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终，突然接到一位诗歌界人士的邀请，说要组织一场纪念诗人骆一禾逝世20周年的活动，请我参加。

这些年已经很少听人提及诗歌了。说来蛮悲哀的，一个诗歌的大国，一个总以自己的唐诗宋词为骄傲资本的文明古国，不过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把诗歌遗弃得如此彻底，如丢弃一块用烂的破抹布一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不被实用主义蹂躏净尽？也是，当我看到千封百堵之后的媒体流露出的各种社会惨剧，想想这个时候谈诗歌是不是有些过于奢侈了？诗人西川有个怪论颇有些振聋发聩：他认为唐代诗歌的辉煌是以没有一位思想家为代价的，唐朝只要感受，不要思想。现在恐怕没有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诗歌重铸辉煌。问题是我们没有了诗歌也没有出现思想家。悲夫！

我原本不是诗歌中人。70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读中文的学生多少都和诗歌有点缘分。我正在跃跃欲试的时候，发现我同宿舍的一位女生文字的敏感和意象的奇特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于是知难而退，躲到古典诗词中间靠格律遮丑了。而一禾则是在读大学之前研习了一点格律诗，大学期间他已经因写新体诗而出名，与海子、西川并称为“三剑客”。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却偏偏要和新体诗歌打交道，于是一禾成了我和诗歌界的桥梁。因为他的缘故我得以认识了一些诗人，有了一些朋友。尽管后来的工作不一定都和诗歌有关，但是只要我感到自己的感觉变得干涩枯竭时，我就会习惯性地找出一本新体诗集来读读……

因为岁末这个有些突兀的邀请，让我联想起一直萦绕心头的愿望：写一写已经逝去的几位诗人朋友。几次提笔，几次放下，我始终没能将这个题目写出来，这个题目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了。但是，似乎是我欠了朋友什么东西，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或许写完这些故事能帮助我从这些回忆中走出来。

一、 昌耀之死

诗评家叶橹评价诗人昌耀的《慈航》“是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一禾在《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给大诗人昌耀先生》中写道：“而先生，在狱中，是你使我们失掉墙壁/并看见岩石和橡树的人。”

昌耀一生多舛。他成名是因为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划呀划呀父亲们》获了奖。那时一个刊物的奖项也能让诗人一夜成名。我那位同寝室的女同学就曾经在我面前朗诵昌耀的诗句，如同她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后来她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昌耀为题。但我和昌耀认识却是因为一禾。

记得那是我从作家张承志那里回来，兴致勃勃地对一禾说，张承志翻开一本《昌耀的诗》，拣出长诗《慈航》告诉我：中国有真正的大诗人却不被文坛认识。一禾对我的无知宽容地笑道：那恰是张承志到《十月》编辑部找郑万隆聊天时，自己对他们说过的话。我要一禾答应如果昌耀到北京一定让我认识。

不久，一禾找我，告诉我昌耀来北京了，而且就住在离我父母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相约一起去找他。到了地方才发现，那是个浴池兼旅店，蒸汽腾腾。原来《诗刊》承办全国诗歌评奖，让昌耀报送作品，昌耀不放心邮寄，于是抱着十几本诗集专程送到北京。那个晚上是在我父母的家里谈话度过的，昌耀说得不多，我更没得说，只有听一禾滔滔不绝。如昌耀所记：“但见他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微醺状态，只有那时我才得见进入完全的自我时的诗人一禾之心性。我们不太插话以免惊动他，唯听他独语：或阐发见解，或背诵《神曲》章节，或引述名人语录，一任思路所至。”

后来，得知昌耀的诗集通过了初选。再后来到评奖结果出来时却不见了他的名字。我是看过了所有候选作品的，公允地讲：没有哪本诗集能够厚重得超过《昌耀的诗》。听圈内人说，评委们反映读不懂。一股不平之气豁然而生，于是借助主办颁奖朗诵会的机会，我将落选的昌耀的诗歌列入了朗诵节目中。那次节目的录音带成了昌耀的宝贝，在他后来在西宁城里四处漂泊的日子，总是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有一天小偷把它当成钱包偷走了。

认识昌耀多年后，我仍然不清楚他的坎坷遭际，只是从他的《慈航》一诗中大约猜测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从荣军院响应党的号召赴青海参加开发大西北，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因为发表的两首诗歌情调灰暗被定为右派。在被监督劳改的过程中，娶了监督他的藏族牧民——被他称为“土伯特”的女儿为妻。“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那些诗句奇幻又恢宏，勾起我的好奇和想象。我曾经劝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散文，一来免于我这样的懒朋友一一核对查问；二来比诗歌容易发表，能多得些稿费贴补家用。昌耀总觉得他还没到写自传的时候。只是等到他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时，已经来不及写完他的自传了。幸亏他的好友也是诗评家唐燎原先生做了细致严谨的调研，才在《昌耀评传》一书中将他的故事大致梳理清晰。

昌耀被打成右派时不过22岁，因为人长得白净瘦小，像个学生。当时他在祁连山下一个藏族聚居村落被监督劳动，一户成分很好的藏族农民把他领回家中居住。这位藏族农民汉姓姓杨，只比昌耀大5岁，但因为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家中的顶梁柱，所以显得成熟得多。他家里8岁的二女儿和两岁的三女儿成了昌耀的跟屁虫和保护神。这个家里还有一位老妈妈，她可不懂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她疼爱昌耀，觉得他是遭难的学生仔，对他关怀备至。昌耀14岁离家参军，从此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在这个藏族家庭中他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倔强的性格得罪了村干部，昌耀被检举揭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从被群众监督劳动变成了被劳改农场收审劳动改造。8年后，昌耀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回到了唯一给他接纳和尊重的藏族人家。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了16岁的大姑娘，当年的跟屁虫兼保护人变成了羞答答的漂亮村花，在父亲的主张下，这位小昌耀14岁的姑娘答应“我听阿大（父亲）的，阿大说咋办我就咋办”。

当横扫一切的暴风

将灯塔沉入海底，

旋涡与贪婪达成默契，

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

是他唯一的生之涯岸。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昌耀再一次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半年后，当他从新的劳改农场返回藏村时，发现16岁的二姑娘已经嫁人了，为了给舅舅家的表兄换回一个媳妇。短短一别，相逢竟已然成陌路。昌耀和杨家二姑娘两人抱头痛哭。二姑娘心痛之下，脱口而出：王哥，要不你娶我妹妹吧。一句话又伏下了另一段情缘。

曾经是一诺千金的藏族汉子，从此不敢再看昌耀的眼睛，深深的内疚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失信，尤其是对一个屡遭患难的不幸者失信，这位藏族汉子一下子被自己的良心折磨苍老了，苍老得让昌耀都心有不忍，于是，昌耀郑重地向这位只大自己5岁的藏族男人提出愿做这个家庭的义子。藏民族宽广的悲悯情怀使昌耀在祁连山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昌耀的笔下，这位普通的藏族农民，是格萨尔王军中的骑士，是北国的天之骄子，是神国的天使。这位杨姓藏民38岁就一病不起，在他永别亲人之际，昌耀如此描述这个在贫瘠的高原上，为生存苦苦挣扎却敞开胸怀接纳一个异族兄弟和儿子的藏族汉子：

啊，你虽九死而未悔的伟丈夫！

你身披曳地红十字长袍的美男子！

比罗马教皇更显神情端庄，

高卧在冷色的床垫了，

一如倒仆在父母之邦的雪野。

而此刻才见你是一个濒于气绝的

剑斗士，为命运之神杀伐，

使我饱览了昆仑原上

黄昏的沉重。

……是一镀金的头盔。

是一镀金的鞍辔。

是一镀金的烛台。

……就这样走来了。

带着十字星光的闪烁，

也就这样地走去

……

此后，昌耀以义子的身份每年一次回这个家里探亲。有亲可探，劳改生涯是不是因为多了一种盼望而变得容易忍受一些？直到1973年，杨家小昌耀20岁的三姑娘，嫁给了昌耀。从此杨家的义子变成了藏家的“赘婿”。而主持之人，正是多年前没有能嫁给昌耀的二姑娘。

这是一个按照藏民族入赘方式举行的婚礼：

“她是待娶的‘ 新娘’了！”

迎亲的使者

已将她扶上披红的征鞍，

一路穿越高山冰坂，和

激流的峡谷。

吉庆的火堆

也已为她在日出之前点燃。

在一方石砌的门楼她翻身下马，

踏稳那一方

特地为她投来的羊皮。

就在这坚实的舟楫，

怀着对一切偏见的憎恶

和对美与善的盟誓，

她毅然跃过了门前守护神狞厉的

火舌。

……然后

才是豪饮的金盏。

是燃烧的水。

是花堂的酥油灯。

当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西宁时，昌耀已经是五口之家的丈夫和父亲。

这个汉藏两个民族组成的家庭，给苦难中的昌耀带来多少温暖……妻子的爱，以及随后诞生的三个孩子。他写下了他最温馨的诗歌《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那长长的题目展示出的是昌耀绵绵不尽的柔情：

西羌雪域。除夕。

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

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

同声合唱着一首古歌：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然而生活不是诗歌。尤其是在昌耀右派问题平反，落实政策回到青海首府西宁之后，他和妻子年龄、性格、文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凸显。那个被诗人称为“众神的宠偶”、“草原的小母亲”，曾经“以手背遮羞的处女/解下袍襟的荷包，为他/献出护身的香草”带给他无数生之欢乐和创作灵感的藏族女子，现在变成了母老虎，变成碾磨诗人神经的磨盘、砍伐诗人生命的刀斧，以至于昌耀如逃难一般逃离他曾经那么渴望拥有的家，宁可整日整日流荡在西宁的马路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面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和他写诗用的纸笔。入夜，待办公室的人们下班后，他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他最终和妻子离婚了。孩子，房子，都留下了，净身出门。他重新变得像他走进杨姓藏民家庭之前一样一无所有。

几年后，昌耀经友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西宁的穆斯林女性，按西宁人的习惯，叫回民。这位女性秉承回民传统，在西宁摆个小吃摊，有些积蓄，儿女也已经自立，不需要照顾，只是不识字，没有上过学。昌耀悲叹：或许命里注定，我此生只能和不识字的女人结为夫妻。已经在办公桌上睡了好几年的昌耀虽然心有不甘，却再一次入赘到一个回民家庭，而且是按照严格的穆斯林规矩，由清真寺的阿訇主持念经皈依之后缔结的婚约。那时候，昌耀偶尔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朋友说：你知道穆斯林的净身是怎么样的吗？哦，我不能告诉你。

回民是虔诚的穆斯林。在北京开会期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的清真饭菜都不能使她下咽，因为不够洁净。全北京只有牛街的清真馆子能让她吃饱。几个月后，昌耀再一次逃离这个穆斯林家庭，而且此后再也不提这段短暂的婚姻。

2000年，得知昌耀肺癌晚期且已扩散，医生宣布他的生命只能延续不过六个月左右。春节假期，我和一位北京的朋友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在病榻前，我见到了昌耀生前陪伴他最后一段路程的女友修篁。修篁曾经与昌耀有过几年的恋爱，却因各种原因分道扬镳。但是，当昌耀发现患有癌症后，他唯一想到的依靠是修篁。修篁也没有辜负昌耀的信任，敞开自己的家门，收容他，直到昌耀不得不住进医院。“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我百创一身……/你以温心为我抚平眉结了……/从此我喜忧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顽劣。”

是的，也许我会宁静地走向寂灭，

如若死亡选择才是我最后可获的慰藉。

爱，是闾巷两端相望默契的窗牖，田园般真纯，

当一方示意无心解语，期待也是徒劳。

我已有了诸多不安，惧现沙漠的死城。

因此我为你解开发辫周身拥抱你，

如同强挽着一头会随时飞遁的神鸟，

而用我多汁的注目礼向着你深湖似的眼窝倾泻，

直到要漫过岁月久远之后斜阳的美丽。

——《致修篁》

病房里我看见，修篁除了照顾昌耀的衣食起居，还帮助昌耀誊写信件，整理诗稿，抄写自传，忙得不可开交。我欣慰地想：昌耀终于还是找到了识字的女子为女友了。然而，转眼之间，不知为了一句什么话，两人口角起来，而且话越说越狠。

一个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拖着我，不肯放过我。

一个说：没错，我就是不放过你，我死了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

一个说：那你快点死，别耗人。

一个说：我现在就死，我去跳楼。

一个说：你别死不了更拖累人。

那些话像刀子一样戳心。

我不明白，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明明知道时间已不多，为什么不能彼此善待？离开病房，我和修篁一起去取昌耀留给我的纪念品。路上，我劝修篁：他没有几天了，你不能对他好一点吗？哪怕是忍一忍，让他走得舒服一点呢。修篁告诉我：她几年以前和昌耀恋爱分手，是因为她当时在医院检查发现腹部有个肿块，而且长期低烧，怀疑是癌症。那个时候，昌耀害怕了，躲开了。不得已，正好有个商人在追求她，而且答应将她孩子的户口想办法转到北京。于是，修篁和这位商人结婚了。婚后才发现，这个商人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她的女儿，一切不过是花言巧语讨她的喜欢而已。半年后，他们的婚姻解体。但是昌耀的临阵退缩，仍让她耿耿于怀，总是不能放下。我想起几年前昌耀曾经给我写信哀叹女友弃他而去，投奔了一个商人的怀抱，文学敌不过金钱的魅力……想来指的就是这件事了。这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修篁是个基督徒，据说是因为昌耀才成为基督徒的。她原本信佛，昌耀病后，她求遍了大小寺院、活佛，没有效果。这时有人劝她去求上帝，带着这最后一点盼望，她成了基督徒。

朋友们在昌耀的病床前和他开玩笑说：昌耀你真够可以的，你和世界三大宗教都结了姻缘哪。

这也是青海这块独特的土地才有的现象。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并且通婚的地方，汉、藏、回、蒙古、哈萨克等多民族杂居，很多当地人身上有两种三种甚至更多民族的血统。汉族人唱着藏族的歌，藏族人唱着蒙古族的歌……恶劣的自然环境，雄阔壮大的山岭河流，多种民族和睦相处，多种文化共存共容。

听朋友讲，昌耀临终前，三个女性曾经在他的病床前询问：你要用哪一种方式处理自己的归宿？藏族的前妻说：虽然他不是我丈夫了，但他还是我父亲的义子，应该按照我们藏族的规矩办；回族的说：我们由阿訇念经结的婚，必须由阿訇念经才能解除，你还是我的丈夫，除非你自己不承认我是你的妻子。但是，昌耀没有满足他身边的任何一位女性。他选择了回家。昌耀遗嘱：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老家——湖南桃源，母亲的墓旁。

2000年3月的一个清晨，迎着灿烂的阳光，昌耀从医院的阳台上纵身跃下, “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他自己的诗歌成为谶语。

转眼近十个年头了。

总以为涉过苦难之海，就能抵达幸福的彼岸。然而我在昌耀身上看见的却是苦难接着苦难，是一种苦难变成另一种苦难。倘若说政治的风暴来临摧折的是大树，我们或靠柔韧抵御，或靠高墙躲闪；那么生活的磨砺则像大水漫过，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生灵可以逃脱苦难的宿命。幸福不过是苦难之海中短暂的喘息，却不是终点。“命运啊，你总让一部分人终身不得安宁/让他们流血不死/然后又让他们愈挫愈奋/……日子就是这样的魅力吗？”（《一滴英雄泪》）

二、顾城之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风行一时。后来又因为有人推举，有人打压，一时成为诗坛的焦点，北岛、江河、舒婷、顾城是代表性作者。其中顾城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的诗句蜚声诗坛。又因为某位诗人写给他的诗歌题为“童话诗人”，所以通常人们也把他定位成童话诗人。不是说他写童话故事，而是说他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眼睛。

20世纪80年代，作家诗人们虽然比现在的社会地位要高，却没有现在这么难接近，那时候编辑组稿、谈事都是到作者家里去，彼此之间朋友一样来往是寻常事。当然可能和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也有关系。

不记得和顾城的认识是谁介绍的了，但记得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当时我的同事刚刚录制了诗人李刚的一组诗歌，忘了是通过谁找来了顾城，一起听听诗歌这样朗诵是否能接受。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放着一个巨大的苏式音箱，尽管很有些年头了，但因为是专业广播设备，比起街头的那些方砖头录音机还是不知好上多少倍。配着肖邦的音乐，男播音员用舒缓的调子念李刚的那些诗句，不再是口号式的呐喊，也没有了狂飙突进式的喷发。那次顾城听完后挺兴奋，四处打电话要叫其他人过来。找杨炼，杨炼出差了；后来是把江河找了过来，顾城陪着又听了一遍。顾城一直管江河叫老江河，其实那时江河还不到40岁，可能在顾城眼里就已经很老了吧。

顾城是那种说话细声细语娓娓道来的人，没有一点诗人的狂放或者咄咄逼人的劲头，像个小兔子一样无害，似乎还需要别人的保护，所以见面就有亲近感。时至今日，我还是很难将这个印象与若干年后那个在激流岛杀妻自杀的顾城联系在一起。

直到顾城出国之时，虽然他在诗坛上的名头已经很响了，但是发表作品并不很容易。他没有学历，没有正式工作，靠诗歌的稿费养活自己是很难的，他走我并不惊奇。临行前，顾城留给我一套他的作品复印件，供我制作节目的时候选择使用，其中有他自己写的自传，还为一些作品作了注释，解释他从某个词语或者意象捕捉到的灵感，中间跳过了那些逻辑关系进而呈现成为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重新翻阅顾城留下的那份资料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自己注释的那一部分文字了。我恍惚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剪辑错误还是有人抽走了一部分资料？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不过我确信我按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他的父亲老诗人顾工很热情，热情得让我难为情。因为我始终也没能按我们当初的设想制作顾城的诗歌节目。先是各种各样不是运动的运动使顾城这个选题总是不合时宜，后来就传来他杀妻自杀的消息，于是顾城的资料就被我从办公室带回家，放进抽屉里锁上了。

好多年以后，我在一个与诗歌毫不搭界的课堂上，听老师说起她少年时读过顾城的诗《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厚厚的墙和钥匙的意象使她记忆深刻，那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惶惑和恐惧轻易就打动了少年的心。

从新西兰的激流岛传来的消息说，顾城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他的妻子被斧头砍成重伤，被送到医院几小时后也不治身亡。这个自称“我的心爱着世界”的诗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能够容下两个女性共同生活在一片屋檐下，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夺走妻子对他的全部关照呵护。以至于多年之后，顾城的姐姐还和顾城儿子寄居过的那户新西兰人家就孩子是寄养还是继养闹上法庭。

是什么让一个从7岁长大的童话诗人变成了杀人凶手？

顾城在留给我的《剪接的自传》一文中描写了自己的童年：

“幼儿园的夜很静。我和另一个小朋友躺在小方床上，我们在比赛熬夜……

我没能赢得这场比赛。

天亮以后，那个小朋友神秘地告诉我，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在月光下用纸叠了一个天鹅。我一下子被触动了，月光？多奇怪，月光！我老忘不了月光这个词。它唤醒了我对那个夜晚全部的感觉。

当然，我不知道这一切，属于诗。”

“我和父亲经常在猪棚里对诗。他写一首《沼泽里的鱼》，我就写一首《中枪弹的大雁》。我们写完，就乐一阵，然后把诗和稻草一起，塞进土灶。土灶上经过发酵的猪食正冒着热气……

父亲说：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

我用木炭把这句话写在锅台上，又用手指一点点擦掉。”

因为他留下的这一切，对他的后来，我恨不起来。

顾城死后，不少当年过从甚密的熟人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一位当年与他齐名的女诗人，非常不屑地回想起70年代在京城第一次与顾城见面，顾城与他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顶着北京春天的黄沙骑车穿越整个城区来看她，只是为了节省两角钱地铁票。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女诗人已经是在为什么衣服配什么鞋子和首饰烦恼的阶段了，自然会鄙视为两角钱营营役身，更想不到那时北京的几位诗人为了想见见写出如此美好诗歌的女诗人而勒紧腰带，几人凑出邀请她来北京的路费的那份艰难。

选择讲述哪些诗人的死亡故事让我颇费踌躇，有些诗人的死过于决绝而且流传甚广，让我舍弃了，如海子；有些诗人的死过于美艳让我害怕说出来会引出更多的效仿者，所以不说也罢。不过我发现，其实有些诗人即使苟延残喘，不过是被时间的刀锯凌迟。

诗歌或许还活着，但诗人死了。

三、 一禾之死

一禾是那种让你提起来就心疼得揪在一起的朋友。你会觉得你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已经随着他的离去而永远失去了，那是敏锐，温柔，细腻，熨帖的关心，欣赏的关注，清澈的友情之溪，一声无奈的轻轻叹息，是投向高天的风的舞蹈，也是自愿被责任的绳索束缚的隐忍……哦，人的一生有过这样的朋友，那是上天的厚赐。

失去一禾的时间越久越感觉到一禾的珍贵。一禾去世之后，我和一禾最要好的朋友聚会的主题永远是回忆一禾。借着酒慢慢唤醒一点一滴的记忆，直到泪流满面。在现今这样一个社会中再也难找到一禾那样的朋友了，甚至连这样的回忆似乎都是奢侈。前年，我和一禾最好的朋友也离世了。这是个粗砺的时代，容不得精美存活。

我和一禾是大学同学，他在大学时期的初恋是我的同宿舍好友，因此开始免不了当了一段灯泡，后来又做穿针引线、遮遮掩掩的红娘。初恋失败了，一禾自称留下的只有伤口，但我们的友谊却开始了，而且大学毕业后更加紧密。一禾是我从来不用找理由见面的朋友，而一禾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任何请求，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据说贵族气质中是有一些女性的阴柔性质的。倘若此说成立，一禾是可以作为佐证的。一禾是个敏感到有些纤细，优雅到有些温柔的男生。连他的脚和手都小得和他的身高不成比例。有一年冬天，他曾经戏谑地套上我戴都有些费劲的羊皮手套，让我吃惊地发现他那双手换给任何一个女孩子都可以称得上是纤纤玉手了。据男同学回忆，一禾抽烟时，小手指总是不由自主地翘着，状如兰花。

但是从来没有人嘲笑一禾的贵族气，因为他真纯。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是热爱文学的，刚进校门不久，班里就酝酿办一个文学刊物，发表自己的习作。翻辞典起了个名字叫《老一套》。可是当编委们上门约稿时，嚷嚷最凶的人又变得最为矜持了，纷纷表示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没有稿件可提供，气得编委们只想抽谁嘴巴子。那时一禾沉着地对编委说：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会有稿子的。一禾的诗歌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被我们阅读的。后来还有他的第一篇小说等等。

一禾是诚恳的。刚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当编辑时，他给自发来稿的作者写退稿信竟然写到12页信纸。不知道那些退稿信是否还能在某些文学爱好者手中珍存。一禾分管西南片的文学创作，他和西南片的作家们就都成了好朋友。1987年初，我赴云南麻栗坡前线途经昆明，沾一禾的光，得到昆明许多作家的盛情款待和帮助。回京时也帮助他们携带了不少送给一禾的礼物。当时曾经和一禾相约，以后一定要结伴再赴云南畅游，一起去过三月三，过泼水节，可惜终未能成行。

一禾是敏感的，别人对他的一点点好处他都会铭记不忘。上大学时我曾经将班里的创作刊物拿给认识的一位文学前辈请教，然后可能是出于一种炫耀，把文学前辈的讲评转述给一禾。后来我自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但是一禾一直没有忘记。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特意提起了这件事情。

一禾的记忆力是超群的。上大学的时候，男生宿舍里一禾讲故事的方式几乎就是背书。那么多人聚在让人冻得瑟瑟发抖的集体宿舍里听他逐字逐句复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毕业后，我常常听他随手拈来叔本华、尼采的论述在某卷书的几章几页，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我是永远也不会去查证它的准确性的啦。后来，即使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我也愿意找个借口邀请他一聚，酒酣耳热之后，看一禾醺醺然滔滔不绝地说话是我的一种享受，因此也多知道他的一些故事和他对人对文的评说。一禾去世后，在众多的回忆文章中，诗人邹静之记述初次见面惊讶于他能背诵《圣经》新旧约的经文，有些诗歌界朋友以为是溢美之词，却不知一禾背书的功夫超一流。

然而一禾绝不仅仅是个谦谦君子。大学的同学回忆说：一禾的百米速度极快，因此他在班级的足球比赛中出任前锋。在与对方身强力壮的后卫拼抢时，一禾每每如子弹一般地冲上前去，然后因着单薄而被对方的后卫弹开翻滚好几米远。诗人西川也回忆当年他们去北京昌平海子的宿舍探望海子，一位邮递员给海子送稿费单。邮递员反复念着邮寄单上的名字“海子”，因着谐音就念到“孩子”、“儿子”、“孙子”，海子还不以为忤，一禾已勃然大怒。一禾对朋友的维护就如在足球场上奋不顾身。

一禾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刻。听一禾说过一次他与诗歌圈中人打架的事情。80年代中后期，诗歌还有那么一点魅力，某些文学女青年喊出了“先卖身，后卖文”的口号，掌管诗歌发表版面的个中人物乐得入毂。一次圈中人聚会，人人身边有美女陪伴，独有一禾清者自清。有人借着酒劲，热心要给一禾也找个红袖添香，被一禾拒绝了。哄闹之中，众人把姑娘往一禾身上推，一禾有些恼怒，一把推开身边的香艳。于是有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挺身而出，一场混战桌椅板凳乱飞。那是一禾颇为自得的一次动粗。

在纪念一禾去世20周年的座谈会上，诗人西川特别讲到一禾对某些人的蔑视，深得我心。

1989年我的单位要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策划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爱情诗歌》系列，约请一禾担任撰稿。一禾很痛快，也很胜任。两次切磋之后，稿子就能用了。在他交稿的那一天，我们喝酒聊天谈得很尽兴，当然主要还是一禾在说。他讲起许多大学时的往事，讲我们第一次见面，讲我替他探望他的女友，讲我安慰他的失恋，讲五四文学社，讲诗歌朗诵会……让我感佩他的细腻和记性之外也隐隐有些诧异：我们以往是不忆旧的，难道我们已经开始老了吗？我心中不安，他好像再不讲出来就没有机会了似的。我那时不知道海子已经出事了，一禾承担了多大的精神负荷，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友情会不会给他惹来麻烦因而他要疏远一些。我没想到诗人的心是敏锐的，他顺从了心的带领，没有留下遗憾。几周之后，一禾的父亲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他儿子撰稿的节目和儿子的名字，老人家很欣喜，多次拨电话想夸夸儿子，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一禾夫人告诉我：那正是一禾脑溢血突发倒下的时刻……

一禾在好友海子去世后，多次表示：他拒绝死亡。但是，死亡攫住了他。

一个诗人可能很难绕过但丁，尤其是一个想在历史坐标系上留下些痕迹的诗人，无论是一禾、海子、昌耀都是如此。前些日子，那是我还能在我们教会所拥有的图书馆安稳地读书的日子，我在午后的阳光下像懒猫一样窝在椅子上重读《神曲》，竟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陌生。突发奇想：但丁让维吉尔也就是理性带领他游历地狱和炼狱，却让贝娅特丽丝这爱的化身带领他进入天堂。而昌耀是在爱情中遍历地狱和炼狱，却期待诗歌能带他进入永恒。不知道这是奢侈的念想吗？

重新翻拾逝去的友人留下的诗集，忽然发现：那一代诗人是有自己的使命感的。一禾曾经将他自己正在创作的长诗《大海》的结构与但丁的《神曲》相比较，说他从海底的幽暗逐渐逐渐向海面上浮，向光亮趋近。只活到25岁的海子考虑的是“真正的史诗”。那个时代的诗人，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经典作品都是他们的必读。所以昌耀会写《给约伯》、《拿撒勒人》，也会写《盘庚》，一禾会写《天然——〈耶利米哀歌〉和招魂的祭祀》。他们的写作是以人类文化经典为参照系的，这同样需要他们的读者具备大体相当的素质。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读者愈来愈少。

十多年前，我受命组织一次新时期诗歌回顾，诗人西川听了之后颇有感触：就那些诗，现在的中学生写出来都跟玩儿似的，当初怎么还因为读懂读不懂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那时我们至少为我们阅读的眼界开阔而心存感激。但是，现在我却真的担心，还有多少人能读懂海子、一禾、昌耀的诗歌？即使海子的诗歌已经被选入了中学课本，但西川曾经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对海子诗歌的误读。人们只读出海子25岁的青春灿烂，却没有看到青春背后伺伏的死亡的阴影。

昌耀曾经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将题目定为“宿命授予诗人荆冠”。“荆冠”这个词让一位诗评家感到陌生，一度以为是诗人生造的词或者是“桂冠”的错别字。其实任何一位基督徒对这个词都耳熟能详，“荆冠”是耶稣钉十字架前罗马士兵戏弄他时用荆棘仿制的王冠。他们嘲笑这位贫贱潦倒却自以为是王的犹太人，殊不知吊诡的是：他们的嘲弄恰恰说出了真理。显然，昌耀联想到的是耶稣的苦难或许就是诗人的命运。

一禾在《为了但丁》里面也借但丁赋予诗人使命“天堂的但丁/而不是文学的但丁/这永远是但丁和但丁的诗篇”，“为了但丁/未来垂直腾起，绵延而去的只是时间。”在他们的眼中，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先知，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先知的使命。一禾在1989年初写下的诗句“这一年的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终成谶语。

诗人已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先知沉默的时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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