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却不像马金迪这样富于人文色彩。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这十几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武汉钢铁厂在建厂初期,苏联专家撤走后,就一直自力更生。现在,它更像是一片沼泽地。应邀去武汉钢铁厂参观的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在参观工厂时需要穿上高腰的胶靴。山川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园式工厂里,已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山川还悲观地估计,此时在工业上对中国进行援助的话,可能会引起某种社会矛盾或者新的社会不安。但他显然认为邓小平也知道这些现实情况,却还是坚定地决心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路线。
不过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至少《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来上海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那时叫“昼夜商店”,1978年的消费者更多地称它们为“小店”。上海市内的各个菜市场在这年夏天开始实行“电话预约定菜制”。引进自动售货机也成了一件新鲜事。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美国人对投资中国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位代表一家化学公司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说:“任何西方企业如果打算冒险把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合资公司,那简直是发疯。它们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企业。”但美国一些大量进口鞋子的贸易商已经开始初步探索中国工厂的生产状况,然而中国人却并不让他们参观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