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国式的” 5

这样的好销路要归功于这家厂以销售为中心的总体经营方式。白云山制药厂要求各个部门都要“面向经营,参与经营”,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来自上级的指示,而是由厂里的供销部门安排,并且随时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生产计划。一次四川发生严重的水灾,这个厂派出了一位党委副书记带着供销人员前去当地市场查看,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大了庆大霉素的生产,减少了原以为这里需要的感冒药和消炎药的生产。只几天,这个厂的庆大霉素就向四川发货了。白云山制药厂的供销部门甚至还有一些“应变权”,遇到某些药品出现降价竞争,他们还有定价权,并不需要向厂里汇报。仅在成都的医药交流会上,这样的应变权就让几个供销员拿回了1 000多万元的要货合同,这比一些省级医药站接到的订单还要多。

“老上海”的商人现在也开始焕发活力,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简称爱建公司)的刘靖基就是这么一位。从上海金陵东路的咖喱鸡饭,到淮海路上的彩色皮鞋和胶鞋;从名噪一时的美达“黑牡丹”女衬衫,到风靡上海的“飞碟”和“魔方”;从款式别致的女表外壳,到化妆品EBC香雪脂……这些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几乎都和爱建公司有关。1980年,爱建公司就和街道工业公司合办了生产文教用品的精工仪器厂,这家厂生产的第一个产品--以塑代木的塑料三棱尺--在当时就属于国内首创,销路非常好,一炮打响。不久之后,其他文教用品厂也开始模仿,竞争开始激烈,价格下降。精工仪器厂于是开始转产“飞碟”,又成为畅销产品。之后,精工仪器厂又转产了“魔方”。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小玩意,很快成为当时流行一时的老少咸宜的玩具。尽管畅销,爱建公司却觉得这股“魔”风并不会刮太久,于是他们又开始着手准备开发新的产品。

此时已经81岁高龄的刘靖基领导下的爱建,有着16字的“爱建经营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此时的上海爱建,已经有了50多个下属企业。到1993年,上海爱建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刘靖基1902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先后担任过江苏纶纱厂、上海宝成纱厂的职员、经营部主任和上海裕靖棉织厂的经理。1930年他与人合作接办常州大成纱厂,并任经理。1938年刘靖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立安达纱厂,任董事总经理。1942年任上海棉纺同业公会收花处常务理事、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南京江南水泥厂副董事长、董事长,全国纺织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靖基放弃了一度想搬迁工厂至香港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率先在棉纺同业中申请公私合营。在这以后,刘靖基担任过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主委,中国贸易促进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务。“文革”中,刘靖基受到迫害。但1979年,年近八旬的刘靖基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激励自己,带头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刘靖基认为,上海工商界中有不少经营管理的能人,“中国工商业者是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击中奋斗出来的。他们在当年的特殊环境中至少办过一个企业,有的还办过许多企业。能够办下来不关门,就说明他们有一套办企业的方法,就说明他们有真本事。近年来这些经营专家在上海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一支小型的企业诊断力量。有些困难重重甚至奄奄一息的街道企业,经他们一拨弄,就逐渐有了生机,转亏为盈”。

刘靖基的经营之道在他自己看来在于“知人善任”。他说,用人首先要讲究少而精,工厂是生产单位,千万不能人浮于事。另外,一定要用真正有本事的人。过去的老板用代理人,不管是中国老板还是外国老板,一般都用真正有本事的人。企业掌握在庸碌之辈手中,很少有不垮掉的。

1983年,刘靖基考察了香港和广东的经济特区后,对特区实行的浮动工资、浮动奖金的做法备加赞赏,认为工资奖金有升有降的做法,肯定可以大大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