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变形记
晋商

谭洪安

广东新会人，现居北京，《中国经营报》主笔兼《慧及人生》副刊编辑。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主要关注方向为明清至中华民国社会经济史。有15年媒体从业经验，自2003年起加入《中国经营报》，历任地产及商业版记者、编辑，特稿部编辑，区域经济版主编，期间两获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2011年起，主持《中国经营报》商业史版，致力于近代以来地域商帮史、商会史及城市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与写作。

晋商：皇商政商 左右逢源

边商业盐扬州，独辟万里茶路，票号汇通天下，贩煤再度暴富。僻处内地的晋商自明朝中叶至今，五百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其间虽几度浮沉，而每每绝处逢生，堪称不老传奇。他们为何能做到这一点？

晋商数百年发展历程中，可发现一条隐约的主线：明清时期，晋商借地近京畿之便，向权力中心靠拢，紧跟时局变化，无论是明朝政府推行“开中法”后率先介入食盐专卖，还是明清易代之际与清朝合作，取得“皇商”身份而垄断中俄北方边贸，乃至清中期利用京城的政经辐射效应，将票号这一金融创新推行全国，都有赖于其政治上的敏感与灵活适应能力。民国时阎锡山对山西地方工业化的强力推动，到近年来不时爆出的山西地方官员强力介入煤矿业牟利的传闻，仍可见“政商”余脉绵绵不绝。

由此观之，晋商过去数百年的辉煌，固然由于其自身的勤勉、敏锐、诚信及内在凝聚力等种种优点，但也不可否认其依附于权力而生存兴旺却又起伏无常的本性，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漫长中国商业历史传统中的常态，迥然有别于相对自由独立发展的西方商人阶层。或者，这才是我们今天回溯晋商历史的最深感悟。

第一章
漠北万里贩茶路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8日傍晚，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热闹非凡，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14年的梁启超刚刚返国，在此接受工商界人士的盛情宴请。

接风宴的发起人常立训年已66岁，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山西榆次常家主力商号“大德玉”的财东，亦为时人公认的晋商乃至整个北方商界领袖。席间，梁启超即兴发表演讲，盛赞晋商：“有历史、有基本、能持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诩于世界人之前。”

谁能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叱咤商场数十载的常立训竟因生意失败，家族破产，被迫四处躲避债主的追索，最终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黯然辞世。

外贸世家 一门两杰

号称“清代第一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举族经商200余年，俨然是长期垄断北方边贸的晋商的一个生动缩影。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常立训的高祖父常万达出生，他是常氏发家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常万达为家中幼子，早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常威已奔赴塞北重镇张家口创业谋生。起初，常威只是肩挑背扛、冒着日晒雨淋做点小生意，十年之后才开了一个铺面，成为“坐商”，并把长子常万玘带来一起打拼。

大约雍正六年（1728年）前后，常威父子在张家口创立初具规模的“大德玉”商号，以经营布类及日用杂货为主。

就在前一年，即1727年，中俄签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恰克图条约》，自西往东开辟恰克图及尼布楚、祖鲁海图三个边贸商埠。边境小村恰克图恰好位于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心脏”伊尔库茨克中间，与两地各相距约700华里，它日后成了中俄之间唯一陆路贸易口岸。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数年间，中俄双方分别在恰克图国界两侧修筑商业设施，并派官员管理。聚集于库伦的晋商闻风而动，迅速北上，在这个小村庄里建成“中国市圈”，通称“买卖城”。

清代中期以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有南方广州辟为海上口岸，与英法等国来往贸易，北方的恰克图陆路口岸建立后，至19世纪初，其贸易额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上下，可见地位之重要。而活跃于恰克图市场的中方商人，大半来自山西。

据常氏家谱等资料推算，常万玘早年曾跟随父亲一同带领驼帮，穿越戈壁，北上库伦经商，在外蒙古腹地打下根基。与张家口直线距离约3000华里的恰克图口岸开通后，他又代替年事渐高的父亲，成为最早涉足恰克图的商人之一。生意日渐兴隆的常家，一步步跻身于晋商大族之列。

相传，年过花甲的常威告老还乡之时，从“大德玉”抽出部分资金，新建“大德常”商号，交给长子常万玘，而把“大德玉”留给最珍爱的幼子常万达。后来，因长期奔波于环境险恶的北方边塞，常万玘积劳成疾，遂决定到气候较温和的南方，专营国内市场，而把对俄贸易，全盘交给幼弟常万达。

自此，常家分为“南常”“北常”两支。常万玘自南方贩运茶叶到张家口，并兼营布匹、百货和药材等，其子孙在“大德常”基础上，创办十多个以“德”为标志的商号，遍布大同、成都、汉口等地，号称“十大德”。常万达则以张家口为基地，主攻恰克图，成为大漠茶路的传奇人物。

常家一门两杰，堪称有清一代山西茶帮中“内茶商”与“外茶商”的典型代表。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明太祖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清初，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1662～1722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国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一开始，常万达的生意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贩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用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抵达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清代的“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相媲美。

半壁江山看常氏

据常氏家谱称，常万达精明干练、善于谋略，且体魄强健。相传，有名的晋中“刀削面”便是常万达发明的，因大漠之中没有擀面杖等器具，他便用刀将和好的面直接削入锅中煮食。还有，为对付俄蒙一带横行的骑匪，常家将从俄国换回的大量粗制银器在恰克图买卖城熔化成每块重1000两（约合32公斤）的大银锭，以专用马车运输，并雇用保镖护卫。骑匪来袭时，仓促之间无法将沉重的银锭掠走，只有徒呼“没奈何”。此种做法，引来同行晋商纷纷仿效。

嘉庆元年（1796年），常万达以78岁高龄去世，他的儿孙继续扩大祖业。

史料记载，《恰克图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728年），中国对俄贸易额不过1万卢布，到1755年增加到83万卢布，而1760年更激增至135万卢布。嘉庆五年（1800年），恰克图口岸输出茶叶约值280万卢布；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口茶叶达67000箱，重达500万俄磅，中方商人（晋商为主）可赚500万～600万卢布，折合白银200余万两。

整个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进口关税收入占俄罗斯全国总关税收入的15%～20%，其中又以进口茶税为主。

那么，常家在这项大生意中能占多少份额呢？据估算，常家极盛的乾隆、嘉庆、道光百余年间，仅恰克图买卖城一地分号，年收入即达白银50万两，可占华商收入总额的1/4。另有人根据留下来的资料推断，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所占比例，可能超过50%。

在中国本土长城沿线，晋商足迹所至，开设店铺，编织商业网络，也使若干城镇兴旺发达起来。早在清朝初年，张家口便有范氏等皇商“八大家”，均为山西人；到乾隆嘉庆年间，当地“坐商”达200余家，“行商”商号多至4000家，来往贸易几为山西人专有。

张家口东北250公里的多伦为东北与内外蒙古的交通要道，以前是一处天然牧场，经过康乾盛世的发展，成为繁华市镇，到1891年时，全城人口近10万，大都为商人，又以山西籍人士居多。

如今的内蒙古工业重镇包头原来也是黄河北岸一片牧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叛乱平定后，不少汉族商人由此北上蒙古经商。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村升格为镇，再过60年，筑包头城，人口两万多，山西商人开的店铺即有40余家。其中尤以乾隆年间祁县乔氏家族的“复盛公”商号最为有名，其连锁商号一度垄断了包头市场，因此民间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谚语。

中俄茶商大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沙皇俄国以调停有功为由，胁迫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得到了俄商进入蒙古库伦等广大地区经商并享受免税待遇的特权。稍后，通过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取得天津通商权，可以水陆联运，且关税比各国低1/3。

此时，因太平天国战火祸及江南，阻断武夷山茶路，湖广（湖南、湖北）成为新兴的茶叶输出地。深入我国内地的俄商势力在湖北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厂、建立茶栈，收购、生产茶叶，成本比传统茶路运至张家口大大节省，仅税金一项即差10倍，长期由山西茶商主导的对俄贸易大受冲击。至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晋商商号竟由原来的120家剧减到4家。

内外交困之下，首当其冲的榆次常家采取反击措施，提出“俄国人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他们假道恰克图，深入俄境经商。常万达的曾孙常佶、常恽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年）和光绪五年（1879年）开设“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俄国境内的赤塔、新西伯利亚甚至远到莫斯科均开办茶庄分号，“茶叶之路”一举延长到6500公里。

以常家为核心的晋商又利用影响力，争得清廷酌减茶商厘金（即税金）的优惠政策，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杂税。他们进军俄国的第一年，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直接贩运回国的数量相当。到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输俄茶叶升至20万担，比俄商多出一倍。晋商仍依赖骆驼、牛马等运费较高的陆路交通工具，双方竞争条件悬殊，居然能对俄商占据上风，殊属不易。

到了光绪初年（1871年）起，俄商在汉口陆续开设6家机器砖茶厂，有3个采用蒸汽机生产，最大的阜昌茶厂，投资白银200万两，雇用2000多名中国工人，昼夜开工。机制砖茶质量好、成本低、加工能力强，令晋商再度陷入竞争困境。

光绪十三年（1883年），常氏商号发动汉口茶界商人及制茶、装卸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绝交”运动，试图打击俄商气焰，一度曾使晋商茶叶贸易额回升，但毕竟大厦将倾、独力难支了。

革商人之命

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常立训，是“北常”商贸事业破产前的最后一位中坚人物。为了在茶叶生意日渐衰败之际凝聚人心，存资护本，他注册了“大德玉”票号，担任第一届董事长。这家票号前后营业28年，获利200余万两白银，成为晚清全国51家票号的翘楚，号称“太谷帮首号”。

1901年，八国联军中的德军抢掠张家口，55岁的常立训两次前往敌营据理力争，又指挥各商号联防自保，保护了常家与众多晋商的巨额财产，一时名闻塞内外。

但是，继八国联军入侵之后，1904年的日俄战争，又令关外东北地区常家及大量晋商商号被毁。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仅两年间，从海参崴运入俄国的茶叶便由20万担激增至80万担，而经恰克图出境的茶叶，则由40万担下降到不足20万担。

据《山西外贸志》和《山西票号史》记载，常家旗下“玉”字五联号，被俄商拖欠货款达32万卢布，仅在莫斯科一地，亏损折合白银140万两。常家曾联合众晋商向俄政府起诉，后者不予理睬，而此时清廷自顾不暇，亦无力保护本国商人利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汉口票号挤兑为引爆点山西票商接连倒闭，晋商事业釜底抽薪。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俄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中俄贸易跌至低谷。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宣布没收一切资本家财产，同时改革币制，在俄晋商手中大量旧俄钞变为废纸，一夜之间血本无归。1921年，苏联红军先后攻占恰克图买卖城及库伦，蒙古宣布独立，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公有制，在蒙晋商再遭灭顶之灾。

常家以及苦心经营北方边贸数百年的晋商，也在这一系列战乱变故中走到了辉煌商业传奇的尽头。1918年，常立训含恨而终，只不过是为这段传奇画上令人扼腕的句号而已。

晋商十大家

灵石县静升村王家。清初为朝廷支应军粮，得以依附权贵兴起，是“官商”典型。后从事皮毛、制醋等多种行业，乾隆年间极盛时资产约有数十万两，道光年间败落，光绪年间破产。今有“王家大院”留存。

介休县（今介休市）张原村范家。范氏以“皇商”闻名，早年为入关清军运送粮草、提供情报，乃张家口“八大家”之首。曾有祖孙三代隶属清廷内务府，替皇室采办皮货等物，后为清廷赴日采办洋铜铸币。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18世纪二三十年代）极盛，家资估计超过百万两白银。乾隆后期涉贪腐案被抄家，破产。

平遥县西达蒲李家。著名晋商票号日升昌财东，1823年接受掌柜雷履泰建议设立该票号，号称“汇通天下”，推动山西票号业兴盛，使平遥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中心。但族人文化水平较低，后代穷奢极侈，民国早期随票号业失势而衰落。

介休县北贾村侯家。继日升昌之后，1826年在平遥创办蔚泰厚等“蔚”字五联号（5家票号），为当时国内仅有的票号。同治至光绪年间极盛，分号遍布全国各大商埠，资产达七八百万两白银，仅次于传说中的平阳亢家，居省内第二。民国早年因转型银行不力，先后歇业或破产。

介休县北辛武冀家。自明朝中叶即经商，是较早从商的晋中富豪之一。清道光年间达到极盛，全国设商号100多个，资产约300万两白银，在介休仅次于北贾村侯家。同治初年开办票号，跻身山西票号巨擘之列，但光绪末期彻底败落。

祁县乔家堡乔家。乾隆年间自包头起家，经营复盛公等“复”字连锁商号，以此为基业拓展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商埠网络，业务多元化，粮食、皮货、茶庄、烟店、当铺、票号无所不包。清末时各地共有200余处商号，估计流动资金达700万～1000万两白银，加上庞大的不动产，家财可达数千万两。家族生意延至抗战爆发包头陷落前夕。今有乔家大院远近闻名。

祁县城内渠家。自元末明初起经商，绵延500余年，涉足商贸金融业，以“长裕川”茶庄和“三晋源”票号著称，鼎盛时资产过1000万两白银，祁县城内大都是渠府产业，号称“渠半城”。渠家是儒商代表，热心教育，后代中文人学者辈出。

太谷县北洸村曹家。明末自东北起家，清初随军入关，在原籍太谷设立商号，后扩展至东北、华北、西北及江南等地，咸丰年间极盛，东渡朝鲜日本、远涉俄罗斯，甚至打开了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市场，为清代外贸“太谷帮”执牛耳者。实力最雄厚的“三多堂”一支，有资金600余万两白银、商号票号300多座，雇用2.2万多员工。清末民初没落，在俄蒙的商号负债累累，终至全面崩溃。

榆次县（今榆次市）聂店村王家。清代中叶前后兴起的晋商富豪，以典当业闻名，旗下经营的商号、当铺、钱庄、票号遍布全国，达200余家，一度成为榆次首富。但如昙花一现，光绪年间已趋没落。

榆次县车辋村常家。事迹已如前文所述。

第二章
票号三战失机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二十三日，平遥票商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执笔给山西晋中老家各票商总号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这封落款为“京都祁太平票帮”的公函，力陈票商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各家应及早合组银行，外争利权、内求自保。

在信的结尾处，李宏龄说：“或问开银行后即可保票号不废乎？不知正以票号不能久存，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已替蔚丰厚服务了整整40个春秋的李宏龄，在花甲之年（时年61岁）仍决意为自己毕生珍爱却颓势渐现的票号事业奋力一搏。

冰冻三尺

清朝中叶，借助足迹遍及海内外的山西商人雄厚的财力，以存放款及异地汇兑为主的山西票商，迅速崛起，号称“汇通天下”。地处西北内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著名票商总号云集，俨然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洋货源源涌入，包括山西商人在内的华商主营的茶叶、丝织品等大宗货物，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出口额急降。加上延续近20年的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1851~1868年），以及对外的中法战争（1884年）、甲午战争（1893年）和庚子之役（1900年），战火所及之处无不百业凋敝，以商业为根基的票商生意大受影响。1883年，著名徽商胡雪岩在与洋商的“生丝大战”中失利，其经营的阜康票号受到拖累，各埠分号连锁倒闭，一时震动国内商界，山西票商难免唇亡齿寒。

清廷的历次巨额战争赔款，又多转嫁于商人，尤其是号称“海内最富”的晋商身上。如1843年，山西绅商向朝廷“捐输”白银200余万两，1853年又“捐输”白银近160万两（占当时全国绅商“捐输”总额的近40%）。仅此一项，已让若干山西票商不堪重负，走向中落。

在战乱中，票商往往自身难保。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京城存放大量银钱的20余座“炉房”全被抢劫焚毁，另有202家当铺多被抢空，损失白银数百万两，仅10家得以保存。蔚丰厚北京分号（当时李宏龄尚未到任主理）急于避乱，匆忙间起运巨额现银欲回平遥总号，还未出城门即遭劫，全行尽墨。

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势力日益坐大的在华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来华之初，本土票号声势已经很大，在全国许多行省都设有分号，汉口、广州、厦门、福州、营口等通商口岸的金融业，皆为票商所左右。即使是外国商人与中国各地之间的贸易款项来往、资金周转，都要靠票号代为汇划，外资银行主要从事国外汇兑，两家“河水不犯井水”。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外资银行逐渐取代洋行在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地位，主动吸收公私存款，对主要经营本埠银钱借贷、急需资金周转的国内钱庄，低息发放短期贷款，并兼营国内汇兑。这样一来，“洋银行”与“土票号”发生了直接竞争。

甲午战争之前，在华外资银行共9家，其中英国6家，德、法和日本各1家，总分支行及代理处58个。甲午战争后，俄、美、荷兰等国银行纷纷加入战团，至1913年，在华外资银行达21家，分支机构125个，其总部汇聚的上海，取代山西“祁太平”成为中国新的金融中心。

晚清时咄咄逼人的外资银行不仅加速蚕食票号存放款和汇兑业务，还逐渐操纵了汇划时价，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并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爆发于上海的几次金融风潮，不断打击、削弱以山西票商为主力的本土金融机构。1883年的金融大恐慌，不仅导致胡雪岩的阜康票号破产，更使上海大钱庄数量从78家减少到10家，受累倒闭歇业的中小商号钱铺，不下三四百家。

这就是李宏龄与在京“祁太平票帮”经理们联名上书总号，呼吁从速转型银行业的时代大背景。

欲挽狂澜

在那封紧急公函中，对其决意敦促总号主事者们从速采取行动的直接原因，李宏龄有详细说明。

原来，清廷度支部（即原管理财政的户部）不久前公布，今后凡具有银行性质者，必须呈本验资注册，按照规例运作，否则不能再从事存款汇兑业务。此新政策本拟有三年过渡期，但京中各票商经理刚刚得悉，很可能六个月内就要照此办理，票号若不及时应对，说不定一律得关门歇业了。

在京山西票号经理因此“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他们向远在山西老家的财东们力陈：“押款担保等事，票号所不便为者，银行皆照例为之……票号所不能享之权利，银行独能享之，生意可发达也。”

他们还集体拟定，合组的银行应取名“晋省汇业银行”，各家票号各出资本三五万两，设为有限公司，募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将来的计划是，“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出身祁县富商渠家、熟悉海内外商情、深孚众望的渠本翘，获公推出任这家新股份制银行的经理。

心绪难平的李宏龄当日又以“京都平帮”的名义给平遥各票商总号主管写了一封信，信中直言：“现在国家庶政维新，我等一意守旧，恐亦非自全之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

李宏龄之所以抱怨有人“一意守旧”，事出有因。其实，过去数年，山西票商已错失了转营银行的第一轮机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商加盟天津官银号，遭票号老板们一致回绝。第二年，户部尚书（即财政部长）鹿钟霖奉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总号却明令“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户部多次相询无果，只好转向江浙丝绸商人筹股。到了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人、财两方面都感到不足，两次恳请山西票商协办，又遭后者抵制。

票商对与官营银行合作不“感冒”，很快就尝到苦果了。1900年前后，各行省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筹集赔款等，陆续成立官银钱局，全面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原由票号经手的公款汇兑被夺去大半。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治下的湖北官钱局，1896年在汉口成立，资本8万两白银，先后共发放银元票2010万元、银两票1000万两，到1907年活期存款达200万两，其中居然有70万两本来是当地约10家山西票号所存。

1897年，时任全国督办铁路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以宁波帮知名实业家严信厚的银号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到1911年，国内共成立17家官办、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华资银行。新式银行一来得到国家资金支持，二来是集资募股，资本少则白银百万两、多则上千万两，实力绝非一般资本为几万两到几十万两的私营票号可比。

况且，官营银行可享各种特权。如户部银行成立一两年间，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设立支行，政府明文规定：各省有应上缴户部之款，一律由该行兑缴。1906年全国票号汇兑公款数额为2250多万两白银，到了1911年只有530余万两了，五年之间急跌3/4。

“毛李之争”

自1908年春末到深冬，以李宏龄为首的“京都祁太平票帮”经理先后给总号写了四封信，陈述利害。他们还两次回到山西总部，当面进言，摆事实、讲道理，试图说服上级。

但是，当时的祁太平票帮领袖平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对此却不以为然。

祁太平数十家票商中，以平遥北贾村侯家名下的“蔚字五联号”（李宏龄任职的蔚丰厚亦在此列）势力最大。蔚泰厚票号，又是其中佼佼者，故众人皆唯该号总经理毛鸿翰马首是瞻。但毛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掌蔚泰厚以来，长期住在平遥县城，对外界变化知之甚少，且此时已60余岁，思想保守，无意改革。

他在给李宏龄等人的回信中称，各地票号近年欠账亏损甚多，经营状况不佳，眼下只求确保平安，缓两三年待元气恢复，再提合组银行之议。

1909年初，汉口、营口、奉天（今沈阳）、成都、重庆、广州、西安、长沙、兰州、济南等地祁太平票商分号经理纷纷响应李宏龄的呼吁，写信给总号，以一线经营者的切肤感受劝说主事者及早拍板，改组成立银行。

正当李宏龄期待众志可以成城之际，毛鸿翰却大光其火，放出狠话：“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之高阁可也。”惊闻此言，李宏龄顿时“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

历史往往惊人地巧合，此前大约80年，山西票商初兴之时，平遥也爆发过一次影响深远的“雷毛斗法”。

“雷”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毛”则是他原来的副手，后来毕生的敌手毛鸿翙。

话说雷履泰早年担任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号经理时，屡屡有老乡在外赚到钱想捎回家，就把款项存到雷的分号里，再由他写信给总号说明情由和银两数，对方家人到那边收取。开始是热心帮忙，后来请托的人多了，雷履泰也不是活雷锋，就让汇钱的人出一点费用。等雷回到平遥总号出任大掌柜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商机，他努力说服东家（西达蒲李家）改颜料庄为专营存放款及汇兑的票号。1823年，李家出资白银30万两，在平遥城西大街开设日升昌票号。

比雷履泰小十多岁的毛鸿翙，因精明能干得到雷赏识，招入西裕成，后成为二掌柜，也是日升昌创始人之一。但几年之后，雷毛二人发生矛盾，毛氏欲说动东家准其“夺权”，被雷履泰发觉，果断反击，毛只好辞职出号。

事有凑巧，邻近的蔚泰厚绸缎庄东家侯荫昌正思量改营票号，即聘请毛鸿翙主其事，并出资9.5万两，于1826年成立蔚泰厚票号。同年，毛氏又将侯家的蔚丰厚等4家绸缎庄、布庄，一并改为票号，此即后来闻名于世的“蔚字五联号”，毛鸿翙自任五联号总管，与雷履泰的日升昌相抗衡。

雷毛两家自此世代结怨，毛鸿翙甚至为自己的长孙起名“毛履泰”，拐弯抹角骂雷履泰是“孙子”。

“雷毛斗法”，从一场意气之争演变成商业上的竞争，最终促成了山西票商近百年的兴旺发达。但后世的“毛李之争”，却导致了山西票商圈内不愿看到的结果。

觉悟太迟

1908年，是山西票商痛失转型良机的一年，也是统治中国260年清王朝败局已定的一年。

那年的11月中旬，当李宏龄还在苦口婆心地“进谏”之时，素来不和的光绪、慈禧，突然几乎同时死去，事出蹊跷，引起朝野猜疑，人心浮动。不到三年后，武昌城内的枪炮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但对曾受到浩荡皇恩眷顾的山西商人来说，推翻旧王朝的辛亥革命，带来的是更多致命的打击。由于时局大变，土匪蜂起，各地票号频频遭抢劫或焚毁。如日升昌、“蔚字五联号”等12家大票商，辛亥年间记录在案的现银、衣物损失，就合计价值达白银170万两。仅蔚丰厚一家，在成都、西安、汉口及北京各分号的损失，即达现银近20万两。

山西票号向来以“北存南放”为经营策略，即在北方吸收存款，再投放南方各票号，用来支持贩运茶叶等长途贸易。辛亥革命之初，各省独立，纷纷争发纸币，跨省使用须经票号以现银兑换，但纸币滥发导致币值急贬，票号收支难抵，苦不堪言。

再加上山西票号各省放款对象，除商人外，多为清政府官员，本意是结交权贵，以图“方便”，岂料清政府被推翻后这些官员只顾拼命提取存款，却不归还借款，造成大笔坏账。一旦现银无法周转，票号想不关门都难。

1912年底，痛定思痛的票商又欲发起建立一家山西汇通实业银行，以图救亡。他们请来刚刚结束流亡生涯归国的梁启超发表演讲，制造声势。四年前对转型银行一事极尽抵触的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居然改变了口风，赞同此举，银行的章程经过公议也制定出来了，大体与李宏龄等人提议的条文相近。

但世易时移，票商们的愿望再一次落空。新银行原拟由北洋政府工商部借款500万银元，加上票商自筹500万元，共计出资1000万元。可是，工商部代票商向美国银行团借款之议，遭美方一口拒绝，另请财政部出官股的要求，也被婉拒。处处碰壁之后，票商内部又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未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外政局反复动荡，山西票号转型银行的第三次机遇就此化为乌有。

20世纪30年代后期，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研究票号的学术著作《山西票庄考略》。他在书中分析道：“人们常说山西票庄的失败，是因为墨守成法，不敢改革，殊不知山西票庄所以能支持100多年的寿命，也就在守旧不变，不变则根本不至动摇，保存自己的系统。”

但他又说：“清末民初，大势已去，山西票庄几次提倡改革，而没有一次实现。这种至死不变、彻底守旧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惊讶。”

无力回天

李宏龄一生为票号事业建树甚多，因一身侠气而又重信义、识大体，广受同仁敬慕。晚年，他闲居故里，但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乃发愤著述，写成《山西票商成败记》及《同舟忠告》，翔实记录那段推动改革却遭失败的往事，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于1912年毛鸿翰的180度大转向，李宏龄表示“实出意料，此事有成，前途可喜”之余，又感叹：“如在数年前，弟提倡银行时，若不施阻力，则基础早立矣，更何待今日之经始耶！思之令人恨恨！”

1916年5月，李宏龄的继任者郝登五等人还是设法筹集资金300万元，把蔚丰厚改组成蔚丰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利用原票号的号召力，业务一度颇见成效。

1918年，两本心血之作印行后的第二年，71岁的李宏龄在平遥家中逝世。1920年，蔚丰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内部实力空虚，正式经营四年后即告倒闭。

成败股份制

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皆以资本雄厚著称。但与徽商主要借助宗族势力做大不同，晋商最为人称道之处，是发展完善的股份制，因其与近现代企业制度更为接近也。

据考证，晋商股份制度萌芽于明代，形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初年趋于成熟，到民国早期晋商衰败之时，为晋商商号、票号广泛使用。

在股份制出现之前，山西商人资本组织形式几经变迁。从早期的“独资制”，即完全是个人投资经营的行商和商号，到“合伙制”，包括人与人松散组合的“行帮”（车帮、马帮、船帮之类），资本与资本组合的“合本共作制”，以及人力与资本组合的“朋合制”（如边商与内商合作）和伙计制。另有所谓“贷金制”，就是借钱给别人做生意，接受借款的人承诺到期还本付息。

以上制度各有利弊，但随着清朝康乾盛世，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形成统一市场，经营规模日益壮大的山西商人，对资本有更多渴求，亟须制度创新，股份制应运而生。

晋商的股份制最初叫“合资”，由数姓或十数姓集股开设，股权多少不同。明朝末年衍生出“东伙合作制”，即富商把自己无力全盘经营的资本，分出一部分给他人经营，后者成为伙计或合伙人。这里显然有早期“合本共作制”和“伙计制”的影子。

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东伙合作制”已成气候，这种“资本家出钱、经理人出力”的制度，有利于山西商人做大做强。比如世人熟知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李家，大掌柜是雷履泰，“蔚字五联号”财东是平遥北贾村侯家，总管是毛鸿翙。

按照晋商的“东伙合作制”，经理人为资本负责，资本家允许经理人及多数伙计以个人劳动顶“身股”，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但不必承担亏损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决定，商号票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及伙计，是否有资格顶股、顶多少股，由总经理根据各人能力、资历和业绩确定。这样一来，从总经理到普通伙计，其个人利益都与商号票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激励机制建立，众人自然齐心努力。

晋商的“人力顶身股”制度中，又有“公积金”一项，即员工应得分红中，要留下一定数额，待服务满规定年限后再提取。这部分钱再投入到经营中，成为新的资本金。这是晋商充实资金、增加积累的措施，所以票号的实际资产，往往是大大超过其名义资产的。如祁县乔家堡乔氏名下的著名票号大德通，光绪十年（1884年）改组时投入资本白银10万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成了25万两，仅人力股共存公积金就达23650两。

为了增加员工凝聚力与归宿感，稳定经营队伍，不少商号票号还设有“身故股”，即某员工任职期间去世，其家属可再领若干年身股分红。

但是，晋商毕竟没有孕育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其股份制经过近百年的运作后种种弊端显现。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日积月累下来，很多商号票号“人力顶身股”股份（包括公积金和身故股等）竟然大大超过财东最初投入的银股，产权界定不清楚，留下一笔糊涂账，以至于最后商号票号究竟属于谁都说不明白了。

这也是清末民初时，一旦外部有什么风吹草动晋商商号票号内部很容易发生哗变，从掌柜到员工或亏空公款，或携款私逃的事情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晋商之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成也股份制、败也股份制。

第三章
翻云覆雨两政商

1934年10~11月间，登上权力巅峰不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自江西九江出发，跨长江、过黄河、越秦岭、飞大漠，途经十省区，行程上万里，做了一次长达40天的“北巡”。

蒋介石此行为的是视察北方军政，安抚各派人心。在最后一站山西，他先到五台县河边村，拜望阎锡山病重的老父亲，再到太谷县城关，在孔祥熙高墙深院的豪宅里住了一宿。

这边是曾一度兵戎相见的死对头，那边是以财技鼎力相助的亲连襟，两位出身山西的大佬，对时年47岁、正踌躇满志欲一统中华的蒋氏而言分量着实不轻。

末代晋商

蒋孔阎三人都是19世纪的“80后”，生于1880年的孔祥熙最年长，阎小孔3岁，蒋则是小老弟（1887年生）。后生可畏的蒋介石“北巡”前一年，孔祥熙和阎锡山各自其实都有“大动作”。

先说孔祥熙。1933年4月初，孔祥熙接替小舅子宋子文（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之弟），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6月又继任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

同年10月，宋子文因劝妹夫蒋介石应先抗日，不要急于“剿共”，并直指军政开支过大，三个月内国民政府财政将破产，与蒋发生激烈矛盾（据称争吵中蒋打了宋一记耳光），决定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受蒋器重的孔祥熙“临危受命”，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财神爷”。

就任财政部长当天，孔祥熙发表理财方针：“第一，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第二，要注意民心的向背；第三，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又称，“财政二字简单意义，即必须有实物，并须有才干。一方面自己要正直，同时，又需要有治理国家的权柄。”

出身于晋商大本营之一的太谷，自幼耳濡目染，孔祥熙确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孔祥熙的祖父经商，曾出资1000两银子参股太谷最有名的票号志诚信。孔祥熙的四叔是北京义合昌票号主管，到日本开过分号，承揽中日间汇兑业务，据说乃日方允许外商开设票号分号的第一家。但孔祥熙的父亲中年之后，无心从商，以致家道中落，孔祥熙小时候生活颇为困苦。

1889年，10岁的孔祥熙患重病，四处求医问药无效，最后得到在太谷县传教的美国教会医生及时救治而康复。感激之余，孔氏父子皈依基督教，孔祥熙因此得以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西式小学及北京通州潞河书院（燕京大学前身之一）。

据孔祥熙回忆，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年方二十的他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几经斡旋，使占据京津的八国联军放弃了进攻山西的计划，此举让主持议和的李鸿章大感惊讶。孔祥熙称，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得知其有意赴美深造后，不仅亲自批准发放护照、赠送银两作为学费，还电嘱清廷驻美大使伍廷芳给予关照。

孔祥熙留美7年（1901~1907年），自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他携教友和校友在美募集到一笔巨款，回到家乡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山西农业大学前身），立志教育救国。

1912年春天，孔祥熙参加辛亥革命举义，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在省内声名大振。稍后他在太谷县城中心购置临街宅院，创办祥记公司，由其堂弟孔祥吉任总经理。

祥记公司向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交付2.5万英镑（折合40万银元）的保证金，取得亚细亚壳牌煤油在山西的总代理权。此外，还兼营壳牌汽油、机油，包销英国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利华肥皂以及颜料、肥料、杀虫剂等化学品。所有货物都从天津港进口，用火车运到与太谷毗邻的榆次（宋霭龄祖籍），再分销到山西各地。

祥记公司很快在省内及全国铺开商业网络，山西境内开设了37处分号，在京津沪穗等27个大中商埠也有分号。其后孔祥熙又陆续涉足中药、酿酒、制革、玻璃制品、毛织及海味等行业，1915年还开办了裕华实业银行。赚了大钱之后的孔声称，他用六成的盈余支持慈善事业和办学，四成投资于新兴事业。

祥记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之时，正是传统山西商号票号纷纷没落之日。孔祥熙一步步走上巨富豪门之路，为他后来集几大要职于一身、独揽民国财政大权奠定根基。

“造产救国”

再说阎锡山。1933年8月1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理，以实现其亲自编制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北伐战争后拥兵数十万雄踞华北的大军阀阎锡山，为什么突然埋头搞起建设来呢？

原来，阎锡山也是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早年在父亲开的钱铺中当过伙计，养成精于计算及留心社会经济的习惯。后因家里生意破产被迫弃商从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并得以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后，他返回山西担任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率兵参加辛亥起义后，获推选为山西都督，当时年仅28岁，可谓动荡的中国政坛上冒起的一时俊彦。

1917年，阎兼任山西省长，“一手抓军政，一手抓经济”。他先后推动设立了公私合办的山西省银行（1919年初创，祁县富商渠家出资13万两）、太原兵工厂（1927年初创，后与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并称民国三大兵工厂）等诸多金融机构和军工企业，甚至还在省内自行研制过飞机。

1930年4~11月间，阎锡山联手冯玉祥发动倒蒋的中原大战，终因奉系少帅张学良宣布挺蒋（孔祥熙在蒋、张之间有奔走联络之功）而兵败，阎被迫出走大连。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半月，他才回到山西，随后利用时局变化东山再起，出任国民政府太原绥靖主任。

在下野的一年多时间里，阎锡山深自反省，更加意识到无论搞政治还是搞军事，“统是看经济上有无办法”。

阎氏留日出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印象深刻，避居日本占据的大连期间，经常参观工厂企业，天天与追随左右的部下研究经济问题。一旦重新掌权山西，他就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此举一是为了落实自己的新理念，二来也是向蒋明确表态：今后不再打内战，请你放心。

所谓十年建设计划，即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求得工业、农业上的突飞猛进，把地处华北前沿的山西，建设成“经济国防”（这也是阎的口号之一）的重要基地。

“阎记”西北实业公司筹办之初，规定资本为500万元，当时山西省政府全年的预算，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元，由此可见阎锡山的雄心。但历经动荡之后，1932年山西省银行的库存准备金仅有可怜的10万元，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起步甚为艰难。阎锡山往往要出面参与筹划设计，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督促推进。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穷人创业不能用富人的办法，富人是一文钱当一文钱用，穷人则一文钱当几文钱用，一副资本应发挥几副资本的效用。”

阎锡山开银号、发公债、搞募捐、印钞票，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山西原有工业基础上，经四五年的大力建设，终令西北实业公司初具规模，共建成27家大工厂，重工业水平居当时全国各省前列。以太原一地为例，除早已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外，火力发电厂、炼钢厂、大小型卡车制造厂、机械制造厂、洋灰厂、卷烟厂、纺织厂等，均达到生产高峰。

在管理上，阎锡山将这些工厂分为两类：一是集中经营，由公司本部集中计算盈亏、采购材料、推销成品，各厂只管生产合格产品，提高生产率；二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了强化激励，他还借鉴传统晋商做法，在管理人员中实行顶人身股及分红制度。到1937年3月，西北实业公司总资本增至2000万元之巨，共有职员工人13200余人。

阎又集资2000万元，修筑纵贯晋省南北、全长820多公里的同蒲铁路（大同至永济，即蒲州）。1937年7月，这条清朝末年即动议兴建、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的铁路，全线大半建成通车，只剩下到大同的最后15公里了。

各师其法

阎锡山治晋早期，曾倚重孔祥熙在山西商界的影响力，推行一系列省政，孔亦乐意相助。后来，孔祥熙夫妇凭借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深厚资历，以及一手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的莫大功劳，1927年前后成为声望日隆的蒋氏的得力助手。

但以处事圆熟、八面玲珑著称的孔祥熙，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冯玉祥等北方军阀也常有往来，在推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调停中原大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大事件中，尽展精明商人的交际手腕。

执掌国家财政大权之前，孔祥熙先后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和工商部长。宋霭龄则多居于幕后，以“大姐”身份折冲调停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她多直呼蒋介石为“介兄”，而不是一般人以官衔相称），并兼顾孔家日益庞大的生意。

尽管早已游走于政商两界，孔祥熙还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晋商的血脉。留美期间，他曾对异邦友人标榜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称晋商宅院建筑之气派犹胜于纽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晋商已日薄西山，他总结原因道：“查中国商业之失败，多因无世界眼光，如山西票庄，近年倒闭殆尽，假如数十年前，派人分赴东西各国，调查金融情况，将汇兑庄分设各国京城及各大商埠，大加改进，必可执世界金融之牛耳。”

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孔祥熙为彻底弄清晋商衰亡的原因，委托中央银行研究员、山西老乡卫聚贤赴平遥、太谷、祁县等地访问、调查和考证，收集了很多票号的账册、票据等遗物，运返上海。1937年起，卫聚贤陆续在《中央银行月报》上发表《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系列文章9篇，再据此整理出了晋商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山西票号史》，1944年在重庆出版。可惜的是，日寇侵占上海时，那批宝贵的晋商实物资料未及转走，被劫掠至日本，后存于东京大学。

阎锡山经营山西实业，也不是光靠早年从商的直觉和省内说一不二的权威，他还喜欢琢磨经济问题。早在1921年，他就钻研过马克思主义，1930年避居大连期间，写成小册子《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试图借助社会主义概念吸引民众，又设法做实质上的抵制。1934年11月，他将此书作为特殊礼物，送给“北巡”到自己老家的蒋介石。

据说蒋介石到访河边村阎宅途中，问阎锡山：“山西建设（经验）如何始可推行全国？”阎答曰：“定方略、密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因此，说他推崇“计划经济”，似亦不为过。

1935年，阎锡山从北平请来侯外庐、张幼渔、邢西萍和温健公四位学者，给自己讲解《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让手下的青年干部一起受教育，了解何为科学社会主义。他明知这四位老师皆为共产党员，在当时蒋介石仍大力剿共的特殊气氛下，居然能不避嫌疑、不耻下问，其胆识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阎锡山是部分赞同，更有不少钦佩之处的。但他认为：共产主义“使人劳动所得，尽交社会；各人生活所需，向社会领用”，这是“以制度强迫人吃亏”“强人做圣贤”。他的结论是：把共产主义定为制度，“不合公道，不合人情，不适生产”。

盖棺论定？

蒋介石自九江动身“北巡”之时，他所忌恨的“朱毛共匪”遭到反复围剿，被迫撤出江西苏区，且战且走，俨然已是“末路穷途”。蒋一方面派嫡系尾随追击，借势整合西南军阀，另一方面加紧恢复国计民生，中国现代经济史上难得的黄金十年（1927~1936年）进入高潮。

可是，日寇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富国强兵的进程戛然而止。地处华北前线的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自然也拦腰而断。

据估算，1932年“十年建设计划”启动之初，阎锡山手里的实有资本不过110万银元，五年多时间里，却建成了小而全、基本上可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奠定全省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曾与他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人（也是小同乡）薄一波回忆说，至抗战爆发前，阎锡山治晋二十多年间，约占有两亿元（银币）左右的资本，主要是工业、矿业，兼营铁路、银号和商业。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占太原。因时间仓促，西北实业公司只有2%左右的机器资产及部分人员得以撤退到西南地区，其余绝大多数厂矿设备都落入日寇之手。一直到抗战胜利，阎锡山回到太原收复被日伪侵占的资产，试图重整旗鼓。但不数年，全国政权易手，治晋38年的“山西王”仓皇离家，跟随一直貌合神离的蒋介石流落到孤岛上。晚年，阎不问政事，深居简出，奋力著书，写下《早年回忆录》及《三百年的中国》等，1960年5月病逝。

孔祥熙比阎锡山早一步离开大陆。抗战胜利前后，因备受损公肥私、大发国难财，且施政失当导致经济局面混乱等诸多弹劾，孔不得不接连辞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各要职，于1947年秋天赴美定居。临行之前，68岁的他回太谷清理祥记公司资产及处置家产，并到太原出席阎锡山举行的饯别宴会。席间他发表临别感言：“今天这两顿饭，恐怕是我在太谷的最后一顿午餐、在太原的最后一顿晚饭了。”

孔祥熙曾被视为“中国首富”，有人相信孔氏夫妇积聚的财富多达近10亿美元。但1954年蒋介石谈及此话题时则说：“不错，他过去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本党的革命运动最初时期，也曾经得到他许多的帮助……说到他现在的财产，我想不会超过50万美元吧？”

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纽约去世，《纽约时报》评论道：“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至于他的能力，像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是一位精明的办事员，但不是一位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官商、皇商与政商

1944年9月7日，适逢孔祥熙65岁寿辰，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却很不客气地在国民参政会上，以参议员身份“炮轰”（傅氏率直敢言，人称傅大炮）孔祥熙的“四大恶”：

一曰法律规定官吏不能直接经营商业，但孔身为财政部长而办有祥记公司以及各种商号银行，难免有以政治权力通融个人生意的嫌疑。二曰孔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多用山西同乡掌握各要害部门，那央行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私人的结合？三曰孔名下的裕华实业银行在重庆低价大批买入政府出售的黄金，又以高价卖出，导致黑市金价高涨，美国借给中国支持抗战用的黄金，也有做私人发财之用的可能。四曰孔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曾秘密开会给中央银行职员私分市面上紧缺的“美元储蓄券”，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

孔祥熙虽一一答复辩解，但不能服众，“倒孔”声浪此起彼伏，最终连蒋介石也保不住他，暗示其辞职了事。两个多月后，孔不得不将执掌了11年的财政大印交出，自此在民国政坛的地位直线下降。

傅之“批孔”，处处直指其“亦政亦商”的要害，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官僚资本做大、权钱勾结横行。

孔祥熙出身晋商。从明清以来的历史上看，山西商人论家乡物产富庶不如江南（那时的煤炭远没有如今值钱），论敢闯敢干不如闽粤沿海（海商是亦盗亦商，以命换钱），却能引领风骚数百年，其地理上接近京师、心理上依附集权、生意上善用“政策”，或有很大关系。

明朝初年，地处西北的山陕商人（陕西与山西商人一度合称“西商”）迅速崛起，就是抓住了朝廷实施鼓励纳粮支边的“开中法”的良机，以粮食换盐引，在受到政府保护的食盐专卖制度下谋得财富榜一席之地。包括陕商、晋商和徽商在内的明清大盐商，大体可视为那个时代的“官商”，一旦政策改变或所依靠的政治权力失势，他们通常也会跟着垮台。

明末清初，一些在东北及张家口等地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为清军入关做后援，受新主封赏，被赐为“皇商”，得以出入大内。有清一代，晋商得以主宰中国北方市场，除了勤勉努力、恪守信用等长处外，清廷特准开辟中俄边贸口岸于漠北恰克图，也为早已控制南北商路的他们提供了别的商帮可望而不可即的机遇。

较近的例子是，庚子之变（1900年）后慈禧太后西逃途经山西，一路得到富商热情款待，捐输银两无数，“老佛爷”感动之余，回京后下旨：今后各省上缴朝廷的税款及巨额庚子赔款等，均交由山西票商办理。1906年，山西票号汇兑公款2000多万两银子，达到对公业务的最高峰。另据推算，这一年，全国共有约360家山西票号分号，公私汇款总额在8亿两上下。不能不说，是清朝政府信用的强势注入，促成了晋商最大也是最后的辉煌。

清朝败亡，传统晋商失去靠山，又因循守旧、不图创新，无法适应时势的变化。但孔祥熙、阎锡山两大山西“政商”的崛起，可谓另辟蹊径，接续了晋商与权力相依相生的传统（其实也是集权专制制度下中国商业的固有传统）。孔阎二人的功过是非，后人众说纷纭，但他们在山西，甚至在中国的现代政治和经济史上留下的特殊印记，谁也无法否认。

第四章
煤进商退百年潮

1907年，28岁的孔祥熙从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他主修矿物学，立志回国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以挽救贫穷的故土。此时，一位比他年长几个月的山西同乡正收拾行囊，踏上留学英国南威尔斯采矿大学的旅程。

后来，孔祥熙以贩卖洋煤油发家，政商道上快马轻骑，再也无暇投身矿业，而那位名叫白象锦的青年学成归来，把长达60年的大半辈子时光，都花在了为家乡挖煤上。

争矿驱“福”

白象锦生于太原以西黄河之滨的兴县一个皮匠家庭，因聪敏好学，18岁时中了秀才，随后受戊戌变法影响，萌生维新救国思想。1902年，他考入刚刚开设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科。山西大学堂是知名传教士英国人李提摩太倡议，并得到开明的山西巡抚岑春煊支持，以该省庚子赔款50万两银子兴办的。它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并称为国内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

1905年，正太铁路（河北正定—山西太原）修至山西阳泉，英国福公司根据早先与清廷签订的出让山西采矿权的密约，派人前来筹备开矿事宜。此事一经披露，震动三晋民间，白象锦及山西大学堂同学与太原数千名学生一起，包围山西商务局，大闹官绅与福公司代表宴会现场，引发“争矿运动”。

此举得到大批留日山西籍学生声援，影响波及全国，前后历经两年多，终以1907年福公司被迫撤走、清廷批准成立山西地方官商合办的保晋矿务公司而告结束。

说起英国福公司觊觎山西矿产的前因，不能不提一个德国人李希霍芬。从1868到1872年，这位近代有名的地理旅行家和地质学家得到上海西商会资助，七次深入中国内地，详细考察了包括山西在内的14个省区。在此期间，他正式确认了史书上有记载，但早已干涸的内陆大湖罗布泊的具体位置，并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来形容中国西部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

李希霍芬所到之处，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各地的矿产，尤其是煤矿的分布及开采价值。1870年，他到山西平定、太原等地考察，沿途所见煤藏之丰富，让他大感惊讶：“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之用。”他认为，山西煤田的面积约3万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很可能超过当时公认冠绝全球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煤田（约2万平方英里），而且“它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开采的难度小、成本低，能够大面积开采”。

来华之前，李希霍芬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做了五年地质勘察，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这一回，对山西煤田的描述多少有些夸张的考察报告发表后，又迅速在列强中引起轰动。1873年初，英国外交部次长出席国会辩论时即表示，没有理由怀疑李希霍芬对中国诸省煤藏量估计的正确性，并声称，“希望清政府迟早会了解，用外国资本开发其矿产，会给他们带来利益的”。

1897年，英商在北京设立福公司，以开采山西、河南的煤铁矿。在时任山西巡抚胡聘之的首肯下，他们与跑到山西挖煤的江苏籍买办刘鹗（即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及山西商务局签约。合约中名为“借款开矿”，但要求分享一半利润，且“银钱出入由洋董事经理”，实际上等于出资收购了平定、潞安等四个州县的采矿权。

第二年，清廷正式准许借外国款开采山西矿，与英国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地矿产章程》，福公司以200万两白银的代价，获得潞安府、泽州府、平定州、盂县、平阳府各矿的开采冶炼权，以及相关的修铁路、疏河港的特权。1900年庚子之乱后，福公司更请英国驻清使节发出外交照会：“不准他人开采，并土人所开各洞均须一律封闭。”

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山西民众积怨已久，在他们看来，福公司作风实在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保晋进“宝”

经历“争矿运动”，白象锦深切体会到矿产开发对中国、对山西未来的重要性，遂努力考取官费留学，负笈英伦，专攻矿业。1912年，白象锦毕业回国，先在母校山西大学任教，1918年，应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崔廷献（曾任山西省政府政务厅长）之邀，出任大同分公司副经理。

保晋矿务公司是“争矿运动”胜利后，山西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倡办，并经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立案，1907年4月正式成立的，首任总经理为渠本翘。渠氏出身祁县富商渠家，收回矿权过程中向各票号筹款白银150万两，厥功至伟，深孚众望。第二年，他又应清末票号改革家李宏龄之约，共同筹办新型股份制银行。

保晋公司属官商合办，山西省政府拨发20万两白银入股，但远远不敷使用。公司又与官方议定，在全省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每股白银5两，原计划筹集60万股300万两，但未能实现。此后7年间，共筹集股银192万两，其中本省174万两，以经营票号、商号的商人认购最多，如渠家属下三家票号即出资9000两，共认购股票1800股。

保晋矿务公司总部先设在太原，后迁至太原以东200余里的阳泉。它在阳泉开办了6个矿，在大同、平定等地筹建新矿，并陆续接收省内4家矿业公司，成为山西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

但是，保晋首任总经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地亩捐”（农业税），被山西官方截留，他不得不将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票号，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各矿沿用小煤窑开采方式，生产效率不高，连年亏本，渠本翘只有黯然辞职。

此后一直到1917年，保晋公司连换四五任总经理，并招徕人才，尝试改革，但经营管理依然混乱，地方税负又重，仅阳泉分公司每年上缴的矿区管理费，就折合2400多吨煤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16年，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延伸到绥远省，大同煤矿运输条件大为改善，保晋公司看到了业务重振的希望。正当盛年（39岁）的白象锦上任后，即到大同下属各矿区考察，决定先在忻州窑开凿竖井。这也是大同第一座近代化水平作业的采矿竖井，设计直径5米，日产煤炭千余吨，总投资约60万银元。

资金不足、设备有限是白象锦面临的主要难题。竖井开凿日期一拖再拖，开工后井打了一年多，天天往外排水，就是不见煤，大家对这位洋学生的能耐产生了怀疑。幸而白象锦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不懈。1925年，这座竖井终于建成正式投产，日产煤炭五六百吨，大部分远销外省，大同分公司经营开始赢利。同一年，白象锦接任保晋总公司协理兼大同分公司经理，他放手提拔人才，提高工程技术，并着手清理内部事务。

其实早在1922年，保晋总公司在积极改革的总经理崔廷献主持下，煤炭年产量已达22万多吨，并全部付清了英国福公司的矿权赎款。但因多年经营不善，积欠严重，仍有银行贷款120多万元迟迟未能偿还，成为业务发展一大包袱。

1930年，适值阎锡山中原大战倒蒋失败，山西省银行钞票随之贬值，白象锦抓住机会，几番腾挪，一次就把所欠银行贷款全部还清。稍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天津向其他银行借款20万银元，购买设备，修建连接忻州窑到大同口泉站（后来此处一度是全国最大货运火车站及最大煤炭运输编组站之一）的窄轨铁路，并与晋东煤业公司签订包销合同，保证了各矿区每月的生产开支。

1933年，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1935年，保晋总公司董事会决定，以大同分公司的盈余款额拨付股东利息，其他分公司的盈余则投入扩大再生产，保晋的业务更加蒸蒸日上。

晋矿“阎”办

以民间晋商资本为主的保晋矿务公司，经营日见起色，而中原大战受挫后力图东山再起的阎锡山，也把煤炭开采作为自己“造产救国”主张的重点来抓。

据时人回忆，阎锡山治晋前半期（1912~1937年），大同煤矿、阳泉煤矿、太原东西山煤矿等较大矿区，都已陆续采用新式机器采掘，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这些矿区大多由以阎为首的官僚资本（时称“公营”）控制，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

如1919年在大同成立的同宝煤矿公司，即由原来公营的裕晋煤矿公司与晋北镇守使（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分区司令）张树帜开办的义昌煤矿公司合并而成。新公司以矿区作为股金100万元，再引入北洋系高官梁士诒（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1921年受奉系拥戴出任国务总理）200万元股金，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1928年，阎锡山又在大同设立晋北矿务局，接办因故停业的公营山西军人煤矿，资本金150万元，由留日出身的梁上椿为局长，在天津、北平均设办事处，对外推销煤炭。

1934年7月，女作家冰心曾与郑振铎、顾颉刚、许地山等文艺界好友游览大同，应邀参观了晋北矿务局，留有如下描述：

“晋北矿务局是一所半洋式的房子，有办公处、图书室等设备。自招待室后窗，望见了后面山上的工人俱乐部，有些面目黧黑的工人，在门口坐立。晋北矿务局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廿一年末改组为公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矿区已开采者有煤峪及永定庄两处煤井，均用新法，掘成许多横贯的平洞，每间一百尺，即开一风洞。上下用吊车。矿中并有排水通风各种设备。”

根据冰心的了解，该矿“工人分日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头工资每日四角，工人最少者一角七分。矿中现共有工人3000余，每日产煤量本可有2000吨，近来因销路不佳，每日只开采六七百吨”。

大同煤矿产能充裕却“销路不佳”，主要原因是当时可通达外省的三条铁路中，只有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是本省自建自营，正太、平绥（北平—归绥，即呼和浩特）两路由国民政府铁道部掌握，运费偏高，大大限制了煤炭的输出。加上各煤矿各自经营、自行销售，外销力度不足。

阎锡山一边向铁道部交涉降低煤炭运费，正面说理加上侧面请托送礼，并发动舆论攻势；一边对省内各矿实行“分采合销”政策，先后在大同、阳泉组织“同煤总销处”和“晋煤总销处”。

1932年，阎锡山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委任亲信幕僚梁航标（本名梁巨川，因阎锡山号“百川”，梁为表示谦恭将名字也改了）为经理，梁上椿为副经理兼大同矿务局局长。阎要求他们将大同、阳泉的煤炭尽量外运，除向天津、上海等地推销外，一大部分是经塘沽出口运往日本。

虽然当时连接各矿的铁路车皮较少，运输困难，大同矿业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获利依然可观。公司曾在天津旧法租界斥资万元购置一栋大楼，又在旧英租界新建洋楼数处，公司经理及副经理每人一所。1934年，“二梁”意见分歧，不能合作，阎锡山调梁航标回太原担任其核心企业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上椿接任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太原相继沦陷，梁上椿即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职工全部解散，宣告停办。不久，梁出任伪职，沦为汉奸，晚节未保，此是后话。

世纪轮回

1937年9月13日，日军侵占大同。大同失陷前夕，白象锦见形势危急，为免矿产资敌，忍痛组织工人炸毁了亲手开凿的忻州窑坑口，又在掩埋锅炉、机器等全部设备及库存物资后，放火烧掉所有地面建筑物。10月30日，日军攻入阳泉，保晋总公司亦不复存在了。

报国无门，抗敌无力，58岁的白象锦唯有携带家眷南下武汉，又辗转到达成都，落脚于灌县（今都江堰市），在一家中学以教书为生。日军占领大同矿区后，急于掠夺煤炭，支持侵略战争，遂采取“以华制华”策略，让汉奸王揖唐出面写信，许以月薪2000银元，请白象锦回来主持矿务，遭到他严词拒绝。

据学者估计，日寇侵占山西期间，劫运煤炭达2000多万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掌山西，随即以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及西北实业公司名义，接管省内主要厂矿、铁路、银行等，原保晋总公司所属阳泉矿区，由阳泉矿务局接收，晋北矿务局则依旧经营。

到1948年，在山西全境，阎锡山辖区内煤产量近200万吨，共产党解放区的煤炭产量约为40余万吨，两者合计未到日占时期最高峰产量（620万吨，1943年）的一半。

1949年3月底，阎锡山仓促飞离遭解放军围困数月的太原，一去不复返。10个月后，即1950年1月，蛰居西南十余年的白象锦举家回到太原，在山西省工业厅当了一名工程师。

此际的山西煤炭业，已不是当年白象锦慷慨激昂呼吁“争矿”，或苦心经营重振保晋时的光景。三晋大地，千里煤海，成了中国重工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中央人民政府相继从外省市调动大批煤炭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前来支援，全省原煤产量从1950年的380万吨，猛增到1957年的2368万吨。

当然，也是从1957年起，山西煤矿成为清一色的“国字号”，大同矿务局和阳泉矿务局直属中央，地方国营煤矿增至120座（1952年为65座），而原来的1000多座私营小煤窑，则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经阎锡山“晋矿官办”及日寇侵吞后日渐式微的民资矿业，至此烟消云散。

年已古稀的白象锦仍在发挥余热，他四处实地考察，协助筹建了一批新煤矿，参与制订山西“一五”到“五五”计划期间的煤炭生产方案，又伏案写出《山西矿产资源考察意见》《山西矿山开发利用之设想》等著作。

历经三朝风雨、一生起伏无定的白象锦，总算是幸运的，他得享天年，于1971年6月以92岁高龄辞世，据说，临终前还手不释卷地翻译外国煤炭技术资料。此时，距李希霍芬惊呼“山西煤藏天下第一”，恰好是一个世纪。

又过了14个春秋，1985年6月，中国与罗马尼亚合作开发的霍县矿务局白龙煤矿开工建设，这是山西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工程。同年7月1日，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动工，后来很长时间里，它都是中国与外国合作开发的最大型煤矿。

这一年，是山西民众奋起驱逐英国福公司的“争矿运动”爆发80周年。

王梦龄：奠基山西实业

1950年，白象锦举家返回故乡之时，他早年在山西大学堂西斋的校友王梦龄，也从躲避战火的寄居地天津搬到了张家口，协助新中国重建经济。

在这位年届七旬的山西机电工程界老前辈的努力下，战争中破坏的大同平旺发电厂不久即告修复，依赖其电力供应的大同煤矿起死回生。

王梦龄与白象锦求学经历如出一辙：都是中了秀才后，又考入初建的山西大学堂，并同为官费留学生赴英国求学。1906年，王梦龄入读位于工业重镇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此时，正值英国由蒸汽时代向电气时代过渡，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即将到来，大开眼界的他决定兼修电学，1912年顺利取得机械和电学两个专业的毕业证书，获硕士学位。随后他留在当地一家电机厂当了三年练习生，以全面熟悉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流程。等他结束十年留英生涯，1914年携英国籍妻子（也是他大学同学）回到山西时，堪称是这个内陆省份难得一见的工业全才了。

当时阎锡山治晋不久，为巩固地盘，伺机扩张，十分重视军火工业和实业开发。阎本人留日出身，极为器重海归人才。1917年，他将王梦龄招至帐下，聘为山西陆军修械所技术员。后修械所改为军人工艺实习厂，分设三科，王梦龄担任一科科长及技正（技术主管），负责枪炮修理和制造，短短几年间就生产出手榴弹、山炮和冲锋枪。后者当年在国内既无图纸也无实物，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个枪栓，王梦龄亲自测绘、画图、研究工艺，终于督造出中国第一支冲锋枪。

1927年1月，阎锡山将军人工艺实习厂改为太原兵工厂，与火药厂一起，共有设备3800台、职工1.5万人。这家兵工厂从生产轻武器向生产重武器发展，其规模堪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阎锡山正是依靠强大的军火生产能力，才得以与冯玉祥的西北军、李宗仁的桂系及自命正统的蒋介石分庭抗礼。这一切，都与王梦龄十年尽职尽力的服务密不可分。但恰恰在那一年，王梦龄痛感阎锡山“凡事为私，多用私人”，看透其地方军阀的本质，决定辞职不干，与之分道扬镳。

早在归国之初，王梦龄一面担任山西大学教授，传授机械、电学知识，一面参与创办太原工业专门学校（太原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出任教务主任和实习工厂筹备主任。他在该校设立了机电、煤炭、建筑、染织、玻璃等专业，为山西近现代工业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任职军人工艺实习厂期间，太原电灯公司发电设备超负荷，经常导致全城停电，王梦龄出手相助，添购发电机，改善线路。自1924年起，太原再未发生过停电现象。

白象锦为保晋矿务公司殚精竭虑的时候，王梦龄也在为家乡近现代工业的崛起而奋斗。

离开兵工厂到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王梦龄先后应聘为山西、绥远两省数十家工厂的工程师或总工程师，帮助这些工厂由使用蒸汽动力提升到使用电力动力，山西民用工业自此走上近代化的轨道。1932年，他代表山西省出席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工程师大会。

1937年日军侵占太原前夕，王梦龄举家南下，辗转于武汉、广州、香港等地，最后避居于天津英租界内。因其名望甚高，日伪都曾试图重金邀其重新出山，他一家虽生活困窘，甚至要靠变卖衣服、书籍维持生计，却坚持不愿事敌。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也写信请其回山西工作，他连信都不回，说：我再也不会为他干事了。

1953年，王梦龄叶落归根回到山西，担任省工业厅总工程师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大跃进”期间，他公开批评蛮干瞎干，不讲科学的做法，让周围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1963年4月，82岁高龄的他因病辞世，临终对家人遗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第五章
商海风流一朝散

1912年9月19日，卸任刚半年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赴晋考察，与山西政商各界名流合影留念，孙中山左侧是时年未满三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右侧则是年过花甲的山西商会会长刘笃敬。

当时阎锡山意气风发，乃是冉冉升起的民国军政新星，连孙中山都当面表扬“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阎锡山字百川）。身为一介商人，刘笃敬能与日后的“山西王”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

群伦领袖

孙中山此行是以大总统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巡查各省，为实现其中国大地上“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蓝图做准备，而刘笃敬正是力主山西省内自建自营铁路的第一人。

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经清廷同意让俄、法等外资参与修建并负责管理，1903年2月正式动工，1907年10月竣工通车。但山西官方和民间都担心铁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运输成本负担会很重，让财力雄厚的晋商自行筹资修路的呼声，越来越高。

1905年10月，曾在京为官的刘笃敬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相当于官办商会会长），即开始筹备纵贯晋省南北的同蒲铁路（大同—蒲州）的具体事宜，并经朝廷批准成立了官办股份制企业同蒲铁路公司，刘成为其主要股东之一。1907年，刘笃敬亲自兼任同蒲铁路公司总办，督建了同蒲铁路太原至榆次段，尽管全长只有7.5公里，却为拉动此后100年山西经济发展的南北铁路“大动脉”，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刘笃敬还是山西煤老板们的“老祖宗”。1905年，他兴办山西省最早的机械采矿企业——太原阳曲王封山磺矿公司，生产军工原料硫黄之余，开采与之共生的煤炭。同一年，他与其他商人联手投资236万元大洋创办阳泉铁沟煤矿，后来发展为保晋公司平定矿务分公司，即如今中央直属国企阳泉矿务局的前身。1906年，他又在太原西山投资开办庆成煤窑，创建了专采地下煤层的竖井技术（俗称“筒子窑”），井深达42米。

刘笃敬之所以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源于山西民间爆发驱逐英国福公司的“争矿运动”。一向支持收回采矿权的他，临危受命，代表山西官方与福公司谈判，据理力争，毫不相让。1908年1月，“争矿运动”取得胜利，也是他作为代表与福公司方面签署了赎回矿权的协议。同年7月，山西巡抚宝芬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惟渠本翘、刘笃敬两绅于矿事始终维护，实系尤为出力……争回矿约，颇著勤劳”。

1911年，保晋矿务公司首任总经理富商渠本翘因经营不善辞职，刘笃敬接任，曾多方聘请专业人才，竭力维持业务，使公司经营稍有起色。1913年中华矿业联合会成立，刘笃敬被推举为副理事长。直到1916年，保晋公司因与北洋政府国务卿徐世昌、陕西督军陆建章控制的建昌公司发生矛盾，进一步陷入困境，年已68岁的刘笃敬才最终决定告老还乡。

自1905到1916年，作为后期晋商领袖，刘笃敬担任官方的山西商务局总办和民间的山西商会会长（1907年当选），执三晋工商界牛耳前后达11年，极力推动山西省近代实业发展，《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称赞其“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商会登台

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刘笃敬，出身晋商平阳帮（即晋南临汾商人）四大家族之一、号称“刘百万”的南高刘家。光绪元年（1875年），他参加太原乡试考中举人，入京任刑部主事（相当于公检法部门的厅级干部），直到1899年，前后当了20多年京官。

在此期间，刘笃敬结交同为刑部主事的晋南老乡杨深秀，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杨深秀慷慨赴义，成为“六君子”之一，年过五十的刘氏不惧受牵连的风险，亲到菜市口刑场为杨收尸，并护送回山西老家下葬。自此他无心回京做官，在家静观世事变化，等待复出时机。

早在中举人之前，因父亲去世，刚刚二十出头的刘笃敬即接管家业，此后大半辈子都是边做官边经商。1901年，刘笃敬结识了洋务派重臣、曾任山西巡抚八年（1891~1899年）的胡聘之，受其启发，走上实业救国的探索之路。此后三年间，他先到日本，又转赴欧美，长时间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工商经济情况。回国不多时，即应邀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

南高刘家财雄势大，1896年山西商务局成立之初，就派人以绅董身份参与筹备，刘笃敬既是声望很高的返乡京官，又熟悉商务运作，出洋考察后更眼界大开，出任实际上是行政官员的商务局总办，统领山西商界，自是理所当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廷下旨设立商部（三年后改为农工商部）以振兴商务，修订《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商人在大中城市乃至海外设立商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各省有据可查的总商会共34个，分商会616个。

民间的山西商会，即在光绪末年成立。当时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一带，仍是票号中心及富商大贾聚集之地，山西商会总部设在太谷城内，由祁太平帮绅士商人公推一人轮流担任会长，非资本丰厚及开办企业者不能担任。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后，商会总部才迁到省会太原。刘笃敬以晋南平阳帮的“弱势”背景得以选为会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据史料记载，山西总商会除会长外，还有总办、会办四人，董事若干人，以及文牍、书记二人，负责处理全省日常商务事宜，包括调查省内商情，定期向商部汇报，商情与政令的上传下达，以及向商部申请公司的设立、商标的登记、产品的免税措施和申请专利权等。

尽管清代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但大多数传统商人以长途贩运和票号经营为主业，很少投资近代工商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沿海兴起“洋务运动”，大办资本主义实业的近30年后，1892年，地处内陆的山西才拥有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太原火柴局，再过了6年，山西地方政府才又创办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

山西总商会成立后，以“振兴实业，奖励工商业投资”为宗旨的，大力扶持个体及民族工商业者。到辛亥革命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式企业陆续遍布山西全省，主要工业企业由原先的16家增至近百家。其中，就有刘笃敬参股并执掌的保晋矿务公司、他集资约20万银元兴办的太原电灯公司（山西第一家电力企业，1909年成立），还有阎锡山亲属控制的晋华纺织公司（1919年成立），以及一大批面粉厂、火柴厂和纺织厂。省内产业工人也由最初的数百人，激增到6万余人。

三朝风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大动荡中，山西商会同仁并未置身事外，除积极参与“争矿运动”外，1908年8月，包括不少商会人士在内的山西立宪派代表赴京请愿，催促清廷尽快推行宪政。请愿团征集了两万多人签名，他们到达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前往迎接，一时轰动京城。

入民国后，阎锡山治晋之时，曾多次到省内商会发表演讲，鼓励发展山西大商业。但他又以“投资公营实业”为名，支持自己的亲信和部属巧取豪夺，不断蚕食民营工商业的生存空间，山西各地商会的功能和活力反而大幅削弱。

据民国期间曾出任太原商会理事长（即会长）的钱庄商人徐瑞楚回忆，1930年前后，根据阎锡山政府的规定，太原商会改称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以商号或工厂为会员单位，下设至少26个同业公会，包括银钱业、纱布业、百货业、机器业、药材业等。理事长自然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或为有实力的资本家，或为他们相中的代理人。对内，应能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外，则特别注重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巧妙周旋的手腕。

徐瑞楚说，那些年工商联有两件最费周折的头等大事。一是应付政府要粮要款，因为差不多每年政府都会以各种名目向商界借钱，且通常只借不还；二是各种税务的交涉事宜。到了1946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商人最怕阎锡山征募“常备兵”，因为几乎所有符合年龄标准的“壮丁”都在劫难逃，要躲避一个兵役，至少需花500个袁大头（银元）。

面对要粮要款，工商联的办法是以同业公会为单位，按户数多寡及业务范围、盈利状况等，各自分摊，其间商户免不了为负担多少互相争吵，负责人只能设法摆平。至于苛捐杂税太多、商户不堪重负之时，工商联也要据理力争，请求减免。当然，商人逃避重税的办法，过去和现在一样，就是做假账，真账一本自己看，假账一本应付政府税务官员，对此，夹在中间的工商联也无可奈何。

但对各类政治势力渗透企业的企图，太原市工商联倒是态度很鲜明地予以拒绝。如阎锡山1936年成立的“自强救国同志会”，要求不论什么单位都要设立分支部，国民党太原市党部也打算进驻商会。工商联负责人说：“商人只知发财，以后你们想干点买卖，我们大力帮忙，你们的组织不要建了。”直到解放军压境、阎锡山败走山西之日，太原市工商联里都没有“同志会”和国民党的人。

据徐瑞楚忆述，民国时太原市工商联是个有钱的单位，每年各商号企业会员交纳的会费，除去开支尚有富余，一度坐拥房产200多间，银行存款达数万元大洋，各处持有股金几十万元，在太原电灯公司、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和山西省银行等企业，有不下数万元的股权投资。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阎锡山实行所谓“平民经济”，山西省及太原市私营工商实业，均被阎的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和“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属下机构取代，中小商号企业纷纷关门倒闭，规模较大的工商资本则争相向外地流走。根基既被掏空，旧太原市工商联的好日子至此走到了尽头。

“自愿”退场

1949年4月24日，阎锡山的五台县老乡徐向前率部攻克太原。受到战火波及，太原市面萧条，全城仅有700余户工商业者留人应付门面，不少同业公会名存实亡。同年11月，新中国成立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着手重整基层商业组织，以求尽快活跃经济。

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等一系列细致思想工作之后，到这一年年底，太原重新开门营业的商户（包括摊贩）超过6000户，同业公会也恢复至26家。

据致力研究山西地方商会历史的学者任步奎介绍，1951年4月22日，新的太原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全市工商界开展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截至7月中旬，全市工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1架，价款15亿元（旧人民币面值，1955年以1万兑1比率折换新人民币，下同），命名为“私营工业号”；商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2架，价款30亿元，命名为“私营商业号”。在此前后几个月，他们又捐出慰劳款两笔合计8200多万元，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全市同业公会再度筹集慰问金2175万元。

1956年1月，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太原市工商联下属各同业公会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行业小组”，据称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当时的政策方针是动员“可有可无的一般商业”尽可能向工业转化，特别是行商、批发商等不利于国营经济主导的商户，更是重点转业对象，一时间，商户纷纷“自愿申请工业化”。

太原全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后，政企合一的专业局和国营专业公司相继成立，以商号会员为主的各同业公会，成为一个空架子，遂于1957年下半年陆续解散。

想当年，刘笃敬再度出山执掌山西商务局和山西商会时，恐怕没有料到，经过半个世纪风吹雨打，这个曾经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机构，最终会落得如此结局。

甘苦谁知

1920年，73岁的刘笃敬病逝家中，其时传统晋商大势已去，而拥有多项实业投资的南高刘家，家业却仍然兴旺。直到抗战胜利前夕，这个历久不衰的大富之家毫无先兆地突然破产，旗下商号全部关闭，3000多亩土地悉数贱卖，原因至今成谜。有人猜测，遭逢乱世，前途未卜，刘家内部达成“有地不卖，终究是害”的一致共识，遂有意主动散尽家财，求得平安。

果真是世事难料，祸福相倚。据临汾市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赵骧所述，解放后地方政府给南高村（今属襄汾县）村民认定家庭成分时，刘家因财产散尽，定成了“破产地主”，而当年贱买甚至没有掏钱就占了刘家几十亩地的佃户们，反而被视为“地主分子”，受尽批斗之苦，简直悔不当初。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965年，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曾经富甲一方的南高刘家，自然成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象。“四清”工作队组织南高村群众召开诉苦大会，控诉刘家欺压剥削群众的恶行。一位被点名发言的妇女说，我小时家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爸妈只好提篮子去刘家借，每次去了，总没有空手回来过。话音未落，工作队立即制止了她的发言。

岂料接二连三发言的村民都声称，你们要我说实话还是说胡话？说实话就是，刘家出钱给我家老人送终，刘家给人看病抓药不要钱，或上刘家学堂不收学费，如此等等，诉苦会变成了感恩会。工作队尴尬万分，赶紧宣布散会了事。

今朝晋商何以重振

生于八年抗战最终胜利的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自幼即随服役于国民党军队的父辈从山西晋城老家到天津，未几大陆政权更迭，父母匆匆远走海峡对岸，他则留在从商津门的亲戚家里，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长大成人。

经过不堪回首的历次“运动”和“文革”浩劫，20世纪80年代，终以“自学成才，锐意改革，承包国企”而在企业界崭露头角，成为优秀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得到邓小平等历任领导人接见、表彰。90年代初更“工而优则仕”，官至天津河东区副区长和人大副主任，2004年退休后，旋即出任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并发起组建全国晋商联盟，力图重振昔日的“天下第一商帮”。

这就是张世伦的大半生，跌宕起伏，不乏传奇色彩。这位年近七旬却老而弥坚的新晋商“带头大哥”，如何看待晋商的昨天和今天呢？

问：提起山西企业家，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煤老板”，在你看来，究竟这二三十年新一代晋商的主流力量何在？

张世伦：山西“煤老板”名声在外，而且给人印象不太好，其实他们在山西民营企业中占比例不大，像我们天津山西商会600多家企业会员，真正的“煤老板”寥寥可数，所以他们并不能代表新晋商的主流。现在大家提得比较多的百度李彦宏、富士康郭台铭等，都是新一代晋商中的佼佼者，从事的又是新兴的互联网和电子科技产业，让人眼前一亮。但坦率说，做到类似规模和影响力的晋商还是偏少，我专门做过统计，近年来全国企业500强和民营企业500强里，山西企业能上榜的屈指可数，即使能上，大多也是资源型的国有企业。跟老一代晋商做长途贩运、做票号金融业登峰造极的辉煌相比，目前大多数晋商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散，单个企业实力较弱，除了采矿外，还真没有什么很鲜明的产业特色可言。

问：以你多年从政从商的实际体验来说，在新的晋商企业家身上，老一代晋商血脉，哪些得到传承？哪里又发生了断裂？

张世伦：早年我在工厂里搞技术出身，后来到区政府当领导，分管的是经济、金融、外贸、城建和房地产，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对老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只知道一个大概脉络，并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过，我自小在晋商家庭长大，养父母家里开了一家做水果生意的货栈，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算盘就打得飞快，后来私营商业改造的改造、合营的合营，很多东西不复存在了，但儿时的深刻印象，如商家诚信守诺、精打细算、善待员工等等，伴随终生。接手天津山西商会时，我花时间逐个走访了属下的100多家企业，老实说感觉非常失望，这些企业情况参差，普遍管理不善，跟我记忆中的晋商大不一样。前些年《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热播，让传统晋商头上有了很多光环，我觉得山西各地政府和企业花大力气宣传过去的光荣无可厚非，但这些年晋商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浙商、苏商、粤商等沿海商帮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和改变现状。

问：听说天津山西商会是国内各大民间商会里第一个主动建立中共党支部的，而这些年你与商会一起获得了从地方到中央授予的很多荣誉，你不担心别人议论你借此“捞政治资本”吗？

张世伦：我不仅在商会总部建立党支部，也要求属下会员企业都建立各自的党支部分部，这在全国民间商会里是绝无仅有的。有些商界同仁不理解，说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想法赚钱就行了，花力气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这想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最现实的问题是，严格来说，民间商会只是一个服务性机构，与会员企业之间联系相对松散，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商会和会员企业都成立党组织后，两级党支部之间就变成上下级的关系了，我说的话他们就得听，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从过去到现在，毋庸讳言，无论做什么，都要“讲政治”，作为商人和商业群体，就更是如此。不明白这一点，何谈重振晋商、再造辉煌？

鸣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特别感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研究员、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黄鉴晖教授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山西省太谷县孔祥熙故居、定襄县阎锡山故居给予的采访方便。部分内容曾参考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相关材料，《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吴刚、慧及人生版组编委于东辉也给予了慷慨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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