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童宝根的描述,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的衰落,“从经济角度看,是由于一系列经营决策的问题造成的:新上的西装生产引进项目未能赶上‘西装热’;错误的预测使大批原材料积压,接连上马的领带,印染项目力不从心,亏损严重”,但导致这一连串失误的重要原因还是出在步鑫生“自以为名气大了,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过,童宝根倒也指出,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某些领导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导致步鑫生犯下这些经营错误的一个原因。步鑫生的西装生产线原计划只有八万套,但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加码下,被增加到了30万套,为的就是“支持步鑫生这位全国闻名的改革人物”。
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非常蹊跷,1988年他在给《青年参考》的一篇题为《峻岭与深谷之间--兼答青年朋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9个月前,我刚刚向县委、市委立下军令状:给我三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从那天起我把烟戒了。报上写过:“步鑫生吸烟的数量是一天两包。”一下子戒掉,不为别的,只想寻找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厂里情况不好转,我就不再吸烟。1988年1月13日,我同厦门鹭鹤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我厂将为该公司生产30万打广告衫间接出口。仅此一项业务就够我厂干一年。原料、制作、印染等关键工序已全部落实,该合同若能兑现,合计税利160万元(我厂全部债务290万元)。那天我刚刚松了一口气。我的副厂长和财务科长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说我不妨吸一支烟。
我点上一支烟,那支烟的牌子是美国进口的“万宝路”(这种烟我过去也轻易不吸的)。
两天后的清晨,我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了我被免职的消息。我怀疑不是收音机就是耳朵出了毛病。事后我知道都没出毛病。当天上午免职通知下达到我本人。
我不想掩饰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但媒体并不都是像童宝根这样落井下石。正如此时的一些议论:
“步鑫生没有你们吹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批的那么坏!”一位工人说。
“有些记者既当接生婆,又做掘墓人!”一位干部说。
“记者太势利,靠不住!”一位厂长说。
有人也对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在童宝根的报道中说,是“浙江省有关党政领导部门今天作出决定:免去步鑫生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副经理、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但是,海盐衬衫总厂只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步鑫生的级别也不过是个副科级,这个级别的干部要由“浙江省”来任免,劳师动众可见一斑。况且,毕竟步鑫生的经营失误,也有一些原因是“上面”的好大喜功,无论如何,在很多人看来,步鑫生的这次免职,至少是被过分渲染了。
然而再分析海盐衬衫总厂的管理架构,不难发现,这些年步鑫生其实内部也理得很不顺。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到海盐衬衫总厂兼任党支部书记之后,步鑫生和他的关系可以用“同厂二心,貌合神离”来形容。1986年步鑫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写下的那首诗(详见本书1986年)亦是为了抒发彼时的抑郁。被免职后的步鑫生曾经谈起过这位党委书记,“他们把我当做眼中钉,采用‘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手段整我,把我置于死地。”由此可见,这位党委书记和步鑫生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而以直接上级来兼任下级公司的党委书记,这样的安排即便在当时也属罕见。媒体也为步鑫生鸣不平,“这位党委书记至少没有做好保证监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