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们挥舞着假剑,直刺云霄,进行着传统的武术表演。太极拳手做着慢功,与假想的敌手搏斗。一些比较常见的散步者从灌木丛中走出条路来,并时而能看到一些老者手提鸟笼缓步而行。中国的劳动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做上班前的准备--清脑健身,从而可以为度过他们往往是艰苦繁忙的一天做好准备,完成国家指定给他们的任务。
这是英国《约克郡邮报》记者约翰·费希尔所记录下的,1981年一个寻常的北京的清晨,时间大约是早晨5点半到7点钟。这一切似乎和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的北京清晨没有多少区别。1981年,还有一位英国的独立制片人奈杰尔·霍顿和他的一些合作者来到中国拍摄一部名为《中国人》的十集纪录片。在北京经过了七天的“询问”后,霍顿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在此之前,那些大电视网所做的类似尝试都失败了。为了这部片子,霍顿在伦敦花了七个月时间才获得财务上的支持。
中国保证给予摄影人员相当大的自由(如同对安东尼奥尼1972年的“保证”一样。安东尼奥尼的拍摄请求甚至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81年的10月,他们来到中国,计划在这里待上一年,拍摄150小时的胶片。但这部预定于1983年完成并卖给英国第四商业频道的片子,日后谁也不知道拍成了什么样子,虽然此前霍顿还信誓旦旦地说:“这部系列片应该是历来放映过的介绍中国情况最全面的一部片子。”
哪怕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也要到2007年才会在中国小规模地放映,虽然他的《云上的日子》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年轻一代甚至搞不懂为什么1974年中国的官方媒体会对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大加鞭笞,当时《人民日报》对它的用词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练习意大利和德国歌剧复杂唱腔的男中音的低沉声音,每天早上都响彻了中山公园。一些乐器手也会在早上进行练习。虽然在费希尔眼里,这一年的北京,尽管单调乏味的衣着依然占据优势--人们大多穿着卡其布和蓝布裤子及外衣,但已经有一些时髦的妇女开始穿色彩鲜艳一些的上衣和针织衣了。在各个省份,赶时髦的趋势更为突出。离北京越远,中国人似乎越敢于穿红戴绿,看起来也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