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变形记
闽商

谭洪安

广东新会人，现居北京，《中国经营报》主笔兼《慧及人生》副刊编辑。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主要关注方向为明清至中华民国社会经济史。有15年媒体从业经验，自2003年起加入《中国经营报》，历任地产及商业版记者、编辑，特稿部编辑，区域经济版主编，期间两获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2011年起，主持《中国经营报》商业史版，致力于近代以来地域商帮史、商会史及城市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与写作。

闽商：彪悍海商 情系家国

“海者，闽人之田也。”闽商的事业，几乎处处都离不开大海。从亦盗亦商的海上贸易开山祖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拓殖东南亚的冒险家“爪哇糖王”黄仲涵，“橡胶大王”陈嘉庚，到近代船政的首创者沈葆桢，华洋交流的中介上海南洋庄商人，无一不是在特定时代，在中国的海洋贸易及对外拓展事业上，留下了不可轻易磨灭的贡献。

倚海为生的闽商，见惯险恶风波，素来急公好义，深具家国情怀。“国姓爷”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壮举，固然载入史册；中法战争马尾水师虽遭重创，仍因培育出近代中国海军第一批将才而备受缅怀；陈嘉庚振臂一呼，以闽侨为主的上万南洋机工奋然回国参战抵御日寇的泣血事迹，足令后人景仰。

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政权因对海上事业重视不足，军事上饱受外侮，经济上成为附庸，导致国势日衰。而在传统大陆思维下，闽人冒险犯难，出海求生，更被视为“匪盗”，受到敌视和打击，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当代中国正从大陆型国家，积极谋求向海陆混合型国家转变，急需拓展更广阔的海洋战略生存空间，天生与大海为伍的闽商一路走来的足迹，自然有其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第一章
郑氏海商震东南

1646年11月15日，南明王朝顶梁柱、官封平国公的郑芝龙，只带数名亲随离开家乡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轻骑前往福州，与率清军入闽的贝勒（王爷）博洛“握手甚欢，折箭为誓”，正式纳降归顺，等着接受闽粤总督的大印。

但清方并未信守承诺，反而挟持郑芝龙，并挥兵攻陷安平，烧杀抢掠，连郑氏家人也不放过。因劝阻父亲降清不成，被迫遁走金门岛的郑成功，闻讯火速赶回救援。眼见生母翁氏已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国仇家恨，集于一身，他愤而树起一面大旗，上书“背父报国”四字，会合部众，再抗强敌。

那一年为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血气方刚的郑成功，年仅23岁。自此，他踏上由抗清主将升华为民族英雄的传奇之路。而其父郑芝龙51岁（一说42岁），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则是见利忘义、气节不保的卑微背影。

不过，历史也有未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

盗亦有道

有关郑芝龙早年的事迹，史书上众说纷纭，就算其何时出生，亦存争议（本文采用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即1595年之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曾是一个刀口舔血的大海盗，也是一位狡黠精明的大海商，经历非凡，个性强悍。

大约16岁时，像闽东南沿海许多家境贫寒的青年一样，郑芝龙离家外出，希望碰碰运气。他第一站到了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投靠在那里做外贸生意的舅舅黄程，有时随商船押运白糖、麝香、鹿皮等货物前往日本。

在澳门的两年里，郑芝龙接受基督教洗礼，学会了一点葡语，还摸到做生意的一些门道。18岁那年，即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辗转到日本谋生，投入亦盗亦商的海上武装集团首领、泉州人李旦（又名颜思齐）旗下，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万历四十年前后，因明朝海禁政策中断已久的中日贸易又趋活跃，福建沿海居民纷纷出海，郑芝龙可谓适逢其会。精力充沛、机敏多智的他，很快得到李旦赏识，据称还被李收为义子，跻身十大寨主之列，所劫获财物“富甲十寨”。他协助李旦管理商船和大量财产，还受托赴东南亚的越南（时称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时称真腊）等地经商，获利甚丰。

据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学者张宗洽考证，那几年，郑芝龙很有可能来往于日本、台湾之间，最迟在明天启元年（1621年）即随李旦踏足时为化外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曾控制今嘉义、云林等西南部地区，比1622年夏天进占澎湖列岛的荷兰人，还早一年。

这一点，对近40年后郑成功打出“复台”旗号，武力驱逐“红毛番”，在情在理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台湾本来就有郑氏家族开辟的基业。

现存荷兰方面的档案显示，郑芝龙（按洋人习惯称为“一官”）与一心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荷兰人成了生意上的伙伴，因为他懂得当时亚洲商业市场通用的葡语，还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当过一年半的通事（翻译）。

1625年，李旦去世，郑芝龙趁势接管其大多数财产和部属（有说法称他是伪造遗嘱，用计侵吞的）。经过13年以命相搏的冒险生涯后，这个31岁的海上枭雄，终于得以自立为王，在台湾造船，向荷兰人买炮，招募闽粤两地悍勇之士，待羽翼丰满，便展开以武力迫使明廷放弃海禁政策，称霸东南海疆的宏图大业了。

此后一直到归降清朝之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郑芝龙继续拓展海上事业，攫取超额利润。

富冠闽粤

史籍记载，鼎盛时期的郑芝龙“富甲八闽”“富冠闽粤”甚至“富可敌国”，他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又是如何挣得这些惊人财富的呢？

曾任知名经济学家王亚南（《资本论》中译者之一）晚年学术秘书的厦门大学历史学者林其泉，根据明清史料做过估算，郑芝龙的全部家财，超过明朝后期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应在1000万～1500万两银子之间。明末一两银子，可买大米两石（折合190公斤上下），按今天的普通米价换算（市价每公斤5元人民币），约值950元。换言之，郑芝龙的身家，堪比今天的百亿富豪。

郑芝龙的财产，主要在家乡安平，除了“田园数万顷”“第宅纵横数里”“家藏金钱皆铸狮子、虎、豹形，重百斤”等规模可观、极尽奢华的不动产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各类船只。即使是降清前最后退守安平之际，港口上停泊的大船，仍达五六百艘之多。

郑芝龙降清10年后的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户部尚书（财政部长）上奏建议，没收郑氏父子名下的田产及田租，认为以之抵充赋税，可以纾解福建省内的财政困难；以之作为军饷，可以节省长途运输钱粮的耗费。

除了藏富于老家，郑芝龙还把一大部分动产兑换成金银，存放在他当初起家的日本的银行里。后来郑成功起兵抗清，为了解决军需供应，曾派人赴日一次取回10万两银子，那就是他父亲的存款之一。

郑芝龙的第一桶金，当然是李旦留下的遗产。他借此一步步构建其海上王国，其主要收入来源有三：

首先，海盗劫掠。郑芝龙的武装船队活跃于福建、浙江沿海，不仅抢劫普通商船，还“黑吃黑”向其他贼船下手。据记载，他刚自立门户时，拥船不过数十艘，短短几年间，已激增至700艘，到了崇祯初年（1628年）后，就突破千艘了。

即使受明廷招抚后（他数次受抚又数次反叛，具体年份史籍上说法不一），他也借官职为保护伞，以经商为名，继续海盗行径。

其次，海上经商。郑芝龙船队大量采购苏杭细软绸缎、南北两京珍宝古玩，运到琉球、朝鲜、柬埔寨、占城（今属越南）、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出售，还三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合作贸易。

有学者估计，继承父业从事海上贸易的郑成功，年均贸易额在420万两银子上下，每年可获利250万两。据此推算，郑芝龙二十多年海商生涯所获利润，当在6000万两以上。

其三，征收船税。郑芝龙接受明廷招抚后，借助官府及荷兰人之力，逐一打败东南各个海上武装集团（很大一部分是李旦时期的同伙），“独有南海之利”，凡船只未持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航行。每条船一年收船税3000两银子，仅此一项，给郑芝龙带来的年收入便以千万两计。

“四角”关系

郑芝龙的收入中，还有一大项：来自在台湾的荷兰商人的税款和进贡。

前面提到过，荷兰人继郑芝龙之后踏足澎湖列岛及台湾南部，当时郑氏已陆续组织大批大陆移民上岛开发。明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名义上接受了明廷招抚的郑芝龙，在官府支持下，与试图跟其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在厦门和金门附近发生了一场激战，史称“金门料罗湾之战”。

双方共动员战船数百艘，士兵数万人，荷兰船上还配备了最新式的武器——火力强大的加农炮。但郑芝龙亲自登船指挥作战，围攻荷兰战船，最终郑方获得大胜。

据当时在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帕莱福所著《鞑靼征服中国史》（记载1644年～1647年明清易代时期史事）所述，战败的荷兰人未曾退走，他们答应向郑芝龙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税，得以留了下来，税额为每年3万埃库斯（欧洲货币单位，与法国法郎比值为1比10至12）。

在台荷兰人又不定期向郑芝龙进贡包括王杖、金冠在内的各种贵重物品，努力与这位令人生畏的海上强人搞好关系。

尽管数年后郑芝龙离开台湾，1646年投清不久又被挟北上，来自荷兰人的税款和进贡，实际上只持续了七八年（荷据台湾前后38年），但这也是一笔可观的财源。更重要的是，荷兰人事实上承认郑氏集团对台湾的优先控制权，这为后来郑成功挥师“复台”，从法理和道义上埋下了伏笔。

明末清初，在台湾海峡地区，有荷兰人、日本人以及明、清官府数股力量互相角逐，而郑芝龙基本延续了前老板李旦的手腕，巧妙周旋于各股势力之间，时人总结其策略为“教倭助夷，引夷附倭”八个字。倭指日本人，夷就是荷兰人为首的西方人了。究其实质，无非是借助外来的商业力量，千方百计突破海禁，争取海上贸易的机会，既谈不上爱国忠君，似也不应苛责其引狼入室。

曾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的陈碧笙教授（已于1998年故去），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国内率先系统研究郑氏海商资本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指出，从郑芝龙一生的行事看，对明清王朝也好，对荷兰殖民者也好，都是尽可能加以利用、控制，为海商资本的最大利益服务。

在其专题论著中，陈碧笙举例说：17世纪20年代，海上势力极盛的郑芝龙，屡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明朝官军，但他不追不杀，反而设法示好，以求招抚。因为他是以逐利为目标的海商首脑，没有政治野心，无意挑战正统，只有得到官方认可，海上的生意才能长久。

到了1646年前后，眼见清朝一统江山几成定局，南明政权无力回天，郑芝龙审时度势，不顾郑成功等众子弟劝阻，决计投清，应该也是心里清楚，不与新王朝合作，他要继续独占东南通洋之利，是绝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这位大半生浸淫于权谋机巧之中的商业奇才，错判了清朝统治者的心思，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复台”背后

北上京师的郑芝龙，数次奉命招降郑成功未果，虽得享厚禄，却形同软禁，闲居近10年，后以“纵子叛国”罪名削爵下狱，被判充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10月，这位66岁的迟暮枭雄及一同归顺的亲族，终因“通海”之罪，遭到集体处决。

就在同年4月，郑成功亲率25000名将士、战船数百艘，自父亲曾创下辉煌战绩的金门料罗湾出发，途经澎湖，决意收复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台湾岛。

这场史诗般战役的曲折过程及伟大意义，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在此无须赘述。

郑成功兴师“复台”，首要目的是求得一块稳固的后方基地，支持其反清复明大业。1659年到1660年间，声势极盛的郑军（号称陆军72镇，水师20镇），一度北上围攻南京，震动长江下游，可惜中清军之计兵败南归，被迫困守总面积不到300平方公里的厦门、金门二岛。清廷不断加紧东南沿海迁界和封锁政策，更让郑军日子难熬。

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岛，地广人稀。在郑芝龙管辖时期，曾推行“三金一牛”的优惠政策，即召集大陆饥民数万，每人发三两银子，三人发一头牛（或等值金钱），鼓励他们上岛垦荒。经过三四十年持续开发，早已今非昔比，足以作为郑氏集团数十万军民生息之地。

郑成功“复台”之役，前后耗时约10个月，中途强攻不下，改为采用长期围困战略，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战。如果不是郑芝龙早年苦心经营留下的巨额财富，加上郑成功接手后继续从海上贸易中获利，缺少可靠后援的数万攻台将士，将近一年的粮饷如何解决，高昂的士气能否维持，都是难以想象的事。

1662年2月，绝望的荷兰人终于与郑军签订城下之盟，史称《郑荷和约》。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收复故土的胜利者，郑成功对入侵者采取了异常宽大的态度。

在《郑荷和约》18个条款中，除明确规定荷军将土地、城堡交还中国，全部撤出台湾外，其他一切财物、用具，均可带走，荷兰在台官员甚至可从公款中提取一定数量的现金。还允许荷军扛旗、击鼓、鸣炮，全副武装，列队登船，连同获释的战俘一起，体面地离开。郑成功甚至指派专门船只，协助运送荷兰人及其财物回到他们自己的船上去，简直就像欢送远道而来的宾客一样。

曾对郑成功因何宽待荷兰人做过专门研究的厦大学者林其泉认为，郑成功的首要目标是收复台湾为己所用，而不是消灭对手。且战事展开之初，他已向昔日的生意伙伴、如今的战场敌人传话，此次前来，只为收回家族留下的产业，绝不会过于为难他们。

从大局上看，郑氏父子历来以海为家，确保海上商业利益，自有其战略上的考虑。当时的荷兰人仍然是全球海上霸主，作为海商的郑成功继承父业后，曾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欧洲、波斯等地进行贸易来往，把荷兰人赶出台湾，但不能与他们彻底断绝商业联系，否则便是自断财路，得不偿失。

仅从这一点而言，郑氏父子身上默默流淌的海商血脉，确是代代相承，尽管他们一个青史留名，一个背负骂名。

中国的“海上马车夫”

1989年，荷兰女王计划访华，她精心准备的礼品单中，有一本荷中双语的著作《中荷交往史》，作者为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包乐史（L. Blussé）。

这位早年曾到中国台湾学习汉语，并留学日本，对海外华侨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在其作品中开宗明义说：“就如荷兰人是欧洲的海上马车夫一样，福建人是中国的海上马车夫。”

按照他的描述，1596年6月，第一支成功抵达亚洲的荷兰船队，在爪哇岛西部一个叫万丹的贸易中心，首次与华人相遇，他们是来自福建晋江的海商。从此，中荷之间400年交往史的序幕拉开。

这一年，在晋江安平海边的小渔村里，一个小男孩正在蹒跚学步，他就是后来让初到台湾的荷兰人头疼不已的郑芝龙。

16世纪时，中国内地的生产活动大多仍处于自给自足的水平，或仅限于国内交易，而福建人生产的丝绸、瓷器及糖等商品，大多数已出口海外市场。但明朝出于政治考虑及自大的天朝心态，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使东南沿海居民大量失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

闽人别无出路，只好犯禁入海，争相从事走私贸易，继而演变为激烈的海盗活动。他们伙同徽州、广东等地的私商，还有来自日本的浪人，伺机洗劫漫长海岸线上守备薄弱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倭寇”的由来。

福建的地方官员意识到，仅靠武力无法彻底剿灭海盗，只有繁荣沿海经济，才能标本兼治。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福建巡抚都御史（地方军政一把手）涂泽民上奏朝廷，申请破例让倚海为生的福建人从事海外贸易，同时官府加以严格的监督。他的申请得到批准，朝廷制定了一种特别的“给引”制度，每年向福建海商发放100～150份注明所去之处的“引票”，只有手持此凭证，商船才能合法出洋。

官府规定，除日本仍然禁止通商外，商船可贩运货物至东南亚一带贸易。第一支东来的荷兰船队在爪哇万丹遇到的，就是这些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福建海商。

早期获准出海的福建商船，都是不带武器的，且船体不大，只能搭载百余名商人和货物。不过，极为有限的“引票”，毕竟无法满足福建海商越来越大的胃口，而日本诸藩对中国产丝绸、珠宝等奢侈品的喜好，也使人为阻断的中日贸易需求变得愈加强烈。这就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以李旦、郑芝龙为首的大规模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以亦盗亦商的方式，勃兴于东南海域的重要原因。

一心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争夺亚洲贸易据点的荷兰人的加入，明清之际中国统治权的更迭，使这一海域的商业、政治形势乃至国际关系，都变得愈加复杂。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基人傅衣凌，是最先关注明代福建海商的国内学者之一。他认为，自15世纪至17世纪中后期郑氏集团据守台湾时，即以明代为中心的前后300多年里，是福建沿海商人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尤其是17世纪的福建海商，已经进化到自由商人的阶段，国内产业界创新革命的萌芽，西洋各国科学思想的渗透，加上江西陶人、江浙丝客因海外贸易的机缘吸引纷纷入闽，呈现从手工业者转变为新式商人之势，都预示着中国经济有朝着新方向发展的可能。

傅衣凌推断，假如代替明朝的，不是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清朝，中国或有机会慢慢踏上资本主义之路，已有的庞大海商资本，大可充作原始积累而得到有效利用。

可惜，天不遂人愿。曾经面临关键转折机遇的古老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工业革命，而一度傲立潮头的中国“海上马车夫”，也未能像荷兰及其他西欧同行一般，真正扮演开创大场面的关键角色。

第二章
八闽侨商漂南洋

1959年8月底，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华资银行——黄仲涵银行突然被政府下令封闭，罪名是在官方发起的“金融清洗运动”中发现其“违反外汇管理条例”。

两年后，即1961年7月，经营该银行的黄仲涵家族财团再遭灭顶之灾：印尼政府以“偷漏重税”及“违反经济法令”为由，通过“司法判决程序”，将黄氏家族在印尼境内的全部企业，强行接管没收。

至此，这个历经三代人辛苦打拼、曾经跻身世界顶级富豪之列的闽籍侨商巨擘，轰然倒下，离它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企业”，只差两年。

筚路蓝缕

黄家的兴衰史，要从100多年前讲起。

1850年～1853年间，闽南地区爆发反清小刀会起义，会首为新加坡归侨。义军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一度占据漳州等11个州县，并于厦门建立政权。不到20岁的同安县（当时厦门受其管辖）农家青年黄志信，一腔热血，投奔义军。起义最终遭到镇压，黄志信随溃散的会众潜逃避祸。但清兵追索甚急，为保全性命，他不得不设法乘船出海，从此远漂南洋。

黄志信抵达南洋后的落脚地，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爪哇岛三宝垄（今印尼爪哇省首府）。三宝垄为仅次于泗水、雅加达之后的爪哇第三大港口及商埠，1406年，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曾在此登岸，后来陆续抵达的华侨遂以“三宝”为地名，纪念其开埠之功。

当年，华侨在荷属印尼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这也激发了他们逆境求生、同舟共济的乡土之情。加上早期移居当地的闽南侨民本来就不少，每逢中国来的船只靠港，“新客”上岸，即使人生地不熟，凭一口乡音，也能很快找到栖身之地。热情收留黄志信的，就是一位开客栈接待“新客”的老华侨。

那时候黄志信刚满23岁，秉性淳朴，又因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颇得老华侨好感，老人出本钱让他摆摊做小商贩，以为生计。几年下来，小伙子埋头苦干，克勤克俭，攒了一点钱，1863年开了一家建源栈杂货商号，黄氏家族企业由此起步。他又娶了老人的女儿为妻，第二年生下一子，取名黄仲涵。

跟爪哇岛上诸多华侨杂货商铺一样，建源栈既卖砂糖、烟草之类的爪哇土产，又经销陶瓷、丝绸、茶叶等“唐山货”，后来以经营大米为主。不同的是，黄志信处事大方，知人善任，雇佣店员时，摒弃“非宗亲不用”的守旧观念，业务越做越红火。他又目光远大，很早就让长子黄仲涵边干边学，参与生意，一旦成年即放手命其主持店务。待时机成熟时，还鼓励儿子进一步扩张发展，将建源栈改组成建源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同时期印尼侨商中少见的新型“家族式兄弟股份公司”。

1901年，走过67载风雨人生路的黄志信逝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家产分给六位子女，但特别规定，建源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经营权归黄仲涵一人，其他子女不得插手。

南洋老一辈侨商的商号或企业，往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密不可分，一旦创业者去世，子女自立门户，甚至为争产反目成仇，导致企业资本力量削弱，很难维持下去。早在20世纪初，黄志信便能将继承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得当分离，依稀可见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思路，大大超出同期侨商家族固守的传统模式，这也为黄仲涵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爪哇糖王

黄仲涵是一个早熟的商业奇才，虽只懂得有限的英语及荷兰语，但在父亲熏陶下，精明能干，极富进取心，年纪轻轻就在商场和社交活动中如鱼得水。1890年，26岁的他即接手经营建源栈，当年奉行“以华治华”政策的荷印总督，破格将他从“甲必丹”晋升为“玛腰”。

“甲必丹”等于欧洲军衔中的陆军上尉，由殖民政府在知名华侨富商中委任，其角色是殖民当局的专营承包商。“甲必丹”在华侨中代理执行一般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征收各种赋税，办理婚丧登记等，报酬则从税款中按比例提成。“玛腰”则相当于少校，是专为有功的“甲必丹”设置的荣誉称号。

借“玛腰”职务之便，黄仲涵承包了三宝垄华人居住区的邮政、典当和鸦片专卖，获得巨额利润。据估算，到1900年止的十年间，黄家的建源栈仅鸦片专卖一项，利润即高达1800万荷兰盾，折合黄金超过20万两（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荷兰货币实行金本位制，1000盾约等值于600克纯金，即12市两）。

黄仲涵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股份公司后，经营范围从父辈的土特产及大米，拓展到进口玉米、麻袋、化肥等。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地处热带的爪哇糖业大有可为，乃倾注财力和精力，于1890年创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砂糖股份有限公司，引入当时较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兼营制糖厂和甘蔗种植园。

从1895年至1914年一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到12盾左右，比较平稳。1918年一战结束，饱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地区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至亚洲航运恢复运营，糖价迅速上升，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盾以上，1920年更猛增至超过53盾的空前水平，是战前的四倍多。黄仲涵因此又发了一笔大财，短短几年间，其名下糖厂从两座增至九座，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人称“爪哇糖王”。

黄仲涵投资的前五座糖厂，占地面积达7000多公顷（相当于7000多个现代标准足球场），年产糖十余万吨，糖厂内铺设了铁轨，自备火车运输甘蔗和糖制品。其中一座糖厂，是荷属印尼全境第一家电气化工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制糖工艺分碳化和硫化两大类，前者的成本、质量及价格均较高），年产砂糖3万吨以上。

雄心勃勃的黄仲涵并不满足于当“糖王”，而立志要多元化经营。1906年，他在家族发迹之地三宝垄创办黄仲涵银行，并到泗水等主要城市开设分行，为自身企业及闽南同乡商人提供资金支持，稍后又涉足刚刚兴起的水火灾和人寿保险业。1911年，他在英国控制下的新加坡成立了一家轮船公司，购入5艘千吨级的轮船，经营荷印各岛与新加坡、马来亚之间的航线。1918年，他又在爪哇兴办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木薯淀粉厂，年产淀粉27万余担，该厂连同种植园面积达30多万亩，雇佣工人数千。

20世纪20年代，黄仲涵家族财团实力达到巅峰，糖产量占荷印全部华侨糖厂的一半以上。除东南亚主要商埠外，他们在英国伦敦、荷兰鹿特丹、日本大阪、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代理销售砂糖、薯粉、橡胶、椰干、胡椒等，其中1926年到1933年间，年均出口糖33万吨。

据估算，1924年，仅建源公司直属企业总资产便达2亿荷兰盾左右。另有说法称，黄氏财团全部资产有十五六亿盾之多（折合黄金不下900吨，若按现市价算，当在人民币3000亿元以上），雄踞当时世界富豪榜第13位，华人富商更无出其右者。

商逢乱世

1896年，正当黄仲涵接过父亲开创的事业，进军糖业，大展拳脚之时，一位比他小10岁的同安老乡，渡海南下，第二次来到了新加坡。他也是应早年下南洋谋生的父亲之命，前来帮忙经营米店的。

时年22岁的陈嘉庚，五年前曾在其父陈杞柏的“顺安号”米店当学徒，后来回到集美老家（属同安管辖）结婚、读书。

除了都是承继父业，做小本生意起步外，陈嘉庚与黄仲涵的发家轨迹，颇多相似之处。最大不同是，黄氏以制糖业为支柱，陈氏则以橡胶业做根基。1905年，陈嘉庚首次自主创业，开办菠萝罐头厂。不久，他注意到福建同乡林文庆（祖籍漳州海澄）等人种植橡胶很赚钱，便转而经营橡胶业。不过10年左右，他已跻身马来亚最富有的华侨商人之列。

与黄仲涵家族相仿，1923年到1925年间，也是陈嘉庚旗下企业的鼎盛时期。当时他拥有15000英亩橡胶园，是马来亚华侨中最大的树胶种植者之一，橡胶园、生胶厂和胶品制造厂，为其三大产业支柱，共雇佣员工数万人。据说他的资产达1500万元（新加坡叻币，二战前币值很高，60元可买1公斤黄金），虽不及黄氏家族势大，亦足以称雄马来半岛了。

陈嘉庚最为国人所熟知的，是他身在异乡，却爱国爱家，数十年如一日，义无反顾。1921年，他回乡创办厦门大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华侨出资办的高等学府，学医出身的林文庆应邀回来当了首任校长。有学者估算过，陈嘉庚个人一生在教育上的捐赠多达1000万中国银元，相当于他自己全部不动产的价值，按20世纪80年代初价格折算，不下1亿美元。

古语云，盛极必衰。不祥之兆，相继降临到黄仲涵和陈嘉庚两大巨商头上。

一战结束后，眼见黄仲涵财富与日俱增，荷印殖民政府有意限制以其为代表的华资糖业继续壮大（荷兰及其他西方资本占荷印糖业投资七成以上），于1921年对建源公司征收3500万盾的巨额“战税”。曾经是殖民政府“统战对象”的黄仲涵，无法面对这个沉重打击，移居新加坡暂避，竟因忧愤交加，1924年刚刚60岁时便客死当地。

黄仲涵去世后，家族生意由他选定接班的两个儿子黄宗宣、黄宗孝主持，虽一度仍有所发展，如成立了黄仲涵总公司，总部设在三宝垄，使庞大的企业机构向一体化经营管理转化，但势头已大不如前。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砂糖等各项大宗出口业务急速衰退，黄氏旗下企业出现亏损甚至被迫停业，自此走上下坡路。对前景失去信心的黄宗宣，1931年黯然退出公司，由弟弟黄宗孝全面接手。

此前，黄氏兄弟曾有意转回祖国投资以分散风险，1929年后分别在上海、厦门、香港、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设立分公司。1934年，黄宗孝决定在上海兴建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酒精厂，日产酒精7000加仑（英制1加仑约为4.55公升），结束了中国酒精大部分依靠进口的历史。该厂也是早期华侨回国投资的最大工厂，黄宗孝特地在厂房前立碑刻字“继父前辉”，以纪念父亲实业报国的遗愿——黄仲涵生前曾计划与闽籍侨商合作回国兴办工厂、修建漳厦铁路等。

黄宗孝身上颇有祖父和父亲富有魄力、视野开阔的风范，为摆脱困境，先后向皮革业、橡胶业乃至电影业拓展，尤其是经营橡胶业成功，一度让黄氏企业生机乍现。可惜时局急剧恶化，抗日战争爆发，包括上海酒精厂在内的一系列国内投资项目被毁。1941年底起日寇又大举入侵东南亚，橡胶业作为重要战略物资产业，不能逃脱被霸占的命运，黄氏企业再度深陷泥潭。

至于陈嘉庚，则早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因美国汽车大量减产，马来亚外销轮胎需求锐减，连累橡胶业极度不景气，而面临破产之厄运。1934年，陈嘉庚的公司积欠银行债务近400万新加坡元（叻币），其公司所余资产仅200多万元，资不抵债，盛极一时的陈氏商业王国，只好全面收盘。他竭尽心力主办的厦门大学，也因无法独力维持，被迫于1937年7月初无偿移交南京政府，转为国立大学。

殊途异归

尽管生意失败，但仍毁家纾难，利用自己作为南洋华侨领袖的巨大号召力，支援祖国抗战，让陈嘉庚成就了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1950年，海外漂泊半个世纪，最后孑然一身的陈嘉庚，在76岁高龄时决定回国定居。新政权给了这位危难关头的老朋友以很高的礼遇和地位，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不过，正因其一贯亲共的立场，在发家之地新加坡，他的事迹和声誉，长期受到官方“冷处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陆与新加坡关系逐步改善后，情况才告改观。

1961年8月，陈嘉庚安详辞世，叶落归根，葬于家乡集美。几乎与此同时，身在异乡的黄志信、黄仲涵、黄宗孝子孙三代的后人们，却眼睁睁看着祖辈的宏大基业，毁于一旦。

二战结束后，黄宗孝有心东山再起，但印尼境内随即爆发反对荷兰人卷土重来的三年独立战争，经济复苏无从谈起。1949年12月，荷兰承认印尼独立，战火平息，黄宗孝庆幸之余，积极筹备推动黄仲涵总公司股票上市，以改变其家族企业的性质，接纳原住民资本，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市场形势。然而，1950年初，黄宗孝像他父亲一样，突发心脏病逝世，竟致壮志未酬。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黄氏家族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能力高强的接班人，可挽狂澜于既倒。恰逢独立后的印尼苏加诺政权（1949年～1965年执政），强力推行企业国有化政策，多方限制甚至强行接收包括华侨企业在内的外国资本，自1959年起又出台一系列排华政策（除荷兰资本外，印尼经济中华资势力最大），被树为“反面教材”的黄仲涵财团首当其冲，自然无法幸免。

讽刺的是，由于以黄氏企业为首的众多华侨糖厂备受打击，大小种植园均收归国有，风行世界近一个世纪的爪哇糖业走向衰落。1961年，印尼全国糖业产量下降了六成，到1967年，印尼由东南亚最大的产糖出口国，变成了糖进口国。

闽人南行记

1938年初，侵华日寇飞机轰炸厦门、金门，福建沿海震动，家住福州福清县的林绍良匆匆收拾行囊，乘船下南洋以逃避战火。那一年他23岁，刚好与80年前黄氏企业创始人黄志信出海避祸时年纪相仿，其远行目的地，也是印尼爪哇岛。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福建省内南渡避难的老百姓即数量大增，1937年全省出国移民3.4万余人，比1936年的2.2万余人多了一半以上。1938年，为确保后备兵源，福建省政府下令限制16到50岁的青壮年男子出洋，出国“新客”锐减，如获批准赴新加坡的人数，1939年仅为1937年时的九分之一，且多是妇孺。林绍良能跑出来，已属侥幸。

其实，自15世纪早期郑和七下西洋以来的400余年间，闽粤沿海居民移民东南亚的步伐就未停止过，几次高潮多与中国内地的大规模战火有关。

第一次是明清易代之际。随着南明政权失败，郑氏集团据守的台湾最终为清军武力征服，不甘受清廷统治的明朝遗民及郑氏余部，大部分都渡海或循西南陆路，逃到了南洋一带。

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期。随着太平天国失败，上海及闽粤各地的小刀会、天地会起义，纷纷遭到镇压，天国旧部及残余会众，很多逃往南洋求生存，比如侨商中的传奇人物黄志信。

第三次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契约华工”出国潮。这一次是英、荷、西班牙等国为加紧掠夺东南亚殖民地资源，急需大量廉价劳工，与中国国内人贩子合谋，以连蒙带骗的手法，强制东南沿海贫苦百姓出洋做苦工，故通称“苦力贸易”，民间戏称“卖猪仔”。

据19世纪中后期英国海峡殖民地（马来亚一部分，包括马六甲海峡周边的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政府及厦门海关的年度统计，1845年到1853年自厦门口岸出国的契约华工11万余人，1879年到1889年更多达41万人以上，约八成是到英属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当时广东的汕头港已开通直达新加坡的航线，自厦门出境者，应多为福建人。

长达80余年的“契约华工”出国潮中，估计共有500万中国人被拐运到世界各地，其中福建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他们中八九成都去了东南亚。

到林绍良背井离乡时，闽人下南洋的高潮已接近尾声，但那儿俨然成为福建老乡的“半壁江山”了。据1939年5月出版的《闽侨》月刊统计，当时福建籍海外华侨约200万人，有189万分布在东南亚各国。这一庞大人群，正是近代以来南洋闽籍富商巨贾层出不穷的根基。

有一点应该强调，与大量被拐卖前来、本来就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契约劳工”相比，那些主动出洋谋生（不管是为了逃避战乱，还是改善生活，或承继父业）的福建人及其后代中，孕育出富商巨贾的概率要大得多。

如黄仲涵，若非敢想敢干的父亲铺好了道路，很难想象他短短时间内就能跻身当地上流社会。后来，连中华民国大外交家顾维钧，都成了他的东床快婿。众人景仰的陈嘉庚，也并非白手起家。

而比他们晚两三辈的林绍良，则是一个较近的案例。熬过了最初十年的动荡年月，经历了埋头苦干的寂寞时光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年过五旬的林绍良，崛起成为印尼重量级的企业家。跟他的前辈黄仲涵手腕相近，他依靠与总统苏哈托（1967年～1998年期间执政）早年建立的交情，并和闽籍商人林文镜及印尼本地资本合作，取得面粉、水泥、钢板等多项产品专营权，很长时间里在印尼国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到1988年底，林绍良控制的根扎拉集团，拥有350家企业，总资产近33亿美元，年营业额达48亿美元，一度成为印尼首富及世界华人首富。不过，像黄仲涵财团一样，林绍良也是树大招风。1998年其庇护人苏哈托下台后，他创办的印尼最大非国有银行亚洲中心银行，被政府勒令充公，其公司位于雅加达的总部大楼遭暴徒夷为平地。他只好退居幕后，让儿子接手生意。

2012年6月10日，年近98岁的林绍良去世。他也许是最后一位早年出身中国内地，而能在南洋打出一片天地的华侨巨商了。

因为那个风云激荡、传奇迭出的时代，已渐行渐远。

第三章
聚族而商话“福佬”

民国八年（1919年）4月，年过50的印尼华侨富商黄奕住，结束了35年的客居生涯，回到国内，定居厦门鼓浪屿。

生于福建泉州南安县的黄奕住，十五六岁时随父母南下荷属印尼三宝垄市，以为人理发谋生，人称“剃头住”。后由小商贩积蓄资财，转而专营糖业，借一次大战后世界糖价飞涨之机，资产增至数千万荷兰盾，成为爪哇四大糖商之一，与号称“爪哇糖王”的闽南同乡黄仲涵齐名。

正当壮年而事业又处于鼎盛期的黄奕住决计回国，自有其苦衷。因荷印殖民当局眼见华商势力坐大，遂以征收高额“战税”为名加以限制，印尼华人首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需缴税3500万盾，黄奕住则摊到了1500万盾。“二黄”被迫“用脚投票”，黄仲涵避走英属新加坡，数年后在那里去世，黄奕住则选择了落叶归根。

“十三行”领袖

俗称“福佬”的闽南人，喜欢举族经商且极重乡情，即使常年在异国他乡打拼，仍难忘故里，离土不离乡。远在黄奕住毅然返国的200年前，著名的广东十三行中的闽南籍行商，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回迁行动。

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1720年前后），拥有外贸专营权的“公行制度”在“一口通商”的广州建立，广州口岸非常繁盛。但清廷设立的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每艘船除了要缴三四千两银子船税外，还须纳至少6%的货物关税。洋船不堪重负，纷纷转到厦门贸易，闽籍十三行行商也随之回厦门另组公行，导致广州口岸一度萧条。

据身为十三行行商后人的中国经济史学者梁嘉彬考证，最为著名的十三行行商领袖怡和行伍秉鉴，祖籍福建安海（属今晋江），与明末清初大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同乡。康熙初年，即郑氏集团退守台湾期间，伍家祖辈自闽入粤，定居南海县（今广州），后成为行商。到了伍秉鉴（1769年—1843年，时为乾隆至道光年间）这一代，财力达到极盛，他和他的兄弟及儿子，长期出任行商总商之职。

声望及实力紧随怡和行伍氏家族之后的，是同文行（后称同孚行）潘振承家族，其行名中的“同”字，即源自祖籍福建同安县（属今厦门）。黄仲涵及20世纪上半叶著名南洋侨领陈嘉庚，都是同安人。

到了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十三行行商以伍、潘、卢、叶四家势力最强，义成行叶尚林祖籍漳州诏安县，广利行卢观恒为广东新会人。换言之，四大行中，闽南籍行商占其三。

1810年，洋商自小吕宋（今菲律宾）将牛痘接种法带入广州，伍秉鉴、潘振承与卢观恒合捐数千两银子，资助行商会馆医师在商人民众中广为传种，造福深远。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围攻广州，行商向守城清军捐资200万元助战，怡和行伍家出了110万元，同孚行潘家出了26万元，其余的64万元为各商共捐。

此外较为知名的闽南籍行商，还有祖籍同安的丽泉行潘长耀家族（据说是同文行潘家的亲戚），以及祖籍诏安县的东裕行（后称东兴行）谢嘉梧家族。

回过头来再说，雍正初年那次闽南籍十三行行商集体回乡的抗议行动。1723年雍正登基，这位以严厉惩治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的官吏而闻名的皇帝，注意到朝廷十分倚重的粤海关税收竟然大幅下降，查明原因后，即勒令广东地方大员整顿海关税务，非法收入一律归公，滥征官吏全部革除。此后，各国商船又逐渐回到广州，联手与官府较劲的行商们，终于得偿所愿（故事详见《中国商帮成长记之粤商》第一章“银钱堆满十三行”）。

“五世六买办”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同意“五口通商”，厦门、福州与广州、上海、宁波一起，成为近代第一批对外贸易口岸。西方列强陆续在厦门鼓浪屿开辟租界，各国洋商也纷纷涌入面积不过130余平方公里的厦门岛内，催生了与早年十三行行商角色类似的买办家族，其中最有名者，当数“五世六买办”的叶氏家族。

原来洋商初到厦门，多会带一两个广东人充当助手（又称买卖手），他们大多数出身广东十三行。厦门港航运开通后，外国军舰、商船经常光顾，需要加煤加水或采办食用物品等，市面上便产生一种代办组织，头目即为买办。随着洋行业务发展，买卖手们就成了洋行的买办，洋行内也开始设立“办房”。

但广东籍买办在厦门人地生疏，语言隔阂，市场情况也不太熟悉，逐渐被厦门本地人所取代。这些本地人，或是擅长与当地官府打交道，或是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经商本领，或是懂得一些洋务的中小知识分子。

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枫的研究，叶氏买办世家的第一代叶德水（生卒年不详），生于厦门岛内的莲坂，年轻时作为华工（俗称“卖猪仔”）到美国旧金山做苦力，其间学会了一些英语。打工契约期满后，他留在当地做小买卖攒了点钱，便回厦门经营钱庄和茶行，因善于钻营而致富，逐渐成为厦门有名的富商，建起两座大楼，还到台湾开设了分号。左宗棠入闽镇压太平军时，经厦门水师将领介绍，起用叶充当负责后勤供给的军中粮台。

太平军战事平息后，叶德水辞官回家。适值一位归侨向汇丰银行厦门分行支领巨额现款，该行一时无法兑现，引发挤兑风波，汇丰分行大班（总经理）和手下的广东籍买办苦无对策，叶德水自告奋勇，出面发动银号筹集现金，施以援手。渡过难关后，感激不尽的汇丰大班即聘请他出任厦门分行第二任买办。

凭借辅助左宗棠的显赫军功，以及知名英资银行买办的特殊身份，叶德水不仅有高额薪水和优厚佣金，还有自家的生意。他的端云茶栈和源通钱庄，经营茶叶出口、银钱汇兑业务，都是厦门市面上数一数二的大商行，其钱庄的实力，足以与远近驰名的山西票号设在厦门的分号相抗衡。

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叶德水，在莲坂建起颇具规模的祠堂、祖屋，还有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德水花园。直到抗日战争期间，花园遭日寇毁坏，战后原址由政府收回，改建成自来水厂。

从汇丰退休之前，叶德水凭借其过往显赫业绩，多次向洋老板要求，将买办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最终得到允许。此后他的儿子叶鹤秋、叶益六，孙子叶鸿翔（叶鹤秋之子）相继接任汇丰买办。1941年叶鸿翔退休，其子叶祥麟继任，直到1949年10月中共军队占领厦门，汇丰银行业务被迫终结为止，叶家控制该行买办职位，前后达八九十年。

此外，叶鸿翔之孙叶采惠，在北波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也是一家洋行的买办。因此，叶家号称“五世六买办”，堪称近代厦门独一无二的买办世家。

“剃头住”传奇

如今游客登上鼓浪屿，除了保存完好的汇丰银行公馆旧址外，还能看到一家由数栋典雅的西式风格小别墅组成的鼓浪屿宾馆。一般人未必知道，它是近百年前自印尼归来的黄奕住名下的物业。

鼓浪屿上还有一条“日兴街”，也是黄奕住捐资修建的，用的是他在印尼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日兴行”商号的名字。

民国早年，黄奕住把印尼的生意转交其妻子及女婿打理后，与儿子黄钦书、黄浴沂一起，携款2000多万美元回到厦门。像其他诸多闽南籍印尼华侨一样，他大手笔投资于厦门和鼓浪屿的市政建设及房地产。如1930年，黄奕住组建的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同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他们获利甚丰之余，也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市容市貌。

黄奕住最让老一辈厦门人感念的功绩之一，是回国第二年（1920年），即发起兴办自来水厂。厦门岛上，淡水奇缺，居民用水大都由岛外船运进来，价格昂贵。以黄奕住为首的华侨富商，与汇丰银行买办叶家等本地工商界头面人物一起，集资100万元（黄率先认股40万元，后来公司陆续增资至200万元），前后历经七年筹划施工，水厂终告建成，蓄水池容量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用水之需。

早在1907年，厦门已开通电话服务，有华侨及日资经营的电话公司各一家。到20世纪20年代初，厦门市政发展，商务活跃，原有电话设施已不敷应用。1921年4月，黄奕住出资10万元，收购华侨资本的厦门德律风（英语电话一词telephone的译音）公司，增资30万元，加以改装及扩建。1923年，又以2.3万余元买下日商在鼓浪屿租界的“川北电话公司”，锐意改进，使厦门本岛与鼓浪屿之间实现通话。

他进而购买新设备，聘请上海的工程师，开通了漳州的电话服务，并筹划厦门与泉州等地的长途电话线路建设。可惜因连年战乱、军阀割据，后来又逢抗战爆发，这一宏图大计半途搁置。

黄奕住另一项雄心勃勃却未能如愿的募股投资计划，是筹建漳（州）龙（岩）铁路，以利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漳厦铁路1910年已正式通车，但全长仅28公里，且不能直达厦门和漳州城区，旅客需受转车、转船之苦，乘坐者越来越少，导致长期经营亏损。

1922年，黄奕住就有续建该铁路的打算，专门聘请荷兰工程师沿线考察。1926年3月，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认为这是“救乡根本要图”，获得全体通过。但此后，福建历经北伐战事、国共第一次内战及十九路军反蒋的福建事件（或称“闽变”），政局长期不稳，漳龙铁路始终只能停留在图纸之上。

黄奕住回国投资最大也是最成功的手笔，是经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等动议成立的中南银行。1921年7月，当一群热情的共产主义信徒在上海一条弄堂秘密集会，立下改造中国的宏愿之时，中南银行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家当年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预订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一个人就认股350万元，占总额七成。它还获得国民政府批准立案，与官僚资本背景为主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起，成为全国三家拥有发钞权的银行之一。

黄奕住秉承了“福佬”不忘故土、造福乡梓的传统。但与他的前辈及同时代闽南商人相比，最显著的不同，可能是他并不固守家族经营的传统理念，更为推崇合资合股的现代企业理念。或许，这是他能于50岁后回国另起炉灶，在经商生涯后期的20余年间，仍活跃于国内商业舞台上的根本。

1945年6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前两个月，77岁高龄的黄奕住病逝于上海。又过了7年，中南银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30年的行史。

东南族商的历史地位

所谓“族商”，指的是外出经商的人，虽然离家千里，甚至远涉重洋，但其经营活动与范围，仍与本土家族、乡族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也可以指以家族力量和形式从事工商业活动者。

明清时期的地方商帮，不论是极负盛名的徽商、晋商，还是跋涉奔波于大洋之中的粤商、浙商、闽商等，基本上是以乡族纽带为其组织特征的，是扩大化了的乡族商帮群体。当时商品经济及商人阶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地方乡族的力量相伴相依。

以往一些正统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到鸦片战争之后明显走向衰落”，实际上到了近代，至少福建的家族制度并未出现太多衰落迹象，那些受商品化冲击最深，受西方世界影响最多的闽籍华侨，不仅未能与乡土的家族制度做坚决的决裂，反而逐渐代替传统的工商业者，成了福建家族制度继续运转的一个重要支柱。

从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看，无论是海外的华人华侨企业，还是当代的私营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家族经营的色彩，因而常受学者们诟病。但如果由中国家族制度具有包容性、自身修复与创新功能（“弹性”的社会特征）等文化角度来思考，则这种色彩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类似的社会经济现实始终存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也不易完全改变。或许，这正是中国的商品市场经济及工商企业家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东南沿海“族商”的多面性格及其自我矛盾的表现形式，同样相当突出。商人们既潜心于商品市场经济的运作，又热衷于土地、高利贷等行业的经营；既在某种程度上超然于政府严密控制的政治管理体制之外，又念念不忘跻身于仕途乡绅之列；既注重家族、乡族的内部团结与协作，又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乡族之间的宗派争斗；既可以借助家族、乡族的力量及关系，为自身的经营筹建更多资金，或者取得各方面的有利资源，但家族、乡族文化观念下的分家析产制度，财产权多元且混杂不清的习俗，又妨碍了商业资本的集中与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明清东南沿海“族商”的发展脉络，有迹可循。明代中前期，他们基本上以国内区域间的商品运销贸易为主。明代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海上走私贸易空间渐大，“族商”们的经营范围，逐渐转移到从内地组织货源走私贩运到东西洋各地，其活动中心，超出政治与国家行政的结构，寻求形成跨地域的经营网络。到了清代，西方殖民势力在亚洲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商业贸易体制，同时大量沿海居民移居台湾，促进宝岛经济开发，使它成为中国市场连接东南亚乃至西方市场的一个重要据点。东南地区尤其是福建沿海的“族商”们，也迅速顺应这一变化趋势，立足于闽台海峡两岸间的商业贸易，进而逐步融入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海洋格局之中。

有意思的是，东南的商人们自古以来出海谋生，跨海贸易，很少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更多关注的是交通工具的可行性，只要航船可及，就能前往贸易，互通有无，乃至定居异国，成为新移民。但即使如此，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福建或闽南某地人，而不是所居住的东西洋某地人。我们现在到东南亚各国考察当地的华人社会，其祠堂、寺庙中的先人牌位，都写明祖籍，如“大清国福建省某府某县某乡”，绝少有写是东南亚某国人的。这种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国别”概念凸显后才有所改变。

因此，事实上自清代以来，东南沿海“族商”已营造出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环闽台海洋经济圈”，它是由福建沿海的家族、乡族的依托、互助和对外拓殖结合在一起的。近年来“大中华文化圈”成为国内外探讨的热点话题，如果这个“文化圈”具体落实到东南亚，那么它的辐射中心无疑就是“环闽台（更准确地说，是“环闽南台湾”）海洋经济文化圈”及华南的广东等地。尽管就中国本土而言，这只是一个地处边陲的经济文化圈，但说到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和影响，国内任何一个经济文化圈都难以与之比拟。

如此说来，评价东南“族商”的文化、历史意义及当代的现实价值，就远远不应局限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商帮的层面上了。

本文作者陈支平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有《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等著作多部。

第四章
上海滩头南洋庄

“圜阓（huán huì ，指街市）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

这是清中叶乾隆嘉庆年间（1800年前后）流行的一首《上洋竹枝词》，描述了上海开埠（1843年）之前，小东门外洋行街一带的繁华景象。词中可见，泉州人和漳州人所说的闽南话，是当时商场上的“普通话”。

闽商是海陆兼营的商帮，上海则是北洋和南洋航线上的重要据点。上海闽商在离黄浦江外滩咫尺之遥的洋行街起步，很长时间内，曾经是那里的主人。

拓荒洋行街

洋行街上的“洋行”，并非后来遍布上海滩的外国商行，而是兼营南洋进口货物的闽粤商号。众多泉漳商人聚集于此，以出售福建盛产的蔗糖及土特产为主，并代理南洋贩运来的胡椒、燕窝、海参、樟脑、檀香、苏木等，上海人称之为“洋货”，洋行街因此得名。

直到抗战前夕，洋行街仍有糖、海北桂（海味、北货、桂圆合称）商号300余家，是全国糖业总汇，设有多个行业交易市场。1945年后，洋行街改名为阳朔路。

与洋行街相邻的咸瓜街（今东门路到复兴东路），以及北门郑家木桥街一带（今福建南路），是早年上海的商业中心，前者称为南市，后者称为北市，同样是闽商聚集之地。咸瓜街上有上海闽商建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座会馆——泉漳会馆。

据说咸瓜街之名，亦由福建人而起。因该处经营海产批发，尤以黄花鱼居多，价格十分低廉，有“十斤黄花换斤瓜”之说，而福州俚语又将“花”念为“瓜”。当年上海的福建餐馆，菜单上常有“糖醋黄瓜”“清蒸黄瓜”，待端上菜来，才发现“黄瓜”原来是黄鱼。加上海产不易保鲜，常须腌制后出售，称为“咸鲜”。一来二去的，卖黄花鱼的街市，也就成了“咸瓜街”。

咸瓜街作为上海主要海鲜集贸市场之一的历史，延续100余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水产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民间商贩销声匿迹，它才告退出江湖。

咸瓜街又是晚清至民国全国六大药材集散地之一，沿街大中型药材店五六十家之多，其药材、参茸批发业务，不仅遍及国内商埠，还出口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全盛时期，此处的参茸行达30余户，占上海全市总数六七成之多。民国初年，沪南商务分会换届选举，闽商苏本炎作为参茸业代表参选，他是晚清上海声望颇高的闽商领袖苏升之孙。由此可见，闽商在上海参茸业内也有相当实力。

南洋庄称雄

上海闽商的经营方式，最大特点是流动性。一来他们主要集中在商品流通领域，二来他们是晚清以来上海埠际乃至海外贸易的重要承担者。其典型例子，就是闽商开创和经营了在上海外贸史上举足轻重的南洋庄。

1843年上海开埠后，全国对外贸易中心逐步由广州移至上海，闽粤及其他内地商人纷纷来沪，本来云集广州的外国商行，也相继在沪开设分行。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之后，海上交通日趋发达，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三十余年间，上海对南洋（包括香港）贸易额成倍增长。

在此期间，闽粤商人凭借其与南洋侨商的家族、乡族关系，一改原来主营福建特产，兼营南洋物产的状态，专门代理南洋物产而兼营国内土特产，出现了以南洋贸易为专业的南洋庄“九八行”。这些行号一般不自负盈亏，而是按代理进出口货值，抽取2%的佣金，故通称“九八行”。

南洋庄的特点是帮口分明，当年在洋行街一带从事此项业务的，还有山西、宁波、天津、四川等商帮，而以闽粤商人名下的商号，交易量最大。

前面提及的上海闽商领袖苏升，乃是福建永定人，他于1855年创立福裕南商号，是闽商经营南洋庄的佼佼者。他曾牵头联合同业，租得上海豫园点春堂，成立花糖洋货商会。后来与另一福建富商曾铸合股，两家结为姻亲，将南洋物产进出口业务越做越大。苏家祖孙三代与曾家，还有后期上海闽商翘楚叶鸿英合伙，一直将该商号业务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

兴衰弹指间

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作为驻沪客帮，上海闽商无论是在国内埠际贸易还是南洋庄进出口贸易中，都呈衰退之势。

首要原因，是中日冲突不断，国内抵制日货情绪高涨，如叶鸿英就因被指暗中经营日货，遭巨额罚款，愤而出走，导致生意一落千丈。两次淞沪战争（1932年“一二八”抗战及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闽商云集的南市遭受极大破坏，店铺财产损失大半，商人们纷纷回乡躲避。

其次是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加上早已开通的沪宁、沪杭铁路，上海通往南方各省的交通更为便利，这些省份的土特产以往要用轮船从上海转运，现在则可直接分运各地，以埠际商品流通代理为主的闽商，生意少了许多。

第三是同业间因局势动荡、生意难做而恶性竞争，通货膨胀又日益加剧，需要大量资金周转的进出口代理业，难以长期支撑，于是闽商关门歇业者众。

据统计，1938年到1942年间，“上海市转运报关商业同业公会”仍有相当数量的会员，但福建籍会员只剩下4家了。

抗战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因海运封锁，商船来往断绝，南洋庄业务陷于停顿。尽管抗战胜利后稍有恢复，但国民政府官僚资本不断渗透控制进出口行业，同时内战不断，外汇管制，到1949年5月中共部队攻占上海时，包括闽商南洋庄在内的上海外贸活动，又再告停歇。

1956年初，南洋庄等私营进出口商行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分别归口并入上海国营外贸公司。老一代闽商在上海滩一二百年的曲折经商路，至此黯然完结。

闽商退与进

191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商业地理》一书中，称上海为中国唯一国际贸易市场，各省商人群集，以籍贯论，大致分为十三帮，但其中唯独不见福建商帮。

不过，直到半个世纪后，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上海商界人士的口述回忆中，仍然承认“从历史上考察，以前（上海）势力最大的是广东、福建两帮，后来宁波帮的势力超出此两帮”。

在上海人眼中，闽粤两地人民无论语言、生活习性、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和宗教信仰，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且早期上海富商确以闽粤人居多。如一位外国传教士估计，1851年上海县城里有广东人8万左右，超过江苏（时上海受其管辖）和浙江人，福建人6万左右，排名第四。

在一些华洋、官洋之争中，闽粤人也能常常联手。如1851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主体就是闽粤人，尤其是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小刀会遭到镇压后，闽粤人一度在上海遭到清廷封杀。此后，广东商人利用与外国商行的特殊关系，打通上海道台（地方首长）的关节，取得鸦片经销垄断权，由此东山再起。而福建人则元气大伤，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闽籍人士只有708人。恰恰这三十年是上海经济起飞、人口急剧膨胀的时期，闽商不进反退，埋下了后来实力削弱的伏笔。

上海的粤商和闽商都是“重贩运、轻实业”，投资工矿企业的不多。但粤商经营范围要广泛得多，举凡买办、鸦片、百货、典押、钱庄，几乎无所不为，比单一经营土特产和南洋货的闽商，自然更加游刃有余。

上海闽商的一大“对头”是宁波商，又称甬商。宁波商与闽粤商一样，都是海商出身，兼营海内外贸易。闽商势力在东南亚的影响无人可及，但上海开埠之后，宁波商却在当地有后来居上之势。1851年小刀会起义失败，某种程度上成为上海闽商与甬商之间实力消长的转折点，宁波人占据了福建人退出后留下的地盘，人数急剧增加至6万人，仅次于广东人。太平天国战争又迫使大量宁波人北渡杭州湾进入上海经商谋生，陆续拓展金融、航运等新兴行业，自此无论是经商人数还是综合实力，都一举超过了广东帮。

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近500万，其中约100万为宁波籍人士，工商业从业人士达30万，榜上有名的大小富豪数百人，著名家族上百个。上海从早年“多学泉漳鸠舌声”，变成了“上海已非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宁波人的上海”。

从经营业态上看，上海甬商在帆船运输、钱庄、民信、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糖业等方面均有涉足，且不局限于传统商贸业，还控制着与商品流通相关的金融汇兑行业，这比仍然醉心于埠际贩运的闽商，显然更胜一筹。甬商和粤商一样，善于从事买办行业，后来风头压过广东买办，涌现出叶澄衷、朱葆三等一大批著名的买办商人，他们借此积累雄厚资本，大举进军新兴行业。福建人虽然也有做买办的，却不具备群体优势。

到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本帮和甬商食糖进口行崛起，取代了闽帮九八行的业务，后者的最后一片牢固阵地，亦告失守。

客观地看，在现代轮船业及铁路运输未兴起之前，上海闽商主要凭借糖业、海味业、豆米业及棉、纸、茶、木材等土特产的帆船贩运贸易和批发代理，迅速致富。而自民国初年起，上海产生富商巨贾的行业，已经是银行、纺织和轮船运输等，在沪闽商走向式微，是早晚的事。

但上海闽商的退却，又与鸦片战争之后福建人口大规模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迁移有一定关系。习惯于流动而又极重家族、乡族联系的闽商，逐步淡出上海，却在东南亚与中国沿海之间，建立了另一个范围更庞大的商业网络，在传播中国商业文明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性商人。

由此说来，近百年来闽商是从上海“退走”而非“败走”。20世纪初沪上十三帮中，没有福建商的一席之地，后人似乎应做更为公允的解读。

第五章
“船政十三厂”浮沉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初三，一场强台风过后，本来浊浪滔天的福州马尾闽江口内，稍稍恢复了平静。

当天未时（午后近2点），江面上突然炮声大作，率先发难的法国舰队，以鱼雷迅速击中福建水师旗舰——排水量1560吨的扬武号巡洋舰。中方军舰和岸炮随即开火还击，激烈的炮战持续了大约30分钟。随着扬武号重伤下沉，麾下10艘中方参战船舰先后沉没，而法方8舰参战，仅有3艘轻伤。

中法马江海战，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参加的第一场对外海战，以我方完败收场。这似乎也预示着，一个老大陆上帝国想真正走向海洋，还需要经过太多的坎坷和磨难。

成败萧何

令人感慨的是，遭遇灭顶之灾的11艘福建水师船舰，除两只美国制钢壳小炮艇外，其余均为福建马尾船政督造，协助创办这家中国近代最早的专业造船厂者，正是一位地道的法国海军军官。

马江海战爆发前18年，即同治五年（1866年）初夏，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向中央打报告，指出“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欲防范海上侵略，“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正式提议设厂造船。

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等人认为此说有理，幕后掌权不久的慈禧太后，那时候还算开明，很快就批准左宗棠放手去筹办，并同意由海关关税提取白银40万两作为开办费，每月再拨5万两维持日常运营。

同年秋天，在左宗棠选定的造船厂址——福州城以东30余里、扼守闽江出海口咽喉要地的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地位相当于省部级。

尽管这一年末，左宗棠受命调任陕甘总督，处理更为迫在眉睫的西北动荡局面，但船政项目仍按计划于十一月十七破土动工。临行之前，左宗棠推荐“丁忧”（为去世的父母守孝）在家的福州本地人、江西前巡抚沈葆桢接手，担当首任船政大臣。

左宗棠敲定的建厂蓝图，以全面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为主旨，他十分赏识的两位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获聘请为船政正副监督。按合同要求，法国人必须在五年内建造16艘舰船，同时帮助培训中国员工学会设计、监造、驾驶和管理轮船。

左宗棠还为沈葆桢物色好助手，首先推荐“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办理”，胡光墉即左氏一直倚重的“红顶徽商”胡雪岩。他还把闽浙官绅中有益于船政的人员，尽数派给沈葆桢差遣，这些人大多成了马尾船政的骨干。

深得左宗棠信任的沈葆桢“萧规曹随”。应该说，颇具实干作风的左、沈联手，为马尾船政开了个好头。

当时30岁出头的日意格，早年服役于法国海军，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役。1861年，通晓中文的日意格上尉加入中国海关，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其间组建“常捷军”，协助左宗棠对抗太平军。

后来，因与英国人赫德（1861年—1911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竞争上岗失利，日意格遂应左宗棠之邀，加盟船政，为之出谋划策。擅长技术的德克碑，也是一位法国军官，曾任“常捷军”统领。

中国人自行设厂造船，势必减少雇佣和购买外国轮船，英国驻华公使及赫德等人，从本国利益出发，竭力反对。法国则因在宁波建了一家小型造船厂，有望与中方合作，又担心发生风险，因此态度模棱两可。

日意格利用原有的人脉，多方游说法国政府，晓以利害，最终拿到法国驻上海领事“印押担保”的合作文件，允诺法方派遣技术人员和出口机器设备。为此，马尾船政向以法国官方身份参与船政工作的日意格，支付了96000金法郎的优厚年薪，外加津贴若干。

两位法国军官也没白拿钱，很快就动身回国采购机器，招揽人才。不久，来自法国的机器设备源源运抵，仅用了一年时间，马尾船政第一座80米长船台竣工。又过了大半年，即1868年秋天，另外两座船台及35座厂房陆续建成。在此前后，应聘来到福州的法、英、俄籍技术人员，多达50余人。

跟一般散漫的法国人不同，日意格办事认真，每天都亲临工程现场监督，连沈葆桢也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忍不住大加赞赏。船政初创，百事待举，一切工程得以顺利推进，日意格的功劳甚大。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初一，即左宗棠首倡建厂整整三年后，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青号”（木壳，兵商两用，排水量1370吨），在沈葆桢、日意格等人目送之下，缓缓下水，数日后出海试航成功。

独步亚洲

19世纪70年代中叶，马尾船政在沈葆桢主持下，达到全盛：占地40万平方米（接近一个天安门广场大小），建成锻造、锅炉、装配、造船等13个厂（生产车间），通称“船政十三厂”，员工近3000人，是晚清时期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造船基地。

据说，这家造船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是“远东及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以造船厂为例，它由3个大型船台组成，拥有一个大放样厅，能以实际尺寸绘制船体平面图，配备40吨起重机一台，可建造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的舰船。

开头几年，马尾船政都是购买外国原材料和动力机器，进口组装造船的。1871年6月，它试制出一台580匹马力的普通蒸汽机，工艺水平不亚于当年欧洲水平。虽然还是在“洋专家”指导下的仿制品，但毕竟开了自造船用动力主机的先河。

到1875年，马尾船政共建成兵、商木壳轮船15艘（接近原规划的16艘），排水量合计1.7万余吨，总体质量虽只达到同期西方船舰的二三流水平，但从无到有，进步明显。代表作之一，就是1872年完工，后来成为福建水师旗舰的扬武号巡洋舰。

扬武号是当年远东地区自制的最大兵舰，马力1130匹，航速12节（约每小时22公里），配有英制大炮11尊。1876年初，它出访日本，其性能之先进，引起极大震动。

日方意识到，他们引以为傲的横须贺造船厂（日本早期主要海军工厂）远非马尾船政的对手，日本海军力量也大大落后于中国，这才发愤急起直追。

此时，马尾船政又着手制造西方已盛行的铁胁木壳船（铁木混合结构）。1877年5月，排水量近1300吨的中国第一艘铁胁船威远号下水。此时，离世界上第一艘铁胁船——法国海军“光荣号”问世，刚好18年。

无论是左宗棠还是沈葆桢，均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忠实信徒。仿制洋人船舰，不过是第一步，培养自己的造船和驾船人才，实行“自主创新”，彻底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

1874年左右，因合约期满，马尾船政大多数外籍技术人员陆续回国，唯有贡献特殊的日意格等少数人士继续留用（与他闹矛盾的德克碑早已离职）。这时候，与马尾船政几乎同时创办的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开始走上设计和生产一线。

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近代科学和技术为主课的新式学校，早期主要招收闽粤两省“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学，按专业不同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培养造船、造轮机人才，法籍教员上课，后学堂则培养驾驶和轮机人才，英籍教员上课。

1875年起，船政学堂采纳日意格的建议，分批选拔表现优异者出洋深造，日意格则以洋监督身份常驻法国安排接待。

1881年底，首次由留洋归来的船政学生全程监制的开济号巡洋舰动工建造。这艘排水量220吨的新船，航速达到15节（时速近28公里），人称“巡海快船”。

而在第一批赴英法留学的船政学生中，有刘步蟾、林永升和方伯谦等三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年纪稍长的中国人，对经典电影《甲午风云》中上述北洋舰队指挥官的形象，应该都记忆犹新。

《福建通志—海军志》中曾评论道：“中国海军成立于北洋，而即大毁于北洋。然其船实创于福建，管驾者亦福建人十居七八。”说的就是这段往事。

至于邓世昌、严复、萨镇冰和詹天佑等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样出身船政学堂。

据时人记载及现代学者考证，马江海战时，詹天佑等五位留美学生在扬武号上服役，舰沉之际，除他得以浮水生还外，其余皆战死。

此外，当年18岁的孙中山亦曾有意投考该学堂，适逢马江海战爆发未能成行，才转赴香港学习西医。

末路悲歌

马江海战中突袭福建水师大获全胜后，法国军舰连续数日炮轰清军炮台及船政厂房，并试图派兵登陆抢占，以为日后修船基地，但遭遇陆上军民顽强抵抗，未能得手。因害怕舰队受困狭窄的马尾港，遂于1884年8月29日撤出闽江口外。马江海战，至此告一段落。

同年9月，73岁高龄的“船政之父”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重临福建，督办闽海军务，遭受战火蹂躏的马尾船政，也在短短一个月后恢复生产。他与时任船政大臣的裴荫森联名上奏，认为马江海战惨败原因，在于中国无铁甲舰，与法方相比实力过于悬殊（法主力舰“凯旋”号，排水量4100吨，为火力强大的新式装甲战列舰）。

经清廷批准，1886年底，由留法归来后出任总工程师的魏瀚等人牵头，马尾船政开建中国自制的第一艘铁甲舰——龙威号。三年后此舰建成，因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代表当时中国造船业最高水平，遂编入北洋舰队，改名“平远”，为北洋主力“八大远”之一。在甲午海战中，它屡次中弹却无大碍，表现甚至胜于从国外购入的军舰。

但遭受重创的马尾船政，并未能借此全面复兴。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加上为此项事业竭尽心力的沈葆桢，早已于1879年去世，马尾船政连失有力依托，发展渐现困难。

如为提高修船能力于1887年动工兴建的青洲新船坞（耗银49万两），因经费不继，历时六年才初步完工，与船政创办之初的高效率相去甚远。

马尾船政凝聚左宗棠的毕生心血，与其最大政敌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互相竞争。李鸿章势力一家独大后，船政难免受到冷遇。李鸿章视崛起的日本为最大威胁，主张重点打造北洋海军对抗之，这也让中央的天平悄悄倾斜。

到了19世纪90年代，马尾船政经费愈见窘迫，闽海关应拨付的款项常常拖欠，每年只有二三十万两银子，不及应付款项60万两的一半。1894年甲午战败以后，海关收入要填补对日巨额赔款的窟窿，船政经费降至每年20万两以下，有时甚至全年一个铜板也不给。导致的后果是，尽管十来年间船政造船的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不时推出新式战舰，但生产规模却日见萎缩。船政大臣也走马灯似的更换，谁也不愿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立志振兴海军的光绪帝，曾下令各省按一定份额拨款给船政，共筹款170余万两白银。可惜慈禧发动政变后，勒令这笔巨款上缴中央库房，实际留给船政使用的，只有区区15万两。

此后，船政曾设法内部挖潜求生存，如改变船舶及各类产品无偿划拨的“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各省付款订货维持生产，并接受航运商定造船舶。又开辟修船业务，兼营民用运输，1903年还铸造铜元求利，大有从典型官办机构向近代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型之势。

不过，这些努力均未见显著效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盛夏时节，这个中国近代最主要的造船基地创立刚过40周岁，就收到一张谁也不愿打开的“生日贺卡”，自身难保的清廷终于下旨：“暂行停办。”

工业英才耀马尾

1915年4月，北洋政府派出一批留学生，自上海乘英国邮轮赴美国，分头考察、学习飞机和潜艇制造，带队者是年届65岁的海军部造船总监魏瀚。

魏瀚，福建闽侯（今福州）人，为协助创办马尾船政的法国人日意格的得意门生之一，也是1875年第一批赴欧留学的船政学生中的佼佼者。学成回国后，他担任马尾造船工程处总工近20年，负责督造龙威号铁甲舰等一批当时装备最好的国产船舰，1903年还一度受命主持船政全局。

在美考察期间，身为资深海军专家的魏瀚敏感地意识到，飞机将来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战略作用。当时离莱特兄弟首次飞行试验成功不过13年，在一战中，飞机也只是崭露头角，魏瀚有此远见，实属难得。回国后，他向政府建议应该发展新军种——空军。

1918年1月，福州船政局（马尾船政清末停办后，于民国初年划归省辖复办）设立海军飞机工程处及飞潜学校，由随魏瀚留美归来的巴玉藻和王助主其事。

原来早在1909年，巴、王二人已由前清海军重臣萨镇冰选拔（王助后来成为萨氏的孙女婿），赴英国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他们接北洋政府指示，赴美与魏瀚团队会合，并同时考上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硕士毕业后，巴玉藻受聘为通用飞机公司总工程师，王助则与美国同窗威斯特维尔一起到了西雅图，加入威廉•波音创办的波音公司，出任波音首任总工程师。王助设计制造出波音首个产品——C型水上飞机，获得美国海军50架订单，初创的波音由此站稳脚跟。

巴、王二人当时都不过二十四五岁，却已是美国初期航空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这对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一心报效国家，决定放弃在美的高薪厚禄回国。

据老一辈船政人回忆，巴玉藻乐于与人交往，擅长管理，王助则是典型的技术专才，仪表整洁，不苟言笑。两人通力合作下，仅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甲型一号水上飞机，性能可媲美当年欧美的同类机型。1922年，他们共同研发的世界上第一座供水上飞机使用的浮动飞机库，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

初战告捷，二人向北洋政府提出雄心勃勃的扩充计划，“请款60余万元，以图多制教练机，养成多数人才，逐渐试造军用飞机、自制发动机，以期达到建设空军增强国防之目的”。北洋政府虽然予以批准，却迟迟不见拨款，宏图大计变为一纸空谈。

1929年6月，壮志未酬的巴玉藻因病早逝。接手主持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的王助，性情耿直，不久即与南京政府当局在飞机厂迁往上海问题上发生冲突，愤而辞职。离开马尾后，他受聘出任中国第一家民航企业——中国航空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中航所有飞机的维修和组装。

1934年，王助应邀担任中美合资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总监理，监制首架在中国出厂的诺斯罗普中型轰炸机。八年抗战中，批量生产的该型轰炸机全部投入与日军作战，贡献甚大。

1939年至1946年间，王助迁往西南后方的成都，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对现代航空工程技术，多有价值重大的探讨。他聘请的学者中，包括当年正在国际火箭研究领域声名鹊起的钱学森。

1949年11月，羁留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飞行员集体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驾机返回大陆，史称“两航起义”（或“两航事件”）。已经回到中国航空公司任职的王助，未参与其事，他受国民党政府之命接任中航总经理，将公司由香港迁往台湾。但中航在台无机可飞，王助只是挂个空衔。不久他转往台南成功大学机械系任教，直到1965年去世。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媒体发掘报道王助早年事迹。波音公司看到后，不忘旧情，每年到成功大学举办一次航空讲座，以纪念他对波音及世界航空业的贡献。

回首过去150年间，在东南海滨闽江口那个不甚起眼的小渔村里，居然孕育出中国近现代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海军船舶工程和航空工业，实在令人惊讶。如果联想到“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也是根正苗红的马尾船政人，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大奇迹了。

第六章
参政报国闽乡人

1986年11月5日大清早，两位满口闽南话的古稀老人，带领一支十余人的考察车队，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经大理下关、保山、芒市一路西行，向中缅边境的畹町和瑞丽进发。

二老分别是77岁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68岁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他们所走过的，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而此次前后耗时六天、来回1850公里的特殊行程，只有一个目的：探访已逐渐湮没无闻的三千南洋华侨机工报效祖国、协力抗日的史迹。

南侨奋起

47年前，即1939年春天，年方21岁的厦门大学学生陈共存，辗转来到抗战后方的昆明，打算继续升学。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已内迁至此，组成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

陈共存在昆明时，恰逢第一批自南洋回国参与抗日的华侨机工抵达，他前往探望，看到机工们既无寒衣，又缺少住宿被铺，以稻草席地为床，苦不堪言。他随后写信向叔父陈嘉庚汇报实情，请求设法解决。

生于福建同安集美村的陈嘉庚，是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一代著名侨商领袖，发起组织华侨机工回国助战，抵抗日寇入侵，堪称他传奇人生中极重要的一笔。

其实，抗战爆发前，因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陈嘉庚经营的商业王国已告衰微，昔日的马来亚橡胶大王，不得不面对破产清盘的厄运。但素来热心祖国事务和同胞利益的他，在数以百万计的东南亚华侨，尤其是闽籍同乡中，仍拥有巨大的号召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第三天，即8月15日，新加坡华侨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公推时年64岁的陈嘉庚为主席。

第二年“双十”国庆节，南洋各地45埠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集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再获选为总主席，李清泉（菲律宾侨商，福建晋江人）、庄西言（印尼侨商，福建南靖人）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八百万侨胞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做后盾。

南洋各地华侨如此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抗战期间，南侨总会实际上成为东南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最高领导机构。

南侨总会成立半个月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战时陪都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自新加坡发来“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电报提案，获大会赞成通过，唯时任参政会主席的汪精卫，对此不以为然。名记者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评价说：“这寥寥的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初，陈嘉庚收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纸电报，请他以南侨总会名义，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宋子文之弟）亲赴新加坡与陈面商此事。

同年2月7日，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新加坡机器行率先响应，号召本地机工同业“共肩民族复兴之责，以尽国民之天职”。仅仅十天之内，第一批志愿回国的机工80人（时称“八十先锋”），已整装待发。

三千壮士

原来，1939年1月，为应抗战急需而赶修的滇缅公路西段（下关经保山、芒市到畹町，全长548公里）刚刚竣工，加上数年前改造完成的东段（昆明到下关，全长412公里），作为战时后方战略大动脉的滇缅路中国境内段已全线通车。公路是通了，但经济水平落后又连年战乱的中国，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维修工却奇缺，情急之下，国民政府唯有向华侨求助。

在为勇敢共赴国难的“八十先锋”践行时，陈嘉庚感叹说：“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辛苦……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而无愧。”

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委托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开出的月薪为国币30元，而应募的华侨工程师，不乏月收入达200新加坡元（折合国币近700元）者。但大敌当前，同仇敌忾，踊跃应募者中，除普通司机、修理工和工程师外，富家子弟和大学生亦不在少数，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仅1939年2月至8月的半年内，南侨总会即先后招募九批机工，经越南、缅甸等地运送回国，总计近3200人，他们绝大多数原籍为闽粤两省。机工的回国旅费和日常衣物用品，每人约花费80新加坡元，合共25万多元（折合国币近90万元），均由南侨总会下属各埠机构出资承担。

三千南侨机工回国后，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大部分在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沿线（缅甸境内186公里）从事军事运输，也有一些奔赴广西前线，参与南宁昆仑关战役（抗战重大战役之一，1939年12月—1940年1月）的火线运输工作。

据《中华民国统计纪要》记载，从1939年7月到1942年7月的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2000吨，很大一部分由南侨机工完成。另据当年印行的《华侨先锋》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军事物资输入量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南侨总会的另一重大义举，是倡导各埠分会，在华侨商人及民众中积极筹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陈嘉庚被迫避走印尼三年多，直至日寇投降。据他避难期间写成的《南侨回忆录》所述：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时，全南洋各地认捐抗日款项每月约400余万元国币，到1939年全年实际汇出的募捐款多达7000余万元，比大会上所认捐数目，有增无减；1940年的实际捐款又新增了300多万元，其中还有一笔折合国币约3000万元的巨款，因受马来亚外汇管制，不能汇回国内，不然捐赠数更为可观。

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历时大半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先后两次赴滇缅公路看望南侨机工。其间他还赴延安访问，结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当时延安的清新风气，以及在野党的艰苦朴素和实干精神，性格耿直的陈嘉庚印象颇佳，这也为十年后他决意响应新政权号召回归祖国，埋下了伏笔。

救乡运动

漂泊海外的华侨，尤其是乡土观念极重的闽籍侨商，心系故国，以社团组织的集体力量，积极参政，报国保家，并非自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开始。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福建是北洋军阀与桂系军阀及国民党势力反复拉锯的战场，兵火所及，民不聊生，苛捐杂税，令民怨沸腾，以至于华侨乡里，人人自危。其中尤以直系福建省长李厚基、割据一方18年的“闽南王”陈国辉二人，为害最烈。

1920年10月17日，由后来成为南侨总会主要发起人的李清泉牵头，故乡大多在闽南的菲律宾闽籍华侨代表，在厦门鼓浪屿集会，商讨“救乡”事宜，筹办福建自治会。第二年底，福建自治会在菲律宾成立，提出“驱逐军阀李厚基，联络各自治团体，整肃民军民团”三项主张，这是公认的闽侨“救乡运动”的发端。

1922年11月，“旅菲华侨自治急进会”成立，李清泉又获推举为主任。该会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建省议会及北京、上海等地福建同乡会发出通电，拒绝北军入闽，倡导闽人自治。至1925年5月，南洋闽侨救乡会在马尼拉成立，“救乡运动”浪潮遍及东南亚各地。

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后不久，军阀混战又起，“闽南王”陈国辉部仍横行福建，地方苦不堪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奋勇抗敌，声名威震全国，颇得菲律宾华侨仰慕。适逢该部队伤亡甚大，急需休整，李清泉遂以闽侨救乡会、菲律宾国难后援会等海外社团名义，联合厦门华侨公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派十九路军入闽，由军长蔡廷锴出任福建省主席。

蒋介石顺应民意，批准了这一请求。菲律宾中华商会迅即派新任主席许友超、闽侨救乡会副主席桂华山（均为福建晋江人）同赴香港拜会蔡廷锴，敦请其率军入闽，蔡廷锴大受感动。

十九路军入闽后，提出肃清匪盗、禁绝烟赌、保护华侨、恢复经济的主张，很快捕杀了军阀陈国辉，为福建人除了一大害。

1933年秋冬之际，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联合陈铭枢、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邀请许友超加盟革命，许与李清泉等人商议后，决意拥护，并赴福州面见蔡廷锴，建议设立厦门市。

同年11月25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任命许友超为厦门市市长兼思明县（原管辖厦门）县长。在整部华侨史上，海外侨领回国出任一个城市的首任市长，是破天荒的第一回。

许友超主政厦门的数十天里，确是克己奉公，尽心尽力，希望有所作为。可惜时不我与，1934年初，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遭南京政府大军压境，危在旦夕，许友超无奈辞职返回菲律宾，重操经商旧业。

赤子功勋

回头再说说南侨机工。

1942年5月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寇自缅甸攻入云南畹町，试图沿滇缅公路长驱直进，终被中国军队阻击于怒江西岸。但中国抗战的西南生命线自此断绝，公路运输陷于瘫痪。

三个月后，除数百人陆续应盟军征召赴印度协助远征军外，滇缅路上待命的多数南侨机工，竟接到了上级的裁员通知，抗战志士转眼成了无业游民，生活一时陷入困顿，心理上亦失依托，有些甚至沦为乞丐。因流离失所、贫病交加而死去的机工，为数不少。

抗战刚刚胜利，奉陈嘉庚之命任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的庄明理（泉州籍马来亚侨商及报人），即向国民政府提出救济安置南侨机工、帮助其复员南返等八项要求。政府侨务部门表示同意，但政策迟迟未落实。

稍后，结束避难生涯的陈嘉庚自印尼重返新加坡，因不愿见到南侨机工滞留国内，被迫参与内战，随即就善后事宜与国内展开漫长交涉。经过一年多努力，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启动机工复员程序，每名在册机工核发200美元奖金，欢送南归。

据1986年底陈共存写成的《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中粗略统计，在3200名归国机工中，战后陆续有1000多人（含部分眷属）辗转返回南洋，另外上千人或在内地成家，或获稳定工作，或返回闽粤原籍生活，放弃南返，两者各占约三分之一，而在抗战中英勇殉国及后期死于贫病的无名英雄，不下千人。

1955年11月，回国定居的陈嘉庚在庄明理等人陪同下，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留下来的南侨机工，当时他们大多能在新环境中安居乐业，让八十高龄的陈嘉庚颇感安慰。不到6年后，这位一代爱国侨领溘然长逝。

随后持续二十余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因“海外关系复杂”“国民党走狗”等罪名，身心均遭摧残，历史功绩也被抹杀。到庄明理、陈共存一行重走滇缅路时，侥幸生存的老机工估计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且都是七八十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1989年7月7日，南侨机工归国参战50周年之际，一座十二米高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滇缅公路西段的起点——昆明滇池之滨树立，碑座正面镌刻四个大字：赤子功勋。

半个世纪的厦门商会

现代的中国商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节日？答案是：曾经有过。

1946年10月，抗战胜利未久，国内经济枯竭，商业萎靡，全国商联成立大会适于此时在首都南京召开。会上，厦门商会代表提交议案，要求确定每年11月1日为“中国商人节”，议案顺利获得通过。对复苏战后濒于崩溃的民族工商业，此举自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在国内众多民间商会中，厦门商会资格颇老。它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仲夏，时称厦门商务总会，是清末经政府备案设立的最早一批新式商会之一，也是福建省内第一家近代商会。

厦门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对外开放，列入“五口通商”口岸之列（其余四处为上海、宁波、福州和广州）。这个曾经是明清东南海商主要基地及闽台贸易枢纽的小岛，比大多数国内城市，更早地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据《厦门志》记载，清中叶以来，对外贸易发达的厦门已出现洋行、商行、“途郊”等商人组织，“途”是行业之意，“郊”则专指直接从生产商购货的批发商。19世纪末厦门有“十途郊”之说，可见商人组织之发达多样。

由于厦门在晚清东南沿海外贸中的特殊地位，自传统“途郊”改组而成的厦门商务总会，号称有“联络沪津，枢纽闽南，以控制南洋各属商务之势”。直到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不管鹭岛（厦门别称）内外如何风云变幻，它都是当地政治、经济及海外联络沟通舞台上的要角。

辛亥革命爆发前，该商会管辖厦门市面及泉州、漳州、龙岩、永春等地，自台湾归来的富商林尔嘉（字菽庄）出任第一、二届总理。林氏率先在厦门兴办电话公司，协助筹建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至今，鼓浪屿上他所修建的菽庄花园，仍是游客必到的名胜之一。

清末至民国，厦门商务总会（后分别改称厦门总商会和厦门市商会）历届负责人（先称总理，后改称会长或主席）中，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同安县人洪鸿儒。这位经营粮食、信局、出入口贸易和钱庄的商人，自1908年到1938年的三十年间，先后六次执掌商会。

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抗战爆发厦门沦陷后拒不事敌，以74岁高龄亡命海外，奔走于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联络华侨坚持抗击日寇。日方屡次威逼利诱其回厦门出任伪职，均遭痛斥。后一度被敌拘押于马六甲，敌逼其写悔过书，他以“无过可悔”回应之。受其精神感召，他领导下的厦门商会同人，无一人在沦陷期间参加伪组织。抗战胜利后，82岁的洪鸿儒荣归厦门，国民政府特颁发“忠贞爱国”匾额一方，予以表彰。

厦门商会另一重量级人物，当数为厦门市政及交通基础设施出力甚巨的爪哇富商归侨黄奕住。

20世纪30年代初，厦门商会达到鼎盛期，据1930年统计，属下共有48个同业公会。抗战胜利厦门光复后，到1946年，商会下属同业公会恢复至28个，1949年更增至51个，表现相当活跃。也正是在此期间，他们在全国商联大会上首倡设立“商人节”，同时提出请求当局改革税务、准许创设县市商业银行、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等18个议案，皆获通过。

商人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非常残酷。因内战骤起，国共厮杀，重振商业所需要的和平环境遭受破坏，经济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三年后，大陆政权易手，商人或黯然去国，或观望留守，“商人节”决议转眼成了一纸空文。厦门商会作为旧时代的产物，由新政权接管重组，改名为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留下来的会员们，也和全国各地商人一样，迎来了一个让他们忐忑不安、前途未卜的新时代。

还有一段小插曲：1950年3月，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成立，中共委派的第一任厦门市政府市长梁灵光（福建永春人）出席致辞。整整30年过去，文革后复出、已经64岁的梁灵光，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主管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创办工作。而此时的厦门，从百余年前的“五口通商”口岸，又变成了四大经济特区之一。

历史，总是爱开一点玩笑的。

第七章
卷土重来新闽商

1980年，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刊发一篇记者走访中国东南沿海的现场报道：

“石狮的小商品贸易和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中国民间经济沉寂多年，敏感的海外媒体捕捉到了其活力再度迸发的前兆。同样为这一激动人心的图景所触动的，还有风华正茂却仍寂寂无闻的“海外游子”许荣茂。

游子思归

那时候刚刚30出头的许荣茂，老家正是福建石狮。他早年赴香港谋生，20世纪70年代末任职股票经纪，并开了一家金融公司。那几年香港股市交投畅旺，他亦多有斩获，眼见内地商机初现，便决意回来试试。

许荣茂最先投资的是织布厂和服装厂，在香港和刚刚起步的经济特区深圳，在家乡石狮，还有西部内陆的四川、甘肃等省，都开设有工厂，主要是给美国服装品牌做代工。也有一说是他以毗邻香港的珠三角为根据地，从事纺织品出口贸易，产品主要销往美国。

当时，中国第一批登记在册的200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据说属于许荣茂名下的就有3家。

1989年是许多中国人命运转折之年，许荣茂也不例外。但他的转折纯粹是商业性的。

尽管许荣茂的服装生意规模不小，可没有自己的品牌，实际利润很低，他越来越意识到前景不是那么好，开始考虑转行。

那一年，他回到石狮，投资兴建位于市中心的振狮大酒店，参与振狮经济开发区建设，接着又开发了投资逾10亿元、占地6000亩的闽南黄金海岸度假村。

促使他决意投身内地房地产开发，还有更直接的诱因。有一次他去杭州一位朋友家里吃饭，他们就一室一厅，客厅兼做厨房，要去洗手间必须出门走上好几百米才能找到一个公用的，去了再回来接着吃饭。在人口更密集的上海，三代人同住一间房更是寻常事，大家都很辛苦。

许荣茂说，那时候中国内地城市基建十分薄弱，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我在香港、在国外看得多了，感觉反差很强烈，国家刚好要对外开放，我预感到这方面会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就决心参与进来。

十年机遇

许荣茂大半生的事业，起步于粤港，转型于石狮，成长于北京，而真正让他得以扬名并跻身中国一流企业家行列的，还是登陆上海滩后的十年耕耘。

2000年，年届50的许荣茂拍板：逐渐减少投资已有一定根基的北京市场，转而全力主攻上海浦东。那一年，上海楼市极为低迷，与火热的京城适成两极。

“在我看来，浦东是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地区，未来上海的发展代表中国，而浦东的发展一定能代表上海。”许荣茂说。

他先后投资一二百亿元，开发世茂滨江花园等一系列项目，并从自己及儿子许世坛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成立上海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此，公司对外统一使用“世茂”品牌。

许荣茂在上海初展拳脚之时，有两件大事让这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地位越发重要。

一是2001年11月中国“入世”，跨国公司纷纷将亚太总部迁到中国，迁到上海。有长期海外生活和投资经验的许荣茂，自然明白其背后隐藏的商机。

二是2002年12月，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消息传来，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许荣茂竟然当场落泪。他一边流泪一边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让更多人及时分享喜讯。

此后上海和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位福建石狮商人的远见。

商场轮回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上海闽商大都返回原籍。直到80年代初，才又有一些福建人来到上海，从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做起，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2年浦东开发后，已在闽粤先期改革中尝到甜头的闽南、福州和莆田人，陆续来到上海，进行二次创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海外闽籍商人也将上海作为投资发展、产业升级的重点，上海闽商群体迅速壮大。许荣茂不过是这一波重返上海滩的闽商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

比如，大名鼎鼎的印尼三林集团（印尼首富、闽籍华商林绍良创办）、马来西亚嘉里集团（闽籍富商郭鹤年兄弟创办），都以上海作为其返回内地投资的重心。

据上海市福建商会2007年统计，在沪新闽商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总数已达5万余家，注册资金在百万元以上的有一万多家。其中有兴业银行、世茂集团、龙工集团（主营工程机械）等为代表的金融、房地产和制造业龙头企业，近年来还出现了近200个规模较大的钢材、木材、建材、茶叶等专业市场，俨然重现100多年前老一代闽商叱咤洋行街之气势。

上海新闽商所从事的行业各不相同，但最初的成长模式如出一辙。他们往往以夫妻、兄弟为核心，以亲属、乡邻为纽带，滚雪球般发展到整村、整镇和整个县市，同一籍贯在同行业中的聚集尤为突出。

人生往往如一道轮回，不知不觉间，又会从远方回到起点，商人的足迹亦复如是。新一代的上海闽商与他们的前辈之间，极少有血缘或亲缘上的联系，但他们的天性和直觉却惊人相似，对上海这个商人实现梦想的天堂，热爱如故。

即使是见惯欧风美雨的许荣茂也说：“上海有着适合我的理念生长的土壤。”

鸣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特别感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支平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日根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高红霞博士提供的帮助。部分内容参考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及福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汇编的资料。《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吴刚、慧及人生版组编委于东辉也给予了慷慨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同事王其明参与采写了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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