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0岁的中国 2

才有机会回国探亲。在美国,他娶了瑞典籍的妻子,有了一个女儿。

1978年之后,董鼎山的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写回国观感的,其中,有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兴奋与欣慰,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也有对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正如作家冯亦代后来所说,这后一点正说明了“他爱国之深使他忧国也切”,虽然“针砭时弊,说出这些肺腑之言对他是痛苦的,但是他不能缄默”。

1979年的时候他又来到上海。1945年董鼎山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之后,就曾在这里的《申报》工作过。在他给美联社的特稿中,他写道:“事隔30年,上海变了样。”董鼎山眼中40年代繁荣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已经不见了,现在的上海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化城市,虽然并没有失去以前“万国”的味道。

几乎所有的路名都更改了,广告在那时候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是很罕见。40年代那种商店、戏院、夜总会、酒吧间和跳舞场外的中英文的广告已经见不到了。跑马场成了人民公园,办公楼成了上海市图书馆。法租界昔日的邸宅被分成了小单元房,破旧了很多,有些还亟待修缮。而在40年代,那里曾是有钱人和外国人居住的富人区,现在,这些景象已经消失了。

但董鼎山也注意到,社会主义中国至少“人人看上去都能吃饱穿暖”,至少董鼎山在上海的五天时间里只看到两个衣着破烂的女人,她们是干活的清洁工。曾经的上海贫民窟闸北区,现在是一排排的公寓房。

但也有人在上海看到了别的迹象,《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年的3月26日,他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报道,题目是《上海重新出现旧风气和颓废现象》。

帕克斯写道:“上海正在重新出现它过去的生活习气,有人担心过去的颓废和下流的风气也会出现。”1979年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双结对地走向照相馆,脱下“毛式”服装,换上西方传统的结婚礼服拍摄结婚照。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电影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莎士比亚的戏剧电影《无事生非》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门票被抢购一空。年轻人积极学习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