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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大概不会想到，他在涪陵住过的那套小公寓，如今快要成为一个景点。自他第一次从美国来到长江边的这个小城后，已经过去15年，公寓的住户换了又换。但每当夏天来临，去往三峡的旅游轮船途经涪陵的码头时，总有几个好奇心旺盛的外国游客，会专门跑到涪陵师范学院。他们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溜达，试图体会何伟曾经在书中描写过的样子。他们也许会记得何伟写过的那栋教师宿舍楼，破旧的混凝土墙面，颜色灰暗。何伟的公寓就在顶层。

在记述两年涪陵经历的《江城》一书中，何伟写道，从他6楼公寓的阳台望出去，是水流湍急而澄净的乌江，以及涪陵这座小城——竖立在河对面山坡上乱糟糟的一堆低矮结实的水泥建筑物。他的视野和听觉从不受阻挡。每天早上，他听到大楼后方的那只公鸡开始啼叫，晨钟在6点响遍校园，学生们昏昏沉沉跑过小路，然后是广播体操声，食堂的早餐声，第一堂早课的铃声。

2001年在美国出版的《江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像写日记一样，何伟优雅、缓慢地叙述他在涪陵的见闻。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美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和另一个美国人，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在1996年前往涪陵师范学院当老师。在美国，那些读过《江城》的人，对涪陵这座小城都心向往之。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将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唯一指定书目。他们甚至邀请了涪陵师范学院的一个英语老师李雪顺，前往美国作了一次关于涪陵的演讲。他后来对我说，《江城》在那所学校受到狂热的欢迎。

在何伟的笔下，李雪顺被描述成一个刚刚得到权位的焦躁不安的年轻人。那年他27岁，是学校临时安排负责接待何伟的外事人员。他在书里出现的场景并不多。在他得到一本何伟从美国邮寄过来的英文版《江城》后，他带领一帮人偷偷翻译成中文，并在校园里秘密流传。多年来，他一直和何伟保持着联系，但却从未告诉过他这件事。直到今年春天，何伟再次重返涪陵，他才提到此事。但他告诉我，那本书在流传中神秘消失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我们一起行走在校园里。在很大程度上，这所学校已经不是何伟当初描绘的那个样子。他们拆掉了许多老建筑，新建了办公大楼。为了应付扩招带来的将近2万名学生（15年来，这个数字翻了10倍），他们在市郊又新建了一个庞大的校区。李雪顺个子矮小，善于言谈，他似乎很高兴为我介绍何伟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事实上，作为一个“何伟之旅”的导游，他已经非常熟练。《江城》出版后，一个美国教授自愿到这里当了半年的老师，一个澳大利亚学生指名要到这里留学。慕名前来的外国人将近100个，他们大多都是通过学校或以国际志愿者的名义申请，而这还不包括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

当我们路过一幢漂亮的土黄色古旧小楼时，他说：“何伟前几天也专门来看了这栋楼，说拆掉了可惜。”路过操场时，他指着那个网球场说：“何伟刚到涪陵时，校方也打算专门为他们建一个网球场。但直到他们走了之后，才修建起来。”在文科教学楼的走廊上，他指着山下乌江边的一片空地，修建三峡大坝水位上涨导致那里的建筑已被拆迁，“那曾经是何伟吃面条的小饭馆所在地。”还有校门口的小广场，“何伟曾经描述过在那里进行的长征活动纪念仪式。”“这里是何伟的办公室。”“那里是何伟曾经上课的教室。”最后，当我们来到一个阳台，他指着对面一扇绿色木框的窗户说，“那就是何伟住过的公寓。”

那个外表破旧的顶层两居室，位置的确很好，从宽敞的阳台可以直接望向江水，泡桐和香樟树的枝叶弥漫在四周。这里刚飘过一场小雨，空气中好像猛然多了一丝怀旧的气氛。然后我们陷入沉默，仿佛各自欣赏了一会儿。“可惜了。”他突然说，“要是何伟这个房间一直留着不动就好了。但后来还有很多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住进去。”

“什么？”在听了一下午何伟的故事之后，这大概是最让我吃惊的一句话。

“他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他用过的东西保存下来，原样留在那里，就好了。”

“你想把这里变成‘何伟故居’？”

“没想到他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兴奋地说，“而且还这么有名。”

2

在中国，叫何伟的人太多了。涪陵师范学院就有一个体育老师也叫何伟。和平工作团成都总部的人给他取了这个中文名字，一年后，他就已经习惯用何伟去和涪陵人打交道。只有英文系的人偶尔会叫他的英文名字，Peter Hessler。

我第一次听说何伟，是2007年春天。我所工作的杂志想刊登几篇外国人对中国观察的文章。一个记者朋友提到了何伟，那时他已经离开涪陵，并且在北京做了好几年的《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我们尝试写信给他，询问他能否写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他很快给了我们两篇。我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深刻，那是他在涪陵当老师时，给英文系学生上的一堂莎士比亚文学课。

但在中国，你几乎很难看到英文版的《江城》。尽管何伟一直避免让文学政治化，但书中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某些描述，让这本书仍然很难公开上市。我从淘宝网买到了一本二手书。书的封面和内页都保存得很好，但仍可看出它的前任主人（武汉大学一个本科生）认真阅读却又小心翼翼的痕迹。那时，何伟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也已在美国出版。在台湾地区，这两本书都被翻译成中文。

很长一段时间，我通过淘宝网购买何伟的书。无论英文版还是台湾版，阅读何伟都是一种畅快的经验，同时还带着一点拥有秘密的刺激。因为在中国的出版市场上，几乎很难看到他的影子。但就在这年的初夏，北京的《读库》刊登了一篇何伟的文章，那是他在北京一条胡同生活的故事。接下来，他们又连续好几期翻译了他发表在《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在对何伟作介绍时，《读库》的主编张立宪说：“我特别建议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好好读一下何伟的文章，看看他是如何采集事实、组织报道的。”

尽管没有特别突出的迹象，但你还是能感觉到，从这时开始，有关何伟的消息和文章开始在网络流传。在以翻译外国文章为主的译言网，出现越来越多何伟写的故事，它们大多都曾发表在美国杂志上。一些读者甚至把他们的热情重新投入《江城》的翻译中。在中国最活跃的读书网站豆瓣网，几个忠实粉丝建立了何伟的讨论小组。当我在那年试图加入这个小组时，他们提示，必须先验证我的身份。那看起来就像拥有一件心爱礼物的小孩，很希望让人们看到，但却不愿意随便分享——某种程度上，这种对何伟的狂热也令人着迷——他们关心何伟的任何事情，就像对待一个摇滚明星。而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没有哪一个作家能享受这种待遇。

到了当年3月，这种狂热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消息很快在网上散布出去：何伟和他的妻子Leslie Chang（她是《工厂女孩》一书的作者）将重返中国，参加在北京、上海和成都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他的第三本书《寻路中国》刚刚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付出了一点代价——出版社仍然删掉了少许内容，但这似乎是值得的。在北京，他演讲的门票很快被抢光。当人们听说他在单向街书店还有一场免费演讲时，一个朋友立即对我说：“我们必须提前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何伟。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将外套放在沙发上，略显疲惫。深陷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他看起来的确像个新疆人——除了他的棕色头发，他曾在许多场合被误认为来自新疆。和大多数外国人比，何伟个子并不高，浑身上下最显眼的，是插在毛衣领口的那支钢笔，那仿佛意味着他会随时提笔，在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记下你说过的话。

演讲的时间定在当天中午，何伟似乎很吃惊看到这么多人。李雪顺坐在他旁边。这一次，他名正言顺地成为何伟第三本书的翻译者。一叠新书搁在面前的茶几上。现场很安静，坐在前排的许多人手里都拿着那本新书，不再是英文版或台湾繁体字版。自从简体版在中国大陆上市以后，短短几个月，我已经看到许多书评。那些他曾经写进书里的人——许多都是小人物，如今终于可以看到自己在何伟眼中是什么样子。或者，在他眼中，中国到底是什么模样。

3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是最遥远的一片土地。整个青少年时期，何伟几乎从未关注过任何有关中国的东西。即便是1989年，他刚上大学，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一系列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事件，但何伟对此没多少印象。他不太喜欢政治，甚至也不怎么喜欢新闻。在中学时他就给自己的人生确定了方向，那一定是有关文学。

何伟1969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偏僻的小镇。虽然镇上有一所大学，但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某种程度上，那有点像涪陵。何伟的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父亲是那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母亲是当地的历史老师。在很多方面，父亲对何伟成为一个作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拥有一个作家必备的许多品质，强烈的好奇心，擅长与人交谈，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他常常每隔两三年就会去访问同一批人，有时候他带着何伟。这种对人物的长期关注，等待故事自我展开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在后来成为何伟描写中国的主要优势。

16岁那年，何伟的高中英语老师鼓励他成为一名作家。事实上除了英语课，他成绩不是太好，还经常因为调皮被投诉到他父亲那里。但父母好像并不在乎儿子的学习好坏，让他随意成长。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三个姐妹也在当地高中上学。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他的聪明让他占了上风，他答题的速度比别人快很多——和中国高考不同，速度是美国的关键。他是当地唯一一个考入普林斯顿大学的人。

在普林斯顿，何伟很快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尽管他在高中已经读过一些小说，但在知识背景上，他仍然落后很多。他比较穷——也许是因为父母对金钱原本就不太重视，他对钱没什么概念。那时他父母的年收入大约4万美元，在美国那并不富有。何伟需要很多奖学金，并为此在业余时间工作。他曾经在大学食堂做服务生。他交的朋友大多是运动员和那些不怎么爱学习的人。

他喜欢读一本Ted Williams的传记。那个棒球手有他独特的声音和哲学：“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大学第一年，何伟开始用功读书。普林斯顿的写作课在全美都非常有名，但那还需要进行一场考试。他一共考了三次才通过。他后来对我说，人一定要有梦想，而且你得有自信。“一般人如果考了两次还没通过，也许会考虑其他的路。”他说，“但是我的梦想就是写作。”

大三那年，何伟开始上John Mcphee的非虚构写作课，那成为何伟人生的转折点。他开始考虑从事叙事性非虚构的写作。John Mcphee是美国最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之一。他从1975年开始在普林斯顿教这门课，大约有一半的学生——包括Richard Preston、David Remnick、Eric Schlosser，以及Robert Wright——此后都在从事写作或出版业。他的成功鼓舞了整整一代非虚构作家，也包括何伟。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何伟申请成为凯洛格基金会的人种志研究员。他前往密苏里州东南部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希克斯顿，研究那里的年轻人。这个珍贵的经验开启了何伟对小地方的研究写作计划。他逐渐知道，面对小地方的人，他应该去找谁聊天，以什么方式聊天，不同的身份必须用不同的方式采访。他在《应用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那实际上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叙事性的故事。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也以这个小镇上的故事为基础。他写出了长达150多页的短篇小说集，将近90个故事。

何伟希望在毕业后出国。他申请加入和平工作团，差点去了非洲。但这时他得到了牛津大学的Rhodes奖学金。在美国，那是许多本科生梦寐以求的一个奖学金，每年全美的名额只有32个人。克林顿也曾经是其中一个。与何伟一起在1992年获得这个奖学金的人包括Bobby Jindal（他如今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人们说他在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总统）、Cory Booker（纽瓦克市的市长），他们都已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明星。但很长时间以来，何伟很少对人提起他获得的这份殊荣。多年后，他的一个朋友偶然对我提及此事。当我写信去问何伟时，他回信说：

“我从来不喜欢在这上面小题大做，它很容易让人分散注意力。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都是如此。人们总喜欢假定你上过这样的大学，就认为你享有特权。”

在牛津大学，奖学金的组织方对何伟似乎很失望——很明显，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他们更喜欢那些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的人。他在牛津学习创意写作，但对许多英国人来说，那不是一个正统的文学课程。某种程度上，其他的奖学金获得者都自认在未来会非常成功。但何伟认为这种妄自尊大，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一个优秀的非虚构作家最好让自己站得远一点，试着去理解别人。

牛津大学的经历，让何伟再也不想和Rhodes沾上关系。1994年夏天，他毕业离开英国。他准备从欧洲绕到俄罗斯，然后从东方回到美国。他对俄罗斯怀着文学憧憬，却碰到了糟糕的经济现实。他搭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来到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这里和俄罗斯迥然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空气中充满了交易的活力。

回到美国后，何伟将这趟旅程的经历写成故事，发表在报纸上。之后一年，他到处旅游，写一些旅行见闻。1995年，他再度申请和平工作团。这一次他主动要求前往亚洲。他并没有对和平工作团的招募者说出他的真实动机。其实他很想有点时间写作，但又不想再回学校读书，而且他无法想象去做某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在涪陵，他如愿以偿。

4

艾米莉有一对细长的眼睛，眉毛清淡，颧骨高耸。在《纽约客》的那幅插画上，她就像美国人眼中的花木兰——何伟在那篇文章中讲述了她前往深圳打工的故事。她的名字来自《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1996年，她是涪陵师范学院英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她说：“何伟上第一堂课时，我们就喜欢上了他。但第二天，亚当又来给我们上课，我们好像就更喜欢亚当——他又高又帅。”亚当是另一个和平工作团志愿者。但几堂课之后，她又变了：“何伟每一次给我们的作业批复，都非常认真，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艾米莉也是何伟在涪陵第一个注意到的女生。她聪明敏感，和其他学生不太一样。在她毕业后去深圳工作的那段时间，她偶尔会给何伟打电话、写信。他们像朋友一样保持着联系。几年后，在何伟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中，艾米莉的故事是最令人动容的部分。

今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在涪陵见到她。我们坐在山顶上的一个公园，俯瞰着长江和整个市区。她前几天刚见了一次何伟。他们沿着江边散步，去新建的白鹤梁博物馆逛了逛，谈论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何伟问她为什么要从深圳回来。她说，在深圳也许思想会自由一些，但回到涪陵，她也许可以改变一些东西。她如今在涪陵一家小学当老师。对于这些学生的选择，何伟几乎从来不给出确定的建议。“但每当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首先会想到他。”艾米莉告诉我，“和他谈话之后，事情似乎就明朗起来。”

在北京居住时，何伟偶尔会回涪陵一趟，沿江顺流而下。在2002年的一次返乡（他常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旅途中，他写道：“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为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但新城区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高高坐落在河流上方的山丘上。”

仅仅4年，涪陵几乎变了模样。在《江城》里，何伟对涪陵的第一印象是那些开辟成梯田的山丘，他注意到人们如何改变大地，将它开垦成一阶一阶令人眼花缭乱的水稻田。他用一种巨细无遗的方式去描述涪陵城里的大小人事，就像Gay Talese笔下的纽约，那些石阶上的理发师、补鞋匠、道教算命师、牙医地摊，还有那个定期摆摊的江湖游医。他以好奇的眼光叙述这一切。

在涪陵的第二年，当新鲜感和少许的挫败感过去之后，何伟开始习惯这里的生活。一星期的每一天，一天的每个时候，他在城里都有例行的活动。早上，他会去南门山，坐在公园里看着这个城市醒过来。到了周二下午，他会找那个本地摄影师聊会儿天，然后去望州公园。周一晚上，他去中山路热闹的街道闲逛。而在星期天，他去附近唯一的教堂，和神父聊天，漫步到旧城区，看着铁匠在河边工作。在涪陵，人们已经习惯这个美国人到处晃荡。

但对何伟来说，他更多的乐趣和美好回忆都在学校。起初，他从美国带来的一切都令学生印象深刻：他老是带着一瓶水上课，总是喜欢在教室走来走去，他上课居然随随便便搔痒，他笑起来的声音也那么可笑，至于那只洋鼻子，它的长度和挺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何伟喜欢看到学生们提到这一切。他说：“我简直想不出，有哪一种工作比我的更好。”

在涪陵，何伟从未放弃他最初到这里来的动机。他相信这两年的经验，会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希望写作这件事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他用心观察，勤做笔记。最后，当他觉得准备好了，就动笔写。

1998年，何伟回到美国。在密苏里州父母的家里，他花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写完《江城》。每一天，他早早动笔，很晚收笔，记忆驱使他加速写作，他担心自己会失去涪陵生活的新鲜感。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这本书从未失去信心。尽管他已经感觉到某些压力，没多少存款，也找不到工作，他29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一直试图专注在写作上。

但写完后，一连好几个星期，何伟什么都干不了。两年的涪陵生活和持续的紧张写作让他筋疲力尽。未来仍是不确定的。他后来告诉我：“那是我人生中唯一感到非常沮丧的时刻。”

5

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中国。“假如我们现在说不清楚自己对中国的感觉，那么这也不足为奇。”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道：“自从西方人踏入中国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曾写下了多少有关中国的文字，可以说西方人一直搞不懂中国。”

在《可汗的伟大国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一书中，史景迁将西方对中国的写作和想象，从马可波罗到卡夫卡，作了一次全景式的综合概述。几百年来，西方人一直试图去了解这片土地，但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那么轻易被概括和理解的。在整个西方世界，几乎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出版过更为丰富的中国研究作品。但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惘、越是摸不着头绪，也许，我们就越接近那最有魅力的东西：真理。”

在涪陵，何伟最喜欢史景迁的一本书是《太平天国》。涪陵附近的插旗山这个名字，即来源于石达开和他的部队曾经在山顶插上太平天国的旗帜。他说，也许只有这么一次，涪陵这个小地方，快要接近中国大事的核心。在《江城》开篇的“作者说明”一文中，何伟提醒读者：“这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短暂时期里，中国一个小地方的书。”

尽管描述整个中国是如此困难——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年，那种频繁无情的、势不可当的变化感往往成为许多西方人界定当代中国的特点，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旅行，并试图用手中的笔去描绘他们眼中的一切。不过，如同何伟所说，这些作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就是：笔触永远跟不上改变的脚步。

“对一位作家而言，没有多少主题像‘中国’这么大，这么令人望而却步。这个国家有30多个省份，大约650座城市。当然，还有那令人目瞪口呆的13亿人口。”《金融时报》的记者Rahul Jacob写道。去年夏天，当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在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也许是为了避免和这个庞大的主题正面冲突，他打算把印度也牵扯进来。但那年冬天，他似乎已经放弃这个计划。

西方媒体派驻在中国的记者们，也许是最有表达欲望的一个写作群体。他们的写作范围几乎涉及各个重要领域：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从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到James Falllows的《来自中国的明信片》，前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中国的影子，而后者则试图在一张画布上，展示整个中国是如何迅速地自我改造。

但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处理上述重大命题的天赋。多年来，在为《大西洋月刊》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James Falllows已经建立起他对人性弱点和政治泥沼有敏锐观察力的名声。但即便如此，“处理如此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话题，其写作的难度在于，无论观察者多么仔细地想从飞逝的重要时刻抓住一点持久的东西，这个世界总是在他的读者眼前变化。”在一篇书评中，史景迁写道，“尽管James Falllows的文章恰好满足现实的需要，但这本书的命运，也不可避免要被时代背后无法预测的年表和结构所决定。”

也许是意识到这种写作的难度，更多记者开始小心翼翼处理自己的写作计划。《华尔街日报》的记者Matthew Forney在奥运前夕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他只写了一半就放弃了。是年4月，我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星巴克见到他时，他已经辞掉记者工作，开了一家企业研究公司。自从1993年来到中国，他曾是《远东经济评论》和《时代》周刊的北京分社社长。“但那年，我那本书没有卖出去。”他告诉我，“每个出版社都已经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那些书在美国其实并不赚钱。”

“那何伟的书呢？”

“噢，卖得很好。”他说，“何伟是个例外。”

6

写完《江城》后，何伟把书稿寄给美国几个大出版社。他们的回信颇为委婉：“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我们认为，美国人可能没有兴趣看这样一本有关中国的书。”那是1998年，正是中国经济爆发的前夜。但对何伟来说，那意味着他要尽快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尽管他之前已给许多报纸撰写过一些旅行文章，但他并没有任何记者经验。

何伟给美国的几家主流媒体都投递了一份简历。他希望某家报纸能把他重新派回中国。涪陵两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他最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一个稍微安全的物质保障。但几个月后，这个希望破灭了。在收到几封官方的拒绝信之后，《洛杉矶时报》的一个编辑写信给他：“你写得很好，又有中国经验，但你需要先从一个地方报纸开始工作。也许两年后你可以来洛杉矶。”这似乎是一个美国记者的标准式规划，但何伟意识到，等他再有机会回到中国，也许已是五六年后。而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剧变，这是最好的时机。他的老师John Mcphee再次鼓励他独自前往中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

199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何伟回到北京。他带着三袋行李、一叠旅行支票和一张圣路易开出，没有写归期的回程机票。当他在东直门附近敲响Ian Johnson的公寓大门时，后者正穿着睡衣，完全忘了何伟会在当天抵达中国。

《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的站长Ian Johnson比何伟大7岁，他在1984年就作为交换学生到中国学习过汉语。1994年，他以《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回到北京。那家报社给予他非常大的写作自由。他们不需要最新的新闻，更喜欢让记者去大城市之外的中国寻找话题。他每个月至少有两周时间都在外地。他认为只有那样才能了解中国。因此，当他准备招聘一名助理时，何伟的涪陵经验吸引了他。

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华尔街日报》北京站办公室，有两个卧室和一间厨房。何伟和一名司机共用那间厨房。作为一名剪报员，他的工具是一套裁剪刀、一把铁尺、一个有玻璃垫的书桌。当某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看似值得留存，他就剪下那则报道，再把它归档在办公室后面的柜子里。他月薪500美元，在雅宝路北边租了间公寓。它太便宜，以至于没有电视，没有空调。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外面，在办公室无聊地逗留，在北京街头骑车闲逛，或者，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他会出门旅行。

一个月后，Ian Johnson因事准备回美国。临行前，何伟对他说：“我写了一本和中国有关的书。”

“真的？”Ian心里暗自好笑，一个助理写了一本书？

“对。”何伟交给他一叠厚厚的书稿。

在回美国的飞机上，Ian Johnson一口气看完《江城》。他觉得不可思议。“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他告诉我，“我想，应该是我们替何伟工作，而不是他替我们工作。”

初看《江城》，你也许会认为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写作。他看到什么东西，碰到什么人，像一本日记。“你也许会觉得自己也能写，但后来你会发现，这本书是很神的。它是学习中国，认识中国，同时也是认识自己的一本书。”Ian对我说，“它可能是最近20年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何伟的写作有着迷人的音调和节奏，他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随处可见。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在看惯了许多描写中国的宏观叙述之后，他们发现长江边的这个小城才是真正的中国。何伟把大学时在密苏里州小镇做人类学研究的写作采访经验，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运用到涪陵，他的观察充满洞见，敏锐而深刻地记录着中国人的变化。

“何伟和其他作者完全不同。”Ian说，“大部分记者认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应该直接面向许多重大命题：环保、人权、经济，或者外交和政治，但他们却不一定能看到很深层的东西。而且像那样的书，是如此容易过时。几乎没有人会去看一本10年前记者写的书，但《江城》不同。虽然中国的变化这么急速，但何伟写的不是政策，他记录着人们的生活和内心是如何转变的。”

艾米莉在那年写信给何伟。在深圳校订这本书的书稿时，她充满感情地叙述她的喜悦：“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喜欢读你写的关于涪陵的故事，它把那里的水、那里的山和那里的人又重新带回我的眼前。”透过这本书，中国人似乎重新发现了一个自己生活过的世界。我还记得我初读《江城》时那种强烈的感受。那仿佛看见一个陌生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但你知道，那就是你所生活的地方。

1999年4月，何伟前往香港换签证。他在深圳见到了艾米莉，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两年。她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那种学生时代的羞涩感不见了。自从回到中国后，何伟常有一种失落感。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不得不到处写信询问是否需要一些中国的文章。那些报纸杂志寄给他的任何稿约他都签。但是，只要以前的学生写信或者打电话来，他的迷失感马上烟消云散。

在中国到处旅行时，何伟仍用心记录着他的观察和感受。他偶尔会把一些故事发给他的老师John Mcphee看。有一次，他把在广州吃老鼠的经历写在信中。那封信很快转到《纽约客》的编辑手中，并且刊登在2000年7月的杂志上。到了8月，他在辽宁丹东一家小旅馆被偷盗的故事，也发表了。编辑问他还有什么有趣的文章吗？他提到了深圳和艾米莉，编辑同意了。最终，他决定辞去《华尔街日报》剪报员的工作。他下定决心要从事全职的报道工作。

2001年，《江城》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上市。它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各种赞誉评论纷至沓来。10年后，我在香港的地铁里仍能看见这本书的影子。

7

2000年春天，在投了一年多的询问信后，何伟终于接到《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稿约。他们让他去看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他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陈梦家的故事。那是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考古学家。随后好几年，他一直在寻访认识陈梦家的人。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对陈梦家感兴趣时，他回信说：“我觉得他似乎被遗忘了，或者，至少被忽视了。在那些认识他的人死去之前，去研究陈的故事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陈梦家的故事刊登在2004年2月的《纽约客》，标题是《甲骨文》。那时他已经为这份杂志撰写了许多报道。但某种程度上，何伟并不是他们真正的记者。他对给其他报纸的日常新闻写作也并不在行。在《华尔街日报》当剪报员的头几个月，Ian Johnson和他的同事认为，何伟也许想从这个低层职位干起，慢慢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正式记者。有一次，一位编辑从美国到北京出差，与《华尔街日报》的同事吃饭。他对何伟说，也许你可以先学着写一些数码类的文章。Ian又暗自好笑，他明白何伟应该把他的写作天赋放到什么地方。

在做自由撰稿人的那段期间，为了谋生，何伟几乎什么都写——有好几次他为世界经济论坛写一些宣传小册子。但他并不喜欢外国记者常常以第三人称语气写作的报道。他更偏好那些戏剧性的、长篇幅的故事。《江城》出版后，许多媒体都对何伟打开了大门。但只有少数杂志可以给他那样的写作自由，比如《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他一年写两三篇文章，每个字的稿费就有两块多美元，够在北京吃一顿简单的午餐——一个句子也许够吃一个星期。但即便如此，何伟仍尽量保持着他的独立性。他从没写过一些传统主流的选题，即使编辑让他那么做。“我想他们因此对我有点失望。”何伟说，“但他们也拒绝了许多我写的故事。”

有一次，他向《纽约客》提出要写姜文的故事。那时《鬼子来了》被禁，姜文正在新疆拍摄一部新电影。何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姜文和他的电影来讲述历史。编辑同意了。然后他去了新疆，采访很顺利，但故事最后没有发表。当我向他问起这事时，他说：“没刊登的原因我很难公开说出来，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事。”他很尴尬，因为姜文对他敞开心怀说了很多事。他之后再也没和姜文联系过。几年后，当他把这个故事收录进第二本书里时，他看到史景迁在《纽约时报》的书评里特别提到，有关姜文这部分写得很好。“那对我意义很大。”他说，“我想那证明《纽约客》应该刊登它。”

在和《纽约客》复杂的撰稿关系中，何伟后来承认，其中一些问题也许是他的错。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编辑和一个机构。他这辈子从没为任何人工作过，他非常独立，也许有点固执。“如果有人告诉我应该去做某件事，但我并不想做，我一定不会做。”他说，“那时我和《纽约客》之间没有任何变通。我认为我是对的，至少在写作主题的选择上——但我应该以更灵活的方式去处理，就像现在。”

但何伟在处理自己的写作计划时灵活多了。每年夏天，他会寄出上百封信给以前涪陵的学生，每年至少回涪陵一次。当他前往香港换签证时，会去深圳看艾米莉。当他去浙江旅行，会去看望一个叫威廉·佛斯特的学生。在河南的考古现场，他追访陈梦家的故事。在北京的雅宝路，他和一个叫波拉特的新疆人交上朋友。虽然这些长期的追踪和观察，都是在为他的第二本书作准备，但他相信，没那么急迫，就像他的老师John Mcphee说的——你必须等待故事自己展开。

在北京，何伟搬到了菊儿胡同，那个地方比之前的公寓舒服很多。他经常跑到刚搬去丰联广场的《华尔街日报》新办公室聊天。他们一起喝酒，讨论任何有关写作的事。Ian Johnson那时正在写自己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野草》。他们都很看重文笔，喜欢谈论一篇优秀的文章应该怎么采访、怎么写，哪怕最细末的一个句子、一个单词。

与涪陵时期相比，何伟在北京表现出更活跃的一面。他变得很爱说话，却不太注重打扮，常年是那条户外裤，一件T恤，一个棒球帽。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再也没有当初刚写完《江城》时的那种压力。在经济上，他也有了更好的物质保障。他爱喝可乐，还从美国带回一整箱雀巢的谷物早餐Cheerious，足足30包，直到他离开中国时，还没有吃完。

到了2004年，写第二本书的时机似乎已成熟。他在给我的信中描述他最初的创作动机：“我感觉那像一次冒险——《江城》已经成功了，我知道最简单的事是写一本和它很像的书。但是我希望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他对陈梦家和考古的故事是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很想知道能否把它和当代中国联系起来。“但我仍然有点担心那是否能成功。”

2006年出版的《甲骨文》很快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它和浓郁个人叙述风格的《江城》完全不同，这本书在那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复杂精巧的结构、主题的延伸度，处处都显示着何伟的写作野心。他试图去把握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尤其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如何去回应这瞬息万变的中国。

对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江城》里的故事还有点偏远——许多年轻人无法想象有那样一个世界，那么《甲骨文》则充满了直面现实的场景。从四川前往深圳打工的艾米莉，在浙江教书的威廉，在雅宝路做黑市货币交易的波拉特，还有穿越时空去探索的陈梦家的故事。何伟成功地把历史和现实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自2007年以来，尽管许多人无法看到这本书，但那些故事最终一个一个慢慢被翻译成中文，在网上流传。而最近20年来，几乎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去认真描述过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

在中国，许多优秀的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已经无法对今天的中国进行精确的描述。而那些生活于此的作家，他们似乎有各种原因去解释。在接受上海一家英文网站的采访时，何伟提到此事，他说自己接触到的中国作家对那些小人物毫无兴趣。

“有许多文化上的原因。”他说，“一方面，知识分子向来轻视农民和工人，他们对那个世界没有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寓言式的小说，它们往往沉重而枯燥。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肯多花时间和打工者、工厂老板在一起，去写他们的故事？他们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活力所在。我想，在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之间有一条鸿沟。”

某种程度上，我想这解释了为什么何伟会在中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不止一个人告诉我，读了何伟才读到真正的中国。即便是外国记者，他们也很少像何伟这样，把注意力长期放在小人物身上。“何伟擅长把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写成一个时代的象征。”Mark Leong对我说。他是一名华裔摄影师，也是何伟长年的工作搭档。

但对任何摄影师来说，何伟的文字都是一种挑战。《纽约客》的编辑常常对Mark Leong说，去拍几张和何伟文字一样优美的照片——“但那非常难。大多时候你无法达到和何伟的写作一样的深度。”他告诉我，“有时候，观察同一个地方同一件事，何伟的思考角度都不一样。他还拥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擅长把一件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

有一次，当他们一起在内蒙古采访时，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山路上。那天颠簸得很厉害，整个身体几乎都半跳在空中。他看见何伟依然把笔记本搁在大腿上，不停地记录着谈话。“他写东西太快了。”Mark对我说，“每次他发邮件给我们，总是非常长。也许是某个故事的初步想法。但即便那只是一封信，也是非常优美的文章。”

“他天生是个作家。”

8

2011年3月的一个午后，200多人听了何伟的讲座。涪陵师范学院（如今已改名为长江师范学院）的阶梯报告大厅挤满了学生。为了限制人数，每个班只允许来三个人。他们几乎都是何伟离开这里很多年后才招进来的。面孔是新的，讲台是新的，教室是新的，就连这个校区也是新建的——从这里再也看不到江水。

何伟在涪陵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前一天上午，当我们在涪陵宾馆大堂碰面时，他已经在老校区作了一次讲座，和艾米莉去江边走了走，和几个朋友吃了饭，那天中午他还要和当地的几个官员共进午餐。但也许最令人期待的，是周五晚上和他以前的学生的聚会。如今他们大多都分散在涪陵的各个地方当老师。许多人毕业后再也没见过他。

何伟的演讲一半是中文，用来叙述他在中国的故事；一半是英文，朗读他的新书《寻路中国》。他曾告诉我，那可能是他写作技巧最好的一本书。在这本唯一翻译成简体中文的书中，何伟详细记录了他驾车沿着长城在中国西部的旅行经历。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京郊区一个名叫三岔的小山村。像他多年前对美国小镇和涪陵的观察一样，描述小地方仍是何伟最迷人的写作。

他在一封信里对我说：“某种层面上，三岔那个章节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文字。试图去描述中国农村总是非常困难。你必须有很大的耐心，不得不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们从不会坦率地告诉你他们的故事。”他接着写道，“但我和魏家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友谊。那对我很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友情，我也许在中国不会待那么久。”

何伟在2007年离开中国。他和妻子各携带一本书的写作计划，在美国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寻找可以写作的地方。在一篇给《纽约客》的文章中，何伟讲述了他回到美国后的种种奇特经历——有好几次，推销商品的人误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的妻子Leslie Chang是一名华裔，而阴差阳错之间他的名字被叫为Peter Chang。他给那个故事取名为“Go West”。他那时才发现，美国人是多么喜欢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中国人却很少谈论自己。他引用一个乡村音乐歌手Morris Mott的话说：“你的故事是你能用到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不仅能对抗你的敌人，还能给其他人带来光芒。”

李雪顺负责安排了何伟在涪陵的两次讲座。即便大多数学生从未看过何伟的书，但他想让现在的学生听听这个美国人的故事。那天下午，他坚持要带我们去参观新建的白鹤梁博物馆。何伟曾在《江城》中用一个章节来讲述白鹤梁的故事，那是一块古代用来记录水文的岩石。他曾担心三峡大坝会毁掉这个古迹，但政府投资2亿元在水下把它保护起来。

像往常一样，李雪顺不停重复着，哪一块石头被何伟写过，哪一段刻纹曾经出现在书里。然后他告诉我，他正在重新翻译《江城》，等待出版。我问他那会有问题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摇摇头说，“但这里的政府依然对它漠视。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江城》放到新华书店专门介绍涪陵的那个板块。那是宣传这个城市最好的方式。”

对于《江城》，何伟有次在信里告诉我，有些地方可能写得有点过头了，但那并不会让他否定那本书。“我想，那本书的力量在于，它来自某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涪陵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迁中，那些学生也是。”他写道，“我也是在那个期间长大成人。”

1998年6月底一个下雨的早晨，何伟乘快艇离开涪陵。他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船驶出港口时，他的学生一动不动地站在码头上。“他们在过去两年已经改变了许多，但现在他们将踏上各自不同而无法预测的路。但是，河流就不一样了。”何伟写道，“我和河流的关系很单纯：有时我顺流而下，有时我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比较慢，顺流而下比较快。河流就是这样而已，我们碰到了，然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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