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虽然速度减慢了,但搞“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仍是非常大。现代化的先后次序也做了改变,农业现在被放到首位,其次是轻工业,钢铁则退居末位。“扩建基本设施”和“发展能源部门”在亟待发展的名单上排到了前面。
中央政府给国家规定了三年间歇期,目的是调整人口增长和副食品生产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失调现象;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向效率原则方向发展,讲究劳动效率和生产率;整顿经营不好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在是年的6月1日到8月20日作为交换学者被邀请到了广东的中山大学,之后他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接受了日本《信使周刊》的采访,他认为,中国人将是21世纪一支巨大的力量。而就在一年前,傅高义刚写下著名的《日本第一》。在被问到21世纪是否存在“中国第一”的时候,傅高义则认为至少在21世纪初不大可能,但在2004年,他在美国的《财富》周刊发表了一篇《中国第一》的文章。这位东亚问题专家警告日本“需要对中国崛起而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作出反应”。文章写道:“中国迅速从轻工业走向重工业﹐从低技术走向高技术。虽然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阻止中国整个发展势头。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更快地发展,并在亚洲获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应该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
但在1980年的时候,傅高义担心:“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傅高义认为这是中国将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一年,松下幸之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给中国国务院领导讲起了他的经营哲学。“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为此,就要尽可能地分散权限”。总理问松下:“总公司可以拥有多大的权限?”松下的回答是:“只要坚持经营的基本方针,有使命感,下面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必要进行限制。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这一年,赵紫阳正在为八万个国营企业的管理权限过分地集中在国家或省里,今后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