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雷宇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场：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 雷宇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86–4260–4

I. ①现… II.①雷… III.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290号

现场：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著 者：雷 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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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不一样的雷宇

我是不太“看”电视的人，通常一边上网一边“听”电视播新闻，偶尔才侧目兼顾一下。对电视记者我也敬而远之，起因是多年前打过一场著作权官司，开庭前电视台强烈要求现场采访并做专题，真到开庭时，他们却晚了40分钟才抵达。不顾法庭里正在激烈争辩，记者们旁若无人地架设机器、灯光和麦克风，然后大声插了一句：“请你们从头再来吧！”全场人都傻眼了，个个哭笑不得，后来还是审判长拍桌子将记者一行赶了出去。

当然，凤凰卫视的人不太一样，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来头，甚至连级别都没有，只能老老实实，靠专业精神和敬业作风，以及从个体到整体的鲜明性格，在传媒的夹缝中一路打拼，获得了应有的江湖地位，也赢来了难得的口碑和尊敬。

雷宇也不一样。她一个温柔和气、知书达理的小女生，处处与人为善，没有城府，更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样的女书生也能当记者？胆子真够大的。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在网上出没，而且真名实姓，不加掩饰。她将自己的采访见闻和工作心得一一贴出来，与网友们互动交流。她知道在天涯这样的网站不会只有一面倒的夸奖，挖苦嘲讽肯定少不了，她一概坦然面对。友善归友善，但要论起理来她却十分执拗，容不得丁点含糊，也不在乎可能会得罪谁。

那年冬天，我和雷宇在“歌诗达经典”号邮轮上有过一面之交，她被网友评为“年度最喜爱记者”之一，前来参加天涯社区的盛大聚会，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她混迹于上千网民中，没有任何优越感，言谈举止毫不张扬，像个邻家女孩。这反倒让大家替她捏了把汗——如今记者这碗饭很不容易混的，这么低调能行吗？

几年过去了，雷宇一如既往地低调、勤勉，正如网友所言：“跟普通人一个样哈。”直到前不久传出消息：雷宇要出书了。才又引起一些骚动。

书稿在天涯开始连载，照例又是两种不同的反响，有人赞扬支持，有人冷嘲热讽。连载才刚三分之一，点击已达30多万。

不错，还是那个雷宇，老老实实，原原本本，质朴谦逊，文如其人。这本书的亮点在于，它以单纯而又理性的态度和不懈的求真精神，对记者职业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进行了忠实记录。没有处心积虑的铺垫和老谋深算的策划，也几乎没有什么写作技巧，或平铺直叙、直抒己见，或引经据典、对比呼应，都是自然而然的由衷表达。

雷宇在书中让我们见识到，媒体这江湖，并非充满风光和荣耀，女记者的生活更无关浪漫。伴随采访报道的往往是难以想象的辛劳和艰险——随时随地出发，哪里有灾难到哪里去，风雨无阻，昼夜兼程。跟男同事挤在同一个帐篷过夜，睡在别人办公室的椅子上，吃人家剩下的饭菜，到网吧传送稿件，甚至挨家挨户敲门求陌生人帮忙上网……这些还只是劳其筋骨。更有苦其心志的时候，那就是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圆满完成报道计划，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加出色。她为此孜孜以求，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常会有“被逼到悬崖的感觉”，“前面是无穷无尽的山，翻过一座还有一座”。

她采访的对象大都是底层民众——灾民、矿工、普通农民等，她对这些人有一种先天的敬重和同情，并希望用自己的工作给他们的境遇带来某种转机。

透过灾难、事故和贫困，雷宇发现了它们背后的尖锐问题，如家园问题、环境问题，她对此感到深深的忧伤和痛惜。“故乡已经面目全非，童话般的小村不复存在。天空不再呈现通透的蓝色，变成灰蒙蒙的一片，空气中弥漫着工业原料燃烧的味道。村头的小河早已干涸，大片的田地被盖上了房子或修建了停车场。而且根据规划，村庄还要被整体搬迁到更远的地方，这里不久就会变成旅游度假村并盖起高级别墅，这些房子会以极高的价位出售……”

这是对当今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活生生的写照。令人痛心的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变得更合理、更友善、更文明的，何止是乡村。

“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灾民，这是真的。”雷宇说。

跟老百姓一样，对那些只爱国家不顾自家、只救他人不管家人的英雄，雷宇直来直去地表示：“我感到钦佩，却永远无法认同。”估计不少读者都有同感，不喜欢那样的英雄，更不喜欢那样的宣传。

我还注意到，雷宇在新闻报道中和这本书中，不止一次试图将不同价值观相互融合，而不是彼此对立，这一点很有新意。如果她的尝试获得普遍响应，那么，媒体在未来社会和解的过程中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些苦的、累的现在都不记得了，留在我记忆中的全都是些美好的画面。”这就是雷宇，总往好的方面想，说好听点是胸怀正能量，说难听点是没心没肺。

天涯社区总编辑 胡彬

2013年5月24日于杭州白乐桥1号

自序
做一颗滚动的石子

一

“在真相和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苏珊·桑塔格这样说。这个被称作“美国公众的良心”，以笔锋犀利著称的评论家之所以坚持这一标准，源于她内心深深的焦虑：“我焦虑的是各种权利以及我所坚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讲述真相的某些东西，未必有助于推进正义。有时候，推进正义或许会导致相当多的真相遭到隐瞒。”

这是多么简单却难理解的一句话。但对于每一个人，只要他的阅历足以支撑他了解现实的复杂，就会意识到正义与邪恶之间那细如蚕丝般模糊的界限，以及真相极容易受到价值观、话语场、偏见的影响，从而被遮蔽这一事实；也因此会更加钦佩苏珊·桑塔格这一选择的勇气。

2006年，我刚成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站的记者，还没有足够的阅历。那时的我，最大的心病是怎么适应这份工作。

上班的最初几个月，我不太敢跟同事亲近，也不怎么说话，常常手里拿本书，从上班坐到下班。

在同事眼中，我一定是一个怪人。

曾经和闾丘露薇老师去过伊拉克战场、也去过非典现场的魏永林老师，可能看我一头雾水，点拨我，要我首先要学会凤凰的风格。

什么是凤凰的风格？

从小到大，我看得最多的新闻节目就是《新闻联播》。我所理解的新闻就是那样的：播音员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介绍的都是国家大事，必须严肃。用的词也是大词，什么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前所未有、继往开来之类的。而且有个套路，每条关于会议的新闻，开始总是对现场的描写，比如红旗飘扬、气氛庄严；或者是天气的描写，比如和煦的春风、芳草吐绿、秋高气爽……上大学后，我才知道《新闻联播》的风格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新华体”，是新华社早年报道新闻时通常使用的一种写作形式，特点是速度快，讲究时效性，并且篇幅短小，强调严谨、稳健，但是文字有时候难免显得生硬。

凤凰的新闻则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搭配，只要记者感觉可以帮助将一则新闻讲好，形式可以采用任意的排列组合。语言上，也有境外媒体的特点，首先是口语化，日常语言居多，就好像是一个朋友向另一个朋友娓娓道来，还要淡化内地的色彩。选题避免大而空，如果不是人们关心的、和人们有切身联系的，就不会选择报道。

但长期的思维惯式要改掉谈何容易。

最初我写稿子，导语里生怕漏掉某某某主办、某某某领导参加，一遇到会议，我习惯性地把领导放在重点；政府部门举办的记者会，我照本宣科，满纸都是一二三四冗长的句子，害怕漏掉任何信息。以现在的标准看，我那时的稿子三分之二都是废话。

终于有批评，说我“比央视还央视”。

批评一针见血。我心里清楚我的问题，不在于用词，而是我的思维，已经陷入一个套路。

大学时的写作课，老师阿忆反复提醒我们不要掉入思想的陷阱。这个陷阱是无形的，它会吞噬掉任何独具新意的创想，拖拽着思维走入一种定式。

我想我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我意识到我的问题所在，又不知该从何入手。长期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早已在我身外形成一道道藤蔓，它们紧紧缠绕，深入骨肉，要拔掉它就要打碎那个旧的自己，这个过程难免疼痛。

视角、视角，每次开会潘力老师都强调。我的困惑在于，什么视角，怎么找到它。

我无比佩服闾丘老师，她总能找到最锋利的那个点、将问题抛给最有可能回答的人，角度和内涵都堪称深刻。每当她指导我应该向嘉宾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时，我都会由衷地感叹她深厚的功力。

同样一个选题，我完成报道之后也找来其他外国媒体的报道，看角度的不同。大而空是我的特点，具体而细小则是外电的共性。看得多了，我总结出结论：所谓外媒视角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独特，而是在于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真正关心的，它不把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信息垄断者或是某种歌功颂德的宣传者，而是一个平等的发布者。它所表达的信息必是能解答你心中疑问，勾起你感叹一声：原来是这样。

要做到这点需要沉到生活中，从生活的土壤中咂摸出营养来。

刚上班的那一年，有段时间，北京的菜价升了好几倍，通胀的压力已经凸显，但是很少买菜做饭的同事们却后知后觉。因为工作关系，大家很忙，通常会在外面随便解决吃饭问题，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就回家与父母一道用餐，餐费都由父母负责，自然不知柴米贵。潘老师给我们开会，为我们漏掉这条新闻感到遗憾，他说：“感觉你们像全部生活在真空里，所以不了解这些平常人们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我的问题所在：缺乏对世界探求的欲望。

多年顺遂的生活使我感觉给予我的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顺遂使我向四周探知的触角变得迟钝，对周围的一切开始感到麻木，停止向深处挖掘。

后来当我看到皮特·海斯勒写的《寻路中国》时，更感到了这种差距所在。他提到的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就在我的身边，但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我却对它们视而不见？

这并不能全部归结于一个外国人的全新视角，而是作为记者与记者的差距。

在成为一个记者多年后，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新闻并不只是信息的传递，它是这个世界的反映，更是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新闻的新不在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而在于记者呈现它的角度。这依赖于它的报道者独具慧眼的选择，与保持长久的探寻世界的渴望。

二

“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必须战胜自己。”我对自己说，想起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中文名叫《她比烟花寂寞》，讲的是大提琴家杰奎琳的故事。她是一个音乐神童，却为自己的天分所苦，终生在音乐和俗世的生活中挣扎，但为音乐而生、为音乐而死是她的命运，这注定她要像在天空绽放的烟花一样孤寂。片尾，杰奎琳与童年的自己在海边相逢。她告诉童年的自己：“Just want to tell you,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生命的最后，她终于领会要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她与自己讲和。

我喜欢这句台词，喜欢它其中表达出的顺其自然的意味。

刚做记者那一两年，我时常犯错。面对镜头，我经常无法自如地讲述，习惯性的空白常常侵袭我的大脑，打我个措手不及。而言辞的贫乏也是困扰的问题，我常常不知道需要说什么。或是因为新闻时长过长被香港编辑弃用；或是没有准确使用嘉宾最为重要的采访同期声；或者漏掉了记者会上最为重要的信息；或者把嘉宾的头衔写错，我曾经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因口误把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念错，最后写了检查。

我对自己说：“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这句话就像一句咒语，我默念着它，似乎获得了力量。

我咬着牙，去迎接挑战，准备克服挡在面前的和即将出现的困难，编辑速度、现场连线、语言障碍、突发事件，那些原本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竟然都获得完满的结果。每当结束这些紧迫的任务，我打开电脑，看到新闻档位播出着自己制作的节目，一种无与伦比的欣慰总会让我慨叹，原来人的身上竟有着如此的潜力。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扑面而来的困难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高人，我需要做的就是接招，然后等待脱胎换骨。

但这种过程中并不是一直坚定，我也曾经感到过迷茫。

某一天，我在办公室加班。已是晚上10点了，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周围静悄悄的。我看着编辑机的屏幕，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社会能见度》的刘铮曾经看见我在办公室像陀螺一样的样子，他同情地说：“如果说工作像一座山，那我们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可你们，翻过一座还有一座，前面是无穷无尽的山。”

这比喻太贴切了。

新闻的新在于它是不断发生的，今天之后还有明天，无止境的日子伴随着无止境的新闻。

我那时已经近30岁了，工作就要满三年，入门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仍时常陷入对新闻点的捕捉和如何令新闻更有深度的迷惑中。此外，终日忙碌的生活令我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我不知道做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

我在心里说，如果满了三年仍然如此，就放弃吧。

最迷茫的时候，我跟父母谈，跟朋友谈。朋友建议我去看书，从书中寻找答案。我找来各种类型的书读，社科类居多，最后迷上了历史。

我不再提起放弃的事情。

几个月后，我被派去做山西襄汾溃坝事件。

那天，我们拍摄完当地的情况，从山上村民的家中下来时，车被遇难者的家属拦住了。他们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我答应一定将他们的需求传递出去。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所在。因着这份责任，我无比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竟是如此有价值。我将看到的这些情景编辑到了我所做的新闻中，并在当晚的新闻连线中表达了我的看法。

完成这个事件的报道后，我又开始忙碌其他的新闻。年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自称是来自天涯网站，我在山西襄汾所做的报道入围了他们的年度记者评选，这次评选全程由网友提名、投票，一些重量级的媒体人和资深版主组成的专家团也会在其中提供参考意见。整个投票过程要持续两个月时间。

我为自己能入围感到意外，但并没抱太大期待。

两个月后，这名工作人员通知我，我被评上了网友最喜爱记者铜奖，全国只有6名记者被评上，我排名第五，前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知名的记者。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天涯的这位工作人员最后在电话中说：“我们好多评委都觉得你很不错，加油。”

这并不是官方奖项，也并非由业内权威颁发，但它由网友投票而来，代表了广泛的民意，这比任何官方奖项都让我感到欣慰。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胡适的那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义所在。

人生中总会有一些惊喜，它会给予坚守的人们以奖励，提醒着人们，生命中不光是辛劳和付出。

很多收获，最后看来，往往都是因为当初的那一点坚持。

三

这点坚持也让我逐渐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大学时，我读《在路上》，看到迪安问萨尔：“你一辈子不干预别人的愿望……别人也不来打扰你，你自顾自，独行其是……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

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是萨尔该如何选择。我的前半生似乎走的是一条乖孩子的路。我循规蹈矩地读书，从小学读到了硕士，都是不错的学校，中间没有遇到太大的波折，也没有太大的惊喜，也许那之后我会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成家、有一个孩子，直到平静地终老。但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直到有一天，在面对高速公路收费员时，一个念头突然从我脑子中蹿出来：天呀，这简直是全世界最无聊的工作。我无法想象终日待在一个狭小空间，面对一个个毫无生气的面孔，做着重复的动作。

我希望得到的答案无比清晰地出现了。

我真正渴望的是像迪安那样的生活：即使颠沛流离，依然有着生命的激情，永不停歇，而不是当我有一天在面对死亡时，回忆自己的一生，全部是苍白无聊的人生。

我渴望燃烧，哪怕这要付出代价。

一本杂志曾经采访我，当我向采访的编辑讲述我的工作经历时，那个一米八几的男人由衷地感叹了一句：“太刺激了。”

没想到在外人的眼中，我的工作可以被冠以这样一个形容词，但那种感觉我能体会。

记得在舟曲，我和周庆元、赵玮三个人不得不住在一张帐篷里，深夜完成工作后，大家挤在一起看赵玮电脑里的电影；从舟曲县政府大楼返回驻地的那天，我们背着大包小包，在路上拦到一辆运送垃圾的卡车，在颠簸的车上任头发被风吹起来，精神饱满地和路上的人们打招呼。在山西洪洞，我和周铭吉完成工作已经到夜晚，唐老在路上找到一间小店，早早点了酸汤水饺和炒藕片候着我们。我夹起一筷子藕片，再夹上一个冒着热气的饺子，一口咬下去，真香。玉树时，我面向天葬台，仰头看着飞翔在天空的雄鹰，心中充满了敬畏。

真奇怪，那些苦的、累的现在都不记得了，留在我记忆中的全都是些美好的画面。

四

令狐列曾经告诉我，要珍惜你所拥有的平台。

他是凤凰资深的记者，经常出现在灾难现场，更以独特的出镜独树一帜。汶川地震时，在都江堰的现场，出镜时他念了一首描写都江堰的诗。看完那条新闻，我们都傻了。之前没有看见记者这样做过，但不得不承认，那个出镜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它不但适合当时的环境，而且体现了个人情怀。

令狐列向我们传授心得说：不要害怕表现你的个性，凤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会包容你的个性，也会给你提供充分展现你个性的舞台。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

这个平台值得珍惜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是基于对我能力的充分信任。在我三个月实习期满后，潘老师就将我派到了新闻现场采访。我记得，当我举着三根手指告诉别的记者我只工作了三个月时，他们无比惊讶，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没有两三年的工作经历，没有媒体会给一个记者独立采访的机会。

我也可以向我的主管提出任何我想要做的选题，面对我的工作热情，不会有人扼杀它。我还可以在新闻中说出我想要说的话，表达我所想要表达的观点，而不用担心会因为提出观点而被批评。

这份信任难能可贵，值得托付。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令我成长。通过它，我克服了我的弱点，变得坚强。

一个毕业后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告诉我，他没有想到我会做记者，而且这么出色，因为在他心中，始终保留着一个娇弱女孩的形象。

或许，懦弱曾经是我的一项弱点，但几年的工作令我逐渐褪去了身上的胆怯、娇弱和不切实际。它给我机会，逼迫我抛弃原有的弱点，迎来一个新的自己。如今的我不会惧怕任何困难，也不再胆怯，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也从爱幻想的空中落回坚实的土地，以真切的眼睛开始审视这个世界，触摸大地的呼吸，感触这里生活的人们。

生命给了我历练，那些历练会成为我成长的财富，锻造我的骨骼，给我力量。想到此，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坚定，坚定于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

这方向会引领我前进。而我将不停歇，也不放弃，做一颗滚动的石子，不让青苔落在身上。

第一部分
多难如何兴邦

第一章
玉树的深度

一

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在常州出差，中午时分大家一起吃饭。午餐还在进行中，窗外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呜咽声恰像寒冬的夜晚才可听到的风的哀嚎。杯盘碗盏之间，人们忙于寒暄，没人关注这阵怪风意味着什么。餐后我们来到常州一处著名的寺院参观。静寂的寺院中，松林中一阵风吹过，松涛声连成一片。这时我接到潘力老师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用急切的语气问我能不能从常州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四川，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这才意识到中午的那阵怪风意味着什么，那是灾难的声音。

因为常州没有直达成都的飞机，若转道南京或是上海，势必要耽误一些时间。出于时效性的考虑，总部派出了其他记者。我最终没能亲历汶川现场。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都是在电视上关注灾情的发展。灾难让我感到了被唤醒的民族的力量。在和朋友的交流中，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是这场地震使他们意识到原来中国人这么团结，原来人间有大爱。很多人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生观，认为应该给予身边的每个人关爱。

但这只是在后方的人们的感受，对当时在灾难现场的人来说，灾难既不浪漫也不美好。

《潇湘晨报》记者倪志刚告诉我，汶川地震后，他第一站去的是平武阿坝镇。最让他震动的是到当地的小学采访，到达后，他第一眼就看到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遇难孩子们的书包，整齐地摆在地上。那时他的孩子4岁，很快就要上小学了。后来他将当时的感受写进了给儿子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在废墟边采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被再次提起亲人遇难的情况时，压抑的感情再次倾泻，那种伤心让人窒息。很多时候，觉得记者是一个残酷的职业。

他说，初到汶川时，很多地方的道路被阻断了，通讯也中断，灾区全部失去联系。以前总觉得没有人类不能到达的地方，但现在连一个汶川都进不去。

《凤凰周刊》的邓飞则提到：在红白镇中心小学，参与救援的深圳特警来这里之前，家人在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很多糖和巧克力，要他们一定送给这里的孩子。但特警们一颗糖都没有发出去。小镇上几乎看不到活着的孩子——幸免于难的孩子都被带走，去了什邡市的广场。那些特警很多都是年轻的父亲，在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泪流满面。

二

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上班路上。

3小时后，我和摄像王昭诚坐上了前往青海的飞机。

我们从北京到达兰州后，才知道从兰州到玉树还有差不多十多个小时的路程。玉树原本有一个小机场，每周二、四、六三班飞机。地震中机场虽然并未受到损害，但因为要运送救灾的物资，被军方占用，汽车成为唯一进入玉树的途径。

和我一起的是来自二炮部队的心理专家，还有来自其他媒体的记者们。到玉树后我们将与那里的二炮救灾部队吃住在一起，报道当地的灾情状况和救援进展。这种嵌入式的采访方式多用于战地新闻的报道，记者与部队的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其获得前线的最新战况。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有600多名记者跟随美军部队的脚步深入伊拉克。之前内地的媒体也曾在军演中使用过这种报道方式，直到汶川地震，媒体与救援部队的合作才前所未有地密切起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嵌入式的采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内地的灾害报道中。

在汽车的颠簸中，天光渐亮。车窗外的景色显示，汽车已经在山区的山谷中行进。道路较窄，只能容纳两辆车通过。正是初春，两边的山上土较多，显得有些荒凉。山谷中偶尔有小河流过，能看出，当地总体比较干旱。

来之前，我查阅了关于玉树的资料，位于甘肃高原的玉树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三江源的所在地。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这里的人民创造和发展了一部举世瞩目的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藏语里，“玉树”意为“王朝遗址”或“部落遗风”，指的就是格萨尔王所创立的岭王国。它还是六世达赖的故乡，这个西藏当年的最高统治者不是以统治名震四方，而是以他流传至今的缠绵悱恻的情诗。或许因为曾经出过这样一位浪漫的人物，提起玉树，人们总能想起威武的康巴汉子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扎着长辫子的美丽姑娘随之起舞。

但是眼前的玉树，没有绿色，到处是土山，空气中弥漫着黄土的味道。4月份，草木还没发芽，还不是玉树最美好的季节。

随着车辆的行进，景色不断变换，那些荒凉的山区被抛在了后面。

路边偶尔出现几栋平房，还有田地。我们继续前行，直到走到一处三岔路口。路边停了很多卡车，上面堆满救援物资。看来，玉树震源结古镇应该就在前面。

等待中，我走下车，四处查看。在我们停车的前方有一个寺庙，顺着院墙，一堆碎石块堆在墙旁边。我原以为是院墙因为地震而坍塌，但远看，这些石块大小和形状都非常规则，不太像是墙壁坍塌后的废墟。走近后，才发现，石块是寺内的玛尼堆，显而易见是地震将它们震塌散落在墙外。再仔细观察，远看没有问题的寺庙院墙上有一道道的裂纹。整个建筑的形状看似没有变化，但其实很危险，稍有外力的推动就可能坍塌。

这只是震区的边缘，地震已经显示出了它的威力，里面的情况会怎样呢？

三

随着车辆的行进，结古镇终于展露在我眼前。

说实话这里并不太像一个典型的藏族聚居地。因为旅游业的繁荣，多年来，这里已经发展得与内陆城市没有太大差别。大量火柴盒式的楼房，宾馆、饭店、咖啡馆，还有到处林立的洗浴城。要不是高原反应作用于大脑和身体，我真的以为自己身处内陆一个普通的小城中。

沿着城中唯一一条主路前进，发现地震的破坏程度是由轻到重。小城边缘，房屋并没有出现严重坍塌，但是往前深入，地震的破坏力越来越大。结古镇中心地带的一座宾馆已经全部坍塌，救援队伍正在进行挖掘，听说这里可能埋着一些幸存者。

宾馆旁边的格萨尔广场，当时已经变成了灾民的安置点。这座广场为纪念格萨尔王而建，是结古镇的中心，面积600平方米。广场中央，一座格萨尔王骑马的雕塑决然屹立，横刀立马，英武之资令人顿生敬畏。据说，地震发生后，大量建筑都倒塌了，唯有格萨尔王铜像仍然高高地矗立，完好无损。此刻，他正以无限的悲悯注视着周围这些遭受重创需要他护佑的子民，并给人们带去信心与希望。

由于灾害发生没多久，救援物资一时还没来得及完全运到，尤其是救灾帐篷更是紧俏。仅有的一些帐篷，主要用于医疗队和受伤的灾民，大部分人只能露宿在外：铺上从家中抢出来的被子，就是床铺了。4月的玉树还是春寒料峭，白天高原的紫外线无比强劲，但在背阴处会有彻骨的寒意，到了夜晚更会达到零度以下，我们盖着被子加上厚厚的军大衣，仍会感到手脚冰凉。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却全家人蜷缩在一床被子里，晚上头枕大地，与天地共眠。看着高原闪亮的星星，在自然的怀抱中入眠，在平时，这也许是一种浪漫，但在当时，只有辛酸。

广场上，人们的脸上布满尘土，头发因为肮脏而结成一绺绺。这样的条件下，保持生存已经是不易，还要求卫生简直就是犯罪。我与王昭诚在这些灾民中穿梭，收集他们的信息，听他们讲述地震那天的故事。

一个男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围坐在一堆被子中，被子已经肮脏不堪，身边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物品，是他从家中抢出来的，这些物品也许是他与这世界唯一的联系了。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平静地说，妻子和孩子都死了，房子已经毁了，这个世界和他有关联的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

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他那极度镇定的面容让我不敢相信。更令我不解的是，和他一样，广场上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平静的面孔。我相信，他们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也许是身家财产毁于一旦，也许是身边至亲从此天各一方，讲出来应该都是惊心动魄。但是此刻这里没有哭哭啼啼，只有静默。

曾到过汶川地震灾区的“冷暖人生”编导五哥向我讲过他的经历。

在映秀时，摄制组路过一个临时救灾棚，棚内聚满了人，打麻将、吃饭、喝酒，喧嚣热闹的场景一如惯常的生活，他们的脸上竟看不到悲伤。五哥奇怪地问，为什么在这样的灾难前还能笑得出来，心里却在暗自责怪他们的无情。一个中年男人走来，告诉他，地震摧毁了他们的家园，这里是几家人拼在一起过生活。他平静地回应，“这棚里哪家没有死人？不过，亲人离开了，生活还是要继续”。

说故事的五哥是位粗犷的北方汉子，满脸胡楂子，年轻时经历过大起大落，情海波涛翻滚，自己的经历就是一部“冷暖人生”，但在说起这些故事时，满脸的柔情。那幅画面从他口中说出，在我的眼前定格。

面对顽强的生命，悲伤又算得了什么。也许和活着相比，悲伤真的太轻了。

当我面对这些真正的劳动者，体会他们的苦难，理解了余华所说的，“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从这些受难者身上，我看到超乎寻常的力量——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比呐喊有力，它来自土地，比我想象的更为宽广、坚韧。

我们到扎西大通村采访，这是一个建在结古镇山坡上的藏族村。这里居民的房屋都沿坡而建，中间留有窄窄的小道，两旁的房子很像汉族的四合院，有院墙围起，小院中间是三到四间平房。

这里破坏十分严重，很多房子倒塌得只剩一堆瓦砾。剩下的建筑也爆出裂痕，不知道何时会再塌下。每当我想靠近墙壁，总有路过的当地人提醒我要当心突然发生余震，以免这些原本就不牢固的墙壁倒塌砸到我。

这里很多人家都养狗，几乎每个敞开的铁门后都能看到装狗的笼子。有时候在路上也能看到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壮硕大狗。后来我才知道，这里不但虫草著名，藏獒也著名。因为海拔高，这里的藏獒血统纯正，一只血统、品相均好的藏獒幼仔可以卖到上万元甚至10万元，转手到外地价格可以翻倍。不过因为地震，藏獒幼仔运不出去，价格下跌得厉害，只要几千块钱就可以买一只。

地震也让狗受了惊，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就会大叫。有些没有主人的大狗四处流浪，眼神带着惊恐，稍稍有一点动作就会让它们害怕。这里已经出现狗伤人的事件，听说有记者在采访中被狗咬伤。在玉树被狗咬伤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这里离最近的城市还有15个小时的车程，近乎孤岛，如果咬伤人的狗感染狂犬病，这样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到大城市注射疫苗，结果就是死亡。

邓飞在玉树时因迷路误入一个废弃的加油站，走进院门才发现园中卧着数十条成年藏獒，看见人进来，藏獒们腾地竖起上身，直勾勾地盯着他。他背上冷汗霎时落下，反应却冷静，一边避免和藏獒眼神接触，惹怒它们，一边缓慢后退，直到退出藏獒的视线才转身奔逃。事发几个月后，他说起这段经历仍浑身发冷，庆幸那天的死里逃生。

我却相信这是上天对它的子民的庇佑。

万物有灵，莫说是狗类。

我们路过一户人家，院墙坍塌，家里所有财物被堆放在外。院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还有两个孩子，我和她打了招呼，发现她会说汉语。和她的攀谈中我得知，她叫汪源燕，汉族人，家乡在离结古镇不远的村子，哥哥在结古镇打工多年。地震把家乡附近的水库震出了裂缝，村里人害怕水库决堤，全都跑出来避难。哥哥家虽然受到地震，房子成了危房不能再住，但好在人没有伤亡，于是来这里投奔哥哥。

灾难过后，一家人还在一起，这已经最让人满足了。

哥哥娶的是当地的藏族女子，生有两个孩子，汪身边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侄子。嫂子去了外地，哥哥和家中其他男人都去领取救灾物资了。她说，这里每家都是这样，男人排队领物资，女人看家。因为物资不充足，所以要抢，不然领不到。

她身边的地上放了好多方便面的箱子，还有一些饼干箱子。汪说，这些都是从救援人员那里领取的食物，还有饮水，量很充足，足够吃好久，甚至好多种食品都是她从来没吃过的，她很满足。就是帐篷不太够，哥哥去排队就是为了领帐篷，晚了就抢不到，因为听说有当地人把多领来的物资拿去卖，一顶帐篷可以卖几百块。

起初，救灾物资由当地政府统计，然后按户口发放。因为物资有限，首先还是先照顾当地居民和藏族同胞，难免有顾此失彼的地方。某天晚上，我们借宿的二炮部队驻地帐篷外突然传来吵闹声，我掀开帐篷帘子，发现有50多人聚集在帐篷外，都是汉人。他们是在当地打工的外地人，没有领到物资，希望能得到帮助，更希望记者们将他们的声音发出去。面对我，那些感到被忽略的人们大声说：“我们都是人，我们也是灾民，也要活下去。为什么要优先给他们发送物资？”

对于当地优先照顾藏人的做法，我可以理解，藏民世代在当地居住，受灾最重，应该有所优待。而汉族同胞在这里打工，即使受灾还可以离开这里投奔其他亲戚，相对而言条件会更好一点。当然灾难面前要做到周到不太容易，需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汪源燕说她不担心领不到帐篷，现在是物资不充足，迟早会领到的。看着她带有高原红的脸上那种羞涩的笑容，满足的语气，我沉重的心情稍稍放松下来。她的乐观和知足感染了我，我暂时忘却了目睹的苦难。她就像众多灾民的缩影，淳朴得仿佛不曾沾染任何世俗的污染，对于任何的给予怀着感恩的心情，坚韧地承受上天的一切苦难。

四

玉树地震为7.1级，震源大概在玉树结古县城附近。

地震后首先行动的是部队。

中国军队采取就近用兵的原则，迅速调集兰州军区的5000多名官兵，向玉树进发。

伴随行军部队还有大量的医疗人员。

开始时大型的救援机械没能进入，主要是徒手。解放军和消防员们站在废墟上，肩扛铁锹，奋力挖掘，没有机械的助力，不但危险，效率也低。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是最为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是，微小的人类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显得那么无力。

除了解放军的救援部队，玉树灾区还有一批特殊的救援者，那就是喇嘛。

玉树地震后，上百名喇嘛陆续到达。有的来自玉树当地寺庙，有的是从四川、西藏前来驰援。他们身着红色僧袍，面容沉静，低头不语，行路匆匆，与我在结古镇的街头擦肩而过。

喇嘛们有的在结古街头的废墟与部队合作，搬开瓦砾，寻找幸存者或是遇难者；有的带来了矿泉水和方便面，看见街头的灾民就随手发放。红衣喇嘛、身着绿色军服的解放军部队、橘黄色衣服的救援队，以及志愿者，形成了结古镇街头一个彩色的救助海洋。

而对当地的藏民来说，喇嘛担任的更多的是心理医生的角色。在虔诚的藏族佛教徒看来，死者只有在喇嘛的超度下才会获得灵魂的永生。死，在藏族人观念中并非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预示着新生命的开始。藏传佛教讲究“万物有灵”、“生死轮回”，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外壳与灵魂的结合体，人即是灵与肉的结晶，躯壳不外乎是灵魂的载体，死亡只是二者的分离，灵魂逸出废旧躯体投转另一新的躯体继续存在，周而复始。

玉树人民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我相信正是宗教的力量，给予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并以无限的慈悲照耀着他们，给他们以暖光及平和宁静的力量。

正因为此，救援者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大型救援工具，害怕遗体被破坏。一旦发现有遇难者的遗体，喇嘛会从救援者手中接过，小心地运送出废墟，当场诵经超度。

喇嘛们忙于救人，自己受损的寺庙却顾不上修护。在距离结古镇24公里的山上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寺庙——禅古寺。“禅古”，直译为“花石头”，得名于下寺附近一块花色磐石。禅古寺因修建和管护文成公主庙而享有盛誉，距文成公主庙16公里，建于公元12世纪，海拔3700多米，分上下两寺，相距约70米，初有下寺，后建上寺。

禅古寺存有3万多卷经卷和3000多尊大小佛像，有供奉着宁玛等四大教派的佛殿。地震让这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坏。正殿塌掉了，喇嘛们的住所被夷为平地。喇嘛们只能把床垫铺在院子里，幕天席地。

禅古寺260位喇嘛，这次有31人遇难、27人重伤。还有大批佛像和唐卡被压在废墟中，这些物品都是成百年、上千年的文物，十分珍贵。但僧侣们忙于救人，一直没有顾上清理。

当时，解放军二炮的救援部队提出要帮助寺庙整理佛像，喇嘛们没有同意。我觉得很奇怪，喇嘛们给出的解释是，佛像是死的，人是活的，搜救幸存者，帮助其他灾民才是最重要的。最初的几天，喇嘛们全部出动进行救援，没有顾及佛像是否会丢失。为了防止佛像被偷，二炮专门派人守护，还为喇嘛们带来了帐篷和食物。

这段特殊情谊让禅古寺的喇嘛和部队的二炮救援人员成了朋友。

比救援更重要的还有对死者的超度。在玉树，我目睹了一场特殊的仪式。藏族的习俗中，主要有天葬和水葬。青藏高原山石层叠，一年当中积雪封冻的时间较长，土葬有难度，又因树木稀少，难以棺葬，所以采用天葬。而在雅鲁藏布江等江河附近，有水葬习俗。尤其是在夏日江河水涨季节，藏民们认为水葬不亚于天葬。人们用羊毛绳将死者遗体束成弓形，再拴坠石头，投入河中；或用白布裹尸，整尸投入江中。活佛、大喇嘛、部落头人或达官贵人死后，才实行火葬。由喇嘛念经超度，用干柴、稣油将尸体烧成灰，并把骨灰带到高山上顺风泼洒。

最初时，喇嘛也对遗体进行了类似处理。但是因为尸体众多，无法一一超度，为了防止出现疾病，当地政府和死者家属协商，决定举行统一的火葬仪式。

那天，我和王昭诚到山上的村庄采访。我独自走到山顶的天葬台，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天葬台下，挖出了一个十几米的深沟，遇难者的遗体由汽车运来，由两位喇嘛投入坑道。坑道内放置着木头和汽油，这些遗体被点燃后，火焰和着浓烟蹿起数米。距离坑道不远，周围山坡上围坐着近千名红衣喇嘛，当火焰蹿起，喇嘛们齐声诵经超度亡灵。

随着升腾的火焰和响彻山谷的诵经声，有鹰在高空盘旋飞翔。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那一天，那个上午，我被镇住了。在那一具具燃烧的遗体面前，我感觉不到恐惧和不快，只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死亡以一种无比庄严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轮回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

五

4月18日那天，我和搭档王昭诚的采访重点是20多公里外的结古镇扎西科村，国家最高领导人将会到那里慰问救灾部队官兵。出于安全考虑，扎西科村采取了封路措施，所有车辆都进不去，我们只有靠步行。那之前，我有幸采访到了在玉树视察的温总理。他在玉树停留了两天，两天中到了玉树人民医院、灾民安置点、玉树孤儿院、禅古寺……我们在结古镇街头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处废墟的前面，边指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

我与摄像追上前去：“总理，我是凤凰卫视。”

本不抱希望他会回应。

身后的保卫人员要拦，他制止，向我走过来。

一阵紧张袭上身，我觉得心跳加快，赶忙抛出问题：“救援难度在哪里，您有没有信心像汶川一样把救援做好？”

不回避问题、不官腔，严肃又不失亲切。当他回答完我的问题，我心中一阵狂喜，这采访成了。

我不是凤凰唯一采访到他的记者，身边也有同事采访过他。无论什么话题，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说上几句，哪怕是幼儿园杀童事件和贪腐问题，他也不回避。官员里记者能接触到的，他官职最大，也最坦诚。

有朋友问过，你们为什么总要费尽脑汁地采访领导人。

我想了一下，要解答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

来到凤凰的第一天，潘力老师就告诫我，作为一个记者，要时刻留意抓住机会采访到重要政治人物：“记住，热点的政治人物，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会成为新闻。”

似乎是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时政记者总以能采访到国家领导人为荣，或许这是记者喜欢挑战的天性使然。在所有采访对象中，当然领导人是最有难度的，如果连这个也能攻克的话，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因此，在众多世界知名记者的采访名单中，各国领导人永远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会成为记者辉煌战绩的最好证明。

但采访领导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谄媚，即使做不到完全的平视，也不能持有仰视的心态。

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恐怕是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记者，她的采访名单中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强硬派女总理果尔达·梅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等。有人称她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者”。她以故意激怒对手抵消这种身份上的不平等感，并借此获得更真实的答案。《纽约时报》称她为“一位专门采访解剖有权有势者、喜欢打破偶像的记者，最终自己也成为偶像”；《纽约客》认为她的采访具有“有计划的攻击性”。

采访政治人物是容易获得关注的一种手段。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有机会采访到他们，并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开口说话。

那天玉树的温度很高，再加上高原超强的紫外线，打在身上有种灼热的疼痛。早春的干旱中，灰尘迎面扑来。我把外套脱了下来，顶在头顶，遮住强烈的阳光，乍看去很像蒙着面纱的中东女人。在外套中，我喘着粗气，头像箍了箍子嵌进肉里，嘴里像出了血，腥甜腥甜的。走一段，我就会停一停，等待落在后面的王昭诚。他一米八几的个子，体重200多斤，需要的氧气量远超过我，还要扛着机器。隔着很远，我就能看到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混着落在脸上的尘土，留下了一道道黄色的汗痕。

我们扛着机器，在高原阳光的照射下，艰难跋涉。这一路走走停停，两公里的路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

到扎西科村后，我们发现这里几乎一片瓦砾，满地横七竖八的木头就像是一个大的拆迁工地，看不到任何建筑的轮廓。

救援部队已经在这里整装完毕，他们挥舞手中的旗帜，向前来视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致敬，接受他的检阅。

检阅完毕后，我和王昭诚又走着回住宿的营地。安保刚刚解除。结古镇本身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只有东西两条主干道，所有车辆一时难以完全疏通，拥堵在狭窄的进城道路上。混乱中，我和王昭诚走散，一个人流落在街头，前方是仿佛没有尽头的路。

在街头我遇到了一个汉族大哥，四川人，全家人在结古镇做生意，后来安定下来，买了房子。地震倒是没有让房子倒塌，但墙上有了裂痕，一家人不敢再住下去，只好住在街道上。从救灾人员那里领到一顶帐篷，又从家里拿出了被子、锅碗、煤气罐，他们全家就在街头生火做饭。看见我到来，他非常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刚熬出的米粥，还拿出从家中抢出的咸菜。面对那碗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的米粥，我真不忍心下咽，我知道在每天只能吃方便面、饼干、喝矿泉水，物资缺乏的灾区，一碗粥对于灾民意味着什么。这位大哥的帐篷旁边还有很多和他情况一样的当地居民，也在马路上露宿。因为他家里有发电机，每天会用仅剩的柴油发些电，点亮电灯，给手机充电。每到这时，周围的邻居就过来求他帮忙给自己的手机充电，而他就笑呵呵地接过邻居的手机插在接线插座上。

我问他，为什么不拒绝。要知道有这些物资，在灾区就等于拥有了比别人能生存更久的条件。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只有你帮助了别人，别人才会帮助你”。

六

从玉树回来后不久就是国殇日，举国笼罩在一片悲伤的阴云中。

相似的情景令我想起两年前同样的一个国殇日。那是为悼念汶川地震逝去的同胞举行的，时间被定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那一天，当三分钟的静默时间到来时，我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上万名聚集的人，脸上带着悲伤。当不知道谁喊出“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的口号时，上万个声音同时附和，很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那一幕令任何目睹的人动容。但当我第二天得知，北京所有的娱乐场所被规定在三天的国殇日中必须停业，这种弥漫心头的感动又霎时烟消云散。

同样的一幕又出现在对玉树的哀悼中：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电视、网络、报纸，那一天全部是同样哀伤的基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小学时，他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只有一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在冷眼观察。这令莫言感到愤怒，参观完后，他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开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莫言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还有20个同学向他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在故事的结尾，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国殇日的初衷，是令人们不忘灾难，铭记教训，可是除了在其中看到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当时在汹涌澎湃的情绪中感到的一丝震撼外，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改变。

哀悼或是纪念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表达，当它以集体的方式被规定，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尤其是，汶川地震后，设立国殇日成了一项传统。除了在玉树，后来它又在舟曲泥石流现场出现。它以密集的次数屡屡挑动公众的神经，却收获了依次递减的效果。如果说第一次的国殇日可以令全国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向心力，那么在它过多的次数下，只是换来了人们越来越麻木的反应。

第一遍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第二遍、第三遍，我们仍然说着同样的话，一切却没有改变。

“5·12”地震后的第三年，我曾到过汶川。站在映秀和都江堰的地震废墟纪念馆前，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座倒塌的时钟，被永远定格在了14点28分，旁边是被粉碎的建筑，扭曲的钢筋竖立在空中，以一种狰狞的姿态面向每一个来访的人。当时的废墟已被建成纪念馆，众多的游客在这里穿梭，惊叹于灾难的破坏力。小贩售卖地震明信片和纪念品，灾难被重新打包消费。

人们手拿相机在废墟前摆出不同姿势，灾难的底板上映衬着他们灿烂的笑容，那猎奇的眼神、喧嚣的鼓噪无不显示国人记忆的保鲜度是如此之低。三年前，举国还沉浸在一片肃穆悲壮之中，才三年时间，人们就将那份肃穆一扫而空。而不久后，当我看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那蔓延全国、铺天盖地的悲愤之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消失殆尽时，才终于意识到善忘是根植于这个民族血液的性格。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经历过太多灾难，灾难锻造了它的国民坚韧的秉性，也形成了人们听天由命的顺从和无比短暂的记忆。人们以遗忘来逃避灾难带来的伤害。而在这个遗忘、灾难，再遗忘、再灾难的循环中，反思是始终缺失的一环。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用了10年时间搜寻遇难者的遗骸，进行DNA的确认，并将它送交家属手中，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停止。但我们封闭了废墟，在旁边盖起新房子，将之变成了旅游景点。与当初铺天盖地的报道不同，那些地方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只在某个特定的纪念日时才在媒体上占据小小的一个角落。当地人们的生活再次远离我们，过程中出现的教训没有人提起，灾后重建中产生的问题没有再引起那么多人关心，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只有当年洒下的那一掬泪水和曾经喊过的口号。

学者许知远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

灾难是一个国家的剖面，它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内核。

林语堂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对一个国家来说，从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领悟，这才是“多难兴邦”真正的含义所在。

第二章
煤，血煤

一

我一直都忘不了这样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旧棉袄，一些部位有棉絮露出来。脸上带着被沉重生活压迫的痕迹，一说话就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黑黄牙齿，头发沾满尘土，呈现灰白的颜色。脸似乎从没洗过，以至于每一道皱纹中都藏满了污垢，看上去神情黯淡，眼神浑浊。他是一个矿工的叔叔，他的侄子在一次矿难中丧生，那是一个造成10名矿工遇难的透水事故，发生在山西首府太原郊区万柏林的一个小煤矿。

那是我从事记者职业后第一次独立支撑的一个相对重要的现场采访。我的团队共四人，包括我、司机唐老、摄影师黄瑞以及负责海事卫星连线的赵玮。

从地图上看，万柏林与繁华都市距离甚近，越走越发现地图上的坐标和实际距离有很大差别。那些图纸上简单的数字看起来只是寥寥的几位，但实际上我们在深夜的道路上越走越崎岖深远，最后走到了深山中。

我无法相信，在太原的近郊就有这样一个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地方。进山的小路上全是泥泞，车轮陷进去一半，路的边缘流淌着一条小河。后来了解到，那是救援队用抽水机从透水的煤矿里抽出来的水。

那天，我们在子夜时分到达矿井拍摄后，就蜷缩在狭窄的车里挨到天光放白，再杀回现场。那个男人在现场与我们相遇。他在矿区附近的路旁流连，看上去就像看热闹的路人甲。但在我们即将离开时，他突然跟上来，小心地走近我，向我透露他的身份。他的家乡在远离太原的一个村庄，听到透水的消息后，他连夜赶到这里，与他随行的还有侄子的母亲和其他亲戚。因为矿区被封锁的原因，他不敢公然在矿井出现，他们在万柏林旁的一个小城落脚。我们捎上他向小城进发，渴望见到死者的母亲。其间有一辆车一度跟着我们行驶了一大段，不紧不慢，形同鬼魅。

就在那个小城我见到了这名男子的家人，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十几人，有其他出事矿工的老乡，也有家属。该怎么形容那群人呢，他们全都衣着破旧，带有一种长期身处底层的卑微气质。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长着一张陈丹青说的“受到欺负的脸”。

我见到了那位年轻矿工的母亲，她羞怯地躲在一边，不敢面对我的镜头，与我们沟通的任务全部交给了那个被称为叔叔的男人。他属于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在中国的乡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们相对有些见识和口头表达能力，每当有事情发生，就会成为其他木讷的庄稼汉子可以依赖的精神领袖。

当我提出要采访时，他被那些家属们推举出做代表。

那天，就在那座小城的街道上，他面对着摄像镜头，回答我的问题，旁边是不断聚拢过来看热闹的当地人。在一片人丛围绕中，我们处于众人注视的中心。这场景非常荒诞，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死者的叔叔告诉我，他们是从邻村一个同样在煤矿打工的村民处得知出事的消息，那个矿工因为出事当天没有下井而躲过一劫，大难不死的他返回家乡休养，也带回了死亡的消息。但除去从矿工处得到的信息，这些遇难者的家属们出事后却没有获得任何官方的通报。

我问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时，他嗫嚅地说，总要给我们赔偿吧，一丝狡黠的光闪过眼眸。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他的身上带有他们那个阶层生存的智慧，那是长期在底层磨炼出的生存技能。后来我报道了更多的矿难新闻，也更加了解了这个群体。每当出现矿难事故，家族中会有类似头人来讨要赔偿，但往往最直系的亲属却分到最少。

面对他，我竟然想到了电影《盲井》。那是一个黑暗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人靠害人赚钱，他们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之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那是一个关于人性恶的故事，说明了另一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

我曾与季业探讨这个问题。季业是凤凰“冷暖人生”的资深编导，他们的栏目走人文关怀路线，关注底层人群的生活。他与各个阶层的采访对象都有交集。他说，农村生活物质的贫乏导致农民们对感情非常淡漠，由于生活没有保障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使得农村中女人自杀、老人病死或女婴被溺死时有发生。有时候亲人的生命换来金钱也就不追究了，这在常人看来也许有些不近人情，但这种粗粝的生存错不在他们，是由制度导致的。

不知道在我们的介入下，这些家属最终得到了多少赔偿。在矿难频发的山西，这个标准被一提再提，最后达到了20万。但人命可以被定价吗？

二

我无法想象这个天空看不到白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尘、街边的树叶因粉尘而变成灰色、河床上流淌着黑色河流的地方，就是那个有着厚重的文化和历史、诞生了晋祠和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古老省份。

那次结束了关于矿难的采访，我返回北京，看着高速路上飞速闪过的景物，竟然有种重回人间的感觉。

那次的山西行只是我所有参与过的山西报道的小小的一部分。那之后，我又到过襄汾、洪洞等多个地方采访，主题无一例外是矿难。不仅是我，其他同事也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有关山西矿难的报道。正是因为频频在山西进出，同事间甚至说，应该在山西建立一个专门报道矿难的记者站。

现在是凤凰资讯台主播的同事杨娟曾在2006年报道过左云矿难。她说，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矿区负责人不顾潜在的危险，逼迫工人挖到了湖底的煤层。最终，矿壁不可避免地被挖穿，地下水倾泻灌入。那200人，就被掩埋在地下水做的坟墓中。

而在襄汾，我报道过一则矿厂溃坝事故。由于采出来的矿石需要进行筛选，过程中需要用水冲洗，废弃的渣滓和水被排放出来，堆集在尾矿库。这处尾矿库被废弃多年，几年前矿山被拍卖给私人所有后，为了节省费用，尾矿库被重新启用，因为害怕渗漏，底下铺上了塑料膜。随着生产的进行，库内的水和泥渣越积越厚，在不断的冲击渗透后，这个老迈的巨人终于不堪重负，脆弱的坝墙被泥水撕裂。翻滚的泥石流带着隆隆的巨响，从悬空的坝位倾泻而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吞没了下面的集市和部分村庄。

生命便是以这样惨烈的形式消失，最终归于尘土。

面对那些狭窄的矿井口，我无法想象矿工们要如何弯腰进入，直到地下深处700多米，在黑暗的地底像老鼠般挖掘。我有轻度的幽闭症，恐惧水底、地底等暗黑封闭的场所。可是这样令我感到恐惧的地方却是这些工人终年工作的场所。

那些矿工神情木讷，长期与煤为伴，煤的碎屑已经浸入皮肤，再也洗不掉，甚至会侵入肺部，毁掉健康。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乡村，贫穷使他们无视潜在的危险。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矿主获得成千万的利益，为当地带来不断上升的GDP，但他们每个月却只拿一两千元的工资。在进入煤矿的那一刻，他们的命就交给了上天，等待着命运那根细丝逐渐绷紧，直到某一天突然断裂，最终被土地吞噬，变成他们终日面对的煤的一部分。

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描写了这样一幕：男主角崔明亮的表弟三明，为了生活签下了到煤矿工作的卖身契，上面写着：“生死合约：第一，富贵在天，生死由命。本人自愿在高家庄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第二，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如遇不测，煤矿补偿每人500元，给其直系家属。第三，每人每天工资3元。签约人韩三明、袁秋生。”

表弟和那些矿工都有着一张麻木、冷漠的脸。这些脸曾经刺痛了我，那些矿井口围观的矿工、救援的矿工、邻村村民的沉默让我感到困惑，对于同胞的离去，他们为什么没有悲痛，谈到那些亡者，竟像在讨论书面上的一个数字。我在当天的采访手记中写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面对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时能够如此漠然，甚至还面带微笑。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会在接到矿难的采访任务前习惯性问一句：这回死了多少人？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那些我曾经不齿的人。

贾樟柯的故乡是山西，《站台》中表弟的扮演者也是贾樟柯现实生活中的表弟，曾有在煤矿工作的经历，可以说是本色演出。后来贾樟柯拍《三峡好人》时又找到他当男主角，有一场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贾樟柯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但表弟却希望修改，他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

贾樟柯后来说：“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三

万柏林煤矿透水事故一年后，我又作为一名报道者来到了山西洪洞，这场发生在12月份的煤矿爆炸特大事故，致使105名矿工命丧黄泉。

在洪洞，我们遍寻宾馆、招待所、小客栈，终于找到了被藏匿起来的获救矿工。就在我的镜头对准其中的一名矿工时，警惕的警察冲了进来。这个年轻力壮的警察试图阻止我们接近获救的矿工，并与我抢夺机器中的拍摄带。我与他撕扯着，努力保护拍摄带不被夺走。最终坚持获得了成功，对记者来说如生命一般的拍摄素材没有被抢走。我和搭档周铭吉却被关在了房间内，直到事件惊动了北京的新闻主管部门，我们才被释放。获得自由的我们随后被带到了某位官员面前，他主管宣传事宜，旁边站着洪洞的书记和县长，他们已经面如土色。这位宣传官员当着我们的面呵斥捅下娄子的下属，勒令他们向我们道歉。看着同僚唯唯诺诺地遵从，他带着满足的神情转向我，询问怎样才能结束这场“误会”，并向我展示了他无所畏惧的立场：“实话告诉你，就是央视的《焦点访谈》来了，我也不怕。”

面对瞬间消失的100多个生命，我不知道他自信的立场来自哪里。

这次事件以不了了之收场，我们以损失一台摄像机的代价，换来了第二天可以拍摄省长孟学农到医院探访伤者的机会。

做完那条新闻后，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总部指示我们撤离。那天我们匆匆离开，我羞愧地感觉自己像一个逃兵。

事故发生的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这名傲慢的官员竟然还升了职。

在记者面前，出事的当地执政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一系列防止媒体深挖曝光的手法令人惊叹。

当地官员对媒体的警惕主要出于对前途的考虑，一旦发生事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官员的任免。而对于矿主来说，更需要防范的是媒体的曝光，因为这会直接导致他们负担刑责。往往一些规模不算太大，死难人数不算多的事故可以通过私下的公关掩饰。

频发的矿难甚至还催生了一个畸形的行业——假记者。

河南汝州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的一个煤矿发生矿难，得知消息的记者蜂拥而至。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报道，而是为了拿封口费，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记者竟然是假记者。而为了封锁消息，逃避刑责，矿主一律大方给予红包，400多名记者最后拿到了总计20多万的封口费。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又脸红的事情。

后来听一位山西同行说，一些丧失职业操守的记者发矿难财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有的记者在一些矿难频发的省份安插“线人”，一旦发生事故，“线人”会第一时间通报，而记者则会迅速前来领取费用。那位同行在向我曝光这一则则惊心动魄的黑幕后，意味深长地询问我是否也需要这样一位“线人”，得到我否定的答案后他颇感失望。临走时他嘱咐我，如果下次再到山西采访矿难要格外小心：“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记者，所以要注意保护自己，那些黑矿主急了什么都能干出来。”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内地媒体迎来了扩编潮，但很多记者没有正式的身份，有时候工资会和拉赞助等结合起来。而矿难往往关系到涉及的矿主和当地一些官员的究责，这样的双重需求自然会产生合作。我可以理解这种利益链条的存在，却永远无法容忍这种出卖良知的行为。在这个时代，有些品质尽管在人们心中已经沦落卑微，但仍需被捍卫。

四

煤矿事故，除了直接的责任人会受到处理，当地官员的升迁更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产生众多事故瞒报的根源。

“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是自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以来，山西坊间广传的民谣。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的去职，孟学农所留“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箴言。三年内（2005年到2008年）山西省换了四任省长，而这三年间，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频繁地更换官员不但造成当地官场的震动，也影响了地方政策的持续性。而在这些被影响的官员中，孟学农是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最令我感到遗憾的。

2007年我刚加入凤凰不久，9月份到山西报道第一届煤博会。那时孟学农距离因非典辞职已经5年，刚复出成为山西省长，外界对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煤博会本身。开幕式结束后，我和同事追到嘉宾休息室。我们守在门外的走廊，保安要把我们轰走，一个路过的工作人员看见我手中拿的话筒：“凤凰的？”

“是呀，我们想采访孟省长，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也没这个权利，但是你们可以一直待在这儿，至于看见孟省长后，他能不能接受采访，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会议的门开了，里面的人鱼贯而出，我和摄影魏永林老师趁着乱闯进会议室。在会议室中心位置，我们看到了孟学农，他看见我们，很惊讶。

“你们是哪里的记者呀？”很和气。

“凤凰卫视的。”

“哦，凤凰的记者呀，你们也来了。”他显然挺意外，但也似乎很高兴。

“孟省长听说中央的调查组来了是吗？”我硬邦邦地把问题抛了上来。

来之前我专门做了功课，网上写到一个中央的工作组正在山西做调研，调查关于环境和安全生产的一系列内容。我想以一个尖锐的问题刺激他的神经，从而获得与众不同的回答。

孟学农愣了一下，或许是本能，他反问：“是吗？中央工作组来了吗？”

那时我刚刚入行，经验和资历尚浅，凭的是一份无知者无畏的蛮力，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所谓尖锐其实正把对方向相反的方向推。但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是现在，我会懂得其实真正的尖锐并不在于所问的问题把对方吓跑，而是通过人物的回应令公众对新闻事件产生思考。有的时候，某个热点人物的出现本身就是新闻，即使他什么都不说。采访的尖锐就像裹着棉花的石头，看上去要柔和温暖，砸上去要掷地有声。

我和孟学农都尴尬地站在那儿，没有再说话。眼看这次采访要砸了。

旁边的摄影师魏永林老师忙上前帮腔：“您给我们谈谈煤博会能为山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孟学农似乎舒了一口气：“办煤博会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国际资金投资山西，改造山西过分重工化的产业结构。”他说：“如果有了钱，就能改造这片黄土地，让山西变绿，这样大家都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眼前的孟学农沉稳、温和，气质与我经常见到的官员有点不同，威严依旧，却少了一份盛气凌人、意气风发，多了一份沧桑。也许正是非典的那段挫折经历，才让他有机会能够沉下去，接触到生活的本质，也因此变得真实。

第二次见到他在2007年底，山西洪洞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5个矿工死亡。他和当时的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医院看望幸存的矿工，一群人簇拥下的他，表情严肃而疲惫。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挤上去问他后续的处理。他对我说，如果查到有权钱交易，不管什么人一定按照法律、法规、党纪严肃处理，他有信心把队伍处理好，语气坚决。

这就是我对他仅有的两次采访，条件所限，每次都匆匆来去，像蜻蜓点水，让我无法深入了解他的内心。可就是这两次远远的观望，让我感到人群中的他身上的一种悲凉，一种渴望力挽狂澜却力所不逮的无奈。

再次到山西是2008年9月8日做襄汾溃坝的采访，在我到来之前，孟学农已经离开事故现场，我没能采访到他。

那天，我站在泥石流的废墟上做现场连线。当时的情况和死伤人数是大家最关心的。不过这个数字却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最初，当地报的数字是1死1伤，这个数字迅速被修正。8日深夜，在山西省官员和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内部情况通报会上，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说，事故的伤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70人。10日晚，临汾市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时，遇难者人数又上升为128人，但受到了安监总局负责人的质疑。

我们从襄汾官方得到的数据也是这样的。但我对这个数字却存有疑惑，我想起在事故刚刚发生时，向我爆料的同行说起在现场看到大量的尸体；想起我们在路边遇到的当地人讲起几乎整个村庄被掩埋；想起我们到附近的云合村，许多村民家中摆放的棺材和送葬的队伍。

不对，数字远不止这么少，心里有个声音响起。一种直觉告诉我这其中有问题。

在“时事直通车”的视频连线中，我直言不讳地说，官方数字是128人遇难，但当地人质疑这个数字，认为远远不止。

第二天早上，我被宣传部长叫去，他质问我，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反问，何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那是场剑拔弩张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带着怒火出去继续做新闻。第二天，香港总部的同事打来电话说：“你知道了吗？襄汾溃坝的遇难者人数上升到254人了。”

结束采访，从山西返回北京的当晚，一个香港的记者朋友在MSN上问我，知不知道孟学农辞职的消息？我大吃一惊，追问他，他说，通过内线消息得知，受溃坝事件影响，孟学农已经引咎辞职，那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天。

如一记闷拳捶上心口，我突然为这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官员感到伤感。在我采访过的官员中，孟学农是少数几个能让我产生好感的。他的再次引咎辞职，除了给他带上更多悲情的色彩，也让我体会到舆论这把双刃剑的杀伤力。作为记者，维护公众知情权是我的职责，我希望真相的公开、责任的追究，但有时候也会无奈地发现这种公开往往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山西的煤矿问题由来已久，曾经在现场进行调查的我，能深刻体会到这其中的复杂，也感受到，要解决这些矛盾绝不是一朝一夕或是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对孟学农，这个上任后就致力推动山西产业转型，发誓要清洗带血的GDP的官员，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而对山西，频繁的官场震动造成政策不连贯所带来的动荡，也势必会影响到生活在当地的每个普通人。

五

我报道的所有矿难几乎全部是悲剧，唯一的例外就是2007年河南陕县的煤矿透水事故。在这次事故中，矿井下的69名矿工在被困75小时后获救，在地下水涌进来时，这些矿工逃生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并且有电话线让他们与外界沟通。依靠着电话和外界的联系，地面上的人将水和营养液输给地下的他们，维持他们的生命。当救援者将积水抽到能供人通过，将这69名幸存者救出地面时，现场的人全部欢呼起来。这些已经被困三天的矿工，在地下高温、污浊的空气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不禁叫人慨叹生命是如此坚强。

另外一次救援奇迹是王家岭矿难。2010年3月28日，山西乡宁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3名矿工被困。距离抢险救援120个小时后，人们都以为地下已经不会有幸存者，地下却传来敲击钻杆的声音，表示生命迹象的存在。接下来的几天，救援人员陆续把115名矿工救出。

救援成功的例子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只出现过这样两次，它们被称为内地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获得大肆报道。幸存者的获救普遍被归功于救援者的努力、当局不遗余力的投入，但原本应有的反思却被隐藏在这种喜悦中不被提起。4个月后，2010年10月，当地球另一端的智利出现一场同样的矿难救援奇迹时，人们才意识到其中的差别。

这场事故发生在智利圣何塞附近的一个铜矿，33名矿工被困地下600米深处，在长达70天的救援后最终全部获救。

在所有关于这场救援的总结中，矿工获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避难所的设立。矿难发生，矿工们就跑到了避难处，那里储存有水、食物、氧气。就是靠着这些补给，矿工维持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让这些矿工在心理上克服恐惧，地面上的心理专家还通过视频了解矿工的心理，为他们进行疏导、打气。甚至在智利的国庆日当天，受困于地下的矿工还通过视频与智利全国一同庆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救援最后的关键时刻，智利使用了救生舱将矿工逐一升井。

而被困的中国矿工，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他们依靠的只是浑浊的地下水甚至煤块维持生命。在我采访的很多煤矿，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影子，更不要妄谈“应急避难所”。有一些小煤矿甚至还延续着原始的作业方式，没有机械运送设备，靠骡马在地底拉送原煤。一旦这样的煤矿发生事故，死伤会是常态，能被救上来，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幸运。

我不想说，这是国家间实力的差别。其实对于煤矿安全的维护，各国的区别不在于使用的设备谁更先进，而是在于对生命是否尊重。在智利矿难中，被困的矿工名字全部被公布，他们的安危受到了智利全部国民的关注，也让全世界为之牵挂。但被称为“中国救援奇迹”的王家岭矿难，遇难的矿工名单，迟迟未能公布。

在我参与的这些矿难报道中，矿难的成因起初都被归结为天灾，但无论是我们在现场的了解还是安监局介入调查，都证明这些全部是由人祸引起。矿难背后，隐藏的是当地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多挖出原煤，矿区罔顾安全条例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为了节省成本，很多矿区的逃生装置也形同虚设。我们有着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严格的煤矿安全条例，很多煤矿却置若罔闻。王家岭矿难前三天，就有矿工把发现渗水的情况报告给了调度，矿难前三小时又汇报给了地面；然而接电话的人，却没有回应。接着意外地不知道当地的水文资料，意外地凿穿弃窑中的“老空水”，意外地让153名工人被淹……尽管矿区的总投资预算达51.68亿元，事故发生后才发现，连大功率的抽水设备都没有买。

几乎每个煤矿事故都伴随着人为因素，天灾屡屡被证明是矿区逃避责任的借口。

而外部监管的缺乏，更令这种疏忽被放大，最终无法挽回。在之后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出事的煤矿，监管机构和煤矿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就是煤矿主。

襄汾溃坝的现场，当地村民告诉我，感觉矿主的关系深不可测。村民们曾经多次向监管部门反映煤矿存在的隐患，却没有任何回应。

为了根治频繁的矿难，山西从2010年起对煤矿进行整顿，兼并小煤窑，合并成大的集团。虽然这被批评为不太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原则，是煤矿产业的国进民退。但它更多是出于整合资源、提高安全性、遏制频发的煤矿事故的一项举措。不过要解决矿难事故，重组兼并、提升矿区实力、向安全设施投入更多虽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外部监管。

伴随着山西的煤改，但愿消失的不仅是“煤老板”的称号，还有“血煤”这个惨烈的词汇。

第三章
悲城舟曲

一

提起舟曲，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什么呢？是铺天盖地、满布城中的淤泥，还是透过两层口罩直冲入鼻翼的死亡气息？我无法定义在舟曲的那些天，是采访，还是更像一次修炼？在那里，我克服了内心的恐惧，获得平静的力量。

2010年8月的一个周六，早晨7点，我被电话叫醒。对我而言，这本是一个难得的假期，没有理会电话的侵扰，接着昏睡。第二通电话又将我吵醒，那头，领导用急促的语气说：“舟曲那边发生了泥石流，有人伤亡，需要你去一趟，越快越好。”

我从床上跃起。打开电脑，网络上写着，8月7日夜晚到凌晨，甘肃南部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80多人死亡，2000多人失踪。睡意被赶到天外，这是一起非常重大的灾难，根据泥石流的特点，很可能失踪的人也已经遇难。

查了地图，只有两条路通往舟曲，一条取道张家界，近且稍微好走，但已被洪水冲毁。另一条要从兰州开车进入，走山路，崎岖险峻，最快也要15个小时。

迅速联系航空公司，却被告知机票已经售完。8月正是暑期旅游旺季，加上获知消息的同行也在行动，一票难求。我退而求其次，选择从西宁转道舟曲。西宁的机票也只剩下晚上的两张，果断拿下，先确保我和摄影师周庆元的位子，负责海事卫星的技术同事赵玮只能再见机行事。晚上临去机场前，我们终于等到一张珍贵的退票，三人得以同行。

飞机到达兰州后，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再飞往西宁，焦急的我们没有太多考虑的时间，提前下机。

原本就想取道兰州，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然实现了目标，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抱怨。只是辛苦了早已联络好的、已经在西宁机场等着送我们到舟曲的两名司机师傅，得到消息后，他们马上从西宁折返，到兰州来接我们。

凌晨1点，一行人终于在兰州会合，启程前往舟曲。这一路上，走高速、穿山谷、过河流、攀爬无休止的盘山小道，在车灯的照射下，耸立的山崖沉默而伟岸。这条路，一边是高山，另一边是万丈深渊。我们匆忙经过了舟曲著名的拉尕山，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以山色秀丽著称。

二

无论有着怎样丰富的想象力甚至多么流畅的表达能力，我都无法形容站在舟曲的泥石流现场所看到的情景。这就是被称为“藏区江南”的那个美丽的世外桃源吗？一道长2公里多、宽100多米的冲击带恐怖而狰狞，它上接高山、下连汹涌的江水。冲击带上布满泥污和砖块，两边是残存的建筑：要么被削掉了一半，裸露出内部的水泥板；要么从顶部直接垮掉，歪七扭八地倒在一边。坐落在两山峡谷之中、白龙江穿城而过的舟曲，现在逼仄、凌乱，拥挤着众多因为泥石流而失去家园的人们。

穿城而过的白龙江，因泥石流冲击，河床被抬高，水漫过河堤，迅速淹没两岸的楼房，形成了一个长1.5公里、宽120米的堰塞湖。坐在救援队的冲锋舟上沿江而下，两边是最下面两层被淹没的楼房和只露出顶部的凉亭及绿化树。泡在水中花花绿绿的招牌显示它原来是个商业区，一个繁华喧嚣的所在。透过建筑物的窗户可以看到有些是饭店，桌椅整齐，餐巾纸和餐具摆放在桌上，似乎一场盛宴马上就要开始，只是没有了客人。

这里安静，安静得可怕，除了救援人员的喊声和口哨声，只能听见流水哗哗淌过的声音。这里就像神话世界中的死城，而我仿佛是闯入异度空间的外来者，所见所闻已不在人间。

伤亡最多的是三眼峪沟，这里是两条泥石流冲击带中最严重的一条，另一条泥石流冲击带在舟曲的西面。

三眼峪沟原本有很多民房，现在却看不见任何建筑的痕迹。一条巨大的淤泥带从山谷直插白龙江，仿佛一条泥土的大河，只有淤泥的边缘才能看到一些零星建筑的废墟。也正是这些废墟，提醒着我，这条平静的泥河下埋葬的是什么。

救援军队正在挖掘可能的幸存者，“黄金72小时”是救援的最佳时间。

武警、解放军、消防，年轻的士兵们手拿着铁锨、铁镐奋战在泥的波涛中，绿色、橘红色和迷彩的服装，在平均宽度只有300多米的现场汇成人的海洋。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布满灰尘，仿佛出土的兵马俑。白天的奋战后，夜晚因为条件所限，不得不在帐篷以及学校、政府办公楼等建筑的地板上休息。有限的休息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让他们的脸上带着极度疲惫的神情。

救援者的旁边是得以逃脱的生还者和得知消息返回家乡寻找亲人的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坐在废墟旁的土堆上，带着麻木的悲伤，指引着救援者挖掘曾经的家园，寻找被埋在下面的亲人。有的人可以待上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说话，也不管周围被掩埋的尸体开始腐烂发出的难闻气味。

还有农民自发组成的遗体处理小组，手拿烈性白酒，一旦救援人员挖出遗体，就将白酒喷在尸体上消毒，然后用白布缠绕，抬到统一的处置点，等待集中处理。这让现场弥漫一股奇怪的味道，很像一个酒酣人呕吐的气味，夹杂着臭味和酒精味。

泥石流与地震不同，地震让人在现场就感受到惨烈的气息，一处处废墟触目惊心。而泥石流，表面看不到太多的惨况，但所到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泥水包裹，生命空间无限挤压，被困者获救的希望比地震中的更为渺茫。

我们与武警救灾部队一起住在舟曲二中的灾民救助点。部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帐篷，里面支了三张行军折叠床，没有被子。我来的时候拿了一个毛线的大围巾，晚上搭着睡，也不冷。平时吃饭，旁边的医疗队会分我们一碗粥、一碗饭，或是到舟曲县政府顶楼的记者区吃方便面。

这是跟灾民抢物资，可是没办法，我们只有三个人。南方报系的团队有几十位记者，他们租用了越野车，后备箱拉了整整一车厢的物资。央视团队住在舟曲当时唯一的宾馆内，吃饭由救援部队特别保障。

某天中午，当我们路过县政府楼前的一个救援部队帐篷时，从半拉开的帘子看到帐篷里桌子上堆放的杯盘碗盏，那是央视和其他主流媒体刚结束的午餐，看上去挺丰盛，还剩了不少。救援部队战士看见我们热情地招呼：“要不你们也进来吃一点？”我伸头看了看杯盘狼藉的桌子，摇了摇头。这时肚子不争气地响了，旁边的赵玮说：“算了，凑合吃点吧。”赵玮一米八几的大个子，200多斤，吃了好多天方便面。我看看赵玮还有周庆元，别说他们，我的肚子也没有油水了。

“豁出去了。”我们三个走进帐篷。桌子旁有一个大桶，里面还有些面条，我们从旁边拿起方便碗筷捞起剩下的一点面条，解决了这餐午饭。

第二天我正在采访，电话响了，是和我们对接的甘肃武警部队负责宣传的张乐华主任。没顾上接，我继续做新闻。过了一个小时电话又打来了，接起，张主任着急地说，你们快些来找我，我给你们留了三盒鸡腿饭，再不来就没了。

那天我们很晚才结束拍摄回到帐篷，很遗憾，鸡腿饭没有吃上。

三

我们的帐篷旁是舟曲灾民们的帐篷，我每天会到他们那儿了解救援物资的分配情况和他们的需求。一天，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拦住了我，“能帮我解决一张床吗？”他问。

“你没有床吗？”

“是的。”

我看看他旁边的帐篷，下面垫着一层塑料布，好像很多灾民的救灾帐篷里都是这样的，用来防潮。“那你怎么睡觉？”

“我只好睡地上。”他说，“但是我的腿受伤了，怕会受到感染，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给我解决一张床。”

他向我指了指他的腿，右腿上缠了一层绷带。

我去找旁边的救援部队：“能给灾民解决一张床吗？”

那个部队士官抱歉地回答：“现在床是紧俏物资，实在没有多余的。”

“可是那个灾民腿受伤了。”

“对不起，真的没有，我们的战士还睡在地上呢。”他向安置点里的教学楼努努嘴。我知道，那些救援官兵就住在教学楼的教室里，白天他们在挖掘现场奋战一天，夜晚就睡在水泥地板上。

“那怎么办？”

“如果你非要给他们解决床的话，就只有把你们的床分给他一张。”

我、周庆元、赵玮，住在一张帐篷里，每人只有一张小小的折叠床，显然无法共享。再看看地板，帐篷下面就是泥土，连塑料布都没有，也没法睡在地上。

我沉默了。

从那天起，我不敢再看那个腿部受伤的人，刻意地躲避他，害怕他问起我有没有帮他解决他的床。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如此无力。

白岩松曾经说过，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

记者这个职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优越感，总以为手握话语权，比人高一等，平常也容易有些飘飘然。但就像那些所谓的特权阶层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保障体系，在突发的状况面前，任何人都会沦为弱者。

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灾民。

在舟曲，我们每天的工作通常是在醒来后到三眼峪沟拍摄救援的进展，中午前向香港传去一条新闻，然后准备午间新闻档的连线。一天上午，赵玮在土堆上把海事卫星的箱子打开，把各种装备摊在泥地上测试信号，连通香港的演播室，我和周庆元站在一旁看着。一个中年人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快要擦身而过时，他突然问我，“你们是哪个媒体的？”普通话挺标准。

“凤凰卫视。请问您是？”我迟疑地问。

“我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的，也是舟曲救灾指挥部的徐某。”

他成了我当天午间新闻连线的主角。在直播中，他侃侃而谈处理堰塞湖面临的难点，救灾指挥部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看得出来，他谙熟媒体的运作规律，清楚地了解媒体需要的内容。

在以往的采访中，官方是我们难以获得的一个声音，除了一些常规的发布会，每当我们希望就某个敏感问题进行采访时，总会获得如下回答：

“向我们的宣传处提交书面申请。”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回复？”

“这个说不好，你等着吧。”

于是几天后，我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对不起，这个话题现在我们不方便说，下次再说吧。”甚至，我可能连回复的电话也等不到。

但是在灾区，这个惯例被打破了，每个政府机构都愿意接受采访，媒体从来没获得如此热情的欢迎。通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就会得到对方的主动回应。甚至，我们也经常会接到某个救援部队或是某个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这种强烈的反差，常常使得我们有些不适应。

在一片废墟中，看着一个被媒体环绕的官员，周庆元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是堤坝因为维护不利失修造成重大损失，却不见过多关注，反而是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地方，官员频频上镜介绍救援进展、所做工作。平时根本没有受到关注的灾难所在地的官员倒成了明星？”

灾难事件做多了，发现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其实每一次灾难并不单纯是天灾，灾害背后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人为的影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汶川地震中，学校教学楼存在豆腐渣工程；玉树地震暴露出房屋抗震系数不达标；舟曲则存在着水土流失、堤坝年久失修和城市规划不科学的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救援表象下，这些问题统统被遮蔽，一旦再次发生同样的灾害，仍会造成一样的损失。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在之前就避免，但前期做得好、灾难发生时受灾不大，反而受不到关注，获得的支持更少。

日本发生的9级地震死亡人数不到两万，2012年2月份发生的新西兰地震死亡人数不超过200人，灾害规模的破坏程度不比玉树舟曲甚至汶川小，但为什么伤亡人数可以做到如此之少。我困惑地寻找资料，了解到，首先是因为两个国家处在地震带上，当地曾发生过类似灾害，所以防患于未然，从建筑标准到国民应对灾害的培训都极为严格。但让我奇怪的是，汶川和玉树也在地震带上，舟曲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泥石流，但还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危险一直存在，在常年平静的表象下，人们忽略了，麻木地以为会获得永远的平安。其实，它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掉下，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保证这柄伤人之剑的微妙平衡。与激动人心的救援和轰轰烈烈的重建相比，防患未然更为重要。为什么不给予那些多年没有出现过险情的地方以嘉奖和鼓励，为什么要等到灾祸出现后才会开始关注？汶川地震中曾出现一个最牛学校，学生一个都没有死亡，因为校长每天都在做加固校舍的工作，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会遇到突然的事故。可惜的是，这个校长的事迹只在地震发生时被宣传过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大概早已被遗忘。

我们用暴风骤雨的方式救灾，沉醉于灾难带来的凝聚力，歌颂那些救援的英雄们，然后又迅速遗忘，似乎那些悲伤的记忆不合时宜。如果对救灾毫无总结，我们不会有任何进步，只会看到更多相似的情景、更多的死难发生。灾难虽然是天灾，但原本，很多是可以避免的。

四

白成香是我们在泥石流废墟附近遇到的一个小伙子。他与其他两个中年男子在淤泥的边缘，手拿铁锹正在挖掘，他的姨妈和表妹被埋在这片泥土下。发生泥石流的那天，他在县城的另一边，后来才知道姨妈家里出事的消息。在姨妈家的废墟前，他已经待了三天，几乎没有睡过觉，也不敢睡觉，一合上眼，都是姨妈和表妹的样子。

面对我的镜头，他显得极度悲伤。可是在舟曲，又有谁不悲伤呢？这里就是一座被悲伤笼罩的城。而白成香，显然他的悲伤还太轻了。

在舟曲，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警察，媒体报道中说，在灾难发生时，他工作的地方离家里只有1300米，他新婚3个月刚怀孕的妻子，与父母、妹妹一家四口正在三眼峪沟的家里，生死未卜。但他却迅速带领战士在中队附近展开救援。从泥石流中抢出一个个乡亲的同时，他一直幻想着自己的亲人也能同样脱离险境。然而事与愿违，妻子一家四口永远地离开了他。在灾难发生当晚，妻子给他打了电话，但因当夜太忙，没有接妻子的最后一个电话。如今，妻子的未接电话，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这个因为广泛宣传而获得知名度的警察成了媒体的宠儿，媒体为他采写故事，又因此吸引来更多的媒体关注。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我感到钦佩，却永远无法认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英雄们总要不近人情，心中怀着家国天下，却独独没有自己的家人。我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所谓的英雄呢？我们常常说，要做一个立起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什么是大写的人？

我知道，如果采访这样的人物，更容易赚取公众的眼泪，但一种本能还是让我回避了他，与并无看点的白成香相比，我更愿意报道后者。

从汶川地震开始，媒体似乎走出了原先冷冰冰的模式，逐渐探索出一套悲情的报道方式，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出现在银幕上，于是在几乎所有的灾难报道中，屏幕上一派哭哭啼啼。我的朋友告诉我，在那些灾难发生时，她每天打开电视，都会哭得眼睛红肿。

除了以悲情故事奉献给大家，电视主播们在播送新闻时，也常常泪流满面。自从一位男主播在汶川地震时播报新闻流泪的画面在网络上传播开，并被观众评价为真情流露、血性汉子后，众多主播的眼泪随时准备奔涌而出。

引出观众的眼泪似乎是一件非常有效地吸引眼球的事情。一个煽情的故事，加上一段出镜词，就能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在舟曲甚至在玉树，我也做了不少这样的新闻，但每次完成报道后，又常常反思这些新闻是否真的合格。我想我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而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无法保持冷静，甚至在煽动这样的情绪，只能暴露出我的不专业。观众关注的只是媒体给予他们的一个个现象，而隐藏在现象后的本质却这样被忽略了。

柴静在她的文章《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中，提到一个读者写给她的话：“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儿，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说得真好。

日本地震中，日媒所有的报道，最为触动我的不是高效运转的救灾体系，而是日本媒体冷静的叙述。它没有面容悲戚的受灾民众，没有热火朝天的募捐场面，没有轰轰烈烈的救援，它提供的只有信息：地震的震源、震级、破坏区域和程度；灾区需要的物资、应急避难所的位置；大气中核辐射量的实时数据，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避难指导等。

这种冷静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无情。但它说明了一个珍贵原则：媒体只是传播信息的平台，灾难不该成为个人表演的背景板。

日本放送批评恳谈会的官方杂志《GALAC》曾经刊登过“日本灾难报道的十大原则”，包括：

第一，追求报道的精确度；第二，灾难留言方式的推广；第三，受灾地的规模和范围要准确传达；第四，时刻记住报道要为受灾者提供保护；第五，不要忘记对受灾者的关怀；第六，电视和广播都要自觉报道受灾地的状况；第七，平安消息交给电信；第八，平日注意学习积累，培养灾难报道的专门记者；第九，报道手册；最后一条，在报道现场牢记是为谁报道。

在这最后一条中特别标注着，灾难新闻报道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再次提醒自己——灾难报道是为了受灾者的报道。

是煽情还是理性，这反映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文明程度。

五

来到舟曲后，我才知道这里是知名的旅游胜地。但我不理解，它为什么会被称为“藏区江南”，每年吸引那么多的游客来这里：这里有很多山，黄色的，山上只有石头；天空是灰色的，看不到云；城市逼仄，街道布满形状杂乱的房子。尤其灾难后，空气中满是肉体腐败的味道，一种末世的感觉。

当地一名叫薛春晖的男子告诉我们，他幼年时的舟曲，到处都是树和小溪。盛夏来临，全家就在树下支起一张竹床，伴着溪流的水声入眠。很多当地人都向我证实这里曾经环境优美，像一个世外桃源。只是几年的工夫，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一个姓郝的男子在街头拦住我们，递给我一份手写的资料，上面写着他总结的舟曲存在的环境问题。这名男子是当地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他的记忆中，舟曲的环境从10年前就开始恶化。他告诉我，那些山上原本树木葱郁，可是从50年代开始的伐树，加速了森林的破坏。尤其是最近10年，伐树变本加厉，伐木工人在切断大树后，当地居民会将树根刨出当作柴火。没有了阻挡泥石流的树木，只要下雨，就容易酿成灾祸。

人口的暴增是郝老师总结的第二条原因。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县城涌入大量外来移民，加上学校撤并，很多家长将远在其他村落的家迁往舟曲，陪孩子读书。暴增的人口自然使得原有房子不够住，于是人们将目光锁定在原本不应该建房子的泄洪道上。发生泥石流的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本来是两道泄洪沟，可是房子却密密麻麻挤占了所有空间。舟曲本就是建立在一个泥石流冲击面上，泥石流虽然一直伴随着这个小城，但几百年来都与当地居民和平共处，没有发生太大灾难，原因就在于当地人小心翼翼地恪守自然规律。但在膨胀的需求下，人们渐渐迷失，对未来的危险视而不见，在刀尖上行走，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的小工厂在山上开山炸石，一车石头几百块钱，卖到建筑工地，这也让山上的环境越发糟糕。对资源的过度索取还体现在舟曲四周密布的水电站上。在舟曲穿城而过的白龙江上，仅我的目力所及之处，各型的水电站就达到了十数个。密集的水电站贪婪地截断河流，仿佛毛细血管上的一条条水蛭，旁边则是裸露的山体。与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不稳定性以及核电的安全性相比，水电具有资源丰富、可再生、成本低廉的特点，成为能源发展的首选，但它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早已被论证。

被劈开的山，创面一道道露着，碎石子不时从上面滚落下来，发黄的天映衬着，像个锅盖扣在上面，看不到云，也看不到鸟。

这一幕，似曾相识、屡见不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我说，联合国用四个指标衡量260个国家70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人均GDP、人均纯收入、饮水质量、空气质量，后两个是环境指标。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把大江大河都污染了，老百姓喝的水都不纯净，空气不纯净，这种现代化是没意义的。中国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

汪玉凯是研究政府公共治理的知名学者，经常被各地政府请去做国家形势报告。我采访他是因为2013年初中国中东部地区发生的那场大雾。迈过了所谓的末日，刚进入新年，人们之前惶惶不安的心终于定了下来，一场持续的大雾却来了。雾气最严重的那天晚上，我站在18楼的楼顶看不到下面四环路的灯，远处的大裤衩也仿佛消失在云里，只能看到一片浓重的白。躺在床上，一股呛人的味道挤进鼻子里，我用被子捂着脸，还是有股化学品的味道窜进肺里，勾得我直咳嗽。这场大雾持续了整整半个月，无奈的人们只好用“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来调侃。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对我说，雾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富含的重金属和致癌性细颗粒物，会被深深地吸到肺泡里面，并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从而导致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

空气不安全，水也无法安心饮用。之前，山西长治一家化工厂的苯胺泄漏将近一个星期才被通报。高度致癌的化学品已经顺着破损的管道流进了河里，引发了下游城市的恐慌，超市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同事李捷和钟明亮到了现场采访报道，李捷回来后就发烧、咳嗽。她说，现场的工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处理被冻成冰的苯胺水，但这种具有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具有高致癌性，稍有些常识，就会懂得穿上防护服，可是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们。从专家处得知，当地用活性炭处理苯胺污染水的措施效果有限，也很难彻底消除水源中的有毒物质。

可是那条被流入有毒化学物质的河流却是下游河北、河南多个城市赖以生存的水源。这种毒害并不立竿见影，很可能是在几十年后以某种可怕的方式在身体内爆发。

我可以减少对食物的摄入，可我无法不呼吸、不饮水。

我曾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住所旁边就是草坪，浓重的绿色腻得简直像要淌出来。隔得不远有条河流，天鹅在水中游着，每当游客向水里喂面包，它们就会忽闪起翅膀追着跑。在苏格兰旅行时，某个晚上在乡间公路行进，车灯一闪间，一只鹿的剪影竟然出现在我的车窗上。远处的一片丘陵中，它站立在顶坡，优雅地看着远处，一对极富美感的鹿角昂扬地伸展着，俊美矫健。

我的故乡也曾有温泉水和青山，但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和光秃的山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在舟曲的某天晚上，因为天气原因，我们在县政府办公楼留宿，那里白天作为记者会的现场，晚上供找不到住宿地点的记者休息。

我将椅子拼起而眠。

夜半，我被一阵山风吹醒。越过四围熟睡的同行，我一路走到阳台，旁边是大山。此刻我与它如此接近，仿佛伸手就可触碰。夜色下，群山投下沉默的影子，无比庄严，无比神圣。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突然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充盈，赶走了所有的焦虑，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这个夜晚，我一直视为大自然给我的启示。

第四章
雅安十日

一

震后第四日，我们到达了雅安。

我和王磊、赵玮一组，去接替周庆元、张晨、赵刚，地震当天，他们就到达了灾区。

从成都下飞机再坐车前往芦山县——这次雅安地震的震中，一路顺畅。下了高速到西康大桥收费站，站口外已经设置了多处抗震救灾服务点，有的由官方组织，有的是自发，看到有救援的车辆或者人员前来，那些服务站的人员一边塞水一边塞吃的。摇下车窗，我们问路，车窗外马上聚集起送水和送吃的人，一边推一边让，最后每人被塞了一根黄瓜，这让我们的车厢中飘满了黄瓜的清香。

在雅安灾区，救援部队设有免费供应饭食的供应点，路旁有电信运营商搭起的免费充电和上网的帐篷，一些组织设立了餐食供应点，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欢迎外来援助人员免费就餐。还有一些饭店，在店外支起临时帐篷，也免费供应餐饭。

震后最初曾短暂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但现在物资已经源源不断地运抵，当地灾民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

在芦山做短暂交接后，我们前往此行的第一站宝兴。

震后最初一两天，前往宝兴的道路被山上掉下的巨石砸坏，救援人员无法到达，里面的情况也传递不出去，那里被称为“孤岛”。在我到达的前一两天，道路才被抢通，但一场降雨，山间倾泻下的泥石流又将道路阻断，救援人员用人力连夜抢通。由于道路狭窄难行，为了保障畅通，那里也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控，前往车辆必须持有当地颁发的通行证，而且道路设置为单行线，进入的车辆要想出去，只有从另外一条道路通过，那意味着将要多付出两倍的时间。

行走在这条山间道路上，一边是耸立的悬崖，一边是湍急的河流。前一晚的降雨令山谷升起一团团薄雾，影影绰绰地给山景平添了一番美感。车子走着走着，会突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撞击声，从山上滚落的小石子不安分地砸向它脚下的人或物。地震当时，比它们大数十倍百倍的石块从山上滚下，砸平了挡路的竹子、树木，然后以加速度将正在路上行驶的一些车辆和摩托车砸得支离破碎，路边的残骸，提醒着我们当时的情景有多么恐怖。由地心深处传导的这场震颤将原有的山体结构打碎，一旦发生余震，碎石就成批滚落，而雨水则会加剧泥石流产生的可能。

成都路桥集团的员工，24小时驻守在道路旁，随时消除隐患。

在我们行进的路上，就出现了三处大型的泥石流带，抢险人员清理出一段，再放行几辆前进的车辆。

一路走走停停，原本40分钟的路，走了近4个小时。

在一片山雾环绕中，宝兴的城门出现在眼前，上面写着“熊猫古城”四个大字。我原先对宝兴不太了解，当地人告诉我，宝兴是发现第一只熊猫的地方。1869年，一位名叫David的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在宝兴邓池沟首次发现大熊猫，并将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具大熊猫模式标本。

建在大山间的一座小城，这是我对宝兴的第一印象。

它令我想到了舟曲，它们的地形是那样相似：群山环抱，依山傍水，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但与舟曲相比，它显得更为秀丽，群山呈现出一种翠绿的颜色，空气湿润，天空澄亮，刚刚整治过的街道整齐有序。

由于当地政府决心发展旅游，当地所有房屋的外墙由政府出资进行了装修，灰色的仿古墙砖将所有建筑打造出一种古朴的风貌，也令这里脱离了普通小镇千篇一律的白瓷砖火柴盒模样。

初到宝兴时，我不太相信这里经历过地震，因为那些房子看起来基本完好。我到过玉树和汶川地震遗址，知道地震对于建筑会有怎样的破坏力，但是这里街道上的房子，很少有大规模的垮塌。

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判断有误。当地的灾民拉着我到他们家中，指着房子上的裂缝，这些裂缝粗的有人小手指那么宽，有的地基整个被平移出去好几厘米。这样的房子，即使没倒，也危险得很。

不光是宝兴，芦山也是这样，表面看着好好的房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痕，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倒下来。救援人员把它们叫作“站立的废墟”。

汶川地震时，整个雅安地区也被波及，建筑物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

这里的人告诉我，汶川地震发生后，有的当地政府给了一些钱，但是数额并不足以让他们自己加固房子，有的感觉房屋受损不严重，也就放弃了加固。

参加过汶川和雅安地震报道的武警四川总队新闻站的记者张莉告诉我，汶川地震中的救援难度，在于那些房屋有很多预制板，废墟下面的情况救援人员不知道，担心把一块预制板拿出来，会导致废墟塌方，把下面可能存活的人砸死。当时所有救援人员都没有经验，大家每撬开一块预制板，就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但这回房屋倒塌和上回不一样。张莉当天到达雅安后了解到，灵关镇、太平镇、宝胜乡的房屋垮塌的不少，砸死人不多。因为很多房屋是砖混结构，没有大型预制板，是小砖，有木头梁。这也是吸取了当时汶川地震的教训。张莉到达后，首先问的是学校的伤亡情况。汶川时，学校包括幼儿园是出现伤亡最多的地方。雅安的人告诉她，很多学校是2008年以后建的，都很牢固。她实地查看，发现学校的确没有出现毁灭性的垮塌，顶多出现裂缝。

在宝兴的一个灾民安置帐篷中，十多户在这里暂时落脚。我到他们那里，一个大爷将我当成志愿者，让我坐下来听他讲熊猫故乡的历史，讲着讲着，他突然沉默了一下，说：“是不是因为人类把熊猫的家占了，所以地震了？”

我又问他重建家园的事。他说：“还是看政府有啥政策吧。”

我问：“只靠政府？你们自己有什么打算啊？”

他说：“是啊，不能光靠别人啊，还是打工吧，打工把房子再盖起来。”

大爷有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地震之后两人短暂回来了一段时间，打算等五一过去再出去打工，挣些钱弥补这次的损失。

四川是打工大省，很多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挣了钱就回家乡盖房子，往往一栋房子就耗费了一家人毕生的积蓄。

那些失去了房子的人们，有的在采访中不禁有些哽咽。不过这比起汶川地震，已经好了很多。参加过汶川地震报道的同行们说，当时那里弥漫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悲痛气氛，尤其是学校中大批孩子死亡，他们的家长就聚集在校门口痛哭，那种悲伤是可以将人摧毁的，地震之后的头七，景象更是惨不忍睹。而这次地震，万幸是周六，又是早上8点，很多村庄的人已经起床劳作，学校不上课，地震持续的时间又不算长，种种巧合叠加，使得死难人数并不算高。

一场灾难过后，只要家人仍在一起，就是最值得庆幸的吧。

在地震灾区，所有空地已经摆满各种颜色的帐篷，帐篷上印着各色各样的字样，代表由不同的部门援助。在一些帐篷外，当地人搭起炉灶，烹饪家中剩下的食物，帆布绳上搭着洗过的衣服。看着那些冒起的炊烟和五颜六色的衣裤，我竟然有些感动。灾难过后，这里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把日子过下去，而且仍要维持生活的尊严。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有媒体爆出灾民在地震灾区大吃大喝，这令我们在拍摄时遇到了愤怒指责媒体的当地民众。

我没有看到那则报道，无法评论，但我想起汶川地震时媒体指责灾民在灾区打麻将的新闻。在他们的逻辑里，灾难面前的人们应该保持一种悲伤而压抑的气氛，任何有关享乐的事务都可称得上是犯罪。

我去过很多灾区了解灾难发生后的情况。除了有亲人逝去的家庭，其他受到灾难影响的家庭虽然也会有悲伤，但仍然能保持一种基本平静的生活。起初我不解，后来发现“乐天知命”是根植于中国这个民族血液中的性格。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有过描述：

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而在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除了列举了中国人爱面子、讲究礼节、守旧、节俭、麻木不仁、勤劳等性格特点，也用了很大篇幅讲述中国人的忍耐和知足常乐：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一直是他们的老师，正是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的尽最大可能地屈从而毫无怨言，而不愿花力气撞墙以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顽强不屈，“得忍且忍，得耐且耐”，这一古老的格言是他们行事的依据。简而言之，中国人知道富该怎样，穷该怎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之为一种民族特性，与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普通的中国人没有过分的讲究。他们总是模范的客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吃饭，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够好的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穿少吃的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那种样子显然会令我们感到惊异。

史密斯在这章的最后做出结论：“我们相信，具有这种快乐性格的中国人绝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待久的外国人都会遇见他们。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如果历史所告诉的‘适者生存’是真的，那么中国人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巴蜀之地既是风调雨顺、物产丰盈的富庶之地，又是一个历尽灾难的土地，历史上的种种刀光剑影，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灾难，也锻造了他们的性格，他们以知足享乐来抵消现实带给他们的苦难。四川的美食风靡全国，修脚和按摩更是掀起一种潮流。与种种批评他们糜烂的言论相悖，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虽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人们也经历过种种浩劫，但却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们像川人一样，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这种热爱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在雅安，和这些川人接触后，我发现，他们的坚强超过了我的想象。雅安地区多山，崇山峻岭间人们开辟出有限的土地，建立起村庄，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克服自然的种种艰辛，忍受生活带来的苦难，并在这种苦难中培育出坚强的性格，以及对来自外界的点滴帮助常怀的感恩之心。

在雅安天泉县禾林村，一位名叫杨克松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利用家中的塑料薄膜，在空地上搭起一个简易的小棚子，里面放着从家中抢出来的家具，规规整整的样子，真有着苦中作乐的感觉。家中还有好多家具没抢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救援部队的战士帮他搬，他说：“太危险了，万一砸下来，让他们牺牲怎么办，我会内疚。”

我们与救援部队一起到他家帮他搭帐篷，他硬要塞给我们矿泉水。我们说，这是发放给你们的救灾物资，我们不能要，他非要塞。我想起了刚到雅安在高速路口被塞给的黄瓜。

在雅安，我们走到哪里，那里的人们都会主动给我们水、食物，他们有着一个朴素的观念，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他们要感谢。

路上，很多当地人举着牌子，或者打上标语，上面写着感谢的话。起初，我从心理上排斥这些标语，职业习惯令我不禁怀疑背后是否存在官方的组织。但渐渐地，我发现，即使存在组织，也丝毫不能否认他们的感恩之心。

北京市卫生局的梁亮亮谈到他在雅安的感受，两次落泪。他是随北京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来到灾区的。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由国家拨款组建，支持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四川、陕西、新疆9个省（区、市）建设11支队伍。队伍接受当地卫生厅的调度，参与本地应急和周边地区大型突发事件的救治，在重大灾难面前，代表国家队前往全国各地甚至参加国际救援。其中紧急医学救援类6支、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类3支、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类1支、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类1支。

2012年，北京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刚刚组建完成，雅安地震后，他们当即出发赶赴雅安。队伍中包括流行病学专家、消毒、心理支持专家，还有十多辆车载装备。

他们的队长、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贺雄告诉我，装备从铁路运往雅安的过程中，在乐山峡江铁路客运站，一位大姐经过，看到他们不走，知道他们是从北京到灾区做防疫的，哭了，拉着他们的手挨个儿握。大姐是做生意的，家在芦山县芦阳镇，在芦山有10间铺面，地震中都损毁了。大姐哭，是感谢他们到灾区帮助灾民。

贺雄说，他特意为团队成员定制了服装，上面印着大大的“北京国家应急救援队”的字样。他说，“北京”两个字在人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要让灾区的人们知道，国家没有忘了他们，让他们心安。

到芦山的第二天，救援队将营地驻扎在县城边的一处空地上。旁边的民众知道后，自发给他们送粥。贺雄说：“他们受了灾，粮食都被压在废墟里，可还是给我们送吃的。第一天，粥上放着咸菜，第二天，上面放着自己做的腊肉。我们推啊，推啊，开始是不忍心吃他们的东西，后来是觉得拒绝了他们不忍心。”

除了送粥，还有人送来一桶鸡蛋，往营地一放转身就走，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后来才知道是旁边住的一个大娘送的。大娘说得干脆：“把鸡蛋吃了。”容不得半点推辞。

梁亮亮说，他们在芦山时，经常有一些孩子，走过来对他们说“谢谢”。他说的时候，又要哭了，听得旁边的我们也想哭。

送粥的老乡叫老乐，自己有饭店，也是饭店的大厨。饭店受损后，全家搬到帐篷里住。救援队的队员们说起他的手艺赞不绝口。后来，救援队干脆把从北京带来的700多斤大米，放在老乐那边一起做。救援队还帮老乐解决了燃煤问题。当时，一车煤送到后，老乐不收，犹豫了半天，队员们才知道原因，他说：“太多了。”

五一节，我们获得队长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饺子。

在他们搭伙的帐篷里，队员们擀皮的擀皮，盘馅的盘馅，包饺子的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

刚出锅的饺子，热热乎乎的，捞上来三碗，梁亮亮给了我们三人。赵玮、王磊埋头吃着，脑门上冒着细汗。两人各自吃完，又把我吃不完的饺子消灭了。

吃过饭，我去找老乐。他坐在一把破椅子上，对面是他的两个孩子，还有亲戚。老乐介绍完之后就不说话了。我问他为什么开始时自己没吃的还要给救援队送，他憨憨地说：“互相帮助，互相帮助么。”

和周庆元一组在雅安进行报道的技术人员赵刚后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当你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当我们走的时候，所有沿途的老百姓，包括一些小朋友啊，老奶奶啊，老大爷，所有人都举着牌子，不管你车开得多快，窗户全都紧闭着，但是他们就一直高喊，谢谢你们，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直一直喊，你的心灵在那一瞬间被震撼，只能说泪如泉涌，完全控制不住。”

在雅安，我时常感到自己被一种情感充盈着，让我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这与之前任何一次对灾难的报道都不同。在那些现场，我也会感到悲伤，但是很少会有感动。是这里的人们，以他们鲜活的生命提醒了我，人之所以为人，恰在于他对苦难的承受力，并在这种苦难中提炼出“活着”的价值。

二

但这毕竟是地震，我们随时被提醒着它有多残酷。

颓残的建筑只是这种灾难的外部表象，真正的伤害已经深入到了它的肌理。

先后两次地震，不但让这里人们的家园受到损毁，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不可抚平的伤害。

有参与救援的人员告诉我，芦山医院中好多伤员不是因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而受伤，而是心里慌乱跳楼受的伤。翻阅那些天的新闻，我发现，不但在灾区有这种情况，在重庆和成都也出现了因为跳楼而导致的伤亡。

心理相对健全的成年人还出现这种恐慌，更别说孩子。在雅安，有很多孩子受到了惊吓，出现了心理问题。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汶川地震后就在当地进行长期的心理干预。雅安地震后，乐山的救援部队帮助他们在龙门乡隆兴中心学校建成了心理援助工作站。很多孩子受惊，一个7岁的孩子出现了尿床，还有的孩子到夜晚就会哭闹。

帮助这些孩子的一种方法是和他们做游戏，让他们快乐，忘掉地震的阴霾，并通过彼此间的触摸缓解紧张。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专家方若蛟是中科院北川工作站的执行站长，汶川地震后在北川进行过长期的心理干预。

他说，地震或者大的灾难发生后，人们容易出现心理的应激障碍。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的词汇：PTSD。指的是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之后遗症。PTSD患者的症状通常为发噩梦、头脑中不时记忆闪回、有睡眠困难、感觉与人分离和疏远等。这些症状若严重到一定程度且持续时间久，将会明显损害个人的日常生活。PTSD表现出明显的生理和心理症状，常与相关的精神失调合并发展，如抑郁、药物滥用、记忆和认知问题，以及其他的生理和精神健康问题。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PTSD会长期困扰人的心灵，并造成严重的精神问题。

方若蛟说，汶川地震后出现的此类案例的比例要高于国际水平，尤其是雅安，经历过两次地震影响，专家们发现有创伤反应的占到了灾民的一半。我告诉方若蛟，在很多灾难的发生地，那里的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情绪激烈，而是麻木，这让我感到困惑。他说，这是自我防御机制令他们在心理上回避当时的事件，麻木是因为情感的剥离。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说，依据国外经验，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需要20年，很多人也许早期没有表现出症状，但会在灾后6个月陆续出现。也许在早期，灾民们在热闹的气氛下还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随着救援人员陆续撤出，人们会经历一个情绪的绝望期，这个时期恰恰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

汶川地震后专家们发现，灾后五六个月时成为一个自杀的高峰期。

从汶川地震开始，心理援助也逐渐成为救援人员重视的课题，人们开始意识到，比让这些灾民重建家园更重要的，还有心理的康复。从那时候起，灾害发生后，救援队伍中都会有心理救援人员。

王儒芳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心理教研室主任，雅安地震后，她作为一名志愿者被学校派驻到灾区进行心理干预，工作地点在龙门乡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工作站。

我们到那个工作站采访时遇到了她，后来谈到灾后心理援助的问题，她滔滔不绝，谈到最多的就是灾后心理援助的无序化。

她说，灾难发生后，各路不同的心理援助团队到灾区去，有的是专业人员，有的不是，甚至很多志愿者也做心理援助的工作。但心理援助很特殊，心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学科，有着不同的流派和理论。心理援助更需要专业的团队进行长期持续的干预，如果一个灾民在一次心理援助之后，又被其他心理援助人员进行了另外的心理援助，或是被不专业的人员进行了错误的心理疏导，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

她说，很多人对灾民做疏导，要他们坚强，一些灾民被反反复复揭开伤口，心理伤口久久难以复合。而正确的做法是要让他们释放，重建他们的自信，或者采用更专业的技术如脱敏技术，让他们对灾难和死亡不再产生恐惧。就像一些医学专业为了让学生克服对血液的畏惧，让他们接触大量的动物肢体，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对血液不再敏感。

王儒芳说，汶川地震后，灾区流行一句话，叫做：躲地震、躲记者、躲心理援助者。

看来灾民的心目中，记者起到的作用也好不到哪儿去。

她说的这些我可以理解。

汶川地震时，我曾看到一则报道：一位女警察失去了父母和女儿。男记者冷漠地问：“你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拼命工作？”

女警察强忍着悲痛回答着。

最后男记者加了一句：“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女警察昏倒了。

我看到的另外一个场景是某电视台的直播现场。他们在一片废墟前，直播救援人员的挖掘。一个营救员挡住了摄像机位，女主持人对营救员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救人要紧。女主持：“只要5分钟就好。”

遇难者上方有一块板，随时有可能垮塌。营救员说：“我们先把这个搬开。”

女主持：“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继续播报。

那位老人一直痛苦呻吟，大家劝老人不要发出声音，保留体力。

女主持:“在我们的下方，还掩埋着一位老大爷，一直发出呻吟，我们现在试试把话筒放下去，看能不能听见老人的声音。”

女主持喊：“大爷，能听见吗？大爷？说说话。”

大爷又发出了呻吟声。

最后，大爷没有救出来，就逝去了。

当时看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可千万不能成那样。事后我特意搜索了一个心理医生列出的面对灾民时最好不要讲的话：

• 我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 你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

• 你能抢出些东西算是幸运的了。

• 你是幸运的，你还有别的孩子／亲属等等。

• 你还年轻，能够继续你的生活／能够再找到另一个人。

• 你爱的人在死的时候并没有受太多痛苦。

• 她／他现在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快乐了。

• 在悲剧之外会有好事发生的。

• 你会走出来的。

• 不会有事的，所有的事都不会有问题的。

• 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 时间会治疗一切的创伤。

• 你应该要回到你的生活继续过下去。

他们建议这样说：

• 对于你所经历的痛苦和危险，我感到很难过。

• 你现在安全了（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安全的）。

• 这不是你的错。

• 你的反应是遇到不寻常的事件时的正常反应。

• 你有这样的感觉是很正常的，是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都可能会有的很好的反应。

• 看到／听到／感受到／闻到这些一定很令人难过／痛苦。

• 你是不会发疯的。

• 事情可能不会一直这样，它会好起来的，你也会好起来的。

• 你现在不应该去克制自己的情感，哭泣、愤怒、憎恨、想报复等都可以，你要表达出来。

我们后来跟着王儒芳去为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做心理疏导。地震时孩子正在睡觉，被奶奶抱着跑了出去，刚走到安全地带，房子就塌了，从那以后，他就老说：“房子塌了，房子塌了。”

我问了注意事项，要王磊远远地拍，不要让孩子注意到。

王儒芳买了很多玩具，她说利用玩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孩子的信任，让他不再抗拒外人。

经过孩子母亲的同意后，她开始了心理疏导，我则坐在旁边作为她的助手。孩子还不怎么会说话，躲在妈妈怀里用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他妈妈说，地震后他就变得特别黏人，尤其黏妈妈，一刻也不能离开。

王儒芳问：“会尿床吗？”

妈妈回答：“有些尿床，但不严重，晚上偶尔会哭。除了食欲有些减退，其他状况还好。”

我们拿出玩具，孩子兴奋地一把就抓过来玩。或许是玩具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看着我们渐渐露出了笑容，也不拒绝我在他的额头亲一口。

王老师后来告诉我，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不严重，因为他不排斥外人，还在笑。问题严重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表现，这个小男孩也许是因为当时在睡梦中，又遇到地震，受到一些惊吓。

“随着时间关系，相信他会恢复的。”她说。

三

在地震现场，我们看到最多的救援人员就是军人和武警。从汶川、玉树、舟曲，直到雅安，他们都是救援的主要力量。

四川武警总队司令肖凤合是第一个到达雅安灾区的司令。地震发生时，肖凤合正在家中休息，平日工作繁忙，只有周末的假期可以稍稍休整下。意识到发生地震后，他一跃而起，乘电梯从18楼下来冲到指挥所询问详情。采访他时，距离那天已经一周了，在武警前线指挥所的帐篷中，他向我复述当时的情景，仍然表现出当时急于知道灾区情况的紧张心情。当我提醒他，灾难发生时，乘坐电梯恰恰是一种最危险的行为时，他说：“当时顾不得太多，只想马上知道灾情如何，部队有没有伤亡，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安排救灾。”

赶到指挥所后，他一边了解灾情和伤亡情况，一边开始着手前往灾区的救灾事宜。

一个多小时后，他赶到了芦山县。他领导的武警四川总队有1098人，其中雅安支队560人第一时间到达6个重灾乡镇，成为最早到达灾区并实施有效救援的队伍。

在消息最为闭塞的宝兴县，武警四川总队派出了450名兵力，因为道路完全塌方，这些战士徒步或走水路。

雅安支队的邓振军是其中的一员，他和其他4个人作为先遣小分队，下午4点多出发从芦山徒步38公里前往宝兴。他们携带着小型切割机、十字镐、作业包还有绳子等装备。

他说，在通往宝兴的路上走到天色渐黑，在一座桥附近看到了大约20名当地人，他们都是家中有亲属在宝兴，放心不下徒步前往的。前方的路况太糟糕，他们不敢走，只好停下。邓振军和他的战友把这些人带出了那片危险地带。

晚上9点多，他们到了宝兴，那里没有电，人们都站在大街上，不敢回家，一些孩子在父母的怀中哭叫，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不稳定。看到他们，人们激动得不行。

他说：“5个人当时只带了两盒饼干，全给了灾民。”

宝兴的道路真正打通是在23号，也就是地震发生三天后，大批的救援物资才源源不断地进入。

地震刚发生那几天，我看到有不少网友评论：“为什么汶川地震时出现的道路迟迟不能打通、物资不能运到的情况又出现了？”一些网友回复说：“为什么不能利用空军精确投放物资？我们部队的救援水平为什么还是这么差？”一些网友贴出了当地灾民举着“我们饿、冷”、“要水、要食物”的牌子的照片，以此质疑救援人员的能力。

肖凤合告诉我当时的情况，他说，灾难发生后，各方力量都希望第一时间到灾区展开救援，但是从芦山到灾区基本上都是小道，比如到太平等地的路是狭窄的山路，而且很多地方都塌方了，众多车辆和部队聚集在芦山县城，也导致了车辆严重堵塞，直到第三天，当发现灾情不太严重，不需要太多的机械和人员时，指挥部发出通知，迅速撤回不用的机械和人员，并实行交通管制，才让道路保持了畅通。

他说，汶川地震时，道路最初迟迟没有打通，而这次雅安地震，重点道路3天之内就打通了，之后物资源源不断送到灾民手中，伤员在第一时间送到成都救治。水利、通信等都是很短时间内就得到恢复，芦山县城晚上9点部分地区就通电，电信当天晚上就通了。所以救援快速，也是这次地震的一个显著特点。

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之后，由于部队参与的灾难救援越来越多，当局也在思考建立一支专业救援部队的问题。在武警部队全国31个总队中，建设了33支抢险救援中队。中队依托总队的工兵化学中队，和国家地震局联合。地震局拨出专项资金，为每一支中队配备1000万元的装备器材。这当中有大型挖掘机、切割设备、起重设备、吊装设备，而且还结合一些灾难救援的经验进行训练和培训。武警部队也准备利用现有水电、交通部队，在他们中组建100支工化救援中队。

当我问到救援仍旧使用“人海战术”，而不是依托先进的装备进行现代化救援时，肖凤合告诉我：“四川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到处都是丘陵，地形太狭窄，民众的房子90%都是危房，器械用不上。到山区送粮食不可能用飞机送，必须用人力扛上去。”

武警部队副参谋长黄海辉则对我提出的“人海战术”表示了质疑。他指出，这次雅安地震后，武警部队在24小时内，集中189台大型救灾专业设备赶赴现场。可是在当地，这些大型吊装设备用不上。他说：“这次地震房屋倒塌不多。四川吸取汶川地震教训，在那之后建的都是框架结构房子，这种框架结构90%多没倒塌，倒塌的以砖木结构居多。他们不需要大型器械，一些小的撬杠就能解决。而大型的抢险，仅仅依靠器械，在一些道路通畅的地区可以实现，但田间小道根本不行。如果没有‘人海’，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照顾到。”

他继续补充：“就算只留下一个人，对他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整个世界。这些人媒体和领导人难以顾及，但他们的生命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去了10个人，救出一个老人，那对这个人来说，就不能叫作‘人海’，而是最佳的救援方法。”“不要轻易否定一种救灾方式，要把各种力量有机组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救援效果。”

在灾区，我问一个当地人，会不会觉得很多来灾区的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他说：“我们要感谢一切来帮助我们的人，尤其要感谢的是军队。”

“头七”那天，我接到一个新闻选题，地震救援前期两位赶赴灾区的战士遭遇翻车事故牺牲，他们所在部队希望记者能够报道他们的事迹。

地震刚发生后，我看过这个新闻。一辆前往灾区救援的军车侧翻到了路旁的河中，湍急的河水中，军车底朝下躺着，几个士兵跳到河水中试图把军车翻过来，无奈人力太过微弱，没有成功。驾驶舱中的两个战士殉职了。

最初接到这个选题时，我有些犹豫。一直以来我比较抗拒这种“树典型”的报道模式，后来我告诉自己，他们虽然是官方宣传中常见的典型人物，但也是真实的个体，所做的事情不能否定，我只要把他们背后真实的故事反映出来就可以了。

在部队驻守的天泉县老场小学内，我见到了他们的战友。通过他们的口，我得知殉职的两个士兵，一个叫作李堂东，是驾驶员，21岁，2009年入伍；另一个叫杨波，是代理排长，也是十几名士兵的班长，25岁，2005年12月入伍。

地震后，他们接到救援任务就往灾区赶，李堂东和杨波在驾驶室，后面的翻斗内坐着15人。车辆爆胎，侧翻进河里的时候，翻斗中的15人全部被甩了出来，王晓欣是其中一员。从草丛中爬起后，他冲下河，想救出困在水中的战友。

他告诉我，他潜到水中，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手去摸，摸到了杨波的手，他说：“我摸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可是……”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头低下去，再低下去，根本看不到脸。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他迅速跑远了。

后来我在二楼的教室里找到他，为令他伤心而道歉。我说，看得出来你肯定和班长感情很好。这个瘦小腼腆的年轻人轻声说：“我从山东来这里当兵，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想妈妈的时候，班长总是安慰我。”说到这儿，他咬着嘴唇，低头不语。

我问他：“可能很多人会反感‘树典型、评先进’的做法，你怎么看？”

他说：“反正他是我心中的榜样，永远都是。”

我告诉他我在灾区的一段经历。那是在宝兴，我们到一个老乡家采访，他的房子因为地震，坍塌严重，四楼的厨房整个儿成了废墟。老乡说那里面还养着四头猪和一只猫，可是现在它们全被压在了水泥墙板下。

我和王磊沿着狭窄的楼梯，手脚并用，攀到了顶层一片垮塌的废墟上。就在废墟中，我听到一只小猫的叫声。那小猫还活着。

我用手一点一点去扒废墟，把小块的水泥块掀掉，尝试去救那只小猫，可是我发现依靠我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后我放弃了，可心里难受极了。

我对王晓欣说：“你看，我连一只小猫都救不了，更别说救人了，那一刻我觉得你们挺伟大的。”

我向他道别，他突然抬起一直低着的头，看着我，说了声：“谢谢。”

四

和军队的救援力量相比，民间的力量也成为这次雅安地震中救援的重要一支。但不同于汶川地震时他们获得的一致好评，这次前往雅安的志愿者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救援的道路被各种前来救援的车辆堵塞，其中有大量是民间救援车辆，人们开始质疑他们前往灾区不是救灾，而是添乱。甚至当地也传来消息，有灾民怒斥未携带任何救援物资前往灾区的志愿者。置身这个最知道感恩的群体，我有些怀疑这类新闻的真实性，不过志愿者的形象确实遭到了破坏。

在龙门乡志愿者工作站内，我们遇到了从绵阳赶来的志愿者宋代军。汶川时，他就到过现场做志愿者，帮忙搜救，为尸体装尸袋、消毒防疫，给灾民搭帐篷、挖水沟等。后来他在北川待了两年，做他的老本行——装修。

这次他通过网络召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医生、一个户外极限爱好者，带了价值3万元的药品，还有手电、压缩饼干、水、方便面。

我遇到他那天，他的奶奶病危，他打算撤了。我问他对外界一些声音认为志愿者就是添乱怎么看，他不在乎，回答说：“用行动做事，用心说话。”不过他也补充，很多志愿者确实不够专业，有些志愿者浪费矿泉水还有食物。

我问他，灾区需要什么样的志愿者？

他说：“灾区需要的是有些专业技能和生活能力的人，在保障自己的同时，能救助其他人。”

宋代军和他的伙伴之前登记在一个名为“抗震救灾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站”的机构，它由四川共青团牵头成立，将雅安地震灾区一些散乱的志愿者登记组织起来，再根据他们的所长分配工作，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一直维持在1000人的规模。

那里的管理人员告诉我，这样就为这些散乱的志愿者提供了一个平台，更好地统筹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

与民间的散乱力量相比，各种救灾专业组织早就先行一步。

在芦山县城内的一处灾民安置点，我们遇到了一个名为“联合救灾”的公益联盟。一个名为“NGO备灾中心”的公益组织是它的成员机构，此外还有20多家公益组织。这些组织平时各自为战，一遇到灾害，就会联合起来进行救援，而联盟的成员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也并不固定。在云南盈江地震时，这个联盟首次成立并发挥作用。

杨振美是那儿的工作人员，之前做过长达7年的医疗援助。我问她备灾中心在灾区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她说目前正在进行物资的发放，等灾后重建阶段，会在当地做一些减灾的宣传培训。

我问她如何保证物资发放公平。她说：“有统一的评估标准和界定原则，我们采用扫盲点方式和侧重点监控。有些基金会有指向性捐赠，比如针对儿童、妇女或者老师，我们会按照这个标准发放。”

我又问：“是政府力量更重要，还是民间力量更重要？如何看待民间救援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关系？”

问这个问题并非随口一提。2011年，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在网络引发人们的关注，以火箭般的速度蹿红。时至今日，想必读者都已知道郭美美何许人也，也明白红十字会这个中国最高级别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个小女子最初无意间的举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郭美美事件”激起了人们对国内慈善组织的不信任，并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段时间，红会的捐款直线下降，甚至有的省份的红十字会零捐款。而除了红十字会外，其他的慈善机构也普遍遭到了连带效应，一些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见到记者后，往往抱怨慈善捐赠的锐减。红会的掌门人赵白鸽则在一个名为“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演讲中，提到郭美美用三天毁掉红会好不容易用一百年建立的信誉。

在那之后，红会用了将近三年时间，也没能消除留在人们心中的负面印象。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红会发布前往灾区救灾的微博，收获了网友14万个“滚”字。

“郭美美事件”后，我曾参加北大一个“公益传播——媒体高级研修班”。通过7天的学习，对中国的公益组织和慈善业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

中国对慈善组织实行的是“分级归口双重管理体制”。“分级”指中国对慈善机构实行的是四级登记管理，“归口”指慈善机构统一由民政部门登记，“双重”指的是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对慈善机构及其工作进行管理。在中国的公益慈善体系中，慈善组织分为官办机构和民间组织两类。前者包括各种准政府机构，例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其资金来源非常复杂，有许多来自公共财政，也有民间捐款。资金用途既有用于慈善的，也有用于社会管理的。而民间慈善组织，根据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的相关规定，不仅得在民政部门申请注册，还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作为挂靠单位，因而多数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这种慈善方式与欧美迥然不同，欧美国家的慈善体系是交织了国家、宗教和社会的综合慈善体系。最初由国家在解决贫困、健康等问题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慈善与国家保障脱离开来，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社会或民间行为，调动的资源和运作模式由社会主导。这样就依靠社会组织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提高社会的自我运转能力。

中国的慈善管理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这种方式在调动国家资源尽快达成目标方面或许有优势，但在很多学者眼中，缺点也很明显：第一，包揽社会事务，但财力有限，不可能满足多元化需求，而且官僚机构的管理与服务往往存在质量不高的特点；第二，社会管理手段单一，习惯采用控制手段，且不计成本；第三，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社会风险管理机制都存在局限，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地方政府疲于应付。

学者刘瑜曾经说过：“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

大包大揽的官办慈善垄断了慈善的渠道，单一的慈善渠道导致第三方监督的缺乏，很难做到财务透明，这对于慈善业来说可算是致命的。公信力是慈善的立足之本，没有了公信力的慈善就像失去了灵魂的人，空有一副躯壳。作为与国家福利相辅相成的体系，慈善不是大众福利，而是国家体系的有益补充，靠的是社会肌体自身的生长。大包大揽似的官办模式无疑剥夺了社会自身修复的能力，一旦社会肌体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全部坏死。

社会组织的单一化，也相应地抑制了人们的爱心表达，导致中国的慈善业更像是少数人的游戏。国外个人捐赠可以占到慈善捐赠的70%，但根据2010年的调查，中国慈善捐赠的个人捐赠比例只占20%~30%，大部分是来自企业。

对于我的民间组织和政府关系的问题，杨振美这样回答：“中国国家的统筹能力是非常强的，像巴基斯坦发生海难和地震时，有灾民饿死就是因为国家没有能力统筹。民间救援力量如果能力不强，均衡度就会差。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它们是互补关系，取长补短。民间组织发挥软性、盲点补充，政府是大调控、平衡。”

对于红会今天的窘况，她说：“这是一个经受考验锻炼成长的过程。每个机构都会有人为问题，每个问题都清楚明了后，它就成长了。台湾红十字会不是也遭受过一次信任危机？现在它很受欢迎。这是一个过程。”

五

离开雅安前的最后一天晚上，在住的帐篷里，我打开电脑，翻看这些天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有我拍的，也有赵玮拍的。我看着那些照片中的面孔、走过的山路、看过的景色，当时的感受又重回心头，难以名状。

回去的路上，我让赵玮和王磊每人聊聊这次的采访。

王磊说：“希望不要再有地震，看着他们流眼泪实在是太难受了。”

赵玮从前座回过头来说：“我说不出来，我的所有感触都在我的照片里。”

说完这些，大家都不再说话，陷入沉思。

窗外，烟雨朦胧，青山和翠谷一闪而过。前方是逐渐密集起来的建筑与广告牌。

成都近在眼前。

第二部分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

第五章
阳光下的罪恶

一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时，我来到西藏，在拉萨做完报道之后，又走访了林芝。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被称为最接近天空的地方。一路行走下来，感觉真实的拉萨和我想象中的有些许不同。想象中，拉萨是一个神幡环绕、诵经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是磕长头的虔诚人们的神秘地方。我承认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拉萨很多地方都与内地其他的中小城市没有太大的不同。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用水泥铺成，中央的喷水池和广场四周的路灯与很多广场大同小异；八角街上密布着各种品牌的服饰专卖店，其中的品牌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看到；还有包括川菜、粤菜、火锅在内的各种口味和菜品的饭馆，告诉你这里不光只有甜茶和糍粑。要是你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一座座洗脚城、歌厅，这更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远行数千公里，依然置身于一个内陆的普通城市。

但在之后的林芝行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西藏。天空如此湛蓝，蓝得像是没有边际，湖水也有一种近乎透明的蓝，水面和岸上的荒木天然有一种荒凉的感觉。有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来到了苏格兰高地，一样良好的生态，一样充满了远古的洪荒感。那种脱离了城市文明的原始，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打动人。

途中，我们还登上了米拉山口，海拔5000多米。站在那里，你会觉得天离得很近。山口附近有一个大的经幡玛尼堆。在阳光的抚摸下，在狂风的洗礼下，经幡飘扬，任是谁内心有多么纷繁的杂念，也能瞬间被过滤。

二

第二次来到西藏，是在一年之后，西藏的“3·14事件”发生后不久。

那次的行程由国务院新闻办统一组织，采访团有9家外国媒体、5家香港媒体、3家台湾媒体，共30多名记者。除了凤凰卫视，还有台湾“中央社”、东森电视、半岛电视、NHK、《纽约时报》等英、美、日、港、澳、台媒体。

虽然距离发生暴力事件只有两周，但在我们到达当天，拉萨机场依然人流如织，旅行团和背包客穿梭其中，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当地阳光灿烂，高原特有的超强紫外线，穿透在身上，带来太阳的灼热。这很像是一次集体出游，但实际上这次的到访，让人轻松不起来。

事件发生时，正值全国“两会”，会期已经开到一半，3月14日当天却传来拉萨突然发生骚乱的消息。骚乱过后，各大媒体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反应迅速的海外媒体马上派出记者采访，但是由于当地的局势还比较乱，到达当地的记者又被纷纷劝回。真相到底如何，每个人都很关心，却没有更多的消息，只能依靠一些只言片语的报道来拼凑，一些不太真实的报道也由此而生。在某些国外的网站上，甚至出现了当地对喇嘛进行镇压的图片，这些图片后来被证实是加工过的，但当时却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两会”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上，西藏骚乱成了最受关注的问题，外媒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到西藏进行采访，探究事件真相。面对急切的记者，时任总理温家宝当时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承诺会安排。

我们参与的这个采访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成行的。

采访行程只有三天，容不得更多的拖延，每天的日程都非常紧张。下飞机后我们直接被带到了骚乱的现场——大昭寺附近的八角街一带。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街，来自国内各个地区的生意人在这里经商。与一年前相比，这里又新增不少店铺。距离暴乱事件已经半个月，现场早已被打扫干净，但从留存的痕迹，还是可以看出当时骚乱的残酷。一些临街的店铺已经被烧成焦炭，无法从外表看出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还有的店铺玻璃被砸碎，大门上被重物砸出的凹陷显示出当时情况的严重。站在这条街上，当时的情景在脑海中一点点被勾勒出来。

3月14日，星期五，晴。

像每一个普通的星期五一样，拉萨市民上班、上学、逛街、做生意、转经，来自各地的游客三五成群地在街头游览。

灾难的降临没有预兆。临近中午时分，一些僧人在小昭寺突然用石头攻击执勤民警，几乎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开始在八廓街聚集，随着他们的呼号，人越聚越多。在拉萨八廓街、林廓北路、色拉路、纳金路、二环路和北京中路等地段，他们手拿棍棒、刀具，对一些政府机关、临街铺面和学校、商场以及媒体机构打、砸、抢、烧。

半个月后。在一间遭到摧毁的服装店前，店主唐清宴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骚乱当天，他的店铺被暴徒点燃，蹿起的火苗阻断了在二楼居住的店员的逃生路，二楼又没有窗子可供逃脱，最终这些女孩被活活烤死。当救生人员找到她们的尸体时，那些青春的身体已经变成干尸，轻轻一碰，皮就掉了下来。精壮的汉子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诉说着，这种平静使我相信他已经在那些天叙述了太多次同样的细节。也正是这种平静令我不寒而栗，身上泛起一阵鸡皮疙瘩。听说过被绞死、淹死、毒死，但这样的死亡太过惨烈，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八角街的一间藏医院里，院长告诉我们，骚乱当天，30多个被追杀的汉人逃生到这里，为了保护他们，院长关上了大门，于是暴徒冲击大门，险些得逞。医院旁边是珠宝店和药店，愤怒的暴徒们转而把商店洗劫一空。

当地的一个救助站，事件发生期间收留了800多个被焚烧了店铺或生命受到威胁的汉人。事件结束后，大多数汉人离开了拉萨，现在还有几十个人留下来。一个小姑娘流着泪说，她妈妈被暴徒一拳打在眼睛上，还被刀子架在脖子上，暴徒正要行凶，被一个好心的藏族大婶阻止。一个河南来的中年男子，辛苦经营的店铺被付之一炬，全部家当被毁，还被暴徒追着拿石块打。

拉萨武警医院中，一个19岁的武警躺在病床上，露出的脸已经被烧成了碳。“3·14”当天，他在街头执行任务，一个不明爆炸物突然在他身边爆炸，他被炸昏过去，醒来后发现被炸到了脸，重度烧伤，耳膜穿孔。另一个20多岁的武警，先是被石块砸昏，屁股又被暴徒割下一大块肉，缝了20多针。

在这些极端的暴力之前，暴徒先是打骂，进而用石头和大桶砸，用汽油焚烧车辆。我问他们，难道没有反抗吗？年轻的士兵们回答颇为一致：“我们接到了命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那你们采取什么措施维护秩序呢？”

“我们只能用手挡，公安和武警战友们手拉手站成一排。”

拉萨市二中的两栋教学楼顶层被暴徒焚烧，正在上课的学生被迫转移。在学校采访的时候，我和老师们聊天，摄影师钟明亮一转脸就不见了。10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我，他独自到被焚烧的教学楼拍摄，走在楼梯上，满地是散落的课本、被烧塌的屋梁，周围没有声息，只有鞋子踩在废墟上发出的嘎吱声，那一刻他感到很恐惧。他所讲的那种恐惧，后来在舟曲时，当我坐着冲锋舟经过那条曾经繁华后来死寂的临河街道时，终于体会到。

在“3·14事件”之后到达现场采访的同事陈琳，将这段遭遇写在了博客里。在拉萨，她遇到从浙江来做生意的三兄弟，三兄弟经营的店铺被暴徒浇上汽油烧毁，里面有他们20多年积攒的价值200多万的货物、现金、衣物等资产。他们没有招架之力，眼看着这些财物从下午开始一点一点被烧毁，直到灰飞烟灭。他们不敢灭火，因为亲眼见到隔壁的老乡全身着火从二楼跳下来，又被暴徒追打，还被拿玻璃盒子罩住，鲜活的生命最后被烧成几十厘米的碳体。她还听到一个出租司机讲，一伙暴徒割下一个回民孩子的耳朵，当场烧掉，旁边一位善良的藏民，帮助无辜的孩子向暴徒求情，结果遭到恐吓，暴徒扬言要用刀捅死这个藏民，他只好走开。当有人将这些行为归结于藏民族彪悍的天性时，陈琳说，彪悍跟丧心病狂根本是两回事，跟民族无关。彪悍可以是可爱的勇猛并带来安全，而丧心病狂，则是所有暴力分子的特质，与哪个民族无关。

在拉萨的看守所，我们见到了关押的部分参与“3·14骚乱”的犯罪嫌疑人。隔着栏杆，我们进行了对话。出乎我的意料，这些想象中应该穷凶极恶的暴徒，竟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甚至还有女人。

一个名叫罗亚的藏族男人面对众多记者，眼神中甚至露出胆怯。但正是那天，这个25岁的瘦小男人烧毁了数间店铺。有人问他是不是恨汉人，他说，只是因为当时听到有人喊，是吃藏粑的就站出来，才参加了打砸活动。他说，烧的几间店不是汉人的而是回民的，因为曾经在回民店里打工，被回民虐待，“他们老让我干活，还让我喝尿”。

另一个23岁的丹增，谈起参与原因，说也是听了朋友同样的话才参加的，不参加的话，那些人会打他。他说自己只是烧了一间修摩托车的店，并不是针对汉人。与罗亚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是谁指使的。

还有一个女嫌犯，面对记者的提问，只是哭。

在“3·14事件”中，恰恰是这些最普通的西藏人，将暴力的双手伸向了无辜的居民。我在拉萨的几天中，虽然在街头也与当地人接触，但发现他们都带着警惕的眼神。不光是汉族人害怕，藏族人也在害怕。据说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任何人在藏族聚居地走路都抱着十分的小心，因为传言这里的某个窗口有枪口对准街头的行人。

时隔几年，除了对当时的残酷情景记忆犹新，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普通人会变成暴徒？同样的困惑，在新疆“7·5事件”中，从视频中看到暴徒拿着刀具砍杀无辜的当地汉人时，也出现过。在那场由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刑事案件引发的骚乱中，近2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从图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拿着砍刀的维族青年追赶汉族青年，将锋利的刀刃砍向无辜的肉体，那鲜血淋漓的刀口触目惊心。

后来我读《路西法效应》，似乎找到了原因。这本书的作者叫菲利浦·津巴多，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曾主导进行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中，他和他的小组挑选测试了自愿加入项目的受试者，都是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随着实验的推进，这些受试者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强烈影响，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这本书是实验结束30多年之后，菲利普·津巴多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所写。在这30多年间，他针对这个问题又做了大量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威权、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去人性化’是让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的主要运作过程之一，这就好比白内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

书中提到了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三个月内，胡图族人杀死了大概80万到100万的图西族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大屠杀之一。挥舞起屠刀的胡图族人，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杀戮的对象则是长期混居在一起的邻居、老师、学生、同事，甚至朋友。

这些凶手的心态部分可以解释为受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当一个人身处一个四周全在挥舞着屠刀的环境时，很容易为了不成为异类而加入屠杀。而在杀人后，自我的催眠会将这种杀人行径合理化，从而使杀手变得更加冷酷无情，认为杀人是在解脱对方。

菲利普·津巴多说，普通人与恶魔，只有一步之遥。

三

在大昭寺附近的藏族居民区内，我们被安排和居委会主任座谈。居委会大婶是藏族人，有翻译把我们的问题翻译给她，再把她的回答翻译给我们。《金融时报》的记者拿着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问，藏人失业严重吗？

大婶回答，工作机会挺多的，能占到80%，很多公务员也是藏人，只要愿意干，不愁没有工作。

“他们不会说汉语吧？”他接着问。

“本地居民都能听懂汉语，但说有困难，干部中多数会说汉语，藏族干部学汉语的也多，西藏大学有专门的汉语班。”

“你们是不是没有宗教自由？”我转脸看，是另一个美国记者问的。

居委会大婶耐心解释：“我们这里基本上全民信教，早上转经，家里设有佛龛，每天转经的有上千人，家里宗教活动也有，现在在宗教场所，也可以看到很多宗教活动。”听到这个回答，我看到美国记者撇了撇嘴。

敌意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刚到西藏下飞机时，我拿着话筒想对记者团中的记者做采访。我想了解的并不复杂，第一是记者们对中国政府组织的这次报道的态度，是否认为这有助于了解西藏事件真相；第二是他们认为开放度如何；第三是觉得西藏的局势是否安全。

我和搭档钟明亮冲着一个高个子的美国记者走过去：“请问，我能不能……”

正在和别人聊天的那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忙把头别过去：“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如果采访的话，必须经过我的上司。”

“可是这个时候，我来不及联系你们美国总部了呀。”我笑着，继续问。

“那就没办法了。”语调更生硬了。

《金融时报》的记者干脆不耐烦地回绝了我：“记者采访记者就是废话。”

……

我无奈地掉头寻找其他的记者，最后俄通社记者索洛维夫接受采访说：“我看了很多关于西藏的报道，感到莫名其妙，我希望可以看到公正的消息。”日本共同社记者加藤靖志则说，了解的信息多少，取决于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如何。

警惕或许来自立场差异。

西藏“3·14事件”发生初期，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法新社在各自网站上使用了一张描述一辆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的图片。CNN网站的图片说明写的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图中却看不见类似场景。事实上，当时军车旁约有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只是CNN和法新社未选取这种客观描述恶行的照片。

不约而同的，英国广播公司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然而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完全无视救护车上大大的“急救”二字。在《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镇压”、“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

德国《柏林晨报》网站18日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人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明明是印度警察。德国NTV电视台也在报道中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

这些报道经过国内媒体的转发，在国内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做人不能CNN”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看到这些报道时，我第一反应是“主题先行”。大学学纪录片拍摄，导师一再强调不要预先设定主题：“要让你的镜头自己说话，而不是先预设一个立场再寻找依据去证明它，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保证客观性。”

导师为我们放了《八廓南街16号》，讲的也是西藏的事，萨拉八廓街一个街道居委会的日常生活。看完之后同学们都傻了，因为它看不到剪辑，也没有解说，完全就是庸常的生活。但它却符合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观点。这位“直接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句著名的论断：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

但这种墙上苍蝇般的真实，对于有着血肉和情感的记者来说，似乎并不太容易。大牌如被称为“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的法拉奇，也常常难以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对波兰工会主席瓦文萨的采访是她不满意的一次采访，用她的话来讲就是：“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采访。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够真诚。”而不够真诚的部分原因在于，真实的瓦文萨并不令她感到愉快，在法拉奇看来，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但法拉奇犹豫是否要写下真实的感受，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联合罢工委员会。或者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

在后来撰写的采访报道中，她并没有写下丝毫对瓦文萨不利的情节，显然她的政治倾向帮助她做出了选择。

媒体也是如此。

福克斯新闻是从属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也是世界上最能赚钱的新闻机构之一。根据研究机构SNL卡根的统计，福克斯在2010年大概获得了15亿美元的收入，利润更是超过8亿美元，高于其竞争对手CNN和MSNBC（微软国家广播公司网站）的总和。福克斯创立于1996年，它的创办者罗杰·艾尔斯从前是一名资深媒体顾问，曾服务过三名共和党总统，对保守派的观众可谓是非常有吸引力。尽管福克斯坚称自己的新闻报道公正毫无偏颇，但它的主持人常常会提出右翼观点和社论。这也成了福克斯标榜的特色。福克斯新闻的节目负责人比尔·夏恩曾说过，“我们的观点是独到的，观众在别的地方看不到”。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福克斯贯彻了托马斯类型的宣传鼓动者精神，即：国家民族存亡时，随军记者的首要职责是宣传鼓动者，其次才是一名不偏不倚、公允中立的新闻记者。

阿富汗开战前，福克斯著名主持人比尔·奥瑞利在其节目上公开鼓吹报复性战争，他说：“假如阿富汗政府不交出本·拉登，那我们就要炸掉他们整个国家。记住，每个人都要为他国家的坏蛋承担责任，就像德国人要为希特勒的行为负责一样，阿富汗人也要为塔利班负责。”随后，比尔更是延伸到伊拉克和利比亚身上，说：“假如卡扎菲不下台，我们就炸掉他们的油管设施、海港和所有机场。”

战争打响后，它的时评名嘴比里特·休姆又直言不讳地为战争造成平民丧生辩护：“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媒体都对平民伤亡的数据如此讳莫如深，我的观点是，平民伤亡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战争的一部分，这种事情算什么新闻？”

福克斯在新闻报道中的这种鲜明倾向却令它的观众推崇备至，令它获得非常高的收视率，类似它的风格被称为“新闻福克斯化”。

互联网诞生并发展后，媒体界普遍认为这种“新闻福克斯化”被扩大了。谷歌公司检索科学家克利什纳·伯哈拉特认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获取并分析不同的观点已经前所未有地容易了。互联网弱化了一大批支持“新闻报道该是客观公正”的传统论据，因此，也许互联网将给新闻界带来一场大规模的“福克斯化”，甚至将新闻界带回那个百家争鸣、各为其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

但技术派评论员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大卫·温伯格认为，透明是终结这种倾向性的利器，因为观众可以综合多种渠道的信息，获得最接近真实的判断。他提出一个论点：“我们这个时代，你能有多透明，我就能有多客观。”

2011年8月，我报道萨科齐访问北京。在大会堂等待双方会谈结束、签署合作协议的间隙，我与一位法国记者聊天，谈到了西藏事件中西方媒体的表现，我问她，是否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普遍抱有偏见。

她感到很奇怪。

我说：“他们没有到现场，却拿一些错误的图片来验证自己抱有的观点，这一点儿也不客观。”

她想了想，说：“在这件事上很多记者确实不够客观，不过起初外国记者们不能进入西藏，而官方给予的信息又较少。所以他们才会凭借一两张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照片做判断。”

“在整个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问。

“透明度。”她说，“你看，当中国政府同意外国记者进入西藏报道后，那些负面消息不就消失了吗？”

西藏采访的最后一天，西藏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和拉萨市长多吉次珠召开联合记者会。近千平方米的会议大厅，前几排被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围得水泄不通，后面是一排排架起的摄像机。

白玛赤林首先介绍“3·14事件”的起因。他将这次西藏发生的骚乱定性为达赖怂恿和指挥的。白玛赤林说：“1959年3月10日，达赖武装叛乱失败逃往国外后，一直从事分裂祖国活动。近几年来，他变换各种手段，利用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因此，这次事件可以说是达赖集团一手操纵的。”他继而补充道：“他在境外组织了什么‘藏青会’、‘藏妇会’、‘西藏自由学生组织’等等，他们的活动与这次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有密切联系。今年3月10日，少数寺庙里的不法僧人挑头滋事，社会上不法分子参与，最终制造了这起打砸抢烧事件。有人说这次事件是故意设计，是假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是僧人说这句话，那我敢说他连最起码的教规戒律都不懂。”

《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请问有多少人被抓捕？其中有多少僧人？第二是你们说这起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吗？有可靠的物证吗？”

白玛赤林回答：“在‘3·14’打砸抢烧事件中，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我也毫不保留地告诉你，到目前为止，已经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414人，其中大部分是藏族，也有汉族，也有僧人，但具体数字比例目前尚未拿到。414名犯罪嫌疑人当中，经过取证，拉萨市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了30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公安部门的取证，我们已公开通缉了5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6人已投案自首，4人已被抓捕归案。这次事件后，我区许多群众，以及其他地区和外省的许多群众通过打电话等方式举报达590多次。已有289人投案自首，其中释放了111人，对其余人正在依法调查取证之中。”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解释：“我们说这次事件是达赖（集团）组织策划的，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些情况目前还在调查，到时我们一定向世人公布有关证据。”

我想起上午在大昭寺采访时，几十名各大媒体记者正要进入殿内，30多个喇嘛突然出现，他们堵住殿门，情绪失控，有人在哭泣，先是用藏语，又用汉语断断续续地说着：从3月11号他们就被困在寺中不许外出，他们没有参与打砸活动，这让他们感到委屈。有人亲眼看到藏人的尸体……

于是我问：“今天上午采访大昭寺时，一些僧人说被杀了100多人。对此您如何评价？”

白玛赤林回应：“你们今天上午在大昭寺采访时，有僧人说被打死了100多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到目前，不法分子死了三个。有的是在抓捕过程中跳楼，送到医院后死的，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受伤。他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想颠倒是非，误导国际舆论，为分裂势力造势。”

他用一句话做总结：“事实不容扭曲，公道自在人心。”

四

西藏事件结束一年后的一天，我正在上网，习惯挂着的QQ在电脑屏幕右下角不停闪烁，点开那个小企鹅，我所在的记者群一派杀气，满屏是触目惊心的图片。还有一段视频，摄像头在立交桥的下面，拍摄的是几个年轻人手拿刀追逐另一个人，被追的人四处躲藏，最终被追上，身中数刀。接着就是一张特写图片，一个人被刀砍中后背，伤口翻开，脊背上鲜血淋漓。群里的记者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这起发生在新疆的骚乱，大家除了谴责暴徒的残暴，更多聚焦的是为什么在西藏发生骚乱的一年后，新疆又发生了相似的事件。

心中的疑问还没消除，9月份在新疆出差的舅舅又打来电话，神神秘秘地说，乌鲁木齐好多市民在抗议频频发生的针刺事件。

我连忙上网搜索。原来8月份以来，乌鲁木齐出现了多起在公共场所被人用针刺伤的市民求诊，这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民众发出诉求，希望能严惩凶手。但这一幕却被宣传为当地民族矛盾激化，被外国媒体纷纷转载。我问舅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要想了解真相，你必须亲自来看看。”

2010年，在“7·5事件”一周年后，我跟随国务院侨办的海外媒体采访团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的街头繁华依旧，当初骚乱最严重的二道桥大巴扎早已恢复繁荣。从葡萄干到熏衣草精油到披肩这些传统新疆特产，再到来自西亚的手工艺品，各色商品琳琅满目。在一个摆放着新疆特产精油化妆品的柜台旁，我拿起一瓶玫瑰精油，老板娘忙凑上前招揽生意。

“这里每瓶精油价格都不一样，从15元到上百元都有，你想要哪种？”

我和侨办的工作人员小路一边挑选商品，一边和老板娘闲聊。小心翼翼地提到那天的骚乱，老板娘却爽朗地作答：“那天我正常出摊，突然听到门外大乱，一个朋友跑进来告诉我外面出事了，我赶快把店门关了，躲在店里不敢出来。”

“当时现场暴徒的人数多吗？”

“我不敢出去，但是听朋友和其他摊主讲，好像不是很多。”

“依你看，骚乱只针对汉人吗？”

“也不是，这些人见人就砍，不光是汉人，也有一些当地人受伤。”

“你在这里多少年了，你觉得平时维族人对你有敌意吗？”

“我来这里做生意十多年了，没有觉得维族人和汉人有什么不同，身边好多汉人也有维族朋友。”

晚上我们体验当地的夜生活。在二道桥附近一个小酒吧，我推开门，动听的歌声顺着门框流淌出来。我的隔壁桌坐着一群年轻人，青春逼人，高高的鼻梁、深陷的眼窝，用俊男美女形容不为过。看到我好奇的观望，年轻人邀请我过去坐坐。我和其中一个叫古丽的维族女孩坐在一起聊天，她的汉语说得好极了，完全听不到维族特有的口音。古丽告诉我，她从小就在维汉混杂的学校学习，从没有觉得维族和汉族有什么不同。她还指着对面一个清秀的汉族男孩子，悄声告诉我，那是她的男朋友。我轻笑问她父母知道吗，她略有些羞涩地说，还没有，因为父母的观念比较陈旧，担心两个民族习惯不同生活会有问题，所以不太愿意她交汉族男友，但是她会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时机成熟再告诉父母。我问她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她想了想，告诉我：“我是中国人，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想起在乌鲁木齐见到的新疆人，他们无一不友善，就像我在玉树时接触的那些西藏人，也许其中很多人并不会说汉语，但从他们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善良的本质。

五

在喀什，我们参观当地著名的高台民居。这片修建在土崖上的新疆建筑群，据说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房子由泥土和胡杨木盖成，一代代的维吾尔族人在这儿修屋盖房繁衍子孙，房连房、屋连屋，四通八达，构成弯弯曲曲的小巷，初次到来的人很可能会迷路。在小巷中游走，两边的小院房门虚掩，几乎每一家的门口都挂有维族的特色手工艺品。推开一户房门，有老人在制作小毡帽，旁边的树上挂着吊床，孩子在床上午睡。我拿起一个下面挂有小装饰的毡帽，问老人多少钱，她比画着告诉我30元，我没有还价，买了三个不同式样的。旁边有人提醒我，这样的毡帽在其他巴扎15元就可以搞定，我笑了笑，几十元也许不算什么，但也是我对他们的一份心意。

走进其中一个小院，除了一间房子住人，其余的已经全部被改为商店，摆放着新疆的土产和手工艺品。商店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跟我聊天，谈起生意的好坏，她叹口气，说经济危机对旅游业影响也很大，她的商品销量不太高。我问她，生意如果不好的话，有没有考虑从事其他工作，她回：“工作不太好找，好像汉人更好找一些。”临走前，她让我帮助呼吁一下，希望多关注一下少数民族找工作的问题。

后来，我遇到一个老板，在新疆开厂，经营棉花生意。

“你们为什么不愿雇少数民族员工？”我问。

老板急了：“谁说我不愿意雇少数民族的员工啊，你这是影响民族团结啊。”

我呵呵笑：“别着急，只是了解情况，有些民族兄弟反映工作不好找。”

老板正色说：“并不是我不愿意雇用少数民族工人，国家对企业雇用少数民族的比例有硬性规定，这个谁也违反不了。”

“除了规定，你们自己怎么想呢？”

“说实话，与汉族员工相比，我可能更愿意雇用维族员工。”

“为什么？”

“因为维族员工好管理，听话，能吃苦。”

在新疆采访时，一路陪我们的维族司机大叔向我介绍维族的风俗。比如，如果有哪位亲朋好友结婚，熟识的人会一同去帮忙兼庆祝，七天七夜跳舞狂欢。

不工作吗？我问。

“不工作，这是我们的风俗。”

“那像你们这些公务员，如果有任务怎么办？”

“那还是工作最重要。没办法。”他耸耸肩。

采访团到达时正赶上穆斯林的斋月，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该全月封斋，每天拂晓到日落，禁止饮食。“像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吃饭，因为我们要工作，这没有办法。但家人会不太高兴。”大叔说。

我想起在南方的工厂，那密密麻麻的流水线上低头工作的工人。维族这种从生活的本真出发、自由至上的法则，在一分钟可以生产一辆汽车的现代社会，恐怕算是一种奢侈吧。

那天的采访结束后，和侨办的工作人员路君燮聊天，他问我对于当年那场骚乱的看法，是否认为是民族矛盾导致的。

我说，我不认为这里有民族矛盾，这只是经济发展出现的必然结果。

他点头表示认同，是呀，哪里有那么多民族矛盾。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发展的触角已经从内地伸展到了遥远的边陲。在高原西藏，铁路的修建，让这个曾经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突然一下子加快了与外界接轨的步伐。从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的各国游客和操着普通话的打工者们，就可以看出西藏正在迅速融入外部世界。在这种融入中，当地人难免会惊慌失措，他们大多不会汉语、教育水平较低，有的只是淳朴的生存经验。同样的矛盾也发生在新疆，这个生性粗犷、随性的地方，在工业经济强劲的推动下，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步伐，蹒跚适应着现代化的节奏。

当一种习惯慢节奏的文化遇到另一种快步前进的文化，开始时一定会不适应，如果太过急躁地希望慢的一方跟上节奏，那就难免会出现反弹。只有两种文化相容相生，才能达到和解。西藏、新疆事件表面上似乎是种族冲突，但更多的却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只不过这种矛盾因为个别人的操纵而被激化了。其实，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地域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共生还是冲突，值得思考。

事实上，同样的冲突也并不只是发生在新疆、西藏，在这种飞速的变化中，内地很多城市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甚至惊慌。当我们开始惊呼传统文化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拉大，乃至普遍的道德沦丧、金钱至上时，不也正反映出对这个时代的困惑吗？

六

新疆之行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同行们一起采访，很多同行竟然对我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感到无法理解。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在他们居住的国家，身份证件只会标注国籍，从来避免以民族来区别。这种做法最主要的考虑是避免出现刻意强调民族身份，其本意在于保护少数民族，但在强化了其外在可见的不同（服装、服饰、肢体语言）的同时，也会在心理上使少数民族难于融入主流社会。

日本的董发明先生告诉我，很多人认为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其实，在日本北海道北部沿海就生活着一个少数民族——阿伊努族。对于阿伊努族，日本人给予了很多支持和保护政策，甚至由政府出资为族人修建了免费的公屋。但不久后发现，阿伊努族人并不愿接受这样特殊的待遇，因为这种保护反而令他们与其他居民对立起来，加上少数民族本身的贫困，以致他们被歧视，族人对外婚嫁都困难。“你不觉得如果刻意强调民族身份，反而会造成区别对待吗？”他反问我。

同行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一直也是学界思考的。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教训，明确建议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在探讨如何看待民族意识时，他将防止大汉族主义与少数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并提及，并谈到民族问题中敏感而禁忌的一面——内地服务机构对西藏、新疆人另眼看待。在谈到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时，他认为官方使用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体现。

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旦涉及民族、宗教，就绝不会是简单的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世界上冲突不断，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巴黎骚乱等便可为例。在民族种类并不算复杂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何况是在中国。

近年来，欧洲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上大幅转向，正是基于这种反思：刻意保护多元文化，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立性，虽然政治正确，但实际阻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加速或人为制造了社会的分化，最终导致带有族群特征的冲突骚乱不断发生。

叶寒在《西方民族政策与多元文化检讨》中也指出，由于冲突不断，近年来，欧洲国家开始转向一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社会是一个“沙拉碗”：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同时，注重保持各文化的独立性，反对政府对强势文化的确立和加强。而一元文化主义强调的不是同化，而是在不同文化的自然交融中保留主流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

《圣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天下人曾经都讲一样的语言，有一样的口音。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当迁居到古巴比伦附近时，他们定居下来，彼此商量说要建造一座通天的塔，来宣传人类的美名。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建成的巴比伦城繁华而美丽，高塔直插云霄，似乎要与天公一比高低。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改变并区隔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分散各处，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废。

由于不同的文化、习惯、信仰，要想使所有民族达成完全一致的思维并不可能，但对法治、文明、规则以及真善美等价值的共同遵守，则可以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藏族女性带着高原红的脸颊上的笑脸，想起吐鲁番葡萄沟中维族老人挥手向我致意，一种平静温暖的感觉霎时又回到我的心头。在我眼中，他们与我们没有不同。我相信，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再刻意强调彼此的身份，不再用服装、语言等符号强调外在的不同，而是以自由的思想选择彼此的生活，以国民来取代身份的认同，一种真正的包容与和谐才能实现。

第六章
一场奶粉引发的震荡

一

2008年9月，我从襄汾溃坝的现场返回北京，途中接到潘力老师电话，指示马上前往石家庄，那里发生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为了增加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无良奶粉厂商将化工原料掺在奶粉中，导致大量食用奶粉的婴儿患上肾结石。

在此之前，相似病例已经被集中发现，媒体也曾以暗示的方式加以报道，但都被企业以各种方式的公关隐瞒。这家名叫“三鹿”的奶粉厂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奶粉制造商，连续15年位列全国销售首位，是国家质检总局免检品牌。在人们的印象中，三鹿以“质优价廉”闻名，在此之前没人会将丑闻与它联系起来。

事件因新西兰政府的介入获得突破。一家在三鹿占有股份的新西兰公司发现三鹿的问题后向中国政府做出通报，但并没有获得重视，直到新西兰政府以外交方式进行干预，才引起中国官方的关注。

家长们这才知道，原来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肾结石，竟然与奶粉有关。缺乏化学知识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婴幼儿的食物中竟然出现生产塑料碗碟的化学品。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带孩子检查后，才得知原来自己的孩子也未能幸免。出于对孩子的担心和对企业的不满，家长们开始聚集在三鹿门口寻求解决。一直沉默的三鹿，不得不同意帮助解决问题，退还家长还剩余的奶粉的钱。

我们到达位于石家庄的三鹿工厂时，家长们已经在三鹿门口排成了长队，正拿着剩余奶粉包装等待退还，排队的人群中还有一些经销商。他们的脸上无一不带着焦虑。

在三鹿门口，我发现了一位女士，她正焦虑地向厂内张望，旁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更年轻的女子，看上去像是一家人。与那些穿着普通的家长相比，他们的身上有一种通常只有出身富裕的家庭才会有的闲适感。在与我的聊天中，这位姓刘的女士告诉我，医院报告显示，她9个月大的宝宝双肾各有两毫米的结石，主要原因就是宝宝从满月开始就喝三鹿奶粉。两三个月大时，宝宝的尿液曾出现混浊、晶体，医院检查不出原因，家里人都认为是宝宝发育不好，直到“三鹿事件”发生，才终于找到了病因。可是医院规定只有4毫米以上的结石才会收治，对于她的孩子，医生给出的方案是多喝水、多蹦蹦跳跳。这次她与丈夫和妹妹来到三鹿，就是为了看看像她这样的情况会怎样处理。

她告诉我，她家经商，良好的收入足以给孩子购买最昂贵的进口奶粉，可是丈夫坚持使用国货。说到这里，她的丈夫把头扭向一边，脸上写满痛苦。

和她聊完，我到其他地方继续采访，回来后看见她依然在那里，不知道她的事情有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在这件事情逐渐降温后的某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当地承诺给她5000元赔偿，条件是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不要上诉。她问我该不该接受这5000元，从此闭嘴。我问她，如果不接受还有没有其他的诉求方式。她沉默了。再后来她发来短信，告诉我，孩子的结石已经排出，她打算接受那5000元，放弃上诉。

也许很多人会为她的做法感到沮丧，孩子的健康已经被损害了，最后却选择息事宁人，拿着不多的一点钱从此闭嘴。但我知道了解权利和有能力维护权利是两码事，有时候并不一定必为因果。

有一年我所居住的小区物业擅自涨暖气费，小区居民联合起来抵制物业的不规范行为，我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物业公司采用黑社会策略，白天打电话骚扰，晚上砸门威胁，暗地里拉闸、堵门锁。一天午夜，三个黑衣人砸门。60多岁的父亲愤而开门，与三个彪形大汉理论，换来的却是一次比一次恶毒的谩骂。父亲那天的无力让我悲从中来，即便如我从事着被誉为掌握话语权的记者职业，面对无礼的对方也无可奈何，报警、求助媒体都石沉大海，更别说其他毫无背景的普通人。一个月后，无奈的父母选择了妥协。

我的朋友姚笛是新华社的记者，房子被黑中介转租给了6个住户，房间全被打上密集的隔断，姚笛和中介交涉，中介拒绝让住户搬离。后来托了关系，依靠朋友出面帮忙，才终于请走了蛮横的住户。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法院起诉。

他说，法院受理到审结至少半年时间，半年后判决结果也不明朗，即使判决对方败诉，能否执行也是一个难题，倒不如通过私人途径解决更快捷。

以前我会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会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郝劲松，就是那个因为5毛钱发票将铁道部告上法庭的律师。

但现在我不会这样认为了。

有时候维权是需要成本的，而这个成本未必每个人都能承受。

二

在“三鹿事件”中，身在城市、见过世面、有文化的，可以获得部分赔偿，但还有很多家长并没有等到任何赔偿，甚至一些家长都不了解肾结石的危害。河北无极县一个正在农村篮球场上打球的李姓农民轻松地说：“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只要喝点水把它冲掉就行了。”要不是他的父亲坚持，他甚至没有打算将孩子的病上报。而石家庄人民医院的一名保安则告诉我，他家乡的乡亲，根本就不知道三鹿奶粉出事的消息。

这并不是最糟的。在质检总局之后公布的不合格奶粉名单中，人们赫然发现，不只是三鹿这一品牌，那些平日耳熟能详的大品牌竟然都被牵涉在内。在广告中，它们自信地喊出“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强调所生产的奶制品可以达到航天员特供的水准，但讽刺的却是，如果保持每天一斤奶的数量，中国人不但不会强壮，反而会成为新时代的“东亚病夫”。也正是通过这份名单，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不仅仅是三鹿一家奶粉厂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乳业的危机：导致这次事件的三聚氰胺，早在几年前就被许多不良农民和商家应用于需要添加蛋白质的食品及饲料中。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了行业的潜规则。

对国产奶粉的不信任瞬间爆发，一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家长开始抢购进口奶粉，导致超市内的进口奶粉货架上空空如也。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洋品牌，一直以来因为价格昂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逐年缩减，却没料到有一天会因为中国同行的不自律而出现逆转。

可是三鹿的使用人群大多是农村的家长，他们无力承担进口奶粉的昂贵费用。在石家庄某个商场的奶粉货架前，一个农民打扮的男子小心翼翼地拿起一罐进口奶粉，盯着价标的样子，好像要把它刻在眼睛里。他犹豫地放下，不久后又拿起，最后像猛然下了决心，拿起那罐进口奶粉走向收银台。我看着他，那罐奶粉并不是他能够承受的，可是他没有选择。

凤凰深圳站的同事因为离香港近，每次过关，香港同事们都受内地朋友所托携带大量奶粉，于是被送绰号“奶爸”。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地也是这些父母们的采购地，他们托人从这些国家成箱成箱地捎来奶粉。这些奶粉价格昂贵，占到他们每月所得的大部分，但是没人会在这方面省钱，因为面对的是孩子。

那是2008年，我刚刚工作没有多久，对人生、对责任仍然懵懂无知，孩子在我内心更是麻烦的代名词，面对那些怀抱患有肾结石的孩子痛哭的母亲，我只有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背。那些母亲在我的镜头前激烈地诅咒奶粉造假者，编辑打来电话和我商量能不能去掉那些镜头，因为害怕会引起不安情绪，我说无所谓。

体会到这种心情，是在我也做了母亲后。

我会长久地看着那个柔软的生命，看她伸着胳膊躺在床上酣睡，小手和小脚只有我手掌的一半大。看她瞪着一双乌黑、晶亮的眼睛，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她那么美好，我愿意拿我自己来交换她的幸福。

我终于理解了那些家长。

在三鹿奶粉的采访现场，我曾在采访手记中写道：“三鹿事件”就是定时炸弹，当一代人长大后，终将面对他们的父辈当时种下的苦果。我无法想象，如果一代人大量出现肾功能问题，整个民族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那时的我以理性来审视这场事件，但现在我会加上一句，这个企业是有罪的，因为它伤害了天下母亲那颗最纯真美好的爱子之心。

三

在河北农村，大大小小的奶牛场随处可见。依托着三鹿，农民们不愁生产的牛奶没有销路，生活也得以改善。

三鹿停工后，农民们生产的牛奶卖不出去，鲜奶只好大桶大桶存放在家中，质量好些的自己喝，质量不好的就喂猪。

为了不引起注意，起初我们冒充牛奶收购商打电话给一个养殖户，警惕的养殖户反复确认了我的身份后，告知了他的地址。尽管我们一路小心翼翼，但刚刚到达，还未进行采访，一辆载满人的车辆就停靠在了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他介绍自己是服务于当地政府部门的，却不愿透露名字和身份。起初我们十分惊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如此迅速得知记者来到的消息，后来联想到在进村路上偶遇一辆警车，警车迅速掉头并尾随了一段时间，才恍然大悟。

之后我们又到一个规模稍微大些的养殖场，正当我们偷偷摸摸犹如小偷般想潜进厂长的办公室时，不出几分钟，又有一位中年男子推门进来，自称是当地宣传部门的，同样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和职位。我们这才知道，“三鹿事件”发生后，为了不让记者的负面报道过多导致当地声誉受损，石家庄政府在养殖场、各个村落都派驻了定点的工作人员，一旦发现记者踪影就上报。

而在收治肾结石患儿的石家庄人民医院，我们更被当作令人讨厌的入侵者。在医院门诊楼前，我们刚刚采访完一位抱着孩子的家长，镜头前就出现了几双大手，紧接着我们被十多名保安团团围住。

“你们是哪儿的？这里不许拍摄。”一个高亢的女声传来，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穿着红衣的中年女人。

“我们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采访受害家长，您是谁？”

中年女人的脸上出现一丝惊慌：“我是人民医院的。你的记者证呢，谁允许你们拍了？”

我拿出记者证，她拿着我的记者证反复查看，似乎要记住记者证上的每一个细节。“你们和医院、和宣传部联系了吗？”

“我们不拍摄病房的镜头，我们只是采访家长和患儿，再说采访条例有规定，只要当事人同意，不用取得上级部门的许可就可以采访。”

“那也不行，必须要和宣传部联系，否则不能拍。”她拿着我的记者证继续查看，迟迟不愿意还给我。

“你们这是妨碍新闻采访。”

“我不管什么采访自由，就是不能拍。”她的声音突然高了八度，脸因愤怒而扭曲，而她身边的保安也作势要拉扯我身边的同事周铭吉。

“好吧，我可以不拍，但你要把记者证还给我。”我转头望向摄影师周铭吉，他眼神示意已经拍够了素材，于是在人群失控之前，拿到记者证后，我们撤出了包围圈。

在众多的突发事件现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围追堵截，否认、掩盖、想方设法阻止记者到现场是这些事发地主管者一贯的态度。这养成了我们随时记录的习惯，通常这些被阻挠拍摄的镜头，也会成为新闻的一部分。

专题组的同事宋阳曾经做过一个揭露某地问题的节目，在节目播出后，当地宣传部门联系到她，很委屈地告诉她，有些事被采访者说的只是一面之词。宋阳也很无奈，在采访阶段她就联系过当地的政府部门，可是官方不愿意接受采访，于是节目中只有当事人一方的声音。多年后，当我被国防大学邀请为那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做讲座，讲述媒体应对经验时，我告诉那些将领，掩盖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坦诚才是所有危机公关的不二法门。

但在当时，整个石家庄的严密封锁并没能阻碍我的调查，反而激起了我更多的好奇，这个不寻常的事件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当我完成整个报道后，发现幕布下面被遮盖的是当地监管的不力、制度的缺失和在危机面前的集体无意识。

四

2008年圣诞节，我们第二次来到石家庄。几天前，三鹿在各地的经销商突然收到三鹿即将破产的传闻。对经销商来说，这不啻晴天霹雳。三鹿和他们的众多货款还没结清，一旦三鹿破产，意味着经销商会血本无归。

经销商们的愤怒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三鹿所欠的货款，是在问题奶粉出现后，经销商们为三鹿垫付的召回款。当初是由政府出面做工作，承诺该货款一定会还给经销商，并且已经兑现了30%，也签订了合同，约定于2009年1月10号再结清一部分。在经销商看来，政府迟迟没有兑现剩下的还款诺言，并突然宣布三鹿破产，很像是出于某种原因在甩包袱。经销商们坐不住了，不约而同来到石家庄，向三鹿讨要货款。人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仅仅一两天工夫，石家庄市就聚集了大概四五百名经销商，宾馆人满为患，以致我们在石家庄采访的第一天，一房难求。

这些讨债者有的带着家属，有的拿着行李，聚集在石家庄市政府前，讨要说法。大部分人都坚决表示，不在春节前拿到部分欠款绝不回家。这也才促成了当晚的谈判。

谈判是由经销商按省市选出20个代表，这些人再和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层级的官员谈。

在谈判开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三鹿厂方拒绝记者进入会场，但在经销商们了解到我们的记者身份后，纷纷表示没有记者在场，他们不会谈。部分愤怒的经销商冲出厂门，簇拥着我和我的同事长驱直入。面对愤怒的经销商，连试图阻挡的保安也退缩了。不过在小范围的谈判时，记者们终于还是被强硬地“请”了出去。

因此这一个多小时的谈判，究竟过程如何，怎样才达成的协议，场外焦急等待的人们包括我们，均不得而知。事后得知，谈判的另一方，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赵文峰当晚泪洒谈判桌，这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缓和。后来赵文峰承诺在年前解决30%，加上已经解决的30%，欠款能解决60%，剩下的40%由经销商和三鹿子公司签合同，到时偿还。赵文峰甚至透露，石家庄市政府已经抵押了政府的两栋办公楼和下属一家酒店，拿到的9亿元贷款，会用于三鹿的善后。

虽然后来证实市政府卖楼还债是错误消息，但由政府来解决三鹿留下的烂摊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石家庄市政府在后来的记者会上宣布，三鹿此前的资产总额是15.61亿元，总负债17.62亿元，12月份三鹿又借款9.02亿元给全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所以净资产变为负11.03亿元，严重资不抵债，所以会由政府保证遵守承诺向经销商还款。

由政府来承担企业作恶造成的后果，这似乎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其实在很多事件中，政府已经多次充当了灭火员的角色。比如矿难事故或其他安全事故，责任企业犯下恶果，破产了之，而救援的花费、人员的赔偿最后只能由地方政府来埋单。但这又何尝不是地方政府没有做好监管而自吞的苦果？这显然也提醒执政者，如果只是在事件发生后才急于灭火，永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只有良好的制度建设、责任的逐级明确，才有可能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

2008年底的最后一天，三鹿奶粉的原董事长田文华宣判。我们再次从北京出发来到石家庄中级法院。门口已经聚集着大量记者，以外国媒体居多。除了中央媒体，法院不允许其他记者进入，到庭审现场必须有旁听证，石家庄当地媒体同行利用谙熟的各种关系混入庭内，只剩下些没有关系网的外媒记者在冬日北方的严寒中，等待着最后的审判结果。法院在侧面一排平房内空出一个房间，让记者们休息。那些来自日本、港澳、美国、欧洲的媒体记者，坐在长凳上交流信息。

记者们判断，田文华这个三鹿最高掌权者面临的结果不会美妙，她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最高可判死刑。以“三鹿事件”引发的恶劣影响和受害者数量来算，她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来告慰受害者。

来之前我在网络上搜过她的照片，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略有些圆胖的脸微微笑着，就像一个邻家长辈。翻开她的简历，我看到一个能力和想法十分超群的商业奇才。从最初一个小规模的企业发展成为石家庄的支柱产业之一，三鹿的辉煌验证了她的能力与实力。也因此，她除了担任三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还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100多项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中国奶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通过对三鹿员工的采访，我发现她也是个合格的企业家，对三鹿的职工十分体恤，随着企业的壮大，员工的福利也逐年增长。对于她被审判，很多员工都表示遗憾。就在那天，两名三鹿的职工来到法院门口，面对记者，他们流下眼泪，呼吁减轻田文华的刑责。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家长”，更是一个能给他们后半生带来保障的人。或许这种激动的情绪背后除了为田文华感到惋惜，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前景的忧虑。

自从“三鹿事件”爆发后，这个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就已经停产，在这系列丑闻发生后，一个企业的倒掉已成定局。事件中的受害者不单是全国的儿童，每一个卷入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

新年前的最后一次庭审在当晚10点结束，包括田文华在内的三鹿四位高管承认指控。据说，田文华在做最后陈诉时落泪悔罪，当庭鞠躬向受三鹿伤害的患儿、家属和全国民众道歉。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品、能力都堪称出众的企业家，会纵容所属的工厂生产出危害儿童健康的产品？她也是一个母亲、一个祖母，为什么可以允许自己的企业对别人的孩子做出伤害？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她1940年曾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逃出。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并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发表了系列报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战”的著名战犯，在他监管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共有580万犹太人被屠杀，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完全不像一个想象中的恶魔。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外貌呆板，甚至无法为自己流利地辩护。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好父亲。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却成为令人痛恨的刽子手？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

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依然是恶，它所展现的危害性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种恶的危害性就在于，它使人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思考，心甘情愿地变成不良制度或体系的一颗螺丝钉，并以惯性继续为这个体系的运转增添动力。当众多的人展现出平庸的恶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变成可怕的地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普通德国人成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参与者。

食品安全领域也是这样。每一个造假者并非十恶不赦的坏蛋，但是在造假现象出现时，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配合，纵容这种造假现象成为潜规则。

既然每个人都有可能展现这种平庸的恶，如何来防止这种平庸的恶对他人的伤害？

“是规范的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管。”我采访的专家、学者异口同声。

在西方国家，食品上市前会获得一个身份证明，凭借身份证明，消费者可以了解到食品的具体产地、生产方式等内容，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每一盒果汁、每一个鸡蛋，都可以被召回。同时，如果食品生产厂家发生安全事故，将会付出天价的赔偿，一些公司甚至会因为赔偿数额过于巨大，而以破产收场。食品召回、天价赔偿、严厉的处罚这三道措施是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三驾马车。企业深知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它们面临的处罚加上对消费者的赔偿，远远大于召回带来的损失。

这套完备的制度并不是与生俱来，也伴随着激烈的斗争。

1906年2月，一本名为《丛林》的小说让整个美国开始关注肉类的食用安全。作者辛克莱在小说里描述了芝加哥肉品厂的生产场面——“病死的动物被用作肉制品加工原料，毒死的老鼠和肉一起来制作香肠，腐臭发酸的肉也被利用来制造正品。有的工人失足落进高温的大肉桶，除了骨头以外整个人都熔化了，成了高级食用猪油，被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因为这几页纪实性的文字，辛克莱先后被5家出版公司拒绝，有的提出只要删掉那几页就可以出版。但辛克莱不为所动，结果小说一面市，就引起了巨大轰动，25000册书在首发45天后就被抢购一空，白宫也收到了一本。觉得难以置信的总统派出劳工部长，去工厂突击调查。结果，劳工部长亲眼目睹的场景，甚至比书中描写的还要恶劣。小说《丛林》的发表激起了西方社会的愤怒情绪。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担心，国家会在这种极度自私的逐利行为中崩溃，认为应该给公司“这头狂暴的野兽拴上缰绳”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众媒体，报纸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读物。它们揭露发生在身边的社会问题，包括屠宰场等场所恶劣的卫生状况。这让政府感到压力，不得不进行行业规范，例如整顿屠宰业。大众媒介的推动直接导致《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在参议院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也同时成立。大众媒介促成了欧美等西方国家消费者的觉醒，消费者的觉醒又对政府形成民意压力，推动立法、监管的进行。

严格的食品监管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所独有，内地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

与内地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不同，一江之隔的香港副食品市场上，鲜活牛羊供应量的近100%、活猪供应量的99.8%、蔬菜的60%，都来自内地。淡水鱼、家禽也基本由内地供给。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全年内地供香港食品合格率为99.97%，澳门达到了100%。

在我参加的商务部记者会上，几乎每一次供港蔬菜和肉类出现供应紧张，都会成为港澳媒体极为重视的新闻，而商务部如履薄冰的回应也显示了内地对于供港食品的重视。内地的政治考量不可忽略，不计成本的国家补贴和前期投入，尤其是行政资源的大量投入，让这个奇迹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几乎每次香港对内地食品产生质疑，或出台了新标准，内地食品安全体系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仅仅针对供港澳地区的食品。

为了保证对香港的副食品供应，内地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专门的供应基地。过去供港澳活畜禽由农业部门开具检疫证明、质检总局负责监管养殖场，经内地和香港协商，供港活畜禽多头管理的模式后来改成由质检总局全权负责。与国内食品安全由数个部门分段管理不同，供港活畜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由一个监管部门全程独立监督的监管链条。给香港提供活猪的猪场日常生产活动都需记录在册，供监管部门查阅。每个月进行两次瘦肉精检测，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常规检测，检测项目多达42项。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使供港食品达到如此高的合格率。这也说明，内地的食品不是不可能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而是没有尽全力去实现有效的监管。

六

在三鹿的厂房内，到处张贴着它的广告宣传画，画面上一个可爱的婴儿旁边是一袋三鹿奶粉，以及被强调的“国家免检企业”几个大字。正是这种三鹿引以为豪的光环，令三鹿随着商业利润的恣意牵引走上歧途，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

在“三鹿事件”中，大量官员被免职，其中有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和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局长李长江的辞职更为这份名单增添了分量。

这些官员都在承担监管不到位的后果。

但是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吗？隐隐的担心提醒着我，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完成对三鹿的采访后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网友用调侃语气写作的短文，题目是《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穿上冒牌运动装出门，街边店里买了两根地沟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和一个苏丹红咸鸭蛋，倒了一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不回家，在单位食堂要了一盘注水鸡肉，一份农药韭菜炒有毒猪血，再来一份翻新陈米饭，实实惠惠吃了个饱，回办公室泡了一杯香精茶叶，浏览了一会儿假新闻。下班后路过菜市场，买了条吃了避孕药的鱼和一斤尿素豆芽，外加两个膨大剂西红柿，回家烧了三个菜，再开一瓶甲醇酒，喝上二两，吃了一个硫黄馒头。饭后散散步，禁不住吆喝，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本盗版的小说和光盘，回家津津有味地看到凌晨一点，然后钻进黑心棉做的被褥，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如果官方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继续不到位的话，我们的生活，有一天真的会变成这样。

第七章
大连惊天爆炸

一

2011年12月的某一天，打开电脑，我发现这样一条新闻：2011年11月22日18时35分，位于大连市金州新区的大连港中石油油品码头两个10万吨级油罐被雷击起火，经过700多名消防员一个多小时扑救，火情得到基本控制，事故无人员伤亡。

这是一则不起眼的新闻，它只在网络的一个角落闪现了一下，就被其他新闻包围。在这个小小火灾发生的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在发生着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新闻。它只是发生在中国某个地方的偶然性灾害，似乎够不上和任何人的联系，因此发生一个月后才获得媒体报道的机会，出现半天就被淹没在互联网的大海中。

这则小小的新闻却触动了我的神经，这已经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同一个地方发生的第5次火灾，也是在连续发生火灾并处理了部分责任人后再次发生的事故。再一再二的火灾不但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开始怀疑所谓的常识。在新闻报道中，这一次是因为雷击。又是可怜的雷电，包括温州动车事故在内，2012年中国发生的几起事故，它都充当肇事者的角色，已经成为继临时工之后第二大麻烦制造者。这次由雷电引起的火灾没有引发更大的危机，值得庆幸，然而，围绕着这里的一切，是否就会从此沉寂呢？人们是否又该松口气将它慢慢遗忘，直到另一次危机的来临？

二

大连新港中石油码头，两年前我第一次到那里，也是因为火灾。

2010年7月16日晚6点20分左右，大连大孤山新港码头一艘运送石油的轮船在码头装卸时，工人不慎引爆了输送原油的管道，输油管道迅速起火爆炸，进而引起附近一个容量为10万立方米的原油储油罐的爆炸。这次可被称为近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爆炸事件，因为事发地在中石油一个大型的原油储存基地，爆炸发生后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令人无比忧虑。面对仍在持续的大火，大连方面迅速出动了大量人力，我们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大连新港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水位最深的现代化深水油港，一旦火势失控，将直接威胁整个罐区安全。如果火势进一步蔓延到相隔不远的大连港原油储罐区和危险化学品储罐区，还有海港储油库以及海港码头储油罐，整个区域或将被夷为平地。

我们在当天下午时分到达新港。从大连开发区出发再向大孤山方向进发，出事码头坐落在一个类似的半岛上。到达的那一刻，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黄的天空下，数百座巨大的储油罐密密麻麻地矗立着，纵横交错的管子连接着那些庞大的罐子。虽然是夏天，但整个罐区没有绿色，目光所及都是灰色的钢铁、巨大的钢架和正在建设的工地。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讲述未来的影片，人类即将消失，机器统治世界，冰冷的钢铁摧毁了脆弱的血肉之躯。眼前的景象竟和电影中的场景如此相似。

发生爆炸的储油罐距离大海只有一千多米的距离。现场已经封锁，消防车排成长龙，从储罐区一直排到几公里外。从发生爆炸开始，数百名消防员彻夜不停地进行扑救。他们打开装有泡沫的消防龙头，水源不够就从附近的海中抽取海水，源源不断浇向燃烧的火场。

他们中有从附近地区调来的消防员，还有很多来自临近省份。这些年轻人轮流倒班，一批撤下，另一批立刻就会顶上。他们就在火场附近席地而卧，来不及到住宿地休息。一个年轻的消防员告诉我，起初现场烟雾浓郁得根本看不到人影，距离火场20米，高温仍透过防护服直接钻入体内，像针刺般蜇得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像要破裂一样。这样的高温，如果在更接近火场的位置，甚至可以把人和设备直接灼烤蒸发。

我们到达时，可怕的明火已经逐渐减弱，浓烟蹿上天空，黑黄的烟雾把天空衬得更加脏了。在场的每个人稍稍松了口气，却没有人敢懈怠。火势就像草原上的野火，一旦放松，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蔓延，进而引起连锁反应。含有大量危险品的PX项目距离火场就200米，如果火势蔓延，大连将首先遭到毁灭。这种危险从起火的那一刻，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实际上，彻底扑灭火势并消除这种担心，用了至少4天时间。

消防员在和火灾做斗争，而我们从到达时起，就一直在和保安、警察做斗争。中石油公司的保安把守住了大门，火场附近还有一些防守严密的当地警察，严禁记者进入核心区域。我们对这一幕已经非常熟悉。由于不希望记者报道过多负面消息，每当有一些所谓可能会给事件发生地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发生，当地总会派警察或保安进行严密驻守，防止记者借可乘之机进入现场发出报道。

在封锁和反封锁的斗争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包括低调、悄无声息、出其不意、见缝插针和声东击西，听上去很像是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的打法。

在大连新港码头，我们利用保安的一时疏忽，得以跟随视察领导进入核心区域。在穿过几排大罐后，最内侧着火的罐体出现在我眼前。这个身高约有10层楼的庞然大物，原先盛着满满的石油，经过大火的摧残，它一半的身体已经不见，露出里面的半圆形空罐，部分钢体结构已经融化，附近的管线被烘烤得变形，扭曲在一起。就连围绕储油罐区的水泥墙也被高温烘烤得粉碎，墙面脱落，露出里面带有钢筋和泥沙的墙体。我用手指戳了一下，碰触过的那部分墙体窣窣地掉了下来。

还有少部分的石油残留在罐体内。火仍在燃烧，喷水枪的长龙交错着喷出灭火剂，混合着白色泡沫和黑色石油还有水的液体在地上流淌，蔓延过黑色的管道。

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在肆虐，这种破坏力如此惊人，超越人类的控制范围。人类释放了这头怪兽，最终却无力收服。

三

大连新港在官方网站的简介中这样写着：“大连新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孤山东北麓，黄海岸边的大窑湾西南侧。这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水位最深的现代化深水油港。这里不仅海域宽阔，航道畅通，水深浪小，不淤不冻，而且冬暖夏凉，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是我国少有的天然良港，是又一个旅游胜地。油港附近有一座小山，名叫华岭。山冈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13座金属浮顶式大型贮油罐。为防止海洋污染，岸边还建有两个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大型污水处理池，每年处理油轮排放的污水200多万吨，从而保持了海水的清静和海洋生态平衡。现在，这里的鱼类、海参、扇贝、紫菜等依然和过去一样鲜活，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这个被称为风景秀丽的旅游名胜，现在却像是遭到了一场浩劫。尽管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看到那片黑色的海时，还是吓了一跳。距离爆炸油罐最近的一个海湾，已经看不到海洋的原本颜色，海面上浮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石油。停靠在那里的几艘渔船身上都被涂上黑乎乎的颜色，船舷和钢缆则挂着黑油扯成的丝，像一摊摊甩都甩不掉的黑色浓鼻涕。海中的黑油漂到了岸上，沙子和石头都染上了黑色。

就在大连爆炸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的墨西哥湾也发生了类似的原油泄漏。浮油侵害到了沿岸栖息的鸟儿，洁白的海鸥被涂上了黑色的石油，无法飞翔，鱼类死亡，海龟的生存受到威胁。更可怕的是，美国一些环保机构警告说，墨西哥湾大量泄漏的原油将严重危及沿岸民众的身体健康。泄漏的原油散发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汞、铅、苯、甲苯以及多环芳烃类有机污染物等。人们一旦接触或吸入，身体会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甚至还可能造成孕妇流产、新生儿体重过轻、癌症等。

新闻中的墨西哥湾情况令人非常担忧，但那毕竟还是通过几万公里的数据传送带给我的画面，而我面前的大海，它的危机却是切实存在的，可以触摸到、感知到。也只有在真切目睹发生的一切时，才能了解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我们借助当地海事部门的帮助，登上巡逻船，观察沿岸海水的污染情况。邻近出事码头的部分海域，差不多都成了“巧克力糖浆”。海事部门在海面布上了拦油带，防止石油扩散。捞油船正在作业，工人们把白色的吸油布放入海中，一会儿工夫，布就变成黑色，然后再捞上来。由于油量过大，工人们甚至省去了这烦琐的操作，直接用长柄大勺把黑色的原油捞上来，倾倒在船头的大油桶里。不过与扩散范围越来越大的石油带相比，这样做的效果似乎十分有限。

巡逻船稍稍远离了港口，海水中的石油带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而变淡，看上去不再明显，不过从船头激起的浪花，仍能看到海水的颜色呈黄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远处一条条的油带，反射着五颜六色的光。

依照当时的数据，爆炸后，初步估计有1500吨原油流入海洋。这个数据由央视爆出，曝光的记者在现场向我透露内部数据的来之不易，据说这个数据的曝光令当地一些部门非常不满。中国海监船第一天的监视结果显示，受污染海域约430平方公里，其中重度污染海域约为12平方公里，一般污染海域约为52平方公里。

数字不容乐观。

后来我们驱车到距离新港20多公里的金石滩，这里被称为大连的风景度假胜地，每年暑期都能吸引很多游客。不过原先的旅游胜地已经消失不见。沙滩浴场的沙子变成了黑色，游客不敢下水，只好在岸边拍些照片弥补到此一游的心情。海面上漂浮着几艘小船，当地的渔民将草毡子抛入海中，待黄色的草毡子吸满了黑油，再捞到船上。

一个带着小孩的中年男人气愤地对我说，他在这海滩附近居住，每天一打开窗户就是大海，这样的海景曾经让他骄傲又满足，可现在他不得不紧闭门窗，而且还要防止幼小的孩子下海沾到被污染的海水。他牵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孩子面对大海，眼神渴望中带着疑惑。也许他幼小的心灵还不能明白，为什么曾经熟悉的家园变成了这样可怕的模样。

海洋被称为人类生命的摇篮，它为人类提供着滋养，并以无限的胸怀包容着人类的贪婪。纪录电影《海洋》中，每个场景都美得那么令人窒息、惊心动魄。

但此刻，这里却荒芜一片。

四

老邓是我在海边采访时认识的。当我从污染严重的海湾爬上来时，看到海边一所小房子，似乎是渔民们休息和放渔具的地方。简陋的屋子里卖些食品和日用品，外面有一个尼龙布搭成的简易棚子。几个男子正坐在棚子下的小凳子上抽烟，他们的皮肤黝黑，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沧桑感。

面对我的话筒和摄像机，老邓是其中表现最自然、口才也最好的。我问他还记不记得爆炸时的情景。他告诉我，他就在发生爆炸的油库对面开小吃店，爆炸发生时，他就听见一声巨响，家中地板为之一震，随后就看见浓烟升起，还闻见刺鼻的气味。

爆炸后一个多小时，消防车赶来了，警车也来维持秩序，疏散当地居民。他和邻居因为害怕，当晚就跑到市区的亲戚家避难。避过了当晚的风头，这几天才赶回来看看情况。

老邓接受采访的时候，那几个男子在周围好奇围观。他们都是当地的渔民，现在处于休渔期，没事可做。我问他们担心污染吗，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虽然现在是休渔期，但看污染的情况，恐怕过了几个月后，也未必能打到鱼，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即使没有这场污染，能打到的鱼也越来越少，差不多每年都会比前一年少将近三分之一，身边很多渔民已经放弃打鱼，改到城里打工。

老邓说他原先也是渔民，曾经的新港不但鱼类资源丰富，往来的船只也热闹，商贸繁荣，所以被称作“小香港”。“不过现在……”他看了看头顶昏黄的天空，忧虑地说，“看来我们一家要离开这里了，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原本打算再过一年后移民城市，爆炸发生后，老邓想马上就实施这个计划。他指了指2000多米处正在修的一个大罐子，压低声音告诉我：“这是一个化工罐，要是出事了，整个新港包括大连都会完蛋。”

我和搭档来到老邓家，希望拍摄他生活的情况。他家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上是一家人住的地方，楼下是经营的小吃店。店面很小，一个厨房就占了不少空间，客厅中摆了三四张桌子，就几乎没有空间了。

我们坐在桌旁，在他面前架起摄像机。老邓的老婆在厨房忙活。那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女性，身形高大，骨骼健壮。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进门开始，她的脸上就带着不悦的神情。我和老邓的谈话从爆炸那天开始谈起，一直聊到对面油库的情况。老邓正要回答，他妻子从厨房走出来，径直打断了老邓的谈话。她十分不满地问我，为什么不采访别人，偏要采访她的丈夫。我回答，还会综合其他家的采访，他们并不是个案。

老邓老婆厉声说道：“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否则会对我们有影响。”

老邓刚要张嘴，她不悦地将老邓拉开，尴尬的老邓只好带着欲言又止的表情抱歉地看着我。这显然是一次不成功的采访，老邓老婆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生活的艰辛磨炼出了他们生存的智慧。他们通常事不关己、能躲就躲，生怕会受到任何的波及。一些在事件发生后主动联系媒体爆料的，则往往是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没有实现这些目的的时候，通常与媒体积极配合，一旦达到愿望，又会对媒体敬而远之。北京发生的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通过媒体报道，那些家长和孩子们的状况被广泛关注，并引起了当地教委的注意，最终失学的孩子得以在当地公办学校就学。但当我来到现场，希望了解孩子们的问题被解决的情况时，一位家长却拒绝了我的采访，在她离去前，对我说出了她的担心，如果她接受了采访，也许孩子上学的名额就会失去。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曾经让我非常沮丧，但是与他们接触更多后，我终于理解了他们的行为。在资源与权力都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是弱势一方，所谓的正义感并不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改善，只有将这种实用主义发扬光大，才能在夹缝中生存。这也是我从不强求他们接受采访的原因。对他们而言，我们只是过客，也许我们的到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丝涟漪，但当我们离去后，他们面对的仍将是长得见不到头的未来。

告别了老邓，我们来到一个海产养殖场。面对即将飘来的浮油，养殖场的老板一筹莫展。他的养殖场中养着扇贝和海参，都在幼苗期。海参最怕的就是油，一遇油就会融化，这让他很担心未来的收益。之后，我们坐着租来的小船返回码头。原本是晴朗的天气，天空却像蒙上了一层半透明的纸，放眼望去，全部是巨大的石油罐，海水污浊不堪，星星点点的石油飘浮到了港口以外的海域。我真的无法相信，这就是渔民们口中的“小香港”，眼前的新港荒凉、冰冷，缺少生气。

几年后，当媒体频繁曝光中国渔民因为到争议海域打鱼而与邻国发生冲突的新闻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正是因为我们的短视，以短期利益牺牲环境、涸泽而渔，导致了资源的枯竭。终有一天，我们身边的海洋将成为一片死海，蔚蓝色将会退出我们的视野。

第二天，我又去了新港，在小海湾看到老邓，他和其他十几名渔民正在打捞海中倾泻的石油。干活的渔民把黑乎乎的浮油用工具打捞上来，装进编织袋或是桶中，等积攒到一定数量，再把这些袋子和桶拉走。渔民们赤裸着上身，站在浅海中，身上和脸上被石油染成了黑色，一张嘴，露出白白的牙齿，丝毫没有意识到那些含有化学成分的油料正在渗进他们的毛孔里，并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摧毁他们的健康。

香港《明报》的记者刘洪庆大学是化学专业的，我结束大连的报道回到北京后，他又到大连做深度的跟进。有一天他在网上见到我，向我描述渔民们没有防护就捞取石油的景象，说：“他们是在送死。”他给我发来一篇小文，是介绍石油中有害物质的科普文，那里面写着，石油中的苯挥发性大，暴露于空气中很容易扩散。人和动物吸入或皮肤接触大量苯进入体内，会引起急性和慢性苯中毒。苯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麻痹作用，引起急性中毒。重者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神志模糊、知觉丧失、昏迷、抽搐等，严重者会因为中枢系统麻痹而死亡。少量苯也能使人产生昏昏欲睡、头昏、心率加快、头痛、颤抖、意识混乱、神志不清等现象。

但这些黑黝黝的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包括他们被征用的渔船在内，打捞一天石油，当地政府会给一个人200~300元，有些工作量大的，每天可以赚到近万元，这比打鱼赚的钱多多了。只是这些钱不是当时给，承诺以后兑现，这让他们隐隐有些担心。

而那些养殖户、旅游业者，他们的损失却迟迟没有人埋单。爆炸事件两个月后，数百位养殖户曾经集体到北京投诉，当时却并未获得满意答复。按照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价技术导则》的规定，对海洋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由海洋主管部门代表国际利益，对肇事者提出赔偿要求。但技术导则只是海洋系统的行业标准，并非行政处罚规定，在提起诉讼时仅作为法院判刑的参考，并非依据。国家层面的海洋污染赔偿标准，仍仅以行业标准存在。

这意味着渔民们的索赔面临难题。与这场污染带来的长期生态影响相比，即使获得金钱的赔偿，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五

在大连的第三天，一位在当地打工的河南籍大哥突然打来电话。在我们到达大孤山码头的第一天，他就在事件现场接受过我的采访，后来我了解到他也是我的老乡。这位大哥热心地向我提供线索：正在海边清理消防水泵的两名消防员掉落海中，其中一名被救起，另一名生死不明，搜救正在进行。

当我们赶到现场时，附近海域已被封锁。武警在距离现场500米外把守，所有人都不能靠近，从远距离看海湾根本看不清楚，也不知道救援情况进行得怎样。这时，老乡大哥突然想到还有一条近路，也许能尽量靠近现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先是摸索着穿过了一片高过人头的荒草丛，又翻过几个正在建的工地壕沟，终于看到另外一条通向海湾的小路。不过显然对方准备充足，在这条小路的路口也驻守着武警和保安，看来想要突破这样的封锁，除了隐身没有别的办法。这时老乡大哥似乎又有了主意，不过他有些为难，因为这条路需要先爬上两米多高的海堤，再越过海堤的围栏进入出事的海湾。虽然很危险，却是我们当时唯一可能接近现场的方法。于是我们沿着这条路线进发。幸运的是，小路无人知晓，我们没受阻拦就到达了海堤。不幸的是，搭档王昭诚刚拿出摄像机拍摄，就被对面的警察发现了，跑过来驱赶我们。

我扭头观察周围形势。身后是一个从海堤伸出来的脚手架，距离海面十多米，如果一定要拍到画面的话，只有从那里利用长焦距对准海湾拍摄才有一丝希望。当天的风力已经达到8级，海面拍起的巨浪，看着就让人头晕，我摇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去。”没有任何犹豫，王昭诚说。还没容我阻止，他拿着机器就朝脚手架爬了上去。远处的警察和我一样一脸惊异地看着，不再继续追，也许他见过勇敢的记者，但是没见过不要命的记者。

后来我对王昭诚说：“如果你今天出了意外，我会一辈子不安。”

这条新闻在当天晚间播出了。直到第二天，我们才获知这位消防员的具体信息。他叫张良，大连消防支队的队员，出事那天，他与队友到海边检查堵塞的水泵，水泵是用来从海中抽取海水灭火的，风大浪高，他被卷到海中。出事的时候，他还只有25岁，刚要举行婚礼。我从网络上搜索到这名年轻消防员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斜靠在海边的礁石上，面向镜头微笑，年轻的脸庞充满了朝气。在这场环保灾难中，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提醒着人们破坏环境需要付出的代价。

六

在这场爆炸事故3个月后，10月24日，当人们在新港事故现场拆除过火油罐时，罐内残留油品再次发生火情。

但这并不是结束，2011年，位于大连东北部甘井子区的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还曾发生两次事故：7月16日，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厂区蒸馏装置发生泄漏，引起火灾；8月29日，同一厂区储运区875号柴油储罐发生火情持续燃烧3个多小时，大火一度蹿至30多米高。

如果算上之前的雷击事故，仅仅一年半内，中石油在大连就发生了5起事故。

在那些轻描淡写的事故处理意见中，写着：某某某被警告、某某某被撤销职务、某某某被调离岗位。似乎这样就已经是极大的惩罚。但事故对于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却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评估。

在报道完大连爆炸事故半年后，赔偿方案才姗姗来迟。中石油和大连市政府对火灾的善后达成一致意见：油污清理结束的后续赔偿工作由大连市政府负责，中石油“以投资抵赔偿”——在大连的长兴岛投资2000万吨/年炼油、100万吨/年乙烯项目。上述炼油项目上马后，中石油在大连市的炼油能力将达5050万吨/年，其产值预计将占到大连市GDP的三分之一。

以牺牲环境还有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仅仅是当地GDP数字的增长。与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相比，人类家园的长期的破坏又该如何计算呢？如果没有对错误的深刻反思和修正，它始终是一枚定时炸弹，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再次爆炸。

第三部分
个体与时代

第八章
蚁族：我不是失败者，只是还没成功

一

2010年春节前夕，我前往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拍摄。这个位于京郊城乡结合部的小村原本默默无名，却因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披露有大量被称为“蚁族”的年轻人居住而出名。“蚁族”，指一部分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或者有工作却收入很低的年轻人。他们个体犹如蚂蚁般渺小，整个群体却如蚂蚁般庞大，栖息在繁华都市的角落，像蚂蚁一样辛劳，为生活终日奔波忙碌。对于这些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生活着的年轻人，曾经有一个名为“北漂”的形容词，带着一种无奈一种沧桑，“蚁族”相对“北漂”，似乎更为卑微，希望更加渺茫。

北京的中关村和上地科技园区工作着大量“蚁族”年轻人。周边的房子租金太贵，他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位于城乡结合部、距离中关村和上地不算太远、价格相对低廉的唐家岭。随着聚居人数的增加，唐家岭逐渐成为“蚁族”的一个大本营。

我们来到唐家岭当然是为了拍摄“蚁族”。当时有报道，因为害怕春节回家路费、压岁钱等支出和害怕亲戚朋友问起在北京的工作情况，越来越多的“蚁族”选择了不回家过年。他们的这种心态被称为“恐归”。我正是想了解他们“恐归”的情况。

从中关村驱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唐家岭。这里距离中关村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路程，但和繁华的中关村相比，却没有任何都市的感觉。一条从北向南不到两公里的街道就是唐家岭的主街，街道的最南头是一个公交车站，也是唐家岭人出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每到早晨的上班时段，就会人满为患。街道两旁充斥着粗糙简陋的建筑，带有农民典型的简易实用的审美，每一座都布局凌乱、粗糙丑陋。夹杂着民居，还有一些卖食品和日用品的小商店。白天这里冷冷清清，只有到了夜晚，上班的人们回到了家，这里才会恢复应有的活力。摊主将卖小商品或水果的摊子摆放在街边，旁边点起一盏小灯，灯光照着摊位上那些廉价粗糙的商品，也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

因为临近春节，这里相当多的年轻人已经返回家乡，唐家岭显得稍有些冷清。在主街尽头的一间网吧门口，我们遇到一个二十出头、叫贾林的大男孩。他告诉我，他在这家网吧打工，老家在外地一个三线城市，中专毕业就来到北京闯荡。贾林穿着年轻人流行款式的棉服，头发长长的，发梢削得很薄，脸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反叛。远远看去，他与这城市中的很多青年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仔细观察，就能从棉服劣质的面料和粗糙的针脚看出他经济方面并不宽裕。我问他春节回不回家时，他很干脆：“不回了。”

“为什么？”我问。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刚来北京还没混出名堂，不好意思回去。”他的说法倒是与之前的报道一致。在报道中，因为害怕被家乡的亲戚朋友问起在北京的状况而不愿春节回家的，在“恐归蚁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我们与他告别，穿过一座座简陋的房子，来到了著名的“董家大院”。这是一栋五六层高的楼房，具有商业头脑的当地农民看到了出租房屋的前景，搭建了这栋大楼，出租给想要租房的年轻人。由于每个房间标准化配备厨房、厕所和中央空调，这里被称为唐家岭的“豪宅”。楼道里空空的，偶尔从某间房里传出电视的声音，提醒着我们这堵墙后面还有人居住。

我们上前敲门，门内窣窣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仿佛竖起耳朵在倾听，却没人开门。这种感觉很奇妙，一道门像是隔开了两个世界，门内的那个世界是我所不熟悉的，而门外的这个世界又是他们想逃避的。

数次这样失败的叫门后，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为我们打开了门。面对我们，他并不慌张。走进他的小屋，这个令我们好奇的传说中的唐家岭“豪宅”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房间很小，大概10平方米，靠近门口的位置是厕所和一个用来做饭的煤气灶台，房间里除了一张双人床和勉强放下的一张桌子外，就没有什么空间了。桌子上摆满了杂物，也包括大量的婴儿用品。大床边放着一张婴儿床，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在婴儿床中酣睡。眼镜男的妻子坐在床上，看起来很虚弱。尽管屋子很小，但是暖气还算足，热气在屋中弥漫，对比屋外阴冷破败的环境，竟也给人一种安定、满足的感觉。

眼镜男告诉我，他在上地软件园上班，是某个公司的技术人员，妻子刚刚生产，孩子太小，不适合长途跋涉，所以他们决定这个春节在北京过年。也许是初为人父的喜悦冲淡了生活的艰辛，当我问起他的生活状态时，他的脸上神态平和，尽管从他口中得知他工资不算高。从大学起，他就在北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谈起春节回家的种种麻烦，和许多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一样，他也会担心路费、红包等一系列问题，但总体看来，他不会刻意回避回乡。新生儿的来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希望，孩子的爷爷奶奶会在春节过后到北京陪他们。看着这个狭小的空间，他似乎明白我想知道什么，主动提起已经在附近为父母租下了一套房子，当然房租不算贵。

告别这个小家庭，心情有所好转，眼镜男子脸上的笑容令这个破败的唐家岭有了一丝暖意。但是我突然想起还没有问他有没有北京户口，这个困扰了许多在北京的人们的东西。在西方人眼中，户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也很难理解中国人对于户口的关切，但只有身为中国人，才会明白这一纸户籍对于一个外来者，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生活的外来者意味着什么。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张户籍意味着不必定期去办理烦琐的暂住证明，可以在购房上享受相对较少限制，甚至是找工作方面的便利。而对孩子来说，这纸户籍意味着能以北京人的身份参与高考，拥有比其他地方录取率更高的机会。对许多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房子、车子甚至工作都不要紧，只要拥有本地户籍，就能获得最大的心理安慰，让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这座城市接纳。对于“蚁族”，也许，拥有户籍还是奢侈的，能在这个城市扎根，有一份固定体面的工作，已经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站在上地软件园的街头，来往的年轻人如潮水般从我身边走过，他们的脸上带着不同的神情，有的意气风发，有的疲惫不堪，这其中有多少是像唐家岭的那些“蚁族”呢？看着他们奔波忙碌的身影，一个令我困惑的问题突然进入脑海，为什么他们甘愿放弃也许在家乡安逸得多的生活，而来到这个城市成为奔波的“蚁族”？

在唐家岭，我遇到一个叫冯林的青年，他白天在一个公司打工，晚上到一间KTV做服务员。为了节省时间和交通费，他买了自行车，白天工作结束回到所住的小房子，匆匆休息一下，再赶往晚上工作的地点，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结束。这份鱼龙混杂的工作曾让一位同在歌厅工作的三陪女为他惋惜，但每晚100元小费的收入还是让他欲罢不能，这是他几天的饭钱。

他最初来到北京是为了上学，但到了学校后，才发现那是一个骗钱的民办中专，低劣的教学质量让他和同学们没能坚持到最后，但从此却在北京待了下来。他也曾与一个北京女孩子有过一段纯纯的爱情，在现实面前，女孩最终选择了离开。

采访最后，这个乐观的年轻人用轻松却不乏辛酸的语气说：“我是一个鸟人，但鸟人有一天会飞起来。”

二

廉思向我提起，一个女孩子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爸爸妈妈为她安排好了工作，是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但是，她想放弃，因为她不想自己20岁的时候，看到自己60岁的样子。这样的命运令她害怕，她想超越这种生活。但看到《蚁族》这本书以后，她犹豫了。廉思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于‘蚁族’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回家？”

我的一位私企老板朋友，听说我对“蚁族”现象感兴趣，为我介绍了公司的几位员工。他们来自各个地方，有城市有农村，平均年龄只有25岁，但大部分已经在这座城市奋斗了多年。他们拿着每月不到2000元的底薪，每天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争取销售业绩，只有业绩才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随他们来到他们的宿舍。60平方米的房子被隔为两间，住着8个人。斑驳的墙面、昏黄的灯光、不停滴水的水龙头、带着异味的洗手间，这就是他们在北京的落脚地。那天晚上，我与他们一起吃饭，几瓶啤酒下去，这些年轻人卸掉了拘谨的面具，向我讲述与北京这个城市的爱与痛，讲述他们的梦想，他们对成功的渴望。一片嘈杂声中，不知谁用手机放起了汪峰的《北京北京》，当苍凉的声音响起，每个人都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开始小声哼唱，他的哼唱逐渐引起了更多附和，终于变成了全体大合唱。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失去

北京北京

我也和他们一起唱着，看到他们的眼中闪着泪光。

从他们住的那个肮脏破旧的居民楼出来，夜早已浓得化不开，暗夜的底子上是远处一片高楼闪出的星星点点的光，这每个星点就代表着一户人家。我好想知道，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也在和我想着同样的问题吗？我每天都与他们在同一个城市里游荡，也许我们会相识，也许会擦肩而过，当那一刻来临，我们会彼此点头微笑吗？

12岁时我第一次到北京，刚下火车就被火车站旁边的高楼吓了一跳。我所在的城市那时还很少有高楼，我见过的最高的建筑是电视台大院里的电视转播塔，100多米。我家住5楼，每天爬上爬下，我觉得已经很高了。

舅舅舅妈带着我和表弟去吃麦当劳，我们要了巨无霸、薯条和可乐，我觉得再没有比那个更好吃的食物了。吃完饭，我们去和麦当劳叔叔合影，旁边排着队的都是像我一样的外地人。回去后，我拿着照片给同学看，从他们羡慕的目光中收获着虚荣带来的快感。

唐家岭时，我问那些年轻人，北京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希望。

三

廉思告诉我，他的团队所做的针对“蚁族”的问卷调查中，对于你为什么要留在大城市，“蚁族”的选择依次是：为了梦想；为了父母，我可以过得很苦，但不能让爸妈苦，我现在苦是为了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为了孩子，我可以苦，但子孙后代不能苦，不能奋斗了18年才和城市里的“80后”一起喝咖啡；为了爱人、女朋友；为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学习机会多。

廉思问卷中的那段喝咖啡的回答来自于一篇曾在网络上获得极大关注度的帖子，它的名字叫《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来自一个小城市，在上海读完了硕士，现在有一份年薪七八万的工作，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他用辛勤的努力得来的，而他最常问自己的就是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上海。在他看来，那些出生在大城市的同学在知识储备、素质教育、家庭条件和社会保障方面，比起小城市或是农村出身的孩子有着先天优势。那些底层出身的孩子和大城市的孩子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想获得同样的成功或同样的机会，就要付出10倍甚至数十倍的努力。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我已经融入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了，与周围的白领朋友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无法忘记奋斗历程中那些艰苦的岁月，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同学和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夙愿。于是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些是最典型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平民子弟奋斗历程的写照。”

在文章中他说：“这个世界上公平是相对的，这并不可怕，但是对不公平视而不见是非常可怕的。”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它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在回复中，很多网友感谢他说出了像他那样出身底层仅靠自己奋斗的青年的心声。但也有网友仿照他的笔体，写下了另外一篇完全不同的《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我曾经以为，学位、薪水、公司名气一样了，我们的人生便一样了。事实上，差别不体现在显而易见的符号上，而是体现在世世代代的传承里，体现在血液里，体现在头脑中。”

辛勤的工作和艰辛的生活并不会打消这些年轻人前进的决心，但令他们中很多人失望的是，即使加倍辛苦地工作，很多时候却因为出身条件的局限，上升渠道越来越窄。我想起一位中学教师曾经发出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慨叹。在他的学生中，很多成绩好的孩子家庭也非常富裕，财力的支持让他们可以上各种培训班甚至是请家教，而家庭条件差的孩子，从教育起跑线上就已经输给了这些孩子。

学者于建嵘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面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肆无忌惮地抢占机会，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会被破坏，引起与社会的对立情绪。

廉思曾告诉我，“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这句话令我感到不安。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变为精英复制，那么就意味着普通阶层获得财富的边界完全封闭。当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靠拢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所谓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内心深处的被剥削感、被剥夺感就会越来越强，从而引发高度不满。而通过廉思与他的团队的调查，这种“被剥夺感”实际上在“蚁族”中已经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30.8%的“蚁族”青年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10.1%的受访者认为“很不公平”。

“我不怕吃苦，但就是不希望那些家中有背景的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了所有机会。”一个居住在唐家岭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

四

如今，唐家岭的拆迁进行得如火如荼，低矮的自建房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更有商业价值的新楼盘，在旁边还有新建成的中关村森林公园，它被称为中关村的“绿肺”。一个更符合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新的唐家岭出现了。曾聚集在那里的年轻人又各奔东西，寻找下一个人生的落脚点。他们中也许有的人会遇到新的机遇，从此踏上梦想的成功之路，也许有的人长时间也无法得到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我知道他们不会放弃。我想起了在唐家岭时他们对我说过的话：“别叫我‘蚁族’，我讨厌这个称呼，我们不是蚂蚁，也不是失败者，我们只是还没有成功。”

第九章
忧伤的村庄

一

“旱情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有。”

“什么样的影响？”

“肯定减产。”

“减产大概多少呢？”

“不知道，我平时不种地，地都是我父母种。”

……

“在城市打工时你做什么工作？”

“我原来在北京那边捡垃圾，金融危机后，捡垃圾也没多少赚了就回来。”

“为什么做捡垃圾的工作呢？”

“同村的一个人在那儿捡垃圾，介绍我们去了。”

“回来以后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还没想过。”

“当地没有对你们想要创业的农民进行过培训吗？”

“没有吧。”

“不是有政策对你们要进行免费培训吗？”

“不知道。”

“你觉得你需要培训吗？”

“还行吧。”

“有没有想过做一些小生意或是养殖呢？”

“没有。”

“为什么不想着补贴一下家里的经济呢？”

“那也是需要本钱的吧。”

……

这是我和安徽农民谭标的一段对话，采访在他阴暗潮湿的小屋中进行。面对我的提问，他都用一种简洁甚至是满不在乎的回答抛回来。这让我有点儿崩溃，就像一个武林高手满心期待与对手激烈过招，却每次都将拳头打在软绵绵的棉花上。根据原先的设想，我本以为这会是新一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对他的采访既能反映出当时的干旱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又能凸显出金融危机背景下年轻一代农民的真实需要。可面对我的所有问题，他都表现出麻木和无所谓。我不知道是他根本不想回答，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表现和我原先的设想南辕北辙。

那是2009年冬天，正月十五还没有到，预示着新年还没结束。不过，从春节前就开始的干旱已经蔓延了河南、安徽、山东、山西等多个省份，直到春节时达到高峰。这场旱灾被称为自1951年以来少见的干旱。农业部给出的数字显示，冬小麦等农作物尤其受旱严重，受影响的农作物达到1.4亿亩，另外有370万人、185万头大型牲畜发生饮水困难。我被派往安徽做旱灾的采访报道，另外一路记者则前往河南。河南和安徽都是产粮大省，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支柱，来到这两个省，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到这场旱情对于中国来年粮食产量的影响。除了日常的新闻，我还担负着做一期专题节目的任务。

谭标是我在安徽利辛县田间地头偶遇的，当时他正给地里的小麦浇水。不同于其他农民的萎靡，他整个人都给人一种阳光的感觉，晒得黑黑的皮肤上带着健康的光泽，脸上挂着开朗的笑容，回答问题时很爽快。当我了解到他是因为金融危机失业回乡的，就马上确定他可以成为我这次旱灾专题片的主角。按照我的设想，将从他的角度出发，由他来反映在金融危机和旱灾的双重打击下，当地农民生活受到的影响。

为了对他的采访不被打扰，天刚放亮，我和搭档周庆元就从居住的酒店溜出来，出门之前还特别留意不惊动前台的服务员。这种类似小偷的行径起因在于自我们踏入该县境内后，当地就派出一名县长整日陪在我们旁边，每当我们希望了解一些问题时，采访对象就总是欲言又止。为了获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只好利用时间差，希望甩开他。没想到，在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名官员还是出现在谭标家，并抱怨我们没有提前告诉他行踪。

提到这位县长，我觉得有必要提及一下。在我们对利辛整个的采访中，他如影随形，虽然没有进入镜头，却是这次采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于这次采访我们事先通知了农业部，农业部也通知了当地，于是在进入该县时，我们受到当地热情的接待。从第二天开始，当地的县委书记便以一种不容推辞的态度指派一位县长陪伴我们左右。起初我们婉拒，但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只好妥协。

县长是个大约40多岁的中年人。据他说，他成长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并成为当地的父母官。说实话，我从他身上没看到来自土地的朴实，反而时常感受到一种对底层的漠视，他似乎想与自己的过去完全割裂开，是一个《红与黑》中于连式的人物。

某天采访后，他告诉我，曾有一位央视著名的女调查记者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一个混蛋。”

他愤愤不平：“央视有什么了不起，央视就可以骂人吗？”

我惊异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向我透露这个秘密的目的所在，但内心为与那位记者同行的高度共识暗喜。

起初我们看到的当地情况非常乐观，田间的小麦并没有出现太过干旱的景象，大片的绿色使我完全想象不到这就是安徽最干旱的地区。后来意识到，也许我们看到的并非事实的全部，于是说服他带我们到最糟的地方。我们告诉他，如果不带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外界会以为这边的情况没有那么糟，那他们抗旱的努力也不会得到认可。他被我们说服了，带我们到几处旱情严重的农田。这里的情况确实很糟糕，干旱的麦苗全部变成了黄色，土地也裂开了口子，仿佛饥渴了很久。

为了证明情况有多糟，他拿出打火机，在我们的镜头前点燃了田里的麦子。这一幕出现在我的新闻中，以至于看到这条新闻的县委书记说，那是他看过关于这场旱情最惊心动魄的画面。

通常每天采访结束时，他会询问我们的打算，第二天就陪我们去他认为符合我们要求的地方。采访一般早上开始，又因为时间的不确定会持续到很晚。结果在不断称赞我们的敬业精神的同时，他也会时不时抱怨这样使他实在很疲惫。我们就抱歉地告诉他，如果坚持要陪伴在我们身边，就要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

在采访村民时，他也会礼貌地站在旁边，不说话也不阻拦。但效果很明显，村民看到他会马上沉默，欲言又止。

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决定要采访谭标时，我和搭档周庆元制定了一个计划。头天晚上，我们与县长商定了出发的时间，第二天提前两小时出发。这个计划开始很顺利，我们凌晨6点前溜出酒店，打车到了谭标家，但半小时后，我就看到一脸懊恼、匆匆赶来的县长。起初我很迷惑他得知消息如此之快，但看到站在旁边的谭标所在村的村长时，知道了问题所在，并不得不惊叹基层政府的效率。

但这次煞费苦心的采访并没让我满意，从实际的采访结果看，谭标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积极阳光，多年底层生活让他形成了麻木和逆来顺受的性格。因为文化较低，他对未来也没有规划，更多的是得过且过，而且他身上也带着这代年轻人普遍的眼高手低、懒惰的毛病。那天我在田间看到的浇水行动，是他回乡这段时间以来唯一的劳作，即使失业返乡在家无所事事，他更为热衷的也只是去邻居家打麻将、串门，丝毫没有考虑过家中面临的困境。

谭标的父亲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辛劳耕种，除了种十几亩地，还养了两头牛，努力让儿子娶上了媳妇，同时还在赡养80多岁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两位老人家的身体正陷入慢性病的困扰，这让这个贫瘠的家庭每个月都要支出一部分医药费。我们采访时，谭标的父母在厨房忙活一家人的饭菜。几间屋子外墙都是由土坯做成的，屋内昏暗，显然是缺少电力。

谭标一家在当地算是条件比较差的家庭，才会格外看重土地的收入，凡是稍微有些门路的农民，并不把种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些家中常年有人在大城市打工或是在外做生意的，有持续的收入来源，于是把地租给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村民，每年象征性地向这些农民要一些粮食，数量不多，只是为了省去一部分购买食物的支出。这种关系更像曾经在农村存在的佃农和地主的关系，只不过更随意一些，因为出租土地并不是为了盈利。

去安徽之前，我已经听说对于这次的干旱，很多农民抗旱动力不足，甚至任田地干涸，但来到这里之后，实际的情况还是让人有些吃惊。一位名叫都成成的年轻农民面对我的镜头，当我问起他家中因为旱灾受到的损失时，他更多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与田地的减产相比，反而是经济危机让他更为担心，因为他打工的工厂开始裁员，糟糕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裁掉更多的人。他家的土地已经租给了其他村民，并不担心粮食收成，而且如果粮食产量锐减，还可以去市场购买。

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并不让人乐观的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指出，中国粮食净进口量由1997年的416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76万吨，预计2020年会达到2224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污染加剧、资源耗竭，各地为了提高GDP而发起“圈地”运动，粮食生产正步步萎缩。中国仅有的全球7％的可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减，总耕地面积甚至在2009年时就已经突破了18亿亩的红线。再加上为了民生，农产品被刻意压价，农民无法从种地获得足够收入，这些都影响了农民们对粮食种植的积极性。

尽管很多农民对于给田地浇水等抗旱举措并不积极，当地仍然出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当我向那些农民询问时，他们无一例外抱怨抗旱的高昂成本让种地无利可图，而眼前的抗旱举措更多是出于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郑王村的一个农民给我算了一笔账，因为人力不足，她要找人帮忙浇水，请人浇地的费用再加上抽水机使用的柴油、春季管理时给地里加的化肥，一亩地浇灌一次至少要120多元。现在已经浇灌了一遍，如果干旱再持续，还要再浇灌一到两次。往年收成好的时候，一亩地可以打八九百斤粮食，今年干旱，产量至少减半，以每斤粮食不到9毛钱的收购价，抛去成本，种地实在赚不到什么钱。

成本的高昂主要是因为需要抽取地下水或是河水浇地，但长期以来，农村比城市更为高昂的电力成本加重了负担。原先这里有一整套灌溉工程，可以将河水引到田间。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靠着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用大锤铁锹、手推肩扛的“人海战术”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不过，随着包产到户和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这些集体水利工程大多被搁置或荒废。

新建村一个名叫杨万益的农民告诉我，村里的水渠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当时他也参与了修建工作。不过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像土堆一样简陋的水渠就一直没有得到过修缮，加上农民们觉得利用率不高，也不爱惜，两年前开始就被毁掉了。这些水利工程的年久失修也被当地官员证实，在路过一个水渠时，陪同我们的县长说，这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但当我在当晚的“直通车”直播连线中透露出这个信息时，却导致了县委书记的不满。

农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并不只是这个县的个别现象。2011年我到河北农村采访时，也发现同样的问题，那些地方的河流不是因为上游修建了水库而逐渐干涸，就是引水渠被公路拦腰切断。这些引水渠非常宏伟，带有古罗马水渠庄严工整的风范，纵横在群山峻岭之间，可以想象出当年修建时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如今，我却只能在它的断壁颓垣下举头兴叹。

《南方周末》曾刊出一组数据，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三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到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要靠天吃饭。2009年旱灾后，曾短暂出现一股对农村水利设施的反思热潮，一些学者呼吁中国的水利设施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但两年后，我在河北农村看到的情景依旧。

二

在安徽，我们一直待到正月十五结束，离开前我去了当地的长途汽车站。每年吃罢正月十五的饺子，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会背上行李重返城市。安徽是个打工大省，输出的劳工每年会达到近千万人，我想看看金融危机对他们的影响。

据说金融危机后很多农民工失业返乡，但在利辛的长途站仍然挤满了人，他们背着大包小包，除了衣服、被子、吃的，甚至还有炒菜油。看到我十分关心那桶油，旁边的那位农民有些不好意思。我问他带着这桶油不麻烦吗，城市也可以买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城里的油不好吃，还是自己家的油炒菜香，再说，吃着这样的油，就像回到了老家。”当我提起金融危机后工作可能会不好找，他说，听说找工作可能会有些不容易，但也要试试。

另外一个妇女则幸运地没有丢掉工作，这个春节她本来不打算回家，为了给田地浇水，短暂返乡。她的丈夫在其他城市打工，孩子则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三个人就像三条平行线，在城市与家乡穿梭，彼此间少有交集。

那些农民背着沉甸甸的行囊，等候长途车的到来。他们中有的会到近一些的城市，有的则会辗转到更远的城市，冬天又像候鸟一样返回家乡做短暂的停留。他们的脸上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却全然不知面对的生活将是艰辛还是顺畅。几年后，当我在苏州的街头看到刚刚收工如潮水般的外来打工者，仿佛回到了安徽农村的那个长途车站，看到了那一张张满怀期待的脸。

同样的景象出现在纪录片《归途列车》中。这部纪录片由独立导演范立新花费3年时间拍摄而成，影片的主人公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来自四川广安农村，在广东打工。

影片的开头是2008年春节，一家三口回家过年，结果遇上雨雪冰冻灾害，在广州火车站滞留了三天，才挤上回家的列车。

在那场发生于2008年初的雪灾中，还有像他一样的数十万期待回家的人被滞留在火车站，这些快被思乡之情逼疯的人们，在饥饿与寒冷中，焦虑、煎熬。银幕真实地还原出当时的情景：黑压压的人群被拥挤着尖叫，有人因为突出重围而欢呼，有人因为回家无望而痛哭。当生命以失去尊严的方式呈现在眼前，我无法抑制内心受到的震动。

范立新说：“置身那个场景，是一种极致的悲痛。那时火车站里滞留了60万人，每一个人的苦难乘以60万是多少，如果再乘以两亿，是什么样的概念？”

那次雪灾，凤凰深圳记者站的同事在现场守了10天9夜。他们说，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厅、广场上挤满了想回家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旁边的马路旁、立交桥下也都挤满了人，人们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三天。1月份的广东，很冷，挤过如潮的人海，打上一杯水，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都成了一件享受的事。

后来，当我在异乡的机场苦苦等候着晚点的归家航班，终于理解了对于这些犹如候鸟一般的农民，一年一次的回家意味着什么。这些质朴的劳动者离家千里万里，用劳动换取生活一点一滴的改善，而故乡就像无形的脐带，连着远方的他们。

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只身上路，他们的孩子只好留在家乡，由老人照顾。这个群体的孩子，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留守儿童。

《归途列车》中，张昌华和陈素琴的孩子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缺乏关爱，女儿张琴从此变得反叛。某一天，当父亲希望女儿继续读书，而女儿执意辍学去打工时，冲突不期而至。在和父亲的对打中，张琴对着镜头大喊：“拍吧！拍吧！你们不是要真实吗？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我！”这一幕突如其来地打在我的心上，我突然为窥视到他们的秘密而感到羞愧，也为直面现实的残酷感到心痛。

2011年对河北保定农村的采访中，我推开保定易县石家统村一户人家的门，两个十几岁的男孩正趴在床头玩耍。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惊奇和害怕，反而非常友好。其中一个叫郭士杰的男孩告诉我，这是他家，另外一个男孩是他的同学。冷冷清清的家里除了他俩没有大人。当我问起他的父母时，这个看起来十分机灵的小男孩告诉我，他的爸爸在外打工，妈妈原先也在外打工，因为不放心他的学业，这段时间回到家乡。父母不在家时，他会去奶奶那里吃饭，但年迈的奶奶已经无力向他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候他不得不吃冰冷的饭菜。

郭士杰瞪着一双大眼睛，回答着我的问题，他是一个开朗的孩子。只有那么一瞬间，他突然黯淡下来，那是当我问到他想不想妈妈的时候，他低下头，小声地说：“想。”

我问他：“想妈妈怎么办？”

回答几乎听不见：“给她打电话。”

我突然想到电影《杀手莱昂》中，玛蒂尔德坐在床头，用双手支起上身，望着莱昂，幽幽地说：“是童年苦，还是人生本来就苦？”

因为成长期缺乏关爱，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心理问题。年迈的爷爷奶奶根本没有精力和体力照顾这些精力旺盛的孩子，他们处在野蛮生长的状态。由于缺少监管，有些孩子甚至很小就会走上街头加入成人社会。

而由于乡村整体教育质量和城市差距大，即使能正常上学，也不能保证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我采访的石家统村原先有一所小学，后来与其他村庄的学校合并，据说这是教育部的举措，为了提高师资质量。但并校后学校与村落之间20多里地的路程，却让孩子们的上学路无法轻松。一位老人抱怨，之前村里有学校的时候，孩子们可以自己上学放学，但现在早上很早上学，晚上天黑才能到家，不但孩子辛苦，大人也操心得很。

即便不需要面对类似问题而有幸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也会因为户籍问题无法融入正常的城市生活。众多手续烦琐的证明材料，让这些居无定所的农民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它们大多坐落在城乡结合部，设施简陋，学费相对便宜。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消失的速度也在加快。

2011年8月，北京市开始了一轮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的高潮，共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在这轮风波中被关停，3万名孩子面临失学。

在北京海淀区的城乡结合部，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所名为“新希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园原址，在一个仓库院内，周围是低矮的平房和一个垃圾场，低洼不平的小路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显得非常泥泞。彼时，它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那里的学生家长主要是建筑工、卖菜小贩等，大多来自农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年。但根据规定，他们的孩子要想在这里接受正规的基础教育，必须提供暂住证、户口本、就业证明、租房证明或是房产证明这些烦琐的证件，而且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还要缴纳一笔借读费用。

打工子弟学校专为这些孩子开设，大多建在城乡结合部，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的批准，也没有正规的师资，一学期两三千元的学费不见得便宜，但比起公立学校已经算是这些打工者们最好的选择。不过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要么因为所占土地重新规划，要么就是因为难以承受高昂的房租不得不四处转移。“新希望学校”被拆除之前，曾经历过数次搬家，最终依旧没有躲过被拆除的命运。它在两天内变成一堆废墟，许多学生因为放暑假，甚至还不知道学校被拆除。

打工子弟学校集中被拆除，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并由媒体推动获得了当局的注意和关心，大部分符合条件的孩子因此得以进入公立学校读书。

与农村的“留守儿童”相比，这些孩子显然是幸福的，可以在父母身边长大，身处城市也更容易改善生存条件。但在水泥丛林中长大的他们，终有一天会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处于乡村和城市的夹缝，他们又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还有那些如野草般在乡间生长的孩子们，又该如何治愈因为父母关爱的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是由这些孩子的正常童年来换取，我们又如何坦然接受这样的大国崛起？

三

2008年的“两会”上，河南团一名叫苏福功的代表，告诉我一个发生在河南代表团小组讨论时的真实故事。在讨论会上，一个农村代表向参加小组讨论的温总理提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我们农民穷啊，现在农民没有钱看病，总是得了小病不去治，熬成了大病，大病就更没钱治了，只好等死。村里面就有一个村民，有一天突然得了急性前列腺炎，解不出小便，在家憋了整整三天不去治。还是村长出了200块钱送到县城医院治疗。”

总理说：“急性前列腺炎不去治，很容易就引发尿毒症。”

“现在已经变成了尿毒症。”

听到这里，总理掉下眼泪，问：“现在农村的医疗室都有什么设备？”

代表说：“还是老三样，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还有很少很少的一点药。”

据苏福功形容，总理听到这里，一拍椅子，动情地说：“在我的任期内，我一定要把村医疗室和乡医院建好。”

他告诉我，自己非常感动。而我，除了感动，更多是一种心酸，为农民的生存状况。

2011年，在河北保定易县石家统村，我见到了那里的村民尹晋才。他是三口之家的顶梁柱，7年前出车祸导致肺部受损，现在每月要付至少200元药费，因为不是住院不能报销，让这个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像尹晋才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并不算少数，尤其是得了大病的农民，好多药品不能报销也让他们难以承受。与他同村的刘树萍家中正在盖房子，新起的院落显示这家人经济方面应属宽裕。但提起慢性病从身体和经济双方面对她的困扰，她愁容满面。因为复健的原因，她需要定期到邻近的大城市医院检查，每月800~1000元的看病费用，还不包括路费与吃住。

刘树萍家门口站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起初都不吱声，我们结束后往院外走，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看病的事情。

“你能不能帮我们反映反映，看病看不起啊。”

“现在医院贵啊，看个病都要几百、几千的，得了大病咋办啊。”

一个老人，最后拉着我，对我说：“我现在最怕就是哪一天得了癌症，要是真得了那种病，干脆一下就过去，别让家里人遭罪，我老了，也活够了。”

那年到石家庄之前，我回了趟老家。姥姥摔断了腿骨，因常年生病服用药物，她的骨头脆如玻璃，稍稍不慎就会断裂。做完手术的姥姥躺在病床上缩成一团，抱怨着不中用的身体徒给儿女增添经济压力。她的儿女们刚刚向医院缴纳了一笔不菲的治疗费，这只是那些年姥姥众多医药费中的一项。姥姥是农村户口，老迈而失去劳动力的她没有收入，只能靠她的儿女供养。

按理，姥姥看病可以使用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就在她得病前我刚刚做了一条新闻，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120元被提高到200元，报销比例有望达到70%。在我的镜头中，病人和专家都对此表现出了高度的期待。可实际上，姥姥的新农合为她报销的药费只占到了所有费用的1/4，大量的非报销类药物和治疗费占据了账单的大部分。

“医院开的药大部分都是自费的，但我们不能不用这些药。”母亲告诉我。

“还记得姥姥家隔壁的王奶奶吗？”母亲问我。

“记得。”小时候我在姥姥家住时，姥姥家对门那户门口有一对石狮子，被人摸得溜光水滑，一个老太太常眯着眼睛坐在那里晒太阳，梳着一个发髻，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自有一种庄重的尊严。每当我走过去，她会说声，这姑娘真俊啊。

“她得了肝癌，刚刚去世，子女不愿意花钱给她治病，她是被病生生拖死的。”看我神色骤然黯淡，母亲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姥姥是幸运的，因为子女还有能力为她治病。”

我想起曾经采访过几位白血病患者合资购买透析机为自己治疗的事，当我问到怎么不担心传染病时，其中一个叫魏强的病人对我说：“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安全，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活下去。”

面对他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却如鲠在喉。

四

忧伤，这是一个朋友在看了我做的河北农村的系列报道后告诉我的感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感受，也许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真情实感打动了他，抑或是真实的生活无法令人感到轻松。

那是2011年春节后我通过走访河北保定农村做的系列新闻，之前国家领导人刚刚对那里进行了视察，沿路被刷黄的墙壁和新栽上的冬青都显示了领导人来过的痕迹。这个地区位于河北著名的革命老区，由于在中共党史中的特殊位置，它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教科书和革命影片中，令人耳熟能详。这里距离北京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但是随着我们行程的推进，却越来越感到这里与北京的巨大差异。我的眼前呈现出一种破败的景象：田地因为干旱裂出口子像人张开的嘴，一些村庄旁的河流原先还有水流流淌，但自从上游修了水库，早已断流很久，河床成了堆放垃圾的场地。春小麦还不到播种的时候，可以想见即使到了春耕也会因为缺乏水源而无法浇灌。

也许是因为临近山区，这片区域内大规模的小麦种植并不常见，更多出现的是柿子树。这里的柿子因色泽鲜艳、柔软多汁和香甜可口成为当地名产。

刚过完年，乡村里节日的气氛还没消失，除了偶尔有戏班子搭台唱戏可供全村消磨上几天，在缺乏娱乐的乡村，农民们更多是无所事事。男男女女聚集在村头，冬日的阳光冷淡又无力地打在他们漠然的脸上。

就像梁鸿《中国在梁庄》中提到的那个“破败的村庄”，在我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小村。梁鸿的故乡在河南省穰县的梁庄。在这部书中，她描述了一个生态恶化、严重老龄化、死气沉沉的故乡，那个村庄令许多人震惊。当我把脚从城市迈开深入到乡村时发现，这并不是她的故乡单独存在的问题，我来到的这座与中国首都相距仅100多公里的村庄竟然与她书中的梁庄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次的河北农村采访中，我系列报道的最终主题为农村生态、农民医疗、留守儿童、基层选举、水利设施，这些问题和梁鸿书中提到的故乡存在的问题完全重合。

我的父母也来自乡村，年轻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留在城市。因为父母工作繁忙，童年时我几乎每年都有将近两个月要在农村的姥姥家度过。在我童稚的记忆中，乡村生活虽然不富足但是快乐。白天我和同村的小伙伴在院子里捉迷藏，黄昏时就和姥姥一起到村边的河中洗澡。从稻田中流出的水泛着蓝光，汇入旁边的小河中。小河中还有其他享受这片清凉的人们，河沟这边是女人，隔着一个小桥的那边则是男人的领地，双方谁也不许跨界。有时候隔着一座桥，相熟的男人女人会隔空开着玩笑。大人们洗澡，小孩子就在河中打闹，有时候我还会拿着一个竹篮在水草中抓鱼和泥鳅，如果有所获就会用草穿了小鱼的鱼鳍，串成一串拿回家让姥姥给我炸成美味的小食。

曾有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戴了草帽溜出姥姥家在田野游荡。周围没有一个人，天空睛得通透，麦子还没熟，泛着绿色的光，我能听到夏日知了在远处的鸣叫，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整个世界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看到漫画家姚非拉的一幅画作，那里面的情景竟然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夏日午后一模一样。

仅仅10年的工夫，故乡已经面目全非，如今这个童话般的小村不复存在。天空不再是通透的蓝色，而是灰蒙蒙的一片，空气中弥漫着工业用料燃烧的味道。村头那个小河早已干涸，就连田地也有很多被盖上房子或是修建了停车场。而且根据规划，村庄还要被整体搬迁到一个更远的地方，这里不久就会变成旅游度假村，盖起高级别墅，并以极高的价位出售。

也许在我童年的视角里，有关乡村的记忆更多是一种基于成长的美好感受，并不能反映全部的乡村世界，当时的乡村实际上贫穷落后、物质匮乏。但独立学者十年砍柴也曾经向我提起，在他年幼时，农村刚刚实行联产承包制，整个乡村美好、纯净、欣欣向荣，而现在，他的故乡却散发着老年人衰败的气息。

法国乡土文学大师克洛德·米什莱曾经慨叹：“乡土是我们生存的根基，数千年土地上的劳作才创造了法国特殊的地貌，可是这种农村景观到了我们这代人竟要成为绝响，今后我们的小孩再也看不到小鸡是怎么孵化的，也不知道奶酪是怎么造出来的，这让我非常着急。”

“二战”后，法国25%的就业者是农民，而现在法国80%的人口聚集在20%的城市和近郊。不过，到过法国的人们就会明白，法国的乡村并没有丧失独有的乡土特色，绵延的农田与古村落交织，令人流连忘返。米什莱的忧虑显然带有费雷德里克·杰姆逊过度怀旧、大量消耗乡土意象的后现代语境。

法国的城市化从1830年开始起步，从10%上升到1911年的44.2%花了81年，超过50%则花了101年。而中国从10.6%上升到2005年的43.3%只用了5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起步到超过50%只用了约60年。这种大跃进般的城市化，在近年来更表现为房地产对农村土地的侵蚀。卖地成为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土地引发的纠纷时常见诸报端。

曾经诗情画意的乡土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快速抛弃自己的过去，以至于有识之士发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样痛心疾首的悲叹。而作为中国的缩影，乡村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变化。我们以发展的名义破坏着我们的家园，逐渐成为故乡的陌生人，还有比这更为可悲的事情吗？

第十章
我们时代的建筑

一

每次路过天安门，总能看到那个蛋形的建筑，它紧邻大会堂，前面是长安街，对面是太庙。在一片以方正、整齐为美的建筑丛中，它显得非常后现代。这就是国家大剧院，北京乃至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2006年我刚到凤凰不久，接到任务去采访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见到他之前，我只知道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但了解不多，上网查了他的简历：安德鲁，法国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建筑科学院院士，原是桥梁工程师，后来因为设计很多巨型纪念性的机场建筑而出名。他的设计频繁在第三世界中标，著名的有开罗、汉城、雅加达的机场，还有法国戴高乐机场等。中国三亚及上海浦东机场均出自他手，第九届全运会主会场也是他设计的。

我对安德鲁不熟悉，但对那个当时正在建设的大剧院却不陌生。它就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面，长安街的敏感地段，走在那里，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它的存在。经过将近5年的建设，2006年时它已经初具规模，那个耸起的拱形建筑总能引起路人的一声赞叹：“好大的蛋啊！”

这句赞叹包含的似乎并不是积极的含义。

除了普通人的议论，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也知道，大剧院在2001年底动工后就遭到了数十位院士和上百名设计师的联名反对，包括何祚庥、吴良镛等著名的两院院士。“严重不科学、不合理的设计”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比如安德鲁方案在功能上是二三流，尚不如上海大剧院好用，而造价却是“超一流”的，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此外，安德鲁设计的剧院十分现代化，但却坐落在中国文明古都的中心，毗邻故宫、中南海等，这会破坏北京古都的风采和整体感觉。

这些反对者中，加拿大籍建筑大师、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是最为激烈的，他干脆形容大剧院是“外太空掉下来的杂种和臭蛋”。但与这些反对者意见相悖的是业主委员会的肯定和赞赏，认为它的造型前卫、新颖，对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的改造、对北京乃至全国建筑设计的创新，将产生积极影响，会成为我国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建筑的里程碑，甚至宣称它是“北京21世纪的标志性建筑”。

对于这些专家的意见，我无法从专业的角度评判是非，但不由得想起12岁时第一次来北京的经历。作为一个游客，那次我与家人去了故宫、长城、天安门、世界公园等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后应该去的地方。那次的北京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有着壮丽的天安门、四通八达的立交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尤其是青砖黑瓦的四合院。这种有别于我故乡的四方形建筑，展现着典型北派的庄重和匠心，它们排列组合而成的胡同也造就了北京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背后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厚重的历史。

我最好的朋友夏科阳曾说，她最喜欢北京的景山一带。她经常在凌晨骑着自行车，从南池子穿行，直到故宫的护城河边，耳机中播放着许美静沉静的声音，一路骑来，满街《都是夜归人》的悠长旋律。

她所说的这个地区也是我最喜欢的。尽管与闹市相邻，这里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意味。坐在护城河边，遥望故宫角楼的垂檐，听隐约传来的叮咚风铃声，再烦躁的心情，也能瞬间平复。

我也喜欢鼓楼、后海，毫无例外都是大片四合院聚集的区域。大学时，我曾在这里拍摄摄影课作业。那天，在一片狭长的胡同内，一位老人恰巧走过，他孤独的背影映衬着这片历史的街区，一种欲说还休的意味顿显。我将这张照片在暗房洗出，夹在书本里，它是我最为喜爱和满意的作品。

当我得知大剧院的位置时，第一个感觉是沮丧，不单是为它怪异的造型与周围建筑的组合极其突兀，更重要的是长安街旁那些大片的四合院将被拆除，替换为现代感十足的建筑，而原本它们的结合，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和谐。

二

在下榻的酒店，安德鲁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慈祥的老人，有着法国式的随意、慵懒，同时又有着艺术家的敏感，非常注重细节。他身穿一件丝质的宽松上衣，脚下却穿了一双耐克鞋，采访前他不断叮嘱摄影师，一定不能拍到他的鞋子。

采访中我提起了国家大剧院的选址问题。安德鲁告诉我，最初只是知道国家大剧院的选址会在北京的中心城区，却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重要地段，与故宫、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近在咫尺。当他亲眼看到这个地段时，感到了这个建筑将要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他也非常喜欢这个选址，紧邻着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紫禁城，国家大剧院恰恰可以在此沟通起历史和现代、政治与文化。

当我提到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建筑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是的，我承认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设计，我一直非常关注，去倾听别人对这个建筑的评价，去理解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评价。有些并不让人感兴趣，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敏锐的人，他们不喜欢这个建筑，有其实际的原因，我不会和他们争论，文化是不能够强加于人的，你不可能把所有元素夹杂到一起，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时有些人对我的批评现在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我和这个项目都有影响，所以这些讨论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他的回答很诚实，听起来却是在反击，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个法国建筑师表面看着慵懒随意，内心却有着高傲的执拗。

采访完后，我们跟随他到大剧院的施工现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作为献礼工程，国家大剧院正在加紧施工，根据业主委员会的指示，它务必要在奥运会前建成。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帐篷中，安德鲁与施工方探讨建设的细节，我则与节目编导王佐，一位资深的媒体大哥谈起了大剧院。通过王佐，我了解了众多大剧院背后的细节，比如，这个方案虽然备受争议，但与入围的其他设计师的大剧院设计图相比，仍然是其中最好的，这也是经过包括市民代表和专家在内的评审团投票选出的最后成品。他还向我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方案中标后，安德鲁坚持大剧院的建筑材质必须使用某种标准的材质，那只有法国的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出来，这让大剧院的投资方除了付出以亿元计算的设计费外，还要付出更多的建造成本。当我们从八卦回到建筑本身时，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不喜欢这个建筑，不知道安德鲁的自信从何而来。王佐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审美，建筑恰恰反映时代的特性，现在这个时代以怪异为美，所以才会出现众多标新立异的建筑。他说，你可以不接受，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采访结束后，我们驱车离开大剧院。在一片低矮的胡同中，远处已经成型的大剧院仿佛从地平线升起的银色太阳，反射着阳光，又像一个来自太空的外星飞碟，闪闪发光又怪异无比。

那一刻，非常未来。

那次的采访一年后，大剧院迎来了首场正式演出。从开始建设算起，已过去接近10年的时间。围绕它的种种质疑，无论是批评它太过奢靡，或是不符合中国特色，一切的一切都将在那一天尘埃落定。在做那次报道前，我决定放下自己的成见，感受它。

尽管已经参与过很多次有关大剧院的报道，但得以亲身感受却是第一次。走过朱红色的门，进入大剧院著名的水下长廊。怀着无限的好奇与期待，这个剧院设计师安德鲁口中的“梦想之城”，终于在我面前缓缓开启了阿里巴巴的大门。

我头顶上的大块玻璃投射出粼粼的水波，安德鲁曾说过，他希望来到大剧院的观众有身处童话世界的感受，而这片水就是现实与梦幻之间的介质。为了保持水质的清洁和流动，创造出梦幻效果，水池使用了先进的技术，使水温维持恒定，同时剔除杂质。不过当天晚上，在霓虹灯和周围的夜色下，它稍显暗淡，没有出现水晶宫般的透亮和澄明。玻璃顶下悬吊着一排排花篮，回廊地上也摆放着一团团花，许是为了配合那天的盛典，需要这种花团锦簇的俗世喧闹。

走过这道长长的走廊，大剧院的主体终于亮相。大空间的切割、中国红和各种暖色的搭配运用，包括打隔断的改良中式金属帘子，都显示了设计者的用心良苦。在这种空间里，人是渺小的，天是巨大的，大和小的对比使进入者产生了瞬间被击倒的感觉。西方的教堂多采用这种大空间的冲击感，访者进入后会顿生天是如此伟大的感觉，进而从心理上被上帝征服。这点上，大剧院确实以它宏大的气势和广博的空间感，达到了安德鲁所说的“天圆地方”的设想。

剧院内，很多观众也和我一样，借助公演机会，第一次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大家怀着好奇的心情拍照留念、评论和审视种种细节。设计师安德鲁也站在剧院门口，和簇拥在身边的人交谈、合影。我没有去打扰他享受这个成功的时刻。我想起一年前采访他时，安德鲁最后对我说的话：“从1998年开始至今，我每个月都会来北京，工作、讨论、监督。目前为止，我很喜欢它，我期待着它竣工的时刻。只有在它完成之后，你才能去评判它。”

那么对于大剧院的评价，应该就在此刻了。在我问到的很多观众中，大部分对于大剧院的评论还算客观。年轻人比较能接受，也认为确实有惊喜的部分，一些年纪大的观众则认为不够中国特色。在向一个知名艺术家问及大剧院艺术成就时，他的评价是还行，但在我的追问下没有做过多解释，可以看出他似乎还有保留。

回去的路上，我站在自动扶梯上仰头观看，身边的同事对我说，没想到大剧院还不错。我默默地点点头，这些现代的设计很多细节都体现了设计师独特的才华，很多地方堪称神来之笔，甚至当我站在剧院外面，对着那巨型拱顶外星星点点的灯光，竟产生沉醉的感觉。

但内心，始终有个声音在问：难道它真的能代表中国吗？

在采访安德鲁之后，专题摄制组还制作了国贸三期、首都机场、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等一系列新建筑的专题片，它们被称为当年北京的“十大建筑”。无一例外，这些建筑全部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的，外形也非常奇异。尤其是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更是以它不规则的四边形被称为“大裤衩”，甚至凭借它独特的形态，还引申出了“活在当下”这颇具禅意的隐喻。多年后，库哈斯这个怪才亲自承认，原来央视大楼的形状代表着一男一女。这个恢宏的建筑竟然隐藏着性意味，这倒是符合这位天马行空的设计师的风格。

因为坐落在我上班的必经之地，每天我都要和这个大型建筑打上两个照面。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站在高处睥睨众生，周身散发着银灰色的冷光。而发生在2009年元宵节的那场火灾，又为它平添了一份沧桑。

和大剧院一样，对它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并不影响它获得众多国际奖项，以及全球的瞩目。实际上，它和大剧院、鸟巢以及水立方，已经确立了这个时代的中国审美，它的关键词是大胆、奇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众多建筑师角逐在这片试验场，实践着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建筑师王澍是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人，这个奖项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多年来王澍一直坚持将本土的文化融入到建筑中，孤独坚守着。对于中国建筑的未来，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并曾忧心忡忡地说，中国人已经丢掉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再过10年，中国城市中所有和中国传统有关的将被彻底铲平，只剩下一些文物被摆在博物馆里。

2010年，我制作过一个以“裁撤驻京办”为主题的调查专题。为了拍摄驻京办的原型——从明清起就兴盛的各省会馆，我们来到会馆集中的宣武区。但是到那里后，我吃了一惊。大片的胡同区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废墟旁边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仅有的几条胡同被分割成一个个零星区域，胡同中剩余的房子也大多年久失修、面貌破败。

我们在一个大爷面前停车，询问他以前的老会馆在哪里。大爷想了想，向小巷深处指了指：“你们找它们干什么呀，差不多拆光了。”

“总有留下来的吧？”

“留下来的也成了破烂了。”

我上车，顺着大爷的指引去寻找那些会馆，脑海中飞快闪过这些会馆的历史：会馆是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产物。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性会馆纷纷建立，它属于商人的自我管理团体，起到联谊、调解商务纠纷的作用，甚至还兴办公益事业。曾几何时，它在地方与中央之间搭建了一座隐形桥梁，为当地来京应试的举子和经商的商人提供了诸多便利，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甚至就发生在会馆中。

寻找的结果确实像大爷说的那样并不美妙。这些古老的会馆要么变得面目全非、破败零落，要么早已被拆掉，不见踪迹，包括赫赫有名的梁启超故居“新会会馆”。当我们终于找到少数几座幸存的会馆时，却发现它们都已经被改造成饭店或是茶舍，翻新后像一个个蜡像，孤零零矗立在钢筋水泥丛林中。

那天的拍摄令我非常沮丧，我无法相信这就是我曾经喜欢的、充满韵味的北京。与朋友们说起这段不愉快，他们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些老房子的拆除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说我再也看不到郁达夫笔下的那个北京了，那个屋角、墙头、灶房门口伸着结满椭圆枣子的枝干，地下铺着一层细密轻柔的槐花落蕊，耳旁响着秋蝉饱满、悠远、深沉吟唱的老城。

2002年，我在爱尔兰首府爱丁堡旅行，曾住宿在当地一处家庭旅馆。房东让我猜这栋房子的历史，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这座不起眼的房子已经100多年了。后来我发现，这些上百年历史的房子在爱丁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一些近千年的古堡装修后重新使用。我想起故乡家中的房子，还不到40年，已经在讨论拆掉的问题了。

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最为惊讶的通常就是遍地的建筑工地，在他们的国家，似乎数十年也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工程开工。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曾在面对首都机场林立的脚手架时感叹，这比英国整个国家的脚手架的总和还要多。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或许变化的不仅是老房子。哪怕只是短暂离开，故乡也早已面目全非：那些童年曾经玩耍的公园、经常去的小吃店、初恋时第一次约会的电影院……它们似乎只能存在于记忆中，现实里已经被抹去所有痕迹。无数中国人的乡愁成为无以缅怀的绝唱，找不到安放的地点。

三

我曾在苏州拙政园听一位清华美院室内设计专业的朋友讲解苏州园林，听他讲解移步换景、留白、风水石的选择、亭台楼阁的布局。园林里，曲曲折折的回廊矗立水上，如同画卷。随着游览深入，风景徐徐而来，雨打芭蕉、残荷听雨、雪落梅尖、春花一点，四季的枯荣都浓缩在那个园子里。精妙的设计，让我体会到古时文人为何要将园林视为精神家园，也让我想起林语堂说过的：“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深处在其中，却不知道自然在那里终了，艺术在那里开始。”

在那次令我沮丧的前往东城寻找会馆之旅前，我曾有段时间频繁拍摄前门地区的拆迁。和很多地区的一拆了之相比，这里的老房子似乎值得庆幸，因为它们被拆掉后会再按照图纸复原。

经过数年的拆迁重建，奥运前夕，前门大街终于得以展示其全新面貌。临街的建筑全部建成了两层楼，外墙上要么是水泥做的造型，要么就是公园里常见的雕梁画栋，还有一辆铛铛车和随处可见的铜雕塑。这一切和众多的商业街如此相似，只不过是由仿古建筑代替了众多火柴盒。看到那些游客在雕塑旁照相、付出高昂的票价争相坐铛铛车感受这一人工景致，我突然感到由衷的悲哀。与现在这个簇新的景区相比，我更怀念老前门。也许它并不美丽，甚至有些脏乱，但那时的前门大街是鲜活的：胡同口有卖油条和包子的小摊，老人们拿着新买的大葱和白菜回家做饭，孩子们在小巷中奔跑着捉迷藏。而眼前这个簇新的前门大街，就像一个假古董，表面精美，内里苍白。

不仅是北京，当意识到保持原有的风情可以带来大批游客后，各地甚至兴起了修建假古董的热潮。在某个古老中部城市，我看到了簇新的大唐胜景、皇家园林。这些所谓的盛唐风情，不过是一座座似曾相识的雕梁画栋的水泥房子，里面售卖着随处可见的旅游商品。

这些传统风情街上原有的建筑被拆除时，都有一个好听的理由：保护性拆除。

和从小生长于胡同的同事王昭诚聊天，他将我这种对拆除胡同表现出的愤慨归为“愤青思维”。他说：“我在胡同住了十多年，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那里，对你们来说，胡同是别致的风景，但对住在那里的人们来说，它是每天必须面对的家，没有人愿意住在陈旧、设施落后的老房子里，你不能以文化的旗号剥夺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我说，你讨论的是建筑的实用功能，而我更关注那些失去就不会回来的东西。

也许对城市的建设者来说，老建筑的维修和翻新非常麻烦，从成本来说新的建筑更便宜，甚至更美观。但老建筑绝不仅仅是一栋栋没有生命力的房子，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是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象征。

“二战”后的英国，许多建筑毁于轰炸，但城市建设者还是拿着图纸将原先的城市一座座复原。法国在1962年颁布了《马尔罗法》，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制定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将之纳入城市规划的严格管理。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维修、改建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由于保护的对象是一片有生命、正在使用的街区，所以它的保护政策和保护文物有很大区别。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整修住房和改善交通，对20世纪初建造的工人住宅，要求原样整修保存其外表，内部加建厨房、卫生间，改善条件，使居民可以继续居住。对老城区的交通，他们有个明确的观点，即道路建设和交通需求永远是矛盾的，而且前者永远赶不上后者。所以他们的规划思路不是拓宽城内道路引车入城，而是在外围修建环路，截流外来交通，只有居住在老城的人才可以开车入城，同时辅以改善公共交通、改善交通管理等措施。之所以耗费如此多的人力、金钱投入历史建筑的保护，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建设者们意识到，拆掉老建筑非常容易，但要重建一个城市的记忆却不是简单的过程，需要数倍的时间，甚至有些记忆割裂后，再也不可能被延续。

四

老建筑的消失不仅割裂历史与现实，也改变着城市的结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这样写道：“在制止或消除单调现象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后，最后的决定终于来到：整个街区统统消灭，新的一轮重新开始。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建筑会保留下来，如果它们可以通过更新纳入到新建筑的经济效应中去。于是，一具新的僵尸又展露出来。它现在还没有开始发臭，但是已经死了，无法经历一个活的生命必须经历的从使用到改变到变化的过程……”

它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早年做过记者，有着多年报道城市重建的经验。在作者看来，旧建筑会带来城市的多样性，甚至让城市更友善，让更多低收入者也能舒服地生活在其中，“必须保留一些各个年代混合的旧建筑。保留这些旧建筑的意义绝不是要表现过去的岁月留在这些建筑上的衰败或失败的痕迹。这些旧建筑将会成为这个地区必要的、有重要价值的庇护所，成为很多中等、低等和无产出的企业的栖身之地。城市里的新建筑的经济价值是可以由别的东西，比如花费更多的建设资金来代替的。但是，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雅各布斯甚至在美国号召开展“保护街角杂货铺”的行动，目的就是为了让低收入阶层在城市拥有一席之地。

我父母居住的地方是北京著名的经济适用房聚集区。小区里的居民几乎都是因为房子拆迁从市中心的胡同搬过来的。很多大爷、大妈白天就在小区公共花园里遛狗、带孩子。

我问其中一对：“大爷、大妈你们原先住哪儿啊？”

大爷牵着狗绳，停下跟我聊。“在市中心二环一带啊。”他叹了口气，“我们这是从鸡蛋黄搬到鸡蛋壳了。现在都五环以外了，原来，这可是老北京看不上的郊区啊。”

“还想回去吗？”

“想是想啊，买不起了，原先那地段一平方米房子要四五万呢。”

这一切的背后若隐若现的都是金钱。建筑师王澍提起过，他曾经设计过唯一的一套商品住宅，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里邻里的公共空间概念，为了这部分多出来的空间，地产商要多承担5000多万元的成本。他慨叹，自己幸运遇到了愿意为他的设计埋单的地产商。

在城市化过程中，地产商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城市风貌是由一些追名逐利的商人来主宰，那遍地开花的某某现代城和某某中心，或者某某仿古一条街，就不可避免。

世界知名规划师和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传媒专业系主任罗夫第一次到北京时吃惊地问我，为什么那些四方形的建筑物上会有像天安门城楼一样的东西？我无言以对，又将这个问题抛给了那位向我讲解苏州园林的朋友，他无奈地说：“在建筑的设计中，最没有发言权的就是设计师了，设计师觉得很好的设计，未必能变为成品。”

“那谁有发言权呢？”我问。

“当然是甲方，只要甲方领导一句话，所有的设计图纸都会被推翻。”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47%，是30年来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2012年，城市化率已突破50%，2030将达到65%。

当这个目标被官方越来越频繁地提起时，我却隐约产生一丝担忧，在这种大拆大建的氛围中，在落后的城市规划思维引导下，我们的城市会走向何处？城市的记忆又该如何传承？我不希望像王澍担心的那样：“有一天不得不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传统的中国建筑。”

数年前，我到江西游玩，看到大片油菜花旁白墙灰瓦的南方古村落。某一天，它们也许会只存在于图片画册上。

第十一章
奥运来了

一

1993年9月24日凌晨，透过电视机的屏幕，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身上。当萨马兰奇的嘴里吐出“悉尼”一词，这意味着北京没能成为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那一晚，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心碎、彻夜难眠。

早在一年前，通过媒体密集的宣传，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中国为这次的申奥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根据媒体给出的消息，北京这个充满东方风情的城市获得了很多评委的好感，毫无疑问是当年奥运申办候选中的大热门，胜券在握。当这种坚定的自信在一瞬间被击溃，似乎每个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突变。

那时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却已经体会到这种由失望引发的悲伤。第二天我到学校，同学们已经全都知道了这个结果，几乎每个人都垂头丧气。以我当时的年纪，并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申奥，以及奥运将给中国带来什么。但周围的气氛使我相信，国家需要这样一场盛会来彰显这十多年来获得的发展成就，以扫除100年来因为积弱而遭到的侮辱，重新赢得世界的肯定。

这次申奥失败后，北京继续以它锲而不舍的精神投入到下一届奥运会的申办中，并最终获得了2008年的奥运申办权。当申办成功的消息传来，众多中国人为之疯狂，甚至走上街头狂欢。

时间转瞬即逝，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面临留下还是回国工作的选择，当时英国正有一个职位向我招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回国，原因很简单：2008年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特殊的时刻，相信它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变化。尽管不知道这种变化会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发生，但内心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刻，我一定要在现场见证。

二

当2008年终于到来时，我已经成了凤凰的一名记者。或许历史注定了2008年对于中国就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一开始就风波不断。除了年初的冰雪灾害，在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始之前，还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首先是3月14日西藏发生了骚乱，一部分暴徒针对当地汉族人进行打砸抢烧。紧接着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在希腊，几名“藏独分子”突然闯入圣火传递队伍企图捣乱；在法国，残疾人火炬手金晶手中的火炬甚至遭到“藏独分子”的抢夺。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为之愤怒。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纷纷组织起来，挺身而出，护卫北京奥运火炬。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洛杉矶等地，还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最多时达万人以上。

当瘦小的金晶奋力保护火炬的画面传到国内，国内的这股愤怒情绪也迅速被点燃。网友们在网络上发表谴责的帖文，呼吁法国政府道歉，并自发在MSN上点缀红心进行声援。那段时间，打开电脑上的即时通讯工具，所见几乎是一片红色。随着人们情绪的高涨，这股愤怒的矛头被指向了大型超市家乐福，根据不知何种渠道得来的消息，家乐福的大股东路威铭轩集团涉嫌资助达赖。号召众人抵制家乐福的内容甚至出现在了人们的手机里。在这样的气氛下，合肥、武汉、青岛等地陆续有民众发动了抵制家乐福的游行，甚至还有提议号召国人从抵制家乐福扩大到抵制所有的法国商品。

尽管家乐福迅速做出声明，表明与达赖从无关联，并言辞恳切地表达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以及抵制家乐福将可能对中国自身经济造成影响。但在年轻人中，这股抵制热潮并未短时间内平息，人们借助家乐福这个具体的对象，表达一种情绪、一种愤怒。

这场发生在2008年春天的风波最终随时间平息，但那场情绪化的风潮却勾起了我对另一个类似事件的回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北约军机轰炸，包括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在内的三名记者被炸死，数十人被炸伤。消息传来，人们愤怒了，很多大学生组织起来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使馆前示威游行。

那次游行，我所在的大学也有为数不少的同学参与，我亲眼目睹了同学们打着旗帜沿长安街一路走到美国大使馆抗议，目睹了游行活动在后期出现失控的苗头，愤怒的人们拿起灌满墨水的矿泉水瓶砸向美国大使馆的玻璃。而中国爱国黑客（即“红客”）也行动起来，大肆攻击美国网站，导致中美网络大战，双方各有百余个网站被插上了对方的国旗。那次的风波让我第一次以亲历者的身份感受到“爱国主义的破坏力”。

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在内地市场一炮而红，成为盘踞榜单首位的畅销书，这本书标榜高调的爱国主义，令众多热血青年在阅读后激情澎湃。而在十多年之后，由《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策划的另一本同样风格的《中国不高兴》，又创下了销售奇迹。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民族情绪还可以转换成巨大的商业利益。

实际上，这种爱国主义一直不乏市场，尤其在网络上，只要涉及日本、钓鱼岛、韩国等敏感话题，都会有汹涌的转发和跟帖，一部分言辞激烈的网民甚至被送上“爱国愤青”的称号。

中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一次访谈中对中国的民粹主义表达了担忧，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由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主导，将面临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力行专制的危险。

尽管我并不认为网民以爱国为基点的情绪爆发就是民粹，更对现阶段民粹已经出现的论点不以为然，但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研究，处在集体中的个人容易相互传染、接受暗示，并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抵制现场因为愤怒而扭曲的一张张面孔，似乎说明了多数暴政甚至是群氓现象，其实距离我们很近。

什么是爱国，该怎样爱国？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已经做出了思考。陈独秀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

陈独秀提出爱国不能盲目，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们建设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民众的权利，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所谓的爱国就是假的。

这一百年前的理念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但也契合现今的中国社会。如今的中国改革过半，经济取得成功，思想却逐渐陷入迷茫，混乱的价值观亟待梳理。某种程度上，这种局面与那时的中国人面临的思想困境极为相似。爱国以及如何爱国表面看属于个人行为范畴，但其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思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威胁论”也在国际上甚嚣尘上，最近几年甚至还出现了“中国傲慢论”。很大程度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中国一点一滴的细节中获得的。尽管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言，中国即使强大也不会对他国主动造成威胁，出现这样的论调是对中国不了解的一种表现。但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代表着一国未来的年青一代动辄就以抵制某国货品来表达愤怒，除了给人一种缺乏理性的印象外，恐怕也无助于改善国家形象吧。

三

参与北京奥运的报道时，我已经在凤凰工作了两年。2008年7月8日，我前往位于北京三环路附近的奥运国际新闻中心登记，并领到一个双肩书包。书包里内容丰富，一顶遮阳帽、一件运动T恤、一个电源转换插头、一本笔记本、一支签字笔、一把雨伞、一把中国特色折扇、一小瓶风油精，还有一张内附50元话费的手机卡和用餐卡。

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分为注册记者和非注册记者，除了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公共电视台或转播商会获得较多的注册记者名额，其他媒体注册记者名额有限，非注册记者相应多些，这部分记者需要提前向奥组委申请，获得通过后才可以参与奥运国际新闻中心安排的记者会和采访活动。

奥运新闻中心宣布的非注册记者中，内地记者708人、国外记者460人、台港澳记者682人、使馆新闻官23人、媒体新闻助理188人。我就是那682人之一。

虽然是非注册记者，待遇没有折扣。

奥运期间，只要出示新闻中心颁发的记者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新闻中心每天安排各种采访，有中巴接送，发稿室24小时开放，宽带可以快速下载视频，拿着饭卡充值7元就可以吃一次自助餐。食堂由国内某著名快餐品牌负责，食物品种上百，还有冰激凌、蛋糕等甜食。酸奶格外受欢迎，每个就餐的记者都能喝上好多杯。后来“三鹿事件”爆发后，供应酸奶的伊利急忙澄清，所有奥运使用的奶制品都是特供的，和市场上流通的不一样。

奥组委时不时还会组织记者们观看演出，还有两次向记者出售部分比赛没有售完的门票，不过是本着先来先得的原则。为了满足让家人看上一场奥运比赛的愿望，自从奥运会开始出售门票，我就前往售票点希望买上几张，但汹涌的人潮让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哪能放弃？新闻中心门票开售前，我在中心守候了一晚，最终买到了赛艇和田径两场比赛的门票，让父母得以参观奥运主会场鸟巢。

这种待遇让每个记者都有些飘飘然，每天报道完就返回记者中心，恨不得一天24小时在那里。以至于某一天在即将开出的采访车上，一个记者突然慨叹：“这才是人的生活啊。”

获得合法身份后，我们接到的第一个重头任务是开幕式的相关报道。

奥运前的报道动员会，主管潘力老师给我们开会。潘老宣布的第一条重中之重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能侵权”。奥运转播有严格的规定，除了注册记者和持证转播商可以进入赛场，其他媒体只能通过购买转播商画面的方式进行报道，如果没有购买而使用了奥运的赛事画面，就属于侵权。

“什么行为叫侵权呢？”我们七嘴八舌。

“比如用了没经过授权的奥运比赛画面，穿着带有商品标志的衣服到场馆，哪怕在场馆附近穿也不行。”

“对着电视拍呢？”

“那也不行，节目中开幕式的画面只能使用30秒，超过就算侵权，而且不能太近拍，要至少两米以外，不能用特写。”潘老强调。

“那还怎么做啊？”大家面面相觑。

“这就要发动大家的智慧了。”

我们发动了智慧。整个奥运报道，对于我们这些非注册记者来说，能做的只有记者会、动态活动，加上场外现场连线。而奥运开幕式的报道，我们只能做外围了。

奥运开幕前有三次彩排，其中一次彩排前，我守在了鸟巢门口。

即使是彩排也要保密，安保措施严格，只有演员、持票观众、工作人员和注册记者允许进入，11万名警察投入安保工作，严防“闲杂人等”。彩排现场外，我和搭档坐等天黑。一队队穿着宽大袍子的演员从我们身边走过，但是那天晚上，从开始入场直到彩排结束，我们获得的结果并不美妙。面对我们的追问，演员们守口如瓶，回答很一致：“对不起，我们签署了保密协议，对于开幕式真的不能多说。”

只有韩国SBS电视台提前播出了一段两分多钟的开幕式彩排视频。网络曝光的这部分视频，展示了太极、民乐、威风锣鼓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表演，还包括奥运主火炬台的位置，以及在点燃主火炬之前全场观众齐声倒数。美轮美奂的画面满足了观众的部分好奇心，同时也吊起了观众的胃口：彩排内容就已经如此精彩，正式的表演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奥运开幕式第一次泄密事件遭到了北京奥委会的抗议，韩国SBS电视台出面道歉，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及其团队也因此调整了正式演出的内容。

2008年8月8日晚，就在鸟巢旁，透过演播室的直播，我观赏了整个奥运开幕式。这台融合了现代科技、中国元素、大型团体操的表演，以一种震撼的方式呈现在面前。在此之前，我看过许多体育赛事开幕式，平心而论，只有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让我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尤其是当李宁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点燃了奥运火炬时，我更加佩服想到这个创意的导演组。

作为资深影迷，张艺谋的电影作品我看过大部分。他善于利用浓烈的色彩和惊人的视觉奇观讲述中国式的寓言。无论是早期的《红高粱》还是后来的商业片《满城尽带黄金甲》，都体现了这个特点。毫无疑问，奥运会开幕式将这个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先，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下届主办国风采展演中，中国展示的是京剧与穿旗袍的东方美女，这让很多中国观众非常失望，认为毫无创意。正式的开幕式证明这种担心并不成立，它的创意已经超出了观众们的预期。

这场世纪盛会也获得了国外媒体的好评。英国广播公司在转播开幕式时，主持人说，开幕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战略思维。欧洲体育台主持人在转播过程中说，北京奥运会的规模超出想象，简洁、超常、令人惊叹。英国《卫报》的记者在博客中说，开幕式比《狮子王》还要精彩。日本的《每日新闻》则刊登文章说，今晚的鸟巢成了红色的海洋和欢乐的海洋，看到的除了笑脸，还是笑脸，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过这场看似完美的开幕式，并非没有瑕疵。

奥运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随后的一次电台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中演唱《歌唱祖国》的小演员实际有两个，一个贡献了声音，另一个叫林妙可的小女孩则因容貌美丽获得表演机会。陈其钢说，之所以透露这个消息，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公平。一些细心的网友还发现，奥运当天北京的天气不算太好，雾霾使得天空的能见度并不算高，但现场直播中，开场大脚印烟火却出现在非常晴朗的夜空中，于是关于大脚印画面是录播还是直播，在网络上掀起了争论。

三天后举行的奥组委记者会上，这些问题成为记者向奥组委官员轮番轰炸的焦点。一个日本记者首先问到了对口型的问题，这令现场的奥组委官员颇为尴尬。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部副部长孙伟德回应说，开幕式歌曲演唱竞争者很多，最后选择了最动听的声音和最出色的演员。当另一个美国记者追问这个问题时，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新闻发言人王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决定，是指挥的人和转播商商量之后，想要得到最有戏剧性的效果，让整个表演更加成功才采取的做法。这没有什么不妥，我想只要有关方面都同意就可以了。”

至于奥运开幕式的大脚印烟火，后来焰火总设计蔡国强最终承认，考虑到现场直播的技术和时间要求，工作人员将彩排实验时的脚印火焰做了三维处理，为了直播的稳定准备了备播带。开幕当晚转播屏上出现的大脚印火焰，有部分是实景拍摄，剩余的是备播带直接播出。

完美的开幕式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秘密，要不是艺术家直言相告，也许这些秘密将随着时间消逝而被掩埋。

假唱和大脚印事件成为随后几天中外记者热议的话题，外国记者的反应尤其激烈，很多人关注的是成年人的这种造假行为对幼小孩子的伤害和错误示范：为了表演更完美就牺牲了另一个小女孩的利益，剥夺她出镜的机会，让她在仍然懵懂的年纪就过早领略到成人世界的虚伪和残酷，这太残忍了。一些激烈的言辞甚至将它和中国山寨产品的泛滥联系在一起，由此得出中国并非一个诚信之国的结论。

相比外国记者的过度反应，中国记者则淡定得多，这个新闻并没有引发太大反应。这似乎是必然结果，“实用主义”、“集体至上”的观点早已在每个人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不知道已经影响了多少代的中国人。只是，中国真的需要一场完美无瑕的开幕式吗？即使小女孩长得不好看，或是焰火的效果不如预期，难道就不算是成功的开幕式了吗？

也许是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太厚重，也许是中国人等待得太久，太需要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机会扬眉吐气。和其他几届开幕式相比，北京奥运开幕式整齐、壮观，但却少了份欢快和随意。在几个小时中，集体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凸显出来，个人消失不见。唯一的例外是笑脸展示环节，可是这个超短的环节仍然被淹没在众人的海洋中，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这场宏大的开幕式令我联想到几年后，中国花费巨资在纽约时代广场放映的国家形象广告片，它们所表达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在那则广告中，来自中国文化界、体育界的精英们悉数亮相，展示中国发展的成就，可是除了姚明，几乎没有美国人认得他们。他们有着精英特有的优越感，某种程度上正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苍白、傲慢、与底层脱离。美国的国家形象广告片与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占据主导位置的是劳动者、市民、白领等最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全部是无名之辈，但拥有比前者更为动人的笑容。

四

北京奥运会所有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8月18日举行的110米栏比赛。这场比赛因为有刘翔的参与，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自从雅典奥运会一鸣惊人，摘得110米栏的金牌，打破中国在这个项目从无斩获的记录后，就受到了中国人疯狂的喜爱。看他在自己的家门口重续4年前的辉煌，成为国人最期待的事情。正因如此，一张男子110米栏的预赛门票被炒高到了6000元，决赛门票原价800元，竟被炒高到2万元。

不过刘翔也面对着强劲的对手。在奥运前举行的捷克俄斯特拉发田径大奖赛中，古巴的罗伯斯跑出了12秒87的成绩，成为最新的世界男子110米栏纪录保持者，是刘翔在北京奥运赛场上最有力的竞争者。

8月18日，刘翔参与的比赛将在中午开始，我提前来到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希望能够在比赛后采访到观众最直接的反应。坐落在王府井街头的大型体育商场内的电子显示屏正在直播田径赛事，行人们早早聚集在电子屏周围，翘首期盼着刘翔胜利的那一刻。

不过在正式比赛前，刘翔的表现似乎有些异样，只见他眉头紧锁，似乎很不轻松。在热身中，他跨过两个栏架就停住了，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赛道边坐了下来，揉着腿部。这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接下来的正式比赛，开跑时刘翔的动作就十分不流畅，因为有队员抢跑，这轮比赛被叫停。刘翔没有坚持到第二轮，他径自撕下身上的号牌，离开了跑道。这意味着，刘翔退赛了。

看到这一幕，现场所有的观众似乎都呆住了，这个结果太出人意料了。不知过了多久，有女观众竟然哭了起来。

采访中，面对我的镜头，很多观众对刘翔退赛表现出不解。一些人甚至认为，即使身体条件不允许，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哪怕并未获得名次，也是虽败犹荣。毕竟这是在家门口的比赛，不能轻言退缩。

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

刘翔退赛的消息像一阵龙卷风，很快席卷到全国的每个角落，他是否应该退赛更是成为当天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虽然也有观点认为是否选择继续比赛是刘翔的权利，但更多的声音是对刘翔过早退赛表示了异议，甚至一部分声音认为刘翔应该道歉。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刘翔的主教练孙海平在随后面对媒体时，失声痛哭。

无论如何，对于是否选择退赛，刘翔都有着无可争辩的自由。在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牺牲身体健康去换取荣誉，这是不人道也是不合理的。很多国外的运动名将在比赛中退赛，并没有引发太多的争议。

但这些争议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举国体育体制的质疑。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纳税人的税收是运动员巨额花费的来源。在这样的前提下，运动员已经不再代表自己，而成为国家荣誉的象征。这种思维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体育局的官员会发出运动员获奖后应“先感谢国家”的慨叹。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金牌甚至演变为某种利益交换。重大比赛中获得的奖牌意味着同胞的欢呼爱戴、巨额的金钱奖励，甚至可以为运动员带来政治上升迁的资本。

但除去少部分幸运者，更多的是没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他们默默比赛，默默离场，没有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没有人讨论他们，他们同样优秀，却习惯被漠视。这种“金牌思维”导致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媒体对17岁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周俊的失利做出“中国女举最耻辱一败”的报道，也导致了夺得一枚奥运银牌的男子举重选手吴景彪面对镜头痛哭流涕，鞠躬致歉。

在为国争光的旗帜下，人情是最为微小甚至可被忽略的部分。2012年，汤尤杯羽毛球赛期间，中国羽毛球队双打主力王晓理外婆病危，尽管训练的地方离她家只有几十公里，球队为了不影响她训练，向她隐瞒了这个消息，直到比赛结束。当这则新闻曝光，人们才惊异地发现，比赛前向运动员隐瞒亲人的病情，竟是中国体育界的惯常做法。

当体育染上了太多政治色彩，就不再是展示力量与美的竞技，不再是追求健康的运动。举国体育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批运动过量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搏命，而缺乏运动的普通民众在电视机前参与体育。纵使中国获得再多金牌，也并不意味着全民的身体素质有所提高。难怪袁伟民说：中国是金牌大国，但不是体育强国。

在中国的运动员中，只有网球运动员李娜是个异类。她直言不讳地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敢于同观众直接顶撞，赢得冠军后感谢家人、感谢赞助商，严格遵守商业规则，甚至不隐瞒对金钱的向往。就是这样一个不符合中国运动员形象的叛逆者，却在欧美运动员占据的网球界取得了突破。她的成功说明，即使没有体制的倾力培养，遵循现代商业规则，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取得好成绩。

举国体育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这套沿袭前苏联的体育模式，曾经因为集约化产生的高效率而被奉为体育大国的不二选择，但它背后臃肿的体育管理机构、昂贵的训练和比赛花费，也逐渐暴露出这个模式的弊端。中国体育已经到了改革的时候，只有褪去政治，才能让体育恢复原有的风貌，让人们为运动员的精彩表现欢呼，而不是为了本国的金牌数量多少而烦恼，为了运动员该代表谁争论，体育也才会回归它使人健康、愉悦的本质。

五

奥运期间，除了报道精彩的赛事情况，围绕这座城市的种种话题也成为记者们报道的目标。某一天，位于王府井的一处建筑成为很多香港记者关注的热点。远远看去，这栋大楼刚刚建成，门窗看起来很新。但是走近看，发现这并不是一栋真的建筑，而是用十多米高的画布装饰的一栋正在建筑还没完工的大楼。大楼面向街道的侧面都贴上了这样的画布，栩栩如生的图案要不是走近观察，根本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秘密。后来我们了解到，奥运期间，北京市规定不允许建筑继续施工，这栋在建的建筑只有停工，但因为处在人流熙攘的闹市，为了不影响观瞻，就想出了这个方法。画布建筑并不只有这一栋，距离它不远的另一个街区还有一个仿造版。甚至走在长安街上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历史博物馆也是假的，挡板后面是地基上挖出的巨大的坑洞。

破旧胡同临街的一面被刷上了新漆；拆迁的现场外面挡上一面围栏，并写上与奥运有关的内容；主路旁边的四方形建筑要加上一层尖尖的屋顶；甚至一些马路旁因为没有树也被披上一层绿色的塑料材料，来增添城市的绿色。

总之奥运期间，一切不美的都被遮盖起来，外在的一面一定要干净、整齐、美观。

奥运新闻中心，一个美国记者和我讨论画板的问题，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这么不自信。我无言以对。

在我心里，北京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那些金融中心、摩天大楼自不必说，即使很多人觉得早已破旧不堪的胡同平房，也充满了鲜活的市井气息。树荫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们在乘凉聊天，上了年纪的大妈手中拿着菜篮，里面几棵葱几斤肉馅。行走在胡同中，时不时有充满个性的小铺出现，有的卖小手工艺品，有的卖包子、馄饨或是米线，价格亲民，味道更佳。这里充满了人居的气息，是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的家园，即使有些地方破旧而不现代化，那也是真实的北京，一个正在发展中、热闹又让人眼花缭乱的国家的缩影。

但奥运期间的北京呈现给所有人的面貌，丝毫不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那么新、那么现代、那么美好，美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随处有身着蓝色制服的志愿者在大街小巷提供服务；出租车司机说着流利的英语；地铁站内添置了崭新的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尽管它们极少被使用；戴着红袖章的大爷大妈在公交站监督人们自觉排队、遵守秩序；有关民众如何守礼仪、不吐痰的宣传深入到大街小巷。一切都是那么有序，高楼、大道、异常干净的街道、随处可见的草坪和花卉，体现出这是一个文明程度丝毫不输发达国家的国度。也许正是因为留给世界的这种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从那以后，在一些国际议题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但只要离开北京，哪怕是看看距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的乡村，就会知道，这种被营造出的发达并不是事实，现实的中国依然是个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

我不清楚这种对外界赞叹的渴望是来源于近百年来的屈辱，还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但却不由得想到了年幼时的一段经验。那时学校会定期举行卫生班级的评选，班主任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必须贡献盆花，它将会被摆在教室的窗台上装点环境，贡献的盆花数量将作为获得老师表扬的标准。这种所谓的荣誉曾经令我兴奋，为此我会央求父母为我购买尽量多的鲜花。我的故乡是中部一个略有些干旱的城市，紧邻的黄河又时常为它带来沙尘暴。这种人为的花团锦簇效果可想而知，盆中的鲜花没过多久就会死去，黄色又会重新占据我们的视线。而这除了获得老师几句赞扬，只是给父母平添了经济压力。

多年后，当人们用喷涂上漂亮图案的画布遮住施工现场时，我意识到这种思维实际上从未离开。毫无疑问，奥运是成功的，它创造了中国在奥运会上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它令城市变得漂亮、地铁等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人们更易接受外部的新观念，这些变化都是这场盛会带来的积极面。而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市民，作为一个负责的公民，更为期待的不光是这些表面的变化，还包括这座城市不会再因一场大雨而陷入瘫痪，不会因为外部的眼光而打乱自己的行进方向，积极融入世界主流，不固执地恪守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一员，并在坚持不懈的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可是，除了经济，随着中国迈入下一个60年，我们需要做出的改变还有更多。

1993年北京申奥失利后，中国喊出的口号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并不只是一句口号。

第四部分
另一个世间

第十二章
大阅兵

一

年轻的士兵排起整齐的方队，踢着正步，从路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我竟有种错觉：这是一个人完成的动作。他们就像是按照某种模式设置的机器人，动作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甚至就连身高、体形、容貌也出奇地一致。仅仅为了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已经封闭训练了半年。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与这些士兵接触，此前，我所有关于阅兵的印象都来自一部叫作《大阅兵》的电影。

这部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以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为背景，讲述了阅兵背后的故事，用普通士兵的视角还原了那场盛典。因为独特的摄影、有血有肉的故事加上阅兵这个恢宏的背景，这部电影堪称陈凯歌的代表作之一。电影中展现的那次阅兵，只是建国后举行的14次阅兵中的一次，论规模和武器的现代化程度，它及其他13次阅兵都无法与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相比。

就在2009年10月1日阅兵正式开始前两个月，我接到报道阅兵村的任务，做新闻报道和专题报道。

为了保证阅兵的整齐、有序，阅兵之前，参加阅兵的解放军都要至少提前半年进驻阅兵村，刻苦训练以达到阅兵要求的标准。为了保证士兵们的训练能够达到阅兵当天要求的隆重、庄严效果，整个阅兵村都处在戒严状态，任何外部人员不得入内，尤其是记者，而我们作为境外媒体能获得进入阅兵村拍摄的机会，更是罕见。

这次我之所以有机会进入阅兵村一探究竟，除了幸运，更是因为获得第二炮兵部队的支持。之前几次拍摄，彼此有良好的合作，凤凰的专业性更是获得部队的认可，于是当60周年阅兵这个百年一遇的重大盛典发生时，我们才得以有机会在二炮部队的协助下，进入阅兵村进行拍摄。

初步定的进村时间是8月20号，没想到一直等到9月，二炮那边才终于拿到了批准凤凰卫视记者进阅兵村拍摄的指令。9月2号下午，我们借二炮文工团进村慰问的机会，混在文工团里进村。不过为了防止泄密，我们不能带自己的摄像，由二炮的摄像拍摄，拍完的资料不能拿出，必须在二炮宣传中心编辑，节目只能在10月1号以后播出，播出前要审查。条件虽然苛刻，但是部队自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媒体，如果想获得珍贵的拍摄机会，就必须适应对方的规则。

进村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走读大中华》的编导吴竞加上连夜坐飞机赶来的主持人杨锦麟，这个凤凰特别采访小组，坐着二炮人员的车，紧跟文工团的大巴，出发前往通县的装备阅兵村。这次进村时间被规定为两个小时，不能超时。

因为是偷偷进村，我们都穿上了借来的军装，伪装成部队的解放军。军装是临时找的，每个人穿上不是肥了就是瘦了。这狼狈的样子，乍一看，哪里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分明就是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临行前，二炮的人反复交代，不能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

经过漫长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装备阅兵村。进入之前还需要测量体温、登记身份证，测体温是因为当时甲型流感正流行，外部人员要严格检疫，防止将病菌带入阅兵村，否则在这种封闭的环境，很容易爆发大规模的流感传染。而身份证登记，当然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

漫长严格的手续后，我们终于进入了阅兵村。几乎所有参与阅兵的地面装备，都会在这里训练，所以人气并不显太旺，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因为需要保密，核心的装备都被罩上了防护罩，看不到庐山真面目。其余的一些装备停靠在训练场地上，那些装饰着不同颜色迷彩的各种导弹、装甲车雄壮宏伟，即使我这样对军事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也能感受到那种震撼力。这些装备代表着中国军队装备的最高水平，足以让所有亲临现场的军事迷热血沸腾。

国庆阅兵盛典中除了分列式还要进行阅兵式，阅兵就是阅装备。如果说分列式能体现出中国军人的整体风貌，那么阅兵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体现出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防现代化程度。

由于涉及军事秘密，镜头不能对准装备，我们这组马不停蹄地对驾驶员进行了采访和拍摄。

承载装备的车辆需要驾驶员和乘载员。这些人员全部是部队经过严格标准选拔出的佼佼者，对他们训练的严格程度也非常高。除了装备驾驶训练，每天还要进行四五个小时的军姿定型、敬礼等训练，甚至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要严格训练。

即使是夏天，为了保持车辆稳定的状态，驾驶室里的空调和窗户都不能开，温度最高时能达到60多摄氏度。驾驶员坐在车内汗如雨下，汗水流到眼睛里刺痛难忍，却纹丝不动。一位驾驶员调侃说，训练时要带上沐浴用品，因为刚开始进入驾驶室内像是蒸桑拿，到后来就可以洗淋浴，连衣服都可以一并洗了。

如果说人员的训练可以实现量化，那么机器的控制就不那么容易了。第二炮兵的车辆驾驶训练中规定，每辆战车行驶100米，误差不能超过0.15秒。0.15秒，是人类眨一下眼睛的时间，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方队队员发明了等速电子计时系统、标齐激光检测仪，还有目标分解训练法、逐步升级训练法，帮助驾驶员匀速驾驶和实现车辆排面的整齐。

经过近半年的训练，二炮战车方队最优秀的引导基准车已经可以将方队通过100米的等速成绩保持在35.975秒至36.01秒之间，相差只有0.035秒。

这注定是一次不普通的拍摄，专题组的拍摄团队遭遇了小插曲。杨锦麟老师在对进入阅兵村劳军的文工团采访时，被巡逻的哨兵发现并扣了起来。怪只怪杨锦麟老师在部队太受欢迎，粉丝太多，识别率超高。无奈的杨老师在哨兵的关照下，差点被关禁闭，最后还是由二炮部队的陪同人员写了书面保证，证明杨老师是被邀请来参与演出的，这才得以脱身。而我，因为目标微乎其微，所以顺利完成拍摄。

两个小时拍摄对于专题来说当然不够，后来我向二炮申请再次进阅兵村拍摄，得到承诺说可以看情况再安排。

转眼到了9月中旬，接到电话，说可以在15号进沙河徒步方队阅兵村。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到16号，阅兵村就要封村了。

这次，我又伪装成女兵进村了。

沙河阅兵村由沙河机场改造而成，与通州的装备阅兵村一个东一个北，相隔了半个北京城。沙河阅兵村集中着所有参与徒步训练的士兵，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让我窥到中国最优秀士兵的风貌。我惊叹于他们在骄阳下透支体力，重复千百遍单一的动作，而毫无怨言。

阅兵的特殊就在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要求方队的几百个队员用整齐划一的动作走过天安门。如果量化到数字，天安门的东西华表之间是96米，需要走128正步，所需的时间是1分零6秒，正是为了这1分零6秒，队员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阅兵，队员们毫无经验，就从最基础开始练起。经过不断重复，不停纠正，缩小动作的偏差，通常，一个简单的动作要训练成千上万次。

夏季的北京骄阳似火，方队的训练都是在烈日下进行，队员们的脸被晒成了古铜色，由于有帽带遮挡，帽带下面的皮肤明显要白很多。

他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些艰苦的训练后走上正式的阅兵场。为了方队以最佳面貌出现，所有参阅人员被分为受阅、候补和参训三类，实行末位淘汰。最后接受检阅的10台指挥车的驾驶员，有17人竞争；90辆导弹发射车参加训练，却只有76辆正式受阅。载员最终淘汰率接近20%。

我们的镜头记录了三个作为领队的年轻人。他们每天都进行相同的训练，一个月后却只有两个人可以走上正式的阅兵场。这三个年轻人看起来都同样年轻、健康、俊朗，阳光下他们的汗水流淌在脸颊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不知道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标准将其中的一个淘汰，而无论是谁被淘汰，无疑都是令人遗憾的。

初中时，我曾因为一项本省的体育盛典被抽调为表演翻花背景的小演员。在那个暑假，我和其他同学每天拿着一本厚厚的背景册接受训练，确保不在现场表演中失误。在那场大型活动中，我这样的小演员数以千计，个体几乎可以忽略，但那种投入大事件的感觉，却令我记忆犹新。

在国家的大背景下，个人被隐匿在宏大的主题中。在历史的长河，很多活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也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也许不会，但对于参与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的国民来说，却是足以留存记忆甚至影响其一生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士兵，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最终的阅兵式，但我理解他们的付出、努力以及期盼。这场即将来临的阅兵，已经与他们年轻的生命相连，并将成为他们人生记忆中重要的一章。

二

10月1日正式阅兵时，我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阅兵式，它可以用种种形容宏大、壮观的词语描述而丝毫不过分。令人惊叹的阅兵式再一次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个国家超乎寻常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在北京奥运会上已经得到充分展现。它是中国利用它的国家力量完成的大事之一，却强化了世界早已存在许久的印象，那就是只要中国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不可能。这种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在电影《2012》中，只有中国有能力造出诺亚方舟。

在阅兵村时，我曾有不解，用半年的时间将如此庞大的队伍封闭在一起，每天训练踢腿或是笔直站立有无意义，但看到那个宏大的场面，听到很多人自豪地谈论这次的庆典，我意识到它的必要性。中国发展了60年，需要这样一场盛大的仪式来提高国民的国家意识，加强它的凝聚力。

不过在很多国外的报道中，这次阅兵更多的却被赋予彰显武力的含义，甚至还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其实“中国威胁论”的提法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相关论调，随着中国国力逐渐增强，还出现了“中国傲慢论”的观点。在多哈会议上，因为中国官员罕见地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引发了很多国家的诧异。

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在《中国的威胁》中说：“‘中国威胁论’反映了通过工业革命后完全统治世界两个世纪的西方大国，在面对一批非‘白种人’国家的崛起时，失去了对当今世界重新思考的能力。这批新崛起的国家，从深层次来说，对西方是一次真正的创伤。”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也曾指出，“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中国融入全球的步伐不可遏制，尤其当经济危机的狂潮席卷全球时，中国却令人意外地保持超过8%的经济高增长率。在全球惊讶甚至诧异的注视下，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也成为主流声音。虽然对何为“中国模式”并无定论，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种结合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模式，能更好地调配资源，并在经济陷入困境时给予激励。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似乎也验证了这种说法。中国人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拥有了航母、深海探测器并即将登上月球，已经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这足以令每个中国人骄傲。毫无疑问，中国正在逐渐洗刷曾经在近代史上留下的耻辱。但中国应该如何面对世界，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成为一个无比迫切地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

在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最受欢迎国家榜中，中国排在日本、德国、加拿大、英国之后，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最受欢迎国家，美国排在第八位。在2011年的排行榜上，中国第八，美国第七。一年之内，世界对中国的认可度上升达50%，而且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升幅最大的。

美国的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也从2002年起做类似民调，根据2011年的民调结果，有95%的中国人、82%的巴基斯坦人、63%的俄国人、5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2009年欧债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形象明显提升。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欢迎度下降，也是近年来的趋势。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国家大多是近邻。韩国2012年度反感中国的受访者比例上升了11%，高达69%，而日本，只有不到10%的民众欢迎中国。

从这两份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逐渐获得来自西方的肯定，却遭到了邻居们的排斥。而在现实中，南海、钓鱼岛等问题的纷争似乎也验证着这种说法。这些棘手的问题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手腕，以及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崛起中面临的挑战。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利，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撒切尔的论断虽然刺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仍然缺乏可以引起别国共鸣的价值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很多国家进行了经济方面的帮助，但在遇到国际事务时却依然朋友不多，价值观的差异成为摆在中国与很多国家之间的障碍。

尽管中国官方多次强调中国不称霸的立场，中国的古老传统也决定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国度，但随着国力的提高，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必需的，这种国际责任不仅在于向他国捐献物资、派出汉语教师、大规模兴建汉语学校等等，更多是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影响他国，以润物细无声的柔度融化来自世界的成见。

虽然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没有冷却，但是越来越多清醒的中国人意识到，大国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腾飞，更包含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匹配。相比“中国模式”的宏大叙事，“中国梦”更为平民视角，它意味着富足、有尊严的生活，更意味着自由，这种自由除了身体还有思想。这个提法最初来自学界，但随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其的重新定义而广为传播，并被认为是未来中国前进的方向。

而对于我，这个“中国梦”具体而微小。年少时，它是一道不因地域差而制定的高考分数线；成年后，它是一间不会太贵的小房间，是行走世界的自由，是公平的工作机会，是父母得到的良好照顾、孩子的快乐长大；老年时，它是一份富足、充裕的保障，是在温暖的床上尊严地死去。

这是一个小民的愿望，却永远无法跳脱国家的大背景。它的实现要依靠她的国家忍受撕裂的阵痛褪去陈旧的壳，并从痛苦中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像龙应台所说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这也是我的希望。

第十三章
朝鲜：神秘之门渐开

一

将手机关机，交给中方的导游。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过上一周没有电话骚扰、没有网络接通的日子。没有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朝鲜，这个以保守、封闭著称的国家。

根据朝鲜的规定，外国人不允许携带手机入境，只能在入境时把手机存放在口岸。在世界都被全球化裹挟的时代，朝鲜似乎是唯一遵循自己步伐行进的国家。对内，它禁止国民的自由流动，并以思想教化确保国民与国家步调一致；对外，它奉行自己的一套准则，用保守与封闭将自己与世界拉开距离。正因如此，它常被外界看作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与它国格格不入的异类。

与我同行的是一个包含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纽约时报》、《朝日新闻》、俄罗斯新闻社和《环球时报》在内的十多家欧、美、日本、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媒体机构，以及100多位中国延边自治州的官员和由中、美、日的投资者组成的庞大访问团。

长期以来刻意与世界保持着距离的朝鲜，能够一次性向如此多的外国记者敞开大门，绝对是首次。而访问团的成行背后还有一个背景：朝鲜在1998年与韩国现代集团合作开发金刚山的旅游线路，但在三年前，因为一个韩国女游客误入军事禁区被打死，韩国暂停了这条旅游线路。2011年4月，朝鲜突然宣布废除“金刚山旅游区”，设立“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之后又宣布将处理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所有资产，并驱除韩方工作人员。终止与韩国的合作后，朝鲜急于向世界宣传这条旅游线路，获得新的投资。这直接促成了这次“金刚山试点旅游团”的成行。按照朝方设计的路线，试点旅游团将游览朝鲜的罗先，然后坐船南下金刚山，欣赏沿途美景，考察朝鲜的投资环境。

二

从延边珲春的圈河口岸过境，中方这边的通关速度很快，100多人半个小时就全部结束。与边检站一桥之隔的对面就是中国的近邻——朝鲜，出关的人很多，大多是中国的游客。正是旅游旺季，根据圈河口岸统计，每天人员的流动可以达到1000人以上。货车的来往也很频繁，多是中国运输煤炭的车辆。但从朝鲜那边过来的人员和车辆则少了很多，除了向中国运输货物的驾驶员，没有其他人员，车辆也稀稀落落，大多是运送木材的。

旅行团成员乘坐摆渡车，穿过大桥来到朝鲜一侧的元汀口岸。这里明显比中国的边检站简陋了很多，工作人员手拿测温器对着每个访客的脑门扫描体温，X光透视仪器的传送履带窄小，机器也比较老旧，每件行李通过传送带时，机器都会发出“咯吱”的响声。出人意料的是，朝方对记者的安检很轻松，没有预料中的开包检查。团中的延吉人告诉我，之所以安检如此轻松，主要是因为代表团身份特殊，受到高层的重视和关照。实际上，朝鲜对于出入境检查非常严格，过境旅客的行李会逐一开包检查，凡是涉及韩国、美国的物品都不允许带进，尤其是一些文字和音像制品。这是为了防止有敌对势力进行颠覆宣传。而出关时则会检查游客拍摄的关于朝鲜的照片，一旦涉及可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就会被删除。正因为如此，程序烦琐又严格，一次安检可能要耗费三个小时。

通过安检，坐上车辆向罗先市进发，一个会说英语的导游为我们做着介绍。一闪而过的风景中没有出现过广告牌，目光所及最多的就是朝鲜领袖金日成、金正日的画像和各式标语：“伟大领袖金日成永远和我们在一起”、“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等。金日成纪念碑是每个地区最好的建筑，外国游客到达朝鲜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被领到金日成纪念碑前献花，并需要一鞠躬。据说这表明领袖并没逝去，仍然与人民同在。看我们举起摄像机，旁边一位一路随行的朝鲜人连忙凑了过来，看到取景器中伟大领袖的形象居于正中，他满意地点点头。

在这个对领袖充满狂热崇拜的国家，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以无处不在的存在，彰显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在人们的口头称呼上，他们被称为父亲、金将军，而不能直呼其名。即使在没有标语和宣传画出现的地方，金日成像章也会被佩戴在每一个朝鲜人身上，以不同款式、大小、材质，表达不同的意义。据说有些珍贵的像章价值连城，只有某些特权者才能够拥有。

在道路上行进，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大多数都是玉米，还有大豆。据说当时朝鲜北部地区遇到了干旱，玉米的叶子有些发黄，但从表面看来似乎收成还不错。朝鲜农民基本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在中国的城市被时髦地称为有机，但与现代农业格格不入的农耕方式，却令朝鲜人颇感自豪。那名姓文的导游骄傲地说，朝鲜的农作物是最没有污染的，不用担心会出现中国那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大片绿色植物掩映中，一排排木制的房子排列成行，每个房子外面都有一个高耸的烟囱，这是农民们居住的房子。房子的院落前后都种有玉米和像南瓜一样的爬藤植物，把院子遮了个严实。

据朝鲜官方的说法，朝鲜实行分房、全民医疗和全民教育。每家人固定50~75平方米，子女成家后可以申请另外分配。因为房子都是国家盖的，所以样式统一，看起来很整齐。但也许是因为在农村，从材质或是小细节看起来，这些由木头建成的房子还是略显简陋和粗糙。

农田中有农民牵着牛在劳作，呈现一派不多见的悠闲田园牧歌景象。朝鲜仍然实行粮食配给，根据我们的了解，每个成年男性每天分配550克粮食，女性350克。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种的粮食要上交国家，由国家统一分配。因为朝鲜三分之二的国土都是山地，可供耕种的土地不多，所以粮食就显得非常珍贵，而作为生产粮食最重要的工具——牛，在朝鲜也获得格外重视。文导游说，在朝鲜，每头牛的牛角都有编号，由国家记入档案，死后要上报国家，不能随便食用。至于养殖业，主要还是集体养殖，虽然导游说私人也可以养殖，但一路观察，却并没有看到有农民自家养殖家畜。在朝鲜的市场上，猪肉一斤合人民币七八元，结合朝鲜工资水平，已经是珍贵和奢侈的食品了。联想到某位网民参加朝鲜官方宴会后所写的感想，桌上的荤菜全部被朝鲜工作人员一扫而空，可见肉食在朝鲜的珍贵。

这种田园牧歌的景象，无法掩饰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朝鲜是联合国列出的22个慢性粮食危机国家之一。联合国的报告称，粮食危机国家的国民营养不良比例要高出发展中国家三倍。通常，一个成年人每天平均所需的最低能量为1800大卡，长时间无法保障这一能量摄入的人，可列入营养不良或慢性饥饿状态人群。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韩国的一项研究成果声称，1994~2000年间，朝鲜因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至少有63万~69万。

这种悲惨的情况在近年有所好转。在我们一路的行进中，虽然所见到的朝鲜人面庞黝黑消瘦，但已经没有了那种长期饥饿导致的面容枯槁。

粮食短缺有政治因素，也和朝鲜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朝鲜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8%，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也是最低的之一。朝鲜也缺少足够的化肥、生产设施和农业机械，灌溉和抗自然灾害能力也弱。每年夏天，朝鲜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水灾，还有春季的干旱和秋季的台风，这些都是造成朝鲜农业容易减产的原因。

频繁的灾害和粮食短缺使朝鲜格外依赖外界的帮助，邻近的中国是其中当之无愧的慷慨援助者。世界粮食计划署给出的统计是：从1996~2009年间，中国对朝鲜粮食援助总计约为345万吨，占到世界援助总额的26.9%，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这种慷慨的赠予早有传统。朝鲜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汉朝，从那时起，朝鲜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时而断绝时而稳定。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令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升级为“血盟”，50年过去，如今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对朝鲜的大量输血。这样的经济带动作用在朝鲜和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表现明显，朝鲜罗先特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这种援助并不总能换来朝鲜的感谢和在国际事务上的配合，不过在某些中国的政治家看来，维持与朝鲜的交好有着军事、政治的双重必要性。

三

经过一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罗先市区。

罗先特区由罗津和先锋两个地区组成，位于朝鲜东北部，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1991年12月，罗先被确定为“自由经济贸易区”，在朝鲜计划经济框架外，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商业活动相对繁荣。2010年初，罗先被升格为直辖市（朝鲜目前的特别市只有平壤市和开城市、南浦市），2011年6月9日，中朝举行了罗先经济贸易区启动仪式，宣布中朝将共同开发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

在我们看来，经过20年的发展，这里还未达到中国中等城市的发达程度。马路是水泥路面，旁边的人行道都是土地，车辆也比较少，更多是骑着自行车的当地人。体育馆也没有塑胶跑道和草地，孩子们在泥地上踢球，未来这里会出现一两个贝克汉姆也说不定。道路边的一些楼房看起来很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筒子楼，还有成片的平房聚居区。不过在那些到过罗先多次的延边人眼中，这里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10年前来过罗先的女士说，那时这里还全部是泥路，一下雨，半个车轮都会陷进淤泥里，路边还有很多乞讨的孩子，会追着游客讨要金钱。但现在，道路改善为水泥路，汽车和出租车出现在街头；楼房也盖了不少；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改变，衣服不再是单一、灰暗的军装式，有了更多的色彩和款式；而且各家各户也会在阳台上摆出一些塑料花，装点城市的景致。

尽管仍然对我们敬而远之，但相比而言，这里的居民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明显大方很多。因为旁边有朝方的人员，他们回答有所顾忌，但并不抗拒我们的拍摄和采访。当我们在琵琶岛就餐时，一个名叫金英玉的美丽服务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问她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采访，腼腆的她答应了。她告诉我，中学毕业后，她就到这家酒店做服务员。家中是三姐妹，一个姐姐在上大学，另一个像她一样也是服务员，她的收入可以负担家中的花费。但当我问到工资具体的数额和现在生活与之前相比有何不同时，她突然缄默。一转头，那个一直陪伴我们左右的朝方工作人员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一边侧耳倾听，一边拿笔记录，听到金英玉说出无可奉告的答案，男子的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注视者随处可见。在朝鲜期间，时刻有一双眼睛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并总在某个时机出现，提醒我们纠正自己的行为。尽管如此，我们可说是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一个普通的游客是不能随意和朝鲜人聊天的，甚至在结束一天的旅游后，他们不被允许走出居住的酒店50米外。在朝鲜人与外国人之间，有一道透明的墙把双方隔了起来，每个人只能看到他被要求看到的。

随团的一位延吉同行悄声告诉我，朝鲜涉外饭店的服务员和导游都是比较热门的职业，对外表等要求很高，收入相对也不错。文导游也向我证实，他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200多元人民币。但除了少数的高薪职业，其他普通民众收入仍然不高。在罗先的海边，我们遇到一位老者，他说退休前他每月的工资是4万朝元，现在每月拿3500朝元的退休金。当时人民币兑朝元官方汇率大概是1∶19，但在黑市，1元人民币可以换到420朝元，按照这个比例，他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元人民币。老者甚至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吃过肉。

欢迎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儿童表演，这是每个来到罗先的游客都要欣赏的保留项目。这些小演员们最小的只有四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在罗先新落成的剧场内，我们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旅行团一起端坐着欣赏表演。抹着红脸蛋的小演员们鱼贯出场了，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也长得很可爱，这些幸运儿应该是从众多儿童中挑选出的佼佼者。

但眼前的这些表演，却让我忘了这是一群平均年龄不超过15岁的小演员，无论表情还是动作，他们都高度一致，太过机械整齐，有一瞬间竟然让我以为那是一些机器人。

整场演出的高潮是当小演员们用中文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剧场里其他的中国游客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当他们回过神时，不禁鼓掌并跟着哼唱起来。

演出结束后，记者们将导游围了起来听他介绍。导游说，这些小演员都是从学校里舞蹈功底不错的孩子中挑选的，经过6个月的集中培训，才可以达到演出的水准。

“这种面向游客的表演一场会赚多少钱？”一个记者问道。

导游满脸堆笑：“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客人欣赏到朝鲜小朋友的风采。”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接待游客的必备项目，门票已经被包含在旅游团费中，而且价格不菲。

“我们听说看演出是要付费的，这不是和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相悖吗？”“是呀，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自相矛盾？”记者们七嘴八舌地问。

小伙子的表情尴尬极了，不过他还是笑着说：“我们的伟大领袖金将军对儿童十分关爱，让他们学习舞蹈、音乐。让游客欣赏他们的表演，也是为了让游客们体会到金将军对孩子们的这种关爱。”

他的第一句倒是实情。或许与金正日个人喜欢艺术有关，朝鲜非常重视舞蹈教育。舞蹈教育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从初级、中级再到高级，递进式地培养，非常严谨规范。国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去培养一个舞蹈演员，所以舞蹈演员的社会地位也相当高。国家对舞蹈演员的要求也非常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功勋或人民舞蹈演员，必须经过严格艰苦的舞蹈训练。

不过从导游尴尬的态度可以看出，虽然朝鲜声称排斥商品经济，但其实这个贫穷的国家，不会拒绝一切可以带来财富的做法。

四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朝方终于同意我们到罗先的一个集市采访。这个集市由一家中国公司投资兴建，这家名为天宇的公司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方之一，在朝鲜已经经营了13年，公司业务涉及矿产、娱乐酒店、医院、市场等。

在对方重申了不许拍照、不许摄影、不许单独行动、只有15分钟参观时间的前提下，记者团一行进入罗先市场。整个市场很像中国城乡结合部中常见的农贸市场，人气非常旺。外面是一排排的小摊，卖粮食、盐、猪肉、活鸡、家具、煤气灶、瓷砖等，甚至还看到已经宰杀好的兔子。穿过露天摊位，就是紧挨着的两个大棚，第一个大棚里面卖日用品、化妆品、服装和布料，第二个大棚则有电器、文具和鞋。这些产品几乎全部是中国产的，档次也比较低，而且是城镇流行的样式。一双皮鞋75元人民币，一套朝鲜人很喜欢的军服款式的衣服要100元，价格并不算便宜。除了接受现金，也有部分接受物物交换。市场每天下午开放，每周开放6天。

对我们的到来，这里的人们显得非常惊异，不过当我们显示出对某件商品的兴趣时，他们马上就开始了生意的招揽，展示出娴熟的经营技巧。最终，团里的这些记者每个人都有收获，我花了大概20多元人民币买了一顶镶有五角星的军帽，还花了15元买了三个本子。当然，这些品质的东西在中国我是不会买的，它们的质量，我相信即使在中国的乡村，也很难有市场。

跟随我们的天宇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朝鲜人在这里摆摊需要交纳摊位费，地段最好的摊位大概一平方米一个月要一两百元人民币的租金。虽然陪同我们的导游说，任何朝鲜人都可以租用摊位做生意，但团中很多了解朝鲜的延吉人却不这么认为。这里摆摊的大多是一些朝鲜国营公司，虽然也有私人做生意，那也不会是普通人，因为要拿出摊位费，还要打通关系进到货，一般的朝鲜人没有这个实力。

在这个人流如梭、繁华的市场，我禁不住好奇：人均收入如此低的朝鲜，是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市场消费，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但无人回答我的问题，它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直到离开也没有获得答案。恰似这个神秘的国家给人的印象，永远蒙着一层面纱，即使你走近，还是什么也看不到。

罗先特区在朝鲜的北部，紧邻东海，盛产海鲜，尤其是鱿鱼和海参。朝鲜几乎没有工业，所以环境依然保持着没有污染的原生态，出品的海鲜质量都非常好。不过朝鲜人自己并不吃，而是将海鲜出口，换取粮食。在满足温饱和口舌享受之间，显然温饱更为重要。

硬件也是这个资源贫乏国家的软肋。在朝鲜的日子里，我们遇到了多次的电力短缺。虽然朝鲜雄心勃勃地希望将罗先打造成为“朝鲜的上海”，但在夜晚，漆黑一片的城市仍然显示了这个国家正处于困境。

急于打通海上通道的中国适时提供了帮助。罗先特区的罗先港拥有罗津港和先锋港，都属于优良港口。中国东北除了大连外没有其他出海口，位于图们江的入海口两岸是俄罗斯和朝鲜的领土，要想从中国东北地区进入东海，只能借用俄朝两国的港口。而罗先港地处图们江江口，处于中朝经贸合作的枢纽位置。在2011年6月份启动的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项目中，罗先港的开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罗先港的开放，中国态度非常积极。拥有罗先港这个出海口，货物可以通过珲春再从朝鲜直接运输到内地，路程可比火车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甚至从罗先出发到达日本、韩国，也比从大连港出发节省超过一半的时间。实际上从2010年中朝合作加速后，中国已经开始利用罗先港向南方城市运输煤炭。

作为联合开发的一部分，双方商定，由朝鲜提供港口资源，中国投资硬件和基础设施。目前罗先市正在更换变压器，以获得中国的电力供应。中国投资的罗津公路正在修建，这是为了打通从元汀口岸到罗先港口的道路，这样货物就能更快送达港口运输。罗津公路原本计划2011年底打通，但工期有所拖延。就在我们结束行程离开朝鲜前，一位中方负责人因为压力过大而突发心脏病。

罗先特区在1991年设立时，朝鲜曾寄予厚望，不过经过20多年的发展，依然没有达到预想的发展程度。中国曾多次提出要帮助朝鲜开通道路，朝鲜始终没有同意，但从2010年开始，朝方态度突然变得积极。这种转变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就开始了对朝鲜的全面制裁，并随着美国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而逐渐升级。2006年，朝鲜涉嫌试射弹道导弹后，联合国通过1718号决议，要求朝鲜停止进行核试验或发展弹道导弹，禁止各国向朝鲜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物资和奢侈品，必要时冻结金融资产，对朝鲜船只进行询问搜查。当朝鲜在2009年再度启动核试验后，这种制裁更加严厉，包括限制朝鲜军火出口、禁止除人道主义目的外对朝鲜的一切贷款等内容，是历年来最强硬、最严厉的一次。不过，有着强烈自尊的朝鲜没有理会这种压力，依然沿着既定的步伐我行我素。紧接着发生的延坪岛炮击事件，无疑是这个思想的体现。但当蔓延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时，朝鲜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内外交困的经济环境已经将朝鲜逼入死角，金正日原本寄希望可以挽救朝鲜经济的货币改革也没有达到预期，改革不可避免地进入朝鲜执政者的视野。

这种变化从金正日逝世前的活动似乎可以看出端倪。从2010年开始，一年多时间内，金正日4次访问中国，尤其在2011年5月，他还专程到扬州开发区参观。除了对中国的访问，2011年8月底，金正日也到俄罗斯访问，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并在回程时又转道中国东北工业区访问。除了在经济方面寻求合作，外交方面，朝鲜也宣布愿意重返六方会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这一切迹象都表明，封闭的朝鲜正在改变之前强硬的态度，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朝鲜思路的转变，2009年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长吉图发展规划的提出，以及俄罗斯希望利用与朝鲜的能源合作获得利益，三方可说是一拍即合，直接促成三国现在的蜜月期。

但朝鲜这种开放的态度是否会就此保持下去，还是存在变数，令人担心。实际上，罗先90年代宣布成立特区，之后相继成立的开城、新义州特区，都曾在当年引起很大轰动，最后却都因为种种原因，发展陷入停滞。与罗先副委员长（相当于副市长）黄哲南私下聊天，当我提到这个问题时，他坦陈，罗先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方控制，思想僵化，但现在朝鲜高层方面也意识到要开放，决心很大。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以前朝鲜总认为自己处在中、俄的夹缝中，现在思路发生转变，认为这样的地理情况反而是个机会。中、俄都有成熟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为朝鲜提供了样板，这些经验都可以为朝鲜所用。

奉行“先军政治”[1] 的朝鲜一直以军事作为立国之本，军队在朝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了包括朝鲜政治、经济、安全等一系列命脉，并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

但思变的闸门一旦开启，便会如潮水喷薄，不可遏止。

与我们同行的黄哲南，年仅40岁就登上罗先副委员长的高位。曾在俄罗斯留学的他，会说英语、俄语，略懂中文，这增加了他的国际视野。面对各路记者，黄哲南表现出急切的推销欲望。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朝鲜投资，他甚至接受了我们的电视采访，尽管他的用词依然难以摆脱对领袖的溢美之词，但语气和内容已经可贵得尽量做到言之有物。

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指导局的金光润部长则是个个子高高的中年人，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一表人才，性格开朗，眼睛眯着，一开口似乎总在笑。初见面时，他一边与我握手，一边用西方式的直白称赞我漂亮。与他谈起朝鲜的封闭，爱开玩笑的他顿时严肃起来：“实际上我们的高层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变化是会有的。我觉得我适合自由经济，如果朝鲜实行自由经济的话，我肯定能做得更好。”

五

离开罗先，我们一路乘船南下，前往金刚山。

从罗津港乘坐轮船到达金刚山，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运载我们的“万景峰”号在朝鲜有着特殊的地位。建于1992年的“万景峰”号，是为庆祝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六十大寿，由日本“朝总联”捐资建造。后来每年来往朝鲜元山和日本新潟县二三十次，接载旅日朝鲜人到朝鲜探亲。2003年，它被指替朝鲜运送导弹零件，遭到日本禁止入境。

这艘老旧的游轮许多设备和零件都已生锈，经常停水的卫生间、船舱霉变的气味，更是提醒着乘客它的老迈，但就是这样一艘游轮，却是当时朝鲜官方所能提供的最好选择。长期的制裁早已使朝鲜脱离世界的正常轨道，尽管朝鲜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表面的光鲜，但从种种细节，还是能看出这种捉襟见肘的困顿。

我和《纽约时报》的实习记者Edy Lin、美联社的欧雷珊，还有一名女记者，被分配到走廊尽头靠近发动机的一个舱房。房间不大，有一张桌子，两张高低床，床上挂着布帘子，拉上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空间。

打开门，一股浓重的霉味飘荡在房间里。我低头看了看对面床上女记者脱下的鞋子，一度以为这是味道的起源地，后来发现这是老旧的船体淌过的历史的味道，如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发出的老朽气息。

裹上自带的毛毯，忍受着这种异味和耳旁的隆隆声，我终于在极度的困顿中进入梦乡，但大脑却始终保持在似梦似睡之间。朦胧中，我似乎听到船舱内发出过一次警报声。

第二天一早，舱内的室友纷纷问我知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我摇摇头，在转述中，我才知道，因为船太老旧，半夜时发生过一些状况，差点就不能继续行驶了。

真让人捏把汗。

欧雷珊跟我商量：“我们能不能一起找组织方给我们换个船舱，他们男记者住的比我们好多了。”

男记者们住的是通铺，一个大大的船舱，地上铺着床垫，睡觉就睡在地上。虽然条件也不怎么样，但是好在通风，空气清新，旁边也没有发动机轰鸣，很安静。

我们一起去找组织方的负责人。他首先为船的条件向我们道歉，并承诺为我们换一个新地方。当天晚上，我和Edy被换到了一个小包间，空气清新多了，房间桌子上还有一个小风扇。欧雷珊和另一个女记者也得到了令她们满意的房间。

船上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世界，周围只有大海的环绕。海天相隔之间，每日的生活简化到除了用餐和休息，就是在甲板上聊天、看日落。这些患有不同程度信息饥渴症的记者们，竟也能平心静气地享受这段难得的悠闲。

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让学生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关禁闭三天，不许带收音机和闲书等消遣用品，也没有电视看，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和经典文学作品，他们会作何反应？90%的学生表示无法接受，会有强烈的恐慌心理；只有极少数学生表示会愉快度过这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弗洛姆的结论是，如果去掉了自我逃避的麻醉剂，包括电影、电视、广播、体育比赛及报纸，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症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但如今真的身处类似试验中的情景，非但没有感觉到恐慌，甚至还有种简单的满足感。

对比在北京时满目所及的面带焦虑的人们，我看着朝鲜人平静的面孔，感觉处在信息真空中的他们，排除了一切的欲望，只剩下生活本身这个简单的需要，也许幸福感未必比我们弱。

六

悠闲又无奈的游船之旅在两天后结束。

当海天深处一线山峦出现在眼前，我们意识到金刚山到了。

通过朝鲜导游的介绍，我们得知，金刚山是朝鲜名山，奇峰险峻、风景如画。据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写下过“愿生高丽国，一见金刚山”的诗句，是朝鲜最引以为傲的风景名胜。传统的金刚山旅游分为内金刚、外金刚和海金刚三个地区。山体主要是石头，缝隙间长满了松树，山间流有清泉，非常清澈。在内金刚的名胜万物相，山峰险峻，矗立云端，每座山峰形态都不一样。整体看来，金刚山很像中国黄山与张家界的结合体。

因为邻近朝韩军事分界线，朝鲜在这里设置军事禁区，驻兵把守。在我们到来之前，朝鲜特意撤出了守卫，不过从四处环绕的铁丝网和不时映入眼帘的岗哨，还是能体会到这片平静下的紧张气氛。金刚山规定游客不能越过这片铁丝网，曾发生意外的韩国女游客就是翻过了这道铁丝网，进入朝鲜军事禁区而被枪击。根据朝鲜的描述，这名女游客在凌晨4点左右来到军事禁区处，之前已经有三位韩国男子靠近禁区，遭到警告后都停步。但这名女游客在被三次警告后转身逃跑，并不停止脚步，于是朝鲜军人开枪射击。事情发生后，朝鲜希望了结，但韩国向朝鲜索要200万美元的赔偿，朝鲜认为不合理，导致了韩国对金刚山旅游项目三年的停顿。

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指导局部长金光润反复向我们解释枪击游客的原因，语气充满遗憾与无奈，仿佛他们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这位负责人类似其他的朝鲜官员，带有受害者心态，在他们眼中，朝鲜显然被外界妖魔化了。这种受害者心态也使得他们一方面对外界充满戒心，另一方面又急于树立一个正直、伟岸的形象。

在金刚山旅游区的核心地带，可以看到设施完备的酒店、影剧院、免税店，甚至临海而建的高尔夫球场。与罗先略显简陋的建筑不同，这些设施都十分现代、舒适，显然耗费了很大的投入和精力。

金刚山景区鼎盛时期每年吸引30万名韩国游客，为朝鲜赚取了大量美元。但如今，韩国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出，一些设施上只有蒙尘的蜘蛛网。

随着我们的到来，这座“死城”暂时活了过来。我们被安排入住这里的酒店，和我们在罗先及船上的待遇相比，这里简直像天堂。房间内的两张床铺着白床单，对面有写字台和电视机，落地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秀丽的山色，洗手间的水龙头流着咕咕的热水。船上时常缺水，别说洗澡，就连洗脸刷牙也经常面临无水的局面，每个人入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这让我们感觉重新回到了现代文明世界。

躺在床上，我和同屋的Edy聊天。Edy是北京女孩，后来到美国上大学，所在的布朗大学是常青藤名校，男朋友是美国人，也在一所著名的学校读书，两年前曾经参加一个联合国的项目，来过朝鲜。

“那次的旅程怎么样？”我问。

“不太好。”

我让她说详细些。

她告诉我，男朋友所在的团队在朝鲜期间受到了监控，行动不自由，拍摄的照片在出境时还被朝鲜海关官员全部删除。

“那多可惜。”我说。

Edy笑了一下：“这些朝鲜人根本就不知道，删除的照片通过技术手段是可以恢复的。”最终，Edy的男友在一个科技高手的帮助下，找回了全部被删的照片。

Edy还提到了一次悲剧事故。男友团队一名级别很高的随行朝鲜官员在旅途中突然得病，如果在其他国家，他原本可以被抢救过来，但是因为当地医疗条件太差，最终死亡。

“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她像在做总结陈词，为男友的那次旅程画上句号。

我却无法像她那样果断做出一个总结，实际上从进入朝鲜那一刻起，我就在思索该如何定义这个国家。这世界似乎存在着两个朝鲜，被展示在我眼前的朝鲜干净、质朴，人们虽然贫穷，却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另一个朝鲜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外界的描述中，这是一个被《1984》中“老大哥”注视着的集权世界，人们的内心充满恐惧。

也许这两个朝鲜都是存在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某种程度上，朝鲜是矛盾的，它存在于大国夹缝中，被裹挟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中，地理与资源都不占优势，有着极度自尊又自卑的性格。它渴望被世界承认，又因为封闭，无可避免被妖魔化，这令它对世界产生戒备。它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是的，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国家，无论是从它自己，还是从它的来访者的角度。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被带去欣赏金刚山的优美山色。风景很美，但说实话，我倒没有感觉金刚山像朝鲜人宣称的那样有举世无双的美。如果我没有到过黄山或是其他这样的山脉，也许我会惊叹它的自然之美，但我毕竟欣赏过中国太多壮丽的高山，金刚山和它们相比，没有过于突出的特色。它更像是黄山和华山的混合体，拥有多石山脉的典型特质，奇峻和庄严是它的关键词。唯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清澈水流，在中国的一些景区，污染已经令自然原有的样貌大打折扣，这种透明的水质已很少能看到。

从山上下来时，记者团遇到了两个西方游客，在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中，他们太扎眼了。记者团的人马上围了过去。闲谈中得知他们是从澳大利亚来的，为了这次旅游已经准备了好久。记者们提出要采访，他们倒是很干脆地答应了，但是身边的那位朝鲜导游却显得不高兴。澳大利亚人为难地想说服他们的导游，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记者们可以跟他们大概聊一下，但是正式的采访就算了。他们坐在山下的石阶上，我们围在周边随便聊着。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很健谈，说当初和身边的朋友通过当地一家旅行社向朝鲜递交了旅游申请，并不指望能获得通过，毕竟这个号称最为神秘的国家是不轻易给西方人发签证的，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们顺利获得签证。

在朝鲜的几天，他们在两个朝鲜导游的陪同下到了平壤、妙香山、开城，金刚山是最后一站。

我们好奇地问他们对朝鲜印象怎么样。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说很喜欢这里，印象不错。

“有没有看到饥饿的人们啊？”路透社的高个子摄影师问。

“没有，这里一切都很好，风景很好，人也很好，我们每餐吃得不错，没有感觉到这里有粮食缺乏的状况。”

他们的回答让我们很意外。朝鲜导游并不在身边，他们不应该有顾虑，也没有必要对我们撒谎，那么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真实的感受。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但是联想到我们这一路来看到的被刻意展示出的美好，这也并不奇怪。如果不是时刻带着警觉来看待这次朝鲜之旅，并有大量了解朝鲜的延吉人与我们同行，我们也会对这个国家充满溢美之词，并认为那些传闻都是偏见。如果再联想到奥运时的北京那令所有外国人赞叹的周到，就会感到，希望能给外界留下美好印象，也许并不是这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

七

在金刚山的短短几天内，我们除了攀登金刚山，还观看了国立杂技团的演出，前往免税店购买朝鲜商品，甚至还考察了那儿的一处高尔夫球场。那处临海而建的高尔夫球场连随团的见多识广的中国企业家们也挑剔不出问题。它凭海临风，草坪优质，周围的建筑物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低调又不失雅致。它是韩国人倾尽金钱和心血建造的。在朝鲜将韩国人逐出金刚山后，他们显然不希望这里被荒废，愿意由别国的投资者继续经营。

韩国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这次的首航活动从启动那刻，韩国就给予了极大关注，韩国统一部还向各国发出公告，希望各国政府或企业克制到金刚山旅游和投资。对于朝鲜之前宣布将拍卖韩国企业在金刚山资产的行为，韩国政府也正考虑向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提起诉讼。

根据朝鲜的开发计划，金刚山旅游特区将建设60平方公里的国际旅游兼商业区。特区与朝鲜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并实现特区内通网络、手机。朝鲜将根据无关税的原则，只对进入园区的外国企业征收营业税。特区内不仅将建设七八个高尔夫球场，还将建设赌场和赛马场等娱乐设施，并计划把金刚山附近的军用机场改为民用。不过一些商人认为，朝鲜显然没有能力负担这笔庞大的开销，这都要依靠外来投资者，从而导致获得收益的时间被极大地拉长。

对于被邀请同去考察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对这个国家缺乏安全感仍然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顾虑。这些足以列入中国隐形富豪排行榜的考察者私下告诉我，朝鲜有着优良的旅游资源，而且各方面商品奇缺，是投资的绝佳市场，但朝鲜经常变化的政策也令很多投资者蒙受损失。即使没有韩国的前车之鉴，投资者投入巨资在朝鲜修建厂房，却被朝鲜拒绝入境而导致血本无归的，也并不在少数。

一个拒绝透露姓名的商人告诉我，他在朝鲜的投资为他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上亿元人民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政策不稳定。但他并不愿抽走在朝鲜的生意：“每个人都在等待朝鲜彻底开放的那一天，就像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那时，巨额的利润就会滚滚而来，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占领市场，然后能做的就是等待。”

商人们的担心，朝鲜的官员似乎也非常明白。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无论是罗先市还是金刚山的官员，都多次表示投资者不用担心。他们都提及2011年5月颁布的《金刚山旅游特区法》，第一页就写着会依法保护投资者的资产和合法所得。

从他们多次强调欢迎任何投资的态度来看，朝鲜似乎真的非常需要外界的帮助来渡过这次难关。他们的言行举止令我想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些四处游说吸引外资的官员，他们有着同样热切的眼神与勃勃的雄心。

八

从朝鲜回来后，我忙着做这次朝鲜行的专题节目。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显示所在地是吉林。

“请问是哪位？”我问。

“我是黄哲南。”电话那头的男声用英语说道。

我吃了一惊。

他接着说：“我正在吉林出差，抽空给你打这个电话。请问你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我很期待呢。”

我回应：“正在制作，如果播出了会通知您时间。”

“嗯，好的。谢谢。我会观看，也欢迎你下次再来朝鲜。”

播出前，我给他的中国手机发了短信，但他没有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制作的节目，从那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过。

这段关于朝鲜的经历包括那些人被封存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远。但我知道我对它的关注永远不会减弱。

朝鲜回来后的一年中，我看着它经历了领导人的更替。这个家族已经统治了朝鲜将近100年，它还将统治多久仍是未知。金正恩这位外形酷似祖父，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轻统治者，有着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经历与视野，他上任伊始的一系列举动似乎都给予了外界新鲜的感觉。但无论是观看迪斯尼演出，还是偕夫人出现在公开场合，或是允许妇女穿短裤、厚底鞋、戴耳环，让人们更方便地使用手机，食用以前被禁止的食品如比萨、薯条和汉堡，这些花边似的新闻都更像是某种茶余饭后的点缀。这位新任的领导人在巩固自己的位置后，会以何种手段施展自己的领导力，会将这个国家带往何处都是未知。

朝鲜会真正打开封闭的大门吗？这是在朝鲜时我多次向朝鲜官员、中国商人、朝鲜问题专家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也无法通过这次走马观花的行程完全彻底地了解这个国家，但直觉告诉我，这里，一些变化终将发生。

[1]先军政治，简单说就是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即“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

第十四章
走入非洲

一

穿着绿色军装的军人手握着枪，浑身透出严肃、庄重，红色的贝雷帽下，黑色脸庞反射着太阳的光亮。直到站在了利伯维尔某军用机场上，我才意识到真的来到了非洲的加蓬。这个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小国，18世纪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直到1960年才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而它与中国的建交可以追溯到1974年。

这是一次军事行动，我跟随的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主要是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们，还有国防部和总政新闻局的人员，任务是参加“中加和平天使——2009”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这次行动是中国军队首次在非洲大陆与非洲国家实施的双边行动，也是中国军队首次与其他国家军队联合举行医疗救援行动。也许正是这众多第一次，让它带上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我们从北京出发，途径迪拜，飞行十几个小时后，抵达加蓬首都利伯维尔。从这里到医疗行动的指定地奥果韦–伊温多省，地图上标注的是500多公里，我们还需要在机场换乘军用飞机前往目的地。

三个多小时后，一架有些陈旧的飞机姗姗来迟，白人机师打开舱门让我们依次进入。这架飞机似乎专为运送货物而造，两边各有一排座位，中间大部分的空间被随团携带的物资占用。

随着飞机的升空，一片绿色的平原以它广袤的幅度延展开来，偶尔伸出平面的高耸的树木提醒着我，下面就是原始森林，远处蓝色的天际线衬托着这片翠绿，就像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中写到的：“这里的景致盖世绝伦。它既无任何臃肿处，也丝毫不显得奢华。”

我们的住处在伊温多省首府马科库的一家旅馆，一排白色的平房成回字形，构成了旅馆全部框架。每间房间陈设简单，床上挂了纱帐，据说如果没有这玩意儿，晚上会被非洲独有的昆虫吸干身上的血。房内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台15寸的小电视，可看的节目不多。与国内的酒店相比，这个设施简陋的旅馆更像乡村的农家乐，但据说已是当地最豪华的酒店。

洗手间有热水供应，能在炎热的非洲冲上热水澡，也算是聊以安慰的幸事。这种算是条件优越的房间被优先分给了媒体和文职人员，其他参与演习的队员则在旅馆旁边的空地上撑起了帐篷，帐篷旁边，一箱箱军用物资堆积如山。这是演习需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提前两个月从中国通过海路运送到这里，演习之后将被悉数捐赠给加蓬。演习队员懊恼地发现，尽管已经提前两个月运送物资，还是有几件大型装备没有运到。想起一位在非洲投资工程的朋友曾向我提起，非洲人懒散的个性令习惯高强度、快节奏的中国人叫苦不迭，不但设备运送中经常出现遗失的情况，就连工程进度也是一拖再拖。想想我们初到加蓬久候未到的飞机，也许这种慢速度也算是非洲特色之一吧。

旅馆旁边的空地上，一个年轻黑人正在铁桶中烧着什么，升腾的烟雾蹿起老高。我走近看，一个长着獠牙的黑色猪头睁着一双圆眼盯着我，仿佛随时准备扑过来。黑人小弟不理会我的好奇，继续他的动作，叉着整块肉在火上灼烧，上面一层刚硬的毛慢慢褪掉。这只野猪成为我们当天的晚餐。相比农业大国的中国和其他畜牧业发达的国家，人工畜禽饲养在非洲几乎不存在，猪肉简直是稀缺品的代名词。不过不用担心，物资丰富的非洲大陆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当地人只要想吃肉，就会去森林里打上一两只野生动物。也许正是因为上天眷顾，给予非洲大陆如此多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才养成了慵懒、自由的天性。不需要与恶劣的天气斗争，不需要辛勤的劳作，抬起头，树上长着可口的水果，需要肉类时，森林中有多样的野生动物。非洲人享受自然的给予，并充分融入自然。难怪这里的房子大多只是简单用草编织而成。在这样的环境下，贪婪的欲望也消失不见，真正回归了最初的本真状态。

当晚的餐桌上，这只野猪作为主菜之一被隆重推出，不过粗糙的肉质和发腥的口感，不怎么受到中方人员的欢迎。除了野猪肉，当晚的欢迎宴会还配有炖菜、米饭、面包、果酱、汽水和烤香蕉，这种非洲特产的香蕉不像国内常吃的水果香蕉，口感类似白薯，富含淀粉又不发甜，在当地被当作主食，烹饪方式多样。晚餐的菜品可算是十分豪华，并尽量贴近中国人的口味。为了招待好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加蓬官方特地从首都调来一名大厨，每天为我们烹饪晚餐。相比丰盛的晚餐，午餐则相对简单，是当地特色的法棍面包三明治加汽水。不过后来，当中方演习团队的野战炊事车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下终于运到后，我们的午餐也相应变成了米饭和炒菜，中国大厨的手艺更是让加蓬人眼花缭乱、频频称赞。

二

演习部队驻扎的医院是伊文多省立医院。按照演习的程序设定，中方的医疗人员们要在这里开展义诊，进行疝气去除和白内障一类的手术。

伊文多省立医院是全省唯一一家医院，由药房、住院部、眼科等诊室和手术室构成，手术室只有两间，整体条件简陋，做不了白内障切除这样的手术。整个医院包括院长在内只有三名医生，除了院长接受过正规培训，其余两位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护士。

来加蓬之前听说这里缺医少药，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首都或省首府这样的城市医疗条件还算好些，其他地方的人们生了病只有听天由命。当地人流行的古老的求医方法是由巫师在脸上涂抹图案，先进行一系列求医仪式，再头顶篮子冲进丛林，凡是掉进篮子里的树叶会被看作是神赐予的药物，熬来给患者喝，至于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中方医疗队开展义诊那天，临近村庄的居民扶老携幼闻讯赶来，在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队。门口是医疗队的疫苗接种处，医院内的草坪上则搭起了帐篷，设立各种科室。有内科、外科对病人进行筛查和治疗，病情轻微的给予药物，严重的将会被施以白内障或疝气手术。与医疗队同行的有会讲法语的翻译，不过庞大的病人数量让翻译应接不暇，几位在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人赶来做志愿者。翻译实在顾不过来的时候，病人和医生干脆用最基本的手语加表情沟通，依据经验，竟也能将病人的病情猜个十之八九。来这里的很多加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病，不过仍不甘心地向医生比画着要一些药，在他们的坚持下，最后每人拿着几盒维生素或是清凉油满意地离开了。

医院门口的疫苗注射处也是人头攒动，排起长队的人们撸起袖子，露出黑黑的胳膊，让护士扎上一针。大部分人甚至并不问注射的是什么疫苗，只要是免费的，留在身体内就是好。当然这些疫苗是被检测过适合非洲当地气候和疾病预防的，而且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忙碌的护士们一边熟练地注射着疫苗，一边擦着汗。

下午，一个意外将所有人打得措手不及。

因为身旁孩子们的拥挤，一名护士注射时不慎将刚从患者身上拔出的针头扎在了自己手上，血顿时流了出来。旁边的同事瞬间吓得脸色苍白。若是在国内，哪里会有这样的担心，可这是非洲，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目前全世界大约有40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三分之二处在非洲。在非洲，每五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呈艾滋病毒阳性。在有些国家，如博茨瓦纳，艾滋病感染率高达39%。正是因为艾滋病的影响，在许多非洲国家，人均寿命已经减少到仅35岁。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通过被污染的注射针头传播是其中一种。紧张的医疗队成员将这名年轻的护士带走，在医疗室进行快速处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这名年轻的女子刚刚经过惊魂的一刻，默默地坐在医疗室一角，平静但没精打采。那名她注射过的黑人早已离开，无从查起，没人知道他是否携带艾滋病毒，而若要查出是否感染，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不过，也许年轻可以给人更多勇气，当天晚上，我仍为她的命运揪心的时候，她出现在晚餐桌上，刚洗过澡的容貌焕发着明亮的光，和同伴笑着，恢复了活泼的天性。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她显然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依旧游刃有余地工作。

两个月后，得知她的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如果这次算是虚惊一场的话，即将进行疝气手术的一名当地患者则被明确查出携带了艾滋病毒。那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矮小瘦弱的黑人，衰老和疾病已经将他折磨得面目全非。为他施行手术的是白求恩医院肝胆科的著名专家王振全，当我好奇地问他是否可以拒绝收治这样的病人时，他摇了摇头，作为一个医生，他坚持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场手术必须加倍小心，病人的血液或体液中的病毒随时可能因为喷溅或医生手部的破损而进入体内，从而带来感染。一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那名矮小的黑人被轮椅推出了手术野战车，医生和他的助手则点上香烟，用片刻的休闲来庆祝这小小成功。

但令人色变的艾滋病在埃博拉病毒前，只能算是小兄弟。后者具有高达90%的致死率，一旦感染会引发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发性器官衰竭，直至死亡。由于病毒可以伴随病人因腹泻、呕吐和出血所排出的体液进行传播，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现代化医院和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的贫困地区。医疗队其中一组的目的地是梅坎博，加蓬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2002年，那个地区曾经爆发过可怕的埃博拉疫情。

医疗队进驻的当天晚上，一名即将临盆的孕妇由家人抬进了医疗队的帐篷。这名孕妇正面临难产的折磨，在中国这并不算疑难杂症，但在非洲无疑能令人致命。束手无策的族人只有将希望寄托给这些异国的医生，幸运的孕妇最后在中国医生的帮助下，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

据2006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非洲大陆患者人数占全球疾病负担的24%，但只拥有全球3%的医护人员资源和1%的经济资源。非洲有57个国家和地区，不能满足医疗基本标准和保健覆盖率的，主要是东非、中非和西非。

而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早有传统，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1976~1997年间，中国在25个非洲新兴国家建立海外医疗队项目。至2009年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经费建造的100多间医院和医疗中心，54间位于非洲。这种援助还在逐年增长，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将“为中国在非洲建造的30间医院和30间疟疾防治中心提供价值5亿人民币（约合732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抗疟药品，并培训3000名非洲医生和护士”。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慷慨的援助无异于毫无回报的奉献。中国许多地区也同样缺医少药，而千里迢迢到非洲，付出不菲的费用为非洲人看病，这在投入产出都要计算成本的现代社会，着实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同样的争论曾经发生在某慈善组织声称要在非洲建设希望小学事件中，国人对其口诛笔伐，将国内被拆迁的民工学校与之相比较，指责慈善人士的伪善。不管争论如何，当我在现场看到因无法做手术而失明的加蓬老人重见光明时的激动神情，治好疝气的非洲年轻人重又恢复健康的笑脸，还是会不由感觉到尽自己微薄力量帮助他人的那份满足。

三

在马科库，我们每天的日子都简单得近乎单调。太阳升起，我就随着医疗队到马科库医院拍摄队员们开展义诊和为最后的医疗演习做准备的情形；太阳即将下山时，就返回居住的小旅馆吃晚饭。在这种单一生活中，我经常会处于一种心静如水的状态，甚至因这份沉静，睡眠变得格外好。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我会带着满足的心情睡上一个午觉，到暮色将至时醒来。这种懒散似乎是受了当地人的传染，在北京时，我总是处于一种焦躁之中，但加蓬弥漫的闲散气息，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

这种平静令我想起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所写的：“……短暂地中断蚁窝似的活动，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本质和继续存在的本质，在思想界线之下，在社会之外之上，思考哪条道路使人类具有特权，使自己的存在具有价值。”何为人类的存在价值？也许以都市人的标准衡量，他们的生活并无价值。加蓬的大多数人住在简陋的草棚中，没有电器，没有汽车，也没有丰富的食物，现代文明似乎与他们无缘，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却是恬淡的。对于外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生活只是比蛮荒之地稍微开化，但他们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与自然的极其协调，他们不会修建水渠改善灌溉条件、开垦大片土地耕种充足的粮食，或是一天到晚不停工作只为了购买更大的房子。他们与自然毗邻而居，满足于所拥有的一切，惬意地接受自然的给予，并心甘情愿地向自然妥协。

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晒太阳，偶尔会到简陋的咖啡屋喝上一杯啤酒，每到周日，全家人会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到最近的教堂做礼拜。他们表达自己的情感直接而热烈，对陌生人有着不设防的热情。我在马科库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个大明星，你像明星一样闪耀。初次听到这样的夸赞，没有人不飘飘然，但随后你就发现，他们对几乎所有异性都使用这一套恭维，如果真的相信了，会成为笑话。

对于爱情，他们也遵循心的指引，没有现代社会繁文缛节的束缚。这里不存在法律婚姻，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住在一起，甚至生儿育女，感情逝去可以马上分手，没有牵绊。一位儿子在马科库医院接受疝气手术的男子告诉我，他一共有10个孩子。看着我向他投去吃惊的眼神，站在旁边的他的第二任女友有些羞涩地向我解释，其中有两个是她的男友和另一个女人生的。而我采访的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年轻人则告诉我，他与女友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可如果遇到其他喜欢的姑娘，他还会继续追求自己的爱情。

长期以来，非洲一直予人贫困落后的感觉，很多地区长期处于饥饿。这既有历史遗留的曾被西方国家掠夺的原因，有部族、宗教的原因，也与非洲人的这种随心所欲、及时行乐的心态有关。他们就像草原上的野生动物那样奔放，不为规则所限，饿了就捕食，饱了就睡觉，跳脱于现代社会的法则。他们不似中国人，有着极度隐忍的性格，小心翼翼地生活、盘算，为了获得更多而不停劳作。

列维年轻时曾在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游历，《忧郁的热带》便是他对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的经历的记载。

他记叙了那些生活在原始丛林里的部族令人惊叹的生活，他们面临的恶劣的自然环境，骇人听闻的生活习俗。作为现代人，我们完全可以用猎奇的眼光来观看这一切，嘲笑这些原始部族的蛮荒，或者满足于从牙齿武装到脚的现代设备、精致生活，但就像列维说的：“人类除了在最开始的时候之外，从来没有能创造出任何真正伟大的东西。不论哪一个行业或哪一门学问，只有最开始的起动才是最完全正确有效的。其后的所有作为，都深具迟疑、多有遗憾，都是试图一步步、一片片地再掌握那些早已抛在脑后的事物。”身处现代、随时随地抛弃自己的传统换来所谓发展的我们，难道就比执着于敲打用于狩猎的石箭的印第安人，全身只把私处遮住的吐比卡瓦希普族人，或居住在草房子中的加蓬人更为文明吗？

四

加蓬并不缺乏中国面孔，生命力顽强的中国人将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莫言曾笑言：“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华人到不了的地方。”老孟是其中一个，大连人，已经在加蓬待了三年，所做的生意是把中国义乌等地生产的廉价鞋帽百货等进口到加蓬，再把加蓬的一些特产倒腾到国内赚取差价。他的商店坐落在马科库的中心街道上。

某个悠闲的午后，我搭乘基地的采购车，前往老孟的商店。从我们居住的旅馆一直往前就是马科库的中心街，这是马科库最繁华的区域，有商店和农贸市场，还有饭店和酒吧。街道的路况很差，大部分是土路，一旁的建筑也都很简陋，像中国某个边境小镇。但这里却是马科库的CBD（中央商务区）。

老孟的商店就在农贸市场旁边，大约40平方米。店里面堆放着各种物资，都是中国产的，品质不怎么样。不过据老孟说，这样的产品在加蓬很受欢迎，尤其是人字拖鞋，马科库差不多一半以上男人脚上的拖鞋是中国产的。留意了一下街头的行人，发现真的大多数都穿着拖鞋。也许是因为这里一年四季天气炎热，拖鞋更为方便吧。很多人还穿着印有名牌logo的T恤衫，仔细看，做工和面料都很粗糙。

老孟大约40多岁，皮肤因为长期被非洲的紫外线照射变得黝黑，看起来憨厚的面孔下有着中国人的勤劳、精明。医疗队来到马科库后，老孟就毛遂自荐当了志愿者，不但将车借给炊事班，遇到活动还充当翻译。没多久，他就和医疗队上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老孟的家离市中心不远，是一溜建得还不错的平房，共4间。这样的房子看上去很普通，但对比很多加蓬人住的草搭房子，这已经算是豪宅了。院子里种着茄子和辣椒，老孟说，这样的蔬菜在加蓬是没有的，非洲人不会也不愿意付出过多的辛苦从事种植，他吃的很多菜都是自己种。让我惊奇的是，他竟会磨豆腐，院内设有豆腐坊。我们来后，他给我们送过几次自己种的茄子还有豆腐，味道不尽如人意，但能在异国他乡吃到故乡的食品，已经让人欣慰。

老孟不光经营百货，还经营木材生意。加蓬拥有面积惊人的森林，占加蓬国土面积的60%以上，其中珍惜的木材品种更是不计其数。最著名的是黑木，长在原始森林中，生长周期缓慢，木质细密坚硬，是一种名贵木材，多被制作成具有非洲特色的工艺品。

中国进口加蓬的木材当然不仅仅是为雕刻工艺品。中国是木材需求大国，却只有20%多的森林覆盖，消耗的木材40%以上要依赖进口，加蓬丰富的木材资源满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的需求。很多在加蓬的中国商人都从事木材生意，将加蓬珍贵的木材源源不断输往国内。一些有实力的干脆自己办厂开采木材。不过，因为商人良莠不齐，木材出口虽然繁荣了加蓬经济，也出现部分黑心商人追求商业利益，将一些不够砍伐标准的木材伐掉，甚至砍伐超过规定面积，引起当地人的不满。

我们临走前的几天，老孟开始在医疗队私下询问是否有人需要象牙，他刚刚听说有人在森林里偷猎了一头大象，一整根象牙只要几千美金。非洲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因此许多动物成了偷猎的目标，对大象的猎杀更是触目惊心。象牙在传统的中国手工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一根好的象牙可以制作成价值连城的工艺品。近年来因为国际社会对盗猎行为的严格打击，象牙价格一路涨高，一根象牙黑市的交易价格甚至可以达到几十万美金。国际社会对于象牙走私的稽查也同样非常严厉，一旦在过关时被发现携带有走私象牙，严重时会被追究刑责。老孟没有在医疗队找到买主，没人愿意以身涉险。

在加蓬像老孟这样的中国人不在少数，他们秉承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以胆色著称，在灰色地带游弋，不放过任何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这种中国式的生存方式令他们在当地立足的同时，也不免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近年来，越来越多身处异乡的中国公民与所在国居民发生冲突。加强国民教育，令国民遵守所在国的风俗、法律，使他们能够与当地和谐共处，也无比迫切地摆在中国面前。

五

从非洲回来三年后，它又以另一种方式闯进我的视野。2012年初的一幕不会有人忘记。当利比亚被战争的阴云笼罩，局势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宣布撤离在利比亚境内的三万名工人。一周之内，海陆空三路分工合作，完成了这次大迁徙。

这场可媲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撤离在令人惊叹中国速度的同时，也使人对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规模大感吃惊。这些撤离的中国人全都是工程人员和建筑工人，分属75家中国公司，在利比亚承建50多个大型工程，负担了利比亚铁路、国民住宅、水泥厂和能源等一系列建筑项目。实际上，中国与利比亚的合作只是中国在非洲贸易的其中一小部分，2011年，中非贸易额已增至1660亿美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200倍。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早有传统，长久以来被形容为亲密兄弟。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中，非洲以中国在第三世界阵营的伙伴、同样受西方压迫的难兄难弟形象出现。中非的友谊起自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当中国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封锁时，非洲成为突破铁幕的重要一环。70年代，当中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时，中国领导人也向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支持表达了公开的谢意。

中非的亲密关系似乎一度因为中国埋头发展经济而有所淡化，但新世纪以来，非洲的众多领导人开始频繁出现在北京，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非洲在中国的战略版图中从未消失，反而更加重要。随着人们对非洲了解的增多，原先被普遍认为充满艾滋病、贫穷、落后、战乱频发的非洲地区，成为一块隐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闪烁着光泽的黑金。显而易见，这块发亮的黑金重又进入国际力量追逐的目标圈。

基于此，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不怀好意。当希拉里·克林顿以严肃的口吻警告非洲各国注意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倾向时，其实也在宣布美国对这片大陆的兴趣。

国际社会恰如人类社会，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一个国家凭借单打独斗难以立足，依靠的是他国的支持。中国需要非洲，非洲同样需要中国给予的帮助，如果说这样的关系背后存在着利益输送，那也是在国力崛起的同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但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多年来似乎从未走出金钱支援的范畴，无论是建设大量基础工程，还是给予无息贷款，其慷慨都未对当地糟糕的人道主义状况有所触及。

不论是将它视作兄弟还是盟友，这片富饶而神秘的大陆，要获得它真正的信任，重要的不仅是一笔笔巨额的援助款项，更要依靠基于同样的利益格局下的互惠。

中国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取决于像医疗队和老孟那样的普通中国人。

第十五章
台北，北京，有多远？

一

Eric是我在英国读硕士时的同学，一个小个子的台湾男人，性子温暾，做得一手好菜，经常邀请同学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他说话时带有绵软的台湾腔，用词也和我不一样，会将海飞丝称为海伦仙度丝，橙子称为柳丁，菠萝称为凤梨，凡·高称为梵谷。这些寻常词语因为音节的不同，显得艺术气质浓厚。在他面前，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粗鄙的村妇，从生活态度到遣词造句，都毫无优雅可言。

硕士毕业后，Eric返回台湾，我则来到北京进入凤凰卫视。自那时起，我身边的台湾人多了起来，有媒体同行和采访嘉宾，也有在北京街头或四处的游历中无意遇到的。他们特征明显：通常衣着整洁，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无论男女均持一口绵软的国语，整体有一种温润的气质。

作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台湾于我并不陌生。《日月潭》是收入小学课本的一篇课文，《阿里山的姑娘》则是每个大陆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到了初中，台湾的流行文化更是影响了大陆整整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流行乐组合是台湾的小虎队，他们最早出现在央视一档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的节目中，三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在节目中且歌且舞。在那之前，我所听到的都是铿锵的民歌式歌曲或是大陆歌手翻唱的港台口水歌。有别于这些刚刚接触外界流行文化、仍处在模仿期的大陆歌手，小虎队散发着由内而外的时尚气息，显得那么特别，一下子俘获了我的心。后来我陆续买了他们几乎全部的专辑。除了小虎队，我还成了林志颖、伊能静、林忆莲的粉丝。和香港的流行乐相比，台湾的流行歌曲少了一些商业，更多元，更有文化气息。罗大佑的歌词厚重，郑智化的谱曲忧伤，陈升的作品颇具文人气质。

初中时，一位与我要好的名叫耿耿的同学也是台湾流行歌曲的忠实粉丝，为了记下他喜欢的歌词，他学会了写一笔漂亮的繁体字。每天的课堂自习时间，我们会一起讨论喜欢的歌词和明星八卦，还会定期交流彼此拥有的卡带。那时候一盒正版卡带是8块钱，后来涨到了10块，盗版带只要5元，但我从来不买盗版，在我心中，盗版是对我喜爱的这些歌手的侮辱。

除了流行音乐，三毛的书感动了我正处青春期、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从那时候起，流浪成为我终生难以摆脱的情结。及至长大后，当我迷恋上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的作品令我欲罢不能。而台湾的娱乐节目，比如《超级星期天》、《我猜我猜我猜猜》也给我带来过无限的欢乐。后来，大陆的娱乐节目大增，主持人和节目设置大都模仿这些台湾节目，但不知为何，我总感觉它们无论怎样包装，都难达到骨子中透出的那份幽默和时尚。

作为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青年，我自认已经了解台湾很多，尽管我还没有到过那片土地。

二

当我进入媒体行业开始和台湾同行真正接触，才发现他们与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才知道我所了解到的台湾只是肤浅的表面。台湾记者的增多，归功于两岸政策的放宽。台湾记者常驻大陆从80年代末期开始，最初最多只能连续待一个月，现已延长至三个月，并且可以申请延期一次。官方出台的新办法又规定台湾记者采访不再需要提前10天申请，同时驻点期间可多次往返，还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因为这些利好政策，更多的台湾媒体进驻北京。

成为一名时政记者后，因为所报道的选题多有重叠，我和台湾记者的接触越来越多。从工作方式上讲，他们专业、敏感，善于从细节挖掘，新闻选题和语态更贴近生活。有时这种贴近在我眼中甚至有些无厘头。2011年，台湾女星大S与大陆某餐饮品牌二代汪小菲爆出热恋并结婚，可说是当时娱乐界最热的新闻。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则花边新闻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格外关注。前台湾中视驻京记者蒋小圆曾向我抱怨，两人的恋爱害她成为狗仔，上司指令她每天要在两人可能出没的地方驻守，并随时关注事态的变化，发回报道。看着这位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张口政治闭口经济的同行竟然变身狗仔，起初我觉得好笑：对我们来说，时政记者最该关注的是影响国计民生的热点事件及政治方面的动向，这样的花边新闻确实有些难登大雅之堂。但与台湾媒体接触时间长了，发现在台湾记者眼中，这样的花边甚至会比领导人的会见更重要。大陆的媒体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台湾记者往往从细节入手，一瓶酒、一件衣服、一个神态都可以成为新闻，用词造句非常鲜活，不局限于语法和常规，完全贴近口语。曾有一位台湾同行在奥运会期间就水立方外墙中一个泡泡晚上没有亮灯而专门制成一条新闻；另有一台湾同行报道两岸两会会谈时，从晚宴桌上摆放的酒名和宴会厅的名称联想到两岸之间关系的发展，甚至由两位领导夫人的服饰扩展到严肃的两会会谈，想象力之丰富令我慨叹。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加深，我发现台湾媒体的风格很大程度上由岛内激烈的媒体竞争决定，对于收视率的追求，令媒体绞尽脑汁迎合观众的口味，力避大而无当的报道。

台湾媒体人与官方的互动和强势更是令我吃惊。2008年，我与其他同行一起到首都机场拍摄台湾海基会秘书长张树棣来北京参访的新闻，媒体之前并没有与他约定采访，大家都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飞机落地后，台湾“中央社”记者张铭坤打通了秘书长的电话，舟车劳顿，秘书长起初不愿接受采访，但在张铭坤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同意了。采访结束后，我问他何以如此强势，连堂堂海基会秘书长都要让他三分，他耸耸肩膀：“如果他不接受采访，那我只好乱写喽，因为给了他说话的机会了。”

张铭坤说得轻松异常，对面却是惊讶得张大嘴巴合不拢的我。虽然知道他是一个专业的记者，并不会做出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这样讲只是开玩笑，但毫无疑问，台湾记者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的那种强势，确实是事实。台湾同行尤其是跑时政的记者与官员互动频繁，即使采访领导人马英九，也并不算太难的事情。和官方的良好互动也促成记者和官员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驻京记者王铭义的新书发布会，甚至可以邀请到台湾地区时为副领导人的萧万长出席。而大陆记者尤其是时政记者与官方打交道仍有难度，普通记者和高官成为朋友更是凤毛麟角。虽然大陆官方逐渐在改变封闭的思维，越来越愿意和媒体打交道，但仍不能做到完全敞开大门，申请采访要向宣传处提交采访提纲再经层层审批，遇到一些敏感话题，想要约到官员的访问，更是难上加难。

三

如果说，与台湾媒体同行的接触为我了解真实台湾打开了窗户，2007年的台湾之行则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片土地。当时两岸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式的台湾旅游还未获官方批准，不过，实际上它已悄然进行多年，只不过所耗时间成本高昂，需要出境转飞第三地，再从第三地前往台湾。

准备好包括收入证明、银行存单等烦琐的资料，提交旅游申请时，旅行社又反复向我们强调要隐瞒媒体人的身份，一旦身份暴露，很可能会遭到拒签。

终于拿到一张薄薄的印有青天白日旗、护照大小的证件，这张简易的入境许可证成为我们获准进入台湾的凭证。

那次的行程包括台湾5个城市，台北、台南、高雄、淡水、花莲，我们将沿着整个海岛且走且游。

导游是个儒雅的中年人，个高体瘦，身着风衣，仿佛琼瑶剧中的男主角。一路走来，他总是用绵软的台湾腔不紧不慢地介绍当地的历史掌故，遇到需要购物的行程，会默默守候在一旁，游客买也好不买也罢，表情如常，让人讨厌不起来。和国内的导游相比，总感觉他哪里有不同，后来看到新周刊的“民国范儿”专题，他身上的气质大概就是这种范儿了吧，简单说，既有现代性的一面，又保有中国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和唐诗宋词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大陆像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充满了野蛮生长的活力，台湾则像一个中年，沿着自己的步伐行进，平实中带有一些淡定。除了台北，在台湾看不到太多的高楼大厦，很多楼房的外立面是一种质朴的灰色，透出岁月的痕迹。街道和建筑都保持着干净面容，绿树和花草常常点缀其中。姑娘们化着精致的妆容，身着得体的服饰，穿梭于城市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里也是机车的世界，到处是戴着头盔骑机车的年轻人。也许因为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随处可见日本留下的痕迹，很多酒店房间采用榻榻米式的装修，日式料理和日本风格服饰的小店满街都是。

这里的城市，不大，透着烟火气，给人安心的感觉。

从台北出发，某晚我们留宿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或许是两岸仍未开放，大陆的游客在当地仍属稀少，听到我们浓郁的地方口音，无论是前台小姐还是街边店员，都会投来关注的目光。街头有很多时尚的小店，所卖的衣服很多产于大陆，不过价格要贵了差不多一倍。两岸政治的藩篱仍未打破，经济的微风已经抢先一步透过缝隙，吹进了彼此的世界。

小城街头一个类似大排档的地方吸引了我的注意。屋中摆了一张张长桌子，墙壁上挂着国民党的党旗，电视上播放着马英九的宣传片，竟是国民党的一处拉票点。台湾新一轮大选即将在第二年登场，民进党在台湾已经延续7年的统治能否在这次大选中终结，两岸关系又面临着什么变化，成为当时最大的悬念。虽然不似风暴正中的台北那样敏感，但显然政治的触角已经伸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小镇。拉票点有一位老伯悠闲端坐其中，沧桑的脸上带有看透世事的淡定，令我不禁想象他的经历，也许他的背后就有着一段大悲大喜的故事吧。

几年后我读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又想起那位蓝营老伯。当年许多小人物经历生死离别，辗转流落到远方的这座小岛，落地生根，哪一个人背后不是字字血泪的悲情过往？个人的命运从此改变，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国土从此分离，彼此在疏离与牵挂中度过半个世纪。

正是因为那段历史谁也逃不开，旅行团投大陆游客所好，在台湾的行程中特别安排游览蒋介石在台北的行馆士林官邸。对于大陆的游客，只要打上两蒋标记的，总归会受到格外欢迎。

一派浓郁的热带气氛下，当年蒋介石夫妇居住的别墅影影绰绰。从1950年起直到辞世，蒋介石在这里住了26年。

这里曾是重兵把守的禁地，寻常人不能靠近，现在它成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寻觅历史的遗迹。以今人的眼光看，这座两层的小楼也许够不上豪华，但在物资匮乏的当年，已算设施奢华。特别是它内部四通八达可直通“总统府”、松山机场和“衡山指挥所”的坑道工程，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政治权力中心。当年败走小岛的蒋介石，想必曾在这里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

翻开旧相册，晚年的蒋介石面容日益呈现一种慈祥的神态，他已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多年。也许冥冥中已预感到“反攻大陆”的破产，他开始接受上帝的安排，寄情于山水，与宋美龄流连在台湾的各处风景名胜。这对政治情侣越到晚年恩爱越深，常牵手散步，共用一块坐垫，互相称呼对方为达令或达。

在蛰居小岛26年后，他慨然离世，被安葬在台湾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一个景色酷似故乡的地方。

他为台湾之后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台湾实现民主的前提，他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每个家中。”

他的儿子蒋经国则开创了台湾的民主时代，“用专制结束专制”，开放党禁、报禁。经过十多年的民主浸淫，台湾已经成功实现一次政党更替，民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但2007年，又一轮台湾大选临近，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却在岛内搞一系列去中国化，甚至宣布要将中正纪念堂改名，拆除蒋介石塑像。为了对国民党釜底抽薪，还传出要撤走两蒋陵墓守卫的消息，试图抹去国民党在台湾的痕迹，挑战国民党曾经统治的正当性。一场去蒋化运动当时可谓搞得沸沸扬扬。陈水扁这一出身台湾本土，从外形到声誉皆评价不佳的领导人，也许并不是一个能够带领台湾走向强盛的领导者，但却是一个操纵人心、善用民意的高手，在台湾底层民众中有巨大的支持率。

不过对陈水扁的所为，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认同。在台湾猫鼻头公园里，一位偶遇的台湾女性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不喜欢陈水扁，因为他令台湾经济面临崩溃。我问她为什么陈水扁会有极高的支持率，她撇了撇嘴：“那只是一些南部的农民，在中产阶级中哪有那么高的投票啊！”在花莲的小吃摊，我们又和另外一位台湾大伯小心翼翼地探讨政治生态，大伯直言不讳地说陈水扁是一个骗子。

与台湾人聊起本省人与外省人，还有即将到来的大选，尽管政治议题不再是两岸人交流的禁区，但仍能感受到彼此之间对对方政治生态的陌生。大陆对台湾的政治印象几乎全通过传媒获得，电视中的台湾民主大多呈现一种暴力的形态，政论节目中各党派的支持者语带讽刺，不惜以武力攻击对方，“立法院”内男女议员高谈阔论，一言不合就上演全武行，本是淑女与绅士的政治家，那一刻斯文尽丧。不过无论如何，由我们来评论台湾的民主，似乎总有隔岸观火的疏离感。

台湾的民主初始阶段也许伴随着不成熟、娱乐化，但不经军事政变、流血暴动，平稳实现一人一票、政权更替，也说明了很多问题。在台北街头，当导游指着一栋低矮的建筑，告诉我们这就是著名的“行政院”，我们无比惊讶。那只有几层楼高的房子，外表看去毫无内地政府机关常见的威严和宏伟。

微博网友也提到过一件在访台时让她惊讶的事情。在台北的游览中，她着急上洗手间，朋友竟带她到了“总统府”。企业家冯仑则在拜访台湾之后发出，台湾“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的感慨。也许就像龙应台说的：“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而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对台湾人来说，也许并没有感到这些有什么特别，但民主真正的影响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次从台湾回来后，中正纪念馆牌匾上“大中至正”四字被拆除，紧接着台湾大选开幕，马英九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贪腐案爆发，随即被投入监狱，两岸开始恢复商谈。三年的时间，发展却好似超过了十多年。对两岸来说，这三年也恰是新的起跑点，大陆与台湾再次收获了信任与了解。

四

2008年6月，首都机场专机楼的停机坪上，我与其他400位记者已经等候了两个多小时。6月的北京早已是一派夏日气象，太阳投下的灼热气浪让人们无处遁形。与记者们同样焦灼等待的还有大陆海协会的官员。海协会全称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它注册为民间团体，其实为大陆官方的涉台机构，其与台湾同样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始于1993年。在新加坡进行的这次被称为“汪辜会谈”的见面，为走出冷战阴影的两岸关系带来了回暖气象，但当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这段两岸间短暂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2008年，随着马英九在台湾大选中获胜，国民党重新执掌台湾政坛，两个机构间的会谈再次开启，并因中断9年后的重新开启被称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台湾海基会乘坐的澳门航空的班机下午3点左右到达北京，海协会派出了5名副会长到机场迎接。现场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致词，只有大幅横幅和拿着鲜花的礼仪小姐。面对这样的欢迎形式是否不够隆重的疑问，海协会解释，主要是因为两会属于务实的磋商，没有必要搞得非常烦琐，不过停机坪属于专为迎接政要准备的，所以不能说不重视。

这种低调的谨慎似乎也说明了两岸长期中断的交流恢复后的小心试探。实际上，在正式会议召开前，台湾海基会就特别派出一个六人先遣队来北京商讨具体细节，领队是海基会的副秘书长张树棣，随行的有海基会董事长室机要高文诚等。先遣队到达的当天晚上，就和海协会进行了会谈，海协会副秘书长马晓光和国台办法制局局长周宁等相同级别人员出席，将近午夜，双方才算敲定了议程。周末包机和大陆观光客来台旅游是这次两会恢复后首要达成的议题。而两会未来协商的优先议题还将包括扩大小三通、扩大客运包机、海运直航、货运包机、共同打击犯罪、金融业登陆，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等等。

不过这样的议题对外界来说其实早无悬念。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后，频频向大陆释放善意，当年5月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替马英九传话，落实国民党的竞选支票。那次见面，吴伯雄就和当时大陆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要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解决两岸问题，为两岸接下来的发展定下基调。双方当时达成了周末包机和大陆观光客来台的意向。所以两会的举行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更多承担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作用。

海基会代表团到达后，随即前往钓鱼台参加海协会专门举行的欢迎晚宴。两会还互赠礼物，海协的礼物是一个红色中式花瓶，象征血脉同源，海基的礼物则是台湾的一个本土竹雕工艺品，题有“风和日丽”，预祝两会复谈取得成果。

也许是希望凸显这次会谈的经济意味而减弱其政治意味，海基会代表团来北京后没有选择以往常住的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而是选择金融街上的一间酒店。但这种小心而为恰恰说明这一切的不同寻常。随行的台湾同行说，尽管表面看来，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谈笑风生，其他代表也是言笑晏晏，但从台湾出发到北京的这一路上，江丙坤都闭目养神，神情严肃，似乎颇有重任在肩的感觉。

江丙坤的慎重不是没有道理，两岸经历半个世纪的隔膜，官方交流中断近10年，这都决定了前路的不易。

而当钓鱼台晚宴上双方高举酒杯宾主尽欢时，更是不会料到5个月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踏上台北土地进行第二次“陈江会”的时候，会遭遇当地绿营人士的激烈抗议。

陈云林自1949年以来登陆台湾最高级别大陆官员的身份没有为他带来优待，反而激发了更大规模的反弹。抗议的民众不但包围了马英九和陈云林会面的晶华酒店，投掷石块、粪便、汽油弹，造成警方同记者、群众互殴，甚至将这种暴力的发泄蔓延到了记者身上。

跟随大陆海协会前往台湾报道两会复谈的同事陈琳，在面对那一张张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孔时，一向坚强的她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暴力并非毫无预兆，在陈云林到达台湾之前，作为前站的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访问台湾，在参观台南孔庙时遭抗议人士推倒在地。

当我们形容两岸关系时，“同根同源”、“血浓于水”是最常使用的词汇，但在面对海的那一面的同胞时，我们赫然发现，原来对方并不曾投入与你相同的感情，历史造成的嫌隙并非时间可以弥补。我们大张着嘴惊讶于那种仇恨和愤怒的所在，困惑涌上心头：是什么原因让一对离散的兄弟彼此仇恨，重聚时可以挥起拳头？

从举行第一次“陈江会”至今，5年时间过去了，期间已经历了8次会议。当双方强调会议达成了多少项协议，“三通”给台胞带来多少方便，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令台商获得多少利好时，是否也需要思考，在这种经济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同时，两岸民间的交流究竟该采取何种方式？

五

对于台湾，大陆的居民并不算陌生，台湾明星大陆的年轻人耳熟能详，台湾服饰总能掀起大陆一股模仿的潮流，台湾小吃卤肉饭和蚵仔煎风靡大街小巷，台湾人到大陆定居的越来越多，联姻也越来越频繁。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对方吗？

台湾媒体人宫铃，网名胡同台妹，资深媒体人，目前在大陆定居。她曾告诉我，她的很多台商朋友在大陆不敢与当地人接触，因为会有不太善意的言论。甚至她本人在一本有批评大陆内容的书出版之前，也因害怕可能遭到谩骂而经历了两个月的犹豫期。面对我不解的表情，她坦言很多台商对于在大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怀有一种恐惧。

我时常看到听到一些网民甚至是身边朋友对于“台独”的痛恨和鞭笞，对台湾人表现出的对日本的亲近感到反感和不可理解。我也曾是其中一员，为此和台湾朋友激烈争辩，不惜伤害彼此的友情。随着阅历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讨厌别人强加给我任何观念，但其实自己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

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从来不缺乏市场，看看网络上铺天盖地对某台湾女星喜欢和服言论的谩骂就能看出端倪。这种攻击方式不需要成本，目标准确、杀伤力大。这些人通常精力旺盛，对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具有较强烈的本土民族主义信念和激进的思想。那些酣畅淋漓的痛骂起初的确能给人畅快，但痛骂过后呢？事情的本质永远藏在现象之后，除了独立思考，别无他法。

龙应台曾经说过：“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60年。6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所谓的理解就是要了解对方深处最痛的那个地方在哪里。”而两岸间即使经历了这些年的融通交流，真的了解彼此的痛了吗？

台湾赖声川的《今夜我们说相声》系列中，反复提到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宣传语，以及严防匪谍的故事，令人莞尔的同时也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是何其相似。当台湾那边密集地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洗脑时，大陆也在如火如荼地大抓台湾特务，要打过台湾海峡去。时至今日，相隔一千多米的金门与厦门依然一边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另一边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口号，时刻提醒着双方的不同立场。

文化的隔膜似乎更难消融，当大陆人抱怨台湾人的左右摇摆时，却不曾了解台湾人复杂人格背后的厚重历史。

2010年，一部名为《海角七号》的台湾电影风靡两岸，电影描写了一位台湾青年和日本女孩的爱情故事，期间更穿插了老一辈台湾人的爱情悲剧，再加上台湾南部海清沙幼的美景，该片一跃成为台湾票房大热影片，甚至超过了《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与“中央社”的记者张铭坤在网上交流，我告诉他从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台湾对日本的乡愁。张铭坤非常惊讶，说没想到我竟能看出台湾对于日本的这种复杂感情。他给我讲起自己的经历，一家三代的故事就是一部台湾近现代史。

张铭坤的奶奶生活在清朝，裹着一双小小的三寸金莲，是个守旧而传统的老太太。他的父亲成长在日据时代，从小在学校接受日式教育，会说流利的日语，自认为是日本的孩子，成年后因参加“二二八事件”被通缉，后半生颠沛流离，但直到晚年最爱唱的还是日本军歌。到了张铭坤这一代，已经是国民党统治时代，他本人是国民党党员，又在国民党所创办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工作，绝对是深蓝一代。

张铭坤告诉我，日据时代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家，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灌输当时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加之日本刻意美化这样的生活方式，只有一部分台湾人被允许接受，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人对于日本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也进一步神化了日本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一直对日本有一种亲近的原因。

在谈话的结尾，他说：“每个人都喜欢看戏，但是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生活像戏那样大起大落呢？”

为了让我更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他送我一本名为《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陈翠莲曾以日治时期台湾文化协会为主题撰写硕士论文，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是：“这能算是民族运动吗？日治中期以来的政治社会运动被总括为‘台湾民族运动’，但是将近20年的运动诉求中从未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未主张中国统治，既称不上台湾民族主义，也非中国民族主义，如何称得上是民族运动？”当她完成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后，心中更大的困惑变成：“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么？战后初期批判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们，与日治时期中期政治运动者具有高度重叠性，日治时期他们抵抗日本统治，战后迎来了国人统治，却展开更大规模的全岛性反抗行动，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

就像一个从出生起就离开了自己亲生母亲的婴儿，离乱的时代大背景注定了台湾人具有复杂的性格。

陈翠莲总结：“台湾与日本之间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更复杂的‘西洋——日本——台湾——大陆’的多重关联。在政治上，不只是‘日本——台湾’间的压迫、抵抗而已，而是‘日本——台湾——大陆’三者间的拉锯，台湾人在殖民母国日本与父祖之国中国两者间挣扎，虽然抵抗日本殖民，却并未决心自主独立，对大陆存有情感上的依恋。在文化上，也不是‘日本——台湾’的同化、抗拒关系而已，而是呈现‘西洋——日本——台湾’的三级位阶，台湾人希望直接取法西方，越过日本为媒介的二手文明，追求近代化而非日本化，展现出激进的文化改革倾向。”

在与宫铃的对话中，她告诉我，台湾大多数的“90后”年轻人，认为大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地方，一块充满着机会、危险、未知和恐惧的土地、但对他们来说，中国只是一个名词，对之完全没有对祖国的认同感。他们通常会感觉台湾已经发展到了平原期，很难创造机会，而大陆是一个冒险者的天堂，有很多机会。所以，根据一些调查数据，每年暑假，台湾大学生愿意来大陆工作，甚至甘愿接受比较低的薪资。

两岸间彼此真正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最重要的是在充分的了解后，建立彼此的认同，等到有一天，在经济、政治尤其是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接近后，达到水到渠成的融合。

宫铃曾向我提起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位回台湾的小朋友，他是两岸联姻的结晶，既是台湾人也是大陆人，平时在大陆读书，寒暑假就回到台湾。对他来说，两边都是故乡，都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当这一批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所思考的会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不会计较这个东西是从你那里来的，还是从我这里过去的，那都是他的，因为他的父母就是两边的。我相信那一代孩子长大以后，会非常好地解决两岸问题。”

跋
在这里读懂记者

刘春

离开凤凰卫视两年多了，尽管很多朋友仍称呼我为“春台”，但是凤凰乃至电视界对我已经越来越远了。我做了近20年电视，又在凤凰做了11年电视策划和管理工作，本以为自己这辈子注定和电视联系在一起，没想到仅仅是一个离开的决定，一切便迅速成为背影，我的工作、专业视野甚至社交圈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让我诧异之余，也感受到人生与历史的某种残酷。

这两年，我一直想写一本与电视有关的书，算是对过去的告别，可惜，由于忙碌和懒惰，始终未能如愿。所以，看到雷宇这本书，我一是感到亲切，这里面所讲述的人和事我大多熟悉，它把我重新拉回往昔的记忆中；二是佩服和惭愧，记者的工作是忙碌的，但雷宇也好，闾丘露薇也好，居然能在繁忙的业务中笔耕勤奋，佳作频出。相形之下，我实在太懒了。

感谢雷宇，让我重新回到电视回到凤凰。我2000年从央视辞职去凤凰。当时央视真是兵强马壮独步天下，仅仅我所供职的新闻评论部，其聚集的人才恐怕就超过国内的任何一家电视台。所以当我步入位于香港红磡的凤凰总部时，看到拥挤的办公间和狭小的演播室，内心的反差感非常大。此后，我有幸赶上了凤凰的喷发期，凤凰资讯台成立了，“9·11事件”的直播名满天下，我开始对凤凰的栏目进行改造，一个个优秀栏目先后推出，《凤凰大视野》、《一虎一席谈》、《冷暖人生》、《社会能见度》、《文涛拍案》等，一个个优秀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先后涌现。从2002年到2007年，凤凰以创新的姿态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电视节目，这些栏目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基本奠定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基本格局。今天，我在互联网领域摸索实践时，最经常怀念的就是两段时光：20世纪90年代的央视和那一段的凤凰。创新的事业艰辛而快乐。

其实，我在凤凰最少参与的，反而是新闻报道。2003年，刘长乐总裁希望我担任资讯台副台长，深度介入新闻的管理工作，我因为偏爱纪录片和人文历史节目，还是选择留在中文台。所以，我对记者的工作并不熟悉，除了在差旅单上签字外，记者站的工作我基本不介入。我印象中的记者站就是忙碌，一早办公室里跑动的身影都是记者，傍晚的办公室，也数记者们最为忙碌，他们要为晚上的新闻赶制节目。我和记者们交流很少，主要怕耽误他们的工作。所以，我对于雷宇的工作情况与新闻实践，也没有深入了解。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和她第一次谈话，她非常腼腆。此后，她的几次出色的灾难报道，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雷宇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凤凰记者的精彩人生，也从自己的经历中告诉我们记者是怎样炼成的。做电视人，非常辛苦，收入不高，但电视这个职业还是充满吸引力，我想原因有两条：一是电视记者必须永远在现场，因此他是历史的目击者、见证人和记录者。二是电视工作又是一门艺术，对于影像叙事艺术的探索，让电视的摄录和编辑工作充满挑战引人入胜。从雷宇的讲述中，我们看到她如何一步步成长，在熟悉凤凰的报道风格后，如何从职业走向出色。我们还看到一个记者是如何进入现场，如何获取新闻信息，如何一步步逼近真相。而在记者的工作中，我又觉得几种报道特别刺激而精彩：重大历史事件报道，这时的记者是历史的一部分；突发事件报道，这时的记者是新闻的目击者；调查类报道，这时的记者是真相的揭秘者。在雷宇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几类报道的艰辛与精彩。今天，新闻报道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新媒体崛起，自媒体正在发展，社交媒体的发达也使得新闻来源更加多元化，很多平面媒体的新闻报道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电视新闻报道依然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影像报道的专业性与现场性。所以，雷宇把这本书命名为《现场》。

近年来，我看了很多外国记者写的有关晚清和民国的著作，记者的职业素养，使得这些著作非常真实，具有极高的社会学价值。记者写的著作，除了对于个体人生和专业经历的讲述外，往往传递来自历史现场的真实材料和直接印象，往往追求材料的翔实与具体，让自身的价值判断变得非常结实可靠。雷宇这本书也是如此，我看这本书，除了回到往昔的亲切感，除了看到一个电视记者的职业成长与专业追求外，还看到很多具有社会学价值的现场讲述与历史记录。我们正在目击的，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正在记录的，都会成为历史。玉树地震、襄汾溃坝、拉萨“3·14事件”，等等，这里记录的每一个事件，都会成为未来历史研究的案例，而作为一名电视记者，作为细腻的小心翼翼的历史材料收集者，作为一名永远充满疑问与思考的记录者，作为一名温良悲悯的女性讲述者，雷宇对于这些事件的记忆与讲述，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历史文本价值。若干年后，人们会像阅读那些外国记者的民国记录著作一样，也会在这本书里阅读我们这个时代，触摸我们这个社会。

祝福雷宇！祝福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