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钢铁公司现在也这么做了。这家工厂在1979年成为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资收入和工人的表现紧密挂钩。工厂在完成政府规定的利润定额以后,超过的部分也可以留给自己。
但也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做法。这年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厂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大家讨论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提高企业素质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尽管一些人提出了“领导班子”素质的重要性,但一些人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企业的领导有没有“革命事业心”。一些人干脆就觉得,职工“向钱看”便是素质下降,“思想状况较差”的表现。不过,“自负盈亏”倒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想法。
1983年的厂长,谁都不会比步鑫生更有名。这年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发的一篇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让步鑫生一夜之间成为这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
步鑫生是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童宝根在他这篇著名的报道中写道:“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第一流的专业衬衫厂。”
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海盐县武原镇红星成衣社,1978年以前,靠承担商业部门的加工任务维持,20多年来企业变化不大,有时遇到经济困难,甚至连退休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改革”给了步鑫生机会。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长期依靠商业部门‘包销’,不了解市场情况,完全听凭人家的安排,企业永远没有出息”。
1979年开始,在步鑫生的带领下,这个厂生产出了双燕牌衬衫和三毛牌儿童衬衫,并且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样的变化,还设计出一些新款式的衬衫去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的情况,从中挑选出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这样,“双燕”和“三毛”就逐渐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到1983年,已经有30多家上海的服装店经销海盐县衬衫总厂的产品,全国各地驻沪的采购员也经常到海盐来看样订货。步鑫生还采取了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方法,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构建了销售网络。
步鑫生此时已经注意到,服装能不能销得好首先取决于花色品种是否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也因此把如何适应市场需要放在了第一位。这个衬衫厂甚至还有个“衬衫研究所”,专门从事新品种设计和试制工作。在海盐衬衫厂,供销员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场调查,出差时就去观察哪种颜色、哪种衣型最受人们的欢迎,回厂后,还要填写市场信息调查表,以便及时掌握全国各地衬衫市场的动态。步鑫生的经营方针和刘靖基有类似的地方,他特别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
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种新设计的黑底红花的针织涤纶面料颇受女青年的欢迎,他马上让工厂赶制出这种花型的女衬衫投放市场。这种被称为“黑牡丹”的女衬衫很快就流行全国各大城市。正当销售高潮出现的时候,步鑫生却忽然停止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转向生产软立领花边女衬衫等新品种。因为在步鑫生看来,销售高潮的出现正是生产低潮的开始。果然,他的新产品又开始风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