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变形记
湘商

谭洪安

广东新会人，现居北京，《中国经营报》主笔兼“慧及人生”副刊编辑。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主要关注方向为明清至民国社会经济史。有15年媒体从业经验，自2003年起加入《中国经营报》，历任地产及商业版记者、编辑，特稿部编辑，区域经济版主编，其间两获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2011年起，主持中经商业史版，致力于近代以来地域商帮史、商会史及城市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与写作。

湘商：洪江城、宝庆客与工业湘军

近代以来，湖南人在军事上、政治上乃至思想文化上，都创立了惊人的功业，但经商贸易似非其强项，以至于传统湘商，脉络传承不甚清晰，现当代湘商，声誉卓著者屈指可数。到底在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上，湖南商人能否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且从源头细细探究。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地处湘西腹地的洪江古商城，扼守湖湘与云贵交通咽喉的清水江，成为有清一代大西南与江南地区商旅来往的枢纽。其商业地位，一度与山西平遥古城相类似。直至民国年间，西南的桐油贸易，大多需经洪江，故桐油又称“洪油”。熟悉抗战史的人都知道，“桐油换美援”的协议，对中国最终能在8年艰苦的岁月中坚持下来，作用甚大。

宝庆帮是湘商的又一翘楚。“汉口码头宝庆客”，清代中后期，宝庆帮是商业大埠汉口的主要商业势力，建有自家专用的宝庆码头，把持闻名全国的长江鹦鹉洲竹木市场。之所以能如此，全得力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湘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强势崛起。“军政商”合流，成为近代湘商一大特色。

后来，洋务运动祖师爷曾国藩设立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左宗棠创设中国近代最大军用造船厂马尾船政，均开创了“工业湘军”的先河。其影响所及，民国时湘人范旭东的永利化工，以及近30年来风头甚健的三一重工等，湘商“工业救国”的情怀不绝如缕。

第一章
政商之源出湖湘

1903年11月4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长沙城西离湘江不远的保甲局巷，22岁的桃源人宋教仁、23岁的善化（今长沙城南）人章士钊、26岁的湘潭人刘揆一和29岁的新化人陈天华等十来个年轻人，悄悄办了一场生日宴。座中的“寿星”，是他们的老大哥，虚岁刚满30的黄兴，他也是善化人。

为黄兴庆贺生日只是借口，当天的聚会别有所图，即筹备成立一家宣称要兴办矿业的华兴公司，其宗旨为耐人寻味的“同心扑满，当面算清”（扑满即存钱罐）。这家公司，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所熟知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

热血商人救中国

“心怀不轨”的华兴公司采用了当时十分新潮的股份制，重要成员均称“股东”，所持股票即会员证。其主要资金由黄兴、刘揆一两人筹措，核心会员也多有捐助。比如出身殷实地主家庭的黄兴，就变卖了祖屋以及年收成近300石谷的大片田产，而父亲早年当过湘军乡勇的刘揆一，不惜举全部家产借贷，慷慨拿出了4000多银元。

除了矢志反清的读书人外，华兴公司“大股东”中，确有名副其实的商人，曾是清末湖南商会首脑人物的禹之谟，即为代表。

据《湖南省志·人物志》记载，禹之谟是湘乡人，不到30岁时随湘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后因同情维新运动受牵连，被迫东渡日本，在东京及大阪等工业区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结交留日革命志士，思想亦逐渐从维新转向激进。

1902年，禹之谟学成归国，自日本带回一套纺织机具，到当时安徽省会安庆组装，成立阜湘织布厂。第二年，他回到湘潭，创办湘利黔织布局，随后迁厂长沙，获湖南巡抚赵尔巽拨出一大笔官款，规模得以扩大，所产布匹毛巾，质优价廉，畅销各地。这是湖南近代运用机器织布的起始，风气一开，省内不少地方创设了织布机坊。

此时，在长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反清活动的黄兴，鼓动禹之谟加入了华兴公司。禹为人勇于担责，极具组织才能，深得湖南绅、商、学各界敬重，先后出任商会董事、教育会会长等职，时时在大庭广众下公开鼓吹革命。

　　华兴公司正式成立后，“入股者”很快扩张至四五百人之多。据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中统计，有名有姓留存下来者近百人，过半数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它的第一笔“投资”，不是开采矿山，而是花费了不下5万银元，联络湖南秘密会党，准备于1904年阴历十月慈禧七十大寿时，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孰料行事不密，为清廷湖南地方官府预先察觉，黄兴等主要“股东”不得不亡命日本。

1905年8月，经孙中山、黄兴合议，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前后“运营”一年多的华兴公司接受“并购”，结束了它短暂而奇特的“政商”历程。

仍留在家乡的禹之谟受黄兴委托，筹建同盟会湖南分会，自任首届会长，他还投身了1906年春天爆发的粤汉铁路废约自办、争归商办运动。同年夏天，他率众在长沙为赴日后以蹈海自杀警醒国人的陈天华举行盛大公葬，无异于向当局公开政治示威。

禹之谟的激进行动让官府大为紧张，不久即以聚众闹事为由，将其逮捕，并于1907年2月处以极刑。据说，这个时年40岁的商人革命家临刑前慷慨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

工业拓荒“湖南帮”

禹之谟从容就义4年多后，以华兴会势力为重要班底的革命党，终于完成了“扑灭满清”的伟业。而此前半个世纪，禹的湘乡同乡曾国藩，却仍为挽救面临崩盘的大清殚精竭虑。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经过与太平军多年拉锯战，终于占得优势的湘军领袖曾国藩，在扼守天京上游咽喉的长江军事重镇安庆，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家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里也是后来禹之谟实业之路起步的地方。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上奏解释此举初衷：“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访募沉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即消灭太平军），可以勤远略（即抵御外侮）。”

一个半世纪过去，再细读曾文正公这段话，会发现它似乎并未完全过时。

安庆内军械所先以制造子弹、火药和枪炮为主。1862年，它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质轮船，1863年起，又陆续生产各种劈山炮和开花炮弹。1864年曾国藩率军攻陷天京后，将军械所从安庆迁来，后并入金陵机器制造局。

不过，以卫道著称的儒将曾国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求从属于湘军体系的安庆内军械所，完全不借助外国的力量。所谓“内”字，即指资金全靠湘军内部供应、产品全部供给湘军内部使用、技术力量完全来自中国国内，不与外洋器物及洋人有任何瓜葛。

因此，尽管这家官办企业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有能力的一批科技专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以及上百名熟练技工，但保守的管理思路，令其无从吸收西方较为先进的军工技术，所产军品大多乏善可陈。后人甚至批评这家军械所“财政拨付经费，经营不为利润，产品不为交换”，能否称得上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还很成问题。

幸好，1865年由曾国藩筹划，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实际承办的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及1866年由时任闽浙总督的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筹划，后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局，皆大举引入洋人专家及外国机器设备，想方设法仿制借鉴，军工产品制造水平有所提高，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才算名实相符。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晚清最重要的军工企业，经过150年曲折发展，传承其嫡系命脉的江南造船集团，如今已成为最负盛名的军民两用现代化造船基地。而马尾船政十三厂及船政学堂，实乃中国近代化海军之滥觞，其贡献早已载入史册。

曾国藩及左宗棠以一介儒生参政，挥师平乱之余，扮演“政商”角色，为中国新型机器工业开一先河，堪称历来工商业欠发达的湖湘之一大奇迹。

　徽商“克星”说陶公

再往前追溯数十年，清朝中叶以后率先提倡“经世致用”的改革派实干家陶澍，应该位列湖南“政商”第一人。

曾是林则徐老上级的湖南安化人陶澍，为官40年，事迹甚多，大刀阔斧改革积弊甚深的两淮盐政，应是其中极重要一笔。

原来，清朝沿袭明朝以来的“纲盐制”，即由若干富商充当“纲商”，把持盐引（食盐专卖凭证），其总头目称“总商”，代表官方主管各个散商。清中叶以前，先是陕西及山西商人，后来是迅速崛起的徽州商人，占据最大产盐区两淮的中心扬州，垄断盐业经营，得以富甲天下。

据湖南师范大学学者陈蒲清所著《陶澍传》记述，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以两江总督身份兼两淮盐政时，“纲盐制”已实行数百年，纲商一家独大，督察官吏又只顾中饱私囊，导致盐价昂贵、民不聊生，且因官私盐价差距甚大，导致官盐滞销，私盐猖獗，当时清廷以盐税与农业税为重，几乎不征工商税，因此官府税收亏空，财政困窘。

陶澍出台的改革措施包括：裁减官吏虚浮的办公费用，整顿松散的吏治，同时裁撤任意妄为的总商，严厉缉查私盐，并改善地方交通，疏通食盐销售渠道。总而言之，是尽量降低盐业买卖运输的成本，平抑盐价，官盐便宜了，老百姓就不会冒险去买私盐。

陶澍还在淮北试行盐票制度，取代盐引，即设局收税，人人可以申请运盐，不必经过纲商，彻底打破垄断。林则徐的好朋友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人魏源，就在陶澍幕中做事，据说这位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曾经请票运盐，实实在在赚了一笔钱。

改纲盐为票盐，实际上是打破官商垄断经济的创举。继淮北之后，淮南、河东（属山西）、闽浙等盐场也实施票盐制，盐民生活大大改善，且上缴了大量盐税，使国库得以充实。

陶澍改革两淮盐政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凭借盐业专营辉煌数百年的徽商，命运自此急转直下。陶澍晚年极为赏识怀才不遇的湖南小同乡左宗棠，决意“托孤”，虽然身为封疆大吏，不惜与一介布衣的左氏结为儿女亲家。有意思的是，左宗棠以征伐太平军军功官居高位时，曾十分倚重“红顶徽商”胡雪岩，使胡氏一度红遍晚清政商两界，成为末路徽商的回光返照。

若论历来的名气与实力，湘商在众多商帮中恐怕只能敬陪末座，但开近代风气的湖湘“政商”，有意无意中却把“天下第一商”拉下马，这是不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呢？

第二章
汉口码头宝庆客

清咸丰六年（1856年）春夏之交，湘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旷日持久的武汉三镇攻防战，硝烟渐散，湘军悍将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来到了刚刚收复的汉口。

自诩“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曾国荃，这一回并不是要亲自向敌方名帅翼王石达开叫阵，而是应军中同袍刘长佑之邀，现身远近闻名的汉口宝庆码头，为湖南第一商帮宝庆帮“撑场子”。

一出持续长达百年的商帮“码头风云”，至此高潮再起。

傍大款 打码头

原来，当时活跃于长江中游商业重镇汉口的两大商人集团——宝庆帮与徽州帮，正为扩大本帮势力、争夺码头地盘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因战功彪炳，历任两广、直隶及云贵总督的刘长佑，乃宝庆府新宁县人，他受汉口宝庆会馆首任会长何元仑之托，欲借实力强横的湘军名头，打压对手气焰。

据民间记述，何元仑时年已七十开外，得到曾国荃、刘长佑两位湘军大佬出面，底气陡增，即号召会众，加紧操练，伺机向徽州帮出击。对方探得风声，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先聚集帮中武功高强者，偷袭宝庆帮。两帮相逢勇者胜，双方在宝庆码头上近身肉搏，大打出手，结果各自战死数十人，伤者不计其数。

此役最后以徽州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称雄汉水江岸，将势力范围一举扩充至宝庆码头地界之外，建成宝庆街等“六街八巷”，至今犹存，为闻名遐迩的汉正街商业区之核心地段。

明清以来，木材都是汉口的大宗交易商品之一。早在清朝嘉庆（1796—1820年）初，湖南中南部宝庆府所属的邵阳、武冈、新宁、新化等县船帮商人，运送本地出产的大量木材，沿资水顺流而下入洞庭湖，再溯长江抵达汉口。他们在长江和汉水交汇处沿岸，龟山对面，创建了本帮的专用码头——宝庆码头。

汉口宝庆帮每年的销货金额，以百万两白银计，以其为主力的湖南商人，逐渐独占汉口木材市场的鳌头。

但宝庆府与汉口水路距离一千多里，船只往返一程动辄数十天，起初宝庆帮内又未留专人看守码头，同样看中此地位置的徽州帮，乘虚而入，反客为主，不让新到的宝庆帮船只靠岸，由此引发两帮激烈的码头争夺战。

自嘉庆年间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140余年间，宝庆帮为保住地盘，与徽州帮及其他省籍商帮械斗不断，咸丰六年之役，是有史料记载的三次大战之一，也是最血腥的一次。

近年出版的《武汉市志》之“帮会”一节中称，码头众多的武汉三镇历史上经常发生地域性商帮之间的武力争斗，俗称“打码头”，发展到近代，往往演变成为帮派“把头”(老大)之间，或秘密社会内部不同派别的火拼。

上述地方志书直言：“湘帮商人在与汉帮、徽帮之间持续百余年的争斗中处于不败，跟近代强大的湘系地方政权集团的有力支持、庇护是分不开的。”

鹦鹉洲 小湖南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唐代诗人崔颢的生花妙笔，让长江边上的一片小沙洲，与黄鹤楼一起名垂千古。

到了清代中后期，这片风景秀美的小沙洲，成了以宝庆帮为主力的湖南木商与武汉本帮木商之间激烈争斗的又一个战场，所酿成的积怨与冲突，绵延达一个世纪之久。

19世纪初陆续踏足汉口的湖南木材商人，通过省内的湘、资、沅、澧四水，以船运或“放排”方式顺流而下，将竹木材运至汉口及汉阳，供各地商家选购，鹦鹉洲一带江滩开阔，水势平缓，尤其适合大量竹木排停放。

清代湖南木商实力极盛之时，号称“五府十八帮”。“五府”即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与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五个主要木材产地。“十八帮”则为各府内再按地域划分的小组织，比如宝庆府商人又分大河帮、小河帮，前者以邵阳人为主，后者以新化人为主。

湖南各府各帮的商人，平时独立经营，也有各自的码头、行栈（仓库）和会馆，一旦遇到其他省籍商帮竞争，大多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实力最强的宝庆帮，除了坐镇汉口宝庆码头，在汉阳鹦鹉洲、武昌白沙洲等地，都建立了码头。

据美国学者罗威廉在《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一书中的研究，由于装载木材的大驳船在汉阳鹦鹉洲停泊、装卸更为便利，19世纪40年代，这个长江边上的沙洲，在地区间大宗廉价木材贸易市场中的重要性，赶上并超过了汉口沿岸。而真正让它进入黄金时代的，是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后，计划建立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他们需要就地采购大量的木材。

稍后，清廷废除实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规模生产，湘军集团领袖发起的洋务运动，又让国内的矿山开发和近代工业得以迅速起步，对木材的需求空前强烈。宝庆帮等湖南“五府”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鹦鹉洲木材交易市场大展拳脚。

贸易繁盛的鹦鹉洲上，人烟日益稠密，从“芳草萋萋”到居民逾万，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湖南人，尤以宝庆人最多。为保身家财产安全，“五府十八帮”共同捐资，在鹦鹉洲的洲脊上修建了著名的鹦鹉堤，又先后修建湖南各帮会馆28座之多。武汉人因此称鹦鹉洲为“小湖南”。

在湖南帮兴起之前，垄断汉口木业的是江西帮和黄帮（由迁居鄂东黄州的江西籍商人组成），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湖南帮乘湘军之势而起，这两拨江西商人失去天时地利，再也未能卷土重来。

倒是原来为江西商人充当地方代理商的汉帮（活动于汉水流域的湖北本帮）木材商，顽强地生存下来，与徽帮一起，继续长期对抗湖南帮。

宝庆帮 杀四方

20世纪初期，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多方搜集数据情报，写成《汉口》一书。据他的统计，近代汉口活跃的地域性商帮达12个之多，在规模较大的商帮中，年贸易总额达到3500万两白银以上的，有宁波帮、潮州帮、广东帮和香港帮；年贸易总额在2500万两以上的，有湖南帮；年贸易总额在1000万～1500万两的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河南帮、江西帮和福建帮。

清代的汉口，与北京、苏州、佛山合称“天下四大聚”，即商业最繁华的都市，历来不太显山露水的湖南帮，能居于汉口各大商帮的中游偏上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而宝庆商人实为汉口湖南帮的中流砥柱。

道光末年（1848年左右），宝庆码头一带已聚居了数千人，在帮主何元仑倡议下，帮众共同出资修建了宝庆会馆。会馆主体建筑前后三进，设有议事大厅、办公楼及学校，是当年汉口最气派豪华的商帮会馆之一。

而据近年新宁县民间人士所作《天下湘商》一书介绍，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宝庆府各县经汉口宝庆码头运销武汉三镇的大宗物资，成交金额分别达到：煤炭120万银元、木材80万银元、纸张60万银元、茶叶25万银元。

又有市井流传的歌谣唱道，宝庆人是“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可见其生意兴隆，春风得意。

抗战胜利之后，宝庆码头一度成为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的停泊码头，各省籍商帮民船也相继来此停泊，宝庆帮自家的船舶，反倒难以靠岸了。

眼见百余年的老地盘遭“侵占”，宝庆人沉不住气了，他们仿效前辈何元仑，备下厚礼，登门拜访奉命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73军55师师长、新化县人梁子禄。

历史再次重演，梁师长下令调来机枪连，在宝庆码头周边架上轻重机枪，虎视眈眈，外省籍船只见状，只好赶紧驶离。

第三章
八方商贾聚洪江

“由辰溪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中心。出口货以木材、桐油、鸦片烟为交易中心。市区在两水汇流一个三角形地带，三面临水，通常有‘小重庆’称呼。”

这是沈从文发表于1938年8月的散文集《湘西》之《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的一段话。

那年年初，在“七七”抗战爆发后的硝烟中，35岁的沈从文不得不抛妻别子，离开北平，匆匆南下，再次回到湘西老家。住了3个多月后，他辗转抵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同时执笔作文，记述此次返乡的所见所感。

古城洪江虽僻处内地，却拥有数百年传奇般的商业历史，它受到中国现代最出色乡土作家的青睐，实非偶然。

三百年间 几度辉煌

历来描述洪江商业盛况的名作家，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个。

早在《湘西》问世的250年前，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路经洪江的知名文人王炯在其《滇行日记》中即感叹，此地乃是“七省通衢，烟火万家，称为巨镇”。

湖南境内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从地理位置上看，自贵州流出的清水江与源自桂北的巫水在洪江城汇入沅水，沅水下行经洞庭湖再入长江，这座本不起眼的湘西小镇，实际上扼长江中下游沿岸商业城市与西南内地之间的水路咽喉。在水路运输为主的近代以前，它当仁不让地成为沟通东西的一大货物集散中转地。

王炯所生活的明末清初时期，应是洪江商业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鼎盛期。史书记载：“当是之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洪白之胶油、木材之坚美，乘流东下到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连帆之船衔尾而上，环货骈积，率以花布为大宗，南连桂林，西趋滇黔，利市三倍……俨然西南都市也。”

当年许多洪江商人，除经营商品运输贸易外，还兼营手工业，如开办造船工场、织染坊等，大量雇佣技术工人，堪称沿海城市以外，中国内地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之一。

洪江商业的第二个鼎盛期，应在康雍乾盛世至咸丰、同治年间（约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后期）。此时大量外地外省移民涌入洪江，据粗略统计，有18个省、24个州府、80多个县在洪江设立了同乡、同业会馆，全城3.8万人中，寄命于商，坐地经营者，多达1.6万人。这还不包括常年游走各地的洪江行商。

时人记载，洪江两河四岸“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因原有商业码头不敷应用，仅各地商人会馆增设的专属码头，就有20多个。

这一时期洪江商人的一大贡献，是利用本地桐油生产和加工优势，开创了洪油产业。他们彻底改变小本经营、小打小闹的格局，在洪江设立总部，到武汉、镇江、上海等地设立分号，第一次实行产权与经营权分离，聘用职业经纪人做掌柜，走上集团化、规模化经营之路，洪油由此畅销国内外。

沈从文笔下的洪江，已达到了它的第三个商业鼎盛期，即清末民初直到抗战期间。随着清政府不再“禁烟”，烟土（鸦片）贸易与洪油、木材一起，成为当地三大支柱产业，而西南地区陆续开放后，洪江的水陆交通优势更加明显，真正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专业商市。

在此期间，沿海及中原地区连年动荡，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各地商人及流寓避难者大量涌入洪江，小小一座山城，人口从战前的4万余人，激增至15万（一说20多万），城内钱庄票号、洋行镖局、客栈当铺、茶舍酒家、青楼烟馆，一应俱全。

比如民国三年（1914年），洪江就有大小钱庄23家，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洪江每年的货币流通量约58万银元，仅次于省会长沙，居湖南省第二位。而从1925年到1947年的20余年间，当地创办的各类报馆更不下18家。一个湘西小镇，俨然成为大湘西乃至大西南的金融划拨中心乃至经济文化中心了。

三大产业 地利天时

在《湘西》的另一篇文章《常德的船》里，沈从文还不厌其烦地详细描绘了洪江的油船：

“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可称为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江油船’。这种船多方头高尾，颜色鲜明，间或且有一点金漆装饰，尾梢有舵楼，可以安置家眷。大船下行可载三四千桶桐油，上行可载两千件棉花，或一票食盐。用橹手二十六人到四十人，用纤手三十人到六七十人，必待春水发后方上下行驶，路线系往返常德和洪江。”

据1938年湖南官方的《湘水道查勘报告》称，经常停泊在洪江的大帆船（大的载重10吨以上）有511艘，小船近千艘，加上每年数十万方木排经洪江下洞庭、入长江，当地商人可以说几乎完全垄断了沅水运输业，全盛期时俗称“船巴佬”的从业船工达一万多人。

原来，临近洪江的湘西雪峰山区盛产桐籽，可作为原料制成桐油，是农具、家具、房屋及船只广泛使用的防水涂料。清咸丰末年（1860年前后），传统桐油加工技术传入洪江，当地油商多方改进工艺和配方，熬炼成性能更优的油品，名为“洪油”，用特制圆木桶密封包装后，以船运送至汉口、镇江、上海等地销售，尤受江浙一带水乡居民的欢迎。

据说，清同治三年（1864年），即湘军攻陷天京的那一年，由福建和江西籍商人合伙创办了洪江城第一家油号——张吉昌油号。此后，随着黔桂川等地桐油均经洪江黄金水道集散，经营精炼洪油的油号不断增加，收购、榨炼、制作、包装、运销等上下游产业链日趋完善，洪油遂成为洪江三大支柱产业之首。前述《中国实业志》记载，极盛之时，洪江城的洪油业商号有十六七家之多，每年运出洪油20万担以上，货值700万银元。

兴旺的洪油业，不仅催生了清末的张吉昌、民初的庆元丰及徐荣昌（后两者均为江西新干县籍商人创办）等号称资本过百万两银子的巨富，还有力带动了洪江当地圆桶业、裱糊业、运输业及各式商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洪江第二大支柱产业木材业的发达，也得益于地利。黔东南、桂北山区有大片原始森林，可作优质建筑材料，而沅水流经洪江后，河面宽阔、水流平稳，形成数十里长的天然排坞。上游各口岸木商编好木排后，顺流而下，大量木材汇聚到洪江，使它成为黔、桂及湘西南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

木材商中，买卖两路分别称为“水客”和“山客”，他们自四面八方汇聚洪江，以地域自成帮派，名气响亮的有八帮，即花帮、黄州、益阳、常德、长沙、武汉、黔阳和天柱等八地木商，其中以来自湖北大冶的花帮资金最为雄厚，木材购销额约占总量的六成。这八大帮还在洪江共建了木业同业公会，抗战前的1935年登记会员超过150户。

清朝末年，由毕业于湖南政法书院的儒商杨竹秋经营的杨恒源油号，打通关系，取得采购“皇木”的许可，将洪江木材直销北京。另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十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21—1934年），洪江年输出木材量最高时达78万立方米，价值700多万银元。为木材业服务的铁作业、木作业、排缆业、水运业等也兴盛不衰。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放开“烟禁”，云贵川鸦片（俗称土药）大部分经洪江水路运至全国，每年可达7000担以上，到光绪年间更高达每年3万余担，销售收入1500万银元。民国九年至二十一年（1920—1932年），洪江一地每年征收烟土税500万银元，占湖南全省鸦片税总额的45%。由于鸦片附加值高，遂与洪油、木材鼎足而立，跻身洪江三大产业之列。

成也洪油 败也洪油

1938年9月，就在沈从文的《湘西》诸文陆续于萧乾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上连载时，急需战时援助的中国政府，派遣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秘密赴美，与美国财政部谈判以桐油出口换取借款。

几经努力，双方在次年2月签订《桐油借款合约》，美国进出口银行贷给中国2500万美元（年息4厘），中国以向美国出售桐油22万吨之净收入偿还，5年内付清。这项借款主要用于改善刚刚完工的抗战后方命脉滇缅公路的运输状况。

谈判期间，为了争取“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朝野同情，陈光甫曾派人将中国西南军民冒着日寇飞机轰炸危险，在崎岖山路上抢运桐油输美的艰难情形，拍成影片，寄给美国当局。一年后，陈光甫返国，为督促桐油和滇锡（中美又签订了出售7万吨锡换取2000万美元贷款的合约）外运，年近花甲的他亲自奔走于交通甚为不便的西南各地。

在此期间，陈光甫本人是否到过洪江考察，迄今未见明确的记载。而这个大西南最重要的桐油集散和加工中心，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战时桐油出口中做出过多大贡献，也鲜有史料提及。唯一见诸报端的，反而是此时此地的洪江洪油业，因牵涉到一宗莫须有的“运油资敌案”中，正面临灭顶之灾。

原来，抗战全面爆发后，长江中下游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长江实行封锁禁运，洪江各油号被迫停业，洪油产品大量积压。1939年初，徐荣昌油号驻镇江（时该城已被日寇侵占）分庄管事邓子英得知，江浙一带油品紧缺，价格高涨，他认为有利可图，便向洪江总号写信建议，将常德等地积压存油运来销售。

岂料此信为国民政府驻洪江邮检所的特工人员截获，即转交当地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手中。后者意识到，此乃勒索洪江富商巨贾的良机，于是把徐荣昌老板徐余松、杨恒源老板杨竹秋、庆元丰老板刘雪琼等洪江八大油号头面人物“请”来，当场出示信件，告之以“运油资敌”罪名，要求老板们出两万银元“摆平”。

遍布洪江街头的报馆记者们探得风声，将此案当成特大新闻曝了出来，消息传到香港，《大公报》又再予以披露，一下惊动了重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后者立即责令军事委员会电告湖南地方严厉查处，八大油号老板因此锒铛入狱。

留守八大油号的经理们眼见情势不妙，商量要“舍财保命”。因洪江油号老板多为江西人，他们耗费巨资，打通关节，请出深得蒋委员长信任的刘峙（抗战初期任第一战区副司令兼第二集团军司令）等江西籍高官进行斡旋。最后定了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将关押的8位老板全部释放，这才了结此宗轰动全国、骇人听闻的“经济汉奸”大案。

但此案前后耗时一年多，八大油号共花费20多万银元，被押的老板又大多年事已高，不堪折磨，如庆元丰的刘雪琼出狱不久即客死重庆，洪江洪油业因此元气大伤。

加上抗战8年，洪江油号全部停业，坐吃山空，几近一蹶不振。第一大产业衰落，连累了洪江商城各业衰微，往昔辉煌，自此一去难返。

“洪商”与洪江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

这是一句在洪江人尽皆知的民谚。据长期关注挖掘当地商业文化的洪江区政协副主席曾湘洪说，洪江商帮有别于传统十大商帮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由久居洪江的全国各地商人繁衍生成，故能扬各大商帮之长，避各大商帮之短。

比如洪江商人从不做“引车卖浆、织席贩履”之类的小买卖，懂得“十人不如一牛，十牛不如一车，十车不如一船”的道理，敢于打造纵横沅水和长江流域的“巨无霸”船只，以运输洪油、食盐、布匹、南杂（日用品）、土药（鸦片）等大宗货物，因而能够在小小山城造就“其富直逼长沙，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全城四万人左右，经营商业者竟达半数”的盛况。

在经营活动中，洪江商帮还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以宗法社会和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又以兴建十大会馆、供奉关圣等方式，作精神上的维系，形成所谓“五府十八帮”，即各自为帮，且相连为团的商业组织。

洪江历史上没有县治，是一个“先市后城”的典型商埠，故城内的“十大会馆”，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社会地位极高，俨然已接近于西方城市商人自治的模式。正因如此，洪江商帮在经营贸易活动中，能够独自运作、抢占先机、自主发挥，这都是其他受限于地方官府管制的商帮所不及的。

兼任洪江商帮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曾湘洪说，洪江商帮虽立足偏僻之地，但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笃信“天下的钱，应由天下人来赚”，从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帮地盘的渗透，且敢于吸收外地商人为新鲜血液，推动自身发展。

民国四年（1915年）由十大会馆改组而成的洪江商会，是湖南省内成立最早、会员最多、实力最大、影响最广的近代民间商会之一，后来经注册陆续加入商会的，就有洪油、绸布、南杂、百货等16个行业分会。

洪江当地还流传一句民谣：“贵州馆的顶子，江西馆的银子，宝庆馆的锤子。”意思是洪江当官的多是贵州籍人士（民国初年至抗战前，洪江基本在贵州军阀控制下），发财的多是江西移民（洪油业大体上为江西帮垄断），而从事手工业者则基本上是宝庆府的人。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出，洪江社会结构和商业文化的多元化。

“第一古商城”今昔

繁华已随流水去，此地空余一孤城。

相信每一个对洪江古商城辉煌历史有所耳闻的人，如今再走进这座二水环绕，风光秀美，街头巷尾却弥漫着落寞气息的小小山城，都会有类似感慨。

抗战时盛极而衰的洪江洪油、木材等行业，抗战胜利后，因长江航运恢复一度有所起色，全行停业的油号，有13家先后复业或新办。20世纪50年代中期，“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洪江富商，积极配合新政府的公私合营政策，纷纷将巨额财产或折价入股、或购买公债、或尽数捐献，本人则多选择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这片孕育“中国内地最早资本主义萌芽”的福地，再也见不到资本主义的踪影了。

但此后20余年，洪江城的经济命脉，又因特殊的机遇得以延续。

早在抗战期间，沿海已有部分内迁工业企业落户洪江，50年代推行公私合营期间，地方政府利用私营商业资金也兴办了不少工厂。到六七十年代，国内大举进行“三线建设”，地处湘西腹地、西南咽喉，水路运输便利的洪江，更成为重型企业内迁的当然之选。生产军用雷达的湘西仪器仪表总厂等三家大中型军工企业相继迁入，大大充实了洪江工业的实力。

据洪江当地人回忆，仅湘西仪器仪表总厂一家，最多时就有不下8000名职工，相对优厚的福利待遇、稳固牢靠的铁饭碗，对昔日风里来雨里去辛苦打拼的商人们的后代，极富吸引力。数以万计的国企工人队伍，很长时间里成为洪江日常消费的主力，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商城，不知不觉间蜕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工业之城。

真正让洪江日益“边缘化”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历经近40年断续施工后，湘黔铁路（株洲至贵阳，全长905公里）终于在1975年1月全线贯通，3年后，焦柳（河南焦作至广西柳州，全长1639公里）亦告贯通。东西、南北走向的两大运输动脉，在洪江古城以北四五十公里的怀化镇汇合，更快捷、更高效的铁路运输，对数百年来以水路运输为生存发展命脉的洪江经济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湘黔线、焦柳线原规划是在与洪江近在咫尺的安江汇合的，但当年的黔阳县（洪江受其管辖）地方主要官员认为，修铁路会占用很多耕地，使本来人多地少的老百姓生活更加穷苦，而恰巧有关的铁路设计图纸又莫名其妙地丢失了，最终，国家才敲定如今的怀化市区，作为两大铁路干线枢纽站的选址。

不管“父母官好心办坏事”的民间传闻是否属实，“火车拖来的城市”怀化轰鸣的汽笛声，变成了“小重庆”洪江式微的警号。

第二件事，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范围内不少国营军工企业逐步转向军民两用，外部环境的和缓，国防战略的调整，以及尽可能接近交通要道和市场的实际需要，都让它们继续留在深山里的安排，变得日益不合时宜。湘西仪器仪表总厂等大型企业，陆续迁回省会长沙等地，相关配套工厂企业，也见机外迁。人去厂空，人口长期维持在20万以上的洪江城，如今只有区区7万余人了。

最让老一辈洪江人留恋的古城商业遗存，比如沅水、巫水两岸密密麻麻的码头，还有岸上数不清的商铺货栈，在80年代中后期以旧城改造为名的大拆大建中，毁于一旦，至今保留下来的老街区老房子，大约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了。

即便如此，劫后余生的380多栋、总面积30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仍让前来实地考察的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早年师从梁思成，2012年5月逝世）惊叹，洪江是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标本和活化石，堪称“中国第一古商城”。

世事沧桑，时过境迁。洪江欲再现数百年来的繁华盛况，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留住一线依稀可见的商脉，泽被后世，滋润来者，不失为一种最好的传承方式。

第四章
实业报国三湘魂

1945年6月22日，战时陪都重庆珊瑚坝机场，范旭东和他最得力的合作伙伴侯德榜一起，风尘仆仆又满怀兴奋地走下飞机舷梯。

范旭东行囊简单，里面却装着一份沉甸甸的大合同——他一手创办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的1600万美元信用贷款协定。

这位少小离家的湖湘子弟大半生的奋斗和辉煌，都跟湖南老家没有多大直接关系。而此次巨额贷款，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借战后工业复兴之机，引进一系列技术设备，实现他重返三湘，大规模兴办化工实业的夙愿。

年过花甲的范旭东，看起来心情甚佳，身体也不错，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快要走到尽头了。

重挫

范旭东是在1944年10月，以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身份，应邀出席在美国中部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国际通商会议的。同行五人都大名鼎鼎，除川系的民生实业卢作孚外，陈光甫、贝祖贻（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张公权及李铭，均为江浙财团巨头。

在此之前，以“侯氏制碱法”蜚声欧美化学工程界的侯德榜已先行赴美，为永利化工联络洽商援助贷款事宜。由于永利的产品及范旭东本人早就享有国际声誉，有政府背景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决定破例，首次向中国私营企业直接贷款，并同意不要求任何抵押品，利息也很低，唯一的条件是中国政府提供担保。

按照范旭东雄心勃勃的战后复兴“十大厂”建设计划，这1600万美元的贷款，将采购如下厂矿机器设备：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年产50万吨的水泥厂、日产50吨的民用平板玻璃厂，以及一个日产500至1000吨的煤矿。它们大部分都选址湖南省内。

1945年5月4日草签贷款协定后，为争取国民政府尽快落实担保，在美国已逗留了半年的范旭东与侯德榜迅即取道英国，再经印度，辗转回到重庆。行装甫卸，范、侯二人就登门拜访政府两大“财神爷”——孔祥熙和宋子文。岂料后者含糊其辞，迟迟不作正面答复。

据记载，这两位“财神爷”早就有意将永利化工纳入日益庞大的孔宋家族财团麾下，他们借机向范旭东提出，如果同意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长，即可由宋氏掌控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签署上述贷款担保。

范旭东跟他的湘阴同乡前辈，绰号“左骡子”的左宗棠一样，脾气倔强，遇事决不轻易低头，对国民党官僚资本插足民族工业，始终抱有强烈的戒心。他担心孔、宋只图私利，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因此婉言谢绝。谈话陷入僵局，双方不欢而散。

不久，日寇无条件投降，艰苦的8年抗战终告胜利，在亿万中国人欢喜若狂的大日子里，范旭东却等到了行政院一纸冷冰冰的公函：贷款担保申请“未予批准”。

事情至此还没了结。社会上很快出现流言，说范旭东名下企业在抗战期间“当毁不毁、当迁不迁、当建不建”，爱国不力，所以美元贷款协议政府才不予担保。

数十年来一片赤心报国的范旭东，先是苦熬8年后宏大的复兴抱负受阻，再遭如此刻毒的造谣中伤，忧愤之下，突发急病，于1945年10月4日含恨去世。此时距他兴冲冲回国仅仅3个半月，离他的62岁生日，只有短短20天了。

奋斗

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旭东长兄范源廉追随老师梁启超东渡日本，后来，他把弟弟也接了出去，范旭东因此得以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应用化学专业。

1912年，民国成立，范旭东也学成归国。他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了一年左右的公务员，因不满官场腐败，决意另谋出路。时任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再次帮助弟弟赴英法等国考察盐务及制碱化学工业。此行令范旭东眼界大开，回国后，他决意到毗邻著名的长芦盐场的直隶省塘沽镇，筹办国内第一家精盐工厂——久大精盐公司。

久大创办之初，集资额为5万银元，由状元企业家张謇、梁启超及范源廉等高官名人赞助。其后，范源廉早年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同学、湖南籍名将蔡锷出资10万元入股，同为两湖籍人氏的副总统黎元洪等也有投资。诸多贵人相助，久大公司出手不凡，很快就购入盐田2000多亩。

当时，国内食盐实施“引岸”制度，即食盐运销由官僚与传统盐商合伙，分片垄断经营，导致食盐质劣价高，且私盐横行。范旭东设厂提炼精盐，无异于阻断这些盐商的财路，自然遭到他们极力反对，但却获得社会舆论声援。一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的梁启超，更态度开明，大力支持范氏的创举。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代中后期湖南籍两江总督陶澍实施“以票代引”，打破徽州大盐商一统天下的雷厉风行之举。

到1925年，久大公司已突破传统盐商旷日持久的围攻，自塘沽扩展至青岛等地设厂，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精盐企业，年产量由最初的3万担增至50万担（约合3万吨），资本总额也增至250万元。到抗战爆发前，久大在东部沿海拥有盐田10万亩，年产盐400万担，以当年全国人口四亿计，平均每人可吃到一斤多久大生产的精盐。

说到范旭东对中国近代化工业的最大贡献，是1917年在久大精盐基础上，创办永利碱厂，以食盐为原料，制造当时国内紧缺而用途极大的纯碱。永利初创时，因未掌握制碱核心技术，长期入不敷支，要靠久大盈利不断“输血”，同时也得到范旭东留日同学、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慷慨贷款数十万元，才勉强维持。

1921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侯德榜，经人介绍与范旭东相识。两人都醉心振兴民族化学工业，因此一见如故。侯德榜曾说过，像范旭东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他欣然应范氏之邀，加入永利。

经过范、侯二人带头苦干，永利业务逐步扭转颓势。1926年，永利出品的红三角纯碱，获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经世界碱业工会鉴定，其质量居世界第二。当年永利纯碱年产量约4500吨（日产12吨），到1936年增至55400吨以上（日产152吨），另外年产烧碱4440余吨。

1934年，永利碱厂重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资本增至350万元，同时还以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资550万元，另向银团借款110万元，合计1100万元，投建南京硫酸铔厂，于1936年底竣工。塘沽碱厂和南京硫酸铔厂相继投产，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工工业的基础。

转轨

湖南永顺人李烛尘1918年加入久大精盐，随后又协助建设永利碱厂，长期负责厂务管理工作，从罗致人才、管理人事，到宿舍、食堂、医院、子弟学校等员工福利的筹办经营，无不尽心尽力。1922年，范旭东、侯德榜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专门负责技术研发，李烛尘又包揽“永久黄”集团（永利、久大、黄海三家合称）一切对外事务，让范、侯等人得以专心技术攻关。

李烛尘生于1882年，仅比范旭东年长一岁，但足足多活了23年。这恐怕跟他性格憨厚温和，办事持重而不急躁大有关系。李一向清廉，为企业服务数十年，个人居然并无多少积蓄，以至于范旭东主动赠股5000元，才让这位湖南老乡获得进入公司董事会的资格。

1945年10月范旭东忧愤去世后，“永久黄”骤失精神领袖，又面临官方刻意排挤打压，处境危急。加之抗战后百废待兴，工厂复工头绪繁多，如果不是禀性坚韧的李烛尘一力承担，竭尽所能，范旭东苦心经营30年的事业能否维持下去，都成疑问。

数年之后，大陆政权易手，本来已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李烛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率先于1952年上半年推动永利化工公司实现公私合营，成为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模范。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7年更出任食品工业部部长，后改任轻工业部部长。永利化工则几经调整变化，变身为国营天津碱厂。

早在1935年，蒋介石曾力邀声望如日中天的范旭东接替孔祥熙，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范推辞不就，1942年蒋又邀请他出任经济部长，再遇婉拒。性格耿直的范旭东说，我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

他若泉下有知，看到并肩奋斗数十年的老大哥，在新形势下，最终还是选择了弃商从政之路，又将做何感想呢？

第五章
“红色”资本起三湘

尽管一个是“55后”，一个是“60初”，梁稳根和傅胜龙两人身上，仍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而立之年放弃公职“下海”谋生，几经辛苦才成就一番事业；都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经常强调“致富不忘根本”；连他们的家乡涟源与邵阳，也一衣带水，不过咫尺之遥。

但他们又如此不同：当2011年梁稳根以500亿元个人财富登上中国内地首富之位，他统帅的三一重工又因状告美国总统奥巴马而蜚声国际之时，保守估计身家也达80亿元的傅胜龙，仍带领旗下的大汉集团埋首于省内“百城开发战略”，足迹几乎不出湘境。

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也许，这就是湘商的个性。

梁稳根“前史”

30岁前的梁稳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活轨迹稳定而扎实：出身湘中农村，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材料系，毕业分配到国营企业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不到两年即升任厂计划处副处长、体改办副主任。

但梁稳根天性其实更好折腾。他跟那个沸腾年代一些不甘寂寞的厂矿机关干部一样，卖过羊、卖过白酒，也倒腾过玻璃纤维，可惜都赔得一塌糊涂。最终他决定回归本行，筹资兴办涟源特种焊接材料厂，自任厂长。

1986年3月，刚满30岁的梁稳根与唐修国、袁金华、毛中吾三个歃血为盟的兄弟，凑齐6万元钱，在一个地下室里，开发一种市场稀缺的有色金属焊料，正式走上创业之路。

起初凭着一股干劲开发的新产品“105铜基焊料”，因质量不过关遭客户全部退货。梁稳根急忙请来中南矿冶学院的恩师翟登科教授现场支招，终于起死回生，好不容易收到了第一批货款9000元，那年头，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初战告捷，士气大振，接下来的几年，他带着团队，乘胜追击，业务不断扩充，工厂从老家涟源县茅塘乡搬进了县城，每年收入过亿元，利润上千万元。

这时候，梁稳根开始琢磨：为什么同在湖南的张跃、张剑兄弟的远大空调，起步比自己晚、起点比自己低（远大1988年以3万元资本在郴州创办），短短几年内营业额就能做到20多亿元？他的结论是：做焊接材料这个行业花的精力太大，回报太小，就好比一个理发师，要理得非常好，必须耗费终生的心血，但最后也就是个顶级的理发师而已。

1992年，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梁稳根人生事业中的转折之年。他提出“双进”战略，即必须进入大城市——长沙，必须进入大行业——工程机械。当时公司内部质疑声不断，很多人认为机械行业是夕阳产业，只有国企在做，前景很不明朗。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稳根是对的。

宝庆帮后人

30岁前，傅胜龙走的也是一条典型的基层政工干部之路，在老家邵阳当过教师和共青团团委书记。梁稳根满怀豪情走出涟源，走向长沙之时，已有十余年党龄的傅胜龙，拿着多年积攒的5万元辞职下海，从钢材贸易起步，创办了日后湖南百姓无人不晓的大汉公司。

邵阳旧称宝庆府，清朝中叶以来，宝庆商人运送大批木材，沿湖南“四水”之一的资水东下洞庭湖，辗转抵达华中商贸重镇汉口，几乎垄断当地竹木业市场，号称“汉口码头宝庆客”，宝庆帮因此名扬大江南北。

20世纪80年代起，历经多年沉寂的原宝庆府所辖邵阳、邵东等地商贩，仍以商品流通业起家，把各类日用品生产和批发做到了极致。据说世界闻名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最早多半是由邵阳、邵东人搞起来的。时至今日，湘黔铁路上邵东一带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论规模、数量和辐射力，仍是中南地区数一数二的。

继承了宝庆商人做生意天赋的傅胜龙，下海第一年，即1992年，就实现了月钢材销售额800万元的“奇迹”，1993年在宏观调控导致市场转冷的不利局面下，创下了月销售额1900万元的纪录。此后，他涉足物流，继而进军房地产，像大多数搭上中国楼市超高速成长的地产商一样，业务蒸蒸日上，财富迅速膨胀。

经过近15年打拼后，2007年，横跨多个行业、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的大汉控股集团，年销售收入达75亿元，首次位列湖南民营企业500强前3名。

与傅胜龙合作过的人都说，他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勤奋的企业家之一，事事亲力亲为，每天工作不下十五六个小时，有时与人约好了傍晚见上一面，居然要等到凌晨时分，才能看到他一脸疲惫地从外地匆匆赶回。

党员资本家

团委书记出身的傅胜龙，有一个外号叫“红色资本家”。他的大汉控股集团，是湖南省内第一家成立中共党委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傅胜龙以下，多达25名公司高层有过在大中型国企及政府机关里任职团委书记的经历，占到大汉高管总数七成以上，其中至少15人分别出任集团下属各子公司的总经理。

傅胜龙重用“团派”的原因，据说是这些干部“社会责任心强，思想活跃，开放意识突出”。

与傅胜龙相比，贵为中共十八大“明星代表”的梁稳根，身上的“红色基因”更加清晰可辨。上大学期间及任职洪源机械厂时，他两度向党组织“表决心”未果，当了工厂老板以后，他又第三次尝试。不过，当时有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申请入党者，其雇员不能超过7人。结局如何，可想而知。

苦苦追求进步20多年后，2004年，梁稳根终于得偿所愿。那时候，他早已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私营企业主，而是矢志实现“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愿景的三一重工集团董事长，旗下拥有成千上万名员工，是名副其实的“大资本家”。

据熟悉梁稳根的人透露，他有个习惯，每当在公司中高层会议上遇到新面孔时，总会问一句：“你是共产党员吗?”三一重工不成文的规定是，干部提拔前必须递交入党申请书，否则没门。三一的员工都知道，梁稳根在长沙日常办公的那栋楼叫做“党委楼”，梁稳根的办公室一度就是三一的党员活动室，在三一厂内，每天早上响起的第一支歌是《歌唱祖国》。

与仍然兢兢业业埋首工作的傅胜龙最大的不同是，年近花甲的梁稳根已为自己设定了退休的底线。

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三一重工真的做到世界第一，我就回涟源老家钓鱼去。

湘商：宿命与使命

湘商在江湖上崭露头角，不过近百余年的事，既是后起之秀，它凭何精神特质自立于天下商帮之林？新世纪商业格局与商人气质发生剧变，包括湘商在内的传统商帮组织与文化，又如何自我更新，赶上潮流?

以身为“92派”（特指1992年小平南巡后集体下海的那代企业家）一员而自豪的湖南湘阴人、北京湖南企业融资投资商会会长伍继延，颇有其同乡先辈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遗风，近年来游走京湘两地，努力为湘商寻根认祖，助推地方商会建设。对上述话题，他自有一番见解。

问：近世湖南人擅长打仗，热衷政治，却似乎没有浓厚的商业传统，你怎么理解湘商的源起及其特点?

伍继延：近代湘商兴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西文化与制度发生激烈碰撞、国难当头之际，因此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大都“心忧天下”，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从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到兴办国内第一批近代官办工业的曾国藩、左宗棠，无一不是湖南人。风气所及，早期湘商大都是亦官亦商，或者既是革命家也是商人。而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首善”，也都是湖南籍的成功企业家。第二，在追求创新上狠下工夫，早期如民族化学工业创始人范旭东，近期如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工程机械湘军”，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占领产业制高点，赢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近年来笑傲文化界的“出版湘军”、“广电湘军”，无一不是锐意创新的代表。

问：与各大传统商帮相比，湘商历史较短，根基尚浅，它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弱点呢?

伍继延：湖南人性格鲜明，他们的优点往往也是弱点。比如湘商过度的“心忧天下”，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太关心政治，甚至会有些盲目。近来有位知名的共产党员民营企业家，公开说“我的一切随时可以献给党”，这跟党和政府当前对待民营企业的政策，明显背道而驰嘛。再说湘商喜欢创新，但如果一味求新求变，就很难沉得住气，而成熟的经济力量和商业文化，都要靠长期的沉淀和积累。还有一个词形容湖南人的性格，叫“霸蛮”，往好里说是坚韧不拔，往不好里说，其实就是不善于灵活变通。但市场瞬息万变，对商人企业家而言，这也算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吧。

问：你是湘商寻根的主要推手，又致力于湘商地方商会的建设，你怎么看待传统商帮文化与现代商会精神之间的传承与变化?

伍继延：在新的商业环境下，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商帮是不现实的，我们倡导湘商文化，为湘商追根溯源，与这些年来国内兴起的“商帮热”一样，是对过去几十年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反拨，商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白将会往何处去。

新一轮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他们没有主管部门，却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资本话语权，他们有自身的权利需要共同维护，有自身的诉求需要有效传达给外界，同时，他们也需要严格的行业自律。因此，传统商帮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拥有明确自治意识并得到制度保障的现代商会，是我们这一代商人的当务之急。

问：商会作为一种新兴的民间组织，如何面对政府监管这一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伍继延：我相信，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是经济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产物，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我们都意识到，“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未来中国的必然趋势，政府应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基层社会组织，拥有雄厚基础和经济力量的民间商会，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首先，民间商会的非政府组织特点应得到尊重，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政府的附庸；其次，现在各地民间商会相对于政府还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希望尽快出台《商会法》，既对商会活动加以约束、规范，又以法律保障来克服商会发展的制度障碍。

我想，如果将来中国各地能有几千家运作成熟的各级商会，即可最大限度地消减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历史已经证明：商会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器。

鸣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吴刚、“慧及人生”版组编委于东辉给予了慷慨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同事刘红科、樊海英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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