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历史

曾国藩不成器的时候

如果曾国藩活在今天，出一本新书，它的腰封上一定会印着霸气无边的两句话：一句是毛泽东的“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句是蒋介石的“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

这个让毛蒋都拜服不已的千古一人，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干过很多荒唐事。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里，在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之外，作者描画了一个屌丝版的青年曾国藩。

比之日后的圣人，早年的曾国藩起码有四大毛病。第一是学习不好。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湘乡县大界白杨坪，这里闭塞落伍，几百年间连个秀才都没出过。到了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连考17次秀才都失败了。这位功名无望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曾国藩回忆“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笨老子教笨儿子，何其艰难。曾国藩本人14岁起参加县试，连考7次都名落孙山。23岁时终于中了秀才，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虽然后来又考中举人、进士，但曾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可见老天给他发的牌并不好。

第二是浮躁贪玩。曾国藩到北京做官的头两年，每天都要“四出征逐”，吃喝玩乐。本来做了计划，要读书用功，却“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这一阶段的日记里，天天都是“见人围棋，跃跃欲试”“心浮不能读书”“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之类的话。就像后世的英杰人物胡适，有一时期日记里三天两头“打牌”一样。

第三是暴躁傲慢。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郑小珊因一言不和，“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与同乡金藻起了口角，又“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而其平时处世，有时高己卑人，吹牛显摆，有时又有曲意逢迎、言不由衷的情状。

第四是沉迷美色。他在日记里记录，自己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在另一家看到漂亮姬妾，“目屡斜视”。有一天早起读书，没有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这些所谓的“毛病”放在一般的年轻人身上，本来也是平常的事。难得的是，曾国藩能立志，能自省，能吃苦，能守恒，30岁起“学作圣人”，从此如其朋友所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

不够聪明，他便踏实勤勉，不求捷径，“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最后发现“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笨拙功夫反而成就高明；心性浮躁，他便专向“恒”上用功，“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人而无恒，终身一事无成”；他也一改傲慢习气，待人诚敬恕谦，因为他发现了多数人的两大败因：“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至于好色，年轻时同样以此为病的蒋介石，经常在日记里自省要从“禽兽”到“圣贤”，他从欲海沉沦里自我救赎的工具正是曾国藩的著作。

曾国藩无疑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励志传奇。他30岁前弱点巨多，平庸无望；30岁之后，立志做“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的“光明磊落、神钦鬼伏”的“天地之完人”。自此，毅然横起，冲决网罗，终于脱胎换骨，得偿所望。

如此看来，他书的腰封上，还应该印上梁启超的话：“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张宏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梁启超如何管教儿女

古人讲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梁启超无疑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几个登顶者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全面开花之外，他荫及后世，同时是一等一的教子高手。他有九个子女，个个了得。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思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四子梁思达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者，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而反观常与梁启超并称的康有为，在前者眼里他的“两个儿子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梁曾为老师叹息，“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一样人杰，两般结果，徒令人叹。

在花城出版社出的《大家小集》系列梁启超这集中，专门选取了部分梁的家书。通过他给下一代的信，能看出他对儿女的教育何以如此成效卓著。

梁启超把子女看作是平等亲爱的朋友。因为行踪无常，他常和孩子们写信交流，所谈话题甚广，文学、历史、家常、人生无所不谈，总是亲切自然，不装不端。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唆、流水账，称呼也全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baby”“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他给子女很多建议，却并不要求他们一定照办，即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旧式的父母，总免不了架子和面子。在孩子面前，以长辈和权威自居，而不会平等交流。维珍集团创始人布兰森回忆其创意无限的起源正是其开明的家庭。“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们，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一样有价值。”“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梁启超对子女总取乐观鼓舞的态度。思庄未能立进大学，他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他勉励孩子们“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思成担心欧洲学习数年专做呆板工夫，恐怕变成画匠，他便劝慰宽心：“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无独有偶，柳传志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态度。柳在回忆父亲时感慨不已：“我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您和妈妈对我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是多么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爸爸您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指导我好好走过了40年的路程!”

梁启超对子女常给体贴细致的帮助。他教导思庄做学问别耍孩子气，做人却要带几分孩子气；为思永联系考古专家；为思忠约请西点军校推荐人；牵挂最多的似乎还是思成，指导他《中国宫室史》《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为他谋清华的教职，尤为操心的还是他和林徽因的婚事，推荐婚礼的地点、约请嘉宾、准备聘礼、筹划新房，还细心嘱咐结婚后第二天要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遥拜。

收录的这些家信都写于20世纪20年代，从中窥见的是一副父慈子爱的动人图景，梁启超心疼儿女，儿女也敬爱他，个个“拿爹爹当宝贝”，并以出色的成绩告慰父母。此前几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在其中提出了为人父母者的三个核心：一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二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三是解放，使子女成一个独立的人。对应于此，梁启超真是一个难得的好父亲的典范。

但环顾周围，多少父母还是祸害，而子女还是其奴隶？多少家庭关系仍是畸形、变态与扭曲的？在考学时，恋爱时，创业时，很多父母成了子女自主选择的最大阻力，而很多子女一方面委曲求全，在“孝”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又谬种流传，在将来把这一悲剧继续向下传递。鲁迅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比照今日，前者便是屡见报端声名狼藉的豪门恶少，后者便是深夜电台情感热线里哭诉被父母棒打鸳鸯的屌丝男女。

已近百年，还在怀念鲁迅，说明我们鲜有长进。而今天的社会风气，的确常有怪异的方向。父母对儿女好，儿女对父母好，难道不是天然应该的吗？难道不应该是一种发自本心的美好情感吗？但在电视上，朱军们会流着大把廉价的眼泪来把所谓的“孝”作为一种秀，艺能界更会定期评选“十大孝子”来昭告天下，而法律甚至会将体制性漂流在外不便经常回家的人定义为违法者。微博上却自有毒舌一语道出真相：开始就“孝顺”立法，说明社保真的快破产了。正如苏小和所说，一旦道德越过私人的范围，就成了打手，成了工具，成了借口。

不管世相如何，觉悟了的父母都应该学习梁启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大家小集》梁启超集

梁启超

花城出版社

胡适，你幸福吗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

问你去年时，为什么闭门深躲？

“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胡适《如梦令》

从远处的道路上，走来了一个丰神俊秀、风度翩翩的读书人。他在舞台上挥毫，成为一时最受瞩目的风景。在他身后，跟着一位缠着小脚、其貌不扬的乡下老太，那是他的夫人。

这名男子正是胡适，当时头一名的新派人物、洋派人物。与他同在新派阵营的鲁迅，将“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朱安归在了旧的阵营里，划清界限，不与接触。冬天的时候，为了节制性欲，他会故意不穿棉裤。

而胡适却与这份他的寡母满意的“礼物”江冬秀相伴终生，他的婚姻也成为后人眼里另一道让人惊叹的奇观。蒋介石说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贴切。在立场上，他是革新的；在选择上，却是守旧的。在学识上，他是广博的；在情感上，却是专注的。

这位“当代第一人”也有白璧微瑕。早年上海求学期间，受人影响，他有喝花酒、逛窑子的经历。1923年，杭州养病期间，他将老婆孩子抛诸脑后，与表妹曹佩声烟霞洞同居三月，“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但他终究是一位胆小君子。李敖写道，胡适当北大教授，“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后来和心仪的韦连司、陈衡哲相知相处，对方给他不少“碰壁”，他也终究未曾“越轨”。

但江冬秀配得上胡适吗？这份“旧道德”所维系的婚姻质量到底如何？倘若一支CCTV的话筒伸到面前探问“你幸福吗”，胡适会如何作答？当事人心迹已不可寻，我们或可通过外人的观察管窥一二。

只是朋友们、学生们看法各异，说法不同。张爱玲觉得“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夏志清却说，“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胡适待他的老伴是够好的了，但胡太太常年打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江冬秀如果“立志求学上进，婚后进学校或者在家里自修，胡适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种闺房乐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胡适如能同陈衡哲这样的女子结婚，当然生活要美满得多。”李敖也对这位小脚老太的脾气与见识多有调笑，他曾叹息“认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而罗尔纲却说“我处胡家五年，我却常常感到，假如适之师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

胡适当纽约寓公期间，唐德刚多年近身陪伴，他的看法与说法或可采信。在唐的《胡适杂忆》里，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这位同时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

唐德刚初见胡夫人，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意味”，因为对方是一位圆圆胖胖的普通老太太，与之前想象相去甚远。但之后，他却发现这位师母实在多有长项。

第一是烧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她与胡适同岁，同乡，受了胡适影响，说话也爱“我们安徽”如何如何。能做一手地道的家乡菜，对于曾“努力做徽骆驼”的胡适而言，怕是一个不错的福分。

第二是打一手好牌。胡夫人爱打麻将，也善打麻将。胡适在台湾做“中研院”院长期间，为了太太不在公家宿舍打牌，专门托人买了一处房子给她。虽然牌友盈室，难免叨扰胡适，但胡夫人出手如神，每打必赢，所赢的钱，也成为胡家常规收入的一种。

第三是写一手好文章。她沾染胡适的书香气息，也写自传。稿子虽然别字连篇，唐德刚看到的却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她描写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看她，她想见又不敢见，只好躲在床上哭泣、装病。她写自己如何预备嫁妆，结婚之日如何“上轿”，朴实真切，饶有情趣。唐曾读过杨步伟、蒋碧薇、沈亦云这些风云女性的自传，他们分别是赵元任、徐悲鸿、黄郛将军的夫人。相较之下，胡夫人的传记并不逊色，“其中奇绝之处，往往为名山所不及”。

所以，尽管外人看来，“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是奇观，是遗憾；在唐德刚看来，两人“和和平平四十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却是自然，是幸福。当时的知识分子，婚姻无非三种：农业社会的旧式婚姻；工业社会的西式婚姻；“转移时代”的新式婚姻。据此推演，倘若和韦莲司来一段西式婚姻，胡适这位传统士大夫和狂狷的洋小姐家庭生活很可能会有矛盾；如果和新女性来一段新式婚姻会如何呢？“胡适如碰得好，他可碰成个有运气的周恩来。碰得不好，也会碰出个乾纲不振的毛泽东、刘少奇和林彪。”

如此看来，江冬秀未必是理想选择，却应该是最优选择。胡适“这个皮球最后总算被踢到那个‘三从四德’的古老堡垒里去。在这个古堡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那‘较好的一半’是死心塌地地‘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我就不相信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伟大的成就，与他这个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生活，毫无关系。”胡适终究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胡适是不是“福人”终究不在学生的定义里，而在他的个人感受中。胡适一生讲究“爱、美与自由”。他以美文传世，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但对于爱这一面，却终究是有不自由的。

“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是看得开，却也是不得不放下的无奈。虽然“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黄庭坚语），但“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他将偏爱有加却不幸夭折的独女取名“素菲”，正是怀念他曾五个月通信四十余件的“莎菲”陈衡哲啊。

Sophia，不要让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间痛苦的记忆。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在春梦无痕之际，午夜梦回之时，半梦半醒之间，这位新诗人对着身旁的旧妇人，是否会想起当初“几回魂梦与君同”的那些音容，那些流光，那些遥远的“梦与诗”……

《胡适杂忆》

唐德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的性情

几年前，在学校听电影学院的名师陈山教授讲课，他说了一个让当时的我们“毁三观”的事：刘和珍和许广平都是鲁迅的学生，之所以刘和珍牺牲，而许广平完好，是因为前一晚许住在鲁迅家里，并没有参加后来的游行。

后来买到一本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的《秋夜·两地书》，正是关于鲁迅与“女人”们的。它里面有萧红、许广平，也有子君、祥林嫂，却没有这篇《纪念刘和珍君》。如果按陈老师的说法，其实应该有的，许广平若跟了刘和珍“同去同去”，“两地书”便成残篇了。

这部书有四个部分，都很有看头。第一部分即是“关于女人”。鲁迅是懂女人的，懂她们的好，却也不惜写她们的坏。他操心旧妇女的小脚，却也担忧女学生的“天乳”。他描绘上海的时髦少女“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多么生动传神！与现今一些一味讨好女性的公知不同，他也写一些寡妇的可恶，“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憎恶”。在下不幸，刚毕业时在一出版公司，就曾遇到这样一个阴冷可怖的单身女教授，至今不敢忘却。

第二部分是爱情小说。《伤逝》里涓生和子君的故事，实在映照出刻薄者的款款情深。爱骂人的毒舌，却往往有慈悲心肠。非独鲁迅，看看王朔、李敖给女儿的信，其情真，其意切，常人难及。

第三部分便是“两地书”。信的文本无非生活琐事，极少儿女情长。但称呼已渐渐从“广平兄”到了“小刺猬”“小莲蓬”乃至“乖姑”，落款也先后从“鲁迅”到了“迅”，到了“你的小白象”，可见出两人渐入佳境的过程。对于许的来信，鲁迅起初并不很热衷，“现在才有回信的功夫”，并且“十六和廿日的信……到现在才一并回答”，到了后来却情形大变，“依我想，早该得到你的来信了，然而却没有”。这份殷殷期盼，除了以书相赠，也开始直接挂念，“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书里没有收录许广平的书信，却可见出全程处于攻势的还是许广平。起初以“小鬼”自称，撒娇不止；后又让代改文章，在课上带头捣乱，给老师出题，如此种种，终于把“鲁迅师”变成了枕边人。常说中国女性如何含蓄，其实我国女同胞对于突出的异性，并不乏勇猛精进的一面。非独许广平，江青、邓文迪……一路代有才人出。

书的最后是鲁迅的自传部分。故乡的沉沦与破落，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境，父亲的病，都让少年鲁迅烦苦沉闷。而他后来的一生在“反抗绝望”中，“向下超越”中，“呐喊与彷徨”中，正难逃幼时际遇心境的影子。

鲁迅55岁的生命，却写下了卷帙浩繁、影响深远的600余万字。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同理，深刻也是憋出来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写作是“力比多”的释放，是“白日梦”的描画。我总觉得，鲁迅在情与性的一面，或是压抑的，是不自然的。

对于发妻朱安，他奉行不接触政策，甚至在冬天不穿棉裤以寒冷节制性欲。对于萧红，他们之间其实有着超越师生之间的情怀，但又囿于环境，无法发展；对于许羡苏，也是在朦胧暧昧之间，踌躇不前。唯独对于许广平，“火是真的”，一句“管他妈的”之后，便在沉默中爆发，在乱世里牵手了。但这火似乎也不能燃烧始终。周海婴曾回忆，鲁迅和许广平闹别扭时，便自己走到阳台上躺下，一声不吭。年幼的周海婴看到父亲躺在阳台上不乐，自己也就走到父亲旁边躺下。鲁迅曾说，女人天生有母性，也有女儿性，却没有妻性。他在《幸福的家庭》里塑造了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可怜的作家，这素材或不是无源之水。

关于周氏兄弟反目的原因探究，似乎至今没有定论。但其中一种观点坚持，是鲁迅偷看了弟媳羽太信子洗澡。“一看到白臂膀，立刻联想到全裸体，立刻联想到性交，立刻联想到乱交，立刻联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惟有在这一层面上才能如此跃迁”，鲁迅刻画的国人的思维模式，恐怕他自己也不能外。这方面，苏雪林、葛红兵等人有充分的论述。鲁迅的友人去拜访他时，也曾见他正聚精会神地用弹弓弹射墙角小便的路人的生殖器，这个行为实在称不上是“雅趣”。只可惜那时候没有北京马拉松，不能让先生尽兴。

在明与暗、中与西、新与旧的边界上，鲁迅腾挪的空间终究有限。他想做新人，却也不免旧道德的束缚；他不屑于做“小人”，却也只能与他看不上的“正人君子”们归于一处。他勤奋地用笔来画梦，多情却又多疑，呐喊却又彷徨，欢歌却又悲苦。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秋夜·两地书》

周德钧

中国妇女出版社

萧红：人生自是有情痴

这是一个身世悲苦的女子。

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不错，可家里的人几乎都不喜欢她。母亲在她9岁时去世，父亲常为小事骂得她发抖，每从他身旁经过，她只能享受到斜视，“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后来，她成为著名作家，父亲却还是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剔除了。她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的回应是痛打她一顿后把她锁起来，然后给她父亲拍电报，催他将其勒死埋掉。

只有祖父对她好，祖父常心疼这个孩子，对她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这个姑娘后来一路漂泊，长大成人，变成“文学洛神”，跻身“民国四大才女”，但她一直自觉只是“长大”了，却并没有由此就有了“好”。只是那时，在一片冰冷世界里，她终于看到一线温暖的光。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开始不断地划亮手中的火柴，去追逐一些绚丽而短暂的光明与希望。“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追爱

1925年，14岁的萧红被许配给小学教员汪恩甲。他常去萧红的中学看她，萧红还为他织过毛衣。汪的父亲去世，她还去为之吊孝。6年后，萧红从老家“叛逃”北平，汪知道后，追随到京，一起读书。后来经济告急，他们又回到哈尔滨的东兴旅馆，住了半年。

在此之前，1928年，萧红曾与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远房表哥陆振舜燃起一段恋情。1930年，已经成婚的陆退学前往北平就读，19岁的萧红为了追求爱情，毅然离家，逃往北平与陆同居。仅到年底，他们便迫于家庭与生存压力各自回家，这段感情也就此夭折。

住在东兴旅馆里的汪恩甲和萧红颇为困窘。这时萧红已有身孕，汪却骂道：“哼，是谁的孩子天知道！”1932年春节，汪恩甲回家过年，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充当人质。到这年6月，作为“弃儿”的萧红人困马乏，已欠外债四百，她在一首小诗里叹息：“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走投无路中，萧红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救，萧军等一伙文学青年将她救出。她自此开始跟已婚的萧军同居。虽然两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但毕竟有文学的牵引，能在苦中变出一些乐来。1934年，两人从青岛移居上海。随着境况改善，两人却渐行渐远。后来萧军移情别恋，两人不时冲突，甚至老拳相向。在外人眼里，她成了萧军的“用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

在上海期间，二萧结识了鲁迅。1935年，鲁迅在给萧红《生死场》作的序言中称赞：“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937年，抗战爆发，萧军从五台山赶赴延安。丁玲曾劝萧红前去，萧拒绝了。丁玲等拖着萧军从延安到了西安，与萧红相见，却碰上萧红正跟作家端木蕻良在一起。虽然已怀了萧军的孩子，她毅然不加反顾：“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婚礼上，她坦白心声：“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然而这平常期望也渐成奢望。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一人乘船离开武汉，前往重庆，把怀着身孕的萧红留在了滚滚硝烟中。两年后，萧红终得随丈夫飞抵香港，贫病交迫。1942年底，31岁的萧红病重被送进医院，遭庸医误诊而失去语言能力。端木蕻良不见踪影，看护她的是小她6岁的作家骆宾基。临终前，她在一片白纸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错爱

《民国红粉》里刻画了张幼仪、王右家、张爱玲、阮玲玉等多个摇曳生姿的民国女子，唯独萧红的故事与命运最令人叹惋。她幼年缺爱，便在后来努力地追爱。但不管是陆振舜、汪恩甲，还是萧军、端木蕻良，对她而言，都只是从错误走向错误。

在萧红名篇《回忆鲁迅先生》里，她对鲁迅的笑声，他的咳嗽，他的穿着，他的菜食，他的做人，他的画作，他的纸烟，他的体质……都有细致入微的记忆与描绘。根据余杰的分析，他们之间其实也有着“越轨的”情感，但这份情感的结局注定也是无望的。

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小我几岁的玩伴。大人们正聊着天，他忽然大声问我：哥哥，你这儿还有没？我便回道：还有什么没阿？他瞪大眼睛，露出渴望的神情说：饼干沫沫儿。我们便一齐大笑起来，知道上次剩了点饼干渣给他，他却吃上瘾了。

萧红在文章里也会自怜“现在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可多数时候，她为那些更不幸的人们悲哀，“他们永远留在那里，那里淹没着他们的一生，也淹没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但是这要淹没到什么时代呢？”钱会使她痛苦，她更在乎的却是情，她单纯而热烈地索要它，有了便觉得味美，觉得满足，觉得快乐。不管对于对方，那或许只是爱情的碎末。也不管对于旁人，只于此作为同情或者笑料。

曾在北大看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剧场中，年轻的观众面对昔时沉重的景象、执着的男女，不时响起轻快的心照不宣的笑声。门外海报上赫然写着的“每一个男人都会爱上她”，显然没有成为事实。更接近的真相是，她爱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不爱她。她努力地在贫苦中绽放笑容，世界却还之以面目狰狞。“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在这充满暴力与欺侮的世界，从异乡到异乡。”在内心的噬咬与命运的驱使下，她只能不断风雨漂泊，在不甘中孤独凋零。

李健吾说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眼下最期待的就是据称许鞍华导演封箱之作的《黄金时代》，想看看汤唯演绎的萧红，会有着怎样的才华与困顿，美丽与哀愁，希望与挣扎……

《民国红粉》

张耀杰

新星出版社

不那么亲切的冰心

在《一个》上看到一期问答，问题是：谁给你写的信让你印象最深？一个人的答案是：冰心奶奶，因为“她亲切地称呼我为小读者”。

看到这儿，我不由得“呵呵”了一声。梦总是美的，但真相却未必。大学时候，一位教播音的老师曾对我们讲，她眼见央视一位有名的少儿节目主持人，一旦镜头移开，平时和颜悦色的她便立即对身边的小孩儿换上一副相反的神情。

冰心曾以亲切的笔触在万千少年心中点亮一盏盏温暖的“小橘灯”，但如同很多出色的喜剧演员在舞台下却抑郁寡欢一样，她在习见的“天真”“亲切”之外亦有颇为复杂的性情……

斥退季羡林

这位世纪老人在生前担任多项国家职务，死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备极哀荣。梁实秋称其为“天才的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称其为“真人”，在世人眼中，这是一位文学与人格上几近完美的女神。

但透过这些“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有一些不可忽略的杂音。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困居李庄，林徽因、梁思永均患疾病，傅斯年在给代院长朱家骅的求救信中介绍林徽因时，便对冰心语带不屑，称林“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1945年，张爱玲曾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表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苏青则称，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美丽，之后只觉得卖弄，无兴趣再读了。

文章不讨人喜实属正常，但冰心当老师时给学生的观感也与其一贯示人的形象大异其趣。季羡林回忆自己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就读时，曾旁听了很多名师的课程，如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因此也慕名去听冰心，这位年轻老师却对于旁听生毫不客气，她看课堂上挤满了学生，便威严地呵斥“凡非选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于是一众人夹着尾巴逃跑，再不敢来。

她的厉害还在于“御夫有术”。冰心当年留美时已是知名作家，加之气质文静，追求者众。她却一概拒之，而独选了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后来如吴的学生费孝通所言，“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特别是他们一起在燕山大学教书时，台前活跃的总是冰心，而吴文藻则躲在冰心身后过着他心满意足的书呆子生活。

1923年，在留美时写的《寄小读者》中，冰心显现出一个23岁的文艺青年多愁善感的玻璃心。在为家里的一只小鼠被猫吃掉而伤心落泪后，她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时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但如今堕落了……”

此后，她显然也有过“不仁爱”的记录，却再未如此这般努力反省。比较此时真挚动人、爱心无边的冰心，后来的她或许真的有点“堕落”了。

棒打林徽因

1931年，徐志摩遇难后6天，冰心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就称，“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这便与当事人的记忆大有出入。1928年，梁启超病重，徐志摩前去探视，路过燕京大学遇到冰心时，后者对其“声声志摩”，叫得温暖。冰心信中并称徐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好似女人之中，唯有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60年后，同剧再演。1991年，胡适诞辰100年。冰心写文章纪念，内称自己与胡适没有接触，亦无通信。实际上，在胡适的书信集里便收录有几封她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日记里，也有他们一同聚会的记录。

冰心是精于审时度势的。抗战时期，因为与宋美龄是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校友，曾获宋邀请三上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冰心夫妇由此从昆明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与蒋氏夫妇品茶会谈后，她称赞蒋介石非常和蔼，眼睛“炯炯有神”，而宋美龄则是“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的“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她后来专写三篇文章赞颂宋美龄这位“对主席来说，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的女士。

而差不多同期，冰心又“幸福地见到了”蒋氏夫妇的对手周恩来，并逐渐与之建立秘密联系。1951年，冰心和吴文藻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从日本回到北京，周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房子。1958年，冰心因数位家人被划右派遭遇围攻，周恩来夫妇派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冰心后来赞颂周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而对于早年赶赴重庆的缘由，她则称是因为吴文藻的同学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他劝吴到委员会里当参事，由此前去，而当时亲邀他们的蒋氏夫妇则被刻意隐身。

最可见其幽微心迹的还是冰心与林徽因的一段恩怨。《南渡北归》中，有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详细探究。林谢两人本有积怨，冰心出生的福州谢家大宅，曾是林觉民的故居，他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堂兄弟。而吴文藻与梁思成在清华读书时曾是同寝。这两对夫妇均先后在美留学，在绮色佳，他们还曾有过愉快的交往。但归国后，冰心和林徽因却渐从朋友成为仇敌。

20世纪30年代，梁林夫妇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因为林徽因的美貌聪慧、长于交际，这里成为名士会聚之地，徐志摩、金岳霖、钱端升、周培源、陶孟和、胡适、李济、张奚若、陈岱孙、朱光潜、沈从文等常在周六下午陆续到来，坐而论道，景象热闹。同为才女，冰心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气鼓鼓的她为此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刊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对林徽因等一干人大加贬损、讽刺。林不愧是高手，从山西回来后，带了一坛老陈醋，立即让人送给冰心。1940年，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全家去重庆做官的“Ice Heart”，尤愤愤不平地抱怨：“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

这场两个名女人之间的战争或许一直延烧到两人生命的尽头，而战火的起源仅是一点嫉妒的火苗。作为战争发起者的冰心或许忘了：嫉妒会让美丽消失，让人变成魔。就像后来的一位台北女作家，因为发现情人与一位才女、名嘴有牵扯，妒火烧心，愤而写出一本“名作”《北港香炉人人插》。

《南渡北归》

岳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罗隆基：从情人到敌人

他一生被女人包围，也被女人背弃；他在花丛中微笑，也在刀丛里觅诗；他不得好死，却颇有好活。

世人只知徐志摩风流，却不知更风流的是徐志摩的朋友罗隆基。

只是和前者际遇不同：罗隆基之前是魅力无边的“大众情人”，最后却成了孤苦伶仃的“人民公敌”。

情人

罗隆基是身世不幸的江西人，9岁即遭遇母亲病故。但他靠着聪慧与信念，一路前驱，自我成就，成为清华大学五四运动的领袖。留洋归来后，他又渐次成为胡适佩服的政治家与沈钧儒服膺的大学者。蒋介石曾请他庐山授课，毛泽东钦点其为右派头目。在他的人生曲线下行之前，他身兼《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风光无量，“神气得很”。

他成功地把自己锤炼成了“名士”，对其倾心的对象也多不简单。

史良是“七君子”之一，新中国第一位女部长。他们在抗战期间相恋，后来无果而终。“文革”期间，史良被批斗，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也被搜罗出来当作罪证。万人如海，一往情深。当被问与这个中国第二号的大右派有何关系时，史挺直腰杆回答：“我爱他。”

同时对罗寄予真心的还有民盟重要成员刘王立明。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记述，有次罗与史良约会，忘了当天是刘王立明的生日。他想起来时赶忙去了她家，只见她坐在地上默默流泪，用一把剪刀，把他去年送她的一块布料一绺一绺剪成细条。

致使罗隆基从史良处感情迁移的正是浦熙修，她是《文汇报》的记者，彭德怀的妻姐。罗1946年7月的日记记下了他们在战乱岁月里不由自主的缠绵。罗觉得情爱中的人是“情人、醉汉、疯子三位一体”，浦却觉得自己在其中可以做主，“我不要醉”。但每次两人见面，罗便觉得她“还是想醉”，终究“我们又狠狠的吻了”。

与罗互相倾心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才女罗仪凤。他们初始以兄妹相称，继而开始长达数年的恋爱。但这恋爱并不对等，“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后来罗仪凤真情表白，罗隆基却仓皇逃窜，这段感情在罗另结新欢后戛然而止。

除此之外，杨度之女杨云慧曾与罗隆基一年情书往来上百封，甚而开始谈婚论嫁；与张澜背景相似的邵从恩之女邵慈云与罗隆基牵连不断；名门之后段恭瑞与罗隆基往来甚密；梁实秋的女儿、刘王立明的(干)女儿、罗自己的干女儿梁文茜与罗有着跨越辈分的往来；与他浓情蜜意的还有当时的名演员陈波儿、路曦、杨薇等。

除了这些名媛，在罗隆基自撰的简要年谱里，他对生命中的情人们都有真切的记忆与记录：“以身相献”的同窗生娥，“我爱恋过”的陶佩双、黄依乐，“在虹桥互吻”的吴树琴，“极为亲热”的吕孝信，“第一次相吻”的周宗琼，“她第一次吻我”的周慧明，“在途中连吻我数次”的刘伟……在他的记载里，“让我吻她”的甚至还有他的二嫂。

一个幼年缺少母爱的人，在此后的成长中左冲右突，上下求索。他有幸遇到不少爱他的人，但他一直在爱里流连，然后出走，情感世界于他总是无法圆满。

敌人

罗隆基恋情无数，却只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张舜琴，是新加坡一位企业家的女儿。他们曾同在大学教书，共度一段甜蜜时光。但时日不久便反目成仇，两人甚而大打出手，搞得罗隆基有时脸上挂彩、身缠绷带去上课。

罗隆基第二任妻子是王右家，她曾是周恩来青眼有加的女子，也是曹禺魂牵梦萦的对象，风情万种，美艳如花。两人一起过了恩恩爱爱的十余年，直到王发现罗已在情书里与别人谈论嫁娶，这位有野性的女人索性一走了之。罗愧悔之下一路直追，王却狠心去国远离。经此之变，罗深受打击，开始觉得离开王的日子“每天都是我的一个难关。这是精神上的无期徒刑。”后来王右家回到北平后曾找人摸骨算命，被称有当部长夫人的命。当时罗隆基周旋于国共之间，前程远大。但王铁口直断：“我不会回去，更不会因他当了部长而回去。”后来，她嫁给茶商唐季珊，做了唐的第五任太太，前任是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

爱与恨转换无常，这是罗隆基“爱的代价”。在罗与一位牌友兼舞伴坠入爱河之后，被她冷落的罗仪凤就在自己与罗隆基之间画线为界。她对人称，如果罗向他求婚，她绝不会嫁，因为“我嫌他脏，肮脏”。

而最酷烈的折磨来自枕边人政治上的切割与报复。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史良作长篇发言批判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在发言结束时，她便把子弹对准正在国外的昔日恋人，希望罗隆基回国后能对此交代清楚。

史良毕竟还能在高压下毅然勇敢承认自己“爱他”。而做了罗隆基八年秘书加情人的邵慈云在时势之中却果断翻脸，毫不留情。她与过往仰慕的人“渐行渐远见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只是这无穷，这不断，不是相思，而是仇恨。运动初始，她还常伴罗隆基左右，让罗很是感动。后来才知，她正是趁此搜集情报，报告上峰。罗书生意气，还问：“不说你我情感，就是看在你老太爷和我是朋友，你能陷害我吗?”邵却不为所动，陷害不误。她多次在批判大会上揭发罗隆基，把罗私下的不当言语句句不落地捅出来，宣示要用实证来“说明罗隆基的阴险和无耻”。

身边人的反水往往出手稳，下手狠，在罗隆基心上划下最深伤痕的还是他“十年亲密的朋友”浦熙修。依据章诒和的描述，1956年8月10日的批斗会上，浦熙修的发言稿名为《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她称自己如今认清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其“罪恶行为”的时候，感觉轻松愉快，“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仅隔一天，12日的批斗会，浦熙修继续热情地贡献弹药，不惜拿床笫之语当政治言论。后来罗隆基不住叹息：“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罗隆基多情，便不解无情；他所见的笑脸多，冷眼便也多；他的甜蜜多，痛苦便也多。曾经是情场里的死去活来，如今变成政局里的你死我活，罗隆基真是百般滋味都尝尽。

1965年，罗隆基在一个冬日寒夜心脏病猝发而死，当时他身边没有人，一个防止意外的响铃装在床头，他还没来得及去按。他常沉醉在温柔乡，却终老于孤独。对此，他早有预见。在生前的文章里，他曾写下这样的语句：“我是孤独，我是伶仃，我是举目无亲，我有死了无人知道的下场。”

数年后，一位南美作家写下他的名句，那恐怕也是罗隆基的心声：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芸生：“投降”的报人

王芸生靠着过人才情跳脱出芸芸众生，却不免在时代的涡流里载浮载沉。

他的一生际遇以1949年为界，被横切为意味不同的两段。

王芸生原本是学徒出身，自学成才。1929年，他向《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出一封求职信，自此与这份报纸结缘。后继张主持报馆笔政，笔端风雷激荡，引时人侧目。

走进新时代以前，他是光辉岁月里的民国报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报上梳理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后辑成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因之两次受邀为蒋介石讲课，蒋待王如上宾。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张季鸾于病情危重之际构思筹划，王芸生执笔，合作写成《我们在割稻子》。名作传诵一时，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士气。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其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相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他还为这张蒋介石每天必看的报纸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办报，对内谨守《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传统。王曾说过：“我作为一位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对外，他的原则即是“不投降”。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报纸送检。《大公报》断然停刊，王芸生撰写社论《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9年，玄黄巨变，换了人间。在前所未见的新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面前，王芸生成了努力革新的老旧人物。报纸杂志自此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他“独立的人格”“一贯的原则”也终究难以维持。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将自己和报馆的历史勇猛地扫进了垃圾堆。3月到达北平后，王就决心抛弃旧包袱，重新来过，从头干起。在进步记者会师会上，他当场表示：我来解放区是投降而来！他狠着心告诉同事：应该把报社献给国家。6月16日，他撰写《大公报新生宣言》，次日报纸头条刊出，表示“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始终坚持“民间”和“独立”的特色，故而给人一种开明、进步和爱国的印象，广受欢迎，但“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或者帮凶”。1952年的思想改造中，他又检讨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人民的敌人”，三年来也未曾改造，而自己目前的工作“就只是写些浮光掠影、粗枝大叶的空文章”。1962年，他与人合写《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则是对《大公报》言论历史的系统清算，称“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文章对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这三位创办人也多有抹黑，称吴靠日本回扣及贪污贿款发财，一辈子到处钻营，见风使舵；胡则是个文化商人，卖身投靠蒋介石，最后灰溜溜死在香港；对他的贵人、师长张季鸾，则称其反苏反共，“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这篇文章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66年9月10日，《大公报》被迫宣告停刊。

在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忍不住的“关怀”》里，杨奎松回顾了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描画出张东荪、潘光旦等三位引领一时风潮的人物非凡的思索与经历，而对王芸生与《大公报》着墨尤多。作者感慨：真正的大公报，早在王芸生发表那篇“新生宣言”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学者谢泳则称，胡政之死后，《大公报》便也死了。

费孝通曾比较自己与师长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一场自愿的投诚换来的却是灵魂的创伤，王芸生晚年便常有对自己“自我讨伐”一段历史的愧疚。“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而诋毁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张季鸾更是让自己难以释怀、悔恨交加，“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他想为这位杰出报人写一传记，却终不能够。临终前他拿一张白纸，喃喃说道：“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耐人寻味的是，1948年，王芸生赴京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后来，肉体上的子弹幸免于难，精神上却还是免不了千疮百孔……

《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广西师大出版社

卢作孚：“畏罪”的商人

前几年，看张朝阳的创业故事。说他初时去某部委办事，一位处长训话，他拿着笔记本谦恭地边听边记。当时很觉诧异。后来对企业家了解增多，知道这只是他们面对的寻常景象，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处长现象”。兰世立曾有名言：老板再大，一个处长就能把你搞死。柳传志不久前在清华一个活动上也讲述了一个自己被某女处长（或为科长）训得服服帖帖的故事。

冯仑在阅览《革命与生意》后，得出一个结论：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这本书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生意人的抱负与遭际。他们多为一时英杰，却在时势中凋零：“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被时局活活气死”；状元办厂的张謇徒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为防国家“为外人所欺辱”而放弃鲜衣怒马的买办生活入住招商局的郑观应，在澳门去世时也只有几个后人相送。而这其中，让人尤为感怀的，则是卢作孚。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重庆合川，后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早年，他与恽代英约定：一个搞建设，一个搞革命，将来要“殊途同归”。他毕竟不满足于做商人，经商只是实现抱负的手段。

但做商人，他却是经营有方的顶尖商人。于市场，他呼吁“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得到广泛支持；于制度和服务，他颁布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等一干条例，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务员，甚至他自己亲自为客人端茶倒水；于布局，则不断收购兼并、化零为整。到1934年，10年时间已是拥有30多艘轮船、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公司。此时，他看到的却不是成绩，而是成绩背后：“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卢作孚为国效力的光辉顶点是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的宜昌撤退。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卢作孚临危受命，将等待入川的3万余人和近20万吨的军械、物资从宜昌运往重庆，而此时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只有一个多月。按常理几无可能，卢作孚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连续一个月日夜驻守指挥，工人、船员持续奋战，不眠不休，最后运完了全部人员和2/3的机器物资。此次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1936年的总运量。而民生公司也代价惊人，经营损失400万以上，员工牺牲117人、伤残76人。冯玉祥将军给卢作孚写信说：“贵公司人才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民生之外，卢作孚的“真正兴趣”在于北碚。他一生投入大量精力经略北碚，进行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造。美刊称他的作品为“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例子”。

1949年6月，卢作孚离港赴京，并让公司海外商船陆续返回大陆。他两次参加毛泽东的便宴。周恩来、陈云等多次约见，与其长谈。因为一贯想为社会办企业，卢作孚主动提出“公私合营”。1950年8月，民生实业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回到寓所，他告诉厨工和保姆：“我累了，我要休息。”然后走进卧室，服药自尽。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短的四条：“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卢死后，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两人被杀。几天后，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报道称“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

卢的自杀是内外交困的产物，但根本上，正是他致力建设的新时代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当年，民生财务遇困，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旗下“民铎”轮又触礁沉没。混乱时刻，公司内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对这场面向资产阶级的战役，毛泽东早有指示，要把这些阶级敌人“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做检查，称曾与卢作孚一起在京吃饭、洗澡和看戏。张做检查后，卢的贴身秘书关怀突然跳上台，揭发张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中了卢作孚“糖衣炮弹”的袭击。关怀原是苦出身，被卢一手拉扯大，让住自己家里，教他文化。未想身边人忘恩负义，无端侮辱，自尊心极强的卢作孚自然难以忍受。而彼时彼刻，毁灭自己反倒是保存尊严的唯一方式。卢的孙女卢晓蓉说：“祖父一向看得很远，虽然刚解放，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几十年，他的建设的力量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他又能奈何呢？”

在外界看来，卢作孚的一生有颇多的不协调：他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而在他儿子卢国维眼中，父亲的一生却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用一句话可以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卢作孚生前曾写过一篇《工作的报酬》：“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革命与生意》作者感叹：商人的腰永远是弯的，向时代，向权力，也向逝去的流风与回雪。而卢作孚在那样一个时代，留下的是一个笔挺而又彷徨、激越却又沉重的背影……

（本文还参考《跌荡一百年》《民国风度》等书）

《革命与生意》

吴比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兰世立：如果政商关系处不好，我就成徐明了

在武汉“总督府”的顶层房间里，兰世立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侃侃而谈。

这样的“轮番轰炸”已经进行了三天，兰为官司而愤慨，为新事业而激动，身上几乎不见疲态。其实，他刚从一场风暴中走出来。

这不只是一个个案。人们提起兰世立，还会想起牟其中、李途纯、孙大午等一串名字。他们在野蛮生长或经营困局时被体制机器捕获，他们自己也身陷牢狱。

兰世立是一个精明而强悍的人，他的故事映照出民营企业家的艰难与坚强。但愿这些悲情与磨难尽快成为历史。

如果我不高调，就成了曾成杰

问：我看媒体说你出来之后，到剑桥跟王石待了一个礼拜。聊了一些什么？

兰世立：我们待了一周的时间，应该谈的还是各自的经验比较多。谈得更多的是人生的感受、感悟。当然也谈中国企业、企业家的未来。

问：不光王石，像汪潮涌、李国庆夫妇都是我们岛邻，他们给你提供了哪些帮助？

兰世立：跟他们接触也比较多，而且尤其像李国庆他们都让我很感动，专门在家里举办家宴，包括他们的夫人俞渝、李亦非都很关心、支持我，精神上、资金上全面支持。

问：我们回头来复盘这个事的话，您觉得偶然性多一些，还是必然性多一些？这种事如果当初把某个环节做好是否可以避免？

兰世立：不但不能避免，可能更恶劣。因为他（袁善腊）是一个坏人，从开始编了一个骗局，你就掉到这个骗局里面去了，而不是说你中间有什么措施的问题。你能说不相信一个武汉常务副市长的话吗？你能说不相信一个所谓中国最大，甚至当时号称世界市值最大航空公司的央企会编一个骗局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包括现在，我对外被宣布破产，对内实际上全部被中航无偿占有，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性质呢？

叶檀写过一篇文章，她分析得很清楚，就是一句话：他们编故事给政府，政府觉得给武汉市带来巨大利益，所以牺牲了一个兰世立，牺牲了一个航空公司，算什么呢？就是这么简单。更重要当时编的时候说东星航空欠债58亿，事实上是不是呢？5亿都没有，放大了10倍，那你这公司也搞不下去了。

问：跟财经作家吴晓波聊到你，他分析民营企业家入狱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直以来，政府掌控上游的资源性产业，民企只能做中下游，悲剧往往发生在他们向上游产业发起冲击的过程中；第二，有不少人性格偏于高调，甚至有“戏剧性人格”，惹祸上身。

兰世立：现在反思，如果我当初再高调一点，反过来还真的不会是这样。假如说在他们搞我的时候，我当时不是发一个简单的声明，而是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于众，你觉得会是这个结果吗？他敢把我非法关了9个月又无罪释放，敢把航空公司抢过去吗？其实我觉得还是低调了，要这样子想。

今天讲得比较多的是吴英和曾成杰的案子。吴英集资十几亿，一审、二审都判了死刑，对不对？她一直在申冤，她的家人一直在高调申冤，结果活了。曾成杰才4亿多，而且这4亿多全部用于政府工程：图书馆、文化中心和体育馆，结果他悄悄地被毙了以后，大家才知道。你说曾成杰是不是比吴英还冤？还有，曾成杰的案子在吴英之后，要是之前死了也就死了。而且最后（集资）全部给政府了，居然把他枪毙了。最多就是一个无期、死缓，也不至于死吧。

问：高调是一种必要？

兰世立：强调高调、低调还有一个误区。有人觉得我过去太高调。实际上，我要不高调说不定就是曾成杰了。

还跟你做的事有关。我们讲你现在是个农民，你想高调，高调得起来吗？马化腾和李彦宏很低调，他能低调吗？你看马化腾几乎都没被采访，但是媒体整天一样轰炸。航空业再小的事都是天下大事，我当时改变了中国航空那么多规则，你说我能低调吗？再一个，从企业家来讲，要树立品牌，树立形象，扩大影响。如果王石不这么高调，万科可能就没这样子。潘石屹不高调，他的房子肯定就不能卖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企业家只要是为了经营的需要，都应该高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是因为高调搞我吗？不是。是为了剥夺我的财产搞我嘛。那个时候如果说我是薛蛮子，那是高调。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问：他说的前一条呢？由于向上游产业发起冲击导致。

兰世立：这个东西，那是国家鼓励的，不是说我非法去做的。如果国家不鼓励，我想做也没机会。国家鼓励你做，你不做，那怎么说？

问：那你规划里面要做的新产业，会不会注意这方面？

兰世立：不存在。我觉得是这样的，国家鼓励你做的你不做，你想国家不鼓励你吗？现在搞私人银行，搞民间银行，我看都在往里面冲，都会死吗？这个我觉得跟这个行业没有关系。

反过来先机可能就是机会。当时互联网管多严，那时候要是进去了，可能就做起来了，后进去的就没机会了。

政商关系：太近出问题，太远做不大

问：您对处理政商关系有没有什么新的心得？

兰世立：我觉得说我政商关系处理不好是扯淡的一个事。如果政商关系不好，能做100多亿吗？再说如果政商关系不好，我现在还敢坐在这里吗？谁拍个手同样可以把我抓起来。

我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第一，兰世立出事并没有牵扯到多少官员，对吧？政商关系不好，只要他出事，一定有一大堆官员出事。第二，还没有因为一个官员出事，把我拖进去。在全国来讲，湖北可能是抓省部级干部抓得最多的，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抓了七八个，这些人我都熟，都打交道，怎么没牵扯到我呢？反过来说，我起码这个度还是把握得比较好。如果走太近，我就是今天的徐明、黄光裕。如果走太远，我能做大吗？

问：我们一直很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目前还是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

兰世立：不是相对，是很弱势。我昨天说句话，你再大的企业家，一个处长分分钟把你搞死。处长什么概念？在中国掌管权力都是这些处长们，是不是？

问：新一届政府有不少新气象，说对民企要信任、要依靠，你觉得民营企业家的地位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改善？

兰世立：别的不讲，至少我看到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马云也好，雷军也好，这是一种信号。但是落实起来，起码有一个过程。几年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发了几次，现在落实了几条？

问：你认同企业家“在商言商”？

兰世立：可能大家在报道中有误解，其实王石的意见我更赞同。我觉得企业家如果不讲政治，在这个区域里面要求的你不讲，不要说生存发展，你根本就活不下去。就是你不要过度讲。不讲不行，但是不要过度讲，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准确，所以我更赞同王石这个观点。

问：王石应该是主张企业家有责任来推动制度完善、社会进步。

兰世立：对，如果企业家没有这个社会责任，你无法推动啊。我相信包括我的事件，包括这一系列民企经历的这些苦难，其实也在推动社会发展。

李途纯很幸运，牟其中很痛苦

问：我看你现在身体特别好。

兰世立：特别好？应该说是精神比较好。

问：感觉李途纯先生出来以后状态变化挺大。

兰世立：心态很重要。其实李途纯是最走运的，最后没判罪。最后还给我们判了一个罪，我觉得他应该是最走运的一个，起码是最后无罪释放了嘛。

问：您当时说在里边的时候有两度身体非常糟糕。

兰世立：不是糟糕啊，是病危。

问：具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兰世立：最早抓我是说以监视居住的名义。最高法都有明确规定，有犯罪嫌疑，限制你在家里，不可以出去。你可以跟家里人生活在一起，甚至可以见一些人。结果他把我搞到宾馆去了，然后用铁栏杆一焊，黑布一蒙，长达6个月关在这个黑房子里，拿几个灯照着。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不知道春夏秋冬。结果就导致整个功能紊乱，生物钟全破坏了，到最后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当时半夜就送到急救室，抢救了好几次。

这样搞了6个月以后，就到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更为恶劣，不能吃、不能喝。然后你这个身体功能也搞坏了，就导致什么呢？正常心跳60，我的心跳20、30。正常的血压是80、120，我的血压是20、40，人已经不行了。我的病危通知书下的什么呢？因为长期不能进食，导致身体的咀嚼器官丧失功能，危及生命。就随时死。几十天昏迷不醒，在那种情况下还有点意志，所以我一定要写出遗书，起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死，是怎么死的。

问：像在里边的时候，别人去探望你是比较自由的吗？

兰世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自由。你知道王石去，还要找省长书记，对我管得更严一点。

问：在里面具体怎样生活？

兰世立：十几个人住一块儿。刚开始在监狱是跟牟其中在一起，唐万新也在里面。是一个大聚会。

后来开始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严管，单独一个房子，搞几个人看着你。十二禁令，不准讲话，不准看书，不准写字，不准出门，不准跟所有的犯人交往，甚至不准说话。一个人不让你讲话了，连语言功能都丧失了，你有时候就自言自语地讲话。我们两个人可能在这里待一天也没事，但是我现在说你不能出这个门了，你真的就想冲出去的感觉。人就是一种心理，你受不了。不是说一定要讲话，但是不准你讲话，你这个人就很痛苦。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开始控告，一控告我身体反而恢复正常，什么都恢复了。

问：当时跟牟其中聊一些什么？

兰世立：跟牟其中在一个监区，聊得比较多，谈各自的经历，谈中国企业家群体，甚至谈一些事未来怎么评价。在监狱可能我跟他讲话是讲得最多的。他也是严管，因为他比我还激烈。

他死不认罪，要不然最早出来了。

问：好像也快了吧？

兰世立：还有一两年，但是七十几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觉得那会很痛苦。

下辈子还要经商

问：你写的《东星十八年》看过一些，接下来要出的新书主要是什么内容？

兰世立：这些书写了七本，四百多万字。

一个是证明我无罪的，主要是对我刑事判决的这一部分。一个是东星航空被破产的真相。还有一本就是写东星航空从成立一直到破产，这是主要的。再就是写被监视居住的经历，监狱的经历。110监室很有意思，关了牟其中，关了唐万新，也关了我，同一个监室。你看中国民营企业家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还有金鉴培，湖北省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受贿1.9亿，当时所谓最大的贪官，还有大家熟悉的张二江，所以光这个监室的故事就够你写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唐万兴留下来的东西，有牟其中看过的书，你看他们那些东西的时候，感觉好像当年的革命烈士，就这种感觉，你说这个心态是不是很有意思？

问：如果给民营企业家一些提醒或者告诫，会是什么？

兰世立：其实我想做一个更大的事，为什么写这么多书？要是我不在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这么多年，我做了什么事。你看了以后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给社会留下了什么。尤其在经历这些大灾大难以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经历了哪些东西，为什么经历这些东西，经历的过程什么样。乔布斯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他在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出他的传记。所以有人说乔布斯给世界留下的精神财富就是《乔布斯传》，《乔布斯传》超过了所有书的发行量。更重要的是他告诉大家，我乔布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问：上次王功权写了一首《悔商》发在微博上，他说“来世不兴商，只愿心如月”。假设有下辈子，你还当不当企业家？

兰世立：如果有下半辈子，我还是要经商，甚至哪怕沿着原路走一次，哪怕再去经历这些所谓的破产、坐牢，我觉得我愿意走。我觉得这给我人生带来更大的财富。原来在所谓巅峰的时候，很多出版社、很多人要我写书，包括自己也想写，想写几万字，怎么也写不下去。经历了这些事，我写了几百万字，畅快淋漓啊，真的是苦难出作家了。为什么作家还去要体验生活呢？我们是用生活写出来的东西。

问：像昨天（2月19日）开新闻发布会也是一波三折，两次被断电。你会对新事业有一些担忧吗？

兰世立：毫无畏惧。我出来没有像顾雏军那样喊冤，只是维护我的基本权益。这是我们两个民营企业之间的事，只是针对昨天没有开庭做一个说明。当然，武汉相对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地区还是有差距，我只能这么讲。

被“洗澡”的书生们

洗澡，痛快事也。被洗澡，则痛苦难耐。

《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记述了11个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脱裤子”“割尾巴”“洗洗澡”的故事。他们在此前文采风流，名动天下；在此后，则斯文扫地，琴剑飘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他们起初会紧张、牢骚、抗拒，终而无奈、顺从、逢迎。先进者成了落后分子，知识王国里的国王终于沦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零余者。

一份材料显示，1960年时，北京全市教授与副教授共1169人，其中左派只有23.7%，其余皆划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与之对应的是，高校中党委大权独揽，“一竿子插到底”，非党校长不受重视，近乎摆设。北师大校长陈垣本是知名教育家，在学校的地位却是“过去是傀儡，今天是牌位”。北大校长马寅初在被架空、被批判之际，也多次萌生退意，他甚至不无天真地说：“做校长的不能只讲大话，可以让教务长上来做校长，或者让陈岱孙（北大经济系主任）来做校长，我去做系主任。这样轮流来做，上下也通气。”

而在被思想改造、灵魂革命的过程中，这些大儒大师们的遭遇也让人唏嘘。北大的哲学座谈会上，年轻学者骄横地指着冯友兰说：我提醒你注意……让在场的老学者、老学生伤感不已；《人民日报》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上，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肃杀气氛中，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坐立不安，任继愈发言时已词不达意，而汤用彤则在会后不久出现中风、脑出血症状。北大化学系教研室主任傅鹰遭批判后，教研室新增教员他一无所知，连名下的研究生都管不了，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生气却无奈：“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个什么东西呢？”

而在普遍性的重压之下，他们的表现也多有不同。有的“中右”教授会主动要求党组织分配学生对其进行批判，让学生跟他们订批判合同。本与傅鹰同属“准右派”的邢其毅教授转头揭发傅鹰私下言谈“罪证”，卸掉思想包袱后，他感慨：“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共产党这样关怀知识分子。”在此之外，却也有别种风范：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贺麟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称过去相熟的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旧恩。批判杜威时，他被质问为何总是手下留情。他坦承：我总觉得，凡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我们最好是将他说得好点，不要说得太坏了。杜威研究哲学几十年，是一个学者，我们总不能不尊重他。还有王瑶，他直言“曹禺解放后没有写过超过《雷雨》的作品”，他分析的四大原因可以概括为“不愿写，不敢写，不会写，不能写”。

但这一点微光在风浪中终究太微弱了。“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黯淡的岁月里，大师们在其间留下了难以想象的哀愁、苦涩、苍凉与不堪。冯骥才说，大风可以吹走一块石头，但吹不走一只蝴蝶，人最大的价值在于不服从。但前所未见的狂风巨浪席卷而来之时，纵是蝴蝶又如何？他们欲沉默而不可得，不服从又能怎样呢？

来听听海峡对岸的作家齐邦媛先生的心声吧：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

《故国人民有所思》

陈徒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民国的先生们

想起来，我在高中时候有两件壮举：第一，是和班花恋爱，鼓舞起班上的“早恋”风潮；第二，是有一次上历史课，照样讲得无聊透顶，我便不再忍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昂首走出教室，给了这位老师一个无言的抗议。

虽然父母也是老师，但我对这个群体的满意度并不高。盘算下来，迄今所经老师已有五六十位，每到教师节，想感念老师的时候，心头却只会浮现出一位老师的亲切好看的脸。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伊对我真好。常叫我去她家里吃饭，那喷香的味道至今还在唇齿间萦绕。她嗔怪地给我缝打闹时撕破的外套，温柔又利落，我当时有些难为情，却同时感觉心里暖和极了。还有，她课也讲得不错。

但自那之后，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在此后的黑暗成长史中，好几位记忆深刻的老师都跟暴力有关，虽然作为所谓的“好学生”几乎总能幸免于难，但围观的经历也很让人难堪。小学有一位老师会把台上解不出题的学生脑袋往黑板上撞，这其中竟然包括女生；中学有个老师几个耳光抽得一个学生嘴角冒血。到了大学，师生动手的现象近乎绝迹，但有的老师讲课味同嚼蜡却还坚持节节点名，也无异于一场“精神暴力”。

看中青报《冰点周刊》出的《民国风度》，便觉得那时候的老师真是好，那时候的学生真是幸运。

那时候的大学校长不是司局级、副部级的官员，而是真的教育家。不是学生见不到面、高高在上的神秘人物，而是真心关心学生的兄长。他们不是唯上的投机者，而是有种的领导者。

“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军警闯入清华逮捕学生。学生们怀疑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质问，并扬言要打。梅贻琦走过来，登上台阶，对学生们说：要打，就打我。蒋梦麟执掌北大，同样担当有为，他告诉各学院院长：辞退旧人，我会去做；聘用新人，你们去做。要他们放手从全国挑选人才，得罪人的事则留给自己。《新人口论》遭全国报纸猛批，马寅初却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曾当过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也让傲骨铮铮的李敖对其赞誉有加，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指手画脚的人。

那时的学者真是有料，他们像钻石一样多面发光，熠熠生辉。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多门外语，除了语言学，他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丁西林是卓越的物理学家，喜剧只是业余爱好，可光这门爱好，他已是“独幕剧圣手”“中国现代第一位喜剧大师”；周太玄不光是生物学的顶级专家，还在政治、新闻等领域颇有建树，而且还精于作诗填词、弹琴绘画。

那时的教授多是有趣的。川大蒙文通给学生考试，考场设在茶铺里，学生边喝茶边考试，蒙先生掏钱招待。考题是学生考老师，看谁出的题目好。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课，有一次，只上了半小时课就宣布下课，改在下周三七时半继续。到了那天，正是阴历十五，一轮明月高悬空中，他在月光下摆出座位，大讲《月赋》。黄侃在课堂上，有时讲到紧要处，会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文后面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对不起，仅靠北大这几百块薪水，我不能讲，谁想知道得请我吃馆子。

而那时的中学，其自由开明之风也可窥斑知豹。南开学生谢邦敏文科优秀，但数、理、化成绩不佳，毕业考试时物理交了白卷，不甘之下在卷上即兴填词一首《鹧鸪天》。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到谢的卷子，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而书中这些民国人物最让我感怀的细微处，是他们硬朗之外的柔情与胸怀。梅贻琦太太病了，他便走到门前花园里，摘一朵自己种的紫色的花，走到卧室去献给她。化学家袁瀚青当右派乡下放牛时差点儿被牛顶死。回京探亲时，他专门跑去买了一个小雕塑作为纪念：牧童坐在牛背上，悠然吹着竹笛。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百年之后，“形势大好，人心大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的风骨、风趣与风雅，他们的风云、风流与风度，都已消散在云烟深处，遥不可及。

英杰人物的成长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我们今天，在冰封的土地上，在弥漫的雾霾中，在这繁华纷乱的新时代里，也只能偶尔怀想一下老派人物们的吉光片羽……

《民国风度》

徐百柯

九州出版社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高中时候，表哥带他导师到家乡做田野调查。他的导师是杨念群，杨度的曾孙、梁启超的曾外孙、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教授，在海内外学界声誉卓著。

我那时因为爱看书，与杨老师聊得也挺投机。我请教他：年纪不大却已成就斐然，奥秘何在？他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天分。平和中带着自得。

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答案。后来看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却发现它里面的所有案例无不指证出一个结论：历史是由天才创造，而为偶然性所支配。“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这些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芒，而其他更多的天体则暗淡无光。“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历史不会重演，看似平静的一刻，对于历史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刻。”

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拜占庭时，久攻不下。但几秒钟的一个悲剧事故迅疾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也铺垫了欧洲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几个奥斯曼土耳其人冲进城后，发现由于城里人的疏忽，内城墙的一座称为凯尔卡门的城门竟然敞开着。这个荒唐的小事故直接酿成大败局。而拿破仑的终生惨痛也源于滑铁卢的一秒钟。滑铁卢战役前一天，拿破仑将独立指挥权交给格鲁西元帅。当拿破仑带法军进击英军时，后者要率兵追击普鲁士军队，同时与主力部队保持联系。战斗打响后，战局胶着，谁先得增援就会得胜。听到炮声后，副司令热拉尔要求立即增援主战场，却被死守成命的格鲁西拒绝。热拉尔恳求让自己率领的兵士前去助阵，格鲁西考虑了一秒钟后摇了摇手。这个迂腐庸人的一秒钟，决定了拿破仑和世界的命运。

作者不由得感慨：“有时候——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时刻——命运之线在瞬息时间内是掌握在一个窝囊废手中。”就像余秋雨《道士塔》里的王圆箓，一个麻木贪婪的农民，却在命运的安排里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在他手里，外国冒险家用极少的钱财便可以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很多影响深远的败局，常在一个小人物的一念间；而很多卓越非凡的创作，也往往是在某一瞬间上帝之光照临人身，而成就出不可思议的作品。就像《少林足球》中的“酱爆”，听了路人的几句歌而燃点起心中的一团火，“感觉到在这个moment，要爆了”。

籍籍无名、修筑工事的上尉鲁热在三个小时里发挥天才，创作出《莱茵军战歌》。这首歌起初反应平常，后来却在马赛由一位青年学生唱响，自此开始雪崩式地扩散传播，最终成为法国国歌，传唱不衰。但鲁热却重新被命运抛入微不足道的渺小位置，他此后一事无成，抑郁而终，但那神灵附体的三个小时却光芒永在，不朽地照耀着法兰西的历史与未来。74岁的歌德向19岁的乌尔里克求婚，求之不得。离程途中，“少年维特之烦恼”再度袭来，欲罢不能。他把自己积郁的记忆、思念、痛苦、激情融为一炉，一气写成《玛丽恩巴德悲歌》。“这支刺伤他的矛本身治愈了他”，在听朋友一遍又一遍地朗诵这首他爱不释手的诗歌后，他戒除爱欲，情绪复归平静。在此后，歌德不但整理了自己过往的重要作品，也创作出其代表作《浮士德》。

韩德尔被贝多芬赞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我极愿跪在他的墓前”，但这位音乐大师却也是在某个困顿绝望的一瞬间迸发出生命之火的。先是中风致右半身瘫痪，医生告诫他，待在温泉中不得超过三小时。为了恢复活力，他每天在滚烫的温泉中待上九小时。身体痊愈后，他热情高涨投入工作，却又遭遇剧院歇业，债主逼门，评论家讥讽，公众漠不关心。韩德尔伤心绝望，濒临崩溃，以至于合作者请求他为新剧词创作音乐时，他视为对自己的挖苦嘲讽，而将信函撕碎。但躺下后，在辗转中，在泪水中，在愤怒中，却总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有一股好奇驱使着他。他走到桌旁，展开稿件上的《弥赛亚》，看见上面的语句：“鼓起你的勇气……这是主的旨意。”一道闪电劈开黑暗，他三个星期没有离开房间，如痴如醉地创作。日后，他视这部自己最喜欢、最重要的音乐为天意赐予的作品。

“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幸好，有他们闪耀的星光，照亮后来人的心……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茨威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实话与狠话

大学时候，每次进图书馆的自习室，立柱上的一句话总是迎面而来：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古训，让人多年难忘。后来发现他另一句话，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语言形成的。

现实里，多见反例。每次看到人滔滔不绝地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说漂亮话，说不知所云的话，便会想到一些有“优良风格”的人，比如邓小平。

网上曾流传过邓氏的经典几字诀。邓榕曾问：长征时候您都干了些什么工作？答：跟着走。子女问：太行山时期做了什么？答：吃苦。评价刘邓大军辉煌战史时，答：合格。毛泽东见下放回京的邓，问其在江西时做了什么，答：等待。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问邓重返政坛的秘诀，答：忍耐。

更广为人知的，还有他的“两猫论”，他的“不争论”，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久的指示“不要动他”，他不要“饿肚子的社会主义”。

在《论中国》这部书里，尊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的基辛格记下了他与邓小平的昔日往还。起码在说话这个单项上，你可能会喜欢上这个政治人物。

他不回避落后，不惮于亮“家丑”，这在当时自负傲娇的气氛中，需要难得的清醒和勇气。1973年，在与一个澳大利亚科学代表团谈话时，邓小平讲话说中国是穷国，需要与澳大利亚这样的先进国家进行科学交流，向他们学习。他要这些客人在中国不光要看成就，还应该看看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也是第一人。”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谈科技的重要性时说道，“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979年，在一次晚宴谈话中，邓勾画中国未来远景时则直陈，“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了太多次了”。

对于一些明显落伍却盛行一时的言论与理论，他也敢于说实话、指谬误。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凡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这样做，不行嘛！”1992年南巡时，邓更对“左”流多有批判。谈到“文革”，他说它不仅是一场失败，更是一场内战。“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书中记录，他在跟外媒记者法拉奇谈论同僚周恩来时，也是坦白直率，毫不掩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总之，基辛格眼里的邓小平是“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地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他不会拿理论来扭曲现实，削足适履；而是用理论来引导现实，服务现实。在这方面，他有时不惜发狠话，下猛药，出重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谴责搞“禁区”和“官僚主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后来他警告，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尤为精彩的是恢复高考的一段轶事。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说：“小平同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但邓小平不为所动，他说：“你干得了干不了？如果你干不了，我知道谁能干。”难题就此破解。而后来英才辈出的77级大学生，就包括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一个四川的小个子于历史的转弯处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在一片灰暗里发出光芒，照亮许多人心。他的话没有凌空蹈虚，没有引经据典，没有穿靴戴帽，简单直接，朴实无华，却以此造成声势，鼓动风潮，催生变革，让不计其数的人感受到“东方风来满眼春”，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就此改变命运。

今时今日的中国，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论中国》

基辛格

中信出版社

印象蒋介石

随着社会氛围的日渐宽松，很多历史真相浮出水面。

中信出版社出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便是这其中的一种。这本名著画出了一位掌舵中国数十年的复杂人物的“岁月与性情”。他在大陆与帮派社团关系密切，多有冷酷的军事指令，在台湾则酿成“二二八”事件，其秘密警察令数千人丧命。但在此之外，他身上亦不乏闪光夺目的亮点。

作为政坛中人，蒋介石有“诚”的难得一面。在日本军营时，蒋成绩并不出色，但他对纪律有绝对的忠诚。后来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后，他拜访昔日的军官长冈外史将军，告辞时，蒋题写“不负师教”相赠。长冈认为，蒋成功的秘诀正是“忠诚、感恩”。蒋一生曾主持上千次总理纪念周会，感谢孙中山这位创党人的提携。甘地与蒋五小时会面后，对其坦率、真诚记忆颇深，称这次会面是他“一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历”。作者陶涵认为，即便作为对手，毛周也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认为蒋是一个诚恳的人。

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是蒋介石的个人顾问，他对国民政府多有批判，但却称蒋是个“真诚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美国名记白修德批蒋不遗余力，却也称“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蒋对于传统文化与儒家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他曾断言“我们中国古代学问的博大精深，任一西方强权皆无从比附”，而中国必须振奋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在后来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里，他则希望国民养成“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等习惯。

从相关资料来看，他的领导生涯中，有好几次预备慷慨赴死，都是为“国”。北伐前夕，面对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的不信任，蒋失眠数日，四度在日记中吐露自杀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西安事变，蒋被捉时并不慌乱畏惧，他对带队军官说“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败退台湾后，蒋在著作中称，如果台湾被征服，他“必以身殉国，则不必另有遗嘱矣”。

他在困境中的淡定与从容也让人难忘。孙中山知晓蒋的缺陷，但却欣赏他的忠心耿耿、坚忍不拔与不畏失败。战火纷飞之中，转圜于美俄之间，多有挫折，而蒋则自陈“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内战时，面对接连败绩，蒋却在“灾祸集聚的漩涡中”保持着“自信、沉着”“愉快、坚定”，继续接见来客，用长途电话遥控战局；北平被围，傅作义请辞，蒋不批准反而宽慰部下，别把胜负看得太重，“输可以给我们教训，使我们更坚强”；及至大陆局势终成“不可收拾之势”，他却仍让人惊异地“泰然处之”，而无忧惧之色。

蒋一生多读《荒漠甘泉》一书，里面有一句话一定为他赞许：“凡被神大用的人，神先要使他的心片片破碎……这是需要忧愁来开拓灵魂。”1947年，蒋坐车去机场时，遇到刺客枪击。蒋尽管情绪低落，却对此只字不提。后来其子蒋经国在美演讲时，遇到两名“台独”刺客枪击，他不变颜色，镇静走入旅馆，完成既定演讲，成为一时美谈。

蒋介石的严格自律、自我砥砺也卓有成效。鲁迅写《狂人日记》，蒋则堪称“日记狂人”，从1918年起，他每天以文言文写一篇日记，维持到1972年，最后因健康原因才告止。日记中固有骂人，自省的地方却更不少。

与“色”的缠斗，曾给蒋不少苦闷。处处留情的结果便是他自认感染了性病，失去生育能力。但其爱人陈洁如在蜜月期染上性病后，蒋自此发愤改过，重新做人。他开始早睡早起，不喝酒、咖啡或茶，只喝白开水，只吃简单的宁波菜，通常只穿便装，否则便是一袭中山装或长袍，树立起刻苦自律的形象。

和宋美龄结婚后，蒋便常读《圣经》。基督教原罪、救赎、严守道德的思想吸引了他，三年读经后他受洗入教。蒋的性格沉默寡言而又情绪冲动，统摄军政大权后，他便告诫自己“宽裕温柔”，在受访或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他不乏自大，却不准外人为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被称呼为“委员长”或“校长”，在台湾只被称为“先生”或“总统”，而非享受至尊威望的“领袖”。

蒋介石的晚年岁月，政务之外，消遣无多，无非在院子里遛狗、散步，在池塘边击掌、赏鱼。他坚持每天洗冷水澡。如果与访客用餐，通常是一顿便饭。而不论是在餐桌还是院中的椅子上，他都保持精神，腰杆笔挺。很多时间，他守在书房里读唐诗、《孟子》或历史书。

如作者所言，“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忠诚、勇气、真诚等种种品质相关的故事，同时也是愿意承认降临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这个毛泽东口中的“草头将军”，这个基督与儒教的虔诚信仰者，这个野心勃勃的宁波人，在我们成王败寇的传统里，以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映照出失败者的荣光。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陶涵

中信出版社

大商道

任正非的六张面孔

因为在一个商界社交平台的缘故，见识过不少企业家大佬的眉眼与形迹，跟任正非却一直缘悭一面。问见过的同事，他稀松平常地讲：穿得很普通，不大起眼，就像一老农民。

诸种传说，益增其神秘。用一周时间看完《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之后，这个人的形象终于丰满起来，如在眼前。

病人

吴晓波将王石定义为“病人”，易立竟将崔永元也归在此类。而任正非，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病人”。

在华为的艰难时期，任正非得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过抑郁症和焦虑症，并做过两次癌症手术。

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变异会带来痛苦，却也会带来别样的收获。中国的资深病人贾平凹说：病是一种命运，一种哲学。西方的知名病人尼采说：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命运所施加于身的巨大苦痛，他如何能够成就伟业？事实无情地佐证了他们的论调，美国精神病学专家纳赛尔-伽米研究发现：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卓越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任除了生病所带来的肉体苦痛、站在金字塔尖的彻骨孤独，更多的或是华为尴尬的“身份焦虑”。在国内，是软弱无力的民企，提心吊胆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国外，却又被戴上“红帽子”，接受“共产党企业”所面临的种种歧视与审查。

杀不死他的，将使其更强壮。长期与病周旋，病中看病，他给自己开的药方是：艰苦奋斗。在异于常人的孤独、苦痛与危机感中，他明心见性，也锻造了一身钢筋铁骨。

失败者

陈丹青曾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

企业是企业家的信仰。他们的首要信条也是要确保企业“活下去”。

而要活下去，需要不断地跨越失败、远离死亡。

未知死，焉知生；未知败，焉知成。

华为25年，濒临过死亡：险以100亿美元落袋摩托罗拉囊中；“港湾事件”等危急险情也有过几次。但客观地讲，让这家企业眼前一黑的“坎儿”未必就比同期别的企业更多，而成绩却不比别家少。

但在任正非心中，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他常说：“生命总是要终结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延长华为的寿命，不要死得那么快，更不要死得那么惨。”“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正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的少年，他最后发现，没有老虎他活不了，正是这只老虎助他一路抵挡风雨，漂洋过海。这是近乎残酷的清醒与诚实。在企业家与企业的诸种传记中，书名无不渲染成就与辉煌、光荣与梦想。唯有华为，在其官方坚持之下用了《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样一个不无惊悚的名称。

任正非有个生活习惯：钟爱壁炉。他活在冬天，心中有光。“灯在人就在”，基业便也会在。

傻子

回看华为创立初期，任正非的追述很有意味。

“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

当年的青涩一览无余。可贵的是，如今已自信到敢于自嘲的任，却依然保持着某种“傻”劲儿：华为已成世界第二大通信公司，却没有做过一寸房地产，公司坚持不上市，个人坚持不上镜……《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原社长刘东华曾说：任正非几乎是中国最有静气和最有定力的一个企业家。

在抱朴守拙中，却自有他的计算与精明。任正非曾解释过为何自己只有华为百分之一点多的股份，“不是我不想要多，是我不敢要多。中国有句俗话，肥猪容易被杀了过节。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也许我是聪明的……有一次黄昏以后，我自己开车去离深圳200公里的山沟开会。换个富人就不敢这么做……”

土狼

2012年，李彦宏喊出“鼓励狼性,淘汰小资”，引发舆论热潮。

其实，十几年前，其前辈任正非就对此多有论述。

尽管华为领导层对企业被媒体冠之以“土狼”称号并不认同，但任正非却的确是国内较早提倡狼性的企业家之一。1997年，任会见美国客人时便提出，“华为要有狼的精神，要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和牺牲精神”。

几十年来，“狼性文化”也成为华为的标签。但如今看来，利弊自在：在野蛮生长的阶段，狼奔豕突的凶猛给了华为快速跃进的动力。而目前，企业已然成为国际级的行业标杆，社会迈入一个更加民主化、碎片化的时代，如马云所言，“世界在变，天已经变了”。新的社会语境下，“狼性”面临挑战，任正非恐怕得更多考虑如何因应变革，顺势而为，推动企业文化改造与管理转型。

而任正非的“土”也是企业的一个基因缺陷。一方面，华为的企业运营理念、管理思想朴拙而有实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缺乏普适性与新鲜感；另一方面，这种“土”让华为手机等终端产品在设计、营销等方面开拓乏力……

中庸者

王健林将“胆大”作为自己成功的核心密码；柳传志却强调：企业家不是赌徒。

华为缘何成其大？任正非曾在与下属聊天时对其成功缘由一言以蔽之：中庸之道。

中庸不等于平庸，古人云：执两端而用中，极高明而道中庸。做企业与做人一样，都需要“安全地冒险”，而最高境界都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正是如此，任正非赞赏狼性，却又提出“灰度”。他一直提倡“小改进，大奖励；大建议，不鼓励”。反对激烈变革，倡导持续改进，“无穷接近合理”。他说：保守有什么不好呢？“保”是保持，“守”是守定，难道不好吗？非要打碎了全部的盆盆坛坛就是进步？不见得。

政商界热度的《二号首长》里揭示：中国官场的最高规则是平衡。在这样一个复杂国度里经营，任正非也深知“平衡”的重要，他以警惕、经验与思考认真把握着大大小小的尺度与界限。

独裁者

乔布斯去世时，任正非曾陪同身为“乔粉”的小女儿默哀一分钟。

在他看来，中国出不了这号人物，因为社会缺乏宽容。而在部分员工眼里，或许任本身正和乔布斯一样，是一位企业专制者：他会当着外人的面，用难听话训斥公司其他领导；甚至有时候失去理智，会用脚踢身边的员工……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他对华为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总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到了要命的下半句，“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尽管任正非专门论述过“宽容是领导者的成功之道”，也开始大打“开放”之牌，但“独裁”或已成为任留给华为的体制性病灶之一。

周星驰在其“独裁”时期拍的电影明显是最好看的。艺术领域珍视天才，其耀眼的一瞬间便能光照永恒。而企业治理却讲究永续经营，活得长又活得好才是成功表征。

回到华为，这个“体面的小老头”已经68岁了。企业总会代际更替，走过“强人时代”。如果失去任正非，华为将会怎样？现在还不好断言。但无可否认，作为一个企业首脑，任正非是一个符号。这是一个深刻拥抱现实图景而又有强大突进意志的人，他冷静却又激情，广博却又孤独，偏执却又包容。如历史上的很多杰出人物一样，复杂多面，与众不同。他在当世声名显赫却沉默如谜。如果没有意外，以后的商业历史将会书写他的成绩，而关于他丰富、强大而隐秘的内心世界，也许终将风流云散，不为人知。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田涛 吴春波

中信出版社

王石：不一样的中国人

死亡

四月，一个63岁的男人，穿过祖屋的废墟到屋后的采石场，为往生的母亲采一块花岗石，种在她坟墓上。

这是南宁的一场企业论坛，王石和柳传志的对话吸引了上千企业家。在众人的热望中，王石登台，讲了自己亲历的这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正因为登山使我能面对死亡，这是我登山最大的收获。”他说。五分钟稍许凌乱的讲述后，他努力用一个格言性的语句来结束演讲：“如果没有死亡不可能有生命。美好的生命，不仅仅要面对出生的幼稚、成长中的勇气、中年的成熟，同时要面对身体的衰退、年老的死亡。只有这样面对，人生才是一个完整、辉煌的人生。”

他的话不禁让人想起乔布斯，这位光芒四射的商界领袖对死亡有着颇为相似而更为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有着“死亡禁忌”的中国人而言也有着神奇的魔力，它们传诵不息。比如，“死亡就是生命最好的一个发明。它促动生命的变革，推陈出新。”“‘记住你即将死去’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所有的荣誉与骄傲，难堪与恐惧，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

事实上，如同“病人”成为王石的某个专属标签一样，“死亡”也是他经常谈及的议题。当有人问，如今已大功告成的他还有什么梦想时，他的答案是：希望万科能有一天像索尼一样荣耀地死去。为防止他身退后的万科走上多元化道路，他开玩笑说，“就算我死了，我还是会从骨灰盒里伸出手来干扰你”。在他的新书《大道当然》里有专门“直面死亡”的一个章节，讲述了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下来的企业家的故事：他为了公司业务搞垮了身体，医生建议他去郊区的一个墓地看看，那里长眠着英年早逝的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事业未竟的中年人……

把死看得明白，才能活得痛快。这本记录新世纪的王石完整历程的书，开篇几句后便引出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生命、长寿这些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活得精彩。

冒险

“中国最大建设公司万科的董事长，行事风格像维珍董事长布兰森一样多姿多彩。”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利德所著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对王石的评价。

虽然王石的公众形象像一块石头一样理性、坚毅而又单调，但他却又有着异乎常人的野心、好奇心及由此而来的精彩。在腰椎处发现血管瘤，随时可能瘫痪的时候，他决定去西藏登山。两次登顶珠峰，成为“中国年纪最大的登珠峰的人”。这称号却让他不爽，因为他把自己的竞争视野定位为全世界。后来完成“7+2”，终于让他成为完成此项壮举的所有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在此之外，他还玩滑雪、滑翔伞、赛艇，为此有过多次伤筋动骨的惊险。

布兰森在冒险征程中，每次平安归来总告诫自己不要再玩命，但之后却又按捺不住再次出发。王石每次一进山就后悔，却也总难抗拒山顶的呼唤。这种致命的诱惑到底是什么？他这样概括：“登山经验不仅混杂着虚荣心、自我不满足、好奇心、冒险精神、个人英雄主义，还有面对恐惧不断挣扎所体会到的东西，使你处于极度专注、兴奋和充满创造力的超验感受。”

对他而言，花甲之年海外游学则是其最大的一次冒险。百战归来再读书，他在哈佛课室里苦修，由眼睛疼到脑袋疼，硬闯语言关，终于成了合格的“老学生”。而70岁时到戈壁上办农场，则是他新的冒险计划……

原则

2003年10月，王石参加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个论坛。

王石在发言中称自己绝不行贿。随后发言的一位企业家登台，他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全场掌声雷动。王石颇觉惊异，但不为所动。“不行贿”这个底线标签后来成为他身上最鲜明的印记。他为此付出很多代价，但将目光专注于市场，却也由此成就了企业。

桀骜不驯的罗永浩对于国内的企业家鲜有好评，对王石却颇有一份尊崇。因为在王石身上，他时常标榜的信条得到验证：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

冯仑也深深折服于王石的原则性。有一次在成都喝啤酒，餐馆的小姑娘说好有冰镇的，半天拿不出来，后来拿出来却不是冰的。小姑娘解释，王石马上变了脸色：“你说是冰的，如果没有，你应该告诉我，如果你说有冰是为了把我们哄坐下，你是在骗我，我不吃了。”说完拍屁股就走。别人说都来了，坐下了，就这样吧。王石说那你们吃，我自己走。王石出国坚持入乡随俗，只吃西餐。有时候，因为各种因素众人一起到了中餐厅，他会坐在那里，就是不吃。

他坚持信念，讨厌妥协。在《大道当然》里，他找到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一句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建设

吴晓波称，王石们不再视自我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积极参与社会重建。这一景象，可谓最近十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在总体谨言慎行的企业家群体中，王石的确是个异数。他倡导“企业公民”与契约精神，参与阿拉善企业家自治实验。在早期犹疑观望的“花花草草”之后，王石的微博开始积极地为制度演进发声。他为王功权、曾成杰的处境鸣不平，后悔薄熙来“唱红打黑”时自己没有早点站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作为企业家不能光干活不说话，或者少说话，即使少说话、不说话，但也应该在社会面临倒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说“不”。按照马利德书中的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当时的风潮激荡下，王石就曾率领员工走上深圳街头。

尽管和柳传志“在商言商”观点不一，但在南宁的对话现场，当柳传志激愤地说出一段讨伐“文革”的话语时，王石立即表态认同。他在题板上写下未来最期待的年份是：2049。“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尊重别人，也被别人尊重。”

这时候，他也许想起了金沙江。那是通常水流湍急的一条大江，当他数年前漂流在一段水面平静的河道时，发现两岸有一股股涓涓细流汇入江水。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中国的未来如果有希望，需要我们每个人就像那涓涓细水……”他在书中写道。

《大道当然》

王石

中信出版社

史玉柱：土匪与科学家的“合体”

此前微博正热闹的时候，我在所在机构的官微上做了一个调查，关于史玉柱的：他曾是中国最受指责的商人之一。盖巨人大厦失败，被媒体围攻；做保健品，营销手法被恶评；做网络游戏，被指责“毒害青少年”；公司在美上市，被投资者告上法院。他开自己的玩笑，即使去卖大米，他所卖的大米大概也会有毒。他是史玉柱。你心目中的史玉柱是好还是坏？

史本人当时如果看了评论结果应该挺知足，在近200条评论中，有七成左右是正面报道。一位网友说“一个倒下能起来，且比原来起得更高的人，是了不起的人”。这让人想起王石引自巴顿将军用来致敬褚时健的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史的反弹力自然不小。2013年4月，这位当年“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以51岁的“高龄”功成身退，开始享受多金多时的自由生活。彼时，他被很多人视为“成功者”的标杆。和马云的退而不休不同，他自此淡看江湖路，深藏功与名，只留下一个让人艳羡的背影和一本总结过往的书。

《史玉柱自述：我的营销心得》里，史玉柱毫不避讳地显现出草莽英雄野蛮生长的一面。他最广为人知的广告语“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是个病句，但没关系，“病句才容易记住”。一经推出，他就准备反复轰炸受众耳膜，连打十年。除了都市屏幕上的狂轰滥炸，农村猪圈的墙上也遍布其身影，一面墙50块钱一年，实惠有效。脑白金的电视广告连续多年被评为十大最差广告之首，但他不以为意，有一年倒退到第二名，还为此郁闷。他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错误中寻找成功，公司曾同时推三十多个产品，除了脑黄金，其他都一败涂地。他给巨人大厦做的广告用英美日等国家最高最雄伟的大楼做铺垫，而马克思、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虽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也被强行拉来给公司代言……

意外的是，透过这本书可以窥见，在众人所知的彪悍狂放的“史大胆”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严谨细致、科学理性的“学院派”史玉柱。他调查发现老年人对脑白金的消费，有七成是子女或其他人送的，因此将产品定位精准锁定在“送礼”二字上；通过研究，他给脑白金确定的终端摆放规则是：在商店里摆放不得少于3盒，高度不得低于1.5米，不得高于1.8米；他悉心总结出广告电视播放的“脉冲”定律：隔天播比每天播费用少50%，但效果只略微下降；他的策划方式是“方法出来之后，必须不断地测、不断地试、不断地修正，要心血去浇灌，才能出个好广告”。一款广告出来，他会选三个不同类型的县去试销，每天搜集数据，每天调查，三个月下来再汇总；参考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总结出游戏玩家的首要需求是“荣耀”。而他对于游戏中“无聊与刺激”的理解，很容易让人想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一些论述……

“正如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史玉柱发现了中国生意的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一个好老板就是能找到好人才、做出好产品、卖出好价钱的人。

他的很多观念并不新颖独到，但土而有效。很多时候，他回归到商业本质与人性本身，把常识做到极致。例如，他说“一个企业最核心实际还是靠人，巨人不用空降部队”；“做消费品的公司，除了扫地阿姨，每个人都要了解消费者”；“搞营销只有唯一的一个词，就是你的消费者。营销固然重要，它的基础一定是好产品”；“能卖产品才是好广告”。

在波诡云谲的商海，能一直立于潮头，又能全身而退，足见史是有技巧的弄潮儿，是精明的识时务者。他成功的保健产品，脑白金、脑黄金、黄金搭档、黄金酒，一以贯之地以“金”为名，顽固贴合物质主义时代的社会主题与人性密码；今时今日，“屌丝”逆袭大潮来袭，他公司又开始注册“屌丝”商标，其封山之作《仙侠世界》大打屌丝牌，还将此特色文化输出到了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

但史玉柱也有遗憾。在正和岛六一岛邻大会面向600多位企业家所做的一项调查中，“你认为谁最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的精神高度”一题，与史玉柱同在“泰山会”的好友柳传志高居榜首，与史差不多同时退休的好友马云紧随其后，而史本人连备选项都未入围，在提名阶段，没有任何人想起他。马云曾说，我认为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跌倒了爬起来,美国是乔布斯，中国是史玉柱。《创业家》杂志前主编申音也曾把这两位营销天才放在一起品评，但他的发现是：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史玉柱宣称，“教科书里面是学不到东西的”，“广告理论是为骗钱”，而他自己的书封上则夸张地印着“中国商业思想史里程碑之作”的字样。

作为几番起伏的企业枭雄，史玉柱身上同时折射出商业的诸多面相。他曾是想当陈景润的名校之子，科学家气质在他身上烙印，重调查，重试验，重数据，清醒务实；他出身草根，白手起家，事业遇挫后，痛定思痛，复出江阴，以赌徒、悍匪与冒险家的气概与作为，迅速攻城拔寨，横扫千军，终成无关不通的大玩家。

很多人都记得，史玉柱当年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以前欠的钱给还了，这让他显得“是条汉子”。但要像乔布斯一样深刻而体面地改变世界，对于本有天分的史玉柱而言，已成奢望。

《史玉柱自述：我的营销心得》

史玉柱

同心出版社

王永庆的三大秘籍

作为众人称道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在台湾扎根生长，多面开花。他的智慧不光泽被宝岛，也传送内地，让大陆企业家受益匪浅。在其直接推动下，自2008年以来，500多位大陆央企高管赴台塑取经。新近出版的这本《王者心法——经营之神王永庆独家管理秘籍》就得到了9家央企老总的联袂推荐，声势可观。

央企为什么爱学王永庆？一是因为同属资源型企业；二是因为王的经营法则简单有效，他们学得会、用得上；三是因为王永庆“勤劳朴实、止于至善、永续经营、奉献社会”的十六字方针和央企所宣称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大道至简，小学学历的王用一本《大学》把台塑的运营管理体系做到了极致。而他一手造就这个王国，靠的正是多年修炼的几手独门功夫：

其一是合理化。王永庆常说，从0分提升到80分不难，但要从80分更进一步到90分就难多了，这种临界突破需要现代化和合理化才能做到。能否临界突破正是平庸企业和优秀企业的分水岭。如何达到合理化？一靠持续改善，无穷接近合理。如作者袁飞所言：“规章的制订，只是初步建立了大家必须共同遵循的办事依据，如何有效付诸实施更为重要。”很多公司制度册簿厚可盈尺蔚为壮观，但基本停留在纸上，就是因为少了持续不断的宣讲、执行与检讨改善，这些工作繁复艰巨，但偷懒不得。

二靠追根究底。有一次，王永庆向嘉义的阿里山林场标购原木，王永庆所标的价格虽然高出其他同业甚多，可是却因中标赚了很多钱。同业都大惑不解，到底他用了什么方法能够把那一池的原木数量估算得那么准确？原来王永庆在招标截止前一天晚上，悄悄跳入水池中，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清点水池里原木的数量。他曾说：“经营管理，成本分析，要追根究底，分析到最后一点，我们台塑就靠这一点吃饭。”台塑闻名中外的“午餐会报”，同样会对主管们盘根问底，若准备不充分，随时会被问倒。甚至有人因表现太差，回到办公室时，发现办公桌已经不见了。为了让第一线的原始信息原汁原味直达最高层，台塑还创设了直署真名的“投书制度”，以覆盖科层制管理无法覆盖的死角。正是这种追根溯源的能耐，让台塑的成本控制、一日结算制度都成为业界标杆。更为传奇的是，有一次，一位大陆参访团成员在台塑用餐时被告知，他上次来用餐时的菜谱已被记录保存，这次将按照他两年前的饮食喜好顺序上菜。

三靠强悍学习。“管理不分美国化、日本化、中国化，只有合理化。”20世纪70年代首次美国之行，给了王永庆很大震撼，美国的富裕繁荣让他震撼，这个国家对效率和利益的确保给他很多启示。事实上，盘点国内的几位领袖企业家，背后几乎都有美日这些老师的影子。任正非90年代首次赴美考察之后，也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开始从根子上分析学习美国的制度文明，后来IBM和丰田都成为华为的老师；马云心中最尊重的领导者是华盛顿，他曾带团队在外地开了三天会，专门学习讨论美国《独立宣言》，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每周去一趟日本，软银对阿里影响甚大；王石在美国的学习成果让很多人惊讶，而他同时也是一名“日本迷”。

王永庆的另一功夫是切身感。曾国藩做事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要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稻盛和夫把自己的经营成功概括为“现场感”，他甚至会抱着自己的产品睡觉。王永庆这种类似的经营密码则是“切身感”，这种独特感受常常以辛苦劳作的形式体现出来，在痛苦中给人领悟。米店是王永庆的经营原点，而最初让他的生意脱颖而出的正是比对手更刻苦的勤力，对客户更深度的服务：早开晚休，上门送米。日后，他除了对公司各种事项亲力亲为，也养成了一些独特的习惯，比如吃西瓜时连瓤带子吃，爱吃自己或员工亲手钓的鱼。他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就要尽其所能使自己活得更健康，锻炼智慧与力量。为此，他坚持多年每天独自长跑，风雨无阻。对王尊崇不已的郭台铭曾想效仿，结果第一天只跑了1600米，随后几天最多也只跑了3000米，只能无奈感叹“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庸俗之辈”。而为了员工，王也不惜贡献自己的身体。20多年前，王永庆得了胃病，必须手术，亲属劝其赴美就医，王永庆却坚持在自己刚创办不久的长庚医院就医，让资历不深的年轻医师来动刀，以使他获得机会锻炼和进步。正是首领的这种身心感召，让公司能够最大限度地去掉官僚习气，让员工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止于至善。

王永庆还有一个秘诀是他独特的用人观。与众多偏重“做人”的老板不同，王永庆认为，公司业务层面，做事比做人重要。“虽说做事之前先学做人，但我认为应先懂得做事，了解做事的事理，把事情做得彻彻底底，才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常常说如何做人，那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理想化的。我们提倡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可是在外国则只谈做事，少谈做人，他们的进步与发展不是很有成就吗？因此，我认为事要做得好，才谈做人。”事实上，虽然大陆“做人”风潮正盛，专治做人术的导师不少，但明眼人或可发现，一味强调“做人”的，人未必真怎么样；而一门心思埋头做事的，倒大多是些耿直可爱的人。真要拿我们传统的做人指标来衡量，乔布斯这种商界天才倒成了很大的一个loser。

成功的企业都是相似的，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同。有人曾拿王永庆、卡内基、松下幸之助比较发现：三者都白手起家，工作以苦为乐，“把吃苦当吃补”；都重视控制成本、提升效率，企业诚实守信，正派经营，善待员工，照顾客户与合作伙伴；致富后也能乐善好施，回报社会。企业家朋友们，这些你做到了吗？

《王者心法——经营之神王永庆独家管理秘籍》

袁飞

清华大学出版社

稻盛和夫：想法与干法

自然界的神奇便在于，一颗干瘪的种子有时会长成参天大树。

稻盛和夫便是这样。初中升学考试，连续两次失败，只得进“垫底”学校。高考第一志愿落空，只考上家乡当地的大学。就职考试，每次都不合格。后经介绍在一亏损企业就职，同事相继辞职，只剩他一人。他曾叹被苍天遗弃，险入黑道。27岁时，京瓷成立，自此人生入正轨。日后他说，年轻时吃些苦头对以后的人生会更有帮助。

《干法》一书中，稻盛系统地总结了自己屌丝逆袭的“劳动观”。看完后，你会自然地想起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场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对于劳动的作用，稻盛认为，劳动是“医治百病的良药”。人们之所以工作，不是为了获得生活食粮，而是将之视作提升心智、磨炼人格的“修行”。在他看来，“工作就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

对于劳动的态度，稻盛是全情投入的主张。领导京瓷时，客户想做“水冷复式水管”，这种陶器干燥时间过长，容易变形。他尝试了多种方法，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他把水管抱在胸前睡觉，用整个通宵慢慢转动水管，用这种方法干燥，同时防止水管变形。对待产品有爱情一般的热情，终至成功。他还经常拿着10倍放大镜仔细观察产品，用耳朵静听产品的“哭泣声”。“要让神愿意伸手援助，你就必须刻苦钻研，全身心投入工作。这样的话，不管面临多么困难的局面，神一定会帮你，事情一定能成功。”

对于劳动的方法，在“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之外，他另有妙法。一是能力要用“将来进行时”。现在做不到的事，今后无论如何也要达到。二是“随时磨炼一种细腻的敏锐度”。神寄宿在细节处，当追求“至高无上”的完美形态。三是“不要有感性的烦恼”。做事过程中，遇败绩，充分反思，接下来就忘掉，采取新的行动。这也是李敖说“对自然要自然”的真意。“有了这种达观的心胸，再回过头来看人世，人才会觉悟到这辈子该怎么活才不虚此生，才会觉悟到此生已为错误的安排浪费许多，实在不应该再浪费下去，这时候人会活得更积极起劲，肯定适合自己的，摆脱不适合自己的，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发光，而不是越来越暗淡。这种炉火纯青的人生看法与做法，人都可以从孤独地面对自然中学到。诗人华兹华斯说‘让自然做你的老师’，我想就是这个意思。感伤一类的情绪，是对短暂的生命的浪费，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稻盛和夫看到当今很多年轻人都出现了好逸恶劳的风气，而试图重振全力以赴的“干法”。但相较之下，尼采对此的论述似乎更合他们的胃口。尽管也认为“工作能让我们远离罪恶，能让我们忘却无聊的妄想”，但尼采却不主张四分之四式的工作方式。“用四分之三的力气完成的作品或工作是最好的。使尽浑身力气完成的东西，总会给人一种压抑的印象，充满紧张，难免令人感到不快与混浊的兴奋。而且这样的作品，总会透着一股作者的“人臭味”。但是用四分之三的力气完成的东西，就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舒畅，也会给人以安心、健康、舒适之感。也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更能为众人所接受。”

而且，关于稻盛自己，认识他十年之久的华人企业家宋文洲也称，稻盛是一个有能力的天才企业家，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他的天赋、细致和运气，而他的那些理念和理论，根本不是他取得成就的原因。

在日本的企业巨头纷纷折戟沉沙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对美国这样的“创新机器”投入更多关注。稻盛和夫的生活哲学与我们的文化有很深的亲切性，但在“干法”和“活法”之外，“想法”也至关重要。理念、工具与生产模式的革新，效果远胜于不计产出的一味辛劳。稻盛有一个著名的公式：人生与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思维方式”排名第一，正是对“态度第一”的合理反动。人们惯常注重的是稻盛对“热情”的宣导，但恐怕他极好的商业感觉与思维才是最关键的。

每个人的校园时光，都会有一个神奇少年，整天玩得昏天黑地，成绩却总名列前茅；比起那些起早贪黑而效果等同的小伙伴，我一直更佩服前者。对于成绩而言，勤奋只是前提，方法与悟性才是决定性的关键。

就像那句人尽皆知的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原话被有意过滤的后半句正越来越彰显出它的价值：“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

《干法》

稻盛和夫

华文出版社

马佳佳：要下一盘足够大的棋

一个23岁的女孩，在两年间，凭借幽默与犀利，精明与无畏，成为创业新锐独秀的一枝，成为报端网路热议的人物，成为沉闷社会新鲜的风景。她的过往，有何际遇？她的现在，有何难题？她的未来，有何变局？

开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问：你大学时候时候不怎么去上课，怎么扛住压力，坚持下来的？

马佳佳：压力不大啊。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在创业圈把大学读毕业了是一件很丢人的事，都没退学一看事情就做不大。

问：你的大学老师杜采称你为“90后意识形态的总Boss”，这是很大的一个帽子，你能承载住这个东西吗？

马佳佳：不是一个人去代表其他人，而是成为一种新时代模式的demo，一个可视可感知的样本。大陆会碎裂成群岛，世界会进入小社群时代、个体时代、人格时代、“我”时代。说白了玩的就是个人，就是自己，不需要改变任何特质去迎合社会，反而要把个人的特质无限放大，然后再用独一无二的主张的吸引力，让所有资源向人格中心靠拢，在整个世界找到所有同类，然后一辈子就跟这些人在一块儿玩就完了，这就是生活方式，就是品牌，就是未来。我能提供一个样本，其他人觉得好就试试，觉得不好就拉倒，不在一个岛上就用不着互相掺和。

问： 90后其实是不需要代言的。

马佳佳：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我”的价值，还在迎合上个时代的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痛苦。能让你认识的90后，都是少数最风光拔尖赶上趟的90后，大部分人还是在迷茫期。因为整个社会在转型、过渡、变革的时候，上个时代被瓦解，下个时代未建立，青黄不接左右不是人，还面临极端的理想主义和阶层板结并存的双重压力。唯一的出路一定是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的位置，把个人的差异化最大化，是一个路子。

问：上次专门去你店里看了一下，当时没什么人。我理解你肯定有商业上的追求，你怎么用商业来证明自己？

马佳佳：开店如果好好开，努力开一年能几百万、上千万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有点Low，不够酷。所以要么就赚一个亿，要么就别赚钱。我觉得还是酝酿点大事，哈哈。做渠道商这个事做到再大也不先锋不未来，或者说我认为这个店更像是先锋性的一个象征，它的真意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压抑的社会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让全社会的人，从部级领导到农民工，都能够开始讨论（性），脸不红、心不跳。这是一种心智上的进步。未来是属于真品牌的，单纯倒买倒卖、正品低价都没前途。

我想成为“西太后”那样的人

问：你做那个新事现在不大好说是吗？

马佳佳：也没多大问题，我铁定是要做品牌。

问：个人品牌？

马佳佳：不是个人品牌，我比较想成为时装界的“朋克之母”——Vivienne Westwood西太后那样的人。我先锋，有主张，有社群，有资源，应有尽有，在一个大市场里切一块新的市场，然后把传统的体验不够极致的地方做到极致。传统品牌（当然很多只是驰名商标而已，不是品牌），缺的是“精神溢价”，对人格的命中，对心灵的命中，让社群成为真正的同类的集聚地，而不只是一个消费者，嗯，就是教主。

问：说到教主，罗永浩上次那个发布会我去看了，很多粉丝听到最后热泪盈眶。

马佳佳：哈哈，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叫《罗永浩会成为下一个马佳佳吗》，我都疯了，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些什么。其实很多时候看到黑我们的文章，出于个人的意愿，肯定是不想回应的，觉得掉价。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回击一下，支持者们会感到开心。你自己知道必胜的结果，但是支持者们不一定那么清楚，他们被外人一并给攻击了，还是会低落的，该骂还是要骂一下。所以罗永浩说开了发布会算是终于昭告天下做了一个比较牛的事，然后粉丝觉得自己这两年受到的质疑在那一瞬间释放了，热泪盈眶。

问：他后来自己总结说因为这两年骂他的人很多，粉丝有一种报复性的支持，你感觉你的粉丝有没有这种情况？

马佳佳：会有。对我的置疑在2、3月比较多，当时粉丝几乎长了一倍。我分析过所有超一线的超级偶像，范冰冰、韩寒、舒淇、汤唯、李宇春，在成为超一线之前都有两三年被黑得死去活来，这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很正常。只有正推力就像坐上绿皮火车，推半天黄花菜都凉了；正负能量刚好平衡就像坐上磁悬浮，嗖嗖的。

问：像韩寒他一旦冒出来之后，就有很多标签贴上去，他知道这种方式受欢迎，也会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你是顺应呢还是有反抗在里面？

马佳佳：外界贴的标签都是马后炮，都是做成以后才冒出来，或者掺杂曲解的成分。自己会慢慢摸索出一些规律，对人群的心智模式、集体人格的感知等等。我一直更想做的事是希望激励更多的女性，她们在这个社会上面临更多的压力。或者说，明明女性在这个时代有非常大的机会，应该让她们意识到有这种机会，而不是活在自我矮化和自我否定当中。

问：春水堂的老板说你的投资人是70后，在90后身上寄托他们的青春梦想，你跟投资人相处得如何？

马佳佳：我跟我的投资人们关系特别好，杨宁、徐小平、王强、马东、麦刚、张巍、李明远等等，对初创公司来说几乎算顶配了。我为什么有特别大的一批70后的好朋友？是因为我们在心智模式上和思想层面的确有非常强的共鸣，我认为我的智慧和思想已经超越了非常多的70后的大叔，一大票活不明白半成不成的我早就甩他们一百条街了，只是我同时还拥有了一个小朋友的外形。所以一些人就投机取巧地希望把70后大叔和我的关系变成一种大叔和萝莉的关系，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小女孩比他牛啊！这打击真大啊，有些人苦了11年终于拿到融资了，终于能够站出来说我做这个行业多么地自豪了，而做这个行业自豪这件事是还被我改变的。

问：你跟他是朋友吗？报道说，你们是朋友。

马佳佳：认识，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观里的人。我觉得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就是海龟白富美闲得蛋疼，转一圈说这个村真好玩，有青山有绿水，转一圈人家白富美还是会去干白富美该干的事。他们那个圈子的人质疑说你们国外回来的根本没法在我们这儿老老实实生孩子。谁想跟你在这个行业里生孩子？受不了。

征服有上限，调情无止境

问：像罗振宇做逻辑思维，他已经不是自媒体了，是自商业。将来90后、00后当道以后，商业、管理和公司会是什么形态，在你的脑海里有没有设想过？

马佳佳：我觉得自商业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个体时代、人格时代、“我”时代，专攻一个十分细分的领域。每个人天分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天生在这个领域有天然的嗅觉、天然的天才，把这种天分放大，表达、找同类，就是社群，然后赚钱，就是自商业。自商业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问：管理有没有遇到问题？

马佳佳：我肯定不会面临对90后的管理问题，也会，就是我不好意思管理他们。我现在总共在做事的有十几个人，几个核心的负责人大多是70末80初。

问：上次一个活动，当时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你说在“装”，我理解是一种反讽，同时也是一种事实。很多人反感装，就是反装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装，是吗？

马佳佳：没有，我觉得装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一切没法帮助用户装的产品都是烂产品，所有的文字和内容如果没有写成装X指南体，例如×××教你×××，××天让你速成×××，都没有办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装是一个顶级痛点。

问：装让你得到了什么？

马佳佳：得到了一切。罗永浩也装，雕爷也装，每个人装。

问：做马佳佳的代价就是要牺牲张孟宁吗？

马佳佳：也没有啦，总之我觉得我过得非常好，什么牺牲之类有点蛋疼，得了便宜就别卖乖。就好像就人会问，你觉得有钱就一定幸福吗？你觉得出了名就一定快乐吗？当然啦，爽翻啦。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没有必要反思什么心灵的安宁，这个社会就是牛人才有自由，其他都是扯淡。

问：张朝阳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什么都有了，还这么痛苦”。

马佳佳：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他是用“赢”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用一种“调戏”的心态，征服是有止境的，征服完就觉得没意思了，调情是无止境的。征服有上限，调情无止境。

问：企业家群体里有没有你欣赏的人？

马佳佳：我很喜欢冯仑。虽然是50后，我觉得他是上一拨企业家当中活得最明白的人，活得明不明白这事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不装，很有智慧，能够把一些大道理深入浅出地用一些黄段子讲出来，特别好。他没有其他人那种“壳”，也不装，也不会用他的角度去审判别人，他很棒。如果中国大叔都能像冯仑一样那这个世界就太好了。

问：你怎么避免透支，给社会制造持续性的高潮？

马佳佳：所以我现在就只接你们这种最高端、最高大上的采访呗。

问：你的自我提升，除了跟业界牛人聊，还有哪些手段？

马佳佳：我喜欢跟段子手一块儿玩。段子手是互联网亚文化的中流砥柱，我对亚文化特别感兴趣，中国式的时代命脉。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变革也是以亚文化兴起，性革命，朋克、摇滚，超级巨星都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中国也许正在面临这个时代的到来。亚文化解构了很多东西。我们这种喜欢在班里搞怪的、说笑话、比较痞的一类人，可能矮穷矬，又不是学霸，然后就上网写段子，成了最受捧的、最牛的内容创作者。《屌丝男士》这样的剧，主流社会看来比较边缘化的人喜欢写这种东西，而现在一线明星都在主动请缨求要上《屌丝男士》。

这是一种话语权的倒置，随着时代的变化，互联网亚文化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像主流文化。有一篇文章叫《互联网文案的牛逼体和大便体》，牛逼体一定是那些亚文化的东西，大便体就是以前所谓高大上的东西，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女人应该有三个男友

问：你说性别不重要，只是参考。你喜欢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马佳佳：我一直没有找男朋友是因为我实在没有找到他的功能是什么。

问：有个段子说你卖情趣用品是因为你对这个需求比较大？

马佳佳：哈哈，每个人需求都很大。

应该是说，在现有的男女关系的价值网里，找个男朋友性价比挺低的，很容易吃力不讨好，花时间找罪受。很难避免中国男性的大男子主义，然后第一我没有精力去管他；第二需求已经被满足了，我需要有共鸣，我很多朋友都跟我特别好，我需要陪伴，我有很多伙伴陪我玩，我需要……你懂得；第三对方也许还喜欢管东管西的，为啥非要找一个人来抑制你的发展。

问：你之前说你的沟通技巧来自于小时候的泡男生。

马佳佳：没有那么夸张，但恋爱启蒙真的很重要。第一是同理心。谈恋爱能让人去学会从另外一个人视角去看世界，同理心是需要实践的。第二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占有欲，在亲密关系中怎么控制那个度，这在交往中非常重要，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两性关系，还会体现在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里。第三个就是互联网思维中的更新迭代。你如何保持和一个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两个人都不会烦，一定要不断地刷新自己。

问：你刚才说找男朋友不知道要干吗，不重要，你经历过这种关系吗？然后成功过吗？失败过吗？

马佳佳：能算上深关系的，也就是一两年以上，关系保持在深度的精神成长层面的，大概有三四个。所以第一我现在不想结婚。第二就是我觉得我的学习阶段20岁以前就完成了，已经出神入化了，就想自己待几年。我觉得女人应该有三个男朋友，要明确分工，一个陪你玩，一个灵魂伴侣，再有一个炮友。哈哈。

问：你微博上说了一个sense，怎么理解？

马佳佳：我之前不是在招gay的产品经理吗？因为gay能骑墙，跨在两个世界的中间，两边都能看到，所以他的感知力、同理心、审美都会更强，这就是sense。纯直女和纯直男对于另外一个世界都会有足够多的盲区。技能能被训练，但sense是天生的。

问：当编辑在做内容的时候，其实很苦恼你应该放在哪个版，财经还是娱乐？

马佳佳：这个不重要，就是放到科教、法制也行。当然要跨界啊，去娱乐版当财经人物，到财经版当娱乐人物，那多牛啊。

要下一盘足够大的棋

问：说你去了时尚Cosmo做digital主编，这个事是真的假的？你怎么想的？

马佳佳：Cosmo是有160年历史的主攻两性关系的女性主义杂志，这符合我的人生梦想，就是做女性主义，倡导女性解放，女性要坚决地和直男癌、和家庭主妇、和绿茶婊做斗争，重新去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

问：这事跟你的商业计划有关吗？

马佳佳：跟我的社群有关，社群就是商业的一切。

问：你原来还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不是勤奋，而是不可替代性”，雷军也有类似观点，那为什么一直以来勤奋被多度地强调呢？

马佳佳：很多时候精英阶层会编造一些价值观，让别人为他打工。很多人成功了之后，问他为什么成功，他说我运气好。怎么红的？陪朋友去选演员结果选上了我。那不是扯淡吗？

我觉得我要是有一天真获得普世意义上的成功，我一定会说我一步一步是怎么成功的，写一本混社会指南。怎么跟大佬打交道，怎么装，怎么没有条件平白无故也要生出条件。嗯，我不说我运气好。

问：别人不会说你运气好，主要说你擅长炒作。

马佳佳：擅长炒作也很牛，他们不就想利用我来炒作么，我每天干我的事，他们一个劲逼逼，结果也没炒作成。抵制炒作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但实际一直在得瑟我看到×××，我听说×××，我觉得×××，似乎就跟我的人生产生了关系。我觉得我的人生注定会很牛，没必要炒作。这是稀缺性决定的，我干点啥都是新闻，干点啥都是炒作。

问：你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马佳佳：比较逗，人要保持自己的屌丝性。

问：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粉丝，包括不是粉丝他可能就好奇想看你长怎么样，合照什么的，你就会很Nice吗？

马佳佳：没有，不Nice，有人说，请问你是马佳佳吗？我就说，就是那个宇宙超级无敌大胸美少女？我的粉丝也逗逼，他会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娘炮。有一个粉丝带了我的一堆打印出来照片，然后找我签名，那天我在店里不知道是没化妆还是怎么样，他问我说马佳佳在吗？我说不在，他就走了。

问：像罗振宇已经把一部分粉丝套现了，你有没考虑过呢？

马佳佳：不着急，不能杀鸡取卵，我觉得先要这盘棋足够大，才有意思。

德鲁克：有好接班人才称得上伟人

南怀瑾曾在著作里道破中国政治的一个秘密，“他尽管采用知识多的人，渊博的人，而真正守成的干部是找老实而学识不多的人，他稳得住”。

在政商领域，能折腾的人往往并不选自己的同类，而是选“稳得住”的人来做接班人。自认虎气和猴气兼具的毛泽东，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让自己放心的华国锋。而“外星人”马云隐退之后，他选择来掌舵阿里这家传奇公司的则是魅力欠缺的陆兆禧。

这一传承“潜规则”并非我们的“专利”，西方亦不能免。看看即将仓皇辞庙的鲍尔默，看看力推“土豪金”的库克，遥想其前任的风云岁月，让人惋惜。

其实，“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对此早有论述。《旁观者》这部书是德鲁克自称最喜爱的一本。这本回忆录刻画了多个经历不凡、性格独特的人物，比他那些影响更大的管理著作好看很多。他论述商业管理的内容很少，但其中关于传承的一些语句，至今引人深思。

在德鲁克眼里，杰出领导者的一项关键指标就是要有好的接班人。“在公共事务方面，平庸可谓毒药”，“公共事务的伟人必须要有伟大的后继者”，“如果一个伟人的后继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高级官僚或是奴颜婢膝者，之前的伟人不要也罢。一个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进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伟人’与‘领导人’。”

以此标准，现今“伟人库”里的很大一部分数据恐怕都要清除出去，因为他们自身固然都是出类拔萃之辈，但不少人在选人育人方面乏善可陈。尧把天下传给了舜，而不是不成器的儿子丹朱，既保全了后代，又得享千古贤君之名。而一代名臣诸葛亮虽然功勋卓著，但在传承方面却鲜有建树。乔治·华盛顿和马歇尔分别造就了无数政治新星和如云将星，但更多的领导者却独善其身，无此佳绩。

在通用汽车调研时，德鲁克发现，这家公司的著名经理人斯隆在公司会议中，总把事关公司的政策主导权交给相关专家，却愿意花四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零件小部门技术师傅一职的人选。面对德鲁克的询问，斯隆说：“公司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就是要我做重大决策，而且不失误。请你告诉我，哪些决策比人的管理更为重要……要用错人，决策无异于在水面上写字。”而斯隆一直奉行的用人定律即是“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二等复制品”。他自己的继承人便是由公司高级主管委员会来挑选决定。

冯仑在最近的文章里专门谈及这一问题，他指出，靠人选人成功率非常低，民营企业的选人体制最好能够逐步改变成让制度选人。“在事业传承上，企业家面对的不应是具体的某个人，而应是所有人。”

反顾中国的民营企业，传承一直是困扰大多数企业的难题。由于发展阶段和制度缺陷的原因，由现任领导者指定继承人仍是现阶段的主要模式，但理念与制度层面的演进已在悄然进行。

王健林曾称，“接班人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冒出来的，先指定一个人刻意培养，说不定就不成事儿”。这位中国新科首富似乎已将西方长大、喜欢玩乐的儿子排除在接班人之外，而以沃尔玛作为事业传承的榜样。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老婆。但他没有选择任何一个人接班，而是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他去世的时候沃尔玛的销售业绩只有100亿美元，当李·斯科特2008年从CEO的位置上退休时，沃尔玛当年的营业收入达到4000亿美元。

2005年，牛根生请王石去蒙牛交流，曾问后者两个问题：你怎么接待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问题难住了王石，他称自己没有接待过中央领导人，也不培养接班人。

牛根生当场愣住了。他或许没有想过，自己接班人的选择权也可以交给别人。

《旁观者》

德鲁克

机械工业出版社

乔布斯的“枪”

微博上有幅著名的动态图片：两人比武，其中一个各种张牙舞爪，虚张声势，名目繁多；另一个不动如山，然后只做了一个动作：抬起右臂，一枪将对手放倒在地。

看《疯狂的简洁》，经常想起这个画面。作者肯·西格尔曾与乔布斯共事17年，在他眼里，乔布斯正是一个潇洒的枪手，他的武器就是“简洁”，在这把利器面前，站在“复杂”阵营里的巨无霸都成了纸老虎，无论是微软、思科，还是英特尔、戴尔，统统不堪一击……

大道至简。乔布斯在挫折和失败里，在大麻和禅宗里，在天分与刻苦里，终于找到了这把无坚不摧的好枪，从此便在广阔天地里以“革命的武器”领导了一场“武器的革命”。“一切始于简洁”是苹果的核心价值观，是促进苹果不断进取、特立独行的动力。“一旦做到简洁，你将无所不能。”

我们这个复杂的国度常有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倾向，“简洁”能否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利器还不好说。但确定无疑的是，有了它，企业的好运就要来了。因为简洁既是天理，也是人欲。

沟通要简洁。“直率就是简洁，迂回就是复杂。”我一直觉得最好的企业文化就是“简单直接，亦正亦邪”。明明可以直行的路，我们常常绕远了。乔布斯不会干这种蠢事，他倡导“诚实到残酷”的氛围。他常常当面用“垃圾”“狗屁不如”来评价下属的作业，但他也会第二天就“硬性复位”，恢复如常，就像不愉快从来没有发生过。正因为如此，员工怕则怕矣，但并不怨恨这位“暴君”，因为“粗鲁”和“受人尊敬”并不矛盾。他们清楚，当家的只是在无情捍卫最高标准，毫不妥协地排除外部因素干扰，而“顶级人才知道自己真的很棒，你不需要悉心呵护他们自尊心，大家都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工作表现”。

会议要简洁。乔布斯喜欢一张表格、一块白板和坦诚地交流。他讨厌让会议变得“正式”的东西，人们可以赤脚搭在桌子上轻松讨论，而不是让会议成为折磨人的酷刑；他会果断将无关人员赶出会议室，及时打断华而不实只重形式的汇报陈述。他不能容忍僵硬的工作流程扼杀创意，而用“简洁”让事情一目了然，让参与者明确使命。

团队要简洁。苹果力戒大公司病，它的组织架构不是垂直的，而是平行的。精英小团队是乔布斯酷爱的工作方式，正是最聪明、最有创意的人组成的能人小组使苹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同样也是这种方式让苹果和李岱艾公司成为营销史上最长久、最成功的合作伙伴。小米迅速崛起的背后，正是雷军强悍的学习精神。小米的组织架构只有三级：七个核心创始人——部门leader——员工。而且不会让团队太大，稍微大一点就拆分成小团队。

营销要简洁。好创意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乔布斯与史玉柱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营销的典范，不同的是，乔布斯定好的方案便不会再测试、修改，它们经常脱颖而出，影响深远；而史玉柱则要反复试销、调查，区别或在营销理念与创意水平上。乔布斯认为营销讲的是价值观，苹果的核心价值观在于，相信富有激情的人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理念在其营销作品中得到践行并一以贯之，正是如此，“不同凡想”“1984”都成为传奇之作。

产品要简洁。1998年，回归摇摇欲坠的苹果之初，乔布斯就用一个四方格厘定了产品方向：分别为普通用户和专业人士服务的笔记本电脑，和分别为普通用户和专业人士服务的台式机。此后，苹果的产品少而精、强而简。iPod可以把一千首歌装进口袋，MacBook Air可以从信封里取出来，iPhone则是集电话、互联网浏览器、iPod于一身的个人电脑。反观其对手，2011年，惠普官网上列出的便携式电脑就有23种，戴尔18种，可惜效果平平。而产品少、没有复杂动画效果的苹果网站，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装修简洁的苹果商店，每年进入的人数多于全球最大的四家迪士尼公园游客数量的总和。

名称要简洁。虽然是卓越的科技企业，但苹果一直坚持人性化而非科技化的方式与公众交流。西格尔所说，产品命名应该“用一两个单词捕捉产品或企业的本质，或为产品注入个性”。他在某一瞬间神灵附体赋予苹果电脑iMac这样一个潮名之后，苹果的i系列便在世界市场所向披靡，横扫千军如卷席。发布iPhone前，因为思科也有一款同名产品，为了这个好名称，他不惜向严酷的法律发起挑战，冒险发布，先斩后奏。而环顾周边，让人不会念、不会拼、记不住的坑爹产品名称太多了。你很难弄明白，他们到底是不会起名，还是对消费者毫不关心。

简洁是乔布斯的信仰，是他重新定义诸多行业的依据。复杂会给人安全感，而他深知，简洁虽然更难，却更有价值。它会通向美，通向创意，通向最高标准，最终击中人心。

我至今记得大学时候听广告学的大牌教授丁俊杰先生讲的一个故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两岸还在对抗。《人民日报》的编辑纠结不已：怎么给这个消息起标题？蒋介石的头衔怎么写合适？各种备选答案，总觉不妥。最后一刻，他们解放了自己，用简单的五个字留下了新闻史上的经典：蒋介石死了。

《疯狂的简洁》

西格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何时能出布兰森

看了布兰森的自传《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觉得兴奋。他为乐趣、创意、好奇与冒险所牵引，创建了一个英国人“从头到尾”都离不开的公司，使维珍成为一种有意思的生活方式，一种酷的精神。隐约也有些可惜，这么大的国家，找不到一个这号人物，那么多的中国企业家，只能抬起头，45度角去仰望他。

作为商界天才，布兰森跟乔布斯有不少相像。学生时代都是差生，后来都是曼德拉的崇拜者；都倾心于创意和质量，颠覆式地改变了数个行业；其创立的公司都是各自国家最大的私人企业之一，但一直保持简洁、灵活与高效。更重要的，他们都从积极地方面让这个世界改观不少：布兰森认为“商业应该是做好事的力量”，而乔布斯坚信“活着就为改变世界”。

很多人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理智健全的人，答案恐怕类似：不是没有好种子，而是没有好土壤。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布兰森，答案自然一样。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刺痛温家宝的问题，似乎到现在无解。不独教育，盘算一下，今天的学术、娱乐、媒体、互联网，有多少真是我们的创造与创新？

为什么土壤不好？恐怕还是离不开两个原因：一是文化；二是制度。频繁的政治运动，将民族文化革了命，传统里好的东西不断减少、衰微，或断绝，而不少坏的东西却发扬光大，不断蔓延。流毒之一便是，鄙俗的成功学与实用主义四处流布，缺乏对异端的包容、对失败的宽容。制度上，个体自由张扬的空间也不充分。对于人性共通的、普适的一些好规则，扭扭捏捏难以接受，却在“N个自信”中，走向“致命的自负”。杨小凯曾警戒“后发劣势”：落后国家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虽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会给长期种下隐患，甚至导致失败。其实，去世不久的科斯已屡屡给出药方，思想市场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大学和媒体应该更自由。

鲁迅说：“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文化的改良，体制的演进，除了政府的作为，每个人其实都负有责任。一些人一面呼唤着乔布斯、布兰森，一面却将这样的萌芽掐掉。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每个人都更宽容、更幽默、更理性、更温情，社会风气才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一天中国出现个布兰森也说不定。

来看看布兰森的故事吧。

布兰森：好生意要富有创意

有趣是核心

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

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有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有创意的事业。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并且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显然《学子》仍赚不到钱。我并未把《学子》视为名词，或把它自身当作目标；而是把它视为形容词，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

第一份唱片邮购广告居然是出现在《学子》的最后一期上。出售便宜唱片的广告使得大量咨询电话如潮水般涌入，也为我们带来大量现金，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名字命名邮购业务。这个名字要醒目迷人，与众不同，而且不单要对学生有吸引力。我们围坐在教堂地窖里，试图选出一个好名字。

“滑行唱片”是最受喜爱的名字之一。我们漫不经心地拿它说笑了一会儿，然后有个姑娘探过身子。

“我有个主意，”她说，“‘维珍’如何？在商业上，我们全都是‘处女’。”

“而且现在这里没剩下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姑娘笑着说，“虽然这里没有处女，但有个‘处女’的名称也不错。”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叫‘维珍’。”

坚守品位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商店成为《学子》的延伸，让顾客能在这里聚会，一起听唱片，而不是简单地冲进来买了唱片就走。当时，唱片店向顾客提供的是临终忏悔似的服务，而我们希望维珍唱片店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希望跟顾客产生共鸣，而不是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们还希望维珍的唱片比其他商店更便宜。一蹴而就实现所有目标是一桩离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通过营造气氛来获得额外收入；以薄利多销的方式获得利润。

尼克负责管理邮购业务和维珍唱片店的成本，而西蒙则通过选择库存唱片，开始确定邮购目录以及维珍唱片店本身的风格。在维珍的精神气质中，西蒙的音乐品位很快成为最重要的单个因素。

他能够挑选出在主流唱片店卖不动而在维珍却销售量很大的乐队。他对音乐如此了解，甚至能在乐队走红之前，就知道他们的作品会畅销。我们能够在两年后创建唱片公司，凭借的正是他这种直觉。没有西蒙，这样冒险的超前行动将前途未卜。我们的另一位天才是约翰・瓦纳姆，他负责所有唱片的宣传，为商店撰写广告词。维珍的名声开始越传越远。

西蒙让我确信，如果我们坚守自己的形象，那么就能保持统一性，获得更多顾客。“这是安迪・威廉斯规则，”他告诉我，“我们绝不进入那部分市场。”

争议有时是好事

在1977年的女王登基纪念日上，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一艘游艇，朝泰晤士河上游的下议院驶去。警察知道会出事。我们刚从威斯敏斯特码头出发，两条警察局的摩托艇就跟了上来。乐队等待着，直到游艇在下议院旁停下。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和鼓槌，唱出自己的国歌版本：

天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将你变成笨蛋，

一颗潜在的氢弹。

天佑女王。

她根本不是人，

英国梦没有前途，

没有前途！没有前途！

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掉转船头，把它开回码头，并在那里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那一周我们售出十多万张《天佑女王》。它显然是名列第一的唱片，但“流行音乐排行榜”和BBC都宣布，罗德・斯图尔特才是真正的第一名。电视和电台都禁播《天佑女王》。在我们看来，这未尝不是好事：它越禁越流行，卖得也越好。

“性手枪”成了维珍的转折点，它正是我们寻找的乐队。他们让维珍再次声名鹊起，因为我们能发起大规模的宣传，还能应对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一次全国性事件。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购物者，每一个农夫，每辆公交车上的每一个乘客，每一个老奶奶，都听说过“性手枪”。能引发公众如此大的谴责倒也颇为有趣。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唯一比受人非议更糟糕的是无人理睬。1977年，除了女王登基纪念日本身之外，“性手枪”制造的新闻是最多的。他们的声名狼藉实际成了一种有形资产。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负面的，不过，15年前滚石乐队刚刚出道时，不也同样如此么。

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一直认为，应付现金危机只有一个办法：不是节约开支，而是扩大企业的规模。每次维珍一有点钱，我就会再次寻找新机会。我一直在努力扩大这个集团，以免可供依赖的收入来源过于狭窄，但我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我好奇又好动，而不是因为我有可靠的金融意识。这一次，我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完美的机会。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想我们何不出版一份自己的娱乐指南杂志，就叫《社交活动》。不幸的是，我们跟那份非常成功的《休闲》同时推出，《社交活动》失败了。

承认失败总是很难的，不过，《社交活动》的失败也有其积极面。它让我意识到将维珍各公司分开有多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将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即使一家公司破产，也不会对维珍集团的其他公司造成威胁。

《社交活动》给维珍造成的亏损很快得到弥补，这要归功于“人类联盟”、头脑简单乐队、菲尔・科林斯那张大获成功的个人专辑处女作《面值》，以及一位自称“乔治男孩”的年轻歌手——他是其中最轰动的。1983年，我们有40％的利润来自“乔治男孩”。从爱尔兰到韩国，从日本到加纳，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哼唱《羯磨变色龙》。许多人发现这样的垂直上升非常可怕，认为它会在公司里造成混乱。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我一直很高兴在混乱与刺激中兴旺发达。

我现在有机会用我们的现金创建更多维珍子公司，扩大集团的基础了，这样如果我们再次遭遇经济衰退的打击，就不会因为经营单一而面临破产的威胁。我还希望扩大维珍品牌。

在我的整个商业生活中，我一直努力控制成本，尽量避免不利的冒险。维珍集团能够幸存下来，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一直牢牢控制着现金。但我也知道，有时候，打破这些规则，该花钱时慷慨大方，也同样重要。与珍妮特・杰克逊签约就是这样的机会，她是一位不容错过的艺人。在跟西蒙和肯商量之后，我决定向珍妮特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酬金。我充满信心：一旦珍妮特开始与维珍合作，她就再也不想到别处去了。

准备一个建议本

我一直过着靠机遇和冒险取得成功的生活。有些最奇妙的想法是突然产生的，你必须敞开胸怀，找到其优点。1984年，一位美国律师打电话建议我创立一家航空公司；同样，1987年，瑞典一位狂热的气球运动爱好者也叫我和他一起飞越大西洋。一份份计划书纷至沓来，我不知道下一个计划会是什么。但我确实知道，如果我能够仔细倾听，那些好点子总会以某种方式融入维珍既有的框架。我天生对生活充满好奇，这一点也延伸到我的生意上。好奇心把我引上许多出人意料的道路，让我结识了许多特别的人物。维珍就是这样一些人物的集合，它的成功也依赖于他们。

我最重要的财富是一个标准尺寸的学生笔记本，在全国各地的主要街道上的任何文具店里都买得到。当我忘记把它放到哪里去时，我办公室里的人全都知道它对我多重要。我随身带着它，记下维珍员工和我遇到的其他人向我提出的建议。我把所有的电话谈话和会议都记录下来，而且还在上面起草书信，列出我需要打的电话。

多年来，我记的笔记已经摆满一个书柜了。我要求自己把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确保自己不得不仔细听别人说话。每当我搭乘飞机，或者去唱片店时，我总会四处走走，向我遇到的人征求提高服务水平的建议。我把它们都记下来，回家后再翻看自己写了些什么。如果其中有好点子，我就会拿起电话，把它付诸实施。

我还坚持认为我们要持续向员工征求各种意见，而且我会尝试他们的工作。当我试着在一架大型飞机的过道上推手推车时，我发现自己会撞上每一个人。我和机务人员谈起这件事，他们建议我们引入更接近女侍者风格的服务，把手推车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结果，我们就在豪华商务舱里完全取消了手推车，并利用过道的部分空间提供飞机上最长、最大的座椅。

以小为美

尽管雇用了大约四万名员工，维珍仍然算不上大公司——它是由一系列小公司构成的大品牌。我们优先考虑的是跟我们的强大竞争对手反其道而行之。传统的做法要求一家公司应该首先照顾自己的股东，然后是顾客，最后才关心自己的员工。维珍的做法相反。对我们来说，员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拥有一群心情愉快、干劲十足的员工，就更有可能获得愉快的顾客。不久，最终的利润也会让你的股东感到愉快。对我来说，这是常识。

传统认为“以大为美”，但是，每当我们的风险投资变得过大时，我们就把它分成更小的单位。我走向副总经理、销售部副经理和市场部副经理，对他们说：“祝贺你们。你们现在是一家新公司的总经理、销售部经理和市场部经理了。”每次我们这样做，相关人员的工作量都不会增加，但是他们必然会获得更大的工作动力和热情。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到我们1992年出售维珍唱片公司时，它已经拥有多达50家分公司，每家公司的员工人数都不超过60人。

维珍的经营方式就是进行多样化的风险投资，让它们有机地发展下去。我们的大多数公司都是从头创立的，不是收购的现成公司。我们希望维珍的每一家子公司都拥有高效且易于管理的规模。开始创立新公司时，我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我不用具备高度复杂的商业眼光。当我考虑在维珍大西洋公司上提供什么服务时，我会试着想象我的家人和我是否愿意为自己购买这种服务。通常事情就这么简单。

（节选自《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经出版方读客图书授权刊载）

《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

布兰森

同心出版社

小米的“三点”

近几年，雷军无疑是中国最耀眼的商界人物。

在中关村给政治局常委们讲课，跻身“习大大”的“高科技朋友圈”；与刘德华跨界对话，气场不输摸爬滚打多年的娱乐“天王”；荣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与董明珠豪赌10亿，气势如虹。在某个场合，雷军曾透露，自己的手机一天要接到上千通电话。

在已售出3600多万台手机的骄人成绩单之外，小米这家成立仅4年的公司的产品单上，还有电视、路由器、移动电源、T恤、豆浆机，甚至可能与其他厂商合作的汽车、房子……它已经上市的产品，无不风卷残云如卷席；而计划推出的产品，万千米粉则嗷嗷待哺，翘首以盼。

小米为什么这么火？在格拉德维尔的《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中，能找到一些答案。

这本书通过分析流行病起源、传播与作用的路径，得出了社会流行浪潮的三法则：个人人物法则，有人意识到了时尚趋向，通过自己的社交、活力、热情和魅力把产品传染给大家，有如病毒扩散；附着力法则，有一些特别的方式能够使一条具有传染性的信息被人记住，从而达到极致的影响力；环境威力法则，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敏感程度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强烈。比照于此,小米正是这方面的“三个代表”。

个人人物法则包括联系员、内行与推销员。他们或者是不同的人，或者合而为一。“联系员”认识的人非常多，是人际疏通专家；而“内行”则是信息传播专家，他们一旦发现了某种窍门，就想把它散播出去。研究小米的发家史可以发现，“内行”在其中居功至伟。

雷军一直是手机发烧友，他很早便认识诺基亚当时负责研发的一个副总裁，给提了一堆意见，对方说有道理，虚心接受,最后却分毫未改。后来雷军决意自己做手机，便宣称小米“为发烧而生”，他们选择出100个“超级用户”，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沟通修改，终于做出了让用户尖叫的产品，而这100个点火者,也终于点燃数千万用户的燎原大火。消费者主权时代，将用户意愿引入产品制造，建立产品与用户间的强关系，便会有很多义务的“联系员”“内行”与“推销员”，为你的品牌摇旗呐喊。雷军曾总结，小米卖的正是传统商业时代里稀缺的参与感，“他觉得我比你懂，我能教你。我们满足了很多人这种成就感，所以这就是小米的真正的精髓”。

附着力法则讲求入脑入心，让人建立高度认知，深度记忆。有如厉害的病毒，一旦被感染，便寄生体内，再也无法清除。所有的好产品都有共同特质：功能强大，形式简洁。而小米在此基础上更近一步，做到了低价高能、高性价比，这是最能打动广大“屌丝”群体的一个“痛点”。小米没有工厂，没有零售渠道，完全网上销售，效率很高却成本低廉。买一部各项技术参数与三星相若而价格只有后者一半的手机，何乐而不为？因此，小米手机发布会上，特意穿着黑色T恤而其貌不扬的“雷布斯”最终让人印象平淡，但他背后巨大的“1999”字样却一目了然，不胫而走，让人难以忘怀。后来又出红米手机，“799”的跳楼价更让华强北一片腥风血雨，鬼哭狼嚎。

环境威力也不可小觑。年初，端庄靓丽的“第一夫人”曾让好几个国产品牌股票涨停，尔后“习大大”的一系列表述也凸显出“振兴国货”的风向。在这方面，小米也抓住了大势。雷军是乔布斯的门徒，乔帮主的招式学到不少，小米公司搞小团队、扁平化，颇有硅谷范儿。而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高科技企业，它又是所谓“民族企业”的一面高扬的旗帜。所以，国家电视台会数次让其亮相露脸，政坛高层会对其青眼有加，这对小米影响力的挥发作用不言自明。而小米营销的主战场则在方兴未艾的新媒体，它不遗余力地铺陈新媒体通道，哪里人气旺，就要在哪里打下阵地。不同于别的公司用微博、微信装点门面，小米光微博、微信编辑就有几十号人，“小米手机青春版”曾创下微博转发数的纪录，而试水微信卖手机，也是开业界之先河的举措。

流行三法则分别对应小米在制造流程、销售渠道、营销传播环节的“革命”性创新。新商业时代，生产环节民主化，消费者在产品服务过程中参与决策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销售渠道的虚拟化同样势不可挡，王健林与马云打赌一年后便挂起免战牌，便是看清大势后的及时转身；而品牌营销模式也已告别宏大叙事，进入单点传播、自主扩散的小时代。

“风起于青苹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雷军经常说要做台风口的猪，能站到台风口的前提则是能洞察秋毫，他预知风起之后，便迅速布局，站在风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互联网创业是浪，一波大浪来袭时能踩对点儿，便能站在浪潮之巅。浪花淘尽英雄，时势再造出新英雄。雷军无疑是眼下最高明的踏浪者，“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我总觉得，小米成功的背后，是雷军罕见的眼光与手艺，却也离不开一点难得的好运气，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它真是应“运”而生，顺“势”而起，不是吗？

《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

格拉德维尔

中信出版社

陈春花：企业的四大“命门”

艺能界，影视歌三栖的明星不少；文化界，身兼学者、作家、企业家“三位一体”的，却只有陈春花。

商业剧变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唯有廓清本源，回归本质，才能找到万变中的不变，从而处变不惊，从容应对。陈春花《经营的本质》中有不少务实睿智的见解，让人印象深刻。她认为经营活动的四大关键点分别是：顾客价值、有竞争力的合理成本、有效的规模、深具人性关怀的赢利。

“拥有和顾客一样的思维方式，无论是产品设计、技术创新、销售推动还是服务，都要从顾客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从企业产品本身出发。”据说，酿制酱油，晒6个月是行业惯例。因此，大多数生产商习以为常，但厨邦酱油却站在顾客的角度，向消费者突出“晒足180天”的概念，消费者看了这则广告觉得很新鲜，真材实料，平中见奇，收效甚好。而被媒体热炒的“黄太吉”和“泡否科技”，转过年来被曝生意冷落，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对用户需求的偏离。两者营销都很到位，但在营销和产品上的权重上却本末倒置。对于一种食品而言，再怎么用豪车送货，也只是媒体喜欢的噱头而已，“不好吃”一直是它的硬伤。马佳佳的“泡否”购买渠道基本只有开在三里屯的实体店，情趣用品的消费，显然线上来得更方便、体面。反之，五道口一家籍籍无名的枣糕店，数年来却一直人气火爆，冬日寒风里顾客也会排成长龙，蔚为壮观。“企业并不是新理论和新工具的试验场。企业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不以为顾客创造价值为目的的经营活动都是耍流氓。

在成本方面，传统上总觉得中国企业具有普遍性的“低成本”优势。在作者看来，“这样的低成本是把成本转嫁出去的低成本，是压抑了劳动力价值的低成本，是不规范经营以及没有承担企业本该承担的责任侥幸获得的结果。”而要使成本合理化，提升竞争力，需要做好四个方面：产品和服务符合顾客期望，给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通过服务带来增值，给顾客创造意外的惊喜；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到一线，末尾淘汰不应该在一线员工中推行，而应该在管理层成员中进行；简化管理；杜绝浪费。

至于规模，“从本质上讲是竞争，而非顾客”。“衡量规模是否有效的指标是人均投入和产出，是效率概念。所以，规模必须是有效的，而不是最大的。”一直以来，中国企业有对于“做大”的迷思，实际上，如一则广告语所言，“You don’t need a big one to be happy”。维珍帝国里的数百家公司规模几乎都不大，但内核一致，运转灵活，行业危机只会影响到少数公司的业绩，而不会冲击全局，这就是有效规模的好处。而在国内，高晓松、罗振宇、金错刀这样“自商业”的起势也预示着商业世界已进入“小时代”，“大家伙”扎堆的景象未来或会渐至稀少。

“深具人性关怀的赢利”则要求经营者具有全新的经营观。企业应该超越商业领域，拥抱未来。“企业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体，企业还需要也必须要满足一个共同的目标：尊重和满足人的需要。”卓越管理就是先人后事，用户体验之外，经营者也应关注员工体验。对企业而言，以人为本的三层含义分别是：企业以领导者为根本；领导者以员工为根本；员工以顾客为根本。华为多年来一直坚持“人力资本永远大过财务资本”的原则，任正非要求员工“眼睛盯着客户，屁股对着老板”。海底捞的成功也正在于充分激活了基层员工的活力与创造性，从而让顾客满意。可惜眼下很多企业的逻辑正好相反：员工以领导者为根本，领导者以顾客为根本。

在四大基本经营元素之外，书中的很多论断也给人启示，值得记取。如“价值创造不再发生在市场之外，而是发生在市场之中，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在创造价值”“对于企业来说，解决问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应该是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公司不应该集中于顾客想要什么，而应该是‘顾客最重视什么’”“品牌定位于顾客意图而非企业核心竞争力”，等等。

如果挑剔这本书的缺憾，会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表达“深入”有余，“浅出”不足。如果能更明白晓畅，效果更好。二是对经营中营销与设计环节的重视不够，多吸纳一些新思维与新案例，会让这本书更精彩。

之前，对于商业时兴概念“互联网思维”，陈教授曾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特质：“用户至上”“免费”“整合与融合”。在我看来，也不尽然，所谓“互联网思维”其实是回归商业本质的创意思维。如果概括其特点，“用户至上”之外，应该是“极简主义”与“娱乐精神”。

你觉得呢？

《经营的本质》

陈春花

机械工业出版社

超级创意的“四项基本原则”

尽管马英九的民调已低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但不出意外的话，他仍然可以“在台”挺到2016；而在香港，不少人心中“特首”的理想模型是华仔。这就是“超级符号”的威力。在《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这本书中，作者提炼出了“超级符号”这样一个理论系统与实战攻略，而打造超级品牌符号的首要法则正是：视觉第一。

华氏兄弟这本书，是他们在市场上征战10年后一系列打法与思考的总结，作为一个创意工作者，看完后得到不少新启示：

第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大感觉都可以构建品牌的符号系统，根据你的产品特点，来选你最突出的地方”。

视觉固然优先，听觉、嗅觉等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英特尔用开关机声音建立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记忆，成效卓著；凤凰卫视如果没有张妙阳这样高大上的金石之声，恐怕形象要逊色不少；“你的益达”则是视听融合的典范案例。在电影《万箭穿心》中，李宝莉搬进新房后，兴奋不已，“原来厕所也可以是香的”。她对于新房的最深刻感受是在嗅觉上。

而将这几种感觉熔于一炉的则是《舌尖上的中国》，片中用大量近景与特写将生活中的常见物再次点亮，绿色的蔬菜、透亮的腊肉、黄色的馍馍、白色的年糕、黑色的酱油、鲜红的辣酱、嫩白的竹笋等，五彩缤纷；而烹饪的动态过程拍得尤其直观鲜活，火在灶里翻滚升腾，各种诱人食材在锅里嗞嗞作响，逐渐变换形状，让吃货们垂涎三尺，恍如置身现场,可闻其香。

第二，品牌符号要生活化。设计“不要内涵导向，要外延导向”，口号则要口语化，要多用语言历史上的“套话”，“把品牌植入消费者的生活，寄生在消费者的生活行为中”。

在不止一次的设计会议上，我曾听设计师拿着一种平淡无奇的图标喋喋不休地讲解它丰富的“内涵”“意义”，每每这种时候，我总有离席而去的冲动。乔布斯的制胜密码里最重要的便是崇尚简洁，所见即所得。而华与华的方法论，则是“不要解释”。“如果你设计一个标志，需要写一个标志释义来解释，把那标志扔掉，因为它连自己都解释不了，还能解释什么？”

在各种文案会议中，也多见“概念包装师”与“宏大叙事爱好者”。他们忽略的真相是：高僧话家常，不说人话其实是欠缺安全感的表示。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文案方面，其实也有三重境界。刚入门的人，喜欢“包装”，喜欢“噱头”，喜欢一些花里胡哨的“Big idea”；高级文案则反其道而行之，直击本质，平白如话。“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从营销实战的角度，这些都是可以10年不换的经典语录；而已臻化境的则是菜市场里饱经风霜的卖橘大妈，一句“甜过初恋”，让无数专业创意人士应声落马。

维特根斯坦说要用更简单的方式使用语言，用语言的原初形式，孩子开始使用语言时的语言形式。张维迎则称，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道德堕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好的语言表达应该铲除缠绕在语言本原上的雾霾与腐败，拒绝一切矫饰、空洞，追求“万物有灵且美”。

第三，“先有词语，再有产品；先有话语，再有品牌；以话语权为出发点，去构建企业战略版图”。华与华将工厂建设、生产线设计、产品开发和品牌战略视为“一件事”，而将品牌营销前置到工厂设计之前。

创意不是技术，不是工种，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观察布兰森的维珍帝国发展史，你会发现，创意正是他商业的起源。在他60多年的人生轨迹上，在他200余家小而美的公司里，创意无时无处不在，而又汇于一体，成为他本人的“超级符号”。

其实，很多杰出的企业家本身就是其产品最好的营销者，他们熟悉自己的产品，了解自己的用户，清楚企业的使命与愿景，善于“偷窃”人类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切智慧成果，而有神来之笔。罗永浩以秒杀4a公司的营销实力，为锤子手机的成功种下了很大的可能；宗庆后给“娃哈哈”起的好名字，为他日后的首富之路铺平了道路；而李书福宣介沃尔沃汽车“关上车门是北欧，打开车门是北京”，则无疑一句顶一万句。

最让本土企业家与创意者拜服的恐怕还是乔布斯，他领衔打造的“1984”与“不同凡想”，不仅使苹果公司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在“价值观输出”方面也效果完美。任正非一直信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后两者我们并不缺乏，经常可见在市场上获取巨大成功的广告案例，但却至今鲜见超越性的、闪耀着高度理想主义光芒的创意符号。可惜这一点，在书中介绍的诸多案例中同样难觅踪影。

第四，“永远不要想消费者忠于你，反过来，是你时刻要忠于你的消费者。消费者没有任何义务忠于你，你有全部责任忠于消费者”。

雷军最为人称道的是“营销”，他却一直在澄清这个误解：小米4000名员工，1400人在做研发，2500人做用户服务。——企业唯有用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才能黏住用户，攫取“粉丝经济”的红利，而不要寄望被用户抛弃时，有脑残粉委屈地为之辩解：某某其实挺努力的。

非独消费者可能“不忠”，员工也是同理。企业家最苦逼的地方正在于要无条件地让员工快乐、让用户爽，要千方百计地与他们维持旧好，而他们却随时可以另觅新欢。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最高明的“超级创意”也是如此，它会回到人性的原点，在惨淡的人生与残酷的现实中依然执着于真善美的探寻。

华杉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互联网是一对一沟通，但一对一沟通是不如大众沟通的。一对一沟通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没有见证人的，说了可以不算数。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事情，都是在网上炒，但是一定得上到平面，这事才算落定了。至少在今天来说，互联网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价值还是不对等的。”其实在这个已经开启新模式的“小时代”，传统媒体所倚重的“仪式性”已无足轻重，而具备互联网属性的社会化媒体的勃兴，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个愈加明显的事实是，新浪潮呼啸而来之时，很多传统时代的法则灰飞烟灭。在营销领域，一些曾经创造历史的巨匠们，如今已无力掌控现实，更无法引领未来。华与华曾经创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第一次看到“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时，我便颇为震惊：这分明是上帝之光劈开人类脑海后的灵感闪现，是创意火花四溅时的巅峰体验。如今，他们能跳脱对日渐没落的传统媒体的“致命的自负”，而将过往的奇思妙想平移到新媒体领域，跨越这道可怖而美好的“数字鸿沟”吗？

《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

华杉 华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定位”的真谛

我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常想不明白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大学时候有个同学叫杨伟，每次见面我总感觉很为难，不知怎样叫他彼此才能感觉体面一点。他后来虽然改了名，人却始终蔫蔫儿的，打不起精神，这名字真是害他不浅。他如果知道赵元任的老婆叫杨步伟，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慨。后来又遇到一个女同事，名叫红专。我总觉得，因为上一辈的祸害，她的运气终究不会太好。

国外有一组实验，把小学四五年级学生写的作文随机按上一些名字，其中有戴维和迈克尔这样大众化的名字，也有休伯特和埃尔默这样冷僻的名字，然后交给不同小组的小学老师打分。结果叫戴维和迈克尔这两个名字的学生写的作文平均得分，比叫埃尔默或者休伯特的要高出很多。专家认为，老师们从以往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叫休伯特或者埃尔默的学生通常是失败者。

“名字就像钩子，把品牌挂在潜在顾客心智中的产品阶梯上。在定位时代，你能做的唯一重要的营销决策就是给产品起什么名字。”营销经典著作《定位》中这样宣示。的确，数年过去，我都难以忘怀周星驰电影里那家“有间客栈”，微博上有人调侃的“能力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名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而更多的则是平庸或者失败的案例。很难相信，“棒约翰”这样的名字能在中国消费者中受到欢迎。“品牌名称和它的定位一样重要，也许比定位还重要。”

除了对名称的强调，这本书介绍的一些营销观念也颇值得思索、借鉴。诸如：“成为第一，是进入心智的捷径。”一天，我们登临台北101，听介绍说是世界第三高楼，我们马上集体反应出来，第一是迪拜塔，但对于第二，却都不知为何，冥思苦想终究无果。新浪是门户网站中最早试水微博而且卓有成效的，后来其他几家门户紧追慢赶，也望尘莫及。微信成为移动社交第一利器后，阿里“来往”想赶超它其实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有时，冠亚之间虽然差距甚微，但用户口碑、行业资源、公众关注都会加速向“头牌”汇聚。爱斯基摩人说，领头的狗才能欣赏到一路的景象。“如果你不是领导者，那就建立一个你能在其中成为领导者的新品类。”

而市场上的大部分品牌还是跟随者。借由“定位”，他们也可以发现蓝海，找出“空位”。大众甲壳虫通过“Think Small”找到了“尺寸空位”，万宝路精准地进入了“性别空位”，小米手机显然是找到了有效的“低价空位”，而“年龄空位”在国内市场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对于跟随者而言，还有一个逆袭的狠招：“关联”定位法。用好它，可以让第二名以至于后来者摇身变成领先者。“安飞士在租车行业只不过是第二，为什么还找我们？我们工作更努力。”这则广告让安飞士开始盈利，广告本身也作为经典传播案例不胫而走。蒙牛在名不见经传之时，也很巧妙地宣称“向伊利学习”，他们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做内蒙古第二品牌”。

不管采用哪种策略，都要求企业经营者、创意者真正把脚伸进用户的鞋子里。“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是通往成功的最大障碍，由外而内的思维方式则大有裨益。”如何修炼“由外而内”？这方面最突出的样板应该是《纸牌屋》里的安德伍德了。不管对方什么来头，他几乎总能在纡回中、在威慑中、在设身处地中，攻克对方的痛点，而将自己的雄才大略或阴谋诡计往前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对自己好想法的信心与坚持。心理学家奥斯古德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如果人们认为某个原理显然是胡说八道，不堪一击，他们往往会对它置之不理。反过来，如果该原理很难驳倒，而且人们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某些可能关系到个人名声的根本观念，他们就不得不想方设法挑它的毛病了。”这在一些公司的创意会上不难看到，一些突破性的好想法由于零散的反对意见而告流产，让人惋惜。就像《霸王别姬》里一个段落所揭示的，有些时候，戏搞砸了，并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欠缺懂戏的观众。对于创意而言，最需要的也不是执行，而是“识货”。

当然，在各种信条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定位原则依然是“简单”。来听听作者这几句深得我心的话：“复杂是定位的大敌，简单是定位的真谛。”“如今，只有显而易见的想法才行得通。传播的信息量太大反而会妨碍成功。”“传播和建筑一样，越简洁越好。你一定要‘削尖’你的信息，使其能切入人的心智。”

《定位》

特劳特

机械工业出版社

孔子给领导者的12条戒律

在一本公司内参上看到海航董事长陈峰说，南怀瑾是他的导师、引路人，“可以说十几年当中悟得的那点东西，都是我从先生那儿偷来的。我切实感到在工作和公司发展中非常受用，更重要的是用在对生命认知的修行。”

未想不久就收到一位企业家朋友赠送的《南怀瑾选集》。这套12卷的书系，要读完估计得一年。最近刚读完近800页的第一卷《论语别裁》，发现对于“圣人之言”，南怀瑾有时也有偏于牵强、不合时宜的引申发挥，比如他说美国是假民主，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才是真民主，这无疑是“智勇多困于所溺”的例子。但总体而言，他的博学多识和思路清晰还是到了罕见的程度。经他点拨，孔子的智慧便更加融通近人。

对于管理者而言，这本厚书或许没时间看，但孔老师的一些重要教诲应该记住。

1.“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历史上，天下无道之时，几种祸乱层出不穷，有宦官当权、外戚揽权，以及女祸为害。南怀瑾说：“以一个公司来说，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分公司的经理就是你的藩镇；凡是左右亲近的人，就可能是宦官；至于外戚，更是每个人都有。”在创业公司里，领导者尤其需要防范自己的亲属成为组织机制的破坏者。

针对国家“有道”与“无道”的状况，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值得借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危”是“正”的意思，孙与“逊”通用。社会、国家上了轨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

2.“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只要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

论语对领导者的“正”很强调，类似的话还有好几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指出，领导者的首要管理其实是自我管理。幸运的是，经历前期的野蛮生长之后，有追求的中国企业家们似乎越来越有近似的价值取向：要走正道。李嘉诚呼吁企业家“谨守正知、正行、正念”；王石以“不行贿”成为业界的精神标杆；而柳传志屡屡言及的也是“弘扬商业正气”。

3.“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即为“文化思想的中心”，言是文字及理论。“领导的重点，还是思想的领导、文化的领导。”

张维迎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对于企业同样如此。《基业长青》研究的18家卓越公司里，有17家“高瞻远瞩”的公司都是为理念所驱动，而非单纯着眼于利润目标。很多企业要向这些成功者学习的，正是对于公司核心理念准确透彻地定位与表达。

4.“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的富豪学生子贡提问，无条件地把东西分给人家，救济大家，可以为“仁”了吧？孔子回答，当然，只是这样尧舜都做不到。真正仁的人，自己起来了，也要使别人起来。

毛泽东、蒋介石都拜服不已的曾国藩，其最大的本事说穿了就是“自己成功，也要帮别人成功”。南怀瑾认为，领导者要推己及人，多爱部下。“我要利益，他们也要利益；我太累了，同样地他们也累了。”

王雪红的经营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作为基督徒的柔性管理，除了父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对她影响深刻，她母亲曾告诫她“对待员工就要像对待家人一样，要照顾他一辈子”。

5.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佛学里讲，菩萨畏因，匹夫畏果。能人的本领正在于预见性，并提前布局应对。

所以南怀瑾说，第一等人，制造机会，领导变；第二等人把握机会，适应变；第三等人，失去机会，被动受变。

今天，是快时代与小时代，长远规划似乎越来越没必要。但功不唐捐，为未来做功课，永远是对的。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每10年，日创利润和员工最高收入会加个零，而有些日本企业甚至把规划做到了100年后。

6.“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英国维珍集团创立者布兰森，将其企业文化提炼为娱乐与冒险精神。虽然维珍涉及领域繁多无比，但他一直为兴趣与创意牵引，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从而将维珍发展为英国最大的私人企业。

对于员工而言，同样如此，能让工作变成乐趣的老板是最好的老板。如南怀瑾所说，“看他乐于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养他。就算爱打麻将，也可以培养他。”

7.“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作为领导人，一切要为人之先，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任劳任怨，勤奋不倦。

这一点，很多企业家都是典范。宗庆后身居杭州，居然从来没在西湖边喝过茶。有一次电视台把他拖到西湖边录节目。录完他感慨说，在这座城市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原来坐在这里喝茶这么舒服。周鸿祎回忆自己创业初期累得不想干的时候，正是看了宗庆后的书，发现他不厌其烦地在全国走访上千家经销商和代理商，一遍又一遍地讲重复的话，一遍又一遍打动每个经销商和代理商，周才鼓起劲来，继续奋斗。

董明珠也有很长时间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很多老总说打高尔夫球,我从来不知道高尔夫球场是什么样子”。

8.“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当主管的对任何一个人，即使对下面也应如此，非常尊重人家，这是很重要的修养。”为大家做事的时候，要担负起责任，“如承大祭”一般。自己不愿意的，要想到别人也不愿意。对内对外，不怨天尤人。

企业家大多是“行动派”，不爱抱怨，甚至能从别人的抱怨中找到商机。正是结果导向的行动主义让他们从芸芸众生中跳脱出来，成为不抱怨的“行动英雄”。

9.“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首先要重视每个人的职权，要制度化；对部属小的错误，马马虎虎让他过去；提拔有才能的人。

南怀瑾发现，“在历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错误，当众不说，召到房间里，关起门来责备一顿。出了房门当主管的自己背了过，宣称是自己的错，不关那个部属的事。”

社会学里讲，当人们没有得到预期的惩罚时就会出现高兴和赞同的心理，受到激励。或许因为发现了这个秘诀，任正非才提倡“灰度”，在管理上力戒完美主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基于这种理念，《论语》里还提出一个解决公司里“元老难题”的原则：“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对公司有功的故旧，如果他们没有太重大的错误，不要随便舍弃不用。要用恕道，要有念旧精神。

10.“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

如果没有教导部下，他做错了，领导要自己负责，事前没有告诫他，到时又要他出成绩，这是要求太高；自己不尊重制度，而希望别人完成任务，达到期望，这就是贼。

《论语》里对领导者或者所谓“君子”要求很高，类似的标准还有“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11.“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有些人可以做同学，不可以一起做事；有些人可做同事，没办法一起创业；有些人可以一起创业，但不能给他权力，不能一起权变。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说，不要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李敖说，聪明人从不考验人性，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当友情与权力、利益冲撞时，难免不受伤，现实里“中国合伙人”式的吵闹争斗天天都在上演。因此，南怀瑾感叹“有些人学问、道德都不错，做别人的高级干部，但权力一集中到他手里，他自己会害了自己”。

就像美国记者当年见到宋美龄时曾夸奖延安如何廉洁进取，宋美龄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12.“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自己对于人，毁誉都不计较，某人说某人好，某人说某人坏，很难据以定论。夏商周三代的古人，不听那些毁誉，沿直道而行。

南怀瑾告诫领导者，“作为一个单位主管，领导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不随便说人，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

实际上，历史上越伟大的人物，常常被毁得越厉害。王阳明淡然荣辱，心外无物，有“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的名句。后来曾国藩感叹“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正是心有戚戚，异曲同工。而个中冷暖，唯有自知。

《南怀瑾选集》

南怀瑾

复旦大学出版社

老板的新考验

《新执行》是一本老板汗颜、员工欢欣的书。

执行力发源于领导力。新执行呼唤老板们理念的革新。今时今日，企业家面临着80后、90后员工对于管理方式和新一代消费者对于产品体验的“双向倒逼”，是时候换换脑子了！

1.不搞虚假执行力

“玩命加班就变成了执行力的同义词。仿佛执行力就是勤奋、加班，就是拼命地工作。这是虚假执行力盲目执行的表现，同时也是对执行力最大的误解！”

马云曾说过一句让很多创业公司的老板要急哭了的话：我特讨厌认真工作的人。“工作不要太认真，工作快乐就行，因为只有快乐才让你创新，认真只会更多的KPI、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抱怨，真正把自己变成机器。我们不管多伟大，多了不起，多勤奋，多痛苦，永远记住，做一个实实在在、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人，因为人才让我们最美。”

“工作不要太认真，工作快乐就行”，对于一直强调奋斗、拼搏的老板们而言，无异于胡说八道。马云的胡说八道并不少，譬如最近受访港媒对于政治事件的一些议论。但这一段话背后投射的新型管理理念却相当先进，很多老板不说做不到，恐怕思想上领会也得一段时间，难怪马云有底气自称其公司管理国内最佳。

很多国企效率低下，但员工却往往加班成性，不是因为热爱工作，也不是因为任务繁多，只是因为——领导还没下班。以前在某网站时，尽管公司正在强调“执行力”，但当时的视频部门领导有个独特的指令：本部门谢绝加班，甚至还戏称要对某加班的同学罚款。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到点离席，尽管其他部门也有非议，但效果似乎并没有打折扣。我刚进去时，视频整体的日点击量只有几百，两年后离开时这一数据已接近2000万。

很多人佩服任正非，成功地把15万知识性劳动者由秀才变成了兵。但在新经济时代，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把传统时代认真听话的兵变成姜汝祥所说的懂得“创意执行、快乐执行、用脑执行”的秀才。

2.快乐就是生产力

“不要把员工老老实实在那儿坐上八个小时当成财富，那不是财富！真正的财富是结果，是创造，是快乐的过程。”

“如果能够把一件事情的快乐要素释放出来，而且把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放到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份快乐的工作。”

夏华曾提醒创业者，做企业要有游戏的心态。其实，不光老板如此，对于员工而言，工作也如游戏，不断刺激，不断挑战，不断过关，不断成长，才是愿意做、值得做的事。因此，李开复才说工作的最高境界是：你以为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你以为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

以前人们做事，讲求“有意义”；现在，“有意思”同样不可或缺。数年之前，马云便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快乐工作，认真生活”。阿里巴巴的创业文化中，让员工“爽”是其核心之一。去阿里巴巴参访时，阿里人的年轻、舒展的确让人印象深刻。

闭关修炼两年后，张朝阳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参与和创造。企业是企业家的人格物化，参与与创造也是企业的本质诉求。要提升员工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就要多问一问他们“你幸福吗”，营造好公司的创造氛围。雷军最佩服海底捞的地方，是他们的员工都是真心微笑，而不是假笑。提高员工的快乐指数，才能提高公司的创意水准、服务质量与生产效率。

3.聚焦核心

“真正的执行力应该是聚焦——只针对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去执行。对于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就外包出去。”

对于很多创业公司而言，上下求索的应是自己能“一针捅破天”的产品。可惜，在战略与执行的层面，铺摊子、做加法、贪大求全仍是习惯性选择。

乔布斯曾说，最重要的决定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史玉柱在反思过往教训时也说，给企业造成的最大的损失就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雷军在小米爆发前的蛰伏期，历经数年开悟的五大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少就是多。

记住德鲁克的话吧，“聚焦专注，把重要的事情先做，一次只做一件事。优秀的公司懂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的缺点也是难以克服的。”

4. 做好顶层设计

“公司不要过度强调勤奋，而要强调勤奋背后的制度设计。”

“民企老板们的勤奋不是人性造成的，而是制度设计造成的。”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家是世界上最累的，FT中文网调查显示，41%以上的CEO每天睡觉时间少于6小时。个中原因众多，但其中制度障碍或是首因。企业家不仅要应付好员工、客户，还要小心翼翼地与体制博弈，应对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运气不好的，树还没长好，果子就被摘掉了。

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公司内外皆然。

公司的规则与文化，为人性筑起堤坝。有的老板一味埋怨员工不好用、不努力，而不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到位，制度是否健全。“顶层设计”搞好了，“基层创造”才有信心和动力。

5.规则至上

“新执行力的本质就在于，如何从这种小农的、以人情为核心的江湖型组织，进化到以职业为生，讲规则、讲法治、讲究职业化、讲究职业经理人的体系。”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与企业组织的健康运行天然相悖。但检视做大做强的企业，无不高扬理性，讲求专业，规则至上。

6月，我曾与十多位正和岛的企业家一同走进华为。华为文化与制度的超强渗透力，让人赞叹不已。传统上，公司负责接待的人员都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而接待我们的两位华为员工简单、朴实、内敛，但两天的日程安排却运转高效、井然有序。

一个好组织正是通过“讲规则、讲法治”，让平凡人做不凡事。任正非访美时，曾系统地思考与学习美国的建国体制，从根子上汲取先进制度经验。一旦规则确立，便是冰硬无情地捍卫规则。华为顾问田涛透露，任正非出差在酒店里洗了衣服放在报销里，被审计出来后，报销被要求退回去，还写了检讨。

另一位有原则、讲规则的企业家典范是王石。据冯仑介绍，曾有熟人想让王石参与一个主业外的项目，王石不答应，此人不惜下跪恳求，王石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与人翻脸。王石坚持去国外要吃西餐，要是一伙人因为各种原因到了中餐厅，他便只坐着不吃。

我也听一个朋友讲，他们以前负责的一个项目有万科等知名企业的参与，结束之后，便请了很多参与人员赴宴庆功。大佬们围坐一桌，有好事者前去敬酒，尽管素不相识，众人都给了面子，客套一下，推杯换盏。到了王石，他只是举举杯就放下了，形式上的无谓“人情”他也不讲。

但这样“轴”的人似乎还不多见。王石对整体的文化制度演进并不看好，他承认自己是个“另类”，而中国企业家要过权谋这一关，估计还需要100年。

6. 速度制胜

“丰田模式10条方法论中，有这么一条：马上行动，不追求完美，60分就可。”

“速度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实践，速度第一背后是基于机会成本的选择。”“行动先于结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行动修正结果（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郭台铭的偶像是成吉思汗。这位将领的战士们马背上睡觉休息，奇速进击制胜。郭从中总结出“方向、时机和程度都要靠速度完成。平的世界的竞争制胜，必须依赖于速度和效率。”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曾给他的干部出题：“石头怎样才能在水上漂起来？”“把石头掏空。”“放在木板上。”“石头是假的。”答案五花八门，不得要领。终于有人给出正确答案：“速度！”张瑞敏含笑点拨：《孙子兵法》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如今，快节奏的社会大潮正让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快。营收过千亿大关，万科用了26年；京东商城平台交易额料过千亿，距其建立网购平台不到10年；而小米达到这一收成，从目前看只需要5年。雷军总结小米的迅疾崛起密码正是“顺势而为”。要想又快又好，就要看清大势，快速反应，与潮同往，顺之而昌。

7.员工不要太听话

“凡不创造客户价值的，无论你有多辛苦，都不是执行。”

“如果你想赚钱，想为客户创造价值，那就不要以自己的喜好来衡量员工的行为，而是以客户价值、以利润贡献来衡量，听不听话就不要太计较了。”

中国人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于为结果负责的企业家而言，这句话并无多大价值。因此史玉柱的企业文化里有一句彪悍的话：只认功劳。

虽然公司有各种考评指标，但工作效能的裁判本质上应该是客户，而非老板。企业无不标榜“客户第一”，但在公司内部，却大多是“老板至上”的文化。因此，任正非清醒地提出，“坚决提拔那些眼睛盯着客户、屁股对着老板的员工”。

“CEO真正的战场是客户，不是管理。”对老板的考问是：你眼睛对着客户时间多，还是对着员工时间多？当员工以屁股相对的时候，你会作何反应？“不以自己的喜好来衡量员工的行为”，你是否真能做到？

8.善于开人

“企业不淘汰平庸的员工，是对奋斗者的不负责任。”

韦尔奇说：一个组织中，必有20％的人是最好的，70％的人是中间状态的，10％的人是最差的。一个合格的老板，必须随时掌握那20%和10%里边的人的情况，以做出准确的奖惩。最好的应该马上得到奖励，最差的必须马上走人。事实上，对于老板而言，择强汰弱是必须的选择。他不但要善于发现真正的人才，重用他们，而且应该善于排毒，及时将不合格者请出组织。

现实中所见，却有公司不惜开除客户，也不愿开除自己的不合格员工。柯林斯通过对全球多家高瞻远瞩公司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基业长青的核心密码，是他们对员工的要求通常要比其他公司严。员工如果真心相信并乐意为公司的目标贡献，一定满意而有成效，否则可能会苦苦挣扎，像病毒一样被排除。“不是留在里面，就是离开，似乎没有中间地带，几乎和教派一样。”

哪几种人没有执行力呢？姜汝祥的答案也与我们的习惯认知不同。他认为三种人不是执行型人才：耍小聪明的人，追求完美的人，思考过度的人。这尤其值得公司里那些向来以巧言令色、深文周纳为能事的中高层反省自思。

《新执行》

姜汝祥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小时代

李敖的“小处”

李敖对“大”是有迷恋的。

他自称是第一流的大丈夫，“大作家大思想家兼大坐牢家”。他喜欢被人称作“大师”，他的电视节目叫作“李敖大哥大”，他的著作名为《李敖大全集》。他小时候给二姊纪念册上的寄语，也是“伟大惊人”四个字。

他一生自立小岛，自成其大。但在此之外，如其女儿李文所说，“其实大家都忽略了李敖细腻和温柔的一面”。周国平说，男人女性化往往是优秀的征兆。在“心事浩茫”之外，李敖另有“心细如发”。于细微处发端、成长、累积、壮大，这个幼时叫“小敖”的人才成为现时与历史背景上的一个大家伙。

在学问上，他有大处着眼、大胆假设，却更有小处着手、小心求证。《胡适评传》里，注释比正文还长，正文一两千字就成一章，但后面的史料考证却往往达十几页，详尽周全，细密有趣，足见李敖搜集和运用资料的能力。他的看家本领正在于这些细小处，“别人都骂你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胡适说“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李敖常常不到九份证据，便会把话说满，但你得承认，他的证据却往往是确实的。

他的生龙活虎，他的豪迈志趣，也是由健康方面的细心修养来保证的。早年在牢狱里，每天高窗切出的细碎阳光只有几块。他看准了阳光移动的位置，像照X光一样，一部分一部分地照，照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胳膊，名为“利益均沾”。出狱后，他也过着清教徒般严格自律的生活，每天早睡早起，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甚至连凉水都不喝，只喝白开水。上年纪以后，尤为注意。吃青菜，很少吃肉，早上不吃面食。吃蛋做成蛋花汤，不放盐和糖；吃苹果要连皮一起吃打成果汁。独居阳明山的书房里，为了防止摔倒，他会倒着下楼梯，边下边数台阶。为了不变胖，每次吃东西也数着吃，贡枣吃1颗，花生米3粒，葡萄干3粒，水饺10个以下。中间饿了，喝1杯麦片解决。

他在小处的大功夫，尤其体现在待人上。一向自我崇拜的他，罕有地佩服撒切尔夫人的一个细节：撒切尔夫人当政时，一日与内政大臣吃饭。一个女服务员端了一碗热汤上来。往桌上放的时候，一不小心打翻了，烫到了内政大臣。撒切尔夫人见了，忙起身上前轻轻地抱住了女服务员，轻声安慰她：“这个错误我们谁都有可能犯，你别太害怕。”然后才去安慰内政大臣。在李敖看来，“当时最窘迫的不是被烫到的内政大臣，而是那个不知所措的女服务员。撒切尔夫人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个细节太棒了！”

李敖自己的细节也不遑多让。老同学章棣和介绍：“他知道我喜欢古玩，就特意送了我一个小玩意。他根据朋友们的喜好，送给每个人独特、得体的礼物，让我带回去。”林清玄称他是个“少见的细致的人”，“他对人的体贴几乎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大陆学者陈漱渝曾被李敖请吃饭，吃完之后李诚恳地说，自己过50岁之后，注意节制饮食，所以现在身体很好，精力过人。“陈先生，以你的年龄，应当少吃一点。因为今天我做东，所以等你吃完之后我才说这番话。”陈颇为感动。

在《我最难忘的事和人》这本小书中，最可见李氏情怀的细腻精妙。由日月潭边的一件木雕，他看见“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由请他演讲的交大女生陈碧君，他想起百年孤寂隐身历史中的陈璧君；小时候在上海所见的开明书店的沉落，让他“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中兴湖的柔波与水草，让他遐想宇宙的玄黄乍变；他为宋希濂出书，让“鹰犬将军”的风云流布后世；他写下老兵张永亭的际遇与温情，作为沧桑三十年后的忆念；他介绍“病房里的哲学家”邱铭笙的著作，赞扬他在困境中把泥土化为玫瑰花……

而书中作者自传部分，对于初恋张敏英的描述，实在是此类作品中最细微动人的文字：“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万静波说李敖“是中国人格史上的一个异端。他的奇情、奇遇和奇志，他的才气、侠气和悍气，他的风云、风雨与风月，他的自负、自傲和自大，是茫茫人海里的一片吉光”。但这样“文士兼豪杰型的知识英雄”，却偏有一些让人难堪的地方。他与老友萧孟能的官司，让萧临终长叹：李敖有才无德。他一再为不良政治辩护，为恐怖分子张目，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李敖26岁时写下名篇《老年人与棒子》，名动江湖。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引领风潮的年轻人，如今却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老年人，而他手里正持着一根“落了伍的棒子”。在《我最难忘的事和人》自序里，他写道“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景，不在过去的烟云”。如今他垂垂老去，晚景似乎并不美妙，而他“走过从前”的过往烟云才让人怀想；他书里称，从日月潭返回台北是去“面对我宁愿背对的世界”。可是去围观一下李敖的微博，会发现年轻时候骂人无数并以此自得的他，如今被骂无数却招架乏力，他努力地拥抱面前的新世界，但世界却背转身去，越走越远……

但终究，李敖不愧一个“有趣有料有种”的存在，他以多种面目多种方式奋力地投射力量，影响了海峡两岸众多青少年与文化人。暮色苍茫里，他走不出他的视野与阴影。但我一直记得，在我青春期的精神世界里，他曾是天边最闪亮的一道光……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李敖

中国友谊出版社

方舟子的另一面

“爱碧丽”事件后，再看《爸爸去哪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很酷对不对”，这句小志的常用语似乎不再适合用来评价这个模样俊俏的明星老爸，而应该拿来称许方舟子的义举。

但同样感受的人或许不多。几个月前，出差时跟一个北大生物学的博士同车，聊起方舟子，她颇为不屑。而且作为准“专业人士”，她也信中医，反转基因。当时便觉得方舟子在这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虽然风光无量，毕竟道阻且长……

2010年4月14日，我在一家小报社做记者，因为一个偶然的缘由，开始关注转基因问题。去绿色和平组织听了几次介绍，不由得为我同胞的健康问题忧心忡忡。但想起之前方舟子在牛博网的一些文章，看上去理据充足，而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转基因的一边。于是，抱着姑妄一试的态度给这个貌似不好打交道的人写了封邮件，问了几个问题。未想一个小时后，就收到他的详细解答，他列举了很多国外的文献资料，对绿色和平质疑转基因的一些证据逐一反驳后，特别关照“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是否能产生环境和经济效益，不能听某个民间极端组织如何说，或某个标新立异的科学家如何说，而应该听权威机构、主流科学界如何说。现有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及其效益已得到了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在内的国际权威机构的肯定。美国科学院昨天（13日）刚刚发布长达200多页的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肯定转基因作物的经济和环境效益非常大。”

后来就这一话题继续探究，接触了更多的人之后，发现真是“懂的人都说好，不懂的都说不好”，尽管方一直是民间打假者的身份，而自外于所谓的“学术殿堂”，但他关于转基因的观点在专业圈子里支持者甚众。而他的这次受访，也给了刚入行的我不少鼓舞。

一个月之后，方舟子和土摩托就转基因和食品安全问题有个对话，前去围观，终于得见本尊。尽管当天活动宣称要根据报名验身份证登记入场，但现场还是出了点状况。因为观点迥异，几个“乌有之乡”的人起来闹场抗议，方的律师兼保镖彭剑与其针锋相对，厉声斥责，而方则一直不紧不慢地解释，平和理性地坚持。

这场活动的意外之喜是得到一本方舟子的书，《科学成就健康》。这本书揭开了中医很多鲜为人知的真相：谣传治好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脑死亡”的安宫牛黄丸中，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极高，危害很大；而广受欢迎的“龙胆泻肝丸”则曾致数人罹患尿毒症；何首乌也有导致肝炎的文献记录。看了这本书所附的触目惊心的《中药毒副作用备览》，我从此失掉了对中医的最后一点信心。

它还揭开了很多保健品的骗局。比如，对于市场上抗衰老的各种“灵丹妙药”，它归类解析后得出结论：“衰老乃是生命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物。为生命提供能源的机制也播下了摧毁生命的种子。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发现抗衰老的灵丹妙药。但是在目前，这一前景仍然相当渺茫，市场上所有号称能抗衰老的药品、保健品，更全是心理安慰剂。与其浪费金钱购买心理安慰剂，不如学会正确地对待衰老。”看看那些相信“林博士”逆生长的神话，而掏高价购买其“神药”的人，不由默念“信舟子，不上当”。

半年后，给一个杂志写稿，主人公是罗永浩。去见了罗，谈及方此前出走牛博，两人之间的骂战，罗老师坚称缘由是方舟子情商太低，他本身是想把此事引导成“散伙”，而方舟子却非要“反目”。“他做了那么多牛逼事，结果全国人民有很多骂他的，他自己有幻觉，觉得做正义的事就是会得罪人。”

采完老罗，又打电话给方舟子，看他可否评论下他的“敌人”。可刚报出杂志名称，方就说以前曾有过节，不愿接受采访。我想说服他，便说，起码我对你没有恶意，可以公正报道，你不能拿过往的事来对付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啊。他却依然不为所动，礼貌而坚决地拒绝，只好作罢。

后来看他一直“轴”下来，用证据、用数据、用理据，一路砍杀，很多形迹可疑的所谓“大师”纷纷落马，心里也会暗自痛快。但他意气风发跨界讨伐之时，也多泼皮手段，伤及无辜。他与韩寒等人的纠葛，便近乎泼皮耍赖，对韩身高等的一些质疑被证虚妄之后，也不见他有任何纠错致歉的表示。

前几天看《锵锵三人行》，许子东说之所以方韩之争两败俱伤，不了了之，恰恰是因为方舟子这样的人太少了，有更多质疑权威、探寻事实的人出现，世界的本来面目才会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确，有更多一门心思求真的力量出现，我们这个伪君子横行的国度里，真相、真话、真人和真理才能越来越多，发展壮大。正如在方舟子在《科学成就健康》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对“科学”，方舟子有原教旨主义的偏执；但“负责”，他应该更加强。

《科学成就健康》

方舟子

新华出版社

罗永浩套现理想主义

2010年11月23日晚7点，罗永浩站在北京海淀剧院的剧场幕后，对着全场说：“大家镇定一下情绪，我准备出来了。”在张亚东、刘瑜、左小祖咒等一干朋友的怪叫和全场的爆笑声中，他掀开幕布走入聚光灯下，身后700寸的投影幕上打出演讲主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

接下来的137分钟里，他讲述了用无数个段子拼起来的创业经历。在演讲间隙，他播放了一条曾在2010年迷笛音乐节上播出的原创广告，精华是紧跟在一连串快速拼接起来的西方摇滚乐后面的几行字：“听了三千张摇滚唱片/除了Fuck什么都没听懂？到这里来试试吧/老罗英语培训。”他的创意引发了全场疯笑。在听众们的要求下，他把这则广告又播放了一遍，并叮嘱灯光师：“他们一鼓掌马上用大灯照亮我。”

“他们的自小逼得我不得不自大。”在演讲中他这样评论同行。有报纸采访完他发了两个整版的文章，以至于一个前辈打来电话，怎么也不信他没花一分钱能得到巨大的宣传。他模仿对方当时忧伤的语气说：“大家都是同行，你没必要这样，你不说实话，伤了大哥的心了。”

他对同行的公然嘲弄、在营销上展现的创意才华和对员工和学员的慷慨冲淡了这场品牌宣讲会的商业属性，以80后为中坚的粉丝们满意而归。他们花30块钱买票进场，如愿听到一场酷劲十足的励志演讲，还获赠一本标价29块钱的罗永浩自传《我的奋斗》。这也符合他们对罗永浩的预期：从“新东方老罗语录”的作者到牛博网站长，再到现在的老罗英语培训学校校长，他一直是他们心目中人格高大的领跑者。

“他是普通人里面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走向成功的范例，这对年轻人是一个鼓励。他的牛博网对于社会思想启蒙功不可没，他现在所做的教育工作，也对青年人有很多帮助。”罗永浩的朋友、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身份的艾未未对《中国企业家》评价说。

“他和韩寒不同。韩寒这一代人没什么负担，而老罗完全是从垃圾坑里爬出来的人。”艾补充说。罗永浩出生在吉林延边一个小县城里，他的人生是一部典型的小镇青年励志片。他浑身泛着叛逆气息，以斗士的姿态嘲弄与迎战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并且成功。他让正在从“垃圾堆”往外爬的年轻人们觉得自己前途有望。而那些已经被生活击碎了雄心、甘于埋没在“垃圾堆”终此一生的平凡青年，对这个替己圆梦的人更有复杂的感情。

罗永浩享受这种期待。他把演讲上传到了免费视频网站优酷上，上线16天共播放了480万次。他把这个数据记在自己的微博上。“对了，这条微博我是用左手写的，因为右手一直在对着屏幕里的自己敬礼。”他知道，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也是自己的魅力之一。

不耍流氓试验

罗永浩的反骨生自小学时代。据他自述，由于喜欢在课堂上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一个老师派自己高一的儿子来学校揍了他一顿，另一个老师当着全班学生诬陷他偷东西。这让他早早幻灭了对教师、传统教育体系的敬畏。他父亲是县委宣传部长，在意识形态的养成上，对他却格外开明，不但经常在被老师叫到学校时掩护儿子，就连高二时罗永浩因偏科而要求退学，也未加阻拦。

罗永浩独自半玩半学到27岁，突然萌生了事业危机感。经过一年多的苦学，他自荐进入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一边给准备出国的莘莘学子讲GRE单词，一边用扯淡的方式分享他的世界观，这让习惯了正统教育的学生们耳目一新。2003年，一组单口相声式的“老罗语录”音频在网上蹿红。在一段讨论北京暂住证的录音里，罗永浩讲了一段他与警察斗智斗勇的故事之后问学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祖国里处处他妈的暂住？”他被学生的掌声打断。

用东北口音嬉笑怒骂的英语培训老师罗永浩因此获得大批粉丝，结交了很多精英朋友，同时也为新东方狠狠做了一把深度传播。当时的新东方正在筹备美国上市，新东方后期的很多运营方式让罗永浩觉得曾经的理想主义光环已经被商业色彩冲蚀，他丧失了教书的热情。

这算是他对自己理想主义的第一次估价。他当时每年能从新东方拿到五六十万元的年薪，每年除了寒暑假外，工作还算轻松。为了这个他原本打算待下去，独善其身。但“语录”一火，他认为自己带给新东方的已经高出新东方给他的回报。“如果没有语录，我可能还在那儿教书。语录越传越多，越传越火，结果是我每天都在给一个我不喜欢的机构额外做贡献，我很不舒服。”

2006年6月他从新东方辞职，一个月后创办了精英言论网站牛博网。他借自己的声名优势邀请到上百位意见活跃的媒体人、学者、网络作家在牛博网上发言讨论，并推动过一些公益活动的落地。2008年汶川地震时，罗永浩在牛博发起赈灾募捐，并允诺亲自监督200多万元募捐款项的使用，事后公布的账目明细里，连买瓶矿泉水的容量也列在其中。

“如果我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上一片叫好声，我就很开心啊。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罗永浩说。

但运营了两年后，这个网站被监管机构要求关闭。出于生计压力，在一群培训行业朋友的鼓动下，罗永浩牵头成立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重返英语培训行业。

再回到这个曾经因为不齿而出走的行业，多少让他觉得没有面子。他不打算妥协更多，于是在跟潜在投资方贝塔斯曼中国谈判时，他在对方异样的眼神里写下的企业愿景是：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这种格格不入的谈判风格让他一直找不到启动资金，直到一个在非洲发迹了的发小给他打来第一笔300万元。

成为“校长罗永浩”之后，他发现，在商业世界里维持理想主义比在知识界、艺术界要难千百倍。在他看来，挣了钱，基本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原则，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活着就是成功。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从商前的自己比现在成功。“以前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现在相对克制一些。”他说。

他清楚，要跟这个世界相处，自己耍个性的边界在哪里。他自己开设牛博网，立即意识到要做平台就得少说话，要做独立评论者就不能做平台，并拿这个道理规劝过创办《独唱团》的韩寒。出于学校运转的自保需要，他也会接受朋友的安排跟官员们吃饭。“他们（官员）在那儿摸摸我胳膊、拍拍我肩膀，说小罗你要怎么怎么，我就在那儿点头、假笑、装孙子。但我演技很差，估计看上去很不自然。”

既然能拎得清这件事并当成机会抓牢，很难否定他身上的商业基因。和大多数商人不同，他的底线高一些。他自信靠一套更磊落的玩法，能在老罗英语培训学校里套现自己的理想主义。比如，他拒绝买银行客户数据来发推销短信和垃圾邮件，要求学校全用正版软件，给授课教师开出30多万元的年薪，公司员工的加班费、年终奖、带薪休假也毫不含糊。

“现在这时候，如果别人耍流氓，我没有，市场对我的能力要求就比原来更高了，不然竞争不过人家。”

在好友冯唐的推介下，他狠狠研究了一下消费者心理学。在成立学校早期，对同一种课程，他设定有一个1280元的标准收费方案和另一个提供更多服务的1580元收费方案，结果前台员工不断被顾客们痛骂。他痛定思痛，把1580元方案改成“标准”，把1280元的方案改成“优惠”，顾客们的怨气一下消减了许多。他把这称为“不那么奸诈”的消费心理学应用。

在初期做课程推广时，他把自己的方案形容成“血腥”：同样总数32次课的课程，老罗英语的收费只是新东方的1/3，而且前8次只收1块钱。有曲艺论坛里的相声爱好者们转载了他这则招生启事，配标题是“这个周末哪里去”。蹭听的8次课临近结束，老师们甚至大度地给蹭课生们讲授接下来的自学方法。

第9次课一开始，学生数量从300多人剧减到30多人，但4个月后学员规模猛增。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是，老生推荐率高达35%。这是他的老东家新东方在鼎盛时期才能达到的辉煌，他把这归功于口碑营销。

2008年刚刚创立，就有同行找上门来要求收购。罗永浩开价6000万元。对方愤然斥责他“黑”。2010年，老罗英语培训学校年收入450万元，尚未实现盈利，找上门来谈投资的风投碰到一个更“黑”的估值：1.2亿元。

“别的培训机构的话，别说450万，做到4500万，风投也未必瞧得上。你来我这儿，肯定不是看中我这点盘子，是看中我这个人。教育培训行业里，学大上市了、学而思上市了、环球上市了、新东方上市了，剩下一大堆几乎都是破烂。扒拉来扒拉去，也就那一两家还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1亿2千万怎么了，我报4个亿又怎样？只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没什么荒谬的。”这是他给自己的理想主义开出的价码。

斗士的敌与友

罗永浩的粉丝比他圆滑。大多数粉丝通过现场、微博或视频围观他，大笑喝彩完后，继续扎进罗永浩所抵抗的规则里生活。他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身负炸碉楼的期待，但在胜利信号显著出现前，他很难找到敢于下注的跟随者。

“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他一定是以健康阳光、成功创业者的形象被广泛效仿的人。但当下中国，多数掌握社会财富的人并非老罗这样的。他是社会上的熊猫。”作为朋友，导演陈晓卿说。对于熊猫对传统秩序的冲撞，他态度保留。

但罗永浩清楚这恰是自己的王牌。“就我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来讲，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继续说实话，是利益最大化的。”

也因此，他对同行的嫉妒与小动作很敏感，“那帮人（同行）表面对着我客客气气，我知道他们在饭桌上怎么骂我。要是对手搞小动作让我穷途末路，我在倒闭前最后一件事一定把我们所有核心的课程拍成‘多机位、加特技的精良大片’，全部免费上线。大家都别想再从里面赚钱。”因为此，媒体人王小峰把罗永浩称为“排雷高手”。“老罗前进的道路上布满地雷,他很怕踩到地雷上。”

因挑战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孤独感让他格外珍视找得到的另一群“熊猫”。他与主持人柴静、出版人张立宪、音乐人周云蓬、媒体人王小山、作家冯唐、导演陈晓卿、名博王小峰意气相投，就连生性桀骜的艾未未都赞许罗永浩在生活里讲哥们儿义气，“吃什么都香”。

朋友也是罗永浩“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他做公司、去汶川救灾、筹备慈善基金、准备出文艺丛书，资源也是这群朋友。他注册的公司名称干脆就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刚开公司时，他的创业金律也是从好友冯唐那里讨来的：做事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能容人。

他对比他更清贫，但更有艺术才华的朋友们有惺惺相惜式的关爱。“我靠，我是超级近人情的。”

2010年5月，罗永浩想为偶像曾轶可录一张专辑。“曾轶可走上音乐生涯是因为听Twins，老天给了些天分，但我觉得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遇到一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去包装她，拿她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处去拼。我当时看了就很焦虑。”

罗永浩让自己的媒体圈朋友王小峰牵线，找到曾轶可的经纪公司天娱，联系好北京最贵的录音棚，请来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民谣圈高手，为曾轶可录制唱片。周云蓬提醒花钱要省，罗轻描淡写地说找了个土财主赞助此事。

土财主很羞涩，不敢告诉曾轶可自己就是罗永浩本人。

曾轶可来了，却不喜欢这份礼物，她对这班民谣达人们的编曲提不起兴趣。罗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喜欢什么？

“她跟我说了一堆，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垃圾。这很正常，你不能逼她，我十八九的时候也听麦当娜之类的听得特来劲。即使我是她亲爹，我也不应该让她进录音棚按我的意愿去录。”罗老师叹了口气，他认了。但对小姑娘的喜欢分毫未减，甚至开始仿着偶像学吉他。他专门买了一把木料考究的Taylor吉他，因为“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这个理想主义胖子不假思索地把个人趣味渗透进公司：拿着曾轶可的写真集加正版音乐专辑前来报名上课的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学费优惠。他扔下公司里的事为曾轶可唱片忙活了几个星期后，偶然听到员工们聚在墙角抽烟，骂自己“傻逼”。以舌战成名的罗校长装作没听见，转身走了。

员工也是他的朋友。

翟鸿燊的“灯泡”坏了

公司楼下有个书店。因为这个楼里经常有清华的培训班，书店也目标明确，基本都是经管类书籍。旁边还立着一个大屏幕，不间断地播着各种培训“大师”们的表演视频。

中午在大厅等人，便看了会儿，今天布道的是“国学应用大师”翟鸿燊。大师讲了个故事，说自己有一次在清华讲课，教室的灯泡坏了，在他头顶上一直闪个不停。起初他挺不爽，但想到“转变心境”，便立刻调整自己，将其想象成记者的闪光灯，于是马上讲课状态更佳，效果奇好。台下一干听众笑着鼓掌，心悦诚服，为大师的好心态由衷叹服。

我却为自己做不了大师的好学生而着急，因为一直没有理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好”心态，而不去解决问题，教室里那个倒霉的灯泡岂不是要一直闪下去，好不起来了？

机场大师们为什么这么火？还是翟的同行刘一秒自己解说得清楚。早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秒哥曾直言培训市场火爆“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没有信仰，心灵就失去了家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野蛮生长起来的先富阶层带着精神上的孤独、迷茫与困扰持币观望，期待有人带他们走出精神的泥沼。这是一个需要大师并且产生了大师的时期，只可惜多是伪大师。

在最近的一次颇为罕见的媒体访谈中，企业大佬任正非谈及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我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但在其早年给华为高管开列的书单上，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其中便有一本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回看这本书，或可大致了解，这类“精神母乳”如何滋养了这些成就卓越的大企业家，而另一些商人为何只能成为翟鸿燊们的信徒。

回到本原，韦伯对“资本主义”有较为清晰的界定，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欧洲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它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范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体现。在此文明中，人们依靠勤勉刻苦，依靠对资本的合理使用和对劳动的合理组织而获取预期利润。这种合理性观念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它还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与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驱动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新教伦理密不可分。新教加尔文教派宣称，一个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被上帝判决了他的来世命运，而这种判决是不可知的。个人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争取职业上的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唯一手段。它使世俗生活具有了宗教上的合理性，新教徒们一方面积极勤勉地从事职业劳动，一方面自律节俭、抵制享乐，创造财富成了一桩严肃事业，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正是这种观念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体系中，宗教可以划分为四类：新教代表的入世禁欲主义；天主教代表的出世禁欲主义；儒教代表的入世神秘主义；佛教代表的出世神秘主义。我曾在网站上发起“为何信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讨论，获得企业家们的热烈讨论和回应。其实从教义上，佛教与企业家群体的亲和性并不是很强。李敖就曾当面问过金庸：“（佛教）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而另一些企业家效法“半部论语治天下”，试图在儒教的勃兴中找到力量，但传统文化中遵从圣统、顺应世俗的一面也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多有阻碍。

四顾茫然、上下求索之中，他们遇到了翟鸿燊、刘一秒们，他们的理论体系既是“入世”的，又是“禁欲”的。这些大师们将自己恶补的各种世俗知识和宗教理念杂糅一起，辅之以各种“读者体”的鸡汤语录、生活感悟、励志故事，再包装成“国学应用”“三弦智慧”等崇高话语体系，让一众内心荒芜的土豪们不明觉厉，望风披靡。于是，不光暴发户们争抢“秒哥”喝过水的茶杯，连马云这样不世出的商界天才也成了屡试不爽的“大师杀手”。

在我心里，韦伯才是企业家阶层真正应该服膺的大师级人物。除了对于资本主义发端的解读，他对于科层制这种统治形式的描述，对于传统权威、感召权威、法理权威三种权威类型的定义，用经济、声誉、权力三个维度而非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等类型……这一系列论述不仅对于社会学理论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而且对于企业家等决策者群体具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价值，只可惜良币经常为劣币所驱逐。

翟鸿燊在“灯泡”之前，其实还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去外地讲课，去机场接他的人把写有他名字的牌子拿倒了。他起初不高兴，后来转念一想，春节时各家各户门上贴的“福”字不也是倒着的吗？这说明人家把自己当“福”到了。于是不再介意，心情舒坦。

但说心里话，我总是不觉得那些掏大价钱去听这种课的人有福气，而唯愿这些唬人的野鸡大师们从此永远“倒”下去。鲁迅早说过，“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请给秦晖先生一个位子

年前去参加一个门户网站的年会，名流云集，高端大气。

我与同事进场之后，观众席已只剩最后一排的几个座位。于是，安然入座，遥望台上坐而论道。

听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旁边过道里有个中年人提着包走来走去地找座位，遍寻不着后颇有点儿彷徨，站在那里进退失据。那不是秦晖么？我给同事说。

同事看到了，我们便一起不自在起来，感觉坐着比秦先生站着更尴尬。她主动站起来，想让秦先生坐自己的位子。这时候，门口边座位上的一个人也认出了秦，拉他坐了下来。于是，很长时间里，作为这场活动的重要嘉宾，这位堪称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者默默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座位上。

没有惯常的迎送，没有前排的席位，或许秦晖对这些俗套并不以为意。但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整场活动为了沪上某官员的出席，临时调整了很多议程与时间安排，而且主办方一直对其行礼如仪，备极礼遇。

此事并非特例。在此前的一场活动中，也同样看见过周其仁先生背着他的双肩包，在后排默默地找位。而那场活动，同样宣称是“思想盛宴”，讨论的同样是改革议题。

改革风潮汹涌而来之时，人们为很多务实高效的举措而鼓舞振奋。而回望《乌合之众》这本经典著述，它提出，对一个民族而言，思想、理念层面的变革才是最为本质的。

勒庞在书中告诫：“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传承的思维结构。”

曾数次推荐过这本书的张维迎也称，理念决定未来。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

在勒庞看来，理念的创造与传播并不是均衡的。“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可惜我们总是对各色“领导”趋之若鹜，而将“博学之士”和“哲学家”遗忘在角落里。

这种习焉不察的细微现象，正映射着“政治挂帅、经济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病。有一天，权力可以为思想让位了，改革或许才真正成功。而关于中国问题，这本书也专门谈及，它对于传统与改革、风险与创新，正是最好的警醒与论断：自有了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和求变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乌合之众》

勒庞

中央编译出版社

躁动不安的弄潮者

一个月前，与一位外地的同事聊天。他扎根京外某省，为上百企业家服务。平日目睹他们的非凡际遇与现实力量，心底常起波澜。他感慨着，亢奋着，不甘着：“我不想再做看故事的人，我要做写故事的人。”

一个周前，与企业家兰世立聊天。这是一位刚走出“监狱风云”的伤痕累累却又激情燃烧的男人。他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书，这部书稿让出版社的两位男编辑潸然落泪。兰激动地说：“真是苦难出作家啊。为什么作家还去要体验生活呢？我们是用生活写出来的作品。”

“既然生活就是行动和激情，那么它就要求一个人应当参与他生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行动，分享那个时代的激情。否则，他将冒着被认为不曾生活过的危险。”查建英的《弄潮儿》致力于刻画“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她用细腻而宏阔的文笔描绘了一些无法被忽视的人物，他们是当代中国繁盛错乱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用勇气与行动在时代的书页上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査的哥哥查建国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做着充满理想而近乎无望的努力，“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一极”；被视为僵化体制积极维护者的王蒙，他在现实的精明之外却不乏知识分子的风骨。当他批评孙子玩游戏时，他的孙子对他说：“可怜的爷爷，我理解你。我敢肯定，你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玩具的童年，除了去革命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万众瞩目的“北大改革”的设计者张维迎，那时候，他是热情而坚定的追梦人，怀抱着一腔信念，要在死水中扔进一块大石头。但风波过后，他渐次成为今日声名远播的批判者。朋友视其为“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的“四无居士”，他也以此自得。

这本书着墨最多的还是企业家。它在“知识人”之外，专辟“企业家”一章，讲述了4位中国企业家的故事。这是一个内容丰富、潜力无穷的群体。尽管他们政治地位不彰，但中国的“经济奇迹”正由他们写就。他们在日后施展抱负绽放光芒，而其初心与动力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一小段插曲的刺激。

潘石屹夫妇，这对“海龟”与“土鳖”的组合，是当下最显赫的明星夫妻。潘出身草根，在一个不知名的大学读完书后成为石油部的职员。关于他辞职的原因，媒体多有报道而广为人知：他带一个新入职的女大学生去领办公桌椅，对方挑剔不止。潘劝诫她，对方却说：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潘于是辞职下海。而这本书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缘由：当时胡耀邦等领导人穿西装打领带，他们的言行给传统社会一些冲击，潘石屹感觉到自己办公室里的工作是“多余的，没用的”。他辞了职，奔赴深圳，后来又到海南，那是一片自由而混乱的土地。他与冯仑等伙伴在夜总会里跟人谈事，有时会被一把枪顶住肚子。潘在海南房地产崩盘之前全身而退回到北京。在这里他遇到了被热火朝天的国内景象所吸引的张欣，认识四天后，他就抓住机会，向她求婚。

他们成为京城商界里最厉害的组合。当时的竞争对手任志强指责他们的SOHO现代城是“垃圾房，应该炸掉”。潘是应对危机的高手，他出了一本书，里面都是批评自己和SOHO现代城的内容。在他的观念里，“一个英雄会拔剑自宫”。在日后的另一场舆论危机中，他把网民嘲讽自己的“潘币”印制出来，到处赠送，“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功”。他与任志强也成了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在微博上的言论与互相调侃，让很多人改变了对地产商的不良印象。而张欣对丈夫的感觉是：我不是那种可以浑水摸鱼的人。但是潘石屹在这种环境里却完全如鱼得水。

张大中出生在一个“黑五类”家庭，这给他初始的命运烙上了耻辱、压抑的印迹。但有一天，他在书上读到一句话：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这打开他的心门，让他从此成为一位乐观主义者。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然后长跑10公里，即便冬天也不停歇。后来已经往生的母亲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反，他领到了1000元的补偿金。他用其中的一半结婚，另一半作为事业的启动资金。先给人刷煤气灶，每天能挣两块钱。然后自制灯具售卖，大赚160元。这奠定了他日后成为电器大亨的道路。他不断地努力，终于让母亲沉冤昭雪。但他一直没有忘记领到补偿金时候的感受，“必须拿这笔钱做点配得上她的生命的事情”“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一样激励着我向前走”。

还有孙立哲，这位自学成才的天才医生在政治挂帅的年月里风头无两，但赴美后生活却陷入困顿。读博士时为了挣钱，他到医学院实验室里当实验对象，甚至卖血。创办家庭饺子公司让他从此开始亲近商业。回到国内，他帮助中信出版社成为业界领先者，最后自己却被排挤出局。但他并不消沉，他在世界各地进修多个学位，同时涉足房地产、银行、医疗等多项事业。“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几天前，去见一位杭州来京的企业家，谈一个活动筹备的方案。这是关于创新主题的一个活动，准备邀请硅谷的一位科技巨头，然后由国内一位“德高望重”的企业家跟他对话。他看了下方案，立刻否决了这位大佬，“他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去找那些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吧”。

改变中国的正是这些潜流暗涌中躁动不安的人。我想起有次去杭州，接站的司机是一个谦和有礼的中年人。行过一个桥的时候，他细致体贴地放慢车速，给我指桥下的江看，那是钱塘江。当时夜色弥漫，光线微茫，从车内看出去，静水深流，一片安宁。但我知道，它在低回，它在蓄势，它在等待，一旦潮起，巨浪滔天，一往无前，那是怎样惊人的力量……

《弄潮儿》

查建英

牛津大学出版社

尼采煲的汤最好喝

他是学校里的名师。刚从人民大学分来不久，年轻狂放。穿着布鞋，带着墨镜，顶着草帽，骑一辆自行车在核桃林里晃荡。见了我们，大声招呼：嗨，小伙子……

在课堂上，却另是一番模样。记得《西方艺术史》的第一节课，一推门，进来一个西装笔挺、面容严肃的男人，他径直走上讲台，把装着好几瓶农夫山泉的塑料袋往台上一扔，便声如洪钟地甩出一句话：什么是艺术？什么又是史？全场震慑。这尾音很长的两句话，此后被我们反复模仿。

他语速很快，满教室转着讲，嘴里不时蹦出“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之类的词，自顾自地气势如虹。很明显，尼采是他的偶像，而他的名字与偶像也只差一个字。

私底下，学生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捧为英雄，有的视作傻子，这两者的界限或许本来就不明显。我自己一直对他有不少敬重，他用激情、个性、幽默、犀利，刺穿当时那种虚伪而平庸的空气，给人精神的安慰与刺激。

对这种效果感受最深的，还是在尼采的书里。非典时候，校园寥廓少人，正是思考“终极问题”的好时机，一口气在图书馆借了上十本哲学书来看，叔本华、康德、黑格尔……最入心的却还是尼采，如人所说，“他开创了用诗的笔法和警句格言的文体撰写哲学著作的先河”，情感丰沛，又说理清晰。

回头翻看那个时候的笔记本，抄录了不少他的句子。他说，“人是一条不洁的河,我们必须成为大海,方能容纳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至自污”；他说“既要能爱敌人,又要能恨朋友”；他说，“所谓天才只不过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能目标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把一切东西用作原料和动力，到处寻找启示和范例，积极地注视着他人和自己的内心生活”；他说，“伟大的人物和河流惯走曲折的路，曲折，但却通向目的地：这是他们最大的勇气，他们对曲折的道路毫无惧意”；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勇敢：敢于同恐吓自己的魔鬼伸手相握；敢于像骆驼一样背负重担穿越自己的沙漠；敢于自没于真理之水而不嫌弃冰冷或发热的蛙”；他说，“强者就是按照生命的本来面目看待生命的人”……

那时，对一颗年轻的驿动的心而言，尼采是一个坚强、纯洁、高贵的人，尽管患有梅毒，精神上却一尘不染。他是天边高翔的鹰，是意志强悍的超人，却又是思想深刻的智者。记得有一次，在教室跟一陌生同学聊天，当他说出查拉图斯特拉时，我马上有一种跟自己人接上头的感觉……

匆匆数年过去，上帝死了，尼采似乎还活着。之前看《尼采的心灵咒语》的时候，我总是想，尼采要是在新浪开个微博，一定人气爆棚，秒杀众V。

在形式上，这本书采用的是“微博体”；内容上，则是盛行不衰的“鸡汤体”。在我们看来，迥异他人，尼采做的“精神鸡汤”既有味道，又有营养，不但不让人反胃，反倒会让人上瘾。如果煲“鸡汤”的水平分九段，陆琪之流还在业余三段，而尼采早已是十段圣手。

这是他的作业，你感受下。

自修：

1.决不可妄自菲薄。那样无异于将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五花大绑。只要你尊敬自己，便会无法作恶，便会无法做出不配为人的轻蔑举止。改变活法，能让你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也能让你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

2.考验自己吧。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见证的考验。比如，在没有人监督的地方正直地生活。比如，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举止端庄。比如，不对自己撒谎。当你克服重重考验，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是如此高尚时，就会拥有真正的自尊心。这会给予你强大的自信，也会成为你给自己的奖励。

3.我们将本能看作兽性的、野蛮的东西，但本能也会替我们保命。本能乃是救济的知性，是人人都有的能力。因此，知性的顶端应该是本能，而本能，才是最为知性的。

4.当你深陷自我厌恶中时，当你厌烦周围的一切时，当你做什么都疲惫不堪时，该做些什么来养精蓄锐呢？赌博？宗教？流行的放松疗法？维生素药剂？旅行？饮酒？不。吃个饱饭，再睡个饱，比平时多睡会儿，才是最好的方法。睁开眼睛后，你会发现自己焕然一新，充满力量。

5. 最好偶尔弯下腰，或是尽可能蹲下身子，放低身段，近距离看看花花草草，还有飞舞在花草丛中的蝴蝶。平时行走时从远处眺望的花草蝶虫，此时便会展现出崭新的模样。那便是孩童每天看在眼中的世界。

6.对自己、对朋友永远诚实。对敌人心怀勇气。对败者心存宽容。在任何时候都礼貌待人。

7.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水量多少来判断矿泉的价值。而熟知矿泉效用的人，则会根据水之外的因素，比如所含成分来判断矿泉的好坏。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被外表的数量与压倒性的魄力所迷惑。对人来说，什么品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拥有一双认清本质的慧眼尤为重要。

8.有思想的人，至少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与人交往。看书。心怀热情。少了一条，就无法进行思考。

9.真正自由的人总能给人以苗条潇洒的印象，那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与内心抛弃了多余的东西。

10.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心理越是健康，就越不会突然哄笑，也不会因哄笑显得粗俗。微笑、喜悦的表情则会越来越多，因为他能辨别细微之物。每当他意识到，人生中竟隐藏着如此之多的快事，他便会感觉到喜悦。

阅世

1.如果你想说服尽可能多的人，或是想对他们产生某种影响，只需断言即可。

2.将某件事告诉他人时有个诀窍：如果那件事史无前例，或是令对方吃惊，那就装作它是众所周知的事，拿出老生常谈的口气说吧。这样一来，对方便能坦然接受。

3.无须时刻保持敏感。尤其是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想法的动机，也需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将对方视作贵人，但绝不表现出有所顾虑的样子。保持比对方迟钝的感觉。

4.要同甘，不要共苦。这样便能交到朋友。不过嫉妒与自满会让朋友离你远去，请务必小心。

5.会称赞你的人，正是与你相似的人。而称赞与自己相似之人，还能令你感到自己也得到了认同。理解与称赞，乃至以迂回形式出现的自我认同，都是在同一层次的人中进行的。

6. 真正的教育者，并不是拥有头衔或业绩的人。他能让你发挥出所有潜力。也就是说，真正的教育者，理应是你的解放者。所以，能让你自由自在、充满活力地发挥出所有能力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教育者，他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最适合你的学校。

7.现实中的人，比狐狸更加狡猾。有时他们比其他人更早摘到了饱满的葡萄，可还是到处宣扬：“这葡萄可真酸，根本没法吃！”

8.成功者与普通人无异，也有缺点和弱点，只是他们并不会将缺点和弱点藏在暗处，而是把他们伪装成长处的一种。这方面，他们要比其他人老练得多。

9.胜利者绝不相信偶然，无一例外。即便他们谦虚地说，自己的成功只是出于偶然。

10.那些伟人，或许只是迟迟没有长大的人。也许正因为他们如同孩童一般，才能留下丰功伟业。也许，他们能够根据时代大潮与年龄不断改变自己，仿佛变色龙一般，所以才能完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工作。他们也许是被施以魔法的少女，活在无穷无尽的虚幻梦境中，所以才会如此独特。

做事

1.伟大之人不仅能想到伟大的主意。其实伟大之人，都是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专心致志地舍弃、甄选、改造、调整，竭尽全力，并且一直坚持这种态度，毫不松懈。只是他人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与汗水罢了。

2.工作能让我们远离罪恶，能让我们忘却无聊的妄想，还能让我们感受到恰到好处的疲惫，收获相应的报酬。

3.在日常工作中，若是能怀着轻快的心灵，工作便会顺利。在进行创造时更是应该如此。那是能够自由飞翔的心灵，不会被无谓限制所束缚的、自由的心灵。

4.用四分之三的力气完成的作品或工作是最好的。使尽浑身力气完成的东西，总会给人一种压抑的印象，充满紧张，难免令人感到不快与混浊的兴奋。而且这样的作品，总会透着一股作者的“人臭味”。但是用四分之三的力气完成的东西，就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舒畅，也会给人以安心、健康、舒适之感。也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更能为众人所接受。

5.组织中的年长者若是一味偏袒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也好，组织也好，都会一事无成。畏惧反对意见或独特的新点子，一味追求安定的态度，只会令组织与人从本质上腐朽，加速其颓败与破灭。

6. 擅长用人的人，很少会劈头盖脸地拒绝或否定。因为他们拥有让名为“人才”的土地结出丰硕果实的力量。他们拥有善于选择的眼睛与技能，知道该用什么施肥，也知道该如何施肥。

7. 让别人等待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方法，会在不经意间让那人的人性变得邪恶。

8. 对方若是从生理上厌恶你，即便你如何礼貌地对待他，他都不会立刻对你改观。最终只会落得无事献殷勤的下场。

9. 观察他人的时候，应当着眼于他的长处。若是盯着他的低劣之处或表面，这说明你的状态非常不好。因为你希望通过观察他人的短处，逃避自己愚蠢至极、不愿努力的事实，骗自己说:“我比他强。”

10.想得比别人多、思维范围比别人宽泛的人，不适合加入组织或派系。因为这类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超出组织或党派的利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思考。

恋爱

1.当你欺骗某人之时，对方便会陷入悲伤。他并非因为受骗造成的损失而深陷悲伤，而是因为他已不能同往常一样继续相信你了。正因为他想继续相信你，悲伤才会更深。

2.世间总以为，男子遇事时，比女子更加大胆野蛮。然而那只是体格与行动带来的误会。

在报复与恋爱上，女子要比男子大胆野蛮得多。

3.行为是能够约定的，但感觉不行。因为感觉无法用意志驱动。所以，我们无法与他人约好一直爱下去。不过，爱不仅仅是感觉。因为爱的本质，就是爱这种行为本身。

4.爱，是为与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的真实状态而喜悦。即便是与自己拥有相反感性的人，也要为他的感性而喜悦。不是用爱来填补两人的差异，也不是用爱将一方拉向另一方。为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喜悦，才是爱的真谛。

5.爱拥有一双眼睛，能够发现人心中的所有美好，只关注这些美好。爱拥有一种欲望，渴望将人尽可能地提高。

6.当你爱上某人之后，你会努力不让对方察觉到自己的缺点或短处。这并非是虚荣心作祟，只是不想伤害所爱之人罢了。接着，你会发现对方的缺点、心生厌恶之情，尽可能纠正自己的缺点。人通过爱逐渐成长起来，成为越来越接近神明的完美无缺的人。

7.无论是男是女，人总以为自己必须得到更多的爱，于是两人便会进行滑稽的争吵，产生各种无谓的问题。也就是说，双方都觉得自己更优秀，值得得到更多的爱。双方都沉浸在一种自恋之中。

8.爱即宽容。爱，甚至能容下情欲。

9.想找个有教养又美丽的人？那就得用看美景的办法，即只从某种角度看某个地方的美景。换言之就是不要看那个人的全部。

10.两个人共同生活，经历相同的事情与感动，一同流泪，一同欢笑，度过同一段时光。这有比这更美妙的事吗？

（摘选自《尼采的心灵咒语》一书）

《尼采的心灵咒语》

尼采

江苏文艺出版社

黑泽明：癞蛤蟆的天鹅梦

我有时会想起乡间的表弟。

那时他五六岁，温柔敦厚。受了欺负，便适时警告对方：你再打一下试试！对方往往不买账，便再来一下。他便又警告：你再打一下！对方便又如其所愿。他却唯恐破坏世界和平一样不敢还击，始终动口不动手。因为这样，他经常成为野小子们的专政对象。

有一回过年期间，我们一帮小伙伴一起看人杀猪。一帮人按着那动物不能动弹，锋利的刀从脖子里插进去，便有热气腾腾的暗红的血淌出来，我们便四散走开了。他却还呆呆地站着，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回头有大人打趣问，杀猪好看吗？他却说，猪多可怜啊，你说它会疼吗？话没说完，四周人便一齐大笑起来，在我们看来，猪不就是杀来吃肉的吗，“可怜”这样温情的词用在它身上不免滑稽。后来回想起这段，总觉得他反而是有慧根的人。

表弟那时还患有一种皮肤病，老不见好，见人总是怯生生的，想往后躲。但他画画时，却一反木讷状态，画得有模有样。只是因为家里没有条件培育这爱好，终究泯然众人矣。

一个日本人也有类似的黯淡童年。不同的是，他后来成了殿堂级的电影大师。

《蛤蟆的油》里，黑泽明描述了自己一片惨绿的少年经历。小学时，他智力发育晚，被当成特殊学生对待。老师讲课时，常常故意望着他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同学也常常取笑他、折磨他，做游戏时知道他反应慢，都故意把球往他身上砸。学校对他如同“地狱”，而他的某些短板后来甚至相伴终生：他一直写不好阿拉伯数字，不会开汽车，不会使用普通照相机，他儿子则称其挂电话的神态“简直就像个黑猩猩”。

但幸运的是，“毒刺与诋毁”之外，他遇到了一些不同的人。这些人如荒漠甘泉、冬日暖阳，滋润着他，温暖着他，使他看到生命脆弱之外的坚强，生活艰难之外的美好。

家人以不同的方式爱着他，影响着他。哥哥虽然经常骂他，但他受欺负时，却一定会站出来保护他，为他撑腰。有一次，哥哥从船上冷不丁地把“小明”推下水，却让他自此学会游泳，不再怕水。自杀前几天，哥哥专门把弟弟叫下车，“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阵，颇为不舍；父亲脾气严厉，却经常带他去看电影，看曲艺，带他学书法、学剑道；而母亲则以非凡的坚韧，为儿子作着生活的示范。有一回油锅起火，母亲的手、眼、头发都烧得嗞嗞作响，她却依然镇定地端着油锅穿过客厅，把它放在院子里，不喊一声疼。

一些好师长总给他力量、关怀与鼓舞。上图画课，他画得极其认真，把铅笔都弄断了，还用唾沫把颜色涂匀。同学们耻笑他的作品，立川老师却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老师还把植草提为副班长，让这对“死党”成为班级里的好搭档。数年后，两位学生合作的《美好星期天》上映，年迈的立川在影院里看看着幕布上两位学生的名字幸福地抽泣。黑泽明和植草请他吃饭，他已咬不动肉，却满足地说：仅仅看到你们俩就是一次盛宴。岩松老师也是黑泽明的激发者。期末考历史，十个问题黑泽明全答不出来，他只能就最后一道题借题发挥，写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未想岩松老师判卷后却觉得答案“很有趣”“写这个答案的家伙有出息”，给了他满分。事业上最鼎力相助的是山本导演，他对副导演黑泽明在各个方面倾囊相授，严格要求。发现爱徒终于手艺完备之时，他高兴极了，也放心极了。

自然还有朋友的支持与关爱。植草与黑泽明从同学到同事，从少年到青年，“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他们小时候都爱哭，同命相怜。虽然名不见经传，两个骄傲的少年却自诩为“紫式部与清少纳言”。他们后来合作了多部电影，到六十多岁还一起回去看已经消失的当年的小学。

尽管被各种荣誉加冕，被各种称颂环绕，黑泽明却保留着一份诚实与清醒：“我不是特别的人。我既不是特别强的人，也不是得天独厚的有特殊才能的人。我不过是个不愿示弱于人，不愿输给别人，因而不懈努力的人。”他甚至把自己比作深山里丑陋的蛤蟆，当它在镜前看到自己不堪的模样时，会吓出一身油。

只是这蛤蟆是有梦的，因而是可爱的。风雨如晦，他风雨无阻。鸡鸣不已，他不坠青云之志。“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机缘与坚持里，他终于得偿所望，吃到了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天鹅肉”。而那些正常人，则一边嘲笑着笨拙的蛤蟆，一边对着美丽的天鹅吞咽口水，然后继续走上他们正常的路……

《蛤蟆的油》

黑泽明

南海出版公司

原研哉：让所有感觉一起“流口水”

2013年12月的一天，我走进济南的一家店铺。几分钟后，它征服了我。

这就是无印良品。喜欢它的原因是：“平实好用”的理念，不浮夸，不做作；材质、包装、流程上的环保，不浪费，不虚饰；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设计，自然简朴，却动人心魄。

无印良品社长今井正明最近在万科作了一次演讲，根据他援引的数据，2013年，公司销售额超过2000亿日元，而未来将达3000多亿。此前，其接受台湾《商业周刊》采访时也称，下一步将强攻中国，将目前的100家店拓展至1000家。而在大陆，亦有不少商界的“有识之士”对MUJI推崇备至，王石一直是它的铁杆粉丝，小米的黎万强等人也多次推介这个产品上没有logo的品牌。

即便如此，今井社长的目标却还是保持做中小企业，保持“明快的、幸福的”发展，“现在很多企业想发展成酒那样的公司或者香水那样的公司，这是因为酒有香味，香水有香味，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是像水这样”。

2007年，乔布斯与比尔盖茨曾有一次同台对话，当主持人问盖茨最佩服乔布斯的是什么时，盖茨毫不犹豫：I would give a lot to have Steve’s taste. （我愿意牺牲很多去换取乔布斯的品位）。苹果独步武林的背后是乔布斯超凡脱俗的品位，而乔布斯的“自我修养”曾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无印良品无疑也是“品位”制胜的案例，它“从亚洲的顶端看世界”，将日本及其他区域的本土传统冶炼成一种魅力无限的普世美学。

《设计中的设计》是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的代表作，从中正可以窥见这家“似水一般”的公司独特超迈的品位之源。

原研哉是商业哲学家。他认为“欲望的管理是民主，而欲望的竞争是自由市场经济”。传统的消费文化“是以资本和胃口为原料运行的”，他对此予以反思与重构：“丰富难道不是蕴含在低调当中吗？”难道今天的消费观不应该是“节制、让步以及超然的理性”吗？因此，无印良品的产品致力于以“简单”的形式为用户提供丰裕的选择。而其广告理念的主旨则是“空”，每一则广告都被当作一个空的容器，观众能够自由地在其中置入其想法和愿望。

原研哉又是生活艺术家。“无印良品的精神气质是对人的兴趣。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工作、休息、共享今天这个星球的人：用现实的期望创造其生活空间，在其服饰上获得快乐，吃安全的食物，睡觉，偶尔旅行，面对顺境和逆境、欢笑和泪水的普通人。”而他们为普通人的生活制作的物件却都是“高于生活”的、体面而舒适的艺术品：方形纸管的卫生纸，简洁大方而且节约资源；蛇皮纹形的擦手纸巾，看了让人舍不得使用；深泽直人设计的看起来像厨房风扇的CD机，拉一下绳子，音乐便会像风一样飘来；凝胶一样的遥控器，开关一开，便开始呼吸、复活，一关上，它便会瘫软、休眠；貌似香蕉皮做的果汁盒；酷似圆白菜的碗；婴儿形状的插座；用白色棉布做的医院指示牌；给人轻微惊悚感的像毛发一样的灯笼……最绝的是用天然小树枝做的火柴，第一次看见时，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人也想把它从书中取下来，点一根烟来抽。而他设计的“家”系列，则让我数次想起进藏的路上被美景所震撼时的观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空，生万物。无，亦所有。正如一位设计行家所言，原研哉是“大自然智慧的先知”，他以“禅者的初心”呈现古朴的形式、简洁的色彩，让大自然说话。而另一位设计师参加了原研哉的“触觉展”后，更生动地描述了其感受：那是某种令全部感觉“流口水”的体验。

引领未来的正是这些卓越的美感与理念。好的设计会激发人性的正见与善念，在“此生此世”之外建构起王小波所说的“诗意的世界”，而将人引导向更美、更好的生活。无印良品是商业世界里美的发现者、创造者与传播者，它最终超越商业，让自己也成为美本身。而你看完这本《设计中的设计》，免不了会一声长叹：妈的！我们活在一个多么糙的世界里……

《设计中的设计》

原研哉

山东人民出版社

吴念真：最会“讲话”的人

“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穿着西服打着领结的小洋洋，在外婆灵前照着手里的本子一字一顿地念完写给她的告别信。片尾音乐想起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了这部杨德昌为吴念真“私人定制”的电影《一一》。

过了几年，看到吴念真的小说集《这些人 那些事》，便总觉得，这段动人的话也许是吴念真写的，尽管他在这部片里是主演而非编剧，但从这本书里能看出来，这个“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实在也是中文世界里最会“讲话”的人。

吴念真擅长描写人性的幽微与温暖，在他笔下，一个个生活里的小故事透射出身边普通人的离奇与光芒，他们卑微坚韧地劳作谋生，他们怀抱乐观穿越黑暗，他们历经沧桑不忘初心。而那些人与事里清晰浮现的画面感，那种让人柔肠寸断男默女泪的感染力，很多时候正来自于故事里的人物说的那些让人过目难忘的话。

“我”结婚的时候，母亲要求搭个台子请来乐队，她要登台唱歌，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因为“我”初中毕业离家去台北工作的时候，她在路上遇到“我”小学时的老师。老师跟她讲孩子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样波折，有一天总会念大学。回家路上，苦命的妈妈便发愿：“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有一次，父亲在矿上受伤住院，“我”放了学坐火车去台北医院看他。看到他的时候，他脏乱不堪，已经睡着。“我”便要了剪刀，悄悄替他剪指甲。剪完后，却发现他已经睁眼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马鹿野郎（日本国骂‘巴嘎雅路’汉字写法）。”后来却让“我”陪在身边，还带“我”去看了电影。“他”终于成名，一起长大的弟弟却一直不成器，在疲累与重压下讨生活，渐至对他这个名人有了隔膜，甚至生疏，最后弟弟赌钱到无法收拾而自尽于山野。留给他的遗书上，弟弟的心声是：大哥/你说要照顾家里，我就比较放心/辛苦你了/不过/当你的弟弟妹妹/也很辛苦。

这真是作者用生命写成的小说。真实生活里，吴念真患重病的父亲与患重度抑郁症的妹妹都是自杀，母亲也身患癌症。弟弟自杀后，母亲看到他的遗体上眼角旁有两道白的痕迹，应该之前哭过，她当时喊了一声“你为什么还要来剜我的心呢”。其实，在这样的家庭里过活，吴念真的心何尝不是千疮百孔。柴静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吴念真“赋到沧桑句便工”，因为这种不平常的遭遇，他笔下的话便也格外打人。

尽管妈妈反感父亲赌博，两人至少每年都要大吵一场，但父亲私下里却跟朋友讲“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阿溪弥留之际的娘喝了矿工们刮下来的脚皮熬的汤，竟然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叫儿媳妇“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来煮稀饭”；“我”的儿时邻居“老鼠子”很热情地帮大伙挖草药，却身世可怜，没有学上，后来“爸爸睡到虫都爬到身上了还叫不起来”更是人间惨剧；杂货店里善良却不太好看的打杂小妹阿圆跟她家人一起上山路过兵营时，在远处围观美女的阿兵哥们拿着扩音器轮流告白“营部连小包跟阿圆说谢谢！跟阿圆爸爸说新年快乐，你女儿好棒，而且好漂亮！”“阿圆，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美女……我们营部连所有人都爱你！”士官长撞火车了，为他捡尸的陌生老人不漏掉任何一小块尸体，“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可以这样相逢也是缘分”。捡完之后，他叮嘱这个已经消失了的生命说“怎样来就怎样回去哦……如今做神了，心内不要有怨……乖乖跟着观世音菩萨走……不要回头，不要留恋”。“军中乐园”里长得很像林凤娇的爱笑的女孩，曾被男人骗，有了小孩，被家人打个半死。阿春去找她，脱鞋的时候裤线绽开，她就问阿春：“你是要先做，还是我先帮你把裤子缝一缝？”

自然，人性也有灰暗现实的一面。后来成为政客的阿义的同学，小时候帮亲戚干活时，便穿学校制服而不穿工作服，阿义问原因，他回答：“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美国空袭台湾的时候，在防空壕里，孕妇美满被婆婆叮嘱要背朝外、肚子朝里，“开始我不懂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她的意思是万一飞机扫射的话，我的身体至少可以挡枪子，我死没关系，孙子要留住”。

但在身世乱离、挣扎彷徨之外，毕竟还是爱医治了岁月的刻痕与伤痛。阿婆不舍得用儿女们给的钱，每过一段，就会到银行里让人把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自言自语“以前要是有这些钱的话，日子也不用过得那么艰苦……现在日子已经好过了，这些钱……反而没用路”；参加完战友的葬礼后，继父央求阿照给自己买一台简易相机，他要帮朋友们拍照，因为“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像样”；“他”的右手残疾以后，不再给女孩儿写信。女孩来找他，妈妈给女孩煮冬粉鸭蛋汤吃，往灶里添煤的时候却掩面哭了起来，“人家是好命的人，咱不要害人家”。

电影导演王晶曾说，幽默就是很正经地做不正经的事，或者不正经地做正经的事。在吴念真的“台词”系统里，成人的心声纯真可爱，而小孩的语言却直接有力，这种独特的反差性成就了他的语言魔力。

事业失败的“他”转作出租车司机，正好遇到归国的昔日恋人。她似乎没认出他，坐在后排一路打电话。最后到了目的地，他还在费神要不要给她打折，她却平静地对他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所有近况、告诉你现在的心情、告诉你对一些人的思念……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连一声简单的问候都不肯跟我说？”小学二年级的男孩很喜欢邻座长头发的女孩。有一次她感冒了，一咳嗽他便皱着眉看着她。老师以为他是烦她的咳嗽声，小男孩却说：“她咳得好辛苦，我好想替她咳！”

在吴念真营造的这个世界里，多是一些身世沉浮、穷苦困顿的人与事，但在琴剑飘零、江湖涕泪之外，透过他们的话语，你能看到他们不光有哀愁，更有美丽；不光有艰难，更有坚强；不光有辛酸，更有温暖。尽管有时“天无天理”，但毕竟，“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

《这些人 那些事》

吴念真

译林出版社

山神也挡不住人想人……

看了郝杰的《美姐》后，在豆瓣上看到影评说，导演曾向曹乃谦取经，包括处女作《光棍儿》都受其影响很大。曹的成名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倒是老早就听说，一直没看，于是下单买了一本。

对于钢筋水泥丛林里长大的小清新们而言，这部书几乎每篇都是“重口味”的大尺度之作：由于亲家当时少要了一千块彩礼，黑蛋每年把老婆借给对方一个月；老柱柱为了用弟弟的钱给儿子盖房，和弟弟二柱共了妻，每人半个月；楞二每次发疯，他妈都会赶他爹去矿上，等回来时楞二的病莫名其妙就好了；羊娃为了看一下女娃儿的“天日”到底是朝前还是朝后，最后把自己吊死在村里的歪脖子树上……

这些被马悦然高度称许的故事，也许最终会与诺贝尔奖无缘。但书中的主人公常常吟唱的雁北民歌估计一直会传唱下去，绵延不止。这种曲调，在河北叫作“二人台”，在内蒙古称作“爬山调”，在山西被叫“要饭调”，在陕北则为“信天游”。其实几个地区彼此临近，词曲也大抵类似。真听过行家的演唱，难免会觉得现在盛行的一些靡靡之音意思不大。

关于音乐，我一直觉得只要有崔健、左小祖咒、周云蓬等歌者在，诗人便是个让人唾弃的行当。因为他们的歌词常常有神来之笔，美妙如诗。

你别一会儿哭

你也别一会儿笑

我是什么东西你早就知道

天是个锅周围是沙漠

你是口枯井

可越深越美

我有一个朋友，大学毕业后为了崔健专程来京讨生活。如今混迹多年已近不惑的他，每说起“你是口枯井，可越深越美”，还不住地摇头咋舌，大呼“经典”。我在码字的时候，崔健的词儿也给了我不少虚妄的勇气，“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晚上在语言大学的操场跑步的时候，感觉风声在后，希望在前，也很能感受“在运动中想事儿是越想越起劲儿”。

左小祖咒对“小莉”的抒情也堪称典范，真切自然，又千转百回。

小莉啊　谁人敢像我这样对你

他就不怕我打破他的头

但是法律这玩意儿可怕哟

想起这个我的心儿就碎了

……

我多想吻上你个把钟头

到了南方就离你太远

……

谢谢你借给我钱花　

小莉啊 我愿做你的小傻瓜

你是我心中的霞光　小莉啊

……

而在《苦鬼》里，他以一瓶跟我们的幼年时光紧密相连的“乐百氏”让人动容。

她答应如果在五点前接不着客

就在工厂里偷块铁

趁供销社没有打烊之前卖掉它

给你带回一瓶乐百氏

……

你叼着烟投降

跺着脚地想着窍门

……

对下层社会的人物在生活涡流里遭遇的种种无奈与不甘，描摹得如此生动传神的，实不多见。

而周云蓬的《黄金周》也别有风味。

五月一号的北京

人人都很讲卫生

就怕阿拉善来了沙尘暴

把所有白领吹成灰领了

你呀美丽的小白领

可别瞧不起人大民工

虽然他不太卫生

总比很多人心要干净

这种幽默与反讽，深刻地揭示了米尔斯创立的“白领”这个洋溢着虚荣气儿的词汇，对城市屌丝群体的身份加冕与精神抚慰，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

绣花绣得累了么

牛羊也下山了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解开你红肚带

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里荡开……

《不会说话的爱情》在罗永浩眼里“不是庸俗的‘歌词’ 和‘歌曲’，而是久违了的‘诗歌’和‘音乐’”。

其实真正堪称“诗歌”和“音乐”的正是在晋陕等地传唱不衰的民歌，它是音乐里富含营养的“粗粮”。它的旋律并不优美，挟着大漠的风沙与原野的呼唤，沧桑、粗粝而原始。它的歌词有着和《诗经》同样神奇的赋比兴，却又更直接率真。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为欲望所驱使，为情、为性、为穷、为命所捆绑，由心而发，吼出了心底的挣扎与渴望……

这当中有对爱情心神向往却又求之不得，因而备感孤独的倾诉。

羊羔羔吃奶前腿腿跪

没老婆的羊倌活受罪

羊羔羔吃奶后蹄蹄蹬

没老婆的羊倌谁心疼

黑牛牛白马马卧草滩

瞭妹妹瞭得我两腿酸

煽火板凳腿儿迎天

想起光混汉真可怜

更多的内容，还是恋人间的互诉衷肠，表述相思的心声与爱恋的欢喜。

白天我想你墙头上爬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白天想你拿不动针

黑夜想你吹不灭灯

白天想你盼黄昏

黑夜想你盼天明

想你想你真想你

抱住枕头亲个嘴

想你想你真想你

亲了一嘴荞麦皮

崖头上杨树不一般高

天底下就数干妹妹好

你在那个梁上我在沟

亲不上嘴嘴就招招手

树叶儿落在树根底

红火就在那二十几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热恋中的男女形影不离，不舍须臾，常以情歌抒怀，但有哪一首流行歌曲能写出“面对面坐着还想你”这样勾魂夺魄的句子？

民歌里也有直接表现巫山云雨、鱼水之欢的内容。我总以为，和“二人转”流于低俗的风格不同，这种表现是真挚热烈的，也是自然健康的，它是异性的快乐结合与人性的自由舒展。

红瓤西瓜撒白糖

不如妹妹的唾沫香

哥哥我难开口

拉着我那妹妹的手

拉手手 亲口口

咱们两个背道道走

过了一回黄河没喝一口水

交了一回朋友没亲妹妹的嘴

擀了一块双人毡没和妹妹睡

没和妹妹睡 哥哥走了妹妹你后悔呀不后悔

如果哥哥走了妹妹怕后悔

今天晚上妹妹就陪哥哥一搭里睡

睡到半夜咱俩亲上一口嘴

亲上一口嘴 杂把光棍爱得流呀么流口水

走你家的窑硷瞭呀么瞭你家的院

看见妹妹头顶 看不见妹妹的脸

白日里不来我半夜里来

半夜里来 揭开你被窝 让哥哥钻进来

圪梁梁光光任你走

一夜里三次你吃不够

村东的河水哗哗地响

妹妹我快活得直喊娘

……

大雁雁南飞秋声声凄

荒了责任田你富了自留地

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人

这么好的地方留就不住你

以前在大学时，播音学院的团委书记是西北人，高大帅气，专业一流，是学校里很多女生的偶像。有一回在学院里一个活动上，被缠着唱歌。他推托不开，便甩开嗓子唱了几句。

羊个肚子手巾哟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哎呀 拉话话难

一个在那山上哟

一个在那沟

咱们拉不上那话话

哎呀 招一招手

这首“土”歌，女生们似乎反应平淡。但那一刻，他那忧郁的眼神，稀疏的胡茬子，那个掏心挖肺的要命的劲儿，让我深深震撼。就这简单的几句“酸曲”，多年来一直印在心坎上，未曾抹去。

曾听好几个人说，如果没有正职，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就是系统地去挖掘、收集、整理这些遗落民间的美妙诗句。如同菜市场里的卖橘大妈用“甜过初恋”这样创意无限的广告语，让一众广告业的专业人士颜面扫地，西部民歌这样从土地上、从生活里、从人心深处生长出来的好东西，也可以洞穿艳俗、浮华、虚伪的时代气质，以直白率真的方式，打动留存有真心真情的人。

杜拉斯说，“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只要有爱在，便有欲，便有梦，便有苦，便有乐，便有念，便有歌……

山也挡不住风

雪也挡不住春

山神也挡不住人想人……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曹乃谦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本神奇的书

这实在是一本有点神奇的书。

去年年中，我让一个做出版的朋友给推荐一本书，他推荐了一本小说，附加条件是：如果我看了觉得一般，他请我一顿饭；如果觉得很赞，我请他。

结果是，我请了客。

后来和公司一个同事聊起这本书，他告诉我，他不光读这本书，还看由此改编的电视剧，这两项加起来，总共看了10遍。

后来，我给一个做企业的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他发来消息说，看完后“泪流满面”。此前我们曾一起去西藏，那个心神浪漫的地方，有信仰，有感动，半个月里，却未曾见他流过泪。

这就是《遥远的救世主》。这本书的作者来历不详，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对音响和佛学等领域领悟颇深。看了之后便觉得，对苦海沉沦的人而言，佛学便是泅渡灵魂靠岸的一条船；而在黑暗里，用一套顶级组装音响，听着《天国的儿女》这样高规格的音乐，无异于与上帝对话……

主人公丁元英同《纸牌屋》里的弗莱西斯一样善于谋划布局，落实预想；不同的是，他的目标更出世，而手段更积极。他利用文化密码对中国股市进行屠杀性掠夺后，突然急流勇退，返国回到某古城隐居下来。在这个地方，这个不简单的男人和芮小丹这个不一样的女子相遇，逐渐成为“爱情发烧友”。

刑警芮小丹曾拍过一副照片，她牵着一条凶悍的大狼狗站在山峰上，阴云翻滚，峰峦如聚，狼狗伸着舌头，露着利齿，凶悍而又乖巧地蹲守在她旁边。当丁元英将“造物主给的那颗心”展示给芮小丹时，她觉得收受不起，“如果你是那只狼狗，我已经是贪心的女人了”。而后来，他真的成为她幸福的“狼狗”，却没人牵着他了……

芮小丹初见丁元英时，丁长期偏居一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靠着方便面充饥。他们历经种种坎坷误解，终于相恋相守，她却在一场任务中被炸断双腿，而且毁容。制伏歹徒之后，她脑海里出现的最后一幅图画是春节前去看丁元英时，他扛着一箱方便面的情景，她在心里对他说：“乖，我以后不能再疼你了，自己去找吃的吧。”然后举枪自尽，将完美的背影和无尽的空虚留给了自己的爱人。

而在此前，芮小丹预料到危险而给丁元英电话时，丁并没有劝她撤退自保，而令人费解地选择了沉默。他知道知道芮小丹是一个独立的女人，自己劝不了她，两心相知相印便不必多言。作者或许想说，至情至性的恋人不光可以为爱情慷慨赴死，而且如此之时，另一方也有同情之理解。

王小波说：“谁也救不了别人的灵魂，要是人人都有个不休不止的灵魂才好呢。我真希望我的灵魂像你说的，是个源泉，永远汲取不干（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希望我的‘自我’永远‘滋滋’地响，翻腾不休，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丁元英和芮小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灵魂不休不止，他们的自我翻腾不休，他们无法互相挽救，但却给了对方平淡中的一滴糖。这甜蜜虽然短暂，但却激荡灵魂，热烈滚烫。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有的小说以情动人，让人看到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而感同身受；有的小说是健脑佳品，让人看到思维和想象的力量而创意无限。这本书，透过丁元英的事业和爱情，你的脑与心都会受到冲击，得到锻炼。

《遥远的救世主》

豆豆

作家出版社

五个有关《奇石》的私人记忆

对于中文非虚构写作者来说，何伟是面前的一座高峰，很难逾越；对于大陆读者而言，他又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他笔下，我们身边习见的现实突然有了趣味和距离感，从而凸显出离奇的魔力。

新作《奇石》有24篇故事，其中17篇跟中国相关。它看起来品质不如他此前发表的“中国三部曲”，但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其中的很多故事都勾起我的过往记忆。

一

全书以《野味》里吃老鼠的故事开篇，让人备感亲切。

在广东的一个村子里，有两家专门供食客吃老鼠的餐馆。这是当地的主要产业，还有两家投资更大的餐馆正在开张。

在后面的另一篇里，当何伟去租车公司还车时，告诉对方自己在路上撞死了一条狗。那里的“王先生”第一反应是问：“你吃了？”据他称，很多驾驶员撞死大狗后，直接扔后备箱里拿回家煮了。

这些都让这个美国人吃惊不已。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其实，这两种“野味”我都吃过。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狗肉火锅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一种餐饮时尚。有一回大学寒假回乡，一个亲戚兴冲冲给我和同学接风，我们在谈笑风生间干掉了整整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狗肉。而“老鼠往事”发生在高中。那时，我和哥哥住在校外，屋里有时会有老鼠出没。有一天哥哥一时兴起，接连找到并处决了两三只老鼠，然后剥皮开膛，把肉洗净，下锅煎炸。记得当时还有同级的三四个女生来玩，我们邀请她们分食之，其中一个旗帜鲜明地拒绝了，但其他人在好奇跟美味的诱惑下尝了几块，并称赞有加。

这种事今天回味起来不是不恶心的，但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它有时也会产生奇妙的效果。有一段时间，每次跟朋友互相吹牛，彼此炫耀吃过的一些野味，难分高下时，我总在最后关头不慌不忙地打出这张牌：“老鼠你没吃过吧？”往往完胜。后来读书看到潘光旦在西南联大时对鼠肉甘之若饴，他兄弟赶紧汇钱来让他买猪肉吃别吃老鼠，其实他“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顿时在心里向潘先生默默致意了一会儿。我们其实也是好奇。

二

《海滩峰会》里，何伟作为一个在北戴河的美国记者，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便衣警察的监控，但疗养院里的两个大庆工人却照样跟他一起喝酒话别。何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却大方地说：“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有办法。”

五年前，我去秦皇岛的时候，对这个小城印象颇佳。它临近北京，海风吹拂，交通便利，房价却只有每平三千。在街边，踩高跷的老头看到游人的镜头，会故意摆出花哨的姿势。当然，这里也跟其他城市一样，有一些寻常却又让人难忘的景象：我们看到街上有一家餐馆，模样跟北京的一家知名的老字号很像，但它的名字叫作“西来顺”；有一天下午，我们到剧场里看了一场“二人转”，舞台上的演员操着东北口音互相贬损，每当有男演员被她的女伴一脚踢倒，台下的观众便大声叫好，慷慨排出20元的钞票……

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导游，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当我们在车上时，她调侃某领导人的绯闻，逗得一车人大笑不止；当我们坐上一艘大船出海时，她又熟练地给我们背诵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语气充满尊崇。后来，船行经某处时，她又充满艳羡地指给我们看岸边政府高层的别墅区和专用沙滩，船上的人争先恐后涌上前去看，脸上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神情……

三

北京奥运自行车比赛的场地边，有两位北京人正在不紧不慢地下着象棋。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候，在志愿者的反复催促下，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撤掉棋盘。比赛场馆里，摔跤选手常永祥一直获胜，他的老父亲为了不影响他，默默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观赛，前排的好位置坐着他们县里的体育局长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而他的姐姐没有票，只能在场外等着。这是《主队》一文描摹的画面。

有关奥运的记忆，有几个场景对我颇为清晰。2001年时，我高考失利，心情抑郁。有一晚在一个小饭馆看2008奥运主办权归属的直播，萨翁说出“北京”二字时，我热泪盈眶。想起未来的种种，怅然而茫然，但回程路上只觉脚步生风。

2008年，其时我在一个新闻网站工作。在五月一个周末清晨，被敲门声吵醒。半梦半醒中打开门，进来三个检查出租屋的人。领头的面容严肃，一副长官气派。当看到我在一个表格上写下的“工作单位”和“政治面貌”后，他又故作亲切地说，周六要好好休息啊……

8月8日晚，恰是我值班。当绚丽的大脚印在对面的电视屏幕上炸响，一向严肃的总编辑走到我身边寒暄：很壮观吧？他为这大场面而激动，在屋里走来走去。很可惜，几年以后，我们听到他游泳时出事的噩耗……

四

在张家口的一家餐馆，女老板递给何伟一张气势磅礴的名片，中英文印刷，公司名称为“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只是上面的鹰比美国的原版肥了很多。旁边还印着福特总统的名字。

而“逃跑”到这里之前，何伟和他的朋友走进河北一家“奇石”店。一进去，门边的一艘玉雕帆船应声落地，他们最后赔款五十，匆匆溜走。

2009年在上海的一个玉店，我也曾遇到一位气势不凡的老板。这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行游人等待十多分钟后姗姗来迟，然后匆忙解释迟到原因是刚送走某位重要的地方大员。他穿着黑色的中式服装，举止和缓，称自己是当年的北大毕业生，跟当年学生运动中的一些人常有往还。那谁谁在美国，谁谁刚去了台湾，了如指掌。让我们多买玉，结善缘。回来后，我在外媒上看到，前者没有在美国，而后者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他给我的名片上，留着好几个“国外”公司，上面赫然是“环球”“世界”“中外”等字样……

五

《新城姑娘》里，艾米莉因为朋友在台资工厂里遭遇欠薪而且被打，心中不平，她给这个台湾老板写了一封恐吓信。信里画着一个骷髅，然后写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这个老板在工厂里自此收敛不少。

2010年，我给一份杂志组稿。这份杂志影响不大，但主办方却赫赫有名。那年春节没有回家，做这份工也是原因之一。拉朋友写了几千字，还找到几位知名撰稿人，稿子终于齐活了，对方却找各种原因拖延稿费。后来直接电话里说，杂志停了，付不了款。

我一怒之下，给主办机构负责这份杂志的头目写了封信，语气理性而又直白，信中称“在这个社会，一般民众被任意践踏并不鲜见，所以杨佳式的人层出不穷”。很快，稿费到账。

艾米莉写信时24岁。何伟去深圳看她，她和何伟走到山顶上，一起听“夜空不寂寞”的电台。在山顶上，星空下，热浪中，她陷入沉默，陷入巨大的迷茫与希望，一如当时的我……

《奇石》

彼得·海勒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娱乐圈新的潜规则

乔布斯去世的时候，有人曾感慨，乔布斯打败了马克思。人们发现，技术元素替代社会革命完成了对人的深度解放。

如今，一个幽灵正在娱乐圈游荡。它让很多红男绿女不用再宽衣解带便能登顶上位。这件“革命的武器”就是大数据。有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尝到甜头。

汪峰老师沧桑的面容下有一颗精明的心。他是最早看清某些真相然后采取行动的人。他的秘诀是找到一些能准确击中听众心灵痛点的词语，建立一个高频词库，然后将它们任意排列组合，便能确保登陆各大音乐榜的头条。

万能的网友给汪老师准备了一个写词器，我试着按照自己的生日来选择，结果是这样的：自由，桥，再见，坚强，生命，祈祷，迷惘，夜。然后，用它们拼成一首词，看上去还不错。

我在夜里祈祷

在桥上自由歌唱

再见吧，迷惘

生命里总会有坚强的力量

另一个深谙统计学魔力的是大张伟。他认真研究总结TOP500中各类歌曲的相通之处，总结出其成功规律有三条：要么苍凉，要么悲情，要么喜庆。前两种类型自知无力驾驭，他便专在“开心”上下功夫。《嘻唰唰》《穷开心》这些连他自己都讨厌的神曲就是这样出来的。

接受媒体访谈的时候，大张伟曾坦承，他有时在台上心说这么些破歌观众你鼓什么掌。“作为一个前摇滚歌手，想多了的时候，自杀的心都有。”但统计学毕竟给了他预期中的利益，这有时候也能让他“倍爽儿”一下。

真正对粉丝群体进行深度分析的是情感作家陆琪。他把自己的受众分成浅层、一般、忠诚三个群体，制订出针对性的推广策略。他为自己苦心经营的“粉丝群”专门建立数据库，分析男女比例、地区分布及年龄阶段等。“你只要把社会心理学研究到一定的程度，那整个社会未来的所有发展你就了如指掌了”，这是他的信条。

即便明星不懂“统计学”，“大数据”也往往成为他们得到优质品牌青睐的重要渠道。百事可乐选择吴莫愁代言，便是从认知度、美誉度、相关性、差异性四个维度出发，根据百度指数、百度风云榜、华语女歌手吸金榜等指标，分析各种数据，而最终选择了这位年度人气王。

影视作品用好大数据同样威力无边。《纸牌屋》的成功已不用赘述。其实，娱乐史上应用最早、效果最好的当属《乱世佳人》。在涂子沛的新作《数据之巅》中详述了这一过程。

1936年，一本名叫《乱世佳人》的小说迅速走红，但好莱坞对此却很迟疑，因为之前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部部亏本，而小说版权方要价却很高。在此背景下，著名统计机构盖洛普走上前台。他们的数据显示，每10个受访者中，就有8个听说过这本书。而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出，到1927年1月，已有1400万美国人读过这本书，它的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塞尔兹尼克为此信心大增，高价买下电影版权。

但电影开机之前，就电影时长、演员选取、黑白还是彩色、广告如何设计等重要问题，制片人、剧组和发行商三方总是争执不下，难有共识。盖洛普又用数据说话，结果表明，尽管女主角费雯丽是英国人，但35%的受访者对其表示满意，远高于16%的不满意比率。根据民意，影片应该彩色制作，分为上下集，时长238分钟。盖洛普甚至计算出，这部电影将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观影人数将达5650万。他们还建议，影片的广告要突出“书”，小说的粉丝将是其巨大的潜在观众群体。

这部电影1939年1月开机，12月上映时，果然如期所料，场场爆满。接下来的4年，发行商一共推动了4轮上线，每次都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调整广告内容和电影票价。比如第三轮上线时，数据表明影片有1250万潜在观众，66%还没看过这部电影，这其中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这一轮广告删除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而主打情感营销，内容多是男女依依不舍离别的画面。而对重复观看的观众，则强调重复背后的“理性”，方法一是请社会名流讲述为何观看多次；二是发布一些关于电影剧情的测试，激发老观众寻找电影的新亮点。

最后，《乱世佳人》一共售出了5997万张电影票，而1940年全美人口为1.3亿，约占一半。票房毛收入为3400万美元，如果剔除通胀，至今仍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

盖洛普对观众人数的预测和实际人数相差不到6%，他的其他建议也让塞尔兹尼克感觉“出神入化”，数据打败了这些专业电影人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此后，迪士尼每部大片的拍摄，都要先经过盖洛普的市场调查和数据推演。他的数据掌握着演员的起伏和影片的兴衰。

美国科学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在前一个半世纪所有伟大发明的背后，绝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长期进步，同时还有思维方式的改变。“大数据”在习惯谈玄论道的中国要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注定会是漫长崎岖的一段路。但在某些领域，它已然成为一种“潜规则”。娱乐圈的人明白，站在风口，会飞得更快。那些杰出的、独特的、有魔力的人，他们的基因固然不是算计出来的，但精准的计算与分析，往往能让有潜质的人脱颖而出，让有实力的人如虎添翼。

但总体上，我们的大数据毕竟还处在初级阶段。《数据之巅》里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2013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通过校园饭卡消费数据的挖掘，发现有一位女生每顿饭的餐费都偏低，于是校方发短信询问：“同学你好，发现你上个月餐费消费较少，不知是否有经济困难？”随后他们发现事情的真相出乎自己意料：该女生是在减肥。

《数据之巅》

涂子沛

中信出版社

如何发生“关系”

有一个笑话说，老外学汉语十年参加考试，试题是“请解释文中‘意思’的意思：阿呆给领导送红包，领导：你什么意思？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其实没别的意思。领导：那我不好意思了。阿呆：是我不好意思。”老外崩溃，交白卷回国。

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不唯“意思”一词显现。“关系”这个已经成功入侵英语体系的词汇同样会让老外们无语凝噎，不明觉厉。比如“有一位红人，靠着过硬的关系当上大官后，收受巨额贿赂，同时与多名女星发生并保持不正当关系，但之后被从轻发落，因为法院说‘没关系，大部分赃款已追回’。请问，这些‘关系’各是什么意思？”

其实对于“关系”，西方的需求层次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有充分的论述。但说得简单透彻的，还是中国的微博红人留几手。手哥说：“据说每个村炮，都有一个高富帅的亲戚、同学或者同事。他们经常说的是：我有个同学，多么多么牛，我有个亲戚，多么多么牛。”

不独“村炮”，“高富帅”也如此。在平日出席的各种企业家饭局中，有人喋喋不休的便是，他曾跟某某首长一起出访，跟某某中央大员的身边人经常喝茶……弗洛伊德说，人的原始行为动机只有两种：性和成为大人物的欲望。人们喜欢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跟大人物扯在一起，或是一种普遍的人性。

曾听一个女企业家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至今记忆深刻。她刚来京时，身为老革命的父亲给她介绍了一堆名头响亮的达官贵人、部长将军，她得意扬扬，心想背靠这么多大树，荫蔽之下，不难发达。但半年之后发现，对于她的创业之路这些人几乎没有给过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难题还在面前一个没少，一气之下，她索性撂下一句狠话“去他妈的关系”，自此开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终有所成。但这个故事还有转折：现在这位企业家的社交网络却越织越密，因为有了微博微信，她又开始密集地和各种人发生并保持正当关系。

新媒体的爆发，为人们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渠道，带来一场无远弗届的“关系的革命”。Linkedin的创始人里德·霍夫曼作为重要的见证人，为这股浪潮推波助澜功不可没。最近他出了本书，中文名便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像大部分纸质读物一样，这本书的很多部分是在浪费油墨与木材，乏善可陈。但其中有些关于关系的实证资料，却颇值得玩味。

一是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结论，他搜集整理的证据表明，人们在升职的时候，人际关系过硬以及与老板的友好关系比能力更重要。理由是一个稍许平庸但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并为团队做贡献的人比一个有百分之百能力但无法进行团队合作的人对公司更有利。30岁以前的人，一般不会懂得这个重要的职场规则，直到发现身边的职场故事都在验证它的正确性。

二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找到新工作的人中，与介绍人经常见面的占16%，很少见面的占27%，而偶尔见面的则占到55%。就是说，那些你不太了解的朋友正是能为你推荐好工作的人。尽管一些学者后来发现，在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强关系”才是真正充当关系桥梁的纽带。但我记得自己当时在两个职业平台之间游移不定时，参考的就是一位曾一起共事但仅知道名字而没见过面的朋友的意见，事实证明，他的意见很重要，很靠谱。

还有另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在美国，70%的人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自己的另一半的。联想此前关于中国已经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的论断，或许不难找到现今剩男剩女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

这三组源自美国的数据都是关系普适性的明证。而作者对于“关系”的论说，也几乎都能在国内找到似曾相识的印证。

比如他说，富兰克林等人将自己的故事包装成“炫目的自我成长教材”，实际上，富兰克林的关系网和朋友圈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周鸿祎最近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原来一直以为硅谷那些挑战权威的年轻人在塑造传奇，后来才发现国内很多创业者都被这种美国梦的故事给误导了。事实是，这个世界没有奇迹。“那是媒体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把故事编成奇迹，是为了媒体自己的销路更好。扎克伯格这些少年英雄原来有这么多Mentor在帮他。”

每一个孤胆英雄的背后都有一群狐朋狗友，这就是被人们长期忽略的真相。一向特立独行的罗永浩，特意将其公司命名为“老罗和他的朋友们”，他坦承其成功离不开四种人的襄助：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小人作梗，个人奋斗；如今风生水起的自媒体代表人物程苓峰虽然干着极具自由度和个性化的活儿，他文章末尾的落款也是“程苓峰和他的朋友们”；一位在北大读硕士的实习生告诉我，她的某位同学实在厉害，想做的事大多都能成，后来该同学的父亲好心提醒她，千万不要惹他的厉害女儿，因为“你跟她竞争的时候，就是在跟一个顾问团队竞争”。

霍夫曼还说：“他人眼里的问题在企业家眼里就是机会，因为其他人只是会抱怨，而企业家会问‘为什么’”。他应该庆幸在中国找到了知音——马云退休时也曾说“我感谢无数人的抱怨，因为别人抱怨时，才是你的机会”。书里还说，“你手头的钱越少，拥有的人力和财力就越少，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而马云给正和岛的重要提醒便是，创业并不需要太多的钱，“钱多人多都是祸害”。

对于企业家而言，霍夫曼提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新媒体时代，企业生态需要什么样的新关系？该如何发生关系？企业是企业家的人格外化，是企业家物化的性格体。企业家与客户、员工、股东之间都是“至关重要的关系”。而新时期，商业的天已经变了，客户对产品设计与用户体验有更高要求，员工对与企业文化与组织管理有更高预期，客户与员工的“双向倒逼”，让企业家必须重新进行关系管理。传统时代，企业家“Make Things Happen”就行，今天恐怕还要思考如何“Make Guanxi Happen”。雷军的五条重磅心得里，就专门有一条叫作“广结善缘”。

“企业家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不只是一个商业概念。”如其所说，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企业家。几十年前，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是人体的延伸。今天，关系作为一种能力，很多时候成为个体品牌的有效通道。个人要经营好自己的品牌，既要练好内功，提升实力；又要拓展外交，搞好关系。

《至关重要的关系》

霍夫曼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吴晓波：对未来，我们可以期许些什么

有人预计，三中全会后出现新一波“国退民进”热潮，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回顾改革开放这35年的历史，很少看到政府通过有步骤的方式主动来推动市场。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是意外和被动的结果。要么就是在一个经济极度萎缩的情况下，政府被动放权，比如1978年的包产到户、放权让利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在当时，都是由于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政府才被动开放的；要么就是在产业变革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壁垒的松动，比如说微信对电信企业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产生等。但是现在国民经济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所以包括正和岛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中国自古是一个古典型的市场经济，但是用布罗代尔的话说，是“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市场经济”，国企占据资源领域，民企待在产业中下游，这种格局有顽固的利益链和意识形态支撑，其改变也将会是渐进式的和艰难的。政府原来采取的方式是，用城墙把资源围起来，但现在发现资源却转移了，有人挖了一个地道将资源一点点、慢慢地转移出去了，那这时，就得看它对这个地道的容忍度。比如说对余额宝的容忍度，一开始容忍了几个月，结果现在变成500亿了，变成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了，对此它该怎么办？所以，所有的对垄断的冲击性行动，一要掌握“时间窗口”，二要快速，三要有当牺牲者的勇气。

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不搞顶层设计。19世纪80年代虽然是民间开放，中央政府是有顶层设计的，虽然还没有一整套的方案，但是几个槛儿都卡在对的点上了。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坚持，安徽经验不进行推广的话，哪儿有今天？它根本就是关于农村改革和土地问题的一个顶层设计。还有东南沿海的特区开放问题、对整个80年代货币估价的管控问题、全国国有企业的试点改革问题，虽然都没有一揽子的方案，但是它们一定是从顶层来考虑这些问题的。我觉得未来改革首先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改，然后再推动民间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财税体制改革才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可惜，高层似乎想绕过它。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选择的主导权，永远不会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上，还是会掌握在政治家手上，掌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中国迄今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不过也有新的力量在进行抵抗，我觉得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四股新生力量。如果这四股力量在未来能够形成妥协，交叉博弈，间歇性地往前走，中国经济变革的既有路径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本文根据2013年10月27日与吴晓波谈话整理）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展读至此，你也许会认同我的这个观点：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解读一直围绕着几个关键词：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与贫富均衡。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与一切贴着“某某主义”标签的意识形态主张无关，当然也不是103岁的罗纳德·科斯所归结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在我创作本书的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人履新上任，关于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再次成为十分热烈的话题，其中不乏各个利益阶层、左中右的意见。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成熟的、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史和当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并没有能力完成方案设计的工作，在这里，我试着回到“历史的三峡”之中，给出几个基础性的判断。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年)，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尤为可怕的景象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

中华民族之外的人，其实无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货币和帝国政治经济史闻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更近期的一种西方学术假设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尼尔·弗格森：《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李承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这似乎是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这种笼统性的结论很可能把中国问题引向一个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归宿。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政治大一统曾经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成长领先于世界。如果说，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那么，这是制度必然的逻辑推导，还是制度劣质化之后的结果？而答案如果是后者，那么，有没有一种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30多年的中国经济大崛起，又将弗格森式的结论带入了一个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执政集团，打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迷思，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寻找到发展经济、稳定政权模式的过程，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最长久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大抵都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对专制独裁的厌恶及反对日渐成为社会常识。时至今日，民间呼吁推进法制化、维护司法独立、强化民主监督的声浪日渐高涨，决策层也不断释放正面信息。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共产党愿意接受“最尖锐的批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总理更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感慨“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并承诺“依宪治国”“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治理也许在未来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迹象。

不过，历史是否真的会以塞缪尔·亨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的方式“终结”，始终还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很多研究东亚模式的学者都发现，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国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后，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变得难以调和。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达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之后变得尖锐起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提出过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他提出的理论难题是，“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页。）

目前的东亚各国及地区，菲律宾的改革失败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满争议，韩国经验难以复制，越南的改革让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但经济陷入停滞。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上述列国及地区都要大很多。当今中国，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自由主义，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上空，为改革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因改革失误而发生动荡，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

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已爆发，“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七国之乱”便是表现得最突出的事件。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1949年之后，强势的毛泽东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权；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在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重新实行集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100多家中央企业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2012年底开始试行的“营改增”更是从县区收入中划走一块。在今后，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其可能的领域包括：通过税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其内在关系是，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赢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2013年2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全国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支出约为3万亿元，而其中，各地政府征收的过路过桥费就占到1/3，高达1万亿元。另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据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他因此呼吁，“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经济最不可思议的三个部分，就是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土地国有化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业的全面压制。此三项为未来经济改革的主要战场，这已是政经界的共识，不过，在策略选择上存在严重分歧。

在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国内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自由化主张，其中包括立即推行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改造、撤销国资委、撤销发改委等，有人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这些“看上去很美”的主张，在民众中引起极热烈的呼应。然而，若我们回到历史的基本面来观察，也许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此三大困疾均为核心命题，关乎国运兴衰，它们如同中央集权制度一诞生下来就随体而至的“胎记”，绝非一刀切除便可一劳永逸。

首先，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就如同很多人将中央集权制度与独裁专制画等号一样，国有经济也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记号，不少人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这样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儒生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历代政府从来没有一个有勇气消灭国有经济体系。1998年之后，国有企业通过资源垄断实现暴利的过程，其实是一次并不陌生的“历史性回归”。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之前，对于以“统一”为最重要文化和治理目标的中国来说，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议的。在杨小凯看来，“私有化涉及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因此，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不可能是“如何消灭”，而是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使之成为全社会的福利；第三，改变100多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其次，在土地改革方面，自商鞅变法以来，绝大多数的朝代均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当今的土地国有化确乎面临一场法理和政策层面的大检讨。土地改革面临几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第一，对政府来说，土地不但是利益最大、成本最低的收入来源，而且是实施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资源，若失去操作权，国民经济的运行逻辑将重新设计；第二，在宏观调控中，土地成为消化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大池子”，它比印钞机要可靠得多，未来可能爆发的人民币危机需要从土地中得到喘息和缓解；第三，土地成为民间财富重新分配的“变压器”，若处置不当，反而会激化贫富矛盾，出现庞大的赤贫阶层，酿成更严重的社会动荡。

因此土地改革的主题不可能是“立即私有化”，而是分成几个层面的任务：第一，在充分宣导和对企业大幅度减税的前提下，施行房产税政策，让地方政府既能从土地中持续受益，而又不再依赖一次性的拍卖出让；第二，成立中央、省两级“土地银行”，将日后的所有土地出让收入注入其中，进行资产化经营，所得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第三，以农用山林地为突破口，小步、循序地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试验。

最后，在金融改革方面，政府对金融业进行国营化管制是国民党人的发明，自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国营资本就全面“接管”了银行业，国民党在台湾仍然维持这一政策，到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前后，公营资本在台湾银行业中的比例仍高达79.9%，后来由管制而开放，历经两次“金改”，终于将金融业还给了民间。（参见叶万安：《从管制到开发：台湾经济自由化的艰辛历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因此，金融业开放是市场自由化的最关键性战役。自1993年之后，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一直遭到打压，而国有银行无论在经济成长期还是在萧条期都能够利用政策手段获得惊人的暴利，民间对之的不满，在2011年的东阳吴英案中可见一斑。“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已成非常响亮的呼声。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选择浙江温州、深圳前海等地开展金融创新试点，试图在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领域有所突破，这些改革仍然体现出中央放权、地方主导、民间参与的中国式改革特征。随着金融管制的壁垒被次第打破，民营银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再度归来应是可以期待的。

透过对三大特殊战场的改革路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中找不到“标准答案”，然而，30多年改革留存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拓进空间充满了想象力。未来15到20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以及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全民预期，都为改革打开了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在长期的大一统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严重者，是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中国未来能否有大进步，实取决于此四大意识的唤醒。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中国亦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国，变革的力量在朝野两端同时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一些民间新势力的出现，这四大意识的缺乏有被改进的迹象。

其一，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00多家中国公司几乎都与互联网产业有关。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崛起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爆了一场渠道变革和消费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点50分，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两大平台的总交易额已突破1万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2008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全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有3539家，抽样调查显示，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称，美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仅有不到3%具备了合法身份。这些数据都显示出民间力量拒绝管制的自主姿态。

其三，企业家阶层。截至2012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布罗代尔曾很简洁地说道：“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现象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射。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其四，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众多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20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忐忑叵测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页。）到1983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年迈的费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写道：“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许，他是对的。

（本文节选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

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