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否定了这是“又回到了过去的个体耕作制”的观点。因为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任何人都不能出售或购买别人的土地。责任制,“不论对一个生产队,一个家庭或对某个个人来说,都只会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作用,其目的无非是提高劳动效率和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分工负责’和‘个人耕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不应加以混淆的”。
现在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了,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家庭的收入在增加,新建的住宅一座接一座地落成。商店里挤着满满的农村妇女,“她们还嫌东西太少了呢!”“自由市场”现在出现在中国街道的两边,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虽然价格略高于国营商店,但是东西很多,品种齐全,不用排队。
但是廖鸿英也注意到了“竞争”问题。比较富裕的农业生产单位现在开始派人进城,用比在城里高得多的工资去招聘技术人员。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她看来出在个体户,由于他们认为生产越多越好,于是,就把原本应该上学的孩子留在地里帮助大人干活,以致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更为难以解决的还有计划生育问题,许多农民仍然受到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总想要个男孩子。
在政府管理机构方面,也有不少问题。过去的一年,就是以对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和精简整编以及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为标志的一年。经济资源的浪费、政府部门工作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这些病害可以说渗透到了全国。报纸上经常刊登读者来信,甚至有读者引证毛泽东在1942年关于精简机构以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章来说明精简机构的必要性。
另一些领导人则提到了李世民,这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时间与其他皇帝比起来并不算长,但他坚决地精简了行政机构,重用了干练的大臣,而且从谏如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邓小平也强调要大力精简机构。在1982年3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改革国务院的建议:以2名副总理代替原来的13名副总理,以52个部、委、局代替原来的98个部、委、局。工作人员则从49 000人减为32 000人。“全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一步步地实行改革”。
眼下,道德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中国人的重视。在廖鸿英看来,1983年一些20来岁的年轻人问题很大,因为“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前一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文明礼貌月”活动,让廖鸿英觉得,“文革”期间那种千百万人像野马一样,“整天不干活搞破坏”的现象已经不见了,“在‘社会主义文明月’中,对店员们、顾客们、骑车的、开车的、走路的,无不通过宣传工具敦促他们讲究礼貌和助人为乐”。至少在廖鸿英教书的那个大学,她看到每周五下课后和星期六那天,身体好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们都去打扫卫生,吐痰的人大大减少了。有些城市的小学生也参加维持街道秩序,当看见有人吐痰时就叫住他们搞干净再走。人们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期,每个人都要改进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近藤龙夫(前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看到的就和廖鸿英不同。他在1983年努力捕捉和他在1981年访华时看到的不同的景象。尽管他觉得“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不变的潮流方向,但是北京“整座城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汽车照旧无所顾忌地大按喇叭,大批的自行车也依然无秩序地骑来骑去。近藤龙夫甚至还在北京看到警察和市民吵架,旁边围着一堆人的场景。尽管他努力观察,试图发现店员的服务因为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而变好了,但是,这方面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不值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