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变形记
粤商

谭洪安

广东新会人，现居北京，《中国经营报》主笔兼《慧及人生》副刊编辑。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主要关注方向为明清至中华民国社会经济史。有15年媒体从业经验，自2003年起加入《中国经营报》，历任地产及商业版记者、编辑，特稿部编辑，区域经济版主编，期间两获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2011年起，主持《中国经营报》商业史版，致力于近代以来地域商帮史、商会史及城市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与写作。

粤商：山高皇帝远 开放急先锋

华南对外贸易有千百年的历史，而近世粤商的勃兴，以十三行行商为开端。清代中前期广东行商盛极一时，孕育了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它也号称“天子南库”，与“皇商”身份的晋商一道，得到皇权庇护，各自垄断南北对外商业来往及厚利。

但广东濒临南海，粤人惯于出洋谋生，又最早遭受西方经济和武力入侵，见识过欧风美雨，粤商后来的发展逐渐走上与晋商不同的轨迹。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即以粤籍侨商为强大海外金主，发动反封建反皇权革命，入中华民国后，粤商与革命割据政权彼此的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是后来与山西一样，一度实行半独立的地方自治，广东经济上却仍采取借道港澳、面向两洋的对外开放姿态，有别于“阎老西”（阎锡山）的闭门造车。

粤商“山高皇帝远，闷头挣大钱”的心态，使得它们在近代以来中国历次主动或被动的中西政经交往中，总能走在最前列。但粤商也有其短板，因复杂的地缘和族群分野形成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帮商人，固然各有杰出的俊彦和骄人的业绩，但彼此的差异和竞争，使得粤商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大帮，与抱团对外、打遍天下的浙商相比，凸显出其各自为战的不足。

第一章
银钱堆满十三行

清道光二年（1822年）九月十八日亥时（晚上9时许），广州城西珠江边的十三行地区突然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众多中外商馆以及堆放了大量毛织品的仓库。

大火连续烧了两天，殃及上千房屋店铺，11家中国人办的洋行中，6家被焚，房屋货栈皆成灰烬，外商所办“夷馆”存放的货物也无一幸免，上至大班（即经理），下至职员，都不得不慌忙避走到停泊在珠江沿岸的商船上。

这是广东十三行成为清代中外贸易第一要地百余年来，有据可查的少数重大火灾之一。不过，它还不算最具毁灭性的一次。

公行初创

所谓“十三行”的起源，一说原是地名。据清初著名学者、广州番禺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东琼州府领十三州县，其各种货物均集中于广州城西珠江边推销，又称“十三行货”，清代外贸机构通称洋行，也聚集在这一带经营，时人遂将两者混称“十三洋行”。另一说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前后，到达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已发现该处由原籍广州（5家）、泉州（5家）、徽州（3家）的13家商号垄断经营。不管起源如何，清代广东十三行地区的洋行数目时多时少，少则几家，多则数十家，只是偶尔才正合13家之数。

清朝初年，即17世纪后半叶，为了封锁占据台湾作为反清基地的郑成功集团，清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商民船只不准下海贸易，外国商船亦“片帆不许入口”，甚至3次强迫沿海居民大规模内迁，使明朝以来繁盛的东南地区贸易口岸走向凋敝。

“海禁”期间，与吴三桂、耿精忠并称“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统治广东，他们利用特权，组织一批“王商”（王府商人），专事对外走私贸易。其他商人受“海禁”所阻，连近在咫尺的商贸中转点澳门都去不了，平南王府贸易总管沈上达却能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直通南洋各地做生意。据记载，这支船队往返一次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一年下来，能赚四五十万两。康熙十九年（1680年），尚之信叛乱失败，沈上达也遭抄家，清点财产近百万两，可谓富敌王侯。

尚之信死后，“王商”失去靠山，但依靠丰富的外贸经验仍拥有巨额财产。“王商”之外，当时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还有以两广总督作后台的“总督商人”，以广州将军（地位与两广总督相当，类似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员）作后台的“将军商人”，以及以广东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作后台的“抚院商人”。这些官商互不相让，争夺广州外贸的主导地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两年后，宣布再度开海贸易，分别在广州、厦门、定海（属宁波）、上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以此取代自唐朝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市舶制度，亦即变“朝贡贸易”体系为“商业行馆贸易”体系。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市舶制度之下，各国商人随贡使来到天朝大国，货物交由市舶司招商发卖（到明朝末年则由其下属中介性质的“牙行”负责买卖），而海关制度建立后，海关负管理职责，外贸机构即洋行与之完全分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去世的屈大均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地区早已是洋船云集的外贸要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马尔巴勒号”、“苏珊娜号”和“长桁号”三艘商船先后到达广州，并与清廷主管广州口岸的粤海关监督达成协议，获得登岸贸易的许可。英商随后在十三行地区正式开设商馆（中国人称为“夷馆”），作为对华活动的基地。商馆内由主席、司库和出入口货物主管等4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协调内部问题及与中国的海关官员、洋行商人打交道。

4年之后，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州洋行商人决定联合起来，建立公行组织，以改变本国外贸商人自相争斗，反让外国商人渔翁得利的局面。十月二十七日，十三行洋商举行隆重的仪式，歃血为盟，共同缔结13条行规，约定：对夷商贸易时共同议价，且不能一家独揽全船货物；除漆器、刺绣等一般手工业品外，丝织品、茶叶之类大宗货物普通商家不得任意经营；外地和外省商人来广州与夷商做生意时，亦须受公行节制，严防私贩和出售劣货。

行规中还规定，行商中对公行负担经费最多、责任最重者，可在对外贸易中占一全股，次之者占半股，其余则占1/4股。当时占一全股的头等行有5家，二等行5家，三等行6家，此后新加入公行组织者，需纳白银1000两作为会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这是带有对外贸易专营性质的十三行“公行制度”首次成型，它得到了清廷的许可和粤海关的正面支持。

行商源流

“公行制度”建立前后，广州口岸贸易繁盛，但粤海关征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以1721年为例，每艘外商来船需缴纳的“规礼”（相当于管理费）包括：通事（翻译）费白银250两，买办费150两，船只丈量费3250两（后减至2962两）。而货物的税率最初是3%，后增至4%，再增至6%。中外商人均对此不满，外国商船纷纷移师厦门进行贸易，十三行洋商也转回厦门另组公行，广州口岸一度萧条。如1716年有外商船只20艘到广州贸易，到了1725年，反而只有13艘外船前来了。

如前所述，十三行洋商中以徽州人、广州人尤其是闽人居多，如享有巨大声誉的十三行公行领袖怡和行伍秉鉴，即世居福建晋江安海，康熙初年祖辈才迁居广东南海落户，乾隆、嘉庆年间其父创立商行，取秉鉴乳名“亚浩”为商名，外国人称之为“浩官”。

又如另一公行领袖同文行（后改同孚行）潘振承，祖居福建漳州，他则生于泉州府同安县，长大后由闽入粤从商，曾到吕宋（菲律宾）和瑞典等地贩运丝茶，后开办同文行，即取“同安”之意，因本名潘启，外国人称之为“启官”。其他较知名的行商，如丽泉行潘长耀（商名“水官”）是潘振承的同安老乡（一说是亲戚），义成行叶上林（商名“仁官”），祖籍福建漳州诏安县。

洋商转战福建老家与外商交易，对清廷十分倚重的粤海关税收影响甚大。1723年，以严厉惩治贪赃舞弊及横征暴敛之官吏而闻名的雍正皇帝即位。他很快就勒令广东巡抚杨文乾整顿粤海关税务，将滥收滥征、需索无度的官员查出革除，将每艘商船的“规礼”额定为白银1950两，“船钞”、“货钞”及各式各样的海关官员明暗收入，一律报出归公。此招果然见效，各国商船随之又云集广东十三行了。

但是，“规礼”大幅削减后，口岸的再度繁盛未能带来地方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杨文乾只得决定按贸易总额再增加10%的附加税，名为“缴送”（类似今天的地税），这反过来又引发外商强烈抗议，并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如此种种中央与地方、洋行与外商之间就海关税费、官吏腐败、贸易垄断之间的纷争与博弈，几乎伴随了整个十三行100多年的外贸兴衰史。

雍正六年（1728年），广州、宁波分别设立商总，商总由各行商推荐，经海关监督批准，负责对外贸易、议定货价，还负责对外商进行管理，及时向官府通报其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如果外商犯禁，商总要负连带责任。商总制度设立，意味着广东十三行“公行制度”进一步完善。史料记载，同文行潘振承等4名行商，为广州首批商总。同一年，法国在十三行设立商馆，成为继英国之后在广州贸易额最大的国家。

18世纪50年代，即乾隆皇帝统治早期，有3次重大的外贸政策调整，对十三行行商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下令将本由通事缴纳的“船钞”及“规礼”银两，全部改由“官府选择的殷实富户承保”缴纳，广东十三行的“保商制度”开始形成。

1754年，清廷再将洋船税、贡银、各种手续费等，统一交行商负责，重申严禁非行商团体参与对外贸易。这一年的7月29日，两广总督召集广州各国商馆的大班开会，宣布了十三行“保商制度”：由十三行总揽一切对外贸易，向清廷承担洋船进出口课税的责任，外商一切日用品由洋行统一购买，外商违法，洋行要负连带责任。显而易见，“保商制度”兼具外交与商务双重性质。

为避开十三行垄断贸易及广东各级官吏无休止的勒索，部分英商“移市入浙”，试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主产区市场。此种趋势让清廷深感不安，认为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之乡，且物产丰富，不应让外国势力渗入。在要求浙海关提高税收加以遏制无效后（闽浙总督为了地方利益并未积极落实执行），1757年乾隆皇帝断然下旨，全国仅保留广东一地对外通商，史称“一口通商”。

潮起潮落

据史料记载，自乾隆元年（1736年）起，粤海关税收逐年增加，乾隆五年以前，不过白银25万两上下，乾隆六年增至29.6万两，第二年又增加到31万两。到了乾隆后期的1784年前，已增至60万两，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则陆续递增至100万-150万两。广州因此被誉为“天子南库”，其中十三行行商功不可没。

当然，十三行行商也从广州“一口通商”及垄断贸易的“公行制度”中获益，得以积累大量财富。当年流传下来的《岭南乐府•十三行》诗中曾描述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

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行商中的后起之秀，生活于乾隆中叶至道光年间（1769-1843年）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全盛时期（1834年）名下资产多达2600万元（本章的‘元’均指墨西哥银元，折合白银约1872万两）。而据学者估算，清代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朝廷每年全部财政收入也就一直在4000万两上下浮动。说伍氏富可敌国，绝非虚言。他不仅在国内拥有房地产和茶山、店铺、巨额现金，还越过重洋，投资美国的铁路、股票和保险业务，俨然成为世界级富豪。

继承潘振承同文行部分资产，于1815年开创同孚行的潘致祥，1820年去世时留下财产达1000万元（折合白银约720万两），他的儿子继续经营至1843年，累积的财富估计多达2000万元（约1400万两）。

但与行商巨大财富和声望不相符的是，自其兴起之日始，屡有欠债、破产、抄家、充军乃至绝望自杀的事件发生，只有少数行主得以全身而退，善始善终。

据台湾地方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陈国栋统计，自“一口通商”之后的1760年起到1843年行商制度废除为止，前后84年间，共有47家十三行行商营业，其中的37家在1771年至1839年间陆续停业，平均不到两年即有1家。在停业的行商中，5家为自然因素（行主退休或死亡），4家原因不详，有8家是经营能力不足或触犯官律被勒令停业，余下的20家竟都是资金周转不灵导致破产，超过总数的一半。

又有27家行商在上述统计时段之内（1760-1843）开业兼停业，它们平均各存在了12年，最短者只有1年。即使是维持到1843年的10家行商中，也仅有同孚行（潘氏）与怡和行（伍氏）经营状况不错，其余8家则捉襟见肘，尤以天宝行（梁氏）、广利行（卢氏）为甚，两家各欠外商白银100多万两，与破产无异了。可见行商经营艰辛，很难长时间维持，乃是普遍现象。

陈国栋认为，十三行行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易的茶叶、毛料等大宗货物，风险不大，获利很高，他们的日常开销、炫耀性消费及捐纳官衔的支出，也并非如外界印象中那般巨大，之所以艰难度日，官府巧立名目的沉重盘剥固然是一大因素，行商自身资本规模太小，而又贪求从事多种商品贸易，才是周转不灵、负债度日的本源。

行商铤而走险，实属迫不得已。他们筹备开业，申领执照时，已被各级官员盘剥一道，一般要花2万到6万两银子不等，开业以后，缴纳给政府的关税、捐输，替破产行商分摊偿还的“夷债”，维持运营设施和家族生计的费用，官吏继续榨取的款项，以及真正的货物周转所需（如订金等），无不一一用现银支付，而贸易所得利润，往往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账。这让大多数本钱有限的行商一开始就陷入负债经营的窘境。他们不能不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利用有限资金高速周转，抢购棉花、胡椒、檀香木、人参等进口商品，再转手出售，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喊出高价，买空卖空，以挪新掩旧。

同时，他们还以市场上借高利贷（利率有时高达40%），或者利用行商可代缴海关关税之便，以折扣价向中外商人预支现金（其代价就是多付20%-30%的税金）等手段，帮助自己渡过资金危机。凡此种种，无异饮鸩止渴，令大部分行商最终落得惨淡收场。

人去“行”空

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十七日深夜，十三行地区又发生一场大火。与34年前那次失火酿成的灾难不一样，这一回是痛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民众，在十三行被英军占领后，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英法美等国商馆。到第二天黄昏，整个地区除一栋房屋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不可一世的英军也被迫撤回到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军舰上，而十三行商馆自此结束了它的曲折历史。

其实，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内，已明确要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广东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百余年时光，至此戛然而止。

第二年夏天，广州成为五口通商中最先开放的口岸。不久，中英签订《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英方取得在华治外法权、租地建房永久居留等特权，广州民众为发泄受洋人欺凌的不满，已愤怒地焚烧过一次十三行的外国商馆。

同年，即1843年，在十三行行商中主理行务最久、地位最高、财力最为雄厚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以74岁高龄去世，为曾经辉煌的十三行画上了一个无言的句号。

“十三行”寻踪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编辑员梁嘉彬，写成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广东十三行考》。3年后，这本著作经增补修订后出版，迅即成为学界公认的十三行研究奠基之作，整整80年过去，相关主题研究之深度与水准，仍难有出其右者。

原籍广东番禺的梁嘉彬，家世极不寻常。他的太高祖梁经国、伯高祖梁纶枢，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先后为十三行之天宝行行商（商名“经官”）。高祖以下，进士辈出，历任中央及地方高官，可谓粤中名族。其举人出身、在京为官的祖父，更曾结交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

梁嘉彬与其胞兄梁方仲，早年受“五四”精神影响，北上求学，先后由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兄长梁方仲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毕生专攻中国经济史。梁嘉彬则于1932年自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在知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指导下，发表《广东十三行考》专题论文。之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在粤中及港澳遍访行商后人，搜寻各商家传、族谱，在1934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前夕，将论文扩写成书。

据梁嘉彬考证，尽管太高祖梁经国从商事迹见于家人的记述，但在正式留存的他及其子孙的“家传”中，与外商交易事，或只字不提，或被后人删削无遗。又如势力宏大如怡和行伍秉鉴，身后未及百年，其后人竟不详其事，连怡和行何年创办也不知道了。再如与潘同文、伍怡和并称行商佼佼者的卢广利，后裔返回广东新会原籍，难以查访，而《新会县志》未见为这一大商人写下片言只语。梁嘉彬不禁感叹，中国轻商风习之牢固，由此可见。

行商后人讳言往事，或与先辈营商多下场不佳有关。如曾任商总的逢源行（又名万和行）蔡世文（商号“文官”），经营凡30年，嘉庆元年（1796年）突然自杀，震动一时，商行亦面临破产。与蔡氏交情甚好的广利行卢观恒助其清偿债务，反受拖累，导致自身也欠债欠饷，信用渐失。加上十三行商馆故址遭大火焚毁，前尘往事更加难觅踪迹。梁嘉彬每每要参照外国学者的著作，如曾长期在清廷海关税务司任职的美国人马士（H.B.Morse，1855-1934）根据海内外档案资料编写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才将几近湮没的行商事迹，一一查证复原。

抗战爆发后，梁嘉彬放弃在日学业，毅然返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赴台湾继续教学研究工作，始终关注探索十三行课题，直至1995年病逝于台北。临终前，他致信内地晚辈同行，称“倘无贪污与腐败，坚信二十一世纪必为中华民族强盛之世纪”。

第二章
两洋风雨说侨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全长42公里的粤东北潮汕铁路（潮州—汕头）正式开工。在清朝末年席卷全国的修路热潮中，它是第一条全部由华侨投资兴建的铁路，发起者为祖居广东梅县的南洋归国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

第二年，年过花甲的广东新宁县（今台山）旅美商人陈宜禧，自西雅图返回珠三角西部的老家，倡议修筑全长120公里（一说104公里）的新宁铁路（新宁—新会），并于1906年破土动工。它是同期国内商办地方铁路中实际建成里程最长的。

百余年前，在以粤籍人士居多的海外侨商群体中，异国奋斗致富后回馈家乡建设，堪称“主旋律”，张氏兄弟与陈宜禧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粤人足迹遍天下

史料记载，广东商人移居海外现象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当时中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商人们自第一外贸大港广州乘船出发，前往东南亚和西亚各国，有些人常年留居当地，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但海外移民真正成气候，应自明朝中前期起，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们实施严厉“海禁”措施之余，允许广州作为“朝贡贸易”的唯一口岸，得享特殊政策的广东商人纷纷前往东南亚诸国及日本等地进行贸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商业移民。

如永乐三年（1405年）南海县商人梁道明赴爪哇国（今属印度尼西亚）做生意并定居，久而久之，声望渐隆，“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1407年9月，郑和首次下西洋归程经过爪哇以西的三佛齐国，发现那里多有来自广东及福建漳州、泉州者，他们的主要首领都是广东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取消“海禁”政策，实施“开海贸易”后，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150多年间，广州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出海贸易，与之同步的海外移民足迹从素称“南洋”的东南亚，扩展到“西洋”，即美英等西方国家。

18世纪中叶，清廷忙于在西北、西南地区用兵，东南海防较之前松弛。据时人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有数万广东人抵达马来西亚各邦经商。到了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1820-1830）之间，据学者估计，每年移居暹罗（今泰国）的广东人、福建人多达6,000到8,000人。1840年到1850年间，增至每年15,000人。光绪十年（1884年），暹罗的中国移民已有150万人，1891年时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也超过了9万人，大多为广东、福建两省人，其中不少为商人。

另据光绪二年（1876年）统计，移民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4万华人，几乎全是广东人，其中珠三角地区的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人占82%，香山（今中山和珠海）人占7.9%，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为商人。4年之后，美国记录在案的中国移民达10万人，仍以广东籍人士居多。

因此，在19世纪末之前，这些中国商业移民常被所在国居民称为“闽粤人”或“中国贾人”或“华商”，后来才与出卖苦力的华工们一起，统称为“华侨”或“华人”。

扬威海外政商界

19世纪早期“下南洋”的广东侨商中，以新加坡的佘有进和胡璇泽较为知名。

佘有进为汕头澄海人，1823年，18岁的他只身南下新加坡，由替一家华人商号管账做起，后从事港口运输致富，转向种植甘蔗、胡椒等赚得大钱，再开设“有进公司”，经营茶叶和棉织品生意，终成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富豪，跻身社会名流之列。咸丰元年（1851年），他被英国殖民当局委任为法庭常任陪审员，后升为高级陪审员，1870年被册封为太平局绅，协助殖民当局处理司法事务。新加坡有一条“有进街”，就是当地华侨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

1830年，番禺县黄埔村（今属广州海珠区）14岁的少年胡璇泽也来到了新加坡。他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黄埔公司”，专向英国军舰和各国商船出售面包、牛肉、蔬菜及各种生活用品。父亲去世后，胡璇泽独力支撑业务，忙碌之余，还苦学英、法、俄、日等多门外语，英语尤其熟练，这让他有机会结交英国的商人和军官，连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克伯尔上将，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个小名“亚基”的广东乡村少年，已摇身变为顶级华侨富商，黄埔公司也发展成新加坡著名的大企业之一。因斥巨资参与新加坡的航运业和铁路业建设，众人尊称胡璇泽为“黄埔先生”。

商业上成功的胡璇泽继而从政，先后被英国殖民当局委任为立法会议员和行政委员会委员，并在佘有进之后获册封为太平局绅。通晓多国语言的他从政生涯最辉煌的一页，是世界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人身兼三国驻外领事”：光绪三年（1877年）10月，清廷委任他为中国首任驻新加坡领事（也是清政府第一位驻外领事），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及明治天皇政府分别请他担任俄、日两国驻新领事。1880年3月，64岁的胡璇泽逝世，新加坡当局和中、俄、日三国驻新领事馆，都为他下半旗志哀。

同时代的广东侨商中，还有比佘胡二人在海外政商两界更加春风得意的吗？有。他就是移居夏威夷的广东香山人陈芳。陈芳出生于商人家庭，1849年24岁时从香港押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后决定留居当地。经十余年苦心经营后，他拥有了一艘专门往返于檀香山与香港之间的货船，财源滚滚而来。

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陈芳，深明商场成功之道在于搞好“官府公关”。当时夏威夷仍是王国制（直至1898年才并入美国版图），他便利用一切机会结交国王周围的贵族、社会名流和富商，并与一位贵族少女结为夫妇。与土著显贵家庭的联姻，帮助陈芳事业更上层楼。19世纪60年代，他将商业资本投入实业，兴建糖厂，收购农场，雇用劳工300人，种植甘蔗1200亩，成为夏威夷糖业巨子，家财超过百万美元。1874年，妻子朱丽亚的义弟入围新一任国王候选人，陈芳斥巨资举办盛大宴会为之拉票，帮助后者最终胜出，自己也一跃变身国王的“义姐夫”。

1879年，陈芳获委任为夏威夷王国枢密院顾问，是晋身该国贵族阶层的第一位华侨商人。第二年，清廷任命他为中国驻夏威夷华商董事会首任董事，在其豪华宅邸里升起了清朝的龙旗，又过了一年，华商董事会升格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56岁的陈芳当上第一任领事。

民营铁路开先河

晚年的陈芳游子思归，于1889年辞去领事职务，变卖夏威夷的大部分资产，携儿孙回国，在港澳继续投资经商，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世。就在这一年，广东商民集资修筑粤汉铁路（前期为外国银团借款筹建），接手家族生意的陈芳之子陈席儒、陈广儒兄弟积极出手支持，当上大股东，并在持续数年的路权争执中慷慨解囊，承担了数十万元的相关费用。

同一年的10月10日，经过两年紧张施工和几度波折的潮汕铁路举行通车典礼，正式交付运营，热心家乡建设的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得偿所愿。

原来，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张氏兄弟二人，早年远赴南洋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经商，发财后定居于菲律宾第二大岛棉兰老岛。经友人鼓动，于1903年初回广东家乡成立潮汕铁路公司，计划投资100万两银子筑路，张氏兄弟及另两位商人各出资25万两。为确保工程质量，张煜南通过时任铁路督办大臣的盛宣怀介绍，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同意，借用任职于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程师詹天佑（原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南海）负责勘察路线和制订施工方案。

经詹天佑率工程人员实地调查后，发现原预算投资不足，张氏兄弟决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增资募股，实收股本302万银元（清末银两与银元同时流通）。不久，港商林丽生又投资100万元，成为大股东之一和总司理（即总经理）。林氏股金实为日资，故工程让一家日本公司全部承包。结果施工期间日方与沿线村民爆发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提出“铁路归日本经办、由日本派兵保护”等无理要求，几经斡旋，才在中方赔款26000银元后宣告平息，史称“潮汕铁路案”。铁路通车数年后，那100万元日股在压力下不得不退出。

1906年动工的新宁铁路，修建过程同样一波三折，没少让年事渐高的陈宜禧费心神。咸丰九年（1859年），15岁的陈宜禧随同乡赴美国西部谋生，经过三十余年奋斗，至19世纪90年代，已成西雅图侨商领袖之一。因经商时兼做劳工经纪，与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哥伦比亚铁路公司有来往，萌生了在家乡兴建铁路的想法。

1905年，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等地华商，尤其是新宁（即台山）籍商人中集资约276万元，启动了修路工程。至1910年，工程出现资金短缺，他再度四处筹款，并向中国交通银行和外国银行共借贷12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直到1920年3月20日，这条铁路才得以全线竣工通车，前后耗时15载。

四大百货战上海

致富之后不忘造福乡里的广东侨商，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但若论其投资兴业对中国近现代商业史进程的影响力，不能不提赫赫有名的“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数位创始人。

先施的马应彪、永安的郭乐、大新的蔡昌及新新的李敏周，都是祖籍广东香山的海外归侨，19世纪后半叶，他们先后远赴澳大利亚雪梨（即悉尼）等地做水果及杂货生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到香港的马应彪与友人集资2.5万元，在港岛皇后大道创设先施百货并自任经理，这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实行“买卖不二价”及雇用女售货员等种种革新，均属先施当年首创。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马应彪将先施开到广州，稍后聘请在澳大利亚经营百货商店的香山同乡黄焕南回国为总司理，自此两人紧密合作。后来他们更集巨资共200万元（入股者多为华侨），在上海南京路闹市区自建5层钢筋水泥大厦，于1917年10月开办上海先施百货。这家百货新锐以“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为号召，不到数年间风头便完全盖过上海原有的数家外资大型百货商店。

郭乐创办永安百货的足迹如出一辙：1907年先在香港开业，羽翼丰满后，在悉尼华侨中集资200万港元，于1918年9月登陆上海滩，气势直逼老大哥先施。

几人中年纪较轻的蔡昌，其胞兄蔡兴是先施的合股人之一，自己也曾在先施拥有高薪厚职。但他不愿久居人下，遂说服兄长，二人合力在华侨中筹资400万港元，1912年在香港德辅道中开设大新百货公司，英文名“The Sun”，寓意如日之东升，蔡昌自任经理。1916年，大新进军广州，在珠江之滨兴建8层高的南方大厦，开办当时全城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并别出心裁地附设高级旅馆和顶层游乐园，一时顾客盈门。此后超过半个世纪里，南方大厦都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

大新百货一直以粤港两地为经营重心，直到1934年才进入上海。据说蔡昌几经考察，选定南京路与西藏路交界处地皮，集资600万元兴建10层大楼时，沪上商界大佬虞洽卿以其将危及宁波旅沪同乡会（虞任会长）大厦为由加以阻拦。蔡昌不得不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香山同乡吴铁城从中调停，并向租界当局陈述利害，才终获支持。上海大新开业后，盈利逐步超过粤港两家兄弟公司，在“四大百货”中亦呈后来居上之势。

“四大百货”中的小老弟新新百货，创办于1926年。据创始人李敏周之子多年后回忆，父亲自澳大利亚回国筹办新新之时，预算需300万元资本，照当日市场价，一个银元可买100只鸡蛋，大城市普通工薪阶层月收入约在20-30元之间，300万元着实是个庞大数目。

当时，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李煜堂（李敏周叔父）为首的省港财团，以及旅沪粤商财团均有入股意向，但共计也就投资200万元左右。李敏周除拿出自己的积蓄20万元外，毅然返回澳大利亚向华侨招股，最终筹得总股本320万元，新新得以顺利在上海开业。

新新百货以“推销中华国产”为营业宗旨，并向中国政府注册登记，从法律上说，是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而此前的先施、永安和大新，都是向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注册的。新新百货大楼博取先施与永安之所长，集百货、餐饮、旅游业于一身，尤以在大楼高层设置“玻璃电台”，请来知名歌星和主持人直播节目的前卫做法，让上海新潮男女为之疯魔。

终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国内局势并不太平，但中国私营经济仍在顽强地成长，直至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强行打断了这一进程，归国侨商的工商实业投资，自然也未能幸免。

1939年6月潮汕沦陷前夕，为免路产落入敌手，运营了33年、对粤东北及闽赣边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潮汕铁路被全部拆除。同年2月14日，新宁铁路公司正式结束并遣散员工，在此之前，国民政府下令拆毁该条铁路，以防刚侵占了广州的日军利用其继续向粤西推进。

唯一聊可安慰的是，张氏兄弟和陈宜禧早已相继去世，不必亲眼目睹自己的毕生心血遭此浩劫。八年抗战胜利后，虽然民间屡有复建原路的呼声，但内战又起，各方亦无暇兼顾。

上海四大百货在战火中饱受磨难，自不待言，几位创始人遭遇却不尽相同。除李敏周、黄焕南已于战前去世外，马应彪病逝于日寇占领下的香港，郭乐拒绝与侵略者合作，辗转远走美国，蔡昌则在租界内忍辱负重，熬至上海光复。之后受政局动荡、经济衰微拖累，四大百货始终未能恢复元气。

再之后发生的故事，并无太多出人意料之处。1951年，群龙无首的新新百货资金周转困难，率先结业。已举家定居香港并将业务重心一并转移的蔡昌，迟迟没有回到上海，1953年夏天在香港去世，不到半年，其上海大新改组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1956年，郭乐在美国逝世，上海永安改组为国营上海第十百货商店。

也正是在1956年1月，接手经营先施百货的黄焕南之子黄祖康，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代表资方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申请，获得批准，上海先施成了上海服装商店。

血色侨商

2010年，一部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为主题的片子《十月围城》，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8项大奖。片中同情革命、为孙中山保驾护航的香港富商李玉堂，其人物原型，就是曾参股上海新新百货并出任董事的清末民初广东知名实业家李煜堂。

据李煜堂的女婿、同盟会及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其回忆录《革命逸史》中所述，台山籍的李煜堂是回港经商的美洲归侨，曾创立广州电力公司等，又经营保险业，成立多家保险公司，分店遍布国内各口岸及南洋诸岛，人称“保险大王”，后加入同盟会，出资救助经费拮据的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前夕，他不顾风险以设在香港的商号作为革命同志联络据点，并一夜筹集80万元军费，于第二天火速送往广州。辛亥革命广州光复时，他一度出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司长。

淡出政坛后，李煜堂主要投资项目有广东银行、新新百货等。在经商的同时，仍十分关心时事，联络香港商人，支援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及北伐。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发动港商捐款接济中国军队，先后汇款不下200万元。1936年，李煜堂病逝，享年85岁。国民政府以“振兴实业，赞助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十六字予以褒扬。

众所周知，孙中山因反清革命活动不得不长期流寓海外，其主要斗争方式是在华侨中募集捐款，鼓动少数敢死队同志回国发动突袭式的起义。广东侨商与孙既有同乡之谊，又孤悬海外，十分渴望国家富强，自然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后盾。

如潮汕铁路的发起人南洋侨商张鸿南，曾捐出一笔巨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在其“大力相助带动下，南洋华侨由是踊跃输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特书“博爱”大字一幅题赠张鸿南，以表彰其义举。

再说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本身就是檀香山的大牧场主，有土地6,000英亩，牛、马、猪等牲畜数万头，雇工100多人。孙眉1894年加入兴中会，孙中山革命初期的一部分经费由孙眉负担，竭尽财力，以致倾家荡产。

孙中山的另一“贵人”海南文昌人宋耀如，早年赴古巴及美国波士顿等地学做生意，后回国从事实业，他不仅把赚来的大部分钱交给孙中山用于革命，还先后让三个美貌聪明的女儿都嫁给了革命分子。海南岛自明初起600余年间隶属广东管治，中国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宋氏家族，也应算是地道的广东侨商了。

第三章
南国“二陈”鏖战急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5日，一个上百人的“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抵达广州，受到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盛情款待。

这个几乎囊括了港澳工商各界翘楚的庞大团队，是应陈济棠及广东省政府之邀，参观当时刚刚竣工的广州重大市政工程——“横跨珠江第一桥”的海珠桥，以及正在举行的以陈列广东国货产品为主的“广州市展会”。

在来访贵宾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原广州商团团长及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陈廉伯。时隔9年，故地重游，且倍受礼遇，曾经纵横粤港商界的陈廉伯连称“被通缉离省几年的郁气一吐无余”。

这位年近五十的汇丰银行知名买办，自然有他感到得意的理由。

商团之乱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15日拂晓时分，在国民党人廖仲恺、蒋介石及苏俄顾问鲍罗廷等指挥下的黄埔军校学生，联合粤军、广州警卫部队及工农武装，击溃了大约13,000名广州商团团员的抵抗，把他们统统都缴了械。“广州商团事变”（国共官方均称之为“广州商团叛乱”）至此大致平息。

这次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广州商团向英资洋行购买的近万枪支（含40挺机关枪）和300万发子弹，于当年8月10日运抵广州市区码头即将卸货时，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奉孙中山大元帅府之命，率军舰将负责运载的英籍轮船扣留。陈廉伯为首的商团方面认为，枪械进口前已办妥手续，遂组织代表1,000多人两次到帅府请愿，要求发还军火。孙中山亲自出面解释，指该批枪械申报日期与实际不符，“显然是陈廉伯自己的私货”，拒绝了商团的交涉。商团随即发起广州商人罢市，并通电全省各县商团罢市响应。

据当时在大元帅府内政部及宣传局任职的人士回忆，“大元帅勃然大怒，檄调粤军回防，入驻市内，用资镇压”，并先后下令通缉陈廉伯及其副手南海商绅陈恭受。二人避走香港，遥控指挥商团武装，并借英国领事及停泊于珠江的英舰向孙政府施压，又暗中寻求驻粤滇军及陈炯明部队（时退守惠州与广州国民政府继续对抗）的武力支持。“扣械风潮”持续发酵两月，逐步演变成双方势同水火的局面。

到了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共五六千人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途中与商团军发生流血冲突，100余人被打死打伤。商团军又在商贸繁盛的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标语，还计划在10月14日下午集结攻占省政府、公安局及财政各机关。

这时候，已离开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的孙中山，在得悉苏俄方面援助的一批武器弹药及时运抵广州后，即授权时任广东省省长并留穗代行大元帅职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武力解决”。

于是，就发生了14日晚到15日清晨的那一场街垒激战。前述大元帅府人士忆述，因商团军居高临下，据险而守，攻击部队一度伤亡甚多，“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不得已以火油燃烧栅闸，又以小钢炮扫射高楼大厦”。据说动用了大约300箱煤油，引发大火，焚毁西关商铺及烧死商团支持者，西关商业区受到严重损坏。

事后统计，整个事变导致大小30多条街道被焚，1,000多家商户被抢，直接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临阵倒戈”参与攻击商团的滇军，派人挨家挨户收缴商团枪械，交不上来的罚款200元，趁机搜刮财物。革命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罪人”陈廉伯

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商团事变”在国共两党的官方定义中，都是一次“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叛乱”。商人视赚钱为第一要务，最怕社会动乱，以粤商历来之精明务实，又有鼎力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什么要铤而走险、以己之短、去与真正的“枪杆子”硬碰硬呢？

广州商团成立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起因是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市面治安不佳，殷实商人们只好抱团自卫，最初参加者300余人，“装备整齐，精神焕发，一切营勇（即官兵），均望尘莫及”。起初他们确是“在商言商”，不问政治，在中华民国初期广东发生的历次政局动荡中，均能保持中立。

陈廉伯出身于广东南海的商人世家，祖父陈启沅是南洋归侨，为中国早期民族工业有名的人物，父亲以丝业致富。他本人在香港受教育并加入英籍，16岁入英资汇丰银行广州沙面分行，因业绩出色升任买办。1905年起，他又兼任家族经营的昌栈丝庄司理（经理）。除丝业生意外，陈廉伯利用汇丰银行贷款，炒卖金银，还经营航业、矿业、纸业以及茶叶、土特产等，经商十年左右，获利达数百万元。

1915年，陈廉伯任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广东出口协会总理、广东总商会会长，后任广东丝绢公会、矿业公会、输出业协会等会长。他极力与中华民国早期走马灯般轮流管治广东的各路军政势力搞好关系，其位于广州西关的豪华西式公馆，设有供地方工商界头面人物聚会的俱乐部。

到了1922年6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的粤系军阀陈炯明派兵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时为非常大总统），逼孙避走永丰舰（后名中山舰）。次年1月，孙中山组滇粤桂联军击退陈炯明，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那时候共有13省军队（称“客军”）打着革命旗号云集广州及周边，除了滇粤桂及湘军真有实力外，其余队伍多则一两千人，少则三五百人。甚至有的只十来个人的“无兵司令”，纷纷前来投机。

广州是商业繁华之地，各路内地客军入粤，军纪松弛，搜刮民脂民膏，光天化日抢劫绑架之事，层出不穷。又因时常打仗，每逢部队开拔，闹市拉壮丁司空见惯。尽管国民政府三令五申要军队移居郊外，但实际上无力管束。商人乃至普通市民受此刺激，加上担任商团首领的陈廉伯利用舆论积极鼓吹，商团组织迅速扩大，至1924年初团员已达13000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僵。

历史学家李剑农在1942年印行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评论说，广州商团事变前后，广东一般商民“只觉得中山是利用客军争政权报陈炯明的仇，连累他们受苦……自大元帅府成立以来，已经不十分热心拥护，及到国民党改组，把容共联俄的政策明白表现出来，大家以为这就是赤祸来了……感情更加恶化了”。

按照他的分析，陈廉伯所倚重的港英殖民当局，对广东革命政府向来不怀好感，英俄两国更是死对头，孙中山联俄北伐，扫荡同样受英国支持的北方军阀，英方当然要力挺代理人陈廉伯出面“搅局”了。

只是众多广州商民，无辜卷入这场错综复杂的政争，生命财产受损不说，还背上“反革命叛乱”的骂名，至今无从洗刷。

“广州商团事变”平息后不过一个多月，孙中山即应驱逐了曹锟政府的冯玉祥之邀，匆匆抱病北上，未几便客死京城。此前在写给心腹信徒蒋介石的私信中，他透露心迹：“惟广东一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出路。”

这位革命伟人还不无懊悔地自称是“广东第一罪人”（因军阀以他之名蹂躏他的家乡），而痛斥陈廉伯是另一“罪人”，可见商团“叛乱”对其打击之大。

军阀从商

仓皇出走香港的陈廉伯后来曾声言：“被迫离开广州几年了，不是搭起欢迎牌楼，我誓不重返广州！”1933年初春，他得以“荣归”故里，全因此时治粤的陈济棠，在表面服从自诩继承孙中山正统的蒋氏南京政府的旗号下，实际仍是分庭抗礼，维持广东半独立局面。

据担任此次参观团团长的香港糖商总会会长、华商总会董事莫应溎（亦任职于英资太古洋行）回忆，受陈济棠之托发动港澳殷实商人回粤参观的，是在商界享有盛誉的省港大新公司总经理蔡昌。“南天王”不惜放低身段，礼遇港澳商界领袖，自有其如意算盘。在欢迎宴会上，他发表讲话称：“广东目前正在实施三年建设计划，欢迎港澳侨胞回国兴办实业，发展广东的经济。”

此时的港澳商人，正面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漫长萧条局面，急欲寻找新的资金出路和投资机会，陈济棠伸出的橄榄枝引起格外热烈的反应。资料显示，1933年全年，通过银行渠道进入广东的侨汇超过2.5亿元（本章的‘元’均指粤币），占同期全国侨汇总额近85%，私人钱庄的汇款更无法计数，而外贸金额近1.75亿元。到了1935年，全省侨汇及华侨投资增至5.5亿元。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后广东走在全国前列的那一波引进港澳及海外投资的热潮。

1932年秋，陈济棠颁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重点是推进以广州为中心的全省交通基建、工业实业及市政建设。其中，又以大规模的省营（即官营）工业投入最大。

据当时在广东省政府负责统计工作的人士回忆，“三年施政计划”并非陈济棠一时心血来潮，事先也曾指派专门人员做调查研究作为参考，实业投资标准须符合“发展生产、振兴土货、抵御洋货”的要求。当时打算建厂24家（后增至27家），额定资本9,981万元。到1936年陈济棠失势下台时，实际建成了糖厂、电厂、纸厂、纺织厂等12家，粗略估计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0万元，此后广东归政南京国民政府，就再也没有继续投资新建了。

另据当时任职广东省建设厅的罗明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南工学院院长）记述，由于建设计划周密，用人得当，各工厂纷纷依期建成投产，不到三年时间里，广东省建设厅每月工业资金收入从最初的5万元骤增至7,000万元，经济效益可以想见。

毁誉“南天王”

陈济棠想方设法搞建设，主要目的当然是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让虎视眈眈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1929年3月，他利用蒋介石突然扣留广东“一把手”李济深（也是陈的老上司）于南京的机会，掌握南粤军政，时年不满40岁。1931年初，他又借故挤走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同袍陈铭枢，实现大权独揽，直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反蒋失败去职赴港，主持粤政前后共8年。

陈济棠麾下拥有陆海空三军，极盛之时达15万人之多，光是每月军费开支就从起初的180万元，增加到420万元。他派得力亲信整顿财政，全省税收从1932年初的500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800万元，但仅靠地方财政“挖潜”多出这点钱，显然无法维持。

在“三年施政计划”出台前，陈济棠最看重的工业项目，是广州西村士敏土厂（即水泥厂）。广州原有一家老旧的士敏土(即水泥)厂，乃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建。1928年前后，粤汉铁路铺设工程需要大量水泥，原厂产能落后不敷应用，广东省政府决定筹建新厂。适逢陈济棠上台，新厂建设加快了步伐。

陈济棠虽是一介武夫，却很有经济眼光和头脑，也十分重视引进“海归”人才。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美各国大量生产设备闲置，纷纷寻找买家低价脱手，他得有识之士指点，让厂方多次从丹麦一家公司进口当时堪称现代化的设备，建成日产能660吨的华南最大规模水泥厂，以广州附近的英德县石灰石为原料，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水泥，投放市场后广受赞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资金成了更多广东省省营实业企业的启动资金。

陈济棠又听从岭南大学农业专家冯锐的建议，利用广东亚热带气候适宜种植甘蔗的特点，投资500万美元（折合粤币1,500万元），建设六大糖厂，日产糖700吨，酒精15,000升。这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甘蔗糖厂。

在糖厂建设期间，陈济棠指示手下的缉私舰从香港太古洋行购买数以万吨计的洋糖走私运回，换上本地包装到市场上出售，时人戏称“无烟糖”（即糖厂尚未生火开工即已有糖出产）。因香港糖价比广州便宜约一半，通过海关正常进口内地的关税又相当重，“公家走私”所获利润极为可观，解决了一部分实业投资所需的资金。

陈济棠借助高关税避免了洋糖进口倾销，又在其势力范围内出台一系列打压民营资本进入糖业产运销的政策，如规定“民营糖厂资本额不得超过5万元，每日出糖量不得超过3吨”，“省内糖价由官办的推销处统一确定”等等严厉的行政手段，保证了官营资本对此的垄断。

“南天王”陈济棠的“三年施政计划”，与同一时期“山西王”阎锡山提出的“造产救国”十年建设计划，基本思路与所获业绩极为相似。

另据时人回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6年5月在广东发行第一次有奖公债500万元，指定为兴办本省工厂，又于同年8月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1,000万元，指定为开发黄埔商港用，结果全部用于支给北伐军费。1932年底，陈济棠指示广东省政府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将该两笔款项发还，以便经营工业及开发黄埔商港，政府婉言拒绝，理由是等到“府库稍裕，再行办理”，最后不了了之。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革命终生的孙中山深感愧对广东父老，而历来为正统官方舆论所诟病的地方军阀如陈济棠之辈，治粤八年，令广东经济进步明显，社会大体安定，物价基本稳定，无论其初衷如何，都不能不让后人感叹。

劫波渡尽

1944年底，陈廉伯携家眷乘船离港时，遭美机轰炸落水身亡。尽管他拥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东侨商创办）监理、香港东华医院总理及保良局绅士等显赫身份，但因与占领香港的日军采取合作态度，晚节有亏，外界的普遍反应是“死不足惜”。

　10年之后，64岁的陈济棠在台湾去世。抗战期间，他曾复出担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及农林部长等职，因此获得台湾国民党当局厚葬，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仪式。

陈济棠治粤政绩重要标志之一的海珠桥，1949年10月遭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局部炸毁，修复后使用至今。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接见从美国回来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时为大学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让其意外的话：“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邓还手书鲁迅名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联，赠给陈树柏。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习仲勋，结束了其“文革”后复出主政南粤的两年半时光，回到中央。正是那短短的30个月里，因邓小平的积极支持和习仲勋的强力推动，闭关自守30年的中国内地，在当年“二陈”（陈廉伯与陈济棠）落难时避居的香港对面一个小渔村，再次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土生粤商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廉伯的祖父陈启沅从越南携旧轮船机器一套归国，在家乡南海西樵加以改造后，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而承接这项改造的陈淡浦、陈濂川父子，借此得以提升技术，于1876年成立陈联泰机器厂，这是广东省近代机器工业的发端。

20世纪初，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陆续出现一批机器厂，如顺德德祥机器厂、广州均和安机器厂等，都与陈联泰厂有“血缘”关系，以生产缫丝机和小轮船为主。

真正推动广东近代民族资本实业全方位发展的，当数顺德龙江人薛广森。薛早年赴港打工，30岁时（1895年）回顺德，先后经营管理数家缫丝厂和机器厂，积累一定资金后，于辛亥革命爆发当年（1911年）与均和安机器厂技工陈沛霖、陈拔廷等人合股1.2万银元，在广州芳村开办协同和米机，第二年改为协同和机器厂。

他们借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油船停泊广州港口之机，观摩当时世界上最新发明的新式内燃柴油机，几经“偷师”后，于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成功仿造出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从此以柴油机生产为主营方向。至1922年，经过招股扩厂，协同和从最初的技工学徒三五人、旧机床二三台，发展成为股东100多人，资本28万银元，工人150人，机床30多台的可观规模。30年代又设香港分厂，产品远销东南亚，成为广东最大的机器厂。

1918年，薛广森与从事航运的顺德同乡梁墨缘合作，集资10万银元，成立粤海公司，专营内河航运。因率先采用柴油机动力的“电船”，远较同行的蒸汽机船优胜，航线遍及粤桂两省，很快成为华南民营内河航运企业中的佼佼者，也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升级换代。

从1911年到1927年之间，薛广森利用民初广东大量进口外地稻米，碾磨市场需求大的良机，先后在顺德、南海、中山、广州等地集资经营10家“成”字号米机，号称“十大成”，并借此介入粮食买卖市场，获利甚丰。

1929年，薛广森集资20万银元，接办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1889年投产）——南海盐步纸厂，几经努力，得以扭亏为盈。

薛广森兴办实业四十余年，涉足多个重要行业，且所办企业全部为合股集资方式，没有一家是独资经营的，又每每能取得经营上的成功，作为土生土长的粤商代表，其胸襟和见识可谓非凡。

可惜的是，像中国很多民族企业家一样，晚年的薛广森未能躲过日寇侵华之劫。“十大成”米机、协同和机器厂及粤海航运公司，均在战火中被毁或被掠夺，幸存下来的也生意惨淡，他本人则在逃难途中遭盗匪抢劫，财物尽失。但薛广森多次拒绝日伪组织利用其在粤省工商界的声望，请其“出来做事”的企图，长期隐匿乡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直至1943年因病到广州求医时不治去世，享年78岁。

第四章
粤港纵横红“私商”

2000年10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纪念大会正在举行。77岁的霍英东端坐主席台上，他是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唯一一位非内地人士。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这位香港富豪在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走私神秘发迹”的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而他本人对那段颇具争议的经历，几乎从来不曾公开谈论。

英雄莫问出处，但谜底总有一天要揭开。

发“战争财”

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郊的番禺县。1923年5月，他出生在寄居香港海边的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家境贫寒，地位低人一等。更不幸的是，他7岁时父亲病亡，两个哥哥也因台风翻船遇难，母亲只好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上岸另谋生计。

幸好他母亲虽然不通文墨，却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接受教育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霍英东也很争气，考上了颇负盛名的皇仁书院（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孙中山早年曾在此就读）。但还差一年高中毕业时，日寇攻占香港，18岁的他被迫中断学业，靠打各种杂工为生，再一次品尝生活的酸苦。

霍英东人生中第一次大冒险，是1948年底与人合伙远赴南海东沙群岛捞一种可以做胃药的植物“海人草”。当年他不过25岁，带着招募来的近200名工人在岛上熬过了6个月，不仅要顶着酷热，还随时面临缺粮、缺油、缺淡水的折磨，且每天要潜入海底与死神周旋。因为后方的合伙人失信私吞收入，霍英东辛苦半年分文未得。

但东沙岛的艰苦历练，不仅让霍英东熟练掌握航海技术，也让他更加敢于冒险，组织调度能力大大提高。从物质上说，尽管没赚到钱，他却拥有了一条长20米的大船，名为“东兴一号”，后来朝鲜战争期间他从事海上运输，全靠这条绰号“黑猫”的大船起家。“黑猫”身经百战，装运“禁运”物资前往澳门和深圳蛇口数百次，直到1952年底被港英当局的缉私船撞沉。

1950年6月，美国介入朝鲜战争，鼓动各国开始实施对华禁运石油等战略物资，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随即对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面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声言“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即所谓“绝对禁运”。1951年5月，美国促使联合国通过“禁运案”决议，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一同加入，港英当局因此连续颁布多项落实禁运的法令，小到“容量四加仑（英制1加仑约4.5升）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均须申领出入口许可证。

从东沙归来后的霍英东平日帮母亲打理驳运船的小生意，还开了一家小型修船厂，可他不甘平淡，时刻留意有没有新的发财机会。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随即控制石油产品销售，中国内地许多紧缺的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涨，霍英东得知澳门（时为中立地区）许多公司大量收购汽油、煤油和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与几个朋友合伙，用风帆船装运柴油到澳门，第一次就赚了几百港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100港元左右），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霍英东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主要货主之一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共秘密设立的贸易机构，受执掌广东党军政大权的叶剑英直接指挥。在澳门华人领袖何贤（澳门回归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马万祺等协助下，南光公司正在想方设法高价收购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那时候，霍英东所做的一切，还远谈不上爱国热情驱使，完全是出于一个商人的本能，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命运。

三年甘苦

1951年春节前夕，因为合伙人之一的风帆船船主，把大家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赌博输光了，霍英东决定自立门户，组建船队。此时，他已拥有了自己的船，跟各大贸易行都建立了联系，运输货物也从柴油扩展到药品、麻包、五金、轮胎、橡胶、铁皮等，不愁没有生意。他还把运输目的地，从澳门转到了中共直接控制下的深圳一个小渔村——蛇口。

这一次，霍英东与中共在港企业华润公司和华南企业公司（简称华企）打上了交道，它们同样负有打破港英当局“禁运”，向内地输送紧缺物资的秘密使命。因为与澳门南光公司合作时建立的良好关系，霍英东很快成为华润和华企最可靠的承运商之一，当年不少中方办事人员，即使与霍素未谋面，也都听过他的大名。

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的霍英东，动员亲友出钱出力加入了自己的船队。他曾利用美英军队在港低价拍卖二战剩余物资之机，收购了一些旧船，在自营的修船厂内改装，加大马力和航速。以前风帆船从香港到澳门要走一天，改装后的机动船时速达到10海里，澳门和蛇口，都是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他的旗舰“黑猫”（排水量100吨）甚至装了三台发动机，时速高达20海里。

据与霍英东一同从事海上运输的亲友回忆，他的船队有各类大中船只15艘左右，总吨位超过1,000吨，还有十多只供接驳摆渡用的小艇。相比之下，1950年6月新中国收回九龙海关的20艘舰艇，总吨位只比霍家的船队略多，航速大致相等，由此可见后者规模之可观。

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不到30岁的霍英东坐镇香港，指挥他的船队及200多名员工不分昼夜地往内地抢运各种“禁运”物资，每天都至少有三到五艘船在海路上穿梭。精明的霍英东用钱疏通了港英当局的警署、工商署和海关，对最难对付的英国海军巡逻舰，他的船队有时在深夜里用“捉迷藏”方式躲过巡查，有时则满载“违禁”货物大白天大摇大摆从英舰旁边驶过。霍英东说“这叫胆博胆”，即比谁更大胆，因为傲慢的英国海军不会相信，有人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走私”。

抗美援朝期间，霍英东船队运回内地的最大宗货物是黑铁皮，铁皮很重，当时又没有什么装卸机器，全靠人背肩扛。这些铁皮是用来做汽油桶的，那时候国内铁皮奇缺，又买不到大量空桶，如果不能尽快进口铁皮，即使有汽油也无法及时运到朝鲜前线，这成了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据说有一次，霍英东船队在几个星期内就抢运了数千吨黑铁皮回来。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两三年间霍英东究竟将多少物资运回内地，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而成百上千次地穿过封锁线，用霍英东的话说是“成功率99%”。最大的一次失利，是1952年11月20日，“黑猫”号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时，遭遇港英水警武力追捕，在奋力突围过程中被撞沉，两名船员落水遇难。这在当年的香港，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红”运当头

不少人相信，霍英东是靠朝鲜战争时“走私发达”的，他冒险所得的运输报酬，平均约占货物总值的两成（视不同货物比例不一），毛利确实不低，但利润一部分要分给入股的诸多股东及支付工人工资，还有近一半要用来“打点”港英政府各个“缉私”部门。他自己主要的收入靠船租，3年下来，粗略估算大约是100多万港元，并未暴富，只能说掘得了第一桶金。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之一是，每天只睡3个小时，体重一度只有40多公斤。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不久，霍英东几乎倾其所有资本，并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港元，以280万港元价格购买香港富豪利氏家族名下一栋大厦，开始进军房地产业。稍后更首创“买楼花”，即拿着规划图纸就卖房子，自此走上真正的致富之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成为香港巨富。

霍英东后来感叹说，有时他“卖楼花”一天所赚的钱，就超过了朝鲜战争三年海上运输的全部收入。他还曾出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1961年，他又与早年皇仁书院的校友何鸿燊合作，进军澳门博彩业，当上了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

但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突破“禁运”支援新中国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后40年间，一直对其在港地产及其他业务发展进行打压，甚至不惜动用舆论攻击其个人声誉，以动摇客户信心。港英政府亦从未给霍英东颁授爵位和任何一枚勋章，以霍氏在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实力及地位，这一做法实属罕见。20世纪70年代，备受压力的霍英东不得不逐渐淡出企业界，转而投身体育事业，中国得以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他出力尤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主管统战工作的廖承志公开表示：“我为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他也是最早鼓励霍英东回内地投资，支持内地改革开放的中共领导人之一。

早在1979年2月，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致信国务院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希望尽快促成霍英东投资广州旅游业一事。4年后，即1983年2月，坐落于广州珠江之滨沙面岛（原英法租界）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家由霍英东斥资5,000万美元与广东省合作兴建的五星级酒店，是改革开放后吸引境外资本的第一批“样板工程”之一，比宁波帮船王包玉刚投资、邓小平亲自题写店名并出席开业典礼的北京兆龙饭店，还早上两年问世。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祖国第二天，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前东方船王董浩云之子董建华，亲手给霍英东颁授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奖“大紫荆勋章”，这位“红色私商”40多年来遭港英政府歧视的闷气，至此一扫而光了。

粤人迁港记

1947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内地大批工厂企业南迁至香港，时称“工业南逃”。据当年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远东经济评论》转引港英政府的统计数据，1947年国内各地迁港工厂约有50多家，而1948年第一季度新登记的260家工厂中，至少六成以上是国内“逃”来的。该刊还估计，截至1948年5月，内地“逃港”工业资金多达两亿港元以上。

在这些迁港工厂中，来自华南工业重镇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为数不少。如香港《华侨日报》报道：“广州工业逃港也极汹涌，近来橡胶、针织、火柴、织布、五金、化学工业、化妆品等纷纷迁往香港，截至现在可知之数约达百家左右。”只是粤港两地向来经贸关系密切，资金流动频繁，且广州的工厂规模相对较小，远不如同期南迁的上海和天津等地一些著名毛纺织企业引起的震动之大。

当年的工业迁港，大多并非把原有设备大批拆迁搬运南下，而是将国内资金抽调到港，另起炉灶，或将前期海外订购的设备转运到港，再投资设厂。至于迁港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说，是国共内战愈演愈烈，政治和经济危机互相交织，企业难有稳定的经营环境和市场预期。从具体的方面说，则是南京国民政府严格的出入口管制、物价高涨导致购买力急剧下降以及税负太重等。

广州一带企业，更面临江浙财团为主体的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进出口贸易渠道的严峻局面，很多工厂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1948年底，广州全市工业企业能够全部开工的不足三成，半开半停的超过半数，近15%是全部停工。如此窘迫情况下，工厂迁港寻找新的出路，也在情理之中。

广东工业集中“逃港”，这并不是第一次。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广州等地后，粤商掀起一波迁港潮，规模宏大，很多成了香港各行各业的新骨干。如广州一带的织造厂纷纷迁港营业，使香港织造厂迅速增至数百家，1939年纺织产品出口总额达3200多万港元，为当时最大宗出口货物。不少广东企业，如大华铁工厂、捷和钢铁制造厂、协同和机器厂等，撑起了香港机器制造业的一片天，其他迁港工厂也往往是各行各业中之佼佼者。这一“盛况”，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才戛然而止。

再往前追溯，早自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大批华南殷商富户为躲避历次战乱陆续移居香港，买地开店经营谋利。随着香港日益成为东方转口贸易枢纽，内地与西洋、南洋的货物人员来往频繁，南北行、金山庄、银钱业等民间商贸业相继兴起，且多为广东的潮州、广府和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商人控制，他们也成了早期港商的中坚力量。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中，所收录入册的粤籍人士（包括粤籍华侨）占总数九成以上，其中不乏知名的大商人。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且与外界隔绝，再也无商可迁，但广东人流入香港的势头却并未完全终止。1962年初，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广东省面临饥荒压力，下放到农村的一批青壮年和农民，趁边境管制放松之机，越境到了香港。

其中有一位叫陈仲文的政府基层干部，原来是1949年后主动北上广州参加工作的香港爱国青年，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心灰意冷，决定抓住机会返回父母身边。他很快成了在香港研究广东的哈佛学者傅高义的得力助手。而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曾宪梓，也在此时赴港，后来他在港创办了“金利来”领带品牌，并成为改革开放早期回国投资的首批成功港商之一。

1976年-1978年期间，内地政局再度发生波动，严格的控制出现松动之际，广东沿海出现“偷渡潮”，又一批渴望追求更好生活的年轻人，冒着种种风险，争相踏上那个日益富裕的小岛。

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打工后经商，积聚了可观财富，得以衣锦还乡。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新港商”大都不愿公开谈论自己当初经历的苦涩与艰辛。

“番鬼”看老广

1963年夏天，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美国年轻学者，远渡重洋，抵达香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是一河之隔的广东，以及更广阔而神秘的中国内地。但那个非常年代里，极少有西方人能够“越雷池半步”，更何况是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美帝”一分子呢？

在此之前，他花了3年时间在哈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他留在香港长达一年，大量阅读当时能见到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等几份广东主要报纸及其他中文资料，并尽可能多地接触不时由各种渠道移居香港的广东人，尝试以这个近在咫尺的南方省份为标本，深入理解与西方世界隔绝十余年的东方大国内部的风云变幻。

1969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在美国出版，很快就被视为“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前后用了6年写作该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此际已是享负盛名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心主任则是他的老师，西方近现代中国学的领军人物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尽量不带偏见地向西方读者揭示共产党执政之下中国的真实境况，是傅高义“隔岸观火”研究广东的本意。对中国内地读者来说，他却无意之中留下了从另一视角审视那20年复杂历史的珍贵记录，还有对中国必须变革的精确预言。

傅高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以至于那20年中，人民生活的基本变化不是来自于经济上的变化，而是来自政治组织的变化。他由此断言：“最后，经济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回到不满意的生活状态。政治复兴主义(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暂时的，因为缺少经济、政治的基础来支持它。”

10年之后，中国果然重新选择了发展经济的道路，而广东则成了经济改革的开路先锋。

其实，上述研究成果问世仅仅两年，曾是傅高义哈佛同事的基辛格即受命秘密访问中国，掀开了中美关系乃至当代世界政治全新的一页。

在首次近距离观察广东的10年之后，1973年，得益于中美关系逐步解冻，傅高义第一次踏上了他通过报刊和采访所熟悉的那片土地，尽管他仍未能得到实地考察的许可。而自1979年起，他每年都访问广东，并在此后大约10年时间里，得到当地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和协助，走遍了包括3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汕头)在内的全省所有14个地区和地级市，以及100个县中的70多个，参观国营厂矿、商业、农场乃至集体、个体企业。1989年夏天，他的第二本中国研究专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问世。

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81-1985)的阿瑟•休默评论说：“(本书)将会长期成为了解中国改革的重要文献。”而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中国通”鲍大可(著有《中国西部四十年》)则盛赞道：“这本书是划时代的巨著，它描述了邓小平时代所迈出的冒险的一步。”

有趣的是，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有一位在广州和港澳地区长期生活的美国人亨特，也写了两本书——《旧中国杂记》和《广州“番鬼”录》(“番鬼”是早年广东人对西方人的蔑称)，记录他40年在华岁月的所见所闻。曾是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合伙人的亨特，在书中多有对鸦片战争爆发前广东商民日常经济活动的描述，对盛极一时的十三行行商，亦有第一手的观察记载。

作为广州当年少数几位通晓中国话的外国侨民和商人，亨特还通过行商领袖伍秉鉴，把在马来西亚进修中文时结识的同学四川人袁德辉，介绍给赴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充当译员，林则徐等人与英国女王之间外交交涉的来往信件，皆由他和袁二人联手翻译。据亨特回忆，鸦片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林则徐甚至曾专门派下属向他了解英军战舰的火力配备和结构性能。

与学者傅高义严谨细致的学术研究相比，亨特的两本书更多是稍显凌乱的个人观感和回忆，但仍不失为难得的原始资料，可供后世中国人，尤其是对广东近代商业和社会历史感兴趣者参考。

2013年初，傅高义皇皇60余万言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译本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他对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主调的“邓小平时代”的精细记录与深入剖析，正是奠基于当年对变革躁动最先潜藏与萌发的广东的近距离观察。

傅高义曾回忆说，40年后再翻阅1969年写的那本书时，“惊讶于自己竟能对广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古语云“旁观者清”，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章
独树一帜潮州帮

1997年10月，一部名为《我来自潮州》的25集连续剧在香港亚洲电视台首播。该剧以中华民国中期至大陆政权易手后为时代背景，讲述几位广东潮州青年自家乡赴香港谋生，几经磨难，终于商场得意，成为巨富的传奇故事。

对时任亚洲电视主席的丽新集团大老板林百欣发家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此剧正是这位年过八十的潮州富商一生的传奇写照。

不到两年后，另一位说话时始终带着浓重潮州口音的香港大亨，以984亿港元（折合127亿美元）身家，一跃登上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亚洲首富之位。他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李嘉诚。

香港，确实是见证百余年来潮州帮创造商业奇迹的重要舞台，但远远不是唯一的舞台。

从上海到曼谷

咸丰十年（1860年），因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隶属潮州府澄海县的渔港汕头，被迫成为对外开放商埠。这一年，林百欣的潮州府潮阳县（现为汕头管辖）同乡郭子彬在老家出生。

汕头开埠后，海路交通比之前方便许多，历来喜欢“闹海”的潮州人，大批出外谋生经商，日渐繁华的上海是他们心目中的大码头之一。当年潮州人在上海主要与福建人合作经营糖业，设立许多著名商号，他们还一度垄断了鸦片买卖。19世纪70年代，少年郭子彬只身来到了上海滩，进了一家烟土（鸦片）行当学徒。因办事得力又懂一些英语，帮洋行推销鸦片赚取不少佣金。后来，他索性自立门户，挣的钱也一天比一天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再度宣布“禁烟”，鸦片进口大减。而辛亥革命成功后，禁烟运动更在全国展开，潮商遂转而大举投资钱庄业。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起的近20年间，潮商在上海经营的钱庄多达30余家，实力仅次于宁波帮和绍兴帮。他们还掌控上海的典当和押当业，全盛时期所开铺号占据全行业的80%以上。郭子彬亦顺应时势，斥资白银11.8万两，成为上海鸿信等4家钱庄的大股东，同时兴办4家面粉厂和1家织布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爆发后，欧洲各国自顾不暇，棉纱、棉布输入中国的数额锐减，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得到发展良机。郭子彬与表弟郑培之合作，先后投入巨资在上海创办颇具规模的鸿裕纱厂（资本白银150万两）和鸿章纺织染厂（启动资本10万两，后陆续增资共160万两），聘用外国技师，引入先进设备，产品畅销国内各大商埠及东南亚各国。孙中山曾为鸿裕纱厂手书“衣被群生”的牌匾，郭子彬自此一洗“鸦片商”恶名，跻身近代上海著名实业家之列。

直到1932年去世前，郭氏经营棉纺织业近20年。在此期间，众多潮商也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纷纷在上海创办棉纺厂、染织厂、面粉厂、抽纱厂、印花手帕厂和以生产潮汕传统食品为主的食品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实力日益壮大的潮州商人，与广府商人共同组成粤商阵营，与江浙商人及势力日渐消退的徽商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于上海滩。

1927年，当晚年的郭子彬仍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之际，17岁的少年陈弼臣背起行囊，离开了潮阳老家。不过，他此行并非北上，而是南下，投奔远在泰国曼谷打工的父亲。陈弼臣早年生在曼谷，5岁时才被父亲送回潮阳读书识字。跟许多家境不佳的海外潮州人一样，再次回到曼谷的陈弼臣干过不少收入低微的工作，一步步向上奋斗。1935年，在朋友资助下，他开办了一家从事五金木材买卖的亚洲贸易公司，并逐步扩张生意，涉足食品、药物及大米外销业务，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广泛的商业关系网。

1944年12月，陈弼臣与其他10位泰国商人一起，筹资20万美元，创立盘谷银行。到了1952年，更因其优秀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声望，获推举为盘谷银行董事长。面对朝鲜战争后低迷的市场环境，陈弼臣意识到政府支持的重要性，果断邀请泰国财政部次长出任盘谷银行会长，财政部亦因此投入巨资持有六成股权，银行变为官商合营。作为回报，盘谷银行获得了泰国政府金融相关业务的代理权，社会及行业地位迅速提高。

在陈弼臣带领下，盘谷银行率先走出泰国，先后于香港（1954年）、东京（1955年）、新加坡（1957年）、吉隆坡（1959年）、大阪（1970年）等亚洲主要城市设立分行，而泰国实力数一数二的农民银行，直至1975年才首次设立海外分行。

正是依靠陈氏的苦心经营，盘谷银行创立的最初20年里，保持平均每年20%的资产增长率，最终在泰国十多家内外资银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规模最大的银行（近年来居泰国第二位及东南亚第五位），他也荣升泰国首富。

兄弟同心

早在少年陈弼臣重返曼谷之前的五六十年里，泰国（当时称暹罗）的潮商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已居于当地华商的前列。他们涉足航运、出入口贸易和金融等多个行业，出了很多知名商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实力雄厚的潮州商帮，公认是暹罗华侨五属（潮、闽、琼、广府、客家）商帮之首，当时暹罗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八大行”（八大华侨企业），老板全都是潮商。

潮州人扎堆泰国并得以在商业上大显身手，远因与18世纪中后期（清乾隆年间）潮州人郑信依靠武力和权谋统一暹罗全国，建立强大王朝有关，至今泰国仍设有“郑王节”以纪念他的伟业。近因则是汕头开埠后，华南与泰国之间的第一条定期海运班轮，就是从汕头港始发的，潮州人由此得以大批南渡。

再往前追溯，敢于冒险犯难似乎是潮州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明朝中叶，潮州商人尚未成“帮”之时，他们更多的是以“亦盗亦商”的海寇身份出现，与福建的漳州、泉州同道一起，构成东南沿海海寇商人的主力。他们多以闽粤交界的南澳岛为据点，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甚至与明朝军队武力对抗。

而早年“刀口上舔血”的海寇生涯，让人更容易理解为何潮商与闽商都以喜欢抱团打拼闻名。出身潮州府揭阳县的郑氏四兄弟，数十年如一日通力合作，打造百年老店“捷和制造”的往事，至今都是后进潮商的精神楷模。

捷和原是19世纪末揭阳县城一家打铁作坊，老板姓郑，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因承接当时社会上急需的证章、号码牌、童子军用品等而生意兴隆，可惜创始人猝然逝世，遗下家业由4个年纪尚轻的儿子继承。二十出头的长子郑植之，深感小小县城难以施展，遂于1922年赴泰国从师学习打造金器首饰的技能，3年后学成归来，再经数年积累准备后，与三弟郑翼之一起到省城广州设厂。

恰好此时“南天王”广东军阀陈济棠扩编粤军，需用大批装备，郑植之通过陈济棠高级幕僚中的潮州同乡牵线，承接了钢盔、防毒面具、军用水壶等巨额订单。在当时工业实力薄弱的广州，能生产这类产品的工厂甚少，“捷和制造”一炮打响。不到三四年间，该厂规模迅速扩充，工人多至300余人，跻身广州有名的工厂之列。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下台后，捷和很快转产铸铜、轧铁，以填补军需品订单剧减的空白。

“七七事变”发生前夕，对时局甚为敏感的郑植之担心战事迟早会波及华南，经与众兄弟商量，决定将所获利润转移投资香港，增加新设备，并恢复生产战时急需的军用品和兵工器材。全盛时期的1941年，四兄弟合力经营的香港捷和制造厂已拥有3处厂房，雇用数千名员工，订单额常在千万元以上，成为当时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厂。同年年底，日寇攻占香港，郑氏兄弟被迫弃厂逃回内地，辗转千里，先后到广西柳州和贵州独山设法建厂复工，坚持生产电话铜线等紧缺战略物资，期间困苦一言难尽。

抗战胜利后，捷和迁回广州和香港，因内战频仍，广州工厂业务难见起色，反而是香港战后大举重建，捷和抓住机会取得订单，获利不小。战时香港海域有不少沉没舰船，陆地上遗留大量炮弹，郑氏兄弟征得港府许可，打捞沉船废铁，轧制钢筋，搜集弹壳旧铜，制作金属用品。因此之故，在不少战后长大的香港人印象中，捷和是“靠拆船起家的”。

据时人回忆，郑氏四兄弟都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大哥植之擅长交际，信息灵通，二弟则耀勤勉稳重，善于守业，三弟、四弟则聪敏好学，精通技术。赴港发展后，四兄弟各主管一厂业务，平时只领工资，从不随便动用公款，且彼此长期和睦，未有过因业务方向、财产分配乃至个人品行而闹分歧等一般家族企业常见的不利传闻。

后来，捷和制造厂发展为捷和集团，除工业制造业外，还相继从事地产及投资等行业，现在仍是香港实业界令人尊敬的企业之一。

“他”来自潮州

1997年12月，正当《我来自潮州》一剧及其改编自流行名曲《爱拼才会赢》的主题歌，成为香港人街谈巷议的热点时，人称“林伯”的林百欣，却在入境台湾时被捕，罪名是涉嫌曾向台北县地政局官员行贿。

83岁高龄的他被扣押在台超过一年，后交纳创纪录的4,000万元新台币才获保释。此案轰动港台两地，也为他的传奇人生添上了最苦涩的一笔。2005年初林氏病逝，案件方告了结。

巧合的是，数年之后，他的另一位潮阳老乡黄光裕因涉嫌内幕交易、单位行贿等罪名被内地警方逮捕。这位曾经的中国内地首富，时年不满40岁，早年同样有着异常艰苦的创业打拼经历。

当然，近年来依然活跃的海内外潮州籍商人，并不总是给人们留下“负面新闻”。

已被奉为华人商业之神的李嘉诚且不必说，泰国首富陈弼臣（1988年去世）长子陈有庆，二战后自泰国回香港发展，创立亚洲金融集团，并积极参与内地事务，曾连任第七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次子陈有汉则接掌盘谷银行，1994年又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富三代”陈智深。

还有一位香港地产商罗康瑞，也出自香港潮商家族。他的祖父晚清时期已在泰国谋生，父亲罗鹰石（比林百欣年长1岁）儿时赴泰生活，25岁（1938年）才回到香港，白手兴家，一手创办蜚声香港地产界的鹰君集团。

罗康瑞因成功开发著名的“上海新天地”而在内地声名大噪。如今流连于那片古老而又时尚的街区的年轻人们，又有谁会想到，这位创意大胆的生意人也来自潮州呢？

潮州帮与潮汕文化

明清以来风生水起的粤商，堪称“帮内有帮”，主要由广府帮、潮州帮和客家帮组成。广府帮大体上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各县商人，也包括长期定居广州一带的外来商人，如清代十三行行商，就多有原籍福建、徽州及浙江等地者。潮州帮是指籍贯为潮州府、说潮州话的海阳（今潮安）、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澄海、普宁、丰顺等县商人，故又称潮州八邑商人。客家帮则指聚居于粤东北嘉应州（今梅县）及惠州府、潮州府并操客家话的商人。

在粤商三帮中，潮州帮成型相对较晚，经历早期的“海寇”阶段之后，大约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新开海贸易时，才渐见端倪。史料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潮州八邑商人修造红头船（以区别于江浙及福建等地商船），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福建、宁波、上海，直抵山东和天津沿岸，只需大约50天；秋冬之际，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经珠江口、雷州半岛、海南岛到达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国，东洋的琉球、日本诸国也多见其足迹。

清末民初知名文人徐珂（曾参与康梁“公车上书”，后当过袁世凯幕僚）编过一本《清稗类钞》，专门辑录清代掌故逸闻，其中对各大商帮故事多有记载点评。他认为“潮人善经商”，通常年少时便只身出洋，先受雇打工，一有机会即谋独立，“再越数年，几无一不作海外巨商矣”。他最赞赏潮州人的商业冒险精神，因为他们一旦发现有利可图之机，就会全力投资，失败了从头再来，成功了获利丰厚，所以在商场上往往气势逼人。

自1860年汕头开埠以来，潮州人更多地接触外来文化与外界事物，加上潮籍海外侨商众多，影响所及，他们自然比身处内陆的人眼界更开阔，心思更活络，网络更广泛，甚至一些生活习惯也更西化，商业上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了。

广州大学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赵春晨曾总结过，潮州人心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凝聚力强，且务实精明。尤其是移居世界各地的潮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十分注重“五缘”，即亲缘、地缘、业缘、神缘和物缘，宗亲会、同乡会、同业公会等社团组织数量众多，表现活跃。

但与同样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府及江浙人相比，潮州人思想与文化心态中的乡里、宗族观念，对祖先和鬼神的崇拜、小生产者意识等，一直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虽经百年社会经济变迁，少有更新，与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不相协调，这是近现代潮汕文化的主要弱点。受此拖累，有些潮州商人又给外界以目光短浅、“精过了头”、容易自满、喜赶潮流、嫉贤妒能、同行相欺、重商轻工、迷信鬼神等不佳印象，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第六章
百年莞商嬗变记

1990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许，广东东莞旗峰公园北侧的山谷里，突然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它不仅警示着一场死伤惨重的灾难正在发生，也宣告了一个延续了400多年的古老行业，即将从这个新近崛起的制造业之城彻底消失。

发生爆炸的地方，是东莞烟花爆竹二厂，而东莞号称广东烟花爆竹业的一大重镇。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那场灾难和那个曾经辉煌的行业，已逐渐被东莞人遗忘，一起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还有老一代莞商翘楚、“爆竹大王”陈兰芳。

香江大淘金

史料记载，至少在420多年前的明朝后期，东莞已经出现烟花爆竹作坊，到清朝中叶，该行业在东莞进入鼎盛期。据《东莞烟花爆竹志》的粗略统计，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当地烟花爆竹出口额为100余万两白银，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东莞年产烟花爆竹20余万箱，总值达700万港元，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非等各大洲。

就在东莞烟花爆竹业兴盛之际，1885年，陈兰芳在东莞万江河边一个叫水角坊的小村子里呱呱落地，家里人未必会想到，这个娃娃的一生将与爆竹结下不解之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也像国内各地一样，兵连祸结，局势动荡。不少东莞人争相前往百余里之外、逐渐兴旺起来的香港谋生。经营轮船和保险公司的周永泰家族，做酱油生意的王仲明，14岁辍学从商的芝麻加工厂主方树泉等早期有名的莞商，都在此时赴港，开创了自己的事业。20岁出头的莞城万益爆竹庄伙计陈兰芳，也是这批雄心勃勃赴港淘金者中的一员。

1908年，在香港九龙旺角经营广万隆爆竹行的叶兰泉因年事已高，欲将生意全盘转让，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的陈兰芳抓住了难得的机遇，成为最终接盘者。经过数年苦心经营，广万隆爆竹行很快成为全香港烟花爆竹市场的垄断者，1916年经港英当局批准，该行更名为广万隆公司。

在此前后，广万隆的烟花爆竹走出香港，远销北美、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及东南亚市场。由于产品供不应求，1920年前后，陈兰芳在香港九龙城码头角北帝街开设一家新工厂，雇工超过1,000人，成为香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工厂。

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陈兰芳并未忘记故乡东莞。他派长子陈均回乡，在万江开办广怡昌爆竹庄，广接外商订单，次子陈明则去了澳门，开设广兴泰、广兴隆、祯祥公司三家工厂。鼎盛时期，广万隆旗下一家爆竹厂的男女雇工总数就达4,000多人，依附该公司业务的上下游从业人员，更是数以万计。

1929年中秋之夜，经港英政府许可，陈兰芳在香港太白酒家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烟火表演，观者如潮，轰动全港，“爆竹大王”的名号就此确立。以至于目前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53年6月举行加冕大典时，都重金聘请陈兰芳旗下公司前往伦敦燃放烟花，并现场演出“貂蝉拜月”、“三英战吕布”等烟花戏，博得各国观礼者热烈喝彩。

两代“火枪手”

与清末民初大多数离家创业的杰出莞商一样，致富之后的陈兰芳并没有固守烟花爆竹业不放，他选择了多样化的投资经营方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内河轮船运输业日渐发达，陈兰芳见机即拨巨资购置汽轮，经营往来于澳门、中山石岐等地的客货运业务。陈还热心公益事业，在香港九龙以个人名义创办义学，专收东莞籍失学儿童。他曾担任香港东华三院社团总理、保良局绅董、乐善堂董事、华商总会经理等诸多社会职务。

作为老一代莞商佼佼者，陈兰芳身上几乎汇集了同时代东莞籍商人普遍具有的创业印记和精神特质。但就总体实力和影响而言，老莞商不如南粤诸多商业流派，如同属广府帮的佛山、南海、顺德和新会商人表现那么抢眼，更遑论与自成一家的潮州帮、客家帮分庭抗礼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再度开放之后，东莞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承接港台加工制造业辐射和转移的桥头堡，传统莞商的相对弱势，才发生彻底的改观。

经济环境和城市地位的迅速变化，让昔日以农为本的东莞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商业人才。从事房地产主业、借足球和篮球俱乐部投资声名大噪的宏远集团创始人陈林，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龙泉系掌门人张佛恩，以及“家具大王”郭山辉等，堪称新一代莞商的中坚。而个人创富经历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2012年当选世界莞商会会长的东莞三正集团董事长莫浩棠。

生于火红的大跃进年代的莫浩棠，行伍出身，年轻时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春季），与前辈陈兰芳一样，都是跟“火药”打交道的。

据说，莫浩棠18岁那年，他父亲出任东莞县（1985年设市）县委副书记，为一方父母官，而他则选择去当兵上战场。不管是当日还是后来很长时间里，周围的人都怀疑这毛头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但提到那段战火中的经历，素来冷静的莫浩棠都会显得异常兴奋。“上战场的时候，我什么准备都没做，跟着部队就走，”他说，“战友问你连信都不留一封？我说我怕啥，我爸妈有4个儿子，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

在中越边境服役数年后，1981年，23岁的莫浩棠转赴军校任教，成为所在军校500多名教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一年之后，因为犯了较严重的胃病，莫浩棠无奈提前转业，回到家乡东莞桥头镇。

桥头镇位于东莞县东北部，因经济水平极为落后，人称县里的“西伯利亚”。本来，以莫浩棠的从军履历及“官二代”背景，复员回来进县城当个机关干部一点问题没有，但他却从桥头镇镇委办公室副主任做起，一直当到桥头镇镇委书记，前后9年，兢兢业业。那9年里，桥头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9.6倍，财政收入增长了6.3倍，莫书记功不可没。

就在人们以为风华正茂的他会在官场上更进一步时，1993年，莫浩棠做出了人生中第三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职下海经商。

迈步从头越

翻开近30年来中国企业家风云榜，军人出身后来又跳出体制外者大有人在，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华远的任志强以及万达的王健林等等。论全国性的名气，莫浩棠不如上述大佬们响亮，但在东莞商界，他算得上说一不二的人物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东莞，逐渐从数十年的沉寂中走出来，成为大量港澳台及其他外企投资的热土，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外来商人、企业管理人员及打工者涌入这个新兴的城市。按近年统计，东莞常住人口超过800万，其中户籍人口仅约200万。

莫浩棠从中嗅到了商机。1993年，莫浩棠下海后的第一宗投资，是开发桥头镇莲湖度假村。当年，整个东莞的现代酒店业，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他要在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开出一条新路。

“为了做生意，我把妻子多年的积蓄也‘挪用’了，一份合同要磨上几天几夜，从没正点吃过饭、按时睡过觉。”对于创业的艰辛，莫浩棠记忆犹新。莲湖度假村开业运营两年后，收益不错，莫浩棠顺势成立广东三正集团，全面进军东莞的酒店业，先后兴建塘厦镇和樟木头镇两家三正半山酒店，成为东莞民营酒店业的先锋。

尽管起步行业不同，莫浩棠也和“爆竹大王”陈兰芳一样，希望实现多元化投资。1997年，三正集团涉足房地产业，两年内在东莞顺利开发了3个项目。时至今日，除了主营酒店、地产业务外，莫浩棠名下还经营洗衣、汽修、环保、物业服务及文化娱乐等产业。

企业做大了，莫浩棠却越发谨慎了。外界曾批评新一代莞商“固守本土”“甘为人后”，莫浩棠认为此类说法并不客观。他说，在涉及发展战略和企业生存的重大问题上，谨慎从事、慎重决策，这正是土生土长的东莞民营企业家走向成熟的表现，不能视为胆小怕事。

东莞“加工制造业之城”的大名，早已蜚声世界，但新莞商能否作为一个个性鲜明、实力强劲的群体，像半个世纪前陈兰芳在伦敦泰晤士河两岸燃放的灿烂烟花一样，引发世人的惊叹呢？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莫浩棠说，我相信，假以时日，新一代东莞商人企业家有能力走出东莞，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性的“莞商”品牌。

“四小虎”浮沉

1987年，30岁出头的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和他的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出一篇题为《广东跃起四小虎》的报道。自此之后，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四小虎”(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相对应)的惊艳表现，逐渐引起全中国乃至海外人士的关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1992年上海浦东崛起之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在广东，而广东经济起飞的引擎，除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深圳之外，就数珠三角“四小虎”了。连历来的华南龙头老大广州，风头也完全被这些昔日的小老弟们盖过。

当年的“四小虎”，以珠江口为界，大体上分为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东岸的东莞，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成为承接香港加工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基地，据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6万家香港企业向内地转移，其中4万家选择了东莞；珠江西岸隶属佛山市的顺德、南海两地以及中山，依托香港的资讯、订单、技术，内外结合，大力培育乡镇企业，产业粤军扛着“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重现，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等蜚声全国市场。

那时候，在王志纲他们眼中，“四小虎”首推顺德模式，而“借腹生子”的东莞排在末位。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四小虎”中增长势头最强劲、最持久的，还是地处“广—深—港经济走廊”要冲的“世界工厂”东莞。之所以有那样的“误判”，皆因当时人们仅仅从中国国内市场，而不是从世界产业分工与转移的角度来看问题了。按那时候的观念，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国企老大不行了，背后有集体撑腰的乡镇企业总还是可以的吧？何况美的、格兰仕、科龙等一大批企业，的确大名鼎鼎、风头正劲。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珠三角东西两岸的“四小虎”，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瓶颈。如顺德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背后，就隐藏了很多严重问题，如过度同质化竞争(以家电业最为典型)，产权模糊不清，基层政府出面担保贷款导致“养儿不算饭食钱”现象等等。各家企业争相走“靓女先嫁”的产权改革之路，其隐衷之一是再不“嫁出去”问题就大了。

而东莞奉行的“两头在外”、“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因其“三高一低”(指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和低效益)的弊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又直接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也日益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加上长三角的苏南地区强势崛起，吸引大量台资转移阵地，产业空心化危机乍现。以前只会生娃娃(产品)，不会取名字(品牌)，甚至不屑于取名字的苦果，代工企业们唯有黯然吞下。至于接踵而来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更是雪上加霜了。

眼见着上海带领长三角众弟兄大步向前，谁都不服谁的“四小虎”意识到需要一个大哥，可他们自己谁也当不了大哥，于是曾被有意无意边缘化的广州，瞄准时机，重出江湖。日系合资汽车、船舶石化钢铁及南沙深水大港，广州主导投资的重化工产业链渐次成型，补强了珠三角长期“头轻脚也轻”，一般加工制造业包打天下的软肋。再加上急于寻找新定位的香港，面临“被抛弃”危局的深圳，从前总是议而不决，或只闻楼梯响的产业结构升级、粤港经济一体化乃至泛珠三角合作等重大议题，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推进。

若论GDP，广东“四小虎”至今仍居国内同级别城市的前茅，但一枝独秀的辉煌已成历史。像近年来东莞这样不断闹“绯闻”的尴尬，背后折射出的是普遍的产业转型困难、传统加工制造业空心化的发展窘境。

广东能否改变百年以来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总能先行一步、先声夺人，却总是后劲难继、归于平淡的宿命，以“四小虎”为主要根基的珠三角，仍然肩负重大的使命。

第七章
龙虎风云会珠江

在不少中国人印象中，1995年也许是相对平淡的一年，没有此前或此后那些年头发生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大事件，但我们故事中即将出场的主人公——三位当代广东企业家——可不会这么看。

那一年，正是他们人生与事业的转折之年。

30年干好一件事

1995年，何新明刚好年届不惑。不过，他恰恰要面对14年职业生涯中最大一次的挑战和困惑。

就在前一年，濒临西江（珠江干流之一）的佛山遭遇50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何新明担任厂长的石湾东平陶瓷厂窑炉全部被水淹没，所有人被迫退守在一个小车间里，设备尽数报废，眼见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已经无望。

何新明1981年加入东平陶瓷厂，从基层做起，边干边学，历经10多年奋斗，刚刚升任一厂之长，在看到事业曙光之际，突然遭此打击，他心中的痛可想而知。

造化虽然弄人，却又并非一味冷酷无情。刚好此时石湾镇有一家未遭水淹，但因经营不善负债高达1.6亿元、濒临破产的华泰陶瓷厂，找到何新明的上级单位石湾东平陶瓷集团公司，希望它来当“新东家”。何新明考察该厂，发现设备好，厂房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果断提出自己来接手。他向公司领导保证：“只要给我厂房，我就有机会扭转局势，获得成功！”

1995年，何新明带领东平陶瓷厂骨干人马入主华泰，几经苦心经营，居然真的让它起死回生了。这也为接下来更大的动作铺平了道路。1996年，他参与筹组佛山市石湾东鹏陶瓷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年，东鹏陶瓷集团正式成立，下辖以劫后重生的东平陶瓷总厂为龙头的5家企业。

“东平”变身“东鹏”，其产品逐步转向高端，还在佛山乃至国内陶瓷业中率先引进品牌战略。时至今日，“一场大水开创一个品牌”，仍然是东鹏企业史上反复强调的一笔，其中，何新明功不可没。

从1998年开始，东鹏7年内连续兼并7家陶瓷企业，系统输出品牌、渠道以及管理模式，年销售额从6,000万元跃升为12亿元，增长20倍。2005年，“东鹏”牌获国家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1年，何新明牵头作出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推动东鹏实施企业转制，从公有制国营企业转为股份制民营企业，佛山市石湾东鹏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广东东鹏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跻身于省级企业之列，旗下拥有三大品牌，即东鹏陶瓷、东鹏洁具和金意陶。

据世界品牌实验室数据显示，2011年“东鹏”的品牌价值高达60.85亿元，这已是其连续3年占据国内陶瓷行业品牌价值之首了。

打算“干到60就退休”的何新明，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我有两个信条：第一，相信天道酬勤，以平和的心态去工作，把该做的事做到了，就会得到你应得的；第二，精于此道，以此为生，我很庆幸30年来只干了一件事，做陶瓷，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干好这件事就行了。

市场“神话”背后

同样是1995年，在佛山以南数十公里的中山，有两位“60后”的年轻人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第一位是时年34岁，来自江西的“高级打工仔”（现在叫金领）段永平。这位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书生，是那时候赫赫有名的中山小霸王公司的总经理。小霸王得以从数年前一家亏损200万元的电视游戏机小厂家，摇身变为年产值十数亿元的教育类电子设备市场“霸王”，主修无线电及经济专业的段永平应记头功。

但当他大胆向老板建议，公司应尽快实行股份制改造，自己作为高级职业经理人，也应该分得若干股份时，老板不乐意了，觉得这小子年薪百万元，吃香喝辣，居然还想跟自己平起平坐？双方几番交涉没有谈妥，段永平一怒之下，拉着手下6位得力干将离开中山，去了珠江对岸的东莞，另起炉灶。

1995年9月18日，段永平的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在东莞成立。因为离开小霸王时与那位老板有一个“君子协定”，一年内不跟原公司在同行业及国内市场正面竞争，段永平转做无绳电话。

在别人几乎一致不看好的情况下，这位经营奇才只用了两年，就使步步高占得全国无绳电话市场份额第一位，1998年底，又杀入国内VCD（影音光碟播放器）行业前三名。

段永平负气出走，起因是股份制改造未能实行，因此步步高公司一开始就引进了企业股份制，台湾一家著名电脑厂商入股19%，段永平自己是最大股东，占股70%以上。为了落实对员工的激励机制，他采取借钱给他们购买公司股份，将来用股份分红和股息偿还的方式，把手头大部分股份都“送”出去了。后来他持有的步步高股权不到1/4，公司没有再发生类似小霸王那样因分配不公而导致高管倒戈的事件。

但比段永平小七八岁的胡志标，尽管也在VCD行业创造了一时耀眼的辉煌，他的事业路途却远远没有前者顺畅。

1995年7月20日是胡志标26岁的生日，当天，他与好友陈天南共同投资80万元，创立广东爱多电器公司。这笔钱是两位儿时玩伴掘得的第一桶金，两年前，他们各出资2000元创办一家小电子厂，生产当时流行的游戏机和学习机。

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仅仅又过了两年时间，爱多，这家作坊式的VCD装配公司，居然能扩张成一个年产值20亿元以上的大集团。1996年-1997年，爱多两夺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标王”，胡志标一时名扬天下。

让步步高和爱多得以奇迹般冒起的，是突然暴涨的中国VCD产业和市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8年全中国VCD的产量超过5,000万台，占全球总产量的90％。

随后发生的事，关注早年家电业发展的人都耳熟能详。VCD市场盛极而衰，众多厂商大打惨烈的价格战，爱多资金链告急，合伙人陈天南又公开指责胡志标擅自挪用公司巨额款项，2000年，他最终以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和虚假注册资本罪获刑锒铛入狱，不得不面壁思过。

殊途不同归

以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身份执掌东鹏陶瓷多年的何新明，本是梅县客家人。近距离接触时人们会发现，他身上更多流露出传统广东商人的气质，低调、务实，不太善于侃侃而谈。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以技术和管理创新成名、统帅亿万产值企业的行业老大，一位地道的“大老板”。

当然，何新明和东鹏能有今天的行业地位，得益于佛山“千年陶都”深厚的文化、技术和品牌积淀，也得益于过去30余年来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为传统陶瓷行业带来的无尽机遇。

再看爱多和胡志标，以及与其遭遇相近的珠三角家电电子企业的忽兴忽灭，自身成长过快导致急功近利、管理滞后固然是败因，相关行业市场变化之迅速，也是不可回避的外因。据称胡志标说过：“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扛着棺材上路的。”话听起来很沉重，该如何理解那就见仁见智了。

如今的胡志标出狱数年了，先后尝试过在不同行业“再上路”，他最大的心愿恐怕就是，人们不再总把他跟昔日落魄的“标王”联系在一起。此时也步入了不惑之年的他，还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四处为企业“把脉”。他能否像当年的珠海近邻史玉柱一样，跌倒后又爬起来，重新占据央视的黄金时段呢？谁也不晓得。

比起创业之时只有中学文化的胡志标（他在狱中6年读了很多书），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段永平，显然更懂得“见好就收”、进退有据的商场真谛。2001年，他拿到了美国绿卡，转战证券投资，以1美元左右的低价大手吃进网络低潮中美国上市的网易股票（网易创始人丁磊，是在广州创业成功的宁波人）。两年后，网易股飙升到70美元，段永平手里的股票大幅增值50倍以上。

淡出中国实业界的段永平，近年来更多地以投资家和慈善家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抢眼的一次，是2006年6月30日，他花了60多万美元的天价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

他说过，当我赚了钱后，一定会想办法把它处理掉，赚钱本身才是乐趣。也许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他确实不算地道的广东人。

粤商后劲为何不如浙商

多年以来，我跟广东不少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和第二代企业家打过交道。1990年，作为健力宝集团的总顾问，我与当时的老板李经纬、体操王子李宁到北京去，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我们。那会儿北京正在筹办亚运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个社会并不看好。李经纬代表粤商也代表广东人民，拿出上千万元支持亚运会，这个举动让张百发感动得热泪盈眶，满足了健力宝提出的几大要求，包括在天安门放一只健力宝的充气罐作为广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还给刚冒出头的李宁牌服装冠名权，在全中国亚运火炬长跑上制作标识进行宣传。

那个时候，白云山制药厂的贝兆汉、万宝冰箱的邓绍深、科龙空调的潘宁等一大批企业家，是珠三角第一代老板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名气，不仅在广东、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是掷地有声的。但弹指一挥间，我们发现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留下来的，是双眼噙满泪花的李经纬抱恨长天的照片，在全中国、全世界广为传播，成了粤商终结的一个物证。

回头看同时代的浙商，青春宝的冯根生、万向的鲁冠球、横店影视的徐文荣，讲能量、讲影响，一开始根本无法与李经纬等粤商相提并论，但现在他们却成了民营企业家中的常青树和不死鸟。

粤商的大问题之一，是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浙江人口大约只有广东的一半，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浙江老板，至少300万以上，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浙江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市场网络和血脉网络，这就是“浙江人经济”。反观广东，到了侨乡江门五邑，当地人会告诉我，五邑在国内800万人，海外800万人，到了顺德，他们也会说，顺德人在国内120万，海外150万。但是我没有看到海外的广东人跟广东的广东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关联性，顶多是开放之初，回来投点资办个厂，远没有形成内外互动、优势互补的商业网络。所以在世人眼里，虽然粤菜馆开到了全国，广东货卖遍了神州，广东经济依然是“小贩经济”。

如今，论财富、论实力，浙江依然不如广东，但说到锐气，浙江似乎已经超过广东。到了浙江，机场附近公路的广告牌，全被浙江企业占用，他们都在自己企业名字前冠以“中国”一词，比如中国万向集团、中国横店集团，气冲斗牛，基本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在考虑，我怎么才能够打造百年老店，才能成为中国的奥运队在世界上争雄，这就是当今浙商的气魄。但在广东珠三角，我们很少见到类似的招牌，尽管他们也有资格冠以“中国”二字，却很难听到同样的豪言壮语。为什么广东企业更多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心态”？是不是粤商积累的多是“浮财”，怕见光，于是发了财赶快移民，近的去香港，远的就去美国、加拿大？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不会有些敏感过度？

我们可以说广东人谦虚、内向、务实、不善张扬，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象，骨子里是缺乏一种气概、一种精气神、一种追求。坦率地说，这是广东文化基因里面的缺失。

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得天时地利之便，借政策之势先行一步，于是产生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民营老板群落。但赚钱太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形成定势，“宁为鸡头，不为牛后”，耻于先从孙子做起，再当大爷，始终放不下身段。其次，这种靠“地头好”的发家方式，也决定了粤商小富即安、落袋为安的“小贩思维”。再次，粤商没有经过浙商那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难进化过程，在驾驭人才和运作企业方面有莫名恐惧，特别是很多北方来的人，能力很强，控制不住，万一他跳槽了，成为自己的对手了，怎么办？与其让他成为对手，还不如不用他，可不用他企业又长不大。这是一个怪圈。难怪有人说，广东只有商人，没有企业家。

（本文作者王志纲为城市及区域战略咨询专家，兼任广东私企商会及广东工商联直属商会首席顾问，曾在粤工作生活逾20年）

鸣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特别感谢明清经济史专家、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叶显恩，广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教授提供的帮助。《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吴刚、慧及人生版组编委于东辉也给予了慷慨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同事龙飞、宁平、王小明、梁晓莲分别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

附部分参考书目：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黄启臣著《广东商帮》、《梁经国天宝行史迹》（与梁承邺合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李国荣研究员、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馆长林伟森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

广州市政协文史委编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敏生著《患难之交——抗美援朝霍英东历史解密》；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温小鸿论文《1924年广东商团事件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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