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可以用“横向经济联合”的名义挂上名牌的商标,于是不少联营厂都以猛增产量的方式来换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凤凰”的武汉、合肥分厂,“永久”的苏州、南通、合肥分厂,计划产量都大大超过之前的规划指标,并且质量堪忧。这让“凤凰”和“永久”的龙头厂十分担忧,他们认为自行车行业已是供过于求,因为这一年上半年各地非名牌自行车已经有700万辆的积压,到年底,这个数字将会达到1 000万辆。总厂的人也担心这样下去,甚至会把自己的牌子都砸了。
不过自行车行业的一些人士却有更为好大喜功的建议,认为应该把“凤凰”和“永久”两大集团合并,“联合起来发挥优势,联合起来向外挤”。
但即便是这些联营厂降低产品质量、猛增销量,奇怪的是,市面上仍然买不到“凤凰”和“永久”自行车。甚至在这一年的3月,不得不恢复“凭票供应”,但这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上海市南市区十六铺工商所就这个问题专门做了一个小规模的调查,这个调查一共询问了51位买车的顾客。他们发现这51个顾客先后买了107辆自行车,只有7人是拿来自用的,还有13人是替亲戚买的,一共有25辆。另外的31人,居然是将买到的75辆自行车转手倒卖了。一位姓裴的购买者甚至一次就倒卖了24辆,赚了1 200元钱。倒卖最多的是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人罗某,倒卖35辆,赚了1 300元钱。在自行车敞开供应期间,上海的自行车行和商店门口经常会有一批人,一旦有车出售,就组织大队人马通宵排队,每次都要买下不少。调查中发现的一名工人徐某,一家八口先后从商店买下自行车26辆,没有一辆是自己用的。
一些批发单位甚至也成了这种倒卖自行车的主力,一家上海二轻局下属的供应站就专门雇用了七名退休工人套购自行车,每辆付给十元钱的报酬。但为什么这些套购自行车的人消息这么准确?据十六铺工商所的人调查,是这些人和自行车商店的人关系熟络,这些商店的营业员不仅与套购者暗中勾结,通风报信,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上海东门路上的星星车行一共才17名职工,被十六铺工商所查出参与倒卖就有六人。即便是重新恢复凭票供应后,工商部门也发现一些并不需要买车的人,在单位登记领取车票后又去卖给车贩子从中获利。
这些人在1987年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倒爷”。北京市场也大抵如此,只要是市面上紧俏的商品,或者重要的生产资料,国营商店买不到的,在“倒爷”手上却都可以买到,只是价格贵了许多。这年的1~6月份,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从这些“倒爷”手上查获了813万元倒卖的外汇,一万多公升的汽油票。
但“倒爷”的货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些记者调查发现,这并非是“倒爷”有什么通天的本领,而是他们与国营或集体企业内外勾结的结果。“倒爷”们往往用好处或回扣打通这些内部关节,把这些货弄到手。北京的一个粮食“倒爷”,居然能把几十万斤的粮食倒卖出北京,一家粮店就拿过“倒爷”好几千元的好处费。
东北的一位叫刘世奎的烟贩子,在和石家庄糖业烟酒公司的人混熟后,甚至冒充这家公司的采购员到北京朝阳区工贸公司采购香烟,但他自己不提货,而是让买主直接到这个公司的仓库拉货。这家公司的仓库就这样成了“倒爷”的私家仓库,至少在半年的时间里,无人过问这样的事情。
甚至连主要用于出口的吉普车也有人倒卖。这种车在国内购买十分困难,而“倒爷”手上却有100辆以上的货源,这么紧缺的商品,漏洞自然还是在于内外勾结。
“倒爷”还分成“小倒爷”和“大倒爷”,1987年对他们的定义是,“小倒爷”是指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个体商贩,“大倒爷”则是指那些取得合法身份或者假冒合法身份,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企业。此时“倒爷”的活动领域已涵盖几乎所有紧俏产品的销售领域。一些“倒爷”也颇有了一些财富,烟贩子刘世奎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就获利五万元,并且还把一家五口都搬到了北京,高价租了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一辆吉普车。还有一个21岁的女“倒爷”,从陕西押运一车冒牌的西凤酒到北京,价值三万多元,被工商部门没收后,她根本不予理会,从未过问过一声。这个女“倒爷”到底赚了多少这样的三万多元,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倒爷”,更是骗了上千万元的贷款,经常出入豪华宾馆、酒店,还不只在一个宾馆包房,并且长期租用一辆小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