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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巴比伦/路内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302-13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7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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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亮，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

—张小尹《终南山》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她就答应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八零后，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暌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经历过的时间，就会因此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老师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老师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所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二十年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

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老师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屁股，还会把屁股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糨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

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鸡吧。”

我对化工厂没好感。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

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傻逼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跟着发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动静，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厂里。”

我爸爸说：“看一看。”

我说：“年年都炸，我都看腻了。”

我爸爸说：“今天顺风，小心点。”他以前说过，万一厂里炸了，有毒气体泄漏，一定要顶风跑。毒气是顺风飘的。

我也爬到了院墙上，公房的阳台上早就趴满了人，大家一起看爆炸。那是中班时间，人们都在踅摸谁在厂里当班。我看到一些暗红色的光，在围墙深处闪烁起伏。我爸爸指着那一片说，那里是车间区，不是仓库，是车间炸了。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如果发生情况，一定要顶风跑。”我说我知道了，这话听过很多遍了，也没跑过一次。后来我们看到楼上的阿三从那边狂奔过来，阿三看见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绰号叫大路）！炸啦！”我爸爸问他：“炸哪里啦？”阿三狂喊：“马上就要炸到氯气罐啦！”

我爸爸听了这话，一言不发，跳下墙头，顺手把我也拽了下来。他拖着我跑到厨房，伸手把煤气炉关了，然后又拖着我妈，狂奔到车棚，打开那辆二十八凤凰自行车的锁，他就驮着我妈往东南方向狂飙而去。后来他发现我掉队了，我自行车钥匙没带，穿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他们跑。我爸爸说：“来不及了，你就在后面跟着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农药新村炸了锅，所有的人都从楼房里跑了出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在地震的时候才看到过。所有人都在喊，氯气泄漏了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边猛踩自行车，一边大声喊：“顶风跑啊！大家顶风跑啊！”我跟在他后面，看见对面楼里李晓燕的奶奶披着一身肥皂泡跑了出来。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来得及穿上一条裤衩，她胸口空荡荡的，一对乳房像两个风雨飘摇的麻袋片在众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很像是一场失败的春梦。逃命的人群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她，我呢，说实话，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见过的最初的乳房，虽然它是如此地狼狈，如此地多余，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我妈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对我说：“小路，不许盯着人家看，不许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这会儿还有心思关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气要是喷过来我就死了，我到死还没看过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况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们三个穿过了浩浩荡荡的人群，沿着公路往郊区逃去。我爸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妈，我在后面穿着一双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脚上都磨出了泡，但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十几辆消防车呜哇乱叫着从我们身边驶过，再后面是警车和救护车。这些车子都消失之后，马路变得异常安静，只有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咯吱声，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声。天色忽然暗下来，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丝血红色的晚霞，路灯渐次亮起，再后来连拖鞋的踢踏声都没了，我把拖鞋捏在手里，赤脚在柏油路上跑着。我爸爸就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说，不走了，氯气要是飘到这里，估计连市长都被熏死了。

我们在郊区一个“停车吃饭”的小饭馆吃了蛋炒饭，我爸爸打电话到厂里去，厂里说，炸的不是氯气，是别的东西，楼上的阿三在造谣言搞破坏，这个浑蛋一贯如此，极其可恶。我妈就信了领导的话，说阿三确实不是东西，经常往我家的院子里扔香烟屁股。我爸爸说，这不能怪阿三，氯气啊，他妈的，历史上又不是没泄漏过。

我爸爸是工厂里的老法师，他知道氯气泄漏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他对阿三的宽容并没有使之逃避惩罚，因为李晓燕的奶奶死啦。李晓燕的奶奶暴露出两个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晓燕的妈妈说她是老不要脸的，于是老太太从六楼蹦了下来。这件事找不到罪魁祸首，必须让阿三来顶缸。李晓燕全家到派出所去报案，李晓燕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她说是阿三的谣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着警察说：“你们要让阿三这个流氓偿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旁边有不知情的听成了强奸案。警察被她搞得很烦，到农药厂去了解情况，厂里的头头说，阿三这个破坏分子，早就该抓进去了。既然厂里都推荐他去坐牢，阿三也就乐得吃皇粮了，跟出差也没什么区别。后来他被送到劳教所去，罪名是“破坏社会安定”。

我妈说，李晓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实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乳房是个麻袋片，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它，它的主人竟然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这事情很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我对化工厂也抱有同样的恐惧，但我说不出原因。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后，我拿到成绩单就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他说这种成绩连做香烟贩子都没有可能。我梗着脖子挺下这巴掌，心想，爸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挨你打，以后没这么便宜的事情了。他打得真不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打完之后，我爸爸说：“你等着进工厂做学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后一个暑假，我无所事事，成天游荡。不知为什么，天气似乎也和我作对，总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没法到河里去游泳，我只能独自在游戏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里的零钱全都兑成了硬币，玩了个囊空如洗，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仍然没有结束，于是把一个过路的小学生拦住，从他身上抄走了一块三毛钱。小学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后回头对我喊：“我叫我哥哥来收拾你！妈了个逼！”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里无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或单独游荡，或成群出动，酷暑和无聊使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这种麻烦，就用抄来的钱买了一根雪糕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客厅里坐着了。他问我：“去哪儿了？”

我顺嘴答道：“复习功课去了。”

我爸爸用食指关节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经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被我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就改口说：“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我之所以撒谎，纯粹习惯使然。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规矩比他妈的贵族还大，禁止抽烟，禁止去游戏房，禁止早恋，禁止逃课，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课外书，禁止在马路上游荡。受禁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唿哨：“小路，你爸来了。”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家，迅速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没跟我废话，他从人造革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排表格。我爸爸说： “把这个填好。”

这是一张工厂招工报名表，我按项目填好之后，他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毕业照，粘了一点米饭，贴在了右上角。我问他：“爸爸，这是哪里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说：“糖精厂。”

“你不是农药厂的吗？怎么把我送糖精厂去了？”

我爸爸摇了摇头。这事情说来话长，当年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哥也是通过我爸的关系，到农药厂去做一个学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后成了个黑社会，把车间主任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被打伤的车间主任跑到我家来评理，他头缠纱布，左臂打着石膏，耳朵上还有被咬伤的痕迹。我爸爸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我爸爸当时说：“做车间主任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不挨打呢？”车间主任哭着对我爸爸说：“路大全，将来你儿子要是进了农药厂，我就派他去掏大粪。”我爸爸是工程师，和他平级，当然不怕他威胁。但是，这个车间主任后来晋升为副厂长，专管人事和纪律。我爸爸说，要是我去农药厂上班，最终结果，很可能真的去掏大粪，就算我乐意，他也丢不起这个人。

总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谋断绝了我的农药厂之路。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场灾难。

我讨厌农药厂，因为它经常爆炸，还放出二氧化硫气体。如果你不想闻那种臭鸡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着它爆炸，然后停产。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须永远忍受臭鸡蛋的味道。这他妈简直是人生的终极悲哀。

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农药厂，而是糖精厂，糖精是一种挺可爱的东西，小时候做爆米花都得加点糖精。农药就不那么可爱了，吃下去会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问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说，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专业名词来说，叫作食品添加剂，除了爆米花之外，还能掺进蛋糕、糖果、冰激凌里面去，用途非常广泛。糖精厂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饿死一半工人了。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些都没什么用，你又不是搞产品开发的，老老实实做学徒吧。”我听了觉得很沮丧，并不是因为做学徒，而是因为糖精，做一个生产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点没有神秘感，对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着堂哥出去，看那拨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说自己是跑码头的，非常威风。我呢？难道我的未来就是对女孩子说“我是造糖精的”？

我对我爸爸说：“我不想去糖精厂。没劲。”

“那你想干什么？”

“我还是想做营业员。”

“营业员很有劲？”

“也没劲。”

“瞧你那点出息。”

我爸爸让我脑子放清楚点，工厂不是劳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绩的。照我的成绩，无论做学徒还是做营业员都没可能，就这张破破烂烂的招工表，还是他用一条中华烟换来的。我爸爸还说，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

其实我爸爸没明白我的意思。营业员虽然没劲，但还能站在柜台后面张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顾客，总比每天对着一堆机器强。我从小有个毛病，爱斜着眼睛看人，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着眼睛看机器就会像个十三点。

当时我姑妈在人民商场做会计，确实曾想把我安插进去，结果人民商场传来消息：这两年通货膨胀结束了，商品多得卖不出去，顾客除了消费以外，还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场招的毕业生全是美女。我高中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理想破灭了，这个理想是去做营业员。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没办法。

九二年的时候，我因为想读那个免费的化工职大，最终到糖精厂去做学徒。当时我的高中同学们已经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有的是去肥皂厂，有的是去火柴厂，有的是去百货店，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工作全都属于体力劳动，消耗的不是脑细胞，而是卡路里。

进厂之前，我爸爸向我详细介绍了化工厂的工种问题。

他说，别以为进厂做学徒的待遇是一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个好工种，这得托人，送香烟，送礼券。我问他什么是好工种。他说，在化工厂里，生产车间的操作工就是坏工种，这些人必须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个生物钟完全颠倒的神经病一样过日子。这是坏工种，当然还有更坏的，比如搬运工和清洁工，但我既然有一张高中文凭，国家就不至于这么浪费人才，让我去搬砖头刷厕所。

与此相对的是好工种，比如维修电工、维修钳工、维修管工、厂警、值班电工、泵房管理员之类。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时或搞维修，或搞巡逻，或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产量指标，没有严格的交接班，这就是工人之中的贵族。

我爸爸说，一个好工种很重要。比如钳工吧，平时修修厂里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摆个自行车摊，替人修车打气，把一天的饭钱挣回来；再比如电工和管工，可以顺便做做装修，时不时赚点外快。这些都是技术工种，简称技工。

我心想，技工，听起来离妓女也不远了。

我爸爸分析说，万一去不了化工职大，做个技工也不错啊，一个八级钳工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者是副教授。这么一说，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区分开了，技工是有工资劳保的，妓女没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成为八级钳工？”

他说：“至少得干三十年吧，什么机器都会修，还要懂英语。”

我说：“爸爸，还是换一个吧，做电工呢？八级电工？”

我爸爸想了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八级电工。”

我听了这话，就再也不想跟他讨论什么工种问题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台风挟裹着稀疏的雨点经过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树叶软塌塌地贴在路面上。我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绕过城东的公路，拐进一条沿河的石子路，来到糖精厂。街上阒无人迹，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风声蹿进我耳中，然后听见轰轰的巨啸，把风声盖过了，那是化工厂的锅炉房在放蒸汽。我看见两扇铁丝编成的大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门供自行车出入。水泥柱子上挂着一块惨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体字：戴城糖精厂。

很多年以后，我带着张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厂。我们坐上出租车，沿着城东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弯，我让司机停车，对张小尹说：“你陪我一起走过去吧。”

我经常会梦到那条河，宽阔的河，有很多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马达声很像一幕摇滚音乐会的开场，但要是听久了，会觉得这声音很无聊。我的梦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货船无声地驶过。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厂在哪里，只需要沿着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两辆卡车通过，往前走就是一个丁字形的河汊，有一座建造于五十年前的桥，笨拙地横跨过河流。过了桥能看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化工厂无字的纪念碑。它有时候冒着黑沉沉的烟，把天空涂抹成废墟，有时候则非常安静，肃穆地指向那些路过的浮云。

我和张小尹去的那天是周末，工厂休息，否则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化工厂的工人。

张小尹说：“这个破厂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这可不是个破厂，这是戴城著名的国有企业，有两三千号工人，生产糖精、甲醛、化肥和胶水。如果它倒闭了，社会上就会多出两千多个下岗工人，他们去摆香烟摊，就会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他们去贩水产，就会把全城的水产市场都搅乱，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街道里给他们准备五六百桌麻将。我这还没把退休工人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麻将。

我对张小尹说，从前，这家化工厂的效益可好呢。过年的时候，厂里会发各种各样的年货，有时候发鱼，都是两尺多长的大鱼。工人们把鱼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哄出厂，下班的路上就有两千辆自行车都挂着鱼，场面非常壮观。兄弟单位的人看见了就说：“哎呀，你们糖精厂的效益真好，发这么大的鱼。”戴城是个小地方，发鱼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厂里的人扛着鱼回家，非常自豪，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妈把鱼切了，烹炒煎炸，烧出很多味道来。这时邻居就会赞扬我：“小路厂里发鱼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妈于是也很自豪。

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

我说，我不进去了，原来的门房老头死掉了，换了新的门房，不认得我。我就不进去了。这条路没什么变化，原先有一个老茶馆，在工厂隔壁，现在不见了，变成了化工厂的供销处。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树长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这一带会有很多黄色的野花，也没有名字，因为开得太多了，乍看有一点惊人的美。我抬起头，看到层层管道越过头顶，横跨马路，延伸到河边的泵房，这也和从前一样。我站在马路上向厂里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锅炉房耸立在围墙边，至于其他车间，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对张小尹说，这就是我香甜腐烂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有个故事说，果子挂在树枝上，等着鸟儿来啄它，这个故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呢？可惜，张小尹并不觉得有趣。她在桥上看丁字形的河汊，那里船只往来频繁。我们站在船上看两艘拖了十来节的大船错身，这可比二十吨的卡车错身更艰难，像老太太过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着，指挥着船只缓缓地驶出河汊。

有时候也会发生撞船，双方都会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过来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绑着厚厚的橡胶轮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对骂，绝不示弱。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来捅去，每当这时，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桥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没掐灭的香烟屁股扔到甲板上去。这很缺德，因为船民都是赤脚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对张小尹说，我很喜欢站在桥上看船的，叼着香烟吹吹风，但我从来不乱扔香烟屁股。这些船都是运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烟屁股扔进了贮槽口，如果贮槽里恰好有甲醇之类的原料，就会把这只船炸到天上去。我也会被炸上天，落下一缕头发半只鞋子。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生产破坏，死了也落不下好名声。

张小尹说：“这种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蒙头蒙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九二年的时候，我蒙头蒙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摊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

我站在厂门口，看见一些工人进进出出。他们都穿着一种颜色古怪的工作服，像蓝的，又像绿的，也可能是蓝绿的。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怀疑自己是个色盲，最起码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个色盲，就进不了工厂，只能去马路上贩香烟……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着这样的衣服，穿行在工厂里，吃饭干活上厕所，心里就有一点犯怵。读高中时候，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抡黑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帝王将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厂门口居然觉得害怕，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只觉得，自己的卡路里不能奉献给女孩，不能奉献给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来造糖精，就有一种末路狂花式的悲哀。

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桠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老头说，三楼就是。

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安全生产争创先进什么的。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工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一个噘着嘴的小姑娘，长得还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为何一直要噘嘴，后来发现她天生长成这样，这就比较可爱了。小噘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路小路，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报名表里把我找了出来，说：“耶？你这个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说：“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的报名表，小噘嘴严肃地说：“路小路，去隔壁会议室做安全培训。”

我说：“安全培训是什么东西？”

小噘嘴说：“就是给你上安全教育课。在化工厂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说：“懂了。”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来个人，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几个人，都是学徒。我在这群人里居然发现了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进化工厂，似乎天经地义。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头发乱成鸡窝状，戴着一副瓶底眼镜，自称是安全科的干部。

进厂之前，我爸爸给我做了些简单的安全培训，比如生产区禁止吸烟，不要随便在管道下面走，听见爆炸声就撒腿狂奔，遇到触电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让我顶风跑，唠叨了上百遍，农药厂爆炸那次还实战演习了一回。安全科干部讲的知识，和我爸爸差不多，净是些条例，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听得昏昏欲睡。后来他说，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安全教育展览室。我跟着十几个学徒工稀里哗啦站起来，一起走到四楼，进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他把电灯开关一拉，眼前的场面让我睡意顿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听他讲话。

这个房间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状或半熟状的人体，有烧死的，有摔死的，有电死的，还有被割掉一半的手，剥了皮的腿，被硫酸浇得像红烧肉丸子一样的脸。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个酷刑博览会。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上什么都没有。我问安全科干部：“这是怎么回事？”

他严肃地说：“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没了。”

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出它有什么教育意义，由于画面上只有一堆废砖乱瓦，因此也不具备任何想象的可能。安全科干部看了看我，说：“你好像很喜欢看这个？”

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

安全科干部也端着胳膊和我一起欣赏那张照片。后来他居然问我：“你觉得哪种死法比较好？”我一惊，变成了个结巴，话也说不上来。他说，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轰的一声就没了，不会感到痛苦。碎片是没有痛苦可言的。被电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三百八十伏工业用电，人触电的时候大脑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电线，这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慢慢地死了。电流会使人体处于一种神经抽搐的状态，尸体摆出各种造型，甚至像杂技演员一样反弓起身体，脑袋可以从裤裆里伸出来。对于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还有被轧掉手的人，那种疼痛会永远留在大脑深处，每次看到自己的残手，就会起鸡皮疙瘩。还有被硫酸浇在脸上的人，那种痛苦，叫作生不如死。

我听了这些，身上也起了一层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说：“其实，只要按规章制度操作，就不会出什么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违章操作。”我们一直听到这里，才算听到了一点教育意义。但他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些人违章操作，自己没死，倒把别人给炸死了。”

这次安全教育对我意义重大，后来我去做学徒工，师傅说我缩手缩脚，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调。我把这个展厅的故事对师傅们说了，师傅们嘲笑我说，理他干什么，那安全科的家伙是个变态，绰号叫“倒B”。我问他们什么是“倒B”，他们说，倒B就是很浑蛋很没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这么混下去，就会赢得“小倒B”的绰号。我听了，只能强迫自己把展厅的事情忘记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为我严重的心理阴影，直到我看见真的死人、真的断手断脚，才渐渐变得像师傅们一样无畏。

我当时还问倒B，展览室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说，不知道是哪个上级部门编的，派发到各个工矿企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倒B无疑很会用成语，而且都是八个字的成语）。我不想当“前事”，成为一张扁平的照片，被挂在一个昏暗的展览室里供学徒工参观。我问倒B：“这玩意儿有肖像权吗？”

倒B说：“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后来宽我的心，和我说起了概率。他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本厂开工以来，生产事故比美国企业还少，只有两个电工出过人命，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高毕业生，是没资格去做电工的，只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会被电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厂里还没有一个人被炸死过，只有被炸掉一个耳朵的，这说明操作工的死亡概率相当低。

倒B说，本厂的工人，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有三个，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个，照这个概率，化工厂的危险性还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发病率，即使不到这里来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概率吗？”

我说：“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说：“没错，你要学会做分母，别去做那个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这么结束了，倒B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证书模样的东西，上面敲着一个蓝色的图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这个，就能杜绝事故发生，好像以前的红宝书一样。倒B说，不是的，这张证书代表我们都受过安全教育了，将来出了事故，死了或残了，就算我们咎由自取，与倒B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证书发到我们手里，诡笑一通，很开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后，小噘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劳资科报到，给我们分配工种。之后就放我们回家了。我离开化工厂的时候，还没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台风依旧猛烈，雨却停了。我那个高中的化学课代表走出厂门，忽然对我说：“路小路，我想我还是去做营业员吧。”

很多年以后我站在工厂边的桥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里，就是和化学课代表告别之后。我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听说他并不是去做营业员，而是去一个农机厂跑供销了。

当年我站在桥上真是伤感极了，我的化学课代表继承了我的遗志，去做营业员。当然，遗志是说我死了以后的志愿，我当时的心情和死了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

第二章 水泵之王

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是些很粗鄙的谚语），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

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工程师，吃个屁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

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

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

我妈插进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

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

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一九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出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擦擦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手淫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间，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工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令人厌世。

对于工种问题，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工厂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在工人看来，干部是从来不用干活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宣传科要出黑板报，工会要安排文艺活动，财务科要做账点钱发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劳动。但在工人看来，这种劳动因为不消耗卡路里，所以几近狗屁。尽管如此，工人还是羡慕科室里的干部，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天生喜欢体力劳动。

工人之间也分等级。以倒三班为界线，凡是需要倒班的都是傻逼，凡是上白班的都是牛逼。化工厂的维修钳工就是上白班的，这种人既看不起干部（认为干部不劳动），同时又看不起倒三班的操作工（认为操作工是傻逼）。

那时我还没有进工厂，只觉得做钳工没意思，从字面上解释，这种人每天拿着老虎钳跑来跑去，身短脖子粗，胡子拉碴一身油污。这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是最先进的阶级，可惜九十年代这种形象已经分文不值了。我爸爸急了，说钳工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工种，退休了可以摆一个修车摊子。他说过一百遍，修车修车修车。我说：“爸爸，我要是退休了就天天打麻将，修什么自行车啊？”

我爸爸说：“学一门手艺，混饭吃，懂不懂？”

在我正式成为钳工之前，为了纠正我好吃懒做的恶习，我爸爸带我去拜访了家里的一个堂叔。据我爸爸说，堂叔十六岁出来学生意，干了三十年的钳工，两只手都变得像老虎钳一样，随时都可以掐死人。这种描述很恐怖，我爸爸可能没想到，假如我有一双老虎钳一样的手，他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地扇我耳光。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他为了让我安心做工人，什么招都使上了。

我堂叔家住在戴城的西区，此地从乾隆皇帝那一代起就是贫民窟，两百年过去了，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放眼望去，全是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这种棚子点火就着，小风一吹能烧出二十里地。我堂叔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天我爸爸带着我穿过贫民区狭窄的道路，绕过几条小巷，经过了一个淌着黄水的公共厕所，在一间黑擦擦的房间里找到了我堂叔。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钳工窝棚：椅子是钳工班里焊成的铁椅子；桌子是钳工班里厚重的工作台；电风扇是工厂里的老货，只有风翼没有罩子的台扇，随时都能把手给削掉的那种。唯独那张床，是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古朴苍凉，看起来像是我们家清朝的祖宗传下来的，但我爸爸说，那其实是我堂叔在六六年从别人家里抢来的。

我们还没进门，就听见一个女人高声吆喝，此人是我堂婶。我那位随时都能掐死人的堂叔正被他老婆掐着脖子从屋子里赶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堂婶，前者确实五大三粗，胳膊比我的小腿还粗，拳头握起来就像一个树桩子。我堂婶的体积大概只有他的二分之一，但是，正是她掐着我堂叔的脖子，把他推出了五米远，并且哐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堂叔用他老虎钳一样的手擦了擦脖子，扭头看见了我们。场面有点尴尬，我堂叔倒是无所谓，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带着我们去面馆吃面。

我堂叔往那儿一坐定，就露出了钳工的本色，他指甲缝里嵌着黑沉沉的油污，牙齿被香烟熏成了铁锈色，身上飘过来一阵润滑油的味道。我心想，我要是堂婶，恐怕也得把你丫给叉出来。

我爸爸说明来意，堂叔很开心，拍着我肩膀问：“小路，今年多大了？”

“二十。”我爸爸替我回答，“今天主要是来取取经，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我堂叔叼起一根香烟，问我：“知道钳工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不防他用这么哲学的方式提问，只好摇头。我堂叔说：“技术！技术最重要。”

我堂叔说，做钳工是很需要窍门的，比如拧螺丝，并不完全靠蛮力，再大的蛮力也拧不开一个生锈的螺丝，反而会把螺丝口弄坏，那就永远拧不出来了；比如修机床，那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有些外国的机床，全中国都找不出一个人能修好，假如我恰好有这门手艺，那我就等于是一个外汇仓库，能给国家省很多钱；又比如设备保养，那需要很好的记性，因为设备就像女人一样，如果你同时搞二十个女人，难保上床的时候喊错了名字。我堂叔还说，做钳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捞点小外快，下班以后坐在弄堂口，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差不多可以挣五百元一个月。修自行车需要很好的技术，还得有一套工具和固定的地盘，还得时不时地往马路上撒些碎玻璃。我堂叔说，钳工就是一个技术工种，技术出众的钳工，连厂长见了都得让他三分的。做钳工还能收徒弟，徒弟得孝敬师傅，送上香烟白酒，否则什么都学不会，永远停留在二级钳工的水平上，永远拧螺丝的干活。总之，钳工比化工厂的操作工要体面，操作工要倒三班，从白天干到深夜，从日落干到日出，生物钟颠倒，吸入各种有毒气体，生出来的小孩会是怪胎。

我爸爸听他越说越离谱，就打断了他，说：“小路这次到厂里去，主要想考个职大，将来调到科室里去。”

我堂叔问道：“什么科室？”

我爸爸说：“他平时爱画画，上学的时候出过几次黑板报，说不定能去宣传科。”

我堂叔说：“宣传科好哇。”继续用手拍我的肩膀。我很想把肩膀让开，但又怕他一巴掌拍到我的面碗里，只好硬生生地受着。我堂叔说：“小路，有志气！科室里的女人皮肤都比车间里的好。”

我问他：“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化工厂的车间里全是有毒气体啊，熏得女人的皮都皱了。”

我爸爸说：“行了行了，老六（我堂叔的小名叫老六），你先回去吧。你老婆在家跟你闹别扭呢。”

我堂叔说：“她又要闹，又要死，又不去死。真他妈的麻烦。”

送走我堂叔之后，我就笑得直不起腰了。我爸爸脸色难看。他说这个堂叔命苦，在一家牙膏厂里做钳工，该厂的牙膏质量太差，或者挤不出来，或者挤出来就成了一摊水。这种厂的效益很差，所以堂叔的收入很低，文化程度就别提了。我说：“估计平时也不怎么干活，尽琢磨女工的皮肤了。”

我爸爸说：“他修自行车手艺不错的。小路，有一门手艺在身上，就算厂里效益不好，日子还能凑合着过。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就那样过日子也算凑合？”

我爸爸叹了口气，说：“确实也混得太惨了点。”

我爸爸也挺后悔带我去看堂叔的，这简直是给钳工抹黑，并且使我对未来的前途充满狐疑。我在堂叔身上嗅到了工人阶级的味道，在一九九二年的夏天，这已经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味道了。他用着全套钳工班的家具，躺在一张年富力强时代抢来的红木大床上，他长着一双有力的大手，却被老婆掐进掐出，你可以说他是个末路的强盗，也可以说他是个倒霉鬼。我爸爸解释说，他不能代表所有钳工的命运，糖精厂不比牙膏厂，糖精是热销全球的产品。九二年的时候，他们喜欢用一个词，叫作“效益”。糖精厂的效益就很好，在那里做钳工，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发给我爸爸一支烟：“爸爸，以后你千万别提什么宣传科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能做一个钳工，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再次见到堂叔是五年后的一个冬天，那天我骑车路过，在他家附近的马路上遇到了一摊碎啤酒瓶，车胎当场就瘪掉了。我找到堂叔的修车摊，过去打了个招呼，并且补车胎。他老了很多，背有点驼，半边头发都是花白的。他告诉我说，自己已经下岗了，靠一个小车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我堂婶再也不掐他了，因为她也下岗了，掐坏了他，全家都得饿肚子。修完车胎之后，我要付钱给他，他不肯收，俯在我耳边说：

“那玻璃碴子是我撒在那儿的。”

我再也没去过那一带。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那天是正式报到，小噘嘴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站着。和我一起站着的还有六个男的，加上她，很像八仙过海。小噘嘴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才来了七个人？其他人呢？”

我实在很想告诉她，那场安全教育课把其他人都吓跑了，剩下的七个人都是神经异常坚强的，是敢死队，是强力意志，是他妈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当时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也太操蛋了，后来才明白，倒B其实没有错，他的第一轮教育就是考验我们的神经。那些没有坚强的神经的人，那些不能死心塌地在化工厂扎根的人，迟早会闹出生产事故，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他们会拉错电闸，放错原料，拿错饭盒，而且这种人干了错事也不会觉得羞愧，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最好自认倒霉。

小噘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梳着一个马尾辫，她用一个发套套住辫子，于是这根辫子就不是尖尖的马尾巴，而是像一根圆溜溜的大红肠，挂在她的脑袋后面。我搞不清这根红肠有什么好看的，但她乐意这样，我也管不着。小噘嘴穿着厂服，不蓝不绿的那种，我注意到厂服上还有一个字母Ｔ，就在她左乳靠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Ｔ？我反应过来，这是“糖精”的起首拼音。我爸的左乳有个N，那是“农药”的意思。Z是造漆厂，R是乳胶厂，L是硫酸厂，都这样。

小噘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工厂纪律。”

她照本宣科把条例都读了一遍。这本古怪的劳动纪律手册全是关于惩罚的条例，迟到早退旷工打架抽烟喝酒违章操作。她读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脸上稍微不自然了一下。婚前性行为也要处分。后来她解释说：“这本劳动纪律手册是八五年编的，到现在没怎么改过。”最后还有超生，她说，超生必须强制人流。我心想，这关我屁事，谁敢把我送去做人流，我非宰了他不可。

我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看去，我发现劳资科简直就是一个炮楼，正前方可以远眺厂门和进厂的大道，左侧是生产区的入口，右侧是食堂和浴室。在这个位置上要是架一挺机枪，就成了奥斯维辛的岗楼，或者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整个工厂的战略要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个建筑设计师，他向我说起监狱的设计，最经典的是圆形监狱，岗哨在圆心位置，犯人在圆周上。这种设计方式非常巧妙，没有视觉死角，而且犯人永远搞不清看守是不是在看着他。一说起这个，我就想到了化工厂的劳资科，我虽然没见过圆形监狱，但我见过劳资科，确实很厉害，没有人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我想着想着就走神了。小噘嘴说：“路小路，钳工班。”

我问她：“你讲什么？”

小噘嘴不耐烦地说：“分配工种你走什么神？你去钳工班报到！”

我心想，爸爸，你的香烟和礼券没白送，我就指望着你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啦。

散会之后，小噘嘴把我留了下来。小噘嘴说：“路小路，我在读劳动纪律，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听呢？你这种小学徒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不要把工厂当成自己家。噢，当然，爱厂如家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自由散漫。你是普高毕业的，成绩又很差，本来应该和他们一样去做操作工，但是分配你去做钳工，不用倒三班，这是很不错的。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说：“是，科长。”

小噘嘴说：“我不是科长，胡科长开会去了，让我代办这些工作，读劳动纪律。”

我说：“劳动纪律手册发下来看看就可以了，对吧？”

小噘嘴说：“劳动纪律手册，人事科可以发下来，劳资科就必须读给你们听。这是厂里的规定。”我听了这话，搞不清所以然，假装搞懂了，频频点头。我觉得她年纪不大，就这么教育我，很不应该。但我天生喜欢被小姑娘教育，最好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你可以说我犯贱，作为一个钳工学徒，我也只有这么点爱好了。

后来我问我爸爸，人事科和劳资科有什么区别。我爸爸说，人事科是管干部的，劳资科是管工人的。好比我是一个学徒，就得去劳资科报到，而大学生是干部编制，就得去人事科报到。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人事科管的是“人”，劳资科管的是“劳”。我爸爸说，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可以读懂那些劳动纪律，工人反之，就得一条条念给他们听。道理简单得很，不应该想不通。

“这算不算搞歧视？”

“等你混上干部编制，你就不觉得是歧视了。”

化工厂分为两部分，东边是生产区，全是车间，西边是非生产区，包括科室大楼、工会小楼、澡堂、食堂、宿舍、机修车间，还有花房和一个硕大的车棚。生产区与非生产区之间的区别在于禁不禁烟。在生产区里抽烟会被课以重罚，屡犯者按警告处分直至开除不等。

钳工班在生产区的外围，那里可以抽烟，这也是钳工们自豪的因素之一。

我回忆起钳工班，那是一个铁皮房子。关于铁皮房子的量词，我花了十年时间也没能想明白，用“幢”或“栋”，似乎太雄伟了，用“间”又太小。简而言之，那是一个用铁皮焊出来的房子，大约有三百平方米，铁皮房子里有几张厚重的工作台，台沿上安装着几个台虎钳。除此之外，还有一台车床、一台刨床、一台钻孔机。东北角上是用三合板挡起来的一个休息室，工人在里面换衣服，抽烟，打牌。

我去钳工班报到，手里还拎着新发的劳保用品，两套工作服，一双劳动皮鞋，四副纱手套。进门之后，听见哗啦啦一阵巨响，有一块铁皮屋顶被风吹走了，它像一个脱了线的风筝遥遥而去，在天空中快乐地翻滚着，越飞越高。有个老工人目送着这块大铁皮说：“不知道哪个倒霉的会被它砸中。”

我问他：“师傅，这儿是钳工班吗？”

他说：“你新来的？去里面报到吧。”

我拎着劳保用品往里走。一群泥猴一样的工人叼着香烟，坐在那里审视我。后来我见到钳工班的班组长，他是个言辞木讷的红脸大汉，他说他叫赵崇德，旁边的工人就大声说：“小子，你叫他德卵。”

我冲着班组长鞠了个躬说：“赵师傅。”

他低声说：“我们这里都叫卵，你就随大伙一起叫我德卵吧。”接下来他分别向我介绍了大卵、小卵、石卵、马卵、炳卵……最后一个是歪卵，此人是个朝左的歪头，叫“歪卵”是象形的意思。工人们扶了扶他的歪头，对我说：“歪卵师傅是做刨床的，他刨出来的东西从来都是歪的。一年出多少废品，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歪卵听了，朝上（严格地说是朝左上方）翻了个白眼，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脏话。工人们哈哈大笑，对我说：“不要歧视歪卵师傅，他看上去是做刨床的，其实是我们这里的文工团。”

我当时想，本人姓路名小路，如果叫路卵，不知道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可是工人们又告诉我，新来的学徒工，暂时没资格称“卵”，这算是让我松了口气。我问德卵：“这里哪一位是我师父？”

德卵说：“你师父请病假，下个礼拜才能来上班。你先干点别的吧。”

“我干什么？”

“你去挑水吧，把地上洒一洒。”

我读过一个剧本，叫《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说实话，铁皮屋顶是够那只猫喝一壶的了。这种材料制成的房子，典型的冬凉夏暖，夏天就像是撒哈拉沙漠，恨不得脱得就剩一条兜裆布，到了冬天，这房子又变成了一个到处漏风的冰窖，飞快地把身上的热量吸走了。总之，厂里的野猫从不到这个地方来，猫才没那么傻呢。

整个钳工班的人就生活在这里。夏天没空调，只有两个生了锈的电风扇，把热风往人头上灌，吹得人昏昏欲睡。这时就需要去挑水，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倒在地面上，咝的一声，两分钟就干了。对付如此酷热，只有不停地洒水降温。

冬天略微好过一点，可以点起火炉烤暖。火炉是用柴油桶改制的，有一根铁皮烟囱，直通到屋顶上。烧火炉需要大量的燃料，煤油、木柴、废轮胎都可以，实在没有了就烧报纸杂志。这些燃料都不是现成的，得自己去找。

学徒工的任务很简单，夏天洒水，冬天捡燃料。

我去钳工班报到的那天，没遇到我的师父，其他工人师傅让我挑了一上午的水，下午就让我背着一个小竹篓子在厂区里找燃料。师傅们说，天太热，得洒水，与此同时必须未雨绸缪，把冬天的燃料准备好，这些燃料在寒冷的季节里非常抢手，夏末秋初就得开始囤积。师傅们对我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我背着竹篓在厂里漫无目的地晃悠，像农村里捡粪的孩子。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差使，起初并不觉得特别悲凉，相反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在所有的燃料中，废橡胶和煤块是一等品，木柴是二等品，报纸是三等品，等而下之的是破布头碎纸片。我捡破烂的时候，厂里的阿姨会突然叫住我：“来！小学徒！来！”我屁颠颠地跑过去，阿姨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把糖塞进自己嘴里，把糖纸扔进了我的背篓里。我就这么成了个流动的垃圾箱，谁叫我，我就得跑过去。有一次，一个阿姨在女厕所门口喊我，我瞄了她一眼，没敢过去，怕她把草纸扔在我背篓里。

后来厂里的清洁工来找我，清洁工说：“兄弟，你不能连废纸都给我捡走啊，你再这么捡下去，全厂的清洁工都该失业了。”

清洁工的话让我的自尊心像玻璃一样碎掉了。我想起我爸爸说的，我好歹也算是高中毕业的人才，怎么就成了个捡破烂的呢？那几天回到家，我爸爸问起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说，我干得挺好的，正在学修水泵。我爸爸疑惑地问：“你刚干了两天就让你学修水泵，不会吧？”我问他：“那我该干什么？”我爸爸说：“你应该扫地擦桌子，去水房泡开水，给师傅擦自行车……”

我心想，爸爸，你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在捡破烂吧？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工作，我要是靠捡破烂能捡进你那个化工职大里去，我就把脑袋输给你。

关于捡垃圾的种种，我没告诉别人，实在是觉得丢人。我在厂区里转悠的时候，经常看见同一届的学徒工，拎着六个热水瓶笑嘻嘻地从水房出来，健步如飞往班组里跑去。附近的阿姨看见他们，就说：“新来的学徒工呶，长得真帅。”然后她们又看见了我，冲我喊道：“捡垃圾的小学徒，过来！这儿有废报纸！”

我二十岁那年，把这件事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遭遇。小时候我曾在垃圾筒里捡到过一只皮球，视为珍宝，我用路边的积水把这个皮球擦干净之后，忽然有个同龄小孩站在我面前，他穿着奶白色的西装短裤，小小年纪居然梳了个分头。分头阴着脸说，这个皮球是他的，并且动手来抢。我使了个绊，把他摔进水塘之后撒腿就跑，身后传来他的哭嚎声。后来分头认准了我，隔三岔五跟在我屁股后面唠叨，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返身回去抓他，他就狂奔而去。直到有一天我没了耐性，把那个皮球还给了他，皮球已经破了。我说：“皮球还你了，你他妈的别再跟着我了。”分头接过皮球又是一阵号哭，我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嘴巴，他居然不号了，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我二十岁捡垃圾的时候，开始怀疑，这是我多年前捡皮球、干坏事的报应。

我捡了一个礼拜的垃圾。后来，我师父老牛逼出现在我面前，他简直就是个天使，照亮了钳工班漆黑油腻的工作台。老牛逼对德卵说：“我的徒弟怎么可以去捡垃圾？”他把我的背篓扔在了德卵的徒弟面前，径自带着我去修水泵了。德卵的徒弟叫魏懿歆，他的名字对工人师傅来说太恐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笔画多得数不清，也不知道他爹妈是怎么想的，简直是存心刁难工人师傅。德卵写工作报告的时候非常头疼。工人师傅嘲笑他说，你把名字写完，老子一泡屎都拉干净了。魏懿歆大专毕业，学的是机电，在钳工班也算是下车间实习。这人有点结巴，见了老牛逼总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就由机电专业毕业的魏懿歆负责捡燃料，而普高毕业的路小路居然可以去修水泵。我也搞不清，这算不算人才浪费，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干这个活了。魏懿歆是个很认真的学徒，他捡燃料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筐一筐地往钳工班运燃料，冬天还没到，已经囤了一房间的木柴和报纸，还有两百斤优质煤，全是从锅炉房偷来的。直到有一天被锅炉房的师傅发现，一巴掌拍掉了他两个臼齿，才阻止了这种疯狂的行为。

我师父老牛逼是工厂里的名人。别人告诉我，能做老牛逼的徒弟，是我一生之中的大幸。整个钳工班都以“卵”字作为后缀，只有他是“逼”，这说明他非常厉害，睥睨群卵，不可一世。我现在三十岁，活得已经有点腻了，因此歪理越来越多。我开始明白，人生的幸事不多，比如说，有个好丈母娘是幸事，有个好邻居是幸事，老板和老婆都不算。这是因为，丈母娘和邻居都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运气不好会酿成长期的折磨。有一个好师父也是幸事，道理一样，师父不是自己能选择的，而是国家分配给我的。

我最初见到老牛逼的时候，他倚在一台车床上，和一个四十多岁、嗑着瓜子的阿姨聊天。他对阿姨说：“你知道吗？金条要大，元宝要小！”阿姨听了，脸上红扑扑的，用粉拳捶他。老牛逼就诡诡地笑了起来。

金条和元宝是工厂里的黑话，我听不懂。后来去修水泵的时候，我悄悄问他：“师父，您说那金条和元宝，到底是啥意思？”

老牛逼哈哈大笑，用手指给我做了个比方，他把右手的中指伸到我面前说：“看，这就是金条。”他又把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圈成环状，伸到我面前，说：“见过元宝吗？这就是元宝。”然后他就把金条伸进元宝里面，进进出出比画了一下。我当时拍了拍脑袋，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其实只能说，我对金条的了解远远大于元宝，元宝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只是为了让老牛逼相信，我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孩子，教我修水泵那算是找对人了。

工厂里认师父，也有一个拜师仪式，就是送香烟。我塞给老牛逼一条红塔山，他笑纳了，从此对我很照顾，把厂里所有的黑话都解释给我听。只有听懂黑话，才能从学徒晋升为老油条。

老牛逼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长着一个万众瞩目的狮子鼻，他干活的时候鼻翼会暴涨出来，这时候他的鼻孔里可以轻易塞进去两个大红枣。当然我也就是想想而已，绝不会真的这么干。他带我去修水泵，各个车间的阿姨站在路边喊他：“老牛逼！又带徒弟啦？”

老牛逼喊道：“黄花小伙子！借给你过瘾吧！”

阿姨喊道：“留给你老婆过瘾吧！”

我听了这话，嘴里就犯嘀咕。老牛逼问我，你在嘀咕什么。我说，妈的，老阿姨。老牛逼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要歧视老阿姨，在工厂里要是得罪了这些阿姨，那就倒了大霉啦。我说我知道的，我们学校里以前有个总务处的阿姨，她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征，总是脸色潮红，嘴唇像抹了口红一样鲜艳夺目。她的把戏就是查卫生的时候戴一副白手套，往窗框上一抹，手套上若有一点脏的，就让我们重新擦。我们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她就说，窗框要擦到我们能用舌头去舔，那才算是擦干净了。这种说法很无理，不如直接用舌头把窗框舔干净算了。我们又不是做鸭的，练那么好的舌功也是浪费。

我对四十多岁的老阿姨天然地抱有恐惧感，就像我对二十岁的姑娘天然地抱有好感。我不了解老阿姨，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小姑娘都不了解，老阿姨当然就更神秘了。

老牛逼向我具体解释了“阿姨”。厂里管那些已婚已育三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叫老阿姨，三十五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叫小阿姨，统称阿姨，这和家里做保姆的阿姨是两回事，更不是我妈妈的妹妹。当然，并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能计入阿姨的行列，就是说，她至少得有点女人的味道，哪怕是残存的、些微的、装出来的。假如是一个嘴唇上有胡子、腰围接近水桶的女人，那不叫阿姨，叫老虎。好比我说的那个总务处阿姨，她其实就是老虎。两者的区别是，阿姨只会朝你翻白眼，斗斗嘴，捶捶粉拳，老虎则是凑到面前一口唾沫吐过来，还会大哭小叫，抓女人的头发，揪男人的睾丸。老牛逼说，认清阿姨和老虎，对我的生命财产很有好处。

厂里的女人，就这么被他分为小姑娘、小阿姨、老阿姨三种规格，“老虎”在此规格之外，属于劣质产品。他还说，所有的小姑娘都会变成小阿姨，小阿姨会变成老阿姨，这是自然规律。

老牛逼说，阿姨得哄着，她们会和我发生长期的关系。我想不通，我这个年纪凭什么会和阿姨沾上边。老牛逼说，现在当然不沾边，可是等我在工厂里年复一年地干下去，变成一个中年钳工，身边那些小姑娘也就晋升到阿姨行列中去了。到那个时候，新来的小姑娘是绝不会和我说话的，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找同龄的阿姨，说一段黄色笑话，然后等着她们来捶我。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闷闷不乐，像只瘟鸡。我师父老牛逼早就预见到了我会有一个枯燥的中年，只有阿姨才是唯一的雨露。想到这个，我就很绝望。老牛逼给我的启示是，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在厂里跟各种小姑娘打交道，与她们混熟，可以敲敲肩膀拍拍胳膊，说几句黑话而不至于被她们吐一脸口水。我会和她们一起进入无耻的中年，过过干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虽然很没劲，但至少不会显得特别地悲惨。

我师父老牛逼之所以成为厂里的名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泡老阿姨，而是因为他打过车间主任。

我堂哥也打过车间主任，他把一个瘦猴一样的车间主任打成了猪头，还在那人耳朵上咬了一口。农药厂的保卫科找我堂哥谈话，他进了保卫科把衣服一脱，露出了胸口的刺青，是一幅哪吒闹海。哪吒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完全临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那部动画片。保卫科的人看到这个刺青，没多说什么，放他回家了，过了两天他们把我堂哥给开除了。

老牛逼打车间主任，据说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也不知是哪里得罪了他，他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里，抡起一个烟缸，朝车间主任脑袋上拍了三下。这三下把车间主任打成了脑震荡。车间主任醒过来之后，托人给老牛逼送去了一条牡丹牌香烟，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人人都讨厌那个车间主任，只是没人敢去拍他而已，老牛逼因此成了全厂的英雄。当时老牛逼四十来岁，正是在厂里打人的好年纪，辈分和拳头都够大的。后来我做了他的徒弟，他快六十岁了，即将退休，肌肉开始萎缩，而且老花眼，已经打不动人了。而我还是个学徒，辈分不够，胳膊再粗也是枉然，打人的下场就是被开除。我和老牛逼在一起，假如取短舍长，连苍蝇都拍不死一个，假如取长补短，就能打遍全厂无敌手。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个敢于打车间主任的师父，心里难免会发痒。可惜，我最终只是陪着他，拆了很多出故障的水泵，见识了很多姿色阿姨而已。

我曾经很仰慕地对他说：“师父，你那么牛逼，敢打车间主任。”

老牛逼说：“这不稀奇，最牛逼的是拉电闸。”

“怎么拉电闸？”

“厂里扣你奖金，你去把电闸拉下来，所有的车间都停产。”老牛逼说，“这个最牛逼。”

“你拉过电闸啊？”我联想到农药厂的阿三，这个猪头造个谣就被抓进去劳教，拉电闸必定是判刑无疑。

老牛逼说：“我没拉过电闸，有人拉过。”

“抓进去了？”

“没有抓。敢抓他，他就敢把厂长办公室给炸了。”老牛逼说，“厂里牛逼的人有很多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后来我知道，老牛逼最牛的不是打人，也不是玩弄老阿姨，他真正的本钱是技术，全厂五百多个水泵，没有他不会修的。除此之外，他还会修自行车、助动车、各类机床，甚至是食堂里造面条的机器。七九年的时候他是全化工局的维修技术标兵，把一台日本进口的真空泵给修好了。后来他拍伤了车间主任，自己也忽然变成了一个傻子，什么机器都不肯再修了，但凡出故障的水泵在他手里一律报废掉，换新的。厂里知道他技术好，耍牛逼，拿他没辙。技术是一个工人的资本，假如像歪卵师傅那样，脖子直不起来，刨出来的铁块全都是朝左歪的，同时又不敢豁出去炸厂长办公室，这就没有任何耍牛逼的机会，只能做一个钳工班的文工团，被人嘲笑到退休。

我们所修的水泵，大部分在泵房里，由阿姨们看守着的。泵房里有几个按钮，通常按绿色的就会使水泵转起来，按红色的它就停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按了红键按绿键，周而复始，非常轻松。假如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工作通常是由电脑程控完成的，不需要阿姨来操作，劳动力解放之后，阿姨们就回到家里去做全职主妇。但这是欧美国家的办法，九二年，在我的化工厂里，只有财务科摆着两台电脑，大部分人还搞不清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

看守泵房的工作，就像医院里的护士，只能由女的来做，这是厂里不成文的条例。假如由一个男的去干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个残疾。

泵房都在生产区里，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总共不过四个平方米的空间，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门电话，没有拨号键。这种电话机无法打外线，只能通过总机呼叫厂里的某个分机。另外还有几张报表，填写每个水泵的运转状况。水泵就在工作间外面，水泵要是坏了，阿姨们一个电话挂到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调度员再把电话挂到钳工班，这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老牛逼第一次带我去修水泵，他揣着一把扳手，对我说：“跟我走。”我跟着他进了生产区，绕过两个车间，钻过一个小门洞，七拐八弯来到一个贮槽后面，这里有一个工作间，门开着，有个阿姨靠在门框上对着我们招手。这个地方阴森森的，除了机器的轰鸣，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也不会有人走过。我心想，这不太像是修水泵，倒有点像是去嫖娼。

阿姨说：“老牛逼啊，东边那个水泵坏掉了。”

老牛逼说：“你怎么像个白毛女，缩在里面不出来啊？”这又是黑话，我已经懂了，白毛女就是被强奸过的意思。阿姨听了，冲出来拧老牛逼的嘴，一边拧一边问：“咦？新收了个徒弟？”

老牛逼对我说：“去把螺丝拧下来。”我揣着扳手去找那个坏掉的水泵，把老牛逼和水泵阿姨留在了身后。

水泵通常是用四个拇指一般粗的螺栓固定在基座上，我的任务是把那四个螺帽卸下来。大多数螺帽因为年深日久，加之地面潮湿，已经锈成了一块铁疙瘩。我把扳手套上去，开始发力撼动它。这个动作，和划桨一模一样。我后来认识一个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划艇队的，差点就去参加了奥运会。说起这门高尚运动，他很自豪地捋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肱二头肌，丰满光滑简直就像小半个地球仪。我也捋起袖子给他看我的肱二头肌，并不比他逊色多少，把英国人看得很开心，问我玩什么运动。我说，我玩的是锈螺丝。英国人没听明白，以为我说的是show rose。

那天我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拧螺丝，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拧下来三个，最后一个螺帽简直像是狗操×，套在那根螺栓上，死也不肯下来。我往肺里吸进去足有两公升的空气，脖子上青筋暴出，四肢肌肉绷紧，上下臼齿磨得嘎吱嘎吱响，好像是要射精的样子。最后一发力，嘎嘣一声，我向后倒去，螺栓竟然被我拧断了。

我在地上打了个后滚翻，爬起来，拎着螺栓去找老牛逼，他正在工作间里陪阿姨嗑瓜子。我把螺栓往桌子上一扔，老牛逼皱着眉头说：“怎么搞的，螺栓断了？”

我说：“我也没办法。它就是断了。”

老牛逼说我是生犊子，干活光凭一股子蛮力，不讲究技术，就会拧断螺栓。我想起我堂叔说过的，钳工是技术工种，没技术的人连螺丝都拧不下来，原来这话是真的。

拧断了螺栓是很麻烦的，得用气割枪，把残余的螺栓从基座里割出来，再装上一根新螺栓。此事不用我来做，我只管拧螺丝就可以了。这种意外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卸过两三百个水泵，统共也就碰到了这么一次，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水泵阿姨竟然因此把我记住了，还到处散播：“老牛逼新收的徒弟是个生犊子，一上手就把螺栓给拧断了。”其他水泵阿姨听了，也把我给记住了，我去卸水泵的时候，她们就会特地关照我说：“小路啊，拧螺丝的时候当心点啊，别把螺栓给拧断了。”她们凑到我身边看着我拧螺丝，把脸上的雪花膏气味灌进我的鼻孔里，搞得我只想打喷嚏。

把水泵卸下之后，会有农民工用扁担挑着一个新水泵过来，钳工负责把新水泵装上去，农民工就把有故障的水泵挑到钳工班去。水泵有很多种，最重的那一种，得八个农民工才能挑起来。

这样的农民工在厂里被称为“起重工”，这种强体力劳动正式工都不肯干，就找郊区的农民来干。后来郊区的农民也不干了，就找县里的农民来做，再后来，县里的农民也找不到了，厂里的起重工全都成了外省民工。

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我三十岁的时候经常梦见往昔，拎着一个扳手，迤逦走向厂区深处的泵房，那里有一个阿姨和一台坏掉的水泵在等着我。梦里的我心情平静，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我想不起十年前自己是以什么心情去拆那些show rose了，我也忘了那些阿姨具体的相貌，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印象中都是差不多的。只有一次，我记忆深刻。那次我独自去糖精车间拆一个水泵，走进工作间，觉得很诡异。那个阿姨把四平方米的工作间布置成了一个温馨的闺房，有橙黄色的台灯，淡蓝色的布幔，椅子上是米老鼠的坐垫，最恐怖的是，她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张折叠床！阿姨斜躺在床上，瞄了我一眼，说：“二号水泵坏了，你自己去修吧。”

我把螺丝卸下来之后，又跑进工作间，背对着阿姨打电话，叫起重工来扛水泵。趁这当口，阿姨问我：“你多大了？”我对着电话喊：“喂！喂！起重工吗？你们他妈的怎么还不过来？”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通过镜子我看见阿姨撇着嘴，懒洋洋地翻了个身，不理我了。

我把这事情说给老牛逼听。老牛逼问我：“她长什么样子？”我形容说，浓眉，卷发，血红嘴唇，还这么斜躺着。老牛逼说，那不叫斜躺，准确的说法是贵妃躺，两腿并拢，把手撑在腮上，如果两腿叉开那就不是贵妃躺了，而是潘金莲躺。我翻着眼珠回忆了一下，说：“腿倒真是并拢的。”

老牛逼说：“那个女人叫阿骚，要离她远一点，她腿并拢的时候还好一点，要是叉开了，全厂的男人都顶不住。以后糖精车间的水泵就让魏懿歆去弄吧。”

“魏懿歆会不会出事啊？”

“你放心，阿骚不喜欢结巴男人。舌头短，够不着。”

关于修水泵，还有一些细枝末节可说。

坏掉的水泵挑进钳工班里，被扔在角落，凑个黄道吉日，拆开了统一检修。据我所知，修好的并不多，其实钳工们根本懒得去修它们，每隔几个月，废品仓库的人过来清点一下便全都收走了。

我爸爸有时候会问我：“小路啊，你的水泵修得怎么样了？”我只好糊弄他：“这两天在学修真空泵。”他就对我说一大堆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最后加了一句：“学会修水泵，跑到哪个化工厂都有饭吃。”

有一天，我指着钳工班里大大小小的水泵，对老牛逼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修水泵？”

老牛逼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你还是帮我去管自行车摊吧。”

我说：“师父，你总要教我点什么吧？不然等我满师了，跑出去什么都不会，你也不见得有面子啊。”

老牛逼说：“你修好了水泵又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

我说：“不会。”

老牛逼说：“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

我说：“也不会。”

老牛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

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

九二年的时候厂里派了几个干部到钳工班来，说是要考我的技术，评职称。钳工的最低级别是二级，再往上是四级，最高八级。干部们问老牛逼，你徒弟能考几级？老牛逼说，四级没问题。我当时吓得冷汗直流，他们要是扔一个水泵给我，除了拧螺丝，我再也不会干别的了。结果，干部们扔给我一坨铁块，说把这个铁块锉成一个立方体，就算我通过四级考核了。我拎起铁块，拿起锉刀，挥汗如雨地干了六个小时，把拳头大的一块生铁锉成了方不方圆不圆麻将牌一样大的东西，干部们捏着这块东西，问老牛逼：“这好像不行吧？”老牛逼说：“你说不行？你看歪卵刨出来的铁片，有几根是直的？”干部听了就说：“算了，反正我们厂的钳工也就是拧拧螺丝而已。通过了！”我暗骂那个干部，操，你早知道拧螺丝就可以，何必让老子锉了六个钟头的铁块呢？

通过了四级考试，我就涨工资了。我曾经对张小尹夸口说，我这辈子也考过四级，不是四级英语，而是四级钳工。这当然是个笑话。我的抽屉里还有四级钳工证书，贴着我的照片，是厂里一个业余摄影师拍的，背景是一块红布，我穿着不蓝不绿的工作服，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一个门牙嵌在下嘴唇上，好像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的样子。这种丑态不能怪我，那王八蛋摄影师实在太业余，我屁股还没坐到凳子上，他快门已经按下去了。

第三章 白衣飘飘

我师父老牛逼有个车摊，摆在他家的弄堂口，离化工厂不太远。每天下班，他在那里摆开全套修车工具，补胎打气校钢丝擦车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殴打顾客，后来老了，打不过别人，就叼着香烟斜眼看别人。人们之所以光顾他的车摊，是因为方圆一公里之内再也没有人敢和老牛逼抢生意。他说这叫托拉斯，假如他牛逼的范围不是一公里，而是十公里，他就可以雇几百号人，开一个修自行车的公司。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可惜他老了，理想对他来说也没什么价值。

自从有了我这么个徒弟，他的车摊就提前了营业时间，本来是下午四点半开张，现在下午两点开张，我坐在车摊前，他去泵房找阿姨寻欢作乐。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可以直接开除。

摆车摊很简单，遇到有打气补胎的，我都能应付下来，假如是车轴断了、钢圈弯了，我就只能狂奔回厂里，叫老牛逼亲自出来修。我在那里干了几天，生意惨淡，因为我总是对着过路人傻笑，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不怀好意，即便真是要修车的也不肯过来，我自然乐得清闲。后来我实在无聊，蹲在路边研究这条巷子，巷子很深，一侧的房子沿河而建，其中有一间就是老牛逼家，但我没去过。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猪尾巴巷。后来，有个晒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做了很多善事，为了纪念他，就把巷子的名字改成“朱仪邦巷”，本地人读了几百年，读成了猪尾巴。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

半个月之后，有个女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她看见我蹲在路边，呆头呆脑地张望着半空中虚幻的景象，仿佛嗑了药丸一样。她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傻子，跳下车子问我：“车摊是你的？”

我被她打回了神，说：“是啊。”

“擦车子多少钱？”

“小擦两块，大擦五块。”

所谓的小擦，就是把车子表面的油污和浮尘擦掉，这比较容易；所谓大擦，则是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掏出来，一个个都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往车轴里涂上黄油，再把机油灌进车链子，把所有的螺丝螺帽都拧紧，把刹车校准到最合适的位置。小擦好比是澡堂子里搓背，大擦就是按摩院里的马杀鸡。我会搞小擦，但没搞过大擦，和我修水泵一样，拆得下来，装不上去。

她说：“大擦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不耐脏，所以要擦车），目光炯炯地，居高临下扫射着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女人的眼神这么痛快地扫射过。当然，我高中时候的校长除外，但她是个老太婆，不但扫射过我，家长会上还扫射过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怕她怕得要死。假如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核眼，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我都情愿被她射死。

趁我找扳手的工夫，白裙子姑娘问我：“糖精厂的？”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穿着工作服呢。”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不错，蓝不蓝绿不绿的工作服，左乳有个T，人人都知道是糖精厂的。

她又问：“钳工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糖精厂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没有跑回厂里去叫老牛逼，而是从工具箱里掏出扳手，给她做大擦，不，给她的自行车做大擦。这是一辆淡紫色的飞鸽牌女式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非常性感，坐垫上还留有余温，让人间接地感受到了她的屁股。我心猿意马，操起扳手，开始卸车轮。她坐在我的板凳上，看着我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擦亮，再装上去。这么一步步地擦完，她始终一言不发。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深栗色的，我一边擦车一边偷偷观察她，和她的眼神碰撞，她也毫不介意，依旧用那种冷淡的目光扫射我。等我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绕着车子转了一圈，问：“擦好了？”

“擦好了。”

她非常聪明地说：“那你骑一圈给我看看。”

我跳上车子，没骑出去二十米，前轮忽然不见了，这是评书里的马失前蹄式的摔法，我看见青石路面骤然倾斜过来，填满了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下巴就成了起落架。我爬起来摸自己，还好，下巴蹭掉了一块皮，牙齿还在。摔完之后，我把车扛起来，拎着那个脱了臼的前轮，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问我：“哟，摔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好险。”

“你都摔成这样了，还好险？”她歪着头说。

“要不是你让我骑一圈，这一跤就该是你摔的了。”

她冷冷地说：“少废话，咱们是先装轮子呢，还是先送你去医院？”

我说：“还是先装轮子吧。”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幕：一个摔破了下巴的青工在弄堂口装车轮，另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白裙子姑娘在旁边看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让人觉得愉快，可是，假如它不是愉快的，那就会显得很悲惨。悲惨不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主旋律，所以我说，很愉快，很爽，一个修车的能遇到这种事情是很浪漫的，妈的。

我把车轮装上去以后，白裙子姑娘又绕着车子转了一圈，说：“怎么着？你再骑一圈给我看看？”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半天，说：“大姐，我还是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去吧。”

把她送走以后，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生疼，就从工具箱里揭了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可是疼痛并不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我坐在板凳上，回忆那个白裙子的长相，我认为，她一定就是糖精厂的职工，假如她去厂里汇报我的情况，上班摆车摊，按旷工处理，我马上就会被厂里开除掉。

我独自坐在弄堂口，想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被开除掉，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捡破烂，拆水泵，锉铁块，擦车子，像一代又一代的学徒一样，重复着这种生活。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

我摆了半个月的车摊，不但生意惨淡，还把下巴摔破了。老牛逼跟我算了一笔账：这半个月里，我给十六个人打过气，给四个人补过车胎，打气是五分钱一次，补车胎是一块两毛钱一个洞，总算下来，我替他挣了五块六毛钱。老牛逼说，干了他娘的半个月，挣了五块六毛钱，这不是傻逼吗？我说，我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就会变成傻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你还是跟我学修水泵吧。

后来，我和老牛逼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的机械天赋。照我看来，人的天赋形形色色，有人适合当作家，有人适合当杀手，但作家和杀手毕竟是少数，在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和机器打交道，这就是说，机械天赋必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天赋。可惜，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机械天才并不多，瓦特算是一个吧，爱迪生也可以算，还有造飞机的那对什么兄弟。这说明机械天赋并不是那么地普遍，它可能和作家、杀手一样，都是一种稀有的天赋。可是，靠机器混饭吃的人远远多于作家和杀手，连歪卵这样的人都可以去开刨床。

老牛逼拿出一张水泵的构造图，又找了个报废的水泵，让我拆开，再按图纸装上去。我麻利地把水泵大卸八块之后，就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和我修自行车如出一辙。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个没什么机械天赋的人，我认为，是我的早期教育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发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我爸爸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全是刺啦刺啦的噪音，邻居以为他在偷听敌台，也凑过来听，原来是本地的天气预报。另外一个机械物件，是个生了锈的小闹钟，也是巴掌那么大，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敲响，敲出来的全是不和谐音，好像噪音摇滚的前奏一样，人立刻就醒了。

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机械天赋，立志要当小发明家，手工劳作课上，我们跟着老师折纸，纸飞机纸青蛙真好看，该同学却做了一个会飞上天的模型滑翔机。老师惊叹于他的天才，就让我们向他学习。这个小神童说，他六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闹钟拆了，然后又装了上去，闹钟居然还会走还会叫。我以这神童为榜样，回到家里就想拆闹钟，被我爸爸发现，眼明手快一把抢走，救下了那个劳苦功高的闹钟，顺便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爸爸说，这个闹钟是家里唯一会报时的东西，假如弄坏了，上班迟到扣奖金，所以打我这记耳光并不是为了闹钟，而是为了奖金，这就打得很值得。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机械绝了缘，后来小神童又组装出了一台收音机，虽然也是刺啦刺啦的，但毕竟是会发出声音了。我看着他的收音机，心想，要是把我家的收音机给拆了，就听不到天气预报，我妈晾出去的衣服就会被雨淋湿，这又是挨耳光的事情。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我十六岁，家里有了电视机和大台钟，有一天那个生了锈的小闹钟再也不肯走了，它锈得就像一个铁饼，我爸爸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记耳光，对我说：“小路啊，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研究闹钟吗？它现在坏掉了，你去拆着玩吧。”我翻了他一个白眼，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生理卫生课都上过了，我已经到了对人体结构感兴趣的年纪，闹钟就留着您自己研究吧。

我长大以后深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比如，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就得从小趴在钢琴前面，想成为书法家，就得从小练习悬腕，你想成为一个机械师，就得从小拆拆闹钟什么的。像我这样，小时候没见过钢琴和毛笔，为了闹钟挨过耳光的人，从小就知道坐在板凳上发呆，我的早期教育，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呆专家。

我装不上水泵，老牛逼并没骂我，而是安慰我说，这个铁棚子里有一大半的机修工都不会修水泵，只会拧螺丝，所以不用太担心，有机械天赋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每个钳工都得有一副这样的大脑，世界上的钳工肯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值钱。说完，他把我手头上的零件又扔到了废品堆里。

老牛逼说，做钳工很简单，对于泵房的老阿姨来说，只要你给她换上一个会转的水泵，她就会很舒服很满足，谁管你能不能修好那个坏泵呢？

那一年老牛逼六十岁，已经过了机修钳工的黄金年龄。比如，一个机修钳工需要有较强的膂力，才能拧开那些生锈的螺丝，但老牛逼的手臂上，肌肉已经看不见几块，全是松松垮垮挂下来的脂肪。又比如，机修钳工需要有很好的视力，而老牛逼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更要命的是，他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对于那些复杂的水泵，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装不起来了。

老牛逼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三年前曾经带过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一个机械白痴，不但不会修水泵，连拆水泵都不会，连拧螺丝都不会，他是用兰花指捏起扳手拧螺丝的，那样子好像是在给水泵做马杀鸡。老牛逼看不顺眼，一巴掌掀过去，立刻把他揍得嘤嘤地哭，样子十分可怜。老牛逼最烦别人哭，呵斥不住，三五十个巴掌飞过去。后来泵房的姿色阿姨们看不下去了，纷纷数落老牛逼，说他虐童。老阿姨的意见在老牛逼那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何况他并不是个虐待狂，更不是屁精虐待狂。老牛逼对徒弟说：我不打你了，但你也别用兰花指拧螺丝，行不行？兰花指实在太给老牛逼丢脸了。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徒弟背着一把吉他来向他告别，还在钳工班里弹了一曲，最后向大家挥了挥他那只连鸡都掐不死的兰花手，从此南下深圳，做起了流浪歌手。

老牛逼叹了口气说，从前他也会拉二胡，在二胡和钳工之间选择了后者，假如他当初坚持拉二胡，现在至少也是在工会里做个小干事了，说不定还能去文化馆混混。他说，修水泵很无趣的，什么傻子不会拧螺丝啊？说修水泵很牛逼，这是一句谎话，只能用来骗骗车间主任和姿色阿姨。假如你真的因为想打车间主任而去学修水泵，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应该去做黑社会才对。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个兰花指，他虽然没有机械天赋，但却有乐器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我呢？我蹲在钳工班的铁皮屋顶下，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机械天赋，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很悲哀。我想，假如我的天赋是杀手，那该怎么办？马上杀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假如我的天赋是作家，那就更恐怖，比杀人还复杂，难怪那么多作家都选择了自杀。

我经常躺在钳工班的简易躺椅上胡思乱想，所谓的躺椅，就是用几个人造革坐垫拼起来的椅子，可以舒服地靠在上面。天气好像渐渐凉了起来，铁皮房子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躺在漏风的地方觉得很舒服。这时候，职大的理想就离我远去，像云朵消散在天空中。我想起那个白裙子姑娘，我很想找到她，姑娘和大学不一样，姑娘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结，难以消散，永远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有一年，张小尹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说中国的啤酒里含有甲醛。她问我，什么是甲醛？我说甲醛啊，那东西我熟，甲醛用于油漆纺织造纸，家里装修的那股怪味道就是甲醛，能把蟑螂都熏死。其实就是医学院里泡死人的福尔马林，可是这玩意儿怎么会跑到啤酒里去了呢？据我所知，甲醛超标会使人身上起疹子，肝脏坏死，肾脏衰竭，男的阳痿，女的停经，非常可怕。

张小尹说：“他们全是奸商。你以后少喝点啤酒，当心阳痿。”

好吧，我说，我是在瞎掰。我曾经和甲醛亲密接触过，我用身体证明它不会使人阳痿，除非你把它直接浇在我鸡鸡上。

我对张小尹说，糖精厂不只生产糖精，还生产甲醛、化肥和胶水。另外，很多化工原料，盐酸、硫酸、甲醇、亚硝酸钠，这些我都接触过，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我年轻的时候说，这些化学品全是狗屎，甲醛是狗屎之王。

我爸爸说过，没有糖精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烦透了糖精，他就教育我说：“糖精是食品添加剂，你小时候那么爱吃冰棍，那里面其实不是白糖，是糖精。你不能喜欢冰棍却讨厌糖精。”他又说：“甲醛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做家具、做布料都少不了它。你怎么可以说甲醛是狗屎呢？”

我对我爸爸说，我爱冰棍，不见得就必须要爱糖精，好比我很爱您老人家，但我怎么可能爱您的大便呢？至于甲醛，我操，我都快被那个味道熏死了。

整个甲醛车间弥漫着强烈的福尔马林味道，那种有污染的家具就是散发出同样刺鼻的味道，长期接触会得鼻咽癌和白血病。但是，同志们，家具的甲醛味道在我看来算个屁，只有在甲醛车间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酷刑。以车间为圆心，半径两百米之内连蚊子都找不到一只，五十米之内涕泪横流，好像被人扔到了胡椒面里。三分钟之后，肺部像抽风一样，从鼻咽到气管有一种四分五裂的疼痛。

我曾经纳闷，这么操蛋的车间，那些操作工岂不是会被活活熏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密封的操作间里工作，守着价值上百万的仪器，有空调，有直线电话，有漂亮的实习女大学生。但是，钳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换水泵是在车间现场，空气中的甲醛浓度完全达到了化学武器的境界，我必须每隔两分钟出来透一次气，然后再冲进去，不然人会休克掉。有一次，电工班的鸡头送给我一个叫蛉，装在小匣子里，叫得正欢，我揣着它去甲醛车间卸水泵，出来之后发现叫蛉两腿直僵僵地缩成了一团，已经被熏死掉了。当时我的肺活量能在水里潜两分钟，但抡着扳手做划艇运动时，就只能憋八十秒。八十秒之内卸一个螺丝，老牛逼在五十米外看着我，等我手里拿着四个螺丝坐在地上抽搐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把起重工叫来挑水泵。

我不能说老牛逼虐待徒弟，他有哮喘，被熏着就会掐着自己的脖子倒下去。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长。他能站在五十米外看着我干活，已经是非常仗义的事了。有一次我被熏昏了过去，幸好有他在场，找了几个路过的起重工，用麻绳把我捆了捆，绑在扁担上，挑到了医务室去急救。其实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甲醛沾在手上，几分钟之后皮肤起皱，像是被水泡过很久的样子，并且感觉麻木，这是人体的蛋白质被破坏了，用福尔马林做人体标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有机物破坏掉，当然也就不会腐烂了。我记得那种难受，起皱的地方像一块无知觉的腐肉，好像就要从身上掉下来，但又挂着。

相对于甲醛，糖精比较善良。糖精是可以吃的。在这个车间里的工人浑身都是甜的，而且是极度的甜。甜到什么程度？假如你正在吃一个咸鸭蛋，这时候有一个糖精工人从五米之外走过，你的咸鸭蛋就变成甜的了。据说这些糖精工人家里烧菜，从来不用放糖，只要把他们叫过去，对着锅子抖一抖头发，菜就带着甜味了。有那么几次，我和女孩子接吻，对方“哇”地叫了起来，说你嘴唇怎么那么甜。她们以为我天赋异禀，像小说里的香香公主，人家是天生体香，我是天生嘴甜。我只能在心里暗骂那些糖精工人，没事瞎转悠，把糖精洒得到处都是。

与糖精车间相比，化肥车间里则生活着完全相反的一个部落。事隔多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种叫乌洛托品的化工产品，我当时记得是化肥，现在发现还能入药。“内服后遇酸性尿分解产生甲醛而起杀菌作用，用于轻度尿路感染。亦可静注。外用可治癣、止汗、治腋臭。”

不知道那玩意儿怎么治腋臭。乌洛托品本身就已经臭到了一种境界。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和糖精车间相反，身上永远是臭的，而且奇臭无比，嵌在毛孔里的臭，洗也洗不掉。更恐怖的是，在那里上班的工人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嗅觉，他们的鼻子闻不出自己身上的臭，因此到处招摇，直到把所有人都熏跑了为止。

化肥车间里的工人都是女的，如果找男人来做工人，带着一身奇臭回家，老婆首先会忍不住吵架，变成一个性冷淡，或者红杏出墙，离婚是必然的。如果是女工人，身上臭一点，大概可以用花露水挡住。臭就臭吧，对男人来说，有一个浑身发臭的老婆，总比没有老婆要强一点。

厂里还生产饲料和胶水。饲料车间不能让女人去工作，因为生产的那种饲料添加剂，是用来催奶牛长奶的。女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出奶水。女人平白无故出奶水，是件恐怖的事，不但小姑娘和老阿姨受不了，连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虎也不能蒙受这种屈辱，回家说不清楚，会被丈夫打死。所以，这个车间和化肥车间相反，只有男工人，但男工人一样也出奶水，这更要命，但回家是能说清楚的。到了夏天，我们看见饲料车间的男人，胸口常常有两摊湿的，就劝他们戴个吸水的胸罩，免得搞得大家都很兴奋。

工厂里有一种秘方，专门治疗电弧眼（就是被电焊强光刺伤的眼睛，学名电光性眼炎）。这个秘方是人奶，将其滴到眼睛里，自然痊愈。起初我还以为这是扯淡，后来才知道，人奶治疗电弧眼是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此方必须到托儿所里去找，那里有很多哺乳期的妇女。其他厂里的电弧眼都这么干的，而且形成了惯例，可以顺便看看哺乳期妇女的乳房，但我们厂就不行，我们厂里的男同志也产奶，哺乳期的妇女因此很不仗义。我们只能跑到饲料车间去，把男同志的工作服撩起来，像按咖啡机的开关一样，在他们的奶头上按一下，奶水就出来了。男性的奶水在疗效上是不是逊色些，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没有被女性的奶水滴过，对比不出来。这些男人虽然产奶，但产量比较小，每次只能按出几滴，我只能把他们的衣服全都撩起来，轮番地按过去。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也没人骂我是流氓。我电弧眼，看不见东西，他们还会把奶头凑到我的手指上，说：“按这里按这里。”

胶水车间男女都能去干，但贪小便宜的人不行。有人每天提个热水瓶去车间上班，看上去是喝茶的，后来别人借他的热水瓶，结果倒出一茶缸的胶水。保卫科把他请去，他交代说，自己每天拎一热水瓶的胶水回家。那么多胶水用来做什么？答：卖给装潢五金店，用来铺当时流行的拼木地板。

那时候工厂里偷窃成风，保卫科突击抓盗窃，办法很简单：下班时间在厂门口搜包。也没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扒裤子是侵犯人权，搜个包算得上什么？结果一下子抓出了几十个盗窃犯。有人偷铁块，有人偷纱手套，有人偷煤块，还有人长年累月偷工地上的水泥，每天装一饭盒的水泥回家，再在包里揣一块红砖，这么顺手牵羊地干上三年，家里就可以重新翻修房子。最离谱的是歪卵师傅，从他包里搜出来的加工零件，全都经刨床上刨过，并且全都是朝左边歪过去的次品。原来歪卵每天下班前都把自己做出来的次品藏在包里，带回家去。难怪他一年出多少次品，厂里根本算不清楚。他把次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还能捞点小外快。

九二年抓盗窃、保生产，最后抓出一个大蛀虫，这个王八蛋竟然是厂里的花匠。该花匠搞绿化，每棵树苗的进价报高了十元，同时，他还把活着的树记录成死树，死了一次的树可以再死几次。总之，算到最后，查账的人发现，这个草木凋敝的化工厂其实应该是个植物园，种着一千多棵树，还有一百个高级盆景，还有从未存在过的芭蕉树、君子兰、香水百合、荷兰郁金香、日本樱花、墨西哥仙人掌……对这个仅仅存在于账本上的绿色世界，所有人都很向往，包括我在内。

关于那个白裙子姑娘，我曾经去寻找过她。我深信她就是化工厂的某个女职工，也许是化验员，也许是科室干部，这些姑娘都躲在办公大楼很深处，好像珍稀动物一样，平时见不到。我一个修水泵的小厮，也不方便到这种地方去猎艳，会被人打出来的。但我很想念她，我少年时代对白衣姑娘有一种彻心彻肺的迷恋，虽然下巴还在疼，但是，这种疼痛只会让我愈加地想念她。

我跑到车棚里去，观察那上千辆自行车，淡紫色的飞鸽牌女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化工厂的车棚简直和电影院一样大，整个地兜过来，比修水泵还累。我找到了五十多辆淡紫色的飞鸽，完全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后来我蹲在食堂门口，蹲在办公大楼门口，蹲在厂门口，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她，但她始终没有出现。

在我和她之间，迷失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远不会遇到她。

九二年秋天，我在甲醛车间卸水泵，结果昏了过去。那次我遇到了一个超级锈螺丝，八十秒的极限时间到了，我还在车间里撼动它，它纹丝不动，我憋不住了，吸进去一大口甲醛空气。这种时候吸气，等于是性高潮射精，射了第一股，就会忍不住射第二股。我接二连三地吸进甲醛空气，最后眼前一黑，脑袋撞在水泵上，起了一个大包，人也昏了过去。

老牛逼在五十米外看我干活，忽然发现我歪倒了，他很镇定地环顾四周，正好有四个膀大腰圆的起重工经过，手里拎着扁担麻绳。老牛逼把他们叫了过来，那四位将他围住，说：“牛师傅，挑哪个水泵？”

老牛逼并不姓牛，只是农民工如此尊称他而已，他指了指甲醛车间里的水泵，水泵边上就是仰天躺着的我。他说：“挑什么水泵，赶紧背人吧。”

我要特别说明，农民工是不怕甲醛的，他们闻到甲醛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个城里人就比较脆弱。农民工可以胜任世界上任何一种工作，扫街、翻砂、造房子、挖煤矿，干得又快又好，他们接受辱骂，接受最低工资，炸死了不用赔太多的钱。农民工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仅让他们去种地实在是浪费人才。这个秘密我早就发现了，但我不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失业。后来别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把农民全都放到城里来，城里人就只能回家去打麻将了。

我必须承认，我的性命是农民工救的。我这种人当官发财以后回忆往事，就会对大家说：“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这个办法很好，自认是儿子，免得别人讹诈。

农民工把我背出来之后，我开始剧烈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黄酱水，全都灌到了人家脖子里。背我的那位消受不了，把我放在地上，打算两个人抬着走，但老牛逼说，这么仰天抬着我，吐出来的秽物会流到气管里，人会被呛死。于是，四个农民工把我翻过来，背朝着天，每人拎着我的一只手脚，但这样也不行，会把我的脊椎和胳膊全都弄脱臼，变成一个连爬行都困难的瘫子，因此，还得麻烦老牛逼在我腰里托一把。

老牛逼很生气，说：“去你妈的，就对付他一个，倒要五个人来抬？抬棺材都要不了这么多人。”

四个农民工一商量，说：“牛师傅，您别着急，我们想出来办法了。”

那个办法就是，四个人拎着我的四肢，两根扁担横架在前后，麻绳吊在我的肚子上。这个形象非常难看，又像是绑猪，又像是五马分尸。我仍然昏迷，呕吐物沿着道路喷洒，这个场面很恶心，但围观者却看得开心，有人笑嘻嘻地问老牛逼：“咦？你徒弟死了吗？”

老牛逼说：“你妈逼，眼睛长在裤裆里，你见过死人还在吐黄水的吗？”

那天，老牛逼威风得不得了，从车间直到医务室的路上，骂骂咧咧，面带红光，大步流星。他的身后，是四个农民工挑着个昏迷不醒、呕吐不止的青工，唱着号子碎步快行。农民工也很兴奋，说，在厂里挑了好久的水泵，很无趣，今天终于挑了不一样的东西，令他们回忆起春节在乡下挑猪的情景，很喜庆。

我被送到医务室之后，平躺在一张体检台上，不久来了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起哄的人仍然堵在门口围观，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说：“医生，给他做人工呼吸呀，给他插导尿管呀。”还有人说：“安静安静，别让医生搞错了，把导尿管插到嘴里，把人工呼吸做到小鸡鸡上。”女医生大怒，摘下口罩，狂喊一声：“全都给我滚出去！”

老牛逼笑嘻嘻地说：“我呢？”

女医生说：“你犯贱，当我这里是泵房？也给我滚出去！”

现在我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白裙子姑娘，她叫白蓝。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在犯傻，第二次则是彻底昏迷。这种形象不可能让她爱上我，但却足以让我爱上她。我就是这么迷失地爱上了她。

我昏迷期间所发生的事，全都是白蓝告诉我的，包括工人们起哄架秧子。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至今不好意思，如果做blow job的时候我嘴里还嘬着一根导尿管，妈的，这也太不堪了。

工人们嘻嘻哈哈走掉之后，白蓝把我简单处理了一下，先是扒掉上衣，让我呼吸顺畅，然后注射了点东西。她把我的眼皮翻开看了看，用一根锃亮的铜签在我脚底扎了几下，我欢快地蹬了蹬腿，情况稳定，没有成为植物人的迹象。白蓝又在我额头上涂了点药水，那儿起了个鸽子蛋一样的包，泛着青紫色。后来我不吐了，开始哼哼，白蓝就回到办公室去给安全科打电话。

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巨大的水泵从天而降，砸在我的头上，居然没把我砸死，不由为之庆幸。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昏了过去，把我的脑袋砸在了水泵上。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除了水泵以外，我还梦到一些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场面，我被水泵砸倒了以后，躺在地上，不久来了个女的，前凸后耸，送到我的手边，我伸手去摸她，摸得很专心。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被送到了医务室，女医生在替我解开胸口的扣子，被摸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再后来，我被鬼使神差送到了一个教室里，老师说：同学们，欢迎你们，这里是化工职业大学。我喜不自禁，很冲动地想和老师握手，好像红军长征会师一样，细一看，这个欢迎我的老师竟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其实，真实的情景是，医务室里寂静无声，就剩我一个，被扒掉了衣服躺在体检台上，像一具等待解剖的死尸，既没有职业大学，也没有班主任。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我做了一连串的梦，醒来觉得头痛欲裂，好像大脑被摘除了一样。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穿过窗户照在屋子里，窗口是一棵香樟树的树冠，更远处是化工厂的烟囱，无声地冒着黑烟。我努力回忆，我是在甲醛车间拧螺丝吧？我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有一道白色的布幔，墙上还有一幅画，画上是两个人体，左边那个被剖开了肚子，露出五脏六腑，右边那个被剥光了皮，露出稻草捆子一样的肌肉。这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居然还盯着我看，居然还摊开双手，好像欧洲人表示遗憾那样。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只有医院才有这种海报，既然窗外是化工厂的烟囱，那么，这一定是厂里的医务室。

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服被剥了下来，不知去向，只穿了一件汗背心。我从体检台上爬下来，赤脚在屋子里走，发现自己的裤裆那里鼓鼓的。这是做了淫梦的后果，如果再做下去就会遗精，那就太难看了。我按了按自己鼓起的部位，希望它能够平静下去，可它不但没平静，相反更起劲地抬起了头。这就不能再按了，否则被人看见会以为我在厂里公然手淫。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把布幔掀开往里看，里面居然还有一小间，雪白的墙壁，中间放着一张躺椅。这张躺椅很古怪，好像理发店的椅子，在扶手前面却有两个托架。我看不明白，就走过去，坐在了躺椅上。

这时候，名叫白蓝的女厂医走了进来，她看到我醒了，问：“头还痛吗？”

我说：“痛。”说完用手去搓自己的额头，搓到那个鸽子蛋一般的包上，疼得跳了起来，又落下去，砸得那张躺椅嘎吱一声怪叫。

她说：“哟！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你赶紧站起来！”

她讲话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力量，我只能站起来，身体正中那个不平静的位置被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她先是有点诧异，后来露出了嘲笑的神色，说：“毕竟是年轻力壮，撞成这样都没事啊。”

这种嘲笑的神色我已经经历过了一次，那次我的下巴磕在了路面上。我认出了她，说：“啊，是你。”

她说：“没摔成失忆症。那就好。”

“你是厂医啊。”

“对啊，有问题吗？”

我想了想说：“那天我摔破了下巴，你怎么不给我治？”

“那天我请假，提前下班路过。我只管上班时候发生在厂里的事，你摔在弄堂口，也没摔昏过去。”她顿了顿说，“我不用向你解释这么多吧？坐到体检台上去。”

我顺从地坐上去，她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下心跳，又让我深呼吸。我问她：“你怎么称呼？”

“白蓝，白色的白，蓝色的蓝。”她眼睛盯着地上的某一点，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挪动。

“我叫路小路，前后两个都是马路的路，中间是大小的小。”

“我知道的。不要说话，深呼吸。”

做完检查，她说：“都很正常。但还是要观察一个阶段，如果再发生呕吐和眩晕就要去医院，这几天你可以在家休息。”

我说：“白医生，刚才那把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坐？”

她瞟了我一眼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后来我跟她熟了，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这个椅子叫作妇检台，是用来给厂里的女工做计划生育检查的。我那时候没见过这个东西，说实话，后来也没见过。我很聪明地判断出，那两个托架是用来搁腿的，然后就把她们最隐秘的器官朝向了天空，不，天花板。那时候白蓝给我讲过很多厂里的隐秘故事，比如女工上环。我还年轻，听了这种故事觉得很刺激，她就认为我很流氓，而且是个无聊的流氓，上环那种事情，都值得为之好奇？她说，厂里统共就这么一把妇检椅子，像我这么一个敢用脑袋撞水泵的人，很容易就会把椅子弄坏掉，所有的妇女都没法做检查，得找个人举着她们的腿才可以。她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好像椅子真的被我弄坏了，而我正在那里举着妇女的腿。我听了这话，觉得很恐怖，也很佩服她的想象力。

妇检室是不能轻易进去的，那条布幔隔离了一切可供刺激的东西，我能看到妇检椅，实属三生有幸。白蓝说，厂里统一妇检期间，我要是掀开那帘子，就会被人打死。妇检期间是没有男人敢来医务室的，假如我是在那个时候出了事故，只能去二里地以外的街道卫生所里包扎。

那天在做检查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的脸，近距离地、毫无遮拦地看着，我想这种时候不看白不看。她脸上的线条很匀称，穿着白大褂，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干净整洁，很难认为她只是一个厂医。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所见，具体说，她的眼睛很严肃，但又不是我高中老师那种装逼式的严肃，她的眼睛很清澈，但又不是我高中女同学那种傻了吧唧的清澈。她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很专注，眼睛看着地上的某一点，我希望我就躺在地上，让她这样看着，会很平静，会忘记自己是个修水泵的。

后来，医务室里进来一个人，此人鸡窝一样的头发，瓶底眼镜，我认得他，就是安全科的倒B。他过来视察情况，先是绕着我转了半圈，然后瞪着眼睛观察我。我讨厌被这种深度近视盯着，好像我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倒B问白蓝：“他没事？”

白蓝说：“目前正常。”

倒B很严肃地从鼻子里喷了一股气，说：“路小路，你知道吗？你违章操作，差一点把大家的安全奖都敲光啦。”

我那时侯是学徒，只有学徒工资，但我知道化工厂的正式职工，每个月都有安全奖金，大概每人二十块钱，要是有人出了事故，死了残了，或是厂里火灾爆炸，全厂工人的安全奖金就会扣掉。所以说，在工厂里，闹出工伤是一件不会被人同情的事情，别人会追在屁股后面说，二十块钱没啦。当然，死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别人最多诅咒他下辈子投胎做个猪，二十块钱就当大家凑份子给他买棺材吧。

我问倒B：“我怎么违章操作了？”

倒B说：“你没有违章操作吗？”

我说：“我吸进甲醛昏过去了，我违章操作了吗？”

倒B想了想，又蹦出一句八个字的成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说：“我违章操作你妈。”

那天要不是白蓝在旁边，我就和倒B打起来了。倒B很瘦，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打这样的人我最拿手，一拳抡在他眼镜上，剩下的事情完全由我自由发挥了。但倒B也很嚣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深度近视，捋着袖子要和我对干，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高中时代没见过一个眼镜是这么不怕死的。后来白蓝厉声说：“你们要打架去厂外面打，不要在我这里打，也不要在厂里打。”我说好哇，出去打，打得不过瘾就喊人来群殴。倒B听了，就缩了手，说：“路小路，你记住今天。”

倒B走了以后，白蓝问我，路小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知道，钳工，学徒。白蓝说：“学徒在厂里打架是立刻开除的，知道吗？”我摇头。白蓝就用那种嘲笑的神情对着我看，说：“他就引你打他呢。你这个笨蛋，居然上钩。”

“我懂了。到厂外面去打就不会开除了，对吧？”

“那就是社会斗殴，厂里不管，只要你别把人打残。”

“你真聪明。”

“教你这些，只能让你学坏。”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学得这么流气？”

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倒B最关心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安全奖金，安全奖金比我的脑袋更重要吗？白蓝说，你的脑袋只是对自己而言重要，对别人来说，安全奖金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我说：“你也这么认为吗？”白蓝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听过吗？”我说没有，但听起来很有道理啊。白蓝就说，也未必，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后来我想了想，说假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脑袋重要，而别人的脑袋值不了二十块钱，这倒也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中国有十亿人，我出了事故要是人人都扣二十块奖金，那他妈就是两百亿元人民币，这太昂贵了，把我撞死了也赔不出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就很平静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在说胡话。后来她说：“所以自己的脑袋自己珍惜啦。”

后来我离开了医务室，走之前，我想起自己只穿着汗背心，就找那件工作服。白蓝从一个脏了吧唧的铁皮桶里捞出了我的工作服，那上面全是我吐出来的秽物，我看了很惊讶。她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大小便失禁。”我叹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失禁。”

我对白蓝说，能不能给我额头上贴块纱布，那里真的很疼。我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脑袋上的大包究竟是什么模样，但那地方连碰都不能碰一下，肯定非常之糟糕。白蓝说：“不用，就是起了个大包，没破掉就不用贴纱布。”

我说：“还是贴一个吧，这样我心里面会好受些。”

她听我这么说，就剪了一块纱布，叠成豆腐干的样子，用胶布贴在我的额头上，并且说：“这样子走出去，谁都知道你工伤了。”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进工厂那会儿，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希望自己以工伤的面貌出现在厂里，先是把下巴蹭破了，后来把脑袋砸出个大包，都贴上了纱布在厂里晃悠。我这么做，第一觉得自己很酷，第二是希望能得到干部们的重视，因为我不会修水泵，也搬不动六十公斤的原料桶，那就只能以工伤来表示自己是个合格的工人了。说不定他们会为此送我到化工职大去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希望落了空，希望本不称之为希望，想的人多了，就说是希望。我见到那些被机器切掉手指的人，被硫酸喷到脸上的人，我终于知道，头上的纱布只会引来嘲笑，而不会带来任何希望。当然，酷是很酷的，可以说我的目的至少达成了一半。我妈一看我的脑袋，眼泪就掉下来了，为此我甚至都舍不得把纱布摘下来，直到它变成一块又脏又油的东西，使我的那个大包变成了一块皮肤湿疹，才不得不回到原来的造型。

我从白蓝那里出来之后，连忙去水龙头上漱口，把嘴里的酸味冲掉一些，然后回到钳工班，想起了那个该死的水泵，很想把它砸烂了。老牛逼很高兴地告诉我，那个水泵本来出故障了，因为我的头砸了它一下，它居然又重新转了起来，所以它还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工作下去。我要真想砸水泵，就随便挑一个废品砸了罢，反正水泵和水泵之间也没什么区别。

第四章 三轮方舟上的爱人

作为老牛逼的学徒，我天生赢得了姿色阿姨们的好感。我把头给砸开以后，老牛逼带着我到各个泵房去展览，指着我额头上的纱布，对阿姨们说：“瞧，真的砸开了，差点死在甲醛车间。”他还说我是神头，水泵居然被我的脑袋砸好了，干了四十年的钳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阿姨们很心疼地把我叫过去，我担心她们会充满母性地把我的头颅抱在胸口，这要是传出去，我就和老牛逼一样，成了个臭不要脸的东西。还好，阿姨们只是把我的纱布揭开，看到一个大包，就赞叹地说：紫色的呶。然后她们就给我抹菜油，说菜油是治头上的包的，搽完之后，那地方就变成了香喷喷油腻腻的一块，我去厕所尿尿，苍蝇绕头不去。我也搞不清她们哪来的菜油。过了几天，我头上的包渐渐小了，她们还是把纱布揭开，说：好多了，不紫了，再搽点菜油吧。

我曾经问老牛逼，为什么看守泵房的阿姨都很漂亮。老牛逼说，泵房是高级工种，不用干体力活，每天按了红钮按绿钮，轻轻松松上班，开开心心下班。这种工作不可能由老虎来做，老虎只能去车间做操作工。泵房永远是为那些美色已逝、风韵残存的中年女工准备的。

我年轻的时候看见泵房里的姿色阿姨，总是很警惕。那时候我不能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理障碍。老牛逼说我中年以后会和他一样，在一群泵房阿姨之中穿行，对一个钳工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但我不喜欢这样，也许是我贱，我更喜欢科室里的小姑娘，喜欢白蓝这样的，干净一点，说话很有分量，眼神也很清澈。

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个心理分析师。我问她，为什么我经常会梦见自己去往泵房。我离开工厂已经很多年，我再也不想念那些科室小姑娘，但我他妈的还是会梦见自己拎着个扳手，孤独地、沉默地、迤逦地走向泵房。那些姿色阿姨在等我，修好水泵，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瓜子给我吃。心理分析师问我，泵房是什么样子的。我说，阴暗，潮湿，在生产区最难以找到的地方。后来她说，泵房象征着女人的阴部，我做的梦其实是一个淫梦，我去修水泵其实就是向往着去满足她们的性欲。妈的，难道这就是答案吗？

那时候白蓝还告诉我，不要觉得在泵房工作很轻松，在那种潮湿阴冷的地方，时间久了会得关节炎。这种病在年轻时候感觉不到，等老了以后，坐在家里，就会发现自己的膝盖成了天气预报。我确实见过冬天的泵房，每天只有两小时的日照，在寒冷的角落里，地面上全是白花花的薄冰，姿色阿姨们蜷缩在屋子里瑟瑟发抖。由于生产区禁火，蒸汽管道也不会特地经过泵房，整个冬天她们只能抱着一个热水袋取暖。这就是所谓的闲职，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轻松。她们就像一些过期食品被随意丢弃在角落里，并且享受着那一份微薄的自由。

那一年我遇到了一个高中同学，他在纺织厂做机修工。我跟他说起厂里的阿姨，我说化工厂的阿姨都很恐怖的，涂着口红，把瓜子壳随意乱吐，甚至挂在嘴唇上都懒得摘下来。还有阿骚，阿骚叉开腿，男人遇见鬼。我同学说，这算什么，你见识过纺织厂的阿姨吗。我说，没见识过。我同学说，纺织厂的阿姨一开心起来，就把他们机修班的男人按在地上，十七八个女工擒住手脚，扒下裤子，然后把一个报废的齿轮套在男人的鸡鸡上。阿姨用手拨动齿轮，鸡鸡就会竖起来，然后她们放开手，看着男人如何把那个齿轮摘下来。我望着我的同学，问他：“你被她们套过齿轮吗？”他摇了摇头，嘬了一口烟，苍凉地说：“还没有，不过也快了。”

我得罪了倒B以后，他经常到钳工班来探望我。那时候我已经通过了钳工四级考试，名义上还是学徒，但身份已经成为正式工，拿四级工资，还有半奖（相当于平均奖金的一半）。那阵子，我对锉铁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个活不用动脑子，把大小不一的铁块用锉刀锉成麻将牌，然后就大功告成。这种成品没有任何用途，纯粹是我锉着玩的，浪费国家财产，也浪费我的卡路里。但有一点，它锻炼我的耐心。

倒B跑到钳工班来，看见周围没人，就会站在我身后，长久地看我锉铁块。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能忍受别人站在我身后看我做事，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我就把锉刀往工作台上哐当一扔，问倒B：“觉得我好看？”

“不要学你师父的流氓样。”倒B很严肃地说。

我说：“觉得他流氓，你就把他抓进去啊。”

每逢这个时候倒B就哑口无言。作为一个安全科的干部，他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抓住任何一个违反安全制度的工人，扣别人的奖金。但钳工班是全厂出名的硬骨头班，日寇美帝都见识过，一个绰号叫倒B的人，他怎么可能对钳工班有所作为呢？我们可以在车棚里把他的自行车轮子卸下来，可以在厂门口等着，在他脑袋上敲一棍子，可以揪住他把他扔到厕所里，我们只要不杀了他，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倒B一直对我说，路小路，你总有一天会落到我手里。我就问他，落到手里又当如何。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看我看厌了，就转到魏懿歆身边去。魏懿歆是大专生，还在下放期（车间实习期间），看见任何干部都像是看见了黑社会，只能点头说刘刘刘干事（倒B姓刘）。倒B很满足地绕着他转了一圈，说，小魏，出污泥而不染，很好。我就对倒B说：“你这个逼一直都说八个字的成语，今天怎么改说六个字的了？”魏懿歆就吓得脸色发白说，刘刘刘干事，路路路路小路不不不关我我我的事。这时倒B就拍拍他的肩膀，踱着方步离开了钳工班。事后，魏懿歆会说，路路小路你你不要把我推推推火坑里。我就嘲笑地说，你你你他妈的现在还不在火火火坑里吗。

有一次下班前，倒B又踱到了钳工班，那天所有的工人都在。钳工班有个习惯，下班之前无事可干，大家会把自行车推进来，在铁皮房子里一溜摆开，擦车。其中以我师父老牛逼擦车最是痴迷，他那辆二八凤凰车，永远都是擦得锃亮，显示出了一个钳工的骄傲。老牛逼擦车时候斜着头，双眼眯着，好像是在给自行车做马杀鸡。擦完车子以后，他会端起茶缸，叼一根烟，用一种略带疲倦的眼神看着自行车，好像是性高潮之后的松弛和满足。

我们擦到一半的时候，倒B闯了进来。他先是吼了一声：“谁让你们上班时候擦车的？”后来发现没人理他，只有歪卵师傅在看他，但又好像不是在看他，歪卵师傅因为是个歪头，所以你也搞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在看你，而且这个人经常走神，你要让他注意你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玩弄他的歪头。倒B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我，而是魏懿歆。他说：“魏懿歆，站起来！”魏懿歆可怜巴巴地站起来说：“刘刘刘干事，我错错错了。”后面有工人大声说：“歪卵，管管你老婆。”

歪卵师傅莫名其妙地问：“谁是我老婆啊？”

后面的人说：“歪卵的老婆当然是倒B，歪卵戳倒B嘛。”歪卵师傅听了这话，破口大骂。倒B更是大怒，问：“谁敢骂我绰号？”没有人理他，周围是发疯一样的笑声。

倒B在一排自行车中找到了德卵，钳工班班长，那个不会说话的红脸大汉。倒B揪着德卵说，要把厂长叫来，整顿班组纪律，尤其是小学徒。德卵涨红了脸，说：“小刘，算了嘛，不要搞大嘛。”倒B说：“不行，上班擦车，严重违反纪律。”德卵无可奈何，只能招呼我们把自行车都收起来。我不得不说，钳工班虽然是个硬骨头班，但班长德卵实在是个脓包，让一个脓包来管理一群滚刀肉，可以说明智，也可以说白痴。

后来我们都收住了笑声，把自行车推到一边。铁皮房子中间只剩下老牛逼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叼着香烟，端详着自行车，他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擦好了。再晾一晾。”

倒B说：“老牛逼，你怎么回事？”

老牛逼说：“我擦车水平怎么样？”

倒B说：“不要油腔滑调。”

老牛逼说：“把你老婆叫来，我保证擦得跟这辆车一样干净。”

狂笑，我们狂笑，简直笑疯了。倒B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干部，是个知识分子，他对老牛逼骂道：“我擦你老婆我擦你老婆我擦你老婆。”但这微弱的声音被我们的狂笑盖过。老牛逼是个天才，他把知识分子倒B彻底击败，他让知识分子倒B沦落到与钳工对骂脏话的地步，而他本人却巧妙地避免了市井而无聊的谩骂。

后来德卵出来打圆场，他让倒B回科室里去。倒B走了以后，德卵本来想说点什么，结果下班铃声响了，大家跳上自行车一溜烟都消失了。那是钳工班快乐的下午，我们打败了安全科的倒B,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干部，连中层都轮不上，但钳工们还是感到了荣誉和自尊。钳工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工种，POWER！我跟着他们一起乐昏了头，根本没想到倒B会跑到劳资科去告我的刁状。

九二年的初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曾经暗恋过小噘嘴，其实也不是暗恋，而是有点喜欢。她很瘦，有一个尖尖的鼻子，有一张天生噘着的嘴，我在食堂打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她那根红肠一样的辫子，在脑袋后面晃啊晃的。我仗着自己曾经跟她说过几句话，走过的时候，就用眼睛扫她，但她根本不看我，好像我是空气。像我这样的小伙子用眼风扫一个姑娘，她要是没知觉，那只有两种解释：第一，她假装没知觉；第二，她是白痴。

后来倒B去劳资科告状，他不说自己在钳工班被老牛逼羞辱，说了也没用，全厂被老牛逼羞辱过的人数不胜数。倒B说的是，路小路对他扬着锉刀，非常凶恶。劳资科认为，一个学徒这么凶恶是非常危险的，厂里可以有一个老牛逼，但不能让老牛逼这样的人有繁殖的机会。这事情落到了小噘嘴手里，她把我叫去，让我站在那个炮楼一样的窗口，没头没脸地训我。

小噘嘴具体训了些什么，我全都记不起来了，不是我现在记不起来，而是当时就忘记了。我只记得她问，为什么对刘干事扬刀子。我说，我没刀子啊。小噘嘴说，人家都说你扬着锉刀了。我心想，你这个科室女青年，肯定连锉刀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也能算刀啊？但我没法对她解释清楚，的确，锉刀也是刀，就像机床也是床。下次我记得对倒B扬我的拖鞋，那玩意儿抽在脸上比锉刀更疼，而且不算凶器，而且很臭。

我那时候喜欢小噘嘴，后来我就不喜欢她了。训几句也没什么，我不会因为一个姑娘训我而记恨她，但她吓唬我，说要把我送去劳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阿三，厂里可以推荐一个人去劳教，这很吓人，连我堂哥都害怕劳教。劳教和劳改不一样，劳改是判刑，判二十年还有放出来重新做人的机会，劳教就不同了，关进去也不算判刑，但就是不放你出来，你搞不清楚自己还要在里面待多久，希望和绝望掺和在一起，人会发疯。我不可能喜欢一个要送我去劳教的姑娘，哪怕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假如她说要枪毙我，那还可以当作是调情，但劳教不是调情，劳教没有一点浪漫气息，而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用劳教来威胁我，这起码说明两点：第一，她知道该怎么整我；第二，她确实也可以整我。

那天训我的时候，旁边办公桌后面还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搞不清他是谁，后来有个干部进来打招呼，叫他“胡科长”，我才知道，他就是劳资科的科长胡得力。很多人都说起过他，厂里有一句谚语：“上有胡得力，下有老牛逼。”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都不能惹。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打电子游戏，干掉了倒B和小噘嘴这样的小妖怪，后面终于跳出来一个大boss，但我已经没血了，随时都可能game over。

我师父老牛逼有一个女儿，叫阿英，三十多岁一直没结婚。这个老姑娘长得很奇怪，粗脖子，窄脸蛋，乍看以为是个甲亢患者。说起来是我的师姐，其实我和她不怎么熟，照老牛逼的审美标准，他的女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虎。

阿英也在化工厂上班，工种不错，管污水处理的。几个游泳池一样大的污水池子，每天把药粉药水撒到污水里，使其中的有毒成分分解掉，然后就把污水放到河里去。这个工作很轻松，也没人来查她的工作质量，她要高兴了就把污水直接放到河里去，反正我们厂边上那条河，已经臭得连蚊子都找不到一个了。

老牛逼有一辆二八凤凰自行车，后来社会上开始流行助动车，最早最土的那一种，就是在自行车后轮装个发动机，自行车立刻跑出摩托车的速度。这种车子非常危险，跑得太快，轮子会飞出去，像我曾经在白蓝面前摔过的一样，但肯定不只是把下巴摔破，搞不好会把整个下颚摔飞掉。老牛逼是全厂头号钳工，技术出众，他率先把自己的自行车改装成助动车，非常威风。该车冒着黑烟，发出轰炸机一样的怪叫，老牛逼就成了个暴走族，在一片黑烟之中呼啸而去。我师姐阿英起初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后来她觉得老牛逼这辆车太扎眼了，具有明星效应，非常适合她这个老姑娘出去招摇，她就让老牛逼载着她上下班。那时候我们经常看见老牛逼在街道上飙车，六十岁的人了，开起车来大呼小叫，后面还驮着个女的，看起来很风流，其实是他女儿。他还特地戴一副墨镜，斜背一个人造革的书包，搞得自己活像是公路电影里的小混混。那辆车我也开过，速度太快，而且坐垫位置极高，本身又只是靠钢丝和三角架撑着的（根本就是自行车），我在厂里骑了半圈，就觉得心脏受不了，连刹车都不敢捏，怕自己飞出去。

厂门口那座桥，每天早上会成为菜市场，郊区的菜农挑着蔬菜到这里来摆摊，挤得满满登登的。这时，老牛逼出现了，他骑着土摩托横冲直撞。只要听见那辆车的尖啸，所有的菜农都会挑起担子撒腿狂奔，并且高喊：“不好啦土匪车子又来啦！”这种场面让老牛逼威风到了极点。可惜，那车子不给他长脸，开了没多久，发动机出了故障，此后经常坏掉，于是你就能看见老牛逼踩着一辆带发动机的重型自行车上班，非常辛苦，后座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婆娘对着他破口大骂。

老牛逼对我说，他退休以后要开着这个车子去周游全国。我就赞叹地说，师父，照你这个车速，一个礼拜就能周游全国。我知道这是他的梦想，人人都有梦想，我也想周游全国乃至全世界，当然，不是开这种土摩托，磕上个小石子就能把自己蹦到美国去。

老牛逼造了这车之后，几经技术改造，终于可以有排挡了，五级车速，除了倒车不行，基本上可以和桑塔纳媲美。他还在车龙头上装了一块透明有机板，权当是挡风玻璃，还装了一个会哔哔叫的电喇叭。其实喇叭纯属多余，他一直没解决这车的噪音问题。但是，从外观上，这车子看起来还真是有点威风劲，他甚至计划把两辆自行车拼装成一辆三轮土摩托，只剩下车轴的问题还没解决，后来说改造成本实在太高，还是两个轮子比较实惠。再后来，他把土摩托技术推广到全厂，很多人都来找他改装自行车，每辆车收三百块钱的安装费，设备零件自理。厂里人开着这种车子到处闯祸，先是管工班的老徐把锁骨撞断了，再是糖精车间的张胖子飞到河里去了，还有钳工班的石卵一头扎进了民房。最后，地段上的派出所把老牛逼请去，勒令他停止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罚了两千块钱，又说他是无证摊贩，把他的车摊也连锅端走了。

老牛逼和我之间是有感情的，但不是师徒感情，而是流氓无产者之间的感情。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没学到，水泵也修不了，自行车也装不上去，但我总算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工人了，这很重要。连老牛逼都说，在厂里都混不好的人，出去只能饿死。后来他车摊被没收了，挣来的那点钱也全赔了进去，他非常懊恼，从前的自负化为云烟。他揪住我，很不要脸地说：“小路，我把我的助动车改造技术转让给你吧，就收你两千块，你半个月就能收回本钱。”我很遗憾地告诉他：“师父，你可别忘了，我连自行车都不会修。”

我去过老牛逼家里，猪尾巴巷，沿河的平房。戴城有很多河，所谓沿河的房子不是建在河滩上，而是用石桩打进河里作为地基，房子就造在河上。前门是用来出入的，后门则直接对着河，放下一个吊桶就能从河里打水。所谓“人家尽枕河”，枕字用得贴切。那时候出过一档子事，有户人家进来一个小偷，恰好被房主人撞见，房主堵着大门，高喊拿贼。小偷是个外地人，不知道这种房子的特点，拉开后门就往外跑，结果直接扎进了河里。对面的人说，只看见一道影子腾空跃下，划出一道弧线，优美而壮观。恰好一艘货船开过，小偷吧唧一声摔在船上，抱着腿大哭，估计是胫骨折断了。然后过来几个船民，把他捆了捆就塞到船舱里去了。众所周知，货船去往遥远的苏北、安徽，那些船民无比剽悍，落到他们手里就自认倒霉吧。

老牛逼的家，外面是一间低矮的厨房，里面是两间平房，一间归他和他老婆，另一间归我师姐阿英。河水散发着腐臭味和柴油味，飘进房间里，伴随着货船上的马达轰鸣，在这种地方住久了，会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想打人，而且内分泌失调。他们一家就生活在这里，老牛逼无处可去，阿英无人可嫁。

那年秋天下大雨，连下十二天，河水暴涨，货船就在他家窗口开过。有一天晚上，老牛逼全家都睡着了，有一艘外地货船上的船老大喝醉了酒，把船横着开。酒后驾车是违章，酒后开船是没人管的。那船一头撞进了老牛逼的卧室，顿时墙倒壁坍，电视机电冰箱全都掉进了河里。

老牛逼正在睡梦中，忽然被大船从床上掀了下去，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家里破了个大洞，洞口戳着一个巨大的船头。这很像一个噩梦，像他这样一个人，本来不应该遭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更该死的是，那个喝醉的船老大不但不求饶，还从破洞里伸进个脑袋冲着他笑，喷出一股酒气。我师姐阿英穿着汗衫短裤跑过来，看见这个场面，吓得尖叫。船老大看见一个露胳膊露腿的女人，因为天黑，加上他也喝醉了，所以没发现这是个丑婆娘，只顾着看她的胳膊大腿。老牛逼跳起来，抄起一把凳子，把那个笑嘻嘻的脑袋砸到了河里。后来从船上跳进来三五条大汉，也都醉了，手里拎着竹篙，竹篙前端包着铁皮，可以当长矛使唤。老牛逼被一篙子捅在嘴巴上，折掉了四个门牙。这还算运气，要是往他身上扎，那就是一个透明窟窿。他返身撒腿就跑，在门槛上绊了一跤，直撅撅地摔在地上。

那几个船民到了码头上（其实是老牛逼的卧室），异常地兴奋，先是把他卧室里剩余的家产都砸了，然后抱着我师姐要非礼。我师姐阿英是出了名的老虎，虽然嫁不出去，但也不至于让流氓船民占了这个便宜。她飞起一脚，踢爆了其中一位的睾丸，又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猛咬，把肱二头肌硬生生地咬下来一块。船民大怒，一拳揍在她眼睛上，然后抄起篙子要捅她，但屋子又小又矮，那么长的竹篙要掉过头来扎人，实在不易。趁着这个机会，阿英挣脱魔爪，大呼救命，把周围的邻居都喊了起来。整条街坊的人都恨透了这伙开货船的，奈何平时抓不到他们，这次终于逮住几个，而且还是流氓强奸犯，于是一哄而上，趁着天黑，没头没脸地打上去，一直打到派出所的警车开来。

老牛逼的家，在这场混斗中夷为平地，仅有的几件家用电器全都掉进了河里，损失相当惨重。他本人被送进了医院，四颗门牙是保不住了，还摔断了两根肋骨。我师姐则被盛传遭到船夫的强暴，又说她踢坏了人家的睾丸，咬伤了人家的胳膊。化工厂的人照例以讹传讹，说她一口把人家睾丸咬下来了，而且嚼巴嚼巴生吞了下去。

在这场恶斗中，关于我师母，也就是老牛逼的老婆，始终没有出场。因为她在大船撞进房子的时候就吓昏过去了，等她醒过来，发现家里已经成为了一堆瓦砾，她再次昏了过去。

事后，我拎着一袋苹果去医院探望老牛逼，我看见阿英站在病房门口，跟一个护士打架。她本人左眼乌青，是被船夫打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打护士。她揪住小护士的头发，从脚上摘下拖鞋，玩命地照着人家头上打。护士尖叫，大哭，围观的病人则拍手叫好。我看到这情景，就断定师姐没有像传说中那样遭到强暴。一个被强暴过的女人还能这么凶悍吗？我扑上去，拦腰抱住我师姐，把她整个抱离了地面。她总算撒手了，小护士像一辆救护车，呜哇乱叫地迅速消失在我眼前，只剩下阿英张牙舞爪在半空中挥舞着她的拖鞋。那伙看热闹的病人都夸我：“小伙子，有手段！”我心想，你们知道个鸟，老子这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啊，要知道，我师姐发起狂来，六亲不认，劝架的人很可能被她误伤，她在厂里打架从来没有人敢去劝的，都是等她打得筋疲力尽，才把她拦腰抱走。像我这样，在她最疯狂的时候去抱她，很可能像那个船夫一样，被她踢成一个太监。

我把她抱进病房，她才算消停一点。老牛逼平躺在床上，张着无牙的嘴巴，对我呵呵地笑。我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指了指自己的嘴，只是笑，像个白痴。阿英说：“他没傻，就是说话漏风，所以他就不肯说话啦。”我问她，怎么跟护士打了起来。她说：“小贱货说要把他换到大病房去，八个人一间。我能不打她吗？”

老牛逼不肯说话，我就听阿英重述了那晚的混战。她把自己说得无比英勇，一口咬住别人的肩膀，一脚踢飞别人的卵泡。我心想，你要是知道外面的谣言，说你活吞了人鞭，大概就没这么得意了。后来，我想起自己带来的那袋苹果，刚才劝架的时候被我放在走廊里了。我回到走廊里去找，发现几个吊着胳膊、打着石膏的病人，每人手里拿着个苹果，正在那里啃呢，还他妈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还有那个护士。我离开病房的时候，经过护士值班室，看见她在里面哭，好几个护士围在她身边安慰她。我挺喜欢护士的，她们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很干净，不像我，一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脏得像个泥猴。我凑过去看她，按理说，我是把她从魔爪中解救出来的人，无论如何，她应该感谢我一下，我也没指望她扑到我胸口低声抽泣。结果，那伙护士不约而同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滚！滚出去！你们这伙糖精厂的流氓！”

于是我落荒而逃。我看出来了，这他妈根本不是骨科病房，而是疯人院。

老牛逼住院以后，我独自去卸水泵。这个活，我已经轻车熟路，不需要他陪着了。有一天我在干活，工会的徐大屁眼来找我，对我说：“路小路，下午一起去医院。”

我问他：“去干吗？”

徐大屁眼说：“去送你师父。”

我说：“他死了吗？”

徐大屁眼说：“放屁。送他光荣退休。”

下午，我坐在一辆卡车后面，十来个青工哐哐地敲锣打鼓，车子一直开到了医院门口。那时候退休都这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就是说，在锣鼓声中，你一生的雄绩伟业都结束了，即使是老牛逼，曾经打过车间主任，调戏过姿色阿姨，也只能接受这种事实，从此做一个天天打麻将的糟老头，一直到死为止。

那天我没有敲锣，工会干部让我捧着一个镜框，里面是老牛逼光荣退休的证书，像是一张奖状。我捧着它走进医院，仿佛是捧着老牛逼的遗像。别人都很喜庆，唯独我神色哀恸，假如我的内心也是一个世界，老牛逼就是这么死在了我的世界中。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他六十周岁的生日。

九二年的秋天发生了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记忆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好像一部默片，有一些鬼影子一样的人出现在银幕上。时间其实是很公平的，经过时间，你所爱的人，所恨的人，都会变成鬼影子，在记忆中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

以往总是春天发大水，那年秋天竟然连下了十二天的大雨，河水涨起来，导致老牛逼家里戳进了货船。在此之前，工厂也被水淹没了。糖精厂的地势比较低，一旦河水涨过某个位置，阴沟里的水就会倒灌上来，好像喷泉一样。这水又脏又臭，假如你有兴趣尝尝，会发现它是甜辣的，甜的是糖精，辣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甲醛，可能是化肥。这都是糖精厂往河里排放污水的后果，污水倒灌就成为每年的法定节假日。

在涨水的季节里，街道也被河水覆盖，水退下去之后，有一层黑色的泥浆留在道路上。有时候也会有鱼从河里游进厂里来，我在工厂里曾经抓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鲢鱼，但老牛逼说这不是河里的鱼，是从乡下鱼塘里逃出来的，化工厂附近是不会有鱼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耗子。老牛逼说，这鱼也吃不得，都是受了污染的东西。我决定不相信他一次，拿回家一烧，烧出一股火油味道，连野猫都不肯吃。

每逢此时，厂里就停产放假。工人都回家去了，干部们则留下那么几个值班。车间外围垒起草包和蛇皮袋，里面放几个水泵，日夜不停地往外抽水。

在这个所有工人的节日里，钳工却得轮流值班，因为水泵在工作，我们得时时监控那些水泵，及时排除故障。那天轮到德卵和老牛逼值班，当然，作为他们的徒弟，我和魏懿歆也得陪着他们。我们坐在钳工班的桌子上打牌，头上是雨水，脚下是臭水。魏懿歆的牌技是我们四个人之中最好的，这人虽然是个结巴，记性却好得出奇，什么牌都能记得住。后来老牛逼建议我们赌钱，对此魏懿歆也表示同意，我当然就更不可能示弱了。开了赌局之后，魏懿歆一路狂输，脸都输青了。照厂里的规矩，赢钱的人做东请客，我们三个都赢了，就凑钱给魏懿歆买冰棍吃。德卵说，他去买冰棍。德卵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平时干活都抢着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所以他才能当上班组长。他穿着拖鞋出去的时候，老牛逼说：“当心别踩着电线啊，把你电死。”德卵说电闸都拉下来了，没问题的。

德卵回来时，手里捧着几根冰棍，脸色发白，两腿打飘。我们发现他小腿上不知被什么利器划开了，一条半尺多长的口子，正在往外淌血。老牛逼说，必须马上送医务室包扎，但不知道白医生在不在。我们三个抬着德卵，着臭水，来到医务室楼下，看见那扇窗开着，我喊道：“白医生！白医生!”白蓝从那窗口探出脑袋，看见是我，就问：“你又怎么啦？”我很开心地说：“不是我，这次是德卵。”

我们把德卵抬上楼，白蓝只看了一眼，就说送医院吧。这节骨眼上魏懿歆忽然摔倒了，他脸色发白，身上出虚汗，倒下去之前还没忘记对我说了一句：“路小路，我晕血了。”

晕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好端端的人看见鲜血就会像羊癫风一样倒下去，无论淑女还是壮汉，都有可能。比如说，我见过管工班的王猴子打架，他抓起一块烧红的煤球就按到了人家脸上（他自己戴着皮手套），这种打架不是小混混斗殴，而是旧社会的流氓土匪。据他自己吹嘘，他还用砖头拍过孕妇的脑袋，我们都吓得要死，不敢惹他。后来厂里体检，大家排队抽血，王猴子看见那些抽满鲜血的针管就躺在了地上，周围人都快笑死了。从这个事情上我也得出了个教训，一个人是不是晕血，和他是不是残暴，没有太大的关系。假如有人对你说，他看见鲜血很害怕，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把烧红的煤球按到你脸上。

魏懿歆倒在医务室，老牛逼气坏了，用拖鞋在他脸上踩了好几脚。魏懿歆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哼哼都没有，我们只好把他架到妇检椅上躺着，没办法，体检床被德卵占了。白蓝对老牛逼这种残暴的行为很不满意。老牛逼说：“这个狗东西，关键时刻一贯装死，难怪他考上大学了。”

白蓝说，魏懿歆问题不大，德卵正好相反，问题很大，一定要送医院急救。她用一卷纱布绑住德卵的小腿，纱布立即被血染红了。白蓝指了指我，问：“路小路，你怎么样？”

“我啊？”

“愣什么愣？赶紧背人啊！”

我看了看老牛逼，老牛逼说：“别看了，今天停产，起重工都回家休息去了。”

我打电话给驾驶班，叫车。驾驶班的司机说，别指望了，厂里的车子排气管都进水了，一辆都开不动，唯一没进水的是一辆十吨大卡车。他冷冷地说：“就这辆十吨卡车了，你要想玩的话，你自己把它开走好了。”我对着电话骂，去你妈的。后来我在楼下找到了一辆三轮车，白蓝和德卵都上了车，白蓝把自己的雨衣盖在德卵身上。老牛逼也要上车，我说师父你要上来的话，这车就该塌了。白蓝对老牛逼说：“你还是在这里照顾魏懿歆吧，把他工作服脱下来透透气就好了。你去医院也是白搭。”

我们走了以后，老牛逼就在医务室里照顾魏懿歆。后来，据魏懿歆说，老牛逼这个浑蛋非常变态，他大概也是第一次看见那个妇检椅，觉得很好玩，就把魏懿歆的上衣扒了，把他两条腿放在了托架上。老牛逼就坐在边上，一边抽烟一边欣赏着。厂里的值班干部听说有情况，跑到医务室来询问，就看见魏懿歆光着膀子叉开双腿躺在那里。干部说，简直不堪入目！

那天我骑着三轮车在街上飞驰，水很深，三轮活像一辆冲锋艇。我对白蓝说：“你坐稳点，我看不清路面，别把你给掀下去了。”

白蓝说：“屁话少说，你要是敢骑慢了，我就把你掀下去。”后来她又说：“你还是小心自己吧，别再把下巴摔破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只顾闷头骑车，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笑。

有时候我会回忆起这一幕，漫天大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河里也没船，只有我们的三轮车哗哗地驶过。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会提醒自己，这是发生在九二年的事，但与此同时我又很困惑地感到，这是在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发生的事。假如说这是洪荒时代，假如说这是诺亚方舟，那么，我爱上白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无人可爱，只能爱爱她。但她不这么想，她只想救德卵。我很想告诉她，其实我真的无人可爱，因此而爱她，这种爱是不是会廉价呢？还是更值得回忆呢？

我骑到医院已经不行了，腿肚子打颤，腰像断了一样。还有一点我没说，那车子太破，坐垫好像是铁做的，我的会阴部位受不了，再骑下去，我很可能像女人来月经一样，把自己的短裤上弄得全是血。

医院里也是静悄悄的，急诊室门口徘徊着几条人影。那所医院离化工厂最近，但极其破旧，急诊室居然没有坡道，三轮车上不去，没办法，我只能把德卵扶下来。那时他已经休克了，嘴唇发白，哈喇子挂在下巴上。白蓝把他架到我背上，我背他进急诊室。我对白蓝说，我怎么觉得德卵这么沉呢，我奶奶说过，死人才会变得很沉的，是不是德卵要死掉了，我可不想让他死在我的背上。白蓝在我耳朵边上吼道：“你要不想让他死就跑得再快一点吧！”

后来把德卵送进去，白蓝也跟着进去了，我独自坐在急诊室外的台阶上喘气，德卵是个九十公斤重的胖子，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裂开了。过了一会儿，白蓝从里面走出来，她坐在我身边。我穿的是工作服，白蓝穿着一件米色的衬衫，我们两个都被雨淋得湿透，所不同的是，我像一只下水道里爬出来的老鼠，而白蓝像一个三版女郎，衬衫贴在身体上，里面的胸罩是白色的，至于三围什么的，不说也罢。

我从口袋里拿出烟，满满一盒烟全都潮了。白蓝冒雨跑到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一个塑料打火机，再冒雨跑回来。我坐在台阶上像一个衰老的色狼，无力地看着她衣服贴在身上的样子。她从烟盒里拍出一根香烟，非常老练地叼在嘴上，然后把剩下的全都扔给了我。她继续坐在我身边。

我问她：“你也抽烟啊？”

“不常抽，解解闷。”她说。

“德卵怎么样？”

“在抢救，应该没事。”她用下巴指了指我手上的打火机，说，“不知道给女士点烟吗？”

我顺从地给她点上烟。她深吸了一口，从嘴唇缝隙里吐出细细的一缕烟气。我说，不好意思，我一个钳工学徒，也不知道什么叫lady first，只知道走路要给lady让道，妈的，马路上那么多lady，我要是都给她们让道，我自己别走路啦。白蓝歪过头来看我，她说，路小路，你还挺有意思的。我问她，什么是挺有意思。她说，就是说，一个钳工还能知道lady first，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那天她还拍了拍我的后枕骨说：“路小路，好险啊，就差一点，赵崇德就死了。”我问她，怎么德卵如此包，腿上划了道口子就要完蛋。白蓝说：“失血过多，你怎么这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啊？哦，我忘记了，你是钳工。”

我们说起一些死人的事情。我说，我堂哥有个朋友，出去打架，被人用刀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扎穿了动脉，很快就死了。这大概就是她说的失血过多。上安全教育课的时候，我见过一墙壁的死人照片，全都死得很容易。倒B说这是概率，在我看来，就是运气嘛，运气好的连杀人都逮不住他，运气差的，腿上划了一道口子就完蛋。

白蓝说：“你的运气很好啊，脑袋撞到水泵上都没什么事，还把那坏掉的水泵给撞好了。”她说完就笑。我的后脑勺被她拍得很舒服，当时我想，医生就是医生，拍起人来不轻也不重，真他妈的像是练过的，要是永远被她这么拍着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医生，让白蓝在一张表单上签字，她掉头去应付医生，就不再跟我说话了。我独自坐在外面，觉得冷得要死，我把工作服和衬衫脱下来绞干了，光着膀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厂里来了一辆面包车，车上跳下来两个干部。我看见这辆车，真是气疯了，开车的是司机班的曹师傅，我隔着车窗冲他大喊：“老曹，刚才谁他妈接的电话？不是说只有十吨卡车的吗？”

曹师傅叼着香烟，笑嘻嘻地对我喊：“关我屁事啊！”

我盯着他的脸，很想扑过去揍他一顿，但我筋疲力尽，已经打不动人了，只能用眼睛表示愤怒。其实我也不敢打他，曹师傅是司机班的老大哥，和老牛逼一样是资深流氓无产者，徒子徒孙多如牛毛，这样的人我惹不起。他平时给厂长开车，打坏了他，厂长也不能放过我。看见曹师傅，我就觉得钳工根本算不上什么东西，司机才是工人之中的贵族。

两个干部下车，径自往急诊室走。我以为他们会问问我情况，甚至表扬我一下，但他们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我跳上面包车，给曹师傅发了一根香烟，蜷在后座倒头就睡。我睡得很沉，做了一些梦，去了一些地方，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推我，以为是我妈，就喊了一声妈。从那昏沉世界之外的天际传来了笑声，我睁开眼睛，看见了白蓝。

我坐起来，呆头呆脑地看着她。天幕黯淡，雨还在下，我睡了整整一个下午，整个世界都被我睡颠倒了。我在一个颠倒的时空里看着她，我在我所有破碎的意识中看着她。她脸色绯红，并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发烧了。

面包车的发动机抖动着，两个干部坐在前面，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我问她：“回去了吗？”

白蓝点头说：“现在回去。赵崇德已经没有危险了。”

我说：“那就好。”

白蓝用非常非常非常温柔的语气对我说：“路小路，三轮车还在医院门口。你得把它骑回厂里去。”

第五章 白蓝

回忆白蓝的医务室，那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离劳资科那幢办公大楼有两百米远。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去那里，必须经过工会，经过团支部，经过图书馆，经过计生办。在那间屋子里，只有白蓝一个人。

那幢楼被厂里人称为“小红楼”，这个词后来变成腐化堕落干部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初还没有这种说法，大家以为腐化就是贪污钱财、轧姘头、走后门拉关系这些简单的事，轧姘头最多也就轧一个。这说明人们没什么想象力，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人，也就只能想到这个地步了。

小红楼造于五十年代，过去是厂办公室，后来不够用了，才造了五层办公大楼。这幢四十年历史的小楼造得并不考究，水泥地板，走廊的光线很差，但它非常结实，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建筑物共同的特点，防震，防水，还防炸。墙体上隐约能看到早年的标语，用石灰刷的硕大的黑体字“工人阶级领导……“，后面的字就认不出来了。这种标语我在我爸爸厂里也见过，后面两个字应该是“一切”，所谓一切，其实是个虚指，等于什么也没领导。我也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看看我身边的工人，老牛逼、歪卵，以及所有的姿色阿姨们，都什么歪瓜裂枣，让他们去领导一切，简直是个笑话。我也是个工人，自知领导不了一切，连一切的零头都没戏。二十岁那年，我接受一切的领导，剩下的时间就站在小红楼下面，看着医务室的窗口发呆。

我打听过白蓝，从工人圈子里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她是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也不知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只能回到戴城，在糖精厂里做一个厂医。厂里关于她的谣言很少，因为她不爱跟人说话，也不搞男女关系。她二十三岁，长得也漂亮，按理说，这样的姑娘应该谈恋爱，至少被一群小伙子包围着，厂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比如小噘嘴，她身边永远有几个科室男青年跟着，替她打饭，陪她聊天，从来不会让她孤单。她要是孤身一人的话，那肯定是去上厕所。这就是所谓的护花使者吧。但白蓝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她是冷清而傲慢的，平时躲在医务室里看书，中午打饭就让图书馆的海燕替她随便带一点吃的，她也从来不去厂里的澡堂洗澡，一下班就骑上她的飞鸽回家了。她就是那个样子，仿佛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在无花无果的季节，独自挂在那幢昏暗的小楼上。她几乎被工厂遗忘，像我这样又不吃药打针又不做妇科检查的学徒，本来不该认识她，但是，老天爷非要把我的头砸开，这也没办法。

她在医务室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干，每年的妇检都是计生办请医生过来做的，不用她亲自动手。平时她就管些最常见的药，感冒通板蓝根黄连素什么的，这种药众所周知，也没什么效果，也吃不死人。当然，她还负担一个责任，就是给厂里的工人做急救，比方说我和德卵这种倒霉蛋。但是，此类工作也纯属偶然，半死的人交到她手里，真要弄死了也不能怪她，她自己大学都没毕业，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厂里来的。

我爸爸说过，厂医是最不能相信的。这种人很难伺候，你需要他们做医生的时候，他们就说自己是工人，你真要把他们当工人使唤，他们又说自己是医生。两头占便宜的人最不能交往，这是我的经验。他们农药厂的厂医是个老头，以前做赤脚医生的，医术很差，胆子更小，曾经有女工被硫酸溅到胸口，送到医务室，按说应该把衣服扒开，用自来水冲。老头明知道急救措施，偏偏就是不肯扒衣服，他看着女工的胸部拼命搓手。在那一瞬间，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医生，而是他妈的man，并且是个道德正派的man。这事情在农药新村人人都知道，连最没有文化的老太太都说，这根本不是医生，而是吃狗屎的。

与之相比，我遇上白蓝完全是运气，她不但在医务室把我的衣服扒了下来，还用听诊器在我胸口挪来挪去，后来我们熟了，她还给我提过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她甚至预言我在三十岁以后会变成一个啤酒肚，让我少吃点猪下水，少喝点可乐。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那就大错特错，她只是个厂医，厂医应该是农药厂的老头那样，只要道德正派，随便谁死了都跟他没关系。

厂里的水退去之后，我去上班，看见医务室的窗子关着，我知道她不在，但不死心，还是上去看看。医务室的门关着。隔壁图书馆的海燕告诉我，白蓝发烧了，一直在家休息。我悻悻地往回走，在黑暗的走廊里，点起一根烟。我想起她抽烟的样子，细细的一缕烟从嘴里吐出来，不像我这样，总是从鼻孔里往外肆无忌惮地喷烟，搞得自己好像是喷气式飞机。她这种抽烟的姿势很好看，并且她还教我给女士点烟。若干年以后，我在饭局上，凡有女士把香烟叼在嘴里，我必定会在同一时间送上一朵温馨的火苗，搞得人家很感动，但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很差，上楼下楼应该走在女士的前面还是后面，我他妈永远搞不清楚。事实证明我不是个绅士，只是在点烟这件事上条件反射而已。

有一天我在河边的泵房独自拆水泵，那地方脏得要命，还闹耗子。化工厂附近的耗子无人敢惹，都是吃猪下水长大的，身材肥硕，看见人都懒得逃窜。我把那水泵拆下来之后，横穿马路，回到厂里，结果在厂门口遇到了白蓝。她脸色不错，本来应该寒暄几句，但那天我的心情很糟糕，一是因为我师父老牛逼退休了，二是因为耗子。

她看见我，对我说：“路小路，你怎么搞得这么脏？”

我回了她一句：“钳工不脏，那还是钳工吗？”我说完不再理她，拎着那个破水泵，灰头土脸往钳工班的方向走。白蓝说：“路小路，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就拎着水泵走到她身边。她说：“中午你到我这里来一趟。”

中午我早早地吃完了午饭，并且换了一身工作服。我有两套工作服，本来应该换洗的，但我从来不换，也不洗，一套脏得像抹布，另一套则崭新如初。我穿着新工作服去医务室，心情稍微好一点了。

她独自在医务室，盘腿坐在体检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便趿着鞋子下来。我问她，找我何事。她说：“我还问你呢，听说你来找过我？”我说：“也没什么事，过来看看你。德卵怎么样了？”

“已经出院了。”她皱着眉头说，“你不要老是叫人家绰号，很难听。”

“连厂长都有绰号。这又不稀奇的。”我说。

“那你有绰号吗？”

“有啊，我叫神头。”

她听了哈哈大笑。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后来她说，路小路，不说废话了，你帮我做一件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也不是什么事，只要在那里坐着就可以了，随便什么人进来，都不要动，也不用说话。我说：“这可不行，要是劳资科长胡得力跑进来，看见我这样，他会扣我奖金的。”白蓝似笑非笑地叹了口气说：“好吧，不是胡得力，是食堂里的秦阿姨。”

一说秦阿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厂的食堂有一位胖阿姨，专门负责卖荤菜的，姓秦。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比小姑娘还鲜艳，老远看上去好像是个唱二人转的。她每天站在食堂的荤菜窗口，既负责管理那些排骨肉丸红烧鱼片，同时也观察厂里的每一张脸。然后，她像所有无聊的中年妇女一样，专门给人介绍对象，也就是做媒婆。据说做媒婆会上瘾，一天不干这个，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秦阿姨致力于单身男女的开发工作，第一件事，先问你有没有对象，假如没有，她就开始掐着手指仰望天上的白云，嘴里还嘀咕着什么，好像是在对着老天爷念咒语，老天爷将从云层里扔下一个对象给你。然后她会忽然说，啊呀，某某车间的某某某你认识吗，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这是硬撮型的，还有代理型的，比如你看上了厂里的谁，就托秦阿姨去说合。秦阿姨做这种事情不但分文不收，而且还倒贴，你要是接受她的撮合，或者是委托她去说合，她就会在你的搪瓷饭盆里放上超级大的排骨，或者超级大的肉丸子。

据说秦阿姨还很认真，她从来不瞎撮合，比如说，科室男青年配化验室女青年，白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上的三班女青工，三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下的三班女青工，老光棍配寡妇，歪脖子配斜眼，就这么个配法。其实这也很科学，和博士娶硕士、硕士娶本科是一个道理。并且，秦阿姨有一种练达的人情世故，她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姑娘小伙都抱有特殊的好感，好像是优质产品，但她不会去撮合这些人，她会给这些优质品介绍一个长相平庸、家底殷实的对象。照她的说法，这叫荤素搭配法。秦阿姨非常反对的就是我这样的，一个钳工学徒，垂涎于科室女青年，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假如我托她去给我说合说合小噘嘴，她最后一定会给我拉一个又有钱又难看的小丫头，并且，其有钱程度和难看程度成正比。

秦阿姨撮人，有一种不可置疑的力量。要是拒绝这种撮合，那你就完蛋了，那最小的排骨，那隔夜的肉丸子，都会出现在你的饭盆里。

那天我一听秦阿姨要来，就恭喜白蓝。我问她：“给你撮的是谁啊？”

白蓝说：“好像是宣传科的小毕。”

我不认识宣传科的小毕，我说：“噢，就是画黑板报的啊。”

白蓝说：“不要乱讲，宣传科不只是画黑板报。”

“但我只看见过他们画黑板报。”我顿了顿，故意问她，“那我应该走开才对啊，何必在这里做电灯泡呢？”

“她缠了我很久，我烦她，又不好意思赶她走。你在这里坐一会，她觉得没劲了，就会走了。”

“秦阿姨可没这么简单，她会一次又一次地来撮合的。”

“我就烦这个，没完没了。”

“顺便问问，这次是秦阿姨硬撮，还是小毕看上你了？”

白蓝脸上红了红，低声说：“小毕。”

我盘腿坐在体检床上，一双臭脚暴露在空气里，白蓝说我的鞋子有问题，会弄出脚气。当时我穿的是一双真皮运动鞋，说是真皮，其实是他妈的人造革，地摊上买的，根本不透气。我说这也没办法，贵的鞋子我买不起，而且也不适合穿着去拆水泵。白蓝问，厂里不是发劳动皮鞋了吗。我说这就别提了，那种劳动皮鞋穿在脚上，一天的工夫，就把袜子磨得前穿后破，我都赔进去十几双袜子了，工人师傅都是赤脚穿劳动皮鞋，我不行，我脚嫩。白蓝皱着眉头说：“也好，但愿能把秦阿姨熏跑。”

后来秦阿姨真的来了，她那两坨青春红非常地醒目，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人，高个子，白净脸，戴着一副眼镜。我猜这就是小毕，果然没错，我可没想到秦阿姨会把小毕也带来。那天因为有我在场，秦阿姨的声音压得非常轻，好像是地下党接头。白蓝也压低了声音，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倒是小毕，在屋子里随便走了一圈，打量打量医务室的摆设，眼睛扫过我，嘴角微微上翘，看起来是在笑，其实没有任何表情。

他和白蓝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好，我是小毕。毕国强。”

“你好，我是白蓝。”

“我还是第一次来医务室。”

“是吗？”

“经常看见你。”

“我倒不经常看见你。”

“因为我不常生病嘛。呵呵呵。”

“呵呵呵。”

“我进厂没多久。我是化工职大毕业的。你呢？”

“呵呵呵。”

“这里环境不错。”

“呵呵呵。”

趁着这个工夫，秦阿姨走到我身边，她先是看了我几眼，打算把我看毛了。一般来说，秦阿姨用这种目光看着你，就意味着你喜事上门了，不毛才怪。但我既然受了白蓝的委托，就得硬撑着。秦阿姨问我：“路小路，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复查。”

“查什么？”

“脑袋啊。上次撞在水泵上，到现在还经常犯晕。”

“噢。”秦阿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是你的脚臭吧？太厉害了。”

“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出来，我脑子撞坏了。”

秦阿姨同情地看着我，说：“等你康复了，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不过你还得把脚臭治好，用生姜水泡脚，不然只能给你介绍一个有口臭的女朋友了。”

我操，我一听这话，实在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秦阿姨你太可爱了，脚臭配口臭，我输给你了。这种配对法简直是在做水稻杂交试验，我生出来的小孩可能是个脚臭与口臭的双料冠军，到时候拜托你给他找个腋臭的配偶吧。等我的孙子出生，他就是一个生化武器。

我这么笑着，打断了白蓝和小毕之间的对话。白蓝走过来，煞有介事地对秦阿姨说：“秦阿姨，你不要刺激路小路，他好像是脑干撞坏了，经常有过激反应。”我听了这话，几乎笑得要滚下体检床。

后来秦阿姨和小毕走了。小毕走的时候还跟白蓝握了握手，他那微微上翘的嘴角始终翘在那里。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说明涵养很深。那时候我和白蓝说起小毕，我说，我很欣赏他的嘴角，总是翘着，他笑起来是用胸腔共鸣，很节制地笑三到四声，笑三声是表示好笑，笑四声是表示很好笑，他的笑声总是第一声比较重，渐次减弱。我想小毕最后会成为毕科长乃至毕厂长的吧？白蓝说，观察得挺仔细啊，你也这么笑笑，也能做科长吗？

我说，我不行，我钳工一个，这种笑容出现在我脸上，那就是我脑干真的被撞坏了。我天生嘴角下垂，一副图财害命的样子。至于笑声，呵呵呵，或者呵呵呵呵，我都学不来，我笑起来是先弱后强，越笑越厉害，这他妈还是像个图财害命的。

白蓝说：“路小路，你有嫉妒心理。”

我叹了口气。九二年，在小毕身上我看到了我所有的理想，化工职大毕业，宣传科画黑板报，白白净净很斯文，并且，他妈的，连对女人的口味都如此相似。但我还是一个修水泵的小厮，我看起来是没指望了。

那时候她听我说到这些，化工职大，宣传科，她就静静地听着，也不笑，也不插嘴。她说我嫉妒小毕，只说了这么一次，后来她说这种感觉不是嫉妒，最多只能算是艳羡。我不知道艳羡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非常非常羡慕吧。我问她，艳羡和嫉妒有什么区别。她想了想说：“嫉妒嘛，你就会去破坏人家，可是你也破坏不了小毕，所以只能是艳羡。”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她遇到我，对我说：“那天的事谢谢你。秦阿姨再也没有找过我。”

我说：“操，她是没找过你。但我吃了一个礼拜的隔夜肉丸子！”

那年秋天，因为我跑得够快，骑三轮不要命，所以救了德卵。厂里说要嘉奖我，给我发了三十块钱的奖金。我在化工厂干过很多好事，无一报答，也干过很多坏事，也无一报应，唯独这一次拿到三十块奖金，回去对我妈说，我妈很开心。她说小路终于长大了，以后她生病，我也可以骑着三轮送她去医院。

我把这事情说给白蓝听，我说，德卵这条命就值三十块。白蓝说：“别太得意，上次农民工救了你，一毛钱都没有。”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救德卵主要是你指挥得当，该嘉奖的是你。”

她说：“我是医生，我救人是职责，出了岔子要处分的，你跑得慢会被处分吗？”

她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自己很伟大，我说：“对对对，你是恪尽职守，我是助人为乐，性质不一样。”

她翻了我一个白眼说：“你好像还挺有文化的，居然会用成语，这样的钳工我可没见过。”

我说：“操，承蒙你看得起，不如咱们去把这三十块吃掉吧，我请你吃肯德基。”

九二年的时候戴城开了一家肯德基，顾客人山人海。在此之前，戴城是一个脏了吧唧的城市，马路边上永远泛着油光七彩的脏水，大排档就在脏水之上开张。戴城的餐馆以面馆为主，这里的人爱吃很细的龙须面。所有的面馆里都飞着苍蝇，那些吃过的面碗，服务员把汤水倒掉，在一个脸盆里涮一涮，接着又端上来。即使是比较高档的餐厅，也不会有空调，只有电风扇，冬天就更别提暖气了。至于那些服务员的脸色，一个比一个像茄子，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服务员和顾客打架，一群顾客打一个服务员，或是一群服务员打一个顾客。

那时候吃面都是抢座位的，具体来说，跑进一个面馆，看到人山人海，就瞅准一个空凳子，拎在手里，然后去账台买票，再拎着凳子去灶台领面，最后再把凳子放下，坐在那里吃面。假如不曾抢到凳子，最后很有可能站着吃面。戴城人认为，站着吃面是叫花子，丢祖宗的脸。有些面馆很狡猾，故意用那种条凳，总不能举着个条凳去领面条啊。为了抢坐这条凳，最后也会酿成斗殴，条凳就成了凶器。

戴城有了肯德基以后，大家好像开窍了，渐渐明白什么叫吃饭。吃饭得窗明几净，得有音乐，不能飞满苍蝇，最起码服务员不能打顾客吧。人不是猪，不是一辈子都只能接受茄子脸的，所以人类会进化。你可以说人类是一代一代进化的，但是在九十年代看来，很像是一年进化一次。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奇怪。

我和白蓝在快餐店里坐着，我对她说，我高中时代的理想，是去做营业员。她乐了，说营业员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理想，这个有点出乎意料。我就说，我初中时代的理想更不靠谱，是跟着我堂哥去收保护费。她问，那你小学时候呢。我说我想不起来了，小时候的事情，想当解放军，想当警察，想当画家。我画画不错的，画女人脸尤其拿手。

我又要说到小毕了，我说：“小毕在厂门口画黑板报，我看见了。”

白蓝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路小路，你应该去读书。”

“我爸爸会把我搞进化工职大的。”

“化工职大已经停办了，不再招生了。你不知道？”她说,“你还记得化验室那个胖胖的姑娘吗？她是厂长的女儿，今年要去读职大，也被退回来了。”

“那她怎么办？”

白蓝生气地说：“我们现在在说你。你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应该去读自考大学，或者夜大。这样对你有好处。一辈子做钳工？”

“那种大学要自费的。”

白蓝说：“到底是我白痴还是你白痴？”

她真的生气了，只顾嘬可乐，眼睛看着窗外，做出不想理睬我的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假如当初我不是进工厂做学徒，而是在马路上贩香烟，现在就应该在做买卖，应该在进货，应该在数钱，而不会有时间去考虑成人大学的事情。我可以什么都不想，把香烟事业越做越大，从地摊发展到杂货店，再发展到饭馆，然后我差不多就老了，可以去死了。我没想到做钳工是如此地复杂，令人头疼。钳工的一生真他娘的漫长，看不到尽头。为了让她高兴一点，我就问她：

“白蓝，什么叫子宫脱落？”

她睁大眼睛，“你说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到厂里去修水泵，听见几个上三班的阿姨在聊天，一个说自己有子宫脱落，另一个说，那就好办了。我心想，子宫脱落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病，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脱落的，会脱落到哪里去，但肯定不是好事，怎么会好办呢？我揣着这个问题去问老牛逼，老牛逼说，子宫脱落就可以调出车间，去干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看仓库啊看水泵啊。

当时我们厂里有很多女工，据说，她们的病历卡上都有着相似的毛病，不是子宫肌瘤就是子宫下垂，反正都是些妇科病。如果让她们去上三班，她们的子宫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厂长可以辞退工人，可以让工人去干最苦最脏的活，但厂长不能让中年女工的子宫掉下来，会被她们的家属砍死。这就是工厂的生存哲学。由于子宫脱落具有如此好的待遇，据说我们厂的女工，一旦生了小孩，立刻就会给自己去弄一张子宫脱落的证明，一度二度三度，车间主任见了非常头疼，那么多子宫脱落的女人，到底该照顾谁呢？车间主任很可怜，无论他照顾哪个女的，别人都会说他跟那女的上过床，不用大家起哄，车间主任的老婆就会杀到厂里来。

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问这种下流的问题？”我说这是生理卫生问题，不算下流，只是有点恶心而已。再说，秦阿姨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万一她给我找一个子宫脱落的，我糊里糊涂上当，那不是很惨吗？

“好吧，你听着。”白蓝举起一块炸鸡说，“呶，这就有点像女人的子宫。”我听了头一昏，嘴里的炸鸡脱落在盘子里。白蓝继续说：“女性生育以后子宫下垂，严重的就会脱落，犯这个病的人不能从事强体力劳动，得养着。知道了吗？”

我问：“她们是真的脱落还是假的脱落呢？”

“路小路，你太无聊。”

白蓝被我气得噎住了，要是我真的娶了她，她将来很可能是被噎死的。后来我们在街上走，她走得很慢，也不说话。那是一个黄昏，天色早早地黑了，这说明秋天就要过去了。十多年前，我在工厂里，下午四点就下班，天色都是很明亮的，可以吃一顿点心再回家，可以在街上闲逛很久。如今则完全相反，办公室里很明亮，下班走到街上就发现天色昏暗，霓虹灯下影影幢幢的人群在挤公交车，这种感觉好像坐国际航班，必须倒一倒时差。我说的是上海。

那天，我对白蓝说，其实我只是想逗她开心，子宫脱落，我认为很好笑，但她不觉得好笑，那我就不说了。白蓝说，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那里的人，也不喜欢那里的话题。我说，我也不喜欢，并且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学徒、小钳工，但我认为这些不喜欢并不值得让我生气，因为它们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并不是造谣，也不是梦想。梦想和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会使你愤怒乃至扭曲。假如工厂是现实，那么，子宫脱落也是现实，一点都不荒谬，我愿意去谈论这些，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说，叫作正视现实。

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两侧高高的围墙，里面种着梧桐树，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她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她说，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沙声，秋天掉落在地上，被踩出嘎吱声，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特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她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

这个话题很不现实，令我想吻她。我们推着自行车，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推着自行车接吻是很不方便的，尤其不适合初次接吻。而且，谈恋爱的时候，想接吻就不能说话，得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你不能一边说话一边索吻，这是找抽。我有点怕白蓝，这个人不太好相处，用书面的话说，有点喜怒无常。我想起她三版女郎的造型，给我买烟，这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想到这个，我就有点昏头，想去吻她，然后干点别的，但我们之间隔着自行车，很碍事。当时我也年轻，其实满可以说：“我们谈恋爱吧。”等她答应下来，再找个地方细细地吻。但我压根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吻，又够不着。我不说话，心里想着这个事，由得她在马路上独自抒情。后来，我放弃了在马路上吻她的念头，还是医务室比较清净。她以为我在听她抒情，其实我心里一片焦急，动的全是坏脑筋。

晚上我送她回家，她住在新知新村。那是戴城大学的教职员工住宅区，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较密集的地方，和农药新村完全不一样。农药新村满世界跑鸡鸭，根本是个大农场，新知新村则很安静，一排排窗户里都透出橙色的台灯光。四周草丛里，只有秋虫的鸣叫，我们轻轻走过，虫声停顿，等我们走远，它便继续歌唱。这种停顿仿佛在向我和白蓝致敬。农药新村这个时候是家庭卡拉OK的黄金时间，无数个麦克风同时向着夜空发出鬼哭狼嚎声，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哥特城堡。

她说：“到了。”停车，上锁。我问她：“就送到这里吗？”她点点头，对我说：“今天说的话，你好好回去想想吧。”我说我知道了，成人大学，既然上不了化工职大，那就试试成人大学吧。后来我目送着她上楼，三楼的某一个窗口，灯光亮起来，我想那就是白蓝的家。

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知新村，那地方很安静，给我的感觉很好。我回到农药新村时，心想，妈的，又要忍受那无穷无尽的卡拉OK，结果那天还真没有卡拉OK。有两户人家用麦克风在吵架，一百分贝以上的脏话带着混响效果在农药新村的天空中盘旋。我希望他们用杀猪刀砍来砍去，死光了就安静了，但他们不砍，他们很有耐性地对着麦克风骂：“操你妈哟哟哟哟哟。”这种创意简直可以让周围的人都去自杀。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九二年秋天，厂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那是我请白蓝吃饭的第二天，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人年纪大了，很多记忆都要借助于其他记忆才能重回身边，好像往日寄出的信，很多年后被退回，自己拆开读着，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新鲜。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医务室索吻，我都想好了，该怎么起承转合，该怎么循序渐进。我高中时候也吻过女孩子，我们同校的女生，成绩很差，长得不赖，她稍微扭了几下，随后就范。之后我就经常去吻她，她也不反抗，甚至懒得扭几下。我想，接吻就是这么个前倨后恭的事情吧。

我想着索吻的事情，拆水泵的时候手脚就慢了点，耽误了很久。后来听见有个女工在喊：“不好了，快去看，仪表室的阿芳爬到烟囱上去了！”然后，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扔下手里的活，纷纷往锅炉房跑。

我们厂的锅炉房，有个大烟囱。这话等于放屁，哪个厂的锅炉房都有烟囱。我们厂的大烟囱有三十米高，又粗又壮，建造于五十年代。一般来说，工厂的烟囱上都有钢筋把手，像梯子一样，以便修理工爬上去。我们厂的钢筋把手很奇怪，把手之间的距离特别短，好像儿童乐园的冒险之路，小孩都能爬。这很危险，偏偏厂里还不把这条巴别塔的通道锁起来，只挂了一个牌子：危险，闲人勿上。想自杀的人管你这个？爬上去再说吧。

阿芳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爬的时候没人发现，上去二十米她觉得脚软了，就挂在了那里。被人发现之后，厂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围观。关于阿芳的事，简单来说，是她和一个科员谈恋爱，被群众揭发出来。科员是有老婆的，该老婆是厂里著名的老虎，和我师姐并称东邪西毒。老虎说，她要把阿芳的×挖出来。这种话，在一般人听来，只当是威胁，但我这种见识过老虎的人就知道，她说得出做得到，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自己×不肯挖，其他任何人的都无所谓。我要是阿芳，我也得爬到烟囱上去，遇到老虎最好的办法就是爬树嘛，小时候老师教过（我那小学老师，专门教我们怎么对付老虎狗熊鳄鱼，也不知道为什么）。

阿芳不但要爬上去，还要跳下来，这成了大事。化工厂的烟囱，有史以来，仅有三个人打算这么干。第一位是在六一年，粮票让人给偷了，那时候丢了粮票就等于判了死刑，他爬上去十米，因为饿，再也爬不动了，另外爬得太高也不便于和下面的人沟通。厂里的领导过来劝他，化工厂毕竟不是专政机构，还是讲点人情味的，领导也不想就这么死掉人。这位死活不肯爬下来，但是也不肯蹦下来，十米和三十米其实是一样的，无非是摔得够不够碎。这位对着领导狂喊：“我要吃包子！我要吃肉包子！”领导说，给你吃，都给你吃，你下来就给你吃。这位不信，下来了怕被厂里处分。后来僵持时间太长，大家都没辙，从食堂里请来了大师傅，大师傅用勺子敲着饭盆喊道：“开饭啦开饭啦，猪油菜饭加咸肉。”周围的人眼睛都绿了，上面这位一看架势不对，再挂在烟囱上很可能什么都吃不到，立刻出溜了下来。脚一着地，就被保卫科架走了。

第二位是七一年，厂里的破坏分子，具体破坏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是在早晨的雾气中爬上了烟囱，他爬到了顶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在上面抽了根烟，大概还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跳了下来。后来察看现场，就是在烟囱顶上发现了个新鲜的烟屁股，推断他是从三十米的高度往下跳的，其实二十米和十米都能摔死，不用爬那么高，但他还是爬了上去，大概还看了看风景，但据说那天雾很大，什么都看不见。站在烟囱上，往雾里跳，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吧？我这也是瞎猜，我也没上去过。

阿芳是第三个。她挂在二十米的高度，显示出爱情的力量。为了包子可以爬十米，为了爱情可以爬二十米，如果爬到三十米的顶上，那就什么都不为，只为了想死。由此可见，爱情是高于饥饿的，但不能高于死亡。

我跑到现场，只见人山人海，全是不蓝不绿的工作服，中间夹杂着几件橄榄绿警服，那不是警察，而是化工厂的厂警。这些人全都仰着头，好像集体出鼻血，在所有视线聚焦的点上，仪表维修女工阿芳悬挂在烟囱壁上。那天天气真不错，烟囱冒着白烟，天上的云是鳞片状的。由于距离很远，我只能看见个火柴盒大小的人影，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身边的人好像有特异功能，七嘴八舌说：“她在哭！她在发抖！她要跳下来啦！”我心想，这要是跳下来，肯定不是摔在水泥地上，而是摔在一大片脑袋上。有几个阿姨憋不住，开始掉眼泪，说这孩子太可怜了，被干部诱奸，只能爬到烟囱上去寻死。

我扒开人群，往里死钻，到人群核心处看见了白蓝。其实她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阿芳真要跳下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确认死亡。但围观的人认为她是厂医，至少应该负点责任，她就站在那里喊：“阿芳！阿芳！”我捅了捅她，说：“我爬上去抱她下来。”白蓝说：“没你什么事。你上去？她一脚就能把你踹下来。”我说不要紧，绑个安全带就可以了。这时阿芳喊道：“你们都不要上来！上来我就跳下去！”

白蓝说：“去把王陶福找来！”王陶福就是那个诱奸犯。厂警很开心地说：“王陶福被他老婆打伤啦，今天没上班。”白蓝傻了眼，问我：“那怎么办？”我摇摇头，我也想不出办法，这不是骑三轮玩命，这是爬烟囱，要是我爬上去她就跳下来，那我就成了比诱奸犯还可怕的诱杀犯。

那天厂里的主要领导全都开会去了，只剩下一个管销售的副厂长。别人请他去主持局面，他挠头说，爱情问题，我一个管销售的解决不了哇。于是去请宣传科，宣传科平时只管画黑板报，从来没有这种face to face的经验，科长很犹豫，下面的工人就说，你们他妈的一群倒B。科长听了，就拎了个电喇叭，点齐了十二个宣传科员开赴现场，其中就有小毕。这帮人取代了白蓝和我的位置。工人看了这架势，就说：“这宣传科，十三个酒囊饭袋。”宣传科长也不理睬工人们，举起电喇叭，试了试声音，然后就对着阿芳喊：“阿芳，你这是破坏生产的行为，马上下来，立刻下来！”烟囱上的阿芳放声大哭。宣传科长又喊：“阿芳，王陶福已经被他老婆打伤了，你们的事情，厂里会处理的……”后面的阿姨听了，把手心里的瓜子全都扔到了科长的后脑壳上，说：“要死啊，你干脆直接把她推下来吧！”科长举着电喇叭大喝：“不许起哄，全都回去上班！”后面的工人说：“滚你妈的蛋，猪猡！”

这时，小毕一把抢过宣传科长的电喇叭。小毕很镇定，他很威严地对后面的工人说：“大家安静，不要闹，救人要紧。”工人听了这话，居然都安静下来。小毕举着电喇叭，很温和地对阿芳说：“阿芳，我是宣传科的小毕。我们谈谈吧。你今年多大了？”阿芳在上面说了一句什么，我也听不清。小毕却神奇地听清了：“噢，你二十四岁了。二十四岁的人，怎么还这么爱闹别扭呢？你要相信厂里是会保护你的，会为你说话的，厂里不会因为这点事情毁了你的前途的。我们也不会允许谁来伤害你的。”后面的工人听了，哗哗地鼓掌。小毕说：“如果有谁要在厂里胡作非为，我毕国强第一个不答应，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你说话！”这时，宣传科的汪阿姨接过喇叭说：“小毕是化工局毕副局长的儿子，他说的话，阿芳你还信不过吗？”后面的人听了，又发出噢噢的惊叹。

总之，阿芳最后下来了，而出风头的是小毕。过去人们只知道宣传科来了个白白净净的青年，平时也不大说话，现在大家知道，他是毕副局长的儿子。他后来成为全厂科室女青年的偶像，一点都不奇怪。小毕的镇定和机智征服了阿芳，也征服了阿姨们，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阿芳的心理：其实她不是要自杀，而是要避老虎。阿芳下来之后，小毕看见她腿上和肘上擦破了，就对白蓝说：“先带她到医务室去吧。”与此同时，他驱散了围观的人群，让大家正常上班去。白蓝牵着阿芳的手，往医务室走去，一路上阿芳还在哭，把头靠在白蓝的肩膀上。我混在剩余的闲人之中，也往医务室去。

白蓝在医务室里为阿芳搽了点红药水，围观的人照例堵在门口。忽然，楼梯口传来一阵唣，有人大喊，不好啦老虎来啦。我只感到眼前一阵旋风掠过，王陶福的老婆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医务室，举着五根指甲扑向阿芳，并且喊着：“我挖了你的×！”这婆娘足有八十公斤重，黑脸，歪嘴，头发像钢丝一样。她其实不是老虎，而是野猪。那时候干部们都回办公室了，医务室里除了白蓝以外，就只剩下十几个看热闹的闲人，谁也没想到王陶福的老婆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王陶福的老婆咆哮说：“装死给谁看？跳楼啊，我跟你一起跳！”

假如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场景都可以倒放，以慢镜头的形式一遍遍重新来过，那么，医务室的那一幕肯定是排名前五位的经典镜头。白蓝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扑过去，抱住了老虎的腰，准确地说，是用整个身体抵住了老虎。老虎疯了，抓住白蓝的头发使劲摇晃，白蓝一声不吭，猛地张嘴，吭哧一口咬在了老虎的腰里。

在一片惊叫声中，我看见阿芳从体检床上跳上窗台，她的身影在依稀发黄的树冠上一闪而过。

定格。

早在十多年前，我便知道，暴力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不但会弄伤别人，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但暴力不是天生的，在某些时候，暴力甚至就像上帝的骰子，可以光顾任何人。好比我来说，从进厂那天起就不爽，老想找人比画比画，最后呢，只能去和水泵比画。我一身油污，面如死灰，走路摇摇晃晃，形同杀坯，但我其实很少有机会打人，这说明上帝的骰子没有掷到我这一边，肾上腺激素再旺盛也是枉然。与此同时，上帝看中了白蓝，一个和平主义者，居然把老虎咬得哭了。

那天我们趴在窗口往下看，阿芳躺在一棵树下，她也在哭。她还能哭就好办了，厂里派一辆车，把她送到医院里一查，胫骨骨折。这都是题外话了。工人都跑光以后，老虎也被保卫科带去交代问题，一路上哭哭啼啼的，自知闯了大祸。下午，钳工班让我去甲醛车间拆个水泵，我心想，万一再把老子熏昏过去，这回白医生估计不会有心思抢救我了。我就让魏懿歆替我去拆水泵，自己又换了身干净的工作服往医务室去了。

我推开医务室的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隔壁图书馆的海燕走过来，告诉我，小毕来找过白蓝，两个人出去了。她冲我眨眨眼，我什么也没说，往体检床上一坐，点上一根香烟，等着白蓝回来。

我就这么独自坐着，坐了很久。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去想一些问题，严格地说，是思考。我现在三十多岁，回望自己的前半生，这种需要思考的瞬间，其实也不多，况且也思考不出什么名堂。我的前半生，多数时候都是恍然大悟，好像轮胎扎上了钉子，这种清醒是不需要用思考来到达的。每次我感到自己需要思考，就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并不指望自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有时候糊里糊涂睡着了，有时候抽掉半包烟，拍拍屁股回家。

医务室是如此地安静。世界上的一切安静于我而言都是好的，假如我是个流氓，往那里一坐，就可以说，打打杀杀的日子我已经过厌了。但我不是流氓，而是修水泵的学徒，打打杀杀的是别人。我只能认为，安静是一种好，即使毫无理由，我也想安静安静。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白蓝从外面进来，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我坐在体检床上，晃荡着两条腿，地上有四五个烟头。我对她笑了笑。后来，她对我说，那天我笑得很难看，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发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就怕你身后还站着个小毕，结果没看见小毕，他妈的，你不能明白我有多激动。我毕竟才二十岁，这还是虚岁，其实是十九。白蓝说：难怪你那天的样子好像犯了心脏病。

白蓝说，以后不要在医务室抽烟。我点点头，把手里的烟头嗖地弹到窗外。我问她好点了没有。她看了看我，忽然愤怒地说：好个屁，你看我的头发，都被她抓下来了一绺。她低下头给我看。我说还好，抓得比较散，所以没有秃斑，以前拷问犯人才是真的一小撮一小撮地揪头发，脑袋上会留下黄豆大的秃斑，很难看。打架的时候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白蓝说：她竟然抓我的头发，这个泼妇。我说：亏得你咬了她一口，真是应了那句话，兔子急了也咬人。白蓝说：你还说呢，你看你平时凶巴巴的，好像一条小狼狗，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不帮我一把，好歹你可以掐住她脖子吧。我听了就笑，说：她又没咬你，我凭什么掐她脖子呀。

那时候白蓝对我的评价就是：路小路的体质属于傻粗型的，骑三轮没问题，脑袋撞在水泵上也没问题，但反应比较慢，不够迅速。这种体质的人只适合做人盾、强劳力、粗使丫鬟。凡是需要用大脑和小脑来解决的问题，路小路都不能胜任，纯粹就是一个肌肉坨子。我问她什么是人盾，她说是保镖的一种，专门用来挡子弹的，其实路小路连人盾都不如，基本上是人桩。我听了这种评价，或者说是鉴定，心里很不高兴。我说：

“既然如此，我替你去把王陶福的老婆拍了。”

“拍什么？”

“拍砖头啊！”

白蓝说不用去拍了，王陶福的老婆被她咬得很惨，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阿芳跳楼，目前还在保卫科哭呢。保卫科的人也不喜欢老虎，平时找不到机会整她，这回逮住了，威胁要送她去拘留。这个老虎非常狡猾，她说自己根本不是去吓唬阿芳的，而是去探望她，要不是白蓝揪住自己，阿芳绝对不会跳下去。照这么说下去，事情的性质就变了，阿芳是失足坠楼，白蓝和老虎是女流氓斗殴。我说：“我能作证，老虎说要挖了阿芳的那个。”白蓝说省省吧，早就有人自告奋勇去作证了，这么高尚的事情轮不到你。

我对白蓝说，老虎我就不去拍了，我从来没拍过女人，即使黑脸歪嘴的也没拍过。但是，我一定会为了她去拍某一个人，这是迟早的事情，以洗刷人盾和人桩的耻辱。

她说：“拍谁呢？”

我说：“谁敢惹你，我就拍谁。”她听了就笑，在有趣与嘲笑之间摇摆着。

关于小毕的事情，我始终没有问她。后来，过了很久，我想起这事，又旧话重提。她说小毕主要是想安慰安慰她，另外对于自己副局长儿子的身份又解释了一下，别的就没什么了。我问她：“那天你们去了哪里？”白蓝说，就在河边走走。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有关那条河，在我的印象中是又黑又臭，沿着那种河散步，一点也不浪漫。但工人们还是喜欢蹲在河边，因为河里有船，船是会动的，人若是极度无聊，看见一点会动弹的东西也是好的。机器当然是纹丝不动，要动了就是炸了，云是会动的，但实在太缓慢，与之相比，看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工人看船的时候也看到了白蓝和小毕，排除掉河水的脏和臭，这幕景象也算是浪漫的。工人回来就说，毕公子和白医生在谈恋爱，两个在河边散步呢。这种谣言传到科室里，有人说他们很般配，又有人说白医生手脚麻利，轻飘飘就把副局长的儿子擒入囊中。

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我当时是很平静的，一点都不嫉妒。嫉妒具有一种层次感，就是说，你只能去嫉妒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嫉妒过班长，因为老师喜欢他，但我绝不至于去嫉妒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也不会去嫉妒那些长跑冠军，根本就不是一个笼里的鸟嘛。同理，我也嫉妒不了小毕，因为他是副局长的儿子。

白蓝也说过，我不能嫉妒小毕，充其量就是艳羡。后来我连艳羡也推翻了，我为了一个女的而去艳羡某个男的，这也太猥亵太弱智了。我向白蓝声明，应该是小毕嫉妒我、艳羡我才对，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有点不爽。妈的，我一个钳工，把自己的感情搞得那么细腻，我脑子有病啊？

我一度以为白医生会跟小毕谈恋爱，可是，一个月以后，别人告诉我小毕新找了个女朋友，是市委某个领导的女儿，白医生彻底没戏。工人们很兴奋，把白蓝当成秦香莲，等着她也去爬烟囱，可惜白医生非常无所谓，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很失望，除了我。

九二年秋天，一切都乱糟糟的，有时很闹，有时很寂寞。我脸上长了些青春痘，那玩意高一的时候长过，后来退了下去，这时又长了出来。我还经常觉得喉咙痛，因为身体火烧火燎，于是感到身边的世界也是火烧火燎的。我妈去看病的时候顺带把我也捎上，让老中医给我把把脉，老中医说我是什么肺胃过热，我以为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都出了毛病，后来他说不是的，喷点西瓜霜就好了。我想我是永远也搞不明白中医了。

初冬的时候，计生办贴了张通告在食堂门口，写着“未上环的女工速去医务室上环”。这通告是一张粉红色宣传纸，有窗户那么大，贴在食堂门口，人人得而见之。女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低着头走过去了。看不懂的是一伙男工，他们围着通告咬文嚼字，未上环的女工都要上环，那么处女也没上环，难道也要去给她们上环吗？正好计生办的人叼着包子走过，被男工揪住，请他解释一下处女上环的问题。这人觉得，工人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想法的，就把通告揭下来。第二天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粉绿色的宣传纸，上面写着“未上环的已婚女工速去医务室上环”。工人们继续围观，把这人又拦了下来，问：“难道我们厂里的未婚女工都上了环？现在轮到已婚女工上环？”计生办的人也傻了眼，一个管计划生育的，搞得像是研究逻辑学的。

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着工人师傅哈哈大笑，然后说：“回去问你妈吧。”这才是工厂应有的逻辑。

上环工作一旦开始，我就不能去小红楼了，连楼底下都不能站。那里进进出出的全是老阿姨，别看老阿姨平时很随便，上环的时候特别严肃，一不许看，二不许问。男工也很自觉，照迷信的说法，女性身上的某部分器官代表着厄运，工人阶级觉悟高，除非是变态，没有人愿意去随便看这个玩意。

上环的时候见不到白蓝，但我还得上班。我每天跟锈螺丝较劲，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真进了工厂才知道，这世界上哪有不生锈的螺丝，恰恰相反，所有的螺丝都是生锈的。干这个活，唯一的好处是使我的肌肉越来越发达。我进厂之前挺瘦的，后来做钳工，一顿中饭吃六个大包子，吃完就去泵房，把包子转换成卡路里，施加于螺丝之上。这么干能不变成一个壮汉吗？

有关为白蓝拍人的事，其实还值得补充几件。

我曾经和她在街上走，遇到歪卵。那天是深夜了，在戴城一家电影院门口，歪卵师傅戴着一顶呢绒鸭舌帽，穿着黑大衣，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这样就使他的歪头看起来不那么歪。说真的，要不是有几个人在打他，我根本就不能认出这是歪卵师傅。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扮成这样，你可以把歪卵想象成一个异装癖、一个露阴癖，但绝对想不到他会这么酷地出现在深夜的电影院门口。

歪卵师傅被打得很难看，打人的是老流氓。小流氓打人喜欢打脸，老流氓是往身上踹，脸上一点血都不会有。四个人围着歪卵，把手抄在裤兜里，来来回回地踹他，把他当成是个足球。这种取乐式的打法，一般不会伤人，但完全不把对方的实力当回事，伤的是自尊心。这也就是歪卵，换成是我师姐，早就把四个鸡巴都咬下来了。

后来我和白蓝去救人。我仗着力气大，先拽开一个，那位手还抄在裤兜里，趔趄了一下。趁着这个机会，歪卵师傅嗖的一下就跑了，我也想不到一个开刨床的歪头竟然能跑那么快，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中。那四个人也很惊奇，本来是在欺负一个小个子的歪头，忽然歪头变成了壮汉，就是孙悟空变身也不可能这么快。第二天我还特地就此事去问歪卵，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蜷缩在刨床后面，拒不承认有这件事，别的师傅也说不可能，穿风衣戴眼镜的歪卵，这简直是个神话。我越发不信，要扒他的裤子，看看他屁股上有没有青紫。歪卵跳起来，也是这么嗖地跑掉了。我这才发现，作为钳工班的文工团，短跑乃是歪卵师傅的绝技，经常在关键时刻使他逃脱危险。

那天我就惨了，本来是见义勇为，结果受害者跑了，如果打架那就是流氓斗殴。我还在犹豫，到底是该拖着白蓝狂跑，还是让白蓝先跑，我留下来死扛。后来觉得手上多了样东西，一看，是一块砖，黑乎乎的粘着泥巴，是白蓝把它递到我手里。我心里又激动又无奈，这时她冲我眨眨眼睛。

那四个人之中，有一个高大的长头发对我说：“你好像是路霸的弟弟吧？”路霸是我堂哥的绰号，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一直在电影院一带混迹。我立刻就承认自己是路霸的弟弟。长头发说：“嘿，你小时候我带你去收过保护费的，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不记得了，好几年前的事了。长头发说：“好几年不见，你变化太大啦。”这话就奇怪了，既然变化太大，怎么又把我认了出来？长头发接着说：“你现在长得跟路霸一模一样啦。”

那次我手里拎了砖头，最后谁也没拍，白蓝又笑了很久。她还问我，路霸是你哥哥吗。我说是堂哥，绰号路霸，不是抢中巴车的那种车匪路霸，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也姓路，这个绰号从他中学时代就喊起了。白蓝说，你也算家学渊源。我说这叫什么话，难道我们家是流氓之家？流氓不是天生的，你说爱因斯坦和牛顿是天生的，我姑且相信，但流氓不是天生的。白蓝就说：“我没说你是天生的，我只是说家学渊源，你不爱听就算了，当我没说。”

后来她又问我：“怎么样？砖头递得及时吗？”

我说这简直没章法，那块砖不是红砖，是黑砖，本身很薄，日晒雨淋的，捏在手里都发酥，这种砖连鸡都拍不死。白蓝说，没办法，电影院门口，能找到一块砖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又说，这种时候，明明应该拔腿就跑的，递一块砖上来，简直是添乱。她就笑嘻嘻地说：“你可以一边逃一边扔砖头啊。”我根本没法跟她讨论这种问题，只说她心血来潮，会把人害死。

九三年春天我也四处找砖头，要拍食堂里的吴主任。那天中午，食堂里的东西不新鲜，吃得到处都是拉稀的人。我们厂的食堂有规矩，干部是十一点半吃午饭，工人是十二点吃午饭，干部餐比较丰盛，轮到工人就全是些残羹冷菜。这事情让工人很不爽，职工代表大会上拍桌子骂娘，后勤部就去找食堂，说能不能统一吃饭，免得工人造反。食堂的吴主任说，这可不行，工人干部一起吃饭，食堂的人手不够。有一阵子就改成工人先吃饭，干部后吃饭，结果端上来的米饭全是夹生的，肉丸子掰开一看，里面粉红色的都没熟。工人就急了，又在职代会上骂娘。吴主任说，这没办法，工人的数量是干部的十倍，工人先吃饭，食堂还是来不及做。

我们恨吴主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搞不清一个食堂的头头，怎么就成了主任。常识告诉我，带主任的都不能打，车间主任、班主任、主任医师。这口气憋了很久。

那年春天的食物中毒，局限在工人范围内，干部绝大多数都好好的。说是食物中毒，其实也都不是很严重，呕吐昏迷抽搐的基本没有，但个个都拉稀。工人们都气疯了，一是因为干部都安然无恙，倒霉的全是工人，二是因为很多工人都没有拉在厕所里，而是拉在了裤子上。

出了这事，人人都想到白医生。我那时候经常表扬她，你不是白蓝，你是白求恩。我跑到医务室，里面围满了人，都在领药。等到人群稍稍散去，我进去跟她打招呼，她顺手塞给我一包黄连素，还说：“从卫生所紧急调来的药，记得多喝水，发生呕吐就立刻告诉我。”

我说：“我没事啊。”

白蓝很诧异地问我：“你没在食堂吃饭？”

“吃了。我中午就吃了三两面。”

“噢，面没有问题，问题都在荤菜上。”她说，“帮我个忙，把这几个药箱子搬过去。”我替她搬箱子的工夫，又蹿进来七八个人，找她配药，拿到药以后就倏忽消失了，动作轻快得跟鬼魅一样。我说这家伙有点像闹霍乱啊。白蓝说：“你见过霍乱吗？你别在这里添乱了。”

我被她撵出来之后，在厂区闲逛，厂里基本处于停产的状态，到处都是提着裤子狂奔的人，有人跑着跑着就蹲了下来，说哎哟哎哟不行了出来了。后来我去尿尿，发现厕所里挤满了人，个个龇牙咧嘴。化工厂的厕所就那么几个，集体拉稀的时候根本应付不过来。我看了这情景，只能掉头往回走，跑到办公大楼的厕所门口，里面照样满满登登，全是工人师傅。我只能跑到大楼后面的小夹弄去尿尿，迎头撞上倒B。倒B也来这里尿尿，办完了事，正往回走。倒B说：“路小路，不许在这里拉屎。”我说：“去你妈的，老子是小便。”倒B狐疑地问：“工人都在拉稀，你小便？”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裤子拉链拉开，一边尿，一边说：“走远点，尿你逼脚上。”

食物中毒事件之后，厂里没有任何交代。有一天，白蓝跑到厂办去破口大骂，厂办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也不明白一个小厂医为什么搞得这么激动，好像联合国难民署的。白蓝说，这么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为什么不处理姓吴的。厂办的人想了想说，以前没这个惯例，以前也有集体拉稀，吃点黄连素就好了。白蓝纠正说，这不是集体拉稀，是集体食物中毒。厂办的人说，我们这里都叫集体拉稀，不稀奇的，食物中毒听起来太严肃了，影响不好。

厂办的人还告诉白蓝，吴主任没什么文化，也不大知道食品卫生，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小孩脸上全是蛔虫斑。但是，吴主任是厂长的大舅子，处理他很困难。吴主任本人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他也吃拉稀了，这说明他不是故意投毒。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没有处理他的必要，不就是几斤变质的猪肉吗。白蓝听了这话，就在厂办砸热水瓶，一个两个三个，一共砸了三个。厂办的人静静地看着她把热水瓶砸光，对她说：“小白啊，气也撒了，人也骂了，回去工作吧。”她没辙，只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那时候我对白蓝说：“你真牛，敢砸厂办的热水瓶。”

她说：“而且砸了三个。”

我说：“你就是送我三个热水瓶，我也不敢拿到厂办去砸。”

她气呼呼地说：“你和我不一样，你学徒工。我怕什么？我不是白求恩吗？”

事实上，尽管她砸了厂办的热水瓶，吴主任还是好好的，只有食堂里负责采购的师傅被调走了，去糖精车间去做操作工。我们厂里很古怪，犯了事的都会被送去造糖精，好像古时候的充军发配。我对白蓝说，到此为止吧，你要想顺藤摸瓜，那就摸到厂长的瓜上，那样的话，你也差不多可以去做操作工了。白蓝说，全是体制问题，搞不好了。

我那时候搞不清什么叫体制问题，说实话，现在也搞不清。我在电视上看经济学家讨论体制问题，争来争去，说的是一个厂到底应该归个人还是归集体，鸡巴，它爱归谁就归谁。假如一个厂老是让工人拉着稀去上班，这个体制就不怎么样，反之，则还有一点可信度。我对白蓝说，其实你去找小毕，让他跟他爸爸说一声，比你砸一百个热水瓶都管用。白蓝瞪着眼睛说：“你是不是一天不说小毕就浑身难受？”

我说：“那么还有一种办法，我去把吴主任拍了。”

白蓝说：“你拍他，于事无补。”

我向她解释说，其实工人并不在乎食物中毒，只要吃不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人在乎的是拉稀这件事本身。化工厂里的工人都是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干活也好，性交也好，全凭一口气撑着，这口气要是漏了，人就完蛋了。我自己做钳工的，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史泰龙，而是举着饼干的蚂蚁，一个力大无穷同时又极其脆弱的微小生物。谁要让工人拉稀，谁就是把他们肛门上的塞子拔了下来，泄了气的工人等于是废物一个。干这种坏事的人，就是工贼，就是破坏分子，就是反革命。我不拍他还能拍谁？

白蓝说：“你就乱扣帽子吧，你知道什么叫工贼反革命？”她让我不要管这个事情，拍吴主任是错误的，这又不是私仇。我说：“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明白，公仇私仇还不是一样？”我想到一个词，叫作公报私仇，假如我去替白蓝拍了吴主任，那就应该倒过来，叫私报公仇。

那几天我在秘密筹划着拍吴主任。既然是给他颜色看，那就不能把他拍死，拍死了那就轮到我看颜色了。其次也不能拍轻了，让他以为我在他脑袋上抹灰。我小的时候，我堂哥有个女朋友，她很美，唯一的缺点就是颧骨有点高，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女煞星。她陪着我堂哥出生入死，打遍北环区无敌手。她很喜欢我，让我叫她嫂子。我嫂子那时候教我怎么拍人，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趁没人的时候揣一块砖头，悄悄跟在人家后面，蹑手蹑脚走近，然后迅速把砖头平拍在此人头顶上。据她说，拍后脑勺是会弄死人的，拍头顶最多脑震荡。对方捂着脑袋倒下的时候，你就朝前或者朝左右方向飞奔而逃，最好不要往回跑，因为被拍的人挨了突袭，会本能地向后看，你要是往后逃，就会被他看见背影。

我嫂子说，其实看见背影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小路那么帅的背影，就会被人认出来。此话乃是我嫂子的原话，不是我吹嘘自己帅。

我打算为白蓝出口恶气，好几天都在观察吴主任的行动路线，我是青工，不能公然拍主任，那会使厂里所有的主任感到愤怒。不料这事情出了岔子，有一天下午，工厂里很安静，吴主任在宿舍区走过，正好几个锅炉房的师傅坐在那里。食物中毒期间，锅炉房的师傅也拉稀，他们拉稀的时候挤不进厕所，只能在煤堆里拉，虽然这很方便，但是世界上没有人天生喜欢在煤堆里拉稀。况且拉出来的稀，还得由他们自己铲到锅炉里去。锅炉房的师傅看见吴主任，气不打一处来，也没说话，也没吓唬他，就地捡了块砖头拍花了他的脑袋。吴主任一头鲜血，栽倒在地。

拍完他之后，四周静静的，也没人围观。师傅们一想，把他撂在地上恐怕要出人命，就架着他去医务室包扎。这种气度，真不是我能学得像的。

白蓝看见几个膀大腰粗的大汉架着个血人进来，走近一看，是吴主任。白蓝立刻喊了起来：“路小路呢？他躲哪里去了？”

锅炉房的师傅们认得我，说：“没见到他啊。”

白蓝问：“他把人打成这样，跑了吗？”

师傅们说：“哦，不是他打的，是我们打的。”

事过之后，我为自己没有抢到先手而后悔，我对白蓝解释说，不是我下手慢，实在是锅炉房的师傅太牛逼，他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说动手就动手，一点前戏都没有的。我不行，我是学徒，不能公然拍人。

白蓝说我：“路小路，你就像个暴民，不知道你中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从她那里学了很多新名词，暴民是其中之一。我对她说，我无所谓，反正我才二十岁，以后有的是机会洗心革面，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拿砖头去拍人。脑袋硬的人有权这么想，像你白蓝这样，跑到厂办去瞎嚷嚷，砸热水瓶，最后还不是悻悻而归？

她说：“你就是个暴民，自己都承认了。”

我说：“省省吧，半斤八两，你还咬人呢，你还砸热水瓶呢。我抄一块板砖就算暴民？”

白蓝说：“你一辈子就靠砖头去过日子吧，你读大学，你结婚，都揣着块砖头去吧。”

我曾经笑话她，没见过大世面，拍个砖头就大惊小怪的，流氓打群架的场面我都见过。白蓝森然地说：“你见过什么大场面，你那点场面算个屁，见过坦克和机枪吗？我可都见过。”我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再问下去，她就什么都不肯说了。

那阵子我和白蓝吵吵闹闹的，我在充满噪音的地方，而白蓝的医务室则像停尸房一样安静。这两种地方都会让人的脾气变得很糟糕，前者是狂躁症，后者是忧郁症，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是反过来的，我是忧郁的，她是狂躁的。她对我的暴民倾向很不满，声称不会再给我递砖头，还说我不是小狼狗，而是小疯狗。这个我不能接受，疯狗见人就咬，我至少还是有点立场的。

吴主任被拍伤以后，食堂的伙食一下子好了起来，肉丸子比以前大了一圈，饭里也没有石子了，青菜里也找不到虫子了。工人的伙食接近于干部餐的水准。我心想，吴主任，不打你还真不行，打了你，午饭的质量立刻提高，你他妈这不是找打吗？你这不是诱惑我们做暴民吗？当然，上述的想法，我都没有告诉白蓝，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问题是，不做暴民，究竟该去做什么，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找不到答案。

第六章 换灯泡的堂吉诃德

我和张小尹说起以前的故事，我常常很自豪地说：我以前做过电工的。她听不明白，电工有什么可骄傲的。她说她姨父以前也是电工，现在是厂长。我听了顿觉自卑，一个电工要做到厂长，在我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九十年代初，在那家没前途的化工厂里，人人都想做电工。电工最清闲，而且有技术，电工是糖精厂最体面的工种，如果你掌握了全厂的电路分布图，连车间主任都得喊你爷爷。电工的技术要求很高，不像钳工和管工都能糊弄过去，电工手艺不行就会把自己电死，这简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优胜劣汰。

刚进厂的时候，倒B给我上安全教育课，他说一个违章操作的人会把自己弄死，当然也有可能弄死别人。结果一语成谶，九三年果然有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电工班的几个师傅在车间里做大检修，有一个师傅站在梯子上布线，另一个人在外面推电闸，结果鬼使神差地推错了，不该通电的那根电线里跑进了三百八十伏的电流。里面的师傅浑然不知，用手摸上去，只来得及喊了一声“耶”，就从梯子上倒栽下来，后脖子着地，立刻昏迷，送到医院没多久就死了。事发之后，公安局开了一辆警车过来，把推闸的那位师傅抓进去了。那师傅还问保卫科的人：“我这得算自首吧？”保卫科的人说：“去吧，最多判十年。”

出事的时候，现场还有一个旁观的师傅，看到死人的场面，深受刺激，脑子转不过弯，傻了半个多月，吃饭拉屎都不能自理。厂里只能把他调到技术科去，管管资料，倒倒茶水。别人也搞不清他是真傻还是假傻，反正家属说了，脑子受刺激也是工伤，这笔账也得算到那个肇事者头上。至于死掉的那个师傅，处理起来反而简单，按工伤标准发放抚恤金，开追悼会。最难处理的是抓进去的那个，要判刑，家属当然不干了，带了二三十号人冲到厂里来，态度极其蛮横，把整个办公大楼的热水瓶全都砸了。

出了生产事故，全厂都受牵连，半年的安全奖金全都没了。一时间，厂里贴了很多宣传标语：保障安全生产，安全第一，安全警钟长鸣。与此同时，安全科又召开了一次培训，把平时不注意安全的工人召集在一起上课，还考试，考试不过关就扣奖金。倒B说我是钳工班最没有安全意识的，把我叫进去再培训，考了两次没通过，扣了半个月的奖金。后来就不考了，因为水泵来不及修。

池鱼既殁，就得重新放鱼苗。电工班一下子减员三个，活都来不及做。我爸爸听说这个消息，反应奇快，跑到化工局送了一把礼券，又给机修车间主任和电工班班长分别送了一条中华烟。之后的那个礼拜，我就拎着一袋劳保用品去电工班上班了。

钳工升级为电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对我爸爸刮目相看。虽然化工职大已经泡汤了，但毕竟不是我爸爸的错。这么一想，我心里就平衡多了。电工也不错，至少我已经到达了工人阶级的顶峰。

做电工必须有电工证，否则不能上岗。电工证得去考，而且是局里统考，但是，拿到电工证未必就能做电工。谁做电工完全是厂里说了算，电工班有好几个师傅都没证，照样干了很多年，相反，锅炉房有个师傅考出了电工证，但他一辈子也进不了电工班。当时我在电工班领的是四级工资，这是在钳工班锉铁块得来的，我锉了一块铁坨子所以我是四级钳工，四级钳工调到电工班就是四级电工的待遇……这个来龙去脉很古怪，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白蓝说这是管理问题，我们厂太混乱了，我说管理混乱也有好处，这便宜让我得着了，我不能总是倒霉，也应该占点小便宜了吧。

后来我还被糖精车间的一个青工拦住，此人姓焦，绰号焦头。焦头是一个特别上进的青年，到处参加培训，想要逃离糖精车间。可是他越这么干，厂里就越不调他，据说辩证法就是这个样子的，也叫天威难测。焦头指着我的鼻子问：“路小路，你有电工证吗？”我呆头呆脑地说，没有哇。焦头说：“你没有电工证，凭什么进电工班？”我当然不能说我爸爸送香烟的事，我就说：“我他妈也不知道。”然后我问他：“你凭什么审问我？你有电工证啊？”焦头就从包里摸出来一本硬面的小本子，在我眼前晃了晃：“看，这就是我的电工证！”

我说：“不行，你得给我翻翻，万一是你的独生子女证呢？蒙我啊？”焦头理直气壮地把本子塞到我手里，我一看，还真不是电工证，是会计证。焦头很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拿错了。”然后又从包里拿出真正的电工证给我看，也是个小本子，贴着他的照片，有一个钢印敲在他脸上。焦头说：“路小路，你开后门，是不正之风。我考了这么多证书，我还是在造糖精，太不公平了。”

我说：“操，你还有什么证，就一起拿出来吧。”他又拿出了计算机一级证书、办公自动化证书、国标舞蹈培训证、厨师证……我他妈的完全看傻了。焦头说：“这些全是实打实考出来的。路小路，你什么证书都没有，凭什么做电工？”我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说：“你丫真是焦头一个。你他妈的再缠着我，我就揍你。”他听了就立刻消失了。

后来我反省自己，对焦头太凶恶，很伤他的自尊。但我也不打算去道歉，我看见这种神经兮兮的人很害怕。一个工人，考了那么多证书，而且都是初级的，我也搞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后来听说他在考律师证，假如考上了这个证书，想打他就难了，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我去电工班报到，引路人是小噘嘴。她把我叫到劳资科，当时我从泵房回来，穿着小半年没洗的工作服，这衣服已经不是蓝绿色了，而是死黑死黑的，去挤公共汽车再好不过，但也可能被人打死。我腰里绑着一根巴掌宽的工作皮带，皮带上挂着各色扳手，左边是两个活络扳手，右边是四个套筒扳手，屁兜里插着老虎钳和螺丝刀，耳朵上夹着一根红塔山。我浑身散发着工人阶级的气味，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期期艾艾的、神色慌张的学徒工了。

小噘嘴看到我的样子，很恶心地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搞得跟土匪一样？”我说厂里在大检修，必须带齐工具，样子是野蛮了点，但这表示我在辛勤劳动。她很不满意地说：“又不是没发给你劳保用品，你的工具包呢？”我说早他娘的烂穿了。

小噘嘴说：“路小路，想必你也知道了，今天调你去电工班。”我嘿嘿地笑。她说：“你爸真行啊，什么时候把你弄进科室里来啊？”我说：“别取笑我了，坐科室会生痔疮的。”

她送我去电工班，路上对我说：“路小路，你在厂里的表现很糟糕，本来胡科长要调你去糖精车间上三班的。”

我说：“你别相信倒B对我的污蔑，其实我表现很好的，我还救过德卵呢，发了我三十块钱奖金。”

小噘嘴说：“人不能总是吃老本，你又不是救过厂长，不值得这么得意。”

我说：“你这话有道理，我一定好好改造。”

小噘嘴说：“你真贫嘴，你那三十块钱奖励还是我给你打的申请呢。”

我说：“你把我训那么惨，适当的时候也该奖励奖励嘛，不能总是给我看棍子，而不给我吃糖。”

小噘嘴说：“哎哟，还记恨哪？你对着人家抡锉刀，要不是有你爸爸顶着，早把你发配到糖精车间去了。”

我叹了口气，我向她详细解释了锉刀的作用，锉刀是没有刀刃的，锉刀也没有刀尖，锉刀的作用面是在两侧，难道我用锉刀把倒B锉死？这倒很新鲜，从来没听说过。我本人就是那把无害的锉刀，扬来扬去，最后还是得去面对铁坨子，别无选择。小噘嘴说：“噢，原来锉刀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也不能抡锉刀啊。”我心想，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小白痴。

小噘嘴送我去电工班，我一直很感激她。其实电工班的人都认识我，一起打牌，一起抽烟，但小噘嘴带我进去，显得我面子很大。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去看另外一个人的。

现在让我回忆电工班，我会说，首先，它就像个鸦片馆，其次，它还是像个鸦片馆。与钳工班的四处漏风正相反，电工班是一个水泥房子，造得跟碉堡一样，一扇小门进去，绕过一条走廊，再往里走是一个拱形的门洞，有点像阿拉伯宫殿的造型。这房子连一扇窗都没有，黑咕隆咚，亮着几盏小灯。几张年久发黑的办公桌，桌子后面不是椅子，而是躺椅，电工们全都横在躺椅上抽烟。由于没有窗，也不通风，整个房间烟雾不散，就像个鸦片馆。以前我不太爱来这里，嫌空气质量太差，时间久了会得肺癌。可我既然做了电工，也就只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环境了。

我在电工班唯一的工作就是到处给人换灯泡。电工得会修马达、会修触报器、会安装低压电路、会爬电线杆……这些都很复杂，所有技术性的工作与我完全无关，我根本没学过。师傅们说，不着急，慢慢学，先去换灯泡吧。

老牛逼曾经对我下过结论，说我没有机械天赋，修不了水泵，所以只能把水泵都报废掉。这么干其实很罪过，很多水泵就这么白白地被送进了废品仓库，假如我干的不是钳工，而是医生，那火葬场的人肯定得忙死。推己及人，推水泵及自己，我应该感到惭愧。但是，做电工就不会有任何负罪感了，灯泡坏掉是修不好的，没有人会修电灯泡，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会修灯泡的人，他一定是个比爱迪生更伟大的天才，因为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就没打算让人去修它。我只需要把坏灯泡拧下来，扔进垃圾桶，再拧上去一个好灯泡就可以了。从卡路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钳工轻松一百倍的工作。唯一的缺憾是，水泵不太容易坏，而灯泡经常出问题，并且，全厂有几千个灯泡，一天换上二三十个灯泡乃是家常便饭。

换灯泡很容易，带一支电笔，扛一把竹梯就可以了。我每天扛着竹梯在厂里跑东跑西，白蓝说我像扫烟囱的男孩，最好再带把扫帚。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扫烟囱的男孩从烟囱里掉下来，被有钱人家的女孩看到了，他们就结下了友谊，友谊是爱情的前奏。这是一个英国的故事，好像很浪漫。不幸的是我也读过狄更斯的《奥利弗·退斯特》，我知道扫烟囱的男孩经常被卡在烟囱里，下面的人不知道，一点火，男孩被熏成烤鸭。烤鸭好吃，但绝不浪漫，像我这么一条壮汉真的去扫烟囱，必然会被卡住，而成为牺牲品。我只能说白蓝有点异想天开，我做了电工，她也为我高兴，这是真的。

做电工不用穿工作服，电工是非常干净的工种，而且这种干净显示出了电工的技术水平，牛逼的师傅在车间里做八个小时，身上的衣服都不带一点灰尘的，这就叫水平。只有在大检修的时候，因为有领导在场，我们才套上工作服，至于平时则是一身枪驳领双排扣的西装，笔挺地穿在身上。九十年代初，枪驳领西装非常流行，双排扣子最好是金色的，更神气。那时候还流行穿太子裤，又肥又大，裤腰上打着八到十六个褶子。太子裤配金色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脚下是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就这么个鸟样。这种装扮走在厂里非常吓人，认识的人知道是电工发神经，不认识的还以为是外商来考察。这种装扮还有个特点：枪驳领西装很长，而太子裤显得腿很短，我们就是一群上身笔挺修长，而下身短成一橛的怪人，自己还觉得很时髦。

那时候我没有枪驳领西装，穿着工作服出去混，反而被人嘲笑，车间里的阿姨甚至都不信任我，对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公关形象，我必须穿得跟他们一样。我央求着我妈，去裁缝那里做了一件枪驳领西装，竖条纹的，近看像囚服，远看像旧社会上海百乐门的小开。我妈看了也很满意，说我神气得不得了。我穿着这件西装到处招摇，后来不穿了，因为只有民工才穿枪驳领的西装，城里人改穿单排扣小领子的款式了。枪驳领的西装成为民工的标志，非常巧合的是，他们穿着这种西装砌砖头、捡垃圾、骑三轮，和我们当年如出一辙。

到了夏天，西装不能穿了，我们还是穿太子裤。上身则什么都不穿，就这么光着，八个褶子的太子裤配上光膀子，使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阿拉伯舞娘。夏天的早晨，我们骑车到电工班，把衬衫一脱，就这么站在电工班门口抽烟。我们还把皮带松开一个扣，裤子就松松垮垮地挂在胯上，露出肚脐三寸之下的一小撮阴毛。路过的师傅们看了，纷纷叫好，小姑娘则面红耳赤，急匆匆地跑过去。

那时候白蓝看见我的舞娘装束，骇得目瞪口呆。我赶紧提裤子，免得她看见我的阴毛。后来她说这个裤子好，肥大宽松，勃起的时候看不见。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医务室里昏迷的事情，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又嘲笑我说：“当心老阿姨流鼻血。”

那天我刚到电工班报到，就接到了一份外出干活的差使，电工班班长对我说，去制冷车间换灯泡。电工班班长三十多岁，绰号鸡头，这个绰号很难听，他以前的绰号叫鸡鸡，更难听，做了班组长才升级为鸡头。鸡头就鸡头吧，总比鸡鸡好听一点。他给了我一个三百八十伏的灯泡，并且告诉我，灯泡分为两种，二百二十伏和三百八十伏的，如果把二百二十伏的灯泡塞到三百八十伏的插口上，那个灯泡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的炸弹，玻璃碎片崩到眼睛里就会变成瞎子阿炳，以后只能到工会里去拉二胡。我战战兢兢地拿着灯泡。鸡头又说，去制冷车间找黄春妹吧。

我问鸡头：“黄春妹是谁？”

鸡头说：“一个很胖的女人，大概有你两个那么宽，很容易找的。找不到就问别人吧，制冷车间都知道黄春妹。”

我听他这么形容，觉得有点心虚。鸡头皱着眉头说：“怕什么？一个胖女人就把你吓成这样，那要是遇到瘦女人怎么办？”他说的近乎黑话，我又听不懂了。鸡头就把身边的一个青工叫过来，陪我一起去，他叫小李。我以前没见过他，他说：“哦，我是从橡胶厂新调来的。我见过黄春妹的，很胖的。”鸡头说：“对，就是那个胖老虎。”

我和小李一起去制冷车间。他比我大一岁，技校毕业，学的就是电工。我们都是新人，相互结伴胆子大，于是揣着灯泡，扛着梯子，哼着小曲去找胖老虎黄春妹。

路上，小李说：“你们这里，那种阿姨，原来叫老虎啊。”

我问：“你们橡胶厂呢？”

“我们那里叫蝗虫，又叫菜皮，又叫烂污女人。”

我问小李，为什么鸡头说胖女人比瘦女人好对付。小李挠了挠头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前橡胶厂里的师傅说，瘦女人欲望很强烈的，会把人吸干掉。”

关于瘦女人的问题，超出了我当时对性的理解，我一直以为胖女人难对付，因为体形比较庞大嘛。瘦女人可怕，似乎不符合逻辑。后来有个学生物的朋友告诉我，工厂的传说是有道理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体形较大的生物其繁殖能力都比较弱，大象、鲸鱼、熊猫莫不如是。相反，较小的生物其繁殖能力必定旺盛，老鼠就是典型。我回忆工厂里的阿姨，就说，她们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性欲旺盛。生物学家说，性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不一定以体形大小决定胜负。我年轻时所犯的糊涂，就是把性爱和打架混为一谈。

那天，我和小李跑进制冷车间，到操作室一看，见了鬼，一个人都没有，更别提黄春妹了。这种情况很可怕，可以直接去安全科举报他们，无人看管的车间随时都可能爆炸。小李放亮了嗓子喊：“黄春妹！黄春妹！”可是机器的轰鸣像战斗机在我们头上呼啸，根本听不清他的声音。我和他分头去找，过了一会，小李冲过来对我说，他找到黄春妹了。我跟着他跑过去，发现在车间偏僻角落的一架鼓风机面前，晾着一些女式内衣，都是零零碎碎的小布片，其中却有一个巨大的白布兜子。我问小李：“黄春妹呢？”

小李指着白布兜子，大声喊：“这是黄春妹的胸罩！”

我见过的最大的胸罩就是在制冷车间里，它飘啊飘地晾在昏暗的角落，白色的，缝制得很差，胸罩上的带子被风吹得绞作一团。小李说，这只能是黄春妹的胸罩，除非制冷车间有另外一个胖子。我和小李都忍不住上去摸了摸，虽然我们都知道，随便摸一个晾出来的胸罩是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但我们纯粹是为了证明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并不是幻觉。

我对小李说：“妈的，你找到她的胸罩有屁用啊！”

小李说：“你笨啊，只要守着胸罩就能等来黄春妹，她总得戴着胸罩下班吧。”

我说：“这他妈哪里是个胸罩啊？这分明是一个降落伞。”

后来，我们看见制冷车间的大门口晃进来一个巨大的影子，这影子慢慢移动着，当她晃到我们眼前时，我确信，这就是降落伞的主人黄春妹。小李说：“黄春妹，你们车间里一个人都没有！”黄春妹说：“哇！要死啊！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为了讨好我们，她并没有急于让我们换灯泡，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香瓜子，用那只钵大的拳头抓着，塞到我和小李的手心。她说：“吃瓜子呀。”

我握着那堆瓜子，还带着她手上的温度。我必须很负责地说，黄春妹不是老虎，她只是长得胖一点而已。她脾气很好，我们去换灯泡，她在梯子边上呵呵地笑，也不知道笑什么，她还帮我们扶着梯子。她给我们看她打的毛衣，那是一件像蚊帐一样大的衣服。这姑娘快三十了还没嫁出去，假如瘦一点的话，大概是个不错的老婆。黄春妹还问我们，有没有合适的对象给她介绍一个。我和小李面面相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回到电工班，我郑重地对鸡头说，黄春妹不是老虎。鸡头根本无所谓，他觉得胖成那样的女人就是老虎，不管脾气好不好。我对鸡头说，这太不人道了。鸡头说：“你们真有空，还跟她聊天啊？吃了她的零食没有？”我和小李老老实实地点头，同时又说了降落伞那一节，鸡头哈哈大笑，说我们脑子有病，偷看女人的胸罩。结果，过了一个礼拜，附近管工班、钳工班的人都跑过来嘲笑我们，说我们是变态狂，喜欢看女人的胸罩，还要凑上去闻闻。最后的结论是：路小路和李光南（就是小李）专偷人家的胸罩，本厂女工失窃的胸罩，作案者很可能就是我们俩。我和小李面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师傅，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照书上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陷于辩诬的地位了。

我二十岁那年只是希望厂里的灯泡长命百岁地亮着，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我既不是强奸犯也不是变态狂，对女人的胸罩虽然很有兴趣，但绝不至于到偷一个胸罩来闻一闻的程度。工人说的那些全是谣言。但是，活在世界上，老是要为自己是不是变态而争辩，实在很无趣。而变态这个词恰如烙印，只要我跟它沾上边，别人就永远会记得我是个变态。后来厂里有人偷窥女浴室，保卫科的人第一时间就来调查我和小李的动向，说我们是重要嫌疑犯，或者是从犯，或者是教唆犯。

九三年我从一个后进青年直线堕落成偷胸罩的变态狂，这纯粹是起哄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乱糟糟的，也找不到造谣者。在钳工班里，我是老牛逼的徒弟，谁也不敢惹我，到了电工班，我没有师父，于是就成了弱势群体，谁都可以欺负我。我怀疑鸡头就是造谣的人，但他是班组长，我不能打他，也不一定打得过，众所周知，鸡头的两个兄弟三个小舅子一个姐夫全都在厂里做工人，这些人蹦出来能把我踩扁了。如果我想找死，得罪鸡头一定是条捷径。

我在电工班干活的时候，没有师父带我，只能自学电工技术，但我什么都学不会。小李是科班出身，技术很扎实，他教我安装触报器，教我修马达，这些活都很复杂，我转眼就忘记得一干二净。由此可见，我也没有电工天赋。小李也不生气，说：“你就跟着我到处换灯泡吧。”

每天清晨，我骑自行车上班，沿着郊区的公路走，那条路上是浩浩荡荡的上班人流，自行车和卡车混在一起。骑车的人都是睡眼惺忪，开卡车的都是外地司机，一晚上没睡了，疲劳驾驶。这两种人混在一起经常出事。我见过有人被卡车蹭了一下，倒在地上就再也没起来，我也见过早晨去买菜的老太横穿马路，卡车呼的一声从她身上就过去了。这些都像曾经看过的电影一样，回想起来，觉得很诡异。

每天上班前，我妈都会叮嘱我一句：小心汽车啊。那阵子戴城开发工业园区，把农田填平了造厂房，到处都是运土方的大车，在马路上开得稀里哗啦犹如坦克。这种土方车好像只装了油门，从来没见过司机踩刹车的。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日本人的神风敢死队才有这种派头。鬼子飞行员在登机之前一定要凝望富士山的方向，把布条绑在脑门上，然后高唱《君之代》，因为马上就要去送死。至于土方车的司机，他们既不唱歌也不绑布条，他们很开心，因为这种车子只会让别人死掉。

我上班的那条路上，大清早就开着三种卡车：土方车，化工原料车，还有大粪车。这三种卡车互不相让，土方车马力强劲，大粪车臭气熏天，化工原料车更是不得了，不是剧毒品就是易燃易爆品。有一次遇到土方车和大粪车在街上飙车，这两个舒马赫的快乐变成了行人的灾难，黄土和大粪在车屁股后面飞溅，像雨却是黏的，像雪却是黑的，像火山灰却是臭的。车过之处，路人哇呀呀一片惨叫。

我妈妈一直到去世之前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天要叮嘱一声，小心汽车。她很爱我，怕我被卡车撞死。凡所爱之人都不要死于卡车之下，太惨，神经受不了。她还有一句潜台词是：不要被大粪车和土方车压死。这是对的，被那种车子压死，毫无荣誉可言，别人只会说我是个白痴，看见那么大的家伙撞过来，居然不知道躲一下。当然还有化工原料车，但我不怕化工原料车，因为都是我们厂里的卡车，司机和我熟得很，他要是撞死了我，我一定会跑到司机班去抽他的脸。

我做了电工以后，我妈担心我被电死。我就解释给她听，触电也分很多种，具体来说，有如下四种：

一是沾上二百二十伏电流，这是家用电路，基本上是被打一下，不会出人命。

二是沾上三百八十伏电流，这是工业电路，会把人粘住，电流通过心脏十五秒钟大概就会死掉。

三是沾上一万伏以上的高压电，摸到这个电门立刻就死了，变成一只烤鸡，烧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四是被闪电劈中，那个威力最大，能把房子都给端了。

其实还有一种触电，那就是挨了电警棍，如果想尝这味道可以去联防队试试。

我妈听了就很担心地说：“那你千万别去摸高压电啊，免得我认不出你。”我爸爸瞪着眼睛说：“你当他白痴啊，没事去摸高压电，他够得着吗？”

我受了我妈的心理暗示，每天早上先是要担心自己被卡车撞，进了厂门就要担心自己触电。这种心理对我学习电工技术没有任何好处，我干活的时候很谨慎，用师傅们的话说：缩手缩脚好像一个冬天的鸡巴。鸡头说：“做电工没有不挨家伙（就是触电的意思）的，电工最牛逼的就是带电操作。”我问他什么是带电操作，小李在旁边解释说，就是在电闸不拉下来的情况下搞维修，有电的，技术不过关就会闯祸，要么短路，要么电死。

这时，鸡头捋起袖子，在电工班里找了个电门，他把手伸到电门里摸了一下，说：“嗯，有电的。”然后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怎么样？厉害吧？”我看傻了眼，拼命点头。鸡头说：你也来试试看。

我在鸡头的强迫下，把手伸到那个电门里，毫无疑问，我不是绝缘体，于是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像被机枪扫射一样跳了起来。一股电流从我的手指猛蹿到手肘上，触电的部位像火烧一样疼。等我猛地缩回手之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电还在电门里，我还在地球上，鸡头还在人世间。我看着鸡头，强忍着愤怒，没有把拳头戳到他脸上去。鸡头轻描淡写地说，每天摸一次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害怕了。

不久之后，鸡头收了一个嫡传的徒弟，叫元小伟。元小伟干活也是缩手缩脚，比我更缩，师傅们说：简直是西伯利亚的鸡巴。鸡头是班组长，当然受不了这种羞辱，就把元小伟叫过去。鸡头照例把自己的手伸到电门里摸了一下，问元小伟：怎么样！元小伟笑嘻嘻地说，这个电门没电。鸡头说，那你摸一下。然后元小伟就主动把手伸了进去，发出了和我一样的惨叫。这还不算完，鸡头冷冷地说：以后每天中午摸一次。此后的每一个中午，元小伟都会发出相同的惨叫，我们所有的人都跑到门口去抽烟，实在太惨，听了晚上做噩梦。

小李曾经不屑地对我说，摸电门是有窍门的，像鸡头这么干，早晚会把元小伟弄死。我已经不关心这些了，只要鸡头不让我去摸电门，随便谁死了都可以。我还是继续扛着竹梯换灯泡吧，凡是遇上什么带电操作的技术活，我一概往后面退，像意大利人一样耸肩摊手说：“我不会，你另外找人吧。”

我现在住在上海一个爬满蟑螂的屋子里，老式的筒子楼，房间朝北，共用煤卫，对家是一户退休夫妻。他们从来不跟我说话，相互之间也很少有交谈，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得了失语症。我要是老了，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个样，我是很唆的一个人。

筒子楼里的电路很差，和工厂里几乎没有区别，一块红色木制的配电板上，安装着电表、保险丝、闸刀。这里的电线都老化了，我掰开看过，是铝芯的，很差。当年我在工厂里用的电线都是铜芯的。我对张小尹说，这地方很容易着火的。张小尹和我住在一起，我们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喷杀虫剂，然后数蟑螂。

前几天屋子里忽然停电了，一秒钟以后电又来了，一秒钟以后又停电了，这样往复了四次。当时我正在看足球转播，而张小尹趴在电脑前面写小说，她没来得及存盘，写出来的两千个字全都废了，而我错过了一个不怎么精彩的进球。张小尹说：“这供电局怎么回事？”

我从沙发里跳了起来。我做过电工，知道不是供电局的问题，供电局的电工都受过正规训练，绝不会这么干活。须知，这种干法会把所有的家电都烧成一堆废铁。我冲出房门，破口大骂：“操你妈！会修电路吗？”结果我看见邻居老头站在楼道的配电板前面，正拿着一把螺丝刀瞎捅一气。老头瞥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家停电了，关你什么事？”

我说：“操，老鳖。有你这么修电路的吗？把你家的触报器推上去！”

老头说：“你骂人！”

我摇了摇头，跟这样的老头没有任何解释的必要，我捋起袖子跑到他房间里去，借着楼道里的灯光，找到了门框上方的触报器，瞅准了跳起来一推，他屋子里的日光灯噗噗地跳了几下，重新放射出灰暗的光芒。这灯管两头发黑，看来就快报废了。

老头看了看日光灯，然后一步三摇地走进了屋子，顺手把我推了出来，说：“你放规矩点，谁请你到我家来了？”他嘭地关上门。我隔着门说：“操，要不是我，你丫现在就被电死啦。”

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关上门，张小尹说我脾气不好。我说，我就是受不了有人拿电门开玩笑，真的会死掉人的。这么小的筒子楼，对家要是办丧事，还不得把我烦死？我点起一根香烟，要把电工班的故事讲给她听。这时，对门的老头忽然砰砰地捶我家的门：“姓路的，把厨房里的垃圾倒掉！”

我再次跳起来：“操你大爷！别以为你年纪老我就不敢打你！”

我做电工的时候，脾气没这么大，因为技术差，做人也就低调起来。但工人们还是很尊重我，如果我不给他们换灯泡，他们就没法干活，没法打牌，没法打毛衣，走路会跌进沟里。在昏暗的车间里，灯泡是唯一的光源。换灯泡的时候，通常是小李在下面扶着竹梯，而我像个猴子一样爬上去，把坏灯泡拧下来，再把好灯泡拧上去。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时候工人师傅不正经，把灯泡叫卵泡，把灯管叫鸡巴。他们一个电话打到电工班，换卵泡，换鸡巴，就这么乱喊一气。

小李说，爬梯子拧灯泡其实也很危险，如果被电着了，人会朝后倒，从两米高的地方倒栽葱下来，基本上是后脑着地，就是武侠小说里说的玉枕穴。摔得不巧会送命，摔得巧就成了一个脖子举不起来的高位截瘫，别说做爱，就是手淫都很困难。

换灯泡必须得两个人一起行动，这不是浪费人力，一个人爬梯子，另一个人扶梯子。没人扶的竹梯会从墙面上滑溜下来，上面干活的人就惨了，通常摔断锁骨和肋骨，也有人把整个下巴摔碎了。

我们换灯泡的时候，除了爬梯子以外，还揣着几颗大白兔奶糖，遇到有小姑娘，就把奶糖掏出来给人吃，然后就坐在桌子上与人聊天，这么一圈搞下来，换一个灯泡得花半天时间——不是虚指的半天，而是实打实的半天，整整四个工时。以前做钳工，都是和泵房的阿姨打交道，虽然她们很香艳，但我毕竟不好意思泡太久。后来做了电工，有机会去化验室，去车间操作室，我发现那种地方全是没结婚的小姑娘，她们香喷喷甜蜜蜜，是电工青年的最爱。我们长时间逗留在她们身边，哪儿都不想去，待腻了就换个姑娘聊天。那时候凡有人来电工班找我和小李，答复一概是：他们去换灯泡了，去哪里不知道。唐诗云：松下问师傅，童子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德行。

有时鸡头也会训我们。鸡头说：“你们他妈的出去换个灯泡，我两圈麻将打完了回来，你们还在换灯泡！”

小李说：“没办法呀，换好了灯泡，还帮女工修电风扇，还修电吹风。”

鸡头说：“你有没有给她们洗短裤？”

小李说：“没有呀。”

我说：“女工说了，下回请你过去，顺带把电热炉也一起修修。那玩意儿我们不会修。”

鸡头说：“我不去！”

那阵子因为谣传我们偷胸罩，师傅们都嘲笑我们，但阿姨们都很理解，阿姨们甚至对师傅们说：“啊哟，有什么了不起的，两个小伙子发春，很正常。你们当年难道就没偷过胸罩？”师傅们就拍着自己的脑袋，说不出话来。后来我们辩解说，不是偷胸罩，而是看见黄春妹晾着的降落伞，忍不住上去研究研究。阿姨们说：“啊哟，她的胸罩，美国人都想研究。”

变态事件在阿姨们的吵吵闹闹中逐渐消解，师傅们都听阿姨的，阿姨说我们正常，那就是正常。后来，她们打电话到电工班，凡是要换灯泡，就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我们这里灯泡要换啊，把你们的小路和小李叫过来吧。”鸡头哈哈大笑说：“你当我这里是夜总会啊，可以点小姐啊？”每当这时，我和小李就收拾收拾工具，准备出台。假如去的不是我们，而是其他师傅，阿姨们就很不开心，第二天故意弄坏几个灯泡，还得点名让我们去。我们确实就像做三陪的，可以被点的。一直到很久以后，劳资科发现了这个情况，大为恼怒，说是变相色情活动，我们才结束了这种点名出台的生涯。

九三年，由于换灯泡，我跑遍了厂里的每个角落。

我去过各大车间，去过锅炉房，去过食堂，去过男厕所和女厕所，男浴室和女浴室，男更衣间与女更衣间，去过厂长办公室，去过档案室、汽车班、废品仓库……哪里有灯泡，哪里就有我扛着竹梯的身影。在女工更衣间里，我和小李参观过一溜十几个胸罩，大大小小，晾在一根绳子上。本厂的女工有在上班时间洗胸罩的爱好，洗好了就晾在那里，也没人管她们。胸罩以白色和肉色居多，偶见粉色的，最激动人心的是黑色胸罩，太他妈的前卫了。这些胸罩我看了很久，我二十岁了，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我过的是一种无性的生活，当我想起自己曾经在一片胸罩底下盘桓，就不能不说，我曾经是个性压抑。

某些地方与更衣间相反，拧完了灯泡就赶紧闪人，比如厂长办公室。那地方没什么好玩的，被厂长认准了脸孔，就是一场灾难。厂长办公室有一个美女，常年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她戴着金丝边眼镜，绾着乌黑的头发，露出光洁雪白的额头，很像希腊雕塑。我们换灯泡的时候，她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不说话，也不动，真像是被砌在办公桌后面。假如她不是那么地美，不是那么地没有烟火气，也许我们会请她吃大白兔奶糖？

做了电工，平时不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跑进去。厂长办公室、档案科、财务科这些神圣的地方我都去过，还有女厕所，那地方没什么神圣的，但是灯泡不亮就会有女工掉茅坑里，所以也得去。女厕所没什么好玩的，如果换灯泡的时间太长，外面的女工就会破口大骂，说我们是吃干饭的，掉在茅坑里才好。

还有女澡堂。我们进去换灯泡，会在门口大喊三声：“有人吗？！！！”然后才跑进去。上班时间澡堂是不开放的，但有些女工会偷偷溜进去洗澡，如果电工忘记喊那么一声，就会发生扫烟囱男孩撞上洗澡女孩的事情，这很像是一个童话，结局却可能很悲惨。

有一天，电工班的六根去女澡堂换灯泡。本来应该是我去的，但我在和鸡头下象棋。六根一个人扛着梯子去换灯泡，当时是中午，整个澡堂静悄悄的，也没有水声，也没有说话声，外面的树上有一只杜鹃在叫。六根有点迷糊，他走进澡堂时忘记了喊一声。于是，他扛着梯子撞见了一个女工，赤身裸体，乳房饱满，阴毛上还沾着白色的肥皂沫。六根扔下梯子就跑，后面女澡堂的门帘里伸出一个湿漉漉的脑袋，对着他的背影大喊：“抓流氓！抓住六根！”

六根被保卫科抓了进去，没多久就放了出来。保卫科一查，该女工在上班时间洗澡，而六根是去执行正常的工作任务，错的是女工，不是六根。问题是，这个女工是个没结婚的姑娘。鸡头说：“这下完了，六根得娶她了。”我们都很害怕，这也不是旧社会，看见裸体就得娶回家。鸡头对六根说：“你出去躲几天吧。”还没等六根答应，电工班闯进来四条大汉，后面跟着那个女工。女工一指六根：就是他。四条大汉拍出四把杀猪刀，要挖六根的眼睛。电工班没窗户，六根无处可逃，绕着办公桌打转，被人擒住，按倒在桌子上。六根说：“他妈的，就算要挖我眼睛，也不用拿四把刀子吧？”

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对方都是拿刀的，而且是杀猪刀。这种刀子又长又宽，黑沉沉的，沾着血腥味。只有鸡头还保持着镇静，鸡头往地上摔了一个茶杯盖子，然后说：“闹够了吗？”

女工说：“没闹够！鸡头你靠边站，不然连你的鸡眼都挖出来！”女工说着，手一挥，指向六根的四把杀猪刀，立刻有两把掉头对准了鸡头。

鸡头立刻软了，鸡头说：“有话好商量。反正他该看不该看的都看了，要不我撮合撮合，照老规矩办？挖眼睛有什么好玩的？还是谈谈恋爱算啦。”

女工本来脸色铁青，后来就红扑扑的，好像挺害羞的。她朝六根看了看，六根仰面躺在桌子上，衣衫凌乱，眼神惊慌，好像被强奸过的样子。六根是一个瘦小干枯的青年电工，一双三角眼加一对大龅牙，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秃顶。六根是农村户口，爹妈都在乡下种地，家里还有一个痴呆的弟弟。六根只有小学文凭，初中留了三级都没能毕业，只能出来做工。六根是个六指所以他叫六根。六根就是一部找对象的反面教材，一部缺陷大辞典。

女工咬牙切齿说：“谁要嫁给他？！”

鸡头说：“那你想怎么样？你想嫁给谁？”

女工昂起头，凛然环顾电工班。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电工不禁集体哆嗦了一下，接二连三躲出去抽烟。被人砍了也就算了，万一要顶替六根去娶她，那真是生不如死。

那天我站在电工班外面，对小李说：“万一是我们两个一起撞见了赤膊女人，那怎么办？到底谁娶她啊？”

小李说：“我想大概会让我们抓阄吧。”

“万一是个老太太呢？”

“那就挖眼睛啦，挖眼睛就不用抓阄啦。”

其实挖眼睛根本不用四把杀猪刀，拍出杀猪刀，纯粹胜于气势。挖眼睛只要一橛直径三公分的镀锌管，也就是家里的自来水管子，套在眼眶上，用手往里一拍，噗的一声，眼珠子就会从管子里掉出来，下面再放个酒杯就能直接泡酒喝。旧社会的土司就是这么干的，用的是竹筒。杀猪刀是很不科学的。

这事最后是由鸡头出面摆平的。反正六根没有娶这个姑娘，也没有被挖眼睛。六根自己很灰心，说，这么难看这么霸道的姑娘，看见她赤膊而且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情况下她都不肯嫁给他，说明他这辈子娶不到老婆了。鸡头就安慰他说：六根，你不要老是着眼于城里姑娘，你在乡下还是属于优秀青年的。然后鸡头警告我们：以后不许乱跑乱动，尤其是小路和小李，换灯泡那么好玩吗？看看六根吧。

六根的霉运并未就此结束。

九三年的春天，我们到处参观胸罩，成了性压抑。我以为只有我们是性压抑，其实工厂里到处都是性压抑。我师姐阿英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三十二岁，同龄的男人都结婚了，她又不想嫁个拖油瓶，就把目光投射到了三十岁以下的大龄未婚青年身上。

阿英年轻的时候曾经放出话来：上三班的男人别想娶她。此话出口，所有上三班的男人都松了口气，并且哈哈大笑。这是工厂里尽人皆知的笑话之一。上白班的男人看见她都绕着道走，生怕她起歹心。我师姐一等就是十年，闺房之前是门可罗雀，用师傅们的话说：大腿里都结满蜘蛛网了。

那年春天特别长，天气一直是闷闷的，有一种无法逃脱的困怠。污水处理房那一带，白色的污水泡沫在天空中飘扬，像雪，像柳絮，像落花。假如你不介意它们是污水泡沫，这景色还是可圈可点的，很像古代诗词里描写的场景，特别容易产生闺怨之类的情思。我师姐坐在污水处理间里，她给食堂里的秦阿姨摇了个电话，请秦阿姨去撮合一下电工班的六根。秦阿姨说：“哦，就是那个偷看女人洗澡的人啊。谁那么不开眼，看中了他呀？”阿英怒吼一声：“我！”

后来秦阿姨跑来说媒，她的态度也很务实：六根，你想娶个城里姑娘吗？阿英是唯一的选择。六根就转过头来问我：“小路，你是老牛逼的徒弟，你觉得他们家怎么样？”我摇了摇头，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老牛逼了，不知道他是不是骑着土摩托周游列国去了。我只能说：六根，你自己保重吧。

阿英要和六根谈恋爱，全厂都知道了。厂里的人说：这是癞蛤蟆想吃乌鸦肉。这帮工人太刻薄。后来他们约会了几次，据六根说，阿英还是很温柔的，并没有想要咬掉他的那个。出去吃饭，都是阿英买单，虽然她吃相有点难看，嚼东西吧唧吧唧的，但六根不嫌弃，六根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师姐恋爱之后，性情大变，去食堂打饭都知道排队了，去女厕所方便的时候也不会让隔壁男人听见她讲话的声音了。鸡头说：“爱情是会改变一个人的。”那阵子六根也特别精神，穿上了金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还剪了一个像香港歌星郭富城一样的发型，就是前面有点秃顶，挡不住眼睛，只能稀稀拉拉地挡住额头。这是六根生平第一次谈恋爱，起初我们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发现六根和阿英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他们可能就要结婚了。

有一天，我和小李去换灯泡，回到电工班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凳子上，她把裤带挂在大门的气窗上，打了个结，然后把脑袋伸了进去。我们认得，这是六根的妈，大惊之下，小李抱住老太太的腿，我冲进电工班去报信。六根正躺在里面抽烟呢。我说六根你他妈的还在抽烟你老妈都吊在门框上啦快出去看看吧。众人一听，全都跑了出来。六根跑到他妈妈跟前，扑通一声跪下说：“妈，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

六根妈说：“你是不是在跟那个阿英谈朋友？”

六根说：“是啊。”

六根妈放声大哭：“六根，你要是把她娶回家，你对得起你爸爸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全家遭罪哟。”

我们当时听得云里雾里，六根娶了阿英就对不起自己爸爸，难道他爸爸曾经和阿英有一腿？众所周知，六根的爸爸是个乡下人，养猪种菜，长得比六根还不如。六根悄悄告诉我们，事情是这样的：工厂门口的桥上，晨昏之际，有很多菜农挑着蔬菜摆摊，就成了个菜市场。我师姐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她跑桥上去买青菜，总是抓起一把，噼里啪啦把菜叶子掰掉，掰成一个小菜心，她就抓着一大把菜心回家去了。假如她心情好，会顺手扔下一毛钱，假如心情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菜农怕她怕得要死，一旦见到她出现在眼前，菜农就会把整个身体趴在竹筐上，护菜。这个动作好像是在做健身操。我师姐也不说话，就从脚底下摘下鞋子，照着菜农的后脑勺猛打。这些挨打的菜农之中，有一个就是六根的爸爸。

六根说：“我爸爸至少被她打过三次，抢走的菜心数都数不清。”

我说：“她打人的时候，不知道是你爸爸吧？”

六根说：“她是不知道，可我爸爸一辈子都记住她了。”

我们把六根妈从凳子上抱下来，老太太的哭声绵长而响亮，并且按照他们乡下的哭法，哭出了起伏跌宕的音调。这下把厂里的闲人都招来了，四周围了上百个工人看热闹。六根妈就把阿英如何用鞋底打六根爸的事情，详细地再三地说给众人听。六根妈是乡下口音，这种口音在大家听来都很有趣，人们一边听一边笑，听不懂的地方还有人主动做翻译。后来六根哭了，六根说：“妈，我不跟她谈了，我听你的话。”

我师姐阿英想必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个事，我以为她会抡着鞋底子跑过来，照着六根的脸连抽几十下，甚至把这个乡下老太挂在上吊绳上，重新吊死她算了。但她没有这么干，她出乎众人意料，在污水处理间里安安静静地坐着。后来她一直这么坐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虎，等同于报废的水泵。在污水处理间里，观赏那些满天飘扬的泡沫，把它们想象成雪或花，这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她就这么坐着，直到成为一坨坚硬的影子，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在厂里，我和小李是哥们。

其实我没什么朋友，读书的时候，朋友仅限于同学之间，进了工厂之后就少有联系。我的生活圈子就是在农药新村和糖精厂之间，两点一线，想不出还能到哪里去找朋友。对我来说，异性之爱是一种渴望，同性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念头，既然它不是渴望，那就可以被我忽略掉。后来我遇到李光南，我们一起看过黄春妹的胸罩，一起被诬蔑为变态青少年，有了一种患难与共的错觉。

有一天，小噘嘴把我拦住。她说：“路小路，你是不是真的和李光南一起看过黄春妹的胸罩？”

我说：“你怎么也跟工人一样无聊啊？老是憋着想知道这些。”

小噘嘴说：“我问你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你又不是法院，我干吗要这么回答啊？”

“肯定是你带他去看黄春妹的。”小噘嘴涨红了脸说。

“你说错了，明明是他带我去看的。胸罩也是他发现的。”

小噘嘴真的生气了，扭头就走，一根红肠似的辫子在我眼前晃。

后来我把这事情说给小李听，小李说：“我正要问你呢，是不是你在杜洁面前胡说八道啊？”我问他，谁是杜洁。他说就是小噘嘴。我有点明白过来，我问他：“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小李交代说，他和小噘嘴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九年时间里，陆续有四五年是同桌。小噘嘴读书的时候很凶，小李比较温顺，老师大概也有点变态，就爱把他们俩放在一起，主要是看小噘嘴欺负小李。谁知这两人最后竟欺负出了感情，初中二年级就谈恋爱，毕业以后，小噘嘴读了个中专，学什么企业管理，小李考上了技校，读电工。照理说，前者是干部编制，后者是工人编制，两个人应该吹了才对，但青梅竹马毕竟不是摆炮的，两人感情深得很，把阶级差异忘记得一干二净。小李从橡胶厂调到糖精厂，就是为了小噘嘴。我听了这些，不禁也唏嘘，我的小学同桌全都被我欺负得嗷嗷叫，当时我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长大了还能搞一个过来谈谈恋爱。我想她们是再也不会愿意理我了，她们不带着男朋友来报仇，已经算是我的运气了。

后来一段时间，小噘嘴一直说我带坏了小李，本来好好的一个男青年，夏天也光着膀子穿着太子裤，露出阴毛被老阿姨观赏，成了个臭不要脸的东西。我对她解释，我根本没有带坏李光南，我是和他一起光膀子露阴毛的，这都是跟电工班的师傅学的。但她根本不听，好像是我抢了她心爱的玩具。

当初她送我到电工班报到，并不是因为我面子大，而是为了去看李光南。这两个人谈恋爱纯粹偷偷摸摸，好像学校里搞早恋，让人想不明白。小噘嘴身边依旧是一群科室青年围着，小李身边则没什么人愿意围，也就是我跟着他一起去换灯泡而已。厂里谈恋爱确实很不方便，会引来围观，干部群众说三道四，最后双双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班次还给你错开，一个早班，另一个夜班，整个成了猫头鹰和三黄鸡之间的恋爱。秘密恋爱是一种聪明的办法，熬到登记结婚，领导就不好意思对你下毒手了。

那一年除了看过黄春妹的胸罩，还有一件事，是我和小李凭运气撞上的。但我们都没敢说出去，不是怕被小噘嘴知道，而是怕被人打死。

五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和小李到锅炉房去换灯泡。锅炉房的师傅我们都认识，他们打架的水平在工厂里首屈一指。他们个个都是五短身材，被腱子肉撑得像一个充气人，而且都是黑不溜秋的。和他们搞好关系很容易，发几根香烟就可以了，锅炉房的师傅要求特别低。

那天，师傅们指了指那排铁制的楼梯说：“上面有七个灯泡都不亮了。”我和小李说：“操，邪门，七个都不亮了？”锅炉房师傅说：“不是一起坏的，是一个一个坏的，叫你们过来一起换了它，省得你们跑七趟。”我和小李冲着师傅们竖大拇指：“哥们，够意思。”师傅们笑了笑说：“自己上去吧，我们就不陪你们了。”

锅炉房在厂区边缘，外面就是围墙，围墙外面就是民房。整个锅炉房黑乎乎的，灯光暗淡，到处都是煤灰，而且很热。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就算浑身长满腱子肉，到老了以后还是会有肺病。人的气要是喘不过来，腱子肉就彻底白练了。

本厂的锅炉房在这一带是出名的。化工厂有四害：毒气、脏水、煤灰，以及母老虎。其中，煤灰之害就产自锅炉房。一年四季，不管刮什么风，煤灰都在天空中飘扬，到了下雨天，顺着屋檐淌下来的全是墨汁一样的黑水。那时候经常有居民拎着扫帚木棍打到我们厂里来，白天晾出去的衣服，晚上收回来居然变成了黑的。男人回到家一看那衣服，劈手就给女人一记耳光，女人大哭，就冲到我们厂里来闹。

煤灰之害还造成了那一片居民的肤色与众不同，都是黑擦擦的，小孩更是像特种兵一样，完全看不出他们的人种。一到下雨天，那些小孩的脸上就被雨水冲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迹，好像斑马一样。

那天，我和小李顺着铁制的梯子往上爬，爬上去五米，到达了第一个平台，找到了第一个不亮的灯泡。再往上爬，找到第二和第三个不亮的灯泡。锅炉房非常大，光线很暗，四周有窗，但这些窗的采光能力很差，一部分玻璃已经不存在了，另一部分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煤灰。

我在第三个平台换灯泡的时候，小李忽然踢了我一脚，说：“你看。”我茫然四顾。小李指了指窗外说：“看那里。”

那是一套“回”字形的二层瓦房，这是戴城最常见的民房，中间一个小天井，四周一圈屋子。我们的位置略高于房顶，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扇窗，在那扇窗里面，有个女人在慢慢地脱衣服。她先是从脑袋上摘下了汗衫，露出肉色的胸罩。说实话，因为胸罩的颜色接近于肤色，远远望去，还以为她是个没有乳头的女人。再后来她就把胸罩也摘了下来。整个一幕，从头到尾，她的脸都被屋檐挡住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胸罩和胸。

我立刻想起了李晓燕奶奶的麻袋片，在乌糟糟的人群中惨不忍睹的那一幕。我一生中看到的乳房从此不再是麻袋片，而是圆形的，饱满的，有着实实在在的乳头的。每当想到这个，我就要头疼，好像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最好去吃阿司匹林。这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所以你不能说我是个色狼。古代欧洲那些大航海的水手，在漫漫的航程中犯起了性苦闷，远远看见大海中的海牛，于是把那长着乳房的怪物当作美人鱼。同样的道理，我们两个无聊的小电工，看见真实的人类乳房，对此没有任何免疫力。

我和小李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到她缓缓离开了窗口，我们的视线被黑色的屋檐阻隔。如果我们的目光具有杀伤力，肯定会把那屋檐轰成碎片。我听见李光南咽了一口唾沫，于是我也咽了一口唾沫。我们俩都默不作声。后来小李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

我说：“你当我傻啊，黄春妹的亏吃得还不够啊？”

小李说，这件事情比黄春妹的严肃一百倍，那些生活在民房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和厂里的人认得，有些甚至还是职工家属，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很快就会有人来报仇，把我们俩杀死在锅炉房里，用煤渣掩埋起来，变成两具人干，或者索性毁尸灭迹，扔到锅炉里烧掉。我听了这个，心里一寒，我倒是不怕被烧掉，但变成人干太可怕了。白蓝带我去看过博物馆里的“楼兰美女”，其实整个一具被烘烤过的尸体，那就是人干。

九三年我怀疑自己是个性压抑，有关这个词，我也是一知半解。没有女人而想女人，那是性压抑，想女人而撞到女人换衣服，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是麻袋片之后上帝给我的补偿，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我看到的只是半裸，比六根差远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活了五分之一个世纪，才撞上个半裸，运气也不见得好。但我不能说自己运气差到了家，如果真是运气差到了家，我应该是看见了黄春妹的裸体，并且被她逼婚。这些都是小李说的。

第七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现在走到化工厂的门口，看到的依然是十年前的厂门，水泥砌成的一个门楼，铁丝网编成的大门。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在这个门口进进出出。再往东走是郊区，有大片农田，农田之间有一条公路，去往上海。这条公路在我的视线中是笔直的，好像用西瓜刀劈开的一样。

化工厂的围墙很长，大约两米五高。这个高度我即使穿着枪驳领西装，也能一跃而上，西装上绝不会沾着一点泥巴。通常我在司机班那一带上墙，那儿比较干净，不至于掉进什么阴沟里。众所周知，化工厂有很多阴沟，阴沟里流的不是脏水，而是沸水，是盐酸，掉进去再捞上来就成了涮羊肉。

翻墙乃是我的嗜好。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崂山道士》，说穿墙术的。我对穿墙术特别感兴趣，可惜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既然不能穿墙，那就只能学翻墙。在这件事上，我好像很有天赋，我以为自己可以去做特种兵，但别人说我是天生的贼坯子。上学的时候因为翻墙，被教务处抓到过几回，教导主任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门不走，偏要翻墙。我回答不出所以然，他就说我是盗贼本性，难以成器。

念书的时候，因为逃学，翻墙多数是翻出去，工作以后恰恰相反，因为迟到，多数是翻进来。化工厂的墙外种着许多树，我双脚叉开，在围墙和树干上蹬几下，人就蹿上去了。我曾站在墙头久久不肯下来，我观察过那堵墙，它是用红砖砌成，实心的，腰线以下和墙顶上涂着水泥，由于年深日久，墙根长满青苔。墙外的泥土是黑色的，长着很多草，墙内的泥土是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都被化工原料染成了奇异的颜色。墙头上有白花花的鸟粪，有枯叶和梧桐子，偶尔有一只野猫蹲伏在不远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站在墙上看外面的街道，景色很奇异。我可以俯瞰过路的行人与车辆，好像电影一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匆匆跑到墙角，他没发现我蹲在墙头。他拉下裤子拉链，就在我的正下方，掏出鸡巴用力地小便，尿水冲在墙根上发出噗噜噗噜的一串声音。我蹲在墙头静静地看他，嘴里叼着烟，后来烟灰飘在了他的龟头上。他打了个哆嗦，猛然抬头发现了我，对着我破口大骂。

我没有和他对骂。蹲在墙上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回忆教导主任的话：盗贼成性。我他妈连厂里的手套都没偷过一副。翻墙有很多种目的，有人偷东西，有人窥淫，有人纯粹是为了体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后者更像诗人，但是诗人不会把烟灰落到人家龟头上去。

那天我沿墙而行，注意避开那些茂密的树叶，叶子上会有毛毛虫，扎在身上又痛又痒。走到司机班，我跳上一辆卡车，再从卡车上出溜下来。我忘记把香烟掐掉了，叼着一根烟在生产区里走。还没走出十米，忽然有人对我大吼：

“路小路！抽游烟！”

所谓游烟，就是叼着香烟到处晃悠，这是最危险的，会把所有的厂房设备都炸到天上去。我不是故意要抽游烟，不管炸着什么，首先飞上天的是我自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搞破坏，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赶紧把烟踩灭，那人又大吼：

“路小路，乱扔烟头！”

乱扔烟头也会爆炸，或者是火灾，这都是安全常识。我心里焦躁，正想骂那个人多管闲事，他已经旋风一样来到我面前。我一看，立刻没了脾气，他是劳资科长胡得力。

那天我吓破了胆，返身要逃，胡得力一把揪住我的西装。我试图挣扎，我不喜欢自己的衣服被别人捏在手里，而且是我唯一的枪驳领西装。我使了一个反擒拿的招数，用力压他的手腕，本来还能使一招撩阴腿，但我没敢使出来，要是我把劳资科长的睾丸踢飞了，明天就该去牢里上班了。我压了压胡得力的手腕，居然毫无动静，肱二头肌真他妈的白练了。我像一个跳伦巴舞的女人，在他的把持之下剧烈扭动、翻转。他的右手像钳子一样擒着我，左手反捏住我的手腕，一把扭到了背后。我咬了咬牙，忍住没喊疼。

胡得力把我的西装从后面撩起来，顺势在我手腕上打了个结。这他妈太离谱，这是刑警干的活，哪里像个劳资科长。他拎着我往劳资科去，一路上，工人师傅都在笑，说：胡科长，好身手啊。胡得力还挺得意。我心想，要不是看在你劳资科长的分上，我早就把你丫睾丸踢飞了。

我被押到劳资科，先看见小噘嘴对我做了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又看见胡得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胡得力对小噘嘴说，把劳动纪律手册拿出来，查一查，该怎么罚，罚死这小子。我当时头一昏，以为一年的奖金都泡汤了。后来查出来，生产区抽游烟罚款二十元，乱扔烟头罚款二十元，至于翻墙，根本没这条。整个也就是罚四十块钱。胡得力自己也有点蒙了，对小噘嘴说：“怎么才罚这么多？”小噘嘴说：“胡科，一直就是罚这么多的。八五年的劳动纪律，到现在都没改过。”

胡得力说：“不行，起码扣他两个月奖金！”

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公报私仇！”

胡得力说：“我就是法！我想怎么罚你就怎么罚！”

有关我在生产区被胡得力活擒的事，我想起一个细节：当时有一只鸟飞过我的头顶，拉下了一滴白花花的鸟粪。这滴鸟粪本来应该落在我的脑袋上，结果，由于厮打和挣扎，鸟粪落在了胡得力的头上。他没发现。看着近在咫尺的鸟粪，我忍不住笑了，一笑就走了气，被胡得力彻底制伏。

我想不明白那滴鸟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征兆，或者带有什么暗示，但它确实很好玩。世界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假如让我在鸟粪和胡得力之间做选择，我情愿选择前者，因为洗个澡就能解决。但我同时认为，我撞上胡得力完全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既然它是必然的，那么，鸟粪还是由胡得力去承受吧，我不能在两件事情上同时倒霉。

我和胡得力结下了梁子。照小李的说法，我死定了。小噘嘴传出内部消息，劳动纪律重新修订，翻墙一律按盗窃论处，不管口袋里有没有揣东西，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至于抽游烟，新的规定是罚款五百元。其余迟到早退的罚款金额也相应提高。那阵子工人师傅恨死了我，说我一粒老鼠屎，坏了所有人的汤。与此同时，他们也恨胡得力，用了很多脏话，在此不宜一一表述。

为了端正纪律，每天早上胡得力都站在厂门口抓迟到，七点五十五分，他踱到传达室，站在那儿等待上班铃声响起。八点整，传达室的铃声响起，等它停下的时候，就意味着抓迟到的工作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打卡机，抓迟到完全依赖人工，这就使得迟到的概念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来说，工厂门口有一条笔直的白线，铃声停止的一瞬间，一些职工的自行车前轮过了线，而后轮还在线外，这到底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职工被前面的人挡在白线之外，认为是前面的人故意堵塞交通，这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早就上班了，只不过又晃出去买了包香烟，这算不算迟到？凡此种种，都要胡得力来解决。

对付这种人工式的抓迟到，有一条原则：宁愿迟到一小时，绝不迟到一分钟。胡得力是干部，不是看大门的，不可能在传达室门口站上一整天。八点三十分，他就慢慢地踱回劳资科，坐在炮楼上，偶尔看一眼厂门口。这时候只需要倒退着走进厂里，他看见的只能是我的屁股，然后往附近的树丛里一钻，万事大吉。

起初，我被胡得力抓到过几次。他会很开心地大喊一声：“路小路，迟到！”我一哆嗦，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被他逮了个正着，揪着我的领子让我填罚款单，还得站在厂门口示众，手里拿着一张工厂里的信笺，上书四个大字：我迟到了。胡得力说，这是对付懒散青工的办法，专门用来整我这种不求上进的小青年。他还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羞耻心。

我示众的时候，整个厂门口冷冷清清的，工人都在上班。我举着那张信笺，也不知道举给谁看。胡得力站在我对面，用目光测试着我的羞耻心。当时他说，路小路，你的眼睛里没有羞耻。我说，胡科长，你把我剥光了站在这里，我就会有羞耻了。他听了这话，就对我大声呵斥：“举高点！把纸举高点！”

我示众的时候，附近化验大楼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还用瓜子皮扔我。这些姑娘我都认识，经常去她们那里换灯泡，还请她们吃糖，给她们讲鬼故事。我很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很干净，穿的是白大褂一样的化验服，到了夏天，这身衣服之下就是胸罩和裤头。白大褂很薄，隐隐地能看到这些内衣的轮廓。我一想到化验室的女孩，就会想入非非。瓜子皮落在脑袋上也很快乐，古代的书生和我一样，走过勾栏瓦舍，被凭栏女子用瓜子皮击中脑门，这是一件很意淫的事情。趁着胡得力不注意，我对她们投去一个微笑，甚至挥挥手，她们就很嚣张地将瓜子皮一把一把朝我扔，我也不知道她们哪来这么多瓜子皮，大概平时特地攒下来，专门对付我这种懒散青工的。此时胡得力扭头朝她们张望，那几个脑袋就嗖地消失在窗口，像一群受惊的松鼠。这一点我最是佩服，她们从来不会落到胡得力手里。

假如让我来形容，胡得力就像是个猎人，站在厂门口打猎。那些松鼠一样的化验室女孩当然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就在这时，我出现了，我就是胡得力寻觅已久的大狗熊，只有把我一枪撂倒，才配得上劳资科长的光荣称号。如果你打了一只狗熊，也会把它的皮剥下来，挂在墙壁上展览。对狗熊而言，这纯粹是命运使然。但我愤怒的是另一件事：你不能要求一只狗熊有羞耻心，这他妈太奢侈，狗熊是不能为羞耻心负责的。

我不是傻子，被抓过几次之后，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上班迟到就往茶馆里一钻。那家茶馆如今已被拆掉了，早先，这里是一间昏暗的平房，没有招牌，走进去先是看见一个老虎灶，灶头上永远烧着一壶水，两盏二十瓦的灯泡悬于头顶，灯下是几张旧得发黑的桌子，一些被屁股磨亮的条凳。郊区的老头就在这里喝茶，老头们看见我钻进来，就会嘲笑道：“嘿，又是个迟到的。”

在茶馆里泡着，看完两局棋，绿茶喝得想尿尿，差不多就是九点钟了，这时候胡得力已经回到炮楼里去了，我就把自行车停在附近的车摊上，让修车师傅替我看着，自己一溜烟蹿进厂里。有时候动作快如闪电，门房的老头只觉得眼前一花，还以为闪过去一只野猫。

当然，茶馆并不是绝对安全，有一次胡得力不知哪里来了股雅兴，居然踱到茶馆里来查岗。他一进门就看见我，正在那里下象棋呢。胡得力冷笑了一声，对我说：“你这个月奖金全没啦。”我心里一寒，下错了一步棋，当场被老头将死，输给了他两毛钱。

茶馆据点被查抄之后，我去更远的游戏房打“街霸”，这比下象棋更好玩，也更安全。唯独麻烦的是，打游戏常常使我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要上班，跑出昏暗的游戏房，太阳已经悬在了头顶，差不多可以去食堂吃午饭了。

九三年和我一起站在厂门口示众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绰号长脚。长脚是个管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胡得力让他举着另一张信笺，上面同样写着：我迟到了。长脚比较有羞耻心，而且有恐惧心，看见胡得力就吓得说不出话，态度极其端正，把那张信笺举得很高。由于他的身高一米九五，信笺就在两米五以上的高空，谁也看不见上面写着什么。胡得力认为长脚是在故意耍宝，比路小路更缺乏羞耻心。

那一次，长脚示众还不到十分钟，管工班的班长就把他喊了回去，因为管子没人修。有关管工，简单的解释，就是负责安装和维修那些化工管道的，这个工种很古怪，既可以很清闲，也可以累得像苦力。具体来说，如果你不干活，任由管子漏掉，那就很清闲，如果你到处去检查管子，全厂的管子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公里，你就成了苦力。我厂的管工班极其懒散，师傅们都不大爱干活，所有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包办，这个人就是长脚。

照我的看法，上班不干活其实也挺无聊的，总要稍微动弹动弹。但管工班的师傅们发展出了另一项工作：下围棋。其中有几个师傅已经是业余二段了。这伙师傅手筋大得出奇，都是刘小光和刘昌赫那个流派的，只是格调低下，盘面上落下五个棋子之后，必定开始绞杀，毫无教养，完全是流氓棋，大概和他们的工种也有一点关系吧。管工班的师傅下棋，全是站着的，叼着烟，喝着茶。小小一个班组，摆了四五个棋局，杀得天昏地暗。师傅们一下棋，当然顾不上干活了，凡有管道泄漏，就指着长脚说：“去，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就老老实实地扛着工具出去干活了，很不幸，整个管工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棋盲。

有一天，我和小李又跑到锅炉房去换灯泡。我们还惦记着瓦房底下的半裸体，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爬到最高那层平台，那里黑漆漆的，头顶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并且非常热。我刚把灯泡摘下来，忽然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脑袋，这个脑袋在有光的地方瞪着我，乍一看，以为他没有长着身体，光是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灯泡从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上掉了下去。

这个脑袋快乐地看着我们，并且喊我们的名字：“李光南，路小路。”仔细一看，原来是长脚，他个子太高，难怪被我误认为是飘在空中的脑袋。我骂道：“操，长脚，你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我在修管子。”

小李说：“你出来，你躲这里吓死人。”

长脚从阴暗处走出来，他很高很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横宽竖短，非常好看。管工班的师傅们给他起了很多绰号，长脚、仙鹤、竹竿、火筷、圆规、僵尸、高跷……化工厂的师傅们都是修辞大师，取的绰号无比精准。照我的看法，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因为长脚不会下围棋，所以得干八个人的活，还要忍受所有的嘲笑。

那天长脚说他在修管子，其实是骗人。我和小李都不是傻子，一眼就看出蹊跷。锅炉房的顶层是最偏僻的地方，常年无人，在这种地方通常不会干什么好事。小李在平台上巡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长脚问：“你们找什么？”小李说：“你会不会带个女人在这里嘛？”长脚大惊失色，连声说：“不要乱讲，传出去会害死我的。”

我说：“长脚，你老实交代，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修管子。”

我说：“你连个扳手都没带，你修个鸟管子啊？”

长脚皱着眉头，抿着嘴，从侧面看，他的脸呈C形，好像吃多了中药。这个表情是长脚的招牌。小李说：“长脚，你不会在这里手淫吧？”长脚做了个要昏过去的表情，说：“你们真下流。我在这里复习功课。”

“你复习个鸟功课啊？考八级管工？”

长脚说：“我复习语文。”

我搞不懂，长脚一个管工，学什么语文。照我看，他还不如去学学围棋，可以少干点活。后来小李提醒我，长脚是要参加成人高考。长脚点头，从屁兜里掏出一本成人高考复习资料，果然是《语文》。《语文》我最喜欢了，可惜那时候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小李说长脚惨了，被他们班组长知道，肯定打断他的腿。我说不至于吧，他又不是奴隶，凭什么不能参加成人高考。长脚对我说：“路小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到你家门口自杀。”我非常嫌恶地把他推开，说：“长脚，你这个变态！”

事实上，小李没有说错。成人高考是公开的，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加，但厂里对此非常反感，但凡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工，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好高骛远、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对付这样的青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那时候我们都安慰长脚，放心，你不会去上三班的，你调走了就没人修管子了。长脚说：“我就烦修管子！”

其实，长脚曾经多次想调到电工班。电工班比较轻松，像他这么个身高，拧灯泡连梯子都不需要，最多找个小板凳就可以了。问题是，修管子同样需要身高，化工厂的管子也都是架在半空中的。

为了调动工种的问题，长脚曾经去找过管工班长，请他吃饭，要求调到电工班。那位业余二段的围棋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饭，等长脚把用意说清，就抹了抹嘴说：“你去找鸡头，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鸡头吃饭，鸡头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车间主任，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车间主任吃饭，车间主任比较难请，请了三次才赏脸。车间主任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胡得力，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一听胡得力的名字，长脚立刻犯病，腿肚子都哆嗦。他跑到办公大楼里，在劳资科门口转了十几个来回，鼓足勇气冲进去。胡得力一见他进来，不等他开口，就厉声呵斥：“长脚，我听你们车间里汇报上来，说你又不安心工作！”长脚听了，一肚子的勇气都成了个屁。

那时候我们都劝长脚，别指望了，你要是调走，管工班的师傅就得去干活，围棋水平肯定下降，这是全厂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长脚哭笑不得，非常沮丧。后来六根还给长脚出馊主意，教他日本式的励志法，就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出自己的愿望，大声地喊，还要握紧拳头，这样就能给自己以希望。长脚不知道该喊什么，六根说：“你就对着镜子喊‘我是电工！我是电工！’”

那天在锅炉房，长脚让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假如管工班知道他在复习功课，就会派他去做最脏最苦的活，累得像条狗一样，根本没精力去读书。他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脸像茄子一样发紫。我和小李都很怕他哭，这个仙鹤活像个女人，哭起来会发出抽噎的声音，很恶心。我们用手拍着他的头，安慰他，顺便把手上的煤灰也擦了个干净。我们答应他，不说出去。长脚还不放心，忽然说：“我们结拜兄弟吧，这样你们就不能出卖我了。”

我嘲笑地说：“还是结拜兄妹吧。”长脚瞪着我说：“小路，你看不起我！”我当然不想让长脚误会，这样他又要哭死。我说结拜就结拜。长脚说，电工刀呢，歃血为盟，在手心割一刀，把手握在一起，血就融进去了，就是兄弟。小李就掏出一把电工刀，磨得锃亮的，说：“你先割。”长脚拿着刀子，看了半天说：割肉太疼了，而且血融在一起会传染肝炎，还是发誓吧。

那天我们就举手发誓：陈国威，路小路，李光南，某年月日结拜兄弟，皇天在上，煤灰在下，谁要是叛变，就天诛地灭，千刀万剐。发过了誓，我们对长脚说：“这下你满意了吧？”长脚说，还要排座次。算了一下年纪，小李最大，长脚次之，我最小。长脚说他是老二，就是关公。我们就嘲笑他：“管工，关公，你做定了。”长脚很不高兴，说：“还是叫我老二吧。”老二是鸡鸡的意思，不过我没再嘲笑他，怕他又哭。

长脚曾经对我们说他的人生计划：考上夜大，读一个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以后通过送礼走后门，做一个技术员，然后调到科室里，然后做科长。这是一个美好的计划，每一步都很惊险。

结拜之后，长脚的秘密没能守住，倒不是因为我们泄密，而是管工班开始了大检修，得把全厂的管子都检查一遍。管工班的师傅不得不放下围棋，象征性地干一点活，主要还是依靠长脚。长脚是骨干力量，当然少不了他。不幸的是，偏偏就少了他。

管工班的师傅不见了长脚，比丢了儿子还着急，扯着嗓子满厂乱喊：“长脚！修管子喽！长脚！修管子喽!”喊了半天，还是不见他的踪影。以前他很乖的，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喊一声就会出现在眼前。师傅们急疯了，满处乱找，有人要打电话报警，有人要去他家报丧，以为他淹死在某个贮槽里了。后来，有个锅炉房的师傅跑了过来，指了指那根冒黑烟的烟囱。人们心领神会，十分钟后，把长脚从锅炉房里揪了下来，同时也从他屁兜里掏出了那本《语文》。

长脚也快疯了，成人高考迫在眉睫，如果考不上，就意味着他得在管工班多干一年。被揪下来之后，没过五分钟他又消失了，这回是在废品仓库抓住了他。后来分别在食堂、图书馆、男浴室把他擒获。长脚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去求白蓝开放一下妇检室，那里最清净，而且师傅们不敢冲进去。他知道我和白蓝关系不错，但我没答应他。那阵子，管工班又兴起了一项更高雅的运动：猎狐。一群师傅在工厂的森林中围捕长脚，后来发展到全厂的师傅都在围捕他，谁逮住长脚，管工班长就发给他一根红塔山。既然有了彩头，大家就更开心了。最后，管工班派出两个师傅，每天接送长脚上下班，吃饭拉屎都盯着他，把这个一米九五的仙鹤逼得无路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去修管子。

有关化工厂的管道，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早在进厂之前，我爸爸就提醒过我，化工厂的管道是不能轻易接近的。这些管道有各种颜色，认准颜色对我的生命财产有好处：绿的是水管，红的是原料管，白的是蒸汽管，蓝的是惰性气体管。这些管道大多架在空中，像肠子一样蜿蜒曲折。没事最好不要在管道下面待着，水管漏了不要紧，万一是硫酸管子漏了，就很恐怖。我亲眼看见有人在硫酸管道下面站着，忽然之间，他的脑袋上冒出了一缕白烟，好像升仙，然后他就像大熊猫一样在地上打起滚来。

我厂的管道，是一个叫梁秃子的工程师设计的。他非常有创意，把硫酸管道架在水管的正上方，这些水管通往澡堂。假如硫酸管子漏了，硫酸滴在水管上，渗进去，通过水管流到澡堂，洗澡的人就会觉得身上有点疼。被这种低浓度硫酸浇在身上，我们就趴在窗口通知外面：“妈了个逼，硫酸管子又漏啦！”

我必须说，梁秃子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些洗澡水不但不会伤害身体，而且有杀菌作用，可以治疗阴道炎和包皮炎，但它确实又辣又疼，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梁秃子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得意，管道泄漏，浴室报警，可以去申请国际专利。毫无疑问，全厂职工都恨死了他，没有人愿意在洗澡的时候做一个自动报警器。

这种愤怒从梁秃子身上蔓延，并殃及长脚。管工负责管道维修，管工班唯一干活的就是长脚，不恨他恨谁啊？有时候，下班洗澡，洗淋浴的人会忽然大喊：“哎哟，硫酸管子又漏啦！长脚呢？”别人就报告说，长脚在大浴池里泡着呢。这时，就会有三五个师傅把长脚从水里捞上来，冲着他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长脚涨红了脸，一声不吭，湿淋淋地套上棉毛裤就往外跑。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楼上女澡堂的窗口伸出几十个湿漉漉的脑袋，冲着他齐声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

有关长脚，照他自己说，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人是疯子，他们平时很正常，看见长脚就会变成疯子。他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key。我建议他去做手术，把腿锯掉二十公分，别人就不会欺负他了。工厂就是这样，如果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会引起别人虐待的欲望。

长脚东躲西藏，后来终于把管工班的师傅们惹急了，他们一锤子敲开了长脚的工具箱，从里面搜出来一沓复习资料，找了个火炉，一把烧成了灰烬。长脚从外面回来之后，发现工具箱洞开，自己的复习资料不见了，就对师傅们说：“别开玩笑了，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说：“我保证不躲了，你们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拿起一把扳手，说：“去你妈的，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操起扳手，举到空中，那样子好像是要行凶。这个动作要是由我来做，师傅们早就逃了，可惜，长脚太缺乏威慑力。师傅们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帽子都摘了下来，把脑袋凑到扳手下面，说：“往这儿敲，你敲一下，我就工伤半年。”长脚看着那七八个脑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该敲谁好。扳手最终敲在了师傅们的棋盘上，那些棋盘都是钢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画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声巨响，以及一串火星。师傅们哈哈大笑，长脚放声大哭，往河边跑去。

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连师傅们烧书也看到了。有个老师傅说，管工班的师傅很厉害，当年造反搞武斗，他们拿着长枪（其实是一根两头削尖的管子）攻打图书馆，把整个图书馆都烧了，长脚那几本破书算个鸟。

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

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

“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

“可是你去哪里呢？”

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再问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

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

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

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

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国家，据说是一个城市，后来知道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国家。戴城的报纸上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又干净又安全，而且很有钱。

九三年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听过一场报告。有几个领导跑到新加坡去考察，然后召集了一些青年去听报告。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堂里，看了好多幻灯片。领导说，以后戴城会成为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城市，因为很多外商都会到这里来开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下面的青年听得很受鼓舞。领导忽然又说，但是，戴城群众的素质有待提高，新加坡的法律很严，谁要是随地吐痰，就会被拉进去用皮鞭抽，这皮鞭可不是你们爸爸的皮带，而是特制皮鞭，并且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小孩有小孩的鞭子，女人有女人的鞭子，退休工人有退休工人的鞭子。这一鞭子下去就变成半残废，得在床上躺一个月，养好了伤，再拉进去抽第二鞭子，如此循环直到抽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个法治国家，不可以托关系走后门，你要是犯了事，就算你爸爸是公安局长都没用。领导说完这个就对着我们奸笑，我心想，他妈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是法治国家吗？

我当时没什么法律常识，听到这种胡诌，吓得要死，以为那个南洋的花园国家会向戴城派遣行刑队。这些行刑队会站在街上，戴着红袖章，凡是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就一鞭子抽过去，连罚款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有钱，不稀罕人民币，他们的嗜好就是抽人。由于他们的文明水准特别高，所以看不顺眼的东西也特别多，像我们厂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可能挨鞭子。这场报告听得我一头雾水，假如马上就有鞭子等着我们，为什么大家还那么鼓舞？后来白蓝说我脑子有病，听报告的时候断章取义，就听出这种效果来。

我对工业园区和三资企业抱有恐惧感，就是从这场报告开始的。后来，新加坡人来参观戴城，全市发动爱国卫生运动，连我们农药新村都在大扫除，还灭鼠。我妈妈问街道主任：“新加坡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吗？”街道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但灭鼠很有必要，万一老鼠跑到宾馆去呢？”灭鼠运动之后，老鼠没见少，农药新村的鸡鸭被毒死了一大片，又不能吃，只能任由它们在草丛里发臭。那时候新加坡人已经不干了，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死鸡死鸭没人管。

有关三资企业，对一个戴城人而言，始终是奋斗目标之一。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奋斗目标：考上大学，开个杂货店。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坐科室那是梦想，不是目标，奋斗了也没鸟用的。当时，糖精厂里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我以为小李会去，或者是长脚，没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六根。

有一天六根对我们说，他要去一家台资企业做电工。我们都很吃惊，说：“六根，你辞职啦？”六根说：“我没有辞职，我有一大把调休，可以歇三个月。我打算去台资企业干三个月，干得好就辞职，干不好再回来嘛。”我问他：“不调你档案啊？”六根说：“三个月试用期，不要档案的。知道什么是试用期吗？”我还真不知道，糖精厂没有试用期的，进厂就签合同。六根说：“小路，你要多见见世面，三资企业很现代化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我们就夸他聪明，六根最喜欢别人夸他聪明。

后来六根就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六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鼻青脸肿，嘴上结着血痂，看这样子是被人打过了。

六根告诉我们，台资企业在很远的镇上，每天早上五点钟，那个厂里有一辆破破烂烂的中巴车，把员工接到镇上去上班。更多的员工是住在厂里的。六根很看不顺眼，三资企业的厂车竟然是一辆中巴车，而且那么破。中巴车也奇怪，不给进厂门，是停在马路上的，工人得在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

六根第一天上班，下了中巴车，打了卡，趾高气扬往厂里走。他发现台资企业很奇怪，工人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这种武警服在地摊上都能买到，是农民工和小流氓穿的，六根也就没在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班时候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就站一个胡得力嘛。另外，这家台资企业才两百个工人，就要用八个保安，而糖精厂几千个职工，也才配备了五个厂警。这莫非是劳改营啊？

六根很犹豫地站在门口张望，后来有个保安走过来，操着外地口音对他说：“你这个傻逼在这里看个鬼啊？”六根一听就生气了，六根是电工，虽然长得难看了点，但手艺很好，糖精厂的厂警从来不敢对他这么凶的。六根指着保安说：“你他妈说什么？”话音未落，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接着当头又挨了一拳，然后他就被十六个拳头包围在中间。八个保安围着他，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劝架。

六根被打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国道边上，衬衫（已经完全是布条了）口袋里塞着一张开除通知单。六根没搞明白，自己还没上班，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被开除了。国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六根伸出手想拦车，那些车发出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减速的。六根沿着国道往回走，走得很慢，他感觉自己的腰被人打断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水中央有个岛，岛上有几幢农村的小楼房。他知道自己到家了。

六根被暴打之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无处可去也是一种快乐，还是老老实实拧灯泡吧。叔本华说，一切幸福都是消极的。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青工就坐在花坛边上，看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王陶福的老婆追打王陶福，他们从生产区打到办公楼，从澡堂打到食堂，很像一部叫作《猫和老鼠》的美国动画片。王陶福是档案科的，其人精瘦，因为阿芳跳楼跳烟囱的事，我们都叫他诱奸犯。他老婆追打他的时候，手里拎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钢管，凶神恶煞，大呼小叫，锐不可当。王陶福则是一声不吭，闷头逃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总是拍手叫好，还给他们加油，干部看了，往往是皱着眉头，嘀咕一声：“不成体统。”

后来王陶福的老婆发展出了另一项技能，扔砖头。她追不上王陶福，就在手里揣着板砖扔他，这就不是夫妻打架了，因为扔砖头会把人砸死。但是，可爱的是，他老婆从来砸不中他，有时候追得非常近，砖头几乎可以直接拍在王陶福的后脑勺上，但她还是会砸偏掉，砖头从王陶福的耳边嗖地飞过。照鸡头的说法，他老婆简直是故意的，这种打杀都快成为一档节目了。由于她乱扔砖头，厂里的玻璃窗碎了好些，大家都在玻璃上贴着透明胶带，防止玻璃碴子崩到脸上。

有一天王陶福被他老婆追到了死胡同里，当时他非常绝望，前面是一堵墙，后面是他老婆，他老婆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渴望长出一对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王陶福停住脚步，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走到他老婆面前，劈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他老婆发泄。那婆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挨了耳光之后，大叫一声，一脚踹翻王陶福，坐在他胸口，然后从脑袋上摘下一根钢丝发夹，她就用这根发夹在王陶福的脸上划了一个血淋淋的“井”字。

我小时候种牛痘，胳膊上有个“井”，后来看到有人把牛痘种在自己男人脸上，这个事情令人叹为观止。“井”字伤疤就留在了王陶福的脸上，过了一些日子，这伤疤褪去了一半，变成一个“牛”字，操，每当看到王陶福，我们就会想起他老婆的牛逼。

除了看夫妻追打，我们还会看到干群对打。有一天，废品仓库的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了茅坑里。方瞎子不是真的瞎子，只是绰号如此，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他不长眼睛，见谁灭谁。那天保卫科长走过生产区，想要小便，来不及回办公大楼，就在附近找了个厕所，恰好方瞎子在大便。方瞎子是蹲在小便池上拉屎的，这非常恶劣，后面来小便的人必须注视着他的屎。保卫科长见了，非常生气，就骂了一句。身为保卫科长，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这也很正常，一般工人也只能接受。后来拉屎的人抬起头来，保卫科长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方瞎子！

方瞎子对保卫科长说，你不要走。他擦好屁股，拉上裤子，走到保卫科长面前，然后就把那张用过的草纸按在了保卫科长的脸上。趁着保卫科长惊慌失措之际，他又把他推进了茅坑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如电光石火一般，据说这就是高手。等我们跑过去看热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唯有地上一串粘着屎的脚印，无声地诉说着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当时不明白，保卫科长身高一米七五，很壮，而方瞎子身高才一米六，还有点驼背，凭什么方瞎子就把保卫科长按到了屎堆里。鸡头说，你们还不知道方瞎子吧，他当年拉过电闸。因为一件小事扣了他的奖金，他也没闹，也没威胁谁，独自跑到生产区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全厂四个车间的生产电路，轰的一声，糖精厂忽然鸦雀无声，马达不转了，锅炉不叫了，反应釜不反应了。甲醛车间上百万的原料，在炉子里电加热，就此变成一堆废料。

我以前听老牛逼说过，有人牛逼到敢去拉电闸，没想到就是方瞎子。我说我知道，听说他还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鸡头说，不是炸药包啦，是雷管，拉电闸是犯法的，本来保卫科要把他抓进去的，搞破坏至少劳动教养，谁知方瞎子全身绑着二十根雷管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厂长快退休了，都吓傻了，没有人愿意干一辈子革命工作在退休之前被炸死，这种死法太冤枉。就这样，方瞎子没被抓进去，厂长也没被炸死。方瞎子这么个破坏狂人，最后被调到废品仓库当闲差，那儿全是些破烂玩意，他想砸什么就随便砸吧。

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

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只捏着扫帚不说话。

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

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

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分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

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后来小李忽然拉了我一把，指着窗台以下的墙壁对我说：“你看。”我定睛看去，那里粘着一串乳白色的、黏糊糊的液体，这种液体在我梦见女人的时候也曾出现过，但我从未有过将它们射在宿舍墙壁上的念头。男人长了个鸡巴本来是好事，但要是拎着它到处乱射，这就有点说不过去。长脚视力不大好，还凑过去看，我们就吓唬他：“长脚，我要是在你屁股上踹一脚，那东西就能粘到你鼻子上去。”

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保卫科，我们说梁秃子的儿子不是医生变态狂，而是实打实的窥淫癖，有精液作证。总不能说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会有性欲吧？射到病人的腹腔里？这他妈太扯淡了。可是保卫科的人不相信我们，几个小青工，嫉妒梁秃子的儿子，他看到了赤膊女人而我们没有看到。跟这帮干部没什么可多说的。

有一天我出去换灯泡，站在梯子上，忽然看到对面屋檐下写着六个大字：胡得力，没鸡巴。又研究了一下，到底是谁干的。小李说：“这还用研究吗？当然是你写的，你最恨他了。”我说我没干过这么无聊的事。小李说：“那你再费神把字擦掉吧。”我说这种事也不能由我来做。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到厂，经过宣传栏的时候看了看，发现照片外面的玻璃上被人用水笔画了些图案，白蓝的脸上画了一道胡子，胡得力的嘴巴上被人画了个鸡巴。很滑稽。我擦掉了白蓝的胡子，但吃不准是否要替胡得力擦掉鸡巴，那鸡巴画得惟妙惟肖，恶心得我都不想去碰。后来有人走过来了，我迅速返身，遁入茫茫大雾之中。

第八章 野花

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

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给我们看，那只手上长着肉乎乎的四根东西。老英雄盛赞医生的再生手术，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开一个口子，把他的残手埋到肋部，缝上，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总是在掏自己的钱包一样。过几个月再拿出来，残手之上就长出了一块肉，但这块肉是不分叉的，看起来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机器猫多啦A梦，医生再用刀子把这块肉切成四条，好像削胡萝卜一样削成手指状，再包扎起来，就成了四根手指。当然，也可以切成八条，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鱼一样。

我听到这里，又目睹四根肉棍，很后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残忍，胃里不舒服。我扭头瞥了一眼白蓝，她聚精会神地对着老头看，还频频点头，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忘记了，她是医生，不是变态。

我问白蓝，手指被轧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有一个女同学，在轴承厂工作，开车床的，他们厂里隔三岔五被轧掉手指，一年下来，能捧出一碗手指，非常吓人。我那个女同学不久前也把手指弄断了，当场疼昏过去，边上的工人把她送到医院，有个小学徒听说现在可以接手指，就把她的断指捡起来，泡在酒精里一起送了过去。医生见了那手指，二话没说，直接送去做标本了。白蓝翻着眼珠摇头，说：“怎么可以泡在酒精里呢？太无知了！”我说酒精不是防腐的吗，还杀菌呢。白蓝说：“泡在酒精里，组织功能全都坏死了。应该找冰块，找不到冰块就用雪糕棒冰。”

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

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

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碜，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刀叉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刺啦刺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

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刺啦刺啦地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

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

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

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

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

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抰 Break My Heart。这次是原唱，很好听。

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

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

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到葡萄胎那一页，以我当时的智力，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孕妇怎么会生出一串葡萄。

她从我手上呼地抽走了那本书，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种书做什么？”

我说，随便看看而已，又不是黄书。我很同情给这本书画插图的人，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学美术的，要是学了美术最后就是给妇科病图鉴画这种东西，那也没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做电工呢。白蓝说：“贫什么嘴，这是科学！”

后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些字。她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看，是一份夜大招生函。我说这个东西我知道，长脚就在考夜大，被人像狗一样追来追去，都快跳河自杀了。白蓝说：“你不要吊儿郎当的，我很严肃地和你说，你应该去考夜大。你现在上白班，晚上也没什么事，读个夜大正好。”

我说：“要参加成人高考的，那些语文数学我全忘记光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纸，说：“这是成人高复班的招生函，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你现在去上课，还是能赶得上的。”

我说：“我考虑考虑吧。”

白蓝说：“小路，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比如说，为了给你妈妈争气什么的。”

我不爱听这些，我最烦别人提我妈。我说：“我上班挣工资就是给她争气，我要是考上大学，她还得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操，养得活我吗？”

她把两张纸往抽屉里一扔，说：“得了，算我白说。你就混吃等死吧。”

我根本不想和她谈这些，她一个小厂医，根本不知道我考上夜大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我肯定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上三班就不可能读夜大，除非三分之二的课程都跷掉，或者三分之二的中班夜班都旷工，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厂里专门用这种办法来整治那些读夜大的青工。

后来我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她住在朝南的房间，北边屋子锁着。我问她：“这房子你一个人住？”

“是的。”

“你爸爸妈妈呢？”

“都去世了。”

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我喝多了茶，去厕所尿尿，她家的卫生间是最老式的那种，蹲式的马桶，水箱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根绳子，拉过以后水就冲了下来。我伸手去拉，发现绳子断了，就跑出去搬凳子，爬上去修理水箱。

白蓝说：“哦，水箱绳子断了，上个礼拜就断了。”我说：“你不冲水啊？”她说：“拎个水桶冲水呗。”我一边修水箱，一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个同学家里是这样的。他大便完以后用水桶冲水，结果水倒得太猛了，屎都漂到自己脚上了。”白蓝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净记得这种恶心的事情？”

我说，我也没办法，我脑子里记得的都是些恶心事，好事记不住，大概是天生的。一脑壳都是屎的人没前途，读什么鸟夜大啊。等我修好水箱，白蓝就问我：“手洗了吗？饭前便后要洗手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洗过了，刚才修水箱的时候，我在水箱里洗了一下，比较节省。白蓝说：“我有时候真的很鄙视你。”

后来，她对我说，不早了，可以回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往门口走，到了门口，我对她说：我想过了，我去上高复班，我去读夜大，只要她高兴就可以。我想我妈也会高兴的，我这辈子只要她们开心，什么都可以去干，无所谓的，哪怕是去做亡命之徒。她听了这话，就抱住我，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

过了很长日子之后，她说起那天的事，她说自己有点被打动，因为我把她和我妈妈相提并论。她说我很会甜言蜜语，而且这种sweet与别人不一样，为此应该亲我一下。她又说起那次救德卵，我赤着上身在面包车上睡觉，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喊了她一声妈，当时她就很冲动地想亲我一下，因为有干部在前面坐着，她就忍住了。

那时候我对她说，你又说鄙视我，又要亲我，假如我是个知识分子，大概会很恼火，把你当成是个医务室的卡门。但是你看，我一个拧灯泡拧螺丝的，就不会有这么多杂念，这多好。我只会按照那种使我成为亡命之徒的方式往前走。我被这个世界鄙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把我当成一个shit，但这些鄙视绝不会来自于你白蓝。我又不是傻子，鄙视和喜欢会分不清吗？要是分不清这个，那就被汽车撞死算了。

她吻了我。她后来说，她以为我会说爱她，但我没说，而且跑掉了。我说，我已经说过爱你了，在牛扒店里，在医务室里，在三轮车上，甚至是在猪尾巴巷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说那些都不算，她要我说爱她。我就说：“白蓝，我爱你。”

那天她亲我，她的手捧着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嘴巴被挤成一朵喇叭花，舌头伸不出来。她也不管我死活，亲完之后，她说：好了，回去吧，路上当心点。我不太甘心，就捧着她的脸也这么亲了一通，让她尝尝被夹住的滋味。然后我松开她，抚了抚她的头发，就走了。我下楼时候速度飞快，她怕我摔死在漆黑的楼梯上，其实我跑惯了这种楼梯，我知道所有公房的楼梯都是十七个台阶，绝不会踩空一脚。她想叫住我，但我走得太快，而且在楼下嗷地喊了一嗓子，新知新村的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她叹了口气，关上门，任由我跑掉了。

我想起她的床。那是一张单人床，很干净，很简单的被褥，有一个蓝色的枕头。看到她的床会联想到她睡觉时的样子，周末早晨的阳光是不是会照到床上，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甚至看到，枕头上曲折地卧着几根头发。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悲伤。这张床太小，如此单薄仿佛她和我一起经历过的几桩破事。这是为睡眠而准备的床，仅仅为睡眠而准备。假如我们之间再发生一些别的，或许这张床会给我留下更好的印象。

直到我自己想睡去，在无人的地方闭上眼睛，永无梦境地长眠。仅仅是睡眠的床也可以代表着一种幸福，我后来才知道。

九三年长脚考取了夜大，是戴城大学办的，机电专业。他高兴死了，请结拜兄弟吃饭。化工厂附近根本没什么吃的，一个是面馆，飞着几百个苍蝇，还有老鼠与人共餐，服务员是个酷爱翻白眼的中年婆娘；另一个是茶馆，只有水，没有固体食物。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合开庆功party。长脚把我们带到公路边上一个停车吃饭的地方，那地方不错，几个头发枯黄的小丫头站在路边，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招手，她们是这里的服务员。长脚点了小半桌菜，大多是素菜，荤菜只有炒螺蛳和炒鸡蛋。他又拎了几瓶啤酒，我们三个开始喝着，喝到一半的时候，外面一阵自行车铃声，小噘嘴跑了进来。

小噘嘴终于把那腊肠一样的辫子剪掉了，这还得归功于我，我在小李面前说了好几次，你老婆把腊肠挂脑袋后面。他起初是不敢对她说的，后来时间长了，被我灌输得有点痴呆，一不小心说了出来。小噘嘴听了，二话没说，跑到美发厅去剪了个齐耳的短发。从这一点上说，小噘嘴确实和小李是青梅竹马，感情不一样。假如是由我来说出腊肠这一节，准保被她臭骂一顿。她骂我和长脚都已经习惯了。

见到小噘嘴来，长脚又点了个肉末粉丝煲。我们照例是举杯庆祝，酒过三巡，小噘嘴对长脚说：“长脚，你这回惨啦。”

长脚脸色顿时耷拉下来。小噘嘴带来的消息，都是劳资科的内部消息，这些消息全是噩耗。她虽然长得很甜，其实是个乌鸦。

长脚说：“怎么啦？”

小噘嘴说：“胡科长知道你考上夜大了。”

长脚说：“谁传出去的？”

小噘嘴说：“全厂都知道你在考夜大，你自己填招生表的时候把工作单位也填上去了吧？”

长脚说：“不填单位不给考的。”

小噘嘴说：“所以啊，胡科长打个电话过去就知道了。听说你成绩不赖啊，全都及格了。”

长脚已经无心听她调侃，他站起来在饭馆里打转，说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肯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了。我们看着他像个笼子里的狼一样，转得眼睛都晕，小噘嘴说：“长脚，坐下说话。”长脚双手撑着桌子，两眼忽然全是血丝，瞪着她。小噘嘴大叫一声：“妈呀，吓死我了！”长脚说：“胡得力怎么说？是不是要把我送去上三班？”

小噘嘴说：“没有。胡科长就说，你学了机电也没用。厂里学机电的至少有四五十个人，都在上三班呢。除非你学管工。”

长脚大叫起来：“夜大没有管工专业的！读了个大学，我还是修管子吗？”

我们三个坐在那里，被他的唾沫星子喷在脸上，全都直着身子点头。后来小噘嘴安慰他说：“你也别难过了，这儿还有人学会计呢。”

“谁啊？”长脚和小李一起问。

“我。”我举起手，眼睛看着窗外。

说实话，这个消息我是瞒着所有人的，我读高复班，我参加成人高考，我被夜大录取，只有白蓝知道。我可没想到胡得力会打电话去夜大查询，如长脚所说，考夜大必须要填工作单位。当时我想也没想，就写了个戴城糖精厂，早知道还不如写个体户呢。后来长脚跳出来掐我的脖子，说，你怎么会考上夜大的，你根本没复习怎么会考上夜大的。我用力摘下他的手，说：“你是技校毕业，根本没参加过高考，我是高中毕业，我基础比你好多了。”

长脚说，这下完了，双双去上三班吧。我说他神经病，我又不是他女朋友。照我的看法，我去上三班的可能性倒更大。小噘嘴说：“胡科长说了，你一辈子做不了会计的，你会贪污的。”我就说，这话逻辑有问题，既然说我一辈子做不了会计，怎么又知道我会贪污呢。小噘嘴不跟我讨论这种问题，她不理解什么叫逻辑，这种车轱辘话只有跟白蓝绕着才有意思。

后来他们问起我，为什么去学会计。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读的是文科班，可以不用考化学物理，理科是我的弱项。去填招生表的时候才发现，夜大的文科专业只有两个：文秘和会计。我他妈的很郁闷，我还以为自己能读个中文系什么的，结果只有秘书和会计让我选择。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该读哪个，后来招生的老师急了，让我不要磨蹭，我就问他：“您看我是像秘书呢还是像会计？”老师端详了我一会儿，摇头说：“都不像。”我只能闭着眼睛填了个会计，不像就不像吧，也许老了以后能像。

小噘嘴说：“反正，胡科长没说要送你们去上三班，但你们小心点，我听说糖精车间要扩产啦，缺人，明年至少要调一百个人去上三班。”

有关一百个人去上三班的事情，后来被证实确有其事。一时间，白班工人风声鹤唳，三班工人幸灾乐祸，甚至有些基层干部都打起包裹，要求调动到别的厂去。糖精车间的新厂房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中，眼看着它一天天造起来，大家的心一天天沉下去。这中间还地震过一次，可惜震级太小，光是把河边的泵房给震塌了，耗子全都跑了出来。糖精车间安然无恙，他们说，这车间投产以后，里面的动静就等于是七级地震，这房子除非扔炸弹，否则不会倒。

我考上夜大以后，整个夏天就在等开学，心情非常糟糕。但我爸妈心情好极了，我妈都快哭了，认为我要求上进，是个好青年。我爸爸强忍着激动，用深沉的嗓音对我说，家里在我这一辈上没出过大学生，光出过我堂哥那样的流氓，所以我这是光耀门楣的壮举。我看了看咱家的门楣，心想，爸爸，一个野鸡大学也值得你这么激动吗。

我想退学是没门了，感觉是上了贼船。我妈在楼道里宣传了一圈：“我们家小路考上大学了。”邻居不明白，就问：“咦？你们家小路不是在糖精厂做电工吗？现在大学又开始招工农兵了？”我妈说：“不是工农兵大学，是夜大学。”邻居就说，小路真上进啊。然后回家去拍自己儿子的头皮，要他向我学习，一边做工人一边读大学，既赚钱又拿文凭，全世界的美事都被路小路一个人独占了。

那时候我们楼里有个读高二的小子，重点中学少科班的，眼镜片子跟瓶底一样，而且罗圈腿，看起来像个残废。残废的妈妈也教育他，向路小路学习啊，不甘堕落，奋发图强。残废很不耐烦地对他妈妈说：“夜大算个屁啊！我初三就能考取夜大了。”残废的妈妈就狠狠地教育他，说他太不谦虚。其实，残废说得一点没错，夜大算个屁，不但文凭没鸟用，还有可能连累老子去造糖精。后来，过了两年，残废没去考清华北大，而是考了个佛学院，剃头做和尚去了。残废的妈妈哭了个半死，到我家来诉苦说：“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让他像小路一样考个夜大呢。”我这才知道，天下的母亲，都具有一种非凡的预见能力，当初她让残废向我学习，原来并不是学我的上进之心，而是学我的入世之心。我妈也是如此，夜大的文凭无法让我去厂里做一个会计，但至少能让我娶一个读中专的姑娘，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娶到个读本科的。这也是一种入世精神，可惜我和残废都不能体会母亲的一番苦心。

九三年，他们说，我和长脚都可能去糖精车间上三班。首先，我们两个都考上了夜大，这种人天生就应该去上三班造糖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令其想死。其次，我是什么技术都不会，只会拧灯泡，很容易被淘汰；长脚则是他们班组的头号牺牲品，如果上头要抽人去造糖精，长脚肯定是第一个被出卖的。

那时候六根给我们出馊主意，要想发达，就去泡厂长的女儿。厂长的女儿是化验室的，你看见她就会想起我们厂长，两个长得实在太像。都说女儿像爸爸，但不能像到那种程度，晚上跟她睡在一起，乍一睁眼，还以为是睡她爸爸，这就太恐怖了。这姑娘一如厂长，矮胖，圆脸，戴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身材脸蛋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跟爸爸戴一样的眼镜，那就天知道了。厂里的工人不正经，说她戴四个胸罩，胸口两个，脸上两个。

我们一听要去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一起摇头。六根说，你们别臭美了，这姑娘可高傲呢，见谁都不理的。我们就一起点头，是的是的，厂长的女儿她当然有理由高傲，而且也应该难看，否则人人都去泡她，她忙得过来吗？

六根说，听说秦阿姨正在给四个胸罩的姑娘找对象，把科室里的未婚男青年翻了个底朝天，其中颇有几个跃跃欲试的，既然科室青年都不怕死，我们这些做电工管工的就更无所畏惧了。我和长脚犹豫了半天，我说还是让长脚去泡吧，我名声太臭了。大家都表示同意。长脚说：“我竞争不过科室青年的。”后来鸡头在长脚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使之恍然大悟，鸡头说：“你他妈的泡上了她，你不就是科室青年了吗？”

长脚又说：“那我去泡她，小路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一起朝他后脖子拍去：“你他妈的泡上了她，小路还会去上三班吗？”

工厂里泡姑娘是花样百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拔气门芯。我有个姑姑是工人，年轻时候很美，有一天她下班发现自行车气门芯没了，正在发愁，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工，该青工非常关心地说：“自行车坏了？我来修。”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个气门芯。我姑姑年少无知，三下两下就爱上了这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后来他就成了我姑父。

还有跑到班组里去吹牛的。还是我的姑父，到我姑姑班组里，对着其他人狂吹，说自己会缝纫，会打毛衣，会烧菜。一边吹牛，一边用眼风扫我姑姑。我姑姑在旁边听着这些，心里越发倾慕，八十年代会打毛衣的男青年绝对是珍品。后来结了婚才知道，屁，他什么都不会。我姑姑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姑父凭着这手狂吹的绝技，若干年后做上了全厂的党委书记。

有关糖精厂的化验室，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只有电工可以自由出入。化验大楼有上百根灯管，几乎每天都有坏掉的，平时都是攒齐了一起换，遇到电工心情好，也可以主动跑去换灯管，检修电路。泡化验室的姑娘，乃电工的天职。但是，化验室对长脚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长脚是管工，化验室里有很多灯泡，有很多烧杯，有很多仪表，就是他妈的没有管道。假如长脚随随便便跑进去，可能撞上女化验员换衣服，那他就惨啦。女化验员都是穿白大褂的，白大褂下面就是胸罩和裤头，如果他撞上的不是四个胸罩的姑娘，而是两个胸罩的老阿姨，一种可能是被送到保卫科，另一种可能是被就地强奸掉。

后来六根出主意，下次去换灯管，带上长脚一起去。这个主意虽然很糟糕，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长脚化装成电工浑水摸鱼，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

那天我们借口检修电路，统一换灯管，几个电工一起跑到化验室去，顺便带上了长脚。结果，千算万算，忘记问一声四个胸罩的姑娘在不在。她那天正好调休。长脚非常沮丧，在化验室百无聊赖，他就主动爬到桌子上去换日光灯管，不料被电了一下，直接从桌子上滚翻在地。倒霉的长脚被两个阿姨抱着，阿姨大声喊他的绰号：“长脚—”我们跑过去看时，长脚脑袋枕在阿姨臂弯里，好像将死的烈士，另一个阿姨在给他按摩胸口。这情景非常不堪，我们都看不下去，收拾起工具全都走了。走出化验大楼时，听见后面一阵脚步，长脚连滚带爬地跟着我们跑了出来。

鸡头说，长脚实在太差劲了，看看小路吧，陪小姑娘嗑瓜子，给小姑娘讲笑话，换一个灯泡得四个钟头，妈的，四个胸罩的姑娘看来得小路去对付。长脚就说：“小路，你去对付也一样，泡上了别忘记把我也调到科室里。”我只能哼哼哈哈地敷衍他们，心里很担忧。我们电工班的人都是碎嘴，这消息假如传出去，厂长知道我们这么泡他的千金，恐怕会把我和长脚都送到锅炉房去。

九三年我和长脚的运气好到了家，本来很有可能去锅炉房的，结果，我们厂长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来了个新厂长。科室青年的求婚行动立刻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想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了。我们也顺杆子往下爬，这姑娘简直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去碰，碰了她，很可能被新厂长送到锅炉房去。政治斗争真残酷啊。

新厂长上任，我们都期待着糖精车间扩产的事情能搁浅，谁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但要扩产，而且要大大地扩产，使我们厂成为全球糖精的主要生产基地，让其他的糖精厂都倒闭。三班工人的缺额，从一百个猛增为一百五十个，所有的闲差都要重新整顿，连食堂里运泔水的都不例外。大家咒他断子绝孙，他也确实没有小孩，泡厂长女儿的计划彻底落空。

回忆我的九三年，除了考上夜大以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妈高兴：我入团了。

秋天到来的时候，陈小玉来找我。陈小玉是新调来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模样甜甜的姑娘。那时候流行这种甜妹型的，我夸她长得像著名歌星杨钰莹，她听了还挺高兴。如今要这么夸她，估计就是找抽了。

陈小玉说：“路小路，你还不是团员吧？”我点了点头。说起这个我就自卑，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模仿班级里的优等生，打过入团报告，从初二一直打到高三，每年清明节之前我都要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剖析一番。但我不大会写入团报告，把自己形容得无比惨。学校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我们是吸收团员，不是施粥。你再回去斟酌斟酌。”过了几天，我去打人，把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打成了神经病，看见我就发抖，半夜里梦见的不是裸体女人，而是我跷着二郎腿对他诡笑，他居然还为此遗精，简直见了鬼，只能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被学校里知道了，团支部书记又把我叫了去，说：“前几天我说错了，你不用斟酌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个人档案。我在小说里读到，档案是一种与你自己密切相关、而你自己却不会见到的东西。比如小学老师给你写了个评语：该生很淫荡。这条评语入了档案，就是在你脸上敲了个金印，古代叫黥刑。这个黥，你自己还看不见，别人却知道。要洗脱这种罪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会有第二个老师为你正名：该生其实不淫荡。第二个老师通常会说：该生的淫荡隐藏得很深。这他妈就彻底完蛋。没有人能证明我不淫荡，除非我是阳痿，但阳痿也可以做到心淫身不淫，隐藏得很深。

我把人打成神经病，此事确凿无疑，并没有冤屈了我。只是，梦遗到底算不算神经病，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入档案，我也不知道；如果入了档案，我是不是还能入团，这我更不知道。后来陈小玉让我入团，我便确信，曾经把人打得遗精的事情并没有入我的档案。我觉得自己以前虽然做过不少坏事，但也有过救人为乐的好事，做了电工，读了夜大，还有一个挺不错的女朋友，简直已经到了人生的顶峰，目前确实是洗心革面的好时机。

有关入团，我心里很欣喜。人都有一种向上的积极性，即使在最堕落的时候。被枪毙的人看见阳光还会觉得欣慰呢。我对陈小玉说：“入团申请书该怎么写呢？”陈小玉开玩笑说：“你大字不识几个，写入团申请书，简单一点诚恳一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听了这话，非常之沮丧，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吗？

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我对陈小玉说，我在厂里表现很差，经常被胡得力抓迟到，奖金扣得只剩下个位数。我这种人能入团，自己都觉得惭愧。陈小玉说：“你不是救过赵崇德吗？ 好好表现，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没优点啊。”

我说：“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开心就好。”她听了就特别开心。

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浑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

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

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

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

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三班女工的脸上。别人都夸她好看，还说她脸上是职业性的笑容。我当时不解，职业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吗？

与科室女青年相映生辉的，是科室男青年。他们在午饭时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之相比，生产男青（就是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下流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像马达。谁是科室男青，谁是生产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显得很特别，我手里是一本《收获》，但我其实是个电工。

我的这种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视，认为我是在装逼，其次是被生产青年鄙视，认为我还是在装逼。只有陈小玉和图书馆的海燕说，路小路是个有点天分的文艺青工——请注意，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青工。

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

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

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在那幢楼里，白蓝、陈小玉、海燕，还有各色各样的科室女青年，她们也像那些书，被我的记忆整理之后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年轻时遇到了那么多姐姐，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姐姐们都去哪里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声名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就是喜欢鼓励别人写诗。陈小玉和海燕发现了我的才能，但同时也把我送到了坑里。工人师傅遥遥地看见我过来，就冲着我大喊：“诗人！诗人！”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干部看见我，一般不嘲笑我，而是用一种很冷的目光瞟我。我去上厕所，听见有人蹲在那里大声地读我的诗，然后把厂报搓一搓，用来擦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嘲笑，起初我以为他们嫉妒我的才华，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把我当成是个写打油诗的。

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

有一天，我独自在化验室里换灯管。那些化验女孩说：“哟，路小路哎，现在是诗人。”我说你们不要取笑我了，我一个电工而已。那些女孩说：“你写得很好啊，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想了半天，认为这是一种表扬，而且是善意的，我就很开心。为了报答她们，我把刚学来的一种游戏表演给她们看，这是我从夜大学来的，叫作笔仙。工厂里的女孩不懂笔仙，笔仙最初是在大学里流行的。

我对她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笔仙，然后拉起窗帘，在桌上铺开一张纸，写上字，念叨了几句咒语。我和一个女孩握着一支圆珠笔，旁观的女孩都很紧张，小脸蛋都红了。这个游戏确实很好玩，用来泡小姑娘最合适不过。圆珠笔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慢慢地在纸上打转。笔仙出来了笔仙出来了，她们小声地发出赞叹。路小路你真神奇，你从哪里学来的，你一定要教教我啊。

后来，化验室的大门被哐当一声推开，一群干部从外面走进来。那些化验女孩尖叫一声，像松鼠一样四散而逃，瞬间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手里捏着一支圆珠笔，茫然地看着他们。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胡得力，然后是倒B，然后是小毕，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梦里。冤家路窄，也不能窄到这个程度。后来，有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他穿着不蓝不绿的厂服，而我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他指着我问：“哪个班组的？”

胡得力抢上一步，说：“电工。”

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说：“让他去糖精车间上三班。”然后又指着胡得力的鼻子说：“你是怎么搞管理的？”

后来我知道，这个中年人是我们新任的厂长，那天他带着各个科室的干部出来突击检查。有关他，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在他的经营之下，我们厂成为戴城唯一一个没有下岗职工的国营企业。我撞在他手里，死得硬邦邦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送一百条中华烟也没用。

那时候只要是个厂长，就被冠以企业家的称号。戴城有句谚语，只有穷厂，没有穷厂长。 那一年戴城的轻工企业开始下岗，工人拿一百多块钱工资，然后解放回家。我们厂恰恰相反，别人在卖厂房卖设备，我们在扩产，大批职工被送到三班第一线去造糖精。我们厂长被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以区别于“一般的企业家”和“倒闭的企业家”。但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他牛逼，那就让他去牛逼吧，上三班是傻逼，下岗也是傻逼，两者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要么做苦力，要么做妓男，我的未来就这两条路。

第九章 澡堂

若要我讲出整个糖精厂最喜欢什么地方，出于感情我会说是医务室，出于自尊我会说是图书馆，出于敷衍我会说是自己战斗着的每一个岗位，出于叛逆我会说是后门司机班养狗的小房子，其实都不是，我和所有人一样爱着那个倒霉的澡堂，一点没显示出自己智力或生理上的与众不同。

澡堂什么样子，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可以说说澡堂里的人，反正我没福气看裸体女人，就只能描述一下裸男了。他们分为两种，一种是青年，无论身材优劣都显示出了年轻人的朝气，另一种是中老年，他们或坚硬、或凋零、或残破，只要脱光了别想蒙混过去。偶尔也会有小孩进来，光着屁股在池子里游泳，这不在我考虑之列，我讨厌小孩。我比较爱看锅炉房的师傅，他们一伙人进来，哗地脱掉脏衣服，露出呆板的肌肉，全都像是拧成一坨的毛巾，然后一言不发往池子里跳，十分忧郁，仿佛失势的大佬。当然还有更帅的，例如六根，他戴着很粗的金项链泡在水里，双臂张开搁在池沿，还叮嘱我：这样泡着一定要把自己的奶头露出来，因为奶头浸在水里会让人觉得像少女。我不以为然，顺便多看了他几眼，果然胸脯松垮，和我强健紧实的胸肌没法比。

我去过一些公共澡堂，包括后来的桑拿房、大浴场，规矩很多，比如你不能把涂满肥皂的身体浸在水池里，也不能在池子里洗短裤，也不能游泳。但在工厂澡堂里，这些规矩全都是狗屁，还有人在水里尿尿呢。若干年后我和一个朋友去大浴场，我很自然地往池子里蹦，这位大概有洁癖的，立刻尖叫起来：“天呐，你竟然在大池里泡澡，太脏了。”我说脏个屁，这水不错啊。这个朋友说，你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是染上性病的吗？我一听就赶紧爬出来了。想想我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很天真，以为这池水就是纯粹混合了泥浆，而那一千多号男人竟没有一个患有淋病梅毒什么的。

在钳工班的时候，我比较老实，通常跟着老牛逼一起进去，还得帮他拎着毛巾肥皂，他洗澡，我在旁边候着，他往池沿上一躺，我就绞了毛巾给他搓背，做一个最勤奋最阿谀的学徒工，等到全部弄好了，我还得跑到冲淋房给他抢水龙头，然后大喊：“师父，这里这里。”别人听着，以为我他妈的是悟空。这种日子我受够了，后来他退休，我调到电工班，跟着长脚、小李和六根等人来洗，总算有了一点地位，这时会看见钳工班的魏懿歆，他还在给德卵搓澡，德卵算是找到终身免费的马杀鸡了。

我们在水池里调笑，互相泼水，好像欢快的少女，有时候还把人按进水里，让他喝一口，我也被人按过，告诉你，水是甜的，因为糖精车间的工人已经在下午率先洗过一轮了。有一次闹得实在过头了，保卫科的王明怒了，跑过来一把揪住六根的胸部。六根很诧异，因为他光着，并没有一丝一缕可供对方揪，后来发现王明真的是用手捏住了他的胸大肌，而且挣脱不掉，六根就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把王明拖开，在水里打了起来，没一个打得过他的，只有六根奋起，在王明的屁股上留下了几条抓痕，算是报了握胸之仇。

水里泡过，我们去冲淋。其保留节目是用毛巾抽打下体，当然是抽别人的，如果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这时最倒霉的是长脚，因为他个子高，比较容易被抽中，人又是瘦骨嶙峋，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又高又大，不抽它真是可惜了。有时候他在冲淋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睁不开，忽然被毛巾击中后臀，他转身，前面立刻挨了十七八下，人都打闷了，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踪了。至于我们这些青工，更是无所忌惮地欺负他，完全抽上瘾了，恨不得在他的阴部画一个靶子，他捂住命门到处乱窜，我们狂笑着把毛巾抽到他的屁股上。有一次长脚真哭了，我和小李收了手，抱歉地看着他，他说：“你们都是坏蛋！”

长脚也有报复的办法，谁抽他，他就趁人洗头的时候悄悄跑过去，把凉水龙头给拧上，滚烫的水落下来，那位就会惨叫，这时长脚也早就跑掉了。但他从未以这种方式对付过我和小李，因为他知道，我们抽他是爱他，而其他人是纯粹要欺负他。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对不住他的，我干吗要用抽老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爱呢？

那时在澡堂里洗头，都是用塑料盒子装的洗头膏，厂里发的，用食指伸进去抠一坨出来，抹在头上，很像是猪油。洗头膏有草莓味、菠萝味、橙子味，反正洗好了出来都是顶着一脑袋水果。我问白蓝：“你比较爱闻什么水果味的，我以后常用。”她说：“哦，榴莲的。”我又不是岭南人，打小没见过榴莲，不知道什么味，就问别人有没有榴莲味的洗头膏，人都快笑死了。

有一天电视上出现海飞丝了，我是全厂率先使用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洗澡的人看见了都很好奇，跑过来借，也是拧开了盖子倒出一捧在手心，十几块钱一瓶的东西当场用光，有人顺手抹在阴毛上，把下面也弄得香喷喷无头屑的，十分可恨。

洗澡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生理学上的鉴赏，看看谁的老二更大。看多了自然很无聊，反正长脚永远冠军。后来有一天，长脚忽然发现元小伟的尺寸惊人，比自己还大了一圈，于是震惊全澡堂。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二百二十伏的电流打一下。师傅们说，原来电击还能有这个功能，太神了。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画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吗？”

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

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说，你在想什么，我们之所以抽你是因为喜欢你或者要欺负你，从中得到一种施虐的快感，如果去抽元小伟，别人就会说我们嫉妒他，显得我们的鸡鸡都不如他，操，谁会去做这种此地无银的事情。

元小伟出名了，电工班发现新人类。车间里的阿姨们，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阴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根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鸡鸡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

澡堂很热，工厂里的工人喜欢把自己泡得皮松肉垮，通常都把蒸汽阀开足，发出轰轰的巨响，人就在热与闹之中浸泡着，时间久了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如果睡在池沿上，里面空气糟糕，会一下子睡过去。有次死了个退休老工人，花白的头发，肚子鼓胀着，据说是心脏病。

洗完澡不能在里面久留，以免热出一身汗。走出澡堂，看到楼上女澡堂的阿姨和姑娘们端着脸盆下来，头发湿漉漉地披散着，面色潮红，宛如发春。女人洗澡以后的模样不能随便给人看，会引发遐想，但是在工厂里，所有的女人都被所有的男人看过，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很遗憾，我从来没见过白蓝这副模样，她不在工厂里洗澡。

白蓝这个人有点古怪的，全厂都知道，一般都让着她，因为她占据了独特的岗位。我也让着她，因她在我心里有独特的位置，而且我对她的古怪了解得更为全面，不，不能说是了解，应该说—体验。虽然和她吻过一次，但我并未享受到应有的优待，她不爱别人刨根究底，或报以沉默，或轻轻闪过，对我则显得喜怒无常，心情好了她会说点，心情不好时就很不耐烦。有次我问她，干吗不在工厂洗澡。她心情很好，说：“我从小就不爱在公共澡堂洗澡，太可耻了。”我说：“这也没什么可耻的，谁会来看你啊，看你的也是女人。”白蓝说：“你知道女澡堂什么样子吗？”我说我知道，女澡堂没有大池子，全是莲蓬头，不过我厂的女澡堂莲蓬头早就全都被人拧光了，成了水柱，我去换灯泡的时候看见过。

白蓝说：“很多女人围着一个莲蓬头，排队，有些霸道的女人会抢，光着身子啊。我觉得可耻。我小时候都是姑妈带着去洗澡的，她又不太管我，印象很糟糕。”

我说：“我不信你没洗过公共澡堂，你又不是外国人。”她点头说：“我当然洗过，念大学的时候。我现在在家里洗，你管不着。再敢说我是外国人我跟你急。”

我在她家里玩过，看到过卫生间，里面有一个还算不错的铸铁搪瓷浴缸，砌在水泥里，外面胡乱贴了些瓷砖。有一个凉水龙头和一个热水龙头，凉水那个还行，热水的根本就是摆设，她得烧开了水，拎着水壶往里倒水，再兑凉水，然后盆浴。这并不舒服，洗头尤其麻烦。要是在冬天，能把人洗成一根冰棍，也不知道她怎么坚持下来的，居然还沾沾自喜，好像不食人间烟火。

我很快就管着了她，那浴缸堵了。

先是拿了皮老虎，一通乱拔，又拿了钢缆往里通，搞了很久，我累得全身是汗，最后用铁钩钩出来一堆头发，沾着黏液，毛骨悚然。头发这玩意儿在枕头上很浪漫，堵下水道实在吓人。她倒还好，看了看说：“嗯，再通一下，免得过两天又堵。”我说：“你不恶心吗？都这样了。”她说：“别忘了我是医生，我虽然有点洁癖，但是并不害怕任何人体器官。”我说：“白医生，咱们是不是像当年一样，我给你修车我先骑一圈，我给你通了下水道，你也让我洗个澡吧。”白蓝说：“滚。”

我说，你丫看上去漂亮，有洁癖，其实也是个邋遢人。我妈隔三岔五就用刷子刷浴缸，洗澡以后都先把头发捞上来，下水道稍有不畅就让我爸去通，家里虽破，长期保持着四星级宾馆的服务水准，看看你自己吧，吃过早饭的碗都还没洗呢。白蓝听了有点惭愧，说：“我一个人过日子，一切从简了。”我说：“去工厂澡堂洗澡更简单啊。”她说：“说了半天，还是要我去澡堂，存什么心了？你有望远镜吗，看得见我洗澡？”最后她不耐烦了，又不好意思跟我翻脸，就走过来吻了我一下。

“别废话了，好好干活，这就是给你的奖励。”

“地主婆就是这么糊弄家里的长工的。”我说完拔腿就跑，后面一个拖鞋飞了过来。

又过了几天，长脚在澡堂里捣鼓，检修管道，出来告诉我们说，这次冲淋房的莲蓬头都装了新的，洗澡可舒服了。我们都去试了一下，果然很爽，以往鞭子一样的水柱现在变成了温柔的雨滴，洒在头上，洒在身上，洒在老二上。顺便说一句，水压大的时候这种水柱能把男人的蛋蛋打肿，绝不敢直迎而上的，现在问题都解决了。

我告诉白蓝：“澡堂里有莲蓬头啦，舒服。”白蓝说：“怎么个舒服法呀？”我心想，蛋蛋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害羞，但脑袋的舒服还是可以说的。就形容了一下，洗头是如何畅快，尤其对长发女子而言，现在全厂的女人都在莲蓬头下面欢笑呢，就剩你一个，郁郁寡欢的。她听了倒也动心，说：“嗯，等我心情好了去试试看。”

终于有一天，那么骄傲的白医生，她也提着一个脸盆进了女澡堂。我很欣慰，我他妈被她撺掇了去考夜大，作为一种无聊的报复，她被我撺掇了去澡堂。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只觉得人应该open一点，有什么心理障碍的，照实了去磕就行。这种直来直往的拳法对我自己有效，对白医生这么猛的女人来说，也应该可以。我没想到，澡堂和夜大一样，给我们各自带来了麻烦。

当天白蓝从女澡堂端着脸盆，和小噘嘴说笑着一起出来，迎头撞上的不是我，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她们遇到了保卫科的王明。

我厂的女人，姿色都有排名，随着时光变迁，新人进厂，旧人离厂或老去，排序会出现变化。头号美女当然是厂长办公室的那位冷艳雕塑，二号美女在财务科，三号美女是个跑销售的。白蓝的排位比较有争议，大概在二十位左右，小噘嘴和她差不多，这没什么可骄傲的，阿骚阿姨也这个档次（若论帅哥，我是全厂第一名）。那天洗完澡，两个人热气腾腾地下楼梯，白蓝的湿头发披在肩上，洇湿了衬衫两肩，脸色绯红，被王明看见，他喜欢上了她。过了一会儿，食堂秦阿姨出来了，也冒着热气，她是爱情线民，顺嘴说了句：“白医生的身材真好，今天我算是看见了。”我正好从男澡堂出来，看到她，感叹今天撞上了王母娘娘，听到这话又妒又气，恨不得拿肥皂堵了她的嘴。

我对白蓝说：“你别去洗了。秦阿姨在外面乱说你的身材。”她听了，倒一下子来劲了，说：“怎么说我的？”我说：“秦阿姨说你身材好。”她说：“好在哪儿呢？”我说：“这倒没有具体说，估计得请她吃饭才肯说吧。”白蓝说：“那你请她吃饭啊。”我说：“我干吗请她？我请小噘嘴也是一样啊，说不定她已经告诉了小李，我去问小李只需要派根烟就可以了。”白蓝板下脸说：“你敢。那我以后也不去洗了。”

我总算放心，一转脸，又觉得自己反复无常如小人，很不是滋味。人性真是太他妈的复杂了。

我和白蓝吻过以后，有一阵子觉得自己很恍惚，身上软绵绵的，好像洗过了热水澡。爱情并不是力量，它使我没力量，陷入一种很尴尬的温柔里。无论站着坐着，我都会想起她，然后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我还会忘记时间，在洗澡和吃饭的时候发呆，觉得心里堵着，任何人打搅我的沉思都会让我心烦。这种感觉是如此美好，后来想起我师姐阿英，她爱着六根的时候也这样，我就觉得没什么大意思了。回家往床上一躺，又想，我们怎么能跟那对活宝相提并论，太不值钱了。

过了几天，小噘嘴偷偷告诉我们：“王明在追求白医生。”

小李说：“王明这个人很讨厌的，会打架，而且不太讲理。”

小噘嘴说：“那天我和白蓝一起从女澡堂出来，看见王明，他的眼神就不对。我还在想，到底是看我呢还是看白医生，昨天我下班去图书馆，看见王明从医务室里出来了。”

我说：“这不代表他在追求白蓝。”

小噘嘴说：“女人的直觉很准的。等着瞧吧，有你开心的。”

我噎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其时宣传科的小毕已经上调到局里去，并且和领导的女儿结婚，跟白蓝之间断了联系，我在厂里混成一介猛人，她也锋芒毕露的，彼此都找不出情敌来。忽然之间，王明出现了，关键是，他并非小毕那种温文尔雅、不可企及的类型，他是我的同类。我斗志全满，大声说：“让他放马过来。”小噘嘴说：“知道你喜欢白蓝，但是，你算老几？你还是负责保护长脚吧。”我笑了笑，心想你反正也不知道我们亲过嘴，为了这一嘴我都能把王明打翻在地。多日来柔软的身体，又满负荷运转起来。

其实我不太擅长找碴，往别人身上栽点赃，然后痛殴之，有失我一代宗师的风范。况且，这个王明身强力壮，出手迅猛，在澡堂里光着屁股都敢打人，绝非吴主任和倒B能比的，真动起手来我占不了上风。衡量了半天，我没想出更好的办法，要么去自行车棚里扎他的车胎，这也太小儿科了！

小噘嘴看出我的心思，说：“你别乱动啊。王明是退伍回来的，你打不过他，也不能打他。打了送你去劳教。”

我说：“退伍不错，我家里也有不少，从抗美援朝到自卫反击，还有一个烈士呢。”

小噘嘴说：“李光南，长脚，你们劝劝吧。路小路妒火攻心了。”

我大声说：“我才没有！”

我踩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已经快气爆了，脑子里漂浮的全是怎么在澡堂里把王明打翻，可是我又怎么能告诉他禁止骚扰白蓝呢？在厂里大喊白蓝是我的？事情太难了，真是受不了自己的缠绵悱恻。我拐到新知新村，那天是星期天，看她自行车在楼下停着，阳台上晾着衣服，我跑上楼敲白蓝家的门，很久没动静，过了一会儿她从楼下走了上来，踢踢踏踏的，脚穿拖鞋，拎着一袋梨，一手拿着个大的在啃。我说：“洗过了没有啊，就啃，没洁癖了？”白蓝说：“人家送的，都洗过了，我爱吃梨，等会儿给你削一个。”我说：“谁送的呀？”白蓝说：“保卫科的王明，他就住在街对面。”我跟着进屋，默不作声看她削梨，递给我，咬了一口觉得很甜，但我是真的吃不下第二口了。

白蓝说：“你这几天怎么了？小伙子要打起精神来。”

我说：“你怎么不让他送到家里来呢？特地跑出去拿。”

白蓝不语，把吃剩下的梨骨头从窗口扔了出去，淡淡地说：“你以为我家是随随便便就能进来的？”

我说：“送到门口也行啊，或者送到楼下，我没说要让他进你卧室。”

白蓝说：“你够烦人的，凡事都要绕晕了才高兴吗？”

我说：“白蓝，厂里都知道了，王明在追求你呢。我也知道了。”

白蓝说：“胡说八道，我都不知道呢。”

我一想倒也是，这件事根本就是小噘嘴在胡猜的，其实厂里没人知道。又看见桌上的梨，还真他妈给小噘嘴猜对了。我说：“其实啊，王明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跟你一点也不合适，他打人很凶的。上次在澡堂里，他把六根的胸都抓了，六根痛了好久哦，到现在还没恢复原状。你想想要是个大姑娘被他抓了胸是什么滋味？”白蓝听了已经笑趴在桌子上。我继续说：“这种人不能沾边的，你天真了，觉得拿他一袋子梨没什么事，明天他说这梨是他自己家里种的人参果，不谈朋友你就赔他一袋长生不老药，你怎么办？”

白蓝说：“你管得着吗？”

这么一来，我倒觉得没意思了，讪讪地站起来告辞，她也没拦我。我更没意思，抓了那只啃了一口的梨，一边吃着一边走了。然后我想，她是个古怪的女人，比我还古怪，比我所能想到的还古怪，但是我真的不信她会跟保卫科的王明谈恋爱。

关于王明，我所知道的很有限，此人二十六七岁，进厂以后做钳工，征召入伍成了个坦克兵。在和平年代，他拿过二等功，属于很厉害的角色。回到厂里以后他不再是工人，在保卫科做科员，平时不太出来，很低调的一个小干部。我对小噘嘴说的话并非吹牛，我爷爷上过朝鲜战场，回来很低调地做了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我一个远房表哥八十年代战死在老山前线，也很低调地埋在了云南，这些都不算什么。要不是因为家里有人做了烈士（我妈觉得害怕），很可能此刻我也在军营里呢。

我和王明不熟，此前他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在澡堂里教训了六根。我不爱去保卫科，他也不出来，我们俩最常见面的地方就是澡堂，裸身相对，刺刀见红。那时我狂练肌肉，每天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三公里长跑加四根弹簧的扩胸器，很快就自我感觉是变形金刚了。下班走进澡堂，我脱掉衣裤，光着往池子里一蹦，溅起巨大的水花，旁边的老工人敢怒不敢言。我在池子里泡着，闭着眼睛告诉六根：“王明来了，你就把水泼他脸上。”六根说：“我不敢，他来了你去尿他脸上好了，我给你助拳。”我说六根你丫真没出息，给人打了，兄弟我为你报仇，你居然不敢挑头，白挨打了。六根说：“我已经报仇了，我在他屁股上挠过了。你要死自己去死，别拉上我。”

我没辙，坐在水里养神，后来看到王明来了，他蹲在浴池的另一边，隔着氤氲的蒸汽，他闭着眼睛，久久不动。我也不动，看着他，忽然他睁开了眼睛，迅速地瞪了我一眼。我闪开眼神，又觉得这样很傻逼，就回过眼平静地看着他，这样看了一会儿，他不肯认输，我累了，往池沿上一趴，招呼长脚过来给我搓背。

另一次，我去医务室，迎面遇到他出来。他说：“你就是那个路小路？”

我说：“是啊。”

王明说：“要征兵了，过两天体检。”

我没理他，走进医务室，看见白蓝坐在桌子边，低头写什么东西。我说：“刚才我遇到王明了。”白蓝嗯了一声，把桌上的东西收了，抬头说：“王明请我看电影。”

“去吧。”我说，假装这件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

白蓝很奇怪地看了看我，没说什么。于是一下子沉默下来，我在医务室里转了一圈，随手翻翻，东张西望。白蓝盯着我看。我从地上捡起一个踩扁的烟屁股，说：“傻逼在你这儿抽烟。”她愣了一会儿，说：“就是他干的。”

我带着白蓝去看电影，她别出心裁地说要看通宵场，第二天明明还要上班的，我们约好了一起调休。那晚上电影院里就我们俩，影片很无聊，在黑暗中，头顶上划过一道蓝色的刀锋一样的光，落在银幕上，变成图像，又似千军万马涌向我的眼睛。起先我和她坐在第一排，觉得这样很爽，后来受不了这种视觉上的强暴，就干脆退到最后一排，她用膝盖顶着前面的座位靠背，身体下陷，目不转睛看着前方。到了后半夜，她撑不住了，先是靠着我的肩膀睡觉，然后侧过身体趴在我肘弯里睡。有一段时间，我摸着她蓬松的头发，心想，我二十岁，她也才二十四岁，这是怎么回事。我也困了，快要睡着时，她忽然醒了过来，昂起头对我说：“其实我不讨厌王明，他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坏。”我说：“你是不是做什么梦了？”白蓝说：“是的，梦见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不讨厌他，我只是害怕他。”

那天早晨回家的路上很凉爽，道路干干净净、畅通无阻。白蓝说：“你有没有想过离开戴城，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说：“早说这个，干吗还让我考夜大？”

白蓝说：“我错了，不说这个了。你应该考上夜大，毕业以后到科室里上班，这是一条幸福之路。”

我说：“这样才配得上你嘛。保卫科算个屁。”

九三年的秋天我本来可以去部队的，结果被人撬掉了。后来我才知道，厂里不太希望那种技术骨干、优秀青年被征召入伍，因为活没人干了，也不太希望我这种人去参军，因为劣迹斑斑，搞不好会被退回来，很没面子。假如我在部队表现优异，拿个二等功之类的，退伍回来又不免要安置我到科室，让我小人得志，十分危险。好在我处于恋爱期，当兵的愿望没那么强烈，也就不追究此事了。

征兵体检是在厂里进行的，照例是医务室里。几个车间的适龄青年分批接受检查，轮到我们机修车间，去了七八个人，肃穆地站在门口。我看了看没有长脚，觉得很奇怪，后来一想他这个身高恐怕睡不下军营里的床，就释然了。小李本来要来的，鸡头坚决不让，说电工班最近很忙，把他捂住了。来的这些，都是可有可无之人，其中个别人戴了副近视眼镜，显然是想逃避征兵。

我走进去没看见军人，只有两个穿便装的阿姨，估计也是医生，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白蓝在一边和她们说话，也是北京腔，我的京片子跟白蓝学的，七七八八可以冒充一下。阿姨们让我立正，抬腿，做几个动作，看她们的脸色很满意，我反而有点担心了。接着又测了视力和听力，我右眼视力有点差，一位阿姨犀利地瞥了我一眼，说：“装的？”

我说：“我真看不清，打枪不行，您让我去做工兵吧，挖地雷我可以的，我是电工，而且跑得快，雷绝对没问题，什么跳雷踏雷防坦克雷都不怕。”

阿姨说：“唆，你是雷神？”旁边白蓝已经捂着嘴笑岔了气。

我穿好衣服晃出来，元小伟进去了。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儿，阿姨们对元小伟非常满意，我心想你们果然有眼光，这小子已经练到可以徒手撕开电网的程度了。没几天消息来了，元小伟雀屏中选，戴上红花，坐上汽车，工会的人敲了一通锣鼓，送新娘一样送到部队去了。对此，鸡头十分感慨，说这么个尤物竟然去了个全都是男人的地方，真是浪费，前几天差点把他转让给阿骚阿姨呢。

白蓝对我说：“路小路，我觉得你又破灭了一个理想，没做成营业员，没进科室，现在参军也没你的份儿。”我说：“我从来没有要参军的理想。”白蓝说：“你们男孩子小时候都会向往去参军的，玩打仗游戏，扮演解放军攻占山头。怎么能说从来没有这种理想呢？”我说你不太了解男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情愿做白军、鬼子、土匪，这样比较好玩，但是和理想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我他娘的不想和她再谈论理想了，那会儿知道自己要去糖精车间上班，心情低落，全无兴趣再去调侃自己。

此后一阵子，全厂检修，电工班缺人手，鸡头把我强留下，算是多赖了半个月。调令发到车间，也跟参军一样，不可能有回旋余地。我认命了。

那年秋天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一条运甲醇的船炸了，爆炸地点就在糖精厂紧靠的河边。按我爸爸的安全教育法，远离管道、阀门、储槽、罐头车，竟从未提到过船，这说明人们的经验与现实之间仍存在着距离。事故发生时，船舱里是空的，甲醇都抽走了，密闭的船舱里净是混合了甲醇的空气，有个漆匠拉了根电线，提着一个发亮的灯泡钻进去干活，在他落脚的一瞬间滑了一跤，灯泡砸碎了，于是那条船轰的一声变成了飞船。当时我正在班组里跟人下象棋，只听到闷雷似的声音，桌面上的棋子翻了个身。鸡头放下茶杯，仰天长叹：“炸了。兄弟们，准备撤退。”

全体人扔下家伙跑出去看情况，发现厂里没事，外面有人骑车进来说：东边河道里船炸了，场面非常惨，船上的人一个没剩，沿岸的玻璃全都被气浪震碎，过路人伤了一堆。他们跑向出事地点，我扭脸往医务室狂奔过去，因为我知道红楼就紧靠着围墙，而白蓝的医务室又是最靠东的。跑进楼里时，众人都像马蜂一样乱窜，我上楼，一脚踢开医务室的门，只见向东的两扇窗全碎，玻璃崩了一地，椅子也倒了。白蓝坐在地上，捂着腮帮子不说话，像是震傻了。

我把她架起来坐到体检床上，看了看，还好，没有外伤，衣服脏了。她用力摇了摇头，问我：“哪儿炸了？”我说：“船炸了。”跑到窗口往外看，百米之外一片狼藉，炸成两截的货船在河里燃烧并下沉，街上全是碎片，各种人在狂奔。白蓝说：“我正想站起来开窗透透气，要是晚几秒钟，我会毁容的。”我说：“你这脸毁了可惜。”白蓝说：“你别站那儿，说不定会炸第二下。”

我回到她身边，蹲下来看她。她坐着，俯视我。互相看了一会儿，她说：“我没事。”

我说：“我就怕自己问你有没有事，你回我一句‘管得着吗’。你没事就好。”

她笑了起来，轻轻推了我一把，我坐在地上。这时听见外面王明说话的声音：“白蓝你没事吧？”我回头，看见王明站在医务室的门口，他显然很吃惊，为什么白医生坐在体检床上发笑，而那个路小路却坐在地上呢？这他妈太费解了。

王明说：“路小路，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和白蓝同时说：“你管得着吗？”

这次爆炸不是发生在糖精厂，事后没有人为此负责，船上死了三个人也无赔偿，这就算是自杀了。伤者都是岸上的过路人，还有我常去的茶馆被整个掀掉，皆自认倒霉。这期间白蓝离开戴城，去了一趟上海，我见不着她，心里很是惦记。有一天，保卫科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去换灯泡，小李和我一起去了，遇到王明一个人在科室里坐着。我不动声色地架了梯子，小李爬上去干活，王明严肃地说，你们电工班都这么浪费人工吗？小李问，你什么意思？王明说换一个灯泡就来两个人，一个人就干不了这个活吗，我看半个人都能干。小李回去把这话告诉了鸡头，鸡头跑到保卫科，对王明说：我们电工班怎么干活，你管得着吗？就连我最讨厌的车间主任也说，管得着吗。简直像商量了好的一样，一时间这句话变成了厂里人的口头禅了，除了真管得着的人以外，其他人一概管不着，倒也省心。

在电工班最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招惹是非。夜大开学了，我跑去上课，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教室里了，以前我并不爱上课，现在算是中了中学老师的咒语：当你离开学校踏上社会的时候你才会珍惜这张课桌。一点没错，我不但遇到了课桌，还遇到了一个初中女同学，她在人民商场做营业员，身材婀娜，看脖子以下我完全回忆不起她当年的模样。她很亲热地坐在我身边，教室里很闷热，她拿出一把喷了香水的小扇子，余风扇到我脸上，既凉又爽，我都快昏过去了。她低头说：“你念书的时候真的很皮哦，现在倒老实了。”我说我历经沧桑，已经被磨去了棱角—这种不要脸的话她听了非常有感触，说：“我也是。”下课间歇，她摸黑去上厕所了，我坐在那儿暗暗得意，心想自己还不错啊，居然有人给我扇扇子，而且她看上去很天真，完全不知道糖精操作工有多么低贱。这时感觉到她回来了，坐在我身边。我横着斜过身体低声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她说：“路小路，哼。”我听见这冷冷的声音就跳了起来，白蓝瞥了我一眼说：“你很可以啊，来，出来说话。”

我尾随白蓝走到黑漆漆的走廊，经过黑漆漆的小路，来到黑漆漆的树林边。我哭丧着脸，后来一想她也看不清，就把脸端了起来。她还走，我说：“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前面是河。”白蓝说：“我刚从上海回来，挺想你的，赶过来看看你，你就已经搭上小姑娘了。别解释了，我在后面看了你半节课。”我说：“你这显然是查岗。我告诉你，这不是搭上的，是我初中同学。”白蓝说：“居然还给你扇扇子！”

我走过去拉她的手，她捏着拳头不说话。我说咱们走走吧，这课我也不上了。这么拉着她走，觉得她的手逐渐放松，逐渐地没了脾气。后来她说：“你能这样我也挺高兴的，说明你不是没人要。以后机灵点，别得意忘形就好。”我自以为明白，其实完全没听懂她话里的意思。

第二天到厂里，他们告诉我，鸡头和王明搞起来了。

“搞”的意思容易被误解，要说明一下，“搞上了”是指上床，“搞一搞”是指合作或者恶作剧，“搞飞机”是指胡闹。至于“搞起来”，用北方人的话来说就是“杠上了”，充满敌意但是还没有到打架的程度，并且，双方以打架为上限，一般不会真的去碰那条红线。

事情非常简单，前一天下班，鸡头去澡堂洗澡，王明打开了蒸汽阀，给浴池里的水加热，鸡头觉得九月里的天气不需要这么热，就走过去关上了蒸汽阀，王明觉得一个曾经的坦克兵在耐热能力上远远超过电工，水凉了不爽，又打开蒸汽阀。两个人左拧右拧，王明的力气比较大，鸡头率先累趴，但鸡头有一帮手下，派了六根、小李、长脚等五个人轮番去拧，车轮大战，王明也累趴了。由于鸡头是电工班长，王明绝不敢揍他，就瞪他。鸡头说你瞪个屁，老子今天没带猛人过来，最牛逼的疯狂宇宙大鸡巴元小伟参军去了，最能打最扛打的神头浑蛋路小路念书去了，这两个任何一个在，都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么一闹，澡堂里洗好的人出来咋呼。鸡头是很有号召力的，那帮阿姨端着脸盆下楼，听了也觉得开心，就盼着鸡头被人痛打，可惜没打起来。鸡头洗完了澡出来时吓了一大跳，门口堵了二三十个相好的阿姨，一致鼓动他：必须镇住王明。

鸡头来找我，我正在收拾工具箱。鸡头说，今天跟我们一起去镇王明吧。我很不耐烦，说：“出手个屁，我明天就调走了，你自己去镇住他吧。我可不想像神经病一样在澡堂子里拧阀门。”鸡头说：“操，长脚说你练肌肉是为了对付王明，现在我看出来了，你这身肌肉是为糖精准备的。”我受不了这种羞辱，问鸡头：“你打算怎么镇吧？”鸡头说他打算反其道而行，今天的蒸汽阀别想关上。

下班我们一伙人提前来到澡堂，王明也进来了，我们一溜坐在浴池里等他。那水有点凉，其他洗澡的工人本来要去开蒸汽阀的，我们不让，非得等王明来了才行。他走过去拧阀，我们一起奸笑。水热了起来，王明走过去关阀，鸡头跟着他，把阀门打开了。王明微笑着说：“噢，你今天不怕烫了。鸡班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洗好了，再见。”鸡头失计，大声说：“怕烫不是男人！”

这种话在我厂向来无效，糖精厂的男人会嘻嘻一笑说，傻逼，你去做熨斗好了。可是鸡头遇到了王明，王明听了这句话，走回到阀门边，把蒸汽阀拧到最大，然后对鸡头说：“我要是比你们之中任何一个先站起来，我就是你儿子。鸡头，你怎么说？”鸡头说：“输了我们全体喊你爸爸。”王明说：“不错，可以。你要是赖账，我把你光着揪出去给阿姨们开荤。”

加热后的浴池从水面开始发热，脚底下还是凉飕飕的，感觉很怪异，不过很快我的皮肤就失去了辨别冷热的功能，水温迅速达到隆冬季节所需要的级别。原先泡在池子里的人全都受不了了，最初是科室干部，他们不太耐热，跟着是车间里的操作工，人们稀里哗啦往上爬，一边咒骂着鸡头的可恶。我身边的六根一直憋着，忽然大叫一声跳上岸去，我再转头去看，电工班的人皆尽溜走，又不舍得离开，全都贴在墙上给自己降温。池子里只剩下寥寥数人，我和鸡头在东南角，王明在东北角，都他妈尽可能离那个蒸汽阀远一点，以便多挨一点时间。池子中央还泡着两个锅炉房的师傅，他们才是真正的牛逼人物，一边洗，一边赞：“今天这水真是舒服。”我对他们说：“师傅，你们俩就别撑着啦，赢了也没人喊你们爸爸的。”那俩师傅又洗了一会儿，说：“操，你们这群傻逼。”跑过去伸手把蒸汽阀关了，然后上岸，说：“想死就去硫酸池里洗。”

他们是好心，但事实上延长了这场赌局，倘若蒸汽再开下去，我们就都熟了。如今阀门关掉，水温保持在将死而不能的境界，鸡头忽然长叹一声：“路小路，实在不行就跟着我喊爸爸吧。”说完嗷的一嗓子跳出水，猛扑向冲淋房，大喊道：“快给老子开凉水。”

于是这池水里只剩下我和王明。

人们围观并哈哈大笑，说今天非得死掉一个才有劲。我和王明隔着浴池的边线，起先还对视一眼，后来我也不想看他了，低头看自己，在碧清的滚烫的水中，我的身体呈现出一个扁平的折射，感觉自己的毛孔已经膨胀到最大，随便一撸就能把胸毛和腿毛都褪下来。我还能坚持得住，有人把气窗打开，稍微凉快了些，但我无法感觉到水温下降，相反，我的身体正在吸取着这一池热水的能量，像一台过载的马达。我深吸了一口气，心想，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在为鸡头卖命，只有我和王明知道，不是这样，在我们赤裸的身体之间，泛起粼粼波光的水面上，漂浮着白蓝的身影。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倒B进来洗澡了，倒B不明所以，今天的池子太空了，按常识来说是水烫，但我和王明的存在让倒B又产生了错觉。反正他就直接跳进了池子里，然后像倒放电影一样又惨叫着退回了岸上。倒B说：“你们在干什么？”

我和王明已经没法回答他了。

那天白蓝在医务室，本来等我下班一起去玩的，很久不见我过来，后来小噘嘴来了。小噘嘴说：“听说路小路和王明在浴池里泡着，打赌比谁耐烫呢。”白蓝不在意地说：“真无聊。”工厂里打赌，有各种各样，我见过最牛逼的是打赌吃癞蛤蟆，直接送医院急救了。总之都是别出心裁，吸引眼球。泡澡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况且白医生也没法亲自到男澡堂来看个究竟，她只觉得我又犯浑了，用这种无聊的方式赢取人生的微末荣誉。她有点生气，关了医务室的门，到车棚推自行车打算一个人走，听见门房快乐地说：“真牛逼，那么烫的水啊，我脚上长满了老茧都伸不下去。”白蓝到底是医生，转过身，骑车到澡堂门口。人们齐声跟她打招呼：“哟，急救队来了，这两个人还在里面呢。”白蓝说：“赶紧拖上来吧，会死人的。”

那会儿我和王明神志都还清醒，只是行动缓慢，手软脚软。赌到这个份上，谁先出水已经不重要了。鸡头也不想出人命，鸡头说：“别玩了，我喊你们爸爸，总可以了吧？”我和王明一起摇头，不高兴。我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临界点了，但我绝不相信王明可以比我多撑一秒，估计王明的想法和我一样。最后鸡头受不了了，他看见我一点点往水里陷，就招呼了所有人，把我和王明拽上了浴池。

我说我没事，看看自己通体发红，像上过烙铁一样，心跳加速，脑袋发涨。我站起来走了几步，觉得还好。那边王明也站起来，立刻一脑袋栽倒在地。我不由得大喊起来：“耶，我赢啦！”

那时候，白蓝问我：“你真觉得自己赢了？”

我说：“其实没赢，我记得是一起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但是最终他昏过去了，浇了一桶凉水才醒，我没事。按程度来说，我可以比他多坚持一小会儿吧。”

白蓝说：“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赢吗？”

我摇摇头，确实不知道，论身体素质，王明比我更好些呢。白蓝说：“因为你年轻，你二十岁，而王明已经二十七岁了。”

我说：“这也差不了多少。”

白蓝说：“差远了。反正你记住，这么玩，是要死人的，就算不烫死，心脏也会爆掉。我希望你二十七岁的时候不要这么冲动、玩命。我可能看不见你那时的样子，但是也不愿意你早死。”

我说我无所谓，过了一会儿我又说：“能赢了王明，我还是很高兴的。你不是害怕他吗？你看，他也会热昏过去，往他身上浇凉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笑他是个傻逼。我虽然也很傻，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但我确实挺住了。你知道一个男人光着身子躺在澡堂的地上被人浇凉水，然后醒了过来，然后抬头看见一群赤裸的人围着他，龟头全都指着他，好像是在对着他撒尿—这有多么可怜吗？”

白蓝翻着白眼说：“你也有过这种日子，忘记了？”

我说：“第一我没光身子，也没被龟头指着，第二我去年才十九岁。这他妈是一回事吗？”

说实话，我从不觉得自己所向披靡，因此每一次胜利我都很珍惜的。这件事算是记录在我的光荣榜上。此后在厂里遇到王明，我都占据了巨大的心理优势，稍有些得意忘形。不久听说王明在值班时巡查，走到甲醛车间，遇到了一种令他过敏的气体，很诡异地生出了满身红疮，怎么都治不好。他消失了一阵子，据说是长病假。几个月后，我在澡堂里洗澡，看见一个像金钱豹一样的人走进来，极其沉默地钻进浴池，嘟哝说：“舒服。”

他就是王明。他再也没有来厂里上班，而是躺在家休养，每当他身上痒得受不了了，就跑到厂里的浴池来泡着。他这个样子，公共澡堂是绝对不敢接收的，而我厂的澡堂则必须接收他，因为是工伤。他跳进池子里，所有人都连滚带爬离开浴池，连我也不例外，大家只能像女人一样去冲淋。他非常舒服地独自泡着一池热水，旁若无人，尽兴而归。他来了以后，澡堂里口口相传：今天金钱豹来过了，冲淋吧，别泡了。但他还算自律，并不是每天都来。有时他会扭过头来看看我，我在糖精车间干活，浑身发白，气色欠佳。

他会嘟哝一句：路小路，不下来一起洗？

第十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

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

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么玩意儿。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白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娱乐生活就是回家干老婆。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

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的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会场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鸡巴，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日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拼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事后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拼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

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四十五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

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全场哑然，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都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插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唆。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V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号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号叫谁不会啊？

那天在大礼堂，别人把我推上去比赛，我唱了一首《吻别》，又唱了一首《风再起时》，下面的工人哗哗鼓掌，还有一些比较骚的师傅，拖着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谊舞。两曲唱毕，评委亮分，九点九九！工会的干部在一边直龇牙。我高举右手，挥动，又抚着胸口做鞠躬告别状。电工诗人路小路从此就要阔别白班舞台，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啦。比赛结束之后，我拿了个第二名。我还奇怪，九点九九怎么还是第二名？六根说有个小阿姨上台唱歌时，把裙子撩了撩，昂头挺胸撅屁股，评委师傅们都看傻啦，给了她十分，只能委屈我做第二名了，没胸没屁股的，第二名也该满足了。我想想也对。去拿奖品，第一名是电饭锅，第二名是热水瓶，我只能提着个热水瓶走了。出门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群上中班的师傅又闯进礼堂，对工会的人说：“不许收摊，我们还没唱呢。”工会的人都快昏过去了。据说一直搞到半夜，工人一茬接一茬地进来唱，后来把那片的电闸拉了，才算结束。这些场面我都没看见，我回家了。

那次闹过之后，我知道自己说话得罪了白蓝，想请她吃饭。那天是我生日，她不知道。我摇了个电话去医务室，她说晚上有事，不能来。我独自在外面吃了一碗面，加了一块排骨和两个荷包蛋，吃饱之后，无处可去，就骑着自行车到新知新村去闲逛。那是秋天的夜晚，一些枯叶掉落在我头上，昼夜温差很大，我穿着一件薄夹克衫有点顶不住。我把自行车锁了，坐在她家楼下的台阶上抽烟。

我想起自己已经二十周岁了，一事无成，坐在这里，不久之后就要去上三班造糖精。这种生活不是我要过的，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混到哪里是哪里吧，人活在世界上，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我看见白蓝从那里过来，骑着自行车，边上还有一个男的。我没喊她，把香烟藏在身后，以免闪光的烟头暴露我的行藏。她和那男的交谈了几句，相互道别，然后男的就走了。她锁好自行车走进来，发现有个人坐那里，定睛一看是我，吓了一跳。

她说：“怎么你在这里？”

我说：“我等你。”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上来，我跟你说。”

我默不作声地跟她上楼，在拐弯的地方被一个破箱子磕中了膝盖，疼得要死，但我还是默不作声，瘸着腿走了上去。进了房间，她拉亮电灯，关上门，然后她说：“那个是我复习班的同学。”

我问她：“什么复习班？”

她说：“考研复习班。”然后她说，“不要到厂里去说。”

那天，我看到了她的考研资料，厚厚的一摞，我全都看不懂。我问她，什么时候考试，她说是在一月，录取之后转档案，然后她就去读研究生。

“去哪里？”

“上海，或者北京。”

作为男朋友，我本来应该质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些。但我忘记质问了，我在这种时候总是蒙头蒙脑，好像庄子梦里的蝴蝶，事后回忆起来，又觉得很羞惭。用我妈的话说，卡车迎头开过来也不知道躲一下。我什么话都没说，拉开门往外走，但她靠着门，不让我走。她歪过头问我：“还要再谈恋爱吗？”

我说：“谈啊，为什么不谈？但我现在想回家睡觉。”我再次去拉那扇门，这次她没拦我。我下楼的时候觉得膝盖生疼，她以为我会像上次那样一溜烟蹿下去，但我其实是无声地走掉了。

时光倒退到九三年秋天，我在车间里玩我的电工刀。那把刀是红色的塑料刀把，刀刃有十公分长，这刀是不开口的，后来我在钳工班的砂轮上把它打磨了一下，这就成了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器。我还想镗出两根血槽，但师傅们不肯帮我镗，说是会闯祸。这把刀陪我走过很多城市，揣在兜里，不算是管制刀具。天气潮湿的时候它会生锈，但蘸上水在砖头上磨一下，它就会恢复往日的锋利。

那天我玩刀子，用它练飞刀，我能把刀子抡圆了飞出去，也能把刀子缩在袖子里从肋下飞出去，五米之内必中靶心。我右手练完练左手，站着练完躺着练，还有犀牛望月、凤凰展翅、小鬼拍门、老鹰捉鸡等姿势。我很想找个活人来练练，不是往他身上戳，而是像马戏团里一样，顶着个苹果，我一刀飞过去准能把苹果劈开，要是伤了他半根头发，我甘愿抵命。但别人看到这种被打磨过的电工刀就哆嗦，死活不肯让我试一下。后来我觉得无聊，把刀子收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在自己虎口上划了一下，起初没觉得疼，几秒钟后，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把整只左手都染红了，伤口一跳一跳地剧痛。

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能把电工刀玩得像马戏团一样，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并且高举左手，去医务室找白蓝。一路上鲜血顺着胳膊淌到了腋窝里，路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在振臂发飙，走近一看才知道又发生惨案了。出了这种事故是很糗的，但我无所谓，我马上就要去造糖精了。

我在医务室包扎时候，大肥婆在白蓝身后站着，非常讨厌。我看着白蓝把纱布一层层缠绕在我手上，我问她，筋断了吗？她说没有，然后拿了一块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迹擦干净。大肥婆说：“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献血多好。”白蓝就回过头去瞪着她。我说：“化工厂的人不能献血的，血里面全是毒。”

白蓝对我说：“想自杀？”我说：“不是。不小心的。”她说：“这样子就像个亡命之徒了？”我说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博尔赫斯说，记忆总是固守着某一个点。我记忆中的二十岁，亡命之徒就是那个被固守的点。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实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连献血都没人要，嫌脏。我在一个不必亡命的时代里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被杀，我会被送去造糖精，犯了错会被扣工资，如此而已。在这种时代我可以把自己杀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不会为了糖精和工资而自杀，也不会为了爱情，但是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

那天在医务室里，我坐在体检床上，白蓝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大肥婆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我他妈也不知道这肥婆想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对着白蓝笑起来。她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大肥婆也不那么讨厌了，就让她在一边待着吧，这样很好。我的神经分裂的爱人终于无声地站在了彼岸，与我遥遥对望。

秋天时闹了一次地震，是东海海啸引起的。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摊摊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号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楼房，他们就聚在楼房之间，那么多人，掉个花盆下来都能砸死好几个。

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白蓝，找了一圈，发现她正趴在自家窗台上看热闹，还叼着香烟，比我更吊儿郎当。白蓝对着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车，三步两步蹿上去，进门之后一看，不得了，这娘们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衣，胸开得很低，赤脚坐在书桌上，嘴里含着一根咖啡色的摩尔烟，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脑袋上顶着十几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我想了半天，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后来想起来了，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就是这么个打扮。

我冲她喊：“地震了，你不知道？”

她不理我，两根手指夹着香烟，那只手在窗台前比画了一下，好像伟人指点江山，大声说：“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升西天返地府，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青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乱唱些什么，好像是诗词，又听不太懂。她转过头来，嘴巴里喷出一股酒气，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诗怎么样？”

“气势还可以。听着很熟，忘记是谁写的了。”

“还他妈诗人呢，这都不知道。这是我爸爸写的。”她吐了一口烟在我脸上，“今天地震我就想起我爸爸。”

我用手指在她眼前晃了晃，试了一下，还好，只是有点喝高了，不是烂醉。我将她拦腰抱起，扛在肩上。不是我要占她便宜，而是窗台上太危险，一个小震动就能把她掀到楼下去。我将她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胸脯猛烈地起伏。我说可能还有余震，这破楼万一倒了，我们就全死在里面了，到底跑不跑。她看着我，嫣然一笑，把脑袋上的塑料发卷一个一个摘下来，卷发披散下来，非常好看。后来她把丝绸睡衣脱了，睡衣从床上滑落到水泥地坪上，她站起来，顺脚将它踢开，就这么开始吻我。

她说，卷头发的时候听到动静，起初没在意，后来邻居都跑了出来，高呼地震。她也想出来，但穿着睡衣感觉有几分淫荡，她就留在了屋子里。她从书柜上拿了半瓶红酒，倒在杯子里，只喝了一杯就觉得身上发烫，头开始飘。以前她的酒量没这么差。这种感觉令她忘乎所以，好像漂浮在河流中。后来她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哭的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在戴城的街道上狂驰，形同亡命之徒。再后来，她看见我在楼下，就向我招手。

她说一九七六年她妈妈带着姐姐去唐山探亲，她妈妈也是医生，地震发生以后，她们两个都被埋在了里面。这些事情我都没听她说起过。她问我，卷发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她说：“我妈是天生的卷发，我不是。”

她说她爸爸是语文老师，七六年那会儿，她爸爸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也不说话，到了秋天，头发全都白了。她被寄养在亲戚家，偶尔看到爸爸，觉得他像一棵发疯的树。她说：“后来熬了十年，熬不过去，走了。”

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

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里。

我在她身下颠着她，她忽然问：“这样好吗？”问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我故意说，不好。她睁开眼睛，对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样？”我说不是的，像目前这种姿势，万一天花板砸下来，首先是令她脑浆迸裂，我将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这样很不好，万一我没死会被吓成个阳痿。我情愿用开始时的姿势，天花板砸在我的背上，说不定还能救她一命。

她哈哈大笑，继续在我身上起伏。她说这样也不好，路小路的眼珠子会被砸出来，掉在她嘴里。然后她从我身上跨下来，伏下身子，从床沿上抄了一个枕头垫在腹部。她说这样就好了，你被砸出脑浆我也看不见。我再次进入她的身体，那感觉有一点特别，因为失却了她身体的包围，我不再是河流中的船，而是在浓雾中狂驶的摩托车。后来她说，要命，轻一点。然后继续呻吟。

她的那地方非常紧，俯身之后更紧。她说这样太快了，放慢一点。她让我躺着，再次跨上我的腹部，然后用手把我拉起来，我的头被她抱在胸口。她说这样也很好，天花板掉下来，两个脑浆一起迸裂。我就说，既然一起迸裂，你就不用把我脑袋抱那么紧，我他妈都喘不过来啦。

后来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姿势，我把她的腿举高，我们都不再说脑浆迸裂这件事，因为体会到近似脑浆迸裂的感觉，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我射精的瞬间，她用力喊了一声，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床架子剧烈抖动，身后的玻璃窗发出哗啦啦一片撞击声，楼下像炸了锅一样：“快跑啊！又震啦！”我用尽全力覆盖在她身上，双手撑住床沿。我这个亡命之徒，和她这个亡命之徒，在第二次地震的时候到达了高潮。等到我的精液全部射出，等到阴冷而酷烈的死亡穿过我们的身体，我喘得像一台生锈的马达，而她却凝固在我身下。房间里，吊灯影子在微微晃动，楼下一片嘈杂，哭爹喊妈。这时床架子停止了抖动，她闭着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问我：“不震了？”

我说：“本来就没震。是我们干得地动山摇。”

她吃吃地笑：“我现在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一次地震的时间，相当于一次射精。”

那天，事毕之后，我们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壁抽烟。床沿紧贴的那一堵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块布。她抽她的摩尔，我抽我的红塔山，烟缸放在我的肚子上。她对我说，干得不赖啊，以前干过这个事吗？我说没有，但我看过不少黄色录像带。她就问我，看录像带的时候手淫吗？我说也没有，看的时候是一群人，不太好手淫，只能回家闭着眼睛回忆录像里的画面，然后手淫。这样干法，记忆很深刻，黄片里的动作全都背下来了。

她怪不好意思地说，自己长那么大，从来没看过黄片。我心想，妈的，这不是在暗示我，你那些上上下下的姿势都是实战学来的吗。不过我也没怎么在意，刚干完就揪着姑娘要她交代前科，这不是我的做派。我告诉她，那些黄片大多数是欧美的，女的声音低沉，好像胸口有一面鼓，这种粗臀豪乳型的女人非我所爱。有一次我看到一部日本片，那个女的是个护士，身材匀称，叫声就像你一样，仿佛母猫在说梦话。我还是喜欢医生护士。她打了我一下，这感觉不错啦，像是情侣了，两个人并排靠在墙上抽烟实在有点像监狱里的难友。

她说：“刚才很危险，真要砸下来，两个肯定一起死掉。”

我说：“死就死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她说：“我以为你会跑。”

我说：“这样不好，我都快射了，如果光着身子跑出去，一边跑一边射，太难看。我情愿死在床上。”

她说：“这样死了也不好，连在一起，别人分不开我们。”

我说：“不会的，他们会用锯子把我的鸡巴锯断，然后就分开了。我的鸡巴留在你的身体里，就当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吧。”

她说：“万一我没死，那还得我自己拿一小刀片锯断它，太残忍了，这办法不好。”

我说：“对你而言这应该不是问题啊，你不是医生吗？没割过这个吗？”

她说：“我要是中医就好了，割下来泡在酒里，每年清明节拿出来喝一口，壮阳。”

我说：“你丫壮什么阳？你还是留给别人壮阳吧，间接地体会到我的魅力。”

她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把我肚子上的烟缸挪开，就这么赤身裸体地代替了那只烟缸。然后坏坏地对我一笑，说：“再来一次。”

那天干完第二次，外面的风越来越大，雨水打在楼下人家的雨篷上，发出有节奏的噗噗声。楼下很安静，没有第三次地震。假如再来一次地震，我估计我的神经也受不了，大概会赤身裸体地逃到楼下去。莺声初啼，对人生骤然有了信心，不甘心就这么被砸死。

我说，我要给你起个绰号，叫抽水机。她说，你他妈终于把绰号起到老娘头上了，说完又打我。打过之后，我从床上跳下来，到窗口张望，楼下一个人都没有了，怪不得这么安静。天色浓黑，从这浓黑中降下的雨也应该是墨汁吧，我也不知道原先楼下的人是跑光了呢，还是都回家睡觉去了。后来一看闹钟，凌晨三点半，对面楼里的灯倒是还都亮着，好像除夕守岁。白蓝问我：“你要不要回家去看看？你妈妈还在家里吧？”我说没关系，既然新知新村的破楼没塌，那么农药新村的破楼一定也还矗着呢，我妈比你机灵多了，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这都是在农药新村练出来的。她说：“那你妈就不担心你？”我想想也对，就说，要是家里有电话就好了，这会儿杂货店的公用电话肯定是没人接了，等雨小一点我就回家。我说完这话时，她已经穿好衣服了，没办法，我也只能穿衣服。

她说：“这么安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说，本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嘛。我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中了她的套，就回过头去看她。她也在看着我，目光很难捉摸。我讪讪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手翻她的书，一摞很厚的考研教材，我也看不懂，都是些很深奥的东西。我对她说：“你不会酒醒了就不认账吧？”

她说：“我要认什么账？”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还想和你做爱。”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说：“你想吃泡面吗？我是饿了。”

我说：“我也饿了，太消耗体力了。”

吃泡面的时候，我对白蓝讲起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嫂子，也就是我堂哥的女朋友。白蓝不解，我为什么会没来由地说起她，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说，既然谈到黄片，我就想起我嫂子了。

我是跟着我堂哥他们一起看黄片的，当时就是录像带，他们几个小青年关在屋子里偷偷地看。那时我才读初三，不过也发育了。我去找我堂哥，结果撞上了，他们几个小青年就让我跟着一起看。后来有一天，我嫂子忽然从外面进来了，见了这场面就朝我堂哥没头没脸打过去，说他们把我带坏了。我堂哥哈哈大笑，让她把我领走。我嫂子带着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不高兴，又不能说，只能装出懵懂无知的样子，以骗取她的宽容。我看见她的乳沟，很深地嵌出一条缝，当时就起了坏念头。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后来她拍着我的头说，小路，你长大了不能学你堂哥，你要做个有出息的男人。

我经常想起我嫂子，别人都叫她阿娟，我也跟着叫，她不喜欢，让我叫她阿嫂。她是开服装店的，没读过几年书，但我觉得自己很爱她。她曾经对我堂哥很好，给他零花钱，为了他堕胎。北环帮和小公园帮火并的时候，她为了救我堂哥，拿着一根水管敲开了对方的脑壳，被称为那一带的红星十三妹。为此，她的店都被人砸了，但她也没说什么。后来我堂哥打她，打得那叫一个狠啊，她受不了了，就独自跑到南京去做羊毛衫生意。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的那种东西就是爱。我对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无所谓。我嫂子也给过我零花钱，她甚至说，等我长大了她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她去南京以后，我就不大和我堂哥来往了，我从心里觉得他王八蛋，后来他脑袋上被人砍了六刀，再也没人替他挡着了。

我对白蓝说，所谓有出息，这是一个很虚幻的词，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我知道什么叫没出息，并且知道，没出息的人不可爱。但是，我活了二十岁，仍然有人长久地爱着我，也有些人短暂地爱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那天我说完这些，就回家了。我很想和她睡在一起，但忽然有了一种很挫败的感觉，好像脑子里的精液也都射光了。现在我回忆的时候，知道那种感觉叫作虚无，当时却无法表达。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下子挫败了，如果当时知道那是虚无，大概也不会难过了，虚无就是这么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

下楼的时候我觉得腰里有点酸，心想，这该不是肾亏吧，如果二十岁就肾亏，到四十岁肯定变成阳痿啦。脑子一走神，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直剌剌地摔了下去。那块绊脚石哇哇大叫。我点亮打火机一看，妈的，二十多号人全都蹲在楼道里打瞌睡。这也难怪，外面下雨，又没有防震棚。我连声喊抱歉，这些人全都醒了，对着我看。有个教授模样的老头说，哎呀，谁家唱了大半夜的卡拉OK啊。我再不是东西，这时候脸也不由红了红，知识分子就是厉害，损人都这么有艺术感。

回忆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后，糖精厂岿然不动，只是塌了河边的泵房，那里平时没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巡游。这些耗子都很嚣张，而且聪明，比如它们过马路的时候，先是一只耗子出溜过去，蹲在马路边上吱吱地叫几声，后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气定神闲地向它走去。这么有组织有纪律的耗子，我们根本不敢打，怕招致严重的报复。

我和白蓝发生关系之后，陆续还做过几次，地点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她家卫生间蹲着，可以听见隔壁卫生间里小便的声音，当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听见，那简直就等于是布帘子了。白蓝说，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预制板拼起来的，虽然不够私密，但是这种房子很牢靠，特别防震，刚搬进去的时候都乐坏了。我可以证明，有一些年份里，中国人特别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碍了。

在那种房子里做爱，如果当时没有喝醉酒，就会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怕隔壁邻居趴在墙壁上偷听卡拉OK。我知道很多种偷听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拿个玻璃杯子杵到墙上，耳朵凑到杯子口。但是这种把戏在新知新村几乎不需要，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听见隔壁的声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来。

我把那天老头损我的话告诉白蓝，白蓝说，无所谓啊，随便他去说吧。但真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

干过之后，我还问她，为什么隔壁做爱的声音我听不到，难道他们也这么克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还有一次，她把套子含在嘴里，就这么给我套上了，技术非常高明，一般医生都不会这一手。干完之后，她让我用手指捏住套子根部往外抽。

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来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倒B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白蓝对我说：“你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怒了，我说，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净的。”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干完之后会随手摘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她打开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鲁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鲁采。

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哈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停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哈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我向往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她还说，我在糖精厂大闹会场的时候，她其实很爱我，可是她又很清楚，我这么干是找死。假如我只能永远上三班，那么，我的这种嚣张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说我无所谓，再说我也并不嚣张，我大多数时候都很温和的。

她说：“你不要自暴自弃就好。”

我说：“好的。”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不足一尺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我有点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

我吃兔子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

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她说：“你不也一样吗？你又写诗，又要绑雷管，搞得一会儿崇高一会儿暴力，我也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我吃完了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盘子里的兔头。我说吃饱了，兔头吃不下，再说那玩意儿有点像人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她说：“不吃就不吃吧，别再提什么兔子了，像两个神经分裂。”

有关她的温情，我都品尝过了，有关她的残忍，我只是从兔子身上间接地体会到。我对她说，我不想领教你的残忍，我总觉得你有一天会把我杀掉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赤条条地躺在被窝里，毫无睡意，非常清醒。白蓝披着一条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了一口烟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又说：“如果你是想为我去死，那没什么价值。如你所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做爱，竟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做爱也不大成功，时间很短。我归咎于三班颠倒，内分泌失调，但她也好像有点蔫，做爱中途还突然睁开眼睛看我，把我吓了一跳，当场失控，这种射精几乎等于是遗精。我觉得当时在她眼里看到的是一种杀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错了。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总而言之，会有一点绝望吧。事后她还安慰我，说每个男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遗精，射精，早泄，阳痿，都是必然要经历的。

我曾经对她说，我会去火车站送她，不管她去哪里。她觉得这样很好，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后来她真的坐上火车去北方了，我却没能送她，那天我在车间里造糖精，把反应釜里的硫酸和水放错了顺序，应该是先放水后放硫酸，我心烦意乱搞错了，结果那个反应釜发出轰轰的声音，好像烧开了一锅水，带着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了出来。工人们一声发喊，悉数逃光，有个女工在逃跑的时候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摔掉了两个门牙，扬言要让她老公来砍了我。后来她老公冲过来揪我领子，他是甲醛车间的工段长，老婆遭了难，当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任由他揪着，看着他把拳头举起来，但最后他竟没有打我。他私下里说：“这小子的眼神就像个杀人犯。”

他们把我送到安全科，写检查，写事故报告，一直搞到夜里才放我走。我想到她拎着旅行袋独自上火车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幕也很像电影，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一幕电影更令我难过。我就这么错过了送白蓝的机会。

五月的时候，我还见到她一次，她到厂里来办手续，顺便到糖精车间来找我。她黑了许多，穿着一件西藏的斗篷，样子很洋气。她把一头长发都剪掉了，像个男孩一样，而我剃着光头，活像个判了徒刑的。

她说自己被上海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九月份开学，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进修一个英语班。说完，她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光头，说：“怎么搞成这样了？”我摇了摇头，无言以对。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亚硝酸钠往锅子里倒，满头满脸的灰尘，顾不上跟她说话。我们两个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后来她就走掉了，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家里没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踪，以后一直都没再见过她。

有时我下班经过新知新村，在她家楼底下张望，窗户都是关着的，阳台上没有任何晾晒的衣服。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我想这是一种最好的离别方式吧，最不伤感，就像在雾中走散了一个朋友，事后回忆起来，只有一点点惘然。

大约六月底，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四月间从西藏寄出的，上面写着：走了几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记你。给我的小路。这张明信片被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后面，人人得而见之，但事实上没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点下班时才发现了它，当时头很晕，明信片正面是布达拉宫和蓝天白云。我看着背面的字，又看着正面的布达拉宫，翻来覆去地看。天色浓黑，只有厂门口的一盏白炽灯亮着，许多蠓虫绕着灯在飞，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爱着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梦境中路过天堂。我一时失控，眼泪落在几千公里的钢笔字上。

有时候我想，那年白蓝考研，然后和我做爱，又把她爸爸的书送给我，最后辞职离开戴城，我觉得都是她计划好的，她做事情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和我不一样。但我后来想想，我一个上三班的小厮，别人还要计划好了才跟我上床，这也太抬举自己了。在所有的计划中，大概只有和我上床这一节，算是一个意外吧？所以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她曾经对我说，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爱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爱我，还心甘情愿和我上床，这事情传到工厂里，简直不会有人相信。大概连我妈都不会相信吧。我问她：“你知道什么叫奇幻的旅程吗？”和你去西藏一样，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只是你不知道。我说，在我一生中能走过的路，有多少是梦幻的，我自己不能确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这倒是历历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视之为奇幻的旅程。我这么去想，并非因为我幼稚，而是试图告诉自己，在此旅程结束之时，就等同于一个梦做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说，那年送德卵去医院，我把他背进急诊室，我的心脏都快爆掉了，假如我当时发心脏病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为了德卵而死。鸡巴，我活了二十岁，最后为了一个钳工班的傻班长而送命，传出去被人笑死。其实真相是：我是为了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个演员，因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着我的亡命的角色。

我说，很长一段日子，我都认为自己无人可爱，所以只能爱你。我为这种爱情而羞愧，但在这样的旅程中我无法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担责任，假如无路可走，那不是罪过。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

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迸裂的样子了。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小包。当时是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

我笑了笑说：“我大概认错了，我记性不太好。”后来有一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叫她Lisa，并且吻了她的脸。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礼节性的吻。这种吻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有机会表达过。

她就跟着这个外国男人上了一辆别克商务。

我曾经对她说过，将来我再遇见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你的名字，因为有情有义，不能装作从来没认识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这种短暂的相遇，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告白，我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去所以又撞见了你。她说，你一个小工人搞得这么伤感干吗。她后来又说，你不会无处可去的，你也不会再遇到我。这些对话我早就忘了，我有时候回忆起它们，觉得这是我血液中的沉渣，也就是血栓，要是堵住脑子就会死掉。

半夜里，我躺在宾馆的床上，中间陆续有几个鸡打电话进来。我敷衍了几句，把电话挂了，然后等着它再次响起。我想着她当年说过的话。一直等到凌晨，电话铃声在一片静默中轻响，我拎起话筒，她在电话那头说：“我退房了，赶飞机回英国。”

我问她：“你生日是哪天？”

她说：“干吗问这个？”

我说：“不知道问什么好。随便问问吧，一直想不起你的生日。”

后来我挂了电话，点起一根香烟，在微弱的火光中我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姿态，注视着手指和香烟，坐在一个花坛边等待她，听着张楚的《姐姐》，一场雪即将来临。我就这么坐着，注视着，仿佛这个世界上空无一人。

第十一章 去吧，SWEET HEARTS ！

糖精厂的一年之中，数冬天最惨。这里的树木平时都是病怏怏的，到了冬天则迫不及待地枯死，好像是受不了这个地方，情愿自杀。这季节跑到厂里一看，草木凋敝，万马齐喑，地上的泥土都是五颜六色的，有的还结着一层盐霜。窨井里的废水冒着白色的蒸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火山喷发的前兆。这季节最惨的就是上三班的工人，其中尤以糖精车间为甚。甲醛车间尚且有一个密封操作室，电子程控，还有摄像机监控反应釜内部运转。糖精车间却是又破又烂，完全靠人工操作，如果想监控，只能把脑袋伸进反应釜的洞口里去看。我每天都要伸进去看几次，起初觉得很梦幻，如临岩浆，近似一部科幻电影，但看多了就觉得恐怖，而且那洞口太小，经常把我的下巴卡住，伸都伸不出来。糖精车间的休息室，只有很小的一间，工人可以在里面吃吃瓜子聊聊天，但不能抽烟，因为会炸。冬天的时候，一根蒸汽管通过休息室，里面很暖和，但不能总是躲在休息室里吧？如果跑到车间里，那地方冷得像冰窖，穿两件棉袄都顶不住。

糖精车间很大，从原料倒进去搅拌，直到白色的糖精流出来，需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分为好几步，由各个班组把守。工段长是这里的工头，芝麻绿豆的小官，但不能得罪，否则能把你整得生不如死。

我去糖精车间上班之前，长脚和小李请我吃饭。长脚哭了，说：“小路，都怪我不好。”我喝着白酒，说：“关你鸟事啊？”长脚说：“我去考夜大，你也跟着去考夜大，然后你就被送去上三班了。”我说：“你神经病，我去上三班是因为我调戏化验室小姑娘，而且被厂长抓到了。这跟你没关系。”长脚还是不能释然，只管哭。后来我们被他哭烦了，小李说：“反正明年还有一大批人要去糖精车间。”我说：“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们。”长脚睁大眼睛说：“我不去！我情愿辞职也不去！”

我举杯说：“为了我即将成为一个甜人而干杯。”他们两个都举不起杯子，我就独自把酒喝了下去。后来我们都喝醉了，怎么回家都忘了。

冬天的时候，我去糖精车间报到，穿着那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之前我做电工，总是穿着枪驳领西装去车间里干活，后来去造糖精，造糖精是不能穿西装的，只能又把工作服穿上身。我跑到车间里，车间管理员说我被安排在前道工序。我不知道什么叫前道工序，管理员说：“前道就是最初的原料投放，后道工序就是出成品了。”我问她：“前道好还是后道好？”她很智慧地告诉我：“前道很累很脏，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甜人。后道比较轻松，但你会浑身发甜。你喜欢哪一种？”我说：“我无所谓。”她摇摇头说：“你要是还没结婚，那还是前道比较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找到女朋友。”

我跑到工段上，有个叫翁大龅牙的工段长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补丁的牛仔衫，衣服拉链也坏了，就用一根麻绳扎在腰里，这副样子要多惨有多惨。翁大龅牙蹲在一条铁凳子上，也没问我名字，也没带我参观车间，他对我说：“小逼样，去扛二十袋亚钠。”我很讨厌他的腔调，就问他：“什么是亚钠？”他说是亚硝酸钠，还怪我没文化，连亚钠都不知道。我按他说的，跑到行车边上，二十公斤一袋的亚硝酸钠，一次扛两包。翁大龅牙在休息室里看着我，等我扛完了，他说：“拆包，全部倒进锅子里。”我不动声色，拔出电工刀，把蛇皮袋拉了一道口子，将二十包东西悉数倒进去。翁大龅牙说：“过两个钟头来叫我。”

我问他：“现在我该干什么？”

他说：“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我站在那里，环顾糖精车间，黑乎乎的全是些反应釜，还有肠子一样蜿蜒虬结的管道，冷冰冰的阀门和法兰。车间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黑灰，没有蒙灰的地方必定是窗玻璃被砸掉了。我坐在一堆原料袋上，等着那二十包亚钠反应成别的东西。后来翁大龅牙又跑出来，告诉我，必须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检查。我说不要扯淡，这个我见识过，只要把脸凑上去看就可以了，不必把脑袋伸进去。翁大龅牙说：“让你伸进去，你就伸。你有什么废话回去跟你妈说。”

那时候我经常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看着那些糨糊状的原料起反应，热气腾腾的，也检查不出个鬼。我知道翁大龅牙存心整我，但不知道是谁指示的。那个洞很小，脑袋伸进伸出很不方便，我就剃了个光头。车间里有个叫四毛的工人，这个人脑子经常犯病，看见我把头伸进去，就会用一根钢管捅我的肛门。我脑袋在反应釜里，毫无反抗之力，等我伸出来之后，他就哈哈大笑地跑掉了。我不能追他，否则就是擅自离岗。后来我抽了个冷子，见到他和翁大龅牙都在休息室里，我跑进去，叉住四毛的脖子，照着他脸上打了三拳，分别打在嘴上、眼上、鼻子上，打得四毛在地上滚。我又用劳动皮鞋在他脑袋上踩了几脚，四毛呜哇乱叫。我打完之后，撸了撸光头，对着翁大龅牙看。他叼着一根牙签，也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我曾经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没有电工天赋也没有钳工天赋的人，但我知道，造糖精是不需要天赋的。造糖精唯一需要的就是体力和耐性。翁大龅牙先是用二十袋亚钠考验了一下我的体力，然后让四毛来考验我的耐性。我剃了光头打过四毛之后，青碜碜的头皮下爆着一根Y形的血管，脸上却挂着一丝笑，翁大龅牙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我和翁大龅牙之间的事，都发生在白天。夜班就看不到他了，总算可以清净一点。但我也讨厌夜班，半夜出门，通宵干活，天亮前回家，假如我是个鬼，过的就该是这种日子。

当时和我搭班的工人，是个络腮胡子的大汉。他是秃顶，我是光头，两个人一起走在工厂里很引人注目。他绰号郭大酒缸，真名我想不起来了。此人常年在口袋里揣一瓶二锅头，常年喝得稀里糊涂出现在车间里，他醒着的时候打人很厉害，喝醉了则相反，随便别人怎么打他都无所谓。他喝醉了就迟到旷工，但绝不早退，一般都是睡醒了才摇摇晃晃下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活都得我一个人干。有时候他酒醒了，就很抱歉地对我说：“兄弟，对不住。”然后就把口袋里的酒瓶掏出来，要跟我共享。

很多中班夜班，我都是坐在休息室里，忍受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有一度，我很想打他一顿，给自己消消气，但我从来没打过醉鬼，这不是男人干的事，但要找到他清醒的时候又谈何容易？

有一天半夜，一个女人打电话到休息室，我接的电话。这女人在电话里喊：“郭大酒缸呢？他答应今天跟我去结婚的，怎么没来？”此时郭大酒缸正躺在地上打呼呢，我踢了他一脚，他纹丝不动，我只能对那个踩空了楼梯的新娘说：“他喝醉了，我叫不醒他，有本事你自己来弄醒他吧。”

后来等他醒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说：“该死，把登记结婚的事情忘记了。”然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兄弟，你真够意思。”我的手被他一双糙手捏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反正我从来没把他当兄弟看，我只当他是个会说话的酒缸。

有一天，郭大酒缸很清醒地跑到我眼前说：“小路，我辞职啦。”我说：“你是被开除了吧？”他摇头说：“我真的辞职啦，我发财啦！”我很不解，他就说：“你是我兄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女人买股票发财啦，现在我也发财啦。”那时候我听说很多人买股票发财的，他女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手面上有点小钱，买了股票，小钱就会变成大钱。我问他：“发了多少财啊？”郭大酒缸伸出三根手指说：“三百万。”我吓了一跳，三百万！那确实不用再来上班了。后来他拍着我肩膀说：“兄弟，再见，以后混不下去就来找我。”我心想，操，你这个王八蛋也不请我吃顿饭，就这么跑了。

二○○四年的时候，我回到戴城去看我妈。半夜里出去办事，回家路上，有个喝醉的人抱着电线杆在吐。那天风很大，我走路的时候有点走神，结果他吐出来的东西飘到了我的裤子上。我大怒，把他揪过来一看，竟然是郭大酒缸。这时有个穿西装裙的姑娘从酒楼里跑出来，连声对我说抱歉，然后扶住郭大酒缸，喊他：“郭总！郭总！”郭大酒缸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那姑娘：“什么郭总啊？开什么公司的啊？”姑娘说：“房产公司。”我说：“我操，发大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二奶？”姑娘红着脸说：“我是助理。”

我看她挺漂亮的，而且会害羞，就笑着说：“这个鸟人以前我认识，天天喝醉，现在还喝二锅头？”姑娘说：“喝的是茅台，今天陪投资商的人吃饭，郭总很少喝醉的。真是抱歉啊，既然是老熟人，那您留张名片吧，我转交给他。”我说：“不用啦。”我把郭大酒缸扶正，端起他的脸，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不错啊，西装是阿玛尼的，领带是什么牌子的？”姑娘说：“不知道。”我想了想，本来应该抽他两个大嘴巴，以示留念，但我一时找不到当年在糖精车间打人的心情，我轻柔地拍了拍他的脸。打人和做爱一样，十年前欠下的债，十年之后必然是一笔勾销。我曾经想抽自己一个嘴巴，现在想想也算了。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倒三班。深夜的工厂是另一个模样，走在厂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一些暗淡的灯光照射着路面，远处的贮槽影影绰绰。被灯光照射的蒸汽，在一片迷离中升起并且消散。机器的持续轰鸣和远处马达的声音，构造出工厂夜晚独有的寂静。假如我忘记自己是个造糖精的，而是一个摄影师，一个导演，一个画家，这种景色其实也是很迷人的。

夜班总是半夜九点骑着自行车出门，十点不到，我就进车间，把衣服换了，然后去交接班。我上夜班从来不迟到，因为必须交接班，假如我不去上班，别人就不能下班，这是工厂的规定。郭大酒缸是根本指望不上了。在我前面的那个班组是两个女工，让女工深夜回家是件极其缺德的事，会遇到强奸犯。我再坏也不能做强奸犯的同谋。

夜班很轻松，只要完成三批产量就能下班。我是前道工序，不用等别人，倒是别人经常催我干得快一点。那时候也有偷工减料的，明明应该搅拌两个小时的，就缩短个二十分钟，反正最后也查不出来，生产出次品也不会扣工人奖金，最多车间主任被撤掉。夜班没人管，只要不在车间里抽烟，抽烟会把大家都炸上天，对谁都没好处。

凡在工作间隙，我们就找地方睡觉。本来可以睡到休息室的，但那里太窄，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睡觉，很不成体统，况且还有一个郭大酒缸在那里散发着恶臭。只要不是很冷的冬天，我们就会找一个角落眯一会儿，或者是在贮槽后面，或者是在配电箱旁边，总之是一些黑暗而干燥的地方，又能睡觉，又不会被值班干部抓到。

夜班时候，厂里会配备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在办公大楼里。每到凌晨一点，干部就拎着个手电筒出来查岗，查到有人睡觉，就扣其一个月的奖金。有些干部很懒，或者跟工人交情不错，也可能就不出来查岗，有些比较麻烦的干部，比如胡得力和倒B，就需要大家打起精神来对付。那时候上夜班，第一件事就是到门房去问一声，今天哪个干部值班，门房的老头一报名字，我们就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觉了。

厂干部抓工人睡觉犹如一场游戏，具体来说，干部通常是零点时候走出办公大楼，最先去的地方肯定是配电站，配电站的值班师傅接受检查完毕，就会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化肥车间，然后他们自己就躺下来睡觉。化肥车间的师傅接到电话，就毕恭毕敬地等待检查，完毕之后，就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甲醛车间，然后他们自己也睡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像烽火台一样的警报系统，干部走到哪个位置，工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办法在工人和干部之间也形成了默契，假如遇到胡得力和倒B这种人，事情就非常麻烦，他们不惜绕路，先去检查甲醛车间，然后去糖精车间，然后再一个回马枪杀返甲醛车间，搞得鬼神莫测，工人非常头疼。每逢胡得力和倒B值班，车间里就得加派一个放哨的，通常是学徒工放哨，如果没有学徒工就派实习大学生放哨，如果都没有，就只能抓阄。放哨的人站在车间门口，一见到人影，就会喊口令：晚饭吃什么！如果说：“吃海鲜的。”那就是自己车间的人，如果没说海鲜，哨兵就撒腿狂奔，一路奔，一路用棍子敲打管道，这个声音沿着管道传到车间的四面八方，睡觉的人就从各个角落里像僵尸一样站了起来，非常恐怖。即便如此，像胡得力和倒B这样的浑蛋，仍然防不胜防，他们有时候会从货梯那里上来，抄我们的后路。这是不要命的做法，因为货梯很滑，没有扶手，很容易掉下去摔死。

被干部抓到睡觉，工人就会狡辩。睡觉有很多种姿势，到底哪种是睡觉，很值得辩一辩。我也是到了车间里才了解这门学问的，如果有研究睡觉的学者，我可以透露给你们，这门学问相当深奥。具体来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如果干部喊一声你就醒了，那不算睡觉，只算养神，如果干部喊了两声以上你还没醒，那就是睡觉。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如果流下了哈喇子，那就是睡觉。躺在地上的人，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一律都算睡觉，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在发羊癫风。至于站着睡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睡着，那都不算睡觉，因为你实在太牛了，能站着睡，超越了人类的本能，你是一匹马。

在糖精车间所有的工人中，只有郭大酒缸敢于明目张胆地睡觉，连胡得力都拿他没办法。郭大酒缸睡下去了就不会醒，一百个干部喊他都没有用。等他醒了，不但忘记自己被干部抓到，而且忘记了自己曾经喝醉过。发奖金的时候他倒是很清醒，要是少了一毛钱就会去砸车间主任办公室。

九四年我曾经被倒B抓到过一次，凌晨四点，连哨兵都睡着了，倒B从货梯那里蹑手蹑脚走上来。这纯属变态，这个时间我们都把产量完成了，机器也都关了，打个盹是天经地义。倒B之所以赢得倒B的绰号，就是这个原因，他老犯贱。他进了车间以后，在几个角落里分别找到了睡觉的工人，他都没叫醒他们，后来他在配电箱边上看到了我。我坐在地上，抱着双膝，脑袋深埋在胸口。本来，这个睡姿是不足以让倒B把我认出来的，但谁让我剃了个光头呢！倒B喜出望外，往我身上连踢了几脚，嘴里还喊：“路小路，抓住你睡觉了！”我诈尸一样跳起来，附近睡觉的工人也醒了，纷纷从地上站起来。倒B单指着我一个人，说：“跟我走，去办公室写检查！”

我迷迷糊糊跟着倒B往外走，走出车间脑子才转过弯来，妈的，原来我落在了倒B手里。他喊了好几年，我他妈竟然让他得手了。照厂里的规矩，抓住一次睡觉，就要扣当月奖金，半年奖和年终奖也要受影响。我有点心疼，走在路上很想找根铁管把倒B的脑袋敲开，我要是把他敲成一个失忆症就好了，但是，我下手没轻没重，万一打成植物人那就惨了，我得养他一辈子，还有他老婆孩子。砸人是很不好的，或许我应该把自己砸昏过去才对。

到了办公室，倒B非常开心，完全不知道刚才的一瞬间他将可能变成植物人。倒B说：“可算亲手抓到你了。”

我说：“我被抓到过很多次了，迟到早退，调戏小姑娘。”

倒B说：“可我没亲手抓到过你，你是以身试法，我是以身执法。今天我心情非常好。”

我说：“你这个王八蛋从钳工班的时候就想抓我，抓了快两年了，你还好意思说。”

倒B说：“你那时候还敢对我抡锉刀！”

我说：“王八蛋，还去劳资科告状，说我要用锉刀砍你，哈哈！”

我左一个王八蛋右一个王八蛋，倒B一点都不介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对我说：“把你的检查写在上面，然后写上你自己的名字，不然扣你奖金没证据。”

我说：“这还要什么证据？我人都在这里了。”

倒B说：“白纸黑字才是证据。”

我听了这话，就拿过笔来，慢慢地写我的检查。我先是嫌圆珠笔不出水，又把稿纸写破了，还有很多字不知道怎么写，这么磨蹭着，一份检查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倒B要尿尿，跑到厕所里去了。正中下怀，我跳到门背后，倒B的外套就挂在那里，我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块的钞票，还有一把毛票，全都塞进了自己裤兜里。我迅速写完检查，签上名字，等他回来就把那张纸递给了他，然后我就走了。我心想，倒B先生，你慢慢地去找证据吧。

有关我九四年的私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述：性生活非常紧张，处于大涝之后的大旱。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如果还是个处男大概会好过一点。倒三班使我的性欲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但我毕竟不是太监，适应这种节奏之后，加上春天适时地来临，我又成了一个性苦闷，只是苦闷的内容不一样，过去是想象，现在是回忆。

那年我二十一岁了，照正常的标准，我可以找女朋友，但还不能及时地与之发生性关系，只能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谈谈理想。这一点很让我悲痛，曾经大涝难为水，有几个亲戚想给我介绍女朋友，都被我回绝了。我可没心思再陪姑娘逛马路，我逛够了。我妈很着急，问我，是不是倒三班很累，连女朋友都谈不动了。我说不累，但我又要上三班又要读夜大，时间不够敷配的。我妈就很感动，认为我开始懂得珍惜时间了，她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我洗内裤，洗到特别脏的，也不说我下流，因为这是不谈女朋友的代价。

九四年春天，我在厂里上三班，晚饭和夜宵都是在食堂里吃一碗面，并不是我爱吃面，而是那米饭没法吃，全是白天的剩饭，又硬又冷，吃下去胃痉挛。其实那面也很差，都是食堂里用轧面机轧出来的，粗的地方像筷子，细的地方像钓鱼线，咬在嘴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毕竟是热的，而且还带点汤水。

有一天傍晚，我去食堂吃面，周围稀稀拉拉有几个上中班的工人。我把搪瓷盆子扔进窗口，又扔进去几张塑料饭票，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来了。我坐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汤水之中还有一块排骨。我觉得很纳闷，对着排骨看了半天，然后就把它吃了下去。第二天傍晚，照样如此，一碗面之下藏着一块排骨，我没再犹豫，干净利索地干掉了它。到了第三天，我吃完了排骨，刚想拎着盆子走人，秦阿姨出现在我的面前。

秦阿姨说：“路小路，排骨好吃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完蛋了，秦阿姨不知道给我物色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秦阿姨说：“那个下面的小姑娘，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得下面的，也不认得上面的。秦阿姨说：“不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条的小姑娘。”我继续摇头，下面条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们那操蛋的面条，到死也不会忘记。

秦阿姨说：“就是那个胖胖的短头发的，脸上有点雀斑的，她叫蒯丽。”我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好像是有一个姑娘站在炉子旁边下面条，全身都被热气包围着。我不可能看到她的雀斑。秦阿姨说：“就是她！人家小姑娘对你很好啊，免费给你吃排骨。”我说：“噢，排骨就是她放的啊，我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呢。”秦阿姨说：“你不要装傻充愣的，告诉你，蒯丽是我们食堂的一枝花，她看中了你。你呢？就是一个造糖精的”我说：“对啊，我一个造糖精的，她为什么要看中我？”

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坯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

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

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当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

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藉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唯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

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沤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

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

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O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

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

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她们放进了抽屉里。

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

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

这张名单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

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

我凑在人群里看热闹，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早已经中了咒语。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

我有点发蒙，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

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调了一批基层干部到车间里去，就是做榜样的。”

小噘嘴一脸泪痕，说：“胡说！就是厂长家的亲戚要到劳资科来，所以把我调出去了！”

小李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呀。”

既然是厂长要她下车间，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能劝她，想开点吧，我也一样上三班，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小噘嘴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有点生气，她接着说：“我以前在劳资科得罪了那么多工人，我还不被他们整死？”我心想，你总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长脚说：“那就辞职吧，要是调我去上三班，我就辞职。”小噘嘴又是一串眼泪夺眶而出，说：“你起码还会修管子，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小李说，小噘嘴学的是企业管理，而且是中专文凭，这种学历和专业在工厂里其实就是个屁，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如果去外资企业，那地方连大学生都在车间里做流水线，还不如我们厂呢。

我和小李出去尿尿，我们两个站在墙根，他对我说：“小噘嘴要是嫁一个科长，就不会被送到车间里去了。”我说：“你这是废话，人生没有假设。”他说：“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那时候我想，我也经常会做些白日梦，比如我假设自己是亡命之徒，假设自己有了钱，假设白蓝没有离开我，假设我和小堇谈恋爱。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想，可以去为之快乐或痛苦。但我不会去假设自己不上三班，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人类，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如果有个女科长可以让我娶回家，然后我就可以调回去上白班，鸡巴，我情愿一辈子造糖精。人可以没追求，但不能因此等而下之，去追些狗屎回来供着。这就是我的底线，我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

小噘嘴到糖精车间，做的是车间管理员，其实就是抄抄表，接接电话，很清闲。唯一辛苦的就是要倒三班，但她不用造糖精。车间楼下有一间脏了吧唧的调度室，专供管理员办公，里面的办公桌都是黑乎乎的，要是伸舌头去舔一下，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带着点甜味。小噘嘴很快也变成了一个甜人，我叫她sweet heart，她听了就笑。小噘嘴那时候像是变了个人，再也没有劳资科时候的装模作样了，看见我就喊我“路师傅”，搞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小李分手，嫁个科长什么的。小噘嘴说，哈，嫁个市长得了，我把厂长调来造糖精。我很喜欢她讲话的这种口气，让我想起从前有个厂医也是这样。

小噘嘴忽然就变成一个剽悍的姑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还以为她会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挂着一串眼泪呢。后来我知道，有些人受了刺激之后，脑垂体分泌异常激素，性格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小噘嘴自己倒不在乎这种变化，她骑着自行车进生产区，车速飞快，两鬓的短发像松针一样支棱着。生产区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她不管，有时看见我在路上走，她还冲我喊：“路师傅，我捎你一段！”我就跳到书包架上，她骑了一会儿就说：“你太沉了，你来踩踏脚，我扶龙头。”我们两个就像马戏团一样，骑着车子一直进车间。这事情被小李知道了，还挺吃醋，问我说：“她到底是谁的女朋友？”我对小李说：“你的还是你的。她不但捎过我，还捎过长脚，不信你去问！”小李说：“算了算了，管不了她。”

小噘嘴不但骑车在生产区招摇，还偷偷地学开叉车，叉车师傅看见她都竖大拇指。她没有叉车驾驶证，这也是违章，但生产区没有人管这些，干部都在很远的大楼里呢。自从她学会了这个，我也手痒，跳到叉车上开了小半圈，把一棵小树给撞断了。小噘嘴说：“路师傅，你不行，没这天赋。”我说：“原来你的天赋是做司机，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噘嘴说：“你爱信不信，我五分钟就学会开叉车了。”

有关天赋，我说过，我既不会修水泵也不会爬电线杆，现在又被证明不会开叉车。我只能着脸说自己的天赋是写诗，但这种话说给一个叉车女司机听，无异于自取其辱。我对小噘嘴说，你做我的sweet heart就够了，开什么叉车呀！

那阵子她跟我一个班次，虽不能一起上班，但可以一起下班。起初，中班夜班小李都会来接她。小李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出来，搞得神经衰弱，有一次出去修电路，糊里糊涂摸到了电门上，差点死了。后来小李请我们几个吃饭，对我说：“我老婆劳驾你下班送送，你正好顺路。我给你鞠躬。”我说没问题，我把你老婆当自己老婆护着，说完这话，被他们三个没头没脸地打。

那阵子我们厂附近出了个变态，此人骑一辆二十八的自行车，专门跟踪下中班的女工。女工都是小轮子的自行车，跑不过他，他也不干坏事，你骑得快他也骑得快，你累了他也放慢速度，始终跟在女工身后一米处。最可怕的是，他干这个事的时候，一不说话二不调笑，非常之严肃。这就不是流氓，而是变态，女工都吓得要死。小噘嘴虽然剽悍，对变态还是有点忌惮的，我上班都会先去她家楼下，接她一起到厂里上班，下班更是把她护送到楼下。这么干久了我怀疑自己会喜欢上她，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没说。

小噘嘴没遇到那个变态，但是另一个变态却出现在她身边，糖精车间的翁大龅牙看上了她。翁大龅牙是个鳏夫，谁也搞不清他老婆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他弄死的，有人说是受不了他弄，所以自杀了。总之，这些谣言都暗示着他是个变态。翁大龅牙上白班，白班人多，不太好下手，他就主动地免费加班，中班时候趁着办公室没有人，就往小噘嘴那里一钻，蹲在她面前，叼着一根牙签，对着她诡笑。小噘嘴很讨厌他，借故跑到车间里，往我身边一站。翁大龅牙跟在她后面一起过来，小噘嘴一指他，对我说：“他欺负我。”这时我就抄起一根撬棒，抡圆了砸在反应釜上，敲出一连串的火星。火星和烟头一样，都会炸，翁大龅牙也不敢过来，用手指指我，走了。后面工人就问：“路小路，你是她什么人啊？给她出头？”我还在犹豫，小噘嘴挎着我的胳膊，大声宣布：“他是我男朋友！”我不防她这么奔放，只能硬着头皮喊道：“翁大龅牙，你要是再欺负我马子，我找十个人把你门牙都掰下来！”

事后我对小噘嘴说，这样很不好，一则是小李会误会，以为我真要抢他女朋友，二则是我名声太臭，厂里知道我和你谈恋爱，一定会让你跟着我一起造糖精的。小噘嘴说：“你还当真了。实话说吧，我下个月就要调走了。”我愣了片刻，问她：“调去哪里？”小噘嘴说：“去水务局。”我说：“那就好。”

小噘嘴说：“小路，你挺好的。谢谢你这么多天一直接送我。”我说：“我这叫有情有义，不能对不起哥们。”小噘嘴说：“你不能光把小李和长脚当哥们，你也得把我当哥们。”我说：“我一辈子把你当哥们。”

那时候我就觉得，小噘嘴特别可爱。人的可爱是一时的，不可能一辈子都可爱，我能在她最可爱的时候做她的哥们，是很幸福的。我很想看到她和小李结婚，我是伴郎，长脚可以做伴娘，这样的场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如果永远都能如此，那我们就会永远可爱下去，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

九四年夏天，小噘嘴快要调走前的一个夜晚，我在澡堂洗澡，洗得浑身发红。洗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拎着毛巾肥皂往车棚方向走，忽然看见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厂门。这是下中班的时候，都在交接班，这个时候出工伤事故是很少见的。后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对我喊：“路小路，你还不过去看看，你女朋友出事了！”我先是没反应过来，随后想起她指的是小噘嘴。我扔下毛巾，顺着她指的方向狂奔过去。救护车先于我到达了出事地点，我跑到那里的时候，只见一群人七手八脚把一个人抬上了车子，车门砰地关上，随即呼啸而去。

我整个人像冰棍一样立在那里，边上的工人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杜洁结束了。”所谓的“结束”，是我们那边的切口，就是完蛋的意思。我问他们：“死了？”他们说：“倒也死不了，除非她自杀。”

那天小噘嘴是下中班，她骑着自行车往澡堂方向去，路上有一个窨井没上盖。那个窨井平时都有盖的，正好白天有个农民工疏通了一下，他就忘记盖上了。窨井很浅，口也很小，像我这么一条大汉就是想钻都钻不进去。半夜里，小噘嘴骑着自行车经过，前轮正磕在窨井上，她翻落在地，然后就掉了进去。她太娇小，那个窨井的直径仿佛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那么小的姑娘掉到了窨井里，下面流的都是从车间里排放出来的八十度以上的沸水。小噘嘴就这么掉进了沸水里。

所有人都说，小噘嘴太倒霉了，假如她没骑自行车，假如农民工把盖子盖上，假如她不是那么娇小，假如这是冬天（冬天沸水会冒出热气）。假如假如，人生没有假如。

她掉进去以后，大声惨叫，有几个过路的师傅把她从水里捞了上来。上来之后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有人告诉我：“脸上没事，但胸口以下全完了。”我看着那个黑沉沉的井口，假如它是一根烟囱，我会用锤子砸了它，但它是个窨井，它深陷于地表，我除了拿一堆土去填平它，别无办法。我无法发泄我的仇恨。后来我用脚把窨井盖子踢到它本该在的位置上，我骑上自行车去小李家报信。

有关小噘嘴的事情，厂里最终是这么判定的：她在生产区骑自行车，所以这起工伤的责任由她自己承担。厂里没有赔一毛钱。那次小噘嘴的妈妈哭到厂里来，说好歹求厂里给她买一台空调吧。她浑身烫伤，为了治病，七月天穿着一件橡皮衣服，把身上都绑了起来，那种滋味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象得出来的，她又疼又热又痒，天天哭着说不想活了。厂里说，那就照顾你一次，把劳资科的那台旧空调拆回去吧。

她妈妈就哭着走了。

假如让我回忆我的一九九四年，我会说，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结了很多私仇，冤有头债有主，这些私仇都可以用砖头木棍去解决，不管是我解决别人还是别人解决我。可是到了白蓝和小噘嘴这里，你就算送我一挺机关枪，我都不知道该去射谁。那时候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找不到所爱的人，尚且能爱爱这个世界，可是找不到所恨的人，要去空泛地恨这个世界，这件事太荒谬。

二○○四年，我去戴城的一家网吧，进门之后我就看见一个电线杆子戳在座位上，玩的是CS。此人用一把AK47，枪法极烂，但他就是不死，闪转腾挪，东躲西藏，三个人围捕他都没用。我看得好笑，从前他在厂里被师傅们围捕，这手功夫在十年之后居然还没忘。后来他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想回头也来不及了，被人用机关枪打成了筛子。我又想起他从前的样子，被逮住以后，一脸愁容好像堂吉诃德，管工班的师傅们看见这种表情，淫心大发，十几个巴掌在他头上乱拍。跟他玩CS，我也会有一种把他打成筛子的冲动。

后来他扭头看我，第一眼没把我认出来，我想这会儿手头上要有块毛巾就好了，照着他的鸡巴抽去，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再后来，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要和我拥抱。我说：“长脚，他妈的，你不要在我身上摸来摸去。”长脚说：“你不要叫我长脚，好多年都没人这么叫我了。”

长脚把我拖到账台前面，我把账台拍得山响，女掌柜从后面探出头来，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小小的脸蛋，细细的眼眉，但嘴巴却不噘了。她一看见我就发出一声尖叫，跑出账台挎着我的胳膊。她戴着一副黑手套，我注意到了。她说：“Sweet heart！喝酒去！”

那天在饭馆里喝酒，他们说我来得不巧，小李带着儿子去南京了。我问小噘嘴：“你怎么嘴巴不噘了？整容了？”说完“整容”我就想抽自己嘴巴，她却不生气，说：“都三十岁了，还噘着嘴，成尖嘴婆了。”

我说：“这下麻烦了，我喊你‘小噘嘴’都喊习惯了，你现在既不小也不噘嘴。”她说：“你叫我sweet heart啊，你现在天天嘴里夹着英语说话吧？”我说：“别取笑我了，我现在天天夹着操他妈说话。”

我故意问长脚：“长脚，你现在还在修管子？”长脚说：“去你的，我现在是网吧的投资人，电脑公司的老板。”我说：“还是修管子好，外国叫水喉工，到人家家里去修水管，经常能有艳遇。”长脚说：“我不要艳遇，有了艳遇就拿不到工钱了。”我说：“你可以跟她们在家里捉迷藏，肯定逮不住你。”

小噘嘴说：“你不要欺负长脚了，他刚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失恋。”我说：“三十岁的人才第一次失恋？”长脚说：“操，讨厌！”小噘嘴说：“长脚爱上了隔壁服装店的女老板，正使劲追呢，人家忽然拎了个小孩在他面前，说是自己的儿子，长脚要娶她还得搭上做小孩的爸爸。”我说：“这不挺好吗？”长脚说：“你看我像是做爸爸的人吗？我得衡量衡量，我没有失恋！”

当时我说，长脚，你就去做这个小孩的爸爸嘛，这件事情很伟大，值得你去做一做，再说你当年被我们抽鸡巴，很可能抽出不孕症呢。长脚就扑过来掐我脖子，三十多岁的男人了，那双手冰凉而细长，搞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后来我们都喝醉了，长脚率先溜到桌子底下。我和小噘嘴呆头呆脑地看着对方，小噘嘴忽然说：“你太不够哥们了，我出了事以后，你都没来看过我。”

我说：“我那时候心肠软，见不得你的样子。你们结婚都没请我嘛。”

“压根儿就没办喜事，他爹妈不同意。”小噘嘴说，“后来我们去上海治病，再回到厂里一看，你已经跑了。”

“你得原谅我。我待不下去了。”

“我呀，我知道你那时候喜欢的是白蓝，我还以为你去找她了。”

“我去了。她走了。”

“她去哪里了？”

“外国。”我说。我不想再谈白蓝，我对小噘嘴说：“我那时候想，要是李光南不肯娶你，我就娶你算了。可惜这浑蛋不松口。”

小噘嘴说：“我才不要嫁给你！”说完，她也溜到了桌子底下。

九四年秋天，我收到白蓝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非常简短，好像是电报一样。她说她有一个机会去国外，所以不读研究生了，并声称与我再见。照她以前的脾气，再见之前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那次却没有，大概她也觉得这个做法很多余吧。

我想去上海找她，但没抽出时间，那阵子厂里在赶产量，据说是跟外国人签了合同，要是生产不出糖精，就得把我们全都卖到马来西亚去做猪仔。这当然是工人们胡说八道。那年秋天，新车间造好了，环境不错，有程控操作室，有空调和暖气，楼上楼下都有厕所。可是我还得在老车间干活，老车间又脏又破，是给犯了事的工人继续改造的。我早就猜到是这种结果，估计我得改造一辈子了。两个车间一起开足马力，产量指标压得我喘不过气，车间里派了督战队下来，一个干部看守一个工段，我去小便都要打报告。干部还提醒我，少喝点水，争取早日完成产量，为国家创汇。我说：“妈的，你干脆让老子直接尿在反应釜里吧，反正也尝不出有尿。”干部说：“你当你是在演《红高粱》啊？”

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干部，四十多岁，长得非常严厉，但其实很怕我们这伙大老粗。我们在干活，她也不能做闲事，只能在车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我举手要求上厕所，她就很细心地问我：“大解还是小解？”我说：“我要小便！”女干部就对我说：“那你快点回来。”这种话惹得周围的工人哈哈大笑，好像我跟她睡在一起的样子。

我在糖精车间还遇到了魏懿歆，他仍然是个结巴，我还以为他升上去做干部了，结果他告诉我，他也被调过来造糖精了。那个什么机电一体化的大专彻底白读，从此沦为三班工人。我还问他：“你不是会修水泵吗？你怎么也来造糖精了？”魏懿歆说，别别别提了。他结结巴巴说了一串，我才搞明白，原来厂里从各个班组抽调人手，钳工班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从生产技术上说，该班组最烂的是歪卵师傅，应该他来上三班，结果糖精车间的干部一听是歪卵，连连摇头，不敢要他。那阵子魏懿歆恰好找了个女朋友，是糖精车间的管理员，于是就把魏懿歆送来造糖精了，和他女朋友一个班次。领导还说，这是照顾他们，让他们二十四小时在一起，要是把他们分在不同的班次上，那就恰好相反，两个人几乎见不到面，相遇在一起的时间得用函数才算得清。

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比你还倒霉。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你你你干了那么多坏事，最后是上三班，我我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最后也是上三班。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后来我想起我妈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一群刑事犯关在牢里，看见政治犯被抓了进来，就很高兴。当时我就像个刑事犯，看见魏懿歆这个政治犯，我确实应该高兴才对。

有一次夜班，我连续两个白天睡不着，到了第三天夜班时，我实在顶不住了，把当天产量完成以后，我就想找个地方去睡觉。因为有干部在，我不能去休息室里睡，也不能在车间里睡，就借小便之名跑到货梯下面的原料堆里，那里堆着如山一样的原料包，黑漆漆的，人缩在后面打瞌睡，别人根本找不到。我屁股一着地，眼皮也跟着合上了，完全不顾那地方气味难闻。我本想打个瞌睡就醒过来的，谁知一路做梦，睡得死死的。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我身上浇水，顺着脖子流了下去，我就算是个猪，这时候也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有条黑影站在原料包上，正对着我尿尿呢。我大喊一声：“操你妈！”那人吓得半死，怪叫一声，端着鸡巴就跑。我岂能让他跑掉，猛蹿起来，跃过那堆原料包，一把揪住他后颈。这个人就是魏懿歆。

当天魏懿歆还在后道工序出成品，尿急了，就跑出来方便。为了赶产量，他来不及去厕所，就近跑到原料包这里，也是半夜里迷迷糊糊，根本没发现后面还躺着个路小路。这件事本来是值得原谅的，但我当时不这么想，都被人尿在头上了，以后传出去就别混了，人人都可以在我头上尿尿。我大喝一声：“不许走！”顺手揪住魏懿歆的皮带，不让他把鸡巴放回去。当时我并不想打他，我只是要保护现场，他那个暴露在外的鸡巴就是证据。

魏懿歆非常害怕，以为我要行凶，把他阉了。他猛烈地挣扎，并且对着车间大喊救命，里面的人一哄而出，看到这个情景，笑得前仰后合，都快昏过去了。后来，魏懿歆的女朋友扑了过来，为了保护他，她也揪住了皮带，并且用力往后拉。我更不肯松手了，这婆娘很不善，被她拉回去了，一定抵赖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情景是：我拉住魏懿歆的皮带，而魏懿歆和他女朋友也拉着皮带，好像拔河一样。在六只手中间，魏懿歆的鸡巴可怜巴巴地垂在那里，三个人似乎都觉得，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去碰它，很不礼貌，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去触动它。周围的工人都笑翻了，活色生香的场面啊，还有人喊加油。

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我松手时。我松手是因为觉得很好笑，我跟他们两个厮打在一起，搞得像是要抢鸡巴，这也太不堪了，我应该让魏懿歆把鸡巴放回去，然后到厂外面去单挑。我松手之前没跟他们打招呼，根据牛顿第一定律，魏懿歆和他女朋友的手产生了猛烈的惯性。一声惨叫之后，魏懿歆捂着下体痛苦地躺在他女朋友的怀里。这件事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是爱一个人还是恨一个人，都要记得牛顿第一定律，那些突然撒手的家伙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比打一拳更严重。那年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叫“睾丸挫伤”，假如不是魏懿歆做标本，我简直会以为是“搞完磋商”。

第二天我去保卫科交代问题，我还坚持说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是魏懿歆的女朋友，我亲眼看见那娘们的手砸在魏懿歆的下体（我对保卫科的人不用“鸡巴”这个词），但大家都在笑，认为我在这种时候还栽赃，脑子不正常。

后来保卫科长找我谈话。这个科长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科长了，原来的科长，据说因为在大会上跟我打架，卖力得过了头，厂长很看不惯他，就把他调走了。新科长对我态度不错，这也是应该的，没有我牺牲自己，哪里会有他的今天？新科长说：“路小路，你在原料堆后面做什么？你的工作不在原料堆后面。”我不防他用推理手法来处理问题，立刻语塞。新科长笑了笑说：“如果把这件事定性为打人事件，那你和魏懿歆都要受处分。你打人，他对着生产原料小便。一个是行凶耍流氓，一个是搞破坏。”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科室里就我跟他两个人。我也听出了他的意思，就说：“科长，你说该怎么处理吧？”

保卫科长说：“算你们上班时间打闹，就什么事都没了。他的医药费得由你出，你被尿在身上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说：“就照你说的办吧。”

保卫科长拍拍我肩膀说：“回去吧。回家替我问你爸爸好，路大全的儿子嘛。”

我听了这话，恍然大悟，只好撸着光头出来了。后来我还提着一篮水果去看魏懿歆，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没出卖你，我没说你你你睡觉。”我当时一阵心酸，想说他够意思，结果他女朋友进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轰了出去。我也没怪她小心眼，要是我的鸡巴报废了，我老婆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九四年的时候，由于担心厂里买断工龄，我爸爸早早地退休了，拿五百块钱一个月，每天在麻将桌上度过他的无聊光阴。他很快长出了白头发，陈年的腰伤发作，渐渐变成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我没想到他会老得如此迅速，好像一棵秋天的乔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面目。我想我到老了也会如此，或者如白蓝所说，未老先衰，那样就不必忍受突如其来的衰老的煎熬了。我爸爸以前揍过我，后来我跟他对打，再后来我就没有碰过他。我再也不会去揍我的爸爸了。

我爸爸退休之前，托人找到糖精厂的保卫科长，他们是老同事。保卫科长答应把我调到门房里去做厂警，这事情我没同意。我听白蓝说过：“小路，将来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去做看大门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样你就真的未老先衰了，我会伤心的。”

后来保卫科长说，不做厂警也可以，把路小路借调到联防队去，那儿更清闲。我也没答应，众所周知，在某些年份里，联防队的名声很难听。

那一年，我抽空去上海找白蓝，我手里只有一个地址而已。我坐上火车，沿着沪宁线往东，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我坐上公共汽车，到医学院去找白蓝。宿舍的人告诉我，白蓝上个星期就走了，去哪里不知道。我失去了目标，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一个人在医学院里逛，看看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她的理想。我走了很久，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我想你是一个多么诗意的人，可惜诗意对人们来说近乎是一种缺陷。我好像已经有几辈子没见到她了。

后来我走进了一条黑暗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两旁放着很多瓶子，瓶子里全是人体器官标本。再往前走，有很多怪胎标本，都是被扭曲得惨不忍睹的胎儿。一切都是那么地怪异，好像是有人在召唤我往前走。一直走到一扇门前，门锁着，我通过小窗向里面张望，看见几具尸体摆放在那里，用布盖着，如此安静地，我好像是走到了人世尽头。猛然之间，我毛骨悚然，返身狂奔而去，那寂静之中的笑声告诉我，所谓奇异的旅程在此已经画上句号。

那天晚上我回到火车站，打算回戴城，在北广场上遇到了三个人，发生了一点口角，这三个人不由分说围着我就打。我被他们揪住，无法脱身，当时我听见其中一个人竟然操着戴城口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对打中我的一颗槽牙掉在了地上，脸上全是血。后来这三个人扬长而去，我也不敢去追，只能跑进火车站，在厕所里洗了把脸，免得警察把我请进去。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半边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完全失去了从前的潇洒风采，与我在医学院看到的怪胎相去无几。

那天我上了火车，是站票，火车非常拥挤。我被打得昏头昏脑，实在站不动了，就跑到餐车那里，要了一杯十八块钱的绿茶，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餐车上了。我非常想睡觉，头晕得像在坐旋转木马，但我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后来，对面有一个女孩问我：“你去哪里？”

我说：“去戴城。”

她说：“你睡一会儿吧，到站我叫你。”

我睁着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肿着），她对我笑笑，这是一个微胖的女孩，眼睛很大。我心想，只要老子不死，我一定找你做我的女朋友。后来我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拍我的肩膀，说：“戴城到了。”我醒来觉得头痛欲裂，站起身打算下车，见她不动弹，我问她：“你不下车？”

她说：“我去南京，我是南京人。”

那天我跌跌撞撞下车，心乱如麻，我想我就这么失去了最爱的人，这个南京的姑娘，我也要记住她一辈子。

很多年以后，我坐在上海的马路牙子上，对着张小尹讲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我老婆，我讲这些故事时候她很开心，我决定每天给她讲一点，但有关工厂的故事已经被我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一个结尾，即使你有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那个结尾也有可能很烂，但总比没有结尾好。

我对张小尹说，我确实做过很多坏事，那年我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打，回去就加入了联防队。我真他妈想找一群人来揍揍，甚至是拿电警棍往人身上戳。结果联防队发给我一根手电筒，虽然也是用电的，但效果相差太大。我拎着手电筒在街上晃悠，心里很不爽。那时我妈很担心，让我不要太卖命，真的把命卖掉了就要不回来了。我对我妈说：“怕什么？联防队专门欺负好人的。”

我还记得自己在清晨的街道上巡视，吃早点，跟几个同伴说笑，后来有个买菜阿姨跑过来，对我们说：“那边有人耍流氓！”我们跑过去一看，是一个年轻的民工在人行道上睡觉，他只穿着一条裤衩，由于晨勃，他的器官直剌剌地伸出裤管，指向天空。那根东西又粗又红，亮晶晶的，过路的女人看见了都很不好意思，绕着道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买菜阿姨说：“这种乡下人你们联防队管不管？”我们没辙，只好把那个民工踢醒，然后把他当流氓抓进了联防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抓他，我和他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可以去干涉他梦里的性事。这些事情说起来都很王八蛋。

我也记得自己在夜晚的街道上喊：“注意小偷！注意煤气！锁好门窗！”现在都是用电喇叭自动播音，那时候全靠嗓子喊。他们说我拿过卡拉OK二等奖，所以由我来喊是最合适不过。后来我们遇到个偷自行车的小偷，他一见我们就跑，我们五六个人在后面追，我他妈一跤摔在地上，把裤子都摔破了。当然，联防队不是摆炮的，把小偷抓住以后，我们非常高兴，简直像扛着年货回家一样。到了队里，小偷吓哭了，我拿着铜头皮带吓唬他。再后来，我们押着小偷去喊街，他的声音太惨，附近的人都反映说做了噩梦。我也不知道这么干有什么意义，难道用铜头皮带抽打一个小偷就能改变我的人生吗？

张小尹说，这些故事都很好玩啊，联防队的故事。我说没错，我能把它们讲得很好玩，好像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一样，但我偏不。我不觉得这些故事有什么好玩。

张小尹问我：“那么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辞职了呢？”

我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黄昏，化工厂附近来了一条野狗，有户人家的小孩把那只狗叫了过来，它以为有吃的，就凑了过去，结果那小孩用铁签捅进了野狗的肛门。那狗当场就疯了，一口咬过去，从小孩屁股上啃下了一块肉。当时我正在值班，叼着香烟在街上闲晃。小孩的妈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揪了过去。那小孩趴在地上大哭。小孩的妈说：“你是联防队，你去打那条疯狗，疯狗咬人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条狗正冲着我龇牙，非常吓人。小孩的妈对我说：“你到底管不管？你不是联防队吗？”我咬了咬牙，抄起一根枯树枝，那狗非常聪明，返身就逃。小孩的妈说：“追它！追它！”

我沿着河追去，那条狗跑得飞快。我追不上了，它就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我追过去时，它又拔腿逃跑。我追它的时候经过了糖精厂的大门，几个工人正蹲在门口抽烟，大声叫好，“路小路，追狗啊？今天晚上吃狗肉？”我不理他们，闷头追去，跑了半里地，那狗被我逼到了一个小码头上，除非它跳河，否则跑不掉。我冲着它狞笑，想把它赶到河里去，据说疯狗都怕水。那狗朝我看了一眼，其实它不是疯狗，至少在那一刻还不是。但它显然也不想下水，河水太脏，下去会得皮肤病。它嚎叫一声，竟然向我扑来，照着我的小腿就啃。

那天我是心惊胆寒，被疯狗咬伤了，自己也会变成个疯狗。我拔腿就跑，狗在我身后狂追。这时我们又经过了化工厂的大门，工人们都笑岔了气，对我喊：“路小路，你和它到底谁是联防队啊？”我还是不理他们，继续跑我的。跑到小孩那边，小孩的妈对我说：“你个卵，怎么被狗追回来了？”我回头望去，那狗也累了，蹲在远处朝我看呢。

我从附近的修车摊上抄起一根钢管，说：“操他妈，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那狗真是聪明，见我抄起钢管，返身就跑。这他妈哪里是条疯狗？我扬着钢管，尾随它追去，我们再次经过糖精厂的大门，这时候已经围了四五十个人在看我追狗。这回它不往码头上跑了，而是沿着街道小跑，还回过头来看我。那一瞬间，我与这条野狗心意相通，它在问我：“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我对它说，老子就是要打死你。后来我觉得，它问了我一个更深奥的问题：“你他妈到底为什么活着？”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由一条疯狗向我提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得了狂犬病。我扔下钢管，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如此荒谬地，在这个世界上跑过来跑过去。

有关我辞职，其实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跑到劳资科，拍出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我的辞职书。结果他们告诉我，我是合同工，跟厂里签了五年合同，我这不叫“辞职”，而是违约，我必须写一份“违约申请书”，然后由厂里裁度。假如厂里不批准，我也可以不来上班，那就等着被开除。

很遗憾，我在劳资科没遇到胡得力。后来我拎着一把三角刮刀，闯进车棚，找到了胡得力的自行车。我用刮刀在他的自行车轮胎上捅了几个洞，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就把轮胎整个地剥了下来，只剩下两个钢圈。干完这些，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再去劳资科，他们就同意我违约了，而且讲话也很客气。我一直没见到胡得力。

我回家以后，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问我：“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先混着吧。让我歇一阵子。”

我妈叹了口气，我以为她要抱怨，不料她说：“你以后洗澡成问题了。”

我说：“什么？”

我妈说：“你以前天天在厂里洗澡，现在辞职了，只能到澡堂里去洗了。洗一个澡五块钱，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妈说：“你每天洗屁股洗脚吧，跟你上学时候一样。个人卫生最重要，脏了吧唧的，姑娘看不上你的。”

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我研究过一点星相学，我妈是射手座，这就是十足的傻大妞，而且一辈子都很乐观。因为有了她，我看这个世界犹如喜剧。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好运。后来过了些年，我独自去上海谋生，我妈送我到家门口，我还挺伤感的。我妈说：“你不要去占人家小姑娘便宜。”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说：“当然，也不要让人家占你便宜！”她就用这句话把我打发走了。她养儿子如同养狗，就怕我身上长跳蚤，就怕我出去招惹异性。我爱她犹如爱这世上的一切鲜花和白云。

尾声 巴比伦

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让我描述戴城，我就说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这里的人都有几个上海亲戚，也有一部分苏北亲戚。上海亲戚可以托他们买缝纫机和呢子大衣，苏北亲戚带来的则是咸鸭蛋。我这么写作文，老师很不满意，认为我思路混乱，把戴城描写得很猥琐。

我的老师说，戴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它建造于伟大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天，一个国王带着他的宠妃跑到这里来，站在山丘上，眺望天下。宠妃指着远处河汊纵横的一块平地，对国王说，她要在这里造一座城。后来，国王派遣了许多奴隶，许多军队，许多天才的设计师，将这座城造了起来。这里有宽阔而宏伟的城楼，婉约动人的小桥，环绕城市的护城河，以及幽谧古朴的园林。国王和宠妃就住在这城的中心，有时候出城郊游，他们去附近的山上，那里有一口井，宠妃对着井照见了自己绝代的容颜。她并不知道，后山葬着很多奴隶的尸体。

在这个城里，国王与宠妃像无数黄金时代的领袖一样享受着权力，看着城楼下的奴隶欢呼，看着远征的军队凯旋而归。直到有一天，另一个国王带着部队冲进城来，把原先的国王杀掉，宠妃被人像春卷一样裹起来，扔到了河里。故事说，这座城有一种千古的伤感，好像一个人活了一千年只为了追忆他早夭的恋人。

后来这里造了很多厂，很多运输船穿过河道，运走丝绸、大米、蔬菜和茶叶，当然还有我的糖精。那已经是过了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的戴城就是一个妃子用她的容颜换来的城市，最后她被杀掉了，城市归于他人，容颜归于流水。那么诗意的传说，想深了就觉得没意思。

我二十岁那年，文史馆的人宣布，今年戴城建城两千五百周年，要为之庆祝。我对于两千五百年没有什么概念，这座城不是罗马，不是耶路撒冷，不是雅典，它缺乏所有关于出生的证据，所有当初的宫殿、城楼、桥梁全都没有了，只是留下来一个传说。这里还保留着一些民国时候的破房子，如果在高处俯瞰，这些房子平铺在老城区里，一律破旧阴暗摇摇欲坠，耗子和蟑螂横行，家里没有厕所，动不动就着火。总之，它们虽然没有两千五百年的证据，但看起来还是很像一口棺材。

后来真的搞庆祝，还搞了一个旅游节，招徕了很多日本人参观。厂里发给每人一个纪念章，要我们都别在胸口。这个胸章是铝制的，上面有一圈像地图上的长城一样的图案，中间是一个女人的侧影，据说她就是那个讨到大红包的宠妃，她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出卖自己，连命都赔上了，所以我们要纪念她。这个徽章我就别在了胸口，听说有个师傅粗手大脚，别徽章的时候用力过猛，别针横穿奶头，只能到医务室去抢救。

在我生活过的戴城，人们到这里来旅游，总会带走一种土特产，叫作“枣泥麻饼”。这种饼甜得要死，很不适合糖尿病人食用，而且它发音古怪，经常会被读成“操你妈逼”。柜台上的营业员老是跟外地顾客打架，为的就是这个。但它也不可能改名字了，只能带着操你妈逼回家，以示到此一游。

我在戴城混迹了好多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但它充满了我二十岁时候的证据，要想推翻它们，除非把这座城铲平了。后来我想，大可不必这么偏激，这些证据根本无人关心，我又不是那个出卖自己的宠妃，不值得这么干。我的二十岁，我自己记住就可以了。

后来我在上海遇到张小尹。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很破的工厂里，那地方在复旦大学附近，专门搞些摇滚演唱会。这显然是个效益很差的厂，没什么工人，堆得像小山包一样的铁丝铁屑，在阳光下招摇着它的锈迹。我到这个地方就想起自己从前的工厂。这一年我快三十岁了，汗流浃背地蹲在人群中，和二十岁的姑娘小伙一起听摇滚。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只能在戴城唱唱卡拉OK，那地方没有摇滚。我蹲在那里，听摇滚，做着我年轻时代没有去做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这么安静地，回忆我的戴城，我的奇幻的旅程。

在我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坐上火车去上海谋生，我想起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到医学院去找一个人。这些久远的事情被回忆起来，好像迎头撞上一块玻璃。火车经过某个路段时，我甚至看见了糖精厂那冒着蒸汽的楼顶，很多年以前，我曾经站在那里，眺望着列车去往上海。

那天天气晴朗，火车很空，整个车厢里就我和另一个人坐着，那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戴着一副眼镜。他坐在我左前方，靠在座位上，眼睛望着窗外。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哭了，他摘下眼镜痛哭。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不能去安慰他。他哭得如此之伤心，泪水汹涌，仿佛把我二十岁那年的伤感也一起滴落在了路途上。

没有人蜷腿躺在

高高的行李架上

并且没有人想过

在疾行的列车中倒下

农田飞奔，以及树木和云

这一切多像是悲剧

那些沿途追逐的人

很年轻时就嬉水而死

这一切，多像悲剧的开始

乘务员穿行在八十公里时速中

悠游自在

激流中的鱼停靠在岸上

赤裸鲜艳

那些搭乘悲剧的人在凌晨惊醒于噩梦

她们年仅十七

她们手捧糖果

她们的制服早就歪斜在

黑暗中

衰老可能来得更慢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