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和陈佩斯初次碰面时，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是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排练间隙的休息时分，几天来炙热的阳光突然没了影，小风轻轻掠过剧院外的树枝，陈佩斯就站在那里，和几个演员小声说着话。他左手叉在腰间，右手举一支烟，看起来似乎很累。我走过去，自我介绍一番，他接过名片，用那双出了名的小眼睛斜视着我，点点头，一句话没说。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好，他的光头在那天并不显眼，像打了一层磨砂，底下又是非常干净的，仿佛那里从未生长过任何东西。他的眉毛不浓不淡，已经有点泛白。一双鹰一般的黑眼珠却不停地来回移动，灵活得有点过分警惕了。他常用这种眼光斜视看人，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朝我投来一瞥，在吃饭的时候不经意盯我一下，甚至当我和他并排走在路上，他朝我说话时也是这种眼神。起初我似乎觉得那有点轻视的意思，后来渐渐察觉那只是他在偷偷观察，并无他意，甚至是带点好意，他大概总是想照顾到身边的人。有好几次，我们走在路上，我问他能否找个时间坐下来说话。他就用这种眼神斜着我，嘴巴夸张地裂开，轻轻吐出一个字：“累。”

我那时正想方设法和他说上话。自从1998年他最后一次在央视的春晚露面之后，我再也没有在电视上看见过他。我肯定错过了一些，比如2008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他和朱时茂奇迹般地再次登台，演了一个名叫《陈小二 x 2》的小品。但那真是奇迹，能请动陈佩斯再次在电视上演小品，得拿出什么样的诱惑？当我和段嵘聊起此事时，她是那年春晚的导演，她说，起初谁都认为这件事没有希望。他们第一次见面，陈佩斯留下一句话，“我可以上春晚，但没有好作品我就不去”。其他人都觉得这大概是一种推辞，但陈佩斯给段嵘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认真的，他只是对作品很挑剔。

那次登台有着不平凡的意义。陈佩斯刚好离开央视春晚十年，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已经很久没看见过他。十年来，偶尔传来的消息也总是把他和央视扯到一起。最传奇的一个说法是，他被央视封杀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路可走，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座山，种植果树。靠贩卖果子赚来的钱，他东山再起。尽管这则谣言一再被陈佩斯自己或者他的朋友们否认，但人们似乎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明星就应该有这样传奇式的“大起大落”。 在这十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报纸上的新闻：“离开央视也能活，陈佩斯狂卷4000万票房。”那大约是2002年，他的第一部话剧《托儿》前一年全国巡演127次，据说票房极好。起初，他的舞台似乎主要在南方，在江浙和两广地区。但到今天为止，他一共排演了六部话剧，514场的足迹遍布全国（除了西藏、青海和新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票总是一抢而空。在当今的话剧市场，这种盛况几乎令人难以理解。有次我问他，那些观众大约都是想来见见他真人吧。

“他们不是冲我来的，是冲着笑声。”他说，“因为我曾经给他们带来笑声，他们对我就有一种期待。”

不过，我并不总是有机会和陈佩斯讨论这些问题。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我和他第一次碰面的时刻，他不想和我说话。他穿一件浅蓝色T恤衫，领口是鲜黄色的，一条藏青色宽松的纯棉短裤，脚上是一双厚底舒适的卡骆驰鞋。我这样描述，你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印象。你不妨想象一下，坐在老北京胡同里的那些整日晒太阳闲着没事打牌下棋的人，他们才不会在乎如何打扮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他们眼中只有面前的那盘棋，你站在旁边，只有看的份儿，千万别说话。

第二章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到了排练场，陈佩斯还没来。这是一个宽敞、四面镶着镜子的大厅，中间摆了一条欧式三人沙发，一个白色茶几，几件简单的道具。即将在8月上演的《雷人晚餐》是陈佩斯的第六部话剧，剧本来自法国一部经典喜剧，讲述一群聪明人和一个笨蛋打交道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从国外引进剧本，外国人的喜剧能否把中国人逗乐，他一直有点担心。

今年初，这部戏曾在北京等地上演过一轮。陈佩斯扮演其中一个聪明的精英分子。93岁的父亲陈强，和于洋、葛存壮等一大帮年事已高的老艺术家前去捧场。演出前，在贵宾厅，陈强说希望自己也能上台演戏，但别给他太多台词，他记不住。但演出结束后，他对儿子说，他根本看不清楚舞台，也听不见台词，以后还是别来了。

陈佩斯是出了名的孝子。父亲在1999年生病（脑梗死）后，他专门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公寓。段嵘有次去他家，听见陈佩斯给父亲打电话：“你今天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太阳很好，我推你出去转转吧。”“陈佩斯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跟哄小孩似的。”段嵘对我说，“一个孝子一定是个好人。”他如果能在晚上9点半之前回家，一定会过去看看。这么多年，每次都是他给父亲洗澡。

但最近，陈佩斯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父亲。每天早上他起床后要写点东西，他正在整理自己多年实践出来的喜剧理论，下午1点半要赶到排练场，有时候要排练到很晚。这天下午，他最后一个到达排练场。因为这部戏的宣传人员在中午安排了一次专访——尽管他似乎那么讨厌访问，多年来说的总是那些话，每次都要谈到央视，他偶尔也会尽量配合。

他走进大厅，嘀咕了一句：“没留意时间。我一看表，这还得了。”他取下肩上的白布环保袋，搁在椅子上，朝我斜视了一眼，转头问道，“咱们练到哪儿了？”

其他演员正坐在大桌子旁边，有的人一直玩着手机。这时都站起来，伸伸腰，准备入场。陈佩斯走到大厅角落里，躺到一台健身器材上。“昨天练了几个俯卧撑。”他说，“哎哟，那腹肌给酸的。”

57岁的陈佩斯是这个剧组年龄最大的人。常常有人担心他的身体。和电视上几分钟的小品不同，话剧是个特别消耗体力的活儿。有次演出，他下场后晕倒了，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这些做演员的，怎么会这么累？”他听见后有点不高兴。以后每次演出时，陈佩斯都会在场边搁几瓶生理盐水，换场时他赶紧喝一瓶。他的许多朋友都告诉我，陈佩斯生活中是个特别沉默的人，不爱说话，但到了舞台上，他就像换了个身体，精力旺盛，声音很大。他平日里似乎都是在为舞台积攒精力。

但这天的排练刚开始，陈佩斯又忘词了。他呆了一下，问场下的副导演：“还有什么？”大家都笑起来。副导演提示了一句，他似乎对那句台词仍不满意，觉得有点奇怪。“我有这词吗？”他走到桌子前拿起剧本，对了一下台词，嘀咕说，“我给忘了，这瞒不了观众的。”然后他对着一名站在场下的工作人员轻声喊道：“帮我沏杯咖啡。”

副导演吴美丽是个有着浓烈艺术气息的年轻女孩。她和陈佩斯在上海戏剧学院认识。她那时念导演系大二，学校决定把陈佩斯的话剧《阳台》作为教学案例排演。她可能是那些学生当中最认真的一个。陈佩斯喜欢这点，之后就一直让她跟着剧组排练。她刚从上海专程过来，这时正靠墙坐在台下，一边提示台词，一边观察戏中人物的对话之间是否有漏洞。

“这里有点不对劲。”她说。

几个演员停在那里，想了一下，逻辑上好像真有点说不过去。陈佩斯突然一弯腰，自在地放了一个响屁，但好像没有人听到。

在第一轮演出之后，陈佩斯修改了这部戏的剧本。年初的演出效果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认为法国人碎碎叨叨的东西太多，得增加戏里的冲突和人物之间的碰撞感。他删掉了将近一万字。演员几乎都换了，陈佩斯自己也重新选择了角色。他决定扮演戏中那个笨蛋——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早应该如此，那是一个厚道却有点蠢的好人。他越笨，台下笑得越开心。但这么大的改动，意味着第二轮的这次重排，几乎等于重新开始一部新戏。

现在，排练进行不下去了。大家坐回桌子旁，开始讨论怎样修改台词。陈佩斯独自在那里念起来，声情并茂。一个演员提出了一种修改意见，然后被大家否掉。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还是不合适。大家陷入沉默。

有一阵子，谁都没说话。突然，那个一直在电脑上记录台词的场记叫道：“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吗？怎么修改，喝酒前早已经定好了！”

大家想了一下——好像的确如此。现场忽然就热闹了，有人骂了自己两句。陈佩斯也显得有点生自己的气。“哎呀，”他低声骂道，“操他娘的！”他瞟了我一眼，脑子里好像又过了一遍台词，接着说，“这样终于干净了，舒服了！”

第三章

7月12日，一个名叫“话剧老陈”的用户注册了新浪微博。第一条内容是“首开微博，还不会玩，正在请专人培训中！”。第二条则是回应一个网友的评论，网友给他留言，引用了陈佩斯当年在小品中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他则幽默地回复：“哦，是你小子！”

这两条短短的微博很快被转发上千次，而评论迅速达到600多条。大多数网友似乎没有怀疑这个“话剧老陈”到底是不是陈佩斯本人，他们热情地留言，都说“好久不见！”但新浪很快证实了那是个假陈佩斯。（一个月后，另一个名叫“话剧陈佩斯”的用户重新注册了新浪微博，他很快又被证明是假的。）

陈佩斯似乎没有更多精力放到微博这种社交网络上。即使在排练休息时，他也很少玩手机。他有时候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有时是自己在那里默念台词。有次我看见他目光直射窗外，望向远处，神情模糊。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可能正在思考自己的角色。吴美丽告诉我，有天晚上排练结束，陈佩斯顺带捎她回公司。他在车上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喜欢拿个手机玩——干吗呢？”

陈佩斯年轻的时候也不喜欢手机。那时他和朱时茂去演出或者参加活动，他的手机总是关着。“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什么。”朱时茂说，“他老婆找他，也得打我的手机。”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去拜访朱时茂，他住在北四环附近的一栋别墅里。我们坐在豪华的欧式装修的客厅，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佩斯，我一般不接受采访。”他也很长时间没见到陈佩斯了。

他们俩在20时间80年代初相识于八一电影制片厂。朱时茂那时刚调入八一厂，因为在《牧马人》中出演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却信念不倒的知识分子，而声名大噪。他外貌英俊，文艺气息浓厚，是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陈佩斯出演的则全是普通小人物。在1979年的《瞧这一家子》中，他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戏中的父亲也由陈强出演。那是“文革”后的第一部轻喜剧，陈佩斯一夜成名。

陈佩斯是家中的老二，他出生在长春，后来随父亲搬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散淡地读了三年书后，15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他突然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陈佩斯在沙漠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从来没吃饱过。但那段痛苦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兵团里的人大多来自贫民阶层，即便你出生世家，也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有一次，他的妻子对我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他年少时衣食无忧的经历，在下乡的日子里逐渐被磨灭。“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感同身受。”她接着说，“因为他从那时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

陈佩斯在八一厂逐渐显露出他的表演才华。除了天赋，他的认真和努力也开始为他赢得声誉。《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有次对媒体回忆陈佩斯：“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备受磨难的陈强认为人们太缺少欢乐，他似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喜剧表演的天分，他鼓励陈佩斯，以后也许可以继续走喜剧这条路。

1984年春节，陈佩斯和朱时茂把一段演员训练时的表演段子搬上了春晚。《吃面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那个人人都看春晚的年代，陈佩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喜剧形象，自此再也没有从人们心中消失。从那年到1998年，他们俩一共在央视的春晚上表演了11个小品——他们甚至开创了小品这种娱乐节目形式。但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以这种模式固定下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朱时茂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而陈佩斯则一定是爱耍小聪明的小痞子。

但圈内人都知道，尽管朱时茂和陈佩斯维持着将近30年的友谊，但他们俩却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朱时茂性格外向，喜欢交际，朋友众多，直到现在他几乎天天晚上都有饭局。而陈佩斯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家里吃饭。“佩斯比较严肃、也很严谨，不苟言笑。”他对我说，“我认为他在生活中过于拘谨。”

每一个小品几乎都是争论出来的。朱时茂说：“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当双方都争执不下时，还得靠老婆来决定。朱时茂的妻子之前是搞舞台剧的，到最后陈佩斯会都听她的。

但对于陈强寄予儿子的喜剧梦想来说，仅仅只有小品显然不够。1986年，父子俩合演的电影《父与子》上映，陈佩斯扮演一个赋闲在家，却又向往着外面世界的青年“二子”，陈强出演的父亲则一心希望儿子安心复习准备高考。他们敏锐地捕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代精神——在文化复兴和商业大潮来临之际，新旧两代的矛盾和困惑。随后的一系列“二子”电影，都以一种戏谑却善意的方式调侃着那个时代——“二子”总是想去做一些事，却总有一些原因制约着他。但对于陈强父子来说，这些电影几乎每部都是一个反讽，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愿意投拍他们的这种喜剧，认为太低俗。

1991年，陈佩斯在海南成立了自己的“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删掉了“喜剧”两个字。他那时的目的似乎很单纯——既然国有电影厂不投资喜剧，那么他自己来当制片人，寻找编剧和导演。他反抗体制的途径似乎也很简单，既然一条路走不通，我就走另外一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体制本身已经开始灵活，陈佩斯可以花钱向电影厂买拍摄指标。公司成立后投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爷俩开歌厅》，讲述“二子”从深圳淘金回到北京，继续创业的故事。电影照射着社会现实，也影射着陈佩斯自己的创业。

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的陈佩斯，迅速拍摄了六部电影。《临时爸爸》把故事置于海南的经济大潮之下，而《编外丈夫》更是直面下海浪潮和体制改革。陈佩斯在后一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被逼下海的机关干部，那是他少有的带有官位的角色。电影结尾处，他终于在体制外寻找到新的生活。

但在现实生活中，陈佩斯却不得不再次陷入体制的困境。从中影的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大道影业公司刚好经历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所有过程。“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大道公司的负责人对我说，“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和今天的电影市场一样，陈佩斯的票房常常被偷瞒漏报。那些年，陈佩斯常常在公开场合透露出他的愤怒。“但当你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其渺小。”有一次，他的妻子对我说，“即便你再有名，你也撼动不了这个体制。它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派人前往各省讨债，即便有些债务只有几千块钱。

到了1998年，陈佩斯和体制的矛盾激变成一场著名的官司。他和朱时茂起诉中央电视台出版春晚光碟盗用版权。那是一场毫无争议的诉讼，仅仅需要陈佩斯的勇气和敢于担当。朱时茂对我说，许多朋友在私下都会打电话给予支持，但他们从不会公开支持。

陈佩斯没有登上1999年的央视春晚舞台，并且再也没出现过。随后，父亲陈强突然病倒。在经历了电影市场的磨难后，他的公司也决定退出那个领域。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陈佩斯在公众眼中消失了。那几乎是他和体制之间的一次彻底决裂。

第四章

我第二次去排练场，正赶上他们中场休息。所有人围坐在大桌子前，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有人问在场的演员谁最小，结论是一个1988年出生的女孩。也许是兴致所至，陈佩斯讲了他费力改户口的故事。他的真实年龄比登记在户口上的要大一岁。他说自己找了三个派出所，最终回到他小时候刚进北京的那个派出所。“所有纸片式的档案都存放在那里，我一个一个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说，“以前住的那个院子，早不见了。”

那天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在场地奔跑得最起劲。如果出现忘词的情况，他还会自嘲两句：“我现在真是老了，你看这么两句话我就记不住。”相对第一轮演出，这次重排几乎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剧本。台词和人物改动得都很厉害。而且由于新换了笨蛋这个角色，陈佩斯很容易把自己的身份搞混。所有人都能原谅他的忘词。

他们在附近的餐厅吃了晚饭，按照既定日程，大家都应该回家休息。但陈佩斯决定那天晚上再多排一会儿，只留下他和何瑜两个主角。何瑜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在戏中扮演那个聪明人。他和陈佩斯合作已有八年，一共四部话剧。他毕业于中戏，是个高大英挺的中年男人。有次他对我说：“无论何时，陈老师都认为，戏比天大。”

那天晚上是他们两个人的戏。吴美丽坐在场边，拿着剧本，不时提示一下台词。排练进行得很顺利。到了晚上8点，何瑜和吴美丽下楼抽烟，留下陈佩斯一个人坐在大厅里。排练场忽然变得很安静，他舒服地靠到那张欧式三人沙发上，享受了几秒钟，然后打起精神，盯着茶几上的剧本，小声地背起台词。他背台词的方式和别人不同，带着肢体动作，手舞足蹈的，像是独自一个人在表演，对着空气说话。惨白的日光灯使整个屋子宛如白天，那是我见过他最享受的时刻。

他对何瑜说，他前一天晚上才进入状态，才开始琢磨这个人物。“但越晚进入状态，其实越好。”他说，“因为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有天深夜12点，他突然发了一个短信给何瑜：“你还是补点盐吧！”

“您放心。”尽管被吵醒了，但何瑜知道陈佩斯是担心他的体力。

“我放心什么？你吃了什么？”陈佩斯接着问。

“我吃了咸菜，您放心。”

“哦，我高枕了。”这时已是12点半。

何瑜说，如果陈佩斯进入状态，他几乎24小时都想着戏。他考虑如何修改剧本，谁的表演会有什么问题，舞台上也许还差点什么，他也常常担心演员们的体力是否能跑完全场。

“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有一次朱时茂对我说，“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他曾经应陈佩斯之邀演出《托儿》的第一轮，33场下来，他再也受不了了。

“我并不认为话剧是一个最佳选择，现在传媒这么多样化，为什么一定要在舞台上？”朱时茂说，“你一晚上最多有两千多观众，可是我如果拍一个电视剧，一晚上也许就上亿的人看。为什么你每天晚上要吭哧吭哧演话剧呢？”

“你劝过他？”我说。

“当然。我记得大概一年前，我们在这里拍桌子吵。”他停了一会，接着说，“我们各自追求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

“他太倔，认死理。”朱时茂最后说。

几天后，大道影业公司在排练场召开了一次媒体探班会。记者们带着话筒，扛着摄像机入场。为了配合这次宣传，陈佩斯专门为大家排练了一个场景。不凑巧，他又忘词了（事后他说是因为摄像机离他太近，走神了）。几乎所有的机器都对准他一个人。他走到哪里，机器就跟到哪里。

那大概是世纪剧院最热闹的一天。适逢八一建军节，排练场外的走道里挤满了老头老太太，也许是某个街道当晚要在这里组织一场庆祝晚会。陈佩斯还是他日常最普通的打扮，一件不起眼的T恤和短裤。探班结束后，他推开门走出去。走道的不远处，两个身穿八路军制服的老太太突然发现了他，赶紧跑过来，拿着一个笔记本，问能否签个字。她们脸上刚刚化完妆，皱纹和腮红挤成一堆奇怪的笑容，兴奋异常，仿佛看见了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战友。

第五章

大道影业公司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栋涉外公寓楼。陈佩斯1997年买了那里的两套公寓。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室内干净整洁。大厅右墙上贴着陈佩斯的电影海报，左墙上则是他十年来制作的六部话剧，一部音乐剧。进门处是一个小会客室，沙发上方挂着两幅陈佩斯的书法，但很少有人能看出那写的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些奇怪的字体，有些像甲骨文，有些则像篆书、小楷。编剧史航有次去那里，认出几个字来，他随即当场背出这首词，让陈佩斯大吃一惊。那是郑板桥的《沁园春·恨》，“是一首清朝的天问。就像一个人把自己撕碎了，那种疯狂。我认为那才是陈佩斯的内心世界。”史航告诉我，“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陈佩斯曾对史航说，喜剧中有很多人生的真相。

陈佩斯正儿八经开始思考喜剧，是在和央视打完官司之后。他沉寂了两年，但他并没有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前往延庆的山中种树。那座山是他1995年承包的，那之前他已经在附近买了一个院子，作为一个周末常去的乡下的家。他承包的条件是封山育林，不许砍柴。山上主要是杏和柿子等果树，那些年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常去那里采摘果子。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在公众视野中消失的那两年，陈佩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他决定把“文革”中错过的教育重新捡起来，他的自我教育主要是大量地阅读，而阅读的重点则是喜剧。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开拓一个新的喜剧实践领域。因为电视和电影对他来说，已写着“此路不通”——史航说，即便此路可通，但对他而言已无异于钻狗洞。

2001年，陈佩斯要排演话剧的消息传出来，许多人大吃一惊。话剧体制内的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托儿》的演出队伍大都是陈佩斯的熟人朋友，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马羚，几个人在一家婚姻介绍所上演一台骗来骗去的戏。陈佩斯上场时说的第一段话，似乎回应着观众对他过去经历的期待：

“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场面那叫火，尤其是相声、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说了半天，也没包袱，不可乐呀，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跟下雨似的——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这就叫托儿！”

掌声来得又猛又快。已经三年没在春晚看见陈佩斯的观众，很快把他们的期待转化成了票房。那年，《托儿》全国巡演后，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元。但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在话剧体制内或者学院派那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尽管《托儿》以极为写实的风格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诚信危机，但史航和何瑜后来对我说，他们那时都没有买票去看这部戏。陈佩斯有次说，大家不要去我的戏里寻找深刻的东西，我就是逗个乐。但他自己很清楚，喜剧如果不讽刺现实，永远招不来观众。

2004年，陈佩斯原创的话剧《阳台》公演。他扮演一个包工头，在民工和地产商之间努力求得生存。史航说，那部戏就像英国一部经典结构喜剧《谁家老婆上错床》，但陈佩斯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他在舞台上的笑料方面是颗粒归仓，一次都没有放过。”作为大道公司第一部独立投资的话剧，这部戏直到今天仍是赢利最多的。

对陈佩斯来说，《阳台》也是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喜剧理论融入到创作中。那年他50岁，他告诉妻子，自己对喜剧的认识和探索似乎才刚开始。《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作为教学案例后，陈佩斯去做讲座。但开场没多久，听众走了一多半——谁也没耐心坐那里听他从喜剧的起源讲起。

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后，但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一个学生从舞台一侧直接下台。陈佩斯后来对这个学生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他说，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们要尊重舞台。吴美丽那天也在现场，她后来对我说：“他说完后，我们都愣了。学校的老师从来没跟我们强调过这一点。而陈佩斯告诉我们，舞台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似乎是一种无意的嘲弄。当他在舞台上以可笑的小人物出现时，人们那么爱他——以至于在2011年的央视春晚调查中，许多人仍然高呼让陈佩斯上台。但当他在日常生活中，展示他的严肃、他的认真、他对舞台的专注时，人们似乎又认为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许多人都曾告诉过我，直到和陈佩斯接触后，才发现他完全不是他们之前想象中的样子。

“伟大的悲剧人物，只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想象。而伟大的喜剧人物，才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在谈论起陈佩斯所扮演的那些角色时，史航对我说，“他一直都在扮演真正的中国人，那些都是我们内心的面孔。”

第六章

8月11日，正式演出的前一天，《雷人晚餐》剧组在民族文化宫彩排。一个多月来，他们不断地调整人物关系，修改台词，哪怕其中的某个字、某个声调。这一切都将在这天晚上得到检验。观众都是剧组的亲朋好友，仅限内部演出。

陈佩斯很早就化完妆，穿上了一条牛仔工装裤，戴副厚厚的黑框眼镜。他打扮成笨蛋的样子，却一脸严肃，在后台走来走去。在其他演员上妆的时候，他来回巡视着舞台，仔细观察着哪里还有什么差错。道具、灯光、布景。他始终一句话没说。

一些工作人员零散地站在后台，但他们知道，这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和陈佩斯说话。在化妆间，他独自坐下来，对着镜子，拿粉扑扫了扫光头，用眉笔补了一点眉毛，然后闭上眼睛，双手盖住耳朵，待了一会儿，像要把周遭的一切隔开。屋子很安静，演员们说话都轻声细语，仿佛怕惊吓了什么。

观众陆续入场。他们大多是一家老小集体出动，像参加一场家庭聚会。7点半，剧场已坐满了一半。灯光暗下来，舞台是一间法式风格的豪华公寓。何瑜第一个出场，然后是他的妻子，紧接着吴美丽扮演的医生走出来。节奏快了很多，台词中似乎有几个笑料，但到目前为止，观众席还没有什么反应。

门铃响了，一个熟悉的大嗓门喊道：“请问，这是皮埃尔先生的家吗？”我听见四周传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陈佩斯慢吞吞地走进舞台。他扶了扶眼镜，脸上带着那个笨蛋特有的胆怯和不安。

观众席上，一个小孩突然大声叫道：“老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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