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大家

匆匆2014

贾葭 主编

中信出版社

中国人至少还要忍受30年雾霾

孙凯

最近一周，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着中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一个国家里，各类人有不同的分工，其中一类，就是预见者。他们以智慧分析规律，提出对策，国家政策因之而变，从而避免走弯路、走回头路。

就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能说预见者们没有发言。

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高了，环境污染必然随之加重。然后提高治污技术，强化污染治理。工业化之后，产业升级，高污染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人口向新的空间移民、殖民。先行国家无一例外。

这样的路，前一程，中国跟着走了。越往后，越跟不上。

在治理污染方面，由于执法力度在现实层面遭遇严重消解和抵制，即便买来和发达国家同样先进的技术设备，效果也相去甚远。

在人口转移和产业升级方面，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中国基本上走不了。

所以，按规律推，我想说的是：第一：大气污染严重到这个地步，其实是早就可以预见的。第二：比大气污染更严重的是水污染。只不过由于呈现方式的不同，还没那么引人注目。

2012年6月，我在腾讯微博做客座总编辑时曾预言：按现在的趋势看，环境污染问题会越来越糟，10年内一定会有极端的环境灾难事件出现。如今这一次次全国性的雾霾，当然已经算是环境灾难了，但是一定还会有更严重的环境灾难出现。

为什么如此肯定地做出这个判断？很简单：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基数、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四个元素的组合，必然导致这个结果。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伴生的污染问题处于增长和转移的阶段。就是既有从无到有的污染，也有在充分利用环境容量的口号中形成的城乡间、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间的污染转移。

中国经济发展的后30多年，污染问题将呈量变引发质变之势，极端性的环境灾难将不断出现。

最乐观的预计：中国的环境问题开始整体不可逆地好转应该是在第二个30年之后。当然，这还得仰仗总体政策正确、国人配合。也就是说：中国人还得再忍受雾霾、污水等严重污染最少30年。日本由“川崎哮喘”“水俣病”肆虐到环境全面好转，用了30多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日本难多了。

相对于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中国的去污之路艰难百倍，产业升级以及高污染产业的转移，因为后发劣势，难度和空间都不可同日而语。更加不同的是：中国的体量实在太大。全世界发达国家总人数加起来也没中国人口多。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通过产业升级、建殖民地等策略，现在得以穿西服动鼠标挣高利润，以中国的体量和现在的国际大势，要完成这些高污染产业转移和升级，难度和耗时都会惊人且结果不可预计。

【一】

前些年，关于首钢搬迁的话题总是在反反复复中躲躲闪闪，直到2005年初才被公开确认。北京一家报纸称：北京最大的工业污染源是首钢。环保专家分析，首钢的搬迁和北京大气治理息息相关。

有回忆文章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要很快发展到站在城楼上能看到数不清的烟囱。这充分表露了中国对于工业化的急迫心情。

当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来说，工厂是先进和现代化的象征，当然会建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光在北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越是中心地带就越是工厂林立，北京王府井、上海康平路附近都有工厂。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阶段，一方面许多企业效益不佳，而中心地段的商业价值开始凸显，于是一些企业开始自己转型，把工厂用地用作商业开发。

在环保意识开始觉醒和强化后，各个城市都开始整体性地把工厂迁出中心区域，尤其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污染严重的工厂。

迁到哪里去呢？迁到每个城市的边缘地带、郊区乃至其他落后地区。

有一个时期，中国各个城市中心地带的大气、水、噪音污染都已大大减轻。但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城镇、农村的环境污染却越来越严重起来。

工厂在这些地方越来越多，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新华社曾经引用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的话说，我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指相对于点源污染而言的一种水环境污染类型)，许多河道发黑，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不少农田土壤层有害元素含量超标、板结硬化。许多乡村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和开发项目比较多的地区，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一方净水。

以往那些山清水秀、水草丰美使人怀念的乡村，逐渐成了土臭水黑、垃圾遍地的所在。与此同时，在城市，许多昔日的工厂变成了大片的绿地或高档住宅小区，适宜生存之地由乡村全面转移到城市。

农村的污染，最终都将随着水流、农产品……和很多很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农村的困窘，最终都将会以各种形式回馈到社会。农药、化肥等各种污染，最后都会进入水中，或者经阳光照射挥发到大气之中，最后都会进入我们的口中、我们的肺中。

事情就是这样，环境保护在大城市越来越受人关注，得到重视，但在许多中小城市、城镇、农村，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如果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城镇、农村处在严重污染之中，总体的环境容量自然日趋饱和。

【二】

如今在中国讲生态问题，往往言必称西方。西方生态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传给中国人的，不光有生态思想，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今这个世界有60亿人，60亿人都想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美国人如今怎样生活呢？——“人们几乎不为自己做事。我们不用从生食开始烹调我们的食品（55％的美国消费者的食品预算花在了餐馆的饭菜和即食的方便食品上）。我们既不缝补，也不熨烫，更不制作我们的衣服；我们既不用烘烤，也不用建造，更不用我们自己修理；我们除了孩子几乎什么也不生产，并且一旦我们做了那些事，我们就降低了身价。”（艾伦•杜宁著《多少算够》）。

20世纪50年代，西欧人过上了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过上了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今天在印度，“大约一亿中产阶级的出现，已经导致了从汽车、电视机到冷冻食品的每一样东西的销售量的爆炸性增长。印度城市的街道被世界上最危险的交通和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填塞。这是由于数百万摩托车和轿车涌入了原先主要由自行车、公共汽车或牛车占据的道路。信仰朴素和有着节约传统的保守的印度人正渐渐让位于一个思想自由和花销也同样自由的新一代。”（艾伦•杜宁著《多少算够》）。

中国人也正沿着同样的道路急行。

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04，有人计算，实现13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伴生的污染量呢？无法想象。

但是，也有中国人说：谁规定中国人只能住在茅草屋里看着美国人开汽车住洋房？凭什么当我们发展时就该忍受贫困维持生态平衡？

西方教给中国人的还有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

20世纪后期，当西方世界的经济状况欣欣向荣，而采用其他发展模式的国家个个灰头土脸的时候，西方世界什么也不用说了，每一个想过好日子的民族都会跟着他们的脚步而来。中国就这样跨进了新的发展轨道，而在跑道边掐着秒表计算中国奔跑速度的是西方人。

如今，争取经济增长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目标，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这种发展模式上竞走。

于是，用生态平衡的眼光来看，中国就成了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消耗一直呈正比例上升，中国的自然资源绝对支撑不了目前这种西方式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这种困窘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过，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发现和建立殖民地，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资源，把污染产业向外转移。

事情就是这样。西方传给中国人完备的生态理念，也传入了令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还把中国纳入了和他们相同的经济发展轨道。但问题在于，这几者是相互矛盾的，生态文化的理念和经济发展及生活方式的实际强烈冲突。于是中国人就不得不像金庸小说中的老顽童一样，以一个巨人的形态，在左右手相互搏击的痛苦中前行。

美国教授布朗的一段话被许多中国人转述：“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如果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上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后果可能是谁也无法预测的。

【三】

今天的中国人，每天都在被刺激着。因为本能的消费不足以推动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要不断刺激消费。

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生活照搬苏联模式，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但今天许多人回忆，称那时的生活里有一种低水平的快乐。我一直在思考，那种快乐从哪里来？

想想那时的模式：稍具规模的单位，办公楼旁边就是宿舍楼，生活区里配套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医院或卫生所，在牺牲自由的不快里，收获了极大的便利。很多人不用挤车路上耗几小时上下班，不用接送孩子，不用到处找人求人给孩子找幼儿园找学校……

面对今天人们都在追求的以大房豪车为标准的美好生活，我一直在思考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让中国人能够在简洁低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舒适感的生活方式。

我在想：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愿意选择简朴清静但便利的生活方式？社会有没有可能以环保理念迎合他们，从而既让人们多一种选择，也为中国做一种探索？

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寻求不出这样的模式并使之成为社会共识，那么，雾霾、毒水，定会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和强度不约而至。

我设想的新农村，照明、做饭、采暖全部用沼气，定期更换的沼液、废渣全部用来肥田。以这样的纯生态设施，最大限度为农民们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同时，化肥的使用量必然降低，食材和水的洁净度因此提高，这又造福了城里人。全中国每年化肥、农药的总用量，应该由环保部与农业部共同研究、控制，而不能这个部只管为了产量猛劲撒，那个部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消解。

我设想的城市规划，不是只会学点发达国家的皮毛，而是能有点自己的独特超前思考，比如，在为汽车修建路面的同时，为愿意跑步、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留出安全、舒适、便捷的通路。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自行车大国，但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行车正在逐步被淘汰。

我设想的环境治理力度，应该是全世界最严厉最极端的！从中南海开始，中国的每一幢楼房，房顶必须铺满绿色植物或太阳能板，必须装上雨水集流设施；中国的每一个乡村，必须有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中国的每一亩土地和林地，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元素的数量必须受到监控；中国汽车的尾气排放标准，必须领先全世界而不是在欧盟后面亦步亦趋。

肯定会有人笑话说：别做梦了，学都学不好，何谈超越？但是看看日本吧：当年加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要限制日本汽车的尾气排放，并作为官员制定日本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引起一片骂声。骂他的人说，加藤是想把日本汽车工业卖给美国。如果执行这个标准，日本汽车工业必将死亡。 结果呢？没有一家企业倒闭，反而更好。如果没有那样的限制，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归根结底，其实我想说的是：尽管对于雾霾的成因，有工业、尾气、气候等诸多解读，但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污染总量超标后的集成结果。我悲观地认为：因为先天禀赋和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要想多数人有美国人那样的豪车豪宅，就不可能有美国人那样的蓝天白云。要想有蓝天白云，整个民族就必须收心敛性，在其他方面做出点牺牲。比如，我说一句找骂的话，北京人这样恐惧雾霾，咱先做点力所能及的补救：让烧烤这种食品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再说说汽车……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似乎已经看见要跟我辩论者愤怒的面孔了。

两个法西斯的爱恨情仇

张明扬

希特勒肯定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在爱情上他几乎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自杀前才慷慨地许给了情妇爱娃一场婚礼；在友情上他最习惯的就是背信弃义，一起打天下的好兄弟罗姆、最器重的下属隆美尔最后都被他干掉。然而，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同时也是希特勒身上罕有的“人性之美”，希特勒终其一生对墨索里尼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与友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唱出了一曲忠诚的赞歌。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甚至认为，希特勒对“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的忠诚，是二战当中不可解的谜之一。

当我们谈及二战时的巨头大佬时，墨索里尼可能是大国领袖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就是在轴心国内部，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恐怕也最多是希特勒的一个二流配角。

但如果回到这段友谊故事的最初，你会发现，当墨索里尼达到个人政治生涯巅峰之际，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崇拜者罢了。可以这么说，比希特勒年长六岁的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缔造者，希特勒只是那个将“法西斯主义德国化”的模仿者。用港片中的流行桥段打个比方，墨索里尼就好比一位德高望重的黑帮老大，随着时势的发展，风头和声势逐渐被当年的小弟希特勒后来居上，尽管权势的消长阶段摩擦不断，但小弟一辈子都还是对大哥尊崇有加，还经常帮不中用的大哥排危解难。说到这里，我不禁恶俗地想起了黄金荣和杜月笙。

墨索里尼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权威，而且是第一个将其付诸于政治实践的。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此时尚是政治屌丝的希特勒，1923年，希特勒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但结果却是一场荒腔走板的闹剧，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法庭之上。

等到希特勒最终像墨索里尼一样走上政治舞台之巅时，已经要到十年之后的1933年了。当然，希特勒的夺权模式完全是“修正主义”，墨索里尼靠的是街头革命，他却靠的是民主宪政。

就算在希特勒成为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元首”之后，墨索里尼至少一开始对这位昔日崇拜者的态度仍是十分冷漠。如果说此时存在一个由德意组成的“法西斯国际”的话，墨索里尼显然仍处在那个教主与导师的崇高地位，而希特勒则是作为一个暴发户刚刚挤进法西斯界，固然是有功于“法西斯国际”，但却威胁到了教主的地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刚上台时的德国还未从战败国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在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方面与看上去很美的意大利尚有差距。

已经执政十年的墨索里尼甚至在给希特勒的书信中用老师的口气倚老卖老，“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懂得更多，因为我已有40多年的执政经验”。

1934年，偶像与粉丝、导师与弟子终于初次相遇。很难想象的是，这段“伟大的友谊”竟然是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情境中开始的。当年的6月14日，希特勒主动上门到威尼斯首次“拜见”了墨索里尼，目的是来表明德国对意大利的“小弟”奥地利没有非分之想。据丘吉尔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渲染，希特勒当时“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墨索里尼看了希特勒的第一眼后便对副官说：“我不习惯他那个样子。”

墨索里尼对这个法西斯弟子的第一印象是如此不堪，对希特勒的“话痨”尤为感到莫名其妙，将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仅仅一个月后，墨索里尼用行动表明了他对希特勒的这一恶劣印象——在德国对于奥地利表现出“异动”之后，直接拿出了四个师做出兵状，武力恫吓希特勒不要轻举妄动。

面对导师如此的武力羞辱，以脾气火暴著称的希特勒这次的表现绝对是忍气吞声，不仅迅速收敛了对“祖国”奥地利的野心，并且在此之后端正态度百般讨好墨索里尼，隔三岔五地派使者到罗马去交好，大有藩邦出使“上国”的意思。

希特勒对友谊的执着未必感动了墨索里尼，但最终感动了命运之神。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了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各种敌视，英国甚至还宣称要“制裁”意大利。此时，只有希特勒表示了对墨索里尼的各种理解和大力支持，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墨索里尼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又迎来了一次夯实与墨索里尼友谊的绝佳机会。在墨索里尼决定出兵支持佛朗哥后，希特勒也迅速做出了追随出兵“与子同仇”的决定，预演了日后二战他们携手参战的“感人”景象。

这两次“公关”显然是彻底打动了墨索里尼。1936年10月，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第一次签订了有同盟意义的条约，墨索里尼在这其中又发挥了他法西斯理论权威的长才，首次提出了“轴心”这个日后让全世界人民闻风丧胆的著名词语。撇开国与国的关系不谈，此次签约也可视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柏林结义”或是拜把子，拉开了两人友谊的正式开端。

此时，希特勒这位新入伙的小兄弟也开始让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德国的国力和军力正在飞速膨胀中。为了表示自己也同样重视这份友谊，墨索里尼做出了一个让希特勒感动终身的决定。

1938年3月，希特勒决定出兵兼并奥地利，此时他最大的心结是——墨索里尼是否会反对，毕竟，仅仅4年前，墨索里尼差点还为此与希特勒大打出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描述道，在决定出兵当天，“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疯狂地等待着”，“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当晚，希特勒终于得到了这份友谊的回报，墨索里尼表示“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此时的狂喜简直是语无伦次的，不断地重复着“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最感人的一段话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我也确信，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友情表白，大有“我爱你，就算与世界为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在未来7年中，希特勒不断地忠诚履行着这句美丽的诺言，直到自杀身亡。

值此感天动地之时，可是，我不得不煞风景地说一句，墨索里尼从未对这份友谊给予如希特勒这般的重视与付出。准确地说，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他那趾高气扬但外强中干的“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他奇特却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既希望利用战争为意大利开疆拓土，临战时却又待价而沽；而与希特勒的友谊，最高也只能排在第三位了。

1939年8月底，二战爆发前几天，就在希特勒热切盼望墨索里尼履行盟约参战之时，以好战著称的墨索里尼突然耍赖了。他给希特勒开出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出兵清单”，从石油钢铁木材到高射炮，几乎要了个遍，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也是墨索里尼的女婿）的话来说就是“清单足能气得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

墨索里尼的临阵退缩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差点也准备放弃战争。最终，希特勒决定单干，在9月1日出兵波兰，二战由此正式爆发。不过，希特勒甚至没有对背信的墨索里尼表示出一点的不快，仅仅要求偶像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对其进行精神支持：报纸广播上的积极宣传；虚张声势牵制英法兵力；劳务输出到德国。

足以显示所谓这段友谊内涵“丰富性”的是，墨索里尼甚至在暗地里希望希特勒战败，还主动派人向英法一方泄露情报。据女婿齐亚诺在1939年11月日记中的爆料：“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无法忍受。”

1940年1月，新年刚过，墨索里尼甚至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声称即使有了意大利的帮助，德国也不可能战胜英法。最“忠言逆耳”的是，信中质问希特勒“是否有必要孤注一掷地去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

“反战英雄”墨索里尼的预言日后被证明是无比准确的，但很可惜，不仅希特勒没有听进去，就算是他自己，当看到希特勒数月之后令人炫目的军事胜利之后，也迅速摇身一变为主战派。

1940年3月，墨索里尼声称决定参战，但条件竟然是“当英法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让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面对如此露骨且厚颜无耻的参战条件，希特勒竟然还是没有生气。据说，此时除了希特勒一个人尚属热情之外，德国军队没有其他人对于意大利的参战与否有兴趣。

平心而论，墨索里尼这次是说话算数的。6月11日，当他发现法国已基本战败，参战条件已完全具备之时，意大利果然急不可耐地参战了。不过，热闹地打了一周之后，意大利的32个师竟然没有让法军的6个师在阿尔卑斯山防线上后退一步，然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希特勒顺带也厚道地捎上了墨索里尼。

希特勒的军事神话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法西斯江湖的老大，墨索里尼自然是不愿拱手相让。几乎在出兵法国的同时，做着罗马帝国梦的墨索里尼也开始在非洲入侵英国人的埃及，尽管账面上是意军的50万对英军的5万，意大利竟然让人无法理解地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连自己的老本东非殖民地也差点丢掉；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又不顾希特勒的反对执意出兵希腊，结果又遭到惨败，意军首次攻击便被击退，被人数仅为其一半的希腊军队压着打，甚至还出现了意军27个师被希军16个师包围数月的“军事奇迹”。

面对墨索里尼留下的这两个烂摊子，又是希特勒默默地跟着后面擦屁股，原本不想打的希腊最后也打了下来，原本想集中全力进攻苏联也还是派了隆美尔到非洲处理残局，没想到还打成了战神。

不过，作为代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的关系已然逆转，在这份经过实力重组的友谊构成中，墨索里尼从昔日的导师和偶像成为了希特勒的跟班与小伙伴。当然，与发迹后的杜月笙一样，希特勒在明面上仍然对墨索里尼给够面子，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背后的意大利，希特勒可能只有鄙夷二字了。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此时对墨索里尼的友谊已经无法从人脉等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意大利与其说是德国的好帮手，还不如说是损友。德国军官团甚至认为，意大利不参战德国的胜面反而更大。

1943年7月，在盟军登陆西西里之后的两周，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随即被软禁。可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宁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人放一枪来拯救这位党的创始人，甚至没有一人站出来替他辩护。用威廉•夏伊勒的话说就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

除了希特勒，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在接下去的几周中，希特勒每天都在军事会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营救”墨索里尼，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甚至包括戈培尔都对墨索里尼是否值得营救深表怀疑，除了希特勒。

仅仅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派手下最得力的特种兵指挥官斯科尔兹内奇袭软禁墨索里尼的高山别墅，只用了四分钟，甚至连一枪都没放，就救出了墨索里尼。据说获救后的墨索里尼紧抱着斯科尔兹内说：“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希特勒不会抛弃我。”

在此之后，墨索里尼彻底沦为了历史的末角，在意大利北部意气颓唐地经营着新成立的傀儡政权，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念旧的分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对此时软弱的墨索里尼大为不满：“他不像元首和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做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在法西斯革命家和爱国者两种评价之间，我想，此时的墨索里尼的选择应该是后者。

对于墨索里尼这最后一段的政治生活，看一部帕索里尼的禁片就足够了，《索多玛的120天》。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捕获处决，留下了一张和情妇一起尸体被倒挂的著名历史照片。仅仅两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杀身亡，兑现了他对墨索里尼“共患难，同命运”的承诺。

墨索里尼的死讯，是希特勒在自杀前听到的最后一批外界消息之一。

在以色列，别再提“纳粹”两字

云也退

这几天的以色列，正为一件事而扰攘不安。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旨是在日常话语中禁止任何人呼其他人为“纳粹”，同时也禁止任何人佩戴黄色六角星作为抗议政府的举动。事情的导火索，是一群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极端正统派的居住区里举行游行。他们在胸前佩戴了六角星，也即“大卫星”，众所周知，那是犹太人的象征，但在纳粹时期，由于纳粹要彻底褫夺犹太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迫使犹太囚徒戴上黄星标志以区别于其他人。游行者佩戴了此物，便等于是指骂政府是“纳粹”。

这批游行者被处以重罚，一位国会议员借此提出了立法动议，同僚和政府欣然同意，因为他们对此早已耿耿于怀。这几年，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们纷纷因年轻人的乖戾叛逆而头疼，叛逆的表现之一，便是他们对“历史记忆”的不尊重。2011年，两支篮球队在比赛中，主场观众朝着客队齐声高唱“我们要把你们送进集——中——营——”震惊了全国。体育道德的主管者把两队的队长都叫了来，在电台里做了档节目，又是谈历史，又是讲大义。结果，等客队到了自己的主场，迎接前一场比赛的主队到访时，队长当着所有观众，恶狠狠地当着对方队长的面骂了句：“Nazi”。

以色列的确有许多最凶狠的骂人的话，都与纳粹有关，最有名的是“祝你死在希特勒的黑坟墓里”。在公开场合抽烟，别人会骂：“当初真应该把你也烧了。”看到球场售票处前排的长队，不看球的人会哂笑道：“这是干吗，奥斯威辛吗？”这类话语的刺耳之处，在于他们拿不该开玩笑的题材开了玩笑。这个题材，是关于一段特苦难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但是，它再深入骨髓也敌不过时间的消磨和代际更替，青少年不肯用那套东西来束缚住自己。

因此，立法似乎是最后也最有力的办法。不仅“纳粹”“大屠杀”“集中营”“奥斯威辛”不能说，“希姆莱”“戈林”“海德里希”“艾希曼”也不能说，与“Nazi”相似的发音也被禁止。就好比是去工商局注册商标“康师傅”，同时把“唐师傅”“庚师傅”“廉师傅”也给捆绑注册了。纳粹的“卍”同样遭禁，但是当初纳粹据以设计“卍”的那个佛教符号是否会受到株连，还得看进一步的司法解释。

那场灾难过去这么久了，却依然在困扰着受害的那一方：当年它几乎毁掉了一个在欧洲生存的说意第绪语的民族，现在，它导致受害者那一代人的后代聚讼、分裂。

赵薇出过一次“军旗装”丑闻，查了下，此事竟已过去了十三年：那次，她在给《时装》杂志拍摄封面人物照时，穿了一件日本军旗装，舆论大哗，险些毁了她的前程。不过，中国人在“日本鬼子”问题上容易过敏，其程度同以色列人在“纳粹”问题上的尴尬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都说我们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而犹太人善于铭记，这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们地广人博，记忆分散，到底不比犹太人，那么容易产生“游戏结束，队伍全灭”的恐怖预感。

然而，“铭记”要求人严肃，而现代宪政制度下所通行的言论自由，本质上鼓励人放松，畅所欲言。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以国的人权组织在禁令通过的当日就发布声明，反对这项立法：“法令企图有效地控制公共论争，用强力控制论争的内容和调子，使用种种刑罚性的禁止，诉诸监禁的威胁。”言论自由原则认定公权力的控制为大害；与之相对比的，是那位国会议员的说法：“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太多对纳粹象征物和语汇玩世不恭的使用，其做法伤害了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的家庭以及其他许多以色列人。”

禁是禁不住的，明白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纳粹”成为敏感词，年轻人将会第一时间找到规避的办法：将所有禁词全部替换成“敏感词”。“哇噻，你个天杀的敏感词！”“你们全家都敏感词！”在保持侮辱力度的同时，还捎带上一份对刚性律令的讥讽。

当局自然懂得这些。对口头习惯和网络语言的控制，法律力有不逮；实际上，这项禁令针对的是一些实在无法忍受的亵渎性用法，例如国内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口号时经常会把纳粹和大屠杀带出来。一些非洲移民无家可归，抗议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举的牌子上写着“嗨嗨，这是一场大屠杀”。犹太教正统派抗议他们的感情被世俗势力给侵害了，打出这样的标语：“我们走！又一场大屠杀来了”。一些大屠杀幸存者，八九十岁了，日子过得很差，国内的一些有同情心的公司或志愿者组织就给他们做了T恤衫和帽子，上面印有大屠杀的象征物，例如一管管黑漆漆的烟囱。

说这些做法的恶性在于“伤害感情”，是比较牵强的，它们的罪名其实是亵渎：移民无处可去，同第三帝国杀害五百多万犹太人的Holocaust怎可同日而语呢？反过来说，假如政府损害了某一人群的利益，就被同与全民不共戴天的仇敌画上了等号，政府为此忍无可忍，也很正常。

也就是说，在这类语言的使用中，“大屠杀”这一空前的、独一无二的灾难被琐碎化了，幸存者的意义缩小了，“大屠杀”成了一种老套的比喻，任何人遇到任何不公正，哪怕是汽车上牌照遇到了点障碍，都能把自己类比于排队走向毒气室里的人。

问题是，亵渎“大屠杀”的责任，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

意大利作家、非犹太裔的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有过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对“大屠杀”故事的宣传普及，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勿忘家仇族恨，动机没有问题，然而，过量的宣传带来的一个效应，是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着要区分敌我，要接受随同故事一道布施而来的意识形态：纳粹是极恶的，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进而，他们没有办法抵制这样的诱惑：将自己厌恶的人称为纳粹。

很可能，这才是亵渎行为的起点与根源所在。

不知行为心理学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一件极严肃的事情，经反复播讲、充分灌输之后，反而会失去其严肃性，除非有极罕见的政治高压，且让受众都生活在某种文化思想的绝缘体之内，方可能奏效。我说的“失去严肃性”，并不是指受众认为“大屠杀”不严肃、不悲惨，而是说，他们丧失了对“大屠杀”系列概念的使用的控制，开始不分环境地滥用。

关于“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达豪”的故事，关于“隔都”、“死亡列车”和“毒气室”的故事，一代代以色列人都能如数家珍。这似乎是一件很好的事，在保存集体记忆方面，还是一个绝佳的榜样。但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人们越是对“纳粹”之恶有高度的共识，就越是喜欢将它用作一顶为自己所用的帽子。

比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的“公知”耶夏亚胡•列波维茨，就曾把犹太人在西岸的定居者称为“新纳粹”，而实际上，这两群人之间的类比十分牵强。列波维茨之类拥有威望，也自认为具有正义感的活跃分子，轻率地把自己厌恶的“恶人”都打入“新纳粹”行列，在公共话语中挑起了一些毫无必要的分裂与仇恨，因为，一旦“新纳粹”的用法流传开去，其他人就得赶紧站队，或为自己辩护，或忙着撇清关系了。

普里莫•莱维曾警告说，“受害者”并不是一个光荣的身份，更不值得甘之如饴。他很有见地。被大规模迫害过，并不提升你的道德等级。可是，聪明的以色列人仍未能走出莱维说的这个陷阱：他们总能很方便地用上“因为对方是坏人，所以我是好人”这种摩尼二元论的公式；他们一受到批评，就感到“纳粹又来了”；他们将“纳粹”当作一面照妖镜使用，照向任何被怀疑心存不良的人，也照向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既已将对方打为恶人，那我这方便不必再费心证明自己的正确了，不是吗？

言论自由，固然是人权，但在这件事上，我却倾向于立法者的一边。毕竟，在公共空间里，像“纳粹”这种具有特殊感情色彩、联系着特定历史情境的“敏感词”，被滥用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规范它的使用，将其维护成一个众人遵守的惯例，早有必要；但现在，它只能作为一个沉痛的教训而为人记取。 

专业，专业，专业
—— 灾难报道为何谣言泛滥

闾丘露薇

早上接到香港同事电话，说有突发消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从吉隆坡到北京的航班失去联系了。第一反应：哪里来的消息来源？同事说，新华网的微博发布的，转述法新社的消息。追问有没有航班号，同事说，还没有。

一边安排同事赶去机场，一边查找相关英文信息，只有俄罗斯RT的转述，查找北京国际机场航班信息，显示从吉隆坡到北京的MH370航班延误。这时香港同事来电，说看到法新社的原文了，而航班号也已经确定。

很快，微博上的媒体账号开始一堆消息，微信也一样，不过都不是一手来源，转发又转发。最先大家疯传的，是说航班找到了，降落在越南的一个叫作“Naming”的小机场，由于这个地方名字的拼写，和中国的南宁相似，于是到了微博上，变成了南宁。

如果说，网友传播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带着善意的期待，对于媒体来说，报道引用这个最初来自Facebook上一个自称马航工作人员的留言，只能说太不专业。根据常识，航空公司的员工知道了这样的消息，意味着航空公司也知道了，而降落在越南机场，难道越南官方会不知道吗？而依照正常思维，如果说，出了问题，会存在隐瞒，比如飞机失联几个小时之后，马来西亚航空才公布消息，媒体最先得到的来源是twitter，但是在全球瞩目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好消息，航空公司为何不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

还有一个消息，在差不多十个小时之后，还在我的朋友微信圈里面传播，就是声称是CNN的报道，飞机坠毁在越南山区了。很多媒体的官方账号第一时间转播，可是我去CNN网站查找，却看不到。

媒体，尤其是微博上的官方账号，大家都急着希望能够发布最多最快的消息，但是，由于这些媒体都没有一手消息来源，于是成为了资讯传递手。当然，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媒体都是二传手，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部分媒体都不在现场，只能依赖通讯社或者是在现场的媒体。甚至，通讯社很多时候也是二传手，只不过他们传播速度快，可以把一些地方媒体的资讯，迅速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通讯社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在传递消息的时候会非常审慎，专业的通讯社都有自己的查核要求。

转发或者传播二手资讯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是专业媒体，和网友的区别在于，要确保信息的来源。比如，看到别人说是CNN的报道，或者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官网的消息，至少要去这些地方确认一下，一来确保真实，二来别人也可能转述错误。只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只要转述的时候说清楚来源是哪里，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文体：根据xx媒体转述xx媒体转述xx媒体的报道，当然，还有一些媒体，干脆把来源省去，显得好像是自己的一手信息。

这是放在所有媒体面前的考验：谁都想做到又快又准，但是如果要保证准确就会比别人慢，愿不愿意坚持呢？

这确实是很难取舍。CNN在报道波士顿爆炸案的时候，虽然快，但是错了很多，不但被波士顿警方嘲笑，就连奥巴马在白宫记者晚宴上，也拿CNN取笑了一番。当然，有些媒体会觉得，这无所谓。

因为接触到了家属，还有参加了马航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于是很多媒体有了一手资讯。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报道是否准确呢？

成都晚报官方微博账号的一条对记者会的报道，召来了批评，因为他们报道说，马航在记者会上宣布，飞机安全降落了。当然，这已被现场其他记者证明是错误的。但为何会出这样的错？

我看了现场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发言人只是表示，他们也看到了关于在越南Naming的小机场降落的传言，正在核实。但这一信息在这家媒体的官方微博当中，变成了发言人的肯定性表述。如果是记者向后方的编辑这样说的，那显然是记者的理解力出现了问题；如果记者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编辑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显然是编辑的不专业。不过我猜测，不管是前方记者还是后方编辑，都没有听说过Naming这个地方，只知道南宁。

为何会这样？很多时候，人们总是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听别人的表述，很多时候，不愿意认真倾听，于是最终得出符合自己主观愿望的结果，但这正是记者编辑必须要避免的。

不少人批评媒体对家属用镜头和问题狂轰滥炸，这个问题，其实在汶川地震之后，就有了很多讨论，也有不少文章甚至书籍专门讲述媒体应该如何做。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到底是不是应该采访家属？对此，我想说的是，媒体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采访，但是同时也要专业，恪守伦理。

煽情和记录家属的悲伤，并不是记者的职责，除非对方希望向媒体诉说；但是反映家属的不满和诉求，却正是媒体需要做的，也是家属在很多情况下唯一的依靠，尤其是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商业力量时，相对弱势的家属需要靠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声音。

公众可以批评媒体的不专业，违反新闻伦理，比如公众并不想看到家属悲伤的神情，很多家属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因为悲伤已经顾不得，在媒体的镜头前也来不及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同时公众不能彻底否定媒体的职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对航空公司的处理不满意，如果没有媒体，你可以找谁？

马航失联何以滋生和流行“阴谋论”

唐映红

心理学家海德和希梅尔（Heider & Simmel）曾经在1944年让一群大学生观看由一组抽象几何图形移动的视频，然后让这些实验参与者报告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在全部34名实验参与者中，只有一位用几何术语来描述看到了什么；而其余33位参与者都把抽象几何图形的移动描述为有生命的生物的活动，其中大多数描述为人类的活动。

海德据此提出，他认为人们受两种基本需求的驱动：

1.形成对世界一致性观点的需求；2.获得对环境控制力的需求。

正是人类这种对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渴望，使我们本能地倾向于给那些模糊的现象赋予确凿的含义。换言之，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可能都不能忍受模糊性，有着一种赋予其确切解释的冲动。当我们置身在一个未知的情境中，我们将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它，这会令我们感到不安。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经验、预期和直觉赋予其解释，将它纳入到我们可预测和可控制的范围中。

用现代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这种倾向显然有着进化上的优势。原始人面对未知的威胁时，比如洪水或山崩，他无法理解洪水是如何席卷而来的，但人类的祖先会赋予其自己可以理解的解释，如像猛兽一样恐怖，像人一样有意志的河神。既然是与人类一样有意志的河神，那么就可以向它献祭或祷告，使其减少对大家的侵犯和威胁。正因如此，人类得以在洪水泛滥的河曲地区生存繁衍，而且还发展出璀璨的文化。

好吧，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就是“阴谋论”的起源。尽管文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现代人类有了足够的知识去解释那些远古的“迷信”，但是，数十万年进化的趋势并不足以被数百年的文明发展所稀释，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就好比一个笑话所讲的那样：

——布什说：“我们准备干掉400万伊拉克人和1个修单车的。”CNN记者：“1个修单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 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400万伊拉克人。”

其实，并不是记者不关心400万伊拉克人，只不过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事情超越了记者的经验，他必须先把这件事弄清楚。同样的道理，当人们听说马航班机失联，而且一直都找不到能指示飞机到底有怎样下落的线索，这超越了我们经验的范围，所以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这时，有些人会从自己的经验范围拼凑线索，来赋予MH370失联以“合理”的解释。关键是，一旦这样的解释发布出来，必然得到迅速的传播。因为看起来确凿的解释消解了人们面对真相缺失的不安。对许多人来说，相比于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秘密基地，更能够满足他们对世界形成一致性观点和获得环境控制力的需求。这就是“阴谋论”的起源。

有意思的是，在真相揭晓前，不仅“阴谋论”会流传泛滥；而且随着真相的逐渐明了，“阴谋论”也能与时俱进地演化。最初的“阴谋论”将MH370失联归咎于美国人的阴谋，但随着美国媒体步步逼近事件真相，最近的“阴谋论”则干脆假“CIA内部消息”的名义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将飞机坠海的责任归咎于马来西亚政府的阴谋。

是不是真相大白，“阴谋论”就烟消云散呢？多半不会。像MH370这样创下有史以来失联最长时间纪录的事件，其中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简单明了地将其搞清楚。只要真相的复杂度超过一些人的理解力，“阴谋论”就不会缺乏市场。这就好比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对人体有超过自然作物的危害，这在科学上是有定论的，但关于转基因的“阴谋论”却仍然在人群中流传。因为普通人群理解不了生物技术和科学逻辑，他们宁可相信推广转基因农作物是共济会的阴谋，或政府黑箱操作图谋个人私利。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那些在人群中流传的“阴谋论”，这与传播人群的偏见和见识往往是一致的。同样的转基因“阴谋”，那些对政府不信任的人群，更愿意相信并传播它是政府某些腐败官员黑箱操作图谋私利的阴谋；而爱国忧民的人群，则更愿意相信和传播它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操纵的共济会进行种族筛选的阴谋。面对冲突和模糊的资讯时，其实我们都是在自己理解能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我们态度和经验的材料。

这两天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就堪称典范，他不仅轻信一则谣传的北大女生驳斥奥巴马夫人的段子，还煞有介事地骄傲地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而确认一下信源，只需要花费2分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谣传的段子太符合孔教授内心的期盼和渴望。

尽管“阴谋论”的心理根源来自于人类长期进化所发展出的认知倾向，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躺着中枪。一部分人比另一个部分人更容易相信和传播各种阴谋论；而有些人则不会相信也不会传播任何阴谋论。换句话说，相信MH370失联事件背后有“阴谋”的人群，他们更可能同时也相信推广转基因农作物是个彻头彻脑的“阴谋”。为什么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相信和传播阴谋论呢？这起码跟两个因素有关：先天的大脑和后天的教育。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学家金井良太（Ryota Kanai）和他的研究组发现，倾向保守主义的人相比于倾向自由主义的人大脑额叶的前扣带回部位的灰质区域偏小，这部分脑区的功能对人类理解模糊和冲突的资讯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保守倾向的人比自由倾向的人更难以理解模糊和冲突的资讯，他们更偏爱简洁明了、是非分明的判断；而保守倾向的人同时也更容易相信和传播各种阴谋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复杂到足以使一部分人无法也难以理解，而这样的人天然就是各种阴谋论的拥趸。

事实上，加拿大安大略省布洛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哈德森（Gorden Hodson）的研究也证实倾向保守主义的人群在智力上的劣势，他发现那些智力较低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持有各种偏见，同时他们成年后也更容易被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

除了先天的大脑，后天的教育也是影响人们是否迷信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接受过完整科学教育，具有科学思维的人不容易被阴谋论所迷惑。毕竟阴谋论往往缺乏事实依据，也常常违背逻辑和常识。所谓科学思维概括起来就是批判和质疑，当一个无论多么“合情合理”的解释摆在面前时，科学思维首先就是质疑其依据和逻辑，而不是本能地接受和相信它。也正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社会“阴谋论”的流行程度与这个社会在科学上的建树呈反比。 

为什么你比马伊琍更愤怒？

毛利

多年前上海的夏天播过一部《真空爱情故事》，马伊琍在里面演个温柔的女中学生，笑起来眼睛会像月牙一样往上弯，睫毛很长，连成一道好看的弧线，齐耳短发别一枚十分小姑娘的发卡。真好看啊，好看得让人过目不忘，忍不住要帮她想想，这么温柔的女孩将来会有怎么样的人生？

可惜温柔的小姑娘后来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在《奋斗》里演了个独立女性，从此短发马伊琍成了标志性形象，比起温柔，人们更觉得她干练、洒脱。《小爸爸》里她演的女主角，一路都穿着休闲运动裤，哪怕上西餐厅吃饭，还是一身嘻哈打扮。叫人忍不住吐槽：自己老公当导演，你就能穿这么随便？大把女演员故作无意实则大费力气搞街拍，每次轮到她，穿得都好像从家里出来倒垃圾，随便得那么大无畏。

直到三月的最后一天，她老公宣布出轨，是辜负了她辜负了小孩。这个刚刚生完二胎的妈妈反而看上去十分平静，在微博发了一句话：“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没有撕心裂肺，没有深沉痛苦，好像出轨的不是她丈夫，而是隔壁老王。

一场声讨文章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进行。一个饰演好爸爸的公众明星，居然抛下刚刚生了女儿的老婆，去跟小三幽会，背叛婚姻背叛爱情背叛家庭。足以让人拉起“你是奸夫”的大旗，痛骂他下流无耻无情无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当年和马结婚时还是无名小卒，现在成了一番事业却弃了糟糠妻，可以立马代入现代活“渣男”招牌。

只是你为什么会比马伊琍还愤怒？文章出轨，他伤害了老婆伤害了家人，唯独跟你根本没有一毛钱关系。有人说，因为一个好爸爸的出轨，让人觉得更加世风日下。作为一个演员，他分明有道义担负起责任道义，他要让我们更加相信爱情相信美的东西，而不是跟小三偷偷摸摸去度假对不对？

听上去对，对得你挑不出一丝错，要求一个人爱家爱岗，总比看着他去偷鸡摸狗强。据说某刊主编更为此仗义执言，认为自己就是有义务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让人好好看清某些人的真正面目。喂，拜托，只是一个男人出轨罢了，怎么挖掘背后真相堪比国家阴谋，怎么反复说自己不容易搞得好像明天报纸就会因此停刊，记者就会因此下岗。分明，只是一个男明星出轨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仗义执言，觉得如果这次不骂文章，下次你的男人就有理由出轨，就是要让他背负上道德枷锁，从此没法抬起头做人，才能遏制住身边男人蠢蠢欲动的春心。可出轨这件事，光靠明星代言有用吗？难道今天文章出轨被骂，就能让你老公吓得不敢出门，删光手机微信？

人们老是忘了道德这件事，是该约束自己，不是要求别人。你可以约束自己做个清清白白的好人，但一个人对婚姻不忠，你跑上去对他拳打脚踢，那就让人看不懂，人家老婆还没动手，你到底因为什么动手？

当一对出轨男女被浸在文字的猪笼里，全社会都要求他们应该认错，应该痛哭流涕，应该求我们原谅，这事比出轨看上去更可怕。本来“出轨”二字不过就是婚姻中的男女单方面毁约，没准里面没什么爱情，没准里面也没什么亲情，你却觉得这件事严重得可以闹到天翻地覆，起码可以肯定一点，你一定比文章病得更严重。人家觉得自己腕儿大忘了如何约束自己，而你则是网络上一个小ID，仅仅因为骂了名人几句，忽然就有了卫道士的正义感，觉得整个宇宙都该跟你的三观相配合。

马伊琍只写了淡淡一句话，显然很多人不满她反应得这么淡然，好像如果你不哭天抢地撕心裂肺，就不配做个堂堂大老婆，必须要给男人点颜色看看嘛。只是当年她可以选择小她九岁的文章，完全无所谓别人说什么，今天她照样可以完全无所谓你在说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马这样事业有成的明星来说，离婚这种事并不是灭顶之灾，她根本犯不上失心疯一样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可怕的倒是那些疯子一样哭着说要跟男人同归于尽的传统中国老婆。

我以为在出轨这件事上，夫妻双方都维持了一定的体面，观众却像失心疯般，早就失去控制。看上去更像一大群人在借题发挥，化解自己内心的愤怒，比如少妇为了自己得不到的恩宠，寡男为了自己娶不到的老婆，单身者为了抒发对婚姻体制的不满……

整件事情不过就是道德层面上的“艳照门”，当年大雪中无数国人靠看“艳照门”打发了无聊时光，现在卫道士们则靠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让自己站在宇宙制高点，一次又一次达到了心理上的高潮。

老实说，如果哪天人们对于出轨，仅仅不屑地翻个白眼，或者说一声真是浑蛋，那时候的社会看上去没准比现在美好多了，这一群小兵既叫人觉得无聊，也叫人觉得可怕。

我想最该悲痛的女主角，没准现在其实有点开心，多好，一下摆脱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浑然一轻，周身舒泰。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丈夫出轨变得一塌糊涂，反而毫无影响。帮闲们却像一脚踏空，明明簇拥着想为受害原配讨个公道，没想到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插手这么深。

散了吧，现代夫妻之间的事，你不用像封建社会的族长一样去主持正义，2014年了，一个女人早已学会有关生活的一切。 

在伊朗，躲起来看世界杯

周轶君

“什么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什么都做。”米夏说。本着这条伊朗民间智慧，一定能找到大家一起看球的地方。今年世界杯，伊朗政府颁令，不准在公共场合“聚众围观”。“但是，大伙儿看球才带劲啊……”他一声叹息。

禁令也不算新鲜。伊朗政府一向强调公共场所纯洁，严防男女混杂。这次禁止围观世界杯，公开的理由是“男人看球会讲脏话”。一个女孩愤愤说：“为什么不禁止男人讲脏话，而是不准女孩看球呢？”足球在伊朗极受欢迎，但女人不得踏足体育场。2006年柏林银熊奖电影《越位女球迷》，讲的就是伊朗女孩穿男装混入看台的故事。

光是男的一起看球也不行，因为政府还担心聚众。伊朗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不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情况下，公民享有和平集会和游行自由”，但事实上，只有反美或亲政府游行才获得许可。2009年爆发“绿色革命”，400万人突然涌上街头，内贾德政府恐慌失措。欢庆时刻也要严防死守，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表现卖力，球迷上街庆祝，个别女孩突然扯掉头巾。

我投宿的朋友家，在德黑兰相对富裕的北区。有赛事的晚上，对面居民楼几乎每扇窗户都亮灯，但窗帘捂得严严实实。他们可能邀请了朋友，可能一大家子守在电视机前，甚至可能有酒。是的，在伊斯兰共和国能找到酒，不止一个伊朗人给我看过自酿伏特加或红酒，至少闻起来像那么回事。禁止什么，什么就越有吸引力，伊朗人把自酿酒比作美国禁酒时期的“月光威士忌”。

米夏是朋友的同事，通晓德黑兰地下生活。那天四分之一决赛，等他终于找到“秘密地点”，德国对法国赛事已经结束。米夏侦察了三个地方，才确认我们在市中心Avantscene café看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

从城北搭车一路向南，首都德黑兰大路空荡，四下寂静。快到咖啡馆的时候，街上出现成队的摩托车骑警。原来咖啡馆门前，正是2009年抗议内贾德选举舞弊、爆发“绿色革命”的主要街道之一。

Avantscene café，小型电影院兼咖啡厅。名字体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伊朗禁用英文名，媒体上也不准使用英文单词，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怎样翻译外来词。比如，“Pizza”改叫“有韧性的、有馅儿的饼”。可是拉丁字母对时髦小青年来说，意味着“洋气”，傲视土包。政府禁英文，这家咖啡馆就用法文，曲线救国。有家冰淇淋店，名叫Ice Pack，被斥“过分西化”勒令改名。店主居然从故纸堆中，翻出证据，Ice Pack谐音古波斯文“忧伤的青蛙”，保全了名字，还真用一只流泪青蛙做了商标。

从裹得严实、盯得紧密的街头走进咖啡厅，眼前的情景，吓了我一跳：四五张长桌，火车厢式座位，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背。每一个都是可能被拖出去鞭挞，最轻坐监的啊！

我和米夏在靠窗小桌前坐下。两场比赛间隙，投影大屏幕正转播排球比赛。伊朗男排这两年势头强劲，迅速成为全国骄傲。开赛前，都要插播“国际地图上的伊朗”小片头。不幸，这一场 0比2负于葡萄牙。伊朗也有女排，但得不到任何企业赞助。

环顾左右，无人认真看球。玩手机，玩猜字游戏，我身后，一对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后退了几厘米。伊朗政府推广的标准头巾戴法，完全盖住头发，包括脖子和胸部。但年轻人常常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从黑头巾底下夺目跃出，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最近，又出新花招，马尾扎到头顶，发卡垫高，头巾几乎就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露，但“你不能说我没戴头巾”。警察不管，就流行开来，警察发威，往前拉一拉。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

斜对面桌上的女孩，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边一朵白花。她背对屏幕，跟三个男生坐在一起，调笑打闹。“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打量着那个女孩，微微有些脸红。

中间长桌，面对面坐的两个女孩，显然是谈话中心。两边男生也是造型各异：一个顶着非洲式爆炸头，茂盛得旁若无人。另一个留长发扎起小辫，在中国属于过时了的艺术家范儿。伊斯兰共和国对男生的禁忌是不准穿短裤，谢绝奇装异服，刺青要遮起来。这些发型，严格追究起来，也是政府眼里容不得的。

荷兰对哥斯达黎加终于开始。不一会儿，插播巴西风景——山顶巨型耶稣像。米夏笑着说，一定又是哪个疯狂女球迷。伊朗广电局延迟直播，审查每一个镜头，确保没有打扮出格或举止狂野的女球迷，污染伊朗观众纯真的眼睛和心灵。这一做法在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遭外国媒体广泛耻笑。伊朗广电局闻之足戒，每次转播留下一个女球迷镜头，呆坐或静思型的，堵住外媒之口。米夏是学电影的，说过去延迟直播5分钟才能掐画面，现在伊朗审查机构越来越娴熟，十秒足够把袒胸美女换成石雕耶稣。

上半场险象环生。人们放下手机，停了游戏，纷纷抬头，齐齐发出“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颠来颠去，此起彼伏。虽然伊朗队已经回家，伊朗人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球迷一样，仍有自己的心水。米夏自称“阿森纳脑残”，街上看见一个捡垃圾的孩子穿盗版阿森纳球衣，即刻冲上去掏钱。今晚他支持荷兰。

绿茵场上越来越紧张，屡屡射门不中。有人拍桌子，有人跺脚。投影屏幕照亮了所有仰起的脸，人们隔空搭腔：“不进吗？”“球门是不是太小了？”米夏和非洲头发现两人都支持荷兰，相互击掌。

中场休息，阿訇立刻接管屏幕，悠扬诵经。不相识的人们热络起来，头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过去坐。她叫达拉，从美国回来休假。咖啡馆是她朋友光头开的。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观球”，他指指屏幕背后，角落里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只要不太大声，不打开窗子，楼下警察装耳聋。但也不能太过分，比如女孩们头巾可以歪，但不能不戴。光头说这样的咖啡馆在德黑兰有上百家，但不是每一家都敢播世界杯。跟禁忌周旋，底线都是相互试探出来的。

座中许多人，特别是女孩，看起来不像球迷，干吗冒着风险来看球？光头说，这是一年之中，唯一能够半夜不回家的时间，年轻人想尽办法在外头晃荡。前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讨好民众，斋月里两点就下班，也不搞夏令时，国家经济受损。现任总统鲁哈尼务实，照常五点下班，但允许营业场所开到凌晨四点，弥补斋月白天无生意的损失。“四点，刚好球赛结束。”光头挤挤眼睛，“明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逢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关键期，若鲁哈尼失败，强硬派又会占上风。

伊朗奉行经最高领袖“筛选”的民主选举，借此调整内外政策。狂人内贾德执政八年后，哈梅内伊允许保守派中相对温和的鲁哈尼参选。人们在同系保守阵营的三个候选人中选中了他。上台后，鲁哈尼释放与民间和解信号，比如恢复2009年示威学生的毕业证书，平复前任内贾德留下的伤害。

第三桌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工商管理的，无一例外参加了2009年抗议。有的被抓被打，有的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他们说革命平息后，人心疲累，现在不大谈政治。萨满现在专注观念摄影，明天他的个人摄影展，就要在这个小电影院开幕。宣传单上的照片，关于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萨满说，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we don’t say it,but show it)

中间戴绿头巾的女孩，把手机推到我面前：“这些更好。”一组人像艺术摄影，朦胧的，人体的，月光花瓣的。主角正是萨满身边披黑纱的女孩。她一点儿也不尴尬，说这些不能公开展出，也许私人展览上可以。她站起来的时候，衬衣塞在牛仔裤里面，完全不符合衣着“掩盖曲线”的最高指示。

在一个处处禁忌的社会，年轻人怎样相互结识？“像这样的聚会，还有Facebook。”绿头巾女孩说。太多网站被屏蔽，但每个人都用VPN，每个人都会翻墙。年轻人也愿意到这家咖啡馆上网，因为普通人家里只能用拨号，政府限制网速在128kb 。

爆炸头也坐过来。他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至发明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美金。他也喜欢爆炸头。

扎小辫的是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也蹲过几天监狱。这一年多气氛宽松，大家探头探脑，又不安分起来。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耳盗铃能通过审查。

伊朗改革派经济学家雷拉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政府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当人们发现，怎么戴头巾是反抗，上网翻墙是反抗，给女孩子拍照片是反抗，头发长一点是反抗，甚至看世界杯都是反抗，而反抗的代价，无非是罚钱、签字、一两天监狱，那么他们就习惯了反抗，越来越敢于挑衅权威。但等到政府察觉，也会猛然出手，重塑权威，就像2009年发生的那样：数十人被杀，几千人被捕。雷拉自己就参加了2009年抗争，鲁哈尼上台后刚刚获释。而运动领导人穆萨维，至今还在狱中。

像头巾、发型、聚众这些“秀出来”的反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刚刚完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那是一个全然封闭、严控的社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担任总统的拉夫桑加尼，被视为“伊朗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继任者哈塔米尝试政治改革，给民众更多自由。无奈美国压制政策不变，定义伊朗为“邪恶轴心”，对抗气氛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内贾德执政头四年，伊朗人渐渐醒悟，这位总统对外骂骂咧咧，对内拿石油收入取悦穷人，破坏经济结构，通货膨胀严重。2009年很多人把票投给内贾德的对手穆萨维，但内贾德抢先宣布获胜，草率的选举结果激怒大众。

达拉游行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距离她五十米远的地方，脑袋被子弹射开花。她自己服刑六个月，出狱后远赴美国。在美国她竟怀念伊朗：“有时我甚至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

不知谁提到1998年世界杯伊朗2比1踢赢美国，咖啡厅里热闹议论。米夏说：“我还记得第一个射门得分的家伙，跑向镜头，眼泪狂飙……”然后又说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员上场，手腕上缠着绿丝带，象征支持总统候选人穆萨维。为什么伊朗的足球如此政治？应该说，政治高压锅里，一举一动无不政治。

下半场仍然激烈，互射点球的时候，咖啡厅里座位打乱，爆炸头挡在我前面，米夏跟绿头巾的女孩为邻。小辫坐在地上。达拉站着抽烟。光头穿梭送咖啡。管得松些，生意也会好些。问萨满，看球会讲脏话吗？“不，有女士在身边，我自然会注意语言。”

聪明的管治，退出个人生活，但仍牢牢抓住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民怨。但问题是，私人与公共事务的领域，越来越交织，没有充分的自由，一切仍然无不政治。

比赛结束，荷兰支持者们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达拉问我和米夏：“你们明天有什么打算吗？听说当代艺术馆展出国王时期的收藏，有凡•高、夏加尔、达利，那是伊朗跟西方亲密的时代，王室买了许多西方艺术品。”米夏一言不发，掏出手机，交给达拉按下号码。

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似乎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 

世界杯，“天注定”的“快感轴心”
—— 圣杯出神

张晓舟

侯赛因和我都点开了屏幕右上方的飞机航线图，并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拍照（卡塔尔航空允许机上使用手机）：一个缓缓旋转的地球，显示我们的飞机刚刚飞离非洲西部海岸，箭头指向南美洲大陆，指向巴西。

这就是黑奴贸易的路线：从西非到巴西。我又点开了一部叫作《目的地巴西》的世界杯电视纪录片，看到拜仁中卫丹特在赞美巴伊亚州——当年西非优鲁巴部落的黑奴源源不断地被卖到那里，那是丹特的祖先；而在介绍科特迪瓦队时，这部电视片却依旧颇为政治不正确地继续将之称为“Ivory Coast”（象牙海岸）。

而几个小时前，在多哈转机的时候，我收到中国驻卡塔尔使馆的短信提醒：不要购买和携带象牙制品。这条短信也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对象牙国际贸易的贡献——尽管象牙雕刻多少也算是吾国行将失传的国粹。

上一次来多哈远在2001年，李玮峰终场前头球逼平卡塔尔人，中国队由此逆转，后来赢得史上唯一一次世界杯决赛圈门票，当时我就站在卡塔尔球门背后；又过了一年，在多哈，中国加入WTO。从此，中国人越来越浩浩荡荡地输出资本和劳工，按照一本揭示中国模式征服全世界的大作的中文译名，就是“中国静悄悄占领全世界”（China's Silent Army :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然而，这是一本冷酷的书，它揭露了中国模式在国外的一些真相。

奔赴多哈的中国人大多是劳工，比起去山西挖煤，他们实在是要幸运得多，他们同样配得上一个贾樟柯式的长幅特写镜头。排队在我前面的一个工头模样的家伙，在登机前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另一位成功人士模样的四眼哥，则在飞机上多次地以汹涌的咳嗽把我吵醒。我同情他的嗓子，但不明白他为何不能稍微收敛一下，咳嗽时捂住嘴别冲着他人。

我们好像憋了五千年的浓痰要吐。我承认我丧失了与这些同胞交流的欲望。瞧，我就这样装逼地读一本关于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书，而这本书既像一面镜子，但又像一面墙，隔开了我和他们。这就像贾樟柯《天注定》里头，王宝强在大巴上看杜琪峰的枪战片，而这哥们自己刚刚枪杀完人，而我刚刚和那些民工在多哈机场分开，但在多哈飞往圣保罗的飞机上，却又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见到了他们。艺术和现实既相拥而泣又互扇耳光。

一直没看《天注定》，没想到居然是在卡塔尔航空的飞机上看到了。不过没见到韩东在东莞欢场被扮成列车员的姑娘舔胸的香艳镜头，我看的估计是洁本。多哈航空提供的电影中，唯一的中国片就是《天注定》（提供的唯一中国电视节目则是《鲁豫有约》）。不知道多哈航空是从哪儿买的版权，我国电影局不会向卡塔尔抗议吧？

假如没有《林冲夜奔》和《苏三起解》那两场老戏，《天注定》恐怕只是相当风格化的“贾式元素”大拼盘，但林冲和苏三把我们从“肉搏现实”的“微博真实电影”中揪了出来，一把扔到历史宿命的庙会里。就像在左小祖咒的《庙会之旅2》中，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呼天抢地唱的那句古老的乡村戏词：“我要去阎王殿递京状。”我是在非洲大陆的上空，遥望那个在“天注定”和“逆天”之间左冲右突挣扎不已的故国：马车和警车在修女的穿行中背道而驰，那个打牲口又像牲口一样被杀掉的人，连脸都没有出现。

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数次被伊朗足球记者侯赛因打断。我还活在阿里•代伊、马达维基亚和巴盖里的时代，而侯赛因甚至已经告别了卡利米（他并没有入选世界杯），他提到的新一代伊朗球员我都很陌生，但是他提到了范志毅，并问我谁是中国现在最好的球员，我答不出来，只好告诉他一件轶闻：范志毅和阿里•代伊是死对头，但是有一次范志毅曾经约了阿里•代伊，好基友一起出去购物逛街。侯赛因喜欢奎罗斯（现任伊朗教练）而讨厌阿里•代伊，“他是个好球员，但不是个好教练，他是个疯子，好在他只是个过客。”

“内贾德也只是个过客。”我笑说。内贾德曾是阿里•代伊出任伊朗队教练的最大支持者。

侯赛因嘿嘿一笑，似乎暴露出他对内贾德政权的态度。卡利米也曾经在进球之后，在球场公然表达对内贾德的政敌的支持。伊朗的言论自由空间似乎比我们想象得宽松多了。至少，侯赛因有Facebook。

谈到中国时，侯赛因说的全是我在国外已经听腻了的话——尤其是上次在南非的时候——总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一块金光闪闪的牌匾：“文化古老”“经济发达”。他以夸张的口吻赞美中国经济，“fast”“powerful”这样的词儿来回蹦。有趣的是谈到中国文化时他说：“中国也有很多穆斯林。”

哦耶，我得用谷歌翻译一下“侯兄谬赞，不胜荣幸”吗？

“你老是说经济，那政治呢？”我问。

“政治是一个问题，宗教也是。”侯赛因神情严肃了。我向他推荐了《天注定》，当我们又说到阿巴斯时，我意识到这种文艺娘娘腔话题，还不如探讨伊朗队的小组出线形势来得轻松。而《天注定》哪里有《上帝之城》杀得好看？“伊朗，中国，一样，都是古老的国家。”侯赛因显然不会去看《天注定》，但他这句话，那意思似乎就是“天注定”。

侯赛因一会儿用他的三星手机疯狂转台收听，从摇滚到伊朗电台节目，一会儿看座位屏幕上的《目的地巴西》。飞机上的南非和尼日利亚记者，以及日本球迷，差不多都在看各种足球比赛节目——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球球。

侯赛因大学学过西班牙语，他的英语至少也比我好，尽管内贾德曾经明令禁止西方音乐，但显然侯赛因熟知航空节目提供的那些西方摇滚和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和美剧。伊朗也是一个盗版光碟泛滥的国家（而在圣保罗，市中心大街上摆地摊卖盗版碟，跟上海一样），原教旨主义者可以发号施令，却再也无法控制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

尽管内贾德也利用足球来聚拢民心——这向来是竞技体育的一大功能——但首先，独裁专制和国族主义之间不应该完全被画等号（比如反美并不等于就一定支持内贾德）；另外，足球既可以被极权政权利用而成为所谓“邪恶轴心”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世俗化全球化的玩具。为进一步瓦解所谓“邪恶轴心”的文化禁锢和控制，内贾德允许甚至宣布欢迎伊朗妇女去现场看球，就是顺应时变。对推动伊朗的世俗化进程，内贾德也有其贡献。

贾樟柯的电影对交通工具、传播媒介和通讯工具一向敏感，从《世界》到《天注定》，手机成为焦点，从短信到微博。西方媒体也曾以“Facebook革命”来形容伊朗的变革，无论如何，这个“天注定”的森严世界，也正在被人一点点改变。

无论如何，足球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快感轴心”，这正是“世界杯”的文化含义：一个世俗化的、出神的圣杯。

《天注定》的英文片名是：“A Touch of Sin”。而从圣保罗机场开往市区的公共大巴上，窗外到处是可口可乐广告，而车上一路放的居然是Pet Shop Boys的老歌，其中就有那首“It's a Sin”。 

“大人物”战斗过的地方

六神磊磊

【一】

最近几天，郭美美姑娘把我们的手机刷屏了。

我们看见不同圈子的人鼓着充血的眼睛，进行着各种解读。有女士读出“碧池”，有公号读出“人生价值观”，有媒体读出“新闻伦理”……但如果把各方的观点做一个交集，那么交会出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字——“贵”。

她为什么这么贵？不是有评论称当今是人类历史上性服务的最大价格洼地吗？郭姑娘的身价何以远远超出了众多围观者的承受力和认知范围？

许多人认为：要么是郭姑娘吹嘘身价，要么是背后另有隐情。对郭姑娘所谓“很多人想不论花多少钱也要跟我睡一觉”的言辞，人们高度存疑。

郭姑娘说的真是假话吗？我看不是。

【二】

先给各位讲个故事。北洋军阀张宗昌先生以爱娶姨太太闻名。据说他看中了哪个窑姐，往往就带出去租间房子安置，挂个牌子“张公馆”，再派上个卫兵，就算是又娶了房姨太太。

时间一长，张先生往往就把姑娘给忘了，钱米断绝，卫兵开溜，姑娘便又开门重操旧业。四方的浪子闲汉纷纷登门，踏破“张公馆”门槛，个个兴奋不已：“走，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更有甚者，据说张宗昌先生有一位名叫“娟娟”的姨太太，出身青楼。张先生亡故后，娟娟到济南开院卖笑，艳名大噪，顾客盈门，成了大老板，堪称重操旧业之表率。

让那些闲汉备感刺激、使“娟娟”们身价倍增的，难道是因为美貌？我看恐怕是“张宗昌老婆”的特殊身份多些。换句话说，那是“大人物战斗过的地方”，是权力的二手货。

如今引起轩然大波的这位郭姑娘，正是一个长期被误会为“大人物战斗过的地方”的姑娘。由于她本人的刻意营造，加上围观者疯狂地揣度和猜测，让她变得高深莫测，似乎手眼通天，一会儿被说成是权贵私生女，一会儿又被说成是高官情人，使她的品牌溢价不断推高，终于成为了土豪们眼中的“权力的二手货”。

和那些高喊着“睡张宗昌老婆”的闲汉一样，当代的土豪们愿意高价消费她们的附加值，争抢着向“大人物战斗过的地方”致敬，不正是因为他们下腹部燃烧着权力这味春药吗？

【三】

古往今来，追逐“权力二手货”的从来不乏有人。回到我的本行“读金庸”，在《笑傲江湖》里，魔教葛长老抓住华山女侠宁中则，冒着被领导处罚的风险，也要“玩了这个婆娘”，恐怕一大半是因为她是江湖大佬岳不群的老婆；《碧血剑》里闯王大将刘宗敏，一进北京城就嚷嚷着要抢公主，其实他连公主是美是丑都没见过，但那有什么关系呢？那可是崇祯皇帝的闺女啊！

更直白的是《鹿鼎记》里，李自成说自己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第一是逼死了明朝皇帝，第二是自己做过皇帝：第三是睡过了天下第一大美女——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他说在三件事情之中，最得意的还是第三件。

土豪们爱向“大人物战斗过的地方”致敬，除了追求刺激，大概还有一种圈子心理——拥有几件权力的二手货，就好像自己也沾染到了一点权力的气息，就进入了某个圈子；即便不能产生实际效果，也是足可以在圈子里炫耀的事，好像自己凭吊过几个古战场，便觉得自己也算是历史学家了。

【四】

我并不是在嘲讽土豪们。这种追逐“权力的二手货”的心理，在你我生活中随处可见。

有一次我参观某高官曾经读书的小学，大家都围着高官的课桌转圈，嬉嬉笑笑，挨挨擦擦。忽然有人越众而出，一屁股坐了下去，还在板凳上用力扭了几扭：“他现在的位子我不敢坐，他小时候的位子我还不敢坐吗？”

看着他们在大人物的旧座上扭动，我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联想——我想到了《金瓶梅》里的蒋竹山和陈敬济，一个疯狂追求李瓶儿，一个拼命诱惑潘金莲，似乎只为了有朝一日压住她们狞笑：“往日你是西门大官人的人，是爹的人，今日却倒也是俺的人了！”

其实连郭美美姑娘自己也不能免俗，不然她怎么又巴巴地声称“我戴的是和张柏芝、郭德纲同款的崇迪佛大模”？

看懂了郭姑娘“贵”在何处，有利于诸位打消疑虑，平心静气。女性不必再愤愤于“呸，凭什么这么贵”；男士也不用哀叹“简直是抬高了恋爱的行情”。要知道郭姑娘属于古玩市场，而你我的恋爱婚姻属于小商品市场，定价又如何能够类比呢？

说了这么多，我用一首《金瓶梅》里的诗结尾吧，虽然粗鄙，但当初读到它时还是笑了半天：

“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

苏格兰独立公投：可贵的特例

刘波

那些担忧“国家分裂”的英国人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根据最终公布的苏格兰公投结果，44.6%的投票者认为苏格兰应当独立，对独立说“不”的选民比例为55.4%，“统派”以略超过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公决。“独派”领袖萨尔蒙德发表声明，承认“统派”胜利，并呼吁苏格兰人接受这一民主结果。

据统计，约420万苏格兰人参加了公投注册，限于居住在苏格兰本地的公民，而不包括苏格兰的境外移民；投票率也很高，比参加普通政治投票的比例高得多。这显示出，很多苏格兰人愿意亲手来决定本民族的命运。

其实，在这次公投中，英苏恩怨史和民族主义情绪只是背景与画外音，最受关心的是独立与否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独派”虽然意气激昂，闹的动静很大，但最终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决定了苏格兰的未来。

苏格兰若独立，会在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踏入未知境地，也许正是对未知的恐惧让多数投票者选择了保守做法，对独立说“不”。可以说，在公投前夕，英国各界人士对“苏独”之后会出现的各种麻烦问题的警告，最终挽回了那些游移不定的选民。

不过，未能实现独立，并不意味着“独派”的失败，因为“独立阵营”在公投前夕声势大振，“苏独”问题从无人关注变成了全球瞩目的话题，所以他们就更有底气向伦敦政府要求更多的权力下放，如税收权、医疗体系的自主权等。在英国国内，苏格兰的政治倾向“偏左”，独立派是希望苏格兰成为一个向“北欧模式”看齐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这也会对英国内部的政治争论产生影响。卡梅伦发表声明，宣布对英国未来的宪政安排。他此前已经承诺，如果“统派”获胜，英国将把更多权力下放给苏格兰议会，这带有向苏格兰人的选择做“奖励”的意味。

苏格兰公投过程毫无暴力因素，民众平心静气地决定国家的未来，在分离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性问题乃至在许多国家引爆流血冲突的当下，是这个世界的一抹亮色。但是，“苏格兰独立”运动之所以能几十年来波澜不惊地推进，有两个重要的基础。

第一个基础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没有历史负债的牵绊。两国是在1707年和平结合，而苏格兰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从这场结合中获益巨大，伟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随之兴起。苏格兰也充分分享了“日不落帝国”的光辉与实利。到了20世纪后半叶，英国国际实力相对下降，苏格兰民族主义才逐渐兴起，以求为苏格兰争取更多实力。但这次公投也显示了多数苏格兰人的态度：在税收、福利等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并没有大到非要通过分离来解决的地步。换一个环境，如果不是和平联姻而是武力征服，如果双方没有在历史事实与责任分担问题上达成共识，如果强势民族继续将不平等的政策强加于弱势民族，那么双方恐怕都不会接受以如此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这方面不必远求他例，仅拿英国内部的北爱尔兰问题来说，因为存在着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就不可能照搬苏格兰模式。

第二个基础是，苏格兰独立公投是基于苏格兰与中央政府的共识而举行的，既没有违反英国国内法，也没有违反国际法。2012年10月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部长萨尔蒙德签署《爱丁堡协议》，批准苏格兰在2014年举行公投。根据法律的原理，任何权利（权力）都可以由权力拥有者选择放弃，主权亦是如此。既然存在与中央政府的共识和协议，那么依协议所设定的程序来决定去留，就毫不触犯英国的主权。苏格兰独立公投没有多少法律争议，最大的争议其实和公投本身的合法性无关，而是独立后的苏格兰能不能自动成为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这种不确定性，也成为各方说服苏格兰人不要径行选择独立的重要论据。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对不少国人的心理冲击可能比较大，但在西方这并不是多么惊世骇俗的大事。有的评论者可能夸大了苏格兰独立一事的法律意义。其实，公投并不构成具有多大普遍意义的先例，它本身并不挑战当前通行的法律原则，更不具有任何颠覆性意义。苏格兰公投与国家主权原则并不存在冲突，也不能一般性地说明，西方已经彻底放弃了构成国际法基石的主权学说。苏格兰能在英国合法地举行独立公投，并不意味着任何地域或民族都能不顾所在国的主权，不同中央政府达成协议，而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这只是基于当前国际法而推出的结论，并不意味着这种状况本身是合理的。固然，主权至上原则在现代遭遇了巨大挑战，并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限定，但主权原则依然是国际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是因为存在很多特殊的背景，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模式，恐怕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苏格兰能够举行独立公投，主要并不是因为西方有所谓更重视“人权”而非“主权”的思想，而是因为这个问题有着特殊的背景和政治经济条件。即使在西方内部，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做法也是一个特例，很多民族独立与分离主义问题仍需要以比实力、比“拳头”的方式解决，仍然需要尊重基本的国家主权原则，中央力量大就可以制止地方的公投。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马德里政府已经宣布将尽全力阻止该省单方举行无效力的公投，并对其自行其是发出警告。

苏格兰的公投彰显了一种和平、非暴力、和解、理性、平和的精神。其实，许多国家有着同样旺盛的理性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地区分离问题就能以“苏格兰模式”来解决。苏格兰能走到这一步，视国家离合若烹小鲜，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和平博弈的结果。这不仅需要宽容、平和、守规则的精神，还需要宽容、平和，守规则演化为多数人日日遵行而不再觉其可怪的习惯，成为融化于血脉之中的基因，同时，还需要这种习惯背后有坚实的政治、经济、法律安排作为支撑。没有这样的基础而奢谈效仿苏格兰公投模式，很有可能会导致“逾淮为枳”的结果。

当然，说苏格兰独立公投是特例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相反，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但理想也要受制约于现实的条件。如很多思想家所说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是比阶层矛盾更强烈的一种情绪。要淡化民族主义，让民族主义思维不至于过度，乃至于对民众的合理考量产生牵绊。要达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这种举重若轻的状态，需要人们长期持之以恒地培养习惯，培养忍耐，培养对彼此诉求的尊重。 

我们不要装出来的牛逼
—— 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国民心态

六神磊磊

【一】

最近，几张来自APEC会议上的图片，仿佛成了近年来最振奋人心的东西。一些憋久了的国人终于爽了。本来转几张照片玩玩也无伤大雅，但有的朋友难掩兴奋，用各种词语羞辱安倍，说他是“不远千里来丢人”，觉得自己占了偌大的便宜。

我昨晚上和朋友小酌，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把手里的啤酒一口闷干，说：“总觉得今天中国人和甲午战争前的国民心态非常相似，都是憋急了想爽。”

如若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憋急了想爽”，不妨仔细看看甲午战争前的国民是个什么心态。

【二】

如果翻译成纯白话文，我们大概会以为这是某个爱国社区里的帖子：

“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日可比，各省设立局厂，岁费巨款制造兵船，日异而月新。枪炮皆系新式……正可及锋而试。勋臣宿将身经百战，叱咤生风，指挥若定，大可与日本从事于疆场，伸历年之积忿，快薄海之人心……挽回大局在此一举。”

这是甲午战争前极有代表性的国民言论。曾经的屈辱，今日之强盛，共同构成了急于寻求报复、恢复地位的强烈冲动。

当代有一位叫韩小林的学者，曾经从《申报》研究甲午战争前的国民心态，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的社会上，一种狂妄、虚骄、盲目自大的国民心态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在绝大多数国民和清王朝官僚集团中普遍存在。国民幻想借中日战争之机，重新恢复清王朝大国的地位，恢复当年“万国来朝”的威严。

甲午战前，清王朝经营三十年洋务，开设了工厂，扩充了军队，充实了军械舰炮，况且1884年中法战争后中国获得了长达十年的相对平静，憋久了的国人急着要爽了。面对身边的“蕞尔小邦”日本，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报复性的大国狂热。

当时人们眼中的中日力量对比是什么样呢？“以饷项言，中国地大物博，财力充盈，沿海各关之洋税，内地各卡之货厘，与夫京部省库之所藏，正自取之无穷，用之不竭。”而日本又是什么样呢？“蕞尔岛国，矿产有限，库藏空虚，一有战事，则纸币不能流通，商贾为之远引，厘市萧条，盖藏告匮，其困乏可立而等也。”

而对于日本的陆海军队战斗力，一些国人简直蔑视到了极点，说人家像猪和鹿一样蠢：“临时征调罄通国之兵，不过数十万，又况形类侏儒，蠢如鹿豕，见人则肆意攒殴，不辨曲直。”“此种乌合之众，以劲兵捣之，如发蒙振落耳。况日兵应调时不肯离乡去国，甚至父哭其子，妻挽其夫，依依不舍，其军士亦无斗志。”

人们发出了呼声：“我正宜乘机惩戒日本，规复琉球，乃可一劳永逸。”

【三】

众所周知，在大家已经点开了片子正想爽的情况下，一些自命克制的人跑来关电脑，确属十足讨厌。

李鸿章对中日实力对比意存保守：“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认为中国的军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类似的孬种言论立即招致朝臣驳斥。比如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记述了自己的一段亲历：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

此前中法战争的结果更是让国人信心大涨：“我中国昔年与法人交战，此虎狼之国犹且负少胜多，岂足以御法人者转不足以御日本乎？”“昔年越法之争，以之抵御法兰西，胜败尚能互见……使与日人从事疆场，正不知鹿死谁手？”在当时来看，这一推论确似有理。

如果避战，则可能面临虚掷赀财、空耗国力的指责：“枪炮亦皆精益求精，式样务取其新，机构必求其灵，火药弹子亦复加意讲求，天津又有水师武备学堂……竭数十年之力，赀财以数百兆计，无非欲为自强计耳。迄今兵船已多，枪炮已利，药弹已充，尚未不肯出而一试，然则向之竭数十年之力，费数百兆之赀财，不几等于虚掷也哉？”

【四】

和如今一样，自觉壮大了的国人爱抓住一切机会证明那失去了的尊严。今天我们尚且不过是对着几张照片兴奋不已，殊不知一百多年前，北洋水师的战士们做了牛逼得多的事。

1886 年，日本长崎爆发“清国水兵事件”，也就是所谓“镇远骚动”。众所周知，中国水师官兵上岸和日本警察民众群殴，据说起因于水兵在长崎嫖娼斗殴——活捉苍老师，暴打小日本，这不是如今一些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吗？如果嫖娼说属实，那么我北洋水师将士们一百多年前就曾无限接近做到了。

事后清廷在外交中也体现了硬气。有史料称李鸿章事后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威胁道：“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多么掷地有声啊。事后结果则是日方有所退让，明明他国士兵在本国国土上嫖妓、斗殴，但半年后中日双方协议，日本赔中国52500元，中国赔日本15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数千元也由日方掏钱。

小日本这岂非典型的“降心俯首，纳款请成”吗？这岂非远远比几张照片更“振奋人心”吗？

按照常理，下一步就是用枪炮重振雄风了。当时人所谓：“厚集兵力，多运饷粮，奏派知兵大员素有威望者，统率雄师长驱直进，将日本驻韩之兵禽薤无遗，行见大军所至，如汤沃雪，如风扫箨，军威一震，日本将救死扶伤之不暇……使知中国大有人在，永不敢再萌觊觎，岂不快哉。”

遗憾的是，我们“愉快的回忆”只能自此而止。甲午战争的结果，让这些美丽的想象只能停留在春秋大梦里。

【五】

我们有些人的心态，总是在两种极端状态间转换，就是当屌丝时的奴形媚色和一旦爆发后的急于出头，一百多年也不见有长进，和甲午前夜的乃祖仍然是一个模子。回到今天，APEC不过是一场国际会议，会上的一些段子插曲，拿来开开玩笑不是不可以，但潮水般地羞辱安倍以扬国威，只能说那too什么什么、sometime什么什么。

这总让我想到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段子：嵩山派的大佬左冷禅要当五岳盟主，召集大家来开会。会务工作原本做得挺好——“山道上打扫干净，每过数里，便有几名嵩山弟子备了茶水点心，迎接宾客，足见嵩山派这次准备得甚是周到”。然而嵩山派总有一些门人弟子觉得这是扬眉吐气的大好时机，“眉宇之间颇有傲色”，总想要借机找些爽点。

比如每来一批客人，这些弟子就往山谷里丢一块大石头示威，“大石和山壁相撞，初时轰然如雷”，以至于来做客的恒山派仪和说：“每一个客人上山，你们都投一块大石示威，过不多时，这山谷可让你们嵩山派给填满了。”

我的朋友评论员王攀有一段话，不妨拿来作为结尾：

“没必要这么羞辱安倍。人家不过是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而已，而这个会议恰在中国举办，又不是把人家打败了，接受人家的投降书。如果有一天正好日本承办某个国际会议，而中国又不得不去，那是不是就容许人家这么羞辱我们的领导人呢？我们要牛逼，不要装出来的牛逼，装出来的只有逼没有牛。” 

不受欢迎的出租车改革

维舟

一年前，有次从虹桥机场出来搭车，司机刚问了句“去哪里”，我就听出他是崇明人。坐出租车是我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最可能遇见同乡的生活场景。一问，果然是。他开车已十年了，其间也曾出去三年为老外开车，但每月仅三千月薪，又老被差遣来差遣去，而开出租车既自在、好好开月薪也能有个五六千，于是又回来。只是他抱怨公司政策算计得太精，还搞改制——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大众，正推行一项新的计划：将簇新的桑塔纳卖给司机，司机花12万元买五年的使用权，实际上变成了相对自主经营的个体户。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项新的改革措施，立刻对它产生了兴趣。

我问：“那你买了吗？”他答：“没有。我们算下来都觉得不合算。名义上，这车是你的了，但五年开下来，这车也废了，原本公司的车开四年都拿去报废了，且早先还是公司批量卖掉，而你自己烂在手里，想脱手都脱手不了，外面这种跑了四五年报废的车最多卖一万二，如果你到时想自己开又没有牌照。此外，虽然买断后每天只需向公司交250元，比原先少交100元，但买断后公司也不再为你缴纳三金等福利补贴，折算下来每天不过相当于少交70元，五年相当于12万多，既这样，又有何区别？为何还要预付12万？五年的利息都不少了呢！我对公司说：‘就你们会算是吧？以为我们都是傻子？’”

在随后留意这个问题而询问诸多司机对这一买断政策的看法时，我发现这位司机的看法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项改革乍看给了司机更多自由经营权，但在出租车司机群体中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经济头脑察觉出这不是一项双赢的计划，而是精于算计的公司试图卸下对员工的福利负担，以便更好地应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在买断的过程中，公司靠卖车就可以赚一笔（出厂价仅7万，加1万保险费，12~13万卖给司机，公司净赚至少4万），签署买断合同后，三金变成个人缴纳，也不再给司机个人燃油补助。

一位老司机A（强生公司，上海人，开出租车20多年）向我解释公司为何要改革：“我帮它算过，公司也赚不到钱。和我一样，它也手紧了，这十多年来司机上缴的月费没有，甚至还少了，像强生从每天350元降到了330元；物价上涨，钱少了招不到人开车，但车费又不让涨，怎么办？油钱涨了，公司抱怨经营困难，市政府说，要么你让石油公司接管过去经营？它又不肯。只好这样：一是并起来，原本车队散在全市各地，现在集中起来，现在巴士和强生也合并了（按：巴士、强生与大众、锦江等原都是上海七大出租车公司之一），现在听说一个月这样能省两三百万；二是人力上省，靠新技术，少雇人；三是丢包袱，买断后就不管司机福利了；四是靠个性化服务。以后出租车都要退出公共服务了——这是客管处的领导说的。现在要用微信、嘀嘀打车什么的鼓励乘客加价竞争，说到底就是变相涨价。总之通过个性化服务来收取更高费用。”

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实习算起，我在上海打车的经历已有16年，起步价从3公里10元增至现在的14元，但其间物价的涨幅显然不止40%，而即使这部分涨幅，实际上也多数被油价吞噬；与此同时，高铁、地铁及私家车的普及，使出租车司机的生意颇受影响，尤其是利润丰厚的长途生意少了（以前乘客花数百元去无锡、杭州乃至南京的事不少，现在则多坐高铁了）。的确，也有一些司机认为“现在生意比以前好做”，“以前每天能做到800元就不错了，但现在都在1000元以上，十人中大概能有五六人能做到1200~1300元，因为现在夜生活多，机场客流也大了很多，都需要用车”；但油费也大涨，而司机给公司的交费差不多未变。因此，即便司机稍得益，但在这市场博弈中，出租车公司的利润空间是被挤压了。这项改革本身是被逼出来的。

各家公司的政策有轻微的差异，但人们一致承认，“最早是大众搞出来的”。和强生不同，大众是民营企业，以利润为先，而另一巨头强生则是国营的。分公司的撤并，也以大众下手最狠，为节省经营成本，18个分公司被并到只剩5个，仅奉贤、南汇远郊的未并。司机B（强生公司，上海人，车龄10年）说到为何强生改革迟缓：“很多强生里的老员工都握有股权，平常要他们平摊都在叫了，何况是买断？就算养都要养他们到死。”现在强生与巴士合并后政策仍稍有不同，但慢慢会一样，“现在强生的老板就是以前巴士的，现在是强生学巴士，巴士怎么样，强生也跟着变，比如以前强生车子是三年半报废，现在跟着巴士，变五年了。以前强生每个月交6000元，但公司会退还475元作为工资，交镇保；现在则交5500，没工资了，四金，其实是一样的”。各家总体的共同趋势是竭力开源节流，虽然买断政策上也有细微差异，如海博公司是13万买断4年半。

人们的另一抱怨是针对公司管理者的。不少司机在潜意识里自视为劳工阶层，而觉得管理者闲职高薪。如司机C（大众公司，59岁，开车20年）也说到他知道公司现在经营不易，但仍认为是“有钱赚的”，因为“一辆车，第一年准出本，之后四年都是净赚。全市5万辆车，每月司机交1万，每年就是60亿！这里有交通大队等，都靠着这呢。一个车队长，管七八百辆车，年薪20多万，日子很舒服，他的副手还要管调度什么的具体事，他是真没多少事，倒杯茶看看报告，午饭后就不用来，说去家访就不回来了。你想，这些人都要养的。出租车行业不可能亏损，市政府只是贴补一些油钱。”另一些司机则断言随着人员缩编和技术发展，一些管理者将下岗，例如嘀嘀打车的软件一出，以往电调（电话调度）的那些人就面临下岗（强生约有四五十人），“那些人以前忙得不得了！”而每个电调费4元，调度员抽走2元，司机只得1元，如果用软件，则根本就不需要电话调度员。

的确也有少数司机赞同改革，一年多来我遇到的司机中仅一成左右持此态度，但反对者的理由基本相似，赞成者的理由却各有不一。司机D（强生公司，上海人，车龄20多年）虽然没有买经营权，但原因并非“不合算”，而是“我现在年纪大了，这都是小青年买。喏，要是二三十岁，开个四五年。现在买车的，多是二三十，外地人，像以前一个为我洗车十年的，父子俩现在买了一辆”。按这一看法，他其实是将买断看成了司机个人开创自己个人事业的一个机会。前面提到的司机C，他买经营权的原因也非主动——其根本原因是“我搭子要买”。搭档57岁，两人住同一小区，平时是好友，12万买58个月的经营权。有趣的是，他和司机D同样不年轻了，但他却觉得买断“也好”，因为“我年纪大了，前两年55岁就已提前五年退休了，反正公司原本到60岁也不给加金了，所以就开着玩，在家里没事做也很无聊。现在每天交140多，剩下自己净赚，也不错。靠微信每单能收11元，封顶15单，但客人要是付现金，那就拿不到了。平时交钱完了，公司才懒得管你”。

司机E（大众公司，上海人，车龄20多年）是我见到的司机中对改革持最强烈赞成态度的人，因为他觉得市场化是必然的，“上海人已经走到后面了，人家温州人那时早抓住机会了”。他的赞成基于自身强烈的价值取向：他觉得人就该靠自己奋斗，他甚至持一种非常偏激的主张，认为“就不该给养老金什么，什么低保，有次还有人在我车上跟人打电话说‘低保领好了’，领低保的你还打车”？我说：“或许是代领？”他置之不理，继续抨击：“很多人坐在弄堂口，腔调浓来兮，一副派头赛过自己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了，这种人倒不干活。要我说就不该给这些人什么低保。”在这种价值观之下，很多司机之所以反对的养老金等因素，对他丧失了意义。他强调，自己不抱怨社会，虽然之前轮到上山下乡和下岗，但从不抱怨，“我这个年纪也有人读大学的，千怪万怪都怪自己当年没读好书”，乘客中有人觉得他应该怪社会，他反倒教训别人，并说自己“党性还是有的”。

这一改革措施当然是应对新市场竞争的产物，然而在一些司机看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对早年措施的一次回归。听说在1996年之前，曾有一部分出租车司机是个体经营的，牌照自有（为特殊的X牌照），每月只向公司交不到一千元管理费、交税，实质上就是个体户。不少老司机现在回顾，仍觉得当时是“合算”的。然而后来逐渐减少或取消了这部分司机的名额，原因是“不方便管理”，客户投诉多。司机B虽然觉得改革有其道理，其个性也较温和，但对于改革的前景，同样说到类似的顾虑：“买断后管理上不好控制”，但他提出的原因是：“外地人那素质，侬晓得咯。”——现在买断的司机许多都是非上海籍。

现在的买断政策再次迫使司机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个体经营者，除了卸下包袱的动机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因素：通过将出租车卖给在上海开黑车的外地司机，把原本与出租车竞争的黑车市场合法化。前些年一些外地牌照的黑车司机开始在城郊抢生意，现在公司的买断措施，索性将这些人合法化了。司机D叹息说这行业辛苦：“上海人愿意干的少了，以前很多崇明人，现在崇明人也不大愿意了。现在上海的年轻人就想清闲点，五六千，最好。像我儿子，就算他愿意干我也不让他做。我们这种，当年学历不高，插队回来，这还是好工作。我开车二十几年了，当初一个月好好干5000，警察才500；现在累死累活8000，交警在那站站也8000。外地牌照不要钱，五六万买个车，开到上海，开黑车，钱好赚，市政府看到了，也没办法，还不如就放开这口子。以前还严格，什么蹲过牢的不行。我跟你说，四五年内，全上海开车的都是外地人了。”他最后的判断，很多司机都有类似断言，基本都认为在5—10年内，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将是外地籍为主。

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变动。传统上，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向都只限上海户籍人口，除了可能隐藏的保护主义情绪外，另一个原因是避免本地乘客抱怨司机听不懂上海话（确实曾有乘客投诉，但以前主要是针对崇明籍司机，因崇明方言与上海方言也颇有不同）。我第一次在上海遇到非本地籍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在2013年9月，是江苏淮安人，他说自己所在的大众分公司车队已有400多名外地籍司机，可想这虽是新现象，但引进规模不小。不过从国外的状况看，这并不新鲜。按《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一书所言，自1840年代爱尔兰移民将黑人挤出出租车行业以来，就“确立了一个传统，即移民群体将出租车职业作为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及在经济流动的阶梯上向上流动的重要一步”。例如1984年之后十年内，纽约市出租车司机中本土司机的比例从20%下降到仅有10.5%，如今纽约95%的出租车司机都在美国以外出生，来自60多个国家。

上海籍司机的年龄老化和此次对改革的普遍抵制，很可能会加速这种替换进程。不久前，大众公司已推出了更为强硬的政策措施：新车一律须买断，如果司机不同意则须离开公司。一些司机开的车还未到报废期限，但届时必将面临这一艰难选择。可以想见，其中必会有部分司机选择离开，而其空缺很可能为外地籍司机所填补，因为他们更乐于接受新的买断政策。司机C觉得外地人来开车也没事，“现在都汽车导航了，照着开就是了，再笨的人，六个月下来也都会了。除了一些很小的路或新开发区的，那上海司机也未必知道。”外地人买断的车辆，编号都不同，如大众的市南分公司下属1、3、5、7四个车队，保险杠上N—3即表明3车队，但像D—1707这样的编号则是外地司机。

在本地司机的评论中，常常毫不掩饰对这些外地司机的地域歧视。司机F（海博公司，上海人，车龄十多年，自称是老油子）在强调买断不合算后说：“有些人买后又后悔了，那都是崇明人、外地人买，我们这种经常跑机场的，会注意看合同条款——上面写明是‘租赁’给你，交金也没了，公司倒是甩掉包袱，每月管理费等还得三四千，而且买断后，万一生病了还都不能请假，那就是我自己的损失了。”在他这里的话语中，精明的上海人是不会上当的，崇明人则和“外地人”接近；另一个上海老司机也说“现在上海的年轻人吃不起苦，五年内，80%—90%的司机都会是崇明人或外地人”，他们都将崇明人和外地人划为一类。但在崇明籍司机中，却又普遍将自己与外地人分开。司机G（海博公司，崇明人，车龄十多年）的分类中，崇明人显然和上海人是一类——他虽然对买断政策的细节说不清楚，但说买断的大多是外地人，一些人买了又后悔，说：“你们上海人实在太坏了！”他言毕大笑：“我们当初是劝他们别买。”前面提到的司机E也曾说：“崇明人是‘上海人中的犹太人’，很精。”一些司机的言语中流露出极强的歧视，如司机H（强生公司，上海人，车龄15年）称，自强生将经营权卖给司机，80%的购买者都是安徽籍司机；买得经营权后，每月仍须交3000元管理费，1000元保险，1000元大修费，其余杂费1000元，养老金则无。当我问道：“安徽人为啥买？”他瞪起眼说：“脑子不灵光呗”。

这当然不能解释为何外地司机更愿意买断，何况外地籍贯的还须比上海户口的多付1万元。据老司机C说，外地人甚至有塞钱1万来买经营权的。我也遇到过不少外地司机，江苏淮安、湖南张家界，但最多的是安徽籍。安徽籍司机I确认，他周围的朋友中外地朋友很多都选择了买断，但上海人很少；然而他也未能解释为何外地人更愿意接受买断。

上海户口的司机，原绝大部分都有三金，仅少数例外——如司机J（巴士—强生公司，上海人，车龄18年），他是1997年下岗的，属协保，现拿一半薪水作为福利，910元。他这样的再就业，出租车公司不用再为他另交福利。但对上海司机而言很重要的三金，对外地籍司机而言则无所谓，尤其是原先在城郊开黑车的，反正本来也没有交三金。买断后，不仅经营合法化，可以接更多生意（黑车的不便之处，是外地牌照在高峰时段限定不能上高架），且现在他们也有每月400元的小城镇保险，但上海籍的城保则要1200元。

人们在现实中的需求常有极大的不同。广州一位在珠宝厂从事维权活动的人士曾说，珠宝工作很伤眼，往往做了些年就要提早退休，但他并不是去和工人谈抽象的权利，而是“看哪种人会在意养老金保险金”，那种刚来广州的年轻人，不会在意这些，劝他也没用。发财、安全和保障，对不同人的意味也判然有别。

很多外地籍的司机同样会算，也觉买断似乎不合算，如司机K（湖南人，2000年来沪，但开车才一年）就持这样的看法，不过当时他所在的强生公司尚未推行强制买断措施。虽然一些司机（如司机L，大众公司，江苏淮安人）抱怨上海的交通规则复杂、城市巨大、开车的劳动强度大，但对不少人来说，这仍是一个机会之地。如司机M（大众公司，安徽人）在来沪开出租车之前，开了17年长途货车，他那次一路都在与我大谈长途大车跑货运的辛苦与危险，虽然每月收入能有七八千，但这收入十年来无大变化，开车还是要稳，相比起来，在上海开出租车还是个可取的选择。

但这毕竟是一种特殊的个人经历，外地司机较上海籍司机更易于接受买断这一新政策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他们长期以来所适应的劳动条件不同。以成都为例，桑塔纳的起步费仅8元（速腾为9元），但每天司机要向公司上交395元，一天也就能开八九百元，刨除油费，也就能得150—250元，则月收入不过两三千元，几乎仅为上海的一半；至于三金之类福利，“从来没听说过”。

更有意思的是武汉：上海正在将经营权下放，而武汉则倒过来，正从接近分散个体经营的状况转而学习以前上海的公司经营模式。不止一位武汉司机向我表示羡慕上海的公司制度（“有福利保障，司机只管开车就好了”，市场规则也不完备，比如没有10公里返程费和夜间加价30%），而武汉和成都一样，其实只相当于公司发售经营权给一堆个体户，但不给任何养老金之类的福利。武汉的出租车行业有三种制度：完全自有（仅在公司挂靠，实即个体户）、自己买断车、为公司打工。第一种现在亦在渐渐减少中（司机N在武汉开富康988型，六年前以28万买断8年经营权，他自称是最后一班，现在武汉的14,000辆车中只占一两千辆），司机O说他自己就是买断的，当时约定8年，“实际就能开5年吧”，他算过，是合算的，因现在成本每日能赚350元（白天230元，晚间120元），每月向公司缴3000元，即每天不过100元，而完全为公司打工，每月则交7000元。这两人都认为这样买断是“划算的”，虽然其买断的价格高达上海的两倍多，但月费确实也少交很多。

《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一书的序言说：“中国和纽约出租车司机都不幸地拥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大多数是囿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出租车租用体制内的穷人。”从上海这两年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来看，每一方的选择可能都是有限的，但司机尤甚，因为不同的司机群体之间，其经历和需求都很不一致。成都和武汉的情形是有代表性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非上海籍司机为何更易于接受福利相对较匮乏且须一次性支付巨额费用的买断政策，因为这原本就是他们所熟知乃至已经接受的模式。这在新政策的环境中，又成为他们的市场竞争优势。在这个酝酿着变革的市场上，每个主体都以自己的条件和底线，小心翼翼地权衡、判断，参与到这场宏大的博弈之中。 

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同学圈

章诗依

毕业多年了，因为一个同学的离世，昔日大学同学惺惺相惜地在微信上建立了同学圈，许多联系已不那么紧密的同学，朝夕之间，一下子又謦欬之声相闻了。

然而，很快便发现，岁月的力量委实惊人，不知不觉间，不但肆意修改了昔日青春的面容，更大大分化了曾经共振的心灵。如今，昔日同学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道扬镳，乃至激烈冲突，已经到了令人唏嘘的地步。本为抱团取暖而建的同学圈，一度因刻薄的诛心之语而让人心里感到冰凉。

本来，“同学少年多不贱”，有的当官，有的发财，有的学富五车，有的悠游自在，在轰鸣急驶的时代列车中，大家都还算混得不错，虽然尚没有大富大贵的，但基本上应该属于坐在优等座位的一群。按理，大家的共同语言应该很多才是。

然而不。事实是，在对大家共同乘坐的这座“列车”的评价上，或者说，在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现实这个问题上，同学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冲突的具体起源，是有的同学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多年前一样，继续采取批判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取得骄人成就，但由于一些改革滞后，埋藏了许多矛盾与危机，因此应该有更深入的改革。有的同学则相反，他们反感这种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认为是不了解实际操作者苦衷的书生之见，他们对未来抱有极大乐观，认为中国超越美国几乎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打一个比方就是，前者不但没有为列车风驰电掣的速度感到陶醉，还担心列车有脱轨的风险；而后者却认为，列车行驶正常，即使有问题，也是列车长需要操心的事，不劳别人多嘴多舌。

同学圈的这一幕，相信许多人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冲突双方的意见，料也不会有人感到陌生。事实上，在今日中国大地上，关于中国自身的认知所发生的撕裂，已经前所未有地在各种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规模上演，蔚成日常情景。

这是一个共同体在初步富裕之后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从“文革”结束后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起步，由于本身的巨大体量，由于显著的后发优势，更由于国人被压抑许久的创业自由的爆发，中国一路高歌猛进到了今日经济总量坐二望一的位置。随经济发展速度一道飙升的，是国人不断创造新高的民族自豪感。

与近四十年前不同，那时国门初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自卑感与紧迫感，而今日，中国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丰裕社会，用发展经济学的眼光看，中国是一名已经蝉联了二十余年的优等生。这种情况下，国人的自豪感确实并非无凭。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今日中国，公权力尚难言已被关进笼子，制度性反腐仍然没有破题，经济发展所透支的环境成本正在让全社会品尝苦果。同时，法治状况亟待改善——这正是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的主题。而经济高速发展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红利充分释放所做的顽强抵制，尤须以更大的魄力与远见去破除。

成就与不足俱在，机遇与挑战共存。这样的现实，决定了赞美与批评本应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惜，像目前公共空间中流行的景象一样，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傲慢日益滋长，对批评的不宽容正在蔓延，在同学圈中，同样如此。

同学圈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对批评者各种奇葩式的指责。概括起来，它们主要有：

一、你对现实持批评态度是因为你自己的生活不够成功，是因为没能从体制中捞到足够的好处而心生怨恨；

二、你是体制中人，就不该既端着体制的饭碗又去批评体制。

毋庸讳言，如今，这也是盛行于同学圈外的哲学。这种哲学的杀伤力，在于将批评行为描绘为一种心理疾病、一种道德缺陷。

是啊，因为自己少得了仨瓜俩枣，就不惜毁掉整个林子，这难道不够变态、可恶吗？在体制内领工资，还对体制说三道四，这不是白眼狼又是什么！同学圈中，此类对批评者的批评，让批评现状者感到气闷与愤怒，他们回击：别用猪圈哲学衡量所有人，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除了鼻子底下的食槽之外，就没有别的关怀。至于体制内所领的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并非封口费，还不足以让人在并不完美的现实面前闭上嘴巴。何况，体制所提供的工资，不是体制自家的菜园子里长出来的，而是纳税人的钱，既然花纳税人的钱，关心公共事务，又何罪之有？

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之下，同学圈中一时硝烟弥漫。好在，毕竟是同学。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同学圈里，不谈国事。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一度激扬文字的同学圈，用生活的真理消解了自己的紧张与冲突。

作为同学圈的一员，冷静下来，我知道，自己有批评现实的权利，也应该有雅量容纳同学的批评。同时，我更祈望，在同学圈之外的更广阔的空间里，批评与赞美一样，都不是原罪，都能享有同样的正当性。因为我们应该谨记，不远的昨天，中国曾经有过鸦雀无声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许多带来灾难的决议都是在全体掌声中通过的。

说到底我们又如何避得了风云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种风云的近似物，——有关雾霾的话题，已经在同学圈中不胫而走了。 

2015假装一切未变最糟糕

柯志雄

最近一次去茶馆，是讨论朋友的一个新项目，但席间却被一个意外话题岔开去讨论了半天。

起因是其中一位朋友，他的哥哥一直做二手车生意，过去租个小门脸房，抽着烟接着电话，钱也没少赚。一年多前，这位哥哥开始积极地进行所谓“互联网思维”实践，热衷于天南地北的各种互联网圈子聚会，日子过得与过去截然不同。一年下来，最后盘算了一下，发现钱比过去赚得少多了。

这么说的结论，自然不是说，回到老路上以保证赚钱与过去一样多——事实上，假装一切都不会变化才是最糟糕的选择。

创新，在大多数时候与胡乱折腾在形式上没有严格的区分——或者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说，成功了就被称为创新，失败了则成了乱折腾。但你要说规律一点儿都没有，那是不尽然的。例如，以创新通常在集群中发生的现象为例，有点类似于时装的流行，当彼此呼应时更容易成为流行。

我们最近对2014年比较显著的一些机构创新进行了梳理，如下一些创新逻辑在2015年依旧会比较强劲地存在。

1．创造意外

绝大多数时，商业行为希望在可控、可预期的范围内反复进行。这很自然。但阴阳相生，我们由此调高了对惊喜的估值。海底捞在餐饮行业中最早展现了惊喜的威力，很显然，它还会这么做下去。荣昌e袋洗以一袋作为定价单位，使过去一件件计算的惯例被打破，这个意外唤醒了顾客本易沉寂的潜在需求。逻辑思维是干什么的？你很难以惯常的用产品与服务定义企业的方式来定义它。它生产内容但宣布内容压根不重要。它组织线下活动，但这种看法更为偏狭。或许定义为通过人的连接创造意外不够准确，甚至很容易让人迷糊，但眼下看来，仅仅这点就让它生命力旺盛。

2．人的延展与替代

机器的创造，通常被视为人体功能器官的延展。过去我们为此已经发明了难以计数的机器，但赋予了计算能力以及基于此的不同高低的各种能力后，机器的族谱与图谱将变得极为复杂。在这方面，亿航等机构使机器更自如地飞行，云洲希望机器代替你航行甚至完成更复杂的事务，而格灵深瞳则希望你清楚，机器捕捉分析人的行为远远比人自身更高效。

3．生态系统带来更强生命力

腾讯等巨头正在忙乎自己的生态系统，百度、阿里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纳入版图。越来越多的企业明白，与其希望“大而不倒”，不如依赖于广泛的利益链接。事实上，后一做法还可以用外部的其他机构的异质基因刺激己身。但营造，或更准确地描述为，促成有利于自己的生态系统，并非只有巨头才可以考虑的事情，小米科技、360同样已为此准备良久，其他公司也会慢慢悟到，生态系统并非巨头才够资格有，阻碍发展的并非规模，而是想象力。

4．“活”的数据才有价值。

大数据仿佛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誉，但事实上，在那些四处吹嘘自己拥有多么庞大用户数据的公司里，只有极少数能够把数据用起来的。数据的价值，与其分“大”和“小”，不如分“活”与“死”。巨杉和腾云天下、秒针系统等公司，都试图为数据做人工呼吸，使如今沉睡的数据“活”过来。

5．无物不可创新

把意念控和九口山、宝贝计画放在一起的话，通常没人可以找到任何相似之处——前者以脑电波作为研究对象，后者着眼于纸张组装成本子或是儿童的教育。但是，一旦我们接受创新并非只是高科技，它最基本的属性是改变——源于使一切事物变好的动力，那么，你就很难下结论说：催生一个时新事物的意义一定高于改良一个古老事物。相同，仅存在于一个信念——即，无物不可创新。事实上，这才是所有创新者的共同力量源泉。

6．衣食住皆华章

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说，预估一个活了很久的行业再活同样的长度，这个结论通常不会错。衣食住就是适合的例子。它们有足够长的时间与空间，让消费者去反思与总结，带来的就是持续改进的空间。原麦山丘、豆果从食入手，尚品宅配、酷漫居、U+、铂涛从住里找空间，爱斯达则希望激光与三维定制能使服装焕发新生。

7．淘金热中的铁锹好卖

过往的淘金热里头，既有一夜致富，也有过为此一贫如洗的。事后的意外结果是，卖铁锹或牛仔裤成了稳赚不赔的人生大赢家。如今，这也不是秘闻，而是可供选择的常备策略。有赞（口袋通）、明道、维天运通、钱方、UCloud、客如云、纷享销客、融360、环信都围绕着热门领域做工具。在商业世界，两点之间有时往往曲线最短。

8．寻找木桶短板

即使是一只变化中的木桶，也并非每块木板同时加长的。寻找短板，往往是最显明而又最容易遗忘的做法。bong在手环热中强化算法和活跃点，CSG、乐行天下试图改变进化迟缓的交通工具，芬尼克兹将主业的推动结合在社会行动中，贯通云网以“指尖快递”切入建构于人海之上的快递行业，福云明盯着GoPro未介入的环节，他们本质上都是在寻找有待加强的短板。

9．设计即体验，反之亦然

设计与体验，是两个已被确认的未来普遍强化方向。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好的设计之所以被认为是好的，原因在于优化了整体体验。而越来越多以体验为抓手的企业，将会看到，设计是整体体验中起很大影响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