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0岁的中国 5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则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宏大计划,中国将走向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对此巴尼特的解释是,1979年的中国正在讨论给予独立的企业单位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的问题,也在讨论现实的价格问题,强调物质刺激。巴尼特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同时他注意到,中国正在破例地计划把上万名学生送到非共产党国家去学习。

在日本人的笔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次长征”。《读卖新闻》甚至派出了一支记者访华团对中国进行访问。看得出彼时日本的新闻报道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读卖新闻》的记者山本和郎在他的报道中写道:“中国的辽阔大地上春意盎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个春天。田野里,农民们挥锄春耕;工厂里,铁槌声叮当作响;而在越南边境,曾响起了春雷般的炮声。这是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中国繁忙的春天。这是九亿人争分夺秒,为把中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家’,在新的旗帜的指引下行动起来的春天。”

中国在一年半前好不容易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剧烈动乱的年代,开始向现代化突飞猛进,以求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现在到处都是变化。上海的国营百货公司挂出了“百花齐放天地新”的招牌,出售流行服装,女装特别畅销。在南京无线电工厂,“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已经得到了改善,日本人采访的数据是“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日本人依然觉得7%的缺勤率不能理解,这和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为了提高生产而“像白家鼠那样辛勤劳动”的想法并不一致。

中国人对日本战后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感兴趣,日本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在几年前,要是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解释的反应一定是“中国没有竞争,只有斗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或者是“打倒修正主义”进而完成“革命”了。中国反省了这种错误,并试图把精神刺激改为物质刺激,从无竞争的社会转向竞争的社会。农业方面是保证自留地,提高农作物收购价格,容许自由市场;工业方面则是恢复奖金和年终奖制度,强调企业独立核算等。但在1979年,工厂的工人无论多么怠惰,他的上级把他开除的现象,还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