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理想与现实 1

五年前曾任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的迁康吾是年已不再把目光简单地聚焦在他1981曾经关注过的“自由市场”上了。此时的他已是日本东海大学的教授,对中国立志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充满信心。

在迁康吾眼中,此时的中国,“改革”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北京的职员还是上海的工人或是杭州摆摊的老太太,迁康吾所见的每一个人都欢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或是认为这种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尽管迁康吾还是很留意“文革”各种的痕迹,并且认为这种痕迹还未能全部消除,但是,他还是认为那种担心再搞“文革”或是“左派”全面卷土重来的气氛已经淡薄了,改革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那些抱怨改革带来的混乱和弊端的人,也不希望拿现在与十年前相比较,而是更希望改革更扎实、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几年来,迁康吾一直在对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进行定点考察。在相隔14年之后,迁康吾再次来到广州,又参观了他1972年曾经到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所在地原本是孔庙,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竖起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但现在,这些都已被拆除了,相邻而建的毛泽东纪念馆现在成了广州市图书馆。当时的室内陈列展品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东西,现在的展品则忠实反映了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历史。

迁康吾认为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假若中国能找到战胜当前无数困难的方法,并消除弊端,中国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模式的探索

彼时的中国商业界正热衷于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的捷径。“横向经济联合”是其中之一,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命名与争论也在1986年频繁地上演。除了后来闻名遐迩并且争论不断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是年被冠以“模式”的地区还有许多。日后历史将会证明,真正在这种“模式竞争”中胜出的将是更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但它们的命运亦将多舛,受到的质疑也会更大。

安徽阜阳,这时也炮制出一种以它们的地名命名的“阜阳模式”。这一年,安徽省体改办的陈德邻撰文宣称阜阳出现了类似温州的奇迹:兴起了11万多家家庭工业户,家庭工业产值去年(注:1985年)达663亿元,占全地区工业产值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