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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精神病人

戴廉 郑道 罗洁琪 |文

福建人陈德明以一副诡异的形象来到精神病院：头上套着编织袋，四肢捆着不干胶，身上还裹着一床被单。他是被妻子和娘家人送来的。

陈德明没病。医生诊断：“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可以出院。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谁送来谁领走”阻挠了他的离开——妻子拒绝领人。

住院56天后，在姐姐的努力下，陈德明离开医院。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2011年6月20日，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此十天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并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参会律师们的声音集中在一点：当前草案能够防止“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吗？

这同样是公众的疑虑所在。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曝出。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被精神病”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

但是，几乎同时，在另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织的研讨会上，这一话题遭到了无奈而激烈的反驳：民意倒向了“防止公民被精神病”，但请不要忘记，这部法的主要任务，“本应该包括关怀和保护一个最痛苦也最弱势的群体——精神障碍患者”！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迄今已有26年，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争吵在最近数年里越发不可开交。争论包含了方方面面：到底应该何时、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

“你可以进去了”

杨志超作为“精神病人”，从确诊到被安排入院，历时未满两个钟头。

“你可以进去了。”护士一边对杨志超说，一边推开了通往精神病房的防盗铁门。

那是11年前的一个中午，1999年12月30日，知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被医生以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收进了医院。

杨志超主动来到这家精神病医院，是为了完成体验、观察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艺术。医生在听完杨长期不上班和曾经自杀等经历后，“她毫不怀疑地将我列入精神病人的行列。”杨回忆说，病症是“抑郁症”。

时隔11年，如今的精神科就诊，草率问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2008年10月，广西媒体曾披露，一位名叫黄雪清的高三学生，因头疼而被奶奶送到医院。南宁市宾阳县新宾卫生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要求其住院并服用了“利培酮”和“氯氮平”等药物。三天过后，黄雪清病危。经转院到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黄的病因最后被确诊为“继发病毒性脑膜炎”和癫痫状态。

曾在日本进修精神疾病博士课程的吴娟告诉财新《新世纪》，她日前观摩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初诊步骤，最让她震惊的是，“初诊时间总共就花20多分钟，就是走个形式。”

该院该初诊步骤大致规定如下：

1.先向知情人（家属或单位）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除其他科都要询问的家族史、个人史、既往史、药敏史外，还包括生长经历、个性特点、恋爱婚姻情况、是否受过刺激等，约需5—10分钟；

2.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检查，精神检查是访谈式的，以交谈为主，要花很多时间，约需15分钟左右；

3.最后则要将诊断、处理以及预后等情况向病人家属交代，以取得家属配合，此时，患者家属或单位领导亦会向医生提出各种咨询问题，要求解答，要花费5—10分钟的时间。

吴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日本，初诊时医生一般至少都要跟就诊人谈上一个小时。如果要求患者入院，要有两名有鉴定资格的‘精神保健指定医’同时认定。”

在中国的医院，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亦参照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但这比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较低。以“精神分裂症”为例，中国的“症状标准”规定，至少有如幻听等二项症状，“至少已持续一个月”；而美国的标准中，如妄想、幻听等相关病症应在“二项以上，均应在一月内的（如经有效成功的治疗，限期可以较短）显著较长时间里呈现”，“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持续六个月”。

和其他科室相似，中国精神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三甲医院精神科常常人满为患。一位精神科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在他每次出诊的四个小时中，常常需要连续接待数十位病人。

而中国基层精神科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不免令人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多了一份担忧。

一项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现况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在岗人员无医学学历971人，中专2477人，大专2459人，本科1174人，研究生及以上70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8.159%。职称以初级为多，占55.181%；精神科医师为1162人/10万，护士为2142人/10万，康复治疗师为85人/10万。与此同时，人员流失严重，五年间流出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流出人员约20%。

因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以前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愿意到精神病院来，我们的医生主要以退伍军人、中专生为主，大家后来通过自学才拿到了更高的学位。”辽宁某县精神病院院长说。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之一的黄雪涛指出，在中国，初诊和确诊过程草率，对精神病人的收治，亦没有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收治存在制度缺陷正是造成“精神病乱象”的根源之一。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由于缺乏相应约束监督的制度设置，精神病领域造成了“该收不收，不该收乱收”的乱局——如此，精神疾病已是涉及全民的问题，谁都可能存在“被精神病”的危险。

确立“危险性标准”

中国非自愿住院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收治。

几乎每一位“被精神病”者，都对自己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记忆深刻。

53岁的上海某机械厂老工人周鸣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自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过程：2008年4月23日清晨，刚走到上海火车站大门口，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硬物袭击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苏醒过来时，双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约四寸宽的白色布带捆绑。两个便衣男子将其塞进路边停靠的120救护车，强行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下车后，没有办理任何入院手续，他被两名男子直接带上十楼的病房。七八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工围着他，给他换上病服，然后把他的衣物、手机、钱包等全部拿走。从病房到楼梯间，渐次有玻璃门、铁门和木门——三重封闭的大门，均需要医院的工作卡才能打开。从此他与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却无从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此后的病历显示，2008年3月18日，周鸣德的妻子、儿子及普陀区桃浦镇妇委相关人员曾到医院叙述称，周鸣德“到处上访，行为异常，怀疑妻子有外遇，殴打妻子等”。医生诊断：根据病史，考虑偏执状态，登记住院。

周鸣德遭遇的关键点在于：医生在未见到他的时候，仅凭其妻和儿子的一面之词就给出诊断，并强制其入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非自愿住院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当前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地收治。

当然，唐宏宇还说，“和其他病人不一样，正常人得了病会想尽办法去治疗，而且尽量会找好的医生治疗，但精神病人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不承认自己有病，拒绝寻求治疗。这在医学上被称做‘自知力’的丧失。”

正因精神疾病的这一特点，在医学专家眼中，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必要的。支持强制的另一个医学理由是：临床经验已经证明，对精神疾病的早期干预能够阻止患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面对强制入院遭遇的质疑，一位医生曾经愤愤不平：“是不是我们就一直等着，等到患者杀人、或者自杀才送到医院？”

但这个观点无法说服律师和法学专家。黄雪涛2008年主笔撰写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其中列举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宗罪，前四条均与强制收治有关，包括“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

针对上述情况，黄雪涛等律师推崇的入院标准，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危险性标准”，即“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

联合国大会1991年12月17日第46/119号决议，通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惟有在下述情况下，一个人才可作为患者非自愿地住入精神病院；或作为患者自愿住入精神病院后，作为非自愿患者在医院中留医——确定该人患有精神病，并且(a)因患有精神病，很有可能即时或即将对他本人或他人造成伤害；或(b)一个人精神病严重，判断力受到损害，不接受入院或留医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或无法给予根据限制性最少的治疗方法原则，只有住入精神病院才可给予的治疗。在(b)项所述情况下，如有可能应找独立的另一位此类精神保健工作者诊治；如果接受这种诊治，除非第二位诊治医生同意，否则不得安排非自愿住院或留医。

此次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中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对于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应送诊一项，黄雪涛认为《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的规定相当宽泛，如若据此作为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的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避免权力滥用

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因为“被精神病”事件日益增多，病人或疑似病人的维权意识增强，一些医院和医生，也总结出“个性化”的诊断程序。

广东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钟古华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的发生，他的方法是：“如果是妻子送来丈夫，我就要求他的兄弟或父亲一定要到场；如果是丈夫送来妻子，我就要求她的娘家人过来。必须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收治住院。”

不同于临床医学的高度发展，现代精神病学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又由于临床常见的多数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找到病因学上的确切证据，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学等诊断方法无用武之地，而主要依靠医生对患者进行的精神检查，结合家属提供病史来进行诊断，故其医学属性始终遭受质疑。

甚至有人戏言，“想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对于“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分析，中国精神病院和精神科医生的逐利冲动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唐宏宇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否认：“目前，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没有办法住进医院，医生如果要逐利，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将他们收治进医院，而不是将正常人收治入院？何况，‘被精神病’案例充其量只是万分之一不到的个案，难道医生要靠这万分之一挣钱吗？”

实际上，精神病学专家很少提及的另一个事实是，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专家“误诊”病人背后，除了利益瓜葛，往往是某种政治压力。一些地方当局出于维稳需要，将精神病院作为维稳工具，精神科医生也被迫成为制造精神病人的工具。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件中，多数属于此类情形。

基于种种现实，尽管对于“被精神病”的观点分歧巨大，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本次草案设置了初诊、复诊、精神司法鉴定的诊断程序，但这在法学界人士看来还远远不够。他们主张程序司法化。

“精神障碍的认定，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所以用司法的正当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说，“我主张精神障碍的认定，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强制住院或者非住院治疗，都应当实行严格的司法化和去行政化。”

“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庆康说，“我们需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他是否有精神病；第二，他的精神病是否严重到必须强制住院。对此，司法部门应该提供一个辩论的平台。”

许多精神医学专家持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应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而对非自愿治疗，则由司法裁定。

而早在2007年，北京安定医院罗小年教授即向卫生部法规司提出：赋予精神科医生司法权，是精神科医生难以承受的，国外立法中，提请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都不是精神科医生。

不过，唐宏宇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也希望这么做，可在中国现阶段基本不可能实现。仅仅是我们医院，每天入院病人就近十个，如果全中国的精神病院每收治一个病人，都要像美国那样司法前置，中国的法官忙得过来吗？”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精神卫生法》2009年征求意见稿曾设想：由患者、家属、律师和法官共同组成一个独立审核委员会，以解决司法前置可能导致病人无法及时治疗问题。但这个建议并未出现在此次草案中。究其原因，一位精神病专家坦言：“委员会的费用谁来承担？”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间，《精神卫生法（草案）》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有法总比没法好”，酝酿、争议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出台或已近在咫尺，填平“被精神病”的鸿沟已非遥不可及。

强制治疗歧路

郑道 戴廉 |文

“一位20几岁的可爱姑娘，有一些抑郁，被住院不到一年就死了。”曾在国外深造精神病学的吴娟对邻居的死感到震惊。

“她不就是被失恋打击吗？为什么要送进精神病医院？”吴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她更多需要安慰，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不需要接受电疗⋯⋯”

在吴娟看来，中国的精神病医院（科室）是医生统治的地盘，背离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治疗，反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住院的日子

“许多精神残疾，恰恰是在精神病院的封闭式病房里制造出来的”。

北京回龙观医院财务科科长郭敬源，还记得1975年刚到医院工作时的情形：“那还是文革后期，条件太差，病房的窗户都钉着铁栏杆，病人们穿着肥大的棉衣棉裤⋯⋯”

在郭眼里，那时的精神病院更像一个大收容所。精神病院“越来越人性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整个社会都在发展，和国外的交流也在增多。”

就这家精神病院而言，除了医护人员的态度，最明显的变化是窗户。回龙观医院新盖的病房楼弃用了在精神病院风行多年的铁栏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大玻璃窗，从外观上看来，它与普通玻璃窗无异，但能抵御极强的外力冲击，“连大铁锤都敲不碎”。

不过，即便建筑的外观、医护人员的态度都在变化，封闭式精神病房也实非令人愉悦的场所，“飞越疯人院”的念想潜藏在无数精神障碍患者心中。

韩丽云的丈夫正在住院。在前一次的探视中，丈夫递给她一张纸条，中心内容是：“想办法让我出院。”他给韩丽云出了好多主意，写满了一张A4纸，比如：“告诉医生，我甲亢复发，需要尽快出院看病。”当然，他对局势仍有清醒的判断。最后一条是，“如果你没本事把我弄出去，就来看我。”

精神障碍的治疗，目前仍以药物为主，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研究显示，病人可能出现帕金森综合症；还会出现迟发性运动障碍，常常可以影响面部活动、肢体运动和吸吮进食等。

初入医院的病人或许还将面临另一种折磨。2007年被亲哥哥送入精神病院的“被精神病者”甘国辉，在博客中详细记载了他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当天，那种压抑、惊恐、度日如年的感觉：

“容不得我思考，病床前已有七八个穿白大褂的人将我围住，分不清是医生还是病人。反抗，已经是毫无意义的，刚一躺下，四肢即被按住，膝盖压上我身体，出于本能，我的四肢开始收缩发力，但七八人围住我，他们的目光或严厉、或凶狠、或欲得之而后快。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护士，这里面好几个都是病人⋯⋯很快，我的双腿分开呈八字绑在床尾，双手绑在床的两侧。完全固定住四肢后，手机、家门钥匙、衣服、鞋子都被悉数搜走。我已经彻底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不能动弹，几个小时后，身体越来越不舒服，鼻子瘙痒想抠抠鼻子都不可能，又不敢寻求帮助，我只能侧着头在旁边的被子上擦蹭。⋯⋯终于，大约晚上12点，护士给我解开了双脚。这时才可以勉强屈屈腿来缓解身体的极度不适。”

“在精神病院住久了，所有人的棱角都会给磨得一点不剩。”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许多精神残疾，恰恰是在精神病院的封闭式病房里制造出来的。”

如今，已经有打破封闭式治疗的成功案例。1978年以后，意大利逐步关闭了全国几乎所有精神专科医院，当时改革派的理由正是，“精神病院不仅将病人拒于人类生活之外，而且在制造新型的精神苦难。”他们后来所建立的，是一个依靠社会精神病服务进行预防、治疗和康复，依靠综合医院精神科进行治疗的体系。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也提出，“每个患者应有权在最少限制的环境中接受治疗，并且得到最少限制性或侵扰性而符合其健康需要和保护他人人身安全需要的治疗。”

危险的电击

首次住院精神病患者死亡原因有躯体疾病、猝死、治疗综合征、自杀、意外事故。

据行为艺术家杨志超此后写成的，精神病医院体验手记《嘉峪关》显示，患者的生活无非就是吃饭、吃药、看电视和睡觉。

当时精神病人吃的药，有咁呔乐、新诺敏、氯丙嗪、安定等。虽神智正常，“潜伏”的杨志超仍需服下医生开出的药物。

在药物作用下，睡眠成了病人最主要的活动。

杨志超描述称，由于药物的作用和封闭的环境，加之彼此的麻木，“病人与病人的交流不仅被压缩到最小的地步，而且更多的时候整天不和其他人说一句话”。

精神病院内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

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医院的钱正康等人，对该院36年（1966—2001）来住院意外死亡的58例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意外死亡主要由抗精神病药毒副作用所致，与联合用药、高剂量有关。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单一较低剂量治疗中也发生较多猝死。

2008年，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王卫华等人，发表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的《91例首次住院精神疾病患者死亡原因分析》称，从1953 年到2007 年12 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收治住院精神病患者55516 例，死亡128 例（1. 0%）；首次住院患者死亡91例，占总死亡人数的71. 1%。

该研究表明，在91例死亡中，其原因有躯体疾病、猝死、治疗综合征、自杀、意外事故，分别占50.5%、22.0%、11.0%、8.8%、7.7%；躯体疾病导致死亡居各类死因的首位，其次为猝死。

另一种意外死亡则与某些精神病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有关。

2008年底，山东莱芜一位叫王修英的妇女因突发精神异常现象。其家人于当年12月7日晚，将王送入莱芜市精神病医院接受诊治。12月15日，王修英的家人接到院方电话通知，称病人被转入莱芜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当天，王修英死亡。

事后确证，精神病医院对王修英存在暴力等治疗不当行为。

除了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存在的治疗风险，中国精神病医院（科室），必不可少的治疗手段就是电疗。这是目前被认为对精神疾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但也是争议最大的治疗方式。

杨志超曾问一位张姓大夫关于电疗的作用。张说，“电休克主要治癫痫和抑郁严重者，包括躁狂症”，“疗效特别好，再有，对拒绝合作的病人，打人的病人，电休克同样有效，而且相当明显。”

曾“被精神病”的河南漯河农民徐东林，在被关押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的六年中，据其自称被电过50多次；同样是曾被媒体关注的“被精神病”的彭宝泉，同样遭受过电击治疗。

电疗（电击治疗），即电抽搐治疗（electric convulsive treatment，下称ECT），是利用电流和电磁场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在精神疾病领域，广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其他不确定的精神疾病。

20世纪40年代，ECT开始临床实验，50年代被中国医学界引进。然而，由于抽搐所带来的如骨折等诸多副作用，ECT此后进行了改良。即在进行电疗前，先对患者进行静脉注射安眠麻醉药，此后，再进行电疗。因此，无抽搐电疗又称“MECT”，但本质上仍是ECT。

2000年以后，MECT在中国普及。而更多中国普通民众对电疗的了解和认识，则始于2009年——当年，山东省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杨永信，利用电疗手段给上网成瘾的青少年进行治疗，此事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

目前，中国临床医学界对MECT持肯定态度。但事实上，电疗自诞生至今仍是饱受争议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

2009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公开的文件显示，一款新的电疗设备在上市前，并无法提供临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此举激起美国民众热议。

与中国医学界对电疗的态度不同，作为电疗设备的主要生产国，美国对采用电疗治疗精神疾病的态度显得更加审慎。

美国医学界对电疗的质疑，包括了电疗会破坏人的脑细胞、失忆，甚至有研究结论称，接受了电疗的患者，与没有接受该项治疗的人在疗效上并没有多大差异。

而几乎成为共识的是，电疗对精神疾病短期疗效显著，但极易复发。

2009年，琳达•安德烈在美国出版的《欺骗的医生：他们不希望你了解电疗》，是质疑电疗及其副作用危害的专著。

由于无法完全证明电疗对精神疾病的有效性，美国有些地方禁止采用这一疗法。

在一个专门讨论电疗的网站（ect.org）上，接受过电疗的人更是对这一疗法的副作用进行了控诉。几无例外，他们都称是被电疗伤害的人。

近年来，中国精神疾病医学界，对电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开始进行反思。

2009年，广州市精神病医院脑电图室的张惠云、黄荣成，对500例精神病患者MECT后的脑电图进行分析。其结果是，MECT致脑电图异常者为286例，发生率为57.20％。

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MECT安全性高，患者的痛苦小，但可导致不同程度脑电图异常，值得临床关注。

此外，电疗对于患者记忆力的损害及大脑其他功能的损伤，相关专家也提出了在临床上应进行观察研究，以期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

除了吃药，进入精神病医院（科室）接受治疗的人，在适应的前提下，往往都有进行电疗的经历。

在进行电疗前，接受电疗者必须签署同意书。但是，与此前饱受非议的医院给病人打“点滴”泛滥的现象类似，在精神疾病领域，电疗使用有人为刻意推广的痕迹。

而这一切，多源于经济利益考虑。“吃一个月的药大约也就300元，而电疗一次就要300多元。”吴娟说。

患者权益至上

医生如果不遵守《马德里宣言》，不履行尊重患者权利的《里斯本宣言》，更多的人将成为精神疾病医药集团的终身顾客。

无论药物治疗还是电疗，在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中，病人的权益长期被忽视甚至侵犯。

如果说，在精神疾病的收治乱象中，“收”的问题是医学和法学的博弈的话；那么“治”，更多的是医学技术及医学伦理的问题。

2010年9月1日，包括律师、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工作者以及滥用精神病医学受害者共17名人士，向“2010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国际大会”主办方之一的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以及19位业内参会专家发出呼吁，要求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职业伦理空白，消除精神病学被滥用现象。

1996年世界精神病学会通过的《马德里宣言》，是适用于世界范围的精神科医师的工作伦理标准。其中，就治疗而言，宣言确立了“治疗必须始终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的职业伦理。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制度缺失，中国精神医学界并未给公众呈现清晰的伦理特征。

一方面，由于在精神卫生领域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医院和医生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很多时候难以抵制商业化的诱惑；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来自政治力量的干扰，参与制造“被精神病”事件。

关于治疗，草案第39条提出，“可以对自愿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精神外科手术”，这引起了精神卫生学界的强烈反对。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说，“强烈建议删除草案第39条以及相关的第40条，理由是国际伦理准则是不允许做精神外科手术的，只能在实验状态下做。”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卫生研究所教授王小平则提出，草案对“外科手术”作了规定，等于将医学伦理上还有争议的治疗方式合法化。因此，允许“精神外科手术”不应该在法律中提出。

“医生如果不遵守《马德里宣言》，不履行尊重患者权利的《里斯本宣言》，更多的人将成为医、药利益集团的终身顾客。”

吴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没有法律约束，患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管是药物成瘾还是滥用电疗等手段，都是医药利益集团在利用各种方式，依靠精神疾病牟利。”

社区康复光亮

戴廉 罗洁琪 |文

如果把镜头拉远，回望世界各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中国卫生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在其他各国都有踪迹。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指出，“有关精神病人非自愿住院或强制住院问题的争议，并非中国特色或者当下某些人士的新发现，它贯穿于精神病学的全部历史，至今在全球各地仍不绝于耳。”

“法律界和医学界的矛盾在于，把国外的危险性标准弄到中国来，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国情。”唐宏宇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对美国那样的司法前置，医生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这样医生的责任最小？但是我们不愿意昧着良心同意这一点，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家庭悲剧。我们知道，一旦法案这样通过，中国的家属将更加不堪重负。”

在一个由病愈患者和患者家属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上，年逾六十、头发花白、身材瘦小的杨女士流着泪问道：“如果现有草案成了条文，是不是意味着家属只在病人自杀或者杀人时，才有权将其强制送入精神病院？”

的确如此。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在这之前，面对拒绝服药和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病人，应该怎么办？

缺失的社会

中国目前对精神卫生的财政投入总量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在国家与家庭之间，社会力量更是一片空白。

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标准，目前除了几个地方性条例，现行法律并无规定。

北京某精神病院2008年颁布的住院标准（试行），只将其简单概括为“疑、难、急、重等需要住院治疗的各类精神障碍患者。”而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中，规定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十分宽泛，包括“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者；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应视情况决定收治；出现严重自伤、自杀、拒食或严重兴奋、冲动伤人、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

因此，一旦现有的收治标准精简为危险性标准，中国精神病院的收治范围将大大缩窄。

“依照这部法律，现在大多患者都可以出院了。问题是，出院之后，他们去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助理姚贵忠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反问。

事实上，单纯以“危险性标准”来衡量，确实会出现两难。韩丽云的丈夫发病时没别的症状，就是“乱花钱”。最近的一次，他在两周内花了十几万元，“家里的家具、电器也几乎被扔光了。现在家里连个趁手的锅碗瓢勺都不齐全。”还有一位20多岁的男性精神障碍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是在家中裸奔。面对这些情形，该不该送治？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部法律如果出台，家属的责任就会更重。”

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认为，立法争议集中在收治程序，某种程度上只是关注了“枝节问题”。他主张关注更加宏观的问题。核心是：精神病人的照顾是仍要延续以家庭为主的模式，还是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实现从家庭照料向社会照料的转变？

中国目前对精神卫生的财政投入总量严重不足。西方国家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中国仅有1%。如此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

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70%左右的精神障碍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公益律师黄雪涛主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披露，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省，仍有七个地级市没有地市级精神病院。与此同时，在国家与家庭之间，社会力量更是一片空白。

谢斌指出，西方成规模的社会服务历史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已蓬勃兴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更把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全面转移到了“以社区为基础”。即便患者流落街头，其照料也只是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义务。美国精神卫生专业社会工作者人数，在2004年就已超过11万。而中国目前专业从事精神卫生的社会工作者人数，还不到100名。

患者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将个体与家庭捆绑在一辆战车上，这是中国的传统。这一传统既可释放出积极的力量，也会导致消极的后果。

财政投入不足，社会力量的缺失，照料精神障碍患者的重任，自然地落在了家属身上。

杨女士从儿子16岁患病起就生活得如履薄冰。儿子在北京工作后，杨女士和丈夫办了提前内退，追随他来到京城，“我们不照顾他，监督他吃药，防止他出事，谁来管他？”

39岁的韩丽云曾在丈夫的要求下离婚，但面对精神病丈夫，她选择了复婚。“我必须管他，否则没人管；而且我不能让儿子觉得我抛弃了他爸爸。”这个曾经拥有一家利润可观公司的女人在采访中数度哽咽。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其家庭就无可避免地陷于悲剧。由于精神病复发率高，病人需要长期服药，“因病致贫”是普遍的现象。另外，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和社会救助，精神病人完全依赖家属照顾。家属的人生和工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调查显示，目前中国40岁以下的患者主要由父母、40岁以上的患者主要由配偶、成年子女或兄弟姐妹承担看护职责；由家属或监护人护送入院治疗的患者比例达40.3%—59.5%。

照料负担不仅体现在经济和体力上，也体现在心理上。一项对精神病人配偶的调查显示，他们在生活质量的许多方面远低于同龄人。

将个体与家庭捆绑在一辆战车上，是中国的传统。这一传统既可释放出积极的力量，也会导致消极的后果。在精神障碍患者的照料问题上，两股力量都是惊人的。

1689年，清政府曾颁布律令，界定了疯人亲属、地方系统和官方的责任。清律中首先规定如家庭中出现疯子必须立即向地方申报，同时需承担起禁闭的责任。律令中规定：“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的，当亲属可以管束，及妇女患疯者，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地方官甚至被勒令“亲发锁铐”，配合家庭的禁闭行动，如果亲属锁禁不严，致有杀人者，则会对亲属严加治罪。

历史学家杨念群称，在传统中国，“疯癫禁闭的最终目的都是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而实施的，与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治疗无关。”

家庭看护的优点是，“疯癫病人至少在亲情监护的环境下，仍具有实质性的家庭成员的地位。”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一位外国传教士1895年记载道：“在病人的家里，他被锁在一块巨石旁达三年之久，入院前已丧失了步行能力”；还有一位妇女，被发现坐在一间木屋的地板上，锁链一头缠绕着她的脖子，另一端被钉牢在她身后的地板上。

可悲的是，那些惨烈的情形在300多年后的中国，仍然能够见到。

2011年3月3日，《大河报》报道，“24岁的龙龙（化名）脖子上套着一个手腕粗的铁链子，另一头则系在房梁上。在自家这间土坯房里，他已被锁了半个月了。每天他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五米长的铁链允许的地界。

原来，他是一名重症精神分裂患者。为了防止他犯病时惹事，家人只有无奈地把他锁住。3月1日，河南省精神病院实施的‘解锁工程’帮他打开了囚禁锁链。”

在几年前福建的一次“解锁行动”中，厦门的两位医护人员描述了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生活的空间：“那个屋子非常臭，大便都在里面，他吃饭的饭碗就是在他的铁门底下挖了一个小洞，我觉得好像这是给狗喂饭的饭碗一样。”

社区服务康复模式

病人必须回归社会，在正常的环境下康复。

“何必奢谈告慰死去的亲人，你告慰一下我们这些死不能瞑目的亲属吧！患者和家属期盼好心的医生为他们解急救难。”不久前，一个近乎绝望的母亲给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疾病全程干预中心写信，建议北大六院建设全科型的康复医院。日渐年迈的她忧心，在她去世后，谁来照顾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该中心的主任姚贵忠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那封信让他以及中心的医护人员，心情都非常沉重。那是中国绝大部分精神病人家属共同的难题。

长期研究精神病人康复的姚贵忠说，病人必须回归社会，在正常的环境下康复，在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等人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社会功能。能不住院就不住院，甚至也不必要让家属长期照顾，在症状没有发作的时候，他仍然有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和权利。这不仅仅是保护患者人权，也是保护家属的人权。

这样的观点在国际上已获得共识。世界卫生组织（WTO）在2001年提出了理想的精神卫生服务的组织框架。该框架呈金字塔分布，最底层是病人自我照料；再上一层是主要的模式，即非正规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由基层医务人员提供的基于社区的精神卫生服务；随后，才是正规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和综合性医院中的精神科服务；最后，才是精神卫生专科机构和专科人员的服务。

本次《精神卫生法（草案）》也迈出了一小步。该草案说明中指出，要“合理分配各方责任，建立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负担适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卫生工作机制”。

此外，还规定了财力保障措施，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无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给予救助。对于无生活来源的患者，民政部门应当予以养护、救济。”

不过，仍有精神医学专家对草案中的财政保障提出疑虑。“太概括了，很难对地方财政形成约束。”谢斌说，目前只有极少数公立精神卫生机构开展的公共卫生工作被纳入财政预算，由财政拨付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多数精神卫生机构，主要将资源配置在能够创收的医疗服务上，预防、社区康复等日常工作处于应付状态。

王诚是意大利社区服务模式的极力拥护者。2008年，与北大第六人民医院合作，他所在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将意大利精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的整个链条搬到了北京海淀。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的封闭式病房如今和综合医院的普通病房无异，以前和病人用铁栏杆相隔的护士站完全对病人开放，病人的生活半径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病房，他们可以去户外打球，还可以上网、唱卡拉OK。为锻炼病人的职业技能，帮助病人重返社会，多种职业技能训练也被搬进了精神病院。

更重要的是，和海淀区政府合作，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在各个街道为散居在家的病人建立了康复站，还与意大利的一家NGO合作，成立了一个叫做“玫瑰园”的精神障碍患者日间居住站。在“玫瑰园”，十几名病情稳定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再是丧失一切能力的被照顾者，他们住在一起，在几名志愿者的帮忙引导下，自己做饭、自己洗衣。

尽管刚刚开始，这种模式已经受到了欢迎。王诚认为，以此种模式来配置资源，更合理，也更经济，“因为家属不愿接，现在许多本应进行急性病治疗的精神病院中有一半是老年精神病患者，他们应该去住精神病养老院；而青壮年病人一旦病情稳定就应该去康复机构或者日间居住站，那样才能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位患者在住进“玫瑰园”的第二天，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玫瑰园有树：石榴树、柿子树、樱桃树、花椒树、桃树等；有花：扶桑、老来少、月季、仙人掌等；有蔬菜：白菜、葱、香菜、西红柿等。在庭院里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之际，不禁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想这里的花园庭院使我们可以过一种回归自然的康复生活。回想起在医院的生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应采访对象本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本刊实习生叶强、邹怡茜、潘佳娜对此文亦有贡献。

“麻烦制造者”徐武

周凯莉|文

徐武一直是个“麻烦制造者”。这名武钢集团下属炼铁厂保卫科的职工，热衷维权、上访，奔走于繁杂官司间，直至2006年被投入精神病院。

历时数年的“孤军奋战”中，徐武企图通过不断“自救”引起关注。他曾两度“飞跃疯人院”，一次北上，一次南下，但都没有找回他想要的自由。

2007年5月，徐武第一次从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的监护病房出逃，试图远赴北京上访。一个多月后，他被抓回，得到特殊看管的待遇。

2011年4月19日凌晨，徐武模仿电影里的一幕场景，用床单包住窗户的两根铁栏，再用木棍搅动床单，铁栏松开。他再次成功逃脱，奔向广州。

命运和这个执着的男子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2011年4月27日，出逃的第八天，徐武在广东南方电视台大院，被七名操着武汉口音的男子“掳走”。事后证实，这几名男子来自武汉警方和武钢。

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媒体齐聚武汉采访，“徐武事件”在网络上热极一时，以“精神病”为借口的维稳手段更成为争议焦点。

徐武事件看似迎来了转机，但事态的发展隐喻着另一种可能。截至本刊发稿时，武钢方面并未就“徐武事件”做出明确表态，徐武至今依然被困于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三楼的监护病房里。

飞跃“疯人院”，仿佛依旧是徐武的一个梦。

被抓回武汉之后

对徐武父母来说，儿子是“一块不能碰的伤疤”。

这对识字不多的老夫妇，每月领取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六层宿舍老楼里。周围的邻居，都是一起从厂里退休的同事。

作为一家副部级央企，武钢在湖北省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它是1949年后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更连续多年蝉联“最赚钱的鄂企”，并进入2010年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名单。粗略估算，20多万武钢退休和在职职工及其家属，占据了整个武汉市青山区常住人口的将近半数。

负责武钢一带治安的钢城公安分局，直到2003年1月，才根据国务院《关于抓紧做好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完成改制，由武钢集团划归武汉市公安局。

2006年12月30日，徐武父母就是在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及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不签就判刑”“工作都保不住”的压力下，在确认送儿子到精神病院治疗的文件上签了字。

多年来，“徐武被释放”的希望，就像一块够不着的糖果，在徐家两位老人面前晃来晃去。徐武出逃广州又被抓回武汉后，徐武“被精神病”事件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包括《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媒体连续数日报道此事。舆论纷纷质疑武钢和武汉警方滥施权力，之后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发出批评之声。

4月30日，武钢集团及钢城公安分局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徐武被抓回武汉是“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称徐武曾在2006年12月到北京“搞爆炸”，并最终被北京警方抓捕。

而徐武的父亲徐桂斌则强调，钢城公安分局所描述的“徐武涉嫌到北京搞爆炸”，是刑讯逼供和人为造假的结果。

5月3日晚10点多，连日来为就儿子出院到处奔走呼告的徐家父母“神秘消失”，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直到5月5日晚9点多，徐武父母才回到家中。

徐母龚莲芳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5月3日当晚，武钢退管办、钢城公安分局的六名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到“东湖附近”的一家宾馆。

龚莲芳描述，这几位工作人员一直“和颜悦色”地陪同他们，“吃饭的时候也在一起”。他们向徐武父母表示，只要他们“不见记者、不找律师，什么都可以谈，包括放徐武出来”。

武钢内部的一名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证实，当时武钢方面的确“安抚”了徐武父母，并说“可以随时见徐武，让徐武自己提条件，进行谈判”。

为证明“诚意”，武钢在5月3日和5月4日晚，两次安排徐武父母在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三楼病房和徐武见面。龚莲芳回忆说，每次见面都是一二十分钟，徐武的情绪非常低落，不愿意说话，手腕上还有红印。她怀疑，这是徐武被押回武汉时，“手铐铐的”。

每回会见结束临走时，徐武都会强调一句话：“一定要（让我）出去，要找人司法鉴定（精神病）。”

关于徐家和武钢进行“谈判”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5月6日，有媒体记者在徐家发现一张横栏A4纸，上面列着疑似徐家提出的七大“谈判”条件，包括恢复徐武名誉、提供精神赔偿、介绍工作及对象等。另一张纸上，则疑似武钢方面对徐家的回应，内容为要求徐武释放后不得有过激行为、禁止上访、厂方满足徐武调换工作等。

徐武家人在电话中向媒体记者证实，他们和武钢方面约定于5月6日当晚见面。徐家希望释放徐武，而对方答复“见了面再说”。

徐家似乎看到了徐武被释的希望，他们开始对媒体采访和外界提问保持沉默，并主动将电话切到不可接通状态。

事情在5月7日下午发生戏剧性变化。徐父徐桂斌拨通专事承办行政案件的知名律师袁裕来的电话，希望委托对方，就徐武案提出行政诉讼，要“救出徐武”。

5月7日下午5时左右，就“徐武父母与武钢进行秘密谈判”这一传言，徐父徐桂斌严词否认。他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从来没有谈判一说，更没有协议。”

徐桂斌承认，他确曾和武钢方面在5月6日晚进行会面，并提出在5月7日早晨9时释放徐武。武钢方面表示，“要考虑一下”。5月7日早晨，相关人士打来电话，“你不用来见徐武了。”

武汉当地的一名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5月5日，武汉市委政法委新闻发言人孙天文表态，“徐武事件不存在某些人说的‘被精神病’的问题”。此后，武钢曾召开由党委书记主持、各分厂厂长参加的一次吹风会。会上，武钢方面决定统一口径，认定“徐武不存在被精神病的事实”。

徐家和武钢之间的“谈判”到底存不存在，看起来扑朔迷离。而在此前后，关注徐武事件的媒体和舆论热度急速降温。而前往武汉采访徐武事件的记者们也陷入了困惑。徐武求助媒体未能改变境遇，一旦舆论销声匿迹，徐武的命运将更难预料。

广州被抓隐情

徐武从未放弃过“出去”的愿望。第二次逃脱后，他曾对着南方电视台的镜头说：“我不想回精神病院，也不想回武汉。我要在广州找一份工作，我喜欢南方。”

4月19日凌晨，徐武逃出精神病院时，带着他住院期间的全部“装备”——两只黑塑料袋，里面是一副象棋、笔记本、书、报纸和几件薄衣服。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诡异的流浪汉，里面穿着蓝白条病号服，外面罩着一件深色夹克，拉链坏了，露出脏兮兮的肚子。

这个“流浪汉”身上揣着十几块钱，兴冲冲地奔向高铁火车站。他是从精神病院的电视里知道，“武汉有一趟高铁，终点是木棉花开的广州。”

当然，他没能混进月台。在车站附近转悠了几个小时后，徐武坐上610公车，到汉口火车站附近寻找朋友黄志宏。在精神病院四年多的“治疗”后，徐武只记得黄志宏的手机号码了。2007年第一次逃脱时，他找的也是黄志宏。

黄志宏将徐武托付给了另一位朋友江一拍（化名）。4月20日，江一拍带着徐武乘火车到达广州。徐武开始向广州各大媒体投诉，称自己多年坚持上访，遭到前上司、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四年时间。

这短暂的七天，是徐武多年来最开心的日子。江一拍带着他买衣服、拍照、参加朋友聚会，一起喝酒、聊天，“从没把他当成精神病人”。一向不善言辞的徐武，则笑着跟大家讲述精神病院里的生活。他记得医院里所有医生、护士的名字。一个叫孙文（音）的男护士经常和徐武一起下象棋，还“喜欢悔棋”；一个姓侯的医生则和人私下议论，说“徐武根本没有精神病”。

4月26日，黄志宏致电江一拍，称当天下午3点多，武汉钢城公安分局的警察找到了他，追问徐武行踪。将近两个小时的“协商”后，黄志宏向钢城公安分局提出四个和徐武见面的条件——第一，双方不追究当年的纠纷；第二，给徐武恢复工资并给予一定的补偿；第三，给徐武调换工作岗位；第四，关于徐武和武钢的纠纷，要在法律框架里解决问题。

江一拍提出，要让徐武在接受媒体采访后，并完成司法鉴定，并且武钢方面接受媒体采访，对着镜头做下承诺后，才能让徐武和武钢见面“协商”。

武钢公安分局的人士答应了这一要求。在当时徐武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约定，“4月27日中午12点在南方电视台协商”。

事情发展阴差阳错。据黄志宏描述，4月27日11点多，江一拍致电黄志宏，询问武汉警方是否联系见面事宜。12点多，江一拍再次致电，黄志宏回复说对方尚未来电。到12点35分，钢城公安分局有关人士致电黄志宏。一个小时后，徐武被抓。

江一拍永远记得徐武被抓时的绝望。4月27日下午1时27分，徐武、江一拍和当天早上赶到广州的徐父徐桂斌录制完节目，吃完午饭，在南方电视台大院里打上一辆出租车。

在出租车调头的时候，坐在前排的江一拍看到，一个长着啤酒肚的男人和一个戴墨镜的中年人径直朝出租车走过来。其中一个人拉开出租车前门，将江一拍拉下座位，并夺走手机。另外一个人将后排左边的徐桂斌拖下车。

后排右座的徐武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就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牢牢扒住驾驶座的铁栏杆，其后赶到的三名男子“死也拽不出”他。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分钟，最后，三名男子中一人上了前排，另外两人分别挤进徐武的左边、右边。

南方电视台记者随后赶到，在争执中，扣留了其中一名男子送往广州当地派出所。后证实，该男子正是多次遭徐武举报的武钢炼铁厂保卫科科长全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警方在抓捕徐武的过程中，“的确使用了一些手段”。针对记者追问“这是否是钢城分局设下的一个圈套”，黄志宏表示，“不好乱说”。

武汉“诉坛三剑客”

大多数人只是震惊于徐武“飞跃疯人院”的事迹，而在武汉当地，关于他的前尘往事，也被屡屡提起。

2002年间，徐武、黄志宏、汪国强曾在当地报纸红极一时，被称为“诉坛三剑客”。

汪国强回忆，当年，他们三人常常在一起活动，向交管局、公安局、质监局等行政单位发起诉讼。每当其中一人的案子开庭，其余两人便会赶去助阵，充当“拉拉队”。

“诉坛三剑客”的职业并不相同。徐武是武钢炼铁厂保卫科的保安，黄志宏是一家消费者维权网站的负责人，汪国强则曾是武汉交通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三人中，徐武显得更为“另类”一些。他个子不高，平时不修边幅，不爱说话，不抽烟更很少喝酒，从未交过女朋友，只爱好打官司，几乎将所有的钱都花费在维权上。“只有讲到打官司，他才是眉飞色舞的”，汪国强记得，每回三人聚会时，徐武总会捧着报纸，唉声叹气，“社会怎么是这样的？”

徐武试图改变一些东西。他曾因买到假手机，状告质监局；因手机被抢，110出警慢了几分钟，而状告公安局；曾因劳动纠纷，状告劳动局⋯⋯一名知情人士笑言，“在武汉，几乎没有徐武没告过的行政单位。”

很多人不喜欢徐武。一位武钢内部的职工在给记者的邮件里写道：“徐武上访的内容都是一些很琐碎的小事。”她说，有一次，武钢炼铁厂为提高职工收入，鼓励职工接“外活儿”，但徐武去上访，导致此事泡汤，理由是“本厂职工不该利用公家机器赚私钱”。

黄志宏回忆，武钢炼铁厂为了“阻止”徐武无穷无尽的打官司、上访，将徐武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并安排他“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另外，为控制徐武行踪，武钢要求他每次都亲自去财务室领薪水。这也导致了后来的劳资纠纷，徐武为表示抗议，连续两年多都拒绝领取薪水。

2003年起，徐武开始将武钢告上法庭，理由是“同工不同酬”。汪国强曾协助他一起做这个案子。他感叹，“徐武太较真”，加班费、奖金、补贴，甚至蚊香、鞋帽手套等劳动福利，徐武都在诉状里一一标注。一审败诉、二审驳回，徐武均不接受调解，只要“公正判决”。

徐武在业余时间也常看一些专业书籍，但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并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其实，徐武的法律知识很有限，加上口才不够好，往往不能很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黄志宏说。但在武钢和当地政府看起来，徐武就是一个“刁民”，一个“麻烦制造者”。

2004年底，徐武组织材料到湖北省府陈情，被武钢炼铁厂厂长等人带回后，遭到一顿痛打。在黄志宏的印象里，徐武“根本不会打架”，逢事喜欢讲道理。

徐武被打急了。2006年12月，他只身北上，甚至带上了全部家当——6万多元钱存款。事情结果是，徐武被钢城公安分局派员接回并移交给炼铁厂保卫科。在徐武父母签字后，当年12月31日，徐被宣布“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送入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收治。

三份分别来自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检定所和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的诊断证明中，日期标注为2006年12月26日的一份司法鉴定文书，正是当年武钢第二职工医院“收治”徐武的依据。

汪国强曾两次去精神病院看望徐武。他记得，病房里有四张床位，当时徐武正在吃饭，“是素菜”，吃的药物则是治疗剂量的一半。临走时，徐武对汪国强说：“我要出去，继续打官司，我要做司法鉴定。”

2007年5月，徐武第一次逃跑。此后2008年11月，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再次对徐武做出鉴定。这份编号为“武精医鉴字0810257号”的文书全文约2000字，从病理学角度对徐武的“病情”做出了全面的判定。最终，武汉市精神病院鉴定认为，“徐武不能深入交谈，仍坚持（遭遇）司法不公”。同时，鉴定文书指出，徐武符合CCMD—3中“偏执型精神病”的诊断标准。这一次，鉴定机构的结论是——“继续住院”。

徐武出逃广州后，曾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做了门诊检查，接诊写下“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的诊断。正当他准备到相关权威机构做精神鉴定时，却被武汉来人“掳走”。

事实上，“诉坛三剑客”之一汪国强也曾遭遇“被精神病”。2006年初，他为帮助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向武汉市政府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状告武汉市监察局、司法局、法院、公安局“不作为”。此案后来不了了之。汪国强在武汉市公安局提交的一份答辩书中看到这样的表述——“汪国强有自恋型精神障碍，不适宜作为代理人”。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没有精神病）了。”黄志宏开玩笑说。

维稳的江湖

5月6日，湖北省当地的荆楚网发布消息称，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徐武事件，根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省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武钢进行调查。

但是，截至本刊发稿时，徐武依然被困于精神病院，湖北省尚未发布任何有关调查进展和结果的消息。

此前的4月28日，徐武在广州被抓的第二天，武钢荣获武汉市“首届十佳和谐企业”称号。武汉市总工会代表市政府，授予武钢“武汉市首届十佳和谐企业”奖牌和50万元奖金。

武汉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徐武事件“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他声称，湖北省正处于“维稳”的关键时刻，武钢高层也正处于“换血”时期，“不能出一点乱子”。

财新《新世纪》记者获悉，2008年，湖北省高级法院、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曾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处理上访行为的意见。

该意见称，“为维护正常信访秩序，依法打击处理涉访违法犯罪行为，借鉴外省的做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提出十条意见。其中根据上访的频率、严重程度，分为“警告”“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追究刑事责任”等。意见称，对在不恰当场合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不论是个访还是集体访，不论是否实施过激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2011年4月27日，“徐武事件”发生后，有网友给多位记者的微博、邮箱留言，提供“武汉被精神病的访民名单”，人数多达17人，其中多人已得到证实。

一名叫刘彩霞的女士，原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校工，因编制问题与校办工厂起纠纷，上访多次。从1991年开始，刘彩霞多次被送入武汉市花山医院治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从1991年开始，武汉江岸车辆厂原职工胡国红因与工厂纠纷，三次被当地派出所送入精神病院。第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后，胡国红曾逃脱一次。再次被抓时，他对医生说：“你们关不住我，我要想出去，飞都飞得出去。”

一份20年前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称，胡国红患有“精神分裂症”。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5日的“说明”则提到：程雪、胡国红今年不到北京，“街综治办撤离稳控人员，在此期间对胡国红不送精神病院”。

5月10日傍晚，徐武父亲徐桂斌致电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他们的“手机、电话均被监听”，徐家楼下徘徊着武钢方面的七个工作人员。末了，他在电话里大喊：“徐武永远都出不来了。”

人们不会忘记，4月19日，徐武在一个视频里，笑着说：“我是徐武啊，我刚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

十堰“精神病人”出院记

王和岩|文

2011年1月4日，50岁的郭元荣走出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医院精神科的大门，结束了被关押十余年的生活。这样一幕，十堰市民彭宝泉、陈永刚没有料到。

三天前，那条引爆网络的帖子——“谁救我爸，精神病院关14年！”，正是出自两人之手。他们以郭元荣的“女儿”——郭寒韵（“郭喊冤”的谐音）的名义，声称谁能救出其父，“年方24岁，姿色尚可，至今守身如玉”的她，愿以身相许。通过网络传播和媒体介入，郭元荣很快获得自由。

这样独辟蹊径的灵感，来自彭宝泉等人自身的经历。而这背后，是信访洪峰和维稳压力下，湖北十堰并非零星个案的上访者“被精神病”的现实。

虚拟的“舍身救父”

郭元荣，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建设局干部。过去的14年，他三次被竹溪县公安局强制送进十堰市茅箭医院（现十堰市精神病院）。此番出院，距离上次被强制送治，整整过去了11年零7个月。

精神病院的十多个春秋之后，让郭元荣不再奢望出院回家。然而，一个网帖让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2011年第一天，网络论坛“天涯杂谈”上出现了一个“谁救我爸，精神病院关14年！”的帖子。发帖人“郭寒韵”称，1994年，郭元荣曾揭发单位领导城建局长刘喜洲的经济问题，并对当地调查处理结果不服，不断向相关部门揭发检举，结果在1996年被竹溪县公安局送往茅箭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一关就是14年。多年来，家属屡屡和医院交涉，想接其回家均未成功。

“郭寒韵”“舍身救父”的帖子引发众网友关注，点击量很快超过了10万。同时，多个网站论坛及名人微博均有转帖或介绍，茅箭医院接到了多家媒体和众网友的电话。

各方压力之下，1月4日上午，茅箭医院为郭元荣匆匆办理了出院手续。郭元荣和前来接他的弟弟和儿子，一起回到竹溪县老家。

“郭寒韵”的创造者——十堰市民彭宝泉和他的朋友陈永刚则表示，只因救人心切，不得已出此一招。“我们只能虚构一个女孩‘卖身救父’这样一个情节，引起媒体和网民的关注。”

郭的家人向媒体表示，将就郭元荣被关精神病院十多年一事，向竹溪县有关部门索赔。而竹溪县委宣传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郭元荣是因“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不是“打击报复”，不存在赔偿的问题。

邂逅在精神病院

彭宝泉和郭元荣相识，缘于半年前两人在精神病院的邂逅。

2010年4月9日，彭宝泉因拍摄访民上访过程被十堰市警方送进茅箭医院。

那一天，因为遭遇强制拆迁，以及对公司改制存在“侵吞国有资产”不满、连续上访七年无果的十堰市五交化公司职工，到十堰市宏正大酒店向湖北省委巡视组反映情况。彭宝泉和报告文学作家邓复华及十堰市粮食局职工吴祖华应约前往现场，用相机、DV拍摄。

上午10点多，彭宝泉等人被警察带上警车，押到人民路派出所。是夜，他们被送到十堰市中医院精神病专科。因医生拒绝接受，又被送到茅箭医院精神科。

在病房二楼的兴奋室，里面有11个人。“特别恐怖，鬼哭狼嚎的。其中有个精神病人手脚被绳子捆绑着，没穿鞋，一个劲嚎叫，护工拿着鞋子抽他的脸。”彭宝泉回忆说。

第二天早晨，彭宝泉对医生说自己没病，医生则说，“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发现这里“越抗争下场越惨”的现实后，彭宝泉选择了暂时妥协，不得不每天服用一种叫“氯氮平”的药物，上午两颗，下午五颗。

“吃后整个人头重脚轻，晕晕乎乎，心跳得特别快，感觉很虚弱，口很干。”彭宝泉说。因为担心病人烫伤自己，病房区没有开水，只有一小桶温水，彭宝泉干脆直接凑到水龙头上喝自来水。在这样的病房里，彭宝泉认识了被关长达十余年的郭元荣。

接触中，彭宝泉感觉郭元荣很正常，思维清晰。“当时感觉有点欣慰，里面住着正常人，不孤单了。”郭元荣告诉彭宝泉，他曾当过十年老师，后来调入建设局工作，因举报局长，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已经呆了十多年。

彭宝泉问他想不想出去。郭元荣说，他进来这么多年，与爱人离婚了，自己也习惯了。工资、福利单位上还在发，住院费县里出，只是感到对不起儿子。他还说，很想吃一碗十堰的馄饨。

这样的回答让彭宝泉很意外，“十几年的关押，把人都驯化了。他已经从失望到绝望，最后只能适应。”彭宝泉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自己能出去，一定要尽最大力量把他救出去。

但是两人接触过两三次后，郭元荣再也没来过彭宝泉的病房。医院开始限制彭同其他病友接触，连饭都直接送到病床前。当时，有护工告知，彭宝泉等人“被精神病”事件已引起外界关注。

彭宝泉后来得知，医院将其诊断为“偏执型精神障碍”。不过，实际上他心思极为缜密。就在2010年4月9日被带上警车之初，彭宝泉就给自己的朋友、湖南知名网友张洪峰通报了情况。

当晚，张洪峰电话联系不上彭宝泉。“我觉得有问题了，赶紧打听。”很快，消息反馈回来，彭宝泉已经被关进精神病院。随后，张洪峰在自己的博客中披露了这一消息。不到一小时，他的手机被各路媒体记者打爆了。

次日，彭宝泉因为拍摄访民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在各媒体和网络上“全面开花”，大批记者迅即云集十堰采访报道。几天后，十堰官方决定放人。

2010年4月15日，有关部门称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守候在医院门口的记者们纷纷前往。几乎同时，彭宝泉等人被“悄悄放了出来”，记者们没有采访到彭宝泉等人出院的情景。

“郭寒韵”——“郭喊冤”

虽然只在精神病院中呆了三天，但彭宝泉终身难忘。出来后，他跟郭元荣的妹妹郭巧云取得了联系。起初郭家人并不积极，也不愿接触媒体。多年努力无果，让他们失去了信心。

“我们跟郭元荣有相同或相似的遭遇，我们两个都是媒体和网友救出来的，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彭宝泉说。

2010年七八月间，彭宝泉和他的朋友陈永刚在“天涯杂谈”论坛里用“彭宝泉”实名发表了“竹溪干部疯人院10多年度春秋”的帖子，讲述了郭元荣的遭遇，但由于缺乏证据，信息也不准确，“帖子点击量不高，没什么反响。”

进入12月，由于取得郭元荣亲人的信任，他们获得了更多证据材料，例如竹溪县公安局当年抓郭元荣到收容所的回执、公安机关对郭元荣强制治疗的通知等。最关键的是2001年12月17日茅箭医院精神科写给竹溪县公安局长的一份信，其中称，公安局送来的郭元荣关押多年，欠医疗费2万多元，让公安局交钱领人。

这些资料让彭宝泉和陈永刚有了底气。之前的维权经历中，法律途径“基本上行不通”的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另辟蹊径。陈永刚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把他妹妹和儿子身上有效的元素，集中起来塑造一个女儿的形象，参考“卖身葬父”古老典故，虚拟了一个“女儿”舍身救父的故事。而“郭寒韵”之名，则来自“郭喊冤”的谐音。

陈永刚起草好帖子，两人修改后，在2011年元旦上午11点多，在“天涯杂谈”上发帖，之后又陆续将相关证据也发布出去。

此后，他们一直在盯着网络看，到午饭后即有不小反响。到了晚上，网友的评论和点击已经势不可挡。当晚，就有记者打电话了解此事。之后，各路媒体纷纷进入十堰采访。

并非个案

茅箭医院政工科吕科长告知财新《新世纪》记者，1996年11月，受公安机关委托，当时的茅箭医院精神科为郭元荣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当年11月27日出具的鉴定结果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无责任能力；次日，郭元荣入院。

之后，郭元荣曾三进三出茅箭医院。依据吕科长提供的三次入住院时间表，14年间，郭元荣在精神病院外面的时间累加起来只有1年半。第三次入院是在1999年8月13日，此后直到2011年1月4日，郭元荣未离开茅箭医院半步。

吕科长承认，郭元荣三次入院都是公安机关送来的，但经过郭元荣的妹妹郭巧云的同意。按照医疗流程，家属或监护人、民政部门、公安机关，都可以送治精神病患者。吕科长说，只要家属或监护人办理相关手续即可出院，他否认郭元荣出院必须经过公安机关同意。

而郭元荣的弟弟则对《新民晚报》记者说，前两次大哥能出院，是年迈的母亲当街“拦轿喊冤”争取来的。

其后，竹溪县委宣传部一位俞副部长对《东方早报》记者表示，郭元荣因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是“铁打的事实”，公安部门将其送到精神病院“程序合法”，不是打击报复。郭被接回家后，政府与其家人并未谈判，郭家属提出的赔偿更是“无从谈起”。

不过，郭巧云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网帖出来后，1月3日上午，竹溪县公安局、建设局、信访办的人找她谈判，说同意放人，但她担心郭元荣出来后会不适应社会，生活不能自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好他的待遇和赔偿问题，结果双方谈崩了。

尽管有关郭元荣的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但十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收治”政府送来的上访者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解救郭元荣之前，通过自救获得自由的彭宝泉还解救过两位名叫金汉艳、金汉琴的姐妹。他们上访多年，后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200多天。

茅箭医院政工科吕科长称，在彭宝泉事件出来之前，他不知道医院里还有上访者。但据彭宝泉称，茅箭医院的护工曾对他说，茅箭医院最多的时候曾同时关了十几个上访者。

而据当地精神病医院工作人员透露，当地有三家医院负责接收“治疗”公安机关送来的上访者，分别是红十字医院、中医院精神病专科、茅箭医院。三家医院有所分工，负责不同区县的“精神病人”。自从2010年4月彭宝泉等“被精神病”事件被揭露之后，红十字医院和中医院两家比过去收敛多了，只有茅箭医院没有太大改变。

这位人士透露，在2008年和2009年间，这样情况的“收治”最多。这两年，适逢北京奥运会和60年国庆，是各地应付上访和维稳压力最大的时期。

在彭宝泉看来，如此之多的“被精神病”事件，实际上凸显了地方政府的无能。他们采取高压政策，掩盖矛盾，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政府获得了虚假的稳定，医院取得了经济利益。

彭宝泉说，无论是他个人，还是金家姐妹，抑或郭元荣，都是作为个案被媒体曝光，问题才获得解决。如果制度不改变，这种恐惧的生活还会继续，还会有新的人进去。

彭宝泉说，“我看得很清楚，上访是没有前途的。应该废除上访制度，重振司法。”

难以飞越“疯人院”

罗洁琪 李海艳|文

终于出院了，回家了，陈淼盛13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只不过，对于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的他，这样的自由不再有意义。

自从被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13年，共计4723个日夜，陈淼盛都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接受治疗。一墙之隔，犹如洞中一日，世外千年。病历记载，他“习惯独处、少语，不参加病友的集体活动”。寂寂光阴中，他从51岁熬到65岁。

入院时，陈淼盛与前妻生的女儿17岁；去世时，他念念不忘的女儿已将近30岁。“我想出院，孩子还要我养，家里的房钱还要交。”但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患者后，陈淼盛的话被认为是疯人痴语。尽管法律规定，只有法院有权宣告一个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陈淼盛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未经法定程序即被否认。

2008年9月15日，65岁的陈淼盛猝死于精神病医院。2009年10月，他的妻子的法定监护人状告陈的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下称化工研究院），认为该院将陈强行送治精神病医院的行为属于侵权，索赔约144万元。起诉后，原告还申请追加回龙观医院为第二被告，不过尚未获得法庭确认。

2010年4月7日，该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安贞法庭第二次开庭。

卷入官司的各方意见不一，分别试图为13年前的行为声讨公道，或者寻求辩解。陈淼盛的哥哥作证力挺石化研究院，认为当初送治合理；而也已成为精神病患者的陈妻，则是在家属的代理下打官司。

4月7日傍晚，庭审结束。法院未当庭宣判。

侵权索赔官司等利益纷争，重现陈淼盛的流年碎影，折射出人世间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也显露出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缺失。

悲剧源头

陈淼盛生于1943年，广东梅县人，少聪敏，中学毕业后考取岭南理科院校——华南理工学院。1967年，23岁的陈淼盛毕业，服从国家分配，辞乡北上，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淼盛被派至安徽农场劳动。期间，陈淼盛遭遇政治派系斗争。在后来的岁月中，那个年代的悲剧性烙印，一直笼罩着陈淼盛。

从安徽农场回到北京后，陈就开始有些“疑神疑鬼”，有迫害妄想症表现。陈淼盛的二哥陈森盛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那时他连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都不敢看。

后来，陈淼盛娶妻育女。因其妻是华侨，陈被调离中科院，在化工研究院下属的仪表车间任工程师。据当时的单位领导评价，陈淼盛技术好，“曾经为单位带来创收”。

不幸的是，几年后，陈淼盛遭遇人生中第二次打击：离婚及丧失对女儿的抚养权。

此后，陈淼盛变得孤僻，不爱理人，有异常行为。若干年后，陈再婚，夫妻感情甚笃。不幸的是，几年后，再婚的妻子也出现精神病征兆，如幻听等症状，一度去精神病院治疗。

一系列变故，使得未能摆脱迫害妄想症的陈淼盛胆小退缩。他妻子的妹妹告诉记者，那时陈在单位受到排挤，被安排种花养草，逐步被边缘化。

代理陈妻诉讼的姐姐称，化工研究院的领导多次逼迫陈下岗、退休。对此，化工研究院的代理律师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予以否认，坚称当时的政策下，国有单位不能辞退患病员工。

病历显示，陈淼盛确实有异常行为。据化工研究院送治时的描述：那段时间，陈不喝单位的水，每天背着一个包，里面装着生活的必需品，用自备的锅做饭烧水等，防止别人下毒。

有时候会产生幻听，怀疑别人说他坏话。被视为最怪异的行为是，在1990年的某次会议上，陈突然送给领导10元钱，称给其买营养品补养，因为他“听到”领导“生活困难”。

1995年10月11日，陈被化工研究院强制送治于北京回龙观医院。病历记载，在去医院的路上，陈说，“大夫，你们可别害我，我没有什么病。”

巧合的是，陈入院时，他的妻子也正在精神病院治疗，对陈发生的变故并不知晓。

“强制送治”之争

陈妻的姐姐在起诉书中称，化工研究院在未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将陈强行送治精神病院，并以“组织保管”的名义扣留了全部存折、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和债券等。在将近一年内，其妻多方寻找，均不知丈夫行踪。

化工研究院的代理律师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则称，陈被确诊为精神病人后，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能就丧失或者被限制了，所以必须要有监护人。当时陈妻在精神病院住院，无法充当陈的监护人，只能由陈的哥哥担任。基于陈兄的委托，单位送治的行为是合法的。

该委托书被作为证据呈上法庭，但其真实性被陈妻的代理律师，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李仁兵律师否认，认为可能是事后补签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安学院教师舒华玲，曾专门研究过“精神病人非自愿住院中的非法拘禁问题”，她著文指出，应依法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由法院宣告病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家属方能取得监护资格，从而决定是否强制送治。但实践中，在利益驱动下，部分家属会利用自封的监护权强行送治，导致非法拘禁行为出现。

陈妻的家属称，在陈入院一个月后，陈妻出院。几个月后，陈妻才得知陈被强制送治，非常伤心，求妹妹陪她去回龙观医院。见到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拉着陈的手，留着眼泪，直发抖。

陈急切表示，要她以妻子的身份去居委会开证明，立即追回被单位扣留的财物。后来，在陈妻胞妹再去探望的时候，陈又用烟盒纸悄悄列明财物清单，并且要求帮他出院。清单列明，“入院时随身带着和妻子的共有财产”，包括4.2万元国库券、600元现金等。陈妻的起诉书称，“陈的意识非常清楚，一点都不乱。”

陈自1995年10月住院后，工资一直没领取。司法材料显示，13年来，单位从他的工资中总共向医院支付医疗费用约47万元。陈去世后，化工研究院将陈剩余的19万元现金遗产交予东莞的陈兄托管。

4月7日庭审时，陈兄作证称，研究院的送治得到了他的兄弟们的同意。

庭后，陈兄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陈一直有迫害妄想症，其妻子也有精神病，如果接回广东老家，兄弟无暇照顾，毕竟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陈嫂甚至告诉记者，要让陈留在精神病院治疗，“因为陈不洗澡不洗脸，如果让他走出街头，会影响单位的形象和北京的市容。”

当日参加庭审的化工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化工研究院是“做好事，帮助家属照顾陈淼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孙学礼教授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精神病人的送治，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立法予以规范。习惯性的做法是，对于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和家人安全的病人，可在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实行入院强制治疗。一般在医院留观72小时后，如果他不愿意住院，医院要尊重其本人的意见。

病人不愿意入院的，目前各个地方做法不同，一般是让监护人去和病人协商，多数是以监护人的意见为主。

由于监护人对情况的判断会有误差，需要专业人员对病况进行评估。具有中级职称的专科主治医师，可以判断是不是需要入院治疗。

孙学礼教授认为，医生可根据病人的状况作出判断，可入可不入的情况下，应尊重病人本人的意见。

可是，对于陈淼盛而言，他自身的意志被忽略了；他最亲近的家属——妻子，因为自身病情难以表达意愿。在模糊混乱的规则下，他的命运被单位、兄弟和医院共同决定了。

被忽略的出院诉求

13年来，陈淼盛反复要求出院。

1995年10月11日的入院记录称，“病人今日下午由单位送入院，院外表现生活自理能力差，不洗澡、不洗脸，在单位影响他人工作，故送入院治疗，病人意识清晰、问话能答，生活能自理，不安心于住院，现约束于床。”

另外，入院记录还显示，陈的远近记忆未见减退，智力未见缺损，专业知识佳，理解力和抽象力均佳。

入院后，医生诊断认为，一个多月以来不洗澡、不洗脸，加之出现幻听和迫害妄想症等，符合CCMD-2-R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症状。但是，他的幻觉内容固定，一般无幻觉，历时短暂，且不突出。“在不涉及妄想的情况下，无明显的精神异常，估计近期治疗后可缓解。”

然而，诊断中的“近期治疗”竟是绵绵无绝期。

病历显示，住院一年之后，陈淼盛病情好转，具备出院条件。

1996年3月，陈淼盛入院四个月。护理记录显示，“病情明显缓解，要求出院，幻听完全消失，被害妄想仍然存在，生活能自理，未见任何怪异行为，常要求出院。”

1996年4月，陈的病情继续好转，“妄想消失，有出院要求，但是家属在广东，无人照顾，家属要求，继续住院。”

1996年5月，陈一改以往的情感淡漠，“近期接触改变，常主动打招呼，要求返回社会。”

1996年12月，医生作出明确诊断，“应该是家庭干预，争取社会、家庭支持，使患者在间歇期内有重返社会的可能，以期进一步康复的可能。”

“安静、多独处、少语、意识清晰、生活自理、言谈切题，偶有缠着医生要求出院，未见冲动行为，自知力缺乏”（“自知力”是指病人对其自身精神状态的认识能力——编者注），这样的护理记录在陈淼盛的病历上多次重复，直到他猝死的那一天。

陈淼盛配合治疗，一心期盼着出院。其妻子及其胞妹也在精神病院之外四处奔忙。但是，医院称，入院登记表上写着“有事找单位”，医院是执行“谁送来，谁接走”的制度。陈妻的姐姐告诉记者，只有化工研究院能申请陈出院。

孙学礼教授也介绍说，出院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一是治疗无效，无法治疗而出院；二是病情好转而出院；三是痊愈出院。在程序上，一般是谁委托通知谁。即使病人病情好转或者已经痊愈，一般也不会让他自己出院，按现行管理体制，是“谁送来的让谁接走”。

从来没有法院宣告陈淼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为何单位13年都未有行动？化工研究院的代理律师对记者说，陈淼盛是精神病人，说的话并非真实意愿，除非医院证明他有能力表达自己；而且医院也从来没有通知过单位接陈出院，陈在广东的家属也没有提出要求。

1996年12月12日，是陈淼盛夫妇命运的转折点。当日，陈妻精神恍惚中外出，被火车撞伤，从此卧床，精神状况每况愈下。陈妻的妹妹告诉记者，她一直向医院申请让陈淼盛出院，因身份不是陈淼盛的亲属而未能如愿。

陈淼盛的一个哥哥告诉记者，平常来北京旅游，“会顺便”去回龙观医院看望陈淼盛。“听医生说，他还有好多种病。所以，我们认为他应该继续接受治疗，毕竟是单位出钱。”不过，他承认，从来没看过陈的病历，甚至在陈死后，也没查阅过任何医疗材料。

精神病人的权利

记者翻阅了陈淼盛13年的病历，其病情常有变化。

病历记录，1998年12月，陈淼盛“精神症状基本消失”；1999年，开始“有藏药行为”；“脑电图广泛，轻度不正常”；2000年，开始“安于住院生活，主动要求少了，不参加集体活动”；2004年，医生诊断，上述变化“考虑与长期服用精神病科药有关”。后来，陈又出现了糖尿病等其他病情。

2006年，陈淼盛的出院欲望前所未有地强烈，病历显示，“要求妻子来接他回家，或者一个人回家，未见冲动、怪异行为。反复纠缠医生，要给家人打电话，无论如何解释和劝说都没用。”

尽管陈淼盛属于“退缩症候群”，但他归家心切，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做着符合他性格的努力。2006年11月，陈的哥哥曾来过北京，说回去和家人商量，再明确担任监护人的亲属。但并无后文。

2008年6月3日，陈在上厕所时摔跤导致股骨骨折。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会诊后认为，因年龄和精神病患限制，不能手术，建议卧床进行骨折牵引治疗，不过有肺炎的风险。

卧床三个月后，陈猝死，死因包括“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好转）、高脂血症（好转）、糖尿病（好转）、骨折（好转）、肺炎（存疑）”。

在死亡讨论的记录中，多数医生认为，猝死与心源性因素有关，长期服用精神类药品氯氮平，可能引起心脏方面的副作用。病历显示，陈共住院4723天，仅有五天停药。

长期“安静、独处、少语”，最后以猝死结束在“疯人院”的13年光阴，陈淼盛的悲剧故事，在另一方面显示了精神卫生领域的乱象。

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无害他人但精神病严重的患者，实行强制住院治疗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在现实中，通常是由近亲属、所在单位等送治，精神医疗机构决定收治，同时精神病人也应该有表达意愿的渠道。仅仅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不能成为“穿着白袍的法官”。

然而，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被送治人难以有效地质疑和申辩，他们自由、安全地生活，在现实中常常被忽略。一名资深精神专科医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既然陈的家属（其兄弟）同意医院继续治疗，而工作单位也不表示让其出院，仅仅医院无能为力。这位医生认为，如果家属遗弃，送治的工作单位不作为，病人出院的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

多年来，社会各界和众多学者专家呼吁出台《精神卫生法》，明确政府、社会、家属的救助职责，规范强制治疗的规则和程序，保障病患者的权益。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立法启动以来，20多年间草案数十次易稿，始终未能出台。2009年该法曾被纳入全国人大审议计划，至今未见进展。

单位和家人的冷漠，加之精神卫生领域法律缺失，共同铸成陈淼盛至死不能“飞跃疯人院”的悲剧结局。如今，侵权索赔官司、遗产纠纷等，更折射出世态炎凉和其命运波折，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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