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时代的英雄 5

“倒爷”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假冒伪劣自然是违法,但“倒爷”倒卖的不少产品却是正货。批给他们这些货的正是那些国营单位中握有紧俏商品资源的人。并且,由于价格的双轨制,这些产品的国家定价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之间差距甚大。如果都按国家定价销售,那些企业也很不情愿,因为根本无利可图。

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不是保罗·马金迪九年前初来中国时那种“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的中国了。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提新式公事小皮箱的农民,这与他们眼中中国传统农民的形象大不相同。这些人高谈阔论的话题从飞机票、车票难买到走后门、送礼等等,还有一些让外国记者吃惊但显然他们却司空见惯的东西。难买的飞机票与车票,在这些人看来不成问题,只要出高价随时可以买到。他们也提到现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妓女了,广州不用说,连昆明这样的城市也有。

在中国,以权谋私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成了公众默许的做法,各个机关单位都利用自身的资源自寻生财之道。学校办起了工厂、开起了旅馆,科研单位去做测试工作,京剧团则开起了迪斯科舞厅。这些做法有的也确实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活跃,但从公开的集体自谋“照顾”到个人的以权谋私,这个界限却是很容易逾越的。

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有限的果实,人人都想先据为己有,难免私风大炽。是年纽约《北美日报》的记者丁一记录下了一段列车上农民商人的谈话,使他大为困扰,但这也许就反映了彼时中国商业的另外一面:

“要办什么事,不送礼是不行的。”

--怎么送法呢?

“如果是熟人,就早有默契。如果是初次见面,就晚上到家里去。”

--送什么呢?

“以前是高档礼品,现在就干脆送钱。”

--送多少,怎么说出口呢?

“一般是交易的10%。有时也要讨价还价一下。现在什么单位都有奖金,我们也就是商议奖金多少。一年几千元的交易,就是几百元。这比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高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