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国式的” 1

从1959年开始,廖鸿英曾先后七次回到中国。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英籍华人、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德里克·班以安(Derek Bryan)的夫人。1983年,她用英文写下了一篇长文《中国见闻》。

廖鸿英曾于1927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廖鸿英后来也曾到过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但由于当时剑桥不向女性授予完整学位,她转向牛津攻读生物科学专业,并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结为好友。廖鸿英此后是中国研究胰岛素的先驱之一。在英国期间,她还和英国著名科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相识。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在重庆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时,廖鸿英便是合作馆的秘书长、李约瑟的主要助手,为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创作提供过不少帮助。

廖鸿英的丈夫班以安曾经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副会长,在外交官任内经历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变。班以安先后在中国的福州、南京、广州、桂林、成都、澳门等地的英国领事馆供职。1943年,他在赴中国西北考察途中,乘坐的汽车抛了锚,不得不向附近人家求援,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到了中国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和对共产党军队的欢迎。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正是在那次考察途中,他邂逅了未来的夫人廖鸿英,结下了与中国的半世情缘。国共战争期间,尽管国共两党实力悬殊,但他始终认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得人心者得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班以安留守在南京英国使馆。1949~1951年,班以安作为三名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参加中英建交谈判,并由此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一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新中国”在短短一年间发生的变化。1951年班以安回国休假。然而,当他宣传“新中国”的变化时,却受到了“亲华”的指责,并因此不能再去中国工作。班以安最终离开了英国外交部。此后,他参加过英中友好协会,后又创办英中了解协会,并通过译书、写作、讲学等方式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和夫人廖鸿英在中国各地讲学,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廖鸿英的《中国见闻》描述了这些“巨大变化”。

正如廖鸿英在青年时代所见,中国农民有着长期苦难的历史: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害者,既受到本国苛捐杂税的剥削,也受到外国人的剥削。这一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1920年所言:“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逐步实现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廖鸿英眼里,是“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然而这也不是没有问题,“虽然这许多改变使农民富裕起来了,但人们在一个生产小组里面工作,这就使得人们宁愿依赖集体而不愿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对于生产责任制,廖鸿英的理解是,一家包干一块地,负责提供定额的粮食、林木、鱼虾,“他们可以在公社计划的范围内自行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