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鸟人飞过球场

张晓舟

普遍认为巴西世界杯的四大热门是巴西和阿根廷、西班牙和德国——南美洲和欧洲的恶战。鉴于此前两届世界杯在德国和南非的惨败，这一次在南美洲地盘，巴西和阿根廷再也输不起了。当然，巴西人说什么也不能让阿根廷人在自家头上捧杯。

然而梅诺蒂（1978年阿根廷冠军主帅）并不看好阿根廷和巴西，近日他指出：“阿根廷还没有找到体系，我们有世界最佳球员，还有3名球员有能力效力于世界上任何球队，但我们必须为全队23个球员找到体系。巴西有良好体系，但缺少技术能力。所有人都认为巴西会进决赛，但我认为这很难。”

南非世界杯前，LV 请贝利、马拉多纳、齐达内拍过一个广告：这仨在一起玩桌子足球。但这张照片其实是合成的，马拉多纳宣称：“我答应和贝利一起上广告，可没答应跟他一起玩桌子足球！”世界杯又来了，又会有广告商愿意撮合二位球王吗？

但贝利和马拉多纳就应该永远对骂下去，因为他俩的矛盾，乃是世界足球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巴西与阿根廷的千秋世仇当仁不让的代表。

贝爷站得像一尊伟光正的雕像直插云霄，而马拉多纳则掀开井盖逃遁于光天化日，像一个黑暗王国的孤魂野鬼，他和撒旦狂欢，与死神同床。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贝利骂迭戈：“他当阿根廷主帅是为了钱。”迭戈则回骂：“贝利是应该待在博物馆的人。”虽然随后迭戈又向贝利还有被他连带骂了的普拉蒂尼道歉，但我们知道，打打停停，但趋势永远是打。

马拉多纳前些年落魄的时候，他的前妻和朋友真的一度张罗过所谓“马拉多纳博物馆”，可怜的迭戈似乎要靠博物馆的门票来养老，马拉多纳俨然成了马拉多纳博物馆馆长，而他当时那副惨相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觊觎博物馆藏品的小偷，好像随时会偷两件1986年的球衣溜出后门卖掉。而贝利，自从从政失败之后，其实一直苦心经营的就是无形的“贝利博物馆”，”。他不单是馆长，似乎还亲自兼任保安，24小时巡逻，端着冲锋枪守在门口，随时提防马拉多纳这样的小偷溜进来偷走他的王冠。

马拉多纳曾在《自传》中特意放了一张他和贝利深情相拥的照片，然后在旁边评注：“我们在一起本应能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太不一样了，原因是他对我的出现深感意外，以为我会夺去他的某些东西，尽管我从未这么想过。谁是世界第一，谁是最伟大的球员，让人们去评判，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吧。”这话迭戈说得够诚恳。

但如今，当贝利和马拉多纳再次对骂，我们只会发出会心的笑，这种骂仗是他们永葆青春的方式。我们期待迭戈能通过新一届世界杯骂出新意——通过骂人来制造笑声，这才是小丑的本事，小丑的使命。

不羁的笑，原本更应该属于南美人。我当年曾写过一篇《你见过卡恩笑吗》，我说假如卡恩懂得笑，别老那么一脸苦大仇深，或许决赛中就不会脱手让罗纳尔多白捡便宜。然而到了2006和2010这两届世界杯，你会发现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居然也越来越不懂得笑，越来越笑不出来了。他们企图像欧洲人一样踢出嗜血如命的血性足球，却不料把自己的伤口弄得越来越深。在欧洲人面前过度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更纠结于功利输赢。巴西人和阿根廷人总是把自己和沉重的大力神杯绑在一起，他们不像从前那么放松潇洒了。世界杯越来越成为“美洲悲”，美洲之悲不仅仅悲在输球，更悲在连悲壮的气概都提不起来，当年的“青春做伴”“漫卷诗书”，已日渐沦为为全球化背书——准确地说是为欧洲人背书。

1986年的马拉多纳犹如远古的祭司，即便是那场与马岛战争相提并论的恶战，迭戈也不忘与英格兰门将希尔顿相拥而笑，而那尊欢喜佛后来变成怒目金刚。1994年贝贝托进球后摇动的那个摇篮仿佛悬挂在远古的丛林孤独地晃荡，对巴西足球来说，罗纳尔多灿烂的兔牙和罗纳尔迪尼奥明媚的烂牙俱往矣。假如邓加懂得笑，或许塞萨尔也不会出现那样的致命错误，梅洛也不会自杀性犯规。

面对欧洲人，巴西人和阿根廷人想的应该是如何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何“茄子，茄子”，如何像大鸟一样飞翔。他们应该一起捍卫自己的大陆——是殖民者将足球带给他们，而他们又将足球玩成一种灵魂出窍的身体艺术。

没错，巴西人和阿根廷人绝不甘心看到自己的邻居捧杯，但2002年斯科拉里夺冠，他承认自己是从贝尔萨那儿偷师，重掌巴西队帅印之后，他也夸赞过萨维利亚；特维斯和孔卡都曾在巴甲征服挑剔刁蛮的巴西球迷；巴西人和阿根廷之间，既有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冤家，也有小罗和梅西这样的好基友，而如今梅西又把当年小罗对他的提携之恩，回报给了内马尔。

马拉多纳从不吝惜对里瓦尔多和小罗的赞美，而罗纳尔多则宣称梅西是史上最佳球员。2005年巴西队在联合会杯4比1横扫阿根廷夺冠时，马拉多纳心服口服地赞美巴西队：“他们上场前就决定要先进对方三个球。”

梅诺蒂同样赞美了2005年联合杯上的巴西队，当他们5比0狂胜智利队：“我最喜欢的足球评论来自克鲁伊夫和梅诺蒂二位大师：克鲁伊夫胜在锐利，而梅诺蒂胜在诗意；克鲁伊夫很可能是口述撰文，而梅诺蒂无疑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拥有一个作家的灵魂。请允许我像一个小学生抄课文一样抄下这样的文字：

“‘灵感的天使’是那些盘桓在体育场上空的鸟儿，寻找着足球的真谛。它们会对场上的争斗和恶感而震惊，它们会不顾一切地远走高飞，远离这项令人伤心失望的运动，因为在现今的足球场上，天赋越来越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身体的撞击和争斗成为了主旋律，如果想从中找到足球真正的美感，简直成了一种奢侈的幻想。

“然而，尽管最近有令人不快的一切，我还是想，虽然这些鸟儿高飞上天，但它们永远不会舍我们而去，我感觉它们总是在期待着什么人的出现，那些能够征服它们、令它们重新欣赏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出现。

“在南美洲赛区，看上去一切都是那样混乱，所有找回美感的希望在无休止的犯规和恶意冲突前似乎都是徒劳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巴西队。读到他们的首发名单，那些灵感的鸟儿会说，这些球员拥有勇气和技巧，他们正在邀请所有人来观赏一些特别的东西。于是，鸟儿们盘旋在体育场的上空，注视着巴西同智利的比赛，它们所看到的，是一些真正能够让它们留在足球身边的东西。

“那些鸟儿们看到了什么？

“球从一只脚到另一只脚，从一个人的头顶到另一个人的头顶；然后，它又奔向了球迷的心灵深处。比赛后人群不想离开体育场，他们还想继续他们的狂欢，这是足球的节日。”

“Bird”这个至高无上的绰号在爵士乐中属于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在篮球里属于拉里·伯德（Larry Joe Bird），在足球中则属于加林查。

贝利曾在《自传》中，像兰波那样，把自己说成是上帝和人之间的通灵者，而当马拉多纳腾空而起，他似乎和上帝订下了神契，交换彼此的手和脚。

梅西和内马尔将继承他们，不同的是：他们在巴萨比翼双飞。

正是这样的鸟人，减轻了大地的负担。

足球早已不再只是足球

—— 巴西世界杯能够改变什么

大风

今夜星光灿烂，世界杯即将开幕。

本届世界杯，论地理位置或足球水平都距中国有十万八千里，但它仍将从今天起，成为全国球迷及赌球迷生物钟错乱的重要因素。2014年的第一天，英国《金融时报》的几位记者，编辑及专栏作家列出的“2014年全球大势预测”中，“谁将赢得世界杯？”占据了第三预测的位置。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全球将有数十亿人期待这个答案揭晓。几十亿人关心的事儿，不论你看不看球，它都绝对是个不可忽视的焦点。

由于在足球圣地巴西举行，今年世界杯称得上史上最性感的体育盛事。抽签仪式上，名模兼主持人Fernanda Lima的超低胸晚礼服已奠定了性感的节奏（伊朗电视台看到过于裸露的低胸装画面后，果断终止了全国现场直播，导致了伊朗境内数万球迷的足球及性的双重压抑），今夏的64场比赛注定会是一场全球性的巴西狂欢节。

2007年10月30日，国际足联投票选定巴西为2014年足球世界杯主办国，使之成为第五个第二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继墨西哥、法国、意大利及德国之后）。但与第一次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相比，这项赛事的规模和意义已截然不同，足球已不再只是足球。

安永(Ernst&Young)2011年的一份报告里预测，2010年至2014年期间，世界杯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将向巴西经济注入560亿美元，每年新增363万人就业，新增72亿美元的政府税收。这些令凡人眩晕的数字是体育产业几十年来发展的结果，也是众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争相申请重大体育赛事的重要动力。甚至有闲着没事干的经济学家提出，1970年至2002年期间，世界杯夺冠国在第二年平均产生了0.7%的附加经济增长。但西班牙2010年夺冠后的萧条证明了此理论的片面性。论证2014年世界杯的经济效益是件烦琐和头疼的事情（关注赛事期间啤酒和避孕套厂商的销量曲线倒令人莞尔），而讨论巴西夺取世界杯对人人都是球迷的巴西社会的影响，则有趣得多。

全世界只有巴西，当你提到这个国家，人们会首先想到足球。巴西人对足球的激情与狂热恐怕无人能及。欧洲足球的发达很大程度体现在大小城区内多样化的足球机构及基础设施，而巴西足球文化最好的体现是每个街道上盘带着足球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成为下一个罗纳尔多或内马尔，他们祈祷通过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他们的名字。

1958年是全球足球转播的开始，也正是那一年，年仅18岁的贝利带领国家队举起了大力神杯。巴西足球从此传奇。

1970年足球运动的全球影响达到了新的高度。那一年在墨西哥，巴西队6战全胜，决赛酣畅淋漓地4比1大胜意大利，第三次夺冠使得他们永久性地保留雷米特杯。贝利、热尔松、里维利诺、托斯唐所在的巴西队用一流的脚下技术、犀利的地面短传配合以及对控球的强调开创了所有继承者必须遵循的桑巴足球理念。巴西足球从此浪漫。

1998年罗纳尔多决赛前不明其故的昏迷，决赛发挥判若两人，法国3比0获胜夺冠，巴西足球从此多了一份悲伤的神秘。

而2014年世界杯的筹办过程历经艰辛，抗议游行不断，场地建设迟迟不达标，巴西足球从此多了一份不靠谱。

世界杯开幕倒数第四天“出了大事儿”：赛事主题曲演唱者珍妮佛·洛佩兹表明将缺席开幕式并且不参与原定的表演。这个“娱乐事件”很有象征性，不论主办方打算如何应对，本届世界杯筹办得不够靠谱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FIFAGoHome!”(国际足联滚回去)的呼喊声已在巴西各大城市街头持续多时，而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内的众多业内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回应“足球是快乐的，希望巴西人民与我们一起享受这场盛会”。这和马云入股恒大发布会上说的话一样，但由于场合及听众不同，此话显得尤为不恰当。“ORei”球王贝利作为巴西人和本届世界杯的大使，更是令人发指地说出“我希望巴西人民尽快醒悟，我们应该忘记弥漫在全国的误解，停止一切游行和抗议，并把巴西足球国家队作为全民族和国家的代表”。贝利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出类似的声音，其潜台词是“家丑不得外扬，世界杯是我大巴西千年一遇的闪耀时刻，国内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赛后再议”。这对每天聚集在里约热内卢的Arariboia广场上的数万名群众以及全巴西支持他们的人，是一种极端的不理解，忽视，甚至是侮辱。

自打2013年联合会杯以来，巴西国内的抗议声音日益增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举办世界杯的巨额投资加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均。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长期面临着快速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极端贫富差异，而在这样的时刻选择将大量的政府和民间资源投入到世界杯相关的建设，而相对忽略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其他公共领域的提升，势必会引起众多民众的不满。但就如同2008年北京奥运，铺天盖地的反对声也无法阻挡主办方的前行，巴西亦是如此。这样的现状令人更为同情巴西人民，同时也为之遗憾和叹气，似乎看不到他们得到认可及政府与他们妥协的希望。事实上，包括政府、国际足联、各个国家队、世界媒体，大家在此刻都难以预测未来的一个月会有怎样的混乱伴随着世界杯的进行。

体育无法解决政治的问题，但用曼德拉的话说，“sport has the power to inspire,sport has the power to unite people that little else does（体育具有启发人的力量，具有罕见的团结人的力量）”。没有人会相信世界杯的举行能让抗议者的声音消失，但也许，只是也许，如果巴西夺冠，能让全社会短暂享有足够的凝聚力，让政府和人民在一个相对缓和的气氛下面对必须协调的、比足球大得多的问题。

回想一下16年前法国的夏天。90年代末的法国，多元化社会所伴随的移民政策问题令法国政府的压力逐日增大，社会中也越发频繁地出现反对外来人口的呼吁声。这样的现象绝大多数法国人不接受，但它潜在的社会危害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压力和隐患。

1998年世界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临，而最终，一场颇为意外的胜利使全法国人数夜未眠（决赛3比0胜巴西主场夺冠）。7月12日夺冠当晚，数十万人聚集香榭丽舍大道，齐达内的照片和国旗融为一体投影在整个凯旋门上，凯旋门下的香榭丽舍大街聚集了数十万人，欢呼声、鸣笛声、“齐达内，当总统！”的呐喊声持续了一夜。

这一夜仿佛持续了几个月，法国媒体将当时的氛围叫作“extase historique”（“历史性的狂喜”）。更附有历史性意义的是，Black Blanc Beurre（“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概念诞生。1998年的法国队由德尚、布兰科（白人）、齐达内（北非后裔）、图拉姆（非洲后裔）等人组成，他们因足球成为了法国体育界史无前例的英雄，而他们的“血统”则令他们被动地成为了多元化社会的代言人，左右两派政客争先恐后地试图将法国足球国家队作为他们政治胜利的成果。

摩洛哥裔法国脱口秀明星Jamel Debouze谈到对齐达内的崇拜时说道：“他成功地让法国的种族歧视消失了两天！”这个玩笑的重点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说明了足球远远超越足球的社会和政治话题。但也说明，这种触及也只是稍纵即逝的。事实是，四年后法国极右派LePen（乐彭）历史性地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成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政治悲剧之一，四年前的Black Blanc Beurre所代表的多元化社会之梦碎成一地。

回到巴西，没有人有资格制止抗议者，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便注定是悲剧。我们不可寄希望于一场体育盛会可改变社会，我们只能默默地期许，当世界杯结束后，主办国的领导们带着快乐和平静的心态回到办公室，关掉电视，坐下来面对人民。

巴西为何承受不起世界杯

——国家理论札记

孙兴杰

世界杯的揭幕战即将拉开，巴西总统卢塞夫却决定不再出席开幕式了，此前联合会杯的嘘声已经让这位女总统心有余悸，2014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大选，而卢塞夫的支持率仅仅30%多一点儿，连任的前景并不妙。按理来说，巴西接连举行世界杯、奥运会等非常有面子的国际体育赛事，是可以提振国内民心的，对卢塞夫及其劳工党来说也是一大政绩，毕竟这些都是在劳工党执政期间拿下的举办权。

为什么这个“足球王国”对这一次世界杯多了一些纠结呢？当然更多的巴西人还是希望巴西队能够夺冠，卢塞夫更希望巴西队能够有个好成绩。一白遮百丑，夺冠之后，巴西纳税人可能会平静一些，不然世界杯的组织者们将为巴西队的败绩（不夺冠就是失败）承担责任。

从2013年开始，巴西国内就出现了反对世界杯的声音，因公交价格涨价而出现了几百万人的全国示威游行。时至今日，这股反对的浪潮还没有消退，有些反对者打出的口号是：不反对世界杯，反对的是世界杯的组织者。

的确如此，巴西办了一届最为昂贵的世界杯，现在已经花掉了120亿美元，是南非世界杯的3倍，德国世界杯的6倍。巴西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是GDP不等于可支配收入，而且巴西人的收入差距非常之大，普通人也就3000元人民币左右。巴西的物价可是绝对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摩根士丹利的研究高管夏尔马都认为巴西的宾馆和鸡尾酒都超过了美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物价让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感受到压力，足见高物价让巴西社会已经像火山一样等待爆发。去年公交价格提价6角钱人民币而引发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昂贵的世界杯反感。

仅仅是6角钱就引爆了巴西人对世界杯的反感吗？并非如此，而是巴西的社会经济又一次走到了拐点。世界杯只是一个征兆，劳工党执政十余年之后，巴西的社会经济发展陷入疲态，低效、贪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连巴西球星罗纳尔多都认为世界杯的组织者令人感到耻辱，此前罗马里奥直接反对举办世界杯。举办世界杯花费的上百亿美元可以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教育、交通、医疗条件，这也是人们反对世界杯的根源所在。一方面说明激情如火的巴西人更理性地看待自己的钱包了，另一方面说明多数巴西人感到自己的钱包干瘪，而且还有种被剥夺感。

自2009年之后，巴西经济连续四年下滑，今年一季度增长率只有0.4%，多个国际机构都下调了巴西经济增长的预期。2007年巴西拿到世界杯举办权的时候，经济增长超过7%，无论巴西政府还是民众对世界杯都充满了期待。只过了两年，巴西经济就急转而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巴西似乎一直逃不脱一个魔咒，20世纪70年代巴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5%；但是随着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巴西经历了十几年的“失去十年”，跌到了美国10%；经过十几年的追赶，巴西人均收入又到了美国的20%。现在又到了一个转折点，是继续追赶还是重蹈覆辙呢？现在来看，巴西与美国的差距在拉大，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稳定复苏的态势，增速要比巴西快得多。

这个魔咒并不是阴谋，也不是宿命论，而是巴西社会经济中内含的难以突破的弊病。看看巴西的百年历史，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形成了令人迷惑的钟摆发展模式。拉美其他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的时候，独立后的巴西却以帝国的盛装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后的巴西每过20—30年就换一种政治制度，政治的孱弱成为巴西发展的致命伤。造成巴西政局不稳的因素很多，但是健全的政党制度的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造成了巴西民主制孱弱无力，屡次被军人接管。

军人在巴西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建国始，军人获得了干预政治的权力，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开创了巴西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8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巴西巨人回到了军营，经过80年代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巴西建立了比较稳定的选举制度。劳工党领袖卢拉2002年赢得大选，2010年卢拉的副手卢塞夫成为巴西总统，长期执政的劳工党也慢慢偏离了当初的执政理念，比如为穷人服务。

世界杯引爆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是一个征兆，巴西国内的民粹主义又一次爆发，教师、司机、建筑工人要求加薪，从而大大延缓了世界杯场馆设施的交付时间，有些设施在世界杯之后都无法完成。巴西基础设施会不会影响赛事进程尚不可知，但是基础设施的落后着实影响到了巴西人的生活。巴西投资在GDP份额中不超过20%，基建的投入不到GDP的2%，远远低于中国的10%，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必然使公共服务的价格比较昂贵，巴西大城市堵车已经到了非常惊悚的地步。圣保罗等大城市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在总部大楼楼顶起降直升机，以避开拥堵的地面交通，这些有能耐“飞起来”的富豪阶层是巴西社会贫富分化的一个象征。

当一个社会由豪富和赤贫组成的时候，民主也就被民粹绑架，原因何在？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有失公平与正义，赤贫依靠数量优势来获得更多的利益，无论罢工还是怠工都会影响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下降则使这个社会少了活力。财富的分配逻辑超过了创造的激情，没有人关心如何将蛋糕做大，而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使利益最大化。

巴西20世纪军事政变之前经历了一波经济快速增长，巴西成功地完成了首都搬迁，在巴西高原上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当时的总统库比契克提出“五年超过五十年”的口号，的确鼓舞了巴西人的爱国热情，但是欠下了一屁股债；另外，巴西经济增速下滑，通胀侵蚀了人们的钱包，罢工活动频繁。为了迎合选民，政客们提出了各种福利分配的方案，结果民粹主义的政客被军队推翻了，军人与技术官僚重建了生产的纪律，巴西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如果巴西有一个稳定的选举框架，就可以通过政党轮替实现政策转换，可惜那个时候巴西没有。

今天巴西也面临着一次政策调整，劳工党的“零饥饿计划”等各种补贴措施，并不能做大蛋糕，向穷人的转移支付也未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印度已经通过大选将补贴经济学赶下了权力舞台，10月的巴西大选也是个政策重新调整的机会。如果卢塞夫不做出改革，那就要被赶下台了。

此前，越南政府已经因为拿不出一大笔钱来搞亚运会而主动退出了，虽然面子不好看，但也不至于骑虎难下。巴西世界杯已经是离弦之箭了，最好的结果就是巴西队捧回大力神杯，让胜利的喜悦冲淡巴西人心中的块垒。而两年之后就要举行里约奥运会了，奥运会没有唯一的赢家，巴西搭台全世界唱戏，恐怕那些天天为面包和公交车发愁的巴西人并不愿意出钱搭这个台子。

就在世界杯揭幕前夕，里约机场的地勤工人还在罢工，他们要求增加世界杯奖金。当互联网将各种体育赛事都搬上了荧屏之后，新鲜感也就随之降低，审美疲劳来了，各种体育赛事已经呈现泛滥的态势。凡此种种，花几百亿美元办体育，是不是太奢侈了呢？尤其是在一些不怎么富裕的国家。

体育赛事已经不是赚钱的生意了，更重要的是公民意识或者纳税人意识已经觉醒，羊毛出在羊身上，越悬的比赛花得越多，而从修建场馆到配套设施，浩大的花费中难免跑冒滴漏，预算只是欺骗纳税人的，有几个体育比赛的花费是按照预算进行的呢？没有严格的问责和审计制度，政府并不是合格的消费者，钱越多，蛀虫也就越多。这也是为什么巴西人说要反对世界杯的组织者，而不是世界杯本身的原因。巴西需要的是性价比更高的世界杯，而不是一场政府花钱的豪华宴席。

巴西处于历史的拐点，继续前进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世界杯和奥运会则是盛世之事，可惜现在并不是巴西的盛世。巴西政府是硬着头皮把两场举世瞩目的花钱赛事办下来，还是知难而退，把奥运会举办权让出去呢？世界杯已经让巴西纠结了，奥运会可能就变成了麻烦。

足球与德国人

李伯杰

足球是文明人的战争。不过这一点对于所有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文明地释放攻击欲、还是人类挑战自身的缺陷，对于各国各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但是足球之于德国，却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德国人之于足球，却还有另外一份情缘。在德国，足球不仅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关系到国家的面子，以及创造体育产业的巨大利润，甚至还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正是足球运动，在德国人恢复自信、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足球是德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德国既是一个足球大国，也是一个足球强国，因此德国人也自诩为一个“足球民族”，而德国人也的确担得起“足球民族”的称号。论普及程度，德国有大大小小27000余个足球俱乐部，足球人口65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8%。酷爱结社的德国人，有各种社团57万余个，而其中规模最大者当数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拥有会员18.8万人。其余社团中，最大者也都非足球俱乐部莫属；论及足球运动的水准，德国队战绩显赫，德国队曾经三夺世界杯、四次争得世界杯亚军、四次获得世界杯季军。另外，德国队还三夺欧洲杯冠军、三夺欧洲杯亚军，德国足球甲级联赛被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转播。如果说五次夺得世界杯的巴西被誉为“五星巴西”的话，那么三捧大力神杯的德国至少亦可称为“三星德国”。

职业足球在德国受到的喜爱、球员和球迷对于足球的狂热，完全可以用宗教来形容。在一个新闻报道里，电视记者采访沙尔克04俱乐部的球迷，问沙尔克04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回答简洁而干脆：“沙尔克是宗教！”的确，对许多德国球迷而言，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和爱好，而且是信仰的替代品。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里，许多德国人都被世俗化了，宗教信仰淡薄，于是出现了信仰危机。而足球在许多方面能够极大地弥补信仰的缺失，因而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本来意义的意义。

德国的足球运动产生很早， 1873年，足球作为一项竞技体育传到德国，德国人也开始用脚来与球较量。1875年，德国第一个足球俱乐部在一所中学成立，是足球体制化在德国的开端。随后，地区性的足球赛出现了，接下来则是全国性的比赛进入德国人的生活。到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起初对足球采取排斥的态度，但是纳粹很快就发现足球是一项可以利用的体育项目，于是也就把足球纳入自己的地盘，足球也被划归纳粹的“专业局”管辖，纳粹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比赛。不过直到二战结束时，德国的足球水平并不高，德国队两次败在人口仅为德国十分之一的瑞士人的脚下。

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足球亦然。这时，德国人站在二战的废墟上，背负着“杀人犯的国度”的恶名，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大屠杀沉重地压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头，国家形象和民族自信、民族自尊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然而一个民族犹如一个个人，必须要有自尊和自信，心理方能健康。战后，面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德国人亟须找回自尊和自信，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到哪里去找？找什么来树立自尊和自信？寻寻觅觅，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有两个历史事件给予了德国人以民族自豪感，多少找回了些自尊和自信。这两个历史现象就是两个“奇迹”：一个是始自50年代初的所谓“经济奇迹”；而另一个则是1954年的“伯尔尼奇迹”。

所谓“经济奇迹”，指的是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政府实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获得成功，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奇迹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大量的财富，特别是德国的商品大量出口，成为经济奇迹象征的、大众公司生产的“甲壳虫”小汽车，畅销美利坚和全世界，“德国制造”重新找回了过去的好名声，给联邦德国及德意志民族赢得了声誉。这一切，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联邦德国人的生活水准，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才敢于信心满满地说道：“我们又是不一般的人啦！”

而“伯尔尼奇迹”则是指联邦德国国家足球对于1954年在瑞士伯尔尼赢得世界杯的事件。1950年，联邦德国刚刚被国际足联接纳，被允许参加国际赛事，而4年之后便赢得了世界杯冠军，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德国跻身进入世界足球强国之林。而且这场比赛也颇有戏剧性，更加令德国人为之疯狂。当时，匈牙利队纵横国际足坛，所向披靡，在决赛中与联邦德国队相遇，上半场刚开始不久，第6分钟和第8分钟便已连进了两个球，以2∶0领先。但是第11和第18分钟，德国队连扳两球，上半场以2∶2打成平局。中场休息时，教练重新调整战术，给队员们打气，阿迪达斯公司的老板也来到休息室慰问队员们，并且送给每个队员一个颇有分量的红包。不知道是教练的调整奏效，还是被阿迪达斯的红包所激励，下半场德国人表现神勇，终场前6分钟，德国队拉恩再进一球，反而以3∶2反超。匈牙利队随即还以颜色，也进了一球，眼看局面即将出现僵局，但是这个球被判越位，德国队得以3∶2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当英国籍的裁判威廉·凌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时，匈牙利队遭遇了自1950年以来的第一场失败，却是致命的一次败绩。而对于德国队而言，一场本来不被看好的比赛，却变成了一场胜利，这种剧变带来的刺激无与伦比。德国队每进一个球，德国电台的解说员都要狂喊：“射门！进了！”当裁判吹响终场哨的时候，德国的解说员声嘶力竭地高喊道：“德国是世界冠军！”其疯狂的程度远非黄健翔能比拟。

然而，足球除了帮助德国人恢复自尊和自信之外，还起着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维系和增强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又是与众不同。自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就显现出一个特点，即国家——民族认同出了问题，德国社会缺乏一种可以凝聚全体德国人的意识和力量。而只有在足球运动中，酷爱足球的德意志民族才找到了可以凝聚全民的纽带。

历史上，所谓第一帝国，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存在了一千多年，但是这个政治组织只是一个松散的诸侯联盟，实际上有其名而无其实，邦君们在各自的领地内自成一体、各自为阵、各行其道，各个邦国有自己的法律、税收、军队、警察、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实则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人们所能认同的只是每天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邦国，那个表面上存在着的帝国与他们的生活无涉，其实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人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与之认同。简单地说，就是历史上，相当多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汉堡人、科隆人、莱茵兰人、法兰克人等，至于是否是德国人，多数人不清楚也不关心。这种所谓“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严重地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形成。所以诗人歌德才会痛心疾首地说出了那句名言：“德国？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直到1871年，俾斯麦率领德意志发动了德法战争，打败了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多数德意志人才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内，一种共同的相互归属感才缓慢地开始成型。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迟到，严重阻碍了德意志人民族认同的形成。

但是好事多磨，第二帝国才走过了46个年头，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解体。继之而来的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乱象丛生的政体，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尖锐到不可调和，一种共同的国家——民族认同殊难出现。而对德意志民族认同给予致命打击的，则是12年的第三帝国。这段不长的历史对于二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死局。二战后，由于历史负担过重，许多德国人认为“生为德国人”“我是德国人”乃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一个耻辱。他们或者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干脆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人”，然后才是德国人，德国社会中左派一脉尤其是这样。所以到了二战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被人们归纳为“认同缺失”“认同赤字”，甚至是“认同危机”。20世纪50年代，每一个德国人都无法面对这个问题，德国人普遍的态度是回避和压抑。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国”，这个本来应当不是问题的心态，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虽然随着1990年的两徳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认同大为增强，但是还是不能彻底根除这个民族顽疾。

此外，本来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变得越来越个性化、独特化，由此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要找到一种共同的东西，把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困难。鉴于德国人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负担，要构建全民的共同归属感又何其难哉！而认同感又是人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支柱，特别是在这个个性化的时代里，人们如果缺乏归属感，会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从而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一个个体是这样，一个民族亦然。正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缺乏共同归属感，德意志民族才患上了集体的心理疾病，这就是被专家们称为“德国人的恐惧”的安全感缺乏症。所以在战后德国这样一个富足、发达的国家，人们才会经常流露出一种悲观情绪，看待问题才会如此负面，德国人才会成为“世界上最悲观的民族”。而要消除这种局面，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客体，为之心动，爱护它，认同它，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一个千万人同心同德的局面，就难上加难。足球与民族认同，就这样被历史拴在了一起。

每当足球赛季来临之时，那首著名的足球冠军歌《我们是冠军》“Ole, ole ole ole, we are the champion”（英文版和德文版）便响彻德国大地，所以这首歌也被许多德国人戏称为德国的“第二国歌”。说得夸张一点，德国人可以不认同黑红金三色旗，但是可以认同德国队的队旗；德国人可以不认同自己的国歌，但会认同那首“第二国歌”。能够给予绝大多数德国人以共同归属感的，正是德国的国家足球队。

包括德国的国歌在内，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德国人都难以趋同和一致，而足球，成了德国人之间最有共性的客体。每一个俱乐部都拥有大量的拥趸，在这样一个群体里，人们才会有“我们”“万众一心”的感觉。每当自己支持的球队比赛时，球迷们便如同过节一般兴高采烈，无论认识与否，大家都感觉到是“自己人”，那样一种相互认同的感觉就出现了。每当德国国家足球队进行比赛时，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德国队，为德国队呐喊助威，为德国的胜利而欢呼，为德国队的失利而痛苦，无论欢喜还是痛苦，大家都是一致的，大家都在“自己人”当中。德国社会中终于有了难得的一致和团结，于是，只有在德国国家队的比赛时，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才出现了。

当然正是因为关心德国队的德国人太多，德国队的教练也是最光荣、同时又是最艰难的职业。因为正如德国人所说，德国队的教练不是一个，而是8000万（德国有8000多万人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高见，都会向着主教练指手画脚、各抒己见。所以如果德国队赢球还好说；如果一旦失利，8000多万“教练”一齐发喊、口诛笔伐，主教练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就这样，本来只是一项简单的体育运动，却被赋予了构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大使命。德国作为一个足球民族，就这样形成了。

小组赛

重婚罪和流氓罪

——巴西足球，在Ginga和Dunga之间摇摆

张晓舟

在圣保罗街头，世界杯开幕前夕，示威抗议者和防暴警察对峙，而街上四处都飘扬着巴西国旗，有的国旗被踩在脚下。

“实用主义”这个词，经常被用于足球上，与“艺术至上”形成对照。而巴西足球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的“艺术足球”代言人，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头号代言人。“实用主义”这个词，貌似巴西人天然的敌人。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用主义的来源之一，是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茨威格在那部出版于1941年的名著《巴西：未来之国》中指出，孔德在巴西的影响大于在自己的祖国，巴西的宪法甚至大部分源于孔德的思想。1992年新启用的巴西国旗上，有一条拱形白带跨越天球，白带上写着葡萄牙文“秩序与进步”——而这一箴言也来自孔德。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茨威格同样在1930年代来到巴西。1934年他应圣保罗大学之邀来到巴西，这所大学当时也笼罩在孔德思想的统治之下，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列的旨趣迥然有异，他发掘和沉迷的，是巴西印第安人的习俗、艺术和神话。透过孔德和列维-斯特劳斯这两位法国哲人，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巴西：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标，追求现代性，追求秩序与进步；另一个则抱持行将消失的“野性的思维”，葆有某种原始本真的活力和民族特质。现代巴西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前行，而足球，几乎成了巴西现代发展史的最佳载体。1934年在列维-斯特劳斯抵达圣保罗之际，巴西足球队则远征欧洲，参加意大利世界杯，两种文明互相发现、互相震撼、互相汲取。但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巴西，毕竟只能服从于西方文化本体的统治，只是一个弱势的他者，好在足球渐渐充当了弱者的游戏兼武器。

我们可以透过足球，感受到历史强劲的节奏，在“秩序与进步”和野性的思维”之间，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的钟摆运动，尤其是进入80年代，尤其在军人独裁结束之后，巴西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洪流中，巴西足球也在艺术与实用之间左右摇摆。在全球化时代，足球或许是巴西人获得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最大媒介，但这种认同和荣誉不仅仅来自金杯，还必须来自一种信念，那就是巴西人踢的理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足球。只有巴西人，会去苛求乃至责难一支踢得不漂亮的冠军球队——例如1994年佩雷拉的巴西队，在很多巴西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不如1982年桑塔纳那支巴西队。

请允许我再次扯到列维-斯特劳斯，他并非足球迷，但在巴西，《忧郁的热带》的作者是一尊永恒的大神。1951年，这位人类学大师发表《种族与文化》一文，强调文化融合，强调应该将各种文化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但到了197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场演讲中，他改变了观点，更强调文化差异，强调文化的某种不可通约性，甚至指出：“人类应当重新认识到：凡是真正的创造活动，都意味着对其他价值保持某种程度的充耳不闻，甚至干脆拒绝它们，如果不是否定它们的话。”

茨威格《巴西，未来之国》引用过达库尼亚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学意义上，并不存在一种“巴西人”。确实就像茨威格所说的，“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在一小时内看到的混血类型，比在其他城市一年内看到的还多”。 我想补充说：“论大街上种族成分之复杂多元，只有纽约可以跟里约和圣保罗相提并论。而圣保罗，可能是我见过的美女比例最高的城市，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混血的魅力。”

巴西前总统、社会学家卡多佐曾经指出：“要如何区分谁是黑人？在长时间、无数次的种族融合之后，种族认同变得极端的主观。于是我们允许人们自己选择自己的种族。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黑人，那么在政府看来，他就是个黑人。”拜仁中卫丹特在世界杯纪录片上赞美巴伊亚——巴西文化的根，黑人文化的根，他当然自认是黑人；而罗纳尔多却自认是白人——尽管他老爹看起来显然很黑。然而，这种黑白分明，非黑即白的区分，在巴西到底有多大意义呢？那只能说明种族歧视的阴影犹在。

恰恰是黑白不分明的巴西人将黑白分明的足球发展为一种迷人的艺术，巴西足球正好完美地代表了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差异的矛盾中摇摆的巴西灵魂——它的迷茫，它的骄傲。但前提是，它还看得清自己的灵魂。

巴西足球一向被称作“桑巴足球”，但更有趣的称呼，其实似乎应该叫“Ginga soccer”。那部著名的纪录电影《Ginga》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巴西足球的灵魂，所谓Ginga，和卡波耶拉（Capoeira）的舞蹈艺术兼武术有相同血脉。卡波耶拉又源于16世纪的巴西非裔黑奴，既能自娱自乐，又具有某种反抗和战斗气息，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才被正式允许民间传习，这恰好和当时方兴未艾的足球狂潮形成合流，从卡波耶拉到Ginga的腾挪闪躲技巧，是巴西足球的根，是巴西的国粹。

而这就是内马尔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揭幕战，在走出赛场前，内马尔会回头一一跟每一个队友拥抱，他才22岁，俨然已是这支球队的老大。尽管从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看，这支巴西队似乎还是欠缺一点冠军的绝对实力，尽管斯科拉里依旧认为西班牙队才是最大热门，尽管从揭幕战看内马尔还是稍显冲动（一张没有必要的黄牌，这样冲动下去，不会打进决赛就要累计黄牌停赛吧）和随意（一次儿戏般的回传差点酿成大祸），但毕竟巴西人从他身上看到了四年前邓加（Dunga)那支巴西队身上缺少的，那股巴西足球的灵魂——Ginga。巴西足球的发展史，是从Ginga到Dunga，现在，又指望着内马尔梦回Ginga了。

看起来内马尔和奥斯卡很有些1994年罗马里奥和贝贝托梦幻组合的味道。1994年夺冠的佩雷拉依旧坐在教练席上辅助斯科拉里，但时隔20年，虽然内马尔和奥斯卡肯定不亚于罗马里奥和贝贝托，但这支巴西队真的会比1994年那一支好看吗？对巴西人来说，好看真的还有那么重要——一种不容置喙、义无反顾、大美无言的桑巴精神，还有那么重要吗？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有诗云：既要爱又要梦想，便是犯重婚罪。那么对于世界杯上的巴西人来说：既要爱又要梦想，还要金杯；既要好看，又要实用——那就不只是犯了重婚罪，还犯了流氓罪。

而这就是巴西足球的双重罪孽和双重使命——既要艺术，又要结果，用至高的美，去与魔鬼赌一个冠军。

然而，在1950年马拉卡纳惨败的历史阴影下，巴西人对待时隔64年之后重回巴西的又一次世界杯，似乎不敢有过高的奢求。历史的钟摆似乎静止了——巴西人渐渐进入了“给我冠军，其余免谈”的节奏。罗伯托·卡洛斯又在媒体上渲染那个著名的巴西命题：“对巴西队来说，第二名和最后一名没有区别。”

尽管我对巴西队能否打进决赛并无十足把握，但还是决定冒险购买决赛昂贵的黄牛票。从1950年到2014年，马拉卡纳之剑一直在天上飞舞，命令巴西队歌唱。

在另一个轮回，巴西会不会输

——东道主3∶1逆转克罗地亚赢得揭幕战

吴志刚

闪回。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亚马逊热带雨林，一位年轻的女游击队员战斗、流血。子弹在战友的躯体上开出死亡的花朵，毒虫和暴雨也没能摧垮她的信念，那是我们不懂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还有乌托邦的理想，支撑着她们的牺牲与伤痛。进入2014年，我不知道人类中还有多少人有那般宏大的理想。当又一届世界杯在她曾浴血搏杀的国度盛装开幕的时候，站在贵宾席位上，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首脑的她，心中是否还会想起那些伤口舔血的日子。

她是巴西现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开幕式最高光的时刻，她低调地隐藏了自己的身影；她的祖国巴西VS东欧军团克罗地亚的揭幕战，她深情地看着一个瘦弱的男孩，身穿机械铠甲在悬崖边拯救了巴西。内马尔，他的梅开二度，加上奥斯卡的终场表演，粉碎了东欧屌丝逆袭的梦想。

当马塞洛开赛仅10分钟就误入乌龙，骄傲的巴西0∶1落后时，他们也会长时间失魂落魄。时光，会不会在这一刻悄然重启？拉美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巴西也许已经输掉了比赛。

今天凌晨，机甲少年内马尔无所不能，滚动的足球，在他脚下恍然间好似光阴之轮，日本裁判西村雄一是他隐秘的共谋：给他点球，吹掉克罗地亚的进球。

这不免令人想起日本作家樱坂洋在小说《杀戮轮回》里，讲述一种神秘生物袭击地球，士兵桐谷启二加入统合防疫军，成为机甲战士。首战就阵亡的他，由于不明原因，竟然重获生命，回到出战前的那天早晨。这种奇怪的现象不断重复，把桐谷卷入诡异的时间轮回。当他轮回到第158次的时候，在战场上与一位女性重逢……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是让自己摆脱轮回的关键，还是带他走向最终的死亡。女性，不管在何种文明中，都代表着希望和重生。一个民族的女性智慧强大，这个民族一定智慧强大。迪尔玛·罗塞夫，能否成为巴西这个充满希望，同时又弥漫失望的复杂国度的重生之母？而足球，是不是“足球王国”在明日边缘重启的神奇物质？

拉美大地，是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纵横驰骋的草原和山脉，也是魔幻现实孤魂野鬼游荡的荒野与残垣，还埋葬着切·格瓦拉的身躯和灵魂。一贯的反叛精神，多民族博弈、融合的角斗场，映射到足球场上，就是自由奔放，就是才华横溢，就是切的悲壮和忧伤。因为亚马孙河流一样奔放恣肆的贝利，潘帕斯草原骏马一般桀骜不驯的马拉多纳，安第斯山脉雄鹰一样敏锐神速的梅西，热带雨林一般疾风骤雨的内马尔，因为加林查、肯佩斯、济科、大小罗、弗兰、苏亚雷斯等群星璀璨，我们爱上了南美足球，爱上了巴西，爱上了阿根廷，还有乌拉圭、巴拉圭……1930年，第1届世界杯在乌拉圭启程；2014年，第20届世界杯回到南美洲，就像现实的手术刀切开社会的肌理，我们看到了阶层割裂，触摸到了贫富不均，听到了反体制反全球化的呼喊——即使几世光阴轮回，也许都无法逐一解决这么多的纠缠与死结。

在历史的宏大主题与个人的现实体验中，很多人宁愿选择后者，就像罗塞夫，当年放下切·格瓦拉的主义，今天放下巴西金砖之国的宏图，先从一个瘫痪的机甲少年推动足球的瞬间感动世人做起，再次让足球成为巴西最闪亮的名片，再次让足球成为平凡人生的兴奋剂与荷尔蒙。因为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今年再大的事，到了明年就是故事。我们做不成大事，但至少可以做一个有故事的人。那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安详、快乐地享受新一轮足球盛会，还有命运轮回的故事上演。

若内马尔遇上鲁尼

—— “港叔”世界杯笔记之一

马家辉

（一）别把灵魂留在巴西

世界杯开锣，场馆工程却多烂尾，高高兴兴地取得主办权，巴西当年耀武扬威，到了今天，落得灰头土脸，可见在一个错的管制体制下面，极难做成一桩对的事情，此乃“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当代注脚举例。

但仍必有人高高兴兴。比赛工程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却成烂尾，中间肯定有人做了手脚，钞票都进了谁的口袋，金权勾结，利益分赃，必有不少人由此肚满肠肥。洋媒报道，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巴西政府亦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探究责任，但成员都是管治团队的自己人，自己人查自己人，结论未出却几乎已可预料结局，虚应故事，走过场，仅此而已。这是“有拉丁美洲特色”的责任政治，骗了全世界，全世界都被骗，再一次，让世人眼界大开。

不知道是否因受烂尾工程影响，这届世界杯的热闹气氛减轻了不少，全世界派出的传媒团队皆不若昔日般声势浩大。也难怪，恐怕连落脚的酒店房间亦不足够，传通信设施亦欠这欠那，谁敢大量投入，谁敢认真对付？

然而欧美观光客亦必依旧玩得开心。因为那毕竟是巴西，是拉丁美洲的娱乐胜地，看球是借口，放纵是内容，以世界杯为名，去里约热内卢的快乐指数绝对远胜去东京或首尔或洛杉矶或伦敦。

耽于放纵的人到了里约热内卢，通常会狂吞虎咽两种“甜品”。一是变装人或变性人，Crossdresser与Shemale，阴阳同体，男女合一，对许多有杀错冇放过的洋人来说是“生命里十种必须经历”的玩乐体验，这方面有两个性地，东方的是曼谷，西方的是巴西，未尝过的人不太晓得自己错过了什么乐趣。尤其在森巴热舞的荡漾气氛里，人人半裸，个个狂喜，中南美洲的火热太阳把人直晒得荷尔蒙倍升，加上酒精助庆和鼓乐奔腾，全身每粒细胞都像吃了伟哥，膨胀、沸腾，人人变成了暴涨好几百倍的绿巨人，什么道德枷锁都被暂存于冷藏库，日正年轻，夜也青春，尽情浪荡始是王道，管他男人女人什么人，最重要的是把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围墙全部拆卸，用尽身体每个器官去探索另一个身体的所有器官，“what happens in Brazil stays in Brazil”，明日的事明日再说。这一夜，你开拓了另一个自己。

巴西的另一种泛滥纵乐是毒品。别碰，千万别碰。毒品不好，更不好的是，别高估自己的意志力，一旦碰了，回不去了，你将把巴西带了回家，而把灵魂留在巴西。

（二）当10号遇上10号

世界杯虽然甚多场馆烂尾工程，幸好揭幕战交足了戏，强弱对阵，各有各的戏码，没辜负熬夜观赛的痛苦球迷。

克罗地亚是下盘，输是输定的了，但老天帮忙，开赛不久即赢了乌龙球，不仅强劲激化了球迷的肾上腺，还在世界杯史上留了一笔小小记录，成为第二个揭幕战乌龙球以及第五个开赛后最快的乌龙球。算是输球的安慰奖。而在足球滚进龙门的那一秒钟，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荷包骤轻了不少，据闻有极多赌博盘押注在巴西率先入球，这记“乌龙摆尾”肯定把无数赌徒扫得头昏眼花。

乌龙球的优势维持了整整18分钟，这期间不知道又把多少押注在巴西身上的赌徒弄得胆战心惊，拉丁美洲文学擅长魔幻写实，搞不好连足球比赛亦魔幻写实，揭幕战爆大冷，把赌注杀个片甲不留——幸好有内马尔，10号球衣就是10号球衣，球赛重回正轨。

内马尔不负众望，入了两球，但其实都有点运气，一球擦柱入网，另一球是12码，还几乎被救出，远不及队友奥斯卡那球的判断清晰。然而这就是足球，运气永远是关键，如上赌场，如上战场，管你是千王之王或无敌元帅，都不得不相信手风。内马尔是这届最受瞩目的世界杯明星，如果连他都失去运气，今年球赛恐怕是闷场居多，没啥看头。

10号内马尔，22岁，光芒四射，难免让人联想到两届以前的鲁尼。那是2006年，造型似足利物浦街童的鲁尼代表英格兰出阵，在德国球场上像小蛮牛般鲁莾地横冲直撞，却又似小白马一样灵活地左穿右插，让全球观众看呆了眼。内马尔的皮肤比鲁尼黝黑得多，故不像小蛮牛也不像小白马，比较似草原上的小羚羊和小箭猪，同样灵活，同样鲁莾，同样让人觉得势不可当。

也另有极大差异：鲁尼比内马尔顽皮得多。他的绯闻、他的脾气，经常成为英国大小报章的吓人新闻，短期来说虽是坏事，从一辈子的长远角度看，却可能是鲁尼传奇的趣味注脚，太乖的球员，只是球员，没法成为球星，因为没有沧桑故事可供述说，不管是口头传颂或文字记录皆太沉闷。

内马尔或有必要向鲁尼学习，学些小小的坏，学做个“恰到坏处”的坏孩子，替自己增添若干颓废故事。

鲁尼也穿10号球衣。这届世界杯，如果有机会10号遇上10号，内马尔遇上鲁尼，始是最精彩的一刻。

我的世界杯总是提前结束

—— 写给五后卫的阿根廷

叶克飞

于我而言，世界杯等于阿根廷，它的比赛决不可错过。当然，也因为阿根廷的悲剧气质，所以我的世界杯总是提前结束。

在阿根廷与波黑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酷暑难当中突然爆发了“阿根廷综合征”，十分矫情地思绪万千，仿佛连衣角都带着前尘，整个人陷入回忆之中。耳畔是BEYOND的名曲《海阔天空》，单曲循环无数次。

其实在期待阿根廷获取胜利时听《海阔天空》未必吉利，因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之后便是“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但用来思考有阿根廷队陪伴的人生十分合适。

最初把阿根廷变成“我阿”，是因为马拉多纳神一般的存在和蓝白球衣的干净漂亮。后来才知道，阿根廷并非生来豪门，早年之粗野不亚于著名的乌拉圭。可是有了马拉多纳，谁还在乎这些呢？

年少时光里有马拉多纳存在，委实是人生的幸运，因为他的狂放不羁与毫不虚伪，恰合少年心境。成年人不爱阿根廷，我当然理解，但中小学时代，身边同龄球迷若不爱马拉多纳和他的阿根廷，多半是老成世故的类型。小小年纪便如此成熟，大人看来固然可喜，可再经20年岁月打磨，如今已多是虚伪之徒，不堪信赖。

若是一把年纪仍爱阿根廷，多少有点理想主义，即使在世俗面前低头，内心亦有火种不息。在理想稀缺的今日，我倒是更爱跟这类人打交道。

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往往与骄傲并存。这年头骄傲已沦为贬义词，你骄傲了，就不合群不懂事不世故，你得放下身段，才算成熟。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一点：骄傲是人类的一种传统，有时它确实导致盲目和失败，但也有很多时候，它并非与自大画等号，而是有才有能者流淌于血液的东西，任你如何劝诫甚至打压都无法剥离。这世界上，庸人永远占据大多数，他们也很难接受有人与他们不一样，所以嘲笑倾轧打击自古有之，可“傲骨”二字，从未真正消失过。

博尔赫斯有一句话，是讥讽也是客观描述：“阿根廷人是说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并自以为是住在巴黎的英国人。”自大固不足取，但我喜欢那种骄傲。因为，只有这种骄傲，才让雷东多为了保住一头长发而拒绝国家队。

当年我曾和同学讨论过这事儿，对方义正词严，痛斥雷东多没有集体主义大局观、不爱国。彼时我虽也是被洗脑的愤青学生，但仍不能同意他的论调，坚持认为集体主义是扯淡，个人有权利做出选择。多年后，同学不是官员却爱打官腔，蝇营狗苟却道貌岸然，一心想移民却天天口头爱国，为小利可折腰90度。我想，是因为他骨子里没有那种骄傲吧，所以很容易被生活技术性击倒，却以为自己的老成世故才能征服生活。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骄傲的支撑，才让我年岁越长，反而越喜欢马拉多纳。奸笑世故的贝利永远非我所爱，昔日巨星们穿上笔挺西装成为政客，也为我不喜。至于马拉多纳，尽管我反感切格瓦拉的血腥残暴，讨厌查韦斯的独裁，因此虽然对马拉多纳的政治观不敢苟同，但仍相信他是真实的——谁也没说真实的就一定是正确的，但很多时候，错误比虚伪要好。离经叛道当然也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可在所有的个人主义里，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无法被世俗和失败所遮蔽。

个人主义与骄傲相生相伴，融入阿根廷这个曾被殖民近300年的国家。被殖民其实是一件充满矛盾元素的事情，它一方面充满屈辱感，使得被殖民者有着对自由的极度向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殖民者文化优势的渗透，使得被殖民者更早接触到先进文化。上海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个曾经的远东最繁华城市，一度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心，同时先进文化的渗透也与被殖民的屈辱共存，使得这个城市的气质与别的不同，至今仍有华贵的一面。阿根廷足球也是这样，它视自由如生命，同时却又受殖民影响，有着南美球队中最好甚至类似欧洲体系的战术素养。

当然，阿根廷足球也曾被束缚。1978年，阿根廷军政府拿出了当年国家预算的10%用于世界杯的场馆和设施建设，意图展示一个军人统治下的道路正确的阿根廷。他们最终夺冠了，肯佩斯的铲射早已成经典，可球场上的自由奔放背后，是巨大的阴影。那个于1976年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无比残暴，以大肆抓捕、屠杀维系统治，处决方式五花八门，甚至将人装入麻袋，由飞机丢进沼泽。何况，与秘鲁队的那个6∶0，早已被推测为一场政治交易，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假球，不容有失的军政府，为了以世界杯平息民怨，已无所不用。

自由与政治，似乎从来都是相悖的，可对于阿根廷足球而言，它们总是共生，并撕扯着那件蓝白球衣。1982年世界杯，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首战失利，次日马岛战争结束，阿根廷战败，引发了国内动荡，民众游行示威，抗议军政府。

在1986年世界杯的那场经典战役中，阿根廷队击败了英格兰，马拉多纳永远那么真实，他没有说“足球与政治无关”之类的套话，没有以“单纯的足球”来讨好世俗，他说的是：“我不否认，我们赢得了某些超越一场足球比赛之外的东西，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我们这些足球运动员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虽然在比赛前，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跟马岛战争无关，但谁都知道那是在说谎！在我们体内，仍然可以感到疼痛，从在那个岛屿上牺牲的阿根廷子弟身上传导过来的疼痛……”

这也是我喜欢马拉多纳的原因，这种真实的魅力，甚至胜于那个世界杯历史上最漂亮的进球。

只是，马拉多纳的离开太过悲剧。1994年，他在对希腊队的世界杯小组赛中的那粒进球漂亮无比，冲着摄像机镜头怒吼的他一度让我热泪盈眶，可是没几天，央视就用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向药检呈阳性的球王告别。就像这个悲剧一样，后马拉多纳时代的阿根廷，悲剧气质越发浓郁，乃至于成为文青自虐式情怀的工具。至于政治，仍然如影随形，不管是被推翻的军政府还是如今的当权者，都希望以足球掩盖经济的停滞，只是，他们很难如愿。尤其是2002年的小组出局，我们送别的不仅仅是战神巴蒂，甚至连艾马尔这种马拉多纳最为看好的接班人，亦走上了消沉之路。至于2006年的点球悲情，2010年被德国队的简单粗暴所羞辱，阿迷也只能接受。我一度很喜欢贝尔萨时代的阿根廷队，他强调的快速攻防很对我的胃口，不讲究控球，只强调效率。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不是阿根廷足球的传统，即使也是不羁放纵爱自由。何况，2002年的失败让人太过刻骨铭心。佩克尔曼倒是回归了传统，但仍时运不济。

跌倒的次数多了，就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后面那句一样，“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所以，昨日凌晨首度亮相的阿根廷队，开场排出了五后卫的阵容，以稳定始终孱弱的后防。这种保守就像阿根廷队中越来越少的长发一样，令我不太自在。

何况，即使是五后卫，阿根廷的后防仍不稳健，孱弱程度仿似德米凯利斯在场上一般（请原谅我这样黑他）。想想四年前吧，德国队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羞辱了阿根廷，四年后的阿根廷队，后防依然让阿迷如我忍不住自黑。至于减少了人数又得迁就梅西和阿圭罗共存的中前场，在上半场亦凌乱不堪。

也许，我的结论是明贬暗褒：阿根廷队真的不适合保守，也无法与世俗合流，它学不会，甚至学不像。别人自废武功，或许还有几分蛮力，可阿根廷队要是没有了不羁，失去了骄傲，那就一无所有甚至一无是处。即使自由的尽头是悲剧，它也应将自由视若生命。

属于人民的左派足球

马立明

有时评家说过，如果足球也能打上政治标签，那拉美足球无疑有左派色彩。

在他们眼中，欧洲足球是学院派的产物，讲战术，讲规范，每一个动作都是标准化的。踢球的孩子从小被送进俱乐部进行训练，足球被拆分为跑动、短传、长传、对抗、射门等动作。整个运动就是一个福特主义的生产线。相比而言，足球在拉美是底层人的运动，很多球星之前都是在街头踢野球的孩子，他们没这么多条条框框，在场上更多的是即兴发挥，引导他们的是灵感。当年糖果盒体育场的球迷欢呼着马拉多纳的归来：“他代表着工人阶级。”因此，拉美足球似乎更有“人民属性”。

（一）

虽然左派足球至今没有明确定义，但在一些足球评论员看来，那种自由奔放、别具一格的足球，那些由“体制外”球员引领的秀丽足球，就是左派足球。无疑，由巴尔德拉马、伊基塔、林孔等人组成的哥伦比亚队，由马拉多纳、布鲁查加等人组成的阿根廷队，由贝利、加林查、迪迪等人组成的巴西队，甚至克鲁伊夫领衔的荷兰队，都是左派足球。

但在拉美左派的代表人物、乌拉圭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眼中，最值得称道的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夺冠的乌拉圭队，踢的才是最纯粹的足球。当时的乌拉圭球星安德拉德，就像一个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蹦出来的人物——他曾经是一个黑奴，为获得自由而踢球，从工地中成名，进而代表国家队上场。“他在场上带球、破门，对手根本碰不到他。”加莱亚诺说。这位黑人球员在一次冲撞中眼球受损，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即使这样还是踢了几年球，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盲剑客”。另一位大将卡斯特罗更神，居然只有一只手臂，号称“独臂将军”，他打进了当届世界杯乌拉圭队的第一球以及最后一球。

黑人、穷人、盲人、残疾人，这是足球在历史中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底层者的胜利，这是庶民的胜利。这支乌拉圭队，就是人民的球队。

1950年，乌拉圭队在伟大队长巴雷拉的带领下又获得了一次冠军，还是在巴西的主场上获得的。这次壮举被称作“一支球队击败了一个国家”。乌拉圭人的足球带有鲜明的个性和节奏感，与其说是斗士，不如说是舞者。

后来20年，乌拉圭足球一直按着固有的节奏发展着，就像他们独特的音乐“埃斯蒂洛”，一曲我行我素的“十行诗”。可这段时间，足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阵型经历了匈牙利的WM、英格兰的442、荷兰的全攻全守及德国自由人战术的演变，而乌拉圭依然孤芳自赏，活在回忆里，迈着传统的舞步，天然带着对现代化的抗拒。1973年，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上台，废除了宪法，以加莱亚诺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掀开了乌拉圭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乌拉圭队则在世界杯舞台上沦陷——在1978、1982两届世界杯上，居然外围赛即出局！

但是，关键时刻推动乌拉圭历史的，还是足球。1983年11月5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乌拉圭获得了美洲杯的冠军，7万人走上蒙得维的亚的街头庆祝。后来，这次庆祝演变为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掀起了民主化的序幕。乌拉圭民众高举着夺冠球星——恩佐·弗朗西斯科利（对，就是齐达内的偶像）的海报，这就是他的绰号“乌拉圭王子”的来头。终于，军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宣布还政于民。在反独裁的底层抗争中，足球扮演了关键角色，就像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女神。自然，乌拉圭足球成为民众的宠儿。

“在人口只有300万的拉美小国乌拉圭，足球就是一切。每次国家队的比赛，无论对阵哪一支球队，整个国家都会屏住呼吸，政治家、歌手和街头的小商贩们闭上了嘴巴，情人也停止了爱抚，就连苍蝇都不能够再飞行，都要停止飞行”。

（二）

但是，命运最爱开玩笑。乌拉圭足球来到世界杯的大舞台，便显得与现代足球格格不入。1986年世界杯上，乌拉圭有球员开场第一分钟就被罚下。“足球垃圾”——这是欧洲媒体对乌拉圭队的刻薄形容。欧洲人不懂欣赏乌拉圭人的血性与疯狂，认为它是肮脏、丑陋，就像百年前欧美殖民者对拉美土著人的看法一样。

乌拉圭足球就像一瓶烈酒，带着狂傲、怒火、野性、不羁。甚至有点暴力美学的形态。面对整齐划一、训练有素的丹麦人，他们如杀向洋枪队的印第安武士，惨败而归。欧洲人嘲笑他们：多么蹩脚的球队！

乌拉圭人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无比迷恋的球队，有弗朗西斯科利、丰塞卡、鲁本·索萨等球星的球队，在欧洲人眼中竟是“足球垃圾”。

要知道，这支球队是真正的拉美霸主——不仅两夺世界杯，更是15次夺得美洲杯。其足球底蕴，远胜英、法、西等国。这样的成绩，谁也没资格将乌拉圭足球称为“垃圾”。

罗密欧，一位在上海工作的乌拉圭商人说：“十多年来，乌拉圭人对这种称号耿耿于怀。他们不欢迎我们的足球风格，因为我们代表人民。”

打个比方吧，乌拉圭球员坚持带球过人，因为在拉美人看来，这种举动意味着胆识、勇敢，是以少胜多的英雄主义号角。但在欧洲的整体战术中，带球过人的乌拉圭人很快陷入了集体防守中，数次过人都无功而返，都成为欧洲人反击的机会。“欧洲球员很少过人，他们的战术就是下底传中。”罗密欧说。

在南美赛场上，常有单骑闯关的好戏，但在世界杯上，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的表演就成了绝唱。

（三）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拉美最著名的老左派，也是一位反体制主义者。他以拉美土著人的视角，不仅反抗殖民主义，还反抗主流的西方价值观，就连自由主义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也在他的抨击之列：“约翰·洛克，用他的积蓄投资了皇家非洲公司的大宗股票……这家属于英国王室和‘勤奋、理智的人’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在非洲抓奴隶然后卖往美洲。”言下之意，就连倡导自由的大知识分子都对贩卖奴隶熟视无睹，何况是寻常百姓了。

除了洛克，加莱亚诺还向伏尔泰、卢梭、斯密等西方哲人开炮。因为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地侮辱过拉丁美洲土著人的愚蠢和肮脏，同时放任殖民者的屠杀行为而不加以抨击与指责。他在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写道：“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国家也就因此变得更不发达。”这本书被誉为拉美的“圣经”。2009年，委内瑞拉总统更是将此书送给了奥巴马，毫无疑问，加莱亚诺反西方、反殖民、反全球化的观点得到拉美人的广泛认可。

放在足球世界也一样。在主流视角之下，乌拉圭人遭到更多的歧视。弗朗西斯科利是乌拉圭的王子，却在法甲、意甲频遭放逐；雷科巴被视为乌拉圭的珍宝，却在欧洲赛场上争议不断。是因为他们不愿向全球化妥协？乌拉圭的天才们，吟唱着“埃斯蒂洛”，继续着自己的舞步。

（四）

如今，打开电视，不难发现足球越来越商业化。仔细观察厄齐尔、梅西、奥斯卡等球星，都穿上了阿迪达斯的battle pack球鞋，或者彪马的双色球鞋。正如批评者指出的，“每个球员都是一个移动广告牌”。世界杯就是全球商业化的结果，一次大型的体育用品展示会。商业利益合谋，已经劫持了体育。耐克、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等商业巨头，已经可以影响主教练的排兵布阵。一个球星状态再不好，主教练也不能将其弃用，因为他背后往往有上千万的商业合同……40年前，一个叫阿拉维热的人当上了国际足联主席，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现在将要出售一个产品——足球。”如今做到了。

足球已经是一组商业游戏。有钱的球员相当有钱，而贫穷的球员则遭到无情淘汰。这不就是加莱亚诺所说的“体制”吗？“当这项运动变成一份产业时，绽放在玩耍乐趣之上的足球美丽之花便被连根拔起……在这里，找不到足球的灵感、创意、旋律，剩下的就像机械化工业的布置”。

以欧洲五大联赛为核心展开的商业利益网络，将优秀球员一网打尽。每个球员都必须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一年打六十多场比赛，除联赛、杯赛的竞争外，还必须参与最激烈的欧洲冠军杯。世界杯，就是这一个大蛋糕上的樱桃罢了。“商业足球就是人贩子，派广大的球探物色有天赋的儿童，然而将他们当作奴隶贩卖。”意大利前球员保罗·迪卡尼奥这番话，虽然有点偏激，但令人深思。

2010年，乌拉圭队获得了世界杯殿军，似乎宣布着这支传统劲旅的回归。乌拉圭民众欢腾着，但幸福的同时难免失落。有媒体质疑：这支球队与欧洲球队有什么不同？

这支球队，从教练到球员，几乎都经历了欧洲联赛的洗礼。他们不再是蒙得维的亚街头的足球少年，不是安德拉德、卡斯特罗的摇滚英雄，而是欧洲球星生产线的产物。

（五）

两天前，在巴西的土地上，乌拉圭队输给了弱旅哥斯达黎加队。年薪1000万欧元的卡瓦尼带队上场厮杀，无功而返。卡瓦尼有着典型的印第安人长相：红色的皮肤，锥子脸，狂野的长发，头上若再戴几根羽毛就可以演西部片。他体内应该流淌着南半球的血液。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老家在意大利。卡瓦尼一再向那不勒斯的记者宣称，他的爷爷出生在意大利，因此他有意大利血统。他的足球意识无疑是现代的，他的自我认同却是去拉美化的，这是他不同于雷科巴、索萨等前辈，迅速赢得亚平宁人好感的原因。

另外一位超级巨星因伤坐在替补席上，他就是苏亚雷斯。他同样是广告商的宠儿，是欧洲赛场上最有号召力的前锋之一。在转会市场上，他的身价甚至超过了卡瓦尼。

乌拉圭队已经不再是左派足球的代表，不是由工人、平民组成，而是一支亿万富翁组成的球队。与4年前的乌拉圭相比，这支球队更加贵族化。乌拉圭队的足球之魂已经失去。

看看他们的对手——哥斯达黎加，这个对手更像50年前的他们。大部分球员效力于国内的小球队，他们的身价之和，或许还不及苏亚雷斯的十分之一，但他们自由地吟唱，有自己浓郁的风格，像加勒比海灿烂的阳光。

只有在足球版图的边缘地带，才有平民足球，才有纯乐之花。乌拉圭最后还是向全球化屈服，但在这个地球上，依然有些地方，左派足球倔强地存在，展现着独特的个性，比如哥斯达黎加，比如洪都拉斯，比如加纳……然而，在足球全球化的时代里，他们注定是配角。

当苏亚雷斯去找苏格拉底拔牙

——圣杯出神

张晓舟

苏亚雷斯咬完基耶利尼，听到对方凄厉的尖叫，赶紧也用球衣捂住自己的牙，也急忙发出凄厉的尖叫，并紧随基耶利尼倒地，似乎那意大利糙哥的肩膀肉质太糙太厚太硬，把他的牙给生生弄疼了，于是牙疼并发炎症刹那间扩展到眼睛，于是他又赶紧捂住眼睛喊疼。

无疑，苏牙将遭到文明世界的又一次严惩。而这厮又反过来印证了足球神魔合一的魅力：它是文明世界的丛林运动，再怎么优雅文明，其魅力相当一部分仍旧来自于那个狗咬狗肉啃肉的丛林世界。

整个世界杯都被丫给活活咬嗨了。最兴奋的应该是僵尸迷，他们现在翘首以盼，等着看基耶利尼会不会变成僵尸，稍微令他们遗憾的是，苏亚雷斯部位没有吃准，没有对着脖子咬，对着脖子咬的话，基耶利尼变僵尸可就妥妥的。可惜的是意大利出局了，否则世界杯会变成一部僵尸大片。

唯一能找到一丝安慰的，恐怕只有利物浦球迷，他们真不用担心苏亚雷斯被皇马或巴萨劫走了。不管是皇马还是巴萨都极爱面子，实在担心苏牙有辱门庭。

苏亚雷斯的龅牙终于还是战胜了苏亚雷斯的脚，一举进入了世界杯历史圣殿。他应该立下遗嘱，死后将自己的牙埋在纳塔尔沙丘竞技场，或者作为舍利供起来。

英格兰主帅霍奇森不愿承认苏亚雷斯是世界级前锋，结果尝到大苦头。若论本赛季表现，苏亚雷斯确实是唯一可以跟梅西和C罗比肩的球员，表现至少超过梅西，照这势头发展下去，如果他在数年内转会皇马这样的超级豪门，是有可能追随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与两位桑巴神人并称世界足球史三大龅牙的。

罗纳尔多是巴西电视台解说嘉宾，但他没有解说乌拉圭对意大利之战，不知道罗龅牙如何评价苏龅牙。罗纳尔迪尼奥则随米内罗竞技在中国巡演挣钱。可惜2013年8月，小罗已经做了个手术把标志性的龅牙给除掉了。小罗能做的，就是把给他做手术的牙医诊所介绍给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显然是个病人，某种狂躁症患者，唯有把他视为一个真正的病人，我们才可以稍微原谅他。他无疑需要立刻就医。

但在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之前，或许他可以先去牙医诊所，把龅牙给清除了，至少冲一冲火气和晦气。

他可以去趟马德里，不是去找皇马谈判，而是先去找乌戈·桑切斯（他在马德里有一家牙医诊所）拔牙

你不会问我乌戈·桑切斯是谁吧？好吧，就是那个皇马80年代的墨西哥超级射手，他进球后的空翻比克洛泽翻得漂亮多了。二十几年后，该不会有人问“苏牙是谁”了，因为苏亚雷斯怒咬基耶利尼，和齐达内怒顶马特拉齐一样永垂青史（只不过这次吃亏的是意大利人）。

戈丁轰开了天堂的大门，而苏牙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在那里，被他咬过的三个厉鬼——巴卡尔、伊万诺维奇、基耶利尼在鲜花丛中相拥而泣，而泰森远远地冲他拈花微笑。

苏亚雷斯还可以去地狱，去找苏格拉底博士拔牙。我说的是踢球的那个苏格拉底，其实他只是牙医学士，他是以牙医学士的头衔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并且退役后也开过牙医诊所。

苏格拉底已经在三年前去世。1982年巴西队对童年的我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足球启蒙，所以我宣称自己作为球迷“生于1982”，然而苏格拉底后来却说：“桑巴足球死于1982年，后来我们变得和别人没有两样。”苏格拉底还是一个足球活动家，球员时代在科林蒂安发起过“科林蒂安民主运动”，在足球界推动了民主进程。退役后又发起了一系列足球改革计划，除了荡涤巴西足球腐败的提案，他还有一些堪称天真幼稚的提案，其中一项是将11人减少为9人，目的是减少身体对抗，增加足球美感。

天真与经验难以兼得。即便阁下重返伊甸园，也会悚然惊见，咬人的不是蛇，而是人。亚当和夏娃的牙尖上有血。

亚当和夏娃可能只是在玩SM游戏，而足球可不是基友SM运动。

恐怕在苏格拉底看来，当年意大利那个难缠的盯人中卫詹蒂莱跟如今的佩佩相比，简直就算天使了。苏亚雷斯在高强度对抗的当今足坛中，已经是技术流的典范，或者说是艺术与力量结合的典范。这哥们儿左右脚和头球都出色，以至于连龅牙也不甘寂寞。

那一口凶残的龅牙，或许只是病理个案，但或许正好象征了现代足球发展失衡的代价。

所谓的足球古典主义时代，是相对温良恭俭让的世界，而进入90年代之后，足球在全球化市场的疯狂刺激下超速发展，财源滚滚机关算尽，足球已经成为一种世故的后现代社会游戏，没想到一不留神杀出了一口苏牙，梦回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苏亚雷斯不只是一个足球天才，还是一个非凡的人性标本，他充分显示了人性的惊人跨度，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毫无过渡地来回跳跃。

而我们将继续期待他咬人，正如期待勒夫抠鼻子。

罗纳尔多的龅牙和罗纳尔迪尼奥的龅牙，阳光灿烂。

而苏神，不愧为暗黑之神。

梅西和马拉多纳的距离

沈雷

闲人们热衷于给世界杯总结出许多可以被部分验证的规律。

譬如所谓的“1982对称轴”，或曰“3964定律”。以1982年为轴，时间轴的两侧能找到不少对应点——阿根廷1978+1986，德国队1974+1990，巴西队1970+1994以及1962+2002，至于例外的1966年与1998年，信者也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你看，英格兰与法国都是在主场拿下冠军的新王者。对称轴定律曾在2006年世界杯前被反复炒作，直到巴西队早早出局才告平静。

部分验证也意味着更多部分的不能验证，诚如红极一时的诺查丹玛斯预言，人们关注的只是“不幸言中”的，“胡乱扯淡”的部分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由“1982对称轴”改头换面的“3964定律”（冠军年份相加总数为3964），如今又出现在了朋友圈中，只是成了揶揄中国男足的段子：“他们将在3964年夺得世界杯”——这样的表述并不严谨，依高俅超群的球技，中央帝国足球队有很大的机会赢下1110年左右的“世界杯”，依此计算，中国男足的下一次捧杯差不多在2854年前后，如果我们有幸再活840年，大概是有很大的机会目睹这个神迹。

相比之下，“26岁法则”比“1982对称轴”或“3964定律”更接近于扯淡。好事者得出结论：“巨星都在26岁时于世界杯赛场达到了‘球生’的巅峰：1986年的马拉多纳、1998年的齐丹、20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勉强被拉入这一行列的罗西（1982）、克林斯曼（1990）和伊涅斯塔（2010）……”先无论巨星真伪，这几位的年龄计算方式却是既有周岁也有虚岁，为的就是把论据队列尽量拉长，令其看似能够证明这一法则的真实。法则的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6月24日梅西度过了自己27岁的生日——支持者认为26岁的尾巴将有助于阿根廷人创造奇迹，而反对者自然觉得他已经错失了最黄金的机会。

毫无疑问，莱昂纳尔·梅西是我们目睹过的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仅就俱乐部层面和个人荣誉，阿根廷人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连续四届世界足球先生、连续七次入选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阵容，这样的统治力已经无须多用语言表达；单赛季进球73个、单年度破门79次，这两项数据几乎将时光拉回了“足球史前时代”，即便在防守松散、进球繁多的五六十年前，也没有哪位前锋可以做到如此“猖獗”；他也不是狂刷个人数据却没有像样冠军的倒霉蛋，伴随着“宇宙队”先后拿下二十余座冠军，就俱乐部层面已经实现了一切梦想。

但如此伟大的梅西始终生活在质疑声中。尽管交出的数据无比光辉，但与他在全球的受欢迎度不成正比。有很多人爱他，却也有更多人忽视他、不屑他、埋汰他，因为他的娃娃脸，因为巴萨的tiki-taka足球的杀伤力，更因为他的唯一空白——

“我是四届世界足球先生！”“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我一年能进79球！”“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我拿了三次欧冠冠军！”“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我有奥运会男足金牌！”“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世界杯赛场，是梅西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软肋。虽然“球王”的定义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但贝利、马拉多纳以及罗纳尔多、齐丹，前辈们联手抬高了这个至上头衔的准入门槛：在世界杯赛场上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成了一条必要条件。19岁世界杯初鸣就制造进球，曾经的梅西令人期待，但此后故事的发展却有些让人始料不及，无论对手是韩国、希腊还是墨西哥，无论队友是贝隆、里克尔梅还是特维斯，这个“1”停留了整整两届世界杯赛里的七场比赛。在阿根廷的这个梅西，不是在巴萨的那个梅西，在国家队，他没有（或是无法）使出全力。这几乎无法辩驳，也是为什么无论梅西在欧洲赛场取得多大的成就，即便梅西为国效力的次数已经超越了迭戈，他在祖国的地位却仍然距离马拉多纳如此遥远。

在梅西身上，很难找到阿根廷足球的传统特质——叛逆、桀骜不驯、强烈的自尊心，甚至是如烟花般灿烂却略带伤感的结局——他们奉马拉多纳为神，不仅因为他率队捧起大力神杯，更因为他用魔鬼加天使的方式击败了英格兰，他用精确到毫米的传球干掉了巴西；他们奉雷东多、巴蒂斯图塔、里克尔梅、特维斯为偶像，尽管统统没有世界杯的辉煌履历，或强悍或细腻，却都刻着阿根廷足球的深刻烙印，都愿意为某个信仰与事物付出一切，比如自己的长发，或者是对华丽却落伍的足球的执念。但梅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旅居欧洲的远房亲戚，他还操着罗萨里奥口音，还在家乡保留着祖宅与故友圈，却不曾于阿根廷暴烈的足球氛围里浸润，举手投足都带着tiki-taka的味道，欧洲式的温婉洗走了潘帕斯草原的桀骜。

对于很多球员，世界杯不是全部。但对梅西，这是他“赢”回阿根廷人的身份、“赢”回他早该被认可的地位的唯一途径。从“储君”到“帝王”，这也是最后一个台阶。至少在26岁的尾巴与27岁的头一天，梅西似乎正在完成进化，但三场比赛四个进球的崭新表现依然堵不住批评，或称他已谋得了主帅萨维利亚的实际指挥权，或云他不过是散步90分钟发威1秒钟。在率队夺冠前，这一切困惑梅西的质疑，仍将不停发酵。

作为掌权者玩物的足球

—— 俄罗斯队缘何让人失望

方亮

俄罗斯队在小组赛结束后就打道回府了。卡佩罗说丢球前阿金费耶夫被激光笔晃了10分钟，但这没法拿来解释俄罗斯足球此次败走巴西。这些年俄俱乐部队两夺欧联杯，还曾在欧洲杯上闯入四强，有关俄罗斯足球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此次世界杯也颇有人对其寄予希望，但是这希望还是破灭了。

普京亲口承认没有收看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关键比赛，或许他很清楚俄罗斯队真正的实力。梅德韦杰夫倒是快人快语，直接道出俄罗斯队实力不足的直接原因：“我们每三名球员中便有一人可以进入国家队。”

他说，在俄超联赛中踢球的俄罗斯籍球员总共只有60多人，而俄国家队总共有23名球员。

这是一个奇怪的数字，梅德韦杰夫所指的60多名球员或许是有机会上场的球员。去年俄超联赛公布数字，该联赛注册球员数量974名，但外援比例为52.7%。这个俄罗斯顶级联赛执行“7+4”的上场规则，也就是说每场比赛每支球队最多可以派上7名外援。

如果俄罗斯球员能够遍布欧洲联赛，那么这种规则对其国家队不会有太大影响，可惜俄罗斯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所有球员来自本国联赛的球队，其该国强手无不在本国豪门效力。如果俄罗斯能够较多地归化球员为国家队效力，那么这规则也不会有问题，可惜他们也没打算让外国人替自己代表国家出战。

也就是说，俄罗斯将选材范围集中在国内，但是只给本国球员有限的上场机会。卡佩罗在观察了俄超联赛现状之后很是着急，提议减少外援上场名额、增加联赛参赛队伍数量、归化外援为俄罗斯国家队效力，但是这些建议无人理睬。

减少外援上场名额的建议早已有之，但是“泽尼特”等豪门要求将外援上场名额提高至10人。豪门们的这一建议很可能成真，因为他们背后的老板无不是在俄政坛广有影响的大国企、大寡头，比如“泽尼特”的幕后老板“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豪门们每年拿出大笔钱来支持球队，给优秀球员开出高薪，这甚至惹怒了欧足联。

今年5月，欧足联向“泽尼特”“安郅”“喀山鲁宾”三支俄超球队开出罚单，指三队的高额预算及每年赤字违反了欧足联“金融公平竞赛”原则，将“泽尼特”参加欧冠的报名球员数量从25人减至22人，后两队则可能在未来被减至21人。此外，三队分别被处以1200万、200万、600万欧元的罚款。

统计指出，俄超联赛各俱乐部2013—2014赛季预算总额超过15亿美元，其中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豪门们预算无不超过2亿美元，“泽尼特”达到3亿。在这些巨额投资的刺激下，球员工资猛涨，扎戈耶夫等好手纷纷选择在本国踢球，哪怕欧洲高水平俱乐部伸来了橄榄枝。本国球员的生存空间便也因这种“工资壁垒”而被进一步压缩了。

这就难怪对阿尔及利亚比赛中俄罗斯队首发里有2名32岁、1名30岁、3名28岁的球员，卡佩罗的选材面实在是太窄了，这让这位意大利名帅非常无奈。

近些年俄罗斯俱乐部队在欧洲大放异彩，但国家队却未能表现出同等实力，这实在是因为俄超各俱乐部纷纷倚重巴西国脚浩克这样的实力外援。国内球员狭窄的生存空间难以为国家队进行有效的人才输送。

其实，俄罗斯人有能力培养出世界级球星。苏联60年代、80年代两拨球星带回了欧洲杯1次冠军、3次亚军、世界杯1次四强、1枚奥运会金牌的成绩。即便这些离不开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的贡献，在新时代俄罗斯也可以培养出阿尔沙文这样的好手。

但是不合理的政策却从国家队层面阻碍了俄罗斯足球的发展。

探究俄罗斯足球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块土地上的足球从来都是掌权者的玩物，其兴衰也都拜掌权者所赐。

就像苏联足球中克格勃系统的“迪纳摩”队与军队系统的“中央陆军队”的较量一样，足球一直是大佬们用来给自己“长脸”的工具。苏联功勋足球人尼古拉·斯塔罗斯金在《足球往事》一书中介绍了贝利亚与足球的故事。这位克格勃头子像自己的前辈捷尔任斯基一样酷爱足球。后者为克格勃创建了“迪纳摩”队，前者则长久地供养着这支球队。在某赛季连续输给“莫斯科斯巴达”之后，贝利亚把“迪纳摩”队主教练找了来，问道：“我只有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主教练磨蹭了半天小声答道：“‘斯巴达’那边工资更高。”

“什么？‘羽毛和羽毛笔’（对‘斯巴达’队的蔑称）们赚得比契卡们多了？这得搞清楚，然后予以纠正！”贝利亚说。

“还有什么？”他继续问道。

“我们防守不太好。”

“那好吧，我给你们派去一个机枪连监督你们训练！”

书中未交代贝利亚是否派去了机枪连，但外界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贝利亚将“斯巴达”队的主力球员斯塔罗斯金兄弟赶到了劳改营里。1952年苏联队输给南斯拉夫队而惹怒了斯大林后，贝利亚撺掇他将来自“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国家队球员流放至了西伯利亚。

如今，发生变化的不过是俄罗斯的掌权者，从苏联官僚变成了普京官僚和寡头们。所以，俄超联赛不顾本国球员生存空间一味拿钱砸人去换取在欧洲俱乐部赛场上的好成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寡头和官僚们同贝利亚们一样，须要给自己长脸，须要用俱乐部球员们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来向强人表功。

诺言还是敌不过时间

—— 小组赛后，与他们话别

叶克飞

小将皮尔洛、小将哈维、小将杰拉德、小将布冯、小将德罗巴……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曾是小将。老球迷心中的“小将”，其年龄上限可以直接上溯到最初的懵懂看球时。

于我而言，“小将”的年龄上限应该是生于1970年吧。初二时正值生于1973年和1974年的那批球星崭露头角，其中就包括了“永远的小将”萨内蒂，曾经风驰电掣的吉格斯，还有卡纳瓦罗和阿亚拉，二者是我心目中的世界最佳中卫，此外，定义了一种踢球风格的马克莱莱，强悍的戴维斯，以及代表着意大利足球一个黄金时代的皮耶罗、维埃里和因扎吉，都生于这个年龄段。即使是中国足球，这个年龄段也是我极美好的记忆，那时，甲A初起，当时尚一穷二白的山东泰山队，围绕在宿茂臻身边的便是1973—1974年龄段的球员，也是戚务生时代的国奥适龄球员，比如如今因赌球入狱的强悍中卫李明，转行做解说嘉宾的左后卫刘越，还有米卢的福将李霄鹏……那届国奥队固然比不上范志毅、郝海东领衔的“69一代”，但却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中国足球小将”，至今难忘，别说杨晨、申思和于根伟这等人物，甚至连并未入选国奥的李洪政之类的边缘球员，亦留在记忆中。

后来，年岁渐长，小将一茬接一茬，不断刷新着年龄的下限。在罗纳尔多、托蒂、范尼、舍瓦、内斯塔、西多夫和维埃拉等巨星云集的1976一代之后，便是与我的出生年份越靠越近的1977级。有一年，EA曾有一款简单粗糙的《FIFA足球经理》，在尚无《CM》的日子里，我为其着魔。开档赛季是1995年赛季，我必买的两位小将，一是当时17岁的英超莱斯特城球员，初始能力值74，名叫海斯基，后来在现实的足球新闻里也常常可以见到这个高中锋的名字，不过译作赫斯基；另一位则刚满17岁，效力于意甲布雷西亚队，能踢前腰也能踢前锋，初始能力值70，他名叫皮尔罗。

没错，他就是如今的皮尔洛，这个时代最好、球风最优雅的中场大师之一，当然，他改打后腰是2001年的事情了。

再之后，就接触到了《CM》。对于身兼球迷和游戏迷两种身份的人来说，《CM》的最大妙处就在于它会让你比其他球迷更早知道一些小将的名字，并预言他们将成为明日巨星。即使你起初并未看过他们踢球，但也能从游戏中的成长曲线里探寻未来。我就是这样知道了杰拉德和哈维。当然，“小将”的年龄也进一步走低，进入80后区间——生于1980年1月的我曾这样慨叹：终于轮到比我年纪小的人上场踢球了。

后来有了这么一个段子：当今世界三大中场，皮尔洛擅长长传，哈维擅长短传，杰拉德擅长回传。一张娃娃脸的杰拉德，即使平添皱纹三万道，仍是大家揶揄的对象。

他的回传，让他得了“晚节不保”的绰号。2004欧洲杯小组赛回传失误使球队不敌法国，2010年英超的一次回传送给切尔西队三分和英超冠军……还有一个月前无人逼抢下的摔倒，使得利物浦不敌切尔西。

可这三个人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杰拉德。哈维和皮尔洛确实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中场大师，前者是巴萨和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真正中坚，至于后者，我不喜欢意大利足球，但欣赏他的球风。可是，从小杰到杰队，杰拉德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的努力总与失意相伴，每每触及巅峰时，都被低级失误戏弄人生，连失败都仿佛命中注定。曾经的年少轻狂、放浪不羁，没写在他的娃娃脸上，以致许多人被他骗过，可如今的沉重，似乎也不见于他那深密的抬头纹。

与杰拉德在技战术范畴上似乎永远无法共存的另一中场兰帕德，在俱乐部的成就上超出杰拉德，运气似乎也有过之。但在世界杯上，在技战术体系中无法共存的二人，往往要接受“共辱”的命运。相比杰拉德的低级失误，兰帕德则以浪射闻名，更以浪射还永远射不中闻名于世。四年前，他终于进了一个，却被裁判吹了出来——那时，还没有门线技术，他和英格兰队只能蒙冤。

好吧，哪怕是共辱，哪怕是为荣誉而战的最后一场，他们也依然肩并肩，尽管只有短短17分钟。杰拉德替补登场后，从兰帕德手中接过了队长袖标。赛后，二人相拥，那个曾经让英迷热血沸腾、充满期待，但又让几任教练头痛的“双德”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努力过、兴奋过、失败过，也彷徨过，唯独没有成功过。只是，他们仍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我爱他们，多于爱那些胜利者。尽管我曾嘲笑过杰拉德的笨拙，曾嘲弄过兰帕德的浪射，但看着他们相拥告别的那一瞬，我因感冒发烧而堵塞的鼻子忍不住一酸，无法控制眼泪的到来。

相比之下，哈维和皮尔洛都像神，连离去都像。西班牙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离开巴西，哈维仅仅在那场被荷兰疯狂羞辱的比赛中亮相，谁都知道他将会告别，但没人会想到如此仓促。皮尔洛的意大利队首战告捷，那是人们眼中最艰难的一场小组赛，可几天后大家才发现，原来那是最简单的一场，面对哥斯达黎加和凶悍的乌拉圭人，早已没落的意大利足球再遭羞辱。即使仍有精准的长传，即使仍能调度中场，但皮尔洛身边的队友们，早已不是当年的男模队，而是在日薄西山的意甲联赛中也难言顶尖的二流球星。

只剩下布冯了，这位前世界第一门将仍具有顶级水准，可他身前的后防线，已无当年的混凝土形态。我固然不喜欢意大利队的踢法，但不否认他们曾将防守的美学发挥到极致，比如2000年欧洲杯与荷兰的那场比赛，狂轰滥炸的荷兰队最终倒在了意大利的铁墙前。有趣的是，那场比赛布冯因伤缺阵，成全了“圣托尔多”的神话。

2006年世界杯夺冠后，意大利队跌入谷底，再未回归，其背景是西班牙队的辉煌。权力的交接标志，自然是2008年欧洲杯的那场1/4决赛，意大利队凭借依旧坚强的防守，与西班牙队踢成0∶0，但在点球大战中，又一位门将被冠以“圣”名，可惜，这次的“圣卡西”不属于意大利，而是属于西班牙。

圣卡西的年纪比布冯小，状态下滑却更快一些。这次世界杯，他在两场比赛中惨吞七弹，眼神迷惘。相比之下，布冯比他冷静清醒得多，我看了意乌之战后记者对布冯的采访，这位36岁的门将满面沧桑，眼含泪光，但语气平和。

他的伙伴皮尔洛曾说，不希望与乌拉圭的这场比赛成为他在国家队的绝唱，但信誓旦旦，终究敌不过时间。老去的他们，确已无力回天——讽刺的是，这两位老将已然是意大利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最抢眼的两人。

对于西班牙队而言，最抢眼的人应该是最后一场才亮相的比利亚吧。那个脚后跟进球和此前一串准确传递，是西班牙足球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也是传控战术的最好说明。只可惜，这场比赛是比利亚在这届世界杯上的首秀，亦是告别。或许，还是他与西班牙国家队的永别。

这位为国家队出战97场打进59球的“西班牙队史头号射手”，在进球后亲吻着球衣上的西班牙波旁王朝族徽，族徽上方的那颗星，则是2010年世界杯冠军的象征。下场后，他的泪水肆意流淌，甚至让人对将之换下的博斯克心生怨恨。

相比比利亚，德罗巴和埃托奥显得更尴尬，他们的告别甚至波澜不惊。他们在俱乐部里威风八面，却没有强大的国家队作为依靠，在大赛中总是举步维艰，甚至不被那些“每四年才看一次足球”的伪球迷所熟悉。当然，他们的命运已远胜无法再追风的吉格斯。

德罗巴大器晚成，24岁才踢上法甲，甚至在以眼光毒辣著称的《CM》里，他最初也未被看好，纯粹是一个二流中锋。但后来，他成为了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前锋之一。只是，在世界杯上，他的科特迪瓦队连续三届杀入决赛圈，却又连续三次倒在小组赛阶段。这一次的德罗巴，已经沦为替补，成为球队的精神武器。谁都知道，哪怕再强壮，“德华”也已老去。魔咒一般的“打平即可出线”，与德罗巴尴尬的零射门，似乎已经决定了科特迪瓦的命运。所谓“希腊神话”，固然顽强是值得敬重的，也是对希腊10号卡拉古尼斯“老枪不死”的嘉奖，可看看跪在场边的德罗巴，你就知道这记绝杀的残酷了。

另一个非洲传奇埃托奥并没有在最后一战中上场。在内讧的喀麦隆队中，他似乎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存在。唯一记得他的反倒是对手，在巴西与喀麦隆比赛结束后，两场打进四球的内马尔主动走到板凳席，与埃托奥交换球衣，并与之拥抱。

有人说，这是22岁的内马尔高情商的表现。其实我一向很讨厌情商这个词，它把一切都功利化了。我倒是觉得，这只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向前辈的致敬，只因惺惺相惜。至于这个年轻人是谦恭温良还是狂傲不羁，并不重要。因为只要那个前辈足够伟大，同样伟大的后辈都会这样做。这种让彼此心灵相通的骄傲，才是有才华的人共同的秘密。庸人很难理解，或者只会将之理解为情商之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埃托奥不仅仅是四届非洲足球先生，三次欧冠得主，也不仅仅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两年在不同球队获得三冠王的球员，他还是1998年世界杯上最年轻的球员。

如果他的官方年龄是真实的（非洲球员的年龄一向混乱，有人曾称埃托奥已经39岁），那么他为国家队首演时才14岁。1998年世界杯时，他才17岁出头。那是多么遥远的记忆啊，那年我高考，那时的高考仍在酷热的7月，我又住校，因此只能在学校图书馆的报纸上获知比分。那时流行“××之最”之类的花絮，埃托奥当然是年纪最小的那个。那时的他，或许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可以征服世界吧。他确实太快了，很少有人能追得上他，但他始终无法带领喀麦隆队走得更远，直到他自己成为被致敬、被送别的对象。

每个巨星都有梦想，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宏愿、承诺，可是，诺言还是敌不过时间，谁也无法抗拒自己的老去。

另一个惺惺相惜的场面，发生在意乌之战中，乌拉圭队的“吉祥物”弗兰安慰了皮尔洛。弗兰，生于1979年，早年飘零，后来成了“曼联半世纪最差引援”，却在西甲赛场上成长为巨星，2010年世界杯金球奖得主，2011年率队夺取美洲杯。如今，他已是苏牙和卡瓦尼的替补，也许，他的告别也在2014年。

淘汰赛

学习死亡

——看，一条死鱼吐出了整个大海

张晓舟

我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西洋大道，面对着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周围仿佛全都是从一场海难中幸存的人。又活过来了，一条死鱼吐出了整个大海。

整个漫长的海滩，全是震耳欲聋狂欢的人群，全是黄色和绿色——巴西的颜色——耀武扬威的暴政。然而我几乎充耳不闻，眼前的人们仿佛一部默片中的幽灵。尤其是竟然有两个英国球迷，在海滩上兴高采烈地展开一面英国国旗，好像英格兰队也跟着死鱼翻生。见鬼了！

尽管在几分钟前，在meia pataca餐馆（靠近马里奥特酒店，面对着科帕卡巴纳海滩），当智利最后一个主罚球员击中门楣，酒保一下子跳到椅子上，向苏童和我扑过来，我们就这样跟陌生人胡乱拥抱。但在休克般的几秒之后，我感到一阵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恍惚，我这样一个经历过无数足球生死场面的老鸟，竟然又一次感到了一阵接近死亡的新鲜刺激。

苏童立马就奔赴马拉卡纳去看哥伦比亚对乌拉圭的比赛了，而我还走不出刚才的比赛，需要被海风吹一吹混沌的脑子。

别再装出一副亦无风雨亦无情的操行啦，承认吧，怕死鬼。

在驱车来这个餐馆看球的路上，我看着满街的警察，只有他们和周围格格不入，仿佛每个球迷都欠他们500块，神情都跟死了人似的——慢着，难道不是吗？他们确实是在严阵以待，做好了应付一场葬礼的准备。我恍然从一种傻乐的状态中清醒，对苏童说：“没准今天就是国难日啊！”

童叔眼睛一瞪：“是啊，如果换成德国队我就有安全感，对巴西队我还真缺乏安全感。”

本来他跟我一样是巴迷，但看了揭幕战之后对巴西信心下降，又因为热爱梅西，这位变节分子居然徘徊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随时可能叛逃到阿根廷那边。我从没见过一个在巴迷和阿迷之间左右摇摆的球迷，除了童叔。

从浩克的进球被吹掉之后，一切似乎就不可逆转地陷入了死亡模式。苏童说他微信朋友圈的朋友都在纷纷认定巴西没戏了。他心里还有一半属于阿根廷，因此对巴西更多的只是恨铁不成钢，而不像我，已经在默默祈祷——或者说，在预演死亡。

作为一个巴迷，我曾宣称自己“生于1982”，但1982年那支伟大的巴西队就是猝死的，我的童年特殊体验在于——向死而生。从1982年至今，巴西队也只有1994年和2002年两次没死而已。上两届世界杯的死亡我回想起来还宛如在眼前：2006年是在柏林一个酒吧，巴西输给法国后，我在一个沙发上通宵辗转难眠，永远记得那一夜窗外残忍的花香；2010年是在北京一个叫马村鱼头的餐馆，当巴西输给荷兰，我就像喉咙被一根鱼刺卡住一样低头默默走出餐馆。

我的朋友沙洲更夸张，1986年巴西对法国，他竟然紧张得不敢看比赛，直到一大早打开收音机，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播音员庄重地报道“在昨晚举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上，法国队……”一听到先报出“法国队”，沙洲的眼泪就下来了。桑塔纳的巴西队再一次败北。

新鲜在于，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也许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在巴西看世界杯，在巴西为巴西队助威。对巴西之死，我还有些猝不及防，我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上帝差一点不给我这个时间。

我问苏童：“有没看过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书？”他没听说过加莱亚诺，他喜欢的乌拉圭作家是前几年才去世的贝内德蒂。

加时赛的时候，我脑子里反复回荡着加莱亚诺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中关于1950年马拉卡纳惨案——巴西1∶2输给乌拉圭后的那几句话：

快要死去的人推迟了迈向死亡的脚步，快要降生的婴儿提前落地人间。

里约热内卢，1950年7月16日，马拉卡纳大球场。

前一夜，谁也无法入眠。

后一天，谁也不愿醒来。

看着周围的巴西人，紧张是够紧张，激动是够激动，但1950年的天真和幼稚似乎一去不复返，瞧，好多人还边看球边吃东西呢！但再往远一点，整个海滩上那些卖巴西队纪念品和球衣的小贩，如果巴西这么提前出局，他们可怎么办？

问题是我怎么办？还要在巴西待到世界杯结束，更要命的是我已经提前买好了7月4日在福塔莱萨八进四的黄牛票——难道我要千里迢迢飞去那儿看智利队？

然而这些都还好，都不过还是生活得失算计而已。

我们将游戏当作死亡的虚拟，在模拟死亡的同时也尽量抵御死亡，从虚拟的死亡那里，学习面对死亡的能力。

互射点球时，我强迫自己不要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必须直面——想象那是行刑队在歌唱，是行刑队在种花。

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看到一块贝利的广告牌。贝利像个皇帝一样咧嘴冲我笑，我只好冲他说：“大爷，您最近多闭嘴行吗？”

1960年萨特访问过巴西，后来的巴西总统卡多佐当时是萨特的翻译，他回忆了在圣保罗州的araraquara，萨特和贝利的一次偶遇：当哲学王和球王分开时，文化人才意识到自己跟随的是贝利而不是萨特，他们才尴尬地赶紧回到萨特这儿。那个街角后来被当地人戏称为“贝利——萨特角”。

萨特说过：“足球是生活最好的比喻。”

当过大学球队守门员的加缪则说过：“有关生活的一切，我都是从足球中学到的。”在面对点球时，加缪恐怕还学习到有关死亡的一些奥秘。

托马斯·穆勒的欺骗之诗

——圣杯出神

张晓舟

德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那次任意球配合，似乎在全世界引发了嘲笑，莱因克尔更是称之为史上最糟糕任意球配合。然而，我更愿意做相反的理解——那只是一次假摔，穆勒只是在演戏，他欺骗了全世界。

托马斯·穆勒的任意球“假摔”，或许将比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更能令人铭记，就像1970年世界杯，贝利那一次面对门将的虚晃一枪人球分过，比他在那一届世界杯赛的进球更为经典。尽管托马斯·穆勒和贝利一样，并没有从自己惊世骇俗的欺骗动作中获得进球，但他们都进一步确证了足球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欺骗的艺术。

或者说，和艺术一样，足球需要谎言，需要想象力。

这是又一场属于托马斯·穆勒的比赛——尽管他没有进球，但他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既是中锋，负责禁区内抢点，又是“伪中锋”——经常回撤拿球，更经常游弋到两翼拿球突破传中。勒夫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一个足球的“托马斯全旋”——有时是中锋，有时是边锋，有时是前腰，托马斯·穆勒覆盖前场每一寸草皮。德国队该不该放弃正印中锋而让托马斯·穆勒客串，在世界杯之前争议巨大。而这正是勒夫超越克林斯曼之处：不单一反以往硬桥硬马直来直去的德式足球传统打法，以控传为王，而且还创造了无传统固定中锋的“穆勒式”战术。

我难以苟同媒体对德国队“丑陋的90分钟”的评价，至少从下半场开始，德国队渐入佳境，他们显然比他们的球迷耐心得多。我也无法理解那些把德国队的所谓丑陋打法和托马斯·穆勒那一次摔倒联系起来的球评家，尤其是俨然已经从球评家向微博大V成功转型的莱因克尔。

托马斯·穆勒，这个真真假假的杀手，并不爱假摔，但他以一次独一无二的“假摔”载入史册。

我们已经见惯了风格各异的任意球——一般都是直接射门，如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C罗的“电梯式”，以及梅西的“梅死角”；而以前里昂队的巴西任意球大师小儒尼尼奥则综合了各种风格，堪称集大成者。但当C罗和梅西已经将直接任意球进球，变成像刷卡签名一样潇洒，变成一架可以不断复制的任意球进球机器，我们只能怀念罗伯托·卡洛斯当年那一记似乎完全违背力学原理的左脚外脚背急速旋转球——那个球不但他人无法模仿，连他自己后来也无法再现，空前绝后。

面对人墙，出人意料眼花缭乱的配合，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是1998年英阿大战，阿根廷打入的那一球。

托马斯·穆勒助跑，趔趄，摔，跪，就差啃泥巴了，这帅哥摔倒得毫无尊严，摔得比勒夫扣鼻屎还要难看，但当全世界亿万观众——包括巴西电视台自以为幽默犀利的解说员都一齐发出沧海一声哄笑时，穆勒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起，杀到人墙背后准备抢射，可惜施魏因斯泰格可能也被穆勒精彩的演戏给分散了注意力，以至于动作不精准，没把球挑过人墙。

一次伟大的任意球配合进球就这样失败了。而且，这一次舞台太大、灯光太亮，这样的谎言注定难以重复，这样的欺骗，假如穆勒以后再来一次，也没人信了。这是不可复制的一次性的行为艺术。

1970年，帕索里尼曾经如此赞美豪夺雷米特金杯的巴西足球：“欧洲足球是散文，而巴西足球是诗。”

巴西足球的诗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欺骗的艺术、谎言的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形形色色的假动作，真作假时假亦真，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假真真。

拉丁美洲的魔幻足球妖人，也不让巴西人专美，布兰科的蛙跳，伊基塔的蝎子摆尾，乃是世界足球史最华丽的诗——华丽的冒险。这是纯粹的审美，纯粹的愉悦，是美的冒险，美的挑衅。

而现在，托马斯·穆勒也在巴西，在足球的诗歌王国班门弄斧，胡乱涂抹出自己的诗。但这是一首最不像诗的诗，因为它显得难看，它缺乏流畅的修辞，甚至不成语法，它令人发笑，甚至令人不屑，但却有一种先抑后扬的强大的戏剧张力，隐忍而狼狈，搞笑而狡黠。它在残破而丑陋的表面隐藏了诗性。

这是反诗的诗，来自托马斯·穆勒，来自严谨的德国人。

而他的失败，为足球的诗意留下了空白，留下了空间和可能性。

越来越严谨、规整、刻板的足球，需要想象力的一跃，需要诗的惊鸿一瞥。

拉丁美洲：武装到苏牙

—— 圣杯出神

张晓舟

人最厉害的武器当然不是牙，而是舌头。

苏亚雷斯的牙，哪比得上穆希卡（乌拉圭总统）、塔瓦雷斯（乌拉圭主教练）以及马拉多纳的舌头。

苏牙就这样“被政治”，或者说，拉丁美洲就这样被“武装到苏牙”。苏亚雷斯上两次咬人事件仅仅局限于足球领域，而这一次，在世界杯这样的国家竞技舞台，其龅牙顿成獠牙，足球场难免成了意识形态政治道场。路易斯·苏亚雷斯的同胞，铁杆球迷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著名代表作名为《拉丁美洲：被切断的血管》，尽管明明是苏牙想放别人的血，但是在其遭到国际足联超乎想象的重罚之后，他俨然变身为受害者，一举成为拉丁美洲饱受西方欺凌的最新形象代表。这一戏剧化的逆转，再次说明西方世界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历史鸿沟有多深。

仿佛不仅仅是基耶利尼肩膀上有一道伤痕，连苏亚雷斯也被一把拉下球衣，露出无辜的一道伤痕。那是无形的、隐形的一道伤痕，随便一道紫外线一照，就会显形，就会隐隐作疼，那是拉丁美洲阳光下的阴影。

这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案例，苏牙就这样被置于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之间。国际足联秘书长宣称苏牙应该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认为苏牙有心理或精神疾病。国际足联开出的罚单，有趣和争议之处在于禁止其参与足球活动四个月——是足球“活动”，也就是说不但不能参加比赛和集体训练，甚至似乎都不能去球场看球。国际足联视之为疯子，而又用对待麻风病人的办法去对待他，那就是隔离。这是一种含混的双重处罚，苏亚雷斯既被当做罪人，又被视为病人。

这是一个精彩之极的案例，通过足球模拟了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简明程式：主体通过对他者的隔离、规训、惩罚以获取权力秩序。当然，这也贯穿了整整一部西方殖民史。

但在苏牙事件处理中，国际足联恰恰又犯了一个有违西方文明准则——科学实证——的错误：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获取证据（至少没有基耶利尼的验伤报告）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苏牙在收到判决之后认罪，不等于国际足联的程序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文明的霸权”招致了强烈抗议。塔瓦雷斯怒斥国际足联“政治迫害”，指责批评苏牙的媒体“反正都是说英语的”。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干脆用西班牙语来回击：“La fifa es una manga de hijos de puta！”这是拉美面对西方霸权，最通俗的一句反抗口号——“婊子养的”或者“狗娘养的”。当然，为了文明，为了政治正确，不妨翻译为“女性性工作者养的”，或者“人类的不能吃的最好的朋友的母亲养的”。

我还是从米卢蒂诺维奇嘴里学到这句粗口，十几年前他有一次私下如此骂某位敢于挑战他的记者。而据说从前在墨西哥，球迷也这样骂过他——因为博拉和那句粗口刚好还押韵。一位南斯拉夫人，一个欧洲的浪子兼共产主义世界的叛逃者，就这样把一句西语粗口挂在嘴上闯天涯，它既充满了唾沫横飞的人味儿，又具有诗一般婉转漂亮的音节。

马拉多纳则连带骂贝利和贝肯鲍尔——他俩都拥护国际足联对苏牙的惩罚——并且再次把国际足联称作“黑手党”。然而老马太低估国际足联了，国际足联这种屌毛哪是黑手党那根葱能比拟的。FIFA如今就是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型的跨国资本主义行会，一个超级全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一个无法监控和驯服的膨胀的怪兽：它更像寡头专制和跨国公司的无敌合体。

马拉多纳总是将国际足联和美国搁到一起来骂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美国跟足球运动关系还有限——国际足联和美国，在这位卡斯特罗的铁杆粉丝眼里都是金钱帝国黑手，也都是世界警察，更重要的，都是趴在拉丁美洲身上的吸血鬼。

国际足联和美国这两大霸权，有时候容易激发拉丁美洲同仇敌忾的凝聚力，即便不是政治同盟，他们也容易建立某种“情感同盟”。在戈亚斯州一个偏僻的小镇，当我乘坐的大巴停靠在路边旅店旁，司机一看到电视上哥斯达黎加进了意大利一个球，竟然振臂狂呼；在科帕卡巴纳海滩，巴西人全都为哥斯达黎加淘汰希腊而欢呼；而在电视台，巴西乐队和墨西哥乐队一起做足球节目；巴西人为惊险击退智利而举国欢庆，可是要知道有些在巴西街头摆摊卖纪念品的小贩是智利人，假如巴西被智利淘汰，他们的生意会一落千丈。

毕竟这一次世界杯是拉美的主场，是抗击西方霸权的象征性战场。

这也是为什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区区一条玩笑式的推特，会引发墨西哥人的全国性抗议。荷航在推特上道了一声“Adios Amigos！”（再见朋友），并贴了一张飞机起飞的图片以及一张带有“离境”标志的图片，在带有“离境”标志的图片边上有一个墨西哥宽边帽和小胡子的标志。“离境”，很容易被当做殖民史和种族歧视的隐喻。

小小苏牙俨然跟上校卡斯特罗一样，成了一个可以区分左右的政治标志。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和马拉多纳一样是卡斯特罗的鼓吹者，当然，加莱亚诺也把马拉多纳树为抗击西方强权的文化英雄。

在古巴问题上，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和加莱亚诺截然相反。他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发生在某次拉美首脑峰会的一件轶事：五六个拉美国家领导人围在一起，其中一位（卡多佐不愿透露其名）拍着桌子质问卡斯特罗：“菲德尔，你究竟想怎么处理你那个像一坨屎一样的小岛？每一次都得我们来帮你收拾烂摊子！”卡多佐说当时卡斯特罗坐在那儿吃惊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而其他几位领导人也一起批评他。但卡斯特罗没有回击，只是抱怨说他信息渠道不畅，总是最后一个了解国内情况的人。

在卡多佐眼中，其他拉美领导人对卡斯特罗再不满，依旧把古巴视为“情感同盟”的一员。跟加莱亚诺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历史》中对卡斯特罗圣诗般的赞美相对照，卡多佐也照出了加莱亚诺看不见的世界历史的阴暗角落。左和右，一只手拍不响。加莱亚诺把古巴的问题归罪于美国，当然也把拉美的问题更多归罪于西方的侵吞和掠夺，而卡多佐则认为拉美更多的要从自身去反思。

在左派眼里，卡斯特罗依旧是拉美最大的革命旗帜。但有趣的是，在台湾翻译出版的一部出色的新闻述评类著作《中国静悄悄占领全世界》中，有一条关于卡斯特罗（台湾译为卡斯楚）的译注，古巴革命领袖竟然被说成已不在人世。卡斯特罗要么被当做一个革命圣人，要么被当做一个死者，他似乎已经不成其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比赛钓鱼的人，一个向马拉多纳请教点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而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幽灵。

乌拉圭球迷不顾国际足联的禁令和威胁，在赛场上纷纷戴上苏牙的头像面具。苏牙的面具背后，是拉丁美洲的幽灵，它总是会借一切可能的事件和时机来显灵，这一次，是借了路易斯·苏亚雷斯锋利的牙。

聂鲁达在名诗《马楚·比楚高峰》中高歌：“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但这是哪一个美洲？是美国，还是拉丁美洲？

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也活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下，当年里根访问巴西，下了飞机后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很高兴来到玻利维亚。”过了二十年，小布什来访，当时的巴西总统卡多佐在会谈中发现，小布什对拉美的关心似乎只集中于委内瑞拉的石油。

巴西尚且深感屈辱，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就更不用提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成了让美国头疼的两个拉美小国，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都喜欢和马拉多纳勾肩搭背，尽管玻利维亚队曾在恐怖高原主场把老马带的阿根廷队杀得片甲不留。莫拉莱斯曾经打赢一场对国际足联的战役，迫使其取消对高原赛场的禁令，这哥们两个多月前甚至签约了该国一支球队，成为一名有时候会上场踢个二十分钟的替补球员或者说龙套演员。

拉美“被切断血管”的历史和现实处境，注定它一直会盛产这样的“穷人足球总统”。

于是，苏牙就这样被当做火药塞上了反击西方霸权的炮筒。但没想到才几天功夫，苏牙就迅速自抽耳光，改口道歉认罪。因为吃人家的，嘴不软不行，毕竟你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钱。他未必只是迫于巴萨的压力，压力还来自利物浦队，唯有迅速道歉，他才可能继续成为欧洲足球资本市场的超级硬通货。

苏牙就这样左右飘荡，拉美斗士一厢情愿要他向左，他却不由自主地向右。左和右，在当今世界，尤其在拉美，早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左也好右也罢，往往都不得不遵循政治的妥协之道。而这也是苏牙事件给拉美政治的一个启示。

在拉丁美洲的版图上满地找牙，却发现苏牙从一个被挪用的拉美反抗的象征，迅速成为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驯服的工具。

伪球迷谈资

世界杯期间的女人们

毛利

正如购物时不能缺少买单的男人一样，属于男人的世界杯对女人来说同样重要，早年媒体们在世界杯期间总是幸灾乐祸写下《世界杯让女人走开/滚开》的标题，这一次，所有人都在大力转发：“世界杯扫盲指南”“如何让女人看懂世界杯”“给所有被迫在世界杯期间熬夜的妹子们”……

不管你同不同意，大批妇女已经涌入每一个属于足球的黑夜和清晨，不过跟男球迷不一样，女球迷这个庞大的群体呈现出标准的金字塔形分布。

塔尖的最上层，当之无愧属于太太团，她们甚至有了一个统一的代号：WAGs（wives and girlfriends）。如果你对球员太太们不熟，很可能分不清谁是谁，就跟中国球员喜欢找空姐当老婆一样，外国球星最爱找模特、演员、主持人这类高知名度美女，每一个都是金发碧眼、高挑长腿，惊人胸围、迷离眼神。基本上一大半都拍过裸体写真，一大半都跻身过各类性感女神排名。最棒的球星和最性感的美女，完美演示了世界杯是一个属于下半身的节日。如果球赛不好看，小报将适时爆出太太团的最新动向，以弥补男球迷狂躁的内心。女球迷则可以盯着C罗女朋友雄赳赳气昂昂拎出的一个又一个爱马仕来跟老公发难：“你看看人家的老婆！”

据说太太团们很不爽自己被冠之以WAGs的名号，显得肤浅又拜金。于是我多少梦想着她们会一身缟素浑身痴肥出来跟人类谈谈哲学，结果这帮女人只是讲讲而已，但凡露面都是穿着一点点布妖娆得要命，跟这个球星分手，即刻就帮下个球星生了小孩。总之，她们是属于金字塔尖的女人，看脸看身材就赢了全世界。既不需要懂得足球，也不需要懂得男人，只要不制造家庭矛盾，及时出门买包包即可赢得全球球迷的爱戴。

塔尖下的一层，则是数目众多的足球宝贝们。这些女人善于跟世界上的一切发生关系，奥运会的时候她们是奥运宝贝，F1的时候她们是赛车宝贝，等到了世界杯，就开始把足球队服们剪成几块碎步贴在身上，娇媚万分地变身足球宝贝，在电视机里嗲声嗲气说：“××队要加油噢！”

对，这是男人喜欢的女人，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宝贝，我总是有一股无名怒火。内心又强烈希望：姑娘们，请站起来做人吧，大声怒吼加油，大力踢向那只球，别像得了软骨病一样。不过宝贝们自己也坦言，工作很忙，没时间锻炼身体，也没时间看球。但是这不妨碍她们赢得最高点击，这些宝贝的柔弱无力可以让连夜看球虚弱疲惫的男球迷们，依然能够觉得盈盈一握相当满意，就够了。

不过话说回来，好多年前受某网站邀请，我也变身过一回足球宝贝，基本是孙二娘进去，潘金莲出来，不然看上去像女足运动员，还怎么宝贝得起来？

第三层，属于熬夜陪男朋友看球的女球迷们。这些世界上最善良的妇女，仅仅因为爱情，就成为世界杯最忠实的看客，实在可歌可泣。她们陪男人去酒吧看球，除了捯饬出一个完美的不脱妆造型外，还要担心美容觉睡不成的巨大损失，熬夜带来的连锁反应。但是回报率相当丰厚，身边的男人将向你展现他最勇猛机智的一面，他永远比场上的队员跑得更快、走位更准，比场下的教练考虑更周全、打法更精练。他对你事无巨细地解释每一个细节，永远不会厌烦女朋友抛来的“什么是越位”的问题。一个完美的女朋友只需要做一件事，站在他的一边，跟着他欢呼即可，如果你能在天亮后帮他把车开回家，就更加讨人喜欢了。

基数众多的第四层，属于自high型女球迷，这些女人才不在乎一起看球的男人，她准时爬起来看比赛，只是想看看那些奔跑中的美男子。自从人类摆脱农耕时代后，想看一个跑动中流汗的肌肉男，只能凑在电视机前满足心愿。旁边那个说工作好累的男人根本连800米都跑不完。

自high型女球迷的诉求很简单：第一，她希望场面喜人，最好隔个十几二十几分钟就有个进球，不然手里的啤酒没法喝完；第二，下大雨是完美的天气，看着二十来个老爷们湿身在场上跑，制造出一种追风赶雨的宏大场面感，湿身后身上的肌肉线条也更加鲜美溢人；第三，进球的运动员请不要老是狂奔，来段桑巴舞，或者即兴除衫才有看点。

女人们多少希望自己追的一场球赛能有点偶像剧色彩，她们还将没完没了地关注鲁尼的植发，他看起来起码年轻了十岁，跟意大利队的秃顶后卫打招呼时，女球迷们都在暗自心想：请全世界秃顶足球运动员都种上头发吧，我们愿意凑钱！

这些女球迷非常不遭男球迷喜欢，当我第三次唠叨这一届的意大利男模队完全没什么好看时，身边的男人怒吼：“没法跟你一块看球了！”你看，当女人学会自己找乐子的时候，男人总是非常不痛快。

金字塔的最下端，当然属于广大从来不会凌晨爬起来看球的女人们，她们认为看二十多个人追一只皮球这事多少看起来有点愚蠢，再说从养生美容角度，每看一次球都是严重的毁容，但是不妨碍她们第二天起来发发世界杯的牢骚，比如男人不关心她们了，家里老是乱七八糟，电视也没法看了。而男人则会偷偷抱怨，他曾经有个会陪他深夜看球的前女友，那时候……

作为一名过度投入的伪球迷，我认为这个夏天真是棒极了，彻夜狂欢，清晨宿醉，向输球的队伍骂一吨脏话，跟这一切相比，平静地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比贝利靠谱：寄生虫预测世界杯

——寄生虫影响下的人类历史

吴志刚

巴西世界杯一触即发，在擅长炒作的某博彩公司策划下，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推出了世界杯夺冠公式，他提出了英格兰在一些细节上的建议，期待“三狮军团”由此离大力神杯更近些。

贝利预言巴西和英格兰将进决赛。按照传统，只要被贝利看中的球队，最后无一例外都大热倒灶。在变幻莫测的竞技结果面前，既往经验都是扯淡，球王也不行。

要让俺斗胆竞猜本届世界杯战果的话，我看冠军怎么着也脱不了巴西、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之手。当然这不算“预言”，只能是百年来全球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竞技发展变迁的大方向，与某种寄生虫流行趋势相吻合的结果。

因为这四个国家，恰恰都是弓形虫的高感染国。而大数据表明，弓形虫感染率越高国家的球队，越可能取得胜利。

你也许会说“这还不如贝利的乌鸦嘴靠谱呢”！可先别急。

假如有一种外星虫子入侵一部分地球人的大脑（好吧，我《异形》看多了），并劫持他们的神经系统，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或者使之陷入疯狂，或者使之更加好斗，那么它很快就会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然而，有些类似的变化正在发生，却并没引起世界的关注。这种不太显眼的变化也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可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只不过人们一般不会同“小不点”寄生虫联系在一起罢了。

人们以前都认为寄生虫过着简单的生活：它们寄居在宿主体内汲取营养和能量，寄居生活对宿主体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部分，许多寄生虫实际上更具掌控力，可以完全控制宿主体，让它们变得像提线木偶一样，被寄主体动物心甘情愿地操纵。

巴西所在的南美洲，有经验的水果采摘者都会很谨慎，他们被“糊弄”过几次后发现，热带丛林中有一种看上去很美味的红色小浆果并不是真正的果实，而是一种被寄生的蚂蚁。它叫 作“看门蚁(Cephalotes atratus)”，屁股后面往往长着一个硕大的红色肿瘤，猛一看上去就像是成熟的浆果，但实际上“浆果”里全是线性虫和蛔虫的卵。

（图片说明：南美“看门蚁”的拟态不是为了当“守门员”，而是引诱鸟类来吃掉自己。）

受感染的看门蚁的奇特体形，在命运的设计中就是为了吸引鸟类的视觉，鸟类通常会将可怜的蚂蚁当作美味的浆果吞入口中，发现不够美味后也只能“囫囵吞枣”。蚂蚁被消化了，它体内的虫卵却能安全地保存下来并孵化，成虫后，其虫卵经过鸟的消化系统排入鸟粪中，被传播到更广袤的远方。

之后，喜欢收集鸟粪的看门蚁，又会吃下带有线性虫和蛔虫的鸟粪，再次进入循环，通过拟态传播到更远方。如此精妙的设计和构思，不是天才的程序设计员，可能都无法想象出来。

我曾经认为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昆虫纲足以竞争地球最成功生物榜首，但事实上，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生命历程不过是为寄生虫、真菌、病毒所精心设计。

在野外，我曾目瞪口呆地观察到蚱蜢投水自尽。你别以为这是它被我的捕虫网追得走投无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它完全可能是身不由己。蚱蜢感染线形虫后，后者发育到一定阶段，将产生化学物质干扰宿主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蚱蜢产生纵身跳水的冲动——水是线性虫生命周期不可或缺的一环。此时，线形虫将开始新生活，而蚱蜢却溺水而死。

2013年5月25日，我在青藏高原与藏胞一起采挖冬虫夏草时，曾惊叹受感染蝙蝠蛾幼虫那般默契地钻到离地面两三厘米深的位置，恰好够身体内寄生的麦角菌子囊萌出地面。

大自然中，与冬虫夏草一样被寄生体“精妙设计”的“虫生”，还有很多。

在泰国森林中，一种叫作Ophiocordyceps的真菌，甚至能模拟雌性木蚁的激素来吸引雄性木蚁，一旦雄蚁精虫赶来亲近，立刻就会感染这种真菌，并很快死亡。但是真菌能在木蚁体内适当的位置生长繁殖，木蚁死亡几天后，真菌子实体将在木蚁脑部后方长出孢子。一至两星期过后，子囊开放释放孢子落在地面上。分离出来的每个孢子，又在伺机等待新的雄性木蚁。

有趣的是，被感染死亡的木蚁总会紧紧地钳在距离地面25厘米的树叶上，这些树叶位于植物茎干的西北方向，这一方向的温度、湿度以及光照度是真菌繁殖的最佳条件。如果有人将带有木蚁的树叶挪到较高位置或者放置在地面上，真菌将无法生长。

这证明，寄生虫确实有控制宿主行为的能力，那梅西、C罗、内马尔们被控制也说不定呢。

众所周知，猫尿的气味对于啮齿类动物具有天然的威慑力，所以当老鼠在闻到或接触到猫尿的气味时就会很快逃离。但是研究员发现感染弓形虫的雄性老鼠在接触猫尿的气味时，它们的大脑中参与对雌性吸引力的区域活跃了起来，与此同时大脑里掌管恐惧的区域却被麻痹了。

研究表明，弓形虫侵入宿主体大脑，主要是攻击大脑的杏仁核和掌控恐惧和情绪的区域。弓形虫不仅在雄性老鼠的杏仁核内发现，而且还改变这些老鼠的杏仁核对猫的气味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类似对雌性老鼠所产生的吸引反应。

弓形虫必须在猫的消化系统内才能完成繁衍生息。它们抑制了老鼠对猫的恐惧感，使老鼠本能地接近猫，进而增大被猫杀死的可能性。老鼠被猫吃掉后，弓形虫自然就回到了它的乐园。

但这绝对不是弓形虫的终点，因为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控制人类。通过猫、犬的接触传播，还有动物性食物（牛肉、猪肉、鹿肉、猫肉）的传播，弓形虫已经大举入侵了人类，并且潜移默化间影响了我们的社会、文化、科技、体育进程。一个即将发生的例证，就是已经开始的巴西世界杯不管有多少冷门，最后进入四强以至捧杯的，一定是弓形虫高感染率国家。

弓形虫传染到人身上后，会使人的性格产生戏剧性改变。女性变得更加热情、外向和关心他人，男性感染后会变得笨拙乃至沉闷。而无论男女感染后都更容易有负罪感和不安全感，或者多愁善感好冲动，已有证据将弓形虫与精神分裂症联系起来。

弓形虫属于原生生物界顶复门球虫纲球虫目肉孢子虫科，是细胞内寄生虫，目前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被其感染，但因国家地域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感染率只有3%～7%，而法国人感染概率高达80%，西班牙、意大利也达到50%以上的感染率。在巴西，三分之二的育龄女子都受到了感染，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八分之一。

我们联想一下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在世界杯的总体战绩，再想想巴西女郎桑巴风情的狂野奔放……难道人类真的被小小虫豸控制了吗？

在对弓形虫与宿主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较多研究后，人们发现这种神奇寄生虫的魔力所在：弓形虫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宿主的睾丸素（又称睾酮）水平。睾丸素是一种重要的雄性激素，也是兴奋剂的一种，国际足联和其他体育组织禁止任何形式的睾丸素补充剂，但弓形虫感染引起的睾丸素含量是平稳上升的，当然不会被检测出来。想想西班牙火爆的斗牛，再想想法兰西艺术的激情奔放，以及五星巴西在世界杯创造的奇迹……这一切都是偶然吗？

人类自以为是的时候，却忽略了身体里潜伏的巨大阴谋。

既然弓形虫能够让老鼠爱上猫，那么使一部分人变得更火爆或者更神经质也不难理解吧？而艺术、体育、文化都是需要神经大条的人。所以预测巴西世界杯的比赛结果时，除了战史和实力对比外，对垒两国弓形虫感染率也可以作为参考因素。

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种小寄生虫的爆发式能量已对人群产生显著影响：其一，某国感染弓形虫的水平，似乎与其民众的神经质水平密切相关；其二，感染人群可能反应迟缓，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其三，他们注意力不够集中，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心；其四，也是最令人担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感染弓形虫的概率要比其他人高很多，这与第一点形成呼应。

如果一个地区很多人的性格发生了改变，该地区的文化是否会改变呢？既有观念认为，对一个地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一群人的群体性格发生改变呢，或者这群人中产生的领袖人物呢？会不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也许寄生虫对文化演变的作用被人为夸大了，实际上其他因素的作用要更大，如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引申，中国足球关键时刻老是不举不射，固然是球员们拼刺刀的男性气概不足，但为此集体去感染弓形虫，相信没几个人愿意。

我说得对不对，7月13日就见分晓啦！

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

老猫 6月11日 10:09

1978年6月25日，阿根廷世界杯决赛被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的央视转播。漫天飞舞的彩屑和纸带、狂野的球迷和狂傲不羁的球星们，让中国的观众目瞪口呆。很长时间内，年轻人的主要话题，都是肯佩斯、荷兰、全攻全守这样的词汇。

那个夏天，世界杯通过转播信号，第一次“来到”中国。

20年后，19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人们获得世界杯的消息依旧要靠报纸。我在一份小报办世界杯特刊，每天熬夜，为的是把刚刚结束的比赛结果印到报纸上，在早晨7点前送到地铁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就从四千份狂飙到了八万份。清晨结束工作，走出报社，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报贩，开着面的、推着平板三轮、骑着摩托……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在印厂外排起长队，等着运走油墨未干的报纸。在地铁里，那些提着包匆匆上班的人们，买上一份报纸，急切浏览，他们就想知道谁赢了。

看着这火热的场景，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没有中国队参与的比赛，竟然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如痴如狂。四年一次，世界杯就像水和粮食一样，成为很多人的必需品。他们为之癫狂、哭泣、欢乐，甚至计算着今生能看到多少届世界杯。但他们没有主队！

细分之下，这个奇怪的心态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这一阶段中国的球迷关心世界杯，主要还是盼望着中国队闯进决赛圈，看世界杯的最终目的，也是要看看中国队和人家差距有多大，有没有打败世界强队的能力。那时候中国足球在亚洲还是数一数二的，很多国外队伍和中国球队比赛后，都会留下一句话：“怎么这么有实力的队伍会进不了世界杯呢？”当时还有一位足球名宿说过一句话：“世界杯是门小院子大。”言外之意，只要能闯过预选赛，到了决赛圈里，踢腾出多大动静可就没准儿了。

那时候的中国队在亚洲没什么可怕的，“恐韩症”还没有发作，踢日本更是不在话下，唯一势均力敌的对手是西亚的沙特、科威特、伊朗那些队，但交手也是胜多负少。但倒霉的是三届世界杯预选赛都倒在了阴沟里，1981年是被新西兰和沙特联手算计，人家打了默契球，把中国队卖了；1985年是意外在小组赛中输给了中国香港队，酿成“5·19”事件（又称“国足黑色5·19”，指发生在1985年5月19日的北京球迷因不满国足比赛成绩而恼羞成怒，引发了暴力冲突的历史事件）；1989年是连续两个“黑色三分钟”。很多球迷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实力问题，仅仅认为是运气不好。

1985年5月19日那天，我在工体现场看球，散场的时候球迷砸了汽车，好多人被抓去劳改了。我回家的路上，听见有球迷郁闷地说：“等中国队进世界杯，我儿子都能打酱油了。”他没想到的是，他儿子的儿子都会打酱油了，中国队反倒一蟹不如一蟹，离世界杯越来越远了。

如果能给20世纪90年代前的球迷的心态下个总结的话，就两个字儿：“不服”。看世界杯，“不服”的心态居多，瞧见亚洲球队被虐，大家会说，还不如让中国队去。

1994年到2002年这三届世界杯，可以说是中国球迷关心世界杯的第二个阶段。那些年，央视和地方台开始大量转播欧洲联赛，人家比赛的水准之高，让中国球迷如醉如痴。渐渐地，很大一批拥趸有了自己的偶像，这些球星所在的队伍，也成了球迷心中的主队。但在这一阶段里，中国队的表现越来越差，1993年预选赛小组没出线，1997年竟然因为最后一战对沙特算分错误，采取了保守的战术失去出线资格。2002年，日韩不参加预选赛而沾光进入正赛的中国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如果说以前几年还有什么不服的话，这几年是彻底服了。

记得1998年办世界杯特刊，夜里看球做版的时候，有编辑看着电视屏幕，满脸艳羡地说：“我要是一个巴西人，一个德国人，该多么幸福，哪怕是尼日利亚人喀麦隆人科特迪瓦人也行啊！”

和世界杯上那些队伍相比，中国队确实有着让人无法理解的一面。你说经济决定竞技水平，非洲那些穷国也能出线，也能打败强队。中国经济搞得不错，可足球却是一地鸡毛；你说国运兴球运兴，可刚刚发生过战乱的伊拉克就能打败你中国队，运气还有比他们更衰的吗？你说是体制问题，朝鲜踢得都比你强。你说是饮食结构问题，但人家日本韩国却风生水起。

结论只有一个：足球的管理者和参与者水平太低，要上进心没上进心，要责任感没责任感，甚至廉耻都没有了，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自暴自弃，完全不值得为之动容。其实很多领域都有这种现象，凡是越搞越砸的项目，都与管理者所处的环境及其素质有关。

既然失望已到极点，索性就不去关心。人们发现，如果不念及中国队，世界杯就更让人愉快。在这些年里，巴西、阿根廷、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球队，在中国都拥有了大批拥趸，庞大的足球消费市场已经形成。可惜，这个市场不是给中国队准备的。

这个阶段的总结也是两个字：“剥离”。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中国队的糟糕战绩，不再被拿来痛心疾首，而是被用来调侃与嘲讽。“足球”与“中国足球”，已经成了两个范畴的事情，是两种运动，完全不在一个次元。

2002年以后到现在，中国人的世界杯情结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段时间，互联网迅速发展，人们能获得大量的信息与互动，这段时间，中国队进一步沉沦，与世界杯越行越远，而球迷的性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元了。

很多人不再为看球而看球，他们看帅哥、看太太团、看时尚、看风景。女球迷群体增加，她们表现得像听音乐会一样癫狂，市场份额陡增一倍。真正的伪球迷群体也在形成，他们不关心比赛本身，而关心结果，因为他们下了注。而还有一批明星、富人们，平时从来不关心足球，但此时会努力站到世界杯赛场的观众席上，自拍照片，发上网络。是的，抖豪车、名表、皮包都有风险，但抖一张世界杯门票，没人说你炫富，虚荣心还会得到天大的满足。

无数搭调不搭调的人都能从世界杯上分一杯羹。餐饮业的老板们会抬出电视，通宵招揽顾客；电商会大促销食品、酒水，狂赚一笔；而那些作家、明星，爱不爱球都没关系，爱钱就成，写点专栏，当回嘉宾，一个月下来，多少能赚得一笔。

中国人的世界杯情结变成了“商业”二字。这个离世界杯无比遥远的国度，大家却都在为世界杯疯狂着。人人都能消费和被消费，人人都是参与者。真正被冷落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足球。

当年的激情澎湃到现在已经巨变，中国人也从睁眼看世界，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参与。当年是不服输，现在是多赚钱多花钱。

球迷们世界杯的情结，能体现出时代变迁。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应该感谢有足球的时代。它能让人神游世界，能伴随很多人的一生，带来四年一个忘我的、忘掉一切烦恼的夏季，尽管在决赛之后，大家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世界杯回到南美，使人不得不想起36年前那场如仙境般的世界杯决赛。从那时起，中国人看了9届世界杯，历经36年，到现在，总算一个轮回了吧？中国足球，也该到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再无起色，那一定是中了魔咒，万劫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