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变形记
苏商

谭洪安

广东新会人，现居北京，《中国经营报》主笔兼慧及人生副刊编辑。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主要关注方向为明清至民国社会经济史。有15年媒体从业经验，自2003年起加入《中国经营报》，历任地产及商业版记者、编辑，特稿部编辑，区域经济版主编，其间两获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2011年起，主持中经商业史版，致力于近代以来地域商帮史、商会史及城市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与写作。

苏商：工商翘楚 基业长青

常州盛宣怀、南通张謇、镇江陈光甫、无锡荣家唐家，一个个都是百年来中国工商业舞台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以他们为中坚的江苏籍商人，在近代实业投资、金融财政、文化教育乃至城市转型等方面的尝试，无不走在全国前列。

近代苏商，营商之余，热心参政，深谙在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下，“官商不可分”的基本规则。他们在晚清政治改革、1927年国共火拼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大陆政权易手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中，从来不是旁观者和局外人，往往不得不“选边站队”，改变自身命运轨迹之余，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自有其微妙而不可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底蕴深厚的苏商再领风骚。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承前启后而长盛不衰的，苏商当属佼佼者。

第一章
洞庭钱商斗申江

1913年，英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裕成，跟他四个亲弟弟打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分家产官司，官司直打到英国驻沪领事法庭上。

富商大户家族内部因财生怨而致兄弟反目，至亲成仇，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但在百年前仍视“家丑不可外扬”为铁律的中国，一场家族中的争产风波，竟然严重到酿成“国际事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世居太湖之滨洞庭东山的席氏家族，祖孙三代雄踞上海买办界数十年，他们一家到底出啥乱子了？

左右逢源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席氏五兄弟那位非常能干的父亲席素贵（号正甫）说起。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1851—1864），为了躲避战火，年少的席素贵随全家离开洞庭东山（属苏州吴县），迁居洋人聚集而较为安定的上海。席家早年已由经商致富，抵沪之后，凭借家中雄厚资本，席素贵和大哥席素煊先后办起了钱庄，经营得有声有色。

清同治（1861—1875）后期，席氏兄弟二人相继踏上买办（即洋商洋行的华籍代理人）的职场之路：大哥席素煊加入的是英资麦加利银行（历史最悠久的在华外国银行，今渣打银行前身），席素贵则由同为洞庭东山人的舅舅沈二园介绍进了汇丰银行。他从最劳碌的“跑楼”即业务员做起，给汇丰第一任买办黄槐庭打下手。

机会很快就来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手头拮据的清政府向汇丰提出，借一笔200万两银子的10年期贷款。受汇丰“大班”（英籍老总）指派经办此事的黄槐庭，因数额太大，担心赔亏，竟急出病来，改由席素贵代表汇丰出面签订了贷款协议。自此，他经手办理与清廷之间的“政治贷款”，前后有7笔，共计685万英镑、1470万两银子及438万银元。

名正言顺坐上汇丰买办之位的席素贵，与李鸿章、左宗棠等清廷大员都有了交情。光绪七年（1881年），汇丰通过他给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呈文，谋求垄断中国统买洋烟的资金供应，而左宗棠每次到上海，据说都要和他见个面。善于借势的席素贵，还与地方一把手上海道台袁树勋结成换帖兄弟。如此种种，反过来又让他在洋人眼中分量更重了。

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席素贵不忘多元化投资。除与洞庭东山老乡严兰卿合股开设协升钱庄（1887年—1907年经营）外，晚年还用子女名号投资于大清银行（1904年初筹建时名为户部银行，今中国银行前身），共持1320股，每股100两银子，占这家中国“央行”鼻祖商股总数的6.6%。

到1904年去世时，席素贵前后任汇丰买办整整30年。他的长子席裕成（号立功）继承其衣钵，又为汇丰服务将近20年。不过，眼见老大在父亲留下来的肥缺上赚得盆满钵满，席裕成的弟弟们可不干了。

豪门恩怨

当年的上海滩，一个有本事的大洋行买办，能挣多少钱呢？

据王垂芳主编的《洋商史-上海：1843—1956》介绍，集经纪人、代理人、翻译、顾问于一身的买办，主要收入来源有四：一是薪金，早期每月大约是100两到250两银子，后来逐渐提高到500两到1000两银子；二是佣金，俗称回扣，这是买办最重要的收入，视参与业务性质确定抽取比例，一般进出口贸易平均为总交易额的3%，鸦片贸易达10%左右，高风险的军火贸易，有时提成高达50%；三是利润分成，即买办在洋行增设的经营字号里，作为中外商的中间人，除佣金外，还赚取货物的价差、利差；四是外快和杂项，这属于投机取巧的“不正当收入”，水深水浅就很难说了。

中国近代第一代买办堪称暴发户。据估计，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时，他们仅从上海进出口贸易中得到的佣金，累计就达3000万银元以上，以至于在华英商纷纷抱怨“我们赚一元，买办赚两元”。如“洋行之王”英商怡和的知名买办何东（生于香港的中荷混血儿），38岁（1900年）离职创业时，已积资百万，富甲一方。另一位广东珠海籍大买办徐润，19世纪60年代个人资产就有300多万两银子，自设字号20余家，其豪宅富丽堂皇，奢华生活堪比英国皇家贵族。

席素贵留给五个儿子的遗产总额未见确切数字，但能接替其汇丰买办职位的，只能是五兄弟中的一个。按洋行惯例，充当买办须提供一定的现金或财产保证，少则三五万两，多则十万两左右，也有信用保证（即提供担保人）。汇丰是大行，保证品金额更高，而席氏押在汇丰的这笔资产，属于五兄弟共有，如此一来，就引发了资产收益该怎么分配，其实也就是汇丰买办这个职位的丰厚回报如何均沾的问题。

刚开始时，子承父业的老大席裕成每月会给四个弟弟每人500两银子，但后者一致认为，汇丰买办是上海所有外资银行买办中收入最高的，一年至少挣10万两银子，两相比较，差距太大，于是闹着要分家产，让汇丰退还保证品。而一旦弟弟们抽走各自资产，保证品“成色”不足，席裕成的买办之位便岌岌可危。事情直接牵涉到在华英资银行的“一哥”，自然引来英国驻沪领事法庭介入了。

幸而席裕成人脉甚广，得到给汇丰银行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广东籍买办谭海秋出手相助，谭与一家钱庄老板共同注资15万两银子，成为席裕成的合伙人，替他稳住了阵脚。三人的合作持续五年，其间席裕成利用一战时（1914—1918）上海浦东地价猛涨，及时卖出祖传的一片地皮，得银68万两，才“赎回”了上述股份。

盘根错节

民国初年发生的席氏兄弟争产官司，之所以轰动一时，全因席家作为买办世家，在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江湖地位，几乎人尽皆知。

席素贵这一代也有兄弟四个，他排行第二，是洞庭东山席氏“二房”的家长。自19世纪70年代起，到20世纪30年代止，大约半个世纪里，席氏四房的祖孙三代，包括女婿在内，共有23人次担任过13家外资银行的买办，其中英资6家，美资、日资各两家，法资、俄资、意资各1家，几乎囊括了上海所有著名外资银行的买办之位，另有5人当过洋行的买办。

渡过危机的席裕成，又干了10年，于1923年去世，空缺由其子接替。此后席氏族人与合伙人继续出任汇丰买办，直到抗战爆发时，席家垄断该职位前后长达63年（1874—1937）。而席裕成的堂兄，“长房”席素煊之子席裕康（号锡蕃），则创造了这个买办家族的一项纪录：他先后担任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及中法工商银行买办，时间长达33年（1896—1929）。

与长兄席裕成闹翻后，分得家产的四个弟弟及其下一代，仍在银行界和洋商圈内分头打拼，有继续当买办的，也有转投新兴起之中资金融机构的。其中尤以三弟席裕光（号德辉）这一支，最为红火。

席裕光经过早年买办生涯的历练后，出任1905年正式成立的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08年该行改称大清银行，他继续担任上海分行协理。他与国民党大佬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有姻亲关系，民国成立后更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席裕光的两个儿子，亦于不经意间攀上了“高枝”。长子席德懋（号建侯），曾在一家不知名的小银行里与宋子文共过事。1928年10月，宋出任总部设在上海的新中央银行（原来由孙中山1924年8月创办于广州）总裁，把他招致麾下，任央行业务局外汇科主任，后升外汇局长、业务局长，再后来又转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44年，看到二战胜利曙光的美、英、苏、中四国，商议筹办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席德懋代表国民政府参与其事，席家人在现代国际金融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席裕光次子席德炳（号彬儒），早年与宋子文为留美同学，得以出任中央银行直属的上海造币厂（民国时期唯一的国家造币厂）厂长。席德懋之女又嫁给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宋两家，可谓亲上加亲了。

百年回响

兄弟争产以至于打起“国际”官司，虽然暴露了席氏一族的“家丑”，但总的来说，移居上海的数十年里，席氏各房各辈之间，还是互相扶持的时候居多。他们与同样来自洞庭东山的几大经商世家，亦以缔结姻亲等种种方式，彼此紧密合作，一致对外。

如“四房”家长席素恒（号吉成），自小由父辈做主，过继给舅舅沈二园为子，故又名沈吉成。沈家比席家更早到上海经商，沈二园当过上海非常有名的新沙逊洋行（1872年—1958年经营）第一任买办，他把继子领进了门。这家由英籍犹太人创办的洋行，主营洋布，兼做地产，早期也贩过鸦片。沈吉成接任买办一职后，做得风生水起，人称“沙逊阿四”。发了大财的他，在上海市中心繁华路段，即今南京东路、西藏路一带，购置大片地产。他去世后，留下财产估计达500万两银子，其中房地产价值270万两，现银110万两，还有绸缎局和典当铺各两家。

席氏世交中最值得提一笔的，应是洞庭东山严氏。前面说过，“二房”家长席素贵曾与老乡严兰卿合股开设钱庄，共同经营20年。1926年，严氏子弟严家淦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经妻舅席裕康（即前述创造了家族买办最长从业纪录的那位“长房”第二代，严家淦的两任妻子，都与其有直接亲缘关系）介绍，进入一家德商洋行任职。但志存高远的严家淦，不甘再走买办之路，1931年，在结识大学校友宋子文并经其引荐后，投身国民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严家淦是第一批大陆赴台官员之一，1947年更出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他任上的最大手笔，是积极筹划并于1949年6月正式发行新台币，切断台湾与局势日益失控的大陆之间的财政联系，使岛内通货膨胀及物价混乱局面得以回稳。此币制沿用至今，严家淦因之被誉为“新台币之父”。

其后的“两蒋时代”，他致力推动台湾岛内经济起飞，身居高位而口碑不俗，曾担任老蒋的副手，并在老蒋去世与小蒋接班的过渡期内，出任“中华民国总统”（1975—1978），堪称台湾政坛“不倒翁”。

大半个世纪过去，洞庭东山席氏驰骋洋场的辉煌功业，已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而海峡对岸，花开别枝，余香犹在，不免令人生出几分感慨。

钻天洞庭遍地徽

晚明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开篇就称：“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

冯梦龙是苏州吴县人，“两山”指的是其家乡濒临太湖的洞庭东、西两座半岛。东山、西山面积不大，分别是96平方公里和82平方公里，现有耕地林木果园不到10万亩。据记载，自明朝中叶到清康熙中期（约1500年—1700年之间），户籍人口（可能指丁口，即成年男子）一直不过10万人上下。但正是这样的弹丸之地，却产生了跻身明清十大商帮之列的“洞庭帮”，甚至能与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徽商相提并论，即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

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波浩渺，四通八达，极利于商旅舟楫来往。太湖周边的江南地区，历来市镇众多，人烟稠密，手工业发达，为棉纺织业、造船业、竹木器制造业、玉石与铜铁器加工业的主要中心。但这些行业所需原料，本地出产有限，大多须从外地采购运进。而江南虽称“鱼米之乡”，因人口稠密，粮食消耗量也大，自明代起就成了缺粮区。凡此种种，都依赖大规模的中长途商品贩运来解决。坐拥天时地利的洞庭商人，应运而生。

要而言之，明清时期，洞庭商人家族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做依托，活动地域集中，经营商品固定。东山商人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为枢纽的华北地区，主营布匹贸易；西山商人活跃于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营米粮绸布贸易。地缘优势之外，他们又以家族姻亲为组织形式，把传统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团结成帮，以小搏大，与其他地域商人展开竞争。

据后人总结，从资本来源上说，洞庭商人有三大商业模式：一是独资经营，因为他们多为富户出身，自有资本较为雄厚，有的东家亲力亲为，生意规模较大的，则多采取委托管理方式；二是“领本”经营，即筹借资金做生意，但它不同于一般借贷须还本付息，更多是富者出钱，穷者出力，获利分红，类似于徽商、晋商中通行的“商伙制”；三是合资经营，特点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通常是一族一姓之内，集中在特定地域，有时可持续几代人，一起合作好几十年。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一跃成为国内最大商业都市。近水楼台又触觉敏锐的洞庭商人，开始陆续转到上海经商。1860年太平军先后占领洞庭东、西山，当地殷实富户，望风走避，多往上海落脚，日后笑傲洋行买办界的东山席氏，即在此时举家迁沪。

以席氏为代表，洞庭商人家族在上海转而从事银行及洋行买办职业，并先后设立或投资钱庄85家之多。较早崛起的东山严氏和万氏，主要靠经营洋布和典当业获得资本，后来居上的东山席氏、王氏和叶氏，则由买办事业积累资本，他们或多或少都做过钱庄。

洞庭商人熟悉钱业，运筹得法，在近代上海从事金融业的各帮中，唯有他们是一直稳步扩张的。如1933年上海共有72家钱庄，与1921年时相比，绍兴帮由38家剧减为3家，宁波帮维持16家不变，上海帮由7家减为3家，洞庭帮则由5家增为8家，占了12%的份额。

闯荡上海滩的洞庭帮，还保持了各大家族联手的强大传统，构建成关系错综复杂的商业网络。如席氏的姻亲中，不仅有本帮内的东山沈氏、王氏，还有徽商胡氏、湖州许氏等，均为知名富商大户，这对他们筹措足够的保证金或互为担保，取得洋商洋行的信任，作用甚大。

由此可以想见，洞庭钱商为何能纵横沪上数十年，几乎无往而不利了。

姑苏外来帮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之一，世称“东南都会”，数以万计的外地商人不远千里而来，各大商帮在此竞逐风流。

苏州的外来商帮，以地域和从事行业划分，特色鲜明，各胜擅长。安徽商人无疑是人数最多、势力最大者，其中又以徽州、宁国（今宣城市一带）二府商人为骨干。他们在苏州重点经营布业、木业、丝绸业、粮食业、典当业等。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徽商名下的布店达到鼎盛，有72家之多，约200年后，到了清末的1907年，苏州仍有徽商布店44家。

邻近的浙江商人在苏州也甚为活跃，当地丝绸业、杭线业、烛业、书籍纸张业和煤炭业，多由杭州、宁（波）绍（兴）、龙游、湖州等地商人把持。

居第三位的是闽粤商人。福建八府在苏州都建有会馆，不少都规模宏大，与常住姑苏的闽商人数之众相呼应。据清雍正年间（1722—1735）主管商务的地方官员描述，苏州城西阊门的繁华地段，聚居了上万福建人。广东商人在苏州者，以广州府及潮州、嘉应等府为主，雍正七年（1729年）苏州岭南会馆修整，捐款商人达225人。除布业、米粮业、丝绸业、纸业外，专营两省土特产的南货业，是闽粤商人的拿手好戏。

秦晋商人(又称山陕商人)除业盐扬州外，主要在北方市场活动，但苏州也是他们不能放弃的重镇。他们既涉足布业、丝绸业等热门行业，又在钱业上独领风骚，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苏州活动的晋商钱号，即不下130家。同治九年(1870年)苏州修建北货码头，就有26家山西商号、15家陕西商号踊跃出资参与。

此外如鲁豫商人、江西商人、湖广商人及江苏省内的洞庭商、南京商、苏北商、无锡商等，都在苏州占有一席之地。

说到经商方式，苏州的外地商人又分坐贾和行商两大类。但不管坐贾还是行商，寄居姑苏的外地人，总是愿意结成帮派，互相扶持。一是地域帮，如上所述，既有以一省一府一县为范围的，也有横跨两个省、府、县或更广范围的；二是行业帮，如烟业为安徽帮与苏州帮抗衡，圆金业(装饰用金银丝线)有上海帮与苏州帮并存，杭线则由杭州帮与苏州帮竞争；三是地域中的行业帮，江西纸商中就分南昌府帮、德兴县帮和桐城县帮，福建花商中则分出三山花帮、长乐花帮。三种类型中，又均以地域为首要区分基础。

清代人曾总结说，“吴中繁华气象迥胜于昔，其实多借外方生色”，点明了外地商人对苏州经济发展的特殊贡献。而很多商人居住日久，渐渐被韵味悠长的吴文化所同化，又留恋其秀美山川、繁华市肆，纷纷正式迁徙入籍，变为地道的苏州人了。

第二章
官商绅商“双雄会”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上十点，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在苍茫雨夜中缓缓驶离汉口码头。58岁的张謇人在船舱里，却心神不定，无法入眠。

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情景：“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他哪里晓得，那正是武昌城新军士兵在长江边上点火为号，呼啸而起。

张謇的江苏老乡盛宣怀，此刻远在两千里之外的京师。他同样没有意识到，武昌城下的这一把火，将夺去自己大半生积聚的财产和功名，纵使年近古稀，也不得不踏上逃亡异国之路。

辛亥前夜议路权

张謇六天前来到武昌，参加刚刚由其接办的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仪式。他一手打造的大生资本集团，借此将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第一商业重镇。武昌起义爆发前一天晚上，他还出席了湖广总督瑞澂的宴请。次日一大早，武昌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张謇见形势紧张，急忙渡江到汉口，匆匆乘船离开是非之地。

1911年，是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里的张謇，也是南北奔波，马不停蹄。

四月（农历，下同）下旬，他获推选为沪汉粤津商会代表，准备赴京请求朝廷允准出访美国寻求美援。五月初，他先自上海乘江轮赴汉口，取得经营不善的湖北纱、布、丝、麻四厂的承租权。后沿京汉铁路乘火车北上，途中到河南彰德府洹上村，探访下野在家的袁世凯，密商时局。再入京拜见摄政王载沣（宣统皇帝溥仪生父），会晤朝中满汉大臣。六月，他又前往东北三省考察农垦半月之久，再回京主持中央教育会议，逗留20多天，然后经天津乘海船南返。

据张謇日记记载，此次历时近三月、横跨半个北中国之旅，最多时同行者14人，一共花费了3700多银元。清末民初大城市里1银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七八十元。

张謇在北京时，还见到了平素甚少来往的同乡盛宣怀。这一年初，盛氏接替因病离职的广东人唐绍仪（袁世凯心腹，民国成立后首任国务总理），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改称大臣），即总管邮政、船政、铁路、电政事务的一把手，达到他一生官场事业的巅峰。

“盛张会”的议题，是全国商民怨声载道的铁路国有政策。盛宣怀为该政策的始作俑者，原意是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他刚刚以出让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为条件，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600万英镑，同时规定地方上的集资款概不退现，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他还力主派兵到闹得最凶的四川督收路权。

张謇并不反对铁路国有，但认为政府应以疏导为主，考虑集资入股修路民众的切身利益，垫付川汉铁路公司个别高管挪用公款投机股票造成的300万两银子（总集资额1400万两）亏空，而不是以硬碰硬，激发民变。

主持“盛张会”的度支部（由主管财政的户部改制而来）尚书载泽，是皇族中较为开明的立宪派支持者，对二人的争执，他也不能摆平，当日的会面无果而终。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清廷决策强力镇压如火如荼的四川保路运动，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省内守备空虚，武昌起义才告一击成功。

武昌起义之后，盛、张二人又再分道扬镳：张謇审时度势，眼见清廷大厦将倾，即由立宪投身共和，先后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只干了一个多月）、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在职约三年），他名下的大生集团，则抓住民初十年间国内外市场的难得机遇，日渐兴旺；而武昌起义后半个月，盛宣怀身负“强行收路引发动乱”的罪名，遭清廷革职甚至判处极刑，被迫以67岁高龄潜逃日本，直至袁世凯上台后才敢回国，但已元气大伤。

东南互保大串联

张謇是南通海门县人，盛宣怀是常州武进县人，两地分处大江南北，相距不过二百余里。

年长九岁的盛宣怀出道甚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他已在李鸿章手下服务了24年，协助创办轮船招商局（1872年）、主持铺设全国电报网及成立电报局（1881年）、重组上海机器织布局为官督商办华盛棉纺织厂（1893年），作为上述洋务派企业的实际首脑，他成了中国实业界首屈一指的领袖。他还参与了迫使一代徽商胡雪岩破产的全盘操作（1883年），李鸿章借此重创政敌左宗棠。而一直到甲午年的春天，41岁的张謇才高中状元，一生事业，宏图待展。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背了黑锅无奈下岗，嫡系心腹盛宣怀竟得以幸免，他转而寻求李鸿章另一政敌、从“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型的张之洞的庇护。双方开始长达十年的紧密合作，盛宣怀控制下的“李记”企业，逐步打上了“张记”的烙印。张之洞早期开办的汉阳铁厂（1889年），与盛宣怀名下的大冶铁矿，加上稍后开发的萍乡煤矿，于1908年合组成中国第一代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而受《马关条约》刺激的张謇，深感准许外资在中国内地设厂等项条款，将对国内工商业造成莫大冲击，下决心“实业救国”。新科状元一篇洋洋洒洒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打动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1894年11月至1896年1月以湖广总督身份代理）的张之洞。1896年初，张之洞委派张謇及另一位苏州籍状元、前国子监祭酒（主管国家官员考试）陆润庠，分别在家乡南通（时称通州）与苏州设立商务局，开办大生纱厂和苏纶纱厂。这就是传颂一时的“状元办厂”。

盛宣怀、张謇虽同归张之洞羽翼之下，但在实业投资方面鲜有联手，倒是在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的“东南互保”中，成了政治上的盟友。

头脑发热的慈禧太后召义和团入京津，打算向各国宣战之际，反对这一做法的盛宣怀私下指示各地电报局，扣发清廷广泛发动拳民的诏令，同时密电新老上级李鸿章（1899年复出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希望他们牵头稳定东南局面。此时张謇的大生纱厂等一系列实业投资，逐步走上正轨，他也不愿坐视盲目排外的战火祸及自己的事业，因此积极推动后期洋务派主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入同盟。

同年农历五月三十，《东南保护约款》在上海订立，张之洞、刘坤一各派代表，与盛宣怀及各国驻沪领事一同出席，约定湖广（湖南、湖北）和两江（江苏、安徽、江西）地区中外商民“两不相扰”。身在广州的李鸿章接获慈禧的对外宣战诏书后，复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明确两广地区力挺张、刘统一阵线之意。山东巡抚袁世凯等稍后也对此表示呼应。

“东南互保”是清末地方实力派第一次联合公开对抗中央，清廷已露出气数将尽的迹象。尽管是大势所趋，但盛宣怀、张謇幕后串联，亦可谓功不可没。

实业拓荒道不同

大生纱厂兴办之初，因启动资金不足，在张之洞、刘坤一首肯下，将早期湖北纺纱局海外购买因故未用，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已闲置三年的40800枚纱锭，共折价50万两银子，让张謇与盛宣怀“合领分办”，各取一半作为官股，分别投入南通和上海办厂。官商通吃、神通广大的盛宣怀还允诺，会帮助新入行的张謇筹集更多新股本。

这是少有的盛张二人在实业投资上合作的例子。但盛宣怀并未兑现帮忙筹资的诺言，其他主管官员也大多当了甩手掌柜，搞得张謇焦头烂额，大生纱厂举步维艰，几经辛苦才于1899年4月正式开机生产。或许这就是后来二人难得来往的直接原因。

从个人操守和抱负上说，或可看出这两位中国近代实业界拓荒者，很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盛宣怀堪称典型的“官商”，为官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在企业中任人唯亲，即使在当时也是众人皆知之事。他还把经营所获利润以及各种灰色收入中的大部分，投资于当铺、不动产和土地等传统产业。据估算，除了老家常州及苏杭等城市的土地外，盛宣怀在上海租界内购置的不动产，价值在1000万～2000万两银子。相比之下，他在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厂中的投资，分别不过为300万两银子和100万银元（清末1银元约值0.7两银子）。

美国知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费维恺，曾专门研究过盛宣怀的生平事业，他评论说：宁愿从事安全的传统投资，而不愿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去干不确定的工业冒险事业，显示了盛宣怀身上的矛盾——他确实真正关心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同样强烈地希望保持和扩张其个人家庭拥有的财富。而盛的一位同辈人更不无讽刺地写道，秦始皇欲世世子孙皆为皇帝，盛尚书有心效法，亦欲世世子孙皆为财主。

民国成立之初，盛宣怀在上海的大量资产被没收。新政府囊中羞涩，急需用钱，据说孙中山曾放话：“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自日本归来后避居青岛的盛宣怀心领神会，马上给民国国库捐赠了500万两银子。前清时期跟盛宣怀一向关系不佳的新任大总统袁世凯，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发还所扣资产。

张謇的口碑和人望就高得多，眼光也更远大，但亦有其悲情的一面。他虽不时出入官场，结交权贵，却始终保持“绅商”本色，以“通官商之情”为己任，洁身自好，很少授人以柄。他几乎耗尽大生集团所有收益去扩大实业投资，实行多元化经营，并大量投入南通的地方教育和公益事业。

商雄末路任人评

1913年3月，蛰居青岛一年多的盛宣怀再度出山，重返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任职。但毕竟年老多病，活力大不如前。三年后，他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留下遗言称一生有三大遗憾：一是未能像祖父和父亲那样考得举人的功名（他是秀才出身）；二是从未当过令人尊敬的父母官（即使是最基层的县官），只是“办洋务”，做“技术活”；三是整天跟外国人打交道，却始终无缘踏足欧洲和美国。

又过了10年，1926年7月，73岁的张謇在家乡南通辞世。他晚年时，大生集团外遭市场不景气，内部的龙头大生纱厂又“失血”过多，如历史最长的大生一厂，1925年欠债竟然超过900万两银子，为资本总额近260%，逼近破产边缘，不得不被上海数家银行、钱庄组成的新兴江浙财团全面接手，张謇只保留了名义上的董事长一职。

苦心经营30年的大生纱厂落入他人之手，各项实业投资又多停滞不前，垂垂老矣的张謇，唯有寄情山水园林，吟诗写字以排遣内心之郁闷。这位大器晚成的状元爷曾说过：人一辈子有三个时期，三十岁以前是读书，三十岁到六七十岁是做事，七十岁以后又是读书了。

终其一生，他的确身体力行了。

回望“官督商办”

1958年，年轻的美国学者费维恺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企业》。这是后来蜚声世界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1955年创办并长期主持）编辑的“哈佛东亚丛书”中的第一本。

那一年，中国内地正处于工业狂飙突进，发誓“超英赶美”的火爆气氛中。大洋彼岸的学者期望，本书“对中国早期发展工业的努力、其困难的性质和进展的迟缓所做的分析，给现在的北京政府所领导的工业化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借鉴”。

但显然，当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不会听从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忠告”存在。

1872年底，在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的关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报告中，对“官督商办”有如下定义：“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直白地说，就是“官为保护，商为经营”。

费维恺认为，尽管晚清数十年间照此原则开办并报批备案的大型企业只有12家，最重要者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唐山）、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但“官督商办”的基本成分，实际上存在于清朝灭亡之前的每一家华商企业中。盛宣怀控制的轮船招商局，张謇的大生纱厂及关联企业，国有的京汉铁路等形式各异的新型近代企业，无一例外。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股本来自于通商口岸的商人、士大夫和创办者的亲友，绝大多数是在省级地方官的保护下组成，对官方资本必须支付相当于旧式高利贷水平的利息，而管理者的职责则模糊不清，通常会有官衔，他既是股东的代理人，又是最大股东之一。

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效率低下，外行领导内行，各种名目的官僚勒索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政府给工业企业官方补贴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结果，大部分“官督商办”体制下的企业发生亏损，仅少数拥有垄断地位并起用优秀经营人才者，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开平煤矿等，以及大生纱厂这样善用官方支持，却又能尽量发挥私营资本主动性的企业，才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费维恺的结论之一是，晚清的官督商办企业没能最终成为中国经济改造的基础，反而不幸地预示了一种将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的工业组织模式，即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的“官僚资本主义”，后者妨碍了中国在民主体制范围内现代化的努力。

1972年，即李鸿章、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100周年之际，费维恺跟随老师费正清，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到访中国内地的首批美国学者之一，他们受到了总理周恩来的接见。

同一年，出身商业世家、早期曾在家乡广东汕头及香港求学的华人青年陈锦江，获得哈佛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五年之后的1977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出版了他的一本书：《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年届七十的费正清亲自为之作序，点明该书研究主旨：“起初，（前清帝国的）官员们依旧试图利用商人及其新式商务活动，但逐渐有一些官吏发现，把自己变成企业家更为有利。同时，通商口岸和一些省会城市的华人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北京政府索取报销、监督和控制这些企业的欲望。这种企图没有成功，直到两代人之后的人民共和国期间，政府对商人阶级的控制才得以重施。”

此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978年，中国内地正式实施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调整航向，重新出发。政府与企业，官员与商人，国有与民营，“姓社或姓资”，种种似乎已远去的调和与纷争，换了新妆，粉墨再登场。

近代南通 张謇制造

清末民初，“张南通”与“康南海（有为）”“梁新会（启超）”“熊凤凰（希龄）”一样，几乎成为全国通行的新名词。而四位名人之中，毕生事业真正与原籍息息相关的，恐怕只有南通张謇一人了。

民国成立前，张謇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立宪派。但他一向主张立宪是政府的事，自治，包括实业与教育两大项，是地方事，应由地方人士因时因地制宜，踏实去做。

东临黄海、南临长江的南通，盛产蚕茧和棉花，所以张謇投身实业的第一选择是兴办纱厂。恰逢十分欣赏其才华和抱负的“张南皮”（张之洞籍贯直隶南皮县）署理两江总督，驻节南京，对此鼎力赞助，天时地利人和兼具，梦想才能照进现实。

度过最初数年艰难创业期（1895—1899）的大生纱厂，开始逐步盈利，张謇得以继续实施其系列纱厂投资扩张计划。到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厂纯利累计370多万两银子，资本总额也增加到近200万两。

纱厂之外，财力日益宽裕的张謇以南通为基地，实业蓝图大幅铺展。仅“东南互保”之后的1901年到1907年，他先后正式创办了19家企业，包括油厂、面粉厂、铁厂、发电厂及垦牧、盐业、电话、汽车、轮船等公司。这些企业多围绕大生纱厂，或为其配套服务，或借其获取更多利润，类似如今推崇的所谓“全产业链”。

1908年起，张謇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堆栈（即仓储）等十多家企业。辛亥革命前夜，以纱厂为轴心的大生资本集团，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南通以外，张謇的投资遍布江苏省内及上海，还延伸至江西、湖北数省。当年一份海关报告中称，照张謇办实业的气势，“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工业国家战火弥漫，生产荒废，国际市场纱价大涨，大生利润水涨船高。至1925年为止，各厂总纱锭数由20400枚增至137000枚（6倍以上），累计投资360多万两银子，盈利达1300多万两。

有了雄厚的实业基础和足够的财力，张謇才能誓言“以成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在南通自兴办新式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起步，改风气、开民智、畅交通、修水利、做慈善、建新城，他事事都不遗余力。

时至今日，漫步风景秀美的南通老城街头，参观中国近代第一家民间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走过建校超过100年的南通大学，探访闹中取静的张謇晚年住宅濠南别业，所到之处，仍能真切感受到百年前那位执着的理想主义实业家，为这座“近代中国第一城”注入的持久生命力。

1929年冬天，即张謇去世三年后，胡适曾有如此评价：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

可惜的是，此后的中国，并没有沿着这位开路先锋蹚出的路，继续前行。

第三章
江南财阀盛衰记

1931年秋天，年届五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遭遇他创业16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当时，长江中游第一通商口岸汉口突发大洪水，城中储存的大约40万担盐一夜受淹。市场传闻，上海银行与淮商合办的公泰盐号损失最巨，达数百万元。又有流言称，该行在公债和黄金投机中亏本上千万元，各地储户一时人心惶惶。自9月21日起，上海银行总行及南京分行出现挤提风潮，短短十几天内，提出了4400万元，占原有存款总额12600万元的35%。陈光甫让属下几乎变卖了一切可以套现的资产，但仍感穷于应付。

情急之下，他向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老朋友张公权求援。张二话不说，即指示总行及各分行给予上海银行贷款和透支，并敦请交通、中央两大官办银行巨头必要时出手相助。

一场本可能令陈光甫及其毕生事业遭遇灭顶之灾的风波，终于得以平息。

患难之交

陈光甫与张公权（名嘉璈，字公权）关系非同一般，既为江苏老乡，彼此又志同道合，都有改革中国金融业的抱负。陈是镇江人，张是宝山人（今属上海），均系地道海归，陈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业经济科，张则在日本顶尖的私立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1913年底，张公权经梁启超推荐出任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长8岁的陈光甫，已在设于上海的江苏银行的监督（总经理）职位上干了一年多。

两人首度合作，是1915年陈光甫筹办上海银行之时。因与新任江苏都督“辫帅”张勋意见不合，陈光甫被迫离开江苏银行，愤而自主创业。经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字馥孙）牵线，他与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任洋行买办多年的庄得之（江苏武进人）为合伙发起人，庄氏出资2.2万元，陈光甫出资5000元，共联手7位股东，总股本10万元。当年6月，上海银行开幕之日，张公权以中国银行名义一次存入7万元（一说5万元）。这笔活期存款称“堆花”，有同行前来捧场讨彩头之意，按惯例，第二天即可取出，但张一直没动这笔钱，等于变相注入了七成的新股本，后来他本人也成了这家新银行的董事和股东。

当时官办色彩较浓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力雄厚不说，私营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股本75万元，盐业银行150万元，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189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家华资银行）250万两银子（约合350万银元）。而在1915年全国新开业的7家银行中，上海银行因资本规模实在有限，人称“小小银行”。

上海银行个头虽小，但两位主要创办人庄得之、陈光甫的能量却不小，他们与官僚、地主、买办及前清遗老来往密切，利于广泛兜揽存款。务实的陈光甫秉持“人嫌细微，我宁烦琐”“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理念，大小通吃，来者不拒。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人拿100元来要开100个户头，他指示“照开不误”。

此时恰值一次大战期间洋货进口锐减，国内工商业繁荣，银行存放款业务激增，开业第一年底，上海银行的结余存款即达57万元。到1926年，更高达3244万元，12年间增加了56倍。同期净利润355万元，年均盈利率（资本与盈利之比）达20%以上。而早在1921年，上海银行总股本也增至250万元，比最初多了24倍。股东之中，江苏省籍有名的实业家如南通张謇、无锡荣宗敬等赫然在列。

张公权雪中送炭，陈光甫亦不忘投桃报李。

话说袁世凯当政时期（1912年2月—1916年6月），拥有发钞权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袁视作两大“钱袋子”，它们为军政开支庞大而又财政拮据的北洋政府，前后垫资达数千万元。交通银行尤甚，1915年该行近九成半的放款（占同期存款总额七成以上），都借给袁世凯花在做“皇帝梦”上去了。1916年3月，袁氏称帝失败，民心动摇，交行京沪津各分行发生挤提风潮，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见势不妙，下令两大银行全面停兑，更引发金融市场混乱。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宋汉章（浙江宁波府余姚人）与张公权，为银行自身长远前途着想，又自信已做充分的资金准备，有意抵制政府的停兑令。身为中国银行董事的陈光甫力挺老友，联手其他董事，以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宋、张二人的主张，还动用自身人脉，积极争取江苏地方军政要人的同情。

一番抗争的结果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安然度过挤提风潮，声誉大振，时年不满28岁的张公权更一举成名。恼怒的袁世凯曾下令逮捕他押解回京，激起舆论强烈反对，不久袁病亡，此事才不了了之。

斗法蒋宋

1917年7月，梁启超执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经其力荐，张公权北上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仍兼上海分行副经理）。因时任总裁王克敏（抗战时投敌成为大汉奸）不管具体行务，张得以推行一系列内部革新，重点是逐步压缩官股，大幅增加商股，实行股东会和董事会独立管理，以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

到1923年，北洋政府手头吃紧，不得不将所持该行官股500万元出售，只留下象征性的5万元，而商股则超过1970万元，官股商股达到1：400的悬殊比例。此时中国银行名义上还是国家银行，实际上已是商股的天下了。

经张公权近十年的励精图治，中国银行业务达到鼎盛。截至1926年底，全行存款32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全国25家主要华资银行存款总额和发钞总额的35%和60%。

1928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形式上大体统一了全国，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他想将中国银行直接改组为新政府的“央行”，但要求官股重新享有主导地位，且银行名称也得改过来，张公权不愿走回头路，据理力争。

据时人回忆，张公权跟宋子文一向不大合得来。宋留美多年，平日满口英文，十足美国人自由不羁的做派，他看不惯张公权言行礼节圆熟周到的日式风格。张则以在银行界资历较深（他年长宋5岁，投身银行业更早上十年），也不轻易买宋子文的账，曾在日记中批评宋“少不更事”，搞财政无良策。至此，两人矛盾愈加激化。

经过讨价还价，以张公权为首的中国银行股东会和董事会，同意接受新增官股500万元，商股维持2000万元，总部由北京迁往上海。但张公权、陈光甫、宋汉章、李馥孙四位江浙籍人士，占据五位常务董事中的四席，仍掌握实权。宋子文则另起炉灶，于1928年11月成立国民党嫡系的新中央银行并兼任总裁。

陈光甫一开始是反对筹设中央银行的。他曾面见蒋介石，建议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行使“央行”职能，他的犹豫态度，代表着民间资本对新兴的蒋氏政权垄断金融的忧虑。后来，陈获指派为中央银行理事，他又向宋子文建言：中央银行应维持超然地位（即财政部长不要兼任总裁），负责宏观金融调剂，辅助一般商业银行而不是与其竞争业务，即真正成为“银行的银行”。后来的现实发展，与其预想南辕北辙，但他已无能为力了。

此后数年，中国银行业务继续发展，到1934年底，存款总额达54669万元，放款41195万元，发钞20471万元，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但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金融大风暴，给了一直觊觎这块“肥肉”的蒋宋一方下手的良机。当年3月，蒋介石与宋子文声称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矛头直指中国、交通两银行，而要解决问题，它们必须“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资之款。第二天，官方公布任命张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等于下了最后通牒，抗争无效的张只好向董事会递交辞呈。随后，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改总经理负责制为董事长负责制，张公权则被逐出常务董事会，只能当一名可有可无的普通董事。中国银行被迫接受官股增资1500万元，总股本4000万元中，官股商股各占一半。

心中不忿的张公权不甘屈居中央银行，后经跟他私交甚好的国民党大佬张群（时任外交部长）和孔祥熙（时已接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从中斡旋，才于同年底转任铁道部长，暂别银行界。这时候，他刚满46岁。

起落无常

在中国、交通及中央三大银行均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未能帮助老友张公权击退宋子文的“偷袭”，但依然维持与国民政府高层的紧密关系。从1931年挤提风潮中全身而退的上海银行，凭借陈光甫深厚的政商人脉和灵活手腕，此后几年里又获得大发展。

1928年以前，国内七家资本较大的私营银行“南三行”（上海、浙江兴业及浙江实业）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及大陆）中，以存款总额计，浙江兴业与盐业银行交替居首，上海银行通常排名第四、五位。到了1930年底，上海银行存款总额达8978万元，高居南北七行第一位，此后它与江苏淮安籍金融家周作民创办的金城银行轮流坐庄。直到1937年6月，上海银行以近两亿元存款稳居私营银行第一。

随着抗日战火蔓延全国，陈光甫一面将上海银行总部移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又分别迁回上海和重庆），一面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下属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推动土产出口，争取换汇支持抗战。他最重要的功绩是，1938年到20世纪40年初代表国民政府与“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艰难洽商借款事宜，共谈成了两笔：一是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二是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

熬过了抗战八年的艰难时光后，1946年2月，上海银行总行自重庆迁回上海。但陈光甫发现，尽管自己抗战时为国出力甚多，此时得到政府特别照应，上海银行在沦陷区30家停业的分支行陆续恢复营业，但“政府对金融事业有独占之趋势，商业银行之地位将大非昔比”。

战前的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官方“四大行”，存款额占内资银行总量还不到60%，战时已上升至80%，战后竟达90%以上。而且它们完全垄断发钞权，手里有的是钞票，放款额也占到了总量的96.5%（1947年6月统计）。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为私营银行事业奋斗逾30年的陈光甫不免哀叹，这明摆着已由“自由竞争形式转到统制政策”，官僚资本银行“发展其垄断事业之行为，其势难当”。

此时的张公权也一度复出，意欲收拾旧山河。1947年初，宋子文因贪污丑闻和施政失当，被迫交出行政院长的位置，由张群接替，张公权受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947年3月—1948年5月），时人称之为“两张经济”。

但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任期中，颓势毕现的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反胜为败，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纵使张公权使出浑身解数，亦难力挽狂澜。讽刺的是，为张出谋划策的得力干将冀朝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兼新闻发言人），待中共取得政权后真实身份才曝光：原来他是潜伏极深的地下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专门前来“搅局”的。

半世英明的张公权受此牵累，反而背上了加速全国经济崩溃的黑锅。

有国难投

早在1931年金融风潮期间，陈光甫曾在上海银行内部发出训示，引山西票号依附旧官僚而致崩盘之殷鉴，要求“不可接近官场人物”、避免“转入于政变旋涡”。而他晚年又向老部下反省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纵观其一生行止，可见内心原则与严酷现实之间，矛盾冲突何其深也。

1949年春，与陈光甫私交甚笃的代总统李宗仁希望他作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陈婉言谢绝，悄然南下香港。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香港居然收到了作者亲笔签名寄来的《毛泽东选集》，他回赠以自己珍藏的晚清湘军名将胡林翼的一部书信集。毛泽东年轻时一度十分仰慕胡林翼这位乡里前贤，把自己的字也改成跟胡氏一样的“润之”，细心的陈光甫显然听说过这个故事。

此后，周恩来曾亲笔写信邀他返回内地，上海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北京开董事会，亦屡次请他出席，据说陈光甫本人表示过，愿意回内地继续投资，但迟迟未能成行。之后，内地的上海银行比全行业提前三年公私合营（上海银行香港及台北分行的业务继续独立经营），他一手创办的中国旅行社也因业务惨淡于1954年结业，其香港分社改组的港中旅营业至今。此刻，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终于明白，什么叫“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银行作为“官僚资本”被全面接收，但仍列张公权为董事之一。而此时年届花甲的他已悄然出国，先到了澳大利亚，后赴美国加州，在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以教书和做研究为业，1958年还出版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形膨胀：1939—1950年的中国经验》一书。

张公权出身名医之家，大哥张君劢是民国时知名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妹张幼仪是诗人徐志摩第一任夫人，自己文笔也很好，故在寄居异国期间，应陈光甫之请，为其撰写传记，陈则不时给他以生活上的接济。

这对结交整整一个甲子的“江浙财团”领袖，都得享高寿，活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但他们始终未能叶落归根，无缘亲眼见证中国大地上正在萌动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假如他们知道，中国大地上曾长期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资本家”，有一天会变得再度吃香，不知将做何感想？

重审“江浙帮”

1927年4月9日，一个名叫“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组织，在北伐军刚刚占领半个月的上海正式成立。

在15名委员中，有宁波帮大佬虞洽卿、秦润卿（号称上海钱业第一人），湖州帮钱新之（后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陈其采（陈立夫陈果夫之叔，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无锡帮吴震修（长期任职中国银行，后为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以及浙江嵊县（现嵊州）人王晓籁（上海总商会会董，后创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个个都有来头。而主任委员，正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这个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替重返上海滩的蒋介石筹措军政经费。

当时国内政局远未明朗，列强尚在观望，蒋总司令不可能从外资银行得到任何贷款，唯有指望财大气粗的江浙老乡们伸出援手。此际，上海银行已颇具实力，陈光甫在金融和工商业界人望甚高，且与孔宋家族早有生意来往（他们都是上海银行股东，孔祥熙还当上了董事），由他牵头最合适不过。在这之前，陈已说动上海银钱业先垫借了300万元给北伐军应急。

该委员会成立三天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实行血腥“清党”，并决策定都南京。南京政府每月的军政开支不下1000万元，催钱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发到上海。陈光甫拿着这些电报和蒋介石的亲笔署名信，去找筹款的重点对象上海商业联合会，最后让商人们又拿出了500万元。

其时，蒋介石还打算向国内资本最雄厚的中国银行借款1000万元，执掌中国银行实权的张公权担心消息传出会引发挤提，双方僵持不下。陈光甫利用私交做中间调停人，向张透露“内幕消息”：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即以加征2.5%附加关税做担保发行的债券）3000万元即将出炉，中国银行的借款无非是先垫一下，很快可收回。张公权这才硬着头皮答应了给钱。

1927年5月1日，国库券发行，经陈光甫及“财政委员会”积极运作，认购者全为江浙沪商界人士，具体分摊如下：上海银钱业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300万元，江浙两省1200万元，绅商700万元，两淮盐商300万元。其后半年，同类国库券又连续发行两次，总额4000万元，大部分还是江浙沪商人埋单。刚刚定都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得到这些巨款支持，真如久旱逢甘霖。

张公权虽非该委员会一员，但北伐军出征之前，他观察时局，预感到须与气势甚旺的南方势力搞好关系。早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中央银行时，行长宋子文托人传话，盼中国银行借款200万元做准备金，张公权批复可借50万元。作为回报，后来北伐军所到之处，对沿途中国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和人员都予以保护。

1926年5月，即北伐正式展开前夕，连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在股东会上提议，领导人应分驻京沪两地，他借机南下，回到上海。当时社会上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张公权在北方10年，曾任北京银行公会会长，与北方政商界人士熟稔，更结识张群等北方国民党人，此际便成为促进南北商界合流的重要推手。“四一二事变”前后，蒋介石决意向中国银行“狮子大开口”，或许正是利用了张公权政治态度上的微妙变化。

在后来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历史教科书上，总共存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1927年6月21日结束），以及陈光甫、虞洽卿、张公权等人代表的工商资本集团，因为在特定的转折关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都或多或少会留下一笔。至于是叫作“江浙财团”还是“江浙财阀”，就要视编写者的政治立场而定了。

以今视昔，抛开一时一地的政见之争，当年江浙工商资本家阶层担心激烈的工农运动和“赤化”风潮，冲击他们的正常业务经营，而对与其主张较接近的蒋氏新兴政权加以扶助，应该也属于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

除虞洽卿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逝世外，上面提及的“江浙财团”骨干，均活到了1949年以后，在又一次历史转折关头，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是去是留”的人生抉择。秦润卿、吴震修、王晓籁留在中国大陆，钱新之和陈其采去了中国台湾，至于陈光甫和张公权这对终生好友，一个常住中国香港，一个漂泊海外。

第四章
去留两难说“荣唐”

1948年11月，经受了77天的牢狱之灾后，42岁的荣鸿元愤然离开上海，南下香港。

作为那时候中国最大民营棉纺织企业申新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罪名：是违反当局限期兑收金银外币的命令，非法套取港元支付购棉款。

荣家上下花费了约50万美元的疏通费，几经周折，才把老板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捞”出来。而身兼全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及上海市政府参议员、国大代表等多个要职的荣鸿元，出狱第二天，就用坚决出走，投下了对进退失据的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票。

动荡年代，风雨飘摇，以锡商为中坚的上海工业家群体，无日不在去留两彷徨之间苦苦煎熬。荣鸿元此举，实属无奈，亦是必然。

明夺暗抢

10年前，荣鸿元曾到过香港，那一次，他是以长子身份前去料理父亲荣宗敬的后事。

1938年2月，无锡荣氏兄弟的老大荣宗敬，为免受侵入上海的日寇要挟而赴港避难，因忧心内地工厂安危，积郁成疾病逝。此时，荣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茂新、福新、申新各厂，有三分之二遭敌人劫掠或毁坏，幸存企业生产陷于停顿，以往大量放款给荣家的沪上各银行、钱庄见势不妙，纷纷上门催债。

面对危局，时年已63岁的老二荣德生考虑再三，决定让年轻有为的侄子荣鸿元出任茂福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

办完父亲丧事后自港回沪接班的荣鸿元，果然不负所托，不仅设法摆平了债务风波，还在叔父荣德生支持下，团结荣氏族人，既不与日伪合作，又尽可能疏散转移企业资产，为战后企业复兴保存了实力。

因统揽荣氏集团全局的荣宗敬突然故去，战时其各家企业又分散在沦陷区和大后方，抗战胜利后荣家内部出现意见分歧，遂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管理系统：长房荣鸿元管辖上海的申新一厂等五家纺织企业，继承了申新纺织总公司的牌子；荣德生主管上海及无锡的三家申新纺织厂；荣德生女婿李国伟则负责汉口的申新四厂和生产面粉的福新五厂。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棉纺织工业，一度出现极度繁荣的景象。荣鸿元借助二姐夫薛寿萱（主导无锡缫丝工业的薛家继承人）与国民政府财神爷宋子文的交情，从官方银行得到大量贷款，又以分期付款拿到数万包廉价美国棉花，业务做得很红火。

据1946年的统计数据，尽管上海申新各厂棉纱产量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二，但全年账面盈利却折合黄金8万多两，在当时国内百废待兴的严苛环境下，收益实在可观。

正值壮年的荣鸿元精力旺盛，屡次代表上海民营棉纺织同业，对政府的不合理管制政策提出批评甚至抗议，成为当时上海工商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随着内战加剧，国内物价狂涨，币值狂跌，病急乱投医的国民党政府狠招迭出，荣鸿元公开指责其剥夺民营事业的生产竞争权和营业自由权，直斥“这不是经济戡乱而是经济造乱了”。

如此看来，荣鸿元成为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领衔的“打虎行动”的重点对象，实在是毫不奇怪了。

饱经沧桑的荣德生，此时也私下抱怨政府“事事管制，不啻无形之桎梏；层层苛税，何异万民之锁链”。他虽很少出头，却亦不能避祸。早在1946年4月，72岁的荣德生突遭绑架，绑匪索要50万美元赎金，此案震动上海工商界乃至南京中央。后者指示特务组织“军统”派精干人员介入调查，34天后，案件告破，居然是黑白两道合谋，有驻沪国民党部队牵涉其中。而荣家先后为此付出的赎金和各路“有功人员”上门索要的破案酬金，多达60余万美元，超过了绑匪最初提出的价码。

国民党政权失信于民，来势迅猛的共产党又让人感到陌生，上海乃至整个内地都不能久留，如荣家这样较具规模和实力的工商业者，只好另谋出路了。

避走香江

1948年底，荣鸿元抵达香港不久，就以卖掉上海一家工厂得到的40万美元，兴办了大元纱厂。荣家又相继从内地抽调资金前来兴建三家纱厂，荣德生的长子早逝，代替父亲管理生意的次子荣尔仁，也到了香港，三子荣一心则不幸于赴港督察工厂途中遇空难身亡。

荣氏四厂占了二战后最早落户香港的6家华资纱厂的大头，据估计，这6家工厂在土地、厂房及纱锭设备上投入的总资本达7200万港元（当时英镑与港元固定汇率1∶16，美元兑港元约1∶4.5）。

荣鸿元在上海“出事”后，市面上盛传下一个打击对象，是无锡唐家庆丰纱厂负责人唐星海。时年48岁的唐星海正在美国考察，经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从上海、无锡两地企业转移资金折合800万港元，在港筹建南海纱厂，该厂总股本2000万港元，唐家占4成股权。

原来无锡唐家又分“庆丰”和“丽新”两大资本系统，彼此源出不同，两位创始人唐保谦、唐骧庭是远房堂兄弟，前者做粮行出身，后者以绸庄发家。

先说“庆丰系”。

唐星海之父唐保谦，1909年与蔡缄三（原是唐家粮行的得力伙计）在无锡合办九丰面粉厂，跟先行开设的荣家茂新面粉厂竞争。一次大战后，唐、蔡二人眼见纺织业前景诱人，于1920年集资100万银元，吸引晚清知名外交家薛福成之子薛南溟等人加入成为大股东，成立庆丰纱厂。

最初数年，庆丰业务起色不大，甚至要靠九丰面粉厂“输血”维持。1927年唐保谦之子唐星海美国留学归来，他锐意推行技术革新，到1933年，庆丰第二工厂投产，纱锭已增至62200枚，线锭4120枚，布机720台，资本总额250万元，成为当时尚属少见的一家工艺完整的纱布印染厂。

再说“丽新系”。

1916年，唐骧庭与程敬堂（也是家中绸庄的店员）合伙，在无锡开办丽华布厂，赚了些钱后，于1919年共同筹资30万元，成立丽新机器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丽新厂的遭遇与庆丰厂相仿，开办头十年间一直苦苦支撑，1929年前后才渐上正轨。

到1936年抗战爆发前，唐骧庭之子唐君远出任厂长，该厂新式纱锭已达4万枚，布机1200台，另有印花机若干，资本总额为400万元。

不用说，抗战期间“二唐”企业均遭重创，战后好不容易赶上上海棉纺织业短暂繁荣的好时光，但喘息未定，又逢内战。喝过洋墨水，对政局变化更为敏感的唐星海，不得不寻思退路。

天各一方

1949年5月25日，中共解放军部队进入上海时，上海棉纺织业的头面人物，几乎都走了，只有年迈的荣德生坚决主张留下。

虽然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也不多，但荣德生一生受尽外国资本挤压，内心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寄人篱下。他竭力阻止家族中人抽逃资金，早在中共部队渡江前，还暗中委派荣家企业高管钱钟汉等人，赴苏北与共产党接洽保护无锡工商业事宜。不过，这位古稀老人已不能完全掌握荣家企业的航向，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管不了了。

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去意已决，本已赴港的荣德生之子荣尔仁，一来出于尽孝，二来觉得新政权下工厂业务仍有可为，于1949年11月回到上海，打算重新开始。但他匆匆赴港之前，已把全盘生意委托给了同父异母的四弟荣毅仁。据知情人士日后回忆，荣氏家族成员之间就企业控制权问题发生了争执，荣尔仁不得不于1950年春天再度离开，远赴巴西创业（一说直到1952年荣德生去世后他才走的）。

当时四十岁出头的荣毅仁，是上海工业家中少有的“左”倾人士。1949年以前，他就是由工商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小型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人1945年底在重庆发起）成员。他相信，企业家应该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此，他安排已随家族成员到了香港的自己的孩子回到上海，等待解放。

唐家“丽新系”的唐骧庭、唐君远父子，也是留下来的人之一，他们难以割舍苦心经营多年的家业。中共部队进驻无锡时，当地工厂并未大规模外迁，民间组织的“工商自卫团”枪支弹药全部上缴，还献粮10万石、烧草15万担支援南下部队，其中就有唐家人的功劳。

此后几年，丽新各厂在新政权较宽松的政策下，业务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丽新纱厂1952年总产值比1949年大幅增加了434%，协新毛纺厂（荣唐两家于1934年合资创办）1950年盈利就达314万元。

但刚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唐君远长子唐翔千，却没有回到内地辅助祖父和父亲，反而追随堂叔唐星海的脚步到了香港，最终自立门户，开辟了另一方天地。

到20世纪50年代末，荣氏香港四家工厂经过十年经营，布机总数已超过11万台，估值约达1000万美元，资产呈稳定增长趋势。留在大陆的荣家企业，则经历了公私合营的浪潮，荣毅仁因主动配合政府政策献出自家产业得到表彰，1957年被时任副总理的陈毅（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赞誉为“红色资本家”，1959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大势所趋之下，唐骧庭父子也放弃了无锡“丽新系”的企业经营权，得以保留资产和名分，作为政治上的补偿，唐君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迄今留下来的他们本人及各方回忆资料中，大都说一切出于觉悟提高后的“自觉自愿”，至于其中到底有多少苦涩和隐衷，外人无从知晓。

几度沧桑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三十年过去。

1979年，已是香港南联实业公司等多家大企业老板的唐翔千，接到“文革”后复出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老父亲唐君远来信，希望他回国投资。稍后，唐翔千远赴新疆乌鲁木齐，建成国内第一家合资经营纺织企业——天山毛纺织厂，又回到上海，办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

同在这一年，63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1978年获选）受邓小平之托，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投资合作的官方背景窗口企业。

这时候，早已离开香港转赴南美，继续投资面粉厂的荣鸿元，已在巴西安享晚年，荣尔仁则自巴西去了美国定居。而无锡唐家“庆丰系”的唐星海，将香港南海纱厂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度获推选为东南亚棉纺织联合会会长，晚年将生意移交给长子唐骥千后，于内地改革开放前数年去世。

中国内地再度开放之后，遍布南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地的荣家、唐家第三代和第四代，纷纷回国，或投资，或探亲，或访问交流，一时蔚为壮观。

无锡荣、唐两家后起之秀中，有两位曝光率最高。一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他1978年只身赴港打拼，后执掌中信泰富公司，成为风头甚健的香港商界翘楚，可惜投资期货造成巨亏，2009年被迫辞职；二是唐翔千之子唐英年，商而优则仕，香港回归后长期出任特区政府高官，但在2012年3月新一届特首竞选中，黯然落败。

无锡资本五大家

无锡第一家近代机器工业企业，出现在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1895年），由杨艺芳、杨藕芳兄弟创办，名为业勤纱厂。其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02年共建保兴面粉厂（后改称茂新面粉厂），买办出身的周舜卿于1904年开设裕昌丝厂。

自此，棉纺织、缫丝（蚕茧抽丝）和食品业，演变成为近代无锡民营资本的三大产业，以上述三家为首，又衍生出五大产业资本系统。

杨氏兄弟早年都是李鸿章的幕僚，因征战太平天国有功升官，艺芳为驻天津的长芦盐运使（津冀沿海的长芦是中国最大的海盐盐场），藕芳为李鸿章在上海的官办纺织新局会办（即副总）。二人任上积累了可观资财，受洋务运动风气影响，有意回家乡无锡投资实业。

他们在前后两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刘坤一支持下，筹资白银8万两，又向江苏省官方借公款10万两，终于办起全中国第一家私营纱厂。

业勤纱厂初创时规模有限，共有纱锭不过一万枚，设备也较薄弱，但贵在得风气之先，盈利甚丰，十余年间就还清公款和债务，股东们连本带利大赚了。不过，后来兄弟两房闹矛盾，只好轮流坐庄，以至于始终无法做大，还因内外交困几度开开停停。

1917年，杨艺芳之子杨翰西集资80万银元，另设广勤纱厂。他决心自立门户的原因，一是一次大战期间中国纺织工业极度繁荣，利润丰厚，二是受到杨藕芳儿子们的排挤。广勤的股东，包括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大实业家周学熙（安徽人，清两江总督周馥之子），以及杨翰西另一房的堂兄弟杨味云（时任财政部次长）。

依托北洋官僚资本背景的周学熙、杨味云二人，又自1919年—1923年，在天津、青岛和唐山创立三家华新纱厂，这是近代华北棉纺织工业的开端。该厂与业勤纱厂模式相近，名为商办，实则大部分动用公款，商股不到50万银元，官股达80万银元。

近十年苦心经营后，华新厂交还全部官股，转为民营，在股东分红200万元，另扣除公积金90余万元后，资本额仍累积至440万元，可见其利润之巨大。

当然，华新厂已跳出无锡杨家资本系统，北洋政府倒台后，失去政治靠山的他们，亦再难有大发展。而1937年抗战爆发时，日寇攻占无锡，杨家业勤、广勤厂房均遭烧毁，亦无法恢复，只有杨翰西转移投资的上海广勤纱厂得以维持，直到解放初期。

在缫丝产业系统方面，有关周舜卿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甲午战争前曾在上海开设升昌铁行，专与英商做五金买卖，上至汉口，下至苏锡常地区，甚至远到日本长崎，都有其分店。他还首倡发起上海商学会（即后来权倾一时的上海总商会前身），可见其江湖地位。

周舜卿在无锡开办的裕昌丝厂，起初只有缫丝车96台，到1930年增至330台，累积资本8万两银子，规模扩张有限。1931年后，周家第二代经营的几间丝厂境况不佳，资产先后抵押给银行，实际上已近破产。

真正发扬光大无锡缫丝工业的薛南溟，系出名门。其父亲薛福成，为曾国藩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因一人身兼清廷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而享誉海内。薛南溟本人亦曾在李鸿章帐下做过事，甲午战争后，有意“下海”搞实业，经过几次不太成功的尝试后，1909年在无锡租赁厂房，开办了锦记丝厂。

薛家是无锡大地主，财大气粗，一出手就投资12万两银子，购置缫丝车410台。自1916年到1926年，薛南溟又先后收购隆昌丝厂，开设永盛丝厂，并将早年设在上海的永泰丝厂迁回无锡，这三家厂子资本总额合计约24万两，共有缫丝车超过1300台。

薛南溟1926年去世后，小儿子薛寿萱（荣家老大荣宗敬的女婿）全面接掌家族生意。他是公认的缫丝技术改革家，刚接班就把各厂的老式坐缫车换成新式的立缫车，并集资开办全部采用新车的华新丝厂。正是由他开始，无锡的缫丝厂才能生产可满足欧美顾客要求的高级丝。

20世纪30年代初，受国际市场不景气冲击，无锡缫丝业陷入低谷，1935年，薛寿萱重整旗鼓，筹资100万银元，以浙江兴业银行为后盾，组织兴业公司，经营旗下各丝厂（部分为接盘周舜卿家族工厂）。该公司管理缫丝车超过2000台，年产蚕丝约两万件，总产值在4000万元以上，两年之间，刨去各厂利润不算，公司本身的年利润率，居然达到惊人的百分之一百。

可惜好景不常，抗战全面爆发，薛寿萱被迫携现款100多万元逃难美国，此后一直在纽约做寓公和投机生意。薛氏系统各厂，抗战中元气大伤，从战后到解放前为止，恢复生产的设备不及战前的五分之一，流动资金更是捉襟见肘。

无锡产业资本五大家中，还有大名鼎鼎的荣氏兄弟开创的“茂福申新”系统（茂新、福新经营面粉厂，申新经营棉纺织厂），以及同样声名显赫的唐家名下的“庆丰系”（唐蔡合资）和“丽新系”（唐程合资），他们的故事更加跌宕起伏，详情已如上文所述。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之前，除荣家外，杨、薛及二唐的全部投资都在无锡外，抗战期间各家先后到上海依托租界保护建厂，总公司也设在上海。抗战胜利后，尽管他们仍设法调动资金回无锡恢复和增加工厂，但账都在上海结，所得税也在上海缴，原来的五大产业资本系统已失去其独立性，完全成为上海工业资本的一部分了。

第五章
薪火相传老中青

倘若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条轨迹平滑的直线，可以想象今天下面的一幅幅场景：

65岁的昆山人宋郑还，一位颇受尊敬的卸任的中学校长，每月领取还算不错的退休金，含饴弄孙，颐养天年；46岁的沈东军，在他土生土长的南京担任地方国有航空公司的中高级部门主管，继续着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职业生涯；38岁的苏北淮安人吴志祥，执教大学成教学院，每学期要重复一次的讲义，都背得滚瓜烂熟，根本无须备课了。

当然，这一切都未曾发生。

现在，宋郑还名下的“好孩子”集团，童车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年销售额60亿元；沈东军经营珠宝、投资酒庄，出入时尚界和娱乐圈，长袖善舞，风光无限；吴志祥跳出阿里，“克隆”马云，立志要创造网络时代的另一个神话。

以务实著称，不尚虚名的苏商，常常会不按牌理出牌。

童心未泯宋郑还

宋郑还尽心尽力栽培“好孩子”，迄今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但他觉得“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好孩子”是苦出身。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困难，教育经费尤其紧缺，作为权宜之计，实行免税政策鼓励发展校办企业。宋郑还所在的昆山陆家镇中学，也办了一家与后来的童车生产风马牛不相及的信艺模具厂。

书生办厂，谈何容易？

信艺模具厂举步维艰，奄奄一息，补贴学校经费不成，反成了烫手山芋。到1988年，全厂负债120万元，其中既有银行贷款，也有教职工集资款，厂内员工8个月没发工资，基本濒临破产了。

万般无奈之下，昆山县教育局领导指示时任副校长的宋郑还接手工厂。一直分管校内教学的宋郑还，哪里晓得工厂如何经营。但上级指示，“军令如山”，硬着头皮他也得上。

天无绝人之路。宋郑还托人找关系，几经辗转，接到了上海一家军工厂发来的童车订单。一单业务下来，宋郑还就琢磨：童车原来咱们也能造啊！教了十年数学、脑筋灵活的他一鼓捣，居然“发明”了一辆两功能童车，并申请了专利。

校办工厂没钱投入生产这项“新发明”，幸好上海浦东一家效益好的镇办企业对此感兴趣，出价4万元收购。让厂里上下大吃一惊的是，除了给员工补发了少量拖欠工资外，宋厂长居然拿出3万元修建工厂大门。后来他解释说：“一家厂子连门脸都没有，形象太差，怎么能得到人家的认可？”

既有内功修为，又注重对外形象，这就是宋郑还的“好孩子”最终获得成功的两大要诀。

不久，他的第二项专利——四功能童车亮相深圳专利博览会，想不到反应热烈，第一天就收到最高报价15万元。宋郑还一算账，意识到只要市场好，自己干更划算。那时候厂里仍然是资不抵债，告贷无门，好在有位学生的父亲在昆山当地银行工作，熟知宋郑还的为人，想方设法给厂里办下来5万元信用贷款。

自此之后，年届不惑的宋郑还领着厂里一帮人埋头苦干，短短4年间，不仅解决了校办工厂生存问题，还让“好孩子”童车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一，产值超过1亿元（1993年）。局面打开，后续发展资金的难题迎刃而解，通过出让股权，1994年，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置业汇入第一笔融资450万美元，1996年第一上海投资公司又入股690万美元。

1999年和2006年，“好孩子”先后成为北美和欧洲童车市场的龙头老大。如今，在上述三大市场上，平均每卖3辆童车，就有一辆以上来自于“好孩子”。2011年，该公司童车全球销售总额，一举突破60亿元人民币。

天生叛逆沈东军

宋郑还用挣到的第一笔专利款修建工厂大门，将近20年后，沈东军花一大笔钱（7.8万英镑，2007年时折合约120万元人民币），从拍卖场上买回了一把钥匙。

那自然不是一把寻常的钥匙，据说是导致一个世纪前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沉没的“罪魁祸首”。它能打开船上储藏望远镜的柜子，巨轮起航之前却被保管者临时带下了船。

“我认为这把钥匙很有教育意义，它是泰坦尼克号悲剧的决定性之物，望远镜本可以拯救这艘豪华巨轮，由于一名水手对细节的小小疏忽，导致了世纪灾难。”出手参加拍卖前，沈东军向大惑不解的公司管理层解释：“对于我们奢侈品牌来说，细节精神不正是时刻要强调的吗？”

这种略带“作秀”成分的行事风格，或许正是沈东军的成功之道。

1997年之前，沈东军是南京航空公司一名职员。他回忆说：“当时，航空公司以技术和政策为导向，人在里面只相当于机器的一个小部件，我有自己的想法，总希望做些开拓性的事，这种个性不适合国企的管理风格。”

沈东军的岳父长期在云南做翡翠生意，刚辞职下海时，他原本也想干这行，但仔细研究才发现，翡翠业前景不甚明朗。恰在此时，世界钻石业老大戴比尔斯（De Beers）大力拓展中国市场，发起一波波推广“钻石文化”的广告攻势，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家庭里的年轻人，也以结婚时买钻戒为时髦。29岁的沈东军看准机会，决意投身珠宝业，很快就在南京开办第一家“通灵翠钻”专卖店。

宋郑还发家，靠的是鼓捣出来的技术专利，以及超前一步的品牌意识，沈东军也是两招：价格战和品质保证。他在竞争激烈的珠宝业中脱颖而出，且不失时机地傍上了国际大款。2005年，“通灵翠钻”与欧洲钻石巨头欧陆之星（EuroStar）合作，起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TESIRO通灵。到2011年，这家成立不到15年的公司，拥有遍及全国大中城市的近300家专卖店和专柜，年销售额达10多亿元人民币。

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沈东军说，企业有发展周期，行业同样如此，个人的事业要嫁接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上，通灵就是伴随中国珠宝行业的发达而快速成长起来的。

珠宝生意并非沈东军事业的全部，2011年，他个人出资收购了法国乐朗酒庄，成为拥有法国葡萄酒酒庄的中国企业家第一人。像当初看好珠宝业一样，善变的沈东军如今又看好红酒在中国的未来。

2012年2月第62届柏林电影节上，连续4年成为赞助商的沈东军，应邀出席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伍尔夫举行的晚宴，是现场唯一受到邀请的华人。

当年的地方国企普通职员，摇身变为出入国际政要、明星圈子的时尚达人，哪一位编剧大师能写出如此神奇的本子？

马云不识吴志祥

沈东军毅然离开南京航空公司之日，吴志祥还是苏州大学旅游系一名大三学生。毕业后，他没有回老家淮安，而是留在苏州大学成教学院当老师。江苏人历来尊师重教，在文化氛围浓郁的苏州，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更是非同一般。显然，吴志祥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刚干了两年，初上讲坛的兴奋劲过去之后，吴志祥心里打退堂鼓了：每个学期都在重复教那几门课，实在太无聊。他走出了苏大的大门，到一家国企过渡了两年，随后投入起步不久的马云阿里巴巴旗下。

当年的阿里巴巴远不像今天一样呼风唤雨，其貌不扬的马云还像个虔诚的布道者，在各种场合向人宣讲什么叫“B2B”（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营销），什么是“电子商务”。

吴志祥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深刻感受到了“B2B”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旅游科班出身的他，很自然地将眼光盯住了旅游B2B，先后给马云发了几封邮件，主动提出要拓展这方面的业务。

按吴志祥的说法，在电子商务领域掀起一场革命风暴的马云，却有一条相当保守的不成文规定：员工进公司不到3年，别对公司未来指手画脚。加上跟其他火爆的行业相比，当时旅游业的盘子还不够大，阿里巴巴对此不感兴趣。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阿里巴巴不受器重的吴志祥，一咬牙拉来四个同样看好电子商务前景的朋友，回到苏州大学的宿舍里，创建一家新的旅游网站。

早在1999年，以“B2C”（企业对个人）模式打天下的携程网成立，借助国际风险投资支持，奠定了其在国内在线旅行服务的江湖地位，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了市。吴志祥意识到，他们很难正面挑战携程网，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投入，差异化竞争的路子在于，携程网为个人旅游者服务，他们则要为旅游企业服务，做旅游行业的阿里巴巴。

为了省钱，刚开始时，吴志祥甚至连公司注册都没办，“偷偷摸摸地干”。一直到2004年，通过为旅游企业做网站，收入较为稳定后，“同程网”才正式宣告创办。到2006年时，全公司有80多号人，年收入1000多万元，利润在200万元上下，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

但2006年底的CCTV“赢在中国”创业大赛，给吴志祥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又点燃了他心中更大的一把火。他和同程网从12万个参赛项目突围而出，杀入5强，获得诸多奖项，而台下风险投资评委们尖锐的批评，如“收费会员有限、业务增长存在天花板”等，却让他大受刺激。

在风投们“忽悠”下，吴志祥确定要做“B2C”，跟携程网正面死磕。2008年，同程网拿到第一笔1500万元的风险投资，进军酒店预订业务，随后又相继进行了两轮融资。

吴志祥相信，以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之迅速，市场上可容纳3～5家互联网旅游服务上市公司。他的目标是，未来三五年内市场覆盖率超过主要的竞争对手，但仍然会实行错位竞争，即形成“商务旅行找携程，休闲旅游找同程”的大体格局。

三代苏商生意经

宋郑还生于1949年，沈东军生于1968年，吴志祥生于1976年。这三个，都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甚为特殊的年份。

宋郑还时时不忘强调，他不是一个商人，至多是属于老派的苏商，当初接手校办厂，只是遵从上级领导安排，为教育事业做贡献，根本没想到能折腾出“好孩子”这么大的盘子，也没想过有朝一日企业民营化，自己当上了大老板。

直到2001年，“好孩子”集团的大股东仍是昆山教委，宋郑还为首的管理层，只拥有数目不多的股东奖励性赠予股份。2001年，苏州全市纷纷将乡镇及校办企业转制，下辖的昆山也不例外，宋郑还等人通过管理层收购，才真正掌控了“好孩子”。2010年底，好孩子国际股份赴香港上市，开了昆山首家本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先河。

其实，与崛起于草莽中的浙商，或借南风于侨资的粤商相比，当代苏商更多是从集体经济起步，因产权不同，在经营思维、运作模式乃至转型路径上，彼此差别很大。像宋郑还和“好孩子”这样的案例，江苏企业圈里俯拾皆是。

沈东军给自己下的定义是“苏商中的叛逆者”，在地理意义上属于苏商，举手投足之间，却全然不见苏商低调的传统。这也许源自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里，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处在躁动不安的反叛激情中吧。

沈东军觉得，企业家的低调和高调，与其所从事产业和出身背景有极大关系，比如官商，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太高调，中国人又喜欢枪打出头鸟，太高调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他否认自己是个高调的人，只不过身处时尚行业，难免需要曝光率，同时比较认同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喜欢参与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他说，作为一线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能充分利用话语权，对政府的合理施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作用。

宋郑还、沈东军早已功成名就，而成长于新时代的吴志祥，人生事业仍处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阶段。

尽管在阿里巴巴干的时间不长，但这家神奇的公司在吴志祥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程网的业务模式是公司上下合力探索出来的，所有骨干人才是内部培养出来的，连最为关键的公司控制权方面，也基本上是依葫芦画瓢，向马云偷师。

马云的理念是，阿里巴巴没有绝对的控股人，需要团队共同创业和分享成果。时至今日，包括吴志祥在内的5名创始人，并没有完全控股同程网，1700多位员工中，至少有100余人持有公司股份。

“如何赚钱决定今天，如何分钱决定明天。”这是吴志祥的口头禅之一。也许，此时再回味一下老前辈宋郑还的那句话“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大家会别有一番感悟吧。

苏商柔与刚

江南自古繁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构成了传统上苏商多儒商的社会根基。

儒商以温文尔雅，做事精细柔和为特点，因此，苏商中少有惊世骇俗的开拓型商业领袖，却也罕见为人诟病的恶性商业案件。放眼当下，可见诸多例证：比如江苏在IT硬件生产上独占鳌头，但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方面少有重大建树；国内屡屡曝出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江苏企业往往能独善其身。

苏商的“柔”，体现在做事风格上，但对待做事目标，却以“刚”，即执着出名。

江苏历来经济发达，但明清以来，中央政府监控严厉，赋税亦重，如明朝初年，仅苏州府一地的赋税总额便超过了整个浙江省。要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做生意，殊为不易，于是苏商天然地重视政府关系，并善于夹缝中求生存，在现有体制约束下，将事情尽可能做到极致，然后想方设法突破体制局限，最终推动社会实现大的变革。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曾有学者认为，国内最具有革命性格的，不是燕赵悲歌慷慨之士，也不是岭南骁勇善战之民，而是江浙一带的儒雅文人，皆因政治革命以疾风骤雨的方式打破原有社会结构，但江浙人善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在和平年代一步步改变现实。

最近二三十年来，“苏南模式”，名扬天下。其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能迅速促进地区经济起飞，固然是重要原因，更根本的是，苏南地区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企业，能在官方政策所能容许的范围内，通过经济发展谋求体制上的变革。

相比之下，广东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自上而下，中央给特殊政策的结果，而江苏尤其是苏南今天的辉煌，更多体现在自下而上的尝试和努力之中。反过来说，广东“山高皇帝远”，远离中央统治中心，粤商又能置身政治旋涡之外，经商视野延伸至海外，事事逐利为先，这一点，又非直面体制之困的苏商所能比拟。

近代以来，江浙商人通常相提并论，其实，比邻而居的苏商与浙商，论出身论气质，都迥然不同。

浙江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历来习惯出外谋生，走街串巷，小本经营，常要面对流落异乡者所必须忍受的白眼与欺凌，所以，他们天然具有与乡亲合作抱团求生存的强烈愿望。

而富庶的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号称鱼米之乡，农村中以自耕农为主，自给自足，一切不假外求，合作互助的需求就那么迫切。且一般人谋生不成问题，又形成了苏商以“坐贾”为主，不愿投入舟车劳顿、风餐露宿的行商生涯的特点。加上江苏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文人相轻的毛病也渗透到商业经营之中。故苏商之间，少有惺惺相惜之情，遇到急难危机，亦难得出手相助。

有文化，重阴柔，喜“坐贾”，不结伙，这都是苏商的特点，很难片面定优劣。或者正因为他们能安心守在家门口，才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官民之间，一点点将事业做大。而对外包容，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也使得江苏本地市场未为苏商自身所垄断，给外来商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机会。

以昆山为例，祖籍是当地的台胞，只有区区二三百人，但它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台商前来，成为中国内地名副其实的台商投资第一城。

从明清两代的徽商，到当代的台商、浙商，都在江苏大地上如鱼得水，与如此特殊的商业传统和经商氛围，不无关系。

鸣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特别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的支持，南京《苏商》杂志亦为采访提供了方便。部分内容曾参考政协上海市委文史委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旅法学者王菊的《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的《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以及荣家企业合伙人钱钟汉的回忆录等著作。

《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吴刚、慧及人生版组编委于东辉给予了慷慨的鼓励和支持。肖经栋参与了部分章节的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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