多大的增长潜力。我身边的一个例子是，我家的阿姨也已经在大众消费潮流的裹挟之下，买房买车了。从我们的日常观察出发，甚至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消费热潮透支了相当多的未来消费。经常出现将儿子孙子的房子一次性备齐这种荒谬景象的中国房地产业，即是其中典型。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中国消费在目前基础上继续超预期增长的潜力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寄望愈深，失望愈大。我们似乎不应该指望以制造恐慌形成全国抢购食盐的那种可笑方式来大幅度提高消费。

如果深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逻辑之中，我们就可能获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的中国，提升消费将是一桩让人望而生畏的事业。

所有的人都知道，消费是以收入作为基础的。没有收入的增加，又何来消费的增加？但在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却低得令人讶异。这个事实已经广为人知，无须再列出数据加以支持。需要解释的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何以如此之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又何以如此之高？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奉GDP的快速增长为其核心执政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从而确保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能力，也能够在国民中为其开辟宝贵的合法性来源。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之中，这个战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被奉为执政圭臬。如此，一系列的制度及政策就围绕这个目标而被逐渐建立和固化。在中国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现实约束条件之下，通过政府所能操纵的土地、资源、税收以及各种宏观工具，是推动这一目标迅速实现的捷径。于是，一整套以政府利益为核心的亲商主义制度和政策被建构起来。这包括：土地补贴、税收补贴、水电补贴、环境补贴（通过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反向补贴）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而在宏观政策方面，则通过金融控制，最大限度地压抑利率、汇率为各类企业尤其是政府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极为严厉的控制，从而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新千年之后，许多地方政府甚至不惜采取直接掠夺土地的方式来降低经济增长成本。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GDP的快速增长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暴涨。然而，隐匿于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却是大量本来属于居民的货币收入以及非货币福利被转移到企业及政府。这种财富转移，时间是如此之长，总量是如此之大，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可想而知。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历史原因。暗含于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是，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的膨胀以及公民权利的抑制。不如此，则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到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反常的政治谜底就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投射。

一个逻辑的结论是，要想改变这一局面，也必然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意味着对公民利益表达控制的放松，意味着政治对社会控制的放松。显然，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争斗的过程。其中风险不问可知。而从目前中国正在显示的历史趋势看，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提振居民收入占比从而推动消费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事实上，随着消费刺激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崩溃，中国消费增速很有可能出现下降。最新的统计数据正在证实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2月份，中国的实际的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9%，创下2008年1月以来最低点。其中2月份更是降至4.2%，创下2004年10月以来的最低纪录。

与此同时，货币扩张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非但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刺激中国的消费，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人的储蓄倾向。中国央行2011年一季度所作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这个结果可能会让某些习惯性乐观主义者吃惊，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政府再狡猾，也斗不过以十亿计的消费者。常识是，任何透支消费都会在中长期内被重新平衡，现在的下滑不过是对前几年一系列提前消费的平衡罢了。另外一个并没有引起关注的原因可能是，超级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逆国民收入分配后果。无论是超常规模的政府投资，还是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及资产泡沫，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三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结构。高盛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10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连续三年雄霸全球增长率第一，达65亿美元。就普遍的观察而言，如果加上中国人在境外购买的奢侈品，这个数字还将大大增加。显然，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居民之间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

在相当程度上，奢侈品的消费量正是中国消费潜力的反向指标。中国的消费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推动消费之要务当然也首先是提振消费倾向较高群体（在中国，他们主要是中下阶层）的收入，但这显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相悖。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心无力的原因所在。当制度本身在制造分化和抑制消费的时候，再良好的个人意愿都将无功而返。这个制度导致了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抑制消费的趋势，那就是收入向政府、大型企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作为这个趋势的另外一面，自然是作为社会而存在的普通居民收入占比的不断缩减，是作为企业与政府支持基础的中国社会的不断凋敝与溃败。

现成例子是，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其本意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它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我们所见，它可能带来了另外一个更为显著也更为长期的后果则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运动，进一步扩大了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扭曲趋势——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随着通胀与资产泡沫这种逆国民收入分配因素的增长，这种扭曲显然还在进一步扩大。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不改变这种政治分配结构的情况下，任何货币和短期财政政策的刺激都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财富分配失衡。中国2009年以后庞大刺激政策的最终效果正是如此。虽然2009年之后的超强刺激政策迫不得已，值得同情，但无疑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并在长期之中降低了内需。这也反衬出中国管理者无法改变分配结构只能依赖一贯的总量刺激政策的窘迫处境。制度如此，夫复何言。在今天的中国，这个制度仍然在不断地自我加强之中，除了它自己，任何个人意志都已经不再能阻止它的步伐。有鉴于此，任何在中短期内希望中国消费出现跳跃式增长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书斋世界的幻觉。而那些更进一步以为消费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资以维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推论，则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虽然对消费在目前速度上进一步的加速增长不抱希望，但对消费率的上升却绝对乐观。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投资下降，消费率自然就会上升。在中国所谓的结构问题中，可能不是消费太低了，而是投资太高了。投资之浮滥，可能才是中国经济结构高度扭曲的关键原因。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中国的高投资已经难以为继。

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所以对政府而言，驱动投资远比驱动理性的消费者容易得多。也正因为此，投资也一直是政府驱动经济增长最便利也最有效的手段。在经济的意义上，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所在。在常识看来，任何投资都必须有哪怕再低的正收益作为保证。不如此，高投资就无以为继。然而，在一片产能过剩的惊呼之中，中国的超高的投资率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获利颇丰。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不过，深入中国的投资逻辑，其中秘密相当简单。那就是我们已经反复论及的，政府压制成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低成本优势。

所谓低成本优势，就是将本应该由政府及企业承担的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教育及医疗成本等等，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利率、汇率、税收等等）的强制，转移给社会大众。这就是我称之为所谓的企业及政府成本的社会化现象。透过这种对成本的操纵，中国那些受到政府恩惠的企业便在成本上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看上去明显无法获利的投资就不仅可以获利，而且经常是利润丰厚了。应当指出的是，何种企业、何时、何地能够得到这种恩宠，完全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意愿，以及他们与权力的远近。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种所谓亲商主义称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的个中缘由。这种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操纵不仅导致了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巨大的分配差距，也是导致居民之间贫富急剧分化的渊薮。

显而易见，全球体系扩张所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也为这些投资找到了一个外部倾销之地。这就解释了中国极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为何可以持续如此之长。以一种教科书式的思维，许多人将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简单归结为劳动力的充裕。实际上，劳动力因素只是中国投资秘密的一部分，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压低成本的能力。正是依赖于这种特殊的政府禀赋，中国的高投资不仅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和强化。这才是中国高投资的真实故事。

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便捷的工具，高投资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可以最快地实现GDP的高增长，也可以让税收最大化，还可以让掌管这些投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一如我们所揭示的，这种投资的背后，是一种利益的输送和转移。这种投资越大，从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投资率越高，那些承担这种成本转移的被剥夺者就越是相对贫困，其消费就越是低。在这里，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变得如此难以分离，以至于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这个问题上，高投资率无疑是一个更为主动的变量。政府不能抓着消费者的手去花钱，但却可以直接制造投资的繁荣。也因为这个缘故，调整中国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降低投资率。提消费，不如降投资。然而，降低投资率显然直接冲撞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从逻辑上说，掌握游戏规则制定权的人是很难自我改革的。然而，物极必反，一种东西最强大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时候。泡沫如此，中国的高投资同样如此。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之中已然积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

就我们看到的而言，如下几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的高投资泡沫会在不远的未来迅速破裂。首先，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甚至萎缩，将在需求端遏制中国的高投资循环。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政府对投资成本的操纵能力已经大大下降。这将在成本端切断中国的高投资路径。其背后原因在于，在经过30年的高度压抑，已经退无可退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迅疾苏醒。社会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反向运动已经开始。这种被波兰尼称为“社会反向运动”的历史趋势表现在经济上，则意味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以及对以前各种被转移成本的补偿。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那种转移成本的老窍门已经不再灵验了。无论是在环保、劳动力价格、土地掠夺，还是在公共福利上，政府与市场的单向扩张都已经遇到了激烈的抵制。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政府和企业予取予夺然后悄悄转移成本的垃圾场。投资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已经异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将是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胀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从来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于是，在需求与成本的两相夹击之下，以前那种在财务上看上去合算的投资，就可能变成累累亏损。成本上升及需求下降所必然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会将中国的投资增长拉回到合理水平，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是如此。需要提示的是，历史欠账如此之大，投资成本的上升不仅是长期的，有时候也可能是跳跃式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非线性的下滑。如此，持续30年的投资繁荣就极有可能会以某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被终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梦寐以求的所谓健康消费率很可能就会唾手而取，不费吹灰之力。

在外需委靡，投资下滑（有时候可能是急剧下滑），消费又无法奇迹般扩张（显然，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像政府一样挥霍自己的财富）的给定条件之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按照野村证券的估算，“如果投资不再增长，仅仅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逾50%。”

这就是说，自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前面30年。而在某些极有可能发生的外部和内部特殊冲击出现时，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出现急剧失速。事实上，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2008年相当酷似的经济症状，一方面是通胀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成交持续萎缩；只不过，这一次通胀可能更加顽强，资产泡沫也远为壮观。它不啻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又一次触碰了它的增速极限。特别应该警惕的是接下来的是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可以提前通知大家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将不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如此，中国经济中隐藏着并被高速增长勉强掩盖着的一系列风险就暴露出来了。

增长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环境，但同样也包裹着重大的不测。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但事情可能远比这个复杂得多。而那种认为速度下降就自动导致效率上升的看法，则更是十足的天真。有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经济正确地概括为速度效益型。意思是说，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税收越多。反之亦然。对应于微观主体，其实就是所谓规模扩张型，资本消耗型。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的速度及规模嗜好，都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促使他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成为不可逆的过程。这就像一只陀螺，必须在高速运转下才能够稳定，一旦减速，就会倒地。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们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无疑，我们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艰难时期。

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都一直运行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之中，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被培养出了一种普遍的幻觉，他们误以为这种高速增长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在他们那里，经济危机从来就是教科书中的事情，与中国人无关。他们似乎相信，中国的树的确与众不同，真的可以长到天上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更让这种信念变得极为夸张。以这样一种经验作为依据，政府、企业和个人就非常容易将最为乐观的情境作为假设来安排他们的投资及支出，看一看那些疯狂的地王以及同样疯狂的“铁公基”，看看中国购房者极高的按揭收入比，就当知道此言不虚。

不难想象，一旦真实的经济增长不如预料甚至大大低于他们的假设，政府、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大规模违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跃进所造成的普遍三角债，以及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就是这个剧本的雏形。区别可能只在于，要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规模要宏大得多。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历史，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正面的经验，反而从另外一面鼓励了这种非理性行为。因为历史的经验是，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不仅很快理顺，银行的债务也在高速经济增长中被成功化解。这助长了一种坚强的信念：只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伴随着这种增长的规模扩张，一切风险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被覆盖，一切代价都可以在越来越巨大的经济规模中被稀释为无形。过去被看做包袱的央企不是变成全球的巨无霸了吗？过去那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银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机构了吗？在事实面前，我想很多人对自己当初滔滔雄辩的“危言耸听”都羞于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显然，这种历史经验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换言之，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所积累的各种风险，都是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着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关键的前置性条件，即将展开的历史可能大有不同。

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增长环境已经丕变。诚如我们上面已经论证的，不唯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将会是长期的。它不是几年，更不是金融危机时候的几个季度。这样，过去的经验就可能变得不再靠谱了。在经济收缩的时候，政府、企业、银行甚至个人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种下降的正反馈。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危机，因而经济行为也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体中，这个下降的正反馈一旦发生，就会变得尤其剧烈。正如上升周期时候的正反馈一样。所谓软着陆，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由于复杂系统所具有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已经危兆毕露的中国经济，我们可能更应该记住这样一种概率的常识，硬币正面出现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硬币反面出现的机会就会陡然增加。

风险莫测的时代

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真的离我们而去，那么，即将到来的很可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速度更低但质量更高的时代，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对于经济危机，很多人都喜欢盯住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之类的极端事件，虽然这类事件最夺人眼目，但它毕竟只是历史大戏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那些隐藏于重要事件之下的强大潜流。这些潜流，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断壮大，并推动历史一幕幕展开。犹如一位深藏于幕后的导演。

在未来的若干年之中，有几个强大的潜在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因而也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线索。在我看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已经解释过，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优势——这造就了中国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止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是囊括了所有影响企业利润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环境、土地、税收、利率、基础资源、水电、汇率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完全没有被计入企业损益表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社会资本被挥霍殆尽。我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那种隐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关系。它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一种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运转皆受惠于这种隐性的基础设施，任何交易都离不开它，但却从未将其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要素，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合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就像水与空气一样，我们虽然对社会资本熟视无睹，但它却渗入并润滑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

历史的吊诡在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对社会施以最大限度和最为严厉的抑制。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企业也通过欺诈、蒙骗、造假等等手段普遍滥用和挥霍了这种资本。这种滥用与挥霍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企业一种普遍的赢利模式。结果是，一场高速经济增长下来，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中国社会却已经奄奄一息。社会资本是经过代代相传的美德和文化逐渐积累起来的，如果它必须重建，我们将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作为一种隐性坏账，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看到中国将必须为此付出巨额拨备。事实上，中国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就是对中国社会资本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我相信，只有当政府与市场双双陷入危机而孤苦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社会资本是何等珍贵，而它在中国又是何等稀缺。

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这种历史的转向，远远不是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所能概括，它有着远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因此，这种成本上升将超越所谓需求与供给的简单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成为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变量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趋势是长期的而非一次性的，经常还是跳跃性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府和企业所得减少而终止。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无条件让利。简而言之，这种成本上升是独立于货币发行问题的一种自主的历史趋势。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不会被分化所撕裂。历史缓慢而又巨大的钟摆，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这其实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干脆将其称为中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果这种成本上升被强势利益集团通过通货膨胀这种逆分配模式重新转嫁给社会广大民众，那么，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将全部丧失。中国的转型也将归于失败。

（本篇写作于2011年4月）

第十一章 中国面临的危机

面对遍地开花的实体经济危机，任何经济管理者都可能束手无策。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置中国经济管理者于生死抉择的两难之中。不放松货币，大量企业的资金链会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险的急剧上升，并触发利率的进一步飙升，开启经济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短暂舒缓大量企业的资金紧张，但并不能挽救实体经济的赢利能力，反而会给已然炽烈的通胀预期及资产泡沫火上浇油，迅速引发恶性通胀。人们会认为，政府不再准备控制通胀，或者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通胀。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抢购一切可以抢购的东西。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供参照。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放弃房地产调控。结果，不仅以前的调控成果全面丧失，房价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这种形势，对于一直顺风顺水的中国决策者而言，的确是30年未见之困局。

通胀，通胀！

在中国的未来图景中，与成本上升周期并行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一次强烈的通胀爆发之后，通胀——这个在教科书和历时记忆中一直被看做洪水猛兽的敌人，突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欢呼无通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但通胀记忆的丧失却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不过，通胀实际上一直蛰伏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如影相随。归根结底，就其本来意义，通胀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救助各类金融企业，中国货币一直以远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货币扩张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刘煜辉的统计表明，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当中，中国的货币量由18.5万亿扩大到72万亿，涨了3倍，与此同时，中国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两倍。

一个有趣的历史对照是，在1921年到1929年让人迷醉的柯立芝繁荣时期，同样是8年时间，美国的M2仅仅增长了62%，而随后美国便爆发了让美国人至今仍然谈虎色变的大萧条。62%的货币扩张已经被后来者认为是超高的货币扩张，但与中国2002年到2010年之间的货币扩张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于这种超高速度的货币扩张，虽然有各种舒缓人们神经的学术解释（比如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但无论如何都达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步。同样可以描述中国货币狂欢的另外一组数据是，在中国M2与GDP的比值已经达到2.6倍之多，并且还在不断加大之中。而美国、日本的同样数据则是，65%和110%。在GDP仍然不足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中国的广义货币数量已经超出美国。这一系列的数据无异于表明中国经济内部潜藏着巨大的通胀压力。通胀现在没有到来，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到来。根据常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判断，货币严重超发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不断被释放出来。

无独有偶，手忙脚乱的央行远不止中国一家。金融危机之后，货币的高速扩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不只美国、不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央行都在乞灵于货币幻觉。货币洪流正在淹没全球。这无疑为中国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胀压力火上浇油，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中国通胀堤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未可知。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经历短暂跌落之后一路高走，并且居高不下，就是这一货币超发的直接后果之一。到2011年4月，衡量商品整体价格的CRB指数已经大大超越金融危机前的600点水平达到680点左右。可以预料，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将一直维持目前的稳步攀升势头，直到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经济体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止（在《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大宗商品风向标：中国”的文章中，作者假设了中国经济的三种情境：中国经济全速前进，增幅放缓但保持稳定，经济硬着陆。在前两种情境之中，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上行，甚至猛烈上升，只有在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才会出现回落。这位作者几乎将大宗产品价格的下降与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完全等同起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政策选择空间之逼仄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在两轮定量宽松刺激仍然不见起色之后，伯南克已经明确表示，不排除第三轮定量宽松。国内的通胀压力以及全球体系中通胀压力相互叠加，如同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放置了一口渐次增压的高压锅。其结果虽然至今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但它一旦炸锅，我们就会立即感受到它地动山摇的威力。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指明了未来中国两个长期延续的趋势，成本上升与货币扩张所推动的通胀。作为两股越发强劲的历史潜流，这两个原因不同的趋势很有可能构成一种相互加强和相互推动的关系，进而合成一股更加强大的趋势，推动成本与价格的不断高涨，终至于汇成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的滔天巨浪。本来，成本上升，是所谓社会自我保护和社会自我救济的一种方式。在零和博弈的条件下，政府与大企业在整个利益分配中的份额必然缩减。然而，在既有的权力格局下，政府与大企业缩减其所得份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一如中国的政治逻辑所一再显示的，政府与大企业反而经常会借机扩大自己的份额。那么，其后果只有一条，那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合谋以超发货币的方式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份额。货币超发虽然可以通过居民的货币幻觉短暂安抚社会大众，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通货膨胀早已经将其刚刚增加的份额一风吹散，他们的购买力甚至还在不断下降。这就进一步刺激社会更加高涨的自我保护，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货币当局滥发货币，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循环之中，虽然它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谓汝不信，可以考察一下在一轮普遍的加薪之后，中国中下阶层增加的购买力在通胀（包括资产价格通胀）之后究竟还剩下多少？

由此我们也获悉，在中国，不引发通胀的利益调整将会何其艰难。通胀作为一种国民收入的逆分配模式，其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其实就是那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一种盘剥。在那些权力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情况尤其如此。不拧紧货币龙头，任何愿望良好的利益调整（在中国的所谓“扩中、提低”目标）都将以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收场。货币扩张从其发生的诱因以及最后结果看，从来就不是中性的，相反，它从来就是服从于并服务于那些最有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强势集团。而不幸的是，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在这种货币中性的迷惑下，被一步步诱入恶性通胀的陷阱。

由社会自我保护和货币超发（其政治经济学本质乃是维持和扩大强势利益集团的所得份额）所合成的复杂的通货膨胀，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短暂销声匿迹的通胀，在2010年不仅迅速卷土重来，而且幅度一次次让那些看图表预测的经济学家们跌碎眼镜。通胀出现的频次及复杂性已经非常有力地预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周期通胀，其顽强程度与烈度都很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如果仅仅将通胀放在一般的分析逻辑之下，我们可能会因为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对通胀掉以轻心，而一旦我们将通胀放在更加中国更加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加宽广的政治和社会维度上加以考察，中国这一轮通胀的真面目就变得如此狰狞。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用来描述我们正在遭遇的这一次通胀可谓恰如其分。应当记住的是，这种社会反向运动与货币超发共同引发的并不断加强的通货膨胀，历史案例并不鲜见。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打断这一历史性通胀进程的，将会是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

从目前观察到的种种迹象看，中国政府对付通胀已渐显力不从心、顾此失彼之态。房地产价格屡压不下，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各种商品价格此起彼伏的涨价潮以及频繁发生的抢购，都证明在高增长阴影中蛰伏并成长起来的通胀之虎已经足够强大。过去那些似乎立竿见影的行政恫吓，货币微调，似乎已经不足以驯服这头猛兽了。

在2011年4月份一份《稳定电煤的紧急通知》中，中国发改委以罕有的口吻要求相关企业“识大体、顾大局”。它甚至直接对在华的大型跨国公司联合利华施压，要求他们暂缓涨价。在我们的印象之中，中国主管部门压抑物价的类似紧急通知似乎变得越来越频繁，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泛。最新的一次是，发改委价格司再次会同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约谈17家行业协会。其对象包括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百货商业协会、饮料行业协会、奶业协会、家用电器协会、糖业协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粮食行业协会、肉类协会、蔬菜协会等17个行业协会的会长，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令人咂舌。在这些罕见的动作背后，彰显的正是越来越巨大的通胀压力。

然而，几乎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有涨价冲动，压住了这个，压不住那个；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从那些涌入超市抢购洗发水、肥皂、食盐的人潮中，我们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浓烈气味。如果将这些频繁的抢购仅仅看做是消费者愚蠢的盲动，忽视其背后更加强大的推动力量是十足的迟钝。而如果以为老办法可以对付新问题，并在货币政策上投鼠忌器，摇摆不定，则很可能在通胀问题上引发一场决策噩梦。当然，就中国政府依旧维持保增长的基本政策取向上看，犹豫摇摆的货币政策将会得以延续。只不过，这种高难度的平衡木游戏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基于对货币政策在政治逻辑上的理解，我们甚至不能排除货币当局会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再次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虽然概率较小），如果是那样，通胀吞没整个中国的情形就不再是想象了。朋友，你听说过20世纪40年代的金圆券吗？

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中国只发生过几次非常短暂而又不甚显著的通胀，并且很快就烟消云散。这给所有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他们愿意，通胀就能够迅速被制服。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这一次中国通胀的成因与环境都已经大为不同。我以为，从国内国际的货币严重超发情况以及其国内成本的历史性抬升的角度看，通胀将成为中国一种长期的慢性疾病，而且有极高概率在某种冲击下急性发作。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政府仍然维持目前这种中性的货币政策，那么，在中国经济的卧榻之旁，将始终有通胀之虎酣睡。一有风吹草动，通胀将超出人们承受能力。这一次的通胀将不是几个季度，甚至不是几年就可能销声匿迹的短周期现象，而将是一个长周期现象。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决策者就可能出现重大的历史误判。这种情形，意志再坚强的经济决策者都将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手忙脚乱。由此导致的政策大幅度的频繁调整将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我看来，要治愈这种通胀，非一次刮骨疗毒的（主动或者被动的）货币紧缩不能竟其功，渐进温和的货币调整时机很有可能已经丧失。但显然，紧缩，甚至只是维持现有的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休克。

利率向上

如果成本上升以及通货膨胀像我们上面所预判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中长期趋势，那么，它势必诱发另外一个稳定的趋势，那就是利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作为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输送利益的主要管道，利率管制一直是中国亲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也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当迟缓。事实上，中国那些看上去赢利能力十分强劲的银行以及各类垄断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对存款者的剥夺。没有中国居民无偿及无奈奉送的低利率存款，中国的银行业以及垄断企业，恐怕会倒掉一半。对于这一点，中国经济管理者心知肚明。所以，在通胀高企，存款负利率越发扩大的情况下，中国货币主管部门仍然只象征性地微幅调整了两次存款利率，而更多地在使用可以不触动垄断企业以及银行利益的存款准备金手段。其中目的彰彰明甚：害怕大型企业发生连锁破产。但存款准备金以及其他数量型的收缩措施，最终还是会导致普遍的利率上升。

所谓负利率，不过是存款人被迫向银行、大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输送财富的一种委婉说法。如果用更为直白通俗的中国话来说，其实就是利用垄断地位欺负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这种财富输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的货币主管部门之所以可以如愿以偿，端赖于中国高度垄断以及控制严密的金融体系。这其中所包含的讽刺是，以金融及经济稳定为标榜的金融控制及金融监管，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成强势集团予取予夺的自肥工具。

然而，再严密的金融控制也不可能长期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在通胀愈加强烈，负利率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被惊醒的存款人将千方百计突破金融限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的那样，存款人要么绕过正规金融渠道进入所谓民间信贷市场，要么抢购各类商品引发通胀，要么购买各类所谓保值产品推高所有领域的资产泡沫，在最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选择资本外逃。而这一切，都必将导致廉价存款资源的减少，并最终导致利率的不断提升。

在利益面前，已经习惯了坐享垄断利润的金融机构，不应当低估存款人在绝望情况下争取自己利益的意志和智慧。在已经经历了30年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滴水不漏的利率管制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可能，也不可能长久。事实上，在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上，利率的提升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报道称：在2011年年初，中国民间贷款利率已经飙升到50%的水平；在相对国有大银行更加灵活的所谓中国股份制银行，对微小企业的利率也已经达到15%。就我个人亲眼所见，中国房地产公司在通过信托等中介机构的融资利率已经普遍达到12%以上。与此同时，民间金融活动规模出现了跳跃式增长。有报道称：在中国一线城市广州，2011年前两个半月，民间金融活动异常活跃，某些民间金融公司的业务增长甚至超过四成。中国民间金融虽然受到严格管制，但其规模却在迅猛扩张。有人估计，各种信托公司、贷款公司以及完全无法监管的地下银行在整个融资中已经占到接近一半。如果按照最新社会融资总额计算，这个数据2011年可能达到七八万亿之数。

这样看起来，中国金融格局实际上变成了赤裸裸的双轨制。其中利差就是垄断金融企业以及其他大型企业从家庭部门剥夺走的。在这样不公平的格局之下，以金融稳定之名打击民间金融，不仅是不道德的，根本就是邪恶的。民间利率可以被看做影子利率。影子利率飙升，国有银行的利率上升，恐怕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我相信，如果通胀恶化，民间金融的规模将会急剧膨胀，垄断金融企业的廉价存款来源将会枯竭，而现在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垄断金融机构或许会以超出所有人意料的速度被边缘化。

巧合的是，就在本文写作时的2011年4月5日，中国央行又一次宣布加息。算是对上述判断一次及时的注脚。鉴于对通胀性质完全不同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利率上升周期还刚刚开始。这显然与大多数图表分析员们认为中国紧缩周期已近尾声的判断截然不同。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低利率时代的人们，有必要提醒他们记住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上一轮恶性通胀时期的灰暗景象：在1995年，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是12.06%，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更高达15.3%。不过在稍微长一点的金融史中，这远远不是最为严峻的图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达到15%的高峰期，其利率达到了21.5%。以目下中国的潜在通胀压力看，中国利率的上升幅度恐怕要远远超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可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时光。

中国的实际利率，不光受到民间影响，也同样会受到其他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影响，中国早已不是什么封闭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加息动作早已开始，老牌发达国家的加息也只是时间问题。外围的加息动作，必将增加国内利率上浮的压力。

作为长期成本上升与通胀所派生出来的一个趋势，利率的上升趋势也将是持续的。如果通胀局面失控，利率突然的、猛烈的上升也是意料中事。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低利率作为低效率垄断金融机构以及垄断企业等强势集团剥夺普通家庭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恢复到正常水平，也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利率的上升趋势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动力。廉价资金的时代正在落幕。在未来，如果利率上升可能不是几个季度，而是几年，不是小幅上升，而是可能伴随着猛烈的短期上升，那么作为一根导火线，它就随时可能引燃熊熊大火。

到此为止，我们梳理了中国经济在未来的4个基本趋势：增速降低、成本上升、通胀加速以及利率攀升。应该予以强调的是，这4个趋势在相当程度上都逸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或者说，它不是政府能力所能够轻易操纵的，更不是经济学家、技术官僚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宏观调控所能够解决的。如此，中国经济在未来危机图像就变得呼之欲出了。

危险的实体经济

次贷危机剧痛在前，大部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也将中国危机的关注点聚焦在金融环节以及房地产问题上。但如细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中国最为脆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所以，如果中国注定要出现一场大型经济危机，其爆发的顺序可能是先实体后金融，这与美国次贷危机恰好相反。

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短期内无法重创中国，乃是因为中国金融的防火墙所致。不幸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却是异常紧密的。这就是说，次贷危机所反映所加深的全球实体经济危机必然会通过实体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缓慢的，但却长期的危机。不具有夺人眼球的震撼力，但却可能比金融危机更加致命。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链条的基本线索：全球实体危机——次贷危机——加深的全球实体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国的金融及其他危机

中国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力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发危机。其一，是由于他们的高集中度，一旦风险出现，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几家大银行而稳定局面。其二，中国的银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在过去若干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短期内经得住消耗。其三，金融监管部门出于对20世纪90年代金融坏账再现的高度警惕，在最近两年督促中国银行业及时补充了大量资本。这一切，让中国的金融系统看上去似乎固若金汤。反观中国的实体经济，情况就远没有那么让人放心了。

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赢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这实际上也是被有些人搞得神乎其神的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这种中长期条件，对中国许多企业赢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这种低成本赢利模式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中尤其普遍。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企业的转型上，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就应该当知道，这种转型不仅极其痛苦，而且充满不确定。任何转型都是过去路径的某种中断，而这种中断必然要以一部分经济主体的死亡作为代价。作为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中国众多企业对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天天喊转型但却收效甚微的关键原因。

特别应当提醒的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不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由于赢利能力被摧毁而导致的债务危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而获得舒缓，因为在未来这些企业还可能赢利，因此债务可以得到偿还。但赢利能力被摧毁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为这些企业不再能够恢复赢利，任何新增贷款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坏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关门倒闭，恐怕别无他法（各种迹象都在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种趋势，眼光独到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先生统计：“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增长率2003~2007年是31.1%，2008~2010年是10.3%，而2010年当年就只有6.6%了。”在贷款不断创纪录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赢利能力却在不断下滑。在老板纷纷跑路的2011年，这个趋势则更为显著，2011年三季度，中国上市公司利润除去金融股之后，环比下跌8.9%。在国有企业方面，截至2011年11月，“央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6%、净利润同比增长3.6%，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2.1和46.5个百分点。”看来，我们已经非常逼近无利润扩张的时代，而这种性质的扩张和增长随时都会戛然而止）。

很容易推测，随着低成本和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种赢利能力的丧失，将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债务危机也将是普遍的（虽然由于议价能力及管理潜力的不同，企业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对高速增长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无论银行还是企业本身都有一种思维惯性，他们总是将过去的经验简单套用，误以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高速增长很快就会重新回来，咬牙挺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时代真的变了，高速增长已经弃我们而去。需求的萎缩及成本的上升，意味着这些企业赢利能力的彻底丧失。显然，这种赢利能力丧失的危机根本不是通过所谓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挽救的，也根本不是增加所谓流动性可以修复的。在中国货币紧缩刚刚开始半年多之后，为数甚多的扯淡经济学家就开始呼吁放松货币，理由是中小企业资金极为紧张。然而，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这大概不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这些企业根本不是缺钱，而是完全丧失了赢利能力。对此，一位在东莞灯饰企业工作的普通网友简洁而精辟的论述到，中小企业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利润。真是一语道破。对比那些捧着神秘的货币学问混饭吃、赚眼球的荒谬专家们，这位企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实在是睿智得多。

在过去几年货币政策超宽松时期，大量企业拿着钱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的主业已经完全丧失了赢利能力。对于一个赢利能力健康因而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完全无须贷款也能够运转。在这个时候放松货币，不唯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要么拿到极高价的贷款），反而会推动通货膨胀，最终让那些健康的中小企业也陷入灾难。货币扩张所带来的通胀绝对不会有利于那些有赢利能力的中小企业，而只会有利于那些吃利率饭的特殊垄断公司及其内部人，只会助长全社会普遍加入高风险投机的浪潮。2009年中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事实，非常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有趣的是，强烈的贷款需求会让银行以及宏观管理当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实体经济仍然强劲。殊不知，这种贷款需求早已经不是企业赢利能力良好时期，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的那种需求，这种贷款需求完全是为了占有现金。其目的要么是去从事高风险的各种投机，要么是以为坏时光会很快过去，要么干脆就是准备卷钱跑路。一位从事商业地产的年轻商人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一些商业地产商为了卖出商铺，承诺给购买者10%的年租金回报。事实上，商铺根本无法产生这么高的回报，但老板自有妙法，他将卖房子得到的现金去放高利贷，然后返还给购房人。不仅如此，这些老板还在不断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高价购买第二块土地进行开发。他们赌的是总有一天会解套。

完全无法赢利的企业却在不断产生贷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么实体经济的强劲，而是赢利能力的丧失和普遍的高风险操作。在扩张末期，如果出现为占有现金而变得强劲的贷款需求。那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泡沫破裂的明确信号。

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高度集中在部分受到保护或者占有独享资源的大型企业之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赢利能力十分脆弱。如果通胀恶化并刺激利率飙升，中小企业大规模的突然死亡就可能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了。据对1 105家非金融类中国上市公司的统计，2010年被统计公司的存货显示出异常增加的趋势，其存货净增量4 157亿，为2008年的2.5倍。这些企业显然是受到了2009年之后虚假繁荣的迷惑，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使得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真的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可以脱离地球引力，永不落幕。

在新旧时代的转换时期，总有一批企业因为误判形势而成为旧时代殉葬的祭品。就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已经显示出与2008年极为类似的征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一季度，中国上市公司虽然表面上仍维持利润增长，但其现金流却急速恶化。统计表明，“除去金融行业，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由上一年末的4 685亿下降到268亿……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时的2008年时单季度数据。”如果再剔除巨无霸的垄断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则为负数。同一份统计数据继续告诉我们：在2011年一季度，代表中国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和中小板的每股现金流更是急速降至–0.18元和–0.48元。这不啻表明，在GDP仍然保持在9.6%的繁荣表象之下，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岌岌可危。我相信，在没有最后崩塌之前，中国的GDP依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表象，但微观企业赢利能力的丧失却将日甚一日——这是一幅典型的无利润高增长的图画。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长的戏剧行将落幕。

中国企业这种现金流困境，完全是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盲目扩张造成的。然而，过去盲目扩张却不断受到奖励的时代已经过去。成本上升，需求萎缩的未来图景告诉我们，明天可能真的会卖不出去了。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为这一次还能够像过去一样，恐怕过于单纯。换句话说，这种现金流危机将不是短期的。如果这个时候放松货币，只会鼓励他们的盲目行为，导致更大范围的产能过剩。

中小企业如此，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也大抵如此。在2011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煤电企业亏损面已经达到半数。而在那些几乎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各种政府投资中，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据报道，2008年开始运营的京津高铁在一年中亏损就达到7亿元。

总而言之，在未来若干年中，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胀攀升，中国大量企业的赢利能力将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在赢利能力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国大量企业同样面临重大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正如热恋会让情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于是，在繁荣时期大量借贷，杠杆化操作，以推动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诸多企业和个人流行的赢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面积违约，导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所谓“低利率陷阱”。次贷危机、日本地产泡沫都是在因为央行扣动了利率这个扳机而几乎在瞬间爆发的。

中国中央银行在明显负利率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大幅度提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激发这个流动性危机。中国由于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对利率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温水煮青蛙，一旦利率提升在幅度与时间上超过阈值，其效果也会一样。这对于那些在泡沫时期大量借款的机构和个人，将是致命的。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进程之中。我们看到那些房地产投机者正在为不断高企的利率和还款额而眉头紧锁，看到那些往昔盲目扩张的企业高喊资金异常紧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以任何标准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当宽松的。这大概只能说明，中国企业对外部资金流有多么大的依赖性。以房地产为例，有人曾经统计，包括行业翘楚万科在内的中国主要40家开发商在2010年负债已经超过6 000亿，比上年大幅上升六成。而2010年仍然被公认为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丰收年。随着房地产销售的持续低迷以及接踵而至的资产重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将在未来继续快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调几个点，就可能引发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的流动性和债务危机。显然，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步步逼近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不过，这种高负债因而对利率变动十分敏感的公司，远远不止房地产行业。在《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中，中国民生银行测算，中国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将超过70%，每年利息支出将超过1 000亿元。容易想象，如果利率在现在基础上快速攀升，其资金链的断裂也是高概率事件。中国大量企业的赢利模式是以经济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并建立在不断融资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再，其赢利能力模式就会瞬间崩溃。

实体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其遭遇危机的时候，远不像高集中度的金融机构那么容易实施救助，而且它不仅仅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与赢利能力的危机综合。显然，这是需要时间加以修复的。在过往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实体经济的调整压力已经积累太长时间，其修复过程也可能相当漫长。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羸弱，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和强势集团的代价。说来也是历史的报应。

面对遍地开花的实体经济危机，任何经济管理者都可能束手无策。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置中国经济管理者于生死抉择的两难之中。不放松货币，大量企业的资金链会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险的急剧上升，并触发利率的进一步飙升，开启经济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短暂舒缓大量企业的资金紧张，但并不能挽救实体经济的赢利能力，反而会给已然炽烈的通胀预期及资产泡沫火上浇油，迅速引发恶性通胀。人们会认为，政府不再准备控制通胀，或者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通胀。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抢购一切可以抢购的东西。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供参照。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放弃房地产调控。结果，不仅以前的调控成果全面丧失，房价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这种形势，对于一直顺风顺水的中国决策者而言，的确是30年未见之困局。

从2007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开始，其间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政策几经摇摆，方向变化之频繁，幅度变化之激进，已经远远超过过往任何时期。因时而变，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将中国经济管理者痛苦挣扎的现状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危机的绳索已经捆得越来越紧。

以我个人之推测，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将会采取一贯的渐进策略——维持现状并相机抉择，然后坐等再一次降临的好运气。

然而，即便维持货币政策现状（似乎他们手上也只剩下这个看上去有用实际上无效的工具了），实体经济也将会延续目前一路下滑的趋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处处听闻资金链断裂的声音，而中国的资产泡沫崩溃也就近在咫尺了。

（本篇写作于2011年4月，后有修改）

第十二章 泡沫破裂之后

繁荣之后的收缩过程说来复杂，其实也异常简单，那就是缺钱，到处都缺钱。那些在繁荣时期过度负债的机构和公司，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去偿还债务，正如他们在繁荣时期到处借钱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一样。只不过以前到处筹钱是为了发财以及发更大的财——所谓利润最大化，现在筹钱是为了还债。个人如此，公司亦然。

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始，初始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引出一系列更为重大的条件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意味着实体经济本身的危机，那么下降的正反馈就会被开启，中国的银行业也将肯定会面临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轮的打击。所谓下降的正反馈，就是所有的负面因素都会同时或者相继发生，从而推动经济的不断下降，这种情形根本不是银行所谓静态的压力测试所能假设的。

泡沫的破裂

繁荣之后的收缩过程说来复杂，其实也异常简单，那就是缺钱，到处都缺钱。那些在繁荣时期过度负债的机构和公司，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去偿还债务，正如他们在繁荣时期到处借钱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一样。只不过以前到处筹钱是为了发财以及发更大的财——所谓利润最大化，现在筹钱是为了还债。个人如此，公司亦然。个别人或者个别公司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特殊原因，无关大局。但不断重复的悲剧却是，在繁荣之后的经济收缩过程中，总是有一大群人、一大群机构会被迫这样做。这就构成了所谓系统风险。无论是赢利模式的毁灭还是流动性危机，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就像在繁荣时期争先恐后地购买是害怕价格上涨，在收缩时期，卖出者的心态也同样急迫，他们唯恐自己卖晚了，只能卖出更低的价格。这样，资产价格螺旋式下跌的魔鬼就正式出场了。

如果对目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有稍微清醒的判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螺旋式下跌的起点。

我们已经听到四处缺钱的声音。但这种缺钱并不是这些人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促进民族复兴之类的伟大事业要办，而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加入高风险资产泡沫游戏而导致的资金紧张。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等，等待央行给他们送钱，等待资产价格再一次上涨。的确，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央行对于他们从来就是体贴有加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任何坚持到底的投机者不仅每一次都及时解套，而且最后都等到了更高的价格。在与一群人讨论要不要买房的时候，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当场问在座诸位一个问题：“你们买房子有谁亏过吗？”答案是：“没有。”于是，这位房地产商以不容争辩的口吻得出结论：“那还讨论什么，继续买。”这种自信显然来自对中央政府意志力的轻视。在经济增长与房地产泡沫之间，中央政府的确无法作出一边倒的决策。于是，等就是最好的策略。

然而，这一次却大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已经处于恶性通胀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不要江山（显然，强势利益集团绑架中央政策孤注一掷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外，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继续收紧甚至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将是中央政府的唯一政策选择，形势比人强，任何渐进的决策都有最后质变的临界点，现在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中央政府。我相信，不用多久，那些用老经验看待新问题的人们就会绝望地发现，等待将是多么不智。那些为债务所迫急于筹集现金的机构与个人将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当发现有人开始抛售，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更多的人将以更低价加入抛售。接下来，就是大家在泡沫史中反复看到的那一幕——不断增加的抛售队伍反复推低资产价格。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会在哪里结束，正如谁也不知道中国股市会从6 000点跌到哪里一样，但结果出来之后，连许多大空头都大吃一惊——1 600点。前车之鉴，中国房地产跌到任何位置我们都不应该意外。

有投行经济学家安慰我们说，中国购房者有很高的首付比例，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崩溃。这真是一派胡言。高首付，只会在泡沫崩溃时减少对银行的冲击，但丝毫也阻止不了抛售，也不会阻止泡沫崩溃。中国股市没有任何杠杆，不也在短短一年时间跌掉七成吗？何况中国房地产只有三成首付呢？而中国的所谓高首付，对于许多年轻的买房者来说，经常是榨干了两代人的存款。

在经济下滑时期，实体经济中的现金短缺将是普遍的，这迫使人们抛售各种资产以换取现金。在中国，账面增值惊人的房地产将首当其冲。很难知道谁会打响第一枪，但它可能来自四面八方：可能是房地产商，也可能是现金奇缺的各类企业（中国各类国有、私营企业这几年已经大量涉入房地产投资），也可能是债务负担越发沉重的房地产投资者。对于中国房地产商而言，短期的现金短缺以及长期的赢利模式的破坏，都将驱使他们降价抛售。而后者则是更加重要的动力。在房地产极其疯狂的2010年，中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竟然是–705亿，同比减少1 150亿。从短期看，在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除了降价销售，抢先一步争取现金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高招。房地产商再聪明，斗志再顽强，也斗不过大趋势。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房地产商存货价值大幅度缩减，高利率所引发的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将迫使房地产商进一步降价销售，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出现地产商破产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对于中国房地产来说，最为重要的历史困境在于，原来那种靠规模、靠速度、靠制造恐慌诱发非理性消费的赢利模式，将在经济转型中被彻底摧毁。城市化增速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都将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之所以能够维持，是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作为预期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瓦解，作为泡沫推动力量的预期就会顷刻灰飞烟灭。显然，我们已经非常逼近这一历史时刻。

在中国，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非常扭曲的信任是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这种信任的一个隐含指向是，中央政府将会为任何市场行为承担最后责任。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个因素最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在经济行为上的放任，并且推动各种微观市场主体向同一方向上的冒险和投机。一位银行家在被问到高铁贷款傻瓜都能看出的风险时，狡黠地回答道：“相信铁道部会还钱。”说这话时，他的弦外之音是，反正有政府最后兜底，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政府吗？不唯银行，投机者个人、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这种“中央政府最后有能力搞定一切也必须搞定一切的思维”，导致中国房地产行业全链条上普遍的财务软约束，以致风险持续积累。在所有经典的泡沫之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所谓“信任”而导致的软约束特征，只不过，这一点在中国显得格外重要和突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始终将这种“信任”作为衡量泡沫的一个重要的反向指标。在所有的相关政府能力及信任的调查中，中国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这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然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承受到极限时，它要么自己被拖垮，要么将这些风险重新推回给那些市场主体。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这几年，房地产泡沫的重大危害已经尖锐地呈现出来。它不仅推升通胀、错配信贷，更显著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与股市泡沫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准公共品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归根结底，在治理房地产泡沫方面，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选择；是让强势利益集团为自己的过火行为付出代价，还是对它们再次网开一面，以货币政策的名义，通过洪水般的通胀将这种成本再次转嫁给全社会？不过趋势已经明显不利于房地产利益集团，因为通胀洪流正在淹没一切。

鉴于房地产泡沫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果，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决心为自己解套。在最近的讲话中，中国几位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先后表示：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他们已经下决心压缩房地产泡沫并接受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冲击——虽然我认为他们可能低估了这种冲击的力度，也低估了解套的难度。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他们仍然希望在通胀、泡沫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实现所谓“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中国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泡沫慢慢泄掉，通胀维持在温和状态，经济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这种两头下注的政策选择看上去固然是最为理性的，也符合中国技术官僚们一贯的作风。但是，两头下注甚至多头下注可能一头都压不中。

在经验中，我们只见过泡沫的破裂（如果它是泡沫的话），从未见过泡沫的所谓软着陆；只见过不断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的通胀，从未见过可以驯服地按照领导人意愿维持在温和“可控”（4%抑或5%？）状态的通胀。或许，中国的决策者们运气非同寻常也未可知，他们真能实现他们想看到的理想状态。然而，将关系生死的重大决策建立在非同寻常的运气之上，无疑是异常危险的。30年改革换来如此制度理性，言之可叹。在我看来，无论目前这种平衡政策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领导人恐怕最后也都只能在泡沫破裂、经济失速或者恶性通胀之间作出痛苦选择。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都没有为最坏的结局作好准备。

从1998年中国的房改开始——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开始，伴随着其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轮长达13年的牛市。既作为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作为这个增长的一个结果，中国房地产的盛宴正在落幕。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必然，更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趋势中所必定要衍生出的一个后果。我们以从未有过的充分理由相信：以2010年中国房地产价格的癫疯为起点，房地产泡沫最后的死亡之旅已经开启。而在2011年，我们将会目睹标志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最为醒目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重大冲击。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从6 000点高峰一路下跌至1 600点左右，其后随着中国超级刺激政策而回升，一直徘徊在3 000点左右。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资本市场被认为已经消除了泡沫，相当安全。然而，仍然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其实远远没有像指数所显示的那样干净，而是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有效和真实衡量中国股市规模的流通市值从2007年年底的9.31万亿元狂增到2010年年底的19万亿，增加超过一倍。在此期间，中国IPO几乎以每天一家的速度发行。上市公司总数从2007年底的1 550家狂增到2010年底的2 063家。在超级刺激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融资总额缔造了金融史上前无古人的记录。

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实际上出现了非常明确也非常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主要股指徘徊在3 000点一线时，深圳中小板指数几乎超越金融危机前高峰的一倍。而新生的创业板公司却动辄以七八十倍的高市盈率发行。以上种种，肯定隐含着巨大的资本浪费。那些充满重大不确定性的所谓新兴行业以及一定会随着经济下滑而无以为继的政府扶持产业，将成为这种资本浪费的重灾区。跟随中国经济炫目的反弹以及IPO泡沫，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也出现非常严重的泡沫，我的诸多从事该行业的朋友向我诉说的同一个苦恼，竟然都是手上钱太多，需要马上投出去。

然而，随着经济下滑所导致的赢利模式破坏以及流动性危机，潮水般的现金请求将会让股市变成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现通道。大股东们的现金危机，将迫使他们抛售股票。全流通之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将变成一个实体经济的重要的流动性来源。这与以前可能正好相反。事实上，股东在资本市场抛售以获取现金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增多的趋势。在2011年3月份，上市公司大股东共抛售5.03亿股，环比增幅达到131.8%。在整个2010年，中国平安的原始股东们在资本市场套现76亿元。不过，这并不是最为严重的。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市银行在股票市场已经进行了数以千亿计的再融资，以补充其不断被消耗的资本。最新的证据则是，号称中国最赚钱的煤炭企业的中国神华刚刚推出了1 200亿的融资计划。不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股票市场将成为众多企业应对现金危机的提款机。

很多人以为，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处于所谓估值底部，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细查中国股票市场，大概只有银行股的估值看上去比较合理。但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估值远远不是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安全。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国银行业依靠垄断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利润高增长时期，已经确定终结。在未来，中国银行业利润出现大幅负增长也将不是什么新闻。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在经济体系中不断出现的资产重估，不仅是银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都将被重新审视。资产的重估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翻转，使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存在着被反复推低的重大风险。

中国一直是一个间接融资占有绝对份额的金融体系。然而，随着流通市值的不断跳跃式增长，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向股票市场转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银行不断抽取的天量融资，以及如过江之鲫的上市新股上看得非常清楚。经济体系中多年积累的风险一朝爆发，资本市场也定然受到沉重打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于中国特别年轻的资本市场以及特别年轻投资者来说，必须反复提醒他们记住两段历史。美国股市1929崩溃之后，直到1954年股市才恢复到当初水平，其间经历漫长的25年，而在1989年日本股市崩溃之后，22年过去了，日本的股市水平仍然仅仅是最高峰的1/4。这种经济转型带来的痛苦，在资本市场表现出来的就是漫漫长夜般的超级熊市。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以某类价格不断上升的资产（通常是以房地产）为抵押标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断放大信用的过程。一旦资产价格不复上涨开始下跌，其信用收缩的过程也会同样剧烈。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都将受到重创。鉴于中国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各类投资者、住房消费者主动或者被动卷入这个泡沫的广泛程度，我们相信，资产负债表的重估将是全体系的。这个过程对实体经济反过来会造成剧烈收缩效应。如果泡沫破裂与经济下滑是同时出现的话（现在看来似乎极有可能），那就将引发中国经济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乐观派对房地产崩溃予以中国经济的打击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有数据显示：在2010年，仅仅中国住宅房地产投资就占GDP的12%，这远远高于2005年美国最高峰的5%。加上房地产所牵涉的上下游，房地产崩溃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或许远远超过一些人的估计。戒除毒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中国房地产而言也同样如此。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在2011年力推保障房，一方面保障民生，另一方面则部分平滑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冲击。然而，这个与地方政府利益严重冲突的保障房美景，很有可能只是中央政府的一相情愿。在2009年高达2.9万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规定应该有10%即2 900亿元投入保障房，但最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仅仅投入460亿元，不到规定比例的1/6。即便真正能够投入，保障房最后会否重演1997年香港政府“八万五公屋”计划的历史，实在也是未定之天。

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深刻卷入了房地产泡沫，这场灾难显然不只是属于企业的。它同时将对地方政府的财务构成灾难性的冲击并由此引发政治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地方政府与银行：危机重来

自1978年中国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下移，各级地方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开始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虽然，央企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崛起，引发了中国整个经济在结构上的某种变化，但从整体上，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号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经常是在调控地方政府。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确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故事。其中衍生出的诸多政治学问题，非常有趣，但不是现在需要讨论的。按下不表。

组织经济活动，必然要有掌握和调动要素资源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属于当地政府管辖，银行便成为地方政府予需予取的出纳部门。这种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于是，中央收了银行权力，算是初步厘清了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不过，既然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地方政府就不能为无米之炊。几经博弈，苦思冥想之下，地方政府终于探索出了一条比银行还银行的“发财”捷径——土地。在新世纪开启之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手上的一张王牌，是他们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一件法力无边的秘密武器。有人将此概括为所谓土地财政，但显然只说对了一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而且是金融，甚至是货币发行权。土地，几乎撬动了所有的社会资本。经过多年拉锯，绕了一大圈之后，地方政府终于由土地突破，重新获得了某种金融控制权。有了这一切，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实至名归的发动机，而中国经济之祸福皆由此而生。

在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完全垄断了一级市场，这就让他们得以进行垄断性定价，并操纵土地价格的飙涨。说白了就是，在一定时期，地方政府想定多少价格就定多少价格，想让土地怎么涨就怎么涨，直到土地价格被推升到消灭了绝大部分最终需求为止。

地方财政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其中道理尽人皆知：地价越高，地方卖地收入越多；房地产消费者及投资者越恐慌，交易就越畅旺，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不幸的是，他们不仅有动机而且有能力、有手段。在尝到甜头之后，地方政府对地产泡沫就完全上瘾了。各地政府争先恐后，纷纷效仿。在中国诸多大中城市中，卖地收入普遍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1/3强，而在现行土地模式始作俑者的中国杭州，2009年的土地收入更达到1 200亿，超过地方财政收入500亿的一倍以上。在全国范围内，2009年，中国卖地收入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而这一数据在一年之后的2010年更是猛然升高到2.9万亿元，增幅达到一倍。如果算上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相关税收，房地产就已经远远不止是地方经济的命脉，而俨然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足见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依赖之深，寄望之切。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命门所在。一个大型经济体对房地产如此依赖，虽然荒谬，但却是事实。中国民间有调侃曰：所谓GDP，就是搞地皮（搞地皮的汉语拼音缩写与GDP相同），真是一语中的。

不仅如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仅将土地直接卖给各类开发商以图利，还大量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将土地抵押给银行，直接套取巨额现金。2009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更是大行其道，在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最早指出地方融资平台严重问题的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史宗瀚先生的统计：2004~2009年底地方投资机构的借贷总规模为1.6万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占2009年中国GDP的1/3，更远远超过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既然土地不仅能卖给开发商，而且还能直接卖给银行，地方政府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就变得极其强大。荒唐的事情是，地方政府在这个游戏中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是一个净收益者，因为无论是直接从银行抵押出来的钱，还是开发商从银行借贷出来买土地最后奉送给地方政府的钱，地方政府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风险全部集中在银行，或者干脆说集中在对金融系统风险负最后责任的中央政府。在这样一个风险与收益完全不对称的游戏之中，地方政府唯一要干的，就是竭尽所能推高土地价格，在短期内实现可支配现金流的最大化。读者高明，当能一眼洞穿这个游戏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参与者，那就是银行——更准确地说是国有银行。作为为风险定价的专业机构，银行本来会自我约束，按照项目本身的风险做出商业判断。然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花费巨大成本改制据称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国有银行，显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长期的责任约束机制。那些看上去像银行家的负责人们，实际上仍然是随时等待升迁的官员。相当悖谬的是，改制上市之后的中国国有银行却具备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力。给地方政府贷款，显然绝佳地契合了中国银行家独特的责任约束机制。即便贷款烂了，那不仅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而且也是烂在政府那里。谁跟谁呀，本来就是一家人。知道这一切，我们就太容易理解地方融资平台为什么门庭若市，各类银行为什么趋之若鹜了。在20世纪90年代被强行拆散的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姻缘，却在新世纪被土地更加紧密地捆在了一起。

正是在地方政府主导，国有银行紧密而默契的配合之下，中国严重高估的土地及住房价格泡沫越烧越旺，直到今天变得难以收拾。在201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在原来就已经严重高估的基础上，放量大幅上涨60%，在中国北京，商业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更达到100%。任何对投机市场有经验的投资者，恐怕都很难说服自己这不是泡沫的最后疯狂。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都已经严重背离其可能的未来收益以及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对应于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雄辩是，政府的利益所在，难道会让房地产下跌吗？政府的力量的确可以延长泡沫的时间，但很难阻止其破裂。相反，政府的力量会加大市场的非理性程度，放大其调整的压力。这是有中国特色房地产市场的幸之所在，也是其哀之所在。佛语云：势不可用尽，势若用尽，祸一定来。在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利用上，当是极其确当之语。顺便要提到的是，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不确定性的预期之中，分散的市场主体可能会从总体上变得更加谨慎，这可能体现为银行不愿贷款，而企业也不愿意借款。而在国有银行以及国有企业占据极大比重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之中，银行及企业都可能在命令或者暗示下，反其道而行之。这固然使后者看上去具备了某种反周期的能力，然而，如果萧条是必然要到来或者对上升周期期盼只是一场等待戈多的游戏，那么短期的反周期操作就可能加大萧条的摧毁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在后面一种经济体之中，不萧条则已，一旦萧条就是极其深度的萧条。

既然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收益，一旦房地产泡沫翻转，地方政府所受到的伤害也可能且深且巨。这种情况实际早已预演过一次。在中国房地产陷入低迷的2008年，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普遍下滑了50%，有些地方甚至下降90%，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地方财政的一片叫苦之声。以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房地产的低迷将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开支。请注意，在2008年，中国房地产仅仅是低迷。而如果是泡沫破裂，那么与房地产泡沫相关的一切收入下降都可能是非线性的。

泡沫的破裂意味着原有趋势的突然中断，意味着整个系统的突变，其引起的一切变化也都是非线性的。而随着土地价值的大幅重估，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将变得异常沉重，导致地方政府的破产也绝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如果实体经济同步下滑甚至剧烈下滑的话，税收减少，地方政府收入就可能陷入短暂枯竭。土地出让金本来就是透支未来的土地租金收益，现在越多，以后就越少。政府每多一笔出让金收入，居民就少一笔未来消费，企业就多一笔负债。虽然中国地方债务的数字很难准确计算，但普遍的估计是，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达到10万亿之谱。据中国银监会统计：“从地方平台公司贷款债务与地方政府财力对比看，债务率为97.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显然，房地产如果崩溃，地方政府几乎立即会陷入债务危机。这个方面的最新证据是，据彭博社2011年12月的报道：中国已经有11家省级平台延迟贷款利息的偿付。

可以断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会给地方政府立即带来严重的困境。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极端奢侈浪费的各种开支都将遭遇筹资困难，无论是那些用于公共建设投资的，还是那些为政府自己谋福利的，更不用说那些虚张声势、沽名钓誉的所谓这个“国际中心”、那个“国际中心”了。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地方官员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钱不是问题。”其财大气粗、慷慨豪迈之势，不唯西方官员自惭形秽，就是那些暴发户也只能自叹弗如。其中所隐含的信息是，在政府以各种名目大举兴办的林林总总的投资和开支中，潜藏着多少盲目、浪费以及低效率。在中国华东的一个城市中，为了驱动所谓新兴产业，政府大举补贴此类名目的公司。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甚至人都没去，仅仅是注册了一个公司，几百万的补贴就已经到位。可以预计的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兴办的大量工程将会由于现金流问题而搁浅，而那些动辄几万元甚至10万元一桌的酒席恐怕也要少吃几顿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将会瘫痪，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法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如果只是个别地方政府出现这个问题，中央的政府目前的财力可以集中予以救助，但我相信，一旦房地产崩溃，地方政府的财务困境将是普遍的。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财力恐怕就会捉襟见肘，顾不过来了。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的负债本质上仍然是国家负债，当地方政府无法还债的时候，其债务必然上移，而显性化为国家债务，到那个时候，中国看上去十分安全的负债比率恐怕就不那么安全了。

由于事权的下移，地方政府的开支是具有某种刚性特征的。如果地方财政陷入危机，将迫使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又一次回到谈判桌前，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重新划分的契机也就到来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及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调整，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变化，其意义之深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目前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分权体制，是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之后与一个一个的地方领导人艰难谈判出来的。这个体制支撑了中国前面将近15年的经济表现。而另外一个相当肯定的结果是，中国各级政府与企业长期维持的蜜月将会结束，各种税收将会日趋沉重。

目前的房地产泡沫既然是地方政府与银行合力促成的，那么毫不意外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地方政府拖下水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银行业拖下水。中国的银行管理者们一直以一贯的乐观调门告诉大家，中国的银行业是安全的。但他们对情况的估计显然并不充分。已经广为人知的地方融资平台就是明显的软肋。诚如前述，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是以严重高估的土地价格作为融资抵押的。当土地价格崩溃，抵押物将会严重贬值。实际上，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完全就是靠欺骗手法套取银行贷款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某地，有近半的“平台”经营活动现金流为零或负值。而这些欺骗手法甚至在现在就已经露出了马脚，有银行的负责人披露：不少地方政府平台已经出现担保不兑现、逾期不还的情况。2011年3月份法国兴业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地方政府对其投资公司发放的贷款数额约在7.66万亿元。如果50%的这些贷款产生50%的损失，那么银行业在这方面的坏账损失将占到总贷款的6%，从而消耗掉60%的银行资本。”在同类估计中，这份报告显然并不是特别激进的。对于这些灰暗的估计，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董事长非常自信地保证：“不出三年，我们就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他继而大肆嘲笑那些悲观的预言家们：“过去几十年期间，国外有不少预言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危机，但这些都从未成真，事实和现实每次都证明这些预言家错了，但他们继续热衷于作出各种预测。”不过，这位董事长的判断显然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了。对一个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的经济体来说，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智慧的天敌。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显然远远不止是来自地方融资平台。

诚如前述，地方融资平台不过是中国房地产的一环，如果整个房地产崩溃，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将被骤然放大。开发商贷款、按揭贷款的风险也将被连环引爆。中国银监会主席在2010年4月份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披露，截止到2010年一季度，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将近20万亿，接近中国信贷总量的一半。如此之高的贷款集中度，如此之巨大的信贷总量，中国前面30年的任何一个时期恐怕都未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前面那位董事长的判断不仅是过于乐观，而且是过于轻率了。容易察觉，这位董事长的判断所依靠的是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中国还会像过去30年那样高速增长。正是这样一种高速增长，在覆盖了中国银行业过去的种种坏账之余，还推动了中国银行业超常规发展。然而，假设历史线性发展在智力上的确是相当容易的，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有一种非常教条的观点认为，中国银行没有像日本银行业那样购买大量房地产，所以房地产崩溃不会引发银行业的危机。但事实却是，中国的国有银行通过地方政府这个自家人间接购买了大量的房地产。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资产中隐含了大量的严重高估的房地产。

在我看来，房地产崩溃所带来的风险仅仅是中国银行业在未来面临的第一轮打击，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的打击将来自中国的实体经济。同样是凭借过去的经验，那些沉淀在各种基础建设比如港口、火力发电、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中的中长期贷款，都被乐观地认为是可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加以消化的，然而，高速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重复。一旦实体经济委靡，这些贷款就可能变成中国银行的一场梦魇。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些贷款大多来自最近10年来在中国经济中表现越来越活跃的所谓央企。与地方政府一样，中国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央企也是以软约束著称的。就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情况看，我相信，中国的银行将在泡沫破裂的第一轮打击中幸存下来。但问题在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只是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始，初始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引出一系列更为重大的条件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意味着实体经济本身的危机，那么下降的正反馈就会被开启，中国的银行业也将肯定会面临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轮的打击。所谓下降的正反馈，就是所有的负面因素都会同时或者相继发生，从而推动经济的不断下降，这种情形根本不是银行所谓静态的压力测试所能假设的。

中国银行业在业务模式及信贷文化上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征，这就是所谓资本消耗型模式，这种模式激励银行最大限度地放贷。在利差为中央银行所固定的情况下，这种赢利模式显然是最为轻松的。其实，这种不断融资扩大资本的赢利模式又何尝不是中国经济中一种普遍的赢利模式呢？鉴于这种高度同质化，一旦出现危机，将很少会有银行能够幸存，也注定将放大银行危机的烈度。中国监管层近一两年来，不断敦促中国银行业从各种渠道持续补充资本金，多少是预感到了即将来到的坏账冲击。

对于中国银行在下一轮坏账高峰的损失，有各式各样的估计，有说5万亿的，也有说10万亿的，最骇人听闻的估计来自一位叫乔治·弗里德曼的研究者。在“中国2020：纸老虎”一文中，他估计中国的银行坏账接近GDP的40%，也就是接近16万亿。不过，所有这些依据一定假设条件的估算在我看来都不足为凭。因为在经济体系从一个状态向另外一个状态切换或者说巨变的时候，所有假设条件都将变得面目全非，而那些据此作出预测的，看上去十分精确的数据总是谬之千里，贻笑大方。而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许多重要因素，当初根本就没有被予以考虑。但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国有银行现有的资本金恐怕都很难招架。作为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人，中央政府恐怕还得又一次出场演出。一位西方评论家非常精到地指出：政府是不断运转的泡沫超级周期的最后一根链条。从理论上说，中国政府可以像20世纪90年代对救助银行那样如法炮制，再一次救银行于既倒。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以向全体公民征收高额通胀税为代价的。我非常怀疑，在中国社会已经觉醒的今天，这种老办法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探囊取物。我甚至怀疑，到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本身也可能深陷泥潭、滞碍重重。而中国金融系统要恢复健康功能可能也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

拜全球化及市场化改革之福，中国银行与地方政府过了十几年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会不会再一次双双陷入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的艰难时世呢？

资本外逃的魔影

在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发达国家穷追猛打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谈资本外逃及人民币贬值，可能会被视为疯狂的念头。不过，这却是许多精明人悄悄在做的。在2009年，当发达国家经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中国的移民倾向却诡异地创出了新高。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该文引用的另外一个数据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 443人升至4 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而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计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由此可见，在中国，移民及资本外流的增长趋势可谓极其迅猛。可以印证这一趋势的日常经验是，移民公司的广告越来越多，移民生意越来越红火。显然，中国的移民潮正在不断壮大之中。

如果我们以媒体报道的“2009年中国移民加拿大人数2.5万人，移民美国6.5万人”作为粗略的估算基础，以每个移民带走100万人民币计，中国每年通过移民所导致的资本流出应有数千亿人民币。这暗示，在热钱不断涌进的同时，资本外逃的暗流也在蓬勃涌动。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围城现象——外面的钱想进来，里面的钱想出去。区别只在于，涌入的热钱只是在中国做短暂停留，而移民们带走的资本却是永久性的。

在中国模式被叫得震天响，中国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断壮大的移民潮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这些移民者都是一些笨蛋那也就算了，但他们偏偏却是那些多少有一技之长，或者具有大量财富的聪明人。聪明人的行为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超前预判和理性计算。抛开那些所谓法制健全、社会稳定之类的因素，但就经济计算而言，移民似乎也逐渐具备越来越坚实的依据。事实上，在中国，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从住房、汽车、奢侈品等中国中产阶级最为热衷的商品来看，中国的绝对价格都已经大幅超越美国。一件中国制造的“意大利皮衣”在美国布法罗打折后的价格为70美元，而在中国却卖到1 500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大约合230美元，是美国价格的3倍有余。而如果中国的通胀按照现在的趋势腾升，不出几年，中国普通消费品的绝对价格恐怕也会全面超越美国。

这意味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实际上可能已经相当有限。作为佐证，世界银行用以衡量平价的所谓国际元，近年来兑人民币的比值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其比值从2006年的2.0872元人民币到2007年3.6471元人民币，再到2008年为3.8044元人民币。经过2010年到现在的不断通胀之后，这个比值相信已经进一步上升。在一片升值喧嚣的掩盖之下，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却在静悄悄不断贬值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NDF报价始终只有小幅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移民，就其经济本质而言，是一种套利行为，即在比较国别之间生活、商务成本以及环境、法治、社会安定及和谐程度之后，获取收益的行为。所以，我更愿意将移民称之为移民套利。将移民套利作为资本进出的一个先行指标，在今天的中国可能颇为合适。在这个意义上，移民潮的突起，可能预示着中国已经处于由资本流入到资本流出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在过去的20年尤其是加入WTO的最近10年之中，巨量资本流入中国，加上中国自己积累的贸易盈余，终于形成经济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天量外汇储备。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资本的磁铁，其关键诱因有二：一是通过政府强力打造的超低成本环境，二是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两个因素将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无与伦比的套利天堂。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观测资本在中国的进出，可以以这两个关键条件作为窗口。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曾经成为资本致命诱饵的条件都已经处在重要的拐点上。正如我们已经反复指明过的，中国的各种成本已经处于不断的攀升之中。事实上，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实际上就是经济及商业成本的社会化过程，而作为其反动，社会反向运动的经济含义就是将以前转嫁给社会的商业及增长成本重新推回给政府及企业。对于这种出自社会最深层和最底层的反弹力量，政府很难控制这种社会反向运动对成本的推升。加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对通胀和泡沫的一再绥靖，中国成本恶性上升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一种越发明显的前景。

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几乎肯定已经处于高速增长的末期，不能肯定的是，中国究竟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抑或一举掉入更加深不可测的经济陷阱。但不管是哪一种，流入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都会急速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曾经吸引国际资本蜂拥挤入中国的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那些在中国已经获利丰厚的资本也处于欲走还留的时刻，他们要等待的，就是最后那一声游戏结束的发令枪响。这个信号，也许是恶性通胀，也许是经济增长急速着陆的确认，也许是其他政治或者社会信号。

说白了，这么多年涌入中国的巨量资本就是将中国当做一只股票在炒。所有的投资者都懂得信号确认之际就是必须立即开溜之时。这就如同看好一只股票的时候，大家一致狂热追捧一样。只不过，这个赌注是如此之大，万亿级美元的资金一旦望风而走，肯定将造成一场巨大的经济劫难。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更多表现出其逐利与贪婪本性，而危机时刻，资本往往就是极端的风险厌恶者。

如果我们将FDI看做长线投资者，热钱看做炒短线的，中国自己的富人看做员工股东，那么，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本的逃跑顺序就非常清楚了。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内部员工股东往往最先了解公司情况的变化，一旦感觉大事不妙，便开始立即出逃。在当今中国，第一步的迹象似乎已经出现。那就是所谓高净值个人正在掀起的移民浪潮。事实上这个过程早已开始。一位在EMBA授课的朋友告诉我，在她的学员中，大多揣着外国户口。而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则透露“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鉴于中国极高的财富分化程度，高净值个人带走的资本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很明显，管涌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已经开始。与中国内部这些高净值个人相比，那些具有高投机性的所谓热钱，其行为是最难推测的。但作为短线炒家，他们往往是行动最决绝的，信号作用最明确的。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具体数目各路人马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存在相当数量伺机而动的热钱恐怕是一个事实。这些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成为中国资产泡沫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一旦中国资产泡沫破裂，或者其他危机信号出现，不管赚钱还是亏钱，这些热钱都会呼啸而出。而这些热钱登高一呼所引发的紧急示范效应，则可能引发资本的恐慌性外逃。至于那些所谓经常被看成长线投资者的FDI，随着成本上升，赢利能力减弱，也会有逐渐外移的倾向，而在危急时刻，长线变短线则更是资本市场司空见惯的景象。那些认为FDI不会逃跑的观点完全是书呆子的见解。

热钱之热，端赖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温度”，“温度”合宜，所有的钱都会变热钱。比如，通胀恶化的时候，穷人的钱会抢购，富人的钱则会毅然出走。这几股资本如果汇流，那么就会在中国掀起资本外逃的滔天巨浪，引发人民币短期的巨幅贬值。而这一过程也将反过来大幅度推升中国内部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也许在那个时候，中国真的会有所谓输入性通胀了，因为一切需要进口的东西都会变得如此昂贵。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需要人民币升值以抑制通胀的时候，人民币却无可奈何地贬值了。

一般而言，所有的极端因素都是互为条件的，因而他们往往会一起出现，并在危机的过程中相互加强。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比如，恶性通胀、资本外逃、实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及社会危机总是会一起到来，并在危机过程中互相强化彼此的势头。这个时候，可能很难用这些因素在系统稳定时候的那种关系来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性社会中，中央政府总是通过其高度集中的资源及控制能力化解、救济经济体系内分散的显性危机，因而个别的危机总是被迅速化解，从而支持整个系统的稳定。但也因为如此，分散的风险也不断上移，向中央政府累积并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一旦中央政府不支，危机将是全体系的。

当系统出现整体性的巨大风险时，逃离系统将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如果中国出现系统性的重大风险，那么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都将成为高风险资产，在这个时候，资本外逃就会风起云涌以寻找任何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种前景离我们并非遥不可及。如果是那样，中国就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本文写作的2011年4月，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中国资本外逃的任何迹象，但到了2011年三季度，中国银行存款开始出现反常迹象。在7月份，中国银行系统存款罕见地减少了6 000亿。另据中金公司的统计，在2011年10月，中国资本流出规模达到1 800亿元。而到了年底，人民币汇率更是出现了连续十余个交易日触及跌停价格的“轰动”记录。对于那些被人民币升值预期彻底催眠的人们来说，这个记录当然是震撼性的。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人民币已经出现系统性的贬值趋势，但它至少提示我们，人民币的贬值已经不再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测，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

有人以为，中国有3万亿美元雄厚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资本外逃。然而，3万亿美元对于可供外逃的资本来说，实在是一个杯水车薪的小数目。有人统计，中国家庭部门的总资产大概是11万亿美元，其中随时可变现的存款及股票大约7万亿美元，按照普遍的估计，这些流动性资产大约有一半集中在1%的高净值个人手中。这样算下来，中国高净值个人随时可变现的资产就已经超过外汇储备。如果再加上各类外商投资及热钱，中国的外汇储备恐怕经不起两轮敲打。

外汇储备虽然对外部主权国家是债权，但对于持有人民币的人来说却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在中国的汇率制度之下，中央银行在获得外汇储备的同时已经按照现行汇率发行等量人民币。因而，在理论上（不考虑资本管制），持有人民币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中央银行兑换成相应外汇。在这个意义上，外汇储备不过是暂时保留在央行名义下，随时可供兑换的一个资金池而已。

不过，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真实债务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一位非常用心的编辑徐以升先生，用十分扎实的逻辑告诉我们，在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表象之下，中国很可能已经变身为净债务国。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结论。在这篇《外汇局披露FDI留存利润中国经济暗物质浮出》的文章中，徐先生推论说，“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 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换句话说，中国这个看上去坚如磐石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根本不足以抵偿债务。这与中国官方言之凿凿的结论真是大相径庭。

在中国，阻止资本外逃的另外一个手段是所谓严格的资本管制。然而，所谓的资本管制实际上只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网。热钱能够进来，当然就能够出去。移民套利不过是资本外逃的一种非常笨拙的方式，通过地下钱庄，资本几乎可以分分钟出逃。当然，那些按照国际规则完全正当的资本进出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境，这些钱究竟有多少，可能谁也说不清楚。如果限制这部分资本离境，定然引发严重的国际争端，以当今之势，国际争端恐怕不是中国可以承受之重。资本出逃之时，总是国内危机日趋严重之时，这时候政府的管制力量究竟多有效，恐怕是一个天大的问号。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已经变得异常高昂。

中国现行汇率制度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维持出口企业的低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扩大就业。这个目标如此明确并具有压倒性，以至于其成本一直被视而不见，来自发达国家的议论与批评则更是可以忽略不计，顶多虚与委蛇了事。然而，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推移，现行汇率制度的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2002年入世之后，中国外汇储备一路猛增，从不到3 000亿美元一跃而至2010年的3万亿美元。8年时间增加了9倍，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幅度。在特别爱面子的国民眼中，不断高涨的外汇储备是国力象征，政府官员也特别愿意以此炫耀。但中国的强制结售汇的汇率制度，决定了央行必须无条件买入全部外汇，并释放相应数额的人民币基础货币。

2002年之后，因为这种汇率制度，中国释放出的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这是中国货币被动超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这个远远超过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增长更多是进入了资产领域。2002年之后，中国人普遍而直观地感觉到财富数量的跃进式增长，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股市的大幅膨胀，超级富豪数量以及财富级别的跳升。在国内一些分析师眼中，这被冠以资产重估之名。不过其背后原因则是基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潜在但巨大的通胀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不断催化外部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对内则处于不断贬值之中。换句话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向全体人民征收一笔巨大通胀税为代价的。到这里，中国外汇储备的游戏本质其实已经变成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大多数中国人在承受不断升高的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过程中所受到的财富净损失，假借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之手，被转移到了那些在货币升值以及资产泡沫中净获利的人手中。这些人可能是境外涌入的投机资本，也可能是FDI，也可能是在房地产泡沫中大发横财的那些大企业和个人，也可能是那些更有来头完全可以自由进出的资本。对于那些随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资本而言，他们的收益主要有两项：一是资产价格的上涨（2002年之后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几乎上涨了10倍），二是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虽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每个拥有资产的人似乎都受益于资产价格上涨（对于那些只拥有一套房子的人来说这种增值仅仅是心理上安慰），每个拥有人民币的人也都受到了通胀侵蚀，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中的财富净转移。相反，正是这个普遍性，掩盖了其中巨大的财富转移。

资产通胀所造成的财富转移已经异常明显，通胀所引起的财富转移过程才刚刚开始。这显然造成了中国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在这样一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央行实际上已经沦为各类投机资本予取予夺的一名高效率出纳。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安排下，汇率的风险被分散给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但在中国的汇率制度下，汇率风险却全部集中在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这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总体性风险。你想达到某种总体性的控制，就必然承担某种总体性的风险。这与中国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管制完全同构。总体性的控制总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为这个国家的独特能力（所谓国家能力），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总体性的控制能力总是对应于某种总体性的风险。世上之事，总是如此对称和公平。

毫无疑问，这个游戏是不可能无限循环的，时至今日，中国的资产价格对外已经构成一条悬河，造成巨大资产价格压差，而恶性通胀也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在这个阈值上，外汇储备任何边际上的增加都可能成为激发中国通胀失控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成为激发中国房地产泡沫最后崩溃的触媒。虽然在理论上，中国央行还可以通过央票、准备金手段来缓解压力，但它显然已经越来越接近不堪重负的极限。中国的现行汇率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奉行经年的汇率制度可能被迫出现重大变化。无论是各类官员口风的转变，还是温州对外投资的试点，都已经暗示，这个变化可能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启动。那可不是什么即兴表演，而是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可以推测，这个变化的主要内容一定是朝着央行更少干预、管制更加宽松的方向。吊诡的是，在今天，这种改革的风险和收益已经完全无法计算，央行想轻松解套已经变得难上加难。但不管如何，形势将逼迫他们冒险一试。

中国资本管制以及汇率制度被迫打开缺口的时候，各类投机资本兑现其巨额收益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资本的抽离就可能对中国房地产泡沫构成决定性的一击，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而其间也可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市场迅猛但短暂的上升。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牛市的到来，而是资本即将兑现的信号，是又一个黑暗时代的降临。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本书最后一篇写于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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