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知识的危机

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知识的新的提升和变化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在我执笔写下这篇序言的那天（2010年6月2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头版的6条新闻中，有3条恰巧都如我的小标题所言：“知识面临危机！”

在我随意选择的这一天，这份被称为“记录纸”（The Paper of Record）[1]的报纸的头条，用了长长的篇幅，探讨了英国石油公司（BP）钻油平台的故障保护机制何以会失效，从而污染了墨西哥湾的原因。1 5位作者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全封闭闸板防喷器”（“两块坚固的切削装置……能够割穿钻管，封住油井挽救局面”），它怎么就差一点发挥了作用，以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文章扎扎实实无懈可击，对设备失效的那些时刻的描写细致入微，对石油行业抛出的那些借口予以了广泛的审视，并且也对因管理机构松弛而产生的内部流程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颇具争议：故障保护机制，虽然听起来万无一失令人放心，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2]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能是BP的石油泄漏问题，但它真正的主题，其实是专家知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文章试图告诉我们，我们本可以为阻止灾难做些什么，但是要想知道哪些事情有用实在是太难。人类的完美理论和理论的实际缺陷之间，存有多么大的不可避免的差距？我们的知识中，有多少是依赖于我们愿意去相信的东西？有哪些制度性的偏见，阻止着我们按照自己的所知去行事？对那些腐蚀知识的力量，能否予以阻遏？还是我们早该意识到，知识向来都被政治和贪婪所贬损？

这篇头版文章下面，是一项对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3]的档案的调查报道。调查表明，厄普代克对自己小说中的场景做了详细研究，从丰田特许经营店的销售数字，到佛州汽车牌照的样子，每一项细节他都力求准确。厄普代克一向非常注意自己在公众之中的形象，用文章中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一个人把关的封闭社区”（a one-man gated community）。但是档案中透露出了厄普代克私人生活的大量细节，他保存下了自己所有的信件，甚至连他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期间小测试的分数单都留着。这一切好像表明他准备好了在自己死后向世人端出一切。档案所展现的厄普代克，和我们自以为认识的那个厄普代克，两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例如，厄普代克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他几乎不怎么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档案中看到的他，却是一个会一丝不苟地修改自己手稿的作家。²

故事虽然是讲约翰·厄普代克的，但却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一旦艺术家们不再留下书面记录，我们将如何去理解他们？正是厄普代克收集和保存的这些书面记录让我们看到，他虚构的小说其实是深植于他对事实的研究基础上的。而且，正是他笔记下的这些勾勾画画，让我们看到了他在那些貌似毫不费力的著作后面，其实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而，当作家们的草稿、标注都消失在虚无缥缈的比特洪流中时，我们将依赖什么去理解作家们？没有这样的记录，我们怎么能够观察到——正如《纽约时报》所做的那样——厄普代克在早期的信件中，对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其实甚少关注？而假如个人的档案以后变得如同老化的硬盘上的那些磁性一样脆弱，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通过观察里面没有提到什么，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更多？

这期《纽约时报》头版的最下面，是一篇特稿，讲了世界杯时一个足球运动员通过假摔来获取任意球机会的故事。³文章指出，其实只要裁判去看一下视频回放，就能很容易地逮住这些“演员们”，不过那就会牺牲掉这项运动的流畅性和自发性——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国际足联都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篇特稿视为一个体育故事，但它同时也讲了知识在我们如今这个世界扮演了何等复杂的角色。准不准确，到底有多大关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专家们介入，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裁决？人类知识的不可靠，有什么好处？我们愿意让专家们涌入每一个字面或者比喻的领域（literal and figurative field）吗？专家的意见难道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就让事情存有一丝模糊、一丝未知，会不会也带来什么益处呢？

事实上，这三篇文章尽管来自生活的不同领域，却都是我们关于知识的漫长争论的一部分。自从人类相信将可信的观点与单纯的意见区分开来是有益的之后，这25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当然，尽管争论从未停止过，我们知识系统的基础却定义得非常好。尤其是对那些伴随着数字化成长起来的一代而言，以下是对我们知识体系如何运转的一个小贴士：

人们努力学习，然后成为专门领域的专家。他们会赢得一些资质——学位、出版物甚或是诺贝尔奖——这些都让我们更加信任他们。他们写书、授课、上电视，让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辛勤工作中受益。他们的一切成果，都要经历和自身领域相匹配的审核程序，从而让我们更加放心地相信这些成果的准确性。随着新的发现产生并被认可，我们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扩大。这是一项需要很多代人从事的任务，我们一步步建造着它，尽管有时候会犯错误，但终究让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如此特别的一种人类能力。而我们的知识体系，正是我们对世界还抱有希望的基础，期待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消弭分歧达成一致，平和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知识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是数字时代却揭示出，那只是纸质时代知识的运行方式。而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通过《纽约时报》的那3篇头版报道，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我们此前关于知识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看法，已经面临了挑战：

在最终被控制住的前3个月中，BP石油泄漏的消息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贴心的页面设计者们还嵌入了视频，周围密布着文本和任何一个其所觉得重要的链接。《纽约时报》的在线报道，则直接链接了原始数据，甚至包括“之前从未公布的行业危机管理者们潦草涂写的笔记”。⁴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万一他们真想在吃早饭的时候顺便成为一个专家呢？每位博主都是广播员，每个读者都成了编辑。

厄普代克的档案，正如报道所说，“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书面记录了”。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每位读者都使用文字处理器来写东西，那些我们写作的痕迹，有可能被我们遗忘在数字垃圾中，不过也有可能，因为硬盘出错，或者在我们不断更新换代，从磁盘换到CD换到DVD换到蓝光光碟再换到以后不知会出现的什么东西的过程中，被丢掉了。

像厄普代克这样的一份书面档案，规模上便于管理，内容上容易被主人控制——这在今天看起来反而显得异样。而当他人在我们留在硬盘上、脸书主页上的不计其数的照片和文字之中搜寻时，他们又能了解我们什么？

世界杯的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裁判不能去看的视频回放，都可以在线与其他足球迷进行讨论，他们的讨论，比球场上专业裁判做出的裁定，事实更清楚而充分。

知识面临的危机，远远超出这3篇《纽约时报》头版文章中抛出的问题的范畴，也绝非只是读者和编辑、作家和他的传记作者、观众和裁判之间的边界模糊那样简单。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下述这些机构都受到了冲击：

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

图书管理员也陷入了一场关于其未来工作的讨论，不仅仅是讨论采用新技术来收集信息的好处，他们同时也在疑惑，与那些拥有资质的专家们相比，该如何去衡量“大众”的专业知识？

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也经历着变化。它们曾经只需要给客户拿出一份闪闪发亮的总结报告就可以了，而现在，它们试着给它们的客户提供拥有多元观点的专家网的入口。

商业领袖们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懂得的知识太多了。他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决策制定过程，这个过程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遍及他们身边的网络的专业知识；他们追随分布式领导力的模式，这类模式在大型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协作项目中已经变得很常见，典型的如维基百科。

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务院也面临着一场内部“战争”，挣扎在旧式的“需要知道”（need to know）文化和新式的“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思维之间。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正在费尽脑筋做出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向公众公开何种信息，公开多少信息。

科学界则发现，他们既从非专业人员身上受益，但同时也面临着保卫学界可信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比较偏执、但能够和教授们获取同样数据的非专业人员的挑战。即使是在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看来，传统的期刊也开始变得像是知识体系的阻碍，因为他们能够刊登的文章如此之少。处于期刊金字塔最顶级的《自然》（Nature）杂志，已经创办了自己的网络版，可以不必受页面所限刊登有价值的文章，来匹敌那些新一代的开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4]，而后者的地位和重要性在近年来已经大大提升。

至于媒体，更是很难阻止它们去讨论未来的前景。到底能对互联网做些什么？网上没有编辑，并且，“旧媒体”被视为充满偏见、自我陶醉。

最糟糕的是，这种知识的危机由于下述对互联网显而易见的重重忧惧而变得难以忽视：互联网就是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切割成碎片，终结了那些长线的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读书了。他们当然更不读报纸了。人人都能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大扩声器，发出和受过良好教育及训练的人一样高扬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再愚不可及。我们在网络上建了一个“回声室”，而且实际上，挑战我们想法的人，竟然比之前的广播时代还要少。谷歌正在腐蚀我们的记忆力，它让我们变蠢。网络钟爱狂热的、偶像导向的业余者，让专业人士丢掉了饭碗。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然而同时，也有一些诸如Politifact.com这样的网站，在认真核查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甚至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仔细、更公开。《纽约时报》的记者乔迪·坎托（Jody Kantor）[5]说，知道博主们会仔细阅读她写的每一个字后，她对工作更加精益求精了。⁵图书馆也在进行新的尝试，利用所有可得的数据——包括读者们提供的数据——从而使得读者们在查找所需资源时比以前省事多了。得益于那些新的协作式技术，以及海量数据发布的新方式，科学也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发展着。至于商界，更是进入了一个管理的新时代，通过从自己的组织的各个角落、从与组织相关的各色人等当中去发现专业人才而颠覆预期。

所以，我们既面临知识的危机，然而同时，也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知识的提升。一方面我们为曾经深深依赖、给我们提供可信知识的机构而担忧；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到一种文化脉动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来自于知识的网络化（the networking of the knowledge）。知识现在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它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机构，都根本不足以装下足够多的知识。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这网络，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人们沟通时的想法中。

知识的网络属性，不仅仅意味着大众在某些条件下也能拥有某种智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事实上，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这也并非是说，网络正在变成一个具有意识的超级大脑；而是说，知识正在变得与网络不可分离。这就等于宣告，完全不可以想象在没有网络的支持下，知识能成为知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学习怎样打造这些聪明的房间，即如何建立能让我们更聪明的网络。这需要特别上心，因为一旦做砸了，网络可以令人沮丧地把我们变得更笨。

获取知识的新方式正日益显性化。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它的成熟态，但它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成形。相较以前，网络化的知识虽然不是那么确定，但却更加人性；不是那么固定，但却更加透明；不是那么令人信赖，但却更加全面包容；不是那么一以贯之但却更加丰富多元。新知识让我们感到更加自然，因为我们对知识的那些老旧理想从来都不现实，虽然我们是经历了文化的网络化之后才能承认这一点。

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知识的新的提升和变化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基于书本的知识体系从来却容纳不下，那就是：世界太大太大了，大到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全部。

第一章  知识超载

现如今，我们将信息超载视为一种文化环境。而令我们深夜难眠的，并非是担忧如此众多的信息会令我们精神崩溃，而是担心我们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

知识的三角形

1988年，知名组织理论家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6]在其就任国际一般系统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eral Systems Research）主席的发言中，勾勒了一个金字塔。此后可以说，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人在世界某处的某个白板上画下这个金字塔。¹这个三角形的最下层是数据，往上逐渐收窄的每一层，依次是信息、知识、理解和智慧。这幅图在视觉上很容易理解：世界上显然有太多的数据，却没有多少智慧。从简单的数字1和0开始，上升至它们代表了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有什么意义，它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洞见，金字塔中的每一层，都从它下面的那一层汲取了价值。

艾可夫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数据—信息—知识—智慧（DKIW，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层级的人。米兰·泽兰尼（Milan Zeleny）[7]已经在之前一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类似观点，而迈克尔·库利（Michael Cooley）[8]则在比泽兰尼稍早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差不多的概念。事实上，1982年，哈兰·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9]仅在他刊发于《未来学家》（The Futurist）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层级，他还指出了这种结构已知的最早的版本：²

我们在生存中失掉的生活在哪里？

我们在知识中失掉的智慧在哪里？

我们在信息中失掉的知识在哪里？

这是1934年T.S.艾略特（T.S.Eliot）[10]在一首叫做《岩石》的诗中写下的段落。而在艾略特之后，以及有关这个主题的商业文章和书籍大量涌现之前，我们还可以在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11]1979年的一首名为《帕卡德的鹅》（Packard Goose）的歌中发现类似观点。³

现在，没人会认为艾可夫、泽兰尼或库利是抄袭了艾略特或是抄袭了扎帕。这种思想，看来具有某种必然性。想象一下，现在是1955年——艾略特写出《岩石》之后而扎帕写出《帕卡德的鹅》之前——你管理着你们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看着IBM的专家们为公司安装50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电脑：IBM650。⁴当时全世界也只有75台这样的电脑，装上它就意味着你站在了世界前沿。IBM650拥有先进的穿孔卡片读取技术，每分钟能够进行78000次加减运算。2011年时一台家庭电脑大概运算速度大概是每分钟3000亿次，不过回到50年代，拥有这样计算能力的一台IBM650来得可不便宜：价格50万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400万美元。⁵这样一台电脑拥有专门的一间屋子、专门的一支维护团队以及专门的着装规定：请穿上白色实验服。但IBM650是台能干重活的机器，买它也可以说是物有所值——它能处理工资单、计算项目销售业绩、管理人力资源数据库等等。

你已经习惯了一种特殊的“阅兵式”——公司高管来参观数据中心的时候对着那装有成千上万张穿孔卡片的盒子惊叹不已。而且，你会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那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价值。但通过处理数据，你得到了信息。信息之于数据，就如同葡萄酒之于葡萄园：那是美味醇厚的经过提取和蒸馏之后的产物。1955年的时候，信息就是那些迅速堆积如山的看来毫无意义的数据的价值。

3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你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从数据中提取出了能填满无数货车的信息。现在，面对着这如山的信息，就和当初面对数据超载一样，你有了同样的疑问：你花了那么多钱来收集信息，意义在哪里？信息本身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不是一项解决方案。所以，你投入了那么多，从那么多数据中提取出了那么多信息，为的是什么呢？你用自己对数据的投入来类比，以证明自己是对的。你在数据上投入了很多，然后从数据中提炼出了信息；现在你期望，能够从信息中提炼出更有价值的什么东西。你得为这个“什么东西”命名。叫它“知识”怎么样？这样，在90年代早期和中期，知识管理开始流行起来了。它许诺企业，将会帮助它们从那些如山的信息中识别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予以分享。

当然，为了让知识看起来像是信息的产出，你就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知识。对于艾可夫来说，知识是将“信息变为指令”（information into instructions）⁶的本事，比如“知道一个系统是如何运行的，或者如何让它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行”。⁷艾可夫的学生斯基普·沃特（Skip Walter）认为信息是结构化的数据，而知识则是“可以付诸行动的信息”（actionable information）。比如，当你决定是不是要穿毛衣时，信息就转化成了知识。⁸米兰·泽兰尼再一次抢了先，他比艾可夫提前数年提出，数据就像是构成面粉和酵母的原子，而知识就像是能够把信息转化为面包的食谱。⁹

好吧。但是当艾略特写下“我们在信息中失掉的知识在哪里”时，他并不认为知识就是“可以付诸行动的信息”。科学家和研究者们所发现的知识，也不是一张食谱。实际上，一大堆毫无关联的事实，根本不能称之为信息。在艾可夫提出知识金字塔之前，当“知识”这一概念最早在人类世界出现的时候，理解世界的能力，是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就，也是我们的命运。知识本身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美有序的整体。因此，在西方，数千年来，都认为知识是极致的美的对象。的确，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尽力去体会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的想法，尽管我们带有凡人的局限；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像是去阅读一本上帝写下的书，他在书中解释了他是如何将万事万物凝聚在一起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12]驾着一艘小船航行了5年，伽利略（Galileo）[13]违抗了教皇的命令，居里夫人（Madame Curie）[14]研究放射性物质，所有人都将追求知识作为人类最深刻的目标。这才是知识在我们文化之中的意义，这和人为的知识金字塔中间那层的知识关联不大，后者认为知识除了令事情办成的有用性（utility）之外再无其他。

尽管如此，DIKW金字塔还是有一点说得非常对，那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理解知识的过程。我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远远超出我们大脑处理能力的世界的呢？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过滤、筛选，要不就是将复杂的事情降低到较为可以掌控的层面。把水流关小，我们就控制住了消防水管；同理，我们有一个复杂的编辑过滤系统，大多数人们写出来的东西被它过滤掉不能发表；我们有一个复杂的管理者过滤系统，大多数发表的东西经它过滤后，没能出现在我们当地图书馆或者书店的书架上；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专业过滤系统，大多数人都被过滤得不知道别的过滤系统中是什么样的情况。知识一直是这样，它简化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信息时代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并且运行良好。我们制造出了计算机，所运行的数据是提前分类好的最基本的信息：姓名、社保号码、出生日期……不管数据库包括十项还是一千项，只有把不在数据库之内的东西一概排除掉，我们的信息系统才能运行。

就连知识本身，也是从一种筛选主张开始的。在古希腊，任何一名公民都可以公开讨论城邦事务，只要他是接受了军队训练的4万名自由男性之一。¹⁰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要不要开战，某人在一项政治罪名中是否清白无辜等——但是这些观点中只有部分是值得相信的。哲学家们注意到了这其中的差别，并且把值得相信的信念发展为单独的类目。柏拉图如此限定：在所有产生的意见当中，知识是这样一种子集：属于这个子集的观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因为正当的理由为人们所信服。第二个条件非常必要，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偶然”的理由而支持某种观点。比如你认为苏格拉底（Socrates）没有教唆年轻人变坏，因为你很喜欢他长袍披身的穿衣方式，那么即使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也不属于知识。猜测、预感有时候也是正确的，但同样也不属于知识。知识对于决定城邦的事务——以及对于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知识的门槛定得高一些。构筑它的，是那些我们可以依赖、可以作为基础、值得去保存和珍惜的信念。这才是柏拉图、艾略特，以及时至今日的我们在说到“知识”时，它的含义。

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导生物，全赖于我们创造出的这些复杂的过滤系统运转良好。但是我们也付出了隐形的代价：我们把知识的门槛定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将一些本来值得思考的观点排除在外，而某些错误的信念——一旦被接受之后——就再也难以驱逐出去，即使我们发现它们是错误的。而且，还有那么多本来可以认识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我们的科学期刊只能刊登这么多文章，我们的图书馆，只能放下这么多书籍。真正的限制并非我们个人大脑的容量，而来自我们一直用来超越我们大脑局限的媒介。纸质工具允许我们将想法写下，但纸既昂贵又占地方。但即使在处理能力强大百万倍的电脑出现之后——你的家庭电脑估计已经比IBM650的内存高30万倍了¹¹ ——知识仍然很难从纸上转移出来，也很难依靠一台桌面机器去获取。

而现在，要是你想了解什么东西，你会去上网。如果你想更广泛地了解你学到的东西，你也会去网上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纸质媒介仍然会存在，但是新的、具有连接性的数字媒介显然更有活力。这可不是说，之前我们在书上画矩形，现在我们换到了屏幕上来展示它们。不是这么简单的转变。将我们获取知识的最古老、最基本的策略予以改变的——是对于知识的链接，是网络化。不再如以往那样，通过做减法，将知识简化到图书馆或者科学期刊上来获取它；我们现在是通过做加法——将任何一种想法，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链接的网络之中，来获取知识。这就意味着，知识已经不再同于以往了。科学界不同了，商界不同了，教育界不同了，政界不同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同了。

信息超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的信息超载也和以往不同了。

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中，向大众介绍了信息超载的概念。¹²他认为信息超载其实是感官超载的后续¹³：当我们面临了太多来自环境的感官刺激时——比方说，当我们听着“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15]的演唱会，同时伴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秀，空气中还混杂着数千根焚香的香味——我们的大脑可能就会困惑，“幻想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¹⁴那假如我们从单纯的感觉刺激升一级，当我们那小得可怜的大脑被信息猛烈冲击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托夫勒指出，研究表明太多的信息能够损害我们思考的能力。当太多信息进入我们的“湿件”（wetware）[16]，就会超过我们的“信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这也是信息科学中的一个术语。托夫勒写道，“当个体面临一种快速变化且异于常规的情境，或面对太多新事物时……他的预测准确度就会大幅下降。他将不再能够作出合理正确的评估，而离开这样的评估，理性行为就不存在。”¹⁵“头脑清楚”取决于是否能够避开信息超载。¹⁶由此，刻画了一种担忧的术语诞生了，也促成了一本畅销书的诞生。

市场很快就捡拾起了这个概念，担心给予消费者太多信息反而会让他们困惑。但是多少信息才是“太多”呢？在1974年的一项研究中，选取192位家庭主妇，每人被告知了16个不同品牌商品的16种不同特性。不过这些信息是简单的二元信息，比如，研究人员没有告诉他们每种食品的热量值，而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这些食品是高热量的还是低热量的。¹⁷然而即使这样，她们的购买选择仍然非常糟糕，也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她们遭遇了信息超载。市场营销人员因此觉得，严格控制销售商们提供的信息，就是在保护具有理性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这项研究作为一项“纯真年代”的产物，令我们震惊。比较16种营养标签上的热量高低就能造成信息超载？那我们一定是生活在一个信息异常金贵的国度。

信息超载造成的各种心理症状也随后被重新命名，其动力纯粹来自那些打造畅销书的市场欲望。因此，我们听到了信息焦虑、信息疲劳症候群、分析瘫痪（analysis paralysis）等等。这些令人衰弱的疾病，都是数据烟雾（data smog）、信息过量（infoglut）以及信息海啸（information tsunami）带来的。我们几乎就快淹死了。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17]1989年出版了《信息焦虑》（Information Anxiety）一书，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举出了这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比如“全世界每天出版1 000多本书”，¹⁸以及“美国每年涌现9 600多种不同的期刊”。¹⁹

而现在，我们只会对这样的数字危险笑而不语。2009年Technorati网站对1.33亿个博客进行了跟踪调查。在这些博客中，每天被遗弃不再使用的博客就超过9 600个。网络上有数万亿的页面，它比任何人所能预测的都要多得多。事实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两名研究人员研究后指出，2008年一年，仅美国人消费的信息就达到了3.6泽字节（zettabyte）。²⁰

泽字节？

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我们必须做些研究才能理解它。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了网络，能够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只需在我们最钟爱的搜索引擎中敲入“泽字节”，然后就可以得到答案：它等于一个千的七次方（sextillion）字节。²¹

千的七次方？

再查谷歌。一个千的七次方是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字节，也就是1021字节，也就是十亿千兆字节（gigabyte）再乘以1000。清楚了吗？

还没有？那这么说吧：一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电子版放到Kindle上，所占空间大小是2MB。一泽字节就相当于5×1014部《战争与和平》。当然，现在让我们看看5×1014部《战争与和平》是什么样的。假设每本书厚6英寸，那么5×1014部《战争与和平》叠起来长度超过470亿英里。而为了更容易理解那个数字，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第一本书的封面走到最后一本书的封底，就是光，都需要走2.9天——这还是在忽略了这个2500亿吨（假定每本书重一磅）的庞然大物所产生重力的相对论效应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换一种方法，如果我们把小说平分成两部分，那么战争部分的长度，等于从太阳到冥王星跑八次；而和平部分则可以从冥王星到太阳跑回来八次。

我们这类人猿目的小脑袋，是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庞大的数字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有个形象的认识，比如一泽字节拉伸开来到底是多长，或者到底有多重，或者我们一天攒一分钱到底要攒多少天。我们观察到的知识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信息数量的大规模增加，还有其他的方面。

其实，对这个我们现在称为“信息超载”的东西，我们已经抱怨了很长时间。早在1685年，法国学者亚德里安·贝雷特（Adrien Baillet）[18]就写道：“我们有理由担心，书籍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大量增加，将会使得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变得如罗马帝国陷落之后的那些时代一样野蛮。”²²不过，这种认为信息会令文明陷入毁灭的想法，在数次的文明劫难之中一直存续下来，倒也令人欣慰。

贝雷特并不孤独。1775年，第一部现代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9]写道：“只要时间世代延续，书籍的数量就会一直增加。”所以，“人们可以料想，这样一个时刻终会来临，那时人们从书中学习东西，都像是从浩瀚的宇宙中直接学习一样困难。”²³而且，担心会被皮面装订的书籍之海淹死的，并非只有法国人。1680年，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20]写到，他担忧“一直在增加的多得可怕的书籍”²⁴终有一天会令我们再也无法找到任何东西。当然，这种担忧并没有阻止他往那多得可怕的书籍之中增添自己厚厚的著作。从来没有人因为担忧书籍过多而放弃著书，从来没有过。

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候。公元前4年左右出生的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21]写道：“一个人拥有数不清的书籍和图书馆，书多到他穷尽一生连书名都读不完，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多的书，对于学生没有任何教导意义，只是负担。”²⁵ 1642年，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22]也抱怨，“书籍已经变得如此寻常……就连最普通的乡下人和妇女，都对书籍熟悉起来。”²⁶

当然，如今看来，上面的那些声音都像是小题大做。他们不过是把自己脸向下淹在了一个小水坑里。在我们的时代，信息超载以超过任何一种最可怕的预测的力度向我们袭来。就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出炉的两年前，研究人员提出的预测还是0.3泽字节。²⁷两年，这一数字以飞天般的速度上升到了3.6泽字节。0.3泽字节和3.6泽字节之间的差别，是地球上所有沙子数目的十倍——尽管这些研究，或许也只是为研究者如何量度信息描画了一条难以想象的鸿沟。

不过没有关系。不管这些《战争与和平》的拷贝连起来有多长，也不管你怀着多么良好的意图，反正这个夏天，你很有可能不会去读其中任何一本。那么，就算它们连起来能从太阳到冥王星跑15个来回又有什么关系？过载的过载，还是过载。反正都要淹死，在10英尺深的水中淹死，还是在1021英尺深的水中淹死，重要吗？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信息量过载而又过载，我们并没有“同比例地”感受到信息焦虑、颤抖或者忐忑不安。信息超载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问题。托夫勒曾指出，在《未来的冲击》出版之后的三十年里，信息超载是一种个人经历的心理症状，令他们感到困惑、失去理性、沮丧不已。不过今天当我们谈论起信息超载，我们不再将它看作一种心理病症，而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环境。而令我们深夜难眠的，并非是担忧如此众多的信息会令我们精神崩溃，而是担心我们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

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我们使用的工具其实是结合了两者。算法技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和处理能力，从浩瀚星云般的数据中寻找出答案。而社交工具则将我们朋友们的选择，作为指南，帮助我们寻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技术将会继续发展。这本书的重点也并非在于技术。相反，我们将会一直追问一个不同的、但却更加根本的问题：这种新的信息超载，是如何影响了我们曾经最基本的认知策略，即通过做减法来获取知识（konwing by reducing）？

如果信息超载一直都存在，那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互联网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23]这样说：“不是信息超载（的问题），而是过滤失效。”²⁸如果我们觉得对信息不堪重负，那意味着我们的过滤器失效了。解决方法是去修复我们的过滤器。舍基还指点给我们一些精密复杂的工具，尤其是那些基于我们的社交网络、通过聚合朋友的意见选择而工作的社交过滤器。

舍基的这个论断，意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旧时代的连续性上面来，并为这场热火朝天的讨论带来一丝平静的声音：我们不应该担心信息超载，因为我们一直都处于过载状态，只是方式有所区别罢了。然而，当我跟他请教时，舍基却毫不犹豫地指出，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这种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网络上。

尽管我同意舍基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在新旧过滤器之间，仍然有另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区别。

如果你在镇图书馆采购委员会工作，每年的任务就是从海量出版的书当中选择少许值得购买的读物。多亏了你，以及你所咨询的那些专业资源——比如那些已经提前审阅了新书的期刊，图书馆的主顾们不会在图书馆里看到那些怪异的食谱、写得乱七八糟的个人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就像报纸的读者不会看到那些用蜡笔写给编辑的疯狂的信。但是很多决定都很难做出。就算你预算足够，你也没有那么多空间装下每一本值得购买的书。这就是传统的物理过滤器工作的方式：他们将一堆东西分成两堆或者更多堆，每一堆都截然不同。

而在线世界的新式过滤器则不同，它们去除的是点击次数，而非内容。那些没能通过数字过滤器的内容仍然在网上，你找到它们所需要的点击次数没有改变；而那些通过数字过滤器的内容，离你的距离只有一次点击。比如，当《巴尔的摩科技新闻观察家》（Baltimore Science News Examiner）的玛丽·斯皮罗（Mary Spiro）在她的博客上贴出“你不能错过的8条播客”²⁹时，她把每一条播客的链接都放在了博客上。不过，那成千上万条没能通过她过滤的科技播客，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许你需要点击12次，才能找到塞尔默·布林斯约德（Selmer Bringsjord）[24]的“认知科学在超计算时代还能生存吗？”这条播客没能通过斯皮罗的过滤器，但是你仍然能够找到它，而这和图书馆员或者出版商拒绝了一份手稿是不同的。也许关于布林斯约德的搜索结果在谷歌搜索中排在第100万条，但一个不同的搜索引擎可能就会把它推到第一条。就算不是这样，你也可能从朋友的邮件中或者别人推荐的十大榜单中，找到它。

现在的过滤器，不再是过滤掉什么东西了。它们是向前过滤（filter forward），把它们的过滤结果推到最前面。而没能通过过滤器的东西，你也可以在后面看到它们，找到它们。

将这与本地图书馆的做法作一比较。2008年，美国有275 232本书出版，比1990年增加了30倍。³⁰但显然，当地的图书馆，不太可能为了适应书籍的这种增长，而扩容百倍。相反，图书馆只采取了一种非常实际的策略，忽略那些每年都蹭蹭上涨的书籍数目。它们采用的过滤方法就是，对书籍增加带来的知识的巨大增长视而不见。因此，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的读者们，其知识的增加并没有和知识实际的增长保持同步。但是在网上，即使我们抛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搜索引擎给出的结果，也会比我们当地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要多。从我们的问题开始，每一个链接，都指向了另外一组链接，如同瀑布层层叠叠地延展开来。搜索“信息超载”这个词组，谷歌给我们列出了300万条结果。³¹

一直以来，知识都多得令我们难以全部了解，不过，现在这个事实狠狠地甩在了我们面前。现在，我们知道了，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都知道的。而这也产生了一些后果：

首先，虽然无可奈何、但也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旧有的机制已经无法满足过滤要求，因为现在的任务过于宏大了：镇里图书馆采购委员会需要增加多少人手，才能过滤网上数万亿的页面？我们需要的，是新的过滤技术，能让这海洋般的信息洪流不再仅仅依靠厨房里那小小的滤网来过滤。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过滤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社交过滤，它们借助于我们社交网络中那些明显或隐晦的选择，为我们挑选出最有用的、或是最有意思的东西。这些技术，简单的如脸书网站的点“赞”功能（或者Google+的“+1”），朋友们借此可以提醒你他们喜欢的项目；还有必应的个性搜索功能，基于你在社交网站如脸书上的信息来提供个性化搜索结果；复杂的则有如亚马逊的算法推荐，通过将你的网络行为与其他人的网络行为模式比对，然后为你推荐与你“个性相投”的书籍。

其次，我们每次上网都会遇到如此多的信息，这告诉我们，过滤系统再怎么利用社交网络、再怎么新奇，也没有一个过滤器能够给我们提供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全套知识。因为，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第三，不好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愚蠢可笑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严肃认真地被讨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观点，却被人视为愚蠢可笑而不得重视。当然，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决定权在我们，但是也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绝望，因为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力量，而新的技术、新型的权威机制，却还没有完全定型。网络可能没有让你我变笨，但是看起来它的确让一大群其他人变笨了。

第四，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至少它让我们如此怀疑到——不论何种观点，网络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正如信息超载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事实，同样地，另一个事实就是：分歧永远存在。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就连那些我们最深信不疑的观点，也可能是禁不起辩论的，虽然有证据显示（我们将在随后讨论），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

第五，网络的过滤体系是向前过滤（filtering to the front），这产生了一个比较奇特的后果。图书馆采购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关起门来工作。公众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除非偶尔有争议产生，促使这些过滤过程进入公众视线：为什么不能增加一些西班牙语书籍，或者为什么有这么多男人的传记？而在网络上，新式的过滤器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从最本质上来说，新过滤器就是链接。链接不仅在网上随处可见，它们还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谷歌的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谁链接到了什么。一个博主链接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她。过滤本身成为了内容。

第六，过滤是格外关键的内容。过滤器增加的那些信息——“如果你正在研究超计算和认知科学，这些页面很重要”——本身就是公开的，我们能够看到，而且它们还会和其他的页面以及其他的过滤器链接。新的向前过滤的结果，是一个日益聪明的网络，它们会带有越来越多的触角，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过滤方式，并理解我们找到的信息的意义。

所以，过滤器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以前它们是减少信息量，将没有通过过滤的东西隐藏起来，而现在，它们是增加信息量，将整片信息深海展现在我们面前。就连我们用于处理信息超载的技术，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的过滤结果之外，还有太多我们竭尽全力也无法全知的东西。在知识过载面前，我们再也无处可遁。

新的知识机构

一个越来越无法逃离的事实是，世界太大了，大到我们再也不能全部了解。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在逐渐适应这一点。传统的知识机构犹犹豫豫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知识也开始显现出新的样子：

宽度。当英国媒体面对国会议员们成千上万页的开支报告时，他们不再依赖手边的那几个专家资源，而是采用了“众包”：发动上千名普通读者参与。结果表明，当有足够多的人参与的时候，足够的宽度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深度。（请注意，这对于国会议员们来讲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无边界。评估专利申请不能采用众包方式，因为它需要大众并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因此，当美国专利局（US Patent Office）为其坐困愁城的工作人员耗时费力地审核专利申请而沮丧时，它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征募“平民专家”（citizen-experts），按照学科和行业分类，审查专利发明的新颖性。这个试点项目现在已经变成了专利申请过程中正式的一步。³²

平民主义。IBM最先利用“即兴大讨论”（jams）[25]这一形式，鼓励整个企业员工，无论级别高低和薪资水平，在几天的时间内讨论企业面临的核心业务挑战。这就像是炖牛肉，在里面，牛肉、豌豆和胡萝卜都是平等的。这种讨论为企业创造了全新的业务。

“他人”授证。在科技怪咖网站Slashdot（网站的格言是“为技术狂人提供新闻”），你会看到围绕着当天的极客新闻，各种争论层出不穷，迅速刷新。而在这里，列举自己获得的证书，可能反而会对你不利；如果你不了解你正在谈论的话题，那么一纸证书对你毫无帮助。在Slashdot，最为原始的幽默感，会比卡内基梅隆大学[26]（Carnegie Mellon）的毕业证更吃香。

悬而不决。我们过去依赖于专家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看起来令人惊讶的是，在生物学的一些分支领域，科学家们不再为诸如有机体如何分类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非要得出结论不可；相反，一种新的方式已经兴起，即使对最基本的问题都存在分歧，也可以戮力合作，取得进步。

以上几点合起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知识机构。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一个商界的，一个政界的，体会这些变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杰克·希达里（Jack Hidary）在创建派瑞咨询公司（Primary Insight）时，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业内的领军者——高德纳集团（The Gartner Group）——然后问自己，高德纳没有做的是什么？高德纳是一家专注于科技商业的咨询公司，它雇佣IT领域的专家们，给他们配备工作人员，行业内的公司要想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就必须向它付钱。这些专家们都非常专业、权威，他们不仅提出行业报告，还塑造了行业。依赖于在传统的知识和专业性框架内运作，高德纳成为一家年入13亿美元的公司。³³

希达里此前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一名科学家，他辞了职，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将论文交付同行评审的传统过程已经过时了。一定会有更高效地收集信息、审核信息的方式。所以，当希达里创办派瑞这家服务于金融基金经理的咨询公司时，他没有像高德纳一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全职专家团队，由每个专家负责一个专门领域；相反，他打造了一个拥有数千名兼职专家的网络，能够为每位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这种方式不仅仅意味着客户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建议，同时还意味着，他们会和一群独特的、专门为他而挑选的人对话——这是一种网络中的网络。希达里解释道，后者尤为关键，因为基金经理的竞争优势，就是要了解其他竞争同行所不知道的事情。

此外，和高德纳不同的是，希达里网络中的专家都是兼职的，他们保留了在各自领域的本职工作。希达里认为这样会让他们更有优势，因为如果失去了本职工作，他们也就失去了“真实世界的优势”。希达里没有透露他对客户的收费标准，但它是以六位数计的。同时，他还说，选择他们的新客户“多极了”。³⁴希达里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与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对知识的认识反其道而行之。比如：

他没有选择行业的领军人物作为全职专家，而是建立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的实力来自于它的多样性。

他没有依赖一个人去搜集信息并提供知识，而是建立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扩大、可以随时提供服务的专家和资源网络。

他没有让专家成为一项全职工作或者一项职业，而是坚持所有的专家都卷起袖子，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没有选择发布报告、每位客户都一视同仁的方式，而是永远为客户提供独特的、个性化的服务。

他的专家被人信服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的证书，而是来自于同行们的认可。

如果希达里的派瑞咨询代表的是专业知识机构化的一种新形态，那么贝丝·诺维克（Beth Noveck）的经历则映射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机构：白宫。

诺维克曾在奥巴马（Barack Obama）第一任期的前两年内担任其开放政府计划的负责人。她在构建专业网络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2009年6月，诺维克召集了15人，齐聚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American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华盛顿大会议室里，为的是将AAAS的专业知识与大众结合在一起，为政府行政机构面临的议题提供更好的建议。她的目标是塑造一种新型的机构，能够让专家和业余者都加入，提出问题——有时候能达成共识，但更多的时候是提供一系列更加丰富的选择。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诺维克的专家实验室（Expert Lab）还很年轻，不过已然令人刮目相看。美国两家最著名的也是最为持重的机构——白宫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都意识到，传统的引导和利用专业知识的方式已经无法应对今日的挑战了。两者都认为，旧式的资质认可权威体系过于缓慢，并且将太多的人才排除在对话之外。两者都意识到，有时候理念的发展，速度及时要好于谨慎而确定的变化。两者都承认，那些不一定能达成共识的探讨、分歧，都存在价值。两者也都同意，建立一个松散的网络也是有意义的，在那里可以反复讨论问题，从而碰撞出新思想。简而言之，专家实验室是对一个事实有意识做出的反应。这个事实就是，知识已经变得如此庞大，而旧式的容器再也装不下它……³⁵

尤其是那些金字塔形状的容器。那种认为你可以通过收集数据和信息，然后一级级地简化继而从中提炼出价值的观念，如今看来，失之于过度控制和浪费。派瑞咨询和专家实验室就是对知识过载做出回应的产物，他们将人与观点积聚而成的网络可视化，并为创造知识找到了一个新形态：一个网络，而非一个金字塔。

而且不是随便什么网络。知识正在结为网状——这里的网指的是互联网。在我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所有不同的沟通网络中——它们形状各异；沟通网络历史上曾有过环状的、中心辐射状的、星状的，以及其他更多形状——互联网是最杂乱的。这也因此赋予它最关键的一个特性：在任何一种规模下它都可以运行。早期互联网很小，网络索引只要用一块现在普通笔记本一半容量大小的硬盘就能装下；而现在，网上有万亿的网页。但是不论哪种情况互联网都照样运行。互联网到底能容纳多少内容，并无实际极限；而我们在内容中寻找彼此的关系，能够产生多少链接，也没有实际的极限。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再也不用眯着眼睛假装视而不见，暗自希望能够回到那16种食品的16类信息就让“家庭主妇”们数不过来的日子了，我们终于可以应对知识过载了。至少我们现在有了足够大的容纳知识的“容器”。

当然，互联网能够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边界，知识因此不必非要挤压才能塞进来。没有边界就意味着没有形状。而没有形状则意味着，网络化的知识，缺少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为知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基础。

第二章  深不可测的知识海洋

知识的基础即事实，我们自认为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不可撼动的知识宫殿，但也许仅仅是因为那些大声疾呼的不同意见并没有被公众听到。

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27]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早期的电视名人，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出版社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发行人和共同创办人，而是因为他总是打着整洁的领结，并且有着似乎说之不尽的奇闻异事。

下面这则故事出自于他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

一天，《哈泼斯》杂志（Harper’s）的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28]在其编辑办公室接待一位长相甜美却个性坚决的妇女。这位妇女很想讨论她自己正在创作中的第一本小说。“一本小说应该是多长的篇幅？”她问道。

“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坎菲尔德解释道，“一些像《伊登·弗洛姆》（Ethan Frome）[29]这样的小说，大概只有4万字。而其他的小说，如《飘》（Gone with the Wind），却可能达到30万字。”

“但，普通小说的平均长度大概是多少字？”妇女坚持问道。

“呃，我觉得大概是8万字吧。”坎菲尔德回答。

妇女跳了起来，并欢呼着。“感谢上帝！”她喊道。“我的小说完结了！”¹

当然，她理解错了。但她的询问策略是无懈可击的。她向一个真正的专家询问，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

并且，最重要的是，她可以不再继续询问了。

系统发挥作用了。

当然，这个策略不仅对20世纪40年代那些成为我们取笑对象的、愚钝的妇女有效。面对太多的信息而人类无法全部知道的事实，我们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知识的停止点（stopping points）系统。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很适用于我们用于保存和交流知识的纸质媒介。

让我们回看过去。

如果1983年的时候，你想知道匹兹堡（Pittsburgh）的人口是多少，那么你不会再坐等六年到互联网诞生，而是会跑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会指引你找到一本年鉴，然后年鉴的索引会指引你在上千页的书里面找到一个如针尖般大小的事实。“啊哈，匹兹堡的人口是221.9万。”你自言自语。然后写下来，以便记住它。年鉴的出版商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得到这个信息。而美国人口普查局派出成千上百的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当然，这些人员必须要经过培训，而在这之前，必须建立一个系统，以收集和处理这些人员所搜集到的信息。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调查的成本69亿美元只是指2010年这一年的，不包括其他9年的运作，²或者，以人均成本计算，人均大约20美元。图书馆花12.95美元买一本年鉴。而就年鉴里的各种事实而言，图书馆购买每个事实的成本尚不到一美分。人们通过年鉴查阅到匹兹堡的人口数之后，不再查阅其他资料，只有此时，知识的经济性才变得有意义。假如大家这样认为，“好吧，这个数据也许很接近了，但我不相信它，”然后雇佣自己的人口调查员去重新计算匹兹堡的人口，那么知识的成本就如天文数字。不信任是很昂贵的缺陷。

我们一直很相信年鉴，甚至没有调查它们是如何保证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我们一直认为年鉴的编者已经认真地搜集了信息并且进行了恰当的处理，以保障信息准确性。如果有人质疑你所说的匹兹堡人口数据，回之“我是从最新的年鉴上得到的这些数据”，就很可能会终止这个争论。年鉴的所谓权威性打断了争论。系统再次发挥作用。

当然，如果你所信任的人认为你不应该采用《鲍勃的猜测年鉴》（Bob’s Guesswork Almanac），因为它粗制滥造错误连篇，你可能会查阅别的年鉴。如果有人的生命或巨额的金钱依赖于这一答案的绝对精准性——即，如果答案出现错误的代价是很大的——你会追踪到美国年鉴的最初数据，甚至会雇佣你自己的人口调查员进行调查。但除此之外，你只能接受年鉴的答案，原因在于它经过专业发行、并且作为一种证书放在你的图书馆，以证明其可靠性。这类证书将停止点画上句号。正如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不可能浪费精力从根源调查每个事实的来源一样，我们也没有精力调查每种资质。所以，知识一直是一套停止点系统，其正确性又由无数停止点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运作良好，特别是，这个系统的确立方式能让你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继续得到更多的信息：你可以跟随脚注，或者查阅源自另一信源的人口数据，不需要负担雇佣你自己的人口调查员方阵所需的成本。

我们的环境过于巨大以至于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了解它。知识系统是对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具有智慧性的适应。得到了某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不再询问同一问题的物种，能够进行新的探寻。这个物种会建造金字塔，终有一天，还会打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和奥利奥饼干（Oreos）。这种策略跟以纸本为主的知识搭配起来，可谓天衣无缝。书籍的目的是囊括所有的信息，多到足以停止对书的主题进行探究。然而现在，当我们的媒体可以处理比以前多得多的观念和信息，并且媒体具有连接性（从想法到想法，群体到想法，群体到群体）的时候，我们的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正在改变知识的外观。

事实的历史

1954年，波士顿爆发了很多的脊髓灰质炎病例。病人如此之多，儿童医院不得不在街边进行鉴别归类，面对众多枯坐在车里的痛苦的父母。所以，当次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30]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通过测试，他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但是，索尔克的疫苗的生产是基于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31]在更早期获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1948年，恩德斯及其同事发现了在人体之外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方法。在当时，人们无法看见病毒，即便是采用最强大的显微镜。恩德斯团队确定他们是否成功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唯一方法是，将病毒注入一只猴子的脑部，观察它是否感染了这个疾病，而出现一些恶劣的症状。恩德斯的技术使得索尔克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为可能，并且索尔克因为此疫苗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恩德斯也因其功绩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甚至在索尔克的疫苗被验证为有效之前。³

生产索尔克的疫苗的知识链紧跟着当时最新的医疗进展。然而，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索尔克和其他人取得突破的方式无异于人类最古老的知识进展方式。比如，就跟我们确切地知道病毒及其敌人疫苗一样，古人确信人是有四种体味或者“体液”（humors）的：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粘液。每种体液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化系统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化系统包括器官、体内的液体流动、一年四季、星座的运程和疾病疗法。 如果你的体液不正常，你可能会被送往当地理发馆，进行一次有益的放血或者通便（不要问为什么）。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异教徒”都相信这些关于身体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同周围的环境相结合的知识。近2000年来，人类认为体液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极其重要。

当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你的胆汁并不依赖于你的星座，你的肝并不依赖于你的个性。但即便我们现在完全否定了体液这一想法，但来自珀加蒙（Pergamum）的盖伦（Galen）[32]，康涅狄格州的恩德斯，纽约的索尔克，前者和后两位的出生日期相差了1 800年，都接受同样的假定，认为知识基本的运作方式如下：知识是一个框架，其稳固的根基可以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添加新的东西——如果你已经了解了病毒和免疫系统，那么就可以掌握脊髓灰质炎病。因为我们可以打下稳固的基础，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具备更好的能力，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生存。

当然，盖伦居住的知识之屋（houses of knowledge）和恩德斯和索尔克所居住的有着重大不同。体液论者认为他们的知识基础是稳固且真实的，因为其知识基础能使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到天文学——使用类推法。这个只有在以前说得通，也就是当我们还相信上帝以最美丽的方式命令世界运转的时候，上帝赋予了我们头脑，所以我们才可能欣赏他的杰作，并且我们的头脑（和上帝一样）通过观念联想而运作。因此，发现类推，就是发现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现代人并不认为类推法是一种推进知识的科学方法，否则我们还会相信，正是因为一些肿瘤引发的静脉肿胀令人看起来像螃蟹，那么癌症一定和巨蟹座有关系。我们认为，知识的坚固基础不是类推法，而是事实。古人和我们现代人在如何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方面存在分歧，但古人和现代人都坚信基础本身。

事实就是事实。脊髓灰质炎疫苗是有成效的，这是事实；巨蟹座和肿瘤毫无关系，也是事实。但是，知识之屋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这一想法本身不是事实。这种观念本身有它的历史，但现在正面临一个180度大转弯。

2006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探讨了10年前他成功推动福利改革立法所留下的遗产。⁴他的结论是：“过去10年已经证明，我们实际上终结了我们过去了解的福利，为数百万的美国人创建了一个新起点。”然后，他用以下话语支持以上结论：

在过去十年里，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大幅下降，从1996年的1220万人降至今天的450万人。同时，待处理的福利案件的数量下降了54%。60%不再接受福利救济的母亲找到了工作，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期。我的政府通过“从福利到工作合作计划”（Welfare to Work Partnership）加快了接受福利救济者的就业步伐，超过2万的企业雇佣了110万的福利接受者。福利制度改革被证明是一个伟大成功。

克林顿论证的重点是一系列的事实。如果我们想据理反驳他，我们需要指出这些事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断章取义的，甚至是赤裸裸的谎言。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举出自己的例子。我们可以指出，其实在克林顿的法案生效之前，⁵贫困线一直在下降，并且指出在美国，领取食物救济券的零收入人员数量增长至约600万，原因是克林顿的改革法案切断了其他的现金救济来源。⁶当然，克林顿总统会以更多的事实反击，因为我们是用事实对抗事实（fight facts with facts）。

但情况并非永远如此。在1816年，英国下议院讨论成立一个委员会，目的是调查童工，要求参加工作的儿童最小的年龄是9岁，并且限制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长最高为12.5小时。这遭到了工厂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6岁及以上的儿童就可以参加工作，而且每日工作时长可延至16个小时。支持和反对该法案的辩论都是基于原则和概括，而非事实。“如此法律程序是对父母的人道的诽谤。”柯文先生（Mr. Curwen）说道。他认为父母是判断什么情况对其孩子最好的法官。⁷虽然如此，为了调查真实情况，一个委员会成立了。即便是该委员会委任的专家们——在当时这种做法本身是相当新颖的——也是没有事实证据的。一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律师的艾什利·库珀（Ashley Cooper）作证说，7岁到10岁的小男孩每日工作时长不能超过10个小时，否则会损害他们的健康成长。“针对这种问题，人们必须遵循一般原则指导，以求得答案，”他说道，并指出儿童成长对“新鲜空气、锻炼和营养”的需求。医学博士吉尔伯特·布莱恩爵士（Sir Gilbert Blane）支持这一观点，但他指出：“我没有工厂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的回答必须依赖于一般类推法。”⁸一般原则也许是真实的，一般类推法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现代人知道，这些原则和类推法需要得到事实的支持，我们才能相信它们。比尔·克林顿不能只给我们一些未经证实的格言。

当然，在19世纪开始之前，就有事实存在；在人类初次品尝海水之前，大海就是咸的，这是事实；在我们发现特定病毒之前，它就是脊髓灰质炎的起因，这也是事实。但是，直到相对后来的现代，事实才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

的确，我们直到数百年前才出现事实这一词汇。在公元400年，哲罗姆（Jerome）[33]将《圣经·约翰福音》（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版）第一章第十四节（“and the Word was made flesh”）翻译成拉丁文“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Factum”是指在“想要做的行为（facere，to do）”中“已经做出的行为（“that which was done）”。⁹ 16世纪早期，“事实”一词出现在英语中，意指那些已经做出的行为，但是到了17世纪，事实则指的是更为狭隘的一类行为，正如其在这句话所示，“他被……绞死……在他犯罪事实发生的地方”（1577）。¹⁰事实意指罪恶的行为，所以一起谋杀是一个事实，而金字塔位于埃及则不是事实。由此来看，没有一个词可用于形容现今“事实”一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度过过去漫长的岁月的？

对于现代人而言，事实最有力、最坚固的部分在于个别（如路边有块岩石、桌边有6把椅子）。但是我们的先辈对个别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过身体知觉可以感应到个别，而其他动物亦能如此。先辈们认为，知识不是我们通过生理感觉就可以简单了解到的，因为知识是人类灵魂的一种独特的能力，而这种灵魂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并且如同上帝一般。知觉可以让我们看见个别的事物（这是个浆果，那是只猫），但知识可以让我们明白这只猫和其他猫的共同之处，从而知道猫为何物；知识让我们看到猫的本质。对我们的先辈而言，知识是关于普遍性的——并非是关于这只猫或那只猫的事实。现今关于知识的观点，即知识是关乎个别事物的大量事实，肯定会让先辈们备受打击，认为我们现代人误用了我们天赋的能力。

那么，在19世纪发生了什么，使事实变成了知识的根基呢？过程是曲折的。美国学者玛丽·朴维（Mary Poovey）[34]追溯到16世纪在意大利的复式簿记的发明。复式簿记提供了一套程序，从而使得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只要遵循合适的程序，都可以准确地查看分户总账。¹¹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看向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35]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¹²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比如，当他想了解液体变成气体之后，体积膨胀了多少的时候，他用1盎司的小瓶装满酒精，用可充气的袋封住，加热酒精，直到袋子充满了气体，然后测量剩下的酒精。¹³通过这样的关于个别事物的实验，他就可以提出一个广泛适用于加热液体的理论。

有了特殊性的基础之后，普遍性就与传统上获得知识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转：从今以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¹⁴

再经过一个世纪，我们得出了现代的事实。如果试图理解诸如“事实”这样的基础词汇，20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36]给出的建议是，看这个词汇与什么对比使用。培根当时是将事实与理论对比。但现代意义上的“事实”是从人们将事实与自身利益对比后才出现的：清理烟囱对小男孩的影响这一事实，与上层阶级需要人来清理烟囱这一事实对比之后，富人们自我催眠说，艰苦工作可以磨练小男孩们的性格。¹⁵事实的意义变化使事实与社会地位的中心相联系，因为我们经常互相竞争，协调我们的利益。事实从科学理论的基础发展为社会政策的基础。

如同观看一个展示花朵开放的单格拍制的视频，我们可以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生平中看到事实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他就是生于1766年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37]，其最为人所知的是他1798年提出的著名的警告，即人口以指数速率（即：2，4，8，16，32，64，128……）增长，但养育人口所需的食物却以线性速度增长（即：1，2，3，4，5，6，7……）。他的著名“证据”是：¹⁶

首先，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激情是必需的，并将继续保持现有的状态……

那么就可以说，我的假设是对的，即人口的力量无限地大于地球为人类生产食物的力量。

马尔萨斯并没有费心地收集人口增长和粮食产出的事实。相反，从他所展示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前提下，他向我们提出了一套逻辑推理。从这个逻辑推理出发，他进一步提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不应该供养那些穷困的人，因为无论怎样，粮食都是不够分配的。我们必须提高道德标准，而且要减少生育。

在书的其他章节里，马尔萨斯展开论述了一系列大胆的、未经证实的概括，解释为何地球上的众多人口尚未经历饥荒。即使提及自己的同胞时，他也以明显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方式进行阐述。“上层阶级”（higher classes）没有感到结婚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沉溺于便利的偷情”。¹⁷商人和农民只能等到年纪更大的时候，才有能力负担结婚。工人根本承担不了养家的重任，将他们“少量的津贴分成四五份”，因此也没有过多地增加人口。公务人员如果结婚，将失去他们“舒服的”生活现状。现代研究者看到这些概论肯定会感到吃惊。这些阶层的平均家庭规模是多少？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养活一个有四五个人的家庭需要多少钱？富裕阶层的“偷情”情况有多普遍，并且该阶层的偷情概率如何同其他阶层的概率相比？如果马尔萨斯把他的书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期末论文提交，那么他将会被要求去学习一门矫正方法论的课程再重写论文。

终其一生，马尔萨斯的确重写了他的大作。他于1826年出版了该书的第六版，也是最终版。此时，该书涵盖了丰富的事实、数据以及关于对比研究的合理性的讨论。他比较了不同地区的死亡率，解释了反常的数据结果，并且整体上看，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基于事实的现代研究学者。显然，他的改变部分是由于有了更多可利用的事实。但是事实之所以变得更容易获取，是因为其地位上升了。在马尔萨斯作品的刺激下，以及希望英国社会面对工人和穷人悲惨现实的改革者的推动下，基于事实的知识出现了。在那场政治斗争中，事实要与阶层利益相对比，而不仅仅是与理论对比。

阶级利益的分化在19世纪初达到了最大化。当时上层阶级相信确保他们优渥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安排，对于允许儿童去工厂做工或者派遣5岁的儿童清理只有7英寸直径的烟囱，他们丝毫不感到内疚。1819年，英国下议院想要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雇佣14岁以下的青少年去清理烟囱。当时，下议院议员登曼（Mr. Denman）认为，让这些年轻的男孩做有收入的工作，远远胜过让他们参与“在当下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诈骗和偷窃行为”。¹⁸欧玛尼（Mr. Ommaney）议员也同意，因为他看到，清理烟囱的少年们是“欢乐的，高兴的，满足的”。登曼议员还认为，除了这些身形正合适的男孩们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去清理那些非常小的烟道了。

然而，时代在变化。针对欧玛尼所见到的“欢乐的，高兴的和满足的”清理烟囱的少年们，上述改革法案的支持者们以内科医生提供的事实证据予以还击。医生证明，这些男孩“表现了各种过早衰老的症状”。支持者们获胜。这些男孩受到的痛苦这一事实战胜了先前的设想，即穷人之所以受穷是因为他们本应该如此——这一想法正好支持了登曼和欧玛尼，以及其他的保守者们的自身利益。

清理烟囱的法案只是一个标志，并非转折点。事实的胜利是逐渐取得的。但有一位思想家极大地推动了事实的胜利，他提出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事实，而非基于道德假设或者当权者的利益。他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就是令人钦佩的少数伟大的改革者之一”。¹⁹他在4岁时就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5岁时，他就成为了著名的“哲学家”。13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想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律师。但是，他好奇心旺盛，不甘心只钻研一个领域，除了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之外，他成为了一名哲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实用主义原则：既然快乐和痛苦对所有人而言是同等的激励因素，边沁认为，衡量一项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看该行为是否能够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边沁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社会政策的一个新方法，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指数的方法。

对于政府行为来讲，边沁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假设登曼和欧玛尼的幸福抵不上清理他们烟囱的男孩们的幸福。假设政府政策是以增加整体幸福的实用主义为导向。如果这样，政府必须首先调查清楚所有公民的现实生活状况。政府制定政策需要基于事实。

但如此一来，就反过来需要使用一个近期才受到重视的工具：统计（statitics）。“统计”一词在1770年左右才出现在英语里，源自一个意指国家信息（这也是为何统计一词中包括“stat”词缀）的德语词汇。²⁰统计的目的是独立于观点和结论。它们成为社会改革运动反对利益集团所支持的结论的方法。²¹

19世纪30年代，统计为边沁的主张提供了方法，并且由于受到边沁的影响，议会也委托制作了有关贫穷、犯罪、教育及其他社会关注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分散在有着大量趣闻、采访和统计表格的“蓝皮书”中，虽然统计方法并不符合现代标准，但这些报告为议会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打下了事实基础。蓝皮书同样为流行小说提供了素材，后者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改革运动。²²

这些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家中。最出名的一位当然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38]。但是在伦敦，蓝皮书以飞快的速度进入议会，并受到疯狂追捧，以至于到1854年时，狄更斯反而强烈反对整个基于事实的方法。在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狄更斯让校长托马斯·格雷庚（Thomas Gradgrind）劝诫学生：“‘事实，事实，事实！’”²³格雷庚无动于衷地对他的学生说，他们一定不能用花卉图案的地毯装饰他们未来的家，“‘其实，你们是不能走在花朵上面的，因此也不准许你们在地毯的花儿上面来回走。既然从没有国外的鸟儿和蝴蝶落在你的碗盏上，因此你们也不许在碗盏上画外国的鸟儿和蝴蝶。’”²⁴在狄更斯看来，事实是与想象和艺术相对立的，用它来理解人类生活实在是过于干巴巴。

狄更斯对读者明确说明，他所反对的事实源自政治范围。格雷庚对学生说道：“‘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会诞生一个事实委员会，由事实委员构成，他们会强迫人们变成事实之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²⁵担心这个政治寓意不够清楚，狄更斯还告诉我们，在格雷庚的房间里，有“很多的蓝皮书”。狄更斯在书中指出：“凡是这些蓝皮书能证明的（一般说来，你爱叫它们证明什么，它们就能证明什么），它们都在那儿证明……在那个有魔力的房间里，最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计算，得出了正确的总数，最后得到了解决……好像一座天文台不应开什么窗子，坐在里面的天文家应该只用钢笔、墨水和纸张来计算星宿的运行一样。”²⁶狄更斯对穷人怀有怜悯之心，他12岁时在鞋油厂做工，而自己的父亲因债务入狱。²⁷但是蓝皮书里的事实并没有揭示真相。为了了解真相，你需要深入地、富有同情心地去理解社会不幸者的困境，就像我们读小说时的方式一样。真是无巧不成书！

即使广受欢迎的狄更斯指责人们对事实的过分依赖，但事实的地位依旧继续上升而日益重要。随着“事实调查团”（fact-finding missions）的出现，事实成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事实调查团是现代产物，但早在1893年，《纽约时报》就第一次提及了事实调查团。当时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39]派人调查夏威夷末代女王莉迪亚·卡玛卡依哈（Lili’uokalani）[40]被罢黜的情况。²⁸这些调查委员会成为常规程序则是在1904年之后。在1904年，海牙国际法会议（the Hague conference）成立了第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事实调查团，调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误击沉一艘英国渔船的事件。²⁹此事被称为“多革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俄国向英国支付了赔偿，并且在史上第一次，一起国际争端通过事件无关方——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调查事实真相，而且仅仅通过调查真相这样的方式就得到了解决。

到20世纪20年代，事实调查团已经成为各国间公认的解决争端的常规程序³⁰ ——大概是因为，一战造成1 650万人死亡的事实，证明了解决争端的另一方法并不奏效。现今，一旦事关重大的事情出错了，我们就建立一个事实调查团进行调查，好像这早已是一个自然而然、且由来已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百年来，事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与理论相对，发展到与自我利益相对，再到敌对国家避免战争的方式，事实早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真相——那些不依赖于我们怎么想而存在的真相。记者搜集事实，年鉴汇集事实，棋盘游戏测试我们知道多少事实，专家根据以往赛季成绩的事实预测整个棒球赛季的结果，政府以无情的事实评估为依据，准备部署世界末日大决战般的武器。事实触底了，而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达尔文的事实

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41]发现一只他从未见过的小鸟在“轻轻拍打着沉重的翅膀低空飞过”。当小鸟飞过他的头顶时，梭罗在鸟的翅膀底下发现两个点，然后意识到这是一种鸥。“发现一个新的自然事实的感觉真是太棒了！”³¹梭罗像鸟一样叽喳叫。一个新的事实被发现了：这只特别的鸟原来是只鸥。梭罗的事实是事实的最基本形式：某个“此”是一种“彼”。

但是梭罗对那只鸟的识别并不是那种能推动知识进步的事实。它并没有以可感知的方式增加我们对鸥及其翅膀、甚至其斑点等方面的知识。梭罗没有那么有抱负。正如美国作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42]在梭罗逝世时所写的悼词中所叹息的那样，“梭罗不想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而只想做一个黑果党的头目”。³²

当梭罗在捡拾黑果时，查尔斯·达尔文用了7年的时间沉浸在无脊椎动物蔓足亚纲——藤壶的小世界中。研究的结果是两卷干巴晦涩的书——和他之后于1859年出版的惊世之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相似之处寥寥——通过不厌其烦地列举事实，描述了这些小动物们不可胜数的细节。但是这本书所提到的某个“此”是一种“彼”，相较于梭罗的发现就前进了一大步。基于事实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达尔文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模式被证明非常有效，所以才值得达尔文用7年时间忍受在餐桌上闻这种死了的甲壳纲动物的臭味。

达尔文关于藤壶的著作源自对一个细微但却持久的事实的偶然发现。1835年，在提出伟大的进化论之前，达尔文还是一个年轻人，乘坐“小猎犬号”（Beagle）周游，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43]上动植物的细微变化。在那里，他在软体动物的壳里发现了微小的藤壶寄生虫——这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它们通常依附于石头上。在进一步检查这些寄生虫时，他发现了一些外表看起来极其类似甲壳纲幼虫的小幼虫。软体动物和甲壳纲动物属于截然不同的物种，那么为何软体动物会产生出甲壳纲幼虫？达尔文将这一疑问搁置归档，直到1846年。在接下来的7年里，这一问题一直吸引着他。

说为这项工作煞费苦心仍然太低估了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以针状的解剖工具和放大设备作为研究设备，但其细节是以一个宏大理论为指导的。达尔文认为有机体是逐渐进化的，这个想法指引着他去寻找有机体之间的连续性。于是，他研究雌雄同体的藤壶，发现其雄性器官“不同寻常的小”，小到他可能“根本辨识不出来，倘若我没有坚信我的物种理论，即一个雌雄同体的物种一定是通过几乎察觉不到的阶段逐渐演变来的。”³³

达尔文第一本关于藤壶的著作有370页，事实上只阐述了一个事实：藤壶是甲壳纲动物。要是你坐在瓦尔登湖畔思考这个世界，然后把要换洗的衣服带回家让母亲和妹妹洗（梭罗就是这么做的），那么这个事实就不可能被发现。³⁴达尔文发现这个事实，需要从英格兰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仔细检查有寄生虫的软体动物，取得多个物种的样本，进行7年严格的解剖，再加上一个能改变世界的物种起源理论。

发现一个全新的自然事实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回到现代，人们碰到各种有关品味偏好的问题，会向Hunch.com网站寻求帮助。我应该参观哪座城市？万圣节我应该装扮成哪个人物？今晚我应该做哪种中国菜？Hunch.com会根据所有用户之间波动的、重叠的相似之处，提供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答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Hunch.com必须十分了解其用户——要掌握足够多的用户信息，所以像传统做法那样要求用户填写一个问卷（“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政治倾向：左派，中间派或者右派”）已经远远不够了。Hunch.com正在寻找一种事实，一种会让达尔文、梭罗，乃至大多数人们在几年前都会感到困惑不已的事实。

我第一次浏览这个网站时，想知道我晚上应该看什么电影。Hunch问了我很多与电影无关的问题。我的饮水杯是不是正面朝上放置？我喜欢穿跑步鞋，靴子还是凉鞋？当我丢掉一张纸时，我是否把它揉成一团？我曾经摸过海豚吗？从我开始使用该网站，我一口气答了334道题，主要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令我感到出乎意料的好玩。根据我的回答，Hunch向我推荐了电影《28日》（28 Days）、《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和《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Hunch获得了我的数据。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在其他用户提供的数百万个答案的语境下，再来分析我的回答。这种分析纯粹是统计型的，采用了一种19世纪的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不可能预料到的方式。这种分析方式不支持哪一种理论，而且也没有产生任何理论。Hunch不会知道人们——比如那些喜欢在沙滩上穿凉鞋的人以及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吹过蒲公英的人——为何会喜欢以上四部电影。它并没有一个假设，也没有进行猜测。它只有统计相关性。

Hunch的事实——我如何放置我的饮水杯，以及最近我是否吹过一支蒲公英——与达尔文的事实相对：

达尔文的事实来之不易。他用了7年的时间发现藤壶就是甲壳纲动物。在Hunch网站，你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回答12个问题。一般用户大约回答150道问题。在Hunch网站，事实很快就能获得，同时也是有趣的。

达尔文的事实集中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他想弄清楚藤壶是何种生物。Hunch的事实则是有意识地不去设限。这一刻你还在回答你最喜欢瑞典组合ABBA[44]的哪首歌，下一刻你就需要回答你是否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Hunch需要广泛而细致的答案，以获得有用的结果。

达尔文的事实总体上涵盖了某种有限的话题。在370页的书中，达尔文仔细阐述了关于三种藤壶的所有相关事实，然后提出了他的论断。如有可能，没准他还会写更多页，举出更多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终归有一个开始和结束。封面封底之间的部分，就是他的论断。Hunch的事实则没有“涵盖”任何东西。在最初上线的7个月中，该网站收集到了7 000多个不同问题，几乎都来自用户。唯一的停止点是你对回答这些傻气的问题感到厌烦的时候。不过即使这样，你仍然可以返回去回答更多的问题。

达尔文发现的事实，早在他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雌雄同体的藤壶早在达尔文发现之前就有微小的雄性器官了。至于Hunch是在发现事实还是在生产事实，则尚未清楚。在棉花糖和鞋油之间，我更喜欢前者，这确实是一个关于我的事实。但因为我之前从未这么比较过，所以感觉上，这个事实在别人问我之前又并不存在。如果我从未摸过海豚可以算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从未接触过一个克林贡人（Klingon）[45]也必须算是事实，或者我从未摸过紫色的酸橙，或蓝色的酸橙，或格子图案的酸橙——无数这类在别人问我之后才存在的事实。

达尔文例子中事实的浮现，是因为他有一个理论指导着他。否则，他为何关心藤壶的雌雄同体性？但Hunch并不知道为何你爱吃咸食会有助于它预测出你最喜欢的扑克牌类型，当然它也不在乎。

最后，当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一只有寄生虫的藤壶时，这个事实值得铭记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而且他判断对了—这只独特的藤壶是一个新物种代表。他在卷1中写到：“只有在鹅颈藤壶中，其肉柄的最上端才是黑的。”³⁵他说的并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肉柄，而是一个物种的肉柄。对达尔文来说，只适用于一个个体的事实是毫无价值的。而Hunch的事实却恰恰与之相反。在Hunch网站上，“你呼吸空气吗？”这个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所有的哺乳类用户都会给出同样的回答。

现在，Hunch没有用类似达尔文的藤壶研究或者物种起源探索的方式产生结果。它的事实也无法替代人们对达尔文式事实的需求（不过在第七章，我们会提到科学如何利用Hunch的一些基本技巧）。Hunch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帮你找到你想看的下一部电影或者合适的婚礼礼物——但它没有一本正经地说要去创造永恒的知识。它只是，一种预感。[46]

然而，Hunch只是知识的形象所发生的严肃转变中的一个细小的例子。达尔文的事实相对稀缺，不仅仅是因为这类事实很难得到——用7年的时间解剖藤壶——还因为它们很难出版。如今，某些事实仍然难以得到，所以那么多国家才不得不耗费数十亿美元建立高能粒子对撞机，借以一窥量子的面目。不过我们的信息技术已经和通信技术一样先进，所以了解一个事实就等于将此事实公诸于世。互联网庞大的生产力早已取消了在出版方面的人为限制——包括出版前的内容审查。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都能出版，这种新战略产生了巨大的云数据，没有理论制约，不用审查就可以出版，并且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获得。

事实一直以来所扮演的知识基础的角色，也因此而改变。

伟大的解放事实行为（The Great Unnailing）

备受尊敬的已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47]来自纽约。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s，but not to his own facts.）

或许这正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推行其第一个行政措施时的想法。奥巴马签署了“透明与开放政府”备忘录（“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memorandum），要求各级行政机构“迅速以公众方便查找和使用的形式公开信息”。³⁶两个月后，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维维克·昆德拉（Vivek Kundra）宣布建立一个政府网站——Data.gov。行政部门需要公布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数据，以便公众可以获取——包括从农业部收到的转基因粮食许可证请求，到国家军人公墓管理部门（National Cemetery Administration）的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等所有的信息。最初Data.gov刚开通时，只有47个数据库。9个月过后，数据库达到了16.8万个，³⁷总点击量为6 400万。³⁸

奥巴马的行政命令旨在建立——用软件行业的话说——一个新的系统设定值（a new default）。系统设定值是软件运行所需的选项组合；要改变设定值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即使这些特殊措施就如同点击选择框一样简单。设定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着用户初次使用该软件的体验：如果设定错误，你将失去很多懒得去改变自己偏好、或者不知道存在针对他们的特定选择的用户。但是，设定值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作为一种符号，告诉用户该软件到底是做什么的以及到底是如何运行的。以微软的Word软件为例，可以连续多页书写文本格式的文件，而不是海报或者宣传册，是它的设定值。乐之饼干（Ritz）的设定值，就像它的包装上描述的那样，就是注定要被人单独或者加上芝士吃掉。³⁹

在奥巴马的行政命令颁布之前，大多数政府数据的设定值是不对公众公开。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过去常常会公布其高速公路里程测试的结果，但却并不公开此类测试所依据的是哪些数据。

自从新的设定值（即奥巴马的行政命令）实施以来，从环境保护署的数据网站FuelEconomy.gov上，人们可以下载一个关于里程测试信息的电子表格。在这个表格上，你不仅能看到一辆2010年产的普锐斯汽车（Prius）[48]在市内的油耗是51英里/加仑，还可以看到它全年的平均燃油费用是780美元，甚至还能了解它的“多点/连续燃油喷射”系统；就连现在还不存在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你都可以找到相关信息。⁴⁰开放政府的拥护者希望设定值的改变可以更容易追究政府责任，并且刺激那些利用政府数据的新软件应用的快速发展，就像过去美国地质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被用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一样。

昆德拉代表奥巴马政府推动了此次行政部门设定值的改变，其本意是为了体现出政府的角色和政府的本质，但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事实不断变化的作用和性质。FuelEconomy.gov网站可以向我们提供一百种的数据，但却没有诸如公路测试当天的周围环境温度，轮胎里空气的每平方英寸压力，或者月亮引力这样的数据，而它们却有可能对测试数据产生微小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再获取100、1000或者10000栏的数据，但事实仍会超出我们的数据电子表格。Data.gov网站提供的数据之多难以想象——我们可以回去测量堆积在一起的《战争与和平》——但也并没有让我们感到自己对世界的全貌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可能，已经被数据规模的宏大性本身所阻止。

Data.gov和FuelEconomy.gov网站并非议会蓝皮书。它们没有设法去下定论。Data.gov网站及世界各地其他政府效仿建立的同类网站，世界银行公布的经济信息的庞大数据库，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数十亿星系的地图，Google图书提供的超过1 000万本书的全部内容，人们为地球上所有物种进行编录的努力，这一切都属于伟大的解放事实行为：让大量的事实作为一种研究资源能被任何人获取，但不带有观点或者目的。现在，这些公开的信息聚集常被称为“数据公地”（data commons），并且，它们正在成为那些没有特殊原因需要保密的数据的系统设定。

一些人认为此种解放事实存在潜在的危险性。比如，在Data.gov网站上线不久，开放政府的拥护者很惊讶地发现了一篇发表在一本自由主义杂志上的文章。该文章由著名的开放政府倡导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49]所写，是关于开放数据所存在的缺陷。在这篇题为“反对透明”的文章中，莱斯格警告道，让大量未经解释的数据公布于众，会引导有政治动机的操作者进行一些似是而非的联系：每当候选人接受一游说集团的资金并对该游说集团支持的法案投支持票时，此类操作者会宣称这就是此候选人受贿的证据。因此，这些未经解读的数据会进一步形成诘责的文化。（莱格斯的文章建议通过改革美国的选举财政流程来减少公民的玩世不恭。）⁴¹

这是解放数据的第二个讽刺之处：可利用信息数量的大幅增加反而让我们比以往更容易犯错。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比如，我在世界资源研究所从200个国家收集到的信息中找到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数据，而你从欧洲动物群的物种分布的数据库得到了不同的数据。你不喜欢我的结论？在几秒钟内，你就能拿出事实证明你的结论。

知识的基础比以往更加难以钉牢。

不仅事实在论断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事实的基本形式也发现了变化。我们可以把事实的近代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尽管真实的阶段划分起来要更为混乱）。

首先，是经典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 Facts），代表是使用解剖工具的达尔文和议会蓝皮书。这些事实相对稀缺，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于证明理论。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入了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以堆放在电脑主机旁边的打孔卡为代表。我们认为自己拥有了大量的信息，但要储存现在一个200G笔记本硬盘的信息，我们需要大约20亿张卡——这些卡堆在一起大约有300英里高。⁴²因此，这个时代的数据库仍然要严格限制记录信息的数量：员工的姓名、出生日期、开始工作日期和社保号码会记录进去，但业余爱好和技能或曾居住的国家并不在内。数据时代依然遵循我们认识世界的古老战略，即限制知识——由部分人为我们选择和组织部分领域的知识。

现在，在网络时代（Age of the Net），只有谈论网络化的事实（networked facts）才说得通。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做是从根本上孤立的知识单元，那么网络化的事实则被认为是网络的一部分。网络化的事实存在于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内，如此它们才变得有用，能被人们理解。比如，在印刷时代，一篇科学文章里出现的数据表，只是众多没有被刊出的事实和数据的小部分摘录。而在现在的互联网上，科学杂志越来越多地将文章中出现的数据超链接到它们的源数据库中。比如，《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Medicine）杂志⁴³的一篇文章，通过对144 018次测试的分析，提出了试管内授精“婴儿安全出生的预测因素”。这篇文章就同时链接到了英国的开放政府网站——“世界上时间最长且最全面的英国生育治疗数据库”——文章中的源数据就是来自这里。⁴⁴新的系统设定值是：如果你计划援引数据，你最好链接这些数据。网络化事实会指明它们来自何方，并且有时候会指明它们将去往何方。的确，一种被称之为关联数据（Linked Data）[50]的新标准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令一个网站的事实也可以非常简单地为其他事实所用——从而使得一个特定目的的全球数据公地成为可能。关联数据的关键，是不仅仅让电脑程序获取事实，还要求链接以获得更多关于事实的背景信息。⁴⁵

事实之所以能变得网络化，是因为我们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恰好是一个超链接的出版系统。如果你想让一个事实为人所知，你只需将事实与事实来源链接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除非你需要特殊的理由不让你这么做。但是我们的新网络不只是统一了信息和出版系统，它还将我们与其他人群联合起来。在环境保护署的汽车里程数据库中，普锐斯的51英里/加仑只是个数字。一旦那个事实嵌入一个有标签的表格里，它就会变得有意义。然后，当有人把表格放在网页上，它会变得更有意义。无论那个网页的观点是什么——普锐斯的里程油耗很棒，不够好，是弄虚作假——网络上某个网页都很有可能提出相反的观点。因此，网络化的数据“51”既向后指向了一个传统的数据库，也向前指向了不受控制的网络化讨论。这和我们过去一直接触事实的方式大不相同。我们看到的数据，不再是受到一个蓝皮书、一篇科学文献或者一本印刷书内的观点限制而单独前行的样子。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Newton’s Second Law）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On the Net, every fact ha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51]这些反作用的事实可能错得彻头彻尾。的确如此，当事实真的是自相矛盾时，至少有一个事实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持续的、支持多方的、每个事实相互连接的矛盾性，改变了事实的性质以及事实对于我们文化的作用。

当莫伊尼汉说出“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时，我们听到的是：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方式。但网络化事实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我们可能会怀念过去的经典事实时期，但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个时期对事实的看法，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发表事实的纸质媒体。由于纸张的经济性，事实是相对缺乏且珍贵的，因为纸质媒介没有版面发表全部事实。由于纸张的物理性质，一旦事实被刊印，它就永远留在了那里，没有自相矛盾，至少在那一个版面上如此。纸张的局限让事实看上去比现在更易控制，因为现在我们眼见着事实被链接进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网络中。

当然，在一些重要领域，事实依然发挥着传统的作用，而且我们也没有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很多生命被挽救是因为乔纳斯·索尔克发现了一个证明他的疫苗有效的方法。现在，网络让我们发现事实，并且对事实追根溯源。然而，你在网络上花的时间越久，你就越能意识到在如此多的领域里，事实已经失去了其古老的作用。有人认为疫苗引起自闭症，有人仍然认为巴拉克·奥巴马来自肯尼亚[52]，有人认为政府隐藏了地球上有外星人的证据，这些人都有比以往更多的事实去证明他们的观点。当然，认为以上想法太疯狂（我也如此认为）的人也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已经无比清楚地看到，在人们根深蒂固不可改变的观点面前，事实是多么地虚弱无力。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事实，因此我们也就越发能够看到，事实并没有像以往我们利用的那样发挥作用。

我强调一点，事实的传统作用并没有从网络上消失。谢天谢地，科学家依然像以往那样发现事实。对政策的讨论中，人们依旧以事实作为得出结论的基础，尽管人们对于哪些事实相关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总是存在激烈的争论。重要的是，大路货的事实王国（the realm of commoditized facts）正在扩大，它由大的信念共同体（community of belief）认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所构成；同样也在扩大的是获取那些事实的渠道：任何能够上网的人都能得到匹兹堡人口的统计数，而且几乎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会觉得这些数字足够可信。然而，如果你尽力去追究一个事实，总会发现有人在反驳它。你想利用事实去支持某个观点，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链接指向那些和你有根本分歧的人。过去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对事实达成一致，继而能够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新的知识媒介（medium of knowledge）正在粉碎这样的乐观。确实，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过去的乐观是否基于纸质出版固有的局限性：我们自认为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不可撼动的知识宫殿，但也许仅仅是因为那些大声疾呼的不同意见并没有被公众听到。

简而言之，尽管事实依旧是事实，但它们不再充当像参议员莫伊尼汉所强调的那种社会基石。

顺便一提，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参议员莫伊尼汉真的说过“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他说的也许是另一个版本，比如“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但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事实”。这句话也有可能是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53]说的。参议员莫伊尼汉曾经说过那句话并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

我是从网上了解到这一点的。⁴⁶

第三章  知识的实体

互联网本身并不拥有创造知识实体的要件，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

本书其他部分的介绍

《圣经》中的亚伯拉罕（Abraham），在盛行偶像崇拜的土地上，认为知识就是超越你眼前所见而“看”到的东西。雅典人认为知识就是真实的观点，是因为正当的理由而为人们所信服的。笛卡尔（Descartes）[54]认为，知识是你在任何可想象的环境中都不会怀疑的事物。科学家们认为知识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反复的实验能够使我们确信它。我们从来就不缺乏对知识的定义。但同时我们也从没有达成一个整体的一致意见。

然而知识所具备的一些恒久的特点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首先，知识是信条的子集。我们相信很多事物，但是它们中仅有一部分是知识。

第二，知识是由我们有理由去相信的信条而构成的。不管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实验确信，通过逻辑证明或是上帝揭示给我们的。

第三，知识由大量的真理构成，这些真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世界的真实本质。

前两点特征受到了知识网络化的影响。而第三点则正在被抹去。我们正在失去知识的实体，即知识是一个可理解的、可控制的观点和工作的集合，这个集合可以反映世界的真实本质。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我们见证了“教规”的衰落。这教规包括：存在“新闻”这种东西，可用来填充日报或广播；存在公认的文学名著，阅读这些名著可以提升人的素养；存在合理的方法可以将百科全书分解为仅仅6.5万个词条；存在一种途径甚至可以使我们理解文明的构成——所有的这些观念受到一代又一代的冲击，而互联网盖棺论定。

一方面，我们将会想念知识的实体。我们喜欢将知识描绘成真理的集合，通过了睿智的看管人的筛选。这个集合——形象一点说像一个图书馆——随着我们学习得越来越多而不断增长。我们从中学习，也许某天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会加入其中。

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将不会再如何想念它。我们仍然拥有可以使整个世界运转的知识。公车时刻表仍旧会是比较准确的。我们仍然拥有可以信赖的影评，不管它们是被刊于报纸，还是被上传到博客。我们仍然拥有那些理所应当的事实——二加二等于四，奥尔巴尼市是纽约州首府——而且这类知识比以往更容易获得。营销者们还是宣称他们售卖的衬衫“如微风般柔软”，而我们也清楚地知晓它并不是那么柔软。需要争论的问题是大写的知识，即那种经过检验的、权威的、被小心翼翼放置于知识殿堂的知识，不论是那些科学原理，那些有关自然和人生目标的普遍的、不容辩驳的道理，还是知识碎片如何汇聚在一起的基础认知框架。真理依然是真理，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再如何去建造那种确定的、牢固的、毫无异议的而且比宇宙本身要小得多的知识殿堂。

因此，想象这样的一刻，我们放弃了打算，不再认为自己能够分辨出哪些被精心挑选的说法是不容争议的，且重要到应该被写入“人类知识大辞典”。我们仍然会将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条，也就是有正当理由相信它们非常有可能是真理。我们仍然能够将观点分类，赋予它们不同的可信度，从公理般的知识如二加二等于四，到证明性的真理如开水打破了氢和氧的结合，到可操作的可能性如骗税会让你有麻烦，到可争论的假设如要求公司合理经营可以减缓全球变暖。我们仍然拥有事实。我们仍然拥有专家。我们仍然拥有学术期刊。我们拥有除了知识作为整体之外的全部。也就是，我们拥有一切，除了我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那我们失去了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实验，它揭示的是互联网究竟对知识产生了什么作用。互联网本身并不拥有创造知识实体的要件。网络中没有编辑或者是看管人来决定什么进来、什么在外。没有众皆认可的高墙指示我们知识从哪里开始，而在高墙之外则是不确定性统治的王国——至少不存在每个人都接受的高墙。知识实体要求并且暗含着永恒性、稳定性和社会忠诚度，而这在互联网上很少甚至丝毫不存在。在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都是看管员，所有的东西都是相连接的。

传统的知识以纸作为媒介。这一点也不神秘。比如，如果你所使用的媒介不允许你轻易地纠正错误，知识就会被十分小心地审查。如果印刷十分昂贵的话，你就会创造出某种机制，将竞争者们分出高下。如果你印刷在纸上，你会创造集中的场地来堆积书籍。以经审查的著作作为实体的知识财产的特性直接地与纸的特性相关。传统的知识是纸的意外产物。

在这本书剩余的部分，我们会追寻一个思路，该思路从一个假设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设——在网络世界中，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这不是说网络成为一个超级大脑，开始产生自主意识。它不会如此。[55]这是说网络比任何其他个体都更能促进群体发展思想。这使得知识从个人的头脑移动到群体的网络。我们仍然需要最大程度地从智者、知识渊博的人那里分享所得，但我们通过使其网络化来实现这一点。本书第四章即着眼于专家的网络化（the networking of expertise）。

但是互联网本身包含丰富的多样性，存在太多的分歧。我们需要在人们对任何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且将来也无法达成共识的世界里探索如何获得知识。本书第五章即着眼于多样性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超链接挑战了传统的聚集观点的方式，即将其按页码顺序排列在书中。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将观点以某种方式集合在一起，以导出最终的结论。本书第六章即着眼于长形式的思考方式（书籍）与超链接网络。

然后我们会通过对两个领域的观察检验这些观点。在这两个领域内，知识看起来必须是落地的、远离经常性的争议和网上的喧嚣而保持真实的。本书第七章着眼于网络时代的科学。科学，这个最以事实为基础的学科，在链接产生的混乱中当如何自立？

接下来，我们探讨当知识必须去引导行动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变化。本书第八章着眼于网络世界的决策和领导能力。

最后，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要了解知识的网络化到底是好是坏。虽然连这个问题的条件都非常难以清晰界定，但我们仍然渴望了解答案。本书第九章即探讨，我们如何才能将网络变成知识的更好的基础设施。

所有章节都是在讨论，在传统知识媒介的缺陷不断加强的时候，该如何获取知识。即使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房间也无法神奇般地将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变得聪明。我们需要了解旧有的系统里，哪些东西需要坚持，而新技术的局限性又会如何诱捕我们进入新的圈套。一套新的认知世界的策略正在形成，但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它的到来。

第四章  云上的专家意见

在互联网上，衡量一个专家的权威并不在于你对某个话题能够盖棺定论，而在于你能否最先发出声音。

专家简史

1986年2月3日，里根总统（President Reagan）[56]发布了12546号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调查五天前航天飞船“挑战者号”（Challenger）¹为何会在发射一分钟零十三秒后爆炸。

该报告平静地以精确到千分之一秒的单位重新描述了这场灾难：第0.678秒出现了第一阵灰烟，第73.124秒出现了“连续的，边缘清晰的”火焰；而毫秒之后，“挑战者”号就“完全被爆炸物所包围”。该报告结尾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以纠正工程故障、流程缺陷以及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政治压力。

很容易看出为何这份报告备受尊重。总统委员会由前任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57]牵头，包括将军、物理学家（如理查德·费曼[58]）、宇航员（包括萨利·莱德[59]和尼尔·阿姆斯特朗[60]）、试飞员（查克·伊格尔[61]）以及火箭专家。该委员会以广阔的视角来审视这次事故的原因，提出了基于证据的报告，指出了NASA的未来工作程序中有哪些需要改进。这份报告拯救了生命，体现了传统的专业化最好的一面：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权威的相关专家聚集在一起，严谨地遵循步骤，达成一致，写下他们的意见，然后加以公开。

14世纪，当英国作家乔叟（Chaucer）[62]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中写道，那些“恋爱专家”建议男人展现他悲痛的一面可以帮助他获得机会，在那个时候，成为专家只需要经验丰富即可。²然而，随着我们的文化越来越相信科学可以指点社会政策，那种专家可以是全职的、凭借专业知识来取得报酬的想法也就出现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专家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结束后六个月的一次会议。³当时近百位各领域的改革家聚集在马萨诸塞州议会，成立了美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s），就战后修复的各项事宜对地方社区和州提出建议，范围从教育领域到城市贫困等。所有的建议都基于最新的科学研究。⁴到了20世纪早期，专家们就运用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lson Taylor）[63]倡导的“科学管理”技术——其不朽标志是永远拿着剪贴板和秒表给工人的每一个动作计时——迅速席卷一个又一个领域。⁵就连家庭也成了专家们大展拳脚的地方，如家政学的创立者艾伦·斯沃洛·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64]——她也是第一个从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工程学学位的女士——所写到的：“在这个科学时代，家政工作必须遵循工程学的原理被计算出来，并经由受过训练的男士和女士合作完成。”⁶

专家作为全职的专业人士需要专业的研究所支持他们。这些研究所中首屈一指的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建立于1916年，致力于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防部已经依赖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帮助其解决全球范围内生死攸关的问题，包括如何“成功地”进行核战争以及为此应制造什么样的炸弹等。兰德（该词来源于“研究和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专家的面貌，比如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65]。身材圆滚滚的卡恩以想象不可想象之事（Thinking the Unthinkable），即如何赢得一场核战争而蜚声业界，这也是他最畅销的著作的名字。他以超理性的方法给核战争提供了一个“仅仅”杀害1000万人的战争策略。卡恩与自己构想的大屠杀脱离开来，又以一个书呆子的形象愉快地进入了公众视野。虽然他对肯尼迪（Kennedy）[66]政府时期的政策也施加了重大影响，但他的形象仍然在《奇爱博士：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中被冷嘲热讽。专家在我们脑海中被固定成为高度理性的，不为个人和政治考量所影响，有时候会和现实生活脱节的形象。

1970年，大概有二十几个智库。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智库超过3 500个，其中约有半数的智库来自美国。⁷我们的政府依赖智库及其专家已经长达近百年的时间。

随着智库对政府政策影响的增加，对专家的崇拜充斥到我们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父母们开始依赖育儿专家，即便这些专家彼此之间还存在很多分歧。你应当何时训练你的小孩上厕所？日托对非常年幼的小孩有什么影响？随意的斥责会对小孩树立怎样不良的典范？一本2006年的书籍评估了该领域5位顶级专家的建议，发现即便在如此基本的问题上他们也几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⁸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育儿领域不但可以有专家，而且专家们是可以传授这种育儿经验的，并且这种经验可以通过简单几句座右铭就可以传授。

将聪明人聚集在一起是一种传统且有效的创造思想的方式。网络也让聪明的人联系起来并交流。但是网络聚集智慧人士的方式是通过新颖的、偶发的、不可思议的配置——这种不可思议反映在专家们如何工作上……

从群众到网络

如果用图解来表示不同方式组织的效率，那么直到过去几年，这个图解还会简单地类似金字塔状。底层是带着多重目标的人群，散落如同春日里城市中散步的人群。随着金字塔向上延展，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小，它们的组织程度也随之增加。当然，这不会是一个完美的金字塔形状——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群体是规模很大且结构完善的，或者是规模很小且结构松散的——但是金字塔变窄是基于观察到的普遍真理，即当你试图从大的群体中获取有效结果时，确实存在一种社会熵（social entropy），存在资源的浪费。组织可以对此加以控制从而能让非自然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共同工作，但这要消耗太多能量。只要看一下地方军队或是跨国集团便可以知晓。

这种非正式的社会金字塔图表达了一种确定的态度。当我们称呼人群为“群众”（crowd）的时候，这代表着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附加的社会价值。更糟糕的是，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群众”一词已经同缄灭灵魂的从众（conformity）和异化联系在一起。例如，在1950年的畅销书籍《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⁹中，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67]、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68]和鲁埃尔·丹尼（Reuer Denney）[69]称美国的公司文化创造一代温顺的小绵羊，他们愿意顺从以期获得社会认可。比“群众”更为糟糕的是位于金字塔底层的另一社会形态——暴民（mob）。暴民是指制造事端、行为卑鄙的人群。例如，在1863年，一个纽约市的反征兵群体投掷石头、四处纵火和抢劫，此时他们就演变成了暴民。不久，他们就开始用私刑杀死黑人，纵火烧毁位于第五大道的有色人种孤儿院。¹⁰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紧紧抓住“群众”和“暴民”这两个字眼不放，并将其用于正面描述互联网社会，这是很有趣的现象。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70]2003年出版的《聪明的暴民》（Smart Mobs）一书中，将“暴民”一词用于指代通过即时信息交流而相连的人们。¹¹詹姆斯·索洛维基（James Surowiecki）[71]在2004年出版的《群众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¹²一书中也指出无紧密联系的人群较个体而言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两本书——每本都精彩绝伦——的书名都利用了我们对一群分享空间的人群的负面感觉。但两本书事实上在说的却是，“你看，聚集在一起的大规模陌生群体潜藏着新的正能量”。

聪明的暴民和智慧的群众仅仅是互联网可以发展知识——只通过简单连接即可——的两种方式。让我们来看一下互联网最基本的五个性质，从最简单的开始，到最复杂的结束。每一种性质都催生其独有类型的网络化专家。

性质一：网络连接大众

互联网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

正如詹姆斯·索洛维基所言，有一种专门知识可以在处于同一地方的人们当中出现，而无需进一步的组织。《群众的智慧》以一个现在已经很常见的例子开篇。在18世纪的县集市上，人们注意到，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头公牛的重量的话，那么赶集人预测的平均数字，要比任何一个特定专家准确得多。索洛维基很小心地展示了群众意见比专家意见更优的准确前提条件——这取决于意见的多样性、独立性和分散性以及存在可以推导出集体结论的方式，然而他的书甫一出版，“群众的智慧”就已经被用于指涉任何事物了，包括选举总统、制造畅销的风尚、在“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选秀中投票给最爱的选手。我们对这个词汇的充分延展，恰好表现了我们面对一种新的产生社会知识的可能性时是多么兴奋。

知识一直是社会性的。我们将专家聚集成智库和学术部门，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更聪明。18世纪，西方伟大的思想者们组成了被称之为“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72]的共同体。他们通过通信分享他们的观点，以马匹和帆船运输的速度反复争论问题。即便是在知识定义的起源地——古希腊，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也是通过广泛地与他人对话而得到知识。

然而过去这种网络都有一个自然的规模。仅有极少数的人被允许进入“文人共和国”，而且如果是个悠闲的白人，的确会更有优势。大学的院系是很小的飞地。书籍、广播和电视都是单向的媒体，仅有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可以通过它们传播。在这些限制之下，我们建立了一个把专业知识集于极少数专家手中的知识系统：如果与大多数人交流需要耗费极大的成本，那么我们最好把麦克风交给最为专业的人。

互联网解除了这些限制。但互联网规模的巨大性也造就了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一群本不相关的人共同解决问题，或者为那些大到任何专家个人都无法解决的议题提供知识资源。

最简单的就是杰夫·豪（Jeff Howe）2006年在《连线》（Wired）¹³杂志的文章中称之为“众包”（crowdsourcing）的形式。他有意利用“外包”（outsourcing）的说法来描述这一现象，主要围绕由那些自愿主动工作的“热心人”而不是传统的雇员来完成一项任务的事例。但这个术语实在是太妙了，以至于它早已脱离了原作者表达的语境范围，现在它可以适用于描述任何本可能花费高昂、但却由互联网大军无偿或者低价完成的工作。

这种层面上的“众包”例子十分常见。当国会议员被发现例行公事地轻率进行缴税抵扣时，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建立了一个网站，吸引20 000人爬梳近700 000项报销。当技术专家吉姆·格雷（Jim Gray）[73]和他的帆船在海上失踪的时候，亚马逊公司（Amazon）发动人们从成千上万的卫星图像中寻找踪迹——尽管最终一无所获。互联网轻松地将我们聚集在一起解读信息，因为互联网实在是太大了，你只需要一小群人成为志愿者就够用了。

有时候，仅仅是互联网覆盖的物理范围如此巨大这一事实，就足够去创造众包的专家知识了。例如，200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74]——国防部的研发部门——决定庆祝互联网的先驱阿帕网（ARPANet）成立40周年。¹⁴他们在全美普通人可以进入的位置摆放了10个8英尺高的红色气象气球，并准备对第一个准确报告出所有气球位置的人提供奖励。DARPA想要了解社交网络站点如脸书（Facebook）、MySpace、推特（Twitter）等能否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搜集情报的平台，这是一项具有国防意味的任务。有大约4 000个团队角逐这项奖金额高达40 000美金的奖项。9个小时之内，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队伍轻松地击败了其他对手。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平台，承诺将奖金的大份分给第一波准确报出气球坐标的人，而将小份的奖金分给一连串将发现者邀请进该团队的人¹⁵。对于个人来说本来难如登天的事情，到了网络面前变得易如反掌了。

流行科技网站瘾科技（Engadget）对这项竞赛的重大意义嗤之以鼻。“DAPRA希望你们相信是当代社交网络的智慧使得麻省理工学院团队赢得本周末的红气球挑战赛”，然而麻省理工团队其实仅仅是提议分他人一杯羹而已。¹⁶这项反对并没有抓住要领：没有网络的话，分钱也是分不下去的。

的确，众包专家意见最有效的途径涉及付给人们报酬。前边提到的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启动于2005年，令数量庞大的人去完成一些微小的、分散的任务，每项任务赚取少量的金钱。（它得名于18世纪的一款自动下棋“机器”，这款“机器”击败了几乎所有前来的挑战者，包括拿破仑和本·富兰克林，事实上里面藏了一位象棋大师。）企业利用土耳其机器人将成千上万的图片打上标签，找到重复的黄页列表，并评价搜索引擎结果的相关性。如同我的同事乔纳森·齐特莱恩（Jonathan Zittrain）[75]指出的那样，这项功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比如使用土耳其机器人吸引人们来指认照片，却从不告诉事实上他们是受雇于专制政府，来确认抗议集会的人的身份。¹⁷但无论土耳其机器人是被正确地还是邪恶地使用，它都是网络专家意见的类型之一，而这样的专家意见本来是十分昂贵的。在网络使得人们如此高效之前，标记数以百万计的图片原本是要雇佣上千名专业编目员的。例如，图片供应商Corbis的专家可以完成更为精确的工作，因为他们受过培训，而且十分熟练。但是大众也做了足够好的工作，却花费极小。更进一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大众可以在较短的周期内去处理数量更为可观的图片。当然，以大众为基础的编目（或“标记”）是否是更符合用户思考问题的标签系统（systems of labels），这里还存在争议的空间。¹⁸

大部分大众通过网络化而形成专业知识的例子是不涉及金钱的。更常见的例子是卡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在《纽约客》（New Yorker）一篇轻松的文章中记录的关于美食爱好者追踪张鹏亮（Peter Chang）的故事，这位中国大厨经常不经意地从一家店换到另一家店就职。¹⁹这个非正式的“美食家”联盟通过网站找到彼此，如ChowHound.Com这样的网站，通过电子邮件和博客分享见闻。这个联盟的原始动机只是出于马斯洛层次需要的最底层：张大厨是一名特别棒的厨师。但类似的整个过程已经变得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我们依赖于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完成的成果，我们通过全球网络传播，那些陌生人回答了问题，搜集了数据，调整了结果，贡献了网络博客，甚至建立了一条百科词条。最终，这些网络专业意见的贡献者们可以分享奖励，无论它们是金钱、荣誉，或是“脆皮茄子切成法式薯条状，辅以青葱，加上盐炒，放少许茴香、辣椒”。

性质二：网络汇聚了众多不同类型的人

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是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市（Bloomington）的一位化学家，他完全不了解石油。但他熟知水泥方面的知识，并解决了难倒石油学家的问题。

2007年，溢油回收研究所（Oil Spill Recovery Institute）——一家为解决1989年“埃克森瓦尔兹”号（Exxon Valdez）漏油事件²⁰而由国会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悬赏20 000美元给首位能解决下述难题的人：将沉于大洋底部18年的石油分离出来。[76]单纯地抽取石油出来是没有用的，因为当那些石油来到大洋表面，阿拉斯加湾的空气就会使得这些水油混合物凝结，将其用驳船抽离的目的完全无法达成。²¹但是，戴维斯知道只要你不断搅动的话，水泥是不会那么快凝结的。如果保存在驳船上的石油被不断搅动的话，它也不会凝结。²²问题解决了。戴维斯花费了他的部分奖金用于飞往阿拉斯加湾站点，免费为研究所的其他项目工作。

戴维斯的智慧不是大众的那种群体智慧。但是令大众的数量足够庞大，你就会发现戴维斯这样的专家——只要网络囊括了解各种事情的各种人，只要存在一种机制，通过它可以定位专家。这就是网络的性质：庞大而且难以置信的多样化。它催生了一种专业知识的诞生，而这在互联网存在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竞赛是将单个专家和大众分离开来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是联邦公路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自1988年起设置的论文竞赛，由大学生撰写关于路面效能的论文，其中最佳论文的得主可以获得约1 500美金的奖励。²³它也可以是美国运输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为鼓励航天工程燃料可再生的创新而支付的最大额度奖金500 000美金。²⁴它也可以是上百万美元的终生奖励，通过InnoCentive[77]提供给能发现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78]治疗方法的人。在上述例子中，只有当网络包含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人时，专家网络才得以实现其价值。

InnoCentive成立于2000年，原本是依靠礼来医药公司（Eli Lilly）的资助勉强支撑的一家公司，如今已成为以竞赛为基础的专家经纪人的先驱，其典型的模式是向解决其客户难题的专家提供10 000到100 000美元不等的奖金，其客户包括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诺华公司（Novartis）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不论来自任何地方，受过任何程度教育，你都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例如，艾德·梅尔凯瑞克（Ed Melcarek）是一名以安装高压交流电系统为生的人，他为高露洁公司（Colgate-Palmolive）创造出一种新奇的方式，将氟化物注入到牙膏管中，并因此而获得了25 000美金的奖励，这种新奇的方式便是，安放好牙膏管，给氟化物一股正向的电子流。²⁵

如同哈佛商学院教授卡里姆·拉卡尼（Karim Lakhani）曾经指出的，这种竞赛在网络来临之前就已经存在。1714年，英国议会悬赏20 000英镑给首位能够想出方法在海洋上定位经度的人。²⁶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在1773年赢得了这笔奖金，获奖时他已经79岁，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一生的时间。²⁷但是在网络来临之前，要费举国之力才能超越专家领域的界限而将竞赛的消息传遍世界。现在，互联网对消息的轻易发放使得竞赛成为解决难题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例如，你可以在你的社交网络主页上发布你所处领域的竞赛，但是该发布也会被你所处领域之外的人看到。即使你过着很封闭的生活，只拥有你自己狭窄的专业范围内的朋友，这些朋友也会毋庸置疑地带来跨行业的人：在一个“小世界”里，任何一个人想要跟另一个人建立连接，最多间隔都不会超过6个人，而这种间隔在第二层级就已经开始变得非常有趣。正如消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际关系也散播向更广泛的网络。这很关键，如同拉卡尼在对InnoCentive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待解决的问题离解决者专业知识的距离越远，他们越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²⁸换句话说，网络使得专家意见出现不仅是因为许多人被联接在一起（性质一），而且是因为这些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了解的知识都大不相同（性质二）。

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仅发生于InnoCentive。TopCopder公司自2001年起便为软件开发者经营比赛，通常有超过100项竞赛同时进行。2006年网飞（Netflix）公司悬赏100万给能够将推荐电影算法优化10个百分点以上的最佳办法，2009年一支名为BellKor’s Pragmatic Chaos的队伍赢得了这笔奖金。他们将算法优化了10.09个百分点。²⁹一家名为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的无党派组织致力于提升政府透明度，在2009年举办了“美国应用”（Apps for America）比赛，以鼓励人们想出办法从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大量机构数据中提炼价值。2010年，阳光基金会再次举办该项比赛，设置的冠军奖金达到15 000美金。

但竞赛并不是唯一能够从沙石一般的大众中发现黄金般专业知识的办法。《纽约时报》的科技专栏作家大卫·波格（David Pogue）[79]，经常对其Twitter上的超过100万的粉丝提出问题。2009年1月，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当中，为了向现场1 000名观众证明Twitter的力量，他随手向他的粉丝问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疗打嗝”。不到15秒，就收到了数以百计的回答，一些是认真回答，很多不是。³⁰但是，他也会经常问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2011年1月，在利用Twitter研究威讯通讯公司（Verizon）在纽约市苹果手机的覆盖范围时，波格向他的粉丝提问，希望他们上传他们所知的信号死角。³¹他还曾经咨询过他的粉丝一些更为具体的专业知识：谁知道如何将微博保存为文本文档？有没有办法管理一次性用品带来的生态后果？现在，波格可以令其问题被迅速而充分地回答，因为他拥有130万名粉丝，但是网络上供普通的不出名的人张贴问题以获得答案的网站也已经存在了超过10年。一些医疗建议网站会将认证的卫生保健提供者的答案标记出来，但是其他的答案能否被标记则取决于其被点赞的次数、下载的次数或回答者的信誉值。Quora网站，一个兴建于2011年的网站，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和信誉系统（reputation system），来评估那些自告奋勇的回答可能包括的价值。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网络找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为着金钱的目的或是赢得比赛，而是因为回答问题是一种丰富的社交活动，其回报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种案例当中，网络的社会性质驱使其成为信息网络。

我将这种网络专业知识的类型比喻为在一堆卵石中寻找宝石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约翰·戴维斯并不是清理溢油领域的专家，直到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而他偏离主题的专业知识却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一切本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互联网或者说溢油回收研究所只想到把这个技术挑战发布在其印刷的简讯上的话。只是因为这个问题跳出了专家们的小圈子，约翰·戴维斯才有可能成为解决石油凝结问题的专家。网络无法将信息圈禁起来——它倾向于“信息溢出”——让正确的部分相结合，新的想法于焉诞生。在这样的案例中，网络作为将不同的人联接在一起的地方，不仅发现了专业知识，而且生成专业知识。

性质三：网络最像燕麦粥：粘稠而多块

当一家大型食品公司想知道该如何延长其土豆泥的贮存日期时，他们找到了YourEncore，一群退休的宝洁公司员工组成的联盟。该公司聘请了两名食品微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他们探访了加工工厂，对食品配方做了修改，并提出了产品、环境卫生和质量控制方面的建议。

虽然在结构上，网络平等地连接了各个节点，但在社会意义上，它是由数以亿计的子网络构成的。YourEncore便是其中之一。人们通过成为会员、加入邮件列表或者利用其他网络工具而参与到这样的社交网络中来。没有这些子网络，网络仅构成庞大而单调的资源。然而，自然形成的集群（clusters），这些人群、网页和工具的群块（lumps），使得网络价值最大化，成为分享信息、交流和社交的地方。

另一个人群和资源的网络，CompanyCommand.com有一条比YourEncore更为排外的准入要求：你必须是西点军校（West Point）的毕业生。所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有指挥一个地面作战连队的经历，但是却没有办法交流分享彼此的经历并相互学习。鉴于此，一小群毕业生决定建立一个网络以便他们能互相讨论。大约过了5年，美国军队完全接纳了这个观念，于2005年在西点军校校园创建了领导力发展和组织学习促进中心（CALDOL，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eade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这个起初只是一个邮件组的网络，现在发展成为拥有各类讨论区、多媒体教育材料以及社交网络的起始元素的大型网站。参与者在这个广阔但是排他的网络中提出有关指挥单位的实际问题，展开挑战性话题进行小组讨论，并讨论远离家乡以及有时会身处险境的士兵们可能遇到的个人问题。

这个特别的网络，和参与者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交网络是迥然不同的。当一名军人走在西点军校校园里时，他肩上的肩章明确表明了他在这个等级序列之中的地位。但是当参与到CALDOL的在线专业知识网络中时，那些标志都被特意隐去了，在这里显示自己军衔多高被视为是一种不良风气。在这里，人们看重的是一个人参与的质量，而不是其袖子上的军衔标识。因此，知识和专业技术在这里得到了分享和发展，比之在企业和教育机构少了更多的人为障碍。

诸如CompanyCommand和YourEncore这样的社交网络之所以为互联网这碗燕麦粥增添了价值，是因为互联网包含了拥有专业知识的人们，而这种专业知识可以在解决一些特殊种类问题的时候派上用场。但是，就像互联网上的所有事情，这事也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是群块本身也有群块。这就是专家实验室的情况，它是白宫授意成立的美国先进科学协会（AAAS）的成员网络，而后者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协会。专家实验室不仅使得127 000名AAAS成员进入专家网络，它同时向所有愿意加入提供建议的人开放。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InnoCentive也没有为其竞赛者设立必须具备某种资质的障碍。团体中的专业科学家提供了熟练的事实校验方法，但是具有突破性的观点则出自于传统的专家领域之外（至少和出自专家的概率一样多），拉卡尼对InnoCentive的研究中展示了这一点。专家实验室的首个项目是一项被称之为“想出来”（ThinkUp）的服务，捕捉诸如Facebook、Twitter等网站上来来回回的聊天记录，以便能将其详加分析，从中寻找流行趋势、观点集纳和深刻见解。这样的网络几乎必然会囊括专业科学家以外的人。

专家网络需要群块——在网络大众中（性质一）的多样化人才之间网络化的对话和社交关系（性质二）——因为当专业知识存在于大众之中时，它可以迅速繁殖。

性质四：互联网是累积性的

一个人在加拿大边境被遣返，因为海关人员使用Google搜索了一下他，结果发现了某些不太适宜的东西。一个求职人员符合了全部的要求，但是没有被雇用，因为人力资源部的人在其Facebook页面发现了不当的图片。政治候选人采用老一套办法，想通过网络发现对手的污点然后予以对付，但对手当天便傲慢地回击，所有一切就变得滑稽而不是肮脏。网络保留了我们发布的每样东西——经常断章取义，有时甚至与你的意愿相违背。

但是，当我们明智起来之后，网络上留存的也并不全是愚蠢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发布较为聪明的内容创造了一种新类型的网络化专业知识。的确如此，你几乎可以实时看到专业知识的积聚过程。当新版本的操作系统问世的时候，经常会冒出很多问题却没有答案。然而很有可能的是，几天或几周之后，当你的软件再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在网上输入自己的错误信息就可以立刻搜索到解决方法。随着答案的累积，网络对操作系统方面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如今你最好等上几个月再安装新的软件版本，不仅是因为几个月后会有软件修复包发布，而是因为到那时，网络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足够专业了。

网络变得更专业不仅是来源于人们创建的内容，而且来源于人们在内容之间创建的链接。链接策划和展示（curate）着网络。但链接本身也是内容。事实上，一种很重要的专业知识就是能够应对这如迷宫般的链接。链接的累积使得网络上累积的内容更为可用（因为可以被查找到）和有价值（因为围绕所有内容的片段都提供了上下文）。

整个网络内容和链接的丰富性，使得各种基于内容的网络专业知识类型形成了有益的混合。这些组合都经过精挑细选，比如通过授权的健康专家将医药网站放在一起。一些网站是基于流程的，设计功能邀请人们贡献其所知，并对他人声称自己知道的信息作出评价。一些网站只是让人们积酿产生于其他地方的内容，给出链接到文章并且就它们的优劣进行辩论。在这之间还有其他的变种。

专家因其个人的贡献而被称为专家，如今他们加入了网络化专业知识之中。因为网络持续保存我们所有发上网络的内容，从而使得网络化的专业知识可以被质疑、被学习，可以生发出令人惊奇的答案，而且以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速度生长。

性质五：互联网无限地增长

电话在一对一的沟通中很有用，在5个人的会议上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一对一百万，一百万对一或者一百万对一百万的时候，它就没有作用了。电视在一对一百万的沟通中表现出色，但是直到最近它才实现了一对一的沟通，在十人对十人的多线路视频会议中，电视仍然显得捉襟见肘。然而互联网可以在任何一个维度都应对自如，甚至在某些模式里，它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

例如Twitter。当你和你的5个朋友相互关注的情况下，Twitter可以实现你们彼此完美的交流。即便你是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80]，有上百万的关注者每天关注你的只言片语，Twitter仍然可以自如地实现你们的交流。无论你有100名关注者，10 000名关注者还是只有6名关注者，它都能达成交流。Twitter在每个模式里其效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6名关注者，Twitter就会是私密的交流工具。如果你有100万名关注者，它就是一个广播媒体。唯一能实现这种自如变换的其他媒介只有纸了。即便是在一对三百万的关系中，网络仍然能实现某种互动，这是其他媒介所不能企及的。阿什顿·库彻的关注者虽然不能和库彻交流，但是他们可以与任何其他人交流有关库彻的内容。在网上对话虽然并不能总是实现纵向扩展，但横向扩展总是可以的。

拥有40万名雇员的IBM，其网络虽然不能和Twitter相提并论，然而IBM在2001年开始的“即兴大讨论”，也证明了网络只要使得许多不同类型的群组形成，即可轻松从中获益。在大讨论中，所有的雇员被邀请回答一些战略问题，雇员们可以利用各种方式，从电子邮件到维基百科到合作项目。这些问题原本是由公司高层或者高酬咨询人员负责考虑的。2003年，IBM大讨论更新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声明。[81]2006年，“创新即兴大论坛”（innovation jam）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多的新思路，其中五个——包括智能医疗支付系统，智能公用网络和集成公共交通信息系统——成为IBM全新战略理念的核心议题。这些讨论是创造性的、松散的，抛却了公司的等级制。大讨论的模式非常成功，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公司纷纷吸取这一经验，包括诺基亚（Nokia）、礼来公司，还有一家城市可持续发展组织持续不断地组织人居论坛（HabitatJam）。在此之后，许多创业公司和Web2.0时代的公司开始举办“果酱”论坛（jellies）[82]，和即兴大讨论类似，但是集中了更多的小型企业参与讨论。³²

网络使得我们形成了各种规模和组合的专家网络，从两人一组到一群人，再到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因此，网络化的专业知识不需要和网络中最聪明的成员的专业知识相等。它甚至都不必是累积性的。网络催生出的复杂的、多项的互动意味着专家网络可以比其所有参与者的总和更为智慧。

例如，BellKor’s Pragmatic Chaos能够赢得网飞公司的大奖，是因为互联网不只使得集合世界各地的专家成为可能，而且使这些专家合作也变成现实。众包可以聚合信息——在纽约市每个邻里社区的人们都可以报告他们附近杂货店里尿布的价格——那些彼此交谈的网络化的专家则可以在其所了解的情况之上建构某些东西。我们总能在热门的邮件列表上看到这样的情况。无论话题是有关选股、针织还是火箭科学（NASA有个社交网站名为SpaceBook），这些专家网络都能够迅速成为第一个观点受到挑战的地方，也是第一个新观点涌现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生活也迅速迁移向专家网络的原因。

1967年5月，12名研究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83]艰深哲学的学者，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立了海德格尔群（Heidegger Circle）。该群一年聚会一次，通过多数人投票原则谨慎地吸纳新成员，直到1998年才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2005年夏天，该群上线，2008年建立了网上论坛。³³尽管按照网络标准来说，论坛并非那么活跃，但较旧的群而言，它囊括了更多的人，因为现在成为会员的要求仅为支付35美金的会费（学生和失业学者的会费为15美金）。从人们的签名信息来看，大部分参与者是专业学者，讨论的也经常是学者们感兴趣的特殊话题：海德格尔早期作品中一个不起眼的段落里所提及的“超越”（transcedens）一词意味着什么？这是在德国公开发表过的演讲吗？网上论坛服务和表达了论坛内部学者的需求。论坛是在线的，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可访问，这使得这个自我选择的88人群组能够获取答案，并探索在过去的一年一次海德格尔群聚会中不可能想象到的话题。

同时，一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教授在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公共主页，以便服务于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人。³⁴该主页拥有1400名活跃用户参加讨论。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用户都是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全天候地关注海德格尔。但是讨论非常活跃、持续且不受约束。讨论可以链接至那些有自己的讨论主题（discussion thread）的文章。例如一名成员链接了一篇《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³⁵上的文章并写道：“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很有趣……一本新书抨击了海德格尔拥抱纳粹主义的时期……更有趣的是几乎所有100条评论都是捍卫海德格尔或者抨击文章的作者的。”在这上百条评论中包含了深层思考、精研的基于事实的论点、年轻人的挑逗，以及与已有的更多讨论和辩论的链接。20世纪70年代的海德格尔群是一个封闭的论坛。而海德格尔网络论坛则总是与下一个新的网站或新的观点相连接。

旧群有一些优点。在这片领土之上，你可以与他人一道分享基本的假设，获取富有成效的结果。在这里，信息交换更为准确，观点更为深思熟虑。能够加入其中是一种荣誉。但是，社团之间的围墙隔断了批评的意见，也隔绝了外部可能对其有所助益的观点。新的网络是活跃的、广阔的，但是它包含了一些自认为博学多识的人，反而将一些重要的议题掩盖于尘土之中。

我们无需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者均有其价值。海德格尔群是一群足够胜任的、冷静的专家。脸书主页是一个庞大的、活跃的群块，成为供任何想要讨论海德格尔的人进行交流的地方。两者一起形成了关注海德格尔的松散联接的网络。参与者们一道了解了更多知识。他们更快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受到激励，他们意识到了讨论话题的更多维度，他们参与到了更多有关话题的讨论中。网络的多路性（multi-way nature）使得有智慧的专家变得比以往更加智慧，虽然网络也会使得我们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走上错误的途径。

尽管如此，这是一个重大而显著的变化，那些遭遇“房间内谁最聪明”（Smartest Guy in the Room）综合症[84]的人们正意识到，规则已然发生改变。当专家网络发挥其最佳效用的时候，房间内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

嵌入网络的专业知识

“挑战者”委员会仍然是解决特殊类型问题的一种模式：利用总统办公室的权利和威望将来自各领域的精英分子组织在一起，大幅资助他们，减轻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以便使其能够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来，并且提供给他们总统委员会所能具有的全部资源。

但它并非一个可以扩展的模式。我们刚才看到的各种形式的网络化专业知识，各个都反映了网络的某个关键属性，使一种新型的专业模式得以浮现——哪怕是在最为传统的领域内。

“米特雷（Mitre）的作用是向我们的政府用户提供专业知识”，米特雷公司创新科技部（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总监迈克尔·桑科（Michal Cenkl）说道。米特雷公司是家具有国防部血统的公司，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58年。它要想提供上述政府服务，当然可以采用总统委员会的模式，即将非常能干且非常可靠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完成最终的报告。但米特雷没有如此。相反，桑科解释道：“某些情况下，我们提供给我们赞助商的产品，来自于已发表的正式刊物——米特雷科技报告，但有时候则来自更为及时和互动的形式，诸如电子邮件往来、现场演示、陈述和讨论，这样的形式更难编纂和捕捉。”为什么呢？为求速度，但也因为“难以编纂”的材料所代表的互动对话，共享在特定时间点的语境，具有思想、信息和知识的丰富性。编纂这样的对话实际上会使其丧失一定的语境和丰富性。

“的确，我们有内部专家可以依赖，”桑科说道，“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目前展示自己的方式。没有必要使米特雷的成员成为房间中最聪明的人。我们已经认定，我们的模式需要演进，以使自己能够成为专业知识的经纪人。我们的价值是，我们非常了解政府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从而可以带进整个的专家队伍来一起帮助。”

米特雷公司的知识管理总监董事珍·塔塔利（Jean Tatalias）说道：“我们已经身处每个人都可以出版的时代”，³⁶不能再指定特定的人成为专家，然后为他们分配时间。米特雷内部的搜索引擎使客户能够搜索到非指定的专家，他们一直在积极参加讨论。“你能够看到哪些论坛在讨论议题，哪些论坛可以向其提问”，她说道，“没有人会被神化为某个领域唯一的可靠专家”。

事实上，“论坛并不一定要达成一致。我们有一种能够使用所有可用的专家知识的愿望，但并不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获得正确答案的压力”，首席工作实践架构师（chief Work Practices architect）莱斯·霍茨布莱特（Les Holtzblatt）补充道。为什么呢？因为互动专家网络比个人专家意见的累积要智慧得多，无论是采用简单的邮件列表还是高度建构的知识运营社区。这个根本的区别不仅在于专业知识被推导出的方式，也在于专业知识的性质：身处专业知识经营领域的米特雷公司发现，当他们将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囊括进同一网络时，他们能够传递给客户更多的价值。

当然，专家常常能够从彼此交流中获益。但现如今，专业知识已经嵌入了数字网络并被赋予强大的能力，它因此摆脱了旧媒介的属性，而拥有了新媒介的属性：

专家知识曾经是基于主题的。书籍聚焦于特定的主题，因为它们必须要在封面中的空间内阐述。因此，在纸质时代，知识看起来像是可以分割成各种可掌控的领域。在网络上，主题不会被整齐地分割，它们一团乱麻般地联系着。当然人们仍然在发展深入的专业知识，但专家的网络已经更好地从整体上反映出了真相——主题的边界是纸张边界的结果。

专家知识的价值曾在于其结论的确定性。书籍只有一次表达机会。当书籍出版之后，对于作者来说想要改变其中的观点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因此，书籍尽可能地会明确事情。但是因为网上人众，且兴趣、能力存在差异，专家网络几乎是关于任何事情的各种观点的荟萃。专家网络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开放性的，而不是为了简单地达成不可动摇的结论。

专家知识过去常常是不透明的。专家的报告经常告知我们其如何推导出结论，通常会包含支持数据，但是我们并没有奢望能够多么深入地领会专家的想法：报告和其中所包含的数据，一直是我们的停止点。网络化的专业知识，则会把链接到数据来源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哪怕是与自己相矛盾的观点。简单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专家及专家所依赖的信息存在的情境。

专家知识曾经是单向的。书籍是广播最原始的形态，是一种一对多的媒介：读者可以在书页的边缘红笔标注一个大大的“不”，但是作者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而网络则是多向的。任何专家如果认为她谈论什么我们就单纯地聆听什么，那她就低估了网络。我们会在她的页面评论，如果她禁止评论的话，我们就会在博客上、在推特上、在脸书上愤怒地指出这一事实。这个多向互动可以使得专家网络更具创造性，对世界上各种观点和意见作出更为积极的响应。当然，这也有可能误读专家观点并传播这种误读。

专家曾是一个特殊阶层。相当少的人能够出版书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你必须经过编辑过滤器的筛选。这些过滤器通常而言都运转得不错，所以出版一本书，既需要你有资质，同时又会为你带来资质。它也许会使你获得终身教职。在网络上，我们发现专家知识从一些原本看起来并不相关的语境中浮现。首先发现如何清除溢油的人可能是一个水泥专家。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完全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为何。

专家倾向于用一体化的声音表达。书籍有作者和编辑确保其前后一致。即便是多人文集，编辑也会确保不同作者之间适当一致，至少在内容和语气上。专家自己也是要一致的，要是人们发现他们自相矛盾，他们就会陷入尴尬。但网络化的专家意见，则像是一个充满了观点、知识和权威的嘈杂的市场。

这种从纸质专家知识模式到网络专家知识模式的过渡令人不适，尤其是我们现在正亲身经历这种混乱的转型。我们了解传统专家知识的价值。我们同样看到新类型的专家知识浮现，并且提供不同的价值。从有资质到无资质。从确信不疑到游移不定。从一致到丰富。从权威带来的不透明，到对透明的持久追求。从受控制的、可知的到链接的、不受控制的。

最重要的，是专家知识从专家个人的性质转变为网络的性质。当然，不是所有的网络都能提高互联的专业知识的水平。某些网络实际上比网络中某些聪明的成员要蠢——而且还更加固执地坚持自己愚蠢的观点。这完全取决于网络所汇聚的两个最基本性质——网络是连接性的，它连接了许多不同的部分。连接性对于专家来说并不新鲜，当然网络连接性的范围、规模和透明度在此至关重要。我们付给一流专家巨额的报酬，因为我们期待他们能驱散像蚊子一样在我们脑海中嗡嗡作响的分歧，实现一劳永逸。然而网络化的专业知识却从这些相互连接的分歧中汲取力量。的确，在网络上，衡量一个专家的权威并不在于你对某个话题能够盖棺定论，而在于你能否最先发出声音。而从你的第一次发声——无论是在博客上、推特上或者是传统的白纸上——中衍生出来上百万如蚊子一般的分歧，在整个链接的世界里嗡嗡飞舞，悬而未决而且永不会决。

因为网络化的知识必然包含着不同。

第五章 一个回声的市集

互联网本身包含丰富的多样性，存在太多的分歧。没有一个突出的占据优势地位的观点，我们将会迷失在一个不同观点织就的漩涡里。我们需要在人们对任何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且将来也无法达成共识的世界里探索如何获得知识。

现如今，我们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一方面，我们认为挑战自己的观念，尤其是在根本的层面上挑战，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当互联网向我们展示那些挑战我们最基本观念的网页或者文章时，我们又抱怨网络上充斥着相信各种疯狂事情的人们。

一方面，我们希望能有更多意外发现带来的惊喜（serendipity），如此一来，人们便不会被束缚在他们的舒适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互联网太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了——充斥了过多的意外惊喜。

一方面，我们对如今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这一事实感到庆幸，不再仅限于那些传统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又抱怨所有这些信口雌黄、不可信赖的人们能够像学者或者受过训练的记者那样大声发表言论。

我们之所以有种种这些矛盾，是因为网络上观念之杂乱，迫使我们去面对知识策略之中的那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此前被旧式的知识媒介所掩盖。我们原以为知识会在一个生机勃勃的“观念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中繁荣增长，因为以纸张为载体的知识将绝大部分的竞争性观念排除在我们的本地市场范围之外。现在我们看到自己身边的各种观念是如此地多元和互异——因为总起来说，互联网过滤器并不会真的删掉东西，而只是把受青睐的材料拿得更近一些——我们对这种新的多样性的价值感到极度困惑。

例如，尝试阅读（或者，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的年纪，重新阅读）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85]出版于1972年的获奖经典作品《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其时，美国仍在向越南投下数以万计的炸弹。¹哈伯斯塔姆试图解释，充满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奉献精神之辈的肯尼迪政府是怎样在越南输得一败涂地的。这本书的内容曾因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的名字流行一时，而现在这些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86]、乔治·保尔（George Ball）[87]、切斯特·博尔斯（Chester Bowles）[88]……这本书所讨论的事件很遥远，并常常被作为我们当下所犯的一个最糟糕错误的类比而被人忆起。但是哈尔伯斯坦的问题在深层次上仍未得到解答：这些出类拔萃之辈是怎样把我们带进越战的地狱的？如果这些人，他们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并且世面见得这么多，却还犯下如此糟糕的错误，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那些不如此辈之人所给出的建议？

维克多·纳瓦斯基（Victor Navasky）[89]，在他1972年所写的关于该书的评论中，引用了哈伯斯塔姆的回答：“他们，由于他们所有的聪明与狂妄自大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使得他们不愿意回顾历史并向其学习。”如果哈伯斯塔姆所说的“好人”被安放到大权在握的位置，或许正如纳瓦斯基所说的那样，他们也会“被战争的机器所吞噬”。²

但是重回看似同奥兹（Oz）[90]一样遥远土地的现代读者，会惊讶于另一个问题没有出现在关于白宫究竟犯下了什么样错误的讨论之中。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确实是聪明且心怀好意的。他们勤奋工作。他们是爱国者。但是当你今天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立刻因为他们的千人一面感到吃惊：男性。来自东海岸。白人。刚刚步入中年。中学毕业之后均进入了常春藤盟校。尽管没有百分之百的同质性，但他们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他们如果是今天同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将会面临吃官司的风险。如果圈内有久经沙场的军人，旧时国务院的雇员，或者一两个越南人，白宫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不会在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上犯下如此灾难性的错误。

当下人人都追求多样性。自出类拔萃之辈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起，甚至是我们标准的图片库（standard stock photos）都已然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份公司图册上印有三名以上的员工一起工作的画面，他们中至少一人是妇女或者非裔美国人。尽管有完美的理由去批评一个部门缺乏足够的多样性，想让“我认为这个组织太多样化了”这样的句子为人所接受或听起来是明智的，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多样性作为一个目标已经为人们所默认，一部分是因为其作为一种简单的公平，但另一部分更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长久以来已经接受了观念的多样性会把我们引向更好、更强、更有力的观念。

之后我们再跳出来看看互联网上观念的多样性。在AboveTopSecret.com的网站上，论坛上充满了那些讨论9·11那天是否真的有飞机撞向了五角大楼的人们。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我用谷歌搜索是谁杀害了肯尼迪。排在最前的搜索结果——谁杀害了肯尼迪网（WhoKilledJFK.net）——这样写道：“在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91]的‘结论’”中，给“结论”二字加上了引号。如果你不想讨论几年或者几十年前的事情，搜索“莎士比亚戏剧到底出自何人之手”这一问题。之后，你可以开始寻找真正疯狂的东西——否认原子存在、否认宇宙巨大、否认细菌引发疾病、否认二乘二等于四的人们。而且所有的这一切还仅是在英语世界中。有如此之多激进的分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其中最极端的部分视为疯子所持的观念——或者是由那些令我们不自在地放弃对其进行判断的文化所持的观念，因为如果不放弃这种评判，我们便不得不将其视为疯狂的文化。

我们对于多样性的喜爱似乎止步于当我们看到了多样性真实样貌的时刻。

审视多样性

当我在2010年2月同贝丝·诺维克交谈之际，她正有一份暂时搁置的白宫工作、一个6周大的婴儿，以及2 267封未读的邮件。那就是当你在休产假离开作为奥巴马总统“开放政府倡议”（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主管一职时所会发生的事。直到她2011年1月卸任之前，诺维克曾一直致力于向所有的公民开放政府程序，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意识，而且也是为了促成更积极的合作。与此同时，尽管甚至她自己是一个开放政府的激进支持者，诺维克也会对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感到担忧。

诺维克完全赞同创建一个不以文凭为桎梏的专家网络。她举出了一个例子：“如果我想知道怎么更快地为老兵们带去福利，或许我应当跟这些福利组织第一线工作的人们谈一谈。”³她进一步说道：“我们将专业知识视为经验性的还是学院式的？是书本的还是以环境为中心的？是一个每天驾驶卡车的人还是信息技术部门的物流专家？当然，答案是二者都是。如今，技术使你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就如同找到那些具有一纸专业文凭的人那样。”这拓展了观点和思想的边界。此外，诺维克说，它“激起了那些完全依靠自学之人的热情”。

因此，为多样性欢呼吧。但是诺维克是在一个高压环境中工作，留给她的时间是4年。因此，她很清楚什么时候，多样性会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例如，联邦规则管理着1 000个以上的联邦咨询委员会（FAC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s），以确保这些委员会中能够具有多元的观点。当多样性有意义时，诺维克对其表示完全的支持，但是当程序行进到快要作出实际决定的时候，多样性就越来越没帮助了：如果一个行政机构需要作出决定，比如说，为濒危的物种做些什么，“我不认为一个同时包含了创世论者和进化论者的委员会是获取建议的最佳途径”。

对于诺维克而言，这不是一个假设。当她到任白宫并迅速建立起一个公共网站为一项官方的开放政府倡议征求建议时，数以千计的人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并对他们的观点予以讨论，这些观点和讨论通常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时还具有深刻的见地。然而，“标签云”（tag cloud）展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标签是参与者能够在评论上使用的标记，如此一来，这些评论就可以很容易地被分类并检索到；同时，一个标签云能够以字体大小的方式展示反映出较高检索频率的标签。在所有最大的标签中，“UFO”、“出生地怀疑论者”（即指那些认为巴拉克·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的人们）同样也曾声势浩大，从“篡位者”（usurper）这一标签的使用情况就可见一斑。将这些人也置于一项关于开放政府政策的讨论中，堪称一个多样性转向注意力分散（diversity taken to the point of diversion）的例证。我们中几乎没有人会反对对那些完全跑题的人关闭网站，但诺维克在这个案例中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难题。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网站，删除那些不相关的文章必然会使一些人抱怨这是政府的审查行为。因此，她不得不保留那些不相关的评论。值得庆幸的是，群体审核（community moderation）功能意味着用户能够在将文章标记为八卦的同时又确保这些被标记的文章仍能够被看到。

从诺维克以往的经验中，总体上可以总结出两个要点。

第一，多样性有一个合适的程度。太少，你就会认为越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太多呢，当你在提出开放政府的数据标准格式时，又会有公民们就夏威夷人（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对你喋喋不休。

第二，何种程度的多样性是合适的，又非常依赖于其所处的语境。如果你正在举行一场关于奥巴马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你需要确保各方都有其代表。如果你正在组织一场抗议奥巴马执政合法性的集会，你不会将那些必然会在政治上反对你的人们邀请到你策划的集会中来。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当福特公司（Ford）试图决定是否要关闭它的水星（Mercury）汽车生产线时，它没有邀请那些认为所有的汽车应当被立即投入大海以形成新的岛礁的人。但是如果福特公司仅仅依赖于那些持同样老观点和股票期权的人，它所作出的决定就会同肯尼迪政府时期那些出类拔萃之辈所作出的决定一样现实。这一点，也适用于从教育到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尽管不同领域之中，多样性从有益到毁灭性的那种程度会有差异。

之后的问题就是，多样性的范围划到哪里才算合适？

一、并非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平等的

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92]，在其书《差异》（The Difference）中，提出了证明其大胆主张的证据，即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多样性胜过能力”。⁴他对于此现象的解释是非常直截了当的：

最佳的问题解决者都是相似的；因此，一群最佳的问题解决者的表现并不比他们中任何一人单独行动时的表现更好。一群随机组合、但是聪明的问题解决者，似乎要更多样化一些。而这种多样性使得他们在集体行动时表现更佳。⁵

当“同类的集合体中可能仅有单独的一人”时，⁶如果多样性是一种更好的策略，佩奇列举了为此所必须坚持的四项条件。首先，这个问题必须足够棘手以至于单独的问题解决者无法总是能够提供正确的解答；否则，一个聪明的问题解决者对你而言就已经足够了。其次，这个小组中单个的个人所拥有的聪明才智必须同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如果这是一个关于微积分的问题，一个具备多样性，却不了解微积分的人员小组的表现不会超过一个单独的微积分专家。第三，小组中的人员必须能够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建设性的意见。第四，这个小组必须足够大，其中的人员必须选自一个大范围的、且真正具备多样性的群体。基于这四个条件，一个具备多样性的群组显然优于那种仅仅由最聪明之人所组成的群组——多样性胜于那些出类拔萃之辈。⁷

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多样性呢？让一群各自鞋码不同的人聚在一起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同样，仅凭种族或者民族身份来获取多样性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尽管这是大部分企业所试图追求的多样性。这就好像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梅尔（SoniaSotomayor）[93]在其听证会上所踏上的地雷（或者说是朝她扔去的手榴弹，如果你更喜欢这种说法）。在1994年至2003年的多次讲话中，索托梅尔称“一个聪明的拉丁裔女人”所作出的决定可能会比一个白人的男性法官所作出的决定更好。在她的诋毁者们看来，她是在声明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性。在她的支持者看来，她不过是提到了她“丰富的经历”。⁸丰富的经验可能更有助于一个人敞开心胸去接纳意想不到的观点，也有助于增加一个人对更广泛群体的同情之心——这些特质，想必也正和索托梅尔当时正在申请的九人委员会（最高法院有九位大法官）所需的睿智有关。但是单纯的种族多样性并非最高法院需要的特质：试想如果索托梅尔是人生经历与其他在任的法官相同的西班牙裔。企业通常关注的民族、性别、种族的多样性在此会变得无关紧要，除非个体拥有因为那些因素而经历的多样性。

《差异》一书中呈现的研究显示了，那种能够让群体智慧胜过最聪明个体的多样性，来自于视角（perspectives）和探索方式（heuristics）的多样性。视角就好似我们为自己提供的用以呈现地形概貌的地图。举例而言，如果所欲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管理一个开放政府网站上的评论，视角之一可能是通过主题组织评论，另一个视角则可能着眼于这些评论如何超越了政治上所容许的边界，而还有另外一些视角则可能是基于评论所体现出来的情感色彩对其予以归类；上述不同的方案将导致不同的评论管理方法。探索方式，在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帮助思考问题的工具。例如，探索方式可以是，众论坛版主的存在平息了富有争议的讨论，或者信誉系统（可能的话，用户通过拇指朝上或朝下来予以评论）可以排除掉那些不相关的信息。根据《差异》一书的分析，只有在其经历能够给予其一个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即视角）并教给她解决问题的不同技巧（即探索方式）时，一个睿智的拉丁裔女人才可能使联邦最高院变得更加多样化。

二、拥有恰好足够的共性

梅·蒂姆（Mae Tyme）是一名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安妮·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是一名“妓女/色情明星转型而成的艺术家/性学家”。⁹因此毫不奇怪，她们对色情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就这个主题而言，这些差异是绝对的。梅·蒂姆是一个笔名，她是一个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lesbian separatist）[94]，相信“所有从事色情活动的女人，要么是因为严重误导，要么是因为被奴役”。在斯普林克看来，蒂姆将因为同一名“色情明星”谈话而被踢出她的圈子。¹⁰然而，在2000年，蒂姆和斯普林克坐在一起完成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后来被斯普林克放在了她的网站上。这是一次坦诚布公的交流。斯普林克争辩说色情可以被“解禁”，甚至建议人们制作他们自己的色情作品以学习更多关于性的知识。蒂姆说色情文学作家参与奴役儿童的活动，甚至将斯普林克比作大屠杀的否认者。除却她们之间严重的分歧，对话以双方互称对方为“自己的好老师”和拥抱结束。¹¹

这似乎是多样性所具有的力量的一个例证：对同一事件持完全相反观点的两个人也能够以尊重彼此的方式开展对话并从中向对方学习。蒂姆认识到，女性色情明星能够找到“自由和有利可图”的职业——且通常情况下女性因此所获得的报酬要高于男性。斯普林克认识到，对色情的反对并不是源于对性经历的恐惧。尽管她们对色情所持的观点具有天壤之别，但她们都学着对彼此抱以尊重。

然而，在一场互敬互重的对话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另外两个不是那么鼓舞人心的道理：

第一，斯普林克与梅之间的差异被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所遮蔽了。诚然，在色情这个问题上她们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她们都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并以此为核心价值开展她们各自的生活。她们也共同使用一些同样的词汇：“色情”、“激进的女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父权”这样的词汇对她们而言有着足够精确的意义，以至于她们无须先对其进行界定即可使用。很多其他的对话常常因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离题：“你怎么敢叫我‘色情明星’！我是一个在成人娱乐业中在性问题上非常诚实的演员！”此外，通过对话我们可以确定她和斯普林克都是女性，都说英语，都四十多岁，都能够坦诚地谈论性与性欲。如果抛去这些共同点，对话的进行可能会非常的艰难，或者说，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二，梅最后提到的事是：“这样的一场对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拥有表达的自由，没有人必须要做出改变。我不指望你会变成一个色情反对者，你也不会期盼我成为一个色情支持者。”如果讨论者坚持一定要在讨论中决一胜负——或者，如果她们在一个由企业或政府政策所约束的委员会内——这场对话的开展将异常艰难。蒂姆与斯普林克在进行对话之前都暗自知道，对话的目标仅仅是在于发掘一个她们本就喜欢和尊重的人所持的不同观点。

不幸的是，每当我们想到礼貌（civility）一词时，我们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的对话类型正是这样一些对话，那些有巨大意见分歧的人需要就实际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但是，只有当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时，多样性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正如斯科特·佩奇所指出的那样。那就是贝丝·诺维克不愿意邀请气候变化否认者参与关于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讨论的原因。这并非是因为她的因循守旧，而是因为那场讨论的目的在于减缓全球变暖。在共同拥有这一目标的人们之中，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容视角和探索方法的多样性。一群拥有共同目标却具备多样性的人群在行动之时通常比一群同质化的人更加有效。识知者社区（communities of knowers）需要在他们四周竖起高墙。这些墙壁就好似一座堡垒的壁垒。如今，这些壁垒能够被有效地穿透了。但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是壁垒，并且发挥着任何一种墙壁都具备的功用，即：允许一群具有足够共性的人处事而把那些恼人的多样性排除在外。

太多的共性将导致群体思维（groupthink）。太少的共性又会导致事情徒劳无功或者催生向平庸之辈妥协的委员会。问题的窍门在于拥有恰如其分的多样性。并且，在这个案例中所谓的刚刚好的多样性通常是用比我们想象中要小的标准来衡量的。

三、用手拌匀

一本配有烹调配方且告诉你要加入“足够的牛奶”的食谱比什么都没说的食谱还要糟糕。这一点对于一本告诉你要引入“足够的多样性”的书而言，也同样适用。多少是足够呢？我们都知道这大大少于我们所设想的，但问题是，关于刚刚好的多样性并没有一个事先设定的量。

那就是在线社区WELL设有版主的原因。WELL由一代人的偶像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95]与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96]设立于1975年，WELL是网络上存在时间最久的对话之一。其源头是布兰德作为化身的嬉皮文化——WELL这个名称所代表的是The Whole Earth’s Lectronic Link（全球电子目录），参考了布兰德的《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但是目前4000名会员身上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热心的咖啡厅文化，而不是那种赤膊而无拘无束的嬉皮文化。乔恩·莱布科斯基（Jon Lebkowsky）[97]自1987年就开始登陆WELL的网站了。他指出，该网站的成功并非偶然。“他们最初成功地令网站在那些健谈者之中深入人心，”对于那些他们所要招揽的人们实行免费政策。莱布科斯基补充道，“他们也邀请感恩而死的乐迷，以及为数众多的记者”。¹²

播种之后即是丰收。每次“会议”——对话的主题，其中的一些对话栏目自WELL创建以来就一直在运行——有两名“主持人”，或版主。版主可以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任务在于确保对话具有足够的多样性。如果某人的粗鲁言论违背了讨论小组所遵循的准则，版主将会介入其中。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将被禁止参与讨论以使他们有一段冷静期——相当于一个讨论的暂停期。如果讨论偏离了正题，版主将会提醒人们他们所要讨论的是什么。霍华德·莱茵戈德，作为网络讨论活动的创始人之一，自1985年起便是WELL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呼吁在社区论坛内应设有版主。他指出，版主只是单纯的存在本身——即便他们从来不对发帖进行管理——也足以使那些违规的言论能够被排除在外。¹³

对论坛言论的管理不必经由指定的版主才能进行。有时候流量太大以至于管理难以进行。社区管理常常能够获得成功——就像在贝丝·诺维克的开放政府网站上，那些真正对开放政府政策感兴趣的人们，将会把那些“出生地怀疑论者”驱赶到角落中去。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版主管理也使得那些专司此职的人们无法逾越“恰好足够”来具体地确定多样性的正确数量。人类的对话反映了人类个体性、社会性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没有一条准则规定了我们在什么时候不能干什么。在关于育儿主题的讨论中就不会使用下流的语言吗？好吧，但当讨论的主题与一个满口脏话的小孩儿有关，而且人们确实知道那些被使用的言语变得很重要的时候，又该怎么办？政治讨论中不能有仇恨言论吗？好吧，当讨论与一个充满仇恨的讨论网站中所使用的语言有关的时候，又该如何？只能使用英语吗？好吧，要是有人请求帮忙翻译一个拒绝说英语的顾客使用西班牙语的愤怒评论呢？在一场科学讨论中保证不“歪楼”吗？好吧，要是一个绝望的家长满怀歉意地以一个关于生病儿童的问题打断这场讨论呢？我们之所以需要版主们，是因为谈话不会完全依据准则进行。多少量的多样性才是“恰好足够”的，取决于交谈的人、主题、目的、社会联系——取决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四、分流

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撤销这个功能，至少目前得暂时这么做。因为有一些读者用不适当的材料在网站上刷屏。

在此得向那些成千上万思维正常的登陆者表示感激和致以歉意。¹⁴

当你浏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维基评论”（wikitorial）时，上面的话就是迎接你的问候语。回溯到2005年中期，当维基百科（Wikipedia）成功地激起了维基热（Wiki Fever）时，似乎只要人们能够聚集到相关的网络页面上，即便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也能够被解决。因此，当《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战争与结果”的社论，要求布什政府澄清其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时，一份邀请也紧随其后：

你喜欢上面的社论吗？非常喜欢？谢谢！不是那么喜欢？你看到了愚昧的推理、对事实的选择性解读、一种诗意的缺乏？好吧，那接下来你要对它做点什么？你可以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甚至也可以给我们写一封信，如果你能找到一枚邮票的话）。但是今天你拥有一个新的选择：由你自己使用名为“维基”的网页在latimes.com/wiki上重写这篇社论。¹⁵

4天之后，《洛杉矶时报》给出了如下的维基讣告：

由于一些网络用户以污言秽语和色情图片对网站进行破坏，《洛杉矶时报》取消了允许读者在新闻网站上重写社论的这一新型网络功能。

本报在周五的时候试行了“维基评论”这一尝试，却又在某不知名的用户或者某些不知名的用户发布露骨的图片之后于周日就被关闭了。¹⁶

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原来的社论被编辑了150次。其一度成为一篇批评《洛杉矶时报》在战争升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社论。有人用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来对伊拉克战争进行比较，随后这些比较又被其他人删除。¹⁷当然了，随后又有一些蓄意破坏者在网站上不断地发布那些令人作呕的图片。

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98]，作为在新闻业的未来这一讨论中支持开放性的重要人物，通过博客声称：“‘维基评论’必然成为一场‘拔河比赛’”，并建议为那些对社论持不赞同意见的人设置一个可供选择的网站。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99]回应说他已经这么做了，即在《洛杉矶时报》的网站上为那些与报纸观点相左的人创建了一个“对应”维基。¹⁸“我不敢肯定《洛杉矶时报》愿意让我为其网站设定政策”，威尔士写道，“但它毕竟是维基，无论设定什么政策，实际上都是没意义的”。¹⁹

没有任何意义。理论上，维基试图使每一个人都聚集到同一个网页上。但是，当各种各样情绪激昂的观点不可避免时——没有一篇社论能够强大到可以驱除所有的反对观点——一篇维基评论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使讨论分流（enables the discussion to fork）。分流是一种我们所熟知的技巧。比如，当人们在一份邮件发送清单上就一个关于边际利益的话题来回大量地发邮件进行讨论时，某人可以明智地建议这些人离开讨论的群组而改用私人邮件进行对话。在WELL上，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版主便会建议另设一个单独的话题区（topic thread）。在现实世界中，当人们脱离一个讨论群组而在与他们话题相同的人之间交谈时，讨论就分流了。

网络对于分流而言简直是完美的。除了那些愿意听到对话的人，网络有无限的空间以使那些多样化的对话能够延续到每一个人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外。如果是一份邮件发送清单，除非你要求加入，否则你不会收到那些来自已经分流的讨论的邮件。分流能够使一个群组找到属于它自己的多样化水平。

此外，有人也将分流视为网络致命的缺陷……

进入回声室

直到这个时候，我依旧认为，网络向我们展示了有那么多需要了解的事物，而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先前我们通过做减法来获取知识的策略——知识的形状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金字塔存在——已经极度不适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了。取而代之，我们正在采用那些利用具有近乎无限能力的新媒体的策略。这样一来的结果是，我们对知识本身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基本观念就被逐渐改变了。

然而，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处理多样性的策略中，4个里面有3个都向我们推荐了减法策略：多样性够用即可，利用版主以避免过多的多样性，并在讨论充斥着过多多样性的时候进行分流。会发生什么呢？轻易能获取观念与知识的超级丰富性是否对一切均无所改变？事实上，知识的超级丰富性是否使我们变得更加狭隘？将“出生地怀疑论者”——或者奥巴马总统的狂热支持者——分流到他们各自的讨论群中，他们会将外界的批评排除在外并互相怂恿，而不是向一种具有良好多样性的对话开放。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目标导向的政策讨论当中。在网络上，人们加入到那些与他们观念相似的人当中，既是因为与志趣相投的人相处起来令人愉快，也是因为这样更有效率。如果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争论不休，那么共同承担的工作将根本无法开展。

有些群组严格分流，只将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囊括进来，这样的群组被称为“回声室”（echo chamber）。如果人们生活在网络中的这种回声室里，那么无论回声室之外存有多少的差异、分歧以及观点，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向那些与我们想法一致的人看齐，那么知识就会掩藏其多样性，并会前所未有地排除更多的差异。

如果网络建立更多这种回声室，那最大的失败者将会是民主，因为公民的意见将会极化，并因此更难达成一致，也更难于做出让步或妥协。这或许是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100]最为关切的问题，他是一位宪法学者，目前担任白宫信息管理事务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长官。桑斯坦是如今美国引用最多的在世法学家，²⁰撰写了一系列此类主题的书籍。在2001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一书中，他指出，当人们做出选择时，他们趋向于选择那些令他们觉得熟悉、舒服并强化他们既有信念的事物，这是一种被称之为“同质性”（homophily）的趋势。²¹桑斯坦在书中展示了同质性的破坏力量。他指出，“如果你选择最受白人欢迎的10个电视节目，然后再选择10个最受非裔美国人欢迎的节目，你会发现这些节目之间几乎没有重叠之处。实际上，最受非裔美国人欢迎的10个电视节目中，排名最靠前的7个在白人那里却是最不受欢迎的。”²²“类似的分化现象也存在于网络上”，他补充道。²³他列出了那些专为非裔美国人、年轻女性、年轻男性等诸如此类人设计的网站。他也引用了他与他同事一起所做的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发现，在60%随机选择的政治性网站中，仅有15%的网站设置了其反对者网页的链接。“很多人听到最多的，是自己声音的回声，而且比自己的声音还要大。”²⁴因为网络反而扩大了公民的选择范围，使得他们可以找到那些完全反映他们观点的小团体。

桑斯坦担心的是，情况可能比上述现象更糟。研究已经表明，当人们只与他们所认可的人交谈时，他们不仅会更加确信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他们会趋向于选择这些观点中更为极端的观点。²⁵桑斯坦认为，导致这种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个群体中成员所持的观点种类本来就很少。第二，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被其他小组成员悦纳”，因而常常调整自己的观点以使其趋近于那些占据主流位置的观点。“无数的研究中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²⁶

桑斯坦所描绘的图景令那些关心民主的人感到害怕，同时也令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本来期冀因特网能让我们变得更接近理想中的那种有识之士：心智开明，尊重事实，热切地探索着不同的视角。桑斯坦关于群体极化的研究特别关注了线下互动。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事实上，是不是网络使我们拒绝开放观念，并将我们推向了那些更加极端的观念？

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毫无疑问地在网上发生。”²⁷他的证据是，“显然，对很多人而言，互联网充当的似乎是一张孵化极端主义的温床”，²⁸并且，他提及“网络瀑布”（cybercascades），即一种信条如果以真相之名传遍网络，会很快地获得大批的追随者。此外，“一系列的研究也表明，群体极化也存在于那些类似于网络的环境之中”。²⁹但是，在网络上，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桑斯坦在其一年之后新版的《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指出，“要判断这个问题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³⁰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吗？还是很少出现？抑或一直存在？比较的对象是什么？有多频繁？有多大量？互联网上多样性的来源是否会去除群体的极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是那样一些来源而不是其他的来源？或许，如同克莱·舍基所揭示的那样，桑斯坦完全弄反了：或许“政治话语正变得越来越粗鄙”，其原因并非人们将自己隔绝在回声室里，而“恰恰是因为人们不断接触到其他的观点”。³¹

确实，一些近期的证据显示极化现象可能并不像桑斯坦所认为的那样极端。³²经济学家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与杰斯·夏皮罗（Jesse Shapiro）于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该文并不关注网站之间的链接，而是关注个人使用者在浏览互联网时实际访问了哪些网站。³³该项研究的结果似乎与桑斯坦的“群体极化”理念所试图呈现给我们的图景相反：“那些极端保守主义网站，诸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访问者比一般上网者更有可能访问《纽约时报》网站（偏自由）。而那些极端自由主义网站，诸如thinkprogress.org和moveon.org的访问者则比一般上网者更有可能去访问福克斯新闻网（偏保守）。”³⁴也就是说，那些访问最典型的党派回声室的人们，比大部分人更有可能访问那些与其政治分歧有不同意见的网站。

所以，网站是让我们的体验“窄化”，然后减损了我们之间共同的经历，导致群体极化，进而对民主造成了伤害吗？根茨科与夏皮罗的研究认为并非如此，但这只是一项研究，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争议。例如，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是我在伯克曼中心（Berkman Center）的同事，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³⁵他指出，研究表明网络用户比所有其他传统媒体用户更加“与世隔绝”（insular）。确实如此，如果我们看看网络，用我们的经验做向导——而不是细致的方法论——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得出像卡斯·桑斯坦那样的结论，认为人们似乎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极化和不文明了。如果你想在互联网上吸引注意力，极端的言谈似乎是一个奏效的策略。

对于桑斯坦的问题，我们离得到一个确切答案还差得远。然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人们总是认为被网络变得愚蠢的总是“那些其他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通过使用谷歌搜索，互联网使我们更加聪明了——我们只要轻轻点击，就可以知道得更多，使得我们更善于探索一个话题，更善于寻找那些能够解释并说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的观点。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101]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变得更笨了，但原因则和桑斯坦所说的恰恰相反。卡尔在他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开头便指出，2007年，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认知过程因网络发生了改变，但并非是朝好的方向。“我失去了我原来的大脑”，他在书中写道。³⁶对于卡尔而言，其原因不在于网络上的回声室，而大致与之相反：网络那些闪烁的链接、嘈杂喧哗的多样性使我们变得愚蠢。卡尔认为，网络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脑，“网络弱化了我们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支撑我们专注性地获取知识、归纳推理、批判思考，想象以及沉思的关键。”³⁷他引用了一系列关于大脑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借此证明互联网不但让我们能够进行不同的思考，同时也让我们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差了。

卡尔所作的描述与我们许多人所感受到的事物相吻合：如今我们似乎更容易分心了，我们读那些长篇书籍的耐心更少了。我们想跳过那些枯燥的部分直接得到书中的精华，在网上我们甚至都忘了我们为何来到这个页面。与此同时，卡尔所引用的研究与我们今天自己的感知却并不相符，我们认为自己比之前变得更聪明了，因为如今制约我们快速获取答案的限制仅在于我们打字的速度，而且我们的好奇心仅需一次点击就能够被满足，然后又再一次被激发。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场合我们之所以表现得最聪明，仅仅是因为这些场合具备了回声室的特质：反对的声音被压抑或消灭了。知识总是需要借助社群才能得以蓬勃发展。社群需要高墙，以便他们能够保持适度的多样性，尽管这会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同质性而犯错。但如今，网络已经使得这种社群的高墙变得可以半渗透了。因为网络的透明性，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而里面的人也能够看向外面。你可能在一个将被卡斯·桑斯坦称之为回声室的群体里交换观念和意见，但你是经过了充斥于网络上的混乱观点之后才来到这样一个回声室的。旧式的回声室就像一个无声社区之中安静的图书馆。而现在的回声室——各类知识社区——则位于世界上最拥挤繁忙的街道，而且也没有足够厚实的窗户能够为我们挡住那些噪音。

因此，网络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愚蠢了？网络是新兴的，而研究又相对不足，同时网络本身又在不断地演进。答案实际上可能会基于此类研究中不同的变量而不同：经济水平、教育程度、性别、政治、兴趣、地理、文化，等等。“回声室”这一概念本身是不稳定的。而且也很难测定，“聪明”这样一个由文化所决定的概念到底具有何种特性。正如卡尔所写的那样，“网络正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但只有在我们以网络自身的标准对智力（intelligence）进行界定之后。”³⁸对“网络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愚蠢了？”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我们通过思考，还需要我们去亲身经历才能获得。

然而，有一种观念认为上述问题无关紧要。无论网络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孤立，我们知道，人类具有一种同质性的趋向；我们喜欢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待在一起。这场辩论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过度的同质性是一件坏事。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抵制我们的这种同质性趋向。没有任何一个参加者——包括卡斯·桑斯坦，包括尼古拉斯·卡尔——建议我们倒回到没有网络的日子或者将网络弃之不理。因此，为什么争论了这么多年，投入这么多热情来争论呢？

因为有其他的东西更为关键。

未完成的话语

阿尔·戈尔（Al Gore）[102]2007年出版了《攻击理性》（The Assault on Reason）³⁹一书，那时正是乔治·布什（George Bush）[103]的第二届任期之中，⁴⁰通过该书可以理解他所感受到的绝望。“为什么理性、逻辑以及真相在如今美国作出重大决定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急剧地削弱了？”他在该书第一页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此后的多个章节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府已脱离了事实和论证之后，戈尔将网络称为“未来民主活力的希望之源”。⁴¹

互联网可能将是重建开放式社区最为重要的希望之源，在这样的社区之中，民主的对话与交流能够蓬勃发展……个人的观念贡献将主要基于能者为王（meritocracy of ideas）的观念规则得到处理。其将是有史以来最具交互性的媒体，也将是最有潜力将人们彼此连结，将人们与一个知识世界相连接的媒体。⁴²

尽管互联网对于阿尔·戈尔而言意味着民主的希望，而对卡斯·桑斯坦而言则意味着民主的危机，两人均对一个潜在的前提持一致意见，即：在通往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必须对那些持反对意见者保持一种理性和开放的态度。

我们知道这个观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苏格拉底也这么认为。理性的人们共聚一堂，以尊重和坦诚的姿态探讨他们之间的分歧，这样的画面是启蒙运动时期特有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04]，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认为诸如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的兴起，使得对话成为可能，从而标志着“公共领域”的形成。阿尔·戈尔之所以满怀希望，是因为他将互联网视为这个公共领域的延伸与扩张。桑斯坦之所以顾虑重重，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正退回一个半私密的领域。但我们全都——几乎全都——认为解决如此明显差异的方法，是对相反观点保持开放，并且以理性的态度来探讨。

在这种对理性力量的信任背后，有一系列的预设条件，比如对话的目的，以及知识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即便我们对这些预设条件置之不理，也不必花费大量时间上网，却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悲伤的而且就是事实的结论：我们不会学会坐在一起理性地交谈并得出唯一的结论。每件事情，我们都有分歧；这就是多样性带来的需要我们去应对的事实。

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呢？当话题涉及气候变化的时候，总的来说，阿尔·戈尔的策略就是，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根本不属于理性人的一分子：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无视事实，不相信科学，因此他们在理性者咖啡俱乐部中不会占有一席之地。持进化论观点的科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创造论者。他们的反对者们也采用同样的策略，声称：阿尔·戈尔是个头脑封闭的歇斯底里患者，与之辩论是不可能的；进化论者是无神论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承认神的存在，因此甚至也都没有足以与之进行讨论的基础。能够让我们开展戈尔、桑斯坦和苏格拉底都非常重视的理性对话的唯一处所就是回声室——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能够足够彻底地同意彼此的观点，以至于他们也能够理性地对待彼此之间的分歧（agree thoroughly enough that they can disagree reasonably）。

比方说，在2010年5月，国会中的共和党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说出来吧”的网站（AmericaSpeakingOut.com）。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称，他们将会阅读人们在这个网站上发表的各种观点。共和党人将政府治理过程中的这一举措称之为“革命性”的民主化。在网站开通的头几天，当他们惊恐地观察到，那些被发表到网站上的观点中包含了废除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二章[105]的观点，其理由（如同该建议者所“解释”的）是该法案“违宪、激进、希特勒”。⁴³有人建议对所有的美国穆斯林实施监控。有人建议加税。共和党人允许关于监控穆斯林和加税的建议不被删除，但同时也声明他们不会对这些建议采取任何的行动。“问题的关键是谨记我们所关注的是……既定的准则。”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皮特·罗斯康（Peter Roskam）如是说。这些既定的准则形成了可予进行的讨论的外围边界。偏离这些边界的话，你的观点将会被忽略，或者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被删除。这意味着“美国人说出来吧”网站是一个回声室。但如果共和党人要以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共和党人的方式推进其所讨论的话题，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所开展的对话中，我们仍然需要在自己处理范围之内存在尽可能多的差异与多样性。我们仍需要继续学习怎样引入更多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提防回声室给我们玩儿的那些心理把戏，即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并将我们的观点推向更极端。但对共和党人来说，拥有一间网上的“咖啡馆”也是很好的，其间他们能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探讨。相比多样性而言，那样的对话需要更多的一致意见。

互联网向我们展示了，旧有的完美的理性咖啡馆，只能存在于这样一座城市中，这座城市拥有其他千百万看上去错误、执迷不悟、毫无理性可言的咖啡馆。但这样的碎片化正是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认为人类可以加以克服的。我们现在拥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我们不能。那个证据就是网络本身。

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就人类的理性是否足以让其理解这个世界展开了讨论。但对理性的批判声音却很寥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这些批评声音却汇成了合声，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了最响亮的声音。这些人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无论他们有多反对这样一个称号，它作为标签都钉牢在他们身上。

当我还在修读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在北美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我的论文主题与马丁·海德格尔有关，他是一位当代的德国哲学家，那些主流的哲学家认为其论著晦涩艰深，而且总是以“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的”来显示他比别人要高深得多。但是我和我圈内的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论著的晦涩与艰深主要源于其作品对西方基本哲学假设的深刻挑战。之后，在1978年，后现代主义在海德格尔学术圈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个中心话题。其中的大部分讨论，尤其是那些在走廊上进行的讨论，基本上都聚焦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06]所写的那些论著，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那些激进的哲学理念走得还不够远。在众多学者中，我是一个新人，他们的作品都曾给过我指引。当我与他们一起漫步闲聊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德里达的评价，恰如就是那些非海德格尔主义者对海德格尔所的评价：一个故发惊人之语、逻辑不清、有意含混的知识界的江湖郎中。简而言之，那一刻，我们又身在一个典型的回声室，拒绝认真考虑那些挑战我们观念的观点。当然，讽刺的地方在于，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

之后的数年来，我一直在苦心钻研新一代思想家们的论著。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都非常晦涩，要么是因为——这取决于你所读的是谁的作品——他们试图消解语言本身中深植的那些深奥、基本的假设，要么是因为他们试图用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来掩盖他们思想的空洞。很显然，任何简单的介绍都是不足的，特别是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之间本身又有那么多的差异。幸运的是，我们仅需要他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网络呈现给其访问者的这个充满差异性的世界。

所有的知识和经历都是一种解读。世界以一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存在——你脚趾踢到的石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小儿麻痹的疫苗非常管用——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总是从一个观点出发的，我们只关注其中的一些特点而忽略其他特点。

解读是社会性的。解读总是在某一种文化、某一种语言、某一段历史或者是我们所关心的某一项人类计划中生发。树对于伐木工人而言就是一段木材，对儿童而言是一个可供攀爬的地方，对德鲁伊（Druid）[107]来说是一个贡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各种不确定和不完全的人类因素。

解读没有高下之分。任何一件事物，总是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路径，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种解读方法能够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声称自己是最好的解读方法。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通过拒绝承认特别地位的存在来对此予以讨论，同时不仅故意借用爱因斯坦的观念（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的），而且也直接借用社会经济的观念（精英们忽视普罗大众们的想法）。

解读发生于话语之中。你不可能脱离语境来谈论某一事物。甚至如同汽车转向信号灯这样的东西，也需要借助包含了汽车、物理知识、其他驾驶者的不可知的意图、法律规定、靠左行驶以及人们常用右手的习惯等诸多因素的语境才能够得以理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08]借助“语言游戏”这一用语来对此予以讨论，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是用来娱乐的，我们的语言或者行为的方式实际上受一些隐藏的规则和期望支配。后现代主义者会用很多不用的词来形容这些不同的语境，但我们将使用“话语”这一词汇。

在某一种话语中，某些解读是倍受青睐的。如果你身处一个关于科学的语境之中，以事实为基础的证据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感情则不然。另一方面，如果你像在科学语境中那样通过收集表格和数据来求取姻缘，那么你就是在闹一个大笑话，而且也会因之不胜其扰。话语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们是某一种文化中人们整合其观念的方法。它们本身不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会随历史变迁。

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其观点很多很多。但在多种形式下，这5种观点是最为关键的，数十年来，它们不断地被抵制或是被讨论。当然，那是在互联网向我们证明了后现代主义者是正确的之前。优势地位来源于纸质媒体的局限性，而如今旧有的、中心式的权威正在逐渐丧失其地位。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可能的解读。当这些解读超越了自身的对话范围进入到其他的语境——跨文化、跨社会经济群体或者其他任何拥有自身定位与价值观念的群体——解决差异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更遑论理解这些差异的可能性了。

然而，我们依旧不能容许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坚持他们自己的话语，因为一旦那样，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死于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人们上网之后，可能会形成卡斯·桑斯坦所担忧的那种回声室，从白皮书或者谄媚者之中再次确认自己的观点，从而变得更加确定、更加极端、更加危险。对于那些对知识严谨性不感兴趣，或者那些没有好奇心的人而言（顺便说一句，每天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网络似乎是一个降低知识的环境。我们需要对这一切都予以关注。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实际的风险和实际的损害。但是网络也提供了超越不同国界并使人们得以联系的可能性，同时形成了比起最聪明的参与者还要聪明的专家网络。网络能够让我们更聪明，只要我们自己想要更聪明。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关于差异性的问题将我们置于一个彼此矛盾的位置上——网络是一个回声室，网络用它所有的一切多样性让我们分心——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曾经如此地抵制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观点。我们担心——这也可以理解——没有一个突出的占据优势地位的观点，我们将会迷失在一个不同观点织就的漩涡里。

因此，让我们看看网络知识是如何整合观点的，尤其是同我们曾经用于追寻真相的、旧式的书籍时代的方式相比。网络上的差异和干扰是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观念的浪费？观念的超链接是失败的入场券，还是前进的新途径，抑或是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

第六章   长形式，网形式

知识的网络化正在对知识的本质以及长形式思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书籍告诉我们，知识是从 A 到 Z 的漫长旅程，那么网络化的知识可能会告诉我们，世界并非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更像是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

以上已经成为了获取知识的一种标准模版。¹如果这个论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就确凿无疑地正确，就连上帝之手都不能撼动。

但是，当然，要想认识世界，我们需要比这长得多的论证，因为世界非常复杂。可能我们要从A开始，一直论证到Z，每一步都要经得起仔细推敲。这种长形式（long-form）论证的方式，就是一直以来人类用于推理的最好方式。

那么，如果互联网缩短了我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事情会变成怎样呢？假设我们连从A论证到B的这一步，都再也不能全神贯注，都会因为“抓住猴子”[109]的广告或者一条最新的八卦新闻链接而分心，那么，我们如何能超越已知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如果我们正在担心失去这种长形式思考（long-form thought）的能力，我们应该首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出版于1859年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最伟大的长形式思考的作品之一。贯穿全书15章的，是一个宏伟的论证。下面是分章的总结：

［前言］对于物种起源，观点不一。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种新的说法。［1］家养动物中，农民想要哪些特性，他们就留下具有这些特性的家畜繁育后代，这样就培育出了新品种。［2］ 野生动物中也有很多变异。［3］这些变异能够帮助野生动物更好地生存，这样它们就有了更多的后代，传下了这些变异。这是自然选择，和农民所做的人工选择非常相像。 ［4］自然选择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发生的，达尔文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明显没有用的特性也被保留了下来。 ［5］变异发生，是有一定法则的。 ［6—7］有人会反对这个理论。让我们来解决这些反对意见。 ［8］自然选择也可以解释本能行为的发展和继承。［9］的确，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为何有些杂种会不育，不育显然不利于繁衍。但是，还有另外的解释。［10］虽然我们没有化石记录下进化的这一复杂过程，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11］事实上，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化石记录，那么它们是支持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渐进化这一理论的。［12—14］物种变异在地球上的分布，证明物种是适应它们的环境的。我还有四条证据证明我的论点。最后，［15］“由于整本书是一个长篇的大论证，为了读者方便，我把主要事实和推论都简要地概括一下。”

一部成功的长形式作品，会将论证一步步细致地摆出来，会解决异议，会提供支持，会做出结论。《物种起源》既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奠基之作。

不过即便如此，《物种起源》也存在所有长形式论证的缺点。比如，在第四章，达尔文写道：“拒绝接受我对地质记录性质的看法，也就是拒绝了我整个的理论。”这本书的天才之处，部分就在于达尔文意识到了有些读者太心急没有耐心，他们没等公车到站之前就想下车了。因此，达尔文在15章的书中，用整整6章的笔墨，去解决那些他认为读者会提出来的反对意见。自然选择如何解释为何某些特征会丢失呢，比如为何一些蝙蝠的眼睛失去了功能？为什么化石没有记录下物种转变的过程？达尔文不仅列出了同事们的反对意见，还提出了他能预想到的但当时还没有人提出的批评意见。非常高明。

但这种高明，仍然受限于当时他能够用到的媒介。如果你在写一本书，你就不得不与自己对话，想象各种可能的反对观点，因为书是一种与读者分离的、非对话式的、单向的媒介。我们不得不依赖这种自言自语，但并非因为思想本就如此，而是因为书将思想固定在了纸上。我们不得不建立一支长长的思想序列，由一个想法通向另一个想法，只是因为书籍是一张纸一张纸装订起来的。长形式思考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是因为书籍将它塑造成这个样子。而且，因为书一直是知识的媒介，所以我们就认为，知识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及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110]，1999年在他再版的《阅读的未来》（The Case for Books）一书中写道：

任何一位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都了解那种因为无力描述出历史档案的浩如烟海及过去的无穷无尽所带来的挫败感。但愿我的读者，能够深入地看看这本书……看看这本书里的所有字母，而不仅仅是我在此所引用的这几行字。如果我能够在我的书中追寻着这种痕迹，就像我在档案卷帙中追寻着它，不怕迂回不怕走弯路……如果我能够展示那些主题如何在我的叙述中蜿蜒，延展至书的边界之外……如果我们的书，不是用一个论证去给一件事情盖棺定论，而是为理解证据开拓新的途径；为理解故事中的材料开创新的可能；为意识到诠释过去有多复杂提供新的机会，那该有多好。²

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丹顿也描述了书如何能够整合起上述功能：“建造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的层级结构。”³最顶层的应该是“简洁的叙述”。第二层，可以是“关于这一论证不同方面的扩展”。第三层，提供支持前两层的材料。第四层，附上“前人论述之精选和讨论”。第五层是教学工具。第六层可以鼓励读者评论，交换意见。

听起来像是为建立一个网站或者出一本电子书提供的有趣建议，但事实上，1999年的丹顿是想打造一种新式的实体书。“利用电脑去抽样，去调查，”他写到，这样读者们就可以详细地说明他们想在一本专门为他们印制的书中看到什么内容，因而“通过传统的法典——即印制的线装书——全神贯注的长期阅读也会发生。”⁴为什么？因为实体书“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方便，舒服，随手可得，“对眼睛好，”“拿在手里令人愉悦”。⁵

丹顿既是一个实体书的拥趸和鉴赏家，也是一个推动图书馆政策更加开放的积极提倡者。⁶他毫不掩饰自己推动数字图书开放的热情，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111]造成的风波中，也担任了领导角色，要求谷歌图书为读者和图书馆的需求担责。丹顿说得对，实体书不会消亡。话剧院也不会，尽管它已经不再是表演作品的主要文化形式了。同样地，实体书以后也将不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因为对于知识——实体书旨在代表知识并且使之成为可能——的结构而言，实体书并不是一个适合的好去处。历史学家的大声疾呼——诸如丹顿所写的“因为无力描述出历史档案的浩如烟海及过去的无穷无尽所带来的挫败感”——在召唤一种流动性更强、连通性更高、互动性更好的形式。这种形式在199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业已拥有，丹顿也很欣赏。

作为知识的媒介，实体书有一种局限，它让我们以为，长形式思考是知识所能拥有的最高的、最自然的形状。而今，思想终于拥有了一种能够帮助它超越这种局限的媒介。但是，网络化的知识，会是什么形状的呢？短形式（short-form）思考？窄形式（narrow-form）思考？或者也有可能，这种认为思考一定要有形状的想法，阻碍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

状如书籍的思想

我探讨的是网络何以胜于图书，但却将我的讨论写成这么一本长篇大论的、只能在纸上（或者在纸质电子书上）阅读的书，说得好听点是有点讽刺，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点虚伪了。也许我的道歉，不能让我的行为显得正当，反而会自我羞辱，但我仍然要解释一下。原因是：我写本书的时候已经60岁了，我们这代人，将出版一本书视为一种成就——父母都会为你感到骄傲。同时，这也与书籍的出版商会提前付给我版权费不无关系。除了这些最原始的、可怜的动机——赚钱和赢得父母的认可——还有另外的原因，让这件事比较不那么讽刺。那就是，我不是在说，“书不好，网络好。”一连写下7万字，也是有好处的，能够允许思想获得有益的发展；如果本书对网络的笔墨多于书籍，那是因为作者认为，对图书的礼赞在每一间有书架的教室里、书封上的每一段文字里、每一家公共图书馆里，都含蓄地展现了。此外，过去15年，我的工作方式一直是混合型的，比较适合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转型：在本书构思出来之前，我在网上萌生了本书中的思考，而且从在线交流中获益匪浅。（谢谢博客空间！谢谢那些给我评论的人！）不仅仅本书的讽刺/虚伪不可避免，而且在这种转型的时代，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也不少，我真希望有人能够写出一个标准样板，然后所有对互联网持乐观态度的作者，只要在自己书里插入这个样板，就万事大吉了！

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一书，就得以避免这种讽刺，是因为《浅薄》提出，长形式的深度思考的图书，仍然是文明发展的关键而独特的方式。如果说有什么讽刺的话，那就是卡尔的这部长篇大作，想要说服我们，互联网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无法跟上深度思考、长形式论证的节奏——而《浅薄》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长达220页的大论证。

我们可以像《物种起源》那样，将《浅薄》的梗概一章一章地列出来：［1］我们都感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在被互联网所改变，我们为此也感到遗憾。［2］大脑的可塑性令人惊讶，它正使自己与新的需求、新的输入相吻合。［3］自古以来，科技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4］书籍发展出了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5］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6］电子书将改变我们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将之前那种独处阅读、全神贯注的传统转变为一种彼此联系的、公开的、超链接式的狂热。［7］科学告诉我们，这些行为和心智上的变化，其实全是因为网络改写了我们的大脑。［8］谷歌，这个网络搜索的主要工具和象征标志，正将我们的思想导向歧途，令我们满足于对意义的浅尝辄止，人类的心智也因此萎缩。⁷ ［9］我们不仅仅将记忆卸载到这些机器上。对记忆的科学研究表明，互联网损害了我们的长期记忆，阻碍了概念模式的发展，损害了我们投入持续注意力的能力，更糟的是，威胁到了“我们文化的深度和独特性。”互联网正在把我们变蠢。［10］更糟糕的是，这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灵魂。

将一本长篇巨制浓缩为这样的一句话，的确是过于粗暴地对待一部需要如此多页才能表达清楚的作品——要是卡尔能够在推特上讲清楚，他早就那么做了。不过，这种浓缩也显示出卡尔作品的内在逻辑形式，即每部分都是建立在之前那部分的基础上。《浅薄》是现代长形式大作的优秀典范。

但是到底这种形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卡尔的书，如同他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那篇引发争议的封面文章一样，开篇即问道：“谷歌在把我们变蠢吗？”[112]无疑这个问题会引发很多考虑：这是一个丰富的话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没准儿可以写成一本书，等等。但是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尼古拉斯·卡尔的写作动机。而是，书之所以为书的本质，是如何影响了它的内容呈现形式。因为，我们所有人——卡尔、我，还有其他很多人——关于科技如何塑造思想的讨论，绝非如柏拉图那样，认为存在一种书的理念，通过一种神秘的发散而将我们按它的意志塑造，我们的讨论并非如此的隐喻或者抽象。当你坐下来，打算写一本书的时候，那些装订好的页面——订在一起，一页一页的——就对你提出了要求。当然，你可以在这些书页上涂鸦乱写一气，或者将它们点着生火，但是你没有，你坐了下来，开始写书。于是，你开始了。

书要有个开头，是因为这些装订起来的页面有第一页。你当然可以指定让读者从第135页开始读起，或者你也可以随意指定任何一页，但那都不是书给你的要求。所以，你就要冥思苦想，想一个你的读者能够接受的开头。

随着页面继续，你也继续。这些页面是装订起来的，它们有顺序，也就要求你的思路必须要有一个顺序。所以，你继续书写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写下文字，而是要在思路之中找到连续性。

你写完了。书的长度取决于你，不过书店对于书的厚度有个限制，同时出版商对于书的页数也有上限和下限。就算你的思想就和达尔文调查藤壶那时一样的丰富复杂，以至于你都不得不再写第二卷书，但最终，书都有个结尾，也需要个结尾。你写下一句话，让读者明白，你已经完工了。你想象着读者合上书页之时会一声叹息，他们既感到满意，这本书为一场论争盖棺定论；也感到遗憾（我们作者希望如此），一场始自第一页的旅途已经画上了句号。

书出来了，它出版了，任它周围的世界如何变迁，它都不会再变。

因此，是实体书，要求你进行长形式的写作。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中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因为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

因此，书的物理特性，鼓励并且使得长形式思考成为可能。说“鼓励并使其可能”是因为，书的物理特性本身并不足以完全地解释长形式思考的产生：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考路径，对于某些文化而言，这种一页页装订好的书，反而像是怂恿了思想的分裂，就像PPT一样，将思想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而且，在书匠们将卷轴改进为同样大小的纸张并将它们装订成书之前，长形式叙事和长形式调查就已经存在。我们已经将思想建构在那些矩形平面（卷轴等）上，之后才又出现了适应这种方式的媒介（书）。书这种媒介优点突出，但也有一些特质，虽非故意，却限制和形塑了知识。书籍并不表达知识的本质。它们表达的，是那种书写在纸上、忽略思想的边界而分割成一页页、装订在一起、大规模印制传播的知识的本质，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某种经济体制的限制之下发生的。

因此，认为知识形如书籍的想法，就像是惊讶一块石头怎么就和它所在地面上的洞能如此严丝合缝。

书籍的尴尬

正如十字螺丝刀普及之后，一字螺丝刀太滑的缺点才变得明显，印刷书籍的很多缺点，也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介质出现之后才变得明显起来。对书籍这种古老媒介的称颂，往往因为书籍突然暴露出来的缺点，听起来反倒更为尴尬。

斯温·伯克茨（Sven Birkerts）[113]大概不会同意这种说法。1992年，他写了一本里程碑式的、也许能成为经典的著作：《古登堡挽歌》（The Gutenberg Elegies）。⁸那时万维网还未出现，超链接只存在于那些将文档像软件程序一样编纂的封闭系统里，当然，文档本来就是软件程序。电子书是只存在于CD之中的玩意。如今再读《古登堡挽歌》，我们能回想起在万维网出现之前的日子。那时候电子通讯根本没有今天这种势不可挡的繁荣，言辞被缩减成屏幕上闪动的绿点。当时的情况使得伯克茨明晰的论述更加令人难忘。

所以，今天下午我打算去找出这本书。我可能有10年没读过这本书了，只能模糊地记得它大概放在哪里——不是放在哪个书架上，而是放在哪间屋子里。令我惊喜的是，我一猜就中了：手指滑过卧室墙角书架的那一堆书——大部分是晦涩难懂的文学著作，间或有一些侦探悬疑小说和旅行指南——我终于看到了我寻找的书名。我慢慢将它抽出，因为书架不像是一个放书的地方，反而像是个层层叠叠的积木，一不小心就会轰然坍塌。我带着点小自豪，将书拿到楼下来。当我们赞美实体书拿在手里的触觉快感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实体书不知所终也是常有的事情；除了特别有条理的人，否则你拥有的书越多，就越难以找到之中的任何一本。对于原子形式的书籍，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我们也不是用这一条来打倒书。只是说，现在我们有了比特形式的书，我们只需要粗略地输入作者的姓名，就可以找到想要的书。这时候，去寻找一本实体书的举动，就类似于拿着一把打滑的一字螺丝刀，缺点因为有比较而变得明显了。

鉴于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关注过伯克茨了，所以我在谷歌上键入了“斯温·伯克茨”。为了获得更多的结果，我还将他名字的首字母换成了小写。不过谷歌自动建议了正确拼写，几乎一瞬间，我就找到了我寻找的东西：他的那本书的出版日期。我往下浏览谷歌的搜索结果。哈，2009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抵制Kindle”，不过它应该改名叫“Kindle把我们变蠢了吗？”，以便和旧媒介的新主题“保持队形”。在文章中，伯克茨重申了他在17年前的那本书中写下的一个最有趣的、甚至可以说是最美丽的论点。他说，文学的历史特性“因为我们的图书馆和书店、因为某些文本的明显的邻近性而得到了强化，它们传递出文学活动的累积感和时限性（time-bound nature）”。尽管图书馆和书店一般都会按照主题或者字母顺序来摆放书，而不是按照历史年代，但是伯克茨的观点却引起了我的共鸣：书展示了过去。在《挽歌》中，他写道：“尽情倾诉你对书的看法吧，它们不仅记下了以往的痕迹，也记下了受到阻碍、遇到他者的感触……旧式的文本研究可能令你感到像是在挖洞，缓慢又没必要，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指示：它确认了时间，就如重力一般，是多么无情的力量。”⁹多么美丽。的确，哪怕我们只是去图书馆寻找詹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114]最新浪漫喜剧的DVD，但置身馆中，我们仍会感到，过去就在眼前，等待着向我们诉说。我们会感到，图书馆的书架，一直延伸，回到了古希腊时代，回到了埃及王朝，回到了古希伯来。我们不会在网络上体验到这种感觉。网络呈现的是连续不断、此刻的、当下的波涛。

伯克茨写得真好，我不禁进入了藏书家的冥想之中。我正在一个经典的图书馆中——我想象的是我工作的哈佛法学院图书馆（Harvard Law Library），它是体现图书之美的一个优雅象征——我坐在一把皮革包边的椅子上，读着一本皮面装订的书，出自我一直倾慕的古代作家之手。然后我看了看真真切切握在手中的书，一本已经有15年历史的平装《古登堡挽歌》。书皮——唯一暴露在我卧室空气中的部分——布满了灰尘。打开它时，胶水都干了，皱巴巴的书页开始从书脊处散开。我小心翼翼地地翻看，生怕将它们弄得更散，就像是害怕碰落秋天树枝上的一个干杈。书页的边上看起来像是在淡咖啡里浸过。闻起来，它就像是一件来自过去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东西。当然，伯克茨说的图书将过去呈现在我们面前指的不是这些。这本书的过去，就呈现在此，呈现在它的陈旧衰老之中。但是，我没有那种与文化绵延不断的荣光相连的战栗，反而，却不得不忍住一个喷嚏。

我们将图书理想化了、浪漫化了，有些人甚至已经过于盲目地迷恋它们。它们作为文化物体在我们眼中呈现的形象，反映的常常是我们对端着一杯干雪莉酒在英国式的阅览室里读书的一种怪异的怀旧情绪。但事实是，大多数读者读到的大多数书，都是廉价的、几乎读完即丢的一次性用品。伯克茨本人的书的封面上，也像全美赛车联合会（NASCAR，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ock Car Auto Racing）的赛车一样，遍布各种宣传的贴花，虽然这些贴花都是名人们的溢美之词。这倒不是说只有伯克茨的书的封面格外粗俗艳丽，根本不是。它很有代表性。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书、我们真正读的书，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书。这就跟怀旧一样，我们只记得过去金光闪闪的美好，而忘掉了经历它们时的灰暗忧愁。

这种分页装订、印刷继而出版的图书所鼓励的思考模式，有很多不足。以尼古拉斯·卡尔的书为例，读完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卡尔是个含蓄而深刻的思想家，所以他的结论可不是像什么“吃白色食物[115]容易变胖”或者“只要你想要，你就能得到！”这么简单。他也是个诚实的作家，不会哗众取宠直接说出 “互联网让我们变蠢！”这样的结论。卡尔的书，通过对一组问题的聚焦，意在提醒我们意识到，网络通过改变我们的大脑，而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我们的思想。但卡尔的思考方式也有不足。比如，当他说图书创造的思想体验是向内的、私密的时候，他忽略了其他的因素。比如，让·德·约恩维利（Jean de Joinville）[116]1309年写就的路易九世（Louis IX）[117]的传记，之所以能够先于历史潮流讲述一个国王的秘史，部分是因为天主教成为了一种注重内在忏悔的宗教，而这本身就是长期的历史、军事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然而，尼古拉斯·卡尔在叙述中对这一点未置一词。

我并非是就此批评卡尔。恰恰相反，他的书主要谈论的也不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发展，而他对主题的论述实际上也非常棒。问题并不出在卡尔的书上，而出在图书表达观点的方式上：它们将思想挤压到一条狭长的小径上，驱使读者沿着这条小径前进。这对诸如思想内化这样的基础发展有无数的影响，但大多数都和卡尔的观点——从实体书到网络的转换过程中我们丧失了思想——毫无关系。长形式的作家们，费尽心思将读者们从A地领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地Z。凡是和读者们走到Z地无关的，作家们根本不考虑。实际上，卡尔在自己的书中，也几次中断，写下了一些题外话，这样他就能把自己论证过程中容纳不了的观点表达出来。这些观点不得不以题外话的形式出现——这在图书中很不常见，结构上也有些尴尬——因为书籍的物理特性倾向于按序延展下去（sequence），而非中断分岔（divergence）。与叙述的狭长小径背离的那些观点，就算再有价值，看起来也像是干扰、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书籍只是不够长，不足以让那些长思考自由舒展成它们本来的样子。

更进一步，由于写作的局限，私人思考的地位被提升了。写书有一个不成文法，那就是：“一本书，一人写。”书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写作常常是一种个人的独奏。所以，尼古拉斯·卡尔告诉我们，他从繁华的波士顿搬到了僻静的科罗拉多，“简单的宽带连接”，¹⁰偶尔查一下自己的电邮。这令人痛苦，但是，他说，“某些古老的、不被使用的神经回路”突然“恢复了生机”。 ¹¹他搬家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独处，仿佛在公共场合下思考（thinking in public）——我们经常称其为“聊天”——不是为思考创造了条件而是干扰了思考。当然，没有一本书是真正的个人作品，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与世隔绝遗世独立。卡尔也会承认——他的书中也有一页致谢——公众对他的书作出了贡献，哪怕是以不太明显的方式。他和妻子聊天，在设定的时间浏览网页，而且他肯定也和编辑沟通，在他将自己的思考编撰成书的过程中，他在无穷无尽的公共海洋之中游弋（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更不用去提语言本身的公共性了。¹²

我也应该在这里“供认”，我那些看起来博学多识的对让·德·约恩维利的评价，其实是直接来自于我和雅各布·艾伯特（Jacob Albert）的一次邮件交流，艾伯特是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的一名暑期实习生。他对我这本书的主题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一直在交流。他第一次提到约恩维利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以前对路易九世的全部了解，仅限于他是路易八世之后、路易十世之前的皇帝。卡尔书中，也不可避免有很多观点和事实来自于同样的这种交流。思想从不是孤立的。

它也不应该是。卡尔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发表之后，在精英思想家——包括卡尔本人——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在Edge.org ¹³上进行对话交流。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118]，一位计算机方面的先驱，同意某些东西在把我们变蠢，但他认为罪魁祸首是“信息洪流”。他同时指出了政治在之中发挥的作用。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119]则质疑，尼采（Nietzsche）[120]的作品“从思辨沦落为警句”，究竟是因为他像卡尔说的那样开始使用打字机了呢，还是因为“尼采已经重病垂危”？拉里·桑格（Larry Sanger）[121]，维基百科的联合创始人（当时是一名评论家），也同意我们越来越无力连贯地表达思想，但他认为这应该归咎于我们自身而非科技。作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122]认为，卡尔关注到变化是没错的，但是他的价值取向却错了：这就像是演化转变的过程中，海洋生物也会认为那些直立行走的上岸者不会得到任何好处。Edge.org同时也收集了散落于其他网站的讨论，那些边界松散的讨论一直持续着，有时候卡尔自己也会回复，从而解决了一直困扰长形式论证的一个顽疾：单点故障。

而这——不限长度、不限形式的思考网络——对我们认识世界而言，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吗？

公共思考

如果你要创建新闻学领域的一幅博主影响力地图，基于有哪些人链接了这些博主，那么杰伊·罗森（Jay Rosen）[123]的网站PressThink.org，应该会是其中一个中心。蜘蛛网般的链接进入这个网站，远比从这个网站出去的链接要多得多，尽管这和那些大型媒体网站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如果你给那些访问量高的链接以更高权重，再来看这幅地图的话，罗森的网站就会在地图上变得更加明显，就如格陵兰岛在教室地图中显现的那样。不过即使这幅新地图，也隐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那些链接进罗森博客以及在其周围的思想的形状。

在某种意义上，罗森一直在致力于长形式思考。他不仅在博客上写长文，比一般文章都长好几倍；而且文章总是围绕着一些反复出现的观点在讨论。比如，有两年的时间，他写了一系列博文，都是关于“网络对以往通过客观性就可以轻易构建的（新闻）权威产生了什么影响。”¹⁴在他最近一篇博文的结尾处，罗森非常容易地就把之前博文中的观点总结出来——他告诉我他正在为这个系列撰写新的博文——他列出了6篇博文的摘要式链接：¹⁵

1. 受众原子化的胜利：互联网为何削弱了媒体的权威（2009年1月12日）

2. “他说她说式”新闻报道（He said she said journalism）[124]：活跃用户之地的过时原则（2009年4月12日）

3. 追求清白（the Quest for Innocence）和丧失真实的政治新闻业（2010年2月21日）

4. 左手小王，右手大王：论美国传媒业的真实意识形态（2010年6月14日）

5. 修复我们政治新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给《大西洋月刊》马克·安宾得（Marc Ambinder）[125]的一封回信（2010年6月22日）

6. 客观性作为一种说服方式：给马库斯·布劳彻利（Marcus Brauchli）[126]的几点说明（2010年7月7日）

以上合起来就又组成了一组长论证。罗森挑战了我们的固有信念，即认为好的报道必须是那些对新闻事件给出不同的、客观的、更加合理的解读的报道。在这一系列中的较早一篇文章中，他将报道定义为“收集信息，和知情人聊天，力图去验证和明晰真正发生了什么，并去描述事件中呈现的广泛的观点”。 ¹⁶这个定义，让记者更加容易接受罗森在第6篇博文中提出的观点，即报道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与所有观点保持距离，而在于记者身处读者不在的地方。客观性这个借口真的会妨碍报道本身。当读者从报道的价值在于客观性这个假设之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们就可以和罗森一起探索新闻业的其他可能了。

6篇博文一共11万字，整个系列比《浅薄》还要长，字数大概是本书的1.5倍。在这11万字之中，罗森自己写了1.5万字——大概是本章的两倍长。其他的全部都是读者评论。罗森的博文，吸引了非常高质量的评论。没有诸如“你太厉害了！”或者“你胡扯！”这样的跟帖。相反，评论大都是逻辑清晰、充满思考的。罗森告诉我：“关于我的博客，第二常见的反应（第一是你的博文怎么这么长……）是，‘无意冒犯，杰伊，但是评论常常比你的文章还要好’。这和作者（也就是我本人）在原帖中定下的基调有关。”¹⁷他不会在评论发表前审查它们，他只删掉那些纯粹是垃圾的评论。

当然，像罗森这样以公共方式进行长形式思考有利有弊。

我能想到9条好处：

第一，这种论证方式可以有一个自然的长度。罗森既不用非要把自己的观点从15 000字扩充成一本60 000字的书，他也不用担心评论长得装不进书里，还要和出版商去讨价还价。

第二，这样的论证更加“接地气”。读者们提出话题，然后作者意识到他必须解答的问题。

第三，作品嵌入在一种边界松散的讨论中，从而更加自然地反映了话题复杂混乱的拓扑结构。

第四，读者没有多少理由“中途下车”退出讨论。当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四章中写到“拒绝接受我对地质记录性质的看法，也就是拒绝了我整个的理论”时，他其实是敞开了车门请读者下车。如果达尔文采用罗森的方式出版，他就能发现一些未曾料到的反对意见，至少可以解决部分的反对意见。这看起来是一个更加有力的方式，至少比让作者独坐阁楼、或者窝在科罗拉多荒原上的小草屋里闷头苦想读者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要好得多。

第五，这种方式使得罗森的观点能够比传统的私下写作、写毕公开出版模式更快地传达给公众。

第六，这些观点更加成功地摆脱了作者的掌控，从而可以改变世界。罗森写作的网络化性质，意味着他的观点更容易被传播，甚至被那些从没有听说过他的人所接纳。

第七，因为参与了讨论，所以无论是在智识上还是在情感上，读者的参与程度都更高了。

第八，作者的权威也因此变得恰如其分。和传统时代出版商递给作者一柄权杖，他就可以如同所罗门王[127]无所不知不同，罗森的权威性来自于他所写下的东西，以及别人给他的回应。看到作者通过评论和读者互动，那些大部分没有留下评论的读者也会觉得，罗森意识到他自己的观点并不像博文行文中所显示的那么确定；也让他们认为，罗森的权威仅仅局限于他的特定观点的价值。这改变了作者权威的源泉和意义。

第九，不仅作者不再是荒野小屋中的孤身一人，读者们现在也被连接起来了。我们能看到作者的话激荡起文化涟漪的某些效应。记者们在罗森的网站上评头论足，其他网站链接到这个网站，而他的推特账号jayrosen_nyu有37 000名关注者。我们过去常常说，思想会产生影响。现在我们可以观察思想的传播，就像把染料注入血液之中，再从监视器中追踪观察它流动的轨迹。

当然也有一些不足：

第一，对一些人来说，读者的声音就像是噪声一样，令人分心。

第二，有些观点如果一次性呈现会更有力。

第三，如果向公众免费开放，某些思想可能在经济上无法获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假设是否正确。科幻作家和活动家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128]以及其他人，在售卖纸版书籍的同时免费将其在网上开放，既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实现了思想的影响力。

第四，出版一本实体书，是专业性和成就的传统象征。

第五，当太多声音在争辩时，我们很难知道该去相信哪些。

所以，好处对不足，9∶5。要是决定谁胜谁负像这个数字一样简单就好了。但其实很难。比如第五条不足，“我们很难知道去相信谁”并不一定就不好。¹⁸但这也不是说长形式和网形式的论证在竞争，非此即彼，一个必须消灭另一个。网上有足够的空间，既能容得下传统的多卷本的长篇大论，也能容得下那些完全用推文表达的短小观点。卡尔的书在书店大卖的同时，他也可以置身于网上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长形式的作品，甚至在网上还找不到它们的时候就可以被热议。这是一个两者共存的情况，并且还附赠了怎样进行的方法。

然而，网络也不是对长形式的论证全然毫无影响。你当然可以提笔写下7万字，内在逻辑连贯严密无懈可击。你可以像斯宾诺莎（Spinoza），[129]用演绎几何的方式写下一本伦理学著作。但是，如果作品想要产生影响，就必须被放置入一个可以讨论的网络中，但问题是，一旦读者进入讨论的网络中，却又会违背作品本身的原始逻辑。最蠢笨的读者会彻底误读作品，不管作者是黑是白是男是女都会破口大骂。聪明的歪脑筋也会误读作品，从而让作者显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白痴。自私的专家们会觉得作品威胁到了自己的专业地位，从而一边吹口哨冷嘲热讽，一边暗自在背后落井下石。大学生们则不管不顾地整页整页地抄袭，声称这是自己的成果，都不去想自己被逮住了会怎样。

欢迎来到知识走下书架的世界。它被错误引用，被贬损，被强化，被合并，被误读了一千倍而传播，被同化到近乎看不见的地步。其实它一向如此，但现在我们能够看见这个过程的发生。一旦知道的过程在网上、在我们之中开启，伴随着评论部分和无数其他意见的链接，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将“实际运用的知识”（knowledge-at-work）和“被人们所理解的知识”（knowledge-as-it-is-understood）区分开来。

所以，这种新型知识是什么形状的呢？长形式的对立面是什么呢？这问题本身就提错了。网络上的被网络化了的知识根本没有形状，因为网络没有边界。此外，它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长。

形状当然重要。当知识还是金字塔形状的时候，当它还是建立在所有成员共享的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的时候，当它的内容是由可信赖的权威过滤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哪些被涵盖进去、哪些没有的时候，当知识还有形式和形状的时候，知识很容易找到权威。无形状的知识反映了知识的更新，但却是以消弭了中央权威为代价的，而此前商业、文化、科学和政府都围绕着这个中央来运行。这种变化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是个严肃的议题，但同时它也是另一个变化的结果，即传统上知识所赖以维系的基础的变化：知识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已经大大不同了。

从停止点到诱惑

客观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不受宠了，乃至于1996年美国职业记者协会（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从协会职业操守中删掉了“客观性”。 ¹⁹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们打算走偏见和不公的道路，而是说，客观性向人们许诺了它无法达成的事情：记者们会如实地呈现事实，不夹杂任何偏见和个人立场。所以，许多记者现在用公正、准确、平衡代替了客观。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让客观性在知识的图景上占据一席之地。也正是这幅图景，让我们能够将长形式写作——书籍——提升至人类认识世界的顶峰。

为了说明客观性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两家久负盛名的报纸，在对同一件照本宣科式的事件进行报道时，却都存在政治倾向：

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onal Convention）在“参议院雄狮”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130]的家乡波士顿召开。在大会第二夜，肯尼迪发表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演讲。²⁰《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夜，交织着对布什执政的猛烈抨击，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指责总统，批评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对美国人而言更加危险的世界。²¹

文章接下来引用了特里萨·海因茨（Teresa Heinz）[131]的一段话，之后提到罗纳德·里根的儿子也发表了演讲，以及巴拉克·奥巴马“为民主党可能的未来之路……打开了一扇了解之窗”。接下来的6段都在讲肯尼迪的演讲，重点突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呼吁：“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吧！”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在头版进行了报道，但开头只字未提肯尼迪的演讲：

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夜，民主党向全国推出了两个新人，[132]希望借此定调，帮助约翰·F.克里（John F.Kerry）在2004年成功入主白宫。²²

而当文章提到肯尼迪的演讲时，只是简短总结了一下，语调很严厉：“肯尼迪的努力，在大厅里根本没人感兴趣。”

两家报纸的头条标题也反映出他们对那晚的看法存在深深的差异。《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传统而富有攻击性：“肯尼迪引领攻击：大会发言人转换修辞批布什。”《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则强调了新的声音和一致性：“民主党人重在弥合分歧；大会发言推新人定基调。”《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对肯尼迪发言的引用，没有一句重合的。他们在处理这些发言上，也几乎没有重合之处。甚至一家认为这个发言鼓舞人心，另一个却认为无异于灾难。两家主要的报纸都高度专业，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报道针对同一事件，一个写好脚本的事件，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前大家就见到了脚本。然而，即使都认为肯尼迪是波士顿地区最受欢迎的人物，它们的报道仍然近乎于截然相反。

尽管我们很多人认为客观性只是一种“渴望”——这个观点在记者之中也很常见——但是我们仍然会对《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差异之巨大感到惊讶。我也不例外。传统的世界观将报道的差异归咎于为人的局限：偏见、信息不全、主观。²³客观性向读者作出承诺说，报道会呈现世界的本来面目，摆脱（或者至少减少）个人的、主观的因素干扰，向读者提供被杰伊·罗森（同时呼应的还有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133]）不无贬低地称呼的“从无何有之乡来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134]”。²⁴

客观性依赖于对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形而上的描述：个人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先尽力在内心有一个准确的呈现，然后再通过语言呈现给别人。不过客观性作为一种公共价值而兴起，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纸质媒介传递知识的局限性。比如，美国的第一本杂志《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1741年时承诺要“不可侵犯地坚持彻底的中立”，因为“好几个殖民地还没有印刷机”，因此“很难获得不带片面观点的出版物”。 ²⁵现在广为传播的认识，即新闻报道必须平衡——由此产生被讥讽为“他说她说”的故事——源于同样的动机：如果单个的客观叙述不可能，那么至少给读者两方面的声音，这样报道就比较完整，可以充当争论的一个停止点。客观平衡也解决了长形式论证所面临的局限：纸是一种不太方便的、不和别处相连的媒介，因此，为了让读者理解主题，包罗万象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客观性了（这个过程在网络诞生之前就开始了），转而将之前对客观性的期待转移到透明性上。透明性有两种。一种是记者立场（standpoint）的透明，这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135]和由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136]开创“荒诞新闻”[137]（gonzo journalism）以来就成为新闻学讨论的一个话题。²⁶例如，杰伊·罗森的博客不仅立场鲜明，而且在显著位置链接了“关于本博客观点的问答”，不仅列出了罗森对新闻学的看法，而且告诉我们，他在政治上是“标准的上西区[138]自由派、犹太人、婴儿潮一代”。 ²⁷读者可以方便地找到作者的信息，从而让作者的立场变得透明，虽然他们也许并不想这样。

第二种透明，是消息来源（sources）的透明，这对旧体制的毁灭性更大。纸质媒介中，引用就像是图钉：如果你想知道作者为何这样说，你可以从一个脚注中发现作者的思路一路如何延续。这些引用提供了所有原始资料的来源，能够满足最有好奇心的研究者的需要，它们的目的是想留住读者，把读者“钉”在文章之中。而在网上，超链接不是图钉，而更像是请柬。他们邀请读者去往文章之外。的确，许多链接指向的不是原始资料，而是对作者观点的拓展、补充甚至是矛盾的观点。这些链接是一个个明显的证据，表明作者放弃了对全面性甚至充分性的追求；链接邀请读者去畅游本篇作品所卷入的那个网络，并且作出声明：思考是一项我们共同完成的事情。网络化的知识因此不再是一个“停止点”的体系，更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网络。

而这又指向了客观性的第二个问题。客观性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类在理解世界时，不可避免地就带有某种特定的立场。但是让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人类的问题。假如世界本身就并非我们所想的那种非此即彼呢？

比如，在2011年初那场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的革命浪潮中，人们对诸如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产生了争议。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的作者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139]，2010年10月为《纽约客》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社会化媒体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社会化媒体激发的是人们之间的“弱联系”（weak ties），而不是活动家们需要的、能够让人们为之去冒险的“强联系”（strong ties）。²⁸几个月之后，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和博主们将2011年的“中东革命”归功于社会化媒体时，格莱德威尔又贴出了一篇200字的小短文，强调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只是革命中“最乏味的事实”。 ²⁹格莱德威尔的评论，是对那些认为社会化媒体是革命的唯一原因，甚至将这些变革直接称为“脸书革命”或者“推特革命”的人的矫正。当然，格莱德威尔也不认同那些认为社会化媒体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观点。格莱德威尔此前的《引爆流行》一书就是讨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的，因此他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令很多人惊讶。不过我的重点并不是说格莱德威尔错了（虽然我的确如此认为）。我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承认，社会化媒体的确在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清楚，这种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们越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越会清晰地看到，我们根本都没有一个彼此认同的、能够解答问题的框架。而这不仅仅存在于有关互联网的问题上。比如，就在格莱德威尔的文章发表之后几个月，《纽约客》又刊登了一篇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140]的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疑惑，即该如何衡量一些书籍——诸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41]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³⁰ ——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我们去观察这些社会动乱中的社交媒体，会疑惑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媒体的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媒体的影响，在所有的文化中都相同吗？在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相同吗？普遍来说（以及在某些特定国家）社会动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接触到信息所致？如果没有任何社交媒体，革命还会发生吗？如果发生，它们会和现在有何不同？

要理解社交媒体在最近一波“中东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事件本身，就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我们对此既无法预见，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在其他事件上也同样如此，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争论，南北战争是不是真的因为废奴而起。³¹用网络先驱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142]创造的一个词来形容，世界太“交织”（interwingly）了——太相互依赖、相互缠绕以至于任何试图去分类理解的努力都是徒劳的。³²透明性所形成的这张杂乱的链接之网，就反映了出这种“交织性”。它应该让我们开始去思考，客观性和长形式论证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它们是否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或者，和一篇“客观”的新闻报道，以及沿着一条狭长的路去思考的方式比起来，这种交织的网络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

对于一些诸如“昨晚的民主党大会上发生了什么？”、“最近的革命中社交媒体发挥了什么作用？”或者“贝蒂·弗里丹的作品如何改变了历史？”这类更加开放的问题，我们的确是需要停止点的。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答案，这样才能继续下去。因此才会出现了诸如WolframAlpha.com[143]这样的网站。博学多识的斯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144]2009年推出了这个网站，对用户提出的各种问题，平淡如“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有多远？”、异想天开如“需要多少加仑牛奶才能填满月球？”以及其他深奥晦涩的科学和数学问题，都可以给出可信赖的、准确的答案。网站通过在可信赖的来源中查询，或者利用已知信息进行计算，来给出答案。为此，项目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提供源，并利用各种手动的或者自动的技术来检查答案的准确性。³³我们可以像相信年鉴或者其他经过专业审查的书籍上的信息一样，相信WolframAlpha网站上的事实和计算结果，因为他们都经过了编辑的过滤，事实都通过核查，而且还赌上了机构的声誉和商业前途。WolframAlpha网站出于良好的目的，以网络化的介质提供纸质时代的技术，而且不断与时俱进地改善这些技术，可以做到实时地给用户提供答案。

但即便如此，WolframAlpha作为一个知识的“停止点”，和过去的停止点也并非完全相似。网站总是会提供链接，如果你觉得给出的结果让你觉得惊奇，你可以点击那些链接去查找最初的来源。如果你认为网站给出的结果是错的，网站的页面底部还有一处空白，用惹眼的字体写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可以点击发送。同时，网站还提供你想去探索更多的相关查询（比如，月球和地球的容积比？）的可能性。当然，传统的年鉴也会列出它所有的资料来源，也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地址，你可以写信去纠错。不过，那是一种缓慢的、单向的中介，交流少得可怜。WolframAlpha则提供了更加深入的参与，甚至假定你也许想把自己的查询结果转换成一个链接。因此，WolframAlpha虽然利用了纸质时代的技术来提供权威信息，但它提供的权威信息是在一个网络中，从而改变了权威作为知识“停止点”的性质。当权威——百科全书的编辑们，教材的作者们——变得清晰可见，那么很容易就会想到权威链就会在此终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权威人物不是故事的终结。他们也各自在相互联系的网络里。权威链没有终点。我们会接受权威，因为各种旧的原因，或者一些新的原因，但是我们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清楚地知道，权威之所以成为知识的“停止点”，只是因为我们选择停止。透明性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选择继续下去。

正如我们还需要停止点一样，我们仍然需要长形式论证。但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如果将长形式写作嵌入到相互联系、可以辩论的观点对话和争论的网络之中，它们反而更加容易为人理解。查尔斯·达尔文、尼古拉斯·卡尔、杰伊·罗森的作品，因为那些从它们之中生发又延伸出去的链接，而变得更加有用、更易理解、更加可以证实、更加贴近时代。这些链接不仅让我们更容易地参与到作品之中，同时也显示文化的其他方面是如何参与其中的。长形式写作绝对没有变成废物或者“死去”。事实是，通过嵌入相互连接的网络之中，长形式写作反而得到了发展，但也因此表明，它已经被网络罢黜，不再被视为表达思想的唯一最佳方式了。

但这也并非全是好事。

我们相信WolframAlpha、相信《纽约时报》网站，相信大英百科全书网站（Britannica.com），相信疾控中心（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网站，是因为我们知道，是那些有资质的、可信赖的人在编辑这些网站，正如那些传统的权威一样。但是网络上的大多数网站，没有专业的编辑。我们信赖他们——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原因五花八门：因为他说的在我们看来有道理，因为给出了来源的链接，因为作者有一些传统的资质，因为我们信任的某些人对网站评价很高，因为网站有类似亚马逊或者易趣那样的信誉系统，或者只是因为我们被作者忽悠了、甚至被他所选择的字体吸引了。我们可能浑然不知自己置身于一堆无一丝真理可言的网站之中，用貌似学术的注脚为彼此相互指认背书。我们可能将自己置于一间回声室里，谎言不断重复直到变成真理。正如卡斯·桑斯坦所言，网络上也存在“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s），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不仅通过轻易被转发而迅速扩散，更因为被频繁转发而获得了可信性。

但网络究竟对知识而言是好是坏，并不是我们在此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交织难解了。此外，我们也不想陷入相信技术只会造成一种后果的技术决定论。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利用网络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压根学不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我们也难以教育好。

不管是好是坏——不管我们选择某种方式去应对，以至于造成了好的或者坏的结果——现在很清楚的是，知识的网络化正在对知识的本质以及长形式思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虽然权威仍然是一个“停止点”，但是权威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由有资质的人所构成、专门生产特级产品的特殊阶层了。相反，权威更多地是由功能性来定义：权威是你在无数链接中访问的最后一个页面——是你决定不再继续去点击其他链接的那个页面。

其次，超链接式的作品建立了一种诱惑型生态，驱使我们一路向前，不停点击。如果这些诱惑偏离了我们本来的目的，我们就会认为那些链接让我们分心。但是我们也可以将这视为一种学习知识的新形式，因为它们即刻解答了一个困惑，并诱使我们沿着自己的兴趣继续探索。

第三，一部作品的权威性，不再是由它的出版机构盖章认可，而是在不断地编辑、阅读、审议、讨论、修改这种连续的体系中和不断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协商产生。

第四，话题的边界，不再以书的结尾为标志。相反，所有的话题、观点、事实以及知识，都被嵌入到参考、讨论、论证的网络之中，不断地接受测试，反复地被使用。

第五，一直以来，我们都将长形式作品视为人类知识的伟大成就，因为它们能够完整地阐述观点，这不啻于是一种奢侈。但是现在，观点从线装的书页中解放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以前的长形式作品从来都不够长。它们在杂乱的观点中发现秩序，明晰观点，但却通过一种强迫读者的形式，让读者的目光只能沿着作者铺成的小径前行。但是人与人是如此不同，若真正释放思想，它们将会无穷无尽地开枝散叶。根本没有任何孤立的思想，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思想之网。

第六，斯温·伯克茨正确的地方是，他指出了书籍的时间特性（temporal nature）。纸质书籍在作者完成后会出版，但是一旦出版它们也就完成了。它们是作者思想的过去时：“这是我那时写下的东西。”网状形式的思想，会将知识嵌入到关于知识的对话中去。这项工作不停地经历修改，即使作者从来不改变其中的一个词语：如果你对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感兴趣，你会在兴趣的指引下去寻找网上那些因为这本书而产生的争论；拒绝这么做就等于是故意无视那些可以帮你更深入理解《浅薄》这本书意义和影响的机会。

第七，如果我们将知识视为孤立的内容，而不去联系它所处的那种新的、超链接式的对话、争辩、阐释甚至对骂的上下文，那我们就错失了知识正在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知识现在就是一张没有形状的大网，在其中思想可以自由表达。知识不再是那个孤独的作者坐在自家舒服的椅子上传递给读者的内容，也不再是站在教室前面的教授给那些坐在不怎么舒服的椅子上的学生传递的内容。如果你想了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你会发现这个知识不仅仅存在于他的书之中，不仅仅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不仅仅存在于一个网站上。知识现在存在于一张细密杂乱的大网之中，正如生命并非活在我们的神经、骨骼、血液、骨髓之中，而活在这一切所构成的联系之中。

最后，如果书籍告诉我们，知识是从A到Z的漫长旅程，那么网络化的知识可能会告诉我们，世界并非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更像是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

第七章   太多科学

科学，这个最以事实为基础的学科，在链接产生的混乱中当如何自立？最好的结果，是我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的真正本质，它是容易犯错的人类中产生的一种宏伟的、持续的合作。而最坏的结果，网络会让我们对科学的方法、态度以及结果的理解，错上加错。

2010年6月，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National Public Radio）的早间报道节目播出了一个媒体喜闻乐见的典型的科技新闻：一项研究发现，给小鼠喝了大量咖啡后，它们患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又译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¹太棒了！再来一杯咖啡吧，因为这对身体有好处！

但事实上，听完故事你可能会想把手里的咖啡杯放下。虽然故事告诉读者的要点是咖啡有助于抑制阿兹海默症，但实际上，它令人惊奇地用大量的时间来解构这个要点。咖啡阻止了老鼠身上的阿兹海默症！只是可能！但在人类身上的实验还没有结果！还有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播出的这个在小鼠身上的实验并不是那么重要！

之后，可能NPR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下一个故事就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半科学性质的实验，如何膨胀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² 1993年春天，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劳舍尔（Frances Rauscher）的心理学家，给36名大学生弹奏了10分钟的莫扎特奏鸣曲，然后给学生们做了一项空间推理测试。劳舍尔又进行了两次测试，测试之前学生们分别静默了10分钟，和聆听了10分钟一个人的单调讲话。这项实验的结果非常清楚，劳舍尔写道：“学生们听过莫扎特奏鸣曲之后，在空间测试任务中的得分明显高于另外两种情况。”

NPR则追踪了这一利用几个并非随机选择的学生所做的实验，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一项莫扎特胎教音乐的产业，乔治亚州甚至给州内每个新生儿都免费发放了莫扎特的唱片。劳舍尔甚至还受到了死亡威胁，威胁者气愤她怎么没观察到摇滚音乐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NPR的报道将这个膨胀的过程归因为美国人自我完善的信念以及我们对孩子过于深切的关爱。当然，不过NPR的故事在顺序上丢掉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劳舍尔发表她的研究论文之前，美联社（AP，Associated Press）的记者已经电话采访了她。美联社的报道一出来，莫扎特效应已经遍地皆是。“我是说，我们上了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145]的晚间新闻。还有人来到我家来做电视直播。”劳舍尔告诉NPR，“我不得不雇一个人来专门处理那些打给我的电话”。所有的头版标题都是“莫扎特让你更聪明”。就这样，这为数不多的数据得出了远远超过其范围的结论。

显然，科学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真实世界中，科学常以这种样子出现。一些NPR的听众们，因为那项实验，时至今日都会每天毫不怀疑地多喝一杯咖啡。成千上万的婴儿，一遍遍地听着莫扎特的作品长大，只是因为几个大学生们在完成设计不严密的任务时好了那么一点点，而这项实验，数据毫无显著性，样本选择毫无代表性，实验的控制条件也并不规范。但这就是我们文化中最常见的吸纳科学的方式。

当然，科学本身不是这样发挥作用的。科学通过精心控制、重复实验、排除掉其他的影响因素来测试一项假说。在当今世界上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中就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一些理论性或者观察性高于实验性的学科，比如进化生物学中，科学也一直是非常谨慎而保守的实践，耐心地把所有事实串联成讲得通的理论。

这是一项非常高明的战略。但是在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它却失去了扩展性。现在的数据，多得超乎达尔文的想象。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46]和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47]都每天记录天气状况，但是他们不会每小时或者每分钟都记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别的事情去做，还因为这样的数据没什么大用。即使在电报发明之后，集中各地的天气数据已经成为了可能，1849年在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148]管理天气设备的150名志愿者，仍然每天只报告一次天气状况。³而现在，卫星环绕着地球，浮标在海上漂流，热带雨林里的传感器都连上了wifi，天气数据连续如河流，多到几乎不可计量。⁴我们测量气温、降雨量、风速、二氧化碳水平以及太阳风的气压脉动。在我们有能力记录所有这些数据，在我们能够用电脑处理它们，将数据流联系起来放置到同一个网络中后，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更多更多的数据，就都变得值得记录了。

但即便我们能处理这么多数据，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仍然无法处理春日里那36名大学生在一间教室里接受的实验。那么我们又如何讲明白那些大到不可知的科学议题呢？答案很简单：改变科学地去认识事物的含义。

我们有过先例。比如，当弗兰西斯·培根爵士说，关于世界的知识应该以关于世界的仔细验证过的事实为基础时，他不仅仅是给了我们一种认识旧式知识的方法，也同时重新定义了知识：基于事实的理论。网络时代也在同样规模上重新定义了科学知识。我们迄今在本书中进行的讨论，已经可以使得我们假定，科学知识已经具有了新媒介的属性，越来越像它所处的这个网络。科学知识正在变得：（1）巨大；（2）层级性弱化；（3）更加公共；（4）中心过滤减少；（5）对差异性更加开放；（6）具有超链接特点。

让我们逐一审视这些变化，看看一个致力于真理的学科是如何被网络化的知识所影响的。

大到无法形成理论

1963年，马约诊所（Mayo Clinic）[149]的伯纳德·K.福舍尔（Bernard K. Forscher）在著名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封信，如今它已十分有名。他在信中抱怨科学家们制造出了太多的事实。在这封名为《混乱砖厂》（Chaos in the Brickyard）的信中，他对新一代的科学家提出警告，警告他们过于忙着生产“砖块”，即事实，而丝毫不去考虑它们该如何整合在一起。⁵福舍尔担心，制砖本身已经成为了目的。“于是整个工地堆满了砖块……人们不得不在如山的砖块中搜寻，找到合适的砖块变得越来越难……建成一座可以正常使用的大厦也变得非常困难，因为经常是刚刚把大厦的地基打好，整个地基都会被垮塌的乱砖堆掩埋。”

如果科学就像是1963年那个混乱的砖厂，那么福舍尔博士可能会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GBIF，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150]前坐下来痛哭一场。过去这些年来，GBIF的网站上（GBIF.org）收集了无数的“事实砖块”——我们这个星球上生物分布情况的信息，从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the Polish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收集的细菌，到南极洲韦斯特福尔山脉（Vestfold Hills）威德尔氏海豹（Weddell Seal）[151]的普查情况。GBIF网站就是要成为福舍尔所哀叹惋惜的那类砖厂——未成假说、理论、支柱之前的信息；唯一的不同是GBIF比福舍尔所能设想的砖厂要大得多，因为他根本无法预见到一个网络化的砖厂能够大到何种程度。

的确，基于事实的网络化砖厂已经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比如，在ProteomeCommons.org这个网站上，你能找到各种有机体蛋白质的信息。这个网站是一个研究生创立的独立网站，集合了大约1 300万份数据资料，信息量总计12.6TB。网站上的数据来自于全世界的科学家，并且免费向所有人开放。打出“为宇宙绘制地图”的斯隆数字巡天计划（Sloan Digital Sky Survey）⁶，则一直在从全世界25家机构中收集关于天空的图景并将其发布出来。[152]经过8年努力，它在2008年第一次公布的调查中，公开了2亿3 000万个天体的信息，其中包括93万个星系；每个星系中又包含数百万个星球，所以这个“砖厂”的规模，将会大到我们甚至没有词语来对应它的数量的地步。最为人知的新型数据“砖厂”，人类基因组项目（the Human Genome Project），2001年完成了整个人类物种“基因蓝图”的绘制；它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际核苷酸序列数据库合作项目（International Nucleotide Sequence Database Collaboration），截至2009年5月已经收集了2 500亿条基因数据。⁷

如今科学数据规模激增，再将其比喻成“砖厂”看起来就像是19世纪那样过时。有三个基本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

首先，舍弃的经济学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用老旧的胶卷相机拍的照片，虽然比起现在的数码照片要贵多了，但是我们仍然会舍弃大部分照片。因为，相册很贵，很占地方，必须殚精竭虑花费大量时间去挑选那些合格的照片。现在，比起筛选和处理掉那些照片，将所有照片都存在我们的硬盘里（或者存在一些网站上）则要便宜多了。

所以Data.gov这个网站才能在成立它的政策出台之后几个月内就创立起来。网站维护人员并不保证会在数据上线之前对所有数据进行核查。他们也不会要求各个机构在上传数据时遵循成熟的标准。相反，所有的数据只是一股脑地被送上线。假如网站维护人员坚持过滤这些数据，删掉那些觉得不可靠的或者他们认为没有多少价值的数据，那么Data.gov这个网站也会遭遇之前那些类似项目的命运，被每一届政府踢皮球踢到未来，永远不可能出现了。

第二，分享的经济学发生了改变。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馆藏着数以百万计的图书，但是因为物理条件所限，展示和保存它们已经很难，更别提分享了。⁸但在网络上，我们数字“储藏间”里所储藏的信息分享起来就容易多了。当数据集合大到连网络都难以处理的程度，创新者们就会想出来新的共享形式。比如，Tranche，⁹ ProteomeCommons背后的系统，就创造出了一套可以在网上共享TB字节数据的技术协议。输出信息的压力可以不用集中在一个单一来源上，分享过程本身也可以在网络上分享。而且新的“关联数据”格式也令将数据打包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大块数据可以轻易打包成小块，成为能被找到和重新使用的数据。而网上接触和共享数据的便利，更进一步强化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舍弃经济学；那些此前可能不值得储存的数据，现在因为容易找到和共享，而有了新的潜在的价值。

第三，计算机以指数级的速度变得更加智能。约翰·威尔班克斯（John Wilbanks），“科学创作共用”（Science at Creative Commons，以前叫做“科学共用”，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介绍）[153]负责科学这一块的副主席，曾经指出：“以前绘制一个基因都要花费一年时间。而现在，你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天就可以绘制3 000个。一个价值2 000美元的基因芯片，就能让你看到整个人类基因组随着时间变迁做出的反应。”¹⁰第一个感染H1N1“猪流感”的人确诊之后几天，H1的1699基因片段序列就被分析出来，提交到了全球数据库中。¹¹这样的处理能力甚至在台式电脑上也能实现，为那些存储和分享的数据增加了更多潜在价值。

“砖厂”已经扩大到了银河系般的规模，但是对于福舍尔医生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现在的问题不是砖块（事实）太多、大厦（理论）太少那么简单了。而是，数据银河系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数据太过丰富、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删减成为理论的科学世界。随着科学变得大到不可知，我们对于知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有了不同的观点。

比如，一个有机体的生物系统简直复杂到超乎想象。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元素，比如一个细胞，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一门叫做“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的新学科，研究的就是外部刺激如何向细胞膜发送“信号”。有些刺激只会激发相对简单的反应，但其他刺激则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单个细胞相互反应的全部图景，都远远超乎由细胞组成的人类所能达到的理解。2002年，北野宏明（Hiroaki Kitano）[154]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系统生物学的封面故事，正式承认了这门年轻学科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在文中他写道：“今天人们对系统生物学重拾兴趣，主要原因要归功于分子生物学的进展……这些进展让我们可以收集到关于系统表现的全面的数据集，让我们得到了系统之下分子的信息。”¹²当然，我们能够收集如此全面的数据集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计算机变得极为强大有力。系统生物学在纸质时代根本无法成为可能。

拥有这一切数据的结果，就是诞生了一门新学科，不仅能够研究“单个细胞或者生物体某一部分的特性”（北野宏明语），而且能够研究那些在“部分”层面上没有显示出来的特性。比如，活着的生物体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是健壮的——我们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恢复过来，直到当然再也不能恢复过来。这种健壮性（Robustness）[155]就是系统的特性，而不是单个元素的特性，因为有些元素一点也不健壮，而且有时候还会“牺牲自我”——就像蚂蚁保卫蚁后那样——来保证系统整体能够存活下去。实际上，生命本身是一种系统属性。

问题是——或者至少发生了的改变是——我们人类连一个单细胞那样复杂的系统都无法理解。这并非是说我们在等待一个简洁的理论，能够将所有的细节都调整到位。理论早已经建立起来了：细胞系统由一套精细复杂的、可以理解为信号和响应的交互作用而形成。但那些交互反应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都超过了人类大脑所能理解的能力。这类系统的科学，需要计算机存储下所有的细节，然后去看它们如何互相作用。系统生物学建立了电脑模型，利用软件复制下了数百万个部分互相作用时会发生的状况。这和预测天气有点类似，只不过更多地依赖于单个事件而非一般性原则。

这种复杂的模型——不管是细胞生物学、天气、经济，甚至高速公路的交通——经常会令我们沮丧，因为世界比我们的模型所能捕捉的要复杂得多。但是有时候，这些模型也能准确地预测系统的表现。最复杂的是关于涌现性（emergence）和复杂性（complexity）的科学，¹³其所研究的系统特性，仅仅通过研究“部分”根本无法了解，而且除非观察已经发生的，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将要发生的。

这标志着科学路径的一个重大转向。不管是对400年前的弗兰西斯·培根、150年前的达尔文、还是对50年前的伯纳德·福舍尔而言，科学的目的都是借助于事实的支持和对事实的解释来建立理论。事实关涉的是具体的事情，而知识（被认为）应该是关涉共性。关于共性的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令我们向完成造物主给我们设定的命运更近了一步。

当然，这种策略也有其现实的考虑。共性总是比具体的事情少，所以如果你知道了共性，那么弄明白具体的事情也不难了。比如说你了解了解释星体运行轨道的普遍定理，那么你就能算出地球上任意一天里火星在天空上的位置。致力于共性其实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更广泛的传统战略中一项简化的战术，人类只能通过给知识做减法，将知识缩减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技术能够处理的程度，去认识这个大到不可知的世界。

因此，我们紧盯着那些繁如烟海的数字，直到它们以简单的模式跳出到我们眼前。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6]仔细观察他的老板——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7]——精心建立的恒星表，1605年他意识到，如果星体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而不是圆形，那么这些数字就很容易说通了。350年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58]和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59]盯着DNA的X射线看，直到他们意识到，如果分子是双螺旋结构，那么就能很容易地解释那些原子之间距离的数据了。因为这些发现，那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开始展现出我们可以理解的秩序：噢，原来轨道是椭圆形的！噢，原来分子是双螺旋结构！

不过现在这种基于数据库的新科学出现之后，那种灵光乍现的由繁变简以让我们理解的情况就几乎没有了。因为模型不会简化成一个公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抛弃模型。你只能通过模拟来看会发生什么。比如，艾瑞克·博纳博（Eric Bonabeau）[160]，研究这类模型的专家，举了一个简单的游戏来说明。将10到40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随意给每个人指派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攻击者，一个是攻击者的猎物。每个参与者都要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要让自己置于自己的猎物和猎物的攻击者中间。运动后的结果模式我们能预测吗？如果能，是什么样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去试，要么是和你身边的人去试，要么是通过电脑模拟。¹⁴结果是——根据模拟的情况——一组人几乎立刻在房间中间形成一个紧密的集群。

这个结果在模拟之前不可预测，但是模型向我们揭示之后，我们感觉这个结果也可以解释得通。当行为规则越来越复杂之后，我们就失去了那种感觉，不过该感觉本来可能也是错觉。比如，人们在密闭空间中遭遇威胁而逃生时难免惊慌失措。对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路径的电脑模拟却显示，如果在安全出口门前一米处放上一个障碍物，靠近出口两边哪边都可以，反而可以加速疏散人群。¹⁵为何？我们可能会提出个理论解释，或者只是一种突发的特性（an emergent property）。我们模拟的情景越来越复杂，从上面那个猎物和攻击者的站队游戏，到全都一个想法想逃出着火的大厦的人们，到人数更多、各自的意图和动机也更加多变的情况，比如市场里。我们可以对这些情况进行模拟，也许不用理解他们就可能知道他们会怎么做。这些事情太过复杂，以至于只有人工大脑——计算机，才能处理那么多数据和其中所产生的那么多的互动。

完全的物理相互作用模型也是如此，不管是细胞、气候模式还是尘埃微粒。比如，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何德·利普森（Hod Lipson）和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两人共同设计了一个叫做Eureqa的电脑程序，目的就是在那些一直困扰人类的大量数据——包括细胞信号传导和可卡因对白细胞的影响——之中，寻找出简单的方程式。Eureqa寻找一系列可能的方程式，来解释那些数据之中的关联性，然后检验这些方程式，来看它是不是能够更准确地解释数据。Eureqa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它找到有效和正确的方程式。

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疗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的古洛尔·苏埃勒（Gurol Suel）医生就利用Eureqa这个程序，想找出一个细菌所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组成部分之中，到底是哪个造成了细菌那些非遗传的变异。在消化了苏埃勒输入的一砖厂的数据之后，Eureqa吐出了两个表达细胞里的常数的方程式。苏埃勒得到了答案。但是，他根本不理解这个方程式，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理解。¹⁶这有点像是爱因斯坦做梦得到了E=mc2，我们一试它果然正确，但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C到底代表什么。

得到一个人类无法理解的答案，没有人会很满意。我们希望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需要“Eureqa”但是不仅仅是Eureqa。某些情况下，我们无疑也能理解这些程序给出的类似神谕一般的方程式。但世界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大脑所能理解的程度。一位使用Eureqa的科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约翰·威克斯沃（John Wikswo），就告诉《连线》杂志的记者：“生物学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它过于复杂，以至于人们无法理解。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Eureqa项目。”¹⁷世界的复杂性就这样简单地超越了我们的大脑理解力。

这种基于模型的认知模式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困难，尤其是当我们用它去预测因为历史的奇幻莫测而发生改变的真实事件。比如，白垩纪时代的生态模型数据中，可能不会包括一块巨大的小行星的袭击，没有人会预测到这类“黑天鹅”[161]事件的发生。¹⁸但即便如此，模型仍然具有科学假说所需要的预测性力量。我们也多了一种获得知识的新形式。

这种新知识需要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计算机，还需要一个可以连接这些计算机、向它们输入信息、并且让它们的成果得以为人们接收的网络。这种新知识不再存在于单个个人的大脑里，而是存在于网络的层面。

但是“大”，只是这种新的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第一个网络特性。

更 平

说起来，达尔文并不完全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家。他不是任何一所大学或者类似机构的成员。支持他的科学研究的，先是他的旅行见闻，此后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然而，他被吸收进了科学家的圈子，并且成为了诸如皇家动物协会（Royal Zoological Society）、英国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伦敦林奈学会（the Linnean Society）[162]等科学机构的成员。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163]则更称得上是完全业余。他没有通过教授高中学生的资格考试，只能担任代课老师。多年之中，他在自己修道院的花园中，观察豌豆一代代杂交之后产生的独特特性。今天，孟德尔的名字几乎总是和“基因学之父”联系在一起。但是终其一生，孟德尔的成果都没有得到认可，他自己也没有成为任何专业人士，或者任何科学团体的成员。

科学一向有拥抱非专业人员的悠久传统。毕竟，真理就是真理，不管是由谁说出来。但另一方面，如果孟德尔寄给达尔文的手稿上标注了来自一所知名大学，那达尔文或许就会打开来读一读了。¹⁹如果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164]没有在1912—1913年间给三位剑桥教授写信，那么他一生的成果，包括“拉马努金猜想”（Ramanujan Conjecture），都有可能湮没无闻。如果卡罗琳·舒梅克（Carolyn Shoemaker）[165]——一位“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嫁给的不是天文学家，那她可能就不会成为非专业人员中最有名的彗星猎人，并与人共同发现了列维—舒梅克彗星（Levy-Shoemaker comet）。²⁰如果不是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天文爱好者们观察木星时看到了两秒闪光并通知了专业人士，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这闪光是一颗小彗星或者小行星撞向木星引起的。²¹非专业人士们能够成功是因为有专业人士们再去证实他们的发现。

网络并没有消除社会对有资质的、专业科学家的需求。网络也没有抹平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界限。不过，它的确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更多的参与者，更加令人困惑的关系，更多更复杂地将社会与专业机构混合起来的关系。曾几何时，专业科学家和非专业科学家之间有着明显的鸿沟，它通过认证过程所界定和维持；而网络则伸出了无数的触手，试图寻找到跨越这道鸿沟的每一条路径。

第一届“创客节”（Maker Faire）[166]于2005年在旧金山附近的圣马特奥市游乐场（San Mateo Fairgrounds）举行。这项活动由《制作》杂志（Make）发起。²²创客节吸引了20 000人参加，用杂志主编马克·弗伦菲尔德（Mark Frauenfelder）的话说，人们在这里看到了“自动平衡的两轮车，电脑控制的神奇画板，生物柴油处理装备，仿生多用途处理器，纯手工制造的RFID阅读器[167]，风力发电机，联网的市民气象站，鸟类学研究系统，翼龙复制品，还有其他成百上千件物品。”2008年，参加创客节的人比2005年增加了两倍。弗伦菲尔德并没有将人数的激增直接归功于对网络的兴趣。相反，他说，过去几年中，“部分曾将全部时间和金钱花在创立网络上的人，抬起头来看着他们的监控器，忽然意识到，世界本身就是那个终极的黑客平台。”

“创客节”代表了推动网络和网络文化发展的黑客伦理和美学。而且毫无疑问，即便是对那些不想拿着钢锯和成包的棉花糖“从事科学”——棉花糖做成的枪是创客的一个典型发明——的非专业科学家们来说，网络也是一个天赐良机。这么多网站，这么多论坛，YouTube上这么多视频。

非专业人士能做的，可要比发明几个逗笑的小插件要多得多。自从科学变得专业化和体制化以来，非专业人士来到了最容易推动科学前进的时代。这当然指的是在不需要建造比方说大型强子对撞器（72亿美元）或者太空空间站（1 200亿美元）的科学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非专业人士大展身手的例子，比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通过竞赛解决如何将石油从“埃克森瓦尔兹号”抽上来的工程难题。非专业人士还在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做出贡献。比如：²³

※ 科技众包网站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的志愿者们，创造出了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星系影像数据库”。²⁴ 2007年6月，斯隆数字巡天计划贴出了100个星系的图片，并请志愿者为每个星系做一个简单的归类：它是漩涡星系还是椭圆星系？如果是漩涡星系，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一年之中，这项计划就收到了5 000万个归类结果，对同一个星系有不同归类的，星系动物园会去核查。当这一过程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之后，星系动物园又启动了第二个项目，并提出了更为细致的问题。这个信息——当然是公开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已经改变了专业人士之中习以为常的假设；比如，结果发现红色星系并非总是椭圆形的。[168]

※ 电子鸟网站（eBird.org）将鸟类观察者的名单集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鸟类迁移的数据库。而在由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发起的CamClickr²⁵项目中，“公民科学家”（citizen scientist）能够对鸟类的繁殖行为进行归类，从而科学家们可以借此搜寻并挑选出鸟的图片。而诺亚网站（NOAH）[169]上，任何人都可以提交自己用苹果手机拍的生物的照片，网站会将这种生物居住在哪里的信息添加到自己的数据库中。²⁶

※ 2010年，8位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埃及的地质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在《科学》杂志²⁷上宣布，他们在南部埃及的沙漠中发现了一个陨石坑。而就在此之后一个月，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单枪匹马就在苏丹发现了一个陨石坑。她所用的工具只有谷歌地图，她自己协助开发的一款开源软件，以及一款非常流行的开源图像编辑程序。这些都是重要的发现，因为全世界已知的由外来物体形成的陨石坑也只有175个。《连线》杂志网站因此宣称：“坐在椅子上寻找陨石坑的时代已经来临。”²⁸

也不是所有的非专业科学项目都采用众包的形式。Einstein@Home@Einstein[170]就没有将数据交给志愿者，而是将数据打包交给了网络上自愿参与的个人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会在没有被主人使用时进行运算。2010年8月，三台非科学家们拥有的计算机发现了一颗新的脉冲星，据《科学》介绍，这颗脉冲星可能在“以破纪录的速度旋转着”。²⁹这种典型的业余科学，不需要业余人士做任何工作，他们只要把自己计算机的空闲时间捐出来就好了。

还有一些非专业项目，解决的是人类大脑特有的奇异功能这类复杂问题。比如，用计算机预测蛋白质如何折叠（这可以解释蛋白质的众多特性）一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因为可能的组合方法多到堪称天文级别。所以，一群计算机科学家和生物学家联合开发了FoldIt，一款在线的多人游戏。玩家们在游戏里通过竞争或者合作，最终正确地折叠出蛋白质的结构。玩家们需要的唯一专业技能就是人类大脑特有的空间感。³⁰对该游戏玩家的研究发现，人类在多种类型的问题上，都要比计算机的演算表现优异。

非专业人士可以通过众包来处理大量的数据，他们可以捐出电脑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利用人类大脑的特有能力，他们也可以通过更加私人化的方式参与进来。比如，1998年，身高1米9、正在打造自己“梦之屋”的29岁的木匠斯蒂芬·海伍德（Stephen Heywood），被诊断出患有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该病更常见地被称作路格瑞氏症（Lou Gherig’s disease）。ALS一般会在2至5年内致人死亡。海伍德的哥哥詹姆斯，对当时医学研究的速度、尤其是疗法的进展感到沮丧，于是他自己开始了广泛的医学尝试。他辞掉了自己在神经科学研究所（Neuroscience Institute）的研发工作，从加利福尼亚搬到了麻省，创建了一个ALS治疗进展基金会（ALS Therapy Development Foundation），到现在这个基金会已经有了13名全职科学家，得到了2 000万美元的资助。³¹ 2004年，詹姆斯和他的另一个兄弟本杰明，以及他们的一个老友——三人都是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创建了“像我这样的病人网”（PatientsLikeMe.com）。这个网站允许病人分享他们治疗过程的具体情况以及后续的反应，同时将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匿名化之后提供给研究者以及医药公司。这些病人在与疾病的抗争过程中，自己都成了专家，因此他们能够提供高度相关的信息。

从鸟类观察者到ALS的患者，这些非专业人士通力合作的努力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善意。但是，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结构和权威却影响甚微。这些例子中，非专业人士完成的都是简单的任务，几乎不需要什么科学技能或者培训：天上的这个白色斑点，看起来是像螺旋形的还是椭圆形的？医生给你开的新药，吃完之后有什么反应？这些非专业人士，并没有拆掉将专业人士围在里面的那堵资质之墙。他们延伸了科学装置，难道他们只是人体传感器吗？

那些对科学的贡献堪比专业科学家们的非专业人士，那些达尔文们和孟德尔们，在哪里呢？如今，非专业人士的文章并不想拿去发表在科学期刊上，这些人也不希望被邀请到科学会议上发言。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171]关于大脑功能的研究，³²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172]对衰老生物学的研究，史蒂芬·沃尔福瑞姆（Stephen Wolfram）的研究等等——但是这些人，大多本身的背景也和科技领域有交叉。看起来，要论非专业人士对科学观念的影响，19世纪时反而比现在网络时代要大得多。这也并不特别令人吃惊。人们的科学知识已经普遍增加了，技术也得以让我们去探索更为细微的问题，那留给非专业科学家的余地自然也就变窄了。通常，如果你没有被接纳进科研机构，没有接受有针对性的培训，无法接触到必须的技术设备，那么，想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是非常困难的。有进入机构的通道，才能获得机构的资质证明。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去看单个人做了什么，而是聚焦于非专业人士形成的网络，我们会发现，非专业人士的贡献正越来越多而且重要。比如，“星系动物园”的技术领头人阿丰·史密斯（Arfon Smith），就给我讲述了“绿色豌豆”星系是如何被发现的故事。志愿者们在一些星系照片上发现了绿色物体，最开始他们只是把这当做一个笑话在在线讨论区里谈论。但大概一百多条讨论之后，星系动物园的志愿者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专业人士没有注意到的一种天体。“2008年年中的时候，”史密斯说，“他们把一些图像样本组合在一起，交给我们，并且坚持让我们给与注意。”结果证明，“这些绿色豌豆星系非常重要。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理解它们的重要性。”³³这个灵感以及此后的进展，都发生在一群业余天文学家的网络中；如果只是单个人的观察，那么“绿色豌豆”星系的重要性将永远不会被人注意到。

的确，专业的、受到信任的科学所生存的空间，正日益明显地与它所在的环境交织在一起。比如，2010年8月6日，数学家维奈·迪奥拉利卡（Vinay Deolalikar）给同事们寄了一份手稿，在里面提出了对一个数学难题的解决方案。这道数学难题“久负盛名”，解答出来的人可以得到100万美元的奖金。³⁴“P≠NP”这个难题，已经放倒了许多聪明的数学家，他们以为自己解决了这道难题，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一次不同。最初提出这一难题的人，将迪奥拉利卡的答案寄给了自己的同事，并说，“在P是不是等于NP的问题上，这看起来像是个相对靠谱的答案。”这个极具权威的肯定，令迪奥拉利卡的论文被疯狂传播，至少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数学家圈子里更是广为传之。不幸的是，两天之内，迪奥拉利卡的论文就遭遇了和前辈们一样的失败命运。科技博客TechCrunch这样写道：“不管是在评论里还是在随后的博文里，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的数学权威，都发现了论文中存在的基本错误。”³⁵难题提出者的信誉，帮助迪奥拉利卡的论文广泛传播，但是人们并没有因为这种信誉而放弃了批评。

当然，在网络出现之前，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参与到对这种证明方法的评价中。但前提是，迪奥拉利卡的论文首先要经过有资质的专家的认可，之后它要发表在面向专家们的期刊上。而非专业人士，除了能够给期刊的编辑寄封信——对于没有资质的人来说这真是个艰苦的历程——之外，根本无处可以表达自己的批评之声。而现在，整个生态已经大为不同了。每个人都能看到所有的材料，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向系统反馈。的确，这么讲有些夸大其词：毕竟不是所有材料都上网，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网络，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回帖，不是所有的回复都能被人看到，很多内容都淹没在了网络之中。但是请注意，上面这个资质清单上，并没有出现“不是所有人都有资质”这一项。

科学的圈子依然存在着门槛。专属期刊依旧具有排他性，学术部门仍旧将资质看得非常重要。大多数科学成果在发表之前依旧要经历重重筛选。这是稀缺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纸质期刊上就这么多页，教职的尊贵席上就那么多位子。但是，非专业人士通过网络参与科学，以及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合作，已经普遍得让人觉得是理所当然。这种参与是如此自然，就好像本应如此：业余爱好者对科学感兴趣，很自然；科学家想和那些同样拥有科学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合作，也很自然。

结果并不是得到一个完全扁平的网络拓扑。一篇文章被《自然》收录，自然比你把它贴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重要得多，如果文章被一个非常有名的博客链接，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增加它的声望。不过，如果文章能被众多博客讨论，通过邮件传播，被脸书使用者点“赞”，或者被Reddit网站推送到前面，那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现在，一篇文章对科学思想的影响，已经无法与它在社交网络——正式和非正式的——之上在科学家、非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间所激发的浪潮相分离。

这和传统并不相同。比如，如何衡量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人们采用一种叫做“影响因子”的打分制度，它在1955年由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73]提出之后，它成了评价期刊是否权威的实际测量方法。因为它如此重要，以至于曾任《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编辑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这样形容它：“编辑们会因为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增加了1而欣喜得开香槟庆祝，也会因为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下降了而伤心得泪流满面。”³⁶这个得分的计算方法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同一时间段内发表的论文总量。然而，得分可以操作。史密斯写道：“作者们可以自己引用，或者形成‘引用卡特尔’彼此互相引用，来提高他们的影响因子。还有一些编辑会要求作者引用本期刊的论文，来增加期刊的影响因子。”³⁷但就算没有这些，影响因子也存在另一个问题：这种方法与印刷速度相关。“如果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一年后通过了同行评审，又过了一年才发表，”维克多·亨宁（Victor Henning）说，“那今天的影响因子反映的其实是两三年前的重要程度。”

亨宁是一款软件应用程序Mendeley的创始人之一。Mendeley提供了衡量影响力大小的另一种方式，并且在科学家中越来越受欢迎。亨宁和另一个联合创始人刚刚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还都只是在伦敦学习的研究生。“我们两人意识到，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学科，但我们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知识的过载问题。”亨宁告诉我说。³⁸他俩都在自己的硬盘里，下载了数百篇文献，其中大多数都是PDF格式。那么为什么不编写一个软件，不仅能够自动抓取那些文献信息，而且还能允许用户做注释、标注出有趣的段落呢？为什么不让这些文献也便于查找呢？为什么不能自动抓取关键词，让文献查找更加精确呢？如果你知道别人在下载哪些文献，他们觉得哪些部分更加重要，那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信息展示科研的趋势，指导人们去找到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文献呢？2008年1月，他们推出了Mendeley，20个月之后，就吸引了45万人成为注册用户，包含了3300万份文献。³⁹

就连Mendeley注册用户之外的人群也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力，因为Mendeley能比影响因子更快地告诉人们，哪些论文对科学家很重要？Mendeley还能对这种重要性做更加详细的细分。比如，现在对系统生物学家最重要的是哪些？对气候科学家呢？对进化生物学家呢？正如亨宁说的那样，“他们有没有从上到下看这篇文章？重点标注出具体的章节？并提出了特定的关键词？”Mendeley集合的信息，不会因为论文的来源很权威而给它特殊“关照”。Mendeley希望能够推广一种网络化的评价方式：它给你的建议中，参考了你的社交网络中朋友们的阅读行为和推荐。

Mendeley是网络化科学新生态的一个缩影。它并没有抹掉资质的重要性，也没有将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拔高到和得到认证的专家们一样的高度。但是，Mendeley提供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中，更多人能够更加方便无阻地参与进来；新形式的资质和权威在诞生；社会和权威机构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权威性的版图更加杂乱、更加“颗粒化”。这正是我们在网络上屡见不鲜的：如果无法移除高墙，那就在高墙周围蔓延。

持续公开

六年级时，你做了一个科学实验，结果发现，往盆栽植物土壤中加入“燧石牌”维他命根本无益于植物生长。这时，你的老师会拍拍你的后背并告诉你，在科学中，一个否定的结果和一个肯定的结果同样重要。

胡扯。

科学期刊很少刊发得到否定结果的研究。但是，《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以下简称PloS）的编辑彼得·宾菲尔德（Peter Binfield）说，“如果你要开始一项研究，那么知道其他人曾经尝试过什么，哪些失败了，是非常有用的。”⁴⁰他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药的人体试验，尽管人体试验的花费巨大，“通常来说，只有有效的结果才会公布出来。”然而，“那些试验无效的信息，虽然并不能令药品公司的股价飙升，但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让—克劳德·布雷德利（Jean-Claude Bradley）也会同意这种说法。2005年，当时担任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⁴¹化学系副教授的他，发表了一些科研成果并取得了专利。但是，据他说，“我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没有怎么公开，我和学生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从来没能登上期刊。”这是因为，布雷德利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不停地试验各种化合物，而“什么都没发生”显然不能成就一篇科学论文。

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博客，将科学家们每天都在笔记本上记录的信息放上网。他也曾经考虑过用其他的电子方式，比如电子笔记本，但是他说，“那些方式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不让人们看到，而我想要的却是一个信息再也难以成为秘密的系统。”最后，他创立了一个维基式的博客，他说自己在做的是“开放笔记本科学”（open-notebook science）。

他的第一个开放笔记本是“有用的化学”（UsefulChem），主要是用来记录他在寻找能够有效抗击疟疾的药物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尝试。⁴²“大部分得疟疾的人都没什么钱，医药公司没有利益驱动，也不太热情。”布雷德利解释道。他的实验室开始尝试尽可能多的化合物，然后将结果在开放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只是记录每天的测试结果，并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大发现。之后他又建立了另一个开放笔记本，利用众包方法收集这个问题的答案：哪种化合物能溶于哪种化合物？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穷尽的，最终收到的结果是一个堪称庞然大物的相互反应的电子数据表，当然大部分都是没啥反应。但是，化学反应的发生需要一个和这些化合物都不起反应的中介，所以如果你想能够节省花费试验新的化合物，那么这些相互不反应的信息就变得非常关键。

布雷德利解释了“有用的化学”笔记本和麦克·托德（Mac Todd）的一个开放笔记本相互交叉彼此所用的方式。托德是悉尼大学的一位化学家，从事发展中国家因寄生虫导致的疾病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的某些反应正好可以用来生产他们正在调查的一种化合物。”布雷德利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发现，就是那些“失败”试验的结果告诉他们的。

“大部分被发表的成果，都来自于试验了每一种方法并排除了其中无效的尝试，”他说，“来自于在笔记本上年复一年的记录”。而有了开放笔记本，科学就再也不受传统所限，即认为发表日期之前的科学工作是保密的，而发表之后才成为公众的。而现在，不管是像让—克劳德·布雷德利一样利用开放笔记本的相对小众的科学家，还是日益普遍的开放取用论文库，还是利用博客记录下科学家和实验室日常工作的做法，都表明了开放和持续的科学过程已经日益普遍。

旧式的先保密—再公开的发表模式（private-then-public publishing model），已经转变成一种持续的现在的模式。这种转变在其他领域引发了可见的困惑。布雷德利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谁是矮行星妊神星（Haumea）[174]发现者的争议，阿兰·博伊尔（Alan Boyle）[175]在《关于冥王星》（The Case for Pluto）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⁴³事情貌似是这样的：天文学家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从2004年12月起，陆续发现了一系列的矮行星，但是他一直没有公开。直到2005年7月20日，他才发表了一份摘要，说他会在2005年9月的一场会议上宣布自己的发现。但当年的7月27日，何塞·路易斯·奥尔蒂斯·莫雷诺（Jose Luis OrtizMoreno）就向国际小行星中心（Minor Planet Center）宣布，他的团队发现了一颗矮行星，正是布朗打算公布的其中一颗。争议随之产生，因为莫雷诺在发现这颗受争议的矮行星之前，曾经访问了布朗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数据：他的观察日志。但布朗则说，他本以为人们不会利用这些数据去运算。因为通常而言，只有当他充分地检查和分析了这些数据，并将数据提交给同行评审的期刊之后，它们才算是公开了，人们才能去用。

正如布雷德利在他的博文中所言，这就是惯例的冲突。旧模式认为，发表是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当某项工作跨过了时间上的那一刻被发表之后，荣誉和权威也就相伴而来，被赋予了作者。但是，在开放科学（open-science）模式下，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公开的，也就找不到一个特定的公开时刻，从而想要明明白白地荣耀加身也变得很难。布雷德利在博文中要求我们去想象，布朗在最初收集原始数据的时候，就在开放笔记本上公开了它们。那么在布朗发现那关键数据的第一天，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知道，一项重要的发现诞生了。当然仍然有细节需要继续去努力——而布朗团队也有可能，不会是第一个完成所有的计算、完全描绘出这项发现的团队。”这种持续公开的科学模式意味着，有时候可能很难再准确地知道谁发现了什么，因为发现本身就是从公共协作中产生的，而其中某些协作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科学家个人可能不会喜欢这种令他们丧失了权威性的模式，但科学整体上无疑从中受益。

开放的过滤器

“《自然》和《科学》的退稿率大约是98%，”《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 One）的执行编辑彼得·宾菲尔德（Peter Binfield）说道，后者是2006年由母刊PloS创办的一个免费的在线期刊。⁴⁴“比较标准的期刊，退稿率大约是70%，”他说，而且这还不算上那些认为铁定会被拒而根本没敢投出去的论文。而在PLoS One，90%提交的文章都能够被接收。“我们既发表那些比较基础的，也发表那些可能会提交给《自然》的论文。”如果一篇论文很严格，达到被传统的科学期刊接受的标准，那么它就会被PloS接受。绝大多数PloS接受的文章会交给两个或更多学者进行同行评审，他们会将评议结果回馈给作者。“同行评审的结果只用于决定这篇文章是否值得发，而不会用来判定文章有多重要。”次要的科学，包括那些否定结果，也是科学。最后，还是你六年级的科学老师正确。

宾菲尔德解释到，《自然》的“整个体系都是由自己的编辑来支持的。编辑们此前都是专业学者，他们会审查每一篇提交的文章，然后处理同行评审的过程”。这种模式显然无法扩大规模：将大多数提交的论文都送交同行评审，没有任何一家商业期刊能够承受得起。PloS有930位学术编辑。“如果他们觉得一篇文章满足了所有的标准，他们可以不送交外部同行评审就接受文章。”他们也很少会跳过同行评审这一过程，但是在某些时间至为重要的领域，这个过程通常会被简化。比如，在《科学公共图书馆趋势：流感》（PLoS Currents Influenza）中，如果流感研究专家委员会认为，一篇提交的文章“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是真正的科学论文，而且非常切题”，那么，这篇文章会在几分钟之内被贴在网上，这样就能保证信息的传播和流感的传播保持同步。

宾菲尔德将文章送出去同行评审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保证质量，不如说是为让学者放心。“人们不会给一个没有同行评审的期刊投稿，因为教职委员会认为这样的文章不算数。”他并且提到了衡量一本期刊影响力的“影响因子”。“大家都认为影响因子是一个糟糕的措施，但就算每个人都知道它很糟糕，扭曲了科学，人们还是要依赖它。”所以，PloS杂志群7本之中的6本，都对论文有严格限制，一定要相当重要才会发表。而PLoS One则不是这样。只要是好的科学，PLoS One就会发表。

尤其是，PLoS One的这种做法也正在改变人们阅读的方式。“人们将不得不拥有一个不同的心态，”宾菲尔德说，“大量的文献在那里，人们不再会给你拿来最好的。你要自己去寻找。这是我们模式的一个缺点。”他停下来，然后继续说到，“但优点是所有文章都能发表出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发表出来。得益于开放取用运动，任何能连上网的人都能读到这些文章。开放取用运动的提倡者们一直在推动，打破传统商业出版者加之于科学知识上的那把锁。出版商们决定了哪些能出版，常常通过收取达1万美元以上的年订阅费，控制着有限的过滤渠道；他们还会通过紧抓版权不放松，来限制期刊的发行量和科学文献的再利用。开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经同行评审，虽然偶尔也会采用新的、实验性的方式——则完全公开自己的内容。开放取用知识库（Open access repositories）则提供了一个场所，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自己工作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成果都可以放进来，而公众则可以在里面自由寻觅和阅读。要是没有这些开放取用资源，科学期刊的生态就像是被剥夺了空气一般。开放取用提倡者网络的核心人物彼得·苏伯（Peter Suber）[176]在一部报告中说到，“开放取用通过知识库和同行评审期刊得到了迅速发展。开放取用的基础设施在扩展，政策也传播到更多的大学和资助机构，而且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对开放取用本身的了解也在不断增加”。⁴⁵比如，哈佛大学9所学院之中，有5所学院的教职员工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还有两个案例是全票——要求教师将他们在封闭取用出版物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放到开放取用知识库中，虽然要求豁免的过程也很简单。开放取用出版相当于拧大了水龙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好的方式，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并帮助我们评估它的价值。一些复杂的工具已经出现，从而可以进行社交过滤、计算式发现以及内容排名。

权威性过去来自于主要期刊的匿名同行评审员们的认可。但今后，权威性将更多地来自于一个人在网络中的存在和位置。当一个人的同行包括他在网络中的所有同行时，同行评审就变了。

略有不同的科学

“我有个问题问你，”他说着，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单词。他吸了一口气：“你相信现实吗？”

“当然！”我笑起来，“这算什么问题！”

这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77]《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现实》（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⁴⁶一书的第一段。拉图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思考科学的最深刻的学者和哲学家之一。他的思考基于对工作中的科学家们的观察。

是啊，这算是个什么问题啊。但是其实也不难发现，我们是怎么到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地步。拿科学的发展来看，那种认为科学拥有坚不可摧、明白无误的真理的观念，在过去几代人中已经慢慢松动。

※ 1934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78]提出了一种可以清楚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方法。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命题应该是可证伪的（falsifiable）——即，有能够证实它是错误的方法。⁴⁷比如，“口香糖很快在唾液里溶解”可以被证实是错的，因此是一种科学的表述。“口香糖喜欢被人嚼”就没办法去证实是错的，因此不是科学的表述。判断一个命题是否能归为科学的领域内，不是我们知道它是真的，而是有某种可能的方式、在某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证实它是假的。

※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79]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令我们对科学的看法也发生了“革命”。在库恩之前，人们认为，科学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前人辛苦得来的发现成为了新发现的开端，科学就这样点滴积累带领我们一步步逼近真实。但库恩则指出，科学不是这样简单的过程。相反，科学提出的问题，科学认为相关的事实，乃至科学给出的解释，这一切都发生于一种支配一切的科学“范式”下，比如亚里士多德、牛顿（Newton）和爱因斯坦（Einstein）的物理学。简单的真理，只有放在思想、体制和设备的复杂的历史体系中，才可能产生并具备意义。

※ 1968年，詹姆斯·沃森出版了《双面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记录了他和同事弗兰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这本有趣易读的书却也令不少人愤怒，因为书中展示了科学家们不仅仅是被发现真理的欲望所驱动，更是为个人的野心所支配。自此之后有很多著述都确认了一点：科学也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比如，在《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兰迪·希尔兹（Randy Shilts）[180]就讲述了因为实验室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府机构只顾自己利益，而耽搁了艾滋病病毒的发现。

※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群松散地聚集在后现代主义标签下的思想家，已经全面挑战了科学的结构。伟大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追溯了有史以来的科学“话语”——和库恩的范式粗略相似——并指出所谓的科学，并非是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形成，而是由包括权力关系在内的历史所延续下来的庞大话语集群。⁴⁸

回顾过去多半个世纪对科学的思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科学也无法独立于人类的弱点和历史的偶然性而存在。科学家之中的分歧，可能不是因为实验结果不同，而是因为范式的改变，或者是个人野心的冲突，或者是话语的不同。也正因如此，解决科学分歧要比相信你六年级老师的话更难。而现在，科学行进在一个以分歧和不同为特色的网络里。那么，科学将如何处理网络暴露出的这些分歧？

答案会有所不同，取决于是讨论科学家们的“内部矛盾”，还是讨论科学家与文化中其他部分的争执。不过两者也都有重要的共同点：网络化的科学正在学习与差异共处（和在差异中生存），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完全消灭掉差异。

当科学家与科学家意见不一致时

科学家之中某些类型的差异还是非常有益的。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思科公司（Cisco）联合发起了行星皮肤计划（Planetary Skin Initiative）。该项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测量、报告和验证环境信息的平台，避免不同学科和机构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各自为政而产生的信息“孤岛”。⁴⁹项目首席执行官胡安·卡洛斯·卡斯蒂亚—卢比奥（Juan Carlos Castilla-Rubio）告诉我：“（项目中）有10或12个学科，之前彼此之间从没有过对话。水文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水资源管理专家等。”⁵⁰卡斯蒂亚—卢比奥说，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工作环境，这个基于网络的环境能够让他们进行对话：‘哦糟糕！我没有想到，这块流域的变化会对政府正在推广的需要大量水的作物产生什么影响。’”他还提到了他们和英国的南极调查局合作的一个项目，里面涉及了大约50门学科。当然，跨学科的差异可以是互补的，但是卡斯蒂亚—卢比奥强调实质性的分歧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直没有分歧，又如何能够产生信任？”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跨学科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随着科学变得网络化，几乎每件事情的复杂性都变得更加明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的蒂莫·汉内（Timo Hannay），他还是《自然》杂志网站的前出版总监，告诉我：“每次我们向下看一级，都会发现原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⁵¹当然，如果我们向上看一级，事情也是如此。网络能够快速扩大的能力，使它成为了解决复杂问题——诸如如何理解一个细胞的信号传递系统或者如何预测气候变化——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中介。网络有足够多的空间，不仅能放下所有的数据，也能容得下所有激烈的分歧。

不过在科学光谱的另一端，还有别样的分歧，诸如一种物质的溶解度是多少：是每升5克呢还是别的什么数字。这样具体议题的分歧，就没有彼此握手言和说“好吧，我想我们必须承认要有不同意见存在”的可能性。对于这类对细节问题的纷争，科学可以继续使用轻车熟路的流程来解决：实验方法、公开辩论以及权威机构的裁决。

但是，网络化科学还开启了居于上述两者之中的、一种更为困难也更为多产的中间地带。聚合数据库可不像是将两袋脆谷乐（Cheerio）[181]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如果你把多门学科的数据放在一起，甚至哪怕是同一门学科的数据，如果数据集认为这些数据格式不一样——哪怕就是简单如数据是不是以同样的度量标准来记录的——电脑也没有办法将这些数据集合在一起。

因此，“科学创作共用”的团队就在创建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科学家们可以像在同一个数据库里那样，提出来自不同数据库的问题。这个团队的负责人约翰·威尔班克斯说，目前他们拥有大约40种不同的数据资源，其中有些里面又包含80到100种不同的信息命名或者分类体系。“光是指代某一个特定的基因，就有五六十种不同的名字。”他告诉我。⁵²“酵母基因和鱼基因的数据库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它们是由不同的人编写的，有不同的命名。要是你想去检索我们对一个基因的了解的方方面面，你根本做不到……除非有人能告诉电脑，这所有不同的命名其实指代的是同一样东西。”威尔班克斯说，“我们正在仔细检查这些数据资源，并用特别的名字命名这些实体”，包括基因、蛋白质和基因序列。

在纸质时代，两套数据要想一致，那么数据主人们必须在有分歧的时候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所以，19世纪的分类学家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如何分类虫子、蝙蝠和鸭嘴兽。而网络时代，信息量已经大到超过了分类学家们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再没有能够一锤定音做出决定的权威机构。所以，科学创作共享采用了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策略：“岔开它。”（Fork it）威尔班克斯说：“叫ABCD的基因，和叫1234的基因是一样的。我们公布了不同名称的对应方法，这样那些不同意我们命名方法的人，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我们没有余力去和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争执。”所以，科学创作共用允许你使用自己偏爱的名字。意见不一的人也能找到一个层面，将两个不同的名字对应起来，这样他们自己的计算机就能知道，两个名字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基因，而不用去理会别的科学家是怎么想的。

这种保留差异和处理差异的方法非常强大。其核心是一个“命名空间”（namespaces）的概念：在一个域内，名字是独一无二的。电话系统就是一个命名空间，包含了独特的标识符，对数位、地区代号等等有着特定约定。车辆牌照，是在各州之间车牌号码的命名空间内；同一个数字可以用在很多车上，这样人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这辆车是哪个州的。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有多个标识——社保号码或者驾照号码——只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命名空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两个基因信息的集合也可以有自己的命名空间，给基因以各自的标识。这些命名空间允许人们在如何分类和命名事物上存在差异，但同时计算机程序从两者之中都能提取信息，只要计算机知道怎么将一个命名空间里的名称和另一个相对应。命名空间令网络可以编织起无法想象的海量数据，而不必先强迫每个人都在这些数据上达成一致。命名空间令一种有益的差异成为可能。

这种实用性的策略暗含了一种深刻的改变。曾经，人们对动植物分类的争论，其实是对自然秩序之争，认为这是上帝思想的一种表达。而命名空间这种方式，则承认了能够分享数据，远比对数据该如何归类、组织和达成一致命名要重要得多。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想法，即认为宇宙有一个单一的、可被了解的组织形式；或者存在一本我们能够共同阅读的自然之书（Book of Nature），就像《吉尼斯世界记录》（Guinness Book of Records）那样能解决酒吧争端的书。没有，你以一种方式组织你的数据，而我以另一种方式组织我的数据。命名空间和数据模型转换器会让我们从彼此的研究中获益，而且我们仍然能够从相互的研究中学习。

这是实用主义，不仅仅是从这个术语平常的意义上而言，更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的，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82]所信奉的那样。虽然从这个术语的哲学意义上来讨论会更加准确（就像很多学者、哲学家通过找到方法，使自己和本领域内的其他人全都不一样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一样），但实用主义其实标志着对知识的旧观念的一种拒绝，这种旧观念，借用罗蒂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认为知识是“自然的一面镜子”（mirror of nature）[183]。⁵³相反，实用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工具。如果它能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它就具有价值。正如罗蒂所写到，“现代科学不是因为它（符合）现实而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问题，它就是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问题。”⁵⁴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

曾经我们认为，科学的进步就是让所有科学家对宇宙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达成一致意见。而现在，命名空间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以及像约翰·威尔班克斯那些人追求的那样，不用非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就将大量可用的科学数据串联在一起——让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更快。

当科学与公民意见不一致时

谷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自然》杂志140年的历史中，它仅仅使用过一次“极其”这个次。这个词唯一出现的一次，是在2010年3月该杂志的一篇社论中：“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艾利希（Paul Enrlich）[184]说，他研究气候的同事都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反击那些对（气候变化科学的）攻击。‘每个人都极其害怕，但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说。”⁵⁵《自然》则建议，“科学家们必须承认，他们现在处于一场街头大战之中，而他们与媒体的关系则真的非常重要。”

“科学和媒体之间的关系重要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像是对布鲁诺·拉图尔提出“你相信现实吗？”答案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你特别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科学的变化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变化，不是科学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产生的变化，而是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作为一套管理其高墙之内所发生的一切的人、规则、政策和行为的集合——而产生的变化。在那些高墙之内，科学家们大致都知道该如何去评价一项主张，以及如何评价彼此。他们知道，提出不可证伪的表述，是不科学的。他们知道，拒绝记录下某人的实验室方法论是不科学的。他们知道，某些基础的观点已经累计了如此之多的证据，所以随意地否定这些观点也会让你被摒弃在科学的机构之外。当这些制度化的高墙的界限十分清楚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这些高墙的界限如此清楚——科学家们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而那些高墙之外的人们，会尊敬地倾听他们，因为这些高墙如此坚决地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隔离开来。

这些科学的机构并没有消失。大学仍然授予学位，基金会依旧提供资助，实验室里拥有的设备远远超过好奇的业余爱好者们的装备。如果某人发表了比如说物理学的某个观点，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如何——是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工作的资深科学家，还是一个套用了某篇博客中的理论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就仍然会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你再也不用非要达到高墙的最顶端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了。的确，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了信息、交流和社交的同一媒介，科学再也不能躲在自己机构化的高墙后面了。

《自然》的社评正反映了这种变化带来的不适。阿尔·戈尔的战略就体现了旧式的反应。他在《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185]中，有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观点：全球气候不仅在变暖，而且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人类的活动。但是，戈尔的工作，并没有如何边缘化那些“气候变化的否定者们”。追随戈尔观点的人说，那些否定者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不能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根本也不是错误的科学。他们是在科学的高墙之外，虽然他们的怒吼可以被高墙之内的人听到。

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状况很容易应对。我们文化中有很多所谓的科学观念，但却根本不科学，而且需要明确它们不科学。创世说（或者，其现在的名字，智能设计）就是不可证伪的，因此在进化论上，就不是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替代。但是打破了科学的高墙之后，这样的观点再也无法通过宣告而令其沉默了。

这可太糟糕了。曾经睿智的长者有权力宣告某些观点为真、某些为假——或者至少宣告某些是科学的，而有些是从其他观点中衍生出的——还是有很重要的好处的。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一个二流女演员，前《花花公子》（Playboy）模特，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说服了一大群人相信她的观点：给儿童接种疫苗会增加他们得自闭症的风险。没有孩子会因为麦卡锡而避免得自闭症，但是的确有一些孩子因为她的观点，而死在了本可以预防的疾病上。⁵⁶

所以，《自然》的社论是正确的。科学家们有必要加入论战，因为信仰已经同知识渐行渐远。科学失去了曾经令它繁荣的中介——那种一人在说、其他人洗耳恭听的单向的渠道，所以科学也将无法树立起旧日的权威性。新的媒介如此紧密地将信息、传播和社交连接在一起，几乎再也不可能将这三螺旋（triple helix）分开。在阿尔·戈尔的滔滔雄辩实至名归地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并将他带到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之后，那些信息全部来自于和别人交流的人也会了解到这件事。谈论科学，和谈论政治、娱乐乃至谈论我们的孩子不可分离。而且正如库恩、沃森、福柯、拉图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教我们的那样，科学从来不能完全脱离开它所能产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是的，对于大多数和我们相关的知识，科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能够调节我们的欲望，使之更好地符合这个世界无情的现实。在科学的话语之中，珍妮·麦卡锡是错的，而阿尔·戈尔是对的——而且科学有最好的方法，能够揭开他们两人议题下的真相。然而，就算是科学知识，也是存在于人际间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我们所做出的决策——好的，但经常也是更糟糕的——不仅仅是在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上做出的，更是在一种社会奋斗、个人兴趣、共同期待、情绪激励、甚至几乎觉察不到的蛛丝马迹形成的社会中做出的。一直以来其实一贯如此，只不过旧式的媒介，赋予了资质化的机构以更多的权威性，从而促成了一种近似一致同意的幻象。

我们身处其中。我们需要继续坚持事实，促进那些更有可能揭示真相的方法。但是，仅有正确是不够的，仅有真相是不够的，因为真相一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向来不仅仅是只由知识构成。新的网络已经无可避免地揭示了这个真相。

超链接的科学

“如果电子媒介损害智能，那么科学的质量应该直线下降才是。但是，新发现层出不穷，各种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精神生活领域，比如哲学，历史学和文化批评主义，也都同样欣欣向荣。”⁵⁷

2010年夏，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86]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下了上述文字。要想找出全盘反对这个论断的科学家会很难，尽管每位科学家都可能提出某些浅显的观点：缺少资金、政府无能，媒介哗众取宠……但总起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科学的伟大时代。

但是理论上（暂且这么说）好像不应该是。我们面对大量的数据不知所措，那些能够将劣质观点抵挡在外的过滤器也失灵了。曾经听不到看不到的分歧如今如此明显——不仅发生在拥有资质的科学家之间，也发生在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和未受过训练的门外汉之间。这对科学而言，应该是一个沮丧的时代。比起解决问题，这个时代更擅长搅乱问题，科学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繁荣起来？

一个基本的答案是，网络重启了科学，揭示出旧的方法已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四分五裂。一言以蔽之：科学曾经是一种出版的类型，而现在则在变成一个网络。

查尔斯·达尔文的例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科学和出版之间曾经是如何纠缠不清不可分割。1836年，达尔文从“小猎犬号”航行归来，完成了将促成他进化论理论的观察。1838年，他对自己的理论有了清晰的想法。⁵⁸1842年，他用铅笔写下了35页的“骨架”，但是没有公开。1844年，他写了189页的手稿，没有公开，但是他指示妻子，如果他死了就将这些手稿出版。⁵⁹接下来的15年，他研究了藤壶，出版了8本书，生了9个孩子，并且经常和同事通信往来讨论。他还开始了实验科学，比如测试蜗牛能够在鸭掌上寄附多久，以验证这是否能够解释它们的地理分布。⁶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版自己的进化论。

然后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7]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

华莱士是一名年轻的博物学家。他和其他探险家一起，在亚马逊河流域（Amazon）采集热带标本，但载着他4年全部工作成果的船在归途中沉没，他乘坐救生艇逃生。1857年，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一封信，此后华莱士又寄给了达尔文一份20页的文稿，里面提出的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基本相似。华莱士此前从没有见过达尔文，⁶¹但是他很敬佩达尔文的工作，也只是简单地想和他分享自己的观点。达尔文万分惊讶。他想成为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但是他也不想欺骗华莱士，或者更坏，让自己看起来是窃取了华莱士的观点。所以，在听取了两个最亲密同事的建议之后，1858年7月，伦敦林奈学会安排宣读了华莱士的一篇文章，以及达尔文的两篇文章。这两人都没有参会：华莱士当时身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而达尔文的小儿子刚刚夭折。⁶²宣读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直到林奈学会在自己的杂志上出版了这些文稿，达尔文的论文才开始在科学家圈内引发了关注。受此鼓舞，达尔文带着孩子来到了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在那里经过13个月⁶³的写作，完成了即将为科学带来一场革命的书：《物种起源》。

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这段故事，被后世以多种角度演绎。有时，这个故事被演绎成一个宽容社会公正对待年轻人的故事，华莱士得到了和达尔文近乎同样的声誉。有时，这个故事则强调个性对科学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即纸质出版模式是如何静静地塑造了科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涉及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科学家在私人领域工作，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提出假说。这个私人领域并不孤独：达尔文也会热情地和他人通信往来。但是要想进入科学的私人领域，你必须受到邀请。科学工作就是在这个领域内进行。

然后，当科学家评估认为自己的发现已经安全了，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就会请求将自己的工作发布在公共领域。让科学公共化的媒介，需要将思想呈现在纸上，好使它们难以更改。纸质中介因其昂贵，以及书架空间有限，要求出版商扮演专家过滤器的角色，因此能够赋予被公开的发现以权威性。如果没有出版物，科学就失去了在已知基础上去发展的能力，就会因此而走向终结。因此，科学的流程可以说是包含了科学家、假说、设备以及出版商：拿走其中任何一项元素，科学就无法以可辨识的形式存在。

但是出版并不仅仅是科学工作的最后一步。科学本身也因此打上了出版的特性。科学目的是尽可能地解决问题，部分是因为科学依赖的这个中介，一旦印刷到纸上就不可更改。作为一项事业，科学依赖的是个人观点，部分是因为出版模式使得决定性的归因成为可能。因为媒介的局限性，科学的普遍形式就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块状文章。

“写科学论文需要一种叙事方式，”开放笔记本的创始人让—克劳德·布雷德利说，“你不能只是随意收集一堆发现，然后就把它们堆成一篇文章。通常来讲，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故事。”在他的化学学科内，他说基本的叙事方式是：“你打算做一件事。你创造了一种新的反应。这就是你能做的事。”他说得对；《自然》不会单单刊登一份数据表，除非它们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布雷德利说，那个故事其实和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并不相符。一方面，“你得到了很多模棱两可的结果，但是你在叙事时不能用它们，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这个理论”。布雷德利说，大多数开放笔记本中的数据都是这样的。即便如此，他说，开放笔记本“对其他人可能是很有用的，至少了解了哪些数据不管用”。

但另一方面，网络化的科学可以更加准确，因为那种权威性塑造的信任体系正在发生改变。布雷德利曾经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为他们所选择的一种化学物的属性，找到五个不同的出处。⁶⁴结果发人深省。举一个例子：《生物技术和生物处理工程》（Biotechnology and Bioprocess Engineering）——一个受业内尊重的杂志——发表了一篇耗时5个月写成的、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论文中写到，咖啡因在水中的溶解度是21.7克/升（gpl），而绿茶的化学提取物（茶多酚，简称EGCG）的溶解度是521.7克/升。但是布雷德利的学生查阅了引用之后，发现这个数据和它的引用来源中并不一致，后者给出的EGCG的溶解度是5克/升。所以可能是刊印错误，将咖啡因的溶解度（21.7）附在了EGCG的溶解度（5）后面。但是，即便是5克/升也令人怀疑，因为这一连串的数据，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来源，但都是出自一个公开发表的实验结果。不幸的是，后者的信息并不全，无法对它的准确性进行彻底核实。因此，不仅这一连串的公开数据明显出了错，我们事实上也根本不知道EGCG的溶解度到底是多少。而这只是布雷德利学生的发现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布雷德利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数据都是错的。相反，他的观点是“信任不应该再插手科学”。我们曾经需要信任，是因为纸质基础上的出版模式，造成了知识与其来源的分离。而现在，科学一直以来其出版网络都是内部相互索引的科学，如今则存在于一个链接的网络中。我们创造链接，电脑搜寻着显示新链接的网页，而关联数据格式也令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创造出等待新用途的关联数据云。在这个超链接的环境里，我们将会继续讲述科学的故事，但这些故事被嵌入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中。我们点击鼠标，就会看到数据。点击鼠标，就能让我们的电脑对截然不同的数据集作出比较，那些在科学数据或者科学故事中永远不可能消迹的反常和分歧，将会浮现在表面。点击鼠标，我们就能读到业余爱好者和专家们各自的评论。通过点击，我们表达回应，纠错，思考上下文，提出质疑，表示支持，或者结盟。

这将——而且正在——对科学和知识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科学是一种出版形式时，它的目的是生产——就像是一本出版物那样——和来源相分离的知识，那时科学体现在一种有自己生命的物理实体上。新一期的《自然》杂志送到了科学家的桌上，科学家就会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她的研究终于公开了。如果，不幸的是，当天早上她就被一辆卡车撞上身亡，那这些知识也不会和她一起死去。知识有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可以追溯它的由来和发展，并评价它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既然科学变成了一种网络，知识就不再是被从科学系统中抽出来的产物。超链接的科学不仅将知识链接到它最初的来源，还将知识链接到知识被生产、使用、讨论、产生意义的语境和过程中。网络化科学的最终产物，不再是独立出版物所代表的知识。事实上，现在科学的最终产物既不能称之为最终，也不能称之为产品，它就是网络本身——是曾经为出现在有限的期刊资源上而争斗的科学家、数据、方法论、假说、理论、事实、猜想、仪器、阅读材料、雄心壮志、争议、思想流派、教科书、教职员、合作与分歧，是这一切的无缝连接。

所以，史蒂夫·平克是对的：科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这一切都归功于网络。现在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能够为人们获取的信息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关联数据云中产生了共享，各式协作工具允许科学家们可以跨越所有的障碍一起工作。由于这一切，我们得以对整个自然体系进行观察研究——包括单个的细胞——而这就在几年以前都是不可企及的。互联网加快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互联网拓宽了科学的疆界。现在，没有几个科学家不用互联网，或者会为了躲避上网而搬到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山区小木屋里。

但与此同时，我们好像又无可置疑地身处一个变得愚蠢的伟大时代。如果你不想理会那些麻烦的真理，你完全可以置身于网络上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之中，他们给你提供的那套充满曲解的体系，能够让谎言显得比真理更深刻。我们很难去估计人类的文化到底因为网络而变蠢了几分，因为无从比较：曾经的媒体，常常会将辛苦得到的真理公之于全球，而将那些无知谬论缩小在地方：所以，能够出版发表的东西，都经过了虽不完美但却细致认真的过滤器的筛选，而琐碎的谎言则只能在传媒的高塔之外流行。然而，看起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谎言不仅找到了更广的受众，其地位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传统的媒体——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这种报道方法：上午告诉我们，咖啡因能够预防老年痴呆，下午又告诉我们，正如讽刺报纸《洋葱报》（The Onion）[188]所报道的那样，“本周吃鸡蛋对你有好处。”⁶⁵传统媒体太容易去夸大那些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发现，尽管他们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用整整6段去指出，这项研究的对象只是几只小白鼠。虽然标题是正确的，但媒体给人塑造的科学印象则是科学是一种肯定无疑的正确观点的集合。但是网络化的科学则完全不同。这个科学无比庞大，永远存在分歧，讲究实用，借由命名空间来协调差异，而且永远不确定。一句话，网络化的科学看起来更像是科学家眼中的科学，而非媒体眼中的科学。

我们对媒体失去信心，认为它们总是会曲解科学也情有可原，因为媒体总是会为耸人听闻的标题所吸引。但是我们也应该怀有希望，毕竟，网络化科学的参与者，因为自己的参与，而对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提到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直接参与在线科学项目的人。网络向大多数参与者展现出的规模之无可比拟和分歧之不可避免，事实上也正是人类长久以来那种谦卑的科学观的特点：宇宙如此浩渺，乃至于我们不可能完全地了解它。

最好的结果，是我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的真正本质，它是容易犯错的人类中产生的一种宏伟的、持续的合作。而最坏的结果，网络会让我们对科学的方法、态度以及结果的理解，错上加错。

哪一种会发生，最好的还是最坏的？

两种都会。

第八章   盖在网络节点上的图章

正如知识已经变成了网络的一种属性，领导力正在成为领导者所领导团体的属性，而非领导人本人的属性。决策时刻非常清楚地成为了一个网络中的节点，它在网络中产生，也在网络中跳动。

面对现实听起来容易——但其实不然。

——杰克·韦尔奇¹

在自传中，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189]，通用电气（GE，General Electric）的传奇CEO及《财富》（Fortune）杂志评出的“世纪经理”²，讲述了一个他的故事。1981年，他做出决定，停止继续建造核电站，因为两年前的三哩岛核事故[190]，已经令美国公众对核电市场产生了恐慌。韦尔奇当时刚刚上任，对工作还不熟悉。敬业又专业的通用核能事业经理反对他的决定，并告诉他：“杰克，你真的不了解这门生意。”韦尔奇写道：“那很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的长处是我有一双新人的眼睛。”³通用退出了核电站的制造领域，但同时仍然为现有的核电客户提供服务，后者盈利颇丰。⁴韦尔奇在自传中说，他曾“在担任CEO的最初几年中，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它证明了一个关键的道理：要想做出好的决定，“你要的就是面对现实，然后去做”。⁵

当然，直面现实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正如韦尔奇在下一段中说的那样，“其实不然”。如果直面现实意味着去了解什么是什么，那么网络时代的什么——以及“什么？？？”——都要比以往要多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就意味着你要在茂密的观点的灌木丛中，决定相信哪些信息，信任哪些来源，找到自己的道路。

所以，当你在不同的道路间权衡的时候——是，核电站在国内还有市场；或者，不是，没有市场了——那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网络知识，跟你的犹豫不决是否有关呢？或者更糟糕的是，知识网络化之后，呈现了如此之多充满争议的可能，是不是让做决定变得更难，更有风险了呢？

因为决定一般是有具有权威性的人做出的，所以我们将会在这一章，通过回顾领导力性质的变化，来探讨上述问题。我们会看到，正如知识已经变成了网络的一种属性，领导力正在成为领导者所领导团体的属性，而非领导人本人的属性。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会以一个非网络化时代的例子开始。

想要理解领导人，从一个以培训领导者为核心使命的学校开始应该不错。于是我拜访了美国西点军校的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中校，他主管该校的领导力发展和组织学习促进中心（CALDOL，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eade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伯吉斯说着三种“语言”。第一种是充满了省略、缩写的军队行话；第二种，是一名认知科学和教育学者常说的学科术语，是他在修读知识管理科学博士学位时学到的；第三种，就是互联网语言。

听着伯吉斯在这三种语言中转换，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这个军队里最先进的领导力创新中心的主任，事实上并不怎么谈论领导者，至少没有在任何传统的意义上来谈论。如果你直接问他领导力的问题，他会激动又很博学地跟你介绍起该如何有效地带领一支队伍，即使是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下——作战部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也能完成目标。

这并不是因为伯吉斯是新时代的网络大师。事实上，他是一个绝对的铁杆军人：西点军校毕业生，完成了游骑兵学校（Ranger School）[191]的训练，还领导过美国第82空降师的一个作战单元3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能够带领军队完成目标的领导力发展中。但是完成目标需要的领导力，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的能力，不管他或她的意志有多坚定；而是一支队伍的能力，坚定决心，保持动力，顺势求新完成目标，需要的时候可以转换到新目标，当团队成员受伤或者因为其他任务无法分身时能够灵活处置。对于伯吉斯而言，这是一支团队、而非任何个体所需要的特性。伯吉斯的领导力分布在整个团队之中，所以领导力变成了一种团队的性质，就如同健壮性是一个有机体的特性那样。

伯吉斯本人没有明确地用这种方式表述，而且当我向他指出他一直用团队效力来回答领导力的问题时，他自己还表示非常惊讶。但是，这就是他向自己培训的士兵们传递的一种信号。强大的领导人是抵达终点的一种方式。如果终点——一支能够完成目标的团队——的最佳实现方式是通过分布式领导力，那么西点军校要教给你的就是这个。

这种变化的发生，部分是与网络有关，因为网络让人们更加体会到跨层级性的沟通带来的好处。比如，CALDOL就是从伯吉斯和他的同事们创办的一个在线讨论论坛发展而来，这个论坛不会显示参与发帖讨论的人的军衔。不过在将领导力视为团队的分布式特性的背后，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在21世纪的前10年开始的两场战争[192]。正如罗伯特·斯坦顿（Robert Stanton）少校所言，“在今天的世界上，仅仅是能够做比你高一级的人的活儿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做18 000种不同的工作。你要会管理供水系统、组织市政厅会议、发放小额拨款、拥有政治智慧……这就是你要会干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25岁的中士。”⁶成功的部队单元——最有能力完成目标的那个——拥有的士兵不仅具有广泛的技能，而且知道如何快速学习和灵活反应。每个士兵都有主动性，所有士兵相互协作。士兵们当然会遵从来自层级体系的命令，但同时整个团队作为一个整体还具有一种特性，能够让它在快速多变的环境中，做出比层级体系更快的反应从而取得成功。⁷

显然，在地面单元之上，军队的层级体系依然十分鲜明。但是将领导力从单纯的领导者身上分离，注入到领导者所带领的整个团队之中，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因为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的有效方式，网络就利用这种方式去实现了看似完全不现实的目标。

2007年4月16日，早上7点刚过。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的一位四年级学生，朝19岁的艾米丽·希尔舍（Emily Hilscher）开枪，并杀死了她。22岁的瑞恩·克拉克（Ryan Clark），在去帮助希尔舍的时候，也被击中身亡。两小时之后，凶手闯进了隆根耐森教授（Professor G. V. Loganathan）的教室，杀死了教授，并向教室里的13名学生扫射，11人中弹，其中9人死亡。最后，32人在这起事件中丧生，死者中包括堵住了教室的门好让其他人能够逃生的人。⁸

这场杀戮的报道出来之后几分钟，维基百科就出现了相关条目，只有一句话，说据报道有一场致命枪击发生。接下来的15分钟内，这个条目被修改了7次，并且迅速成为了总结和综合现场媒体报道的一个有用又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

这场令人惊骇的谋杀，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一场是否控枪的争议。但这起枪击案也在维基百科上引起了另一种争议，那就是：是否每个受害者都值得在维基上开设一个单独的词条？⁹这个问题与衡量逝者的生命价值无关。相反，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是否这些生命，符合被维基百科收录的标准。当然，为32个逝者每人书写一个词条的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一个纸质版大百科全书的想法里。但是维基百科没有规模的限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想实现成为最伟大百科全书的目标，维基百科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无所不包呢，还是应该为收录哪些内容制定严苛的标准？

是否收录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受害者的争议，出现在一场维基术语称之为BLPS（biographies of living persons），即“生者传记”的争论背景下。这一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涉及生者名声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有些词条引发了猛烈的争议。还有一些生者传记的维基页面中，一些捣乱的人会故意添加散播虚假信息。当然，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受害者们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一些同样的问题还是在维基持续5天的讨论中被提了出来，即这些受害者的名字是否应该列出来，如果是的话，又应该包含多少个人信息。最终的决定是，以最少的细节，列出这些人。瑞恩·克拉克的介绍是“心理/生物/英语系四年级学生”，而艾米丽·希尔舍的信息是“动物科学一年级新生”。列出的32人中，只有6人拥有自己的维基页面：5个教授和凶手。¹⁰

维基“收录派”（inclusionists）和“删除派”（deletionists）之争，一直持续至今。不过在这件事情中选择比较容易作出，因为维基百科的联合创始人和它的名誉“元首”吉米·威尔士此前已经作出过决定。维基百科有一个词条“维基百科不是什么”¹¹，以否定的描述作为维基的政策指南。这里面包括：维基百科不是“发表创新意念的地方”，“不是宣传工具”，不是“占卜师”。2006年9月，威尔士为这个词条增添了内容，即维基百科不是一份报纸，“尤其不是一份小报”。¹²

威尔士说了之后，这条政策就定下来了，正如杰克·韦尔奇决定通用再也不会建造核反应堆一样，但威尔士的决定和韦尔奇的决定又完全不一样。威尔士是在一个公共的、可进行编辑的地方写了这些话。他的话可以不经他的允许就拿来争论并被修改。而且这条政策，也有可能被其他人想出，而不仅仅是威尔士。我写到这段话的时候，威尔士最初的话已经被一句更加具体但也更不容易记住的表述代替，阐述了维基百科的收录关注度标准：“如果涉及某个人的可信来源仅仅存在于一次孤立的事件中，而且如果这个人要么会，要么很可能会，默默无闻，那么总起来说我们应该避免为这个个体撰写传记。”¹³

威尔士和韦尔奇决定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威尔士是勉强充当了决策制定者，而且他尽可能少地做出决策。事实上，当我请威尔士举出一些他制定的决策的例子时，他一下子想不出任何一个。最后，想了一会儿之后，他举了在维基社区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是，是否允许引入一个审核过程来允许人们编辑锁定的页面（指那些因为受到持续破坏或者因为反反复复修改而过于热门，从而暂时关闭修改权限的文章）。维基社区内部为此进行了投票，但是投票本身又产生了争议。那么，威尔士作出了什么证明他果断的决定呢？进行第二次投票，解决第一次投票中的争议。那么，威尔士的铁拳击溃的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想，好吧，听起来也算合理。有时候人们觉得听起来不合理，他们就会说，‘好吧，这是吉米定的，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¹⁴

在通用，杰克·韦尔奇的下属也可能会对他的决定说出同样的话：这是杰克定的，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但是这两句同样的话很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你根本无法左右或者更改韦尔奇的决定，因为组织的结构阻止了这种可能性，在组织层级上最高的人，就是主管一切的人。

这些年来，维基百科已经发展出一套政策和流程，能够允许社区——也即网络——来做出决定并改善决定。当整个网络无法达成一致时，其他的程序就会启动，包括一个仲裁委员会，然后要是还不成，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还有终极的一人仲裁委员会：吉米·威尔士。但是那种掌控力逐级增加的模式，在维基这里被认为是失败的模式，维基更偏爱那种个人大胆行动，然后社区加以评估和完善的模式。“早期，我做出很多涉及政策的决定，”威尔士告诉我，“但那并不能真正地可持续。”¹⁵现在，威尔士的大多数决定，要么是像抛硬币一样，在社区两种意见势均力敌时作出选择；要么是像法官一样选择一种全社区都得接受的应用原则。威尔士的决策都脱胎自社区，而且一旦做出，还会被社区重新解读重新诠释。

这种遍布整个网络的分布式领导力不仅仅发生在维基百科。

1991年，21岁的芬兰学生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193]，在一个Usenet新闻组的讨论区里发了一个帖子，说他打算开始研发一种免费的操作系统。到2006年时，Linux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操作系统（在微软Windows之后）。托瓦兹估计，全球有大约5 000名研发者参与了这个项目。¹⁶ Linux社区远非扁平化，但是它的层级体系的目的，是在保证软件质量可靠的同时，最大化地调动个体参与者的自主性。在1997年一篇在研发者中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194]将企业开发软件的方式比作建立大教堂，而Linux的方式，则更像是一个“一个吵吵闹闹的不同议程和方法的市集。”¹⁷但是Linux市集有一个清楚的中心，那就是托瓦兹，身为一名受人敬重的工程师，他也会在涉及Linux的内核（kernel）的关键问题上作出决定。还有一个贡献者的网络，在做其他传统领导者会做的事情。¹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和传统的分权方式无异。只不过参与者更像是自己主动投入，而不是被选进来。

的确，在诞生了一个叫做Debian[195]的Linux捆绑版本的社区中，其官方宪章写得很明白：“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去完成授权给他或者委托给他的任务，那他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¹⁹对社区内某些无赖成员——比如说，那些不遵守一致同意的质量保障规范的成员——权力仍然可以行使，从将他们公之于众，到收走他们登录的权利不等。而且，像网络上所有大规模的协作项目一样，Debian社区也拥有裁决争议的程序。虽然如此，这些程序也没有多少等级性，而更像是网络，其中的某些节点比其他更加地平等。领导力尽可能最广泛地分布在整个网络中。

有多广泛呢？Debian的确有一个领导者，每年通过选举选出。每位研发者都可以参加竞选，只要将自己的平台发布在网站上，然后参加一系列的在线辩论和问答环节。为了保护少数派以及避免社区在争议问题上陷入分裂，对领导者以及其他议题的投票遵循一个复杂的方式。领导者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且领导者只能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负责的议题上作出决策——这和层级模式大相径庭。规定领导者权力的界限，也是Debian持之以恒保持社区个体自主性最大化的努力的一部分。马修·欧内尔（Mathieu O’Neil）[196]在《网络首领：在线部落里的自主性和权威性》（Cyberchiefs: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Online Tribes）一书中写道：“Debian是个复杂的体系，质量是其最高准则，由此而衍生出了很多限制。该如何保持这些限制，同时保持每个研发者的自主性和对差异的尊重，是Debian的核心问题。”²⁰所以，一款软件被分成许多模块，“以一种微教堂（mini-cathedral）模式，赋予开发者对自己的程序包或者团队完全的行政掌控权力。”开发者也要遵循严格的规范，这样他们负责的模块才能轻松地整合进整个软件之中。Debian也要求社区成员不能匿名参与，而是要使用身份认证，因为只有那些赢得了同伴信任的人，才被允许接触到核心资源。这些核心资源十分关键，一旦出错，就可能摧毁整个软件项目。Debian在保证自己核心使命——创造高效的、可拓展的、强有力的、可信赖的创新性软件——的同时，也尽可能广泛地、平稳地将领导力和决策过程分散到整个社区之中。

这种分布式决策还可以走得更远。诺埃尔·迪科夫（Noel Dickover）是一名为美国国务院提供咨询的资深新媒体顾问。²¹

（他还是一名世界闻名的南瓜雕刻大师。）²²迪科夫致力于将科技用于解决全球社会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传统的方式可以选择建立一个全球的非营利组织，资助软件开发者去解决问题。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在迪科夫看来，那些赢得资助的人，都是擅长赢得资助的人，而这种技巧并不必然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以及多产的“黑客”（在软件术语中好的那一种意义上）有关。因此，迪科夫创立了一种“微生态系统”（micro-ecosystems）将地方社区的组织者与全世界各地的软件开发者联系起来。“我们没有选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确定问题，如何解决，然后把钱给一些开发者；相反，我们选择了一种更加草根的方式，只有几个外部的参与者”，让他们作为这些联系的中间人，迪科夫解释道：“你赋权给地方上的人，让他们自己领头来做。你就使这个网络成为了他们的指导社区（mentoring community）。”

他举了一个这类项目的例子，就是危机公地网站（CrisisCommons.org）。这是他帮助建立的，也给了他很多启发。2010年海地地震之后，因为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的街道在地图上标注不全，阻碍了救援人员实施救援的努力。因此，开放式街道地图网站（OpenStreetMap.org）将海地的卫星图像贴到了自己的维基页面上。全世界的人，尤其是居住在国外的海地人，都开始在地图上增添街道名字。这幅地图，用迪科夫的话来说，在几个星期内就详细得“近乎疯狂”，也成为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美国海军陆战队（US Marine Corps）、美国海岸警卫队（the Coast Guard），以及“任何需要在这个城市出行的人”日常使用的工具。到第三周，世界银行就开始资助开放式街道地图的人员，让他们去培训海地当地人，教他们使用GPS设备以给地图增加更多的当地信息。

迪科夫希望这种伙伴关系——当地人与开发者的分布式网络之间的伙伴关系——能够更加常规化，不用再等到灾难发生才有所行动。于是，在美国国务院的赞助下，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组织 “科技营”（TechCamps）。比如，2010年年底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举行的科技营期间，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参加者表示，他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聚合选举监察员收集到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对投票日期间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们撰写了一份“问题声明”，甚至还为解释这个问题制作了一段录像。科技营将这些材料交给了“做好事的黑客”（Random Hacks of Kindness），一个组织松散的程序开发者团体，它们提供资助，在周末举办“黑客松”（hackathon）活动来编写对社会有益的软件。结果，在内罗毕（Nairobi）举行的一次黑客日活动中，就诞生了一个选举监察系统，并在肯尼亚投入使用。而且，这个系统还会在南非和其他地方得到应用。迪科夫还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摩尔多瓦、立陶宛和印度举办更多的科技营活动。

看起来，迪科夫所做的事情，跟领导力、决策制定没有任何关系，但这恰恰是它能够极好例证两者的原因。迪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创造一个网络，网络中包含了有需求的地区人士，以及有能力满足这些需求而且关心社会的黑客们。有关谁应该承担哪些项目，决策制定者是那些拥有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人——对问题最熟悉的当地人，以及对软件的可能性最熟悉的开发者。用这种方式作决策，高效而有效。它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网络。

然而，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领导力的传统因素。迪科夫和希瑟·布兰查德（Heather Blanchard）两人是危机公地的联合创始人，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活动和建立伙伴关系。迪科夫能够做成这些事，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他在美国国务院拥有职位。事实上，是危机公地取得的成功将他带进了美国国务院。迪科夫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能力，来自于他围绕着自己的想法构建网络的能力。全球富有才华的黑客和当地的社会组织者所构成的生态，通过将领导力最大可能地分布到地面，而成功解决了一些迫切的难题。迪科夫、布兰查德，以及其他人，他们的领导力，只是通过将这种地面转变为一个网络来实现。

这和我们的知识策略所发生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重大决定来源于金字塔的顶端，杰克·韦尔奇所站立的位置。他咨询他的助理，而后者又会向自己的下属咨询。这个金字塔每向上一级，信息就会做一次减法：删掉了更多的细节，信息越来越宽泛。如果决策要在顶层做出，那么过滤、减少并集中信息就是唯一合理的策略。但即使这样，韦尔奇在做决策时仍然要“依赖直觉”（from the gut，是他自传的副标题）。对此我们可以认为，通用电气实在是过于庞大，个体的大脑已经无法认识。

同时，只要看看维基百科上英文版中数以百万计的文章就能知道，就算吉米·威尔士再有眼光，再有领导才能，也没有人会期望他能擅长每一件事情。事实上，和维基社区里的其他人相比，威尔士还称不上是一位百科全书的极客，即对百科全书的历史和本质都非常了解的专家。

因此，当问题被升级到威尔士这里来时，他作决定的方式，常常更像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而非一个CEO：他援引一些治理维基百科的公认的准则。维基百科人的网络所以维系，依靠的是共同的热情、共同的气质和公认的如宪法般的原则。威尔士更多的是去黏合这个网络，而不是行使权力。

当然，网络上大型合作项目的成功，诸如维基百科、Linux、Debian、危机公地的全球软件项目网络，并不表示那些企业也会转向网络决策。政府需要企业的层级制度来承担责任，而且有时候，你的确就是需要一个人来拍板，到底要不要建核发电站。如果生产流程是如以往的案例一样，全部在网络中进行，那么领导力的网络化就容易多了。尽管如此，传统企业仍然可以从这些基于网络的企业中学习。

首先，相比层级环境下的决策制定，网络决策（network decision-making）在按比扩展（scale up）上表现更为出色，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比如，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彼得·丹宁（Peter Denning）和里克·海斯—罗斯（Rick Hayes-Roth）就提出，应对如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 Katrina）这样规模的事件时，就需要“超级网络”（hyper-networks），一种真正够大、高度分散、又彼此区分的多组件组织（multi-component organization）。²³这些超级网络并没有一个层级上的最高层，相反依赖于分布式决策（distributed decision-making）。丹宁和海斯—罗斯所形容的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大型的网络项目：如果维基百科和Linux依赖的是中央集权的领导力，那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成立得这么快或者发展得这么好。

其次，当决策需要基于对地方性知识了解很多的时候，尤其是情况复杂多变，或者前路未明的时候，网络决策就表现得更加出色。而在目标来自外部设定、工作依赖性较强、参与者熟知工作流程并且不得不遵循指示的情况下，网络决策就不像前一种情况表现得那么好。

第三，在层级化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情况下，网络决策能够激励人们。层级结构通常压制差异和分歧。但是正如丹宁和海斯—罗斯——美国海军研究员、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资深学者——写到的那样：“超级网络中的成员组织……已经采纳了去中心化的决策制定方式，因为这能让他们为共同的目标工作，同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果成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地方特性和忠诚，那么我们此前谈到的几个网络化的协作组织恐怕将会门可罗雀。

第四，当决策力遍布整个网络时，地方性知识也能得到更多地应用。当然，这里面也要讲究平衡，因为你不会希望地方领导者做出有违大局的决定。这也是那些协作性网络常常采取自治模块（autonomous module）结构的原因（正如Linux和Debian）：本地专长能够发挥更多作用，同时就整体而言风险也会更小。

第五，当整个网络的决策由地方层面做出决定时，它们更有可能代表当地成员——通常是志愿者——的利益。这是一个更加有效地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做做样子，在PPT上轻描淡写地提到两句。当然，我们所回顾的所有网络化的协同行动，也都设有必要的结构来保证无论是地方小组还是个体本身，都不会偏离既定的议程太远。

第六，层级化的组织，其领导力仰赖于金字塔顶端那个单独的个体；相比起领导力遍布于网络的组织，“弹性”自然要差些。这也是托尼·伯吉斯希望在地面部队单元也实行分布式领导力的主要原因。

第七，层级性的决策方式，和我们传统的认为世界大到不可知所以必须做“减法”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所有的决定，几乎总是在知识流相互竞争的情况下，选择相对有益的一方：你是应该相信来自当地的信息，告诉你略有风险呢？还是相信那个说这里有一块大金矿的市场分析？全球化，加之网络的勃兴，令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而减法策略（reductive strategies）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可能会因为错过对于当地细节情况的掌握而作出错误的决策。而网络化决策则会在制定决策时尽可能地贴近当地情况——正如危机公地组织所做的那样。

由于上述原因，同时由于网络体验给新生代们带来的期待，层级组织中所作的决策也将越来越多地带有网络化决策的特征。

本章开篇，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的网络特性——包含差异和分歧、永远不会完全结束和解决——是否在领导者必须做出“是”或“否”的选择的那一刻，立即变得无关痛痒了呢？在商业环境中，最高领导者现在仍然需要做出关键决策，决定公司是走这条道路，还是另一条。²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制定方式，在网络知识带来的变化面前，是否未受影响？

小部分没有，但大部分都受到了影响。

吉米·威尔士也不时需要作出“是”或者“否”的决定。但是，如果仅仅将这些决定视为网络化情境之外的独立决策，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它们。在一个网络化的协同组织中，一项决策是涌动在整个结构中的波流之间的一部分。每一项决策都有一个历史，是当地利益的多方表达，并被组织吸收进来，再自主做出决定。

由于企业越来越多地卷入网络，这些企业中的层级化决策，也带有了网络的某些特性，虽然决策制定者可能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通用电器的CEO可能完全脱离网络，但是通用的工程师、产品经理以及营销人员仍然身处网络之中，去探索新方法，寻找新思想，而这些可能影响到整个决策之树上他们的这一枝杈。决策作出之后，他们还会积极投入网上获取可能影响决策执行的反馈。组织的决策调度——即是其制定自身决策的方式——将通过自己的网络完成，然后呈现在网络上，也包括不可避免地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于巨大的公众网络上。

因此，决策者拍板作出“是”或“否”的决定，但它那张孤零零的、没有联网的书桌，不会成为网络化知识的终点。如今，决策时刻非常清楚地成为了一个网络中的节点，它在网络中产生，也在网络中跳动。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很清楚：网络涵盖的知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导者所拥有的、能够听到的、或者能够处理的范围。由于机构已经变得越来越庞大并且和网络交织得越来越紧密，那么要想作出最明智的决策，你所需要的，也是一个网络。

第九章   打造知识的新结构

下一位达尔文，更有可能是一个数据狂人？知识的网络化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如何才能将网络变成知识的更好的基础设施？作者预言：网络化的知识，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的真理。

经过前八章的论述，我相信，我们肯定在很多议题和观念上存在分歧。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我们正面临一场知识的危机。

如果这是一场类似于缺水引发的危机，那解决方式就会简单多了：找到新方法引进足够的水就可以了。但是在知识的危机面前，我们甚至连知识到底是什么都无法完全达成一致，遑论解决方式了。因此，也不难理解，我们经常从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开始追问：知识的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呢？就算没有提出一个太好的观点，我们也希望知道，知识的网络化到底是在让我们变聪明呢，还是让我们变愚蠢了呢？

这个问题很难，不仅仅是因为“愚蠢”这个词过“钝”而无法击中要害。更难的是“正在让我们如何如何”，它暗含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相信我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利用和理解科技。最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认为，网络强风吹进，将不可避免地令暴君颤抖，令大媒体集体解体，而协作化的组织平地而起。技术决定论和那些认为网络让我们变愚蠢的论点并无区别：网络，如同尼古拉斯·卡尔所说的那样，重装了我们的大脑。反技术决定论者，诸如社会学家伊斯特·哈吉泰（Eszter Hargittai）[197]、社交媒体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198]等人则指出，我们的社会地位、年龄以及亚文化等因素，则会影响我们使用网络和看待网络的方式。对某些人而言，网络可能是一个“文人共和国”，而对另外一些人，则会有被排斥在外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专业技能和大把的自由时间，也缺乏被很多网络论坛所青睐的攻击性人格。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他们更愿意把网络视为一种精心控制的宣传渠道，而非一个公开的观念市场。

另一方面，几乎每个通过浏览器上网的人，其网络体验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这些共同的经验并非不可避免，而且每个人对这些经验的反应也不太一样。然而，它们也貌似产生了一些效果，直接影响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如果你是一个通过浏览器上网的西方人，那么你很可能至少经历了下面的这些观点：

※ 丰富性：网络上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之多，超乎往昔电视时代和图书馆时代我们的想象。

※ 链接：思想可以是超链接的，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

※无需许可（permission-free）：系统默认人们可以阅读、发表或者打造任何他们在网络上想要的东西。

※ 公共性：你能看到的，基本上别人也能看到。网络是个巨大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拒绝访客、拒绝内容是一种例外。

※未决性：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得到的证据越多，我们对任何问题达成一致将永远不可能。

让我们看看这些从网络中得到的基本的、普遍共享的经验，然后问问自己，它们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识知者，还是更坏的识知者？它们又是如何影响了知识本身的性质？

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丰富性定义为“比我们所能够用到的多得多，”那么早在网络出现之前，书上的知识已经够丰富了。甚至更早，在书籍出现之前，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199]里的成百上千的古籍手稿，已经远远比人们能够安全带出从而避免大火焚毁的要多得多，穷尽一生也无法读完。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的藏书中，每年循环流动的书仅仅占全部藏书的2%，而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前一年流通的书。¹

曾经的丰富性和如今的丰富性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单是一个谷歌图书扫描项目，就已经扫描了超过1 500万本图书，查找图书变得比在床头柜上找书还要方便。²我们在第六章里提到过的哈佛大学的罗伯特·丹顿，提议建立美国数字化公共图书馆，³这项呼吁也激起了公众和图书馆研究人员、政府以及一些大型互联网项目的兴趣。不管这个项目是否启动，网络很有可能最终会囊括我们当前图书馆中的大部分书籍，只有一些特别私人的或者难以数字化的除外。这还只是道“开胃菜”。再加上目前已在网上的那数以万亿计的网页内容，这才称得上是“丰富”。

对知识的寻觅者而言，现在知识的基础设施——以及现在这些不完美的、但却令人惊叹的搜索工具——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作品。看起来，当然要比之前要好。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我们同样也接触到了更多的谎言，不过，这仍然构成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的开始。

如果你是一个研究人员，你的工作已经被这个超级丰富的在线世界所改变。如果你无法查找到一篇文献，因为它所在的期刊没有将它数字化，或者因为这份期刊向你收取35美元才给你这篇文献，那你会去转而找别的文献，只要你能找到。你不打算去图书馆找这篇文献的硬拷贝——有时候这样做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大可以把你的这个决定称之为懒惰，但实际上这样做感觉更有效率。此外，数字化也令寻找信息变得便利。只要轻轻一点，你就可以在马尔萨斯作品的第六版和第一版之间转换，然后发现第一版完全缺少数据支撑——如果你是在当地的图书馆里，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技术极大地改进了研究者的能力，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寻找资料，或者深入地挖掘信息。至于这种新情况是不是让研究者变得更肤浅，则取决于研究者本身。

然而，这种新的基础设施不仅仅带来了丰富性，而且还让丰富性变得显而易见，而后者则改变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虽然我们一次只能看到一“屏幕”的丰富，但是这一个屏幕上满是向外的链接，而且我们知道，这些链接将把我们引向更多的链接。很多屏幕在背后也吹响丰富性的号声：用谷歌搜索“丰富性”，你可以得到“大约40 500 000个结果”（0.27秒）。检索时间不仅仅是在炫耀搜索引擎的速度，同时也告诉了它的用户，丰富性是触手可得的。在一个传统的图书馆里，0.27秒你能找到什么？

当然，大部分网络给我们的东西，不能算是知识。我们文化中最庄重的知识——那些能够推动我们进步的知识，那些让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知识，那些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最高成就的知识，那些我们能够用大写字母K拼出的知识——常常是丰富性的对立面。这样的知识稀有而来之不易，就像是达尔文研究藤壶或者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200]研究他的疫苗。这种知识就像是精心挑选收藏的领域，和每一个超链接都召唤我们进去的网络大相径庭。我们的文化看起来已经作出了选择——知识的新基础设施，将大拇指狠狠地按在了规模上——选择了从丰富开始而非点滴积酿。包含所有。再行过滤。即使这样，过滤器也没有剔除掉任何东西；它们只是向前过滤，而不是滤除。

在这个丰富性的世界中，知识不再是一座图书馆，而是一个调到符合我们当前兴趣频率的播放列表。它的内容不再永远真实，但是却对完成当下的任务足够有用。它不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条能够令我们到达目的地的道路。

链 接

知识向来是在一种情境下产生的，这种情境又由某种形式的网络发展而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的链接得以维持。《物种起源》虽然没有脚注，但是它回应了他人提出的反对意见，而且作者也身处一个同事和反对者的社交网络之中。现代出版的学术作品，几乎处处都是脚注，部分是为了验证观点，但更多的为了避免侵犯这个疯狂时代中别人对观点的微观所有权。

当知识被展现并且保存在纸张上之后，它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相互关联的思想，通过一种并不向外联系的媒介来表达。你知道，没有人会去追本溯源看你在脚注里引用的作品，所以你不得不将引用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添加到自己的作品中（还要得到别人版权的许可）。因此，你在自己的知识网络中，成为了别人的发言人。你会尽己可能力求公正，但是你知道，你将自己同道中人的成就缩减成了你所引用的那几句摘录。你别无选择。因为你不能将别人的书全数塞进自己的书里。

但是现在你可以了。你还是会将引用的——或链接的——作品的相关段落放进自己书里，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已经知道，你的读者可以立即去翻看那些作品，读到比你所引用的更多的东西。链接腐蚀掉了作者的控制。

链接也改变了知识基本的拓扑结构。人们仍然会继续书写长篇大论，因为复杂的知识需要时间来发展，而讲述知识同样如此。但是在充满链接的网络中浸润的读者们，会知道发展出的观点的每一个小片段，都存在于一个相互关联的、没有阻隔的网络中，我们知道每一个主题都不限于它所讲述的内容，因为我们会看到那些链接，一天之内就入侵网页一千遍。

链接不仅颠覆了知识作为一种停止点的系统，而且颠覆了一直支持这个系统的资质机制。证书依旧有用，尤其是在重要的、能够得到可靠的解决方式的话题上——比如，给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建议，而非是哪双鞋子更舒服的意见。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同胞重视资质。但是即使在资质非常重要的领域里，别人的推荐和其他人的意见也仍然很重要。比方讲，你很有可能是通过没有得到认证的页面的推荐，才找到得到认证的网站。

我们所以将知识创造为一个停止点的系统，既是因为纸张的特质使其成为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策略非常高效。虽然纸质时代的生态下，某些来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值得信赖——有人知道EGCG真正的溶解度吗？——但是如果没有停止点的话，我们将无法抵达任何地方。如今我们建立的这个链接性的基础设施，也提供了停止点，但是却含蓄地暗示，后面还有更多。最后一个字，已经再不是最后一个字了。

因此，我们在网络上的角角落落所遇到的那些链接，彻底改变了知识的结构，改变了权威人士和证书的角色，改变了我们停止继续发问的理由和所在。

无需许可

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知识基础设施的两个特性，借用凯文·凯利的一本书名⁴，可以说完全是“知识想要的东西”[201]。有谁会抱怨知识如此丰富，通过链接又可以穿越无阻呢？

然而，网络无需许可的特性，则像是对传统知识的一种挑战。知识一直以来都像是一个俱乐部，它接纳新成员——一本书、一篇论文、一种观点——都必须在经过了有资质的专家团体的检查之后才成为可能。如果任何人都能随意出版任何东西，任何人随意收集几个链接就可以管理资料库，那么知识俱乐部就失去了价值。虽然网络也并非完全无需许可——比如你受到所在地区的法律约束，此外还有诸如时间和金钱等的“隐形许可”——但无论如何，知识的排他性已经渐渐丧失。

在网络无需许可的生态之下，知识俱乐部——集聚了为我们提供可靠信息的网站——依旧存在，这一点我们应该心怀感激。而且，我们发现网络上这样的俱乐部越来越多。但是这种俱乐部，因为接收的标准高低不一，所以也搅乱了我们认证专家的传统方式。在网络化知识的生态下，一边是经过四位同行评审的书，另一边是12 045条推文和3 754篇博文，教职委员会该如何衡量孰重孰轻？申请教职的学者在他人博客的评论栏里的学术论证算数吗？

问题就在于：当这样的知识俱乐部很少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们的意义：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无疑将成为你简历中最耀眼的部分。而在一个丰富的、无需许可的出版环境下，元信息（metadata）——关于信息的信息——则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同样一句话，“鸟类是从恐龙进化而来”，从无名小卒嘴里说出和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含义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就是一种元信息：《自然》是值得信赖的。曾经，就知识的传播而言，关于权威性的元信息是比较隐晦的：出自《自然》，或者出自你的家庭医生之口。一本书是由著名的出版商出版的，那里的元信息是至少有一些权威认为这本书有价值。但现在，在一个无需许可的世界中，发表的随意性不再传递任何有关权威性的元信息，所以元信息必须比之前更加明确。也因此，很多网站都有复杂的元信息信任机制（metadata trust systems），根据需求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亚马逊是通过评论，而你的银行网页则会通过显示你账户号码的最后几位数字，来向你保证这个网页的真实性。网址本身也可以呈现某种权威性，尽管我们也会被误导，一如以往。

就架构而言，网络缺少一种整体的许可体系，这使得知识不再像是独立存在的内容——用伯纳德·福舍尔的话来说，砖块——而更像是节点，只有在将它们连接起来的网络内，我们才能充分信任它们，甚至是理解它们。

公共性

曾经，我们认为不让普通人接触到重要知识是为了他们好。所以14世纪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202]因为将《圣经》翻译为英译本而被教皇宣告为异教徒。⁵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只教给儿童足够去田地或者工厂干活的知识。而现在，我们给公众的，不仅仅是教育、图书馆，还有一种通道、一键点击即可接触到近乎无限的知识和文化作品。

事实上，我们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这种通道，我们还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内，网页和链接共生，每一个链接都导向对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某种反映。由这些链接形成的网络，有其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可以挖掘这些意义和价值，并将其反馈回网络。一部作品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其所具有的情境含义，是把它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所不能比拟的。

在这种新型的无需许可的公共空间中，出版或者发表的成本极低，因此人们发表的不仅仅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还有作品的草案，甚至还有形成这些草案的讨论过程。现在，通过一次点击一个链接，我们全都能看到知识的“香肠”是怎么做出来的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是知识法则的东西，现在则依赖于我们选择的过滤器，以及我们使用它们的方法。

我们曾经认为，知识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真实。现在我们则面临着一个事实，即知识不是对照自然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的网络。这个网络依赖于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类对重要事物的感知。我们曾经希望，知识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不依赖我们的。现在我们确定地知道，并非如此。

未决性

从知识的最初，几何证明就是知识的典范，因为只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我们就能确定地知道会得出什么结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提高这种确定性的门槛，直到我们将笛卡尔逼到独坐屋中（想躲避日常生活的搅扰并不是网络时代特有的），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一直认为客观存在的知识，是否只是一个坏心肠的上帝捉弄我们的把戏。如果我们对某样东西不能完全绝对地、不带有任何一丝一毫地怀疑，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是认识了它。至少笛卡尔是这样说的，也影响了一种流派。

确定性标准的不断提高，看起来就像是机场安检设备越来越侵犯个人隐私一样无法避免。然而19世纪之后的哲学家们却认为，可能某些知识并非扎根于理性，只能通过恐惧和战栗才能确定（如克尔凯郭尔[203]）。可能知识的确定性会去迎合那些软弱的灵魂，而把更大的、更可怕或者更令人欣喜的真理掩藏起来（尼采）。可能一直以来，我们精心建构的、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的理性知识，只是基于一种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死的生物在某段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生活经验（海德格尔）。可能我们通过科学所了解到的知识，只是基于某种范式，而这种范式已经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被提出，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库恩）。又或者知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它被用于维持某些人的特权地位，而后者则决定了谁、什么东西能够进入知识的殿堂（福柯）。

我们已经经历了如此之多的重大思想革命，不得不怀疑我们并没有恰好生在一个能够把一切都弄对的时代。然而，在知识库的一端，我们仍然普遍相信，认识某事物就等于是消除了怀疑。诸如“我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但是不确定到底是哪里”这样的话根本讲不通。与此类似，我们的一个基本信念是，知识是由所有理性的人都同意的真理所构成的。

然而，知识的新媒介，却无法将信息、广播和社会性分开。你在网上发表了观点，你会看到有同事和游客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也会看到有人得出荒谬可笑的结论，甚至否定你哪怕最显而易见的观点。你会经历你一直都知道的：有些人，你无论怎么说都无法说服他们。过去，喧嚣的世界通过过滤器藏起了那些巨大的、令人不愉快的分歧，启蒙运动的理想仿佛在那样的时代更加可信。

而今，分歧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不可避免，但也没有改变一切。科学家要研究化学物品的溶解度，他用的是和之前一样的装备和技术。研究制糖业在奴隶贸易中角色的历史学家，虽然可以享受在线资源的便利，但她仍然要走同样的道路，翻阅同样的账簿，用几乎和之前一样的方法记录自己的工作。虽然如此，网络的公共性已经令一个务实的真理无可避免：

我们的共同之处，不是拥有彼此一致的知识，而是身处总是存在分歧的同一个世界。

关于太多的战略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最终会如何。一方面，我们没有停止创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网络是否仍旧会是研究、言论和创新的开放之地。

历史展现给我们的不断重复发生的模式是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识字、印刷、平装书和电视，每一样媒介的出现都导致了前一种的低俗化。未受教育的人群、几乎不能提起兴趣的人群，因为这些工具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并令自己变得低俗。但是我们仍然进步了。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称之为低俗的东西之中发现了价值。但更是因为，那些致力于发现知识并深入探究的学科促进了整个文化的进步。前沿带动着后进者慢慢前进——达·芬奇们学到和创造的东西最终改善了每个人的生活。这并非是注定的，但是它就是发生了。我们因此可以希望，这种过程可以更加迅速地、均匀地发生，因为如今知识的媒介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地便利。

但是仅有希望是不够的。让我们不把 “网络在让我们变得更蠢了吗？”和“外面在下雨吗？”归入一类，而把它和“我支持的政党将会输掉下一次选举吗？”归入一类。第二个问题的最佳回答，不是预测而是一种条件：“是的，除非你赶快扔掉布丁从床上跳下来为它做点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呢？我整本书都在讲的是，知识现在具有了一种网络的属性，不再只是了解某事的个体，不再只是包含知识的物体，不再只是促进知识的传统机构。所以，让我们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好让这个超链接的、超级丰富的网络成为孕育承载知识的更好的环境。

我之前就技术决定论（technodeterminism）的看法，已经暗含了一种普遍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文化之中，网络通常不是以一种方式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如果我们能够期待每个人可以从网络的参与中学习到东西，那么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去拥抱这个特殊网络的特有属性。例如，不要通过人为地制造稀缺性——诸如为数字图书馆加以种种实体图书馆的限制——来减少网络内在的丰富性。或者，如果我们文化之中的网络天生就比较偏好弱联系（与深入的、坚固的、持久的联系相对），那么拥抱这个事实：弱联系能够拓展知识的范围。⁶这种柔道方式——迎向对方的打击——能够发挥网络最强的趋向来把事情做好。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利用知识的新策略，即做加法而非做减法，想要随时利用网络的新趋势，那么我们在听到“网络在让我们变得更蠢了吗？”这样的问题时应该如何迎接挑战呢？

下面是五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让网络化的知识发挥它本应有的作用：

一、开放通道

纸张特性需要出版商审慎选择印刷内容是一回事，而出版商将自己的作品定价过高以至于只有精英才能读得起则是另一回事。当学术期刊收取每年2万美元的订阅费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非动力。这个价格太高了——不仅仅是指钱——高得人们付不起，于是开放取用运动的成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社会趋势上都注定了如此。

如果不是因为纸质时代，那么我们知识系统的运作方式就应该是开放取用期刊这样的。上面的文章经过了同行评审，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学习，里面的知识也能够更快地被人们获取。开放取用知识库则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学者们和研究者们可以在研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将他们的作品放入其中。这些知识库让人们更快地获取到信息和观点，也让人们能够偶尔接触到那些有价值的、但却没能通过同行评审的想法。我们应该支持它们。

开放的生态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有利于网络包容一切、再行过滤的政策。如果我们在出版之前过滤，我们就必须依赖其他人，他们必须预测出哪些东西对读者很重要。但是，不管这些人有多专业，他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每一个人的兴趣或者历史的每一个拐角。比如，2008年之前，再负责的管理者也不可能会知道，1996年瓦希拉（Wasilla）[204]市议会中关于图书馆的几分钟讨论，日后会引起全国关注和影响⁷。但是，提供给用户可以在出版后自己过滤的工具——从搜索引擎到复杂的个人化导航系统（personalized navigation systems）——就可以让他们找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还能接触到那些可能被认为根本不值得保存的信息。

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环境中，我们仍然会从图书馆委员会、期刊编辑、图书出版商以及其他监管人们的决定中受益。这些过滤体制相互影响，会让我们受益更多。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混合这些过滤器，如何过滤这些过滤器，如何用一些过滤器作为其他过滤器的指标。比如，我参与指导的哈佛图书馆创新实验室（Harvard Library Innovation Lab）就推出了一个浏览哈佛图书馆1 200万部作品的项目——利用借阅记录，课程阅读作业，学生评分，一本书被催还的频率等——作为这部作品对相关学者和学习者相关性的指标。但是，因为没有任何一项单独的评级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这个项目还会让用户自己为这些因素赋以不同的权重。在我写作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正从其他图书馆引进相似信息，以更好地修正我们的项目。过滤器正在变得明显而公开，一如知识物品一直以来的样子。好好利用过滤体系，你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个开放的网络，增加它的价值。

我们还可以通过政治的途径支持开放。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都受到政府和强有力的商业利益的攻击。出于实际的和金钱的原因，这些实体——尤其是互联网接入商和他们在政府中的朋友——正在合力地削减网络力量，偏爱某种内容而舍弃其他，限制网络通道，强行取消匿名制，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只能传递消过毒的、安全的商业内容的方式。我们对此应该警惕。

此外，尽管开放取用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好处，但来自版权方面的限制仍然在增加。1989年之后，美国所有的作品都自动受到了版权保护，即使你根本不想这么做。这就是劳伦斯·莱斯格（你可能记得，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过，他担心开放政府数据会带来某些不利影响）以及其他人在2002年创办创作共用的初衷[205]。创作共用（CC），众所周知，令别人使用你的作品而无需提前征求许可变得易如反掌。现在，有亿万件作品打上了CC的标志。在我们能够改变版权法前——估计在太阳毁灭前的某刻吧——让你的作品加入创作共用，支持CreativeCommons.org将会有助于建立知识的开放生态。开放取用的新时代，应该让我们学习美国建国之父们的智慧，他们当时就看到了，在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之前，版权作为一种暂时的必要限制，应该只在一段合理的期限内存在（当时是14年，现在是权利人死后70年）——在激励创作者和为受教育、有创造力的公众提供公共品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二、提供智力之钩

丰富性也存在两个主要的风险：首先，我们找不到要找的东西；其次，我们会找到很多迎合我们最低需求的有吸引力的东西。一个简单的做法就可以解决这两种忧虑，虽然还不是那么完美。

解决信息超载的方法是创造更多的信息：元数据。当你在文件夹上贴上标签，你就是在利用元数据，这样就能找到文件夹里的文件。为你发表在网络新空间的信息提供元数据，就可以让人更加容易地找到它。我们还可以更多地利用这一点，正如一行说明帮助我们理解一幅图片那样。

对于一个开放的、超级丰富的体系中天生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元数据也有用：网络上大部分东西都是垃圾。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去评估它们，过滤它们，不过这会非常难，因为甲之垃圾，可能会是乙之金块。

有些这样的元数据的增多需要人们付出更加明显的努力：我们积酿数据的集合，给它们打分、留言、写评论。但是很多有价值的元数据还可以通过检查人们无意中留下的痕迹来推导出来。亚马逊网站已经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它分析人们点击了什么商品，每个人买了什么，大家买了什么，然后就能够告诉用户们他们可能会对哪些商品感兴趣。亚马逊用来分析的数据不是人们故意留下来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数据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想法。

过去几年来一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即系统地将元数据添加到网络中，这样网络中的数据就可以被提取和使用。比如，一家地方图书馆的网站，谷歌图书，还有亚马逊网站，可能都有关于《物种起源》一书的在线介绍：书目信息，评级，书评，字频分析等等。但是因为每个网站都有不同的介绍方式，所以想要把这些信息都收集到一起就不太容易。如果每个网站都能遵循语义网（Semantic Web）——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爵士（Sir Tim Berners-Lee）[206]在千禧年左右发起的——的约定，那么电脑程序就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这些网站说的是同一本书。实际上，语义网还能让来自无数网站中的更加复杂的信息得以共享。只要就如何编码元数据达成一致，网络就可以表达比我们放进去的知识还要多的知识。这就是智能网络的定义。

不过创造元数据也很难，尤其是很多语义网的追随者开始先要给世界不同领域编写庞大的、复杂的逻辑表示。写这些“知识本体”——他们自己这么称呼——会很困难。如果你只想写一套比方说关于针织的模型，那倒不会很复杂：你先要表示出所有的物体（针、线、花样、针织工、针织品等等），然后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针织品要有针织工，针织工要用到针，针还有不同的型号，等等）。但是撰写金融市场的本体，你必须对定义的术语——“贸易”、“债券”、“管制”、“报告”等——每一个元素、细节、关系都达成一致，其他领域，比如法律、经济、政治等，也是如此。

因此，语义网的一些支持者（包括伯纳斯—李⁸在内）都认为，不必等到人类对包罗万象的本体全都达成一致，先采用虽不尽完美的标准化数据——即“关联数据”——来使这些数据能够被访问，可以给人类更快地带来巨大的好处。所以，如果你有大量关于比方说化学元素的信息，你就可以用一种称为“三元组”（triples）的形式将它们放到网上，所谓“三元组”是因为这样的语句包含了两种对象再加上一种关系：比如，汞是一种元素。汞的原子量是200.59。汞的沸点是356.73℃。每磅汞的价格是694.62美元。⁹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公开之后，研究者、开发人员、商人等，通过申请就可以得到网上的所有信息，他们就可以发现汞的新特性、新用途和新市场。当科学、商业、医药、文化、政府、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这样做，将大量的数据汇集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源，可以基于我们对世界的已知去创造新的思想。这种资源就是一个数据公地，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了解到它巨大的变革作用。

关联数据能够成功的一个要素是，它对元数据并不挑剔。所以，在一本书的元数据中，该书作者是应该被叫做“作者”、“作家”还是“创建者”呢？关联数据的推动者们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他们会告诉你，不要在你的“三元组”中用任何一个术语，而是用某个指向著名网站的链接来帮助你定义这种关系。所以，你可以不用“作者”这个词，而是放上一个链接，链接到“都柏林核心”（Dublin Core）[207]标准¹⁰——一个对于发布文档十分有用的名词——里对著作者关系的定义。现在，任何人想要理解你的“三元组”的申请，都知道它是都柏林核心网站上定义的那种关系。这种方法可能比较杂乱也不尽完美，但是百分百要比因为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元数据，所以索性不公开数据要好得多。

关联数据的崛起概述了本书贯穿始终的知识转型。虽然语义网最初强调建立能够“表征世界”的知识本体，但后来的结果是，如果我们直接发布大量不尽完美但相互关联的数据，以标准化的形式让数据公开，广泛被人们获取，那么网络就成为了一个改进极大的知识基础设施。

关联数据本身只是一种更广阔的实践的一个例子，这一实践就是：创造元数据这样可以再利用的信息。关联数据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超越自身，指向了关于信息的信息。所以一个关于mercury的 “三元组”，可以指的是一种化学元素，一颗星球，或者是一个罗马神明。[208]数据的原子因为共同分享元数据而相互钩在了一起。

的确，即使一小点元数据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对于作品的权威性，身处丰富网络之中的我们，需要比以往资质机构所能够提供的还要多的元数据。这也成为了网络诞生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一个领域。比如，eBay一个卖家的14 000笔交易中，有99.9%的交易都得到了“满意”的好评，这就比知道这个卖家在牛津教书要有用得多。知道自己社交网络中的人喜欢一家当地餐馆，比知道一个挑剔的美食家不喜欢这家餐馆要有用得多。我们需要继续开发这样的系统，而且丝毫不用怀疑，我们一定也会这么做。

一个元数据丰富的网络，它里面可用的、有用的知识也会更丰富。

三、链接一切

事实是，展示自己的工作过程是有好处的。比如，你可以让搜索引擎WolframAlpha做运算，用德国加上意大利的人均国民收入，除以法国加上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如果答案（98.6%）不让你满意，WolframAlpha还有一个“显示详情”链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它做运算时用到的信息。

当然，不是说展示自己的工作，都要像WolframAlpha这么直接。新闻学博主杰伊·罗森在作品中附上一个支持某种观点的链接时，就很透明地告诉了大家他是如何得出自己结论的，同时这也增加了自己作品的权威性。

链接也将你的作品置于上下文之中，促使我们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文章发表之后[209]，吉利安·约克（Jillian York）[210]也回复了一篇深思熟虑的博文讨论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她在文章中还链接了一篇突尼斯博主萨米·本·加比亚（Sami Ben Gharbia）的文章。¹¹约克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她的观点源自何处，也是为了鼓励我们深入了解以本·加比亚的博文为核心的那个网络。

这种慷慨的行为，和商业网站的传统做法背道而驰。至少在网站的早期，商业网站都无所不用其极地将读者留在自己的网站上。约克的做法，也和大多数纸质出版物不一样，它们想让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中间不受到任何打扰，没有任何分心。从这里诞生了一种阅读和学习的新模式，即在一篇文章中不断链进链出。那些专门为不受打扰的阅读写成的作品当然拥有巨大的价值。但是一个充满思想的网络，让我们得以一窥纸张的背后，也得以跟随自己的兴趣在网络的边疆自由穿行，它也构成了一个聪明的模式。

多链接，再多链接。

四、不要把制度化知识留在身后

在网络诞生之前，诸如大学这样的机构，把人们放进同一个空间之中去发展思想，界定了何为知识的标准，并且提供了资质以便让人们相信那种知识。

传统机构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他们将所有的识知者聚在一起，但是没有几个申请人能够进入。机构隔绝了外界，同样也孤立了思想。即使我们称它们形成了“思想流派”，其实机构更像回声室。

在另一方面，网络那种近乎野蛮的连接性，对机构划定的经营范围毫无敬意。不仅机构外没有资质的人们会进来搅合一番，那些在机构内部的人也无法避免自己的工作不被搅合。静静地做着实验的科学家，会发现自己莫名卷入了一场有关自己的工作在道德或环保上的争议之中。其后就可能会引发一种个人关系——可能稍纵即逝，可能敌视对立——偶尔还会上升为一场政治行动。网络拒绝将信息与传播、信息与社交分隔开来。

网络也不会摧毁所有的机构。相反，机构正在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网络中。而且网络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机构——可能不可避免地——拥有和传统机构同样的弱点。¹²如果网络想成为知识的新的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利用好所有现存的机构发展出来的知识。

某些这样的机构非常不情愿贡献知识，因为这是他们经济利益的基础。《纽约时报》也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作为一张“记录纸”以及一个商业集团，它一直在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之间纠结，最后是依据出版日期达成了一种笨拙的妥协。所以（至少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1989年11月9日宣告柏林墙倒塌的文章，你可以在网上读到，不花一分钱。¹³但是，如果你想读E·J.迪昂（E.J.Dionne）[211]在恰好三年前关于总统竞选的文章，那么《纽约时报》只会为你显示第一段，想读完剩下的文章你要付3.95美元。¹⁴如果你正在找一篇1923年到1980年之间的文章——可能是1929年“心理卫生运动”（mental hygiene movement）20周年的纪念文章¹⁵——那么《纽约时报》一段都不显示，你要直接花3.95美元才能读到。最后，如果你想从《纽约时报》1 300万篇文章的数据库中寻找1923年之前发表的文章，那么你又可以免费读到了，因为在此之前发表的作品属于公有领域。《纽约时报》这种细密编织的许可制度令人沮丧，但当你在那些免费的文档中钻研的时候，你又可能流下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因为这种珍宝的存在，网络变得聪明多了。

我们现有的机构在数个世纪以来，已经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知识。如果不把它们全部放到网上，实在是一种悲剧。比如，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大学，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的开放式课程项目（OpenCourseWare），将课堂视频免费传到网上。¹⁶对于图书馆来说，它们拥有的不仅是图书和论文中的内容，还拥有专业的图书馆员，拥有可以用来指导研究者们的关于使用模式的元数据，它们还是学术团体的中心，集聚起各领域中最为博学的学者。

当这一切都可用的时候，网络在系统上就更加智能了。不仅个人可以因此找到信息和利用信息，而且当信息在程序上可为其他电脑所用时，开发人员就可以找到新的方式，通过聚集、分析、连接、混合等等，扩大信息的价值。如果这种新的基础设施是带领我们走向知识而不是走向无知，那传统的机构就需要成为这一过程中最热心的贡献者。

五、教每一个人

如果当着伊斯特·哈吉泰的面，说些技术决定论之类的蠢话，她会当场拿出数据告诉你，如果你只是让人们坐在网络前，他们不会必然变成网络狂热分子、网络专家，甚至网络使用者。哈吉泰是个热爱网络的社会学家，但是她对数据的热爱不比对网络更少。经过仔细研究她发现，使用网络的成功也因人而异，传统的阶级、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教给每一个人如何使用网络。¹⁷

如果我们希望网络是促进知识的进步，那么我们应该记住，全世界上网的人各有不同。网络的开放性意味着某些访问者可能对网站的气质并不了解。因此，向访问者解释清楚存在何种类型的对话、哪些信息是网站允许的，对他们而言非常有益。

但是再多明确的元数据也不够用。网络将不仅仅是一片公地，也保持为一片蛮荒之地。至少我们可以如此期待。如果我们希望网络促进知识的进步，那么我们就需要尽早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教育他们如何使用网络，如何评价知识宣称，以及如何去热爱不同。

第一项任务最简单，不过仍然还是挺大的一项任务。考虑到网络的复杂性和数量级，学会如何操作它可谓是相当简单了。但是知道怎么点击鼠标仅仅是我们考虑的最底层。

第二项任务——学会如何去评估知识宣称——是永无止境的。既然神殿的祭司们不再控制我们能够了解什么知识，我们就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互联网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德认为这些技能是互联网时代的“读写能力”。比如，我们需要更好地区分哪些是废话，哪些是证据充分的结论；我们要更加开放地拥抱新观念，学会如何参与到多种方式、多元文化的讨论之中。¹⁸媒体记者丹·吉尔默（Dan Gillmor）[212]已经在写这样一本书，即公民在新媒介生态下要参与其中，应该掌握哪些技能。¹⁹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213]也在深入地思考人类总是自鸣得意倾向于同质性（喜欢别人和自己一样）的倾向，以及有哪些结构性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将兴趣投向别的事情而非总是我们自己的回声。²⁰在到底哪些行为和态度可以让网络变得更加智能的研究上，我们只是刚刚起步。

第三项任务——学会去热爱不同——是最难的。正如我们以往看到的那样，回声室是促进知识的讨论和合作的一项必要条件，即使是最坚固高墙筑起的回声室也可以满足某些目的，比如激发政治热情。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丁点打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如果希望网络容纳知识的能力最大化，我们就需要超越我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和像我们一样的人黏在一起。

不幸的是，同质性看来是一项极其强大的人类癖好，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知识本身的必要条件，因此解决同质性问题没有任何答案完全合格。我们可以访问那些扩展我们视界的网站，从而与自己想要舒适安全待在家里的倾向做抗争。我们可以链接诸如此类的网站，以鼓励其他人。我们可以沉醉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之中，一如我们陶醉于让我们欣赏到文化差异的文学、新闻和艺术作品之中，并向更多的人推荐。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世界公民。²¹这是因为，你生活在当地。没有了这种当地性，我们就失去了理解自己身边的世界、或者当地所深深嵌入的这个世界的立足点。

然而，网络却同时将机会和模式呈现给我们。

机会是：网络降低了与差异性相遇并互动的门槛。门槛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我们自身。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借口不去拥抱不同。

模式是：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只关心自己身边的最熟悉之事的倾向，但这种理解不应该以古老的地理方式为基础，即认为我们自己是地图上的圆心，地图以我们为半径辐射出去。相反，我们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一帧网页，通过链接和这个世界相互渗透，让我们获得意义，令我们有事可做，使我们妙不可言。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技术的范畴内理解自身，所以可能这种超链接的基础设施也会给我们新的自我理解，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从而更加容易地克服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恐惧。

以上就是我们可以让网络变成一个更好地承载知识之地的五个方面。我们也有理由感到乐观。

过去的15年已经证明了，我们能够一起合作——通常是免费的——来打造曾经任何正常人都认为过于雄心勃勃以至不可能成功的知识之地。我们不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还有学术索引，开放取用知识库，相互竞争的图片公地，一个全球可用的“生活大百科全书”，星系地图，以及有注释的基因组。克莱·舍基将这种协作创造力的爆发归功于他所说的“认知盈余”。²²而多亏了这个规模巨大的网络，我们可以与全世界那么多愿意投入进来的陌生人相连，协作解决那些面临巨大困难的难题。

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我们追求协作的动机很少是单纯的，这点很正确。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带有全部人类可能会有的动机。但是一直以来，我们追求知识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也并不纯洁，因为我们是人类。事实上，我们动机的丰富性本身就是乐观的原因：我们现在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理由，去协力追求知识。在我们学习和贡献的路途上，再没有什么阻碍能够阻止我们去付出。因此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说，当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类在网络的规模上合作的时候，还有什么做不到。

下一个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并非不可替代。

他在思想史上迈出了任何人都没有预测到的一大步。这一步，是数年辛勤工作和数千英里的周游后得到的，而达尔文本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他将开启如此巨大的新的知识篇章。

然而，达尔文的洞察力，不是仅仅从他自己的观察中推论出来的。如果前面没有拉马克（Lamarck）[214]的工作，达尔文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进化论。如果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时没有带着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215]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那他可能也根本不会有生命在漫长的时间内逐渐演化的想法。而且，达尔文的观点也是在一个丰富的网络中发展出来的，这个网络里有他的同事和与他书信往来的人。在漫长的准备终于发表之后，达尔文的作品改变了历史。《物种起源》在19世纪整个的科学家网中激荡，继而影响了作家网，继而影响了我们称之为文化和历史的整个网络。

今天，有一门科学分支叫做环境利基建模（environmental niche modeling）²³，利用了物种的全球分布和生存环境信息的巨大数据库。比如，几年之前，一队科学家构建了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上11个不同品种变色龙的分布模型。²⁴他们利用了近年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检查了图书馆馆藏的样本信息，并通过遥感器、气象站以及地质勘查等广泛收集数据。科研人员将收集到的25种不同类型的数据，与已知的有大量变色龙物种生活的地区的数据相互比对，并且利用比对结果去预测在马达加斯加环境相似的地区内发现变色龙近缘物种的可能性。利用这个模型，他们又发现了7种变色龙的新物种。

这是好的科学，尽管无法和达尔文的发现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应该期待，下一个达尔文，更有可能是一个数据狂人，而非一个在异域情调的广袤大地中巡游的博物学家。诸如Eureqa这样的程序，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开始注意到变色龙分布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甚至可能会“想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各岛上的鸟喙各不相同是不是太奇怪了。下一个达尔文将会清楚这些计算机标注出怪异但又无法理解的数据的意义。

下一个达尔文，他的工作很可能是公开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网上进行的。他可能不会等到有了最终结论才发表，而是会在网上贴出自己的早期成果、甚至只是推测性的假说。他的文字一发表，一个链接之网就在他周围生成。某些节点会变成中心，至少在一天或者一个月内持续如此。我们无法预测到，居于中心的人们会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人士，是科学家还是商人，是学者还是明星足球运动员的太太们。然而，我们可以预测得到的是，很多这样的节点以及它们的连线之间，将会有分歧，有争执，有错误理解，会幼稚地以自我为中心，会浪费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数字资源。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会看到观点是如何传播的，又如何产生了影响，会看到那种消化观点、形成自己观点并且将观点传递下去的热情。

这不仅仅是知识工具的一种改变。下一个达尔文发现的知识的本质，也将会和150年前的达尔文有所不同。新的知识不仅仅由一套经过了重重窄门精心筛选的作品构成。我们曾经认为，知识是稀缺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书架太小了。新的知识甚至不是一套作品，而是一种连接的基础设施。现在，我们在丰富性中遨游，尽可能地了解更多，也就是说，总是在情境中，总是从某一个立场出发，总是和其他人一起，总是带着我们认为必须有的一定谨慎，却也总是容易犯错。知识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络，带有网络的特征——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新的知识是否会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理？我认为总体上会，但我们会继续为此争论。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网络化的知识，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的真理。

致 谢

众多朋友对此书给予了诸多帮助，在此我铁定是不可能向他们所有人致谢了。因为很难感谢一个关联松散的网络。

有两个机构对我的帮助特别重要。一个是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我在该中心任高级研究员。还有一个是哈佛图书馆创新实验室，我在此担任联合主任，与吉姆·杜林（Kim Dulin）合作。这两个机构一起提供了一个形成和挑战思想的学术环境，让研究任务变成快乐之旅的融洽的同事关系和友谊，以及追求思想的资源。

我特别想感谢伯克曼读书俱乐部（Berkman Book Club）的成员们（该俱乐部的宗旨是写书，而非读书）。在我写书的过程中，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评论，并给予了我所有写作者需要的精神支持，即便是我们假装自己正在写书，而非假装干别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在思想方面给了我诸多帮助。他们阅读本书的章节，同我展开讨论，并通常不计较时间，利用他们的专业来帮助我。以下名单是不完全的，但至少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AKM·亚当（AKM Adam）、雅各布·艾尔伯特（Jacob Albert）、帕蒂·安克拉姆（Patti Anklam）、索伦·巴罗克斯（Solon Barocas）、伊莎贝尔·沃尔科特·德雷福斯（Isabel Walcott Draves）、马克·费德曼（Mark Federman）、丹·吉尔默（Dan Gillmor）、蒂莫·汉内（Timo Hannay）、特里·希顿（Terry Heaton）、哈里·路易斯（Harry Lewis）、莫拉·马克斯（Maura Marx）、鲍勃·莫里斯（Bob Morris）、贝丝·诺维克（Beth Noveck）、安迪·奥瑞姆（Andy Orem）、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皮特·苏贝尔（Peter Suber）、芭芭拉·蒂利特（Barbara Tillett）、凯瑟琳·怀特（Caterine White），以及约翰·威尔班克斯（John Wilbanks）。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些其他人。我见识到了伊桑·祖克曼（Ethan Zuckman）惊人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并且与他成为了朋友，可谓三生有幸。作为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翰·帕福瑞（John Palfrey）一直支持我。尽管我们已经相识数十载，但他一直是我的一位重要导师。图书馆创新实验室的开发和设计团队每天扩展我过去以为不可能的领域。伊斯特·哈吉泰用她严格的研究标准和风趣幽默影响我至深，至今未止。在一向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中，克里斯汀·桑维格（Christian Sandvig）都很慷慨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资源。作为我的朋友和一位思想者，克莱·舍基对我的影响远超出他以为或想要的程度。蒂姆·苏利文（Tim Sullivan）支持我让这个话题形成其自己想要的形式。我的编辑蒂姆·巴特利特（Tim Bartlett）对这本书做出了所有作者梦寐以求的系统化的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克里斯汀·雅顿（Christine Arden）对此书进行了极好的文本编辑，使它得到了高水平的提升。我的经纪人和朋友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在我从一个想法到完成一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必不可少；在过去10年里，我很幸运能与他和丽萨·亚当斯（Lisa Adams）一起合作，出版了4本书。我的妻子安·盖勒（Ann Geller）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我的挚爱。我们的3个孩子——乃克玛（Nechama）、利亚（Leah）和内森（Nathan）——一直都很快乐地成长，现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

本书中所有错误和失误都仅归咎于维基百科。

注 释

序 言

1. David Barstow, Laura Dodd, James Glanz, Stephanie Saul, and Ian Urbina, “Regulators Failed to Address Risks in Oil Rig Fail-Safe Devic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06/21/us/21blowout.html.

2. Sam Tanenhaus, “John Updike’s Archive: A Great Writer at Work,” New York Times, June 19,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06/21/books/21updike.html.

3. Jeffrey Marcus, “When a Soccer Star Falls, It May Be Great Acting,” New York Times, June 20,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06/21/sports/soccer/21diving.html.

4. These“previously unreleased notes” ar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documents.nytimes.com/documents-on-the-oil-spill?ref=us#document/p34.

5. Kantor made this point at the first Edelman conference on media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June 2007.

第一章

1. R.L.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ISGSR in June 1988,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6 (1989): 3–9.

2. See Milan Zeleny,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s: Towards Integrated Knowledge Management,”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7 (1987): 59–70; Michael Cooley, Architecture or Bee? (Hogarth Press [London], 1987), mentioned in Nikhil Sharma, “The Origin of the‘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Wisdom’Hierarchy,” February 4, 2008, http: //nsharma.people.si.umich.edu//dikw_origin.htm; and Harlan Cleveland, “Information as Resource,” The Futurist, December 1982, pp. 34–39, also in Sharma.

3. The history of this concept is summarized in Nikhil Sharma, “The Origin of the‘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Wisdom’Hierarchy,” February 4, 2008, http: //nsharma.people.si.umich.edu//dikw_origin.htm. For more on Ackoff, see Gene Bellinger, Durval Castro, and Anthony Mills,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2004, http: //www.systems-thinking.org/dikw/dikw.htm.

4. “The IBM 650” (part of an online history at the IBM site), http: //www-03.ibm.com/ibm/history/exhibits/650/650_intro.html.

5. Leonard Dudley,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266.

6. The transformation of“information into instructions” is discussed on pages 163–180 of Jennifer Rowley’s“The Wisdom Hierarch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KW Hierarch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3 (February 14, 2007), DOI: 10.1177/0165551506070706.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xcellent roundup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the data-to-wisdom hierarchy.

7. Russell L. Ackoff, Re-creating the Corporation: A Design of Organiz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0.

8. Skip Walter, “Knowledge vs. Information,” Extreme Productivity by Design blog, January 2, 2008, http: //factor10x.blogspot.com/2008/01/knowledge-versus-information.html.

9. Zeleny,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s,” p. 59.

10. Frank E. Smitha, “An Imperfect Democracy,” in Macrohistory and World Report, http: //www.fsmitha.com/h1/hell04.htm.

11. The IBM 650 could use the “IBM 650 Magnetic Drum Data Processing machine with a series of disk memory units, which are capable of storing a total of 24-million digits” (http: //www-03.ibm.com/ibm/history/exhibits/650/650_pr2.html) . I am assuming that a desktop computer these days has a terabyte of hard-disk space.

12. Alvin Toler, Future Shock (Random House, 1970), p. 350. The term “in-formation overload” appeared as early as 1962; see Bertram M. Gross, “Opera-tion Basic: The Retrieval of Wasted Knowled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1967): 67–83, DOI: 10.1111. And Norbert Wiener talked about overloadingthe nervous system even earlier in his 1948 book Cybernetics (MIT Press, reprinted in 1961) .

13. The concept of sensory overload was itself new. It’s often traced back toan article by Georg Simmel, written in 1903, that explained how the over-whelming sensations experienced by city-dwellers can make them reserved andunresponsive. The term “sensory overload” doesn’t show up until the 1950s, and hit public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1960s only when it became useful forwarning kids to stay away from psychedelics.

14. Toler, Future Shock, p. 301.

15. Ibid.

16. Ibid.

17. Writing ten years later, one of the authors, Jacob Jacoby, criticized his own research: “Respondents were told that each of the brands of rice/prepared dinners were either high or low in calories per serving.” Looking back, Jacoby commented that this was too artificial a restriction: “In contrast, information confronting the consumer in the real world is more complex.” See Jacob Jacoby, “Perspectives on Information Overload,”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March 1984): 432–435 at 432.

18. Richard Saul Wurman, Information Anxiety (Doubleday, 1989), p. 35, citing Peter Large, The Micro Revolution Revisited (F. Pinter, 1984) .

19. Wurman, Information Anxiety, p. 34.

20. Roger E. Bohn and James E. Short, “How Much Information? 2009 Report on American Consumers,” Global Information Industry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2009), p. 7, http: //hmi.ucsd.edu/howmuchinfo.php.

21. This figure is cited at http: //en.wikipedia.org/wiki/Zettabyte.

22. Quoted in Ann Blair, “Reading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Information Overload ca. 1550–170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3, no. 1 (January 2003): 11–28 at 15.

23. Quoted in Daniel Rosenberg, “Early Modern Information Overloa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3, no. 1 (January 2003): 1–9. at 1, http: //www.jstor.org/stable/3654292.

24. Quoted in Richard I. Yeo, “A Solution to the Multitude of Books: Ephraim Chambers’s ‘Cyclopedia’ (1728) as ‘The Best Book in the Universe,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3, no. 1 (January 2003): 61–72 at 62.

25. Lucius Annaeus Seneca, Dialogues and Letters, translated by Charles Desmond Nuttall Costa (Penguin, 1997), p. 45.

26. Quoted in Yeo, “A Solution to the Multitude of Books,” p. 62.

27. Bohn and Short, “How Much Information?” p. 7; (2007) . The reference to a prior report of 0.3 zettabytes also comes from this source.

28. Clay Shirky, keynote address at Web2.0 Expo, September 16–19, 2010, http: //web2expo.blip.tv/file/1277460/.

29. Mary Spiro, Baltimore Science News Examiner blog, July 20, 2009, http: //www.examiner.com/x-6378-Baltimore-Science-News-Examiner~y2009m7d20-Science-on-the-airwaves-eight-podcasts-you-shouldnt-miss.

30. Between 1900 and 1909, 83, 512 new books wer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Jacob Epstein, The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W. W. Norton, 2002), p.21; and Bowker press release, May 19, 2009, http: //www.bowker.com/index.php/press-releases/563.

31. Google gives many more hits if you omit the quotation marks around the phrase.

32. Beth Simone Noveck, Wiki Governm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

33. Gartner 2008 Annual Report, https: //materials.proxyvote.com/Approved/366651/20090408/CMBO_39013.

34. Interview with Jack Hidary, May 21, 2009.

35. Interviews with Beth Noveck (February 2010) and the head of Expert Labs, Anil Dash (December 2009 and January 2010) . I was a participant in the organizing meeting.

第二章

1. Bennett Cerf, Try and Stop Me (Simon & Schuster, 1944), p. 75.

2. “U.S. Census Bureau’s Budget Estimates as Presented to Congress: Fiscal Year 2010,” May 2009, http: //www.osec.doc.gov/bmi/budget/10CJ/Census%2520FY%25202010%2520Congressional.pdf.

3. Alvin Powell, “John Enders’ Breakthrough Led to Polio Vaccine,”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October 7, 1998, http: //www.news.harvard.edu/gazette/1998/10.08/JohnEndersBreak.html.

4. Bill Clinton, “How We Ended Welfare, Togeth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6, http: //www.nytimes.com/2006/08/22/opinion/22clinton.html.

5. Paul Rosenberg, “The Myth That Conservative Welfare Reform Worked—Part 1,” OpenLeft.com, February 27, 2010, http: //openleft.com/diary/17541/the-myth-that-conservative-welfare-reform-workedpart-1.

6. Jason Deparle and Robert M. Gebeloff, “Living on Nothing but Food Stamp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01/03/us/03foodstamps.html?_r=1&th&emc=th.

7. Quoted in Samuel A. Kydd, The History of the Factory Movement from the Year 1802 to the Enactment of the Ten Hours’ Bill in 1847, Volumes 1–2 (Ayer Company Publishers [London], 1857), pp. 46–47, http: //books.google.com/books?id=qdTscxnOXfoC.

8. Quoted in ibid., p. 51.

9.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 //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fact.

10. J. A. Simpso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1. Mary Poovey,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

12. The title of the work in which Bacon lays this out—Novum Organum—is a reference to Aristotle’s Organum.

13. See Chapter 3 of Barry Gower’s Scientific Method (Routledge, 1997), http: //books.google.com/books?id=D3rV2t2XkWYC&pg=PA40&lpg=PA40.

14. Ibid., p. 49.

15. Poovey traces the role of interests to Hobbes and following thinkers.

16.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Vol. 1 (first edition) . This is online at http: //www.econlib.org/library/Malthus/malPop1.html.

17.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p. 229.

18. “Chimney Sweepers’ Regulation Bill,” Hansard 39 (February 16, 1819): 448–454, http: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19/feb/17/chimney-sweepers-regulation-bill.

19. Sir Llewellyn Woodward, 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 2nd ed. (Clarendon Press, 1962), p. 36.

20. Michael J. Cullen, 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Barnes & Noble, 1975), pp.10ff.

21. In fact, the emblem of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was initially grain waiting to be threshed by others; see ibid., p. 47.

22. Charles Kingsley’s Yeast and Disraeli’s Sybil are both based on the same blue book; see Roger P. Wallins, “Victorian Periodicals and the Emerging Social Conscience,” Victorian Periodicals Newsletter 8 (June 1975): 29, 47–59.

23.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Hurd and Houghton, 1870), p. 14, http: //books.google.com/books?id=ORgKTQ66LN4C.

24. Ibid., p. 15.

25. Ibid., p. 14.

26. Ibid., p. 130.

27. Kenneth Bensen, Charles Dickens: The Life of the Author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2002), http: //www.fathom.com/course/21701768/session1.html.

28. The arbitration transcript is available at http: //www.alohaquest.com/arbitration/transcript_001208.htm. See also Lili’uokalani’s protest from Blount’s report at http: //libweb.hawaii.edu/digicoll/annexation/protest/liliu2.html.

29. Edwin Brown Frimage, “Fact-Finding in the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From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Utah Law Review (1971): 421–473, http: //content.lib.utah.edu/u?/ir-main, 8725; ThomasM. Franck and Laurence D. Cherkis, “The Problem of Fact-Finding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 18 (1966–1967): 1483–1524.

30.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is activity, see the index of the New York Times.

31. Henry David Thoreau, entry on April 19, 1852, in The Journal of Henry D. Thoreau 1837–1855, Vol. 1 (Dover Publications, 1962), p. 384.

32. Cited by John Updike in his introduct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s Wald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iii.

33. Letter to J. D. Hooker, May 10, 1848, in 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A Record of His Work in a Series of Hitherto Unpublished Letters, Vol. 1 (J. Murray, 1903), p. 65.

34. See Jeffrey Cramer’s introduction to Thoreau in Jeffrey S. Cramer, ed., Walden: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x.

35. Charles Darwin, A Monograph of the Sub-Class Cirripedia, with Figures of All the Species. The Lepadidæ; or, Pedunculated Cirripedes, Vol. 1 (The Ray Society, 1852), p. 77, http: //darwin-online.org.uk/content/frameset?itemID=F339.1&viewtype=side&pageseq=1.

36. White House Press Oice,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January 21, 2009, http: //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ice/transparencyand opengovernment/.

37. Vivek Kundra, “They Gave Us the Beatles, We Gave Them Data.gov,” January 21, 2010, http: //www.whitehouse.gov/blog/2010/01/21/they-gave-us-beatles-we-gave-then-datagov.

38. From a talk by Beth Noveck at Harvard Law School on April 29, 2010, http: //www.hyperorg.com/blogger/2010/04/29/berkman-2b2k-beth-noveck-on-white-house-open-government-initiatives/.

39. Clay Shirky provides an excellent explan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de-faults in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Penguin, 2010) .

40.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http: //www.fueleconomy.gov/feg/download.shtml.

41. Lawrence Lessig, “Against Transparency,”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9, 2009, http: //www.tnr.com/article/books-and-arts/against-transparency.

42. Mike Scannell, an engineer at Ford Motor, figures that a typical 90-row punchcard encodes 112.5 bytes and that it would therefore take 9, 544, 472 punchcards to encode a gigabyte. See “Re: How Many IBM Punch Cards in 20 Giga Bytes of Data?” , MadSci, August 26, 2000, http: //www.madsci.org/posts/archives/2000–08/967332303.Cs.r.html.

43. Scott M. Nelson and Debbie Lawlor, “Predicting Live Birth, Preterm Delivery, and Low Birth Weight in Infants Born from In Vitro Fertilis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144, 018 Treatment Cycle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Medicine 8, no. 1 (January 2011),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0386, http: //www.plosmedici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me d.1000386.

44. See http: //www.hfea.gov.uk/fertility-treatment-facts.html.

45. See the Linked Data Web site at http: //www.linkeddata.org.

46. See http: //en.wikiquote.org/wiki/Daniel_Patrick_Moynihan.

第四章

1. 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 Acci-dent, 1986, http: //www.chron.com/content/interactive/special/challenger/docs/report.html.

2. Geoffrey Chauc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Boethius and Troilus, edited by Walter William Skeat (Clarendon Press, 1900), http: //books .google.com/books?id=xWERAAAAIAAJ.

3. Donald Abelson, A Capitol Idea: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McGill-Queen’s Press, 2006), p. 50. Note that Abelson disagrees with this dating of the origins by Dickson.

4.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Free Press, 1991), pp. 24–27. See also“Why Think Tank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January 10, 2001, as well as Albert Wiggam’s The New Decalogue, cited by Thomas Leonard in “American Progressives and the Rise of Expertocracy,”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Meetings (June 2006), Grinnell, Iowa. Wiggam’s book puts forward racist eugenics as a new religion we should all embrace. There’s more about Wiggam in Christine Rosen, Preaching Eugenics: Religious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Eugenics Mov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8ff.

5. Leonard, “American Progressives and the Rise of Expertocracy.”

6. Ellen Swallow Richards quoted in Leonard, “American Progressives and the Rise of Expertocracy,” p. 10.

7. Ibid.

8. Jane Rankin, Parenting Experts: Their Advice, The Research and Getting It Right (Praeger, 2005) . This book is discussed in Wendy Leopold’s “Do Spock, Other Parenting Experts Get It Right?” Observer Online, January 26, 2006, http: //www.northwestern.edu/observer/issues/2006/01/26/parenting.html.

9. David Riesman,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ey,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10. The 233 children inside fled. See Leslie M. Harris, In the Shadow of Slavery: African Americans in New York City, 1626–186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4) . An excerpt of the chapter titled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of 1863” can be found at http: //www.press.uchicago.edu/Misc/Chicago/317749.html.

11. Howard Rheingold,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Basic Books, 2003) .

12. 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Random House, 2004) .

13. Jeff Howe,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14, no. 6 (June 2006), http: //www.wired.com/wired/archive/14.06/crowds.html. See also Howe’s Crowdsourcing (Crown Business, 2008) .

14. “Darpa Network Challenge: We Have a Winner,” https: //network -challenge.darpa.mil/Default.aspx.

15. “How It Works” (MIT), 2009, http: //balloon.mit.edu/mit/payoff/.

16. Darren Murph, “MIT-Based Team Wins DARPA’s Red Balloon Challenge, Demonstrates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 (and Cold Hard Cash),” December 6, 2009, http: //www.engadget.com/2009/12/06/mit-based-team-wins-darpas-red-balloon-challenge-demonstrates/.

17. See Jonathan Zittrain’s “Minds for Sale” video at http: //www.youtube.com/watch?v=Dw3h-rae3uo.

18. My book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the New Digital Disorder (Times Books, 2007) discusses this issue at length.

19. Calvin Trillin, “Where’s Chang?” The New Yorker, March 1, 2010, pp. 26–29.

20. See the Oice of Response and Restoration home page at http: //response.restoration.noaa.gov/type_subtopic_entry.php?RECORD_KEY (en-try_subtopic_type) =entry_id, subtopic_id, type_id&entry_id (entry_subtopic_type) =687&subtopic_id (entry_subtopic_type) =8&type_id (entry_subtopic_type) =4. (The ORR is part of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21. Kermit Pattison,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Q&A with Dwayne Spradlinof InnoCentive,” FastCompany, December 15, 2008, http: //www.fastcompany.com/blog/kermit-pattison/fast-talk/millions-eyes-prize-qa-dwayne-spradlin-innocentive.

22. “InnoCentive Solver Develops Solution to Help Clean Up Remaining Oil from the 1989 Exxon Valdez Disaster,” InnoCentive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4, 2007, http: //www.marketwire.com/press-release/InnoCentive-Solver-Develops-Solution-Help-Clean-Up-Remaining-Oil-From-1989-Exxon-Valdez-792827.htm.

23. “2010 International Contest on LTPP Data Analysis,” http: //www.fhwa.dot.gov/pavement/ltpp/contest.cfm.

24. Stefanie Olsen, “DOT Proposes Contest to ‘Green’ Jet Fuel Industry,” July 10, 2008, http: //news.cnet.com/8301–11128_3–9987675–54.html.

25. Adam Ash, “Deep Thoughts: The Internet, Is It a Stupid Hive Mind, or the Potential Savior of Mankind?” May 31, 2006, http: //adamash.blogspot.com/2006/05/deep-thoughts-internet-is-it-stupid.html. See also Don Tapscott and Anthony D. Williams, “Ideagora, a Marketplace for Minds,” BusinessWeek, Feb-ruary 15, 2007.

26. Cornelia Dean, “If You Have a Problem, Ask Everyone,”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08, http: //www.nytimes.com/2008/07/22/science/22inno.html.

27. The British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has an excellent article on Harrison, by J. O’Donnell (November 15, 2002) . See http: //www.nmm.ac.uk/harrison.

28. Quoted in Dean, “If You Have a Problem, Ask Everyone.”

29. From the Netflix discussion board, September 18, 2009, http: //www.net?ixprize.com//community/viewtopic.php?id=1537. Netflix was going to hold a second round, but researchers discovered that the data it was exposing could be used to identify Netflix users and their movie choices. See Ryan Singel, “Netflix Cancels Recommendation Contest After Privacy Lawsuit,” Wired.com, March 12, 2010, http: //www.wired.com/threatlevel/2010/03/netflix-cancels-contest/.

30. David Pogue, “The Twitter Experimen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9, http: //www.nytimes.com/2009/01/29/technology/personaltech/29pogue-email.html.

31. David Pogue, tweet on January 31, 2011, http: //twitoaster.com/country-us/pogue/anybody-know-of-exact-spots-in-manhattan-where-an-att-iphone-call-drops-every-time-for-sure-thanks-in-advance/comment-page-2/.

32. Interview with Mike Wing, vice president of Strategic and Executive Communications at IBM, June 12, 2009.

33. Email from Richard Polt, March 17, 2010.

34. See http: //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 104873080692&v=info.

35. Carlin Romano, “Heil, Heidegger!”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18, 2009, http: //chronicle.com/article/Heil-Heidegger-/48806/.

36. Interview with Michal Cenkl, January 23, 2010.

37. Interview with Jean Tatalias, January 23, 2010.

38. Interview with Les Holtzblatt, January 23, 2010.

第五章

1.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andom House, 1969) .

2. Victor Navasky, “How We Got into the Messiest War in Our Histor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ember 12, 1972), http: //www.nytimes.com/books/98/03/15/home/halberstam-best.html.

3. Interview with Beth Noveck, February 6, 2010.

4. Scott Page, The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37, 158.

5. Ibid., p. 137.

6. Ibid., p. 153

7. Ibid., pp. 159–162.

8. See Noel Sheppard, “Media Slowly Noticing Sotomayor’s ‘Wise Woman’ Comments,” NewsBusters, June 6, 2009, http: //newsbusters.org/blogs/noel-shep pard/2009/06/06/media-slowly-noticing-sotomayors-wise-woman-comments.

9. From the “mini-biography” on Annie Sprinkle’s home page: http: //www.anniesprinkle.org/html/about/short_bio.html.

10. Email to the author, May 12, 2010.

11. Annie Sprinkle, “My Conversation with an Anti-Porn Feminist,” http: //anniesprinkle.org/writings/pocketporn.html. See also Annie Sprinkle and Gabrielle Cody, Hardcore from the Heart: The Pleasures, Profits and Politics of Sex in Performanc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1), pp. 110–118.

12. Interview with Jon Lebkowsky, May 9, 2010.

13. Rheingold made this point as a member of a panel I moderated at the Personal Democracy Forum, June 3, 2010, in New York City, and in conversation afterward.

14. “Where Is the Wikitorial?”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9, 2005, http: //www.latimes.com/news/opinion/editorials/la-wiki-splash, 0, 1349109.htmlstory.

15. “A Wiki for Your Thought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2005, http: //articles.latimes.com/2005/jun/17/opinion/ed-wiki17.

16. James Rainey, “‘Wikitorial’ Pulled Due to Vandalism,”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1, 2005, http: //articles.latimes.com/2005/jun/21/nation/na-wiki21.

17. “Los Angeles Times Launches Editorial Wiki,” Wikinews, June 19, 2005, http: //en.wikinews.org/wiki/Los_Angeles_Times_launches_editorial_wiki.

18. Ross Mayfield, “Wikitorial Fork,” Corante blog, June18, 2005, http: //many.corante.com/archives/2005/06/18/wikitorial_fork.php.

19. Don Singleton, in his blog: “Write the News Yourself,” June 20, 2005, http: //donsingleton.blogspot.com/2005/06/write-news-yourself.html.

20. Harvard Law School announcement, http: //www.law.harvard.edu/news/2008/02/19_sunstein.html.

21. 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2. Ibid., p. 57.

23. Ibid.

24. Ibid., p. 60.

25. Ibid., pp. 65ff.

26. Ibid., p. 69.

27. Ibid., p. 71.

28. Ibid.

29. Ibid.

30. 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06. Here, Sunstein is referring in general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Internet poses a threat to democracy.

31. Interview with Clay Shirky, March 30, 2010.

32. See Francesca Polletta, Pang Ching Bobby Chen, and Christopher Anderson, “Is Information Good for Deliberation? Link-Posting in an Online Forum,”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5, no. 1 (2009), http: //services.bepress.com/jpd/vol5/iss1/art2/. In their summary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URL-link posting not only generated more interaction than did opinions posted without links but it also responded to what we call the scale and uptake problems of public deliberation. On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ledger, far from equalizing deliberation, the availabili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may have given additional advantages to already advantaged groups. This was true even in groups that were actively facilitated. The availabili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may also have fostered discussions, in some instances, that were more opinionated than informed. Inform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is newly accessible, we conclude, but is also politicized in unfamiliar ways.”

33. Matthew Gentzkow and Jesse M. Shapiro, “Ideological Segregation Online and Olin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2010), http: //www.nber.org/papers/w15916.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916. See also David Brooks, “Riders on the Storm.”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04/20/opinion/20brooks.html.

34. Gentzkow and Shapiro, “Ideological Segregation Online and Oline,” p. 4.

35. Ethan Zuckerman, in his blog: “The Partisan Internet and the Wider World,” May 24, 2010, http: //www.ethanzuckerman.com/blog/2010/05/24/the-partisan-internet-and-the-wider-world/.

36. 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W.W. Norton, 2010), p. 14.

37. Ibid., p. 139, quoting an article by Patricia Greenfield, a “lea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who teaches at UCLA.”

38. Carr, The Shallows, p. 139.

39. Al Gore, The Assault on Reason (Penguin, 2008) .

40. Ibid., p. 1.

41. Ibid., p. 6. See also pp. 259 and 260.

42. Ibid., p. 260.

43. Sam Stein, “New GOP Initiative Stumbles Early, Poster Calls For Repealing Civil Rights Act,” Huington Post, May 25, 2010, http: //www.huingtonpost.com/2010/05/25/new-gop-initiative-stumbl_n_588748.html.

第六章

1. This version is valid, unlike Nabokov’s parody in his novel Pale Fire: “[O]ther men die; but I/Am not another; therefore I’ll not die.” See Pale Fire (Random House, 1989), p. 40.

2. Robert Darnton, 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ublicAffairs, 2010), pp. 75–76. This tit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8, 1999) as “The New Age of the Book.” The version Darnton reprints in The Case for Books has passages that he has edited to remove redun-dancies: http: //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99/mar/18/the-new-age-of-the-book/.

3. Ibid.

4. Ibid., p. 77.

5. Ibid., p. 68.

6. Disclosure: I work in the library system that Robert Darnton heads, but I do not report to him even indirectly.

7. 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W.W. Norton, 2010), pp. 164, 174.

8. Sven Birkerts,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Faber and Faber, 1994) .

9. Sven Birkerts, “Resisting the Kindle,” The Atlantic, March 2009, http: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9/03/resisting-the-kindle/7345/.

10. Birkerts, The Gutenberg Elegies, p. 137.

11. Carr, The Shallows, p. 196.

12. Ibid., p. 197. Carr’s idea that his neurons sprang “back to life,” by the way, seems to dispute his book’s claim that the ways the Net changes our physical brain cannot easily be undone.

13. See Lewis Hyde’s Common as Air: Revolution, Art, and Ownership (Macmillan, 2010) for an excellent history of cultural commons that makes this point, focusing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period.

14. See http: //www.edge.org/discourse/carr_google.html.

15. Email from Jay Rosen, July 17, 2010.

16. See http: //journalism.nyu.edu/pubzone/weblogs/pressthink/2010/07/07/obj_persuasion.html.

17. Ibid.

18. Email from Jay Rosen, July 17, 2010.

19. As Mark Federman pointed out on my blog post about this; see http: //www.hyperorg.com/blogger/2010/07/18/jay-rosen-carpenter/.

20. David T. Z. Mindich,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5.

21. I wrote about this on my blog: http: //www.hyperorg.com/blogger/2004/07/28/objective-rhetoric/.

22. Glen Johnson, “Kennedy Leads the Attack,” Boston Globe, July 28, 2004, http: //www.boston.com/news/politics/conventions/articles/2004/07/28/kennedy_leads_the_attack/.

23. David S. Broder, “Democrats Focus on Healing Divisions; Addressing Convention, Newcomers Set Themes,” Washington Post, July 27, 2004, 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8/13/AR2008081303419.html.

24. Some philosophers would argue that objectivity is a misguided aspiration because all understanding is situated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psychological standpoint; if we could see the world truly objectively, we wouldn’t be able to make any sense of it.

25. Jay Rosen, “The View from Nowhere,” PressThink.org, September 18, 2003, http: //archive.pressthink.org/2003/09/18/jennings.html. Thomas Nagel’s book The View from Nowhere was published in 198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 Anthologized in The American Magazine, Vol. 6 (1887), p. 112 (The American Magazine Company) (http: //books.google.com/books?id=mZ48AAAAYAAJ), and cited by John Beatty in his review of “Fair and Balanced: A History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83, no. 1 (April 2006), http: //vlex.com/vid/fair-balanced-journalistic-objectivity-61539404. The historian Sheila McIntyre links the concern for fairness and accuracy back to the role of minis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s reporters and distributors of news; see Sheila McIntyre, “‘I Heare It So Variously Reported’: News-Letters, Newspapers, and the Ministerial Network in New England, 1670–1730,” New England Quarterly 71, no. 4 (December 1998), pp. 593–614, http: //www.jstor.org/stable/366604.

27. The obvious source for the New Journalism is The New Journalism, edited by Tom Wolfe and Edward Warren Johnson (Harper & Row, 1973) .

28. Jay Ros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essThink,” http: //journalism.nyu.edu/pubzone/weblogs/pressthink/2004/04/29/q_and_a.html.

29. Malco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New Yorker, October 4, 2010, http: //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10/04/101004fa_fact_gladwell. I replied in a blogpost: http: //www.hyperorg.com/blogger/2010/10/02/gladwell-discovers-it-takes-more-than-140-characters-to-overturn-a-government/.

30. Malcolm Gladwell, “Does Egypt Need Twitter?” NewYorker.com, February 2, 2011, http: //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newsdesk/2011/02/does-egypt-need-twitter.html. I posted a reply: http: //www.hyperorg.com/blogger/2011/02/04/gladwell-proves-too-much/.

31. Louis Menand, “Books as Bombs,” New Yorker, January 24, 2011, http: //www.newyorker.com/arts/critics/books/2011/01/24/110124crbo_books_menand.

32. For example, South Carolina’s celeb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rt of the Civil War set off a new round in the controversy. See Wayne Washington, “150 Years Later, S. Carolina Celebration Sparks New Civil War,” McClatchy.com, December 19, 2010, http: //www.mcclatchydc.com/2010/12/19/105532/150-years-later-s-carolina-celebration.html.

33. Ted Nelson coined the term “intertwingularity” in Computer Lib: Dream Machines (1974) . Frank Hecker read my use of the word in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and tracked down the exact source of Nelson’s phrase “Everything is deeply intertwingled,” which is harder than it seems because of the nonstandard ways in which Nelson published his work. See details at http: //www.everything ismiscellaneous.com/2007/06/09/untwingling-nelsons-intertwingularity-quote/.

34. See WolframAlpha’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t http: //www.wolf ramalpha.com/faqs.html.

第七章

1. Allison Aubrey, “Nervous About Alzheimer’s? Coffee May Help,” Morning Edition, June 28, 2010, http: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8110552.

2. Alix Spiegel, “‘Mozart Effect’ Was Just What We Wanted to Hear,” Morning Edition, June 28, 2010, http: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8104580.

3.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OAA’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ttp: //www.weather.gov/pa/history/timeline.php.

4. Larry Greenemeier, “Rainforest Climate Change Sensor Station Goes Wi-Fi,”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20, 2008.

5. Bernard K. Forscher, “Chaos in the Brickyard,” letters section of Science, October 18, 1963, p. 339. Thanks to Christian Sandvig for pointing me at this.

6. See http: //www.sdss.org/.

7. This figure refers to bases. See Christopher Southan and Graham Cameron, “Beyond the Tsunami: Developing the Infrastructure to Deal with Life Sciences Data,” in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eds.,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Microsoft Research, 2009), p. 117. http: //research.microsoft.com/en-us/collaboration/fourthparadigm/.

8. Library of Congress figure confirmed by Steve Herman, at the Library, in an email to the author, February 28, 2011. Thank you to Barbara Tillett, also at the Library, for her help.

9. See http: //www.trancheproject.org.

10. Interview with John Wilbanks.

11. Southan and Cameron, “Beyond the Tsunami,” p. 117–118.

12. Hiroaki Kitano, “Systems Biology: A Brief Overview,” Science 295, no.5560 (March 1, 2002): 1662–1664.

13. For a superb introduction, see Steven Johnson, Emergence (Scribner, 2001) .

14. See http: //www.icosystem.com/labsdemos/the-game/.

15. Eric Bonabeau, “Agent-Based Model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Simulating Human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9, suppl. 3 (May 14, 2002): 7280–7287, www.pnas.org/cgi/doi /0.1073/pnas.082080899.

16. Kellan Davidson, “Eureqa and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Ithaca Action News, May 12, 2010, http: //ithacaactionnews.wordpress.com/2010/05/12/eureqa-and-technological-singularity/.

17. Quoted in Brandon Keim, “Download Your Own Robot Scientist,” Wired Science, December 3, 2009, http: //www.wired.com/wiredscience/2009/12/download-robot-scientist/#ixzz0vrP0I4G9. See also the exceptional RadioLab program on this topic: “Limits of Science,” April 16, 2010, http: //www.wnyc.org/shows/radiolab/episodes/2010/04/16/segments/149570.

18. Nicholas Taleb Nassim, The Black Swan (Random House, 2007) .

19. The story may be apocryphal,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Nicholas Wade in“A Family Feud over Mendel’s Manuscript on the Laws of Heredity,” May 31, 2010, http: //philosophyofscienceportal.blogspot.com/2010/06/gregor-mendel-and-pea-breeding.html.

20. Jennifer Laing, “Comet Hunter,” Universe Today, December 11, 2001, http: //www.universetoday.com/html/articles/2001–1211a.html.

21. Jennifer Ouellette, “Astronomy’s Amateurs a Boon for Science,” Discovery News, September 20, 2010, http: //news.discovery.com/space/astronomys-amateurs-a-boon-for-science.html.

22. Mark Frauenfelder, “The Return of Amateur Science,” Boing Boing, December 22, 2008, http: //www.good.is/post/the-return-of-amateur-science/.

23. Thanks to the people who responded to the request for examples I posted on my Web site: Garrett Coakley, Jeremy Price, Miriam Simun, Andrew Weinberger, Jim Richardson, and Lars Ludwig. See http: //www.hyperorg.com/blogger/2010/08/12/2b2k-suggestions-wanted-amateur-scientists/#comments.

24. See http: //www.galaxyzoo.org/story.

25. See http: //watch.birds.cornell.edu/nestcams/clicker/clicker/index.

26. See http: //www.networkedorganisms.com.

27. Luigi Folco et al., “The Kamil Crater in Egypt,” Science, June 29, 2010, http: //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abstract/sci; science.1190990v1.

28. Jess McNally, “Asteroid Crater Hunting from Your Home,” Wired Science, August 10, 2010, http: //www.wired.com/wiredscience/2010/08/crater-hunting/. See also “The Physics arXiv Blog” post for August 10, 2010, at the MIT Technolog y Review, http: //www.technologyreview.com/blog/arxiv/25583/.

29. Sarah Reed, “Astronomical Find by Three Average Joes,” Science, August 12, 2010, http: //news.sciencemag.org/sciencenow/2010/08/astronomical-?nd-by-three-avera.html.

30. Seth Cooper, Firas Khatib, and Adrien Treuille et al., “Predicting Protein Structures with a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letters section of Nature 466 (August 5, 2010): 756–760, http: //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66/n7307/full/nature09304.html.

31. See http: //www.patientslikeme.com/about. Also, http: //www.als.net/.Also, Deborah Halber, “Stephen Heywood, Son of Prof. John Heywood, Dies at 37,” MIT News, November 28, 2006, http: //web.mit.edu/newsoice/2006/obit-heywood.html.

32. Hawkins’s dissertation was on recognizing handwriting, so he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seeing that work successfully commercialized in the Palm Pilot that he invented.

33.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25, 2010.

34. Alexia Tsotsis, “Attempt at P ≠ NP Proof Gets Torn Apart?Online,” August 12, 2010, TechCrunch, http: //techcrunch.com/2010/08/12/fuzzy-math/. See also Vinay Deolalikar’s blog at http: //www.hpl.hp.com/personal/Vinay_Deolalikar/.

35. Tsotsis, “Attempt at P ≠ NP Proof Gets Torn Apart?Online.”

36. Richard Smith, “The Power of the Unrelenting Impact Factor—Is It a Force for Good or Ha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5, no. 5: 1129–1120, DOI: 10.1093/ije/dyl191, http: //ije.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35/5/1129.

37. Ibid.

38. Interview with Victor Henning, August 18, 2010.

39. The number of active users and nonduplicated articles is, of course, lower.

40. Interview with Peter Binfield, October 8, 2009.

41. Interview with Jean-Claude Bradley, August 25, 2010.

42. The UsefulChem blog is at http: //usefulchem.blogspot.com/. There is a wiki at http: //usefulchem.wikispaces.com/.

43. Jean-Claude Bradley, “Secrecy in Astronomy and the Open Science Ratchet,” July 11, 2010, http: //usefulchem.blogspot.com/2010/07/secrecy-in-astronomy-and-open-science.html; Alan Boyle, The Case for Pluto (John Wiley & Sons, 2010) .

44. Interview with Peter Binfield, October 8, 2009.

45. Email from Peter Suber, February, 24, 2011.

46. 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7. Popper’s Logik der Forschung was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34. He translated it into English a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1959.

48.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Psychology Press, 2007) . See also Linda Martin Alcoff,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ructures of Truth/Structures of Power,” in Gary Gutting, e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Wiley-Blackwell, 2005), pp. 211–223, http: //www.alcoff.com/content/foucphi.html.

49. See Juan Carlos Castilla-Rubio and Simon Willis, “Planetary Skin: A Global Platform for a New Era of Collaboration,” March 2009, http: //www.cisco.com/web/about/ac79/docs/pov/Planetary_Skin_POV_vFINAL_spw_jc_2.pdf.

50. Interview with Juan Carlos Castilla-Rubio, March 17, 2010.

51. Interview with Timo Hannay, February 12, 2010.

52. Interview with John Wilbanks, December 14, 2009.

53.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4.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xvii.

55. “Climate of Fear,” Nature 464, no. 141 (March 11, 2010), DOI: 10.1038/464141a, http: //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64/n7286/full/464141a.html.

56. See Mary Elizabeth Williams, “Jenny McCarthy’s Autism Fight Grows More Misguided,” Salon, January 6, 2011, http: //www.salon.com/life/feature/2011/01/06/jenny_mccarthy_autism_debate.

57. Steven Pinker, “Mind over Mass Media,” 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06/11/opinion/11Pinker.html. For a rebuttal, see Nicholas Carr’s blog post, “Steven Pinker and the Internet,” June 12, 2010, http: //www.roughtype.com/archives/2010/06/steven_pinker_a.php.

58. David Quammen, The Reluctant Mr. Darwin: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Charles Darwin and the Making of His Theory of Evolution (W. W. Norton, 2007), p. 84.

59. Ibid., p. 76.

60. Ibid., p. 141.

61. Ibid., p. 137.

62. Ibid., p. 162.

63. Ibid., p. 172.

64. Jean-Claude Bradley, “Dangerous Data: Lessons from My Cheminfo Retrieval Class,” January 2, 2010, http: //usefulchem.blogspot.com/2010/01/dangerous-data-lessons-from-my-cheminfo.html.65.

65. “Eggs Good for You This Week,” The Onion, April 28, 1999, http: //www.theonion.com/articles/eggs-good-for-you-this-week, 4144/.

第八章

1. Jack Welch, with John A. Byrne, 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 (Warner Business Books, 2001) p. 103.

2. “Fortune Selects Henry Ford Businessman of the Century,” November 1, 1999.

3. Welch, 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 p. 101.

4. Ibid., pp. 100–103.

5. Ibid., p. 103.

6. Interview with Rob Stanton, February 22, 2010.

7. I wrote about West Point and leadership on 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log: “‘Powering Down’ Leadership in the U.S. Army,” November 2010, http: //www.eiu.com/index.asp?layout=EBArticleVW3&article_id=1057614890. See also Tony Burgess’s blog post on that site: “What’s Your Primary Focus: Leadership or Effectiveness?” May 11, 2010, http: //blogs.hbr.org/imagining-the-future-of-leadership/2010/05/whats-your-primary-focus-leade.html.

8. From the Wikipedia entry “Virginia Tech Massacre,” http: //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Virginia_Tech_massacre&oldid=418336016.

9. Andrea Forte and Amy Bruckman, “Scaling Consensus: Increasing De-centralization in Wikipedia Governance,” Proceedings of HICSS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Waikoloa, Hawaii, January 2008, http: //dlc.dlib.indiana.edu/dlc/bitstream/handle/10535/5638/ForteBruckman ScalingConsensus.pdf%3Fsequence%3D1.

10. “Virginia Tech Massacre,” http: //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Virginia_Tech_massacre&oldid=418336016.

11. See http: //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NOT.

12. Quoted in Forte and Bruckman, “Scaling Consensus,” p. 6.

13. See http: //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 Notability&oldid=386469793.

14. Interview with Jimmy Wales, October 1, 2010.

15. Ibid.

16. Kristie Lu Stout, “Reclusive Linux Founder Opens Up,” World Business section of CNN.com, May 29, 2006, http: //edition.cnn.com/2006/BUSINESS/05/18/global.oice.linustorvalds/. One guess at the number of developers who worked on Windows 7 is 1, 000, based on a post by Steve Sinofsky at the “Engi-neering Windows 7” blog on August 17, 2008 (http: //blogs.msdn.com/b/e7/archive/2008/08/18/windows_5f00_7_5f00_team.aspx) . But it is extremely diicult to do an apples-to-apples comparison, so to speak.

17. Eric Steven Raymond,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http: //catb.org/~esr/writings/homesteading (May 1997) . Raymond later published a book by the same name.

18. “The Scalability of Linus,” Slashdot, July 23, 2010, http: //linux.slashdot.org/story/10/07/23/123209/The-Scalability-of-Linus?

19. See http: //www.debian.org/devel/constitution as well as Mathieu O’Neil, Cyberchiefs: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Online Tribes (Pluto Press, 2009), p. 132.

20. O’Neil, Cyberchiefs.

21. Interview with Noel Dickover, February 25, 2011.

22. See http: //www.fantasypumpkins.com/.

23. Peter J. Denning and Rick Hayes-Roth, “Decision Making in Very Large Network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49, no. 11 (November 2006): 19–23.

24. There are important exceptions. For example, Charlene Li describes how Cisco’s CEO, John Chambers, has driven decision-making down several layers. See Charlene Li, Open Leadership: How Social Media Can Change the Way You Lead (Jossey-Bass, 2010), pp. 40–43, 250–252.

第九章

1. Michael Barker,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con?rmed this as a ballpark figure in an email dated March 3, 2011.

2. James Crawford, “On the Future of Books,” October 14, 2010, Inside Google Books blog, http: //booksearch.blogspot.com/2010/10/on-future-of-books.html.

3. Robert Darnton, “A Library Without Wal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0, 2010, http: //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0/oct/04/library-without-walls/. Disclosure: I am a member of the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s “technical workstream,” and the library lab that I co-direct will have entered the DPLA’s call for project ideas before this book is printed.

4. Kevin Kelly, What Technology Wants (Penguin, 2010) .

5. James Aitken Wylie,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with Five Hundred and Fifty Illustrations by the Best Artist, Vol. 1 (Cassell, 1899), p. 113, http: //books.google.com/books?id=kFU-AAAAYAAJ.

6. See Ethan Zuckerman’s excellent post “Shortcuts in the Social Graph,” October 14, 2010, http: //www.ethanzuckerman.com/blog/2010/10/14/shortcuts-in-the-social-graph/.

7. During the 2008 presidential campaign, Sarah Palin was accused of pressuring a local librarian to censor some books. See Rindi White, “Palin Pressured Wasilla Librarian,” Anchorage Daily News, September 4, 2008, http: //www.adn.com/2008/09/03/515512/palin-pressured-wasilla-librarian.html.

8. Tim Berners-Lee, “Linked Data,” July 27, 2006, http: //www.w3.org/Design Issues/LinkedData.html.

9. This was the price quoted at Fisher Scienti?c on June 11, 2011. See http: //www.?shersci.com/ecomm/servlet/itemdetail?catalogId=29104&productId=3426224&distype=0&highlightProductsItemsFlag=Y&fromSearch=1&store Id=10652&langId=-1.

10. See http: //www.dublincore.org.

11. Jillian C. York, “The False Poles of Digital and Traditional Activism,” September 27, 2010, http: //jilliancyork.com/2010/09/27/the-false-poles-of-digital-and-traditional-activism/.

12. See Mathieu O’Neil’s Cyberchiefs: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Online Tribes (Pluto Press, 2009) for a discussion of authority and the new online institutions. See also danah boyd’s talk, “The Not-So-Hidden Politics of Class Online,” at Personal Democracy Forum, New York City, June 30, 2009, http: //www.danah.org/papers/talks/PDF2009.html.

13. Serge Schemann, “Clamor in the East; East Germany Opens Frontier to the East for Migration or Travel; Thousands Cross,” November 10, 1989, http: //www.nytimes.com/1989/11/10/world/clamor-east-east-germany-opens-frontier-west-for-migration-travel-thousands.html?scp=4&sq=berlin+wall&st=nyt.

14. E. J. Dionne, “The Political Campaign: From Politics Barely a Pause: Candidates Already Living’88,”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86, http: //www.nytimes.com/1986/11/10/us/the-political-campaign-from-politics-barely-a-pause-candidates-already-living-88.html?scp=1&sq=&st=nyt.

15. From the abstract on the New York Times site: http: //select.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F5061EFA3454127A93C2A8178AD95F4D8285F9&scp=7&sq=&st=p.

16. See the Open Courseware Consortium site: http: //www.ocwconsortium.org/.

17. E. Hargittai, “The Digital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in David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Westview Press, 2008), pp. 936–944. See also E. Hargittai, “Digital Na (t) ives? Variation in Internet Skills and Uses Among Members of the ‘Net Generation, ’” Sociological Inquiry 80, no. 1 (2010): 92–113.

18. Interview with Howard Rheingold, August 2, 2010. See his forthcoming book, Net Smarts: How to Thrive Online (MIT Press, 2012) .

19. Dan Gillmor, Mediactive (2010), http: //www.mediactive.com.

20. See Ethan Zuckerman’s book, untitled at this writing.

21. For the wisest and biggest-hearted thinking on this topic, follow Ethan Zuckerman’s writings, including his upcoming book as well as his blog at http: //www.ethanzuckerman.com/blog/.

22. Clay Shirky, Cognitive Surplus (Penguin Press, 2010) .

23. Robert Morris pointed me to this field.

24. Richard G. Pearson,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ing for Conservation Educators and Practitioners” (2007), available at biodiversityinformatics.amnh.org/.../SpeciesDistModelingSYN_1– 16–08.pdf, pp. 40–41. See also C. J. Raxworthy, E. Martinez-Meyer, N. Horning, R. A. Nussbaum, G. E. Schneider, M.A. Ortega-Huerta, and A. T. Peterson, “Predicting Distributions of Known and Unknown Reptile Species in Madagascar,” Nature 426 (December 2003): 837–841.

[1]“记录纸”是对《纽约时报》的一种尊称，意指该报事无巨细地记录历史。参见：http：//www.nytimes.com/2004/04/25/weekinreview/the-public-editor-paper-of-record-no-way-no-reason-no-thanks.html。——译者注

[2]单点故障，顾名思义，即某一点出了故障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译者注

[3]约翰·厄普代克，美国作家，作品包括系列小说“兔子四部曲”以及“贝克三部曲”，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译者注

[4]所谓开放取用期刊，是指任何经过同行评审，以免费的方式提供给读者或者机构取用、下载、复制、分享、发行或者检索的电子期刊。——译者注

[5]乔迪·坎托（1975— ），《纽约时报》记者，畅销书《奥巴马一家》（The Obamas）2012年1月由Little，Brown and Company出版。——译者注

[6]罗素·艾可夫（1919—2009），美国组织理论家，沃顿商学院教授。他是运筹学和系统思维研究的先驱。——译者注

[7]米兰·泽兰尼（1942— ），捷克裔美国经济学家，现为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管理系统学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决策、生产率、知识管理和商业经济学。——译者注

[8]迈克尔·库利（1934— ），爱尔兰工程师，在其对自动化与计算机化的批评之作《建筑师或蜜蜂？人与技术的关系》中，可以见到有关这一层级的更详细的论述。——译者注

[9]哈兰·克利夫兰（1918—2008），美国外交家、教育家、作家。——译者注

[10]T.S.艾略特（1888—1965），美国/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译者注

[11]弗兰克·扎帕（1940—1993），美国音乐家兼电影导演。——译者注

[12]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其进化理论是现今生物学的基石。——译者注

[13]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其成就包括改进望远镜和其所带来的天文观测，以及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曾被传唤到教廷接受审讯，被判“有强烈异端嫌疑”。史蒂芬·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译者注

[14]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波兰裔法国籍女物理学家、化学家。她是放射性研究的先驱，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获得两次诺贝尔奖（获得物理学奖及化学奖）的第一人（另一位为鲍林，获得化学奖及和平奖）及唯一的女性，是唯一获得两种不同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人。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1995年，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移葬先贤祠，成为第一位凭自身价值入葬先贤祠的女性。——译者注

[15]感恩而死乐队，1964年组建的美国乐队，被誉为迷幻摇滚的开创者。——译者注

[16]湿件，计算机专用术语﹐指软件﹑硬件以外的其他“件”﹐即人脑。——译者注

[17]理查德·索尔·沃尔曼（1935— ），美国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译者注

[18]亚德里安·贝雷特（1649—1706），法国学者、评论家。笛卡尔传记作者。——译者注

[19]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最大成就是主编《百科全书》，被视为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译者注

[20]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21]塞内加（约前4年—65年），古罗马时代斯多噶学派哲学家，曾任尼禄皇帝的导师和顾问。——译者注

[22]扬·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捷克人，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译者注

[23]克莱·舍基（1964— ），研究互联网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美国作家、咨询顾问和教师。著有《人人时代》、《认知盈余》等。——译者注

[24]塞尔默·布林斯约德（1958—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教授。——译者注

[25]Jam一词来自爵士乐演出当中的Jam Session（爵士即兴演奏），是指一群在各自领域有所专长但互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即兴演奏，激发火花。——译者注

[26]卡内基梅隆大学在信息科技、商业和公共政策管理领域享有盛誉。——译者注

[27]贝内特·阿尔弗雷德·瑟夫（1898—1971），出版商，美国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瑟夫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还因为他的笑话和双关语合集。他在全美定期进行演讲，并且主持小组问答游戏秀“猜猜看”（What’s my line?）。——译者注

[28]卡斯·坎菲尔德（1897—1986），美国出版商，长期担任Harper & Row的董事长兼总裁。——译者注

[29]《伊登·弗洛姆》是美国普利策奖得主伊迪丝·华顿的小说，1911年问世，1993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译者注

[30]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1914—1995），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主要以发现和制造出首例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而知名。——译者注

[31]约翰·富兰克林·恩德斯（1897—1985），美国医学家。1954年，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的恩德斯及其同事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其“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多种类型组织中培育生长的能力”。——译者注

[32]珀加蒙为古希腊城市，盖伦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建立了血液的运动理论和对三种灵魂学说的发展。——译者注

[33]哲罗姆（Jerome，约340年－420年），早期基督教拉丁教父。最大的成就是用拉丁文重新翻译《圣经》，即《通俗拉丁文译本》。——译者注

[34]玛丽·朴维，美国文化历史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主要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现任纽约大学文学院教授。——译者注

[35]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古典经验论的始祖。——译者注

[36]约翰·奥斯汀（1911—1960），英国语言哲学家，因提出言语行为（speech acts）理论而被后人称道。——译者注

[37]马尔萨斯是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于1798年发表了有影响力的书《人口学原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译者注

[38]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双城记》等。——译者注

[39]格罗弗·克利夫兰（1837—1908），美国政治家，第22和24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史上唯一一位担任了两任任期并非连续的总统，也是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译者注

[40]利留卡拉尼女王（1838—1917），原名莉迪亚·卡玛卡依哈，登基后改用皇室名字利留卡拉尼，是夏威夷王国最后一位君主和唯一一位女王。——译者注

[41]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是美国著名作家、自然主义者、改革家和哲学家，其作品《瓦尔登湖》影响深远。——译者注

[42]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3—1882）是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超验主义领袖，作品有《论文集》。——译者注

[43]即科隆群岛，位于太平洋东部，接近赤道，属厄瓜多尔管辖的火山群岛。群岛上的生物独特性，启发了1835年9月来访的达尔文，使他对物种可能的真正起源重新深思，进而成为二十多年后发表《物种起源》的开端。——译者注

[44]ABBA是成立于1973年的瑞典流行乐手组合，在20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是瑞典国宝级组合。——译者注

[45]克林贡人是《星际旅行》虚构宇宙中一个好战的外星种族。——译者注

[46]“hunch”的英文有“预感”之意。——译者注

[47]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927—2003），美国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48]普锐斯是丰田出产的畅销混合动力车。——译者注

[49]劳伦斯·莱斯格是一位美国学者暨政治的行动主义者，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以提倡减少版权、商标、射频频谱，特别是在科技应用方面的法律限制而出名。——译者注

[50]关联数据是一种旨在提高网络数据机器可读性的技术框架。它通过构建网络环境下数据的引用和解引机制，来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从而实现数据在Web平台上的分享与再利用。——译者注

[51]这应该是牛顿第三定律。作者有误。——译者注

[52]从2008年大选开始，美国就一直有人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是肯尼亚而不是檀香山，所以没有资格当选美国总统。地产大亨特朗普曾多次并至今仍在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包括公开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里传播谣言，甚至开价500万美元赌奥巴马未生在美国。——译者注

[53]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1929—2014），1973至1975年任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54]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留下名言“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译者注

[55]在此我并不打算对这个看法提出更多证明，因为它并非本书的主旨。我只想防止读者用一种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方式错误地理解我。注意这个脚注也构成了本书第六章所讨论的长形式的思想（long-form thought）的两大问题之一：预设可能的反对意见，让读者在车上留步，而不是下去摸索那些有趣的小径。（那条小径会告诉我们说，思想是从身体中浮现的，并非一个纯粹的正式过程。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应该自行到网上去探寻肉体化的思想的概念。）——原注

[56]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美国政治家，第40任美国总统（1981—1989），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者”，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之一。——译者注

[57]威廉·罗杰斯（1913—2001），美国政治家，两届内阁官员。——译者注

[58]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提出了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译者注

[59]萨利·莱德（Sally Ride，1951—2012），美国首位女航天员，1983年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天。——译者注

[60]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1930—2012），美国宇航员。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服役时，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7月21日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也是第一个在地球外星体上留下脚印的人类成员。——译者注

[61]查克·伊格尔（Chuck Yeager，1923— ），二战空战英雄，美国空军与NASA试飞员，第一个突破音障的飞行员，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航空史上最重要的传奇人物之一。——译者注

[62]杰弗里·乔叟（1343—1400），英国中世纪作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译者注

[63]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美国管理学家。为改进工厂管理，对一系列机械工程进行试验，制定出一种保证最大效率的“时间和动作”标准体系，是科学管理（又称泰勒制）的奠基人。——译者注

[64]艾伦·斯沃洛·理查兹（1842—1911），19世纪美国环境化学家，其在卫生工程学方面的工作和对家政学的研究为女性以科学为职业拓宽了机会。——译者注

[65]赫尔曼·卡恩（1922—1983），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未来学家之一。他在兰德公司作为军事战略家和系统理论家而初露头角，因对核大战的可能后果的分析而名声大噪，成为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黑色喜剧《奇爱博士》的讽刺原型。——译者注

[66]约翰·F.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常被称作JFK，美国第35任总统，任期从1961年1月20日开始直到1963年11月22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为止。——译者注

[67]大卫·理斯曼（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家。——译者注

[68]内森·格莱泽（1923— ），美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69]鲁埃尔·丹尼（1913—1995），美国诗人和学者。——译者注

[70]霍华德·莱茵戈德（1947— ），美国批评家、作家、教师，致力于分析现代传播媒介如互联网、移动通信和虚拟社区（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影响。——译者注

[71]詹姆斯·索洛维基，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译者注

[72]“文人共和国”是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在欧美形成的长距离知识分子社区。它促进了启蒙时代知识分子（在法国被叫做“哲人”）的沟通，在跨越国界的同时，也尊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此种超越国家界限的社区构成了一个形而上的“共和国”的基础。当然，在那时，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男人。——译者注

[73]吉姆·格雷（1944—2007），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曾获1998年图灵奖。2007年1月28日，他驾驶游艇出海为其母撒骨灰时在旧金山海域失踪。2月1日，Digital Globe卫星扫描了格雷失事的海域，产生数千张图像。这些图像被上传到Amazon Mechanical Turk以进行分布式搜寻，为的是找到失事的船只。2012年5月16日格雷被宣布身亡。——译者注

[74]DARPA的主旨是研发军用技术。但它对许多技术的资助最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建立阿帕网（ARPANet），今日互联网的前身。——译者注

[75]乔纳森·齐特莱恩（1969— ），哈佛法学院与哈佛肯尼迪学院互联网法律教授，哈佛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联合主任。著有《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如何阻止它》（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and How to Stop It），耶鲁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译者注

[76]1989年3月24日，“埃克森瓦尔兹”号油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海域触礁，3.4万吨原油流入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之一。——译者注

[77]InnoCentive是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公司，致力于开放式创新，接受有关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化学、生命科学、物理学以及商业应用的委托研发。——译者注

[78]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又称路格瑞氏症，俗称为渐冻人症，是一种渐进和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病人肌肉会逐渐衰弱、萎缩，最后大脑完全丧失控制随意运动的能力。——译者注

[79]大卫·波格（1963— ），美国科技作家和科技电视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80]阿什顿·库彻（1978— ），美国电影演员，出演过《蝴蝶效应》、《好汉两个半》等电影和电视剧集。2009年4月16日，库彻成为第一个拥有100万关注者的Twitter用户，在竞争100万关注者的竞赛中击败了CNN。——译者注

[81]2003年，IBM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核心价值观大讨论，采取72小时在线即兴发言的方式进行，32万名员工一起在网上探讨什么是IBM的核心价值，怎样才能让公司运作得更好。核心内容集中到什么该保留，什么需要改变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上。经过这次讨论，“创新为要”（innovation that matters），“成就客户”（dedication to success of clients）和“诚信负责”（trust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成为IBM新的核心价值观。——译者注

[82]jam和jelly都是果酱的意思。——译者注

[83]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现代最伟大哲学家之一。他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译者注

[84]该综合症用于形容那些聪明地知道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但又愚蠢地认识不到还有人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们常常在未经仔细审视和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就对他人的观点不以为然，骨子里认为他人都是蠢货，不花功夫弄清别人讨论的事情就贸然说别人不行，当他人展示自己难以反驳的信息时则拒绝对话，只是轻率地断言：“这种讨论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译者注

[85]大卫·哈伯斯塔姆（1934—2007），美国记者、作家与历史学家。他以对越战的报道而闻名，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86]麦乔治·邦迪（1919—1996），1961—1966年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总裁。——译者注

[87]乔治·保尔（1909—1994），美国外交家、银行家。1961—1966年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以反对越战升级而著称。——译者注

[88]切斯特·博尔斯（1901—1986），美国外交家、政治家。1961年被肯尼迪任命为副国务卿，1963年任驻印度大使。——译者注

[89]维克多·纳瓦斯基（1932— ），美国记者、编辑、出版商、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译者注

[90]奥兹国，美国系列童话故事中的地名。——译者注

[91]即总统特别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又称沃伦委员会。是由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下令成立的总统委员会，成立于1963年11月29日，以调查发生于1963年11月22日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事件。该委员会的结论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独自一人刺杀了肯尼迪；但此一结论经常被质疑。1964年9月24日，该委员会解散。该委员会的非正式名称“沃伦委员会”系来自于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译者注

[92]斯科特·佩奇，密执安大学复杂系统、政治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圣塔菲学院经济学兼职教授，密执安大学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差异：多样化的力量如何创造更好的群组、公司、学校和社会》。——译者注

[93]索尼娅·索托梅尔（1954— ），2009年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她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11任法官，同时亦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拉丁裔法官和第三位女性法官。——译者注

[94]女同性恋分离主义，是女权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女同性恋在父权社会中因为“女性”和“同性恋”而被双重边缘化，分离主义者认为，只有同男性分开，女性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译者注

[95]斯图尔特·布兰德（1938— ），美国作家，1968年创办了名为《全球目录》的刊物，以实用的生活技能消除那个时代对科技的恐惧和敌意，影响了一代科技精英，被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称为“一代人的宝典”。——译者注

[96]拉里·布里连特，美国物理学家，作家。1985年同布兰德一起创办WELL，被《时代周刊》称为“从亚马逊到eBay，所有在线商业的先驱”。——译者注

[97]乔恩·莱布科斯基（1949— ），网络咨询师、开发者、作家。——译者注

[98]杰夫·贾维斯（1954— ），美国记者，教授，公开演讲人，开放性网络（Open Web）的倡议者。——译者注

[99]吉米·威尔士（1966— ），美国互联网企业家，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100]卡斯·桑斯坦（1954— ），美国法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法与环境法。——译者注

[101]尼古拉斯·卡尔（1959— ），美国作家，写作有关技术、商业和文化的评论。2010年出版《浅薄：互联网正在对我们的大脑做什么》（诺顿公司出版）。——译者注

[102]阿尔·戈尔（1948— ），美国政治家，曾于1993年至2001年间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成为一名国际上著名的环境学家，由于在环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的肯定，因而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03]乔治·布什（1946— ），美国政治家和商人，是美国第43任总统（2001—2009），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戈尔。——译者注

[104]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译者注

[105]这一章属于民权法案的核心，规定了公共场所的待遇，以便非洲裔美国人不再被餐厅、旅馆与其他公共设施所排拒。——译者注

[106]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当代最重要亦最受争议的哲学家之一。——译者注

[107]德鲁伊，凯尔特人祭司、法师或预言者。凯尔特人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散居在高卢、不列颠、爱尔兰、欧洲、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译者注

[108]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译者注

[109]“抓住猴子”（catch the monkey），一款流行的游戏应用。——译者注

[110]罗伯特·丹顿（1939— ），美国著名图书史专家，欧洲文化史专家，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译者注

[111]自2004年开始，谷歌将数以百万计的图书数字化并将之上传到网络，其中很多书享有著作权保护。2005年，美国出版商和美国作家协会将谷歌网上图书馆告上法庭，经过3年诉讼，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仍因涉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版权人的利益，遭到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及欧洲出版商联盟等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反对。2011年美国纽约法院否决了谷歌的这份和解协议。——译者注

[112]《浅薄》一书由卡尔2008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长文《谷歌在把我们变蠢吗？》（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延展而成。——译者注

[113]斯温·伯克茨（1951— ），美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其最有名的著作是《古登堡挽歌：电子时代阅读的命运》，批评由于互联网和其他“电子文化”技术的兴起而导致的阅读的衰落，1994年由Faber & Faber出版。——译者注

[114]詹妮弗·安妮斯顿（1969— ），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和商人。——译者注

[115]白色食物（white foods），指的是白糖、通用面粉等加工食品，或者土豆、米饭、通心粉等淀粉类食物。——译者注

[116]让·德·约恩维利（1224—1317），法国中世纪编年史作家，他为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撰写的传记《圣路易的一生》，是了解路易九世的主要资料。——译者注

[117]路易九世（1214—1270），是法国卡佩王朝第9任国王，曾经发起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被认为是中世纪欧洲的君王典范，绰号“圣路易”。——译者注

[118]丹尼·希利斯（1956— ），美国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作家。——译者

[119]凯文·凯利（1952— ），常被简称为KK，《连线》杂志（Wired）创刊编辑，《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编辑/出版人。他也是作家、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摄影家、数字文化学者。主要作品有《失控》、《新经济新规则》、《技术想要什么》等。——译者注

[120]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成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表达的以警句为主的写作方式。除了《悲剧的诞生》和《瞧，这个人》以外，其他各书均用格言警句写成，尼采也成为一名警句哲学家。——译者注

[121]拉里·桑格（1968— ），长期致力于在线百科全书项目，系维基百科早期的社区领袖，制订了很多原创性的政策。哲学博士，对认识论有浓厚的兴趣。——译者注

[122]道格拉斯·拉什科夫（1961— ），美国媒介理论家，作家，演讲家，小说家，与早期的赛博朋客文化关系密切，主张对社会问题的开源式解决方案。——译者注

[123]杰伊·罗森（1956— ），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媒介批评家，作家。——译者注

[124]“他说她说式”新闻报道，指新闻记者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偏见，在处理新闻时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方式表示平衡的中立报道。——译者注

[125]马克·安宾得（1978— ），美国编辑、记者。——译者注

[126]马库斯·布劳彻利（1961— ），媒体投资人和顾问。——译者注

[127]所罗门王（Solomon），据《圣经》记载，为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建造者，拥有超人的智慧，大量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力。——译者注

[128]科里·多克托罗（1971— ），博客，记者，科幻作家，Boing Boing联合主编。——译者注

[129]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出生于阿姆斯特丹，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著名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其著作中最伟大的莫过于《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简称《伦理学》），死后才得以发表。该书是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方式来书写的，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理以及各种公式，从中产生命题、证明、推论以及解释。——译者注

[130]泰德·肯尼迪（1932—2009），即爱德华·肯尼迪，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弟，民主党的元老，自1962年直至2009年逝世前，一直担任参议院议员，被誉为“参议院雄狮”。——译者注

[131]特里萨·海因茨，美国慈善家，丈夫是现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译者注

[132]约翰·F.克里，美国现任国务卿，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败给了竞选连任的小布什。——译者注

[133]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1937— ），美国哲学家，纽约大学哲学和法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精神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译者注

[134]从无何有之乡来的观点，即记者努力呈现得很客观公正、仿佛没有观点的观点。——译者注。

[135]新新闻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代表人物有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译者注

[136]亨特·S.汤普森（1937—2005），美国记者，作家，被认为是“荒诞新闻之父”。汤普森成名于1967年出版的《地狱天使：摩托亡命帮的惊恐冒险》（Hell's Angels: The Strange and Terrible Saga of the Outlaw Motorcycle Gangs）。为了写作这篇东西，他和这个摩托帮生活了整整一年，体验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1970年发表《堕落腐败的肯塔基赛马》（The Kentucky Derby Is Decadent and Depraved）之后，汤普森成为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写作构成新新闻主义的独特一枝，称为“荒诞新闻”。2005年2月20日开枪自杀。——译者注

[137]荒诞新闻反对新闻的客观性，主张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与传统的新闻实践相反，荒诞新闻以一种夸张大胆、主观嘲讽的写作风格为特征，将作者置于叙述的中心。——译者注

[138]曼哈顿上西区，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片街区，介于中央公园与哈德逊河之间，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居住区。——译者注

[139]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1963— ），加拿大记者，畅销书作家，演讲家。自1996年开始担任《纽约客》专职作家。著有《引爆流行》、《异类》等。——译者注

[140]路易斯·梅南（1952— ），美国作家和学者，著有《形而上俱乐部》（The Metaphysical Club），一部有关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思想和文化史著作。——译者注

[141]贝蒂·弗里丹（1921—2006），美国作家，被誉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著有《女性的奥秘》（有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美国发起了诸多争取女权的运动，比如组织了1970年的全美女性大罢工。——译者注

[142]泰德·尼尔森（1937— ），美国信息技术先驱，哲学家，社会学家，1963年首创了“超文本”（hypertext）与“超媒体”（hypermedia）这两个词。——译者注

[143]WolframAlpha.com，一款在线自动问答系统，特色是可以直接向用户返回答案，而不是像其他搜索引擎一样，提供一系列可能含有用户所需答案的相关网页。——译者注

[144]斯蒂芬·沃尔夫勒姆（1959— ），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软件工程师和商人，2009年推出计算机知识引擎网站wolframAlpha.com。——译者注

[145]汤姆·布罗考（1940— ），美国人信赖的电视新闻主播，20多年来一直担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是NBC保证收视率的一张王牌。——译者注

[146]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3任总统（1801─1809）。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以及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译者注

[147]乔治·华盛顿（1732—1799），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殖民地军总司令，1789年成为美国第1任总统，一直担任总统直到1797年。——译者注

[148]史密森学会，1846年创立于华盛顿，是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译者注

[149]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Rochester）。——译者注

[150]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服务机构，试图通过合作和种子基金等各种途径促进生物多样性原始数据的共享，将目前世界上现存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信息系统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全世界用户的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性信息服务系统。——译者注

[151]由一位英国的南极航海探险家詹姆士·威德尔（James Weddell）所命名。这种海豹主要分布于南极周围、南极洲沿岸附近海域，据估计目前大约有80万头。体长约3米，雌性体形大于雄性，以鱼类、头足类等海洋生物为食。——译者注

[152]斯隆数字巡天计划，简称SDSS，是使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帕奇山顶天文台的2.5米口径望远镜进行的红移巡天项目。该项目开始于2000年，斯隆的命名来源于为项目投入巨款的斯隆基金会。项目观测了超过35%的天空，获取了大量天体的多色测光资料和光谱数据。——译者注

[153]创作公用（Creative Commons，简称C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提供同名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使得著作物能更广为流通与改造，作为其他人据以创作及共享的基础，并以所提供的许可方式确保上述理念。2001年成立，劳伦斯·莱斯格是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154]北野宏明（1961—），日本科学家，现在索尼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作，为系统生物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译者注

[155]在控制理论中，robustness用以表示一个系统在不调整其初始稳定配置的情况下抵御变换的能力，所以也可译为“抗变换性”。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关键。比如，计算机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超载或有意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该软件的健壮性。——译者注

[156]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开普勒定律。——译者注

[157]第谷·布拉赫（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编制了一部准确度极高的恒星表，提出了一种介于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宇宙结构体系。布拉赫在去世前邀请开普勒担任他的助手。——译者注

[158]詹姆斯·沃森（1928—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与同事弗兰西斯·克里克因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159]弗兰西斯·克里克（1916—2004），英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及神经科学家。1953年和沃森一起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译者注

[160]艾瑞克·博纳博，法国科学家，研究复杂性科学和混沌理论，以基于“个体为本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和群体智能解决实际问题而闻名。代表作为《群聚智能：从自然到人工系统》（Swarm Intelligence: From Natural to Artificial System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注

[161]“黑天鹅”隐喻的是那些意外事件：它们极为罕见，在通常的预期之外，在其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前例可以证明；但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极端的影响。——译者注

[162]伦敦林奈学会是一个研究生物分类学的协会，建立于1788年，名称来自生物分类系统早期建立者、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地点位于伦敦皮卡迪里（Piccadilly）。——译者注

[163]格雷戈尔·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基因）显性性状、隐性性状等重要概念，被公认为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164]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1887—1920），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数学教育，常常以直觉导出公式，1913年给剑桥的三个学术人士发了一长串复杂的定理，被邀请去英国。后成为剑桥三一学院的院士。——译者注

[165]卡罗琳·舒梅克（1929— ），美国天文学家，是世界上发现彗星最多的人。——译者注

[166]创客节，一项发源于美国的活动形式，意在鼓励在手工、工程、科技、艺术等领域的DIY思维和作品。——译者注

[167]RFID阅读器，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译者注

[168]大多数情况下，星系的形状与其颜色相匹配。椭圆星系的稠密地区基本为年老或者死去的恒星，多散发出红光，因此人们认为红色星系大多是椭圆形的。但星系动物园的研究发现，众多红色星系均为漩涡星系，推翻了之前的理论。——译者注

[169]诺亚网站是纽约大学创立的一个发现和记录地球上生物的网站，鼓励人们接触和记录所在地区的各种生物。——译者注

[170]Home，利用分布在世界各处的计算机来分析处理引力探测器收集到的数据。参与者可通过下载一款软件参与。该软件会利用个人计算机内没有被其他程序占用的资源来处理数据。——译者注

[171]杰夫·霍金斯（1957— ），美国发明家、电脑科学家与神经科学家。他主导研发了Palm与Treo，是Palm公司与Handspring公司的创办者。——译者注

[172]雷·库兹韦尔（1948— ），美国作家、发明家和未来学家。——译者注

[173]尤金·加菲尔德（1925— ），美国科学家，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174]妊神星是太阳系的第四大矮行星，它的质量是冥王星质量的三分之一。2004年，迈克尔·布朗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团队在美国帕洛玛山天文台发现了该天体；2005年，莫雷诺领导的团队在西班牙内华达山脉天文台亦发现了该天体，但后者的声明遭到质疑。2008年9月17日，国际天文联合会（IAU）将这颗天体定为矮行星，并以夏威夷生育之神哈乌美亚为其命名。——译者注

[175]阿兰·博伊尔，美国著名科技记者，从1996年起一直担任MSNBC网站的科学编辑。——译者注

[176]彼得·苏伯（1951— ），美国哲学家，研究法哲学，主张知识的开放取用。——译者注

[177]布鲁诺·拉图尔（1947—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以研究科学和技术著称。——译者注

[178]卡尔·波普尔（1902—1994），出生于奥地利，20世纪最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哲学家之一。最著名的理论是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了“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译者注

[179]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者令“范式”一词成为当代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译者注

[180]兰迪·希尔兹（1951—1994），美国记者和作家，同性恋权益捍卫者，死于艾滋病。他写作的《世纪的哭泣：政治、人民和艾滋病流行》一书，被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誉为“其对男同性恋的解放作用，就好像贝蒂·弗里丹对早期女性主义的推动和雷切尔·卡森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对环保主义的影响。”——译者注

[181]雀巢的早餐品牌。——译者注

[182]威廉·詹姆斯（1842—1910）、约翰·杜威（1859—1952）、理查德·罗蒂（1931—2007），这三人都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183]《哲学和自然之镜》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一部主要著作。中译本由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译者注

[184]保罗·艾利希（1932—），美国生物学家、教育家，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译者注

[185]《难以忽视的真相》是一部有关气候变迁的纪录片，其中特别关注全球变暖现象。电影由戴维斯·古根海姆执导、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主演。这部纪录片是根据戈尔研究多年的多媒体简报所摄制，这份简报是关于全球变暖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此片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由Melissa Etheridge演唱的主题曲I Need To Wake Up获得最佳歌曲奖。——译者注

[186]史蒂芬·平克（1954— ），加拿大—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译者注

[187]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因独自创立“自然选择”理论而著名，并促使达尔文出版了自己的进化论理论。——译者注

[188]洋葱报是一家拥有报纸和网站的新闻机构，以讽刺文章为特色。——译者注

[189]杰克·韦尔奇（1935— ）美国企业家，于1981年至2001年担任通用电气（GE，General Electric）的第八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将该公司的营业额提升到1400多亿美金，有“中子弹杰克”（Neutron Jack）之称。——译者注

[190]三哩岛核事故，1979年3月28日发生在美国宾州三哩岛核电站的一次部分堆芯熔毁事故。这是美国核电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事故发生后，美国公众对核电的信心大受影响，美国核电产业陷入长期的不景气中。——译者注

[191]游骑兵学校是美国陆军的训练单位，目的在于训练出具备领导能力的游骑兵。美国陆军各个近战部队都会挑选出精英分子到此受训，但训练极为严格，通过率低于30%。——译者注

[192]指阿富汗战争（2001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译者注

[193]林纳斯·托瓦兹（1969— ），Linux内核的最早作者，随后发起开源项目，担任首席架构师与项目协调人，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电脑程序员与黑客之一。——译者注

[194]埃里克·史蒂芬·雷蒙德（1957— ），常被简称为ESR，程序员，著名黑客，被公认为是开放源代码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著有《大教堂与市集：一个偶然的革命者对Linux和开源软件的思考》（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Musings on Linux and Open Source by an Accidental Revolutionary，简称CatB），是一部软件工程方法论，以Linux的核心开发过程以及作者自己主持开发的开放源代码软件Fetchmail为讨论案例。同名文章在1997年5月27日发表，并在1999年出版成书（O'Reilly Media出版）。——译者注

[195]Debian广义上是指一个致力于创建自由操作系统的合作组织及其作品，以坚守自由软件精神给予用户的众多选择而闻名。其项目众多内核分支中以Linux宏内核为主。——译者注

[196]马修·欧内尔，堪培拉大学传播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传播技术以及数字媒体和社会变迁。——译者注

[197]伊斯特·哈吉泰（1973—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哈佛伯克曼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对社会和政策的影响。——译者注

[198]丹娜·博伊德（1977— ），美国微软公司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青年人和社交媒体的关系，同时也兼任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助理研究教授，伯克曼中心研究员。——译者注

[199]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了丰富的古籍，但于3世纪末毁于战火。——译者注

[200]莱纳斯·鲍林（1901—1994），美国化学家，生物化学家，和平行动主义者，作家和教育家。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者注

[201]此处指KK的著作《技术想要什么》。——译者注

[202]约翰·威克利夫（约1320—1384），英国神学家，布道士，翻译家，14世纪反对罗马天主教廷的异议者，将《圣经》翻译为英文。死后被宣告为异端，骸骨被挖出焚烧。——译者注

[203]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 —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及作家，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译者注

[204]瓦希拉，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一座小城，人口不足万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曾于1996—2002年间任该市市长。——译者注

[205]此处作者有误，创作共用的成立时间应为2001年。第一批创作共用的许可的发放是在2002年12月。——译者注

[206]蒂姆·伯纳斯—李（1955— ），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万维网的发明者。——译者注

[207]一种图书关系元数据的国际标准。起源于美国一个叫都柏林的小城市的一次会议。简单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包括15种元数据元素：标题（Title）、创建者（Creator）、主题（Subject）、描述（Description）、发行者（Publisher）、资助者（Contributor）、日期（Date）、类型（Type）、格式（Format）、标识符（Identifier）、来源（Source）、语言（Language）、关系（Relation）、范围（Coverage）、权限（Rights）。——译者注

[208]Mercury除了有“汞”的意思外，还代表水星，以及罗马神话中雄辩之神墨丘利。——译者注

[209]2010年10月，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小变化：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其中认为，社会媒体产生的人际网络基础是“弱联系”，而有危险的激进行动却必须依赖“强联系”。原文见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0/10/04/small-change-3。——译者注

[210]吉利安·约克（1982— ），美国言论自由活动家，记者，旅行作家。现任电子边疆基金会（EFF，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国际言论自由主任。——译者注

[211]E·J.迪昂（1952— ），美国记者，政治评论家，长期为《华盛顿邮报》写对页社论。——译者注

[212]丹·吉尔默，美国技术作家和专栏作家，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学院奈特数字媒体创业中心主任。——译者注

[213]伊桑·朱克曼，全球之声（Global Voice）博客的创办人之一，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译者注

[214]让—巴蒂斯特·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1809年发表《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进化理论，即通常所称的拉马克学说。书中提出了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两个法则，认为这既是生物产生变异的原因，又是适应环境的过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多次引用拉马克的著作。——译者注

[215]查尔斯·莱尔爵士（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其巨著《地质学原理》在他一生中出版了12次，影响巨大。——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的边界/(美)温伯格著；胡泳，高美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03-08835-6

Ⅰ.①知… Ⅱ.①温…②胡…③高… Ⅲ.①知识学-

研究 Ⅳ.①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3028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4-2014-007

知识的边界

著 者：戴维•温伯格（美）

译 者：胡 泳 高 美

责任编辑：贾 娟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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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23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4年12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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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Big to Know

© David Weinberg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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