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往何处去

我为什么仇恨小城市

毛利

先来讲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有一男一女在遥远的国度偶然相遇，疯狂爱上，然后双双回国。跟所有热恋中的人一样，他们义无反顾地结了婚，觉得当时的感情一万年都不会变，却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

家在哪里？

中国太大，大到这对男女所在的城市，直线距离为1000公里，开车不眠不休需要12个小时，飞机一个半小时再加2小时车程。女的在上海，男的在某地一个三线城市。他们很天真地以为，随着时间流逝，终有一方会妥协。女人自然觉得上海好，大城市，你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拥有一切，但对男人来说，上海太贵了，他在三线城市拥有一切，到上海则需要从零开始。

无数次地，他们沟通、吵架，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低头。这事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当问题论证了一万遍，女人打死不愿意住在小城市，不愿意此生的生活就是跟三姑六婆走走亲戚比比孩子，男人说上海空气太差交通太堵物价太贵从各个方面看都不适合居住。如果不是当初那点爱情还在持续燃烧，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一百遍。

这个问题妙就妙在，你站在哪一方看，都觉得对方不够懂事不够爱你，可这两人明明是因为爱情才绑在一起的。如果你热爱小城市的安逸生活，你会批判这个女人，说她是大城市的狗眼看人低，说她爱慕虚荣贪恋浮华，不知道乡下有乡下的妙处，接近自然才是接近内心。如果你喜欢大城市的繁华，你会怒斥这个男人不懂上进不会打拼坐井观天无所事事，大城市才是一个人最好的舞台。

抱歉，我就是那个女人，在过去的2013年，我和曾经一见钟情的丈夫见面不到十次。如果你要我说，我会竭尽全力告诉你：我讨厌小城市。

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来自大城市，真正在大城市生活长大的人，因为没去过乡下，反而会有种置身事外以为乡下就是田园风光的大度。上海人对所有外环以外的人都有一个统一称呼：乡窝宁。很多年前出租车还没提价时，有个笑话说有人在人民广场打车，说往西走，计程表跳到100时，他往窗外一看，说：册那，松江到了。

松江人真是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以前养鸭多，所有尾音后面都要加个“嘎”，走了嘎，吃伐拉嘎？到啥地方去嘎？读书时市区来的同学最喜欢笑这个“嘎”，还喜欢讲，你们松江人说话好大声。对啊，乡下人嘛，以前种田时离着一亩地喊来喊去，现在隔着半米还是同样的德行。松江人还喜欢大惊小怪，只要做出什么他们理解范围外的事，就会大喊大叫要你说出个究竟。

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想说我家也是这样，我丝毫不惊讶，因为经过观察，我发现农民习性都是如此一致，就连苏格兰农场的农民，也是大嗓门大酒量一口奇怪尾音。当我在松江长大时，我对这个地方总是充满愤怒，因为我想做的每一件事都会遭来别人议论。这个地方的人好像容不得有人不一样，他们会为你深深担心，只因为你今天单独出了一趟远门。他们希望你最好跟别人一样，永远按部就班永远活在可控范围中。这个地方的习俗经常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怜，比如现在的酒席婚宴上，不管什么档次，都会上来一只龙虾，大概连澳洲龙虾自己都没想到，居然会派上这种奇怪的用场。以至于如果出门吃饭想吃只龙虾，松江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酒席吃的嘛，自己点来吃干吗？

而当松江渐渐变得不那么奇怪时，在我丈夫的小城，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些奇怪的风俗，比如酒桌上谁把谁灌醉就是英雄，比如已婚妇女过年期间的工作就是从年初一洗碗洗到元宵节，比如全城齐放震耳欲聋如打仗一般的鞭炮声。民俗是这样一种东西，偶尔经历一次是旅游般的激动，生活在其中则觉得如此愚昧不堪。

当你对这些感到满心欢喜，你没准会骂我，假作什么清高，骨子里还不是个农民？正因如此，我仇恨小城市，仇恨生活在陋俗中，仇恨有这么一撮人，总喜欢把别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泥潭，然后给你洗上八百遍脑，告诉你这种生活很不错。

大城市的空气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较起来，起码当你身处五道口或者南京东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单身，是gay，新年没和丈夫团聚而留下来这种事停留一秒钟，这种情况在亲戚家却会遭到无休止的盘问。相比起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我更习惯连锁咖啡店的员工笑嘻嘻问一句：还没上班吗？你只需要花30块钱，就能得到别人适当的关心，不用害怕这种关心一下子过了头越了界。

我真正害怕的是，当自己回到小城市，是不是也会变成人人憎恶的八婆，身揣一堆“你为什么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还没涨工资”的问题，仅仅因为自己没有任何话题可聊。相比起这样一个面目庸俗的已婚妇女，我实在更愿意做个冷酷的单身女郎，一个人穿行在都市中，自由又快活。

上海人，你让纽约人怎么想

朱白

人站在可选择的道路上时，总是会显示出一副要么摇摆不定、要么贪婪虚妄的面孔。

可是人真的有那么多可选择的吗？当罗密欧要在毁灭和决裂做出选择时，他并非真的是在选择，而是在煎熬。而强悍者如俄狄浦斯又如何呢，他取得了城邦和权力，却依然要在悲剧的火上煎烤自己的灵魂，弑父娶母是一种胜利，也是一种无法扭转的人伦悲剧。而库切在《耻》中更是提供了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解决的困境，卢里教授的贪念和无能为力，不管是面对自己占有过肉体的女学生，还是面对自己因为要生存而在性上做出妥协的女儿，他都无法做到坦然面对，那是从容不迫的对立面，那是你没法再做出虚妄表情的一种境遇。

而面对世俗生活用所谓超级强度的鄙视带来的仇恨，更是无效行为，那只能带来自身的烦恼和心灵痉挛，既不能伤害他人，更解决不了自己的困境。轻佻浮躁的情感，诸如上海人对松江人的仇恨，也恰好跟陈述的那些陋习和鄙俗本身一致，缺乏对远处和高处的观望，以及对自身的审视，它们是轻薄家族里的一对血亲。

那些可以在公共平台上轻易陈列出来的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敌意，自然反映了人类身上轻贱的特点，他们不再对深刻的东西发出真知灼见般的认知和见识，或者对痛做出自我体会后的反思，而是对轻浮的玩意深受感动，对自己的痒发出面向全世界抓挠般的指手画脚。正如我们已经不在乎幽默，而是只关心笑话那般草率。当轻贱用繁复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人也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境地。

你身居所谓的大城市，不因为其他，仅从生存环境出发就可以散发出轻贱的嘲笑和不屑，这是虚妄的一种，就像当干部面对属下的飞扬跋扈，你也一定可以想到他面对自己的领导时又是如何一副理所当然的卑贱，原因就在于没有干部是可以凌驾于天下所有人之上的。上海人也不能做出这种凌驾之势，当你稍微轻贱出居高临下的表情时，你让巴黎人怎么想，你让纽约人怎么想，你又让你那迄今仍在农村只是不再种地而是在开发区工厂旁盖起了楼房的老爹老娘和叔婶怎么想？

所谓虚妄，正是站在一个看似有优势的点上，对着身下之物发出轻蔑的眼光，而自己却不知，远方和高处仍有一双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污垢无处不在，在人类社会中最可耻的一种污垢便是在你我的眼神中。那种积累了见识、美学和出身的狭隘，是真正的藏污纳垢之地。

我个人对上海以及上海人充满好感，温和、包容，且待人处事处处透着有教养，时时都以国际大都市市民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是那种松垮垮的地域风貌所呈现的散漫和狭隘。我的理解是，倘若你是一个合格的上海人，怎么会对酒桌拼酒、年节期间刷碗做家务、过年放鞭炮等事动容呢？更不该扯到浓烈的恨意上。

陋习也好，腐朽愚昧也好，不过是某些人类早已存在的惯例，它们的影响力远称不上伤害，即便是刺痛般的深恶痛绝，那也是过不了几日就可以转身避而不看的东西。唧唧歪歪地如同自己所仇恨的百姓式婆婆妈妈罗里八唆，且又振振有词好比法庭上陈述案情，带着仇恨心态和讥讽表情，这不是接受不了小城市世俗生活，而是尚且没做明白一个国际大都市之市民。

人性的污垢又在于我们总是狭隘，总是用自身的困境来丈量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而此时并不能起到甄别是非的目的，只能是连同自己的观点和狭隘一起掉入世俗的泥潭。而世俗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盘问你的收入和性取向，还有包容你此时的所有狭隘和轻贱。

庸俗的已婚妇女的对立面，也不一定就是自由、快活、冷酷的单身女郎。眼前的那点快活，比如跟陌生人之间的貌合神离、与店员之间发生的嬉笑问候、在夜场里的逢场作戏、跟客户说些讨喜但又处处小心提防的话、与同事或者朋友保持着简单问候且绝不冒犯到对方私生活的关系，难道就不是庸俗的一种吗？其恶俗程度在我看来，比七大姑八大姨对你收入恋爱否的探问更不值得原谅。倘若要选择一种进行唾弃，前者没被选择的理由只能有一个，就是选择的主体自以为已经从泥潭中拔出左腿，而对右腿的污垢视而不见。

换个角度来说，用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也非常奏效，这恰是我们普通人生活哲学的一种常态伎俩，但此处的嘲笑、讪笑、讥笑也仅仅是一种面对事物的方法，那不应该是真理在握般的振振有词，更不应该是双手掐腰高高在上俯视之后的一种仇恨表情。

有时候，说话者包括《人性的污垢》这篇文章的作者我，都非常容易陷入泥潭，你所嘲笑和不容的世界，既包括你自己在内，也还在不停歇地将你融化，这是世俗的力量，也是我们永远没法更改的处境。

没有一种世俗永远充满真理，也没有一种反对世俗的态度是正确无误的。

抱歉，我只是在嘲笑恶俗

毛利

意料之中，《我为什么仇恨小城市》发出后，口水如潮。除了身在小城市者的不甘心外，还有人叫我不要这么嚣张，“这是世俗的力量，也是我们永远没法更改的处境”。

抱歉，我再次无法同意这世俗的力量，并且毫不客气地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世俗，而是彻彻底底的恶俗。

恶俗是什么？《恶俗》一书的作者保罗·福塞尔如此解释：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

小城市正生活在一片恶俗之中。尽管人们再三说，在小城市可以享受安逸生活，可以随时进行田园牧歌，可以享受真正的风土人情。实际上绝大多数三线城市看上去都千篇一律面目可憎，乱糟糟的主城区，一条名叫中山路的步行街，一些鸿星尔克、ONLY专卖店临街叫卖。它们如此统一，以至于你只能从人们的口音中辨别自己到底身在何处。有些风景优美的小城市，也摆不脱单调乏味的宿命，怀念它像怀念自己的一个梦，真正身处其中只会不堪忍受。

这些三线城市遍布各处，却随时随地都在发出呐喊：回来吧，大城市有什么好，不如家好。比如作为一个女性，在大城市单身一人打拼到三十岁，人们觉得不如回来结婚生子，哪怕年三十就要洗碗洗到元宵节，好歹你是个有家有孩子的人，做家务本来就是女性天职。而城里打拼的男人更让父辈担心，他本来在家对着老婆颐指气使，何必在城里受罪？

大众不理会男女平等也不关心女权主义，这些以男人和被男人驯服的女人为主要力量的大众，始终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你的好，却又时不时地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

李娜赢了球，在墨尔本以一口漂亮英语回答采访。大众急了，你为什么不说中文，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他们跑去上海广州，听到上海话和粤语，又气得要死，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是不是歧视我们？大众无法承受被冷落，他们只能接受赵本山式的小品，主人公不是比他们穷的农村大爷，就是有身体缺陷的残疾人，看着这些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我比你行的优越感。

大众即恶俗。这导致了春节联欢晚会永远不会好看，没有一个导演有勇气得罪大众，他们必须把水平放得很低，想想村里那些大爷大妈们会不会开心。而李娜早就想开了，不会刻意讨好大众，我的努力与你无关，你再骂我忘本我也不会展开笑颜。

正如T.S.艾略特所说：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当大众被戳到脊梁骨，有人敢说自己家的东西不好，他誓死都要跳起来和你血战到底。

对于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我毫不介意。但好奇的是，居然有人会站在大众这一边，告诉你世俗永远不能改变。

福塞尔是这么说的：恶俗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唯一的办法是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做的话，那你只能哭了。

当你身处小城市，对逼婚的外婆甘之如饴，对斗酒的场面欢欣鼓舞，对洗碗的妇人视而不见，然后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故乡亲情的一部分，要懂得人情味，要识得家乡情，我不得不警惕起来，觉得此人是想捡一些现成的好处。

因为取悦大众如此简单，看看大小荧屏里那些糟糕的影视节目，就能一目了然。

小城未必寡民，大国仍需自信

——与朱白毛利商榷

张冠仁

作为一名上海人，在下还是沾染了某些地域习惯的：比如围观。每有笔仗，就想围观。尤其是这次朱白兄和毛利姐关于大小城市之争的几篇文章，读来甚是有趣。

朱兄凌空虚蹈，毛姐贴地而行，空对地，地对空，基本算是鸡同鸭讲。毛姐的文章深深透出一种深深的少年不松江、中年恨小城的思维定势，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地理所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缺乏逻辑支撑本身就是女性特有撒娇的权利，而朱兄这边倒好，引经据典祭起了库切的《耻》，盖了这么大一罪名逼得人家毛姐不得不搬来了《格调》之父福塞尔匆匆应对。

其实本来问题也不复杂，本来人家毛姐不过就是“每逢佳节倍傲娇，闲来撒娇兼卖萌”：三项这个互联网时代赋予全体女性和部分男性所特有的政治权利！

结果这种天赋女权被朱兄不解风情地上升到《上海人，让人家纽约人怎么想》的高度，地域全称一来，问题就开始复杂了。朱兄的文章我向来是爱读的，这篇文章写得也很赞，但可惜通篇大词飞，指东打西毫不慷慨唯独不解一颗远嫁他乡的女儿心。最后逼得人家毛姐喊出，大众即恶俗的口号！还把李娜说英语的个体行为和春晚解读成为二元对立。

最后，一场其实本来很有讨论空间的笔仗焦点发虚枪靶脱手。

大城市小城市的问题讨论呢，我个人是很有兴趣的。在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区分何为大小城市，是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吗？还是仅仅限于北京上海之于其他城市？

我们讨论的是资源不对等，还是文化不匹配？是上升空间闭塞，还是退出机制不健全？这都是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分开可以谈论好几次。

我读了一些痛斥小城市落后、民风不启的文章，印象中对小城市最不满的第一点就是小城市文化中对私人领域的不尊重：比如嫁了没？怎么还不嫁？工资多少？怎么还不加？

毋庸置疑，城市文明的进程和确定个体的私人领域息息相关，我想这也是毛利所谓的，站在南京东路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gay，可是我是不是gay和南京东路有没有人在乎有关系吗？难道他们一在乎我，我还改了性取向了？

首先我不是gay，其次南京东路南来北往成千上万人，有个把人因为对你的装束和长相停留一秒半秒动了心思，甚至gay雷达频频闪动，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你人在哪里，王府井大街还是苏北小城，周遭的社会压力对你个体选择、个体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不能因为自己忘带了手机充电线，就怪中国移动信号不给力吧？

如果有人以为“催婚”仅仅代表了“小城文化”的话，那么我可以列举自己的例子，在上海市南京东路往南不到两公里处：一个刚刚过30岁无不良嗜好头发未秃的青年男子也同样遭遇了饭局上亲属们的各种逼婚催促，他就是在下。所以当前形势之下，“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催婚催生之责”!

我觉得这是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造成的价值观鸿沟。在农耕文明占据主流的传统地区，三十岁过了你还不生娃你就是流氓犯罪！而对于城市文化来说，可能三十岁刚度过“巨婴时期”。简单来说，就是“毛一代”的孩子们要解决“邓一代”孩子们的婚恋问题。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同样地，后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历史鸿沟在两代人的婚恋问题上短兵相接了，你说怎么办？

所以，小城未必寡民心态，而大国仍需自信精神！

其次，对小城市不满讨论比较多的就是上升空间缺乏和城市文化的问题，小城市闭塞，拼关系讲人脉。可是大城市难道不是这样子么？只不过区别是，小城市可能缺乏大城市所具有的新兴产业的存在空间罢了。简单说，传统工业更青睐于高校资源不足的中小城市，而IT互联网服务业比较青睐高校资源丰富的大城市。难道在大城市的互联网企业里就不拼关系不讲人脉？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同学之谊，海外校友之情，上下合作情谊，都是关系也都是人脉。只要人类还有社交属性存在，那么讲关系拼人脉就是社会大趋势。只不过拼和讲的程度不同。为什么没有指责美国富二代能找到克林顿写推荐信就是拼爹呢？从小到大，你的出生地，学区房所在，受的教育都是拼爹的结果啊，难道你真以为是拼手气吗？

小城市上升空间小，大城市就一定大了么？我看则未必。

我更倾向于赞同朱白兄所谓的，三四线城市在贡献人才方面已经殚精竭虑，小城市的人才空心化已经彰显，它们为北上广深输送了大量精英，而不过区区过年十几天而已，精英们回到小城市就百般不适应？难道没有一点建设“小而美”，我们国家已经太多“大而全”“杂而乱”的所谓超级“国际大都市”了，为什么不能多增加一些“小而美”“富而洁”的中小城市呢？这样我们的生活选择岂不更为多元，而不是仅仅憎恶地对待那个不期开化丑陋粗暴的家乡，好像我们一甩手一扭脖子就能撇清彼此之间的血脉关系一样。

最后，我想说网上那个所谓关于青年是否有志是否上进的判断标准：是蜗居大城市天天为房价打拼，还是卧居小城市天天为关系打拼。暂且不论这种标准是多么粗糙和缺乏必要独立的数据支撑，或许仅仅是存在于媒体人的朋友圈数据，而他们具备了话语权。至少这种简单粗暴的两分法已经植根在我们内心深处太久，以至于我们一开口讨论，它的意识形态幽灵就会自动浮现在我们的唇齿之间。动辄二元对立论，非此即彼吵得不可开交才是要害所在。

其实大城市、小城市看似二元对立，其实完全是可以彼此化解的难题。比如据我所知，叶克飞兄就成功提供了一个身居中山东莞，尽享珠三角繁华的生动案例。

我们该往何处去

——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

叶克飞

早在一个月前，我就动手写这篇文章，但在写了一千多字后，突然兴致索然，干脆放弃。春节期间，读到一篇名为《北上广深打拼的游子，为何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义无反顾》的文章，使我忍不住又敲起了键盘。

它原本是知乎网上的一段问答，随后被疯狂转载，引起众多年轻人共鸣。这是个挺老的话题，无非是在三流民办大学毕业的作者曾去上海打拼，尽管学历有限，甚至没有毕业证，但终于凭借努力站稳了脚跟。而且，身边有太多值得他学习的人，使得他每一天都在进步。之后，因为家庭原因，他被迫回到家乡小城，接受了家人安排的一份体制内工作，看似优越，却无法适应小城的复杂人际关系、身边人的落后意识与扭曲三观。他还是决定终有一日重返上海，哪怕变成房奴。

最后，作者是这样说的：“那些放弃了家乡富足生活去一线城市打拼的，都是有理想有希望的孩子，他们才是这个国家各个领域改变的希望。”

关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争论已经太多，我不反感大城市，但也不打算过度贬低小城市。小城市（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小城）在生活上的安逸与便利，确实不是北上广深可比的。如果地处东南沿海，交通足够便利的话，资讯也不会落后太多。

在人际关系方面，大城市也绝非不复杂。体制内自不必说，甚至比小城市更为激烈。即使是私企，各种人事斗争也是常态，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它比小城市的优胜之处，仅仅在于体制外相对（只是“相对”）更重视能力。在体制内年轻人都以圆滑、顺从为“成熟准则”的同时，体制外则因为有思想或者有技术的年轻人大量集中，使得老一辈酱缸文化的渗透稍显缓慢。尤其是在创意产业、科技产业等上年纪的人基本无法进入的新兴领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重业务多于重人际（但人际同样重要）的氛围。对于有才华也有性格的文艺青年和年轻技术人才来说，算是个相对较好的去处。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它也可免去很多异样目光和生活滋扰。

所以，“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好与不好因人而异，亦只是相对而言。但是，那些“义无反顾”地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总让我感到更亲切一些。

其实，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并未因这个问题而难以选择。毕业后，我便回到了家乡小城，直至今天。作为家中独子，我认为这可算是一种责任（虽然我并未真的尽到了责任，但起码出发点如此）。这种决定并不算讨好，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我这种思维极端老土，同时，我亦知道以自己的性格和奋斗方向，无论是处于老人眼皮底下，还是置身于小城市，都不算十分合适。事实上，我的“不成熟不懂事不爱混圈子”也确实使得家中老人颇为失望——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小城年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很多人就此“义无反顾”奔向大城市的诱因。

毕业十年来，有许多人都曾对我选择“隐居”小城感到不解甚至惋惜。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我身处的行业，还是写作这一业余爱好，都不该选择小城这一平台，北上广可以给予我更大的平台、更大的名气、更宽广的圈内人脉。

曾有一位我极为尊敬的前辈，痛斥我的短视和追求安逸。也有人比较折中，认为我应该先去混个名头和资历，然后再回小城“隐居”。当许多比我年纪更轻的人纷纷在北上广深挂上各种“总”的名头时，这种惋惜声更多。甚至到了今天，有一些人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直接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最有趣的是，有那么几次，媒体或出版业的朋友在向我发出稿约或书约时，直接说“我们明天去哪里哪里见个面，详细聊聊吧”，直接把我当成了京城人士。

我感谢这些友人，不管是惋惜、痛斥还是其他，于我而言都是厚爱。但我想，时光倒流十年的话，也许我仍会如此选择。一来，我喜欢安逸实在的生活多于虚名小利；二来，即使没有北上广的平台，我也相信自己。

但当我渐渐老去，不再是人们眼中的年轻人时，惜才之念也在我心中萌发，就像曾有那么多人对我感到惋惜一样。我有一个同事，留学归来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各种选择，回到这个家乡小城工作。在业务上来说，她极有天分，而且能吃苦；在生活方面，她是这个城市里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聊天对象，读书多且杂，很有思想。其他爱好也多，人十分有趣，从音乐到电影（不仅仅是电影院里的那些大路货）乃至美剧日剧，随便你提到什么，她都可以马上接上话。性格很独立，不依附于男人，不爱花男人的钱，只爱一个人旅游……

不下十个人曾经问我：“她为什么要呆在这个城市里？”疑问中全是惋惜。

这个城市并不差，甚至可以算是国内小城市里难得的“精品”。经济较发达，人均GDP在国内可排准一流，房价是公认的“珠三角价格洼地”；绿化极好，堪称花园城市，整洁干净，城区道路上很难发现垃圾；不太塞车，也不怎么喧嚣，但也无须担心会太闷，因为前往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四地，都仅需一两个小时车程或船程……从生活角度而言，这是国内比较少见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经济、活力、资讯与环境优于一般的内陆小城，但又没有一线城市的拥挤喧嚣和巨大生活压力。所以，很多人称之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像我这位同事，还有与她相似的那些人（尽管非常稀少），仍然要面临许多困境：工作上的付出与回报未必成正比，即使能拿到相对的高薪，也远远不及北上广深，在价值认同上更是有限（偏偏它比薪水更重要）；因为有个性，很难融入相对庸俗化的圈子，在官本位文化、敬酒文化等劣质文化中总是无所适从；要面对相对守旧的家庭和由此延伸出的七大姑八大姨等亲友，与对方交谈的内容永远是“找男友”“结婚”“买房子”和“为什么不考公务员”等几个固定选项；很难有真正在思想上能够沟通、碰撞的朋友，以至于越来越不爱说话……

要应付这些困境，需要强大的内心。这之中的痛苦，其实外人很难理解，并不是一句“你为什么不能改变”或者“你为什么不像谁谁那么成熟”就可以解决的。我不是说这样的人就比普通人高出一头，多读了一些书（这里不是指教科书和学历），多一些所谓前卫的爱好，其实都不算什么，甚至会在生活中带来莫大的烦恼。但如果思想没有依归和回应，存在本身就是痛苦。我并不介意生活的庸俗化，事实上我一直走在庸俗化的道路上，但如果有人能在柴米油盐、房子车子、结婚生子这些事情之外，跟你讨论讨论钱穆、傅斯年、杨德昌、侯孝贤、特吕弗（这个要求其实很低很低）……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

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位朋友明确表示要离开这个据说“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两位都是才女，其中一位更是在三十岁的当口放弃房子车子，选择北漂，从头开始。她们都说，这个城市，她们呆不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城市里，我曾听到的类似说法居然都出自女性之口。一般来说，男性比较爱热闹，野心也较大，女性相对喜欢安逸环境，小城从理论上应该更对女性的胃口才是，为何我所碰上的例子却清一色是女性？即使我的观察远远够不上取样标准，这个问题也仍不免让我思量。

她们的共同特征是有才或有能力、未婚，她们所抱怨的东西也大同小异：工作没有挑战性，同僚素质偏低，缺乏有共同话题的朋友，更找不到看得上眼的男人。而在忍受这一切的同时，她们还会被许多人当成异端，在各种场合被人质问怎么还不拍拖不结婚，回家又会被逼婚。这一切，都让她们感到没有尊严。

这种不快乐，在这个社会中并非个案，也并非仅仅存在于我所居住的小城。我相信，信息更为封闭、观念更为陈旧的内陆小城，这样的例子会更多，而一线城市的原住民们，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常见的一种不快乐。

逃离这种不快乐，甚至比追求工作的挑战性更为迫切。而女性因为社会整体观念的落后（很多人仍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和长期佣人），独立之路更为艰难，个性化的选择空间也更为狭窄。

在那篇《北上广深打拼的游子，为何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义无反顾》中，作者提到了凡客的乔布斯广告，提到了那句“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其实，义无反顾地选择北上广深，未必是人生最好的选择，也未必是人生最恰当的选择，它也未必会真的改变这个世界。但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选择义无反顾，仅仅是为了不改变自己——这种不改变，不是固执，不是如年幼时那样不通世故，也不是刻意与世俗为敌，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变得更优秀、更坚强、更成熟，他们也会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享受或体会世俗的一切。他们所不愿改变的，仅仅是一点尊严、一点坚持和一点理想。

这才是我感到最亲切的。

请永远不要忘记新天地的一杯咖啡是用什么换来的

杨波

吃你的菠萝蜜，

嚼你的松鸡，

你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

——马雅可夫斯基

基于报复性的经济发展及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正处于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股堪称“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也要义无反顾”的浪潮的裹挟下，不要说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即便乡镇和农村，乃至一切野外也将其发展方向孤注一掷地指向了一线城市。而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呢，则更快、更高、更强地指向了纽约，指向了巴黎，指向了骇客帝国。

任何一场歇斯底里的社会运动的首要基础皆为万众一心，那么，如此热火朝天的城市化，可不能指望像老子、梭罗这般不上进的人民来完成。若非绝大多数的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市民，即便镇民和农民，乃至野人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地向成为一线城市乃至骇客帝国的一员努力的话，当前的城市化就摆不出如此庞然而鼎沸的阵势。

由此，既然所有人都觉得大城市好，这几日腾讯《大家》的几位作者所争吵的，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这个课题就实在有些师出无名。大家都是卖西瓜的，为什么要讨论是西瓜比冬瓜好吃呢？还是西瓜比冬瓜好吃呢？还是西瓜比冬瓜好吃呢？

由压倒性的消费、生产和技术发展所制造的极权跟政治上的极权同样恐怖，现在供你享用的是二合一。这种协作式控制令个人失去了对其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的选择权。社会慷慨地赋予你选择自由的前提是，只摆出一样东西供你去选。

所以，《大家》上的讨论令个人看似有选择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自由，其本质却是，基于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大城市，他实际上生活在哪里——或者说，他实际上只能生活在哪里——然后才是对此抱持的各种莫须有的态度，造作、硬撑、栽赃、炫耀、妒忌……

我仔细看了这些基本都是由居住在大城市的作者写的文章，自然，这些文章中的多数都不惜从贬低小城市的角度来赞赏大城市。而另外那些反对这一观点的文章则至多借神秘的人性，装神弄鬼地摆出生活在哪里都一样的消极态度，却不敢牙嘣半个咬定小城市就是比大城市好的字来，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

更多反对的声音则来自文章评论中，或是乡镇居民的破口大骂里，但其姿态亦不是“我比你好”，而是奉劝作者，在吃糠的人面前，一位吃肉的如此得意扬扬、翻来覆去地声明、论证、实验肉就是比糠好吃的道理，多少有些没礼貌。

另外，从站在小城市那一边的论调里，我隐隐地瞧出陶渊明式的，对小城市乃至乡村隐逸生活的梦想来。这不是梦想，是妄想。

诸位，此时此地，中国的乡镇生活已不具备其确实曾经一度且不久前仍旧具备的诗意，而余以屎意。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生活传统上来看，乡镇已尽为遗迹和废墟，变成城市的排泄物。以一线城市为首的城市们像抗日影视作品中毫无人性的鬼子一样，对这些乡镇反复实施着三光政策，甚至向井里下毒。村里家庭破碎，只剩下老少妇孺，这些老少妇孺们皆惶惶如丧家之犬，其中一些过于惶惶的，甚至招安于鬼子们用以收买民心的慈善组织。

“X漂”自己或许也清楚，为了实现其以大龄单身为标志之一的大城市主义所牺牲的，至少要包括被其遗落在小城市里的老少妇孺的惶惶的心。我不是暗示这样的人家庭观念淡漠，城市化在中国所推动的，人类史上任何逃难皆无此规模的人口迁徙令这种淡漠和那种惶惶成为势必，但以此为傲是不是有些蹬鼻子上脸呢？

所谓恶俗，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庸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贫穷不是罪过，但赤贫是。对仗一下：庸俗不是罪过，但恶俗是。追名逐利是庸俗，甚至作淡泊名利状地追名逐利也可以算作庸俗，而损人利己乃至伤天害理地追名逐利则是恶俗。如今来看，化善恶为利害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俗。就此，一线城市要比其下恶俗一千倍一万倍。某场交易、某条决策、某纸合同在被制订和签署时其环境愈富贵别致、其过程愈温文有序、其签署者愈含笑有礼，反愈加剧其不以为害反以为利的恶俗程度。

你是不是很难相信终年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是世上唯一将原子弹实用于战争的国家？还有，这个一直将人权挂在嘴上的国家是靠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来建国并以对非裔黑人的绑架和奴役来发展的？由此，美国的人道、自由和民主算不算一种恶俗？不要以为罪恶会随着犯罪的结束而结束，不要奇怪你手上为何会沾着你看似并未参与其中的血。请永远不要忘记新天地的一杯咖啡是用什么换来的。在城市化进程自高而下对中国城镇的洗劫和虐杀之下，你在新天地喝一杯父老的血，这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允许一部分饭店要有龙虾卖，一部分澡堂要改建为夜总会，一部分房子要变成别墅，一部分城市要进化为一线城市，否则，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到哪里去消费其富呢？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变富的方法，及被其商业成功学所颠覆的大众价值观，先后从客观和主观上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尽管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中相当一部分已不再在中国城市使用其富了，却更为殚精竭虑地借中国城市来增长其富。直截了当地说，城市化更多是为这帮富人服务的，一个自诩白领的打工妹上班八个小时路上四个小时之外还抽空去新天地喝杯咖啡即借此造就“这一切都值了”的美妙虚荣，正是这服务的核心部件。

我迄今遇到过的最恶俗的一段话出自我的一位前同事，在广州。其所就职的公司刚参与了一项政府项目并赚了钱，他满脸喜色地慨叹道：“现在想单干些什么真是太难了，一定要设法傍一些大户——如这一单，政府吃肉，我们仅在一边喝些溅出来的汤，即已盆满钵满。”此话没错。若将一线城市喻为一缸肉，二线城市就是一盆饭，三线城市就是一碗菜，以此类推，到农村就成了一碟糠，而无论肉还是糠都首先由“先富起来的那帮人”来享用，且要有意无意地溅出些汤来让懂得和谐和投机的人“盆满钵满”，以令其吃这碗东西变得合法而服众。

不用说，你在一大缸肉旁边和一小碟糠旁边各自混到的那几滴汤的营养价值不可同日而语。谁不想过上好日子？

如今，中国的小城市和乡镇只生活着两类人：一类是须待在原地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者身份的人（即使他在北京或东京有房产）：一类是想去但去不了大城市的人（这两类中后者更乐于乔扮成业已不存在的所谓从容、无压的乡镇生活方式的捍卫者）。

以我家为例。我的故乡太原算二线吧。我妈有退休金有房，吃不惯太原之外的几乎所有食物；她几年前长了一个良性肿瘤，几乎在我的强迫下去上海成功做了手术，但她依旧抱怨说在太原本就能不麻烦更便宜地解决此事，直到一位跟她相仿年龄和病情的邻居在太原做手术后半身不遂，她才逢人就劝“大病还是要去大城市看”。我妹夫在机关工作，我妹则打理一个小店，两人有房有车，他们节假日最爱驱车去北京待几天，为太原到北京不断缩短的车程感到高兴，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跟北京人的区别仅是那几小时车程而已。

这里提一下从大城市逆流迁居乡镇的人，我亦将之分为两类：一是逃犯，不解释；二是艺术家，他们迁居的乡镇皆为旅游点，如大理，号称想借此找灵感，但我相信即便从未被灵感造访过的俗人也不介意长居久安于此——这些艺术家多为歌手，以在为一线城市而来的游客服务的酒吧里演出来生存；还有靠卖画或拍电影发了财的，他们不算迁居，洱海边造价昂贵的别墅不过其行宫；还有个别稿费收入已可提供舒适生活的写手，而其稿费和写作内容则皆来自大城市。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些迁居乡镇的艺术家只是换了一条实现其大城市生活的途径而已。看来一辈子也买不起楼了的文艺青年们啊，千万别学这些为虎作伥的家伙。

事到如今，这世上已找不到比“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更为反动的思想。我们现在住在地球村里——所有的城镇混成一谈，所有的街道和房子混成一谈，所有的人混成一谈，所有的生活混成一谈。而所有生活都是对“一线生活”的模仿，所有人都是对“一线人”的模仿，所有城镇都是对一线城市的模仿——其单位越小、级别越低其模仿也就越拙劣，再僻远的农村也心朝京沪广，将飞舞着苍蝇的烧饼店命名为啃的鸡。连京沪广也在模仿，却并非在模仿纽约，纽约已不被它们放在眼里，其所模仿的终极榜样由人们业已失控的欲望所锻造，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索多玛，但确定它一定不会是乌托邦。

城市化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放眼四处，对民众或明或暗的各种城市化怂恿如水银泻地一般。多数相关当下的主流影视剧都是充斥着对都市生活的赤裸赞美。选秀节目中诸多乡镇选手声称要去实现的明星梦想当然不可能在其故乡达成。《爸爸去哪儿》所选择的乡镇和住所，为何总在强调其破败和混乱，落后于都市的一面？将这帮优越感鲜明的时尚富人布置在脏乱差的乡下背景之上，这种反差是如何提升收视率的？

《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布尔乔亚化的《乡村爱情故事》，《乡村爱情故事》则是资本化的《甜蜜的事业》，这一从一而终的线索里对大众生活做出某种显而易见的训诫和教化。

还有那些带着乡音和肚脐眼里的泥来歌颂都市情调的写手们——一帮父亲曾砸毁过佛像的打工妹们兴致盎然地为圣诞树戴上了一颗硕大的五角星，一帮爷爷在城乡结合部的养老院里等死的打工仔们在爵士乐酒吧里幽幽地点燃了一支雪茄。这些渣滓，这撮帮卖掉他们的人数钱时要求佐一杯来自新天地的咖啡的屌丝，这些如阴霾一样荡漾在国际大都市每条阴沟里的炮灰。

请永远不要忘记新天地的一杯咖啡是用什么换来的。是我们的孩子再没有任何野外可以玩耍换来的；是野外全部变成了矿、水坝和垃圾场，或旅游点那样的塑制品换来的；是我们将父母遗弃在这样的野外换来的。新天地终将变成野外，那些正在此喝咖啡的和拼命要奔赴过来喝咖啡的人正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一个封闭系统内某一部分变得有序，要以其外某一部分失去更多的有序为代价，即全系统的熵（混乱程度）增是不可逆的，直至这一系统所有粒子作无序的布朗运动为止。先是大城市吞噬小城市，小城市吞噬乡村，乡村吞噬野外，最后野外终于回过头来，吞下所有的东西。

大小城市的实证论法

——讨论大小城市时，你在说什么？

李华芳

【1.方法论问题】

公共讨论之所以难，是因为讨论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全都没有共识，所以难免鸡同鸭讲。例如在到大城市去还是到中小城市去这个话题上，新世纪都过去十几年了，《大家》作者们的探讨仅停留于情绪渲染层面，这当然是令人失望的。但这些情绪化的作者当然照旧可以指责我后面要说的这种“实证主义”方法。

我在《中国小城镇往何处去——重读费孝通》一文里提到过，在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你的论证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抽样，二是因果，三是一般化。

先说抽样问题，比如《大家》里讨论大小城市问题的水平没有提高，主要的原因是都选取了自己的极为个别和有限的样本，这样当然会有人说小城市的好处或者坏处。但“你自己”这个样本具有代表性吗？而且什么又是大城市，什么又是小城市呢？为了避免歧义，我就暂时按照人口和经济规模，将“北上广”称为中国的大城市，杭州、宁波这样的长三角城市就是中型城市，舟山这样的就是小城市。

二是因果性判断，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大城市里有理想有各种小城市没有的选择。然后一个回了小城市的公务员信誓旦旦，总有一天要回大城市。这个豪言壮语谁都可以说，但动机难测。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看看行为。在固定住其他的因素后，也许会发现这个人虽然嘴上说自己喜欢大城市，但一直呆在小城市，那么这个小城市里一定有什么吸引了这个人。但这个原因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呢？

这就要提到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般化。也就是说，你这个因果关系能不能一样用在很多其他类似的人身上。如果你只有一个样本，你为了个心爱的女孩或男孩留在了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得出结论说人留在某一个城市是为了爱情，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有多大呢？能不能一样用在其他人身上呢？会不会有其他更多的反例呢？比如说大学毕业为了工作分开的情侣，比如说为了打工而劳燕分飞的夫妻？这时候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是更普遍的情况，然后才能仔细分析你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可以一般化，用在其他地方。

【2.当我们说去大城市时，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光说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人可能是由于太爱自己的家人，或者能找到潜在的结婚对象，或者贪图安逸的生活，或者基层公务员有隐性的福利，等等，总之，有千奇百怪的理由。我还知道有人卖了北京的房子去丽江开了家店的，但这种“样本”很小，其提供的“因果关系”也是千奇百怪，没有什么“一般性”。

经济学界比较喜欢研究的是收入问题，这意思是说，当我们讨论“一个代表性的人”或者“一个平均意义上的人”在面临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选择的时候，哪里收入高往往成为最大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是收入高低和工作机会影响了这个人的选择。但反过来，这一结论不一定能用在每一个特定的个人身上，例如那些为了真爱的。所以当我们在说选择大城市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统计上看大部分人是这么选择的。

也就是说，在固定住其他的因素，单看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收入差距，然后看是不是大量的人的行为特征符合“高收入的地方更吸引人”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当黄亚生和我编辑《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镇化变革的反思》、周其仁写《城乡中国》以及陆铭撰《空间的力量》说“人要去往大城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说的是：普遍而言，大城市里收入更高，有更多工作机会，所以有大量的人实际上是从小城市或农村到大城市里去了。

那么怎么来确定我们这个是不是胡说呢？这时候你搬出个人的经验，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因为你个人的样本、因果关系都是有限的，很难被一般化。一般化往往要依靠更大一点的抽样。当然普查是现在所知的最大抽样，就是把所有人都查一遍。

让我们以上海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来看看我们上面说的东西是否可以一般化。先看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因为对我们的收入影响城市选择来说，劳动适龄人口最关键。

表1：上海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1）

那么这些劳动适龄人口主要是户籍人口呢，还是外来人口？普查结果发现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数为884.11万人，所占比重为52.9%，外来劳动适龄人口数为787.51万人，所占比重为47.1%。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但你进一步看，就会发现在15～44岁年龄段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说明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相对于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更为年轻。从平均年龄看，上海户籍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42岁，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09岁。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拉低全市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至35.46岁。

图1：2010年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分年龄、户籍人数

图2：上海在业人口户籍年龄结构（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1）

上海市在所有工作的人口中，本市户籍在业人口仅为47.4%，外来在业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比重为52.6%。也就是说，养活这座城市的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并且外来工作的年轻人更多，25~3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外来人口的比例是48%，意味着近一半外来的都是年轻人来上海，这也足以证明上海的吸引力。这样分析过后，至少比原来清楚了一点，即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到上海来讨生活，选择大城市的“收入理论”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当然更细致的研究要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调查等，对比这些年轻人及其相似群体在不同城市的收入水平，然后看看“收入水平影响城市选择”是不是能在更大范围内成立。

【3.当你说选择大小城市的时候，你在说什么？】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抛给那些参与或准备参与这个议题的作者和读者们的。

当你说选择大小城市的时候，你的样本是什么，你假设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你用了什么证明这种关系，然后你的结论是不是可以一般化。仔细想想这些问题，讨论往往会更有成效一些。

大城市，留下还是逃离

留下

外地人为何痴迷北上广

石述思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规划》）日前正式公布。

对于热衷到北上广寻梦的外地人来说，这宛如正式敲响警钟。在未来城市化的总体规划蓝图上，这些特大城市将提升入户门槛，以缓解这些城市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就业、生活压力。

从城市的布局来看，现在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了142个，1978年时只有29个。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世界上也就是25个，500万~1000万的城市有10个。

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综合承载能力的矛盾在加剧，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控。北上广首当其冲。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最近指出，北京2000年到2012年这12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517万，每年增长43万。而上海每年增长53万，广州12年每年增长43万，深圳每年增长56万。这些城市资源环境的压力太大，确实需要减负。户籍政策与规划是配套的，要严格控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要坚持从紧。

长期以来，外地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承受着超高房价和生活成本，直面拥堵和竞争压力，来北上广打拼，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集中了超乎寻常的资源和机会，一个户籍背后就拥有中小城市难以企及的福利——以北京为例，户籍居民不仅享有本地教育和医疗的便利，相关的社会福利也超过80项，有人测算，这些福利价值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获得全面兑现，一场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大迁移成为潮流，目前仅在城乡漂泊的候鸟人口就超过1.3亿。

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城市化的失衡，一线城市对各类人才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多数大学毕业生将北上广当成奋斗的起点，北漂、沪漂成为社会流行语，市场化的自由流动与行政化的城市管理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户籍制度成为备受诟病的焦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都在致力于中小城市的发展，但相关的配套措施、资金、资源却优先供给大城市，导致中小城市缺乏发展的动力，以至于更多人云集大城市，并最终形成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等大城市病。

可以预见，如果深层根本问题不化解，尤其是不努力填平中国城市发展的政策、资金、资源鸿沟，仅仅靠严格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无法阻止外地人口冒着歧视的压力大量涌入都市。即使北上广关小城门，他们也会做出次优选择，向二线城市尤其是省会集中，而不会将中小城市当成未来的归宿。

短期来看，北上广面对的人口集中压力不会快速降低。比忙着关上城门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保障外来人口公开公平公正地获得有限的新市民名额。公安部提出，要通过积分制的办法，阶梯式的通道来进行落户，来合理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而这需要首先对传统的户籍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经济化转型，前提是有真正的法制化保障。

中国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长远看，缓解北上广人口过度集中的困境，首先当对大都市城市功能进行科学规划，合理疏散，通过产业转移、资源共享等方式，在自身转型升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要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比如当下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就是值得期待的实验。

中小城市自身发展则当牢牢把握四化同步推进的原则——城镇化是目标，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基础，以产业集聚推动人口集聚，避免过去人为造城带来的空心化误区，毕竟，不少地方政府已经为频现的鬼城交足了学费。

城镇化的根本是人的城镇化。《政府工作报告》具体、形象地讲到了“三个一亿人”。这三个一亿人，第一个一亿人是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一亿人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人是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种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做法是符合当下中国实际的，也是政府决策进一步契合规律、向科学化、精细化前进的标志。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障地方政府摆脱GDP崇拜、遏制投资冲动、治愈房地产依赖症，都是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道尖锐的考题。

总之，在一个全面开放、自由流动的年代，三中全会又明确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想缓解北上广的人口压力，单靠政府设置行政壁垒去谢绝外地人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果的。

外地人不再痴迷在北上广打拼的唯一前提，是中小城市真正具备了吸引了他们奋斗生活的魅力——以改革发展的名义，以实体为王、产业集聚推进城镇化的名义。

北京依然值得留

何三畏

我在北京PM2.5值达到430的晚上，敲下这样一个题目。十一长假正要过完，无数聚居北京的有志青年正在候鸟似的陆续返回。他们像一群不收心的孩子，在路上，在上飞机前和下飞机后，就开始抱怨北京——除了空气污染，还有各种情绪。朋友圈好多这样的帖子。我理解这种心情，我想跟他们讨论一下这个心结。

最近几年，经常看到“逃离北上广”的消息，还有很多的这类心情的文章，意指大城市越来越不宜居，而北京尤难。但是，我也觉察到，这些消息基本都来自居住在北京的青年。他们在北京诅咒北京，北京是一个让他们爱恨交加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在这样的心情下真的卷起被子就走人了，或者另外的一些青年，真被吓得不来了。我希望这只是一种心情表达，不要付诸实施。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满怀志向和野心的青年来说，北京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它的种种“不好”，和它的“好”折抵过后，还是值得留下来的。

就说北京的空气吧。污染确实是真的。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确实有害。每年确实有不少这样有害的天气。但是，你还应该想到，这也可能有北京的一切包括天气都过于敏感的成分。各国使馆一定设在北京，美国使馆觉得他们自己有权发布他们周围的空气污染指数（尽管中国的官员批评过他们这是干涉别国事务），这可能更带动北京环境部门成惯例地发布，让我们呼吸到“真实的空气”。

同时，我不相信北京的空气是中国最坏的。你可以查一下，中国哪些地方的酸雨严重，这个网上有，而且那一定不是北京，说不定就是你的家乡。你住在北京，有人天天给你报告空气污染指数，你感到惊恐，以为不得了了，然后你开始想念故乡，在你的想象里，故乡的天空永远是明澈的，像童年一样明澈，但这是不实际的，故乡现在不是那样，童年的故乡再也回不去。

再说，你不是渴求公正和平等吗？空气可能是最为公正平等的资源。在北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比你更有钱、比你更有权的人，他们也在呼吸着与你同样的空气。又因为北京是首善之区，它一定会首先治理好。有关官员说过，北京现在的空气是15年来最好的，这话我还不觉得是绝对不靠谱。但过去的空气已经呼吸过了，可以不管了。而我相信，未来15年，北京的空气可能比你的家乡进化得快。

当然，我知道你听我说话一开始心里就想着房价。比北京的空气更有毒的，就是北京的房价。房子是北京的寻梦青年最真实的路障。我真不该提这个，但不得不提。如果我让你伤心了，对不起，我正想安慰你。

当你用一年的劳动，也不能换回一块地板砖大小的屋面，房子已经不是房子，而是一个神话。你不能把神话当自己的梦想。你不能用父辈和祖父辈的积蓄，或者变卖外省的产业，来补助北京的开发商和北京政府财政。这不符合人类的赡抚伦理，也很不道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运气不是特别好，如果你的上辈的钱不是做官得来的，你不应作此想。

没房就没房，没房就租房。北京有的是房子，有房的不住，要住的没有房。是的，租房也很贵。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大约就抵一间两居室的租金，而你还得吃饭，穿衣，交友，买书，继续充电求发展。那就租地下室、合租地下室。几个朋友挤一间，一对恋人挤一间，甚至几对恋人挤一间。在这个时代，这不丢人。就这样，如果你还有梦，我还是劝你留下来。谁说地下室盛不下理想，装不了爱情？我觉得人生的未来，民族的理想，国家的前途，很适合在地下室萌芽和构建。年轻人，输得起，你一定要会梦想。在这个时代，住地下室不丢人。

超越了房子，还得超越户口。户口比房子的毒性还大。它不是一种有市价的资源，也不能用才华去兑换。如果你没有进入相应的轨道，你愿意不惜代价地追求它也不得其门。户口是一种行政资源，它只在体制内运行，其规则不可捉摸。

户口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金量。过去二十年，户口带来的住房红利，已经膨胀几十倍了。今天，根据媒体质计算，一个北京户口有八十多项福利。平均看来，买房能省四十六万，上学省八万多，孩子考入北大的机会多四十多倍。那么，如果你们的爱情在拥挤的出租屋和地下室诞生了，如果想要下一代，如何能不为户口上心？

对此，我没有任何高招。我所谓的北京仍然值得留守，是说，无论如何，青春年代与其在外省挣扎，不如在北京历练。如果你没有能力让孩子在北京受教育，我觉得你要审慎。农民工的孩子当然基本上都在家乡留守，但我这篇文章是为受过良好教育而不甘寂寞的青年写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时间差：跟外省任何地方一样，北京的幼儿、小学和初中是可以买通的。那么，到孩子中考前，还有十多年，你可以考虑生下来，到时候，说不定国情已经变了。可是，这个谁都不能担保。此外还有私立学校，你可以让孩子不走中国的高考路线，高中毕业就去国外念书。为孩子挣这笔学费，可以作为你中年的人生目标之一。

为了那么多外省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大事”，我曾经想过，政府是不是应该鼓励营利能力强、员工人数多的企业，自办幼儿园和十二年制教育。我觉得像腾讯这样的公司就有能力。这样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国有企业自办基础教育，党政机关也有自己的子弟学校。那时是用国家的钱，国企和机关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是让公司“承担社会义务”，道理还好讲一些，社会公众不会抗议。

空气、住房、户口、教育等“大事”，真是正反都纠结，我是要引导你看到这其中蕴含的“爱北京的理由”。为什么北京的房子、户口和教育屏障这样高，不正是因为北京的优越性么，这就是留守北京的理由。下面，我得讲一些留守北京的硬道理：北京的纯粹的好。

北京的饮水和食物，是最靠得住的。你不能想象，北京的水不可饮用。你不能想象，北京出现大面积的食物中毒。我知道在网上有说，北京的水很危险。但我还是相信，那是因为它是北京：北京的饮水再不安全，也比外省很多地方安全。我知道，想念故乡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但是，如果你的故乡不是在省地级以上的城市，而是县城或者村镇，你的饮用水源已经不那么可靠，无论是河流还是井水；你在外省任何地方，买到假冒伪劣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概率会比北京高。祖国这么大，如果某一个坏人不是想自投罗网，他何必跑到北京去卖假食盐假牙膏勾兑醋苏丹红？

如果你觉得文化、艺术、体育等设置和机构对你有时还有点意思的话，这也是你留守北京的理由。除了首都和个别直辖市，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之类，如果有，也是摆设。在外省，文学家、艺术家、媒体人也难得形成氛围和有所交流。而这对于青年来说，是有意义的。

另外，我觉得北京人比外省更讲道理。你作为外省人，在京城本来也很少跟原住民打交道（所谓原住民的概念，在这个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时代，其实很模糊）。你打的士，司机是河北人，你到农贸市场，卖菜的大婶是安徽人。但是，北京这个地方，外地人到来后，都比在家乡更讲道理！你不要说北京的出租车也拒载，也坑人，你要想一想你在外省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一定要这么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最好的。

总的来说，在北京，日常小事是比较讲道理的。跟你在家乡不一样，家乡熟人多，道理都在熟人那一边，这不是好事。在家乡，小事讲人情，大事讲关系，这也不是好事。在北京，小事讲道理，大事才不讲理。而我们升斗小民混北京，不就只有小事么？

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北京给年轻人的机会更多。北京很有钱。北京对外省的影响是政治，外省对北京的影响是金钱。政治从北京批发出来，金钱从外省聚敛回来。上帝知道，一个地方只有贵族是没法运转的，贵族的生活品质需要平民去帮助实现。简单地说，他们需要打下手的，他们需要服务。

此外，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北京有那么多的官方机构，它们时常出其不意地丢一些外包业务出来。这些可能在第五级蚕食之后，落到一个具体操办的平民子弟手上，这样就会有许多人找到了事情做。而具体做事的，往往是天天在等待的青年。这就是为什么北京能容纳那么多外省来的男女老少，无论识字的还是文盲。

在北京，两块钱的地铁票，可以贯穿整个城市。只有北京才可能用这么多钱补贴市民，同时也惠及城市流民。如果你只想活着，没有别的诉求，北京，真的欢迎你。但如果你说话有点出格，你更应该留在北京。因为你说同样的话，在外省，可能早就出格了，在北京，可能还没有人理睬你，因为你那点出格话，在北京还算平常。北京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大气和包容啊。

京城历来居不易。这一点，凡是想在北京寻找青年时代的梦想的人，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看到每天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行色匆匆地在京城奔走，我想，他们心怀怎样的梦想，怎样的志气和野心？怎样的激情和艰难？我啰唆的道理，搔到他们心里的痒处了吗？如果是，请回我一个微笑。

为什么高房价赶不走人

傅蔚冈

房价永远是媒体和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但也是谬见最多的领域——最近的一个谬见则属于高房价和人口之间的关系。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在12月16日举行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地权演变与房价调控”的专题研讨中，北京师范大学董藩教授认为，“北京的交通比较堵恰恰是因为北京的房价太低了”，其逻辑是“如果北京的房价放开，房价足够高，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涌入北京，他们会自动离开，房价自动就可以起到交通疏导的作用”。

不只是一个人对此持赞同意见，如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也认为：“用房价或是用其他的生活成本高低，来决定这个城市能容纳多少人。”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房价高了，自然会有很多人离开这个城市。因此，目前严格控制房价，又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目前控制房价，必然有一部分人会捡这个漏进入北京；相反，如果房价放开，那倒是会让很多在这个城市生活不了的人离开这座城市。

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啊，如果房价高了，必然意味着会有一部分人离开这座城市。比如说因为预算约束，在三环内买不起房子的人，就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离开三环到四环、五环甚至六环居住：北京天通苑之所以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社区，就是因为这里容纳了太多在市中心买不起房子的人。当然，他们还是在北京市区上班。

如果城市内的一个城区房价过高，那么这部分人会沿着这座城市内的价格洼地寻找适宜居住的地区，但问题是，如果整个北京的房价都上涨了，是不是意味着这部分人就会离开北京而到其他城市工作和生活？就像任志强所说的，用房价或者其他的生活成本高低来决定这个城市能容纳多少人，用高房价把人赶走？

任志强和董藩的观点当然是错的，但错误之处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价格机制不能够在交通和住房领域发生作用，恰恰相反，在价格机制充分作用下，房价越高，恰恰会导致越多的人到北京工作。

为什么房价越高人越多？从直觉上这似乎很难理解。那我们就先来看几个直觉上的例子。国内房价最高的两个城市是北京和上海，恰恰是这两个城市，其人口也位居国内前两位。如果任志强们认为北京上海之所以人口增加是因为房价不够高，那我们去看看那些房价足够高的城市。

东京的房价位居日本之冠，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东京都的人口为1301万，约占日本人口的10.2%，但是其国土面积大约是日本的0.58%。如果再算上东京都市圈，那么其人口约为3567.6万，约占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

如果说日本是因为东亚人口密度特别稠密而不算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纽约。2012年纽约市人口为883.7万，遥遥领先于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洛杉矶和芝加哥，其人口数甚至比后两者加起来还要多。纽约人多当然并不是因为其房价便宜，其房价中位数大约也是洛杉矶和芝加哥之和。据房产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2013年10月份，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房价中位数为80万美元——而这里可能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洛杉矶的房价中位数只有47.9万美元，芝加哥的房价中位数仅为25万美元。

如果按照董藩和任志强用高房价调控城市人口的理论，房价最贵的纽约应该人口较少才对，为何房价贵的地方人口并不少，甚至出现“房价越贵，人口越多”的现象？

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十年，无论是在城市人口迁入还是迁出上，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都名列美国前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离开大城市，同时又有无数人挤进来？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这几年中，人口和房价都在稳步增长。

董藩和任志强们之所以出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城市的房价为何上涨。为什么房价会上涨？除了极少数风景特别优美的区域之外，如果一个城市房价贵，一定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愿意来，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同时，更多的人涌进城市，也让房价进一步上升。不过，更多人涌入会不会导致交通拥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和城市管理能力有关，和人多人少并没有直接关系。至少从公共交通而言，更多的人口还可以分摊地铁等大型公共交通成本，会间接地让路面交通更加顺畅。

正是因为大城市有着更好的就业机会，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北上广。相反，如果这里的房价真的跌落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太多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一个城市从来不会因为房价下跌而吸引更多的人口涌入。有这样一个城市，在2012年其房价中位数甚至只有2.1万美元，甚至低于车价中位数。但这座城市并没有因为低房价而让外来者蜂拥而至，恰恰相反，因为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在过去50年中，这座城市的人口从140万减少到现在的70万，它就是底特律。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房价涨跌是一个城市经济的晴雨表，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更会根据这个信号来搜寻最适合他的城市。就在几天前，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内容是“数十万北京上班族居住河北，每天‘跨省’上班”。是的，高房价是让很多人在北京市中心买不起房，但他们可以居住在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同时在北京上班。事实上，这并不只是北京一地的现象，在全世界各大都市圈都存在：据说很多美国纽约的上班族，因为负担不了纽约的高房价而居住在房价较为低廉的康涅狄格州，为此每天不得不容忍长达六小时的通勤成本。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理论还是现实，都找不出足够的依据来支持董藩和任志强们所主张的“用高房价来限制城市人口”的主张。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的。

户口挡不住迁徙的脚步

童大焕

最近中央专门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两横三纵城市群”作为未来中国城市化主体形态；提出减少工业用地，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等。央视某评论员总结了城镇化几大好处：

（1）工作：就业机会与大城市均等，薪酬水平与大城市相当，竞争压力比大城市小。

（2）生活：购物便利，交通方便，环境优美，文化设施齐全，方便照顾父母，更有归属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教育医疗：资源与大城市一样丰富，水平与大城市一样，人比大城市少效率更高。

央视评论人描绘的美好蓝图比做梦还美好，现实的迁徙之路却可能充满艰难险阻，因为会议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而2013年6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表述是“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对比来看，两者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变成了“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中小城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战略策划部副主任郑明媚表示，中小城市发展并不充分，但是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的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很多，所以政策的导向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要引导大城市优质的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郑明媚指出，现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无法再集聚和承载更多的人口，“城市病”也越来越突出，譬如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等。因此，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非常有必要。

但是现实调查的数据可能未必支持上述理论和前景描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的专题报告以2005年的数据为原始依据，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

（1）集中增长情境将产生最高的人均GDP：超大城市和中心辐射式城市（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7.6万元人民币和7.5万元人民币，比小城镇主导的6.2万元人民币效率高出23%。

（2）集中式生产将消耗更多能源，但能效也会更高：超大城市、中心辐射式城市（城市群）和小城镇主导的城市能源需求（QBTU）分别为131、142、123，最高比最低能耗高出15%，但超大城市能耗只比小城镇高出6.5%，效能却高出23%。

（3）集中式增长将抑制耕地流失：小城镇主导的耕地流失百分比为22%，超大城市流失8%，中心辐射式流失7%。

（4）在超大城市情景下，巨型城市将没有赤字——资源可以流向较小的城市。

（5）每个城市化情景（集中式——超大城市、中心辐射式，分散式——分布式增长、小城镇主导）都存在诸多压力，但总体上看这些压力在集中化情景中似乎不是那么强烈：集中化遏制了土地流失；在超大城市情景中拥堵情况日益严重；中小城市毕业生流失；在集中化下，较高的GDP可以支付较高的资金成本；集中城市化下的财富促进了水资源的高利用率；价值较高的产业化促进了较大城市的能源效率；污染将是一个全面的问题，但较高的密度使得全国的污染物得到更多控制。

也就是说，人口越大规模集中的地区，效率越高，越节约能源和用地，城市病也越容易治理。

所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政府规划与市场规律之前，如何权衡与取舍，需要智慧和勇气，需要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诚意。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经济规律和技术共同决定的，如果对这些规律没有科学的认识，就会对未来人口增长速度估计不足，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划滞后，加剧未来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马车时代，西安百万人口已是世界第一超级大都市；地铁时代，东京3500万人口也一点不嫌多。

很多人认为人口涌向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保障更多更好，但只要直面现实就会发现，外来无户籍人口基本上跟这四大公共服务完全绝缘，他们进城，只是为了更好的收入、更公平的竞争、更多的上升机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远郊农村的农民放弃家乡的明山秀水，要到城市中心过“井下人生”；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学生不要小城市一套房，宁要大城市一张床。当代中国城市化运动重启以来，北上广深一直都没有真正向外来人口开放户籍，但并不妨碍无户籍人口占比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事实。

当代中国城市化运动重启以来，从理想设计和政策角度，基本上一直陷入在“费孝通陷阱”中无法自拔。“费孝通陷阱”一词是我首创的。中国现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38年写了《江村经济》，迅即被视为中国村镇模板，当代中国城市化便一直试图走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战略，虽然失败过一回，人们仍不死心，仍在严控大都市和试图就地发展中小城镇，我谓之“费孝通陷阱”。

错不在费，而在后人一叶障目不见该村正是以大都市圈为背景。乃至于时下，已经不断有中小城镇房地产和城市版图扩张超过人口增长的“鬼城”浮出水面，许多人还是以为现在“鬼城”就是未来的江村、深圳、浦东。其实后三者离开大都市背景就什么也不是！当代中国最有钱的前十年花了3000亿元真金白银，而且让首钢整体搬迁，想在孤岛上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曹妃甸还不是无可避免成“鬼城”？规律和认清规律的知识，比权力和金钱的价值和作用更长远。

世界上平衡区域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平衡个体收入发展是可能的。通过转移支付钱来平衡，永远做不到也做不好；通过自由迁徙来平衡，却立竿见影而且作用长远。

从落后低效地区向发达高效地区转移人，落后地区剩下的人就有了更多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中国多数人向少数城市和区域集中的城市化进程是不会逆转的，现在人们却在人口流出的乡村和城镇大量盖房。同样的开支，是用于补贴这些很快要空巢的城镇和乡村好，还是用于补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租房甚至购房好呢？同样的人，是认为他们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和能力，从而要把他们限制在中小城镇甚至乡村呢？还是充分尊重他们选择的自由与能力，创造条件让他们落地生根？时间会给出答案，但人只是时间的过客，不要让无数的生命在有限的时间中无形磨损。

要去开个客栈吗

富大人

“你有想过离开这边，去大理这类边陲地方开间小客栈之类的吗？”

一个朋友在饭间问我，我摇头说从没有想过。

回答得过于斩钉截铁了一点。其实有点儿不得体。

因为它的语境发生在这位朋友刚刚说完“前一阵子在那边出差，住了一周，感觉还是挺轻松自在的”之后。

他明显有点受感染地向我描述说那边聚集了许多北上广深过去的人，其中一些人在开客栈。晒晒太阳，看看湖，慢慢悠悠，很是宁静。对比之下，他眼下的工作忙得毫无天理可言，老板直接在微信上设分组讨论群，随时要回应，真正实现移动办公。他想Gap year一下了，开个小客栈也挺好的……“有人说，一直留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的人，要么是野心家，要么是受虐狂。”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的回答显得粗俗，没有梦想，还像是在泼冷水。

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态势还在进一步恶化。随后，我还问了这样的问题：那些开客栈的人赚钱了吗？

不提钱会死吗？

为什么我的思路里只有赚钱与否，而没有空气、阳光、雪山、自由自在这些更可贵的东西呢？

我想了想，将原因归结到了我所接受的教育，过于正统了。

直白点说，眼下我虽然痛恨这灰头土脸的刮风天，但也并不想特意找个地方晒太阳。因为晒完太阳，还得做点事吧。天天狠着心晒，也不是个事儿。作为一个听歌都可以听得不耐烦的人，坐在阳光下发呆这件事，大概不会是长久之计。

另外，在某个院落里呆着，跟游手好闲、衣食无虞之间应该还是有些差距的。看看书，刷刷微博，陷入遐思，然后就夕阳西下了，听上去是挺云卷云舒的，但随便举个例子，这中间你要不要进食呢？没有现成的热饭热菜，没有人伺候你，天天吃那些主打人群为各地游人的“再见不会是朋友”型的馆子吗？

不能够啊，景区餐馆是正常人长期吃的地方吗？

那么，自己买菜烧饭？可千里迢迢就是为了换个地方烧菜过小日子？这事究竟有多美妙呢？

所以，即便是当游客，我可能都只想当当短期游客。那么，这种心态，又怎么可能在一个陌生地方，盘个地，安稳扎根下来呢？

退一步说，即便要逃离都市生活，我也绝不会选择以开客栈的方式，因为服务业不是我的菜，为人民服务也不是我的理想。

我不会才出虎穴，又入狼口地选择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卖盒饭、叠被子，看背包客步履匆匆，早出晚归，自己在院子里打转转，算细账，操心一堆陌生家伙的吃喝拉撒……这怎么可能有利于身心的洁净轻盈？

生意好，赚钱多的话，或许还能想得开一点，要是半死不活，那无异于套牢。

说来说去，又绕回了钱。

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不一样，不会太想到成本，就是想单纯地开一间客栈，打发一下光阴。毕竟天上的云朵和星辰才是永恒的。

但是，弱弱地补充一句，客栈续租的费用难道也是永恒的吗？

生活在别处，糟心事或许会少那么一两件，但它又会不会在另外的地方找补回来几件呢？这个世界不是号称能量守恒吗？

最终，我们还是离不开北京

彭远文

去年底的某一天，我回成都把房子卖了。到开发商那里拿了房产证，转手交给中介，属于我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那天阳光灿烂，是成都冬日难得的好天气。坐在文大的车里，眯眼看着窗外，心神恍惚。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卖掉成都的房子，我的返乡梦想，就此破灭。”

1995年，是我第一次到成都。那时我在乐山下面的一家国营厂上班，厂里选派了三个年轻人去四川工业学院委培，我是其中之一。现在觉得那时候的成都很小，二环外一片荒凉，撒尿都没人看见。当时觉得成都很大，此前最远，也就去过乐山一两次。厂里派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到成都郫县的校区，我从小地方第一次到了大城市。

后来，文大、黄勇等高中同学也上来打工，我终日与他们鬼混，无心上学。期末考五门课，旷考四门半：《计算机语言》参加了笔试没参加机试，《工程材料》本来想死记硬背应付一下，结果因为长期旷课，连考场在哪里都没找到。

寒假不敢回家，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在成都打工。工作并不好找，天天满大街走，一无所获。文大在一家火锅店打工，每晚贪没20元给我作为第二天的活动经费。跑一天回来，躲在员工住的阁楼上，不敢下楼，怕被老板发现。时不时文大拿些东西上来给我吃。

到年底也没找到工作，文大辞工陪我去了甘洛矿山他父亲那里。次年再上成都，学是没法上了，元宵节那天，我拿定主意离校出走。文大劝我谋定而后动，现在跑了可就不能再回来了，先呆着以后还可以再跑。我说反正早晚我要跑，迟跑不如早跑。文大料定要背黑锅，我温言安慰，劝他认命。

又开始在成都大街小巷走着找工作，早上从内裤保险袋里拿出50元作为一天的开销，晚上为了省钱摸进高校附近的录相像厅看通宵录像。半夜醒来，文大附耳过来：刚刚你打鼾的声音好大，大家都回头看你。后来在红牌楼找到一份鞋材厂的工作。上头看我和文大相熟，经常聊天，上了三天，便分为两班。从此每天只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相聚。坐在田埂上吃饭，远处青砖碧瓦，活像一幅素描，赞叹不已。

终于东窗事发，父亲找到同学白杀手带路，从甘洛找到成都。黄勇到厂里找我，告知家里情况，与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一文中所述一般无二：“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阖家终日以泪洗面。”我叹了口气，乖乖投案自首，回厂里上班。这是十八年前的事情，我20岁，年少轻狂。

又过了半年，我辞职去了广东，文大、黄勇、白杀手、蒋根、彭全兵一帮同学陆陆续续也来了。又过了数年，我去了北京，他们陆陆续续回到成都。2011年，我回成都买了套房子，决心把返乡梦付诸实施。

2003年到北京，结婚生子买房，但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北京不接纳我，我也不认同它，我与它不过是一场交易。

成都不一样。没有无处不在的歧视：不管有没有本地户口，孩子上学都没有问题，小学就近入学，小升初和本地人一样摇号，交满五年社保，还可以买限价房，这些都是我朋友的亲身经历。生活也很舒服，随便进一家小馆子，便宜又好吃，等到春暖花开，去农家乐玩一天，人均也就几十元。最重要的是，成都有我的朋友们，和他们在一起，仿佛回到高中时代，摊手摊脚地躺在岷江边上，浑身放松。

成都成了我在北京生活的一副安慰剂：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再忍忍就好了。一条路是去国外，一条路是回故乡，出国太难，不如回家。“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

买了房子，我跟老婆制订了五年计划，具体而微地设想在成都的生活。回去首先要考虑工作问题，我开始有意识地结识成都的媒体人，了解成都媒体圈的情况。认识了几个，都是热情良善之人，可做朋友。但了解越多，越觉得工作是个难事。

在成都，做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城市——这方面，成都大概是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了，没有之一。我回去能干什么呢？我倒不是放不下所谓的新闻理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实在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如果工作这么憋屈，那跟在北京又有什么区别呢？要干别的，适合我的机会并不多，成都就那么大。

没有合适的工作，其他便无从谈起。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要养家糊口，不可以肆意妄为。事情变得尴尬起来，于是我们的五年计划慢慢延长为十年计划。再后来，又想着，等着老了再回去吧。你看，成都的空气也不好，雾霾天并不比北京少。

半个月前，我在工作的杂志社统筹了一篇长报道，题目是《北京资源知多少》，由头是春节期间那场“为什么背井离乡也要打拼北上广”的大讨论。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大城市有资源，有资源才有机会。而在中国的大城市中，要论资源之集中，首选北京。只是人人皆知北京资源集中，却没人知道到底有多集中，于是我们想去探究一下。后来稿子在网上传播甚广，想来戳中了大家的痛点。

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不要一天到晚做梦了。

孩子慢慢长大，快要上小学了，应该把住的地方固定下来。一家大小挤在出租屋里，连客厅都放了张床，也不是个办法。去通州住自己的房子又太远，下了地铁还要坐三四站公交，而且没电梯，老婆膝盖受伤之后，爬楼也是个问题。还是换个房子吧。去年初，在三四环找了一圈房子，都太贵，折腾了几个月，放弃了。下半年，又把目标放到通州，哪怕换一个有电梯靠地铁近一点也好啊，终于定了下来。

为了凑首付，成都的房子不得不卖掉。算了一下，三年下来，不算通货膨胀，单加上利息，还亏了近十万。

逃离

北漂们，逃离北京吧

叶檀

北京近两年的房租上涨价格超过房价，房租价格上涨显示富裕城市的实际生活成本上升幅度。

《经济观察报》根据两份报告，推断北京房租十年涨幅146％。2004年北京央立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份当年的北京二手房市场年度分析报告，其中提到当年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的平均租金分别是1415元/月、1711元/月、2032元/月，取其中间值，可以匡算出，北京市2004年房租平均值为1723元/月。

此后几年变化不大，租金收入比显示大部分投资房地产的人，重视的是房价的上升，并不在乎租金收入。2010年租赁市场开始狂欢，2010年，北京租金均价同比上涨18%，2011年、2012年同比涨幅分别达到15%、14%。截止2013年3月，租金均价已经达到了4238元/月/套（按每平方米租金均价55.77元、套均面积76平方米估算）。这是相对保守的估计，根据链家地产的统计，2010年、2011年两年间全市平均租金累计涨幅达到了25%。

特大型富裕城市对人口的吸附能力极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12年北京宏观经济发展数据，截止到2012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2011年人口比上年末增加56.7万人，增长2.9%，增速比“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下降2.1个百分点。倒推回去，整个“十一五”期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增长5％，五年增长27.6％左右，是个极为惊人的数据，庞大的赴京人口为北京的房地产与房租价格上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北京容纳的是高收入群体，资源约束也只能容纳高收入阶层，非京籍的普通收入群体在北京难以立足，也不应该在“居不易”的北京立足。

从房租看北京生活成本极高。2009年12月，《福布斯》发布全球租金最贵城市排行榜，按照调查数据，计算租用两居室的年房租价钱得出，东京、香港和北京分列前三位，上海居第五，其他分别是孟买、新加坡、首尔、悉尼、雅加达、胡志明市。

这还是北京房租大幅上涨之前的数据，如果计入人均收入，京沪等城市与新加坡等地相比，生活成本马上翻番。

从租金收入比看，北京的租金成本排名第二。租金绝对价格排名第一的东京年租金3.67万港元，人均年收入26.45万港元，租金收入比为13.9％，属于正常范围；排名第二的香港年租金3万港元，人均年收入34万港元，租金收入比为8.8％，属于较能忍受的范围；排名第三的北京，年租金2.84万港元，但人均年收入仅4.65万港元，租金收入比为61％，属于难以忍受的高成本范围；其他匪夷所思的房租收入比，孟买高达121％，上海为49％，雅加达51％，胡志明市65％。孟买较为特殊，不仅贫富差距悬殊，还有庞大的贫民窟，造成普通工薪阶层的房租高成本。

从榜单看，高收入地区虽然房租高，但收入更高，生活成本相对并不高，如新加坡租金收入比仅4.2％，属于生活成本较低的乐居城市，而低收入地区租金高，生活成本直线上升，痛苦程度远远大于高收入地区。试想，工资的一半拿来缴纳房租，并且房租还在急速蹿升，远远超过工资涨幅，外来的无房工薪阶层的生活变得毫无指望。

收入不高的地区生活成本奇高，通常意味着悬殊的贫富差距。

根据官方数据，2012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469元，比上年增长1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增幅高于上年0.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476元，比上年增长11.8%，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8.2%，增幅高于上年0.6个百分点。北京普通人月收入并不算高，城镇居民仅3039.1元，而农村居民仅1373元。但北京拥有着举世闻名的高房价与高房租。

福布斯的另一份榜单是对此谜题答案的揭示。据该杂志所列举的全球拥有亿万美元富豪最多的城市，莫斯科拔得头筹，纽约第二，香港和伦敦并列第三，北京第九，共有21人跨进亿万俱乐部，平均资产达26亿元，一举压过富豪云集的旧金山。

当然，如此相比并不准确，美国的科技富豪很多住在旧金山郊区，巴菲特一辈子住在小镇奥马哈，但无论如何，北京等中国大城市富豪聚集是不争的事实。北京本地居民依托房改房、自建房、农地拆迁等，拥有不菲的资产，望京拆迁农民成为享受极差地租的富裕群体的象征，最困难的是一无资产、二无高薪的新到北京人员。

无怪乎，以北京为首的大城市，商品房销售异常火爆，2012年销售商品房1943.7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5%；其中销售商品住宅1483.4万平方米，增长43.3%。仅北京警方公布的“房姐”龚爱爱，在北京就有41套房产，共计9666.6平方米。试想各地的市长、县长、央企高管、金融老总、矿主们，在北京有多少房产？限购限不住拥有数个合法身份证的人。

去年6月，北京警方公布“空置房屋381.2万户”，而后迅速安抚民心，表示公安机关使用的“空置房屋”概念是基于电子地图的相对概念，与城市生活中实际没人居住的“空置房”概念以及开发商未售出的房屋没有任何关系。有中介机构估算，存量房中无人居住半年以上的空置房在10万至30万套之间。

一方面是空置房无人居住，富豪以房产做投资坐等高额投资收益兑现，另一方面是房租上涨，生活成本高企，新融入城市者处于边缘的合租蚁居。从北京还在蹿升的生活成本看，以北京将人口调控指标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内容看，普通北漂不受欢迎，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主动离开，或者因生活成本上升，被动离开。

新城镇化时期，就地发展城市群，就地消化人口，已是大势所趋。北漂们，逃离北京吧!普通工薪族们，逃离北上广吧!

QQ大数据：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了吗

童大焕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就说过：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当下中国已经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出于精英阶层对大城市化和所谓的“城市病”的恐惧；出于文人思维中区域均衡发展的乌托邦梦想；出于权力的傲慢与自负，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存在着规律与规划撕裂、人口流动与政府导向背离等现象。它一方面导致人口净流出地区的过度投资和过度城市化，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不把钱当钱，一直在搞小城镇大跃进，西部大开发，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导致人口净流入地区，尤其是流入大城市人口的各项基本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不把人当人，无视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迁徙权利，大城市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收容遣送（已废除）、户籍管制、学籍限制、产业强迁等往外“赶人”。

但事实证明以西部大开发和小城镇战略为代表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是失败的。在产出和投入比中，东部一直最高，中部其次，西部和东北一直垫底；在经济发展上，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西部人口也持续外流。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在2001至2012年的11年中，河南、四川、安徽、贵州、广西等五个中西部省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图文详见李迅雷《城镇化有形之手请手下留情》）

而日前QQ基于8亿多活跃用户，通过大数据分析首次披露“逃离北上广”数据图。数据显示，2014年1月16日至2月1日，共计4907万人从北上广深四城回到全国各地，占四地总用户数的51%。节后，约1070万的人真正逃离了北上广深，逃离率为11%，其中，北京又以18%的逃离率成为人们最想逃离的城市。其余的人选择继续他们的打拼之路，再次离开亲人，义无反顾踏上回归北上广之路。

（《QQ数据揭秘之都市围城》图文局部）

从2014年2月2日至2月25日，1994万用户在2014年首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上广深，新增率达到21%。其中近七成是18至29岁的年轻人，而北京凭借27%的涌入率，再次夺冠，成为人们最愿意来此打拼的城市。

解读规律探索规律坚守规律这样的知识求索，比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往往更有意思也更有用，更能知道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大数据是全数据，不带有任何取样的倾向性，也减少了取样的局限性。样本越大，真实准确率越高。有人提出，以QQ登录地作为统计根据，统计比例不会太科学，尤其是逃离部分，竞争力下降的中年以上农民工未必上QQ，这部分人处于自然规律和制造业萧条考量，应该才是逃离的主力，而新增部分应该是可信的，年轻人几乎很少不用QQ的。

这个分析有道理。也就是说，真正逃离北上广深的实际上不止11%，而“逃往”北上广深的21%，则比较接近真实数据。

但考虑到有关部门公布的2013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114.8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15万。广州估计1300万，深圳估计1100万左右，合计6930万，比QQ在这四城市的登录用户总数（4907÷51%=9621）还少2691万，当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多出部分为瞬间流动人口。再考虑到相当比例中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中老年人不上QQ（这个比例也是确定的，就是QQ有8亿多活跃用户，全国13.7亿人，活跃用户与非活跃用户之比为8︰5.7），因此我们可以推算，2013年底，北上广深四地活跃用户与非活跃用户分别为9621万和6855万。那么，包含瞬间流动人口在内，北上广深四城市2013年底的实际人口数量并非官方公布的6930万，而是高达1亿6476万。

考虑到北上广深的城市特征和年龄结构偏年轻的特征，而其余大量待在农村的人口不用QQ等，上述人口总数可以作适当修正，那么我们可以估计这四大城市的实际人口当也在1亿2000万上下，比官方公布的数据多出近一倍。

这个数据，可以从实际生活中得到验证。2013年某日在一个饭局上，某位从小和大大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其母亲对大大兄弟们还多有照顾的、对公共事务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意人说，北京公安的朋友告诉他，北京的人口（含瞬间流动人口）实际上已经超过4000万。

为什么实际人口4000万，但官方数据只有2100多万？瞬间流动人口没有计入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不可能那么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我猜是因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以资源有限理论控制大城市人口，实际人口与他们想控制的人口规模差别太大，将会揭示资源有限理论和人口控制理论的谎言破产。这个理论一破产，再提控制大城市人口就没有依据了，而且因为日积月累积重难返，他们将面临如何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高考等巨大现实压力。

我们再来看“逃往”北上广深的人群。QQ大数据显示，1994万用户年后首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上广深四地。请注意，这里不含刚毕业的700多万大学生（学生6、7月才离校），大学生留在这四地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智联招聘根据简历库数据分析显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比例高达54.1%，毕业三年后在这四大城市就业的更是高达57.3%。

也就是说，每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新增就业人口将达到1994万+350万=2344万，而流出人口则近半。这2344万是个什么概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2年8月17日中国新闻网）。也就是说，每年新进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人口总量超过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总量。

这样一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就变得很清晰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成为市民的过程，而且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过程。相当多的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包括刚洗脚离田的青年农民，都是一步到位先进入大城市，然后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在经过大城市多年的熬煎与洗礼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再向中小城市分散。而大部分的人，则留在了大城市！QQ大数据表明，节后未返回北上广深的人群，大部分流向了山东、河南、湖南、安徽以及除广州深圳外的广东其他地区，在家乡附近的二三线城市找到了他们新的天地。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市场规律不听领导和决策的指挥棒，反过来则说明决策不尊重公民自由、不尊重市场规律。如今我们三四线以下城市大跃进已经制造了大量空城，留下了巨额债务，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留下巨大隐患，但我们仍然在意气风发地“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仍然在以大无畏的精神说：“北京人口调控的当务之急是要痛下决心，坚决遏制住人口无序过快增长的势头，要抓好以业控人，坚决淘汰吸引流动人口过多的产业。”

城市化是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大城市化是资源节约、效率提高、人类自由与能量充分施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也是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全球性规律，顺之者繁荣昌盛，逆之者萧条衰败。任何把城市化当成经济增长、“城乡均衡发展”和“疏散大城市人口”的目的，最后都一定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去北京

闫红

大年下，有个关于城市大小之辩的帖子被狂转。

一个叫王远成的男子回顾，他大学毕业时来到上海，月薪只有1500元，9个人租一套房子，他生活得困窘但不狼狈。那时的他，像一个永动机一般充满活力。他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持续加薪，和能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女孩相恋，他也喜欢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便利，他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城市。

后来因为母亲得了肺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爱的城市和女孩，回到家乡乌鲁木齐。父母帮他弄了个事业编，他们家有几套房子，可是，待得越久，他就越憎恨那种固态的、混吃等死的日子，三线城市人际关系暧昧复杂，待得并不舒服，他怀念上海，说他一定要回去。

有位上海作家转发这个长微博时加了一句“不敢来大城市拼命，就只能在小城市等死”，另一位作家写了条微博反对这一说法，她说她不喜欢大城市，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打拼”其实是内心自卑迫切需要外界认同的表现。我没有看到上海作家那条，对后者的说法表示同意，后来上海作家解释说，她的那条不是评判别人，而是讲给自己听的。我不由得扪心自问一下，单就我自己而言，小城市真的更可爱一点吗？

显然不是。

1998年，我在家乡小城，找不到工作。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我初中时开始发表文章，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临时工”也可以，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

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相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类的正科级，没有实权，其实没有优势可言。

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那些叔叔伯伯，不管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

能以“哈哈”应对，还算客气。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曾激赏我的某篇文章，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厅里，他的脸色冰冷如铁，说，你说你会写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勉强念出来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就走在小城冷清的大街上了，从那个伯伯家到我家的路不到一公里，我却如丧家之犬，失魂落魄，心里结了冰，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那时，家乡不如异乡。

那些日子，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是小城里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

我知道读者可能会指责我，为什么只愿意去文化单位工作呢？世上有那么多条路。怎么说呢？电影《东邪西毒》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要是学了点武艺，会点刀法，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你就不愿意种地了，也做不好工了，世上很多事情都做不来了。这话很有道理，以我为例，写了几篇文章，在《散文》《随笔》《萌芽》，还有《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也觉得有很多工作不适合我了。

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

但是我一时没有离开的机缘，倒是有一天，一家民企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找我，问，你愿意到XX公司上班吗？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是个资深文青。

那是小城里最大的民企，有酒店也有商场，我说愿意去看看。于是他带我去见那家民企的董事长。董事长是个看上去就精明强干的男人，我忘了他问了我些什么，印象深的只有一点，他说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文章都复印了，他这几天一直放在床头看。

我如遇知音，第二天就上了班。一个文友闻讯来阻止我，说，你到那里能干啥？小城不缺一个端茶倒水的小职员，但你肯定不是干这个的。这话听了很受用，却也只能一笑了之，事实上，虽然有所谓的“知音”铺垫，在那家公司，确实也只能干个端茶倒水的活，以及，每天早上和大伙一起打扫董事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擦那张大大的老板桌，一定要一鼓作气，从这头擦到那头，不能停顿，否则会留下不显眼的污渍。

有时也陪董事长参加宴会，华丽的厅堂，冠盖云集，小城里的各界名流，在酒桌上说着他们的笑话，觥筹交错。而我是无措的，无措到以我的记忆力，居然记不起宴席上的任何一个细节，记得的，是董事长对我不会说话不会敬酒的不满，以及，整个公司对我不能够掌握同时帮董事长拎包和拿茶杯技巧的善意取笑。

我不觉得失落，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出能在这儿干什么，甚至我都不明白，这个不缺人的公司，为什么要招我这样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是对写作者的同情？还是想多“才女”这么一个品种？

更多的时间里我无所事事，为了不显得太无聊，就趴在桌子上写文章，写完寄给本省的一家晚报。几天后，我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号码打过去，副刊编辑欢乐地告诉我，已经发了：“好评如潮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发了两三篇，当我发了四篇文章时，那位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和本省的另外两位女作者放在一起做了点评，题目叫《解读小才女》，那年，我二十三岁。

和我同时被点评的一个女孩对我发生了兴趣，她对一个男粉说，你要是能找到闫红，我就请你吃饭。那个男粉得令而去，用电话疯狂地骚扰了我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单位，有一家单位提供了我家的电话。他打去许多个电话之后，我终于下班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欢快地说，来吧来吧，我们都想见到你。

我跟公司请了假，施施然前往合肥。那年头人心简单，丝毫没有考虑到骗局什么的。和女作者与她的男粉见了一面，女作者现在是我的朋友，男粉却从此后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问那女孩，她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怎么冒出来又怎么消失的，好像他只是为了把你引到合肥而出现的。

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我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消息：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他说，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

并没有转身走开，我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报太多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三万，应聘者挤破门槛。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又有人告诉我，会议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眯着眼，微微笑着，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他说：“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我完全想不出哪句话打动了他，当时我因为太过紧张几乎语无伦次。

我去那个公司辞职，副总遗憾地说，哎，我们正准备派你跟某某考察包衣种子市场呢。我也觉得遗憾，这可能是我在小城那两年，得到的最有趣的工作了。

我来到合肥，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却写着“上上大吉”。虽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敌报”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但当我来到“敌报”，跟总编自荐之后，总编也是没什么表情地听完，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这个“敌报”，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个报纸，《解读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

没有小城里的叔叔伯伯，但我在这里一次次遇到真心帮我的人，我跟两位总编都不熟，入职后见到领导都躲着走，但所有的人都原谅我。

之后生活顺风顺水，我在这里结婚、买房、生子，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华也不喧嚣，更不排外。它房价适中，气候温和，街道干净，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它更大的好处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学校、单位、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皆可步行抵达，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哦，对了，有一次，我还在路边邂逅一只小蛇，可见生态环境之好。

有时也不免想，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会怎么样？会在那个公司干下去吗？我直觉不会，最好的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临时工”，拿着比别人少上一大截的工资，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这样过的。

结婚，生孩子，过年时和亲朋好友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旁敲侧击对方的收入，在对方完美生活的描述中暗自寻找破绽，很多人在网上这样描述。如果留在那里，可能就是这样的一辈子，不如意，不顺心，但也渐渐习惯了，就像张爱玲说的，像是在长凳上睡觉，抱怨着抱怨着也就睡着了。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小城市就不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爱的小城市，甚至于家乡小城，也不见得就不好，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有着真实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确实只是等死。

这些年，也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报纸辞退的那一年，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纸投去过简历，没有收到回复。

那时我二十四岁，很年轻，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那几年，是去北京的黄金年代，亲戚买的东四环外的房价六千元一平方米。一开始去可能有点艰难，咬紧牙关，打拼几年，总能够生存下去，我不知道如果去了，现在的我，是什么样。

现在的我和北京，都明显不再相宜。房价且不说，交通也让我头疼，起码，在那里，我无法想象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有一天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的生活。还有各种限购，抽签上牌，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

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网络这么发达，长途话费一分钟一毛五，包月套餐都用不完，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在这里，并不缺少什么。

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在微博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确，那么高成本地生活着，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的心吧，不妥协，也不轻易放弃自己。那个从合肥去北京的林特特就对我说，她回到合肥，见到很多女人，不过三十多岁，口口声声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总可惜她们放弃自己太早。

她这话让我警醒。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锦州人，退休后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学画画，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样子。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等我老了，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想想这样的夕阳红，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

城市的寓言

席越

“伟大的城市吸引雄心勃勃的人，当你在其中一座走一下，它会用一百种方式微妙地告诉你：你应该做得更多，你应该更努力。”美国著名的程序员、风险投资家、博客和科技作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一篇名为《城市与雄心》的文章中写道。

格雷厄姆是个如此有趣的人，他拥有哈佛计算机方向博士学位，同时在佛罗伦萨艺术院学习过绘画。他创建的公司曾经以5000万美元卖给过Yahoo，之后又投资过数家初创科技公司。在他看来，每个城市都在散布着自己的小广告，纽约说：你需要更有钱；波士顿（或者说是剑桥）说：你需要更聪明；而硅谷则在说：你需要更有权势。

他对伟大的城市吸引精英，或者精英创造城市的伟大深信不疑。如果不是这样，15世纪米开朗琪罗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为什么都在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而马奈和雷诺阿为什么都到了19世纪的巴黎？我想，正是这些关于的城市的传说，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们中间口口相传，才让他们前赴后继地离开家乡，奔向那花花世界的大城市。

15世纪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和21世纪的北京？在写《他们的中国》时，我结识了好几位艺术家朋友，有一位在798艺术区开过摄影展的美国自由摄影师告诉我：他觉得21世纪的北京就是19世纪的巴黎。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站在世界之巅的表情。摄影师的妻子是美国常春藤学校的MBA，被美国最大的几个企业之一派到中国做管理层。而他自己走过世界不少地方，为联合国和一些非营利组织摄影，他的照片里有非洲的孩子、亚洲偏远地区的妇女……我深深地为他的话和表情打动。

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者，他热爱北京。因为忍受不了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时间挤地铁和公共汽车，春天一到，他就在三环上骑车上下班，伴着常常挤入非机动车道的机动车，和摆到马路边上的早市摊。他说：“我喜欢北京……因为我感觉，北京每天都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他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豪和兴奋，只是不确定怎样插手其中。

关于生活在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是这般重要，我本人没有发言权——我就出生在北京，但是我可以讲一下我姥爷和爷爷到北京的故事。姥爷家世代生活在关外一座小城。姥爷年轻时留日，回国后因为长子的责任回小城当了一个中学校长，他还带领全校师生躲避过日本兵。解放后，为了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他离开家乡到了教育部就职。我爷爷则祖籍东北，直到日本三菱重工修建丰满水电站，征了爷爷家的地，给了他们十几块银元的搬迁费又把村里机灵的小伙子包括爷爷召集去建水电站。爷爷在那里学了先进的机械技术，解放后，因为政府要修铁路，他就一直修到了北京。总之，20世纪50年代，他们都作为小城和农村的优秀青年带着自身的价值和理想，进了大城市。

和今天一样，大部分离开故乡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生活的青年人，不光是有着梦想，他们的自身价值也是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所需。只不过，新中国成立的那一代年轻人都是经过政府选拔，并为政府和国家工作。不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没有根基成为“北漂”。不过今天的“北漂”中甚至有不少外国来的“北漂”，反正在纽约也是漂，在北京也是漂。

今天北京经历的物价高涨、交通堵塞、房价高涨之痛，也是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之痛。最重要的是，像北京那些生活在贫富夹层中的年轻白领的生活状态和美国的一些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巨大区别。《穿Prada的女魔头》中的那位刚刚毕业的女助理，在进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位中，不但要加班加点地工作，还要和父母借钱付房租。在纽约，很多青年小白领不但工作压力大，每个月支付了房租、生活费和社交费用就所剩无几了。还有些年轻人因为担负不起在外面租房的费用，就挤在父母的地下室里，他们就是美国媒体一直谴责的“中青年”（adultescent）。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大城市的物价高，工作竞争激烈。在这些城市里，年轻人学历越读越高，结婚越来越晚，生育率越来越低。

以纽约为例，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都登上美国生活最昂贵地区排行榜。曼哈顿的生活指数为225.4，美国的平均水平仅为100。以专业工作的小白领的竞争压力也更大，《纽约时报》专栏作者Cathrine?Rampell提到纽约的平均通勤时间全国最长（35分钟，相对于全国的25分钟）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搬离了城区。从1980年~2010年，大学毕业生的人口增加了73%，而非大学毕业的就业人口降低了15%。而且，穷人生活在纽约更为艰难，以他们的消费能力和习惯，买食物和必需品，要支付比全国其他地方高出20%的价格。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做过一个“你愿意生活在城市、市郊还是乡村”的问卷，很多答卷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就住在纽约，抱怨纽约的种种，却不得不承认还希望住在纽约。而另外一份针对纽约的问卷则表明：84%的人表示对纽约满意或非常满意。也就是说，像纽约这样充满大城市弊病的城市，人们却依旧欣然向往。要知道，在华尔街任职且年薪百万的人只是这座城市里的极少数，大部分依然是普通人，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开头提到的格雷厄姆提到的城市与雄心，也许是那种生活在19世纪的巴黎的感觉不容错过，也许是觉得每天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自我意识。作为成功者格雷厄姆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尝试多在几个城市生活一下，选择其中一个气质最适合自己的。而专栏作者Cathrine?Rampell，作为一个年轻的专业人士，则认为：鉴于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贫富分化的程度令人震惊，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那些中等收入的城市。比如休斯敦和北卡的夏洛特，这些城市适合那些逃离纽约的人。哈佛经济学家Edward?L.Glaeser也指出：这些城市通常有更宽松的政策和规定，也正在良性发展。

北上广也许也充满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经历着比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更为恶劣的环境。大气污染、上下班高峰、拥挤到可以挤断肋骨的地铁，还有在路上可怕的上班时间。纽约的平均时间是35分钟，在2012年《南方日报》公布的数字北京是1小时32分钟，而上海紧跟其后为1小时17分钟。问题是，中国除了北上广，有没有一些正在发展，收入中等，适合逃离的中等城市？也就是，除了大城市和小城市，我们有没有一些充满了活力和气质的中型城市？在那里可以让人感到，你应该做得更多，你应该更努力地冲动，而不需要在上下班时间中，浪费生命。

让我接着把自己家的故事讲完，因为它好像一个寓言。

进入了北京政府机关的姥爷，因为不习惯坐办公室，不久积极响应了“支援边疆”的号召，到了大西北的一个边远城市教书。也就4~5年之后，“文革”刚开始，他就因为留日的背景被打倒。因为远离政治斗争中心，他只是短暂并象征性地在校园里被批斗了几次就被下放到了农村。在农村，他因为是一个教书先生而备受尊敬，谁家杀猪都会请他去吃肉，他甚至在那个时候有了打牌这样的爱好。我几次听姥姥说，是去西北小城市的决定救了姥爷的命。

伟大的城市指引人上升，而那些小城市像一张安全的网挂在那里，拯救或者让我们躲避。

各付各的代价

左右我们选择的是感受

——各付各价，各背各枷

杨早

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人们谈得已经够多，不过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说透。大概因为这个话题很大，又很小。大者，它是多少万人或无悔或不甘的选择，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流变；小者，它或许只是一人一时一地的感觉、感受，或者说，难以清晰言表的偏好。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情绪，每年编成一本《话题》。但用言辞表达出来的情绪已经是果，其因何在？在那些尚未凝结成情绪的感受之中。时代是一头大象，谁也无法全面而立体地掌握它，所以左右我们选择的只能是感受。喝着新天地的咖啡，想到那是父老乡亲的一杯血汗，当然是一种转换快得不明觉厉的感受。拼命工作攒钱为儿女买一套海淀的学区房，又何尝不是基于朦胧的感觉——你也没法证明小孩读了这所学校，就一定能生活幸福出人头地，而且你完全知道你在为中国的教育不公、资源倾斜埋单，但你就是执著要救出自己的后代，穷尽一切良性的可能，其顽强执著的程度几乎已可以让感觉上升为信仰。

因此我想，与其争得面红耳赤，帽子乱飞又毫无结果，不如各自说出自己的感受，一人之见闻，当然偏颇，然而汇集起来，或许就是一张感受的时代拼图。

你得承认，每个人对于自由、公平、多元这些因素的敏感度有所不同，有人很低，有人偏高。回想起来，当年促使我离开广州的媒体，北上求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广州这座城市世俗化得太彻底。后来我每次回广州，感觉也是同样的：一定是一大班朋友轮流请饮请食，早茶午市下午茶晚市夜茶宵夜直到天光。初时极愉快，大大犒赏一番被北方粗糙饮食伤害的胃口，三日后就受不了啦，这跟每次回家乡的感受相仿，时光仿佛停滞，好像我从未离开，享受返乡的温暖，却又生出逃避的念头。

你会说，北京还不是一样有人夜夜笙歌酒池肉林？是的，我要说的其实是多元。记得20世纪90年代广州初兴文化酒吧那阵，去到每一家，撞头撞脸都是些相同的面孔，相邻的两家酒吧，老板都是朋友，站在门口拉人，有时一帮人只好分成两拨，按照关系亲疏，分别走进两家大门。这不免让人感到，圈子太小太少。

念书时的事不多说。有过晚上从图书馆回来的清冷路上，接到朋友的电话：我们在东莞。又有朋友来北大看我，问最近的KTV在哪儿，见我茫然不知，冷笑一声：你没有生活！

毕业后筹划买房，选了万科。很多人说不智，哪儿有李嘉诚投资的朝青板块升值快？或许潜意识中起作用的，有一种印象：以前有人跟我谈起过，许多年轻职员选择万科，是因为它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我是最怕集体生活的，一听说人际关系简单，就很合胃口。最近也有别的土豪地产公司的朋友相告：他们公司花重金挖了不少万科的管理层，但干不了多久纷纷逃离，实在受不了要时刻宣誓做老总小学生的公司文化。

我并不是唯一对企业理念有感觉的业主。奥运会那年，我们相邻两个单元的业主，因为建筑质量问题向万科维权，争执不下，有一位邻居有过雇推土机来堵小区门口的建议。这个建议并未成为现实，但那位邻居的话让我印象很深：“要是换成别的开发商，我也不敢这么做。不过我相信万科的保安不会打我，也不会找黑社会解决。”

不是只有北上广才有万科，也不是北上广的小区保安都不打人。买房前，我咨询过小区一位姓余的同学，他说：很好，在这里我只听说过没教养的业主打保安，以前住在望京的时候，都是保安打业主。当然万科也没能帮余同学抵抗某些骚扰，但你得承认，在某些理念上，这家企业离某种应然的规则或许是最近的。所以听万科的朋友说到买房子，“王石也最多降三个点”，我选择相信。

到现在我也很自豪于我当初的决定。这个小区里有我的同乡、发小邱小石，有十年前同为某读书版版主、后来熟起来的朋友绿茶，小石在搬进来后第二年创办了读易洞，后来被评选为全国最美民营小书店。我们仨两年前一起创办了阅读邻居读书会。古人说择邻而居，我们仨却是不约而同定居在这里，是缘分，也是感觉相似的结果。

早在2009年，小石的同事们在华贸开了另一家读易洞，我就在那里举办了“1217与21”系列讲座，其中一讲请了张晖谈台湾中研院，那似乎也是张晖一生中不多的面对公众的讲座。两年后，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碰到一位女孩。她问我那个“1217与21”还搞没搞，我说连华贸读易洞都因为租金翻倍关张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她本来已经回了老家，但呆了一段又忍不住回了北京，“老家可没有那样的讲座活动”。不知道那位女孩还在不在北京？我觉得她是我坚持举办“阅读邻居”读书会活动的动力之一。

大城市有着小城市没有的机会、空间与养分。这样说没错，但是太空泛了。有时候留下来、逃回来的理由，简单得令人心酸。我一位朋友在某出版公司工作时，假期公司会组织去北戴河或天津，同事也八卦地问她：“带不带男朋友去？带嘛！”她总是嘻嘻一笑：“带哪个？”噎得人没法再继续追问她的私生活。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想过：就为了不被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要留在这样一个充满陌生与秘密的都市，而不是回到熟人社会去做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不愿连累家庭声誉的人。

当然，有人不一定在乎这些，他们更喜欢小城市的清静、温暖与从容。这也很好，食得咸鱼抵得渴，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是背一付房价堵车空气坏的枷锁，还是背一付逼婚窥隐混关系的枷锁。各付各价，各背各枷，最重要的，还是居住的所在，有盛托自己梦想的容器。

城市大小，并不改变生活本质

朱白

一个春节下来，到处都充满“我恨小城市”的戾气。今天是所谓大城市的天下，话语权全在生活在大城市的那些人手里。他们有手机、微博这些发言渠道，哪怕是轻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种情势下，有许多人在表达对小城市的恨，小城市一切都让人充满恨意。在他们眼里，大城市则是它们的反面，是浮华盛世以及精神物质饱满的集中体现。甚至，活着就要到大城市去，已经是许多人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想死，那么就呆在小城市吧。

小城市不是式微，而是时代越发展，它就越成了人们眼中粪坑，每个人都有资格朝其丢几块石头，不仅是生活在大城市并取得相当生活资本的人，连那些在大城市不尽如人意的生活者也可以这么做。更甚至，迄今仍在小城市活着的人，也不乏向自己的生活场景怒吼和搬起巨石的。这些做法，在今天的主流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里被判决是正确的，乃至是必需的。

而小城市的罪魁祸首当然不仅仅是条件落后，加上无处不在、错综复杂以及腐朽的人际关系，还有那种天生就一副理应被嫌弃的身份，比如黏附于附近某个中心城市，甚至多一位的电话区域号也在说明其先天不足。

小城市之外，那些乡村就更不用提了，泥土虽是生产生养你的粮食的必要物质，但毫无疑问泥土同时也代表了一种out，尤其是跟钢筋水泥以及灯红酒绿的都市风貌比起来。倘若今日之大城市的人们对泥土还尚存一点好感的话，比如周末去吃个农家乐，或者一睹田园风光之余还可以亲自来到果园一展采摘之身手，那么几乎所有喜欢发言的人都不会对由乡村改造而成的开发区再有半点好感了。那是龌龊的环境污染和肮脏的榨取血汗之源。而从有形的审美上来说，今日的乡村也大部分不再拥有丝毫美感，田园变成了高速运转的公路，农田变成了厂房，农民也开始身着裘皮在自家的阁楼里打麻将。

当乡村携手小城市在人们的审美和价值观里一同沦陷之时，我们便看到了诸如阎连科的《炸裂志》中所描述的荒诞。小说可以虚构，但情景需要真实感，一个再破败不过的小村庄，在欲望和发展的驱动之下，转眼炸裂成一个超级国际大都市。这既是神话，也是人们欲望的一种有形展现。

不要乡村，干掉小城市；我们只要大大的大城市，那里才是田园，才是梦中的美好和善良，人类所有的基于美好的梦想和善良的本性，都只有在你们眼中和口中的“大城市”才能实现。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这只是排斥，却不知道珍惜和建设；只是诋毁，却不知道审视和自足；只是攀比身边之物，却不知道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

三线小城羡慕省会，逃离小城的快感大大凌驾于此前的那些糟糕的境遇，哪怕那些境遇里包含了亲情和倾慕，也远不及一个所谓的大城市在自己面前绽放的美感；而省会城市也自然要仰慕北上广，那里才是梦想之所，比如你刚刚看到那个从上海回到乌鲁木齐的男子，赌咒发誓般地“我一定要回去”，在怀揣梦想者的眼里，那种省会城市也不过是“等死”，而他当然可以惘然不顾吐鲁番的高中毕业生也是怀揣梦想来到乌鲁木齐打工的一种事实；那么，生在上海北京的土著就被天然地剥夺梦想了吗，当然不是，不是还有东京、纽约、米兰可以继续攀比和向往吗……

一位“北漂”口中的城市文明，可能恰好是长居过巴黎、纽约的人眼中的三线城市式的破败和不堪。

这才是悲哀之后的搞笑，此时还有什么比“嘿嘿”更能表达对这个并不复杂的事态的态度吗？

所以，眼下这股子充满挫败感的排斥、凌辱和嘲讽，并非什么基于美学上的审视，而是欲望，是欲望本身造就了我们的虚妄、狭隘和可怜。

有追求有梦想，自然是人之所以活着的美好理由之一，但仅仅是肉身去往一座城市，在那里享受所谓便利的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这跟梦想拥有一个LV的包包或者一件裘皮大衣也差不了多少。换言之，你自以为的高明恰恰是你反对和鄙夷事物的另一种形式。

我觉得对我来说，呆在小镇给某企业的董事长拎包和敬酒是一种吃屎行为，而在广州这种大城市每天上班回家做饭，然后所谓自在地在巨大而繁荣的海珠湖散步也是一种吃屎，你不能因为上一顿的屎格外屈辱，到了这一顿变得不那么单纯反而有点多元的味道，就否定那是一泡屎的事实了。

“自由即是奴役”，生活是奴役的一种，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生活状态，自在和束缚皆如此。轻蔑一种奴役，并不能代表你已经彻底摆脱了奴役本质。

在被奴役的同时，我们看不清奴役我们的人是谁，所以只能轻浮地对周围同样亦被奴役的人发出耻笑，看上去好像你因为看清了我被奴役的真相，就显得自己置身其外了一样。

回不去家乡是我们的宿命

苏振华

我的家乡，在长江边的一座小城。离开家乡已有二十多年，每次回去，都是一场泛滥的情感之旅，家里家外，都弥漫着苍颜父母倚闾以待、天涯游子翩然归来的人间气氛。而今父母更趋年迈，近几年来，总时不时泛起离职回家陪伴父母的念头。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念想，家乡于我，或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回不去了的念想了。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口迁徙的基本格局是逃离家乡，前往北上广，这一趋势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房价早已经超过了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但为什么人口还要竞相涌入？其原因在于：对就业机会的竞争是吸引人口流动最根本性的原因。而决定一个地区就业机会的因素是公共服务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目前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投向了北京等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远好于二线三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考录取线，就远低于其他省市。另一方面，目前工商业、服务业都在向大城市集中，二线三线城市根本没有好的就业机会。这些年一直在推行大学生毕业当村官的就业计划，意图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样的措施是治标不治本的，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就业机会越少，即便大学生暂时被赶到农村做了村官，几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现在的事实就是，尽管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但在大城市就业还是要比中小城市容易得多。只要中小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一趋势就不可能改变。

此外，如《留大城还是去小市》等一些文章所分析的，小城市是关系社会，这让就业变得更加困难。是的，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相对于大城市，小城市大致还是维持着熟人社会格局，而一个能生发更多就业机会的社会，需要以市场秩序的充分扩展为前提，熟人社会阻碍了小城市市场的发育。当年，马格里布商人是地中海商圈的霸主，但最终热那亚商人取代了他们，而且其贸易范围扩张到更远的欧洲和非洲。马格里布商人的商业网络是熟人圈，生意只是在熟人之间进行，而后的热那亚商人则是由合同、契约来组织生意，于是生意迅速扩展到陌生人之间。因此，在家乡，如果不能融入到熟人关系圈里，是不会获得像样的就业机会的。

但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导致资源供给极度紧张，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前几年有所谓的专家提议，有效控制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必须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则，让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成为调控人口膨胀的杠杆。这个说法不算太离谱，至少比某位人大代表提出的用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流入的见解要高明。此说正确地把握了一点，引导人口流动不能靠行政措施，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只不过这是一种负向竞争，即城市不希望人口流入，用高房价来堵住人口流入的通道。不妨设想一下，能不能确立一种正向的竞争机制，在这种竞争机制之下，所有城市的选择都是希望吸引人口流入，于是每个城市都想方设法地降低房价，由此房价也降了，人口流动也均匀化了。这一机制是可能确立的，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蒂伯特1956年曾提出了一个被称之为“蒂伯特机制”的解释框架，对此给出了一个经典分析。

所谓的蒂伯特机制是指：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上的竞争，是引导人口均衡化流动的有效办法。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时，居民会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如果某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高、而税负却相对较低，人们就会涌入这一地区定居和工作，如果各个地方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的话，人口就会均匀流动，不会出现大量人口涌入少数地区导致过度拥挤的局面。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有激励来提供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人口流入呢？这就需要确立起一个竞争机制。蒂伯特所设想的机制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吸引人口引入，其目的一方面是繁荣经济，创造更高的税收，但更重要的是，流入的这些人口不仅仅只是工作人口，而且是选民，当确立了官员民主选举产生的机制时，各地官员就会竞相致力于打造良好的公共服务，吸引民众流入本地区为自己投票，在各地官员为此展开竞争时，各地的人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会趋于均等化，由此人口的流动就均衡化了。故而，蒂伯特机制的实质在于，政治竞争是导致人口均匀流动的关键性驱动因素。这就是所谓的“用脚投票”的道理所在。

人口大量流入大城市，在现阶段是必然的，这是由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过大所决定的。目前的财政体制和官员遴选机制，导致有效的区域之间的竞争无法建立起来，国家的财政资金被少数高层级官员“用手投票”大量投向了一线城市，后发地区作为资金资源的净流出地、作为公共财政遗忘的角落，根本就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后发地区的民众，之所以选择“赖也得赖在大城市”的“用脚投票”，甚至成为“蚁族”也在所不惜，实在是因为别无选择。而如果让“蒂伯特机制”运转起来，人口单向度地向大城市流入的局面就能够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如美国等先发国家已然为之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回不去家乡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尚大致维持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迅猛扩展，这一家庭结构趋于解体了。在市场化时代，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随之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也必须与之适应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一个人必然要走出县、走出省，甚至要去其他的国家，这是现代人殊难抗拒的宿命。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足，市场化给了现代人以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殊少有人能摆脱市场的束缚，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市场里的一颗螺丝钉，被镶嵌在某个角落随市场运转。

三十年以前，现代化进程中的台湾，一位天才的歌者，曾这样吟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是的，无坚不摧的现代化，让家乡的炊烟暮霭、当年长发盈空的姑娘，只能是内心深处一抹挥之不去的念想了。

没有精神家园的人

黄俊杰

最近大家似乎总在努力地回到过去。杂志社在做《我的故乡在80年代》专题，电影院播放完《致青春》又放《中国合伙人》，连做纪录片的朋友也将我拉进放映间，让我一个人看完了《青春致敬青春》的样片。虽然名字相似，但那是一部和《致青春》完全不同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一群失去梦想的年轻人和一位已经是高级别国家干部的抗战女老兵，一同到俄罗斯寻找当年那段燃烧着激情与热血的故事——所有的人，最近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

也许，它是一本书：《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One Piece》。也许是一首歌：《加州旅馆》《一无所有》《海阔天空》。然而，时代的细节是如此渺小，往往不足以解释我们的出处。

我们精神的故乡在哪里？这个问题听起来真有点无聊。但是，当我站在白天的十字路口中央、下班时间的地铁站、开场前的电影院、星期天的广场，看到那么拥挤的人潮，我经常有一种违和感。

在我们的人生舞台上，时代的布景板非常任性，经常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被看不见的手随意置换。

这样的结果是，彼此都是下一个时代派来的陌生人，就如同海洋里突然出现的巨大鱼群。

各自随波逐流，为了觅食，凑合地在一起而已。

大部分的鱼其实并不关心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哪里。但迷惘也就这样发生。也许，那些热衷于寻找“精神故乡”的人，就是想从来时的路找到未来的救赎。

“60后”是政治生活下的蛋，“70后”是理想主义下的蛋，“80后”是商品社会下的蛋，“90后”则是网络时代下的蛋。

作为一个“80后”，精神故乡在哪里？

我们听Walkman、看港片，忙于早恋也担忧高考。学过唐诗宋词、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目睹过改革开放、崇拜过港台偶像、受过日韩流行文化影响、接触过西方先进思想、拥有金融理财观，还是最早的网民。

“80后”集体记忆里有多啦A梦、周星驰与Nike运动鞋，说不清是多元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往往一个观念还没有形成，社会就已经步入拐点，于是又疲于奔命地准备好接受时代的转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城市化转型期，资源开始迅速向北上广集中。小皇帝出了家门，变成了“飘一代”。这也是备受宠爱的一代，许多人年过三十，还不太懂得如何爱父母与爱别人；他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自己本身依然是一个孩子；他们为房子车子奋斗，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奋斗。

抱歉的是，虽然联合国认为44岁依然是青年，但80后的青春早已散场，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跟得上时代。

“80后”考上大学，学位就开始贬值了；熟读成功学，却遇到阶层天花板；结了婚，就成为了三明治一代。“80后”的工作进入了橡皮人模式，婚姻进入闪婚+闪离模式，生活进入了Hard模式。他们结婚买房多数靠啃老；他们错过了那个快速致富的时代，没有成为富二代也难以成为富一代；他们本来好不容易来到“北上广”，但现在居然又要逃离“北上广”。

社会进步太快，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80后”回首过去，只找到些不可复制的经验。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不小心就会被冲到时代边上。

“80后”面对着一个充满差距的社会：这里面有城乡的差距、财富的差距、社会关系的差距、工作的差距、人与人的差距。“80后”是接力跑的后两棒，更多人是输在起跑线的人。不济者沦为蚁族，中庸者沦为房奴，佼佼者都是富二代。跟不上的人只好成为屌丝。

王蒙对“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就是“没有昨天的人”，但谁还有空关心那个变得那么快的昨天？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对当时已经年富力强的人来说，“80年代”是精神的故乡，是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他们因此重获新生。

但对在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随之分享了物质生活的剧变，也经历了精神生活的沦陷。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真正热爱自己的人；他们活在一种新的物质文明之中，但这种物质文明无法赋予他们任何关于精神的意义。

所以，“80后”不要寻找精神故乡。因为当他们开始长大的时候，也是中国人开始扔掉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80后”致敬的，只是“60后”“70后”的青春。“80后”，其实是一群没有精神故乡的人。

大城市也可能沦为奴役之地

——“娜拉”进大城市后会怎样

韩十洲

每逢春节人口的往返流动，“大城市与小城市”再次成为流行话题。这次议论的基本调性是把小城市“拉黑”、给大城市“点赞”，正如这次是“逃回北上广”上了头条。当然，大城市很“精彩”，但也很无奈，不然就不会有“逃离北上广”。那么，“逃离”与“逃回”之间，到底在诉说什么？大城市与小城市，难道真的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吗？

此刻，年已去，十五也过，但我相信，这个问题仍在萦绕人心。作为一个同样是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的“异乡人”，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怀与思索：我想到了芒福德，想到了人类学，想到了“娜拉”的命运，也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大讨论——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当在说“大城市”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在诸多讨论中，最醒目的一句话是“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这的确是道出了部分真相，但我认为并未探底。我们还需顺藤摸瓜，找到更为深切的理由，并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层次和维度，进而或可返回来救赎如此不堪的现实。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的功能是“流播文化和教育人”。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芒福德指出，大城市巨大和拥挤，但正是如此多的活动的中心使“各国和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个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领域中来。亨利·詹姆斯说的关于伦敦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与伦敦相匹配的其他大城市：那‘是人类生活最大的集中，是世界的最完全的缩影。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更能代表和体现人类。’”

我非常认同芒福德如此深邃的描述，并不仅仅是由于他是城市文化研究的世界权威，而是因为他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一般来说，小城市（或小地方）的年轻人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本能的渴望，正如人皆有之的那颗“环游世界之心”，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感和对自由的向往，想要认知世界，结缘友爱，这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形象的深刻隐喻。

无疑，正如芒福德所说，大城市是一个实现这般梦想的好地方，城市是文明的聚汇，承载着文明的变迁，激发着文明的盼望。不过，中国的城市却与此相去甚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种狂飙突进地切断与历史、与文明的有机联系的暴发户进路，是一场唯GDP是举的物质主义竞赛。在“全国一盘棋”、政令一统的行政意志主导下，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土木工程而不是人心工程的意义上，只是停留在经济机器而不是文化配置的意义上，城市的样貌千篇一律，人心的格调浮躁粗鄙。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开始时髦起了“XX精神”之类的新一轮“假大空”，形象工程和豪言壮语撑不起一座真正的城市，不可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有文化”，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衡量，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到底在争什么呢？芒福德说：“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如果说“人的城市化”是其初级阶段，那么，“城市的人化”则是其有待达到的高级阶段。那么，我们要争的问题实在不应该是在“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而应该是在“城市与人之间”，也就是说，我们究竟是利用城市发展所蕴含的可能性来培育自身极其丰富的人性，还是俯首听命于物质主义席卷一切的力量而在其支配下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会看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需要的不是对立仇恨，而是“升维降噪”，进而能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整体的反思，或者有可能的是倡导一种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基于文化资源重建的调整、传递、协作与共生格局。

【“人”的命运：从“脱嵌”到“卷入”】

“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这句话的确也是在体现“人与城市”的维度。但要准确地理解其内涵，离不开“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框架中来解读，否则可能还是“不明觉厉”。

众所周知，当今的小城市（或者小地方）是熟人社会与亲属网络，仍然被传统的儒家-血缘伦理关系和价值观所笼罩——尽管其一度被20世纪的革命浪潮所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已经满血复活了。六十多年前，许烺光（1948）提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核心要素影响而成：家庭生活以及父子关系为主轴；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将儿童作为成人培养的育儿方式；以及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这至今仍是海内外普遍接受的看法，即中国传统文化将家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从属于家族或者说宗族。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是没有个人身份的，因为，个人仅仅存在于家庭、世系或其他等级性社会关网络的关系中，并且是为了它们才存在的。每一个个人，都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终其一生都离不开祖荫，这里的“人”只不过是祖荫体系中的牵线木偶。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叛离的格局，所要冲决的“网罗”，其蕴涵的精神动机与娜拉的冲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所以，“娜拉”成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袁振英，1918），也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中“人”（个体）的精神觉醒和反叛的形象。不过，历史的后果常常事与愿违，的确，20世纪“大革命”的洪流曾将这个“网罗”席卷而去，但“个体”并未诞生，“解放”悖论性地被一种新形式的奴役替换了。

1949年之后，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个人从“宗族性依附”的“宗族人”变成了“组织性依附”的“集体人”（党和国家主导下的公社与单位），从过去的生长于“祖荫之下”脱嵌而出，再嵌入到当时的生长于“红旗之下”，即在社会经济上依附于单位、在政治上依附于党政管理、在人身上依附于党员干部，雷锋是这种“集体人”的人格榜样——革命机器上一个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当这一体系由于必然无力完成自身的再生产而难以为继的时候，改革开放的逻辑便诞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需要释放活力、消耗自由。于是，首先从农村开始，乡村家庭从公社中被释放出来，90年代以来，城市家庭从单位中被释放出来，个人又回到了家庭之中，因为没有可替代的新的伦理选择（比如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新的伦理构造），那么，传统的儒家伦理自然是“满血复活”，唯一的差别可能就是，因为计划生育传统的大家族很难再有了。

历史至此，严格意义上的“个体”仍然是没有出现。但是，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硬”提速、城市化进程的“大”跃进，必然会需要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充足的人力资源条件，于是，个人从乡村涌向城市、从小城市涌向大城市的大门打开了，新一轮的“脱嵌”运动开始了，个人从“家族”涌进了“市场”。不同于曾经的个人从“家族”涌向“革命”，这是一种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开端，曾经无处不在的集体安排不再发挥作用，至少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核心逻辑是竞争，就像战场一样，这是一个胜败的场域，而要想实现胜利，就必然需要真理与能力的出场，所以，“能力”有了用武之地，“关系”退居其次，不是说“关系”不再重要，而是说，至少在关乎一个组织之胜败的岗位上，能力属性一定是优先于关系属性的。所以，在市场的竞争性格局中会出现这样一个选拔人才的优先性序列：1.有能力+有关系；2.有能力+没关系；3.有关系+没能力；4.没关系+没能力。

当小城市还在沉睡之际，大城市正在被“市场”所改造。小城市那种熟人和亲属伦理关系所笼罩的地方性生活，尽管可以给予人安全感，但也带给人压抑与无聊，尤其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攀比，简直是一场漫长的“吃‘人’游戏”，这种丧失了本真的念想与盼望的近乎“一潭死水”的生活、“一眼望穿”的人生，实在是了无生趣，时间像小彩旗的原地打转儿那样失去了意义，这也是大城市之所以对年轻一代深具诱惑的心理起点。大城市生活所蕴含的不确定性，首先意味的不是恐惧，而是迷人，其具备满足人性中之“人类感”、之“向往自由”的潜能，可以承载欲望和梦想。于是，大城市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台风口的“成功世界”，乃至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忽略它的“诅咒”：由于大城市是陌生人与工作网络，也将人引入了一个丧失安全感之地，恐惧与冷漠因之而生，个人很有可能被大城市的“肿胀病”、蔓延的“畸形团块”以及一种现代方式的工于算计所吞没。

【异化与救赎：网络社会的新可能】

市场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但市场是冷酷无情的，不可避免地生成一个竞争过程——既生产成功者，也生产失败者，其优胜劣汰的法则被量化为一种叫绩效主义的东西，对的，就是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郎写的《绩效主义毁了索尼》（2007）意义上的“绩效主义”。在一场又一场的绩效主义赛跑中，“人”被置换成了一系列的量化指标，激励的结果往往不是卓越，而是平庸——或者说，其激励的往往只是考核体系窠臼之中的“卓越”，而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平庸而已，真正的卓越几乎从来都是一种例外状况（即便是乔布斯，在美国也是一个“例外”）。失败的注定是大多数，独自上场，独自面对，独自哭泣，跌倒了再爬起来，打掉牙和血吞。

当然，如果说这只是“市场”的普遍性，那我们还不能忽略其降落中国后的“特殊性”或者说“特色性”。众所周知，当下中国还处于一个如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状态，由于资本与权力的深度媾和，政治和法律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在促进公平与正义，而是成了经济剥夺与剩余价值榨取的帮凶，比如房地产的政治性运作（如小产权房、个人集资建房被禁止等）、劳动报酬占比持续走低（个人由于无法合法地进行足够的横向社会联系而缺乏与垂直的政府和企业组织对等谈判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结构中的“组织”施加于个人的剥夺和异化。

所以，大城市对个人而言，究竟会成为“自由之邦”，还是“奴役之地”，殊为难料，而且，后者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前者。正如20世纪初，鲁迅所准确预知的“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可是，当下更为悲摧的局面是，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就如战场上的士兵，既然做逃兵是死路一条，那就“向前冲”吧，唯有“向前冲”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是的，大城市在大多时候、大多情况下乐于示人的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虚幻的解放的可能性，不过，这就够了，人类会为了这种“可能性”而前仆后继的。

一边是特色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一边是传统支持关系的日益减少，一边是直破云霄的“高房价”（绝对与相对双高），一边是低到泥土里的“低工资”（绝对与相对双低），一边是对自由与本真生活的幻想，一边是“装逼”与“犯贱”进行时……“压力山大”“累觉不爱”“人艰不拆”“体亏屁思”“社病我药”“沟命海心”，等等，这些传神的网络词汇无不在生动地说明：这一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注定是“三明治的一代”，注定要在此间冷暖自知地往返、徘徊、跌宕、纠结，甚或扭曲，既是大城市的“新移民”，又是“无根的非市民”，如无锚的航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也可能会走错方向，走到头也不会有新的生活。

同时，由于健全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个体”的意识、关于“自我”的知识之历史-文化性的匮乏，如今在中国大城市中浸淫的年轻人，在种种压力的夹逼纠缠之中不可能不失衡，少有幸免者，乃至于他们常常只是单向度地表现为“欲望的自我”“物质的自我”（请不要抬扛，这是从统计意义而言的）——性、情感与消费主义是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戏剧，而尚有待于进化到的是“意义的自我”“精神的自我”，这恐怕就是即将到来或者说已经开始的新的时代主题。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从“土木工程”进入“人心工程”的历史时刻，但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会认为，这是一个绝望的历程，一个不可能有生机的未来。但碰巧的是，中国社会与城市化进程适逢互联网的大发展，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同于过去的以革命冲决“网罗”，互联网的特点是以技术冲决“网罗”，其势必在根本上重新构造人类社会横向的与纵向的联系，也即是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方式并孕育新的生活方式，“个人”在其中可以不再孤立无援、可以不再任由宰割。所以，我才敢相信，互联网将会重新缔造中国的城市生活，尤其是会构筑当下中国个体化进程中急需的新型的横向社群网络，一切改变与救赎的可能性都孕育于“社会的力量”之中，当然，这是一个两可的博弈过程，所以，同时还需要我们敏感的道德自觉与持续不辍的艰卓努力。那么，与其进行无谓的“大城市与小城市”之争，不如团结起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吧——从思想、语言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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