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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1)

- 第2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2)

- 第3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3)

- 第4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4)

- 第5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5)

- 第6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1)

- 第7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2)

- 第8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3)

- 第9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4)

- 第10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5)

- 第11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6)

- 第12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7)

- 第13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1)

- 第14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2)

- 第15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3)

- 第16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4)

- 第17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5)

- 第18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6)

- 第19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7)

- 第20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1)

- 第21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2)

- 第22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3)

- 第23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4)

- 第24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5)

- 第25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6)

- 第26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7)

- 第27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1)

- 第28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2)

- 第29节：穷京官的阔?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3)

- 第30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4)

- 第31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5)

- 第32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6)

- 第33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7)

- 第34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8)

- 第35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9)

- 第36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1)

- 第37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2)

- 第38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3)

- 第39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4)

- 第40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5)

- 第41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6)

- 第42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7)

- 第43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8)

- 第44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9)

- 第45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10)

- 第46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1)

- 第47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2)

- 第48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3)

- 第49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4)

- 第50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5)

第1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1)

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

当官为什么吸引人？

权利到底是什么？

海瑞的贫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清代京官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百姓告官为什么告不赢？

鸦片战争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历史发展到底有什么规律？

……

欲知答案，请看本书独出心裁的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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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

历史是一些记忆的碎片。拂去碎片上的尘埃，一览真实的底色，然后把这些碎片拼合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案，使之呈现出动人的风景，这就是读史者的工作。不过，每个人捡到的碎片既不一样，拼合的方法也大有差异，所以拼合起来的图案并不相同，呈现的风景自然也各有特点。

本书的工作是力图拼合一幅名为“亚财政”的历史图案，记忆碎片主要来自清代的朱批奏折、内阁档案、史料笔记、方志谱牒、文集日记、经世文编等可资利用的一手材料。

所谓“亚财政”，是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经制财政）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认为它是“亚财政”，是因为它具有三个特点：一、已经普遍化、制度化，而不是个人的、个别的行为；二、尽管已经制度化，但却不是正式的制度，并不是国家认可的；三、它和国家正式的财政制度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下级官吏给上司送礼是“亚财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咸丰年间的一位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在四川，基层官员都对给上司送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向总督、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送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银子，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什么两样，绝对是不能少的。——用他的原话说，是“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

所谓“正供”，那是国家正式税收，是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而所谓“陋规”，就是“亚财政”。“陋规”在清代是一个总概念，它下面可以分出许许多多的次级概念。像给上司送礼，细分有“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盘库礼”、“抄牌礼”、“过站礼”、“表礼”、“水礼”等概念，人们熟知的“冰敬”、“炭敬”、“程仪”等也属于这类范畴。比如“冰敬”和“炭敬”，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冬天送取暖费、夏天送降温费的名义送的，其实它们都是“节礼”这一大类下面的小类：“冰敬”是端午节的“节礼”，炭敬是春节的“节礼”，这些“礼”是地方官员送给京官的，送的时间就在端午节和春节前，一般是由地方官派专人送到京官府上的。在地方上没有这种讲究，就不叫“冰敬”、“炭敬”，而直接叫“节礼”（或“节敬”、“节仪”），除了端午节和春节，在中秋节也是必须送的，加上官员的生日，在清代前中期称为“四节”，后来连官员夫人生日也要送礼，称为“三节两寿”。为什么地方官员及其夫人生日也算“节”呢？这大概是从皇帝生日是“万寿节”、皇后生日是“千秋节”衍生出来的，既然皇帝和皇后生日全国人民要向其表示祝贺，地方上下级自然也要对上级及其夫人的生日表示祝贺，祝贺总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还得有点“意思”，这些“意思”便成了“礼”。当然，按照中国人繁文缛节的习惯，送礼也就有了一整套的规矩，规矩之中包括送礼的名称，“礼”啊“敬”啊那是表示尊敬，黄白之物也不能直白地说出来，所以送八两银子就说“梅花诗八韵”，送四十两银子就说“四十贤人”，三百两是“毛诗一部”，一千两银子则是“千佛名经”。

第2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2)

“陋规”除了各种各样的“礼”之外，还有“平规”、“盐规”、“税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色。而“税规”在广西则称为“茶果银”，估计是以送点喝茶买水果的钱的名义送的。有些省还有些特殊的项目，比如“香规”，是向到山东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当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康熙、雍正年间的山东巡抚每年可以分到“香规”银2500两、布政使“香规”银是1500两。鸦片战争之前，广东有“土规”，是鸦片（土烟）走私贩子送给海关官吏和水师官兵的。

“陋规”的“规”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理解为“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不是指“潜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送给上司，为示敬重，称为“规礼”，送给上司的随从人员，因其地位较低，则称“规费”。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是很用心的，每个词代表了一定的来源和享受主体，尽管说穿了就是钱财，但名目花样繁多，直让人眼光缭乱，也让人叹为观止。

按照四川官员所说，“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正供”是国家税收，是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而“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这说明它的确是一种制度，有时甚至比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还要正式。事实上，许多官员宁可挪用国家正式税收，造成国库亏空的局面，也不敢耽误给上级送礼。（可参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这其实也好理解，亏空可以慢慢想办法弥补，耽误给上级送礼却可能马上丢乌纱帽，孰轻孰重，并不难衡量。这样，国家正式财政就给“亚财政”让道，“亚财政”甚至凌驾于国家正式财政之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清代四川的这种送礼现象是一种“亚财政”现象，它具有“亚财政”的一般特征。

“亚财政”这种现象有不少历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并为之命名。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之说算是一种命名的方式。从财政、税收的角度，不少研究者称其为“非经制财政”，或者“非正式的税收”（黄仁宇）、“非正式经费体系”（MadeleineZelin），不过由于史料的不易得，因而尚未见有系统、深入的探讨。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力图通过对其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规模的大小、对历史的影响等方面的勾勒，把它的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亚财政”这种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面地探究这些影响有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捡比较重要的说一说。

还是来看一个历史事例。

雍正四年（1726）三月＊，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雍正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分析了此前十几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的原因。毛巡抚说：

臣再四访查，始知各国番船无愿来中国，缘自康熙五十一二年以后，文武大衙门需索陋规日甚日深，如红毛船一只，倘挟货百万两上下者，督、抚、提、镇衙门必各索至五六千两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各员弁种种抑勒不在其内，此其所以风闻畏缩不前也。

按照毛巡抚的分析，外国商船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只载货值百万两银子光景的商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几大衙门先要各自勒索陋规到五六千两银子，下面的各级文武官吏各种各样的勒索还没有计算进去，外商们听说了这种情况，就都不敢来了。（雍正四年三月十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折）＊＊

我们知道，帝国时代的官吏有两项基本职责：一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征税任务，一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持正常的商业秩序是官吏们应尽的公共职责之一。而我们在福建的这个事例中却看到另一番景象：官吏为了自身的利益——“陋规”而导致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番船不敢在福建停泊，对外贸易无法实现，福建的地方经济自然大受影响，地方繁荣就成了无源之水。据毛巡抚的进一步分析，福建是山海之区，靠与外商交易或出海往安南等地贸易谋生的老百姓不少，外商不来，出海受限，他们的生计必受影响，没了生计的人不免铤而走险，这样社会问题也就增多了。由此可知，福建官吏们的行为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了社会矛盾酝酿的潜在因素。

第3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3)

福建的例子不是惟一的，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就在毛巡抚向皇帝呈递报告的早些时候，广东巡杨文乾和江苏巡抚张楷也向皇帝呈递了相似的报告。广东的杨巡抚说，商人们因为不堪忍受太平桥关（广东税关之一）的关卡，只好绕远道从惠州山路走，或者干脆前往别省经营。（雍正四年二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杨文乾奏折）江苏的张巡抚说，设在江苏的著名税关——淮安关自从监督庆元到任之后就成了“阎王关”，由于花样繁多的征税附加项目，一段时间以来，商人们不敢从淮安关经过，而宁可绕远路从南京、仪真那边走，都说我们宁可多花些路费走远路，也不敢过你这个“阎王关”。（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江苏巡抚张楷奏折）

福建、广东、江苏的报告只是我们能够看到因而知道的帝国税关的情况，其他地方或者没有报告，或者有报告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从这些报告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测，大清的税关到处都一样，用清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来概括，就是“关无善政”。“关无善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官吏追求非正当的福利——“陋规”，从而对正常的商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福建官吏诛求太多，外国商船不敢靠岸，但他们可以前往别处贸易，而在帝国之内，商人们只好绕过设在交通要道上的税关而走远道或走偏僻的山路，这种做法增加了商业成本，降低了流通速度，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广东的杨巡抚说有些商人干脆往别省经营，这与外国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情况如出一辙。

因陋规导致外国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这种情况还有更严重的后果。清代在康熙时代曾设有四个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外国商人可以前往四地贸易，这是“四口通商”时期。到了乾隆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单口通商”。导致政策调整的原因，实际上与陋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在“四口通商”时期，外国商船不敢去福建了，后来大多前往广州的粤海关贸易，但是在粤海关贸易久了，情况越来越像福建，外国商人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前往宁波，准备探寻不去广州贸易的方案，这种做法引起了广州官员的恐慌，他们想阻挠这种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广东官方向皇帝提出的建议是向前往宁波浙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征收比广州粤海关多一倍的关税。但是外国商人还是宁肯去宁波。在经济政策调节无效的情况下，大清帝国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只留下一个粤海关。“单口通商”政策对中国历史走向的不良影响在后来的岁月中越来越清楚。而追究这个政策出台的原因，显然与粤海关官吏及广东官方为了自身私利而对乾隆及身边人员所做的游说有莫大的干系。由于英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他们不能不与中国贸易，而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英国人做了多次突围的尝试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这样矛盾便慢慢积累，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从某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因鸦片而引起的，不如说是因陋规而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与其说是“鸦片战争”，不如称为“陋规战争”更加符合历史实际。（详见本书《陋规战争》一文）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工商业并不发达，商人更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上述福建等地的税关事例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发展工商业有很多难以想象的阻力，官吏的行为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有破坏力的。在这种社会规则之下，以工商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难以发展就显得很正常。明代嘉靖年间的严世藩，曾经纵论当时财富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富豪，榜上有名的17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可能是指晋商、徽商之外，其余的都是官吏集团中人。（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而那可能是商人的五姓，恐怕其发迹也不完全是靠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有可能是与官吏集团狼狈为奸的“红顶商人”。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在帝国时代要想发大财，除了当官就是与官吏勾结而得到经济特权，除此而外别无它途。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大商人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一般不是靠开拓市场、发展技术、提高管理水平这些对社会进步有益的方式积累财富，而是通过与官吏勾结、在既有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实现的。当社会财富集聚到官吏及官商的手中，而这些人又没有动力去发展工商业，那么代表新兴生产方式的力量就成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了。

第4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4)

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传统中国，就只能陷于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曾经强盛的王朝为什么会崩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这是行苛政、恶政、暴政而不行善政、德政、仁政的结果。苛征暴敛的恶政激起大规模社会反抗是人们在中国历史中容易看到的一种现象，也是容易为恶政做注脚的现象。但是，历史远非如此简单。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宣布“永不加赋”，那么为什么还有后来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就有人给出了答案。该年一个名叫许承宣的官员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国未久的大清帝国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今日之商贾……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请禁额外苛征疏》，《皇清奏议》卷二十一）由于“亚财政”制度的存在，老百姓不仅要负担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所要求的赋税，还要负担并非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要求的“赋外之赋”、“税外之税”。按照帝国的正式规定，正式赋税并不高得让人难以承受，相反，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比如农业税率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十，低者甚至不到百分之一，商业税率是“三十税一”或“值百抽五”，如果加上“永不加赋”的动听承诺，那么人们似乎可以生活在蜜罐里了。可是事实却是另一个样子，帝国时代的老百姓始终很苦，苦的原因就在于存在“赋外之赋”、“税外之税”。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小农经济有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这导致了农民的税负能力很差。所以尽管国家正式赋税的负担可能还不是很重，但由于存在“亚财政”，而且“亚财政”的总体规模常常要比国家正式财政的规模还要大，正式负担加上“赋外之赋”、“税外之税”，就可能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成为不堪承受之重。老百姓自然也希望通过合法渠道取缔“赋外之赋”、“税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无效的，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后又会死灰复燃，并且超过原来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合法渠道走不通，最后只能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王朝更替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王朝更替“周期率”的答案曾经搜索枯肠，他们能够想到的最佳答案是仁政（善政、德政），也就是所谓“以德治国”。这一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彻。梁启超说：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说到底，他们论证的只是理应施行仁政，而对不施行仁政应该怎么办却束手无策。既如此，现实就如同清代的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关无善政”，税关从来没有善政，中国历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政。没有善政的一个表现，是无法限制“亚财政”现象。

中文“财政”这个词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创造出来的。日本人创造“财政”这个词，借用了两个中文字——“财”和“政”。“财”是财富，“政”是政治。所以“财政”就是“关于财富的政治”。“财富”包含着创造财富和享有财富两层意思。创造财富属于生产，享有财富事关分配。财富由谁创造，又由谁享有，这其实是人类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内容。由于分配可以影响生产，当财富分配制度不公时，生产就失去动力，进而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衰弱落后。中国历史上的“亚财政”制度，是一种“关于非正当财富的政治”，它使社会财富做了扭曲性的、不正当的分配，它所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中“潜规则”盛行，一方面是当这种不正当的财富分配过于严重的时候，社会就有动荡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要真正强盛，它就必须解决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为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和平台。有了这样的机制和平台，社会就有活力，国家就能强盛，否则，就无法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第5节：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5)

货币换算说明

本书中提到的银子等古代货币，由于其购买力因所处的历史时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就难以给出具体的印象。为此，需要做古今货币的转换。本书采用了按米价折算的方式，因为中国古代的米价最能体现银子等货币的购买力的真实水平。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研究表明，欧洲古代的物价，基本上是和小麦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吻合的。这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欧洲，小麦的价格最能体现物价的真实水平。研究者也发现，美国从1798年到1932年的一百多年间，小麦价格的变动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几乎完全相同。（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2版，第700、722页）中国的情况和欧洲略有不同，最能体现物价变动趋势的不是小麦，而是大米。所以，米价在中国古代最能代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但是，以米价来对中国古代货币的购买力进行换算的时候，首先就遇到了一个计量单位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米，一般不是像现在一样以斤来计算的，而是以石、斛、斗、升、合等单位来计量的。那么，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古代的一石米等于现在的多少斤。

在吴思先生的著作中，在古代的石和现在的斤之间曾经出现过两种换算关系。如在早出的《潜规则》一书中，说是“一石白米为94.4公斤”，这是按照一石为l60斤、明朝的一斤为现在的590克来换算的。而在晚出的《血酬定律》中，则说“清朝的一石为143斤”，这是以每石l20斤为基数来换算的。显然，后来的说法是对早先的说法做了修正。这两种计算方法，也见于市面上其他的许多著作。那么，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准确呢？

实际上，这两种算法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把计量米的石当作重量单位了。中国古代的“石”既可能是重量单位，也可能是容量单位。做为重量单位的“石”，30斤为钧，4钧为石，所以1石=120斤，这没错。但是，做为米的计量单位，米1石=10斗=100升=1000合，显然这是一个容量单位，而不是重量单位。既然如此，就不能直接用做为重量单位的石进行换算。

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从明清时代的长度单位计算石的容积，再计算该容积下的米是多少重。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办法来计算，明清时代的一石米到底相当于现在多少斤重呢？我所见的比较可靠的标准，是吴慧先生所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提到的，该书认为明清时代1升米的重量相当于现在的1.53—1.55市斤，一石米大致是现在的153—155市斤。我看到过一个支持这个标准的实际例子。晚清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初五这一天的日记里面记载说：“旧太仓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得百三十斤。”按清制一斤为现在的590克计算，130斤为现在的153.4市斤，这刚好与吴慧先生的计算相符。所以，本书采用了吴慧先生的标准，在对明清时代货币进行换算时按当时一石米为现在153—155市斤的标准来算。

当然，对1石米应该是多少重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曾著文分析“石”的含义的变迁，认为清代官方所用的“石”(音shi)，原指体积，清末至民国初渐指重量“担”（音dan），并通过米的体积和重量关系估计18世纪每石约为140.6清斤。有人据此计算，米1石=1.4担=140清斤=168市斤。民国以后，“石”变为重量单位，1市石等于156斤。&#91;参见卢锋、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

北京2008年春夏超市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一般是每斤2元光景。这样，假如明清的某个时期米价是一石值银子一两，那么当时一两银子就是值现在306—310元人民币，大致是300元钱。当然，在进行换算时，米价要有具体的依据，这方面有许多材料，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米价的资料相当多。比如在海瑞生活的明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全国的米价大致是一石米需银0.7两，按这个标准来算，当时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40元钱。我们可以归结一个换算公式：历史上某一时期一两银子值现在的钱＝310元（现在购买155斤米所需要的钱）/米价（当时购买一石米所需要的银子数）。

第6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1)

1做官的“利钱”

——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

媒体报道说，2008年中央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热门的一个职位有3592人通过报考资格审查。3592人争一个职位，成功的概率还不到0.03％，已经趋近于零。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虽然也算得上是竞争残酷，但也没到这样的分上。

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资料记载的进士科考试始于唐武德四年（622）。唐代有个说法，叫做“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五十岁考上进士，那么他还算是年轻（少）的。这足以说明考中进士的困难。要知道唐代的进士考试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录取的虽然只有二三十人，但参加考试的人也不过是二三千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概率已经使很多才华横溢的人痛苦不堪了。当时的考试考三场，关键的是第二场的“杂文”试，当时的“杂文”是诗赋，就是写一首五言律诗、做一篇限韵的赋。这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作诗著名的唐代诗人们最拿手的本领，但是最出色的诗人却深深地感到命运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参加考试没考上，韩愈考了三次，孟郊考了N次终于考上了，而罗隐却因考了多次没成功而断了考试的念头。还有李白，他没有参加考试的记录，也许他是不屑于应试，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丢面子的可能——这么说绝对是有理由的，因为考试考的是五言律诗，而李白对这个有严格音律要求的考试科目（诗体）并不擅长，既然以写律诗著名的杜甫都没考上，那么李白去应考成绩理应也不会超过杜甫，所以不去考试未必不是明智之举。

既然1％的概率已经是这么难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为了不到0.03％的概率上考场？这个问题，也许晚清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的一个人能够回答。小说里一个叫黄二麻子的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看来看去”——经过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黄二麻子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所做出的结论和人生选择，看来也是符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选择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做官的“利钱”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不过刘墉的一副对联倒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刘墉对联

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布衣芒履”，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幅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座。”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1719—1805），也就是时下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服朴素，“布衣芒履”，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渐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座”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座，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人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货币化衡量。

第7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2)

我们现在到名山古刹观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小做休憩，环境再清雅，茶再好，十元钱不够，二十也许够了，二十不够，五十总够了，五十再不够，一百总差不多了，所以一杯茶的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大凡物质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则不一样，它能让人感到满足，“请上座”的尊贵感觉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觉更美妙，但这样的尊贵感觉到底值多少钱却不太好说。有理由相信的是，它可能比一杯好茶的价值要高得多。时下的名山古刹往往设有贵宾接待室，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能够在贵宾室享受“请上座”的尊荣，恐怕是要比喝一杯好茶更让人身心舒泰的。而我们现在要在名山古刹喝一杯茶大概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但要让名山古刹的处级、局级、部级主持尊敬地请你上座，那却需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行（像刘墉那样具有“中堂”——总理级身份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普通人估计是没有那样的资格、享受不了“请上座”的待遇的。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最终热情，他在待人接物的心理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被分成了“坐—茶”、“请坐—泡茶”、“请上坐—泡好茶”三个等级。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质问题。故事中的“待遇”到底算什么呢？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只狗养一只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1〕孔子所谓“犬马之养”的这个论断，明白指出了赡养父母与喂养动物的差别，也指明了做为父母的人与做为动物的犬马同样是活着的差别，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饱穿暖，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敬的态度。所以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是官？二、是什么级别的官？金山寺和尚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区分“福利”的标准：“坐—茶”是给予一般人的“福利”，“请坐—泡茶”是给予普通官员的“福利”，“请上坐—泡好茶”则是给予高官的“福利”。从“福利”的享受主体——刘墉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断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幅度很大，而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级别的官？

第8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3)

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命名的难题：刘墉在这里因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应该怎么定性？叫它什么？

刘墉当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规定，清代“中堂”一级高官的年薪包括180两银子和90石大米。刘墉做“中堂”的时代可以领双俸双米，所以法定工资是360两银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价按乾嘉时代每石1.5两银子来计算，刘墉的年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3万元人民币，月薪一万多一点。这个工资是帝国官员的最高标准了，但相对于一个大国的总理副总理来说这份工资实在不能说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数额有限。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

显然，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做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这东西是什么呢？

二、神秘礼物

在1930、1940年代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几年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到他少年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蒋先生说，他的故乡浙江余姚（当时属绍兴府，现在属宁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一个下午，还是小孩子的蒋先生发现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考试。此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就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

蒋先生接着说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西潮·新潮》）

蒋先生所说的学台大人即各省的学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专门负责一省的教育的，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他的职责和权力主要是到省内各地级市（如宁波）主持考试，考查地方上的读书人——秀才，按考试成绩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省一级的考试——乡试。乡试的结果对读书人非常重要，在乡试中胜出的人，称为举人，获得了两种资格：一是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会试，胜出者成为进士，这是进入仕途的阳光大道；二是直接出仕做官的资格，如果举人不想参加进士考试，或者参加了考试而不能胜出，那么可以从基层干起，虽然这不是阳光大道，但还是有一定的升迁机会的。说到底，学政只是掌握了读书人通向做官道路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读书人对学政还是很巴结的。学台大人经过之处，地方上不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了“神秘礼物”。从还是小孩子的蒋梦麟先生的感受来看，他除了羡慕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之外，还产生了对学台大人享受的气派的羡慕感，因而生出当年刘邦见秦始皇出行仪仗漫天威风八面而生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反过来，从学台大人的角度看，他不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还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结以及旁观者对其气派的羡慕。

“神秘礼物”是物质性的，而“气派”——尊敬、巴结、羡慕则是精神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精神性的东西则不能。前者属于“利”，而后者属于“福”。学台的出行，享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

第9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4)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件事中浙江学台所得到的“福利”与前面故事中刘墉在金山寺中获得的“福利”，它们有什么差别呢？二者在因为官职而获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这一点上没有差别。有差别的只是浙江学台到宁波去主持考试，这属于公务活动，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刘墉在金山寺的活动则是非公务活动，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这两件事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不论是在公务活动中，还是在非公务活动中，官职官位都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实际享有，我们该叫它什么呢？我想可以叫做“隐性福利”。在帝国时代，当官的法定福利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但“隐性福利”却非常滋润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学台的“隐性福利”让小时候的蒋梦麟先生所生出的羡慕，所产生的刘邦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感一样。羡慕值多少钱没有办法衡量，但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学台的享受的“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却是可以衡量的。

所谓“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在当时叫做“陋规”。

“陋规”实际上是与其相关的一类事物的总名。帝国疆域辽阔，各地语言差异很大，关于“陋规”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词儿，比如海瑞，他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把这类东西叫做“常例”。在清代，“陋规”的花色极多，除了众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别敬”、“程仪”之外，还有“平规”、“盐规”、“关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目。（参见本书《陋规名色考》一文）这些名目还只能算是某一领域的总名，其下还有各级细目，每一个名称的后面是一类享受主体。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其实这是一个注重身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为每一个级别都应该有相应的词汇与之相对应，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规”，按湖南人的习惯，基层州县官员从征收漕粮中所得到的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给上司的叫“漕馆”、给地方上素质不好的读书人（所谓刁监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银”，给押运漕粮的运丁的叫“水脚”，剩下留给自己的叫“漕余”；漕粮从湖南押运到北京通州的过程中送给沿途关卡、官吏的好处费有几十种，概括起来则分“南费”（在江苏淮安以南所支付的费用）和“北费”（从淮安开始北上途中的费用）。而湖南的“漕口”或“漕口银”，在江苏则叫“白规”，在湖北叫“蝗虫费”。（参见本书《分肥法则》一文）

陋规”的“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解作“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先生“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是指“规礼”、“规费”，就是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乱收费等名目。当年的一位省里“一把手”——山东巡抚曾经说：“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他说的“规礼”、“杂费”就是陋规。“规礼”是给各衙门主要官员的，而“杂费”则是给官员的随从人员的，相当于小费。“规礼”的等级高一点，用“礼”来称呼显得尊敬一点；而“费”则等级低一点，不是那么好听。用“规礼”还是用“杂费”，这里面是有区分身份等级的深刻用意的，中国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这种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上。

仔细体会“陋规”的两种含义，可以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关联的：“潜规则”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规礼”、“规费”。因为这些“规礼”、“规费”是不合国家正式规定的，所以必须以非正式的制度——“潜规则”来加以约定，形成一定的惯例之后，交易双方有了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不是规则的规则、不是制度的制度。这样看来，把“陋规”的“规”解释为“规礼”、“规费”，似乎更能体现佛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智慧。规则，其实质不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吗？规则本来是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但对于陋规来说，下级只有向上级及随从人员馈送“规礼”、“杂费”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而仅仅是一种怎样分配“福利”的机制。

第10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5)

陋规是清代官场“隐性福利”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隐性福利”不止于陋规，比如上述故事中刘墉所享有的“隐性福利”就不属于陋规。

三、“一定也要做官”

2007年1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因受贿而被判刑的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其任安徽濉溪县县委书记的1995年夏天，曾与记者谈起他的“唐百万”的绰号，唐怀民说：“我也知道有群众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10万20万也没什么奇怪的。

唐怀民在县委书记任上成了“唐百万”，按照他的说法，光是“逢年过节”下面干部到他家里送礼，一年10万20万是没什么好奇怪的。“逢年过节”送礼算不算贪污受贿？这要看什么情况。假如是为了买官什么的而借“逢年过节”的时机送重礼那应该属于贪污受贿，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联络感情”，恐怕就不容易认定为贪污受贿了。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光是下属干部“逢年过节”送礼就能成为“唐百万”，可见县委书记的“隐性福利”是很多的，某些腐败分子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就不奇怪，其中以“逢年过节”送礼的形式的收入应该是一部分。由于送礼的人太多，书记们大概也记不得到底谁送了、送了多少，这就成了来源不明的财产，而积少成多，其数额又很巨大，到了某一天被查处的时候，就成了法院判决书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据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国行政区划中共有县级建制2860个，乡级建制41040个。（见行政区划网）平均下来，一个县分管14.3个乡镇。县委书记是县里的“一把手”，他的态度会影响乡镇干部的任免。假定一个乡镇的正副书记、正副乡长（镇长）平均是7个，那么全县就有100个。假如这些乡镇干部每次逢年过节只是给县委书记送瓶好酒、送条好烟，一年可能有几次，总共花费只有1000元，那么一个县委书记一年所得就有10万元。这还只是唐怀民所说的“这么多乡镇、单位”中的乡镇，还没有算上全县所属的单位，也没有算上县委书记自己住院、子女上大学、父母过生日等时节的送礼。由此可知，唐怀民说“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基本上是符合常理的。

唐书记想不成“唐百万”都没办法。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有这么多的“隐性福利”，已经超过法定工资，自然可以“工资基本不用”。现在的县委书记在一百年前是县令的角色，在大清帝国，一个县令一年得个一二千两银子的“隐性福利”是不难的，而他们的工资（薪俸）不过是几十两银子，加上几百两的养廉银，也远远比不上能得的“隐性福利”多；至于当时总督、巡抚之类的省级高官，他们的“隐性福利”更是以万两银子计，更是远远超过他们能得的薪俸和养廉银。

在18世纪初，广东巡抚的“节礼”（即一年四节——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和官员本人生日所收受的礼金），超过了10万两银子。（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法海奏折）两江总督则表示，如果他愿意收，一年四节的“节礼”还不止10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那个时代的10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3000多万元。这就是说，一年光是收礼就成千万富翁了！

有这么多的“隐性福利”，使得“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很多中国人和《官场现形记》中的王二麻子一样，“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这，便是官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是中国人以当官为最佳职业选择的原因所在。

四、附生现象

做官能够给自己带来许多“隐性福利”。但是，如果当官只是给官员本人带来“隐性福利”，那么魅力还是不够大。“隐性福利”还有一种特质：可延伸性。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他的笔记里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大官随从皇帝到热河行宫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去世，他向皇帝请假回家治丧。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三天。而最后一天是该大官回到北京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全部集中在第三天，从中央各部院大小官员，到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因为该大官的原因而前往送礼、给死者磕头。由于来的人太多，以致车、马挤满了门前、巷子，数里之外就无法前进，只能下车步行而入。(赵翼《簷曝杂记》卷二、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二)

第11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6)

这个故事中的大官是乾隆时代的傅恒。有意思的问题在于，那些大小官员及素不相干的人为什么要在第三天去傅家吊丧、送礼？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因为傅恒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他们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都是做给傅恒看的。如果不是有傅恒这样一个弟弟，那些大小官员及素不相干的人根本就没有兴趣来向死者致敬，并送礼物给傅家。反过来说，是傅恒给死去的哥哥一家带来了“福利”——吊丧致敬是“福”，所送的礼是“利”。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是傅恒个人的隐性福利延伸到了其哥哥一家。这就说明，官位官势不仅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还能给亲属（及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某人做了官，特别是在权势部门做官，他的亲属也因之身价提高，获得更多的尊敬和好处，也就是享有了本来不属于他们本人的福利，这种福利自然就是“隐性福利”，是从官员那里延伸到其亲属身上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真实内涵就是“隐性福利”的延伸现象。

道光后期，在安徽当巡抚的是一个叫王植的人，这个人非常信任一个叫陈七的门丁（也就是看门人），陈七也因此身价不菲，全省官员对他十分巴结。有个叫仇恩荣的人当池州知府，有一天请手下的人一起吃饭，有个姓方的人来晚了，仇知府心里有点不高兴，问知刚刚从省城回来，仇知府便问他：“你在省城为什么待了那么长时间？”方某回答说：“这次是去祝贺王巡抚喜得贵子，没想到巡抚衙门的‘门公’陈七也生了儿子，所以也不得不去祝贺，所以回来晚了。”仇知府严肃地说：“巡抚大人生儿子是应该去祝贺，但他的门丁生儿子也去祝贺，你不怕别人在背后笑话、唾骂你吗？”方某回答说：“全省城的文武官员都去祝贺，没有亲自去省城的也专门派人去送礼，又不是我一个人，难道能够人人都挨骂吗？”仇知府没有话说，只好打个哈哈说：“大家吃蛤蜊！”（《清稗类钞·奴婢类》）

在这个故事中，仇知府认为王巡抚生儿子全省官员向其送礼祝贺是应该的，这说明大家承认了王巡抚作为省里的“一把手”有享受“隐性福利”的权利。而作为巡抚衙门的门丁陈七，仇知府认为他生儿子没有必要去送礼，这意味着他认为陈七不配享有“隐性福利”。但事实是，全省官员都去给他送礼了，仇知府对于下属方某的反驳无话可说，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招呼大家吃蛤蜊，这实际上说明仇知府已经明白过来，方某的做法是对的，他也承认了这种应该向巡抚衙门的门丁送礼的“潜规则”。

门丁是奴仆，如同仇知府原来的观念那样，他们本来是没有权力，也是没有“隐性福利”的，但事实是他们背靠官员，也因此享有诸多“隐性福利”。故事中说王某人在安徽当巡抚的时间比较长，陈七也因此“所入甚厚”——积聚了不少财产，后来还到北京去捐钱买官，俨然以道台自居，官位都比仇知府还要高一级了，只不过后来又被御史弹劾丢了官。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意思是说，给宰相家看门的人其地位相当于朝廷的七品官员。七品官员在地方上比如县令，人们常说“七品芝麻官”，其实县令的权力并不小。清代乾隆后期人口已经超过三亿，鸦片战争前人口达到四亿，全国州县不到1500个，每个县平均20多万人口。一个县令掌控着20多万人的命运，你能说他的权力小吗？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他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就像现在一个县委书记的能量也不能小看一样。

明清时代要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并不容易。当县令比较便捷的途径是考上进士，但进士三年一考，每次有幸考上的不过三百人光景，平均下来，每年考上的不过一百人左右。全国那么多读书人，竞争这么点名额可见多么不容易，有些人考白了头发才考上，比如乾隆时代的著名诗人沈德潜就是这样。能考上毕竟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则考一辈子都没有考上。如果不是进士出身，那么当县令也要中过举人或在国子监读过书，再从基层干起，有了成绩才有机会升县令。海瑞就是这样，考了两次进士没考上，先在福建当了好几年县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才有机会到浙江淳安当县令。由此可见，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宰相门前看门的家人却相当于七品官，甚至其权力和好处都可能大大超过七品官。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安徽巡抚的官位没有宰相大，其门丁陈七已经是那个样子了，真正的宰相门丁，比如和珅的家人刘全，那更是不得了。

第12节：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7)

嘉庆初年和珅被抄家时据说抄出的财产估算可达20亿两银子（或8亿两之说），这其实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银子，即使以家产8亿两银子来算，和珅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如何聚集起2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全国那么多的官吏不遗余力才完成征税4000万两的任务，和珅一个人每年财产的增加总不可能超过全国的税收总额，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家财巨大则无可怀疑。和珅的巨额财产中哪些属于贪污受贿哪些属于灰色收入并不容易说清楚，这只能说明作为宰相的和珅“隐性福利”是很惊人的。他的家人刘全，也因为背靠和珅而坐成巨富。

刘全的家产，晚清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说抄出刘全和另一位马姓家人共有房子182间，金银古玩、衣饰器皿、洋货、皮张、绸缎、人参等估值银518.9万两，土地、当铺等估值银186.5万两，总共算起来估值银705.4万两。按购买力折算，值现在十几亿元人民币。这个说法大概有些夸张，未必符合史实。嘉庆四年（1799）四月二十六日的抄家报告则说刘全家有现银20多万两及其他家财：“查刘全以下贱家奴，倚势诈索，积有家产至二十余万，且抄出有珍珠手串、黑狐貂皮袍褂，均非家奴应有之物”，另外还至少有土地18658亩，以及成千上万石的粮食。〔1〕即便仅有这些财产，也已经很惊人了。刘全不仅财产超过一般的七品县令，地位也远远超过七品县令，地方上的总督、巡抚都争着和他认干兄弟，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省长、副省长级别的地方高官还都巴结不上呢。（《清稗类钞·奴婢类》）

由于隐性福利具有延伸性，可以延伸到官员的家人、亲友、仆人、熟人身上，这是许多社会现象——如秘书现象、仗势欺人现象、豪奴现象、太监现象、熟人—关系网现象、走后门（请托、关节）现象等产生的社会基础。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的特征，这使得一个人当了高官，隐性福利也就延伸到其亲属等相关的人的身上，使其整个家族都受益。一个有地位、有势力的官员，为了从他那里分享“隐性福利”，在其周围很容易滋生一批灰色人群、滋长一些丑恶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都随处可见。

第13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1)

2解释权力

——“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让绝大部分人痴迷的话，那大概是权力。中国人崇拜权力，是因为拥有权力就能够享受“隐性福利”，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能够创造“隐性福利”？这就必须对“权力”这个词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

那么，权力到底是什么呢？——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一是增加。“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就是吴思先生所说的“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这是本文强调的“合理赐福/利权”。

“权”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意思本来是指称锤，也就是天平的砝码。所谓“权衡”，权是称锤，衡是称杆，两者组合，便成为一杆称，可以称量实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权”，意味着掌握了称锤，称锤有大有小，轻重不一，掌握了称锤也就掌握了另一头被称量的实物的轻重或多少。被称量的实物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个人来说体现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权力等于是一种影响个人福利的能力。掌权者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福利。

“合法伤害权”〔1〕的运用，是通过对他人造成伤害——减少他人福利的形式，使得可能被伤害者为了免于受伤害或少受伤害而转让自己的部分福利，以交换“合法伤害权”拥有者暂不利用或减少运用其“合法伤害权”。这是吴思先生一再强调的，而历史事例在吴思先生的书中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张居正说的一件事。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潜规则·身怀利器》）

张居正总结这种官场现象的一句原话是这样的：“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张太岳文集》卷十八）意思是说，不是祈求他们赐给你福利，而是害怕他们给你制造祸害。兵部书吏——一个小办事员而已，却使得那些地位比他们高得多的将校向他们行贿，只是因为书吏们可以在办事过程中给你制造一些麻烦——他不能增加你的福利，但是可以减少你的福利，所以你必须转让部分福利给他们，以换取他们不伤害你的权力，这便是“合法伤害权”。不过，张居正的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

吴思说：“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这么说来，说书吏加害将校可以，说书吏赐福/利给将校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如果较真，真的去仔细核查材料，未必不能发现将校做伪的漏洞，而现在他们只是要你给他一点贿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这对将校们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弊呢？很显然，如果将校们据实报告，得他应得的那份奖励，而书吏要他们行贿，这是减少了他们的正当福利，从这个角度看来，书吏们运用的的确是“合法伤害权”。但是，假如将校们不是据实报告，本来就有许多水分，那么书吏们得了一点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将校们申请奖励的报告通过，那等于是增加了将校们的福利，这时书吏运用的就是“合理赐福/利权”了。

就词汇的运用来说，“合法”恐怕未必，因为索贿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说是“合法”，所有做弊的行为都是明文规定不合法的，所以不如用“合理”。书吏们这么做是合乎办事之理的，也是合乎他们花钱买个职位（中央衙门书吏的职位要花不少钱去买，这项花费在地方上叫做“顶首银”）要想办法捞回来的理由的，更是合乎将校做弊而他们知道情况要求分享好处的合理要求的。

兵部书吏的这种行为，在明清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所索取的贿赂，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部费”。也就是说，下级官吏到中央六部等衙门办事，要给办事人员好处费，这就叫“部费”。兵部主管部队军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题升、调补、议叙、议处），和吏部（类似国家人事部或中央组织部）主管文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相似，所以靠山吃山，兵部书吏和吏部书吏都会在办事过程中弄点花招得点好处。实际上，他们的好处远远没有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和工部（类似建设部）的书吏多，因为户部和工部的书吏经手钱粮报销，因此有更多获取“部费”的直接机会，“部费”的多少甚至已经形成了惯例，比如报销一千两抽五两或十两。

那么，中央部门的书吏凭什么获取“部费”呢？自然是在办事过程中援引有关规定（“例”），对办事结果施加不利或有利的影响，左右办事进程。对此，清代的人有一个总结，叫做“吏、例、利”〔1〕——意思就是吏援例以求利。那么吏援引不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法伤害权”，援引有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理赐福/利权”，而决定援引什么样的“例”，取决于你给他多少“利”——“部费”。晚清学者冯桂芬总结说：“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到不到也。”（《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就是说，他让你通过（“可”）还是不让你通过（“不可”），就看你给不给“部费”。你给了“部费”，他可以去找让你通过的“例”，你不给“部费”，他就去找不让你通过的“例”。

第14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2)

这样，明清时代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说法——“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李清《三垣笔记》）。这话的意思是说，到北京去办事，比如奏销钱粮，去见皇上（天子）之前，先要去见户部的办事人员（书手）。只有先摆平了他们，让他们对你的奏销账簿放一马，那样才会顺利。否则皇上不可能看你的账簿，户部的长官——部长、司长们也没有时间审核你的账簿，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事情办完就很难说了。所以，真正的权力转移到了“书手”的手上。如果你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可以帮你把没有做好的账瞒过去；如果你不给他们好处，他们也可以在你的账簿中找出一点漏洞，哪怕是小数点后面十几位的零头〔1〕，他说数字不对，让你重新审核，这不仅符合严格财务制度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他们办事认真、工作负责的表现，户部的长官只会表扬不会批评，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也会完全同意，可是这样一来，你想把事情办成就到猴年马月了。所以送点“部费”，顺顺当当地把事办了，成为要办事的人“经济”的选择。那么，书吏的这种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应该叫什么呢？如果你做的账原来都是实事求是的，他们挑你的毛病让你无法通过那是伤害你，但如果你做的账原来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现在他们让你通过，那就是赐福/利给你，所以书吏同时掌握着“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利权”。

二、为祸与为福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1668—1749）在刑部监狱的一段亲身经历也能说明权力是什么东西。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因为曾给同乡戴名世（1653—1713）的《南山集》作序而被卷入清代著名的文字狱——“戴名世案”，被判处绞刑，关入刑部大牢。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刑部大牢是帝国最高级别的监狱，可称“帝国第一监狱”。“犯人”入监，首先存在被关押在哪个牢房的选择问题。牢房并不都是一样的，差别很大。具体说，“帝国第一监狱”的牢房有两种：“老监”和“现监”。

“老监”有四个，每个监区有五个牢房。正中那间是看管犯人的狱卒住的，墙上有窗户可以透光，屋顶有天窗可以通气。周围四间则没有窗户和天窗，不见天日，空气不流通，而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狱中规矩，每天傍晚就锁门，天快亮时才开锁。晚上犯人大小便只好在里面解决，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寒冬季节犯人睡在地上，到了春天很少有不生病的。一个犯人半夜里死了，其他犯人睡在他旁边，活人和死人头并头、脚挨脚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入“老监”等于向鬼门关靠近了一步。“老监”里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亡，多的时候甚至每天有十几个，死了就从牢墙的洞口拖出去。

“现监”的条件要好得多，这是一些木板搭建起来的房子，所以也叫“板屋”。

根据规定，“老监”是用来关押重案犯的，那些大盗、惯偷、杀人要犯应该关入“老监”。“现监”则给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被案件牵涉的人、证人，以及犯轻罪的官员住，类似临时拘留所，所以它不像关押重案犯的牢房那样结构牢固，而且密不通风。被关押在刑部大牢里的“犯人”，其实也不一定是有罪的人，或者是因案牵连，比如方苞本人，有些则是证人，比如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是证人，因此也被牵连关押。按道理，这些人应该住“现监”。

但是规定是规定，怎么执行却要看狱卒们的意思。一旦被投入狱，狱卒不问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先给你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让你痛苦不堪。由于入“老监”是遭罪，能够去掉镣铐、住到“现监”里面就是一种犯人们求之不得的“待遇”。要进“现监”，这得花费几十两银子。

于是，你有钱、愿意给钱，可以从“老监”中脱身，押在“现监”里面；你没钱、不愿给钱，则会被押在“老监”里等死。这样事情就颠倒了过来：因相同的案子而入狱的人，罪行严重的反而可以住“现监”，罪轻或无罪的人却要进“老监”受苦。这种牢房选择的颠倒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了权力的本质。

第15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3)

对于“犯人”来说，关押在哪种牢房关系到个人福利，关在“老监”意味着性命堪虞，关押在“现监”情况则要好得多，因此争取进“现监”是体现“福利最大化”的选择。但是你进“老监”还是“现监”的选择权不在自己手上，而在狱卒手里。换句话说，狱卒在这里的权力是决定犯人住在哪个牢房里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直接影响犯人的个人福利。——对于本来应该住“现监”而现在住“老监”的人来说，狱卒的行为减少了他们的福利，所以行使的是“合法伤害权”；对于本来应该住“老监”而现在住“现监”的人来说，狱卒的行为增加了他们的福利，所以行使的是“合理赐福/利权”。

刑部大牢狱卒决定“犯人”关押在哪种牢房的选择权本来微不足道，但经过他们出神入化的运用，却使人不由得望而生畏，因为这种权力直接影响到“犯人”们的生死，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所以对于狱卒们的那么点权力也不得不表示足够的敬重。清代的人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帑藏可侵可渔，处分可轻可重，铨选可疾可滞，人才可升可降。”（尹耕云《胥吏论》，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小小的公务员有时候可以决定你的生死荣辱，你不敬重他是不行的。至于权力大者如君主，那就更加让人顶礼膜拜了。

先秦的思想家管子说到君主应该如何行使权力的时候说：“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任法》）君主掌握了决定臣子生死、贫富、贵贱的权力，自然可以驱使臣子为自己卖命，又有谁敢不对他既敬又畏。

掌握权力者，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他也会加以利用，做为增进个人福利的本钱，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可以主动为自己创造福利，也可以被动等待他人提供福利，于是他便在社会生活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甚至呼风唤雨，为福为祸。这，大概就是权力的诱惑力，也是许多人都有“权力的饥饿”的原因所在。

三、两权相权

吴思先生在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书中强调了“合法伤害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是，在本文看来，权力作为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它不仅仅表现在减少他人福利的“合法伤害权”上，还体现在增加他人福利的“合理赐福/利权”上。那么，从权力对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来说，到底是“合法伤害权”的影响大一些？还是”合理赐福/利权”影响大一些呢？

关于这一点，《水浒传》中林冲和武松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以启发。

《水浒传》中高俅为了陷害林冲，派人把林冲骗入“白虎节堂”，然后以没有命令擅自带刀进入“白虎节堂”是死罪的名义加害，这是“合法伤害权”的高明运用，林冲果然中招，最后被逼上梁上。《水浒传》中这一类的事情随处可见，从作为“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的高俅，到牢房的小牢头，整个官场从上到下普遍运用。但是，每一次运用“合法伤害权”，都会形成一个敌人，有可能遭受报复。高俅是成功地陷害了林冲，但林冲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报复。高俅后来被抓上梁山，差点死在林冲之手。高俅没有死，一是因为宋江的保护，二是林冲性格软弱。

武松杀了潘金莲后被发配孟州牢营服刑，牢营的“差拨”（相当于狱警）拥有对犯人的“合法伤害权”，如果没有希望照顾的书信或用于打点的银子，“差拨”可以“害你性命”。“害你性命”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打杀威棒的时候重打；二是“盆吊”，就是先让你吃两碗干黄仓米饭，等你饱了，再带到土牢里面，用绳子捆起来，用草席卷成一团，塞了七窃，倒立靠在墙壁上，过不了多久“便结果了你性命”；三是“土布袋”，就是把你捆了之后用一个装黄沙的布袋压在你身上，也是用不了多久“便是死的”。（《水浒传》第二十七回）

第16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4)

武松最终没有被弄死，是因为“管营相公”（相当于监狱长）的儿子施恩运用了与“合法伤害权”相反的“合理赐福/利权”。施恩让他的老爸免了武松的一百杀威棒，再以好酒好肉款待，这些做法增加了武松的个人福利，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报答，所以武松帮他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酒店。

高俅运用“合法伤害权”，林冲成了他的敌人，想方设法来报仇；施恩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武松成了他的朋友，为了报恩而为他卖命。这就是“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利权”运用的不同结果。“合法伤害权”的运用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合理赐福/利权”则不存在这种风险。

林冲因为性格不够坚硬、做事不够狠辣而导致了复仇机会的丧失，让高俅捡回了一条老命。武松是个狠角色，帮施恩夺回“快活林”酒店之后也受到了张都监一伙运用“合法伤害权”的陷害，但武松血溅鸳鸯楼，把张都监一家都杀了。林冲和武松的行动说明，实施“合法伤害权”是有风险的，只要对方不死，就要找机会报复。报复是否成功，一看能力，一看意志。林冲与武松武功各有千秋，都有报复的能力，林冲的失败只是在于他的性格不够狠、没有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合法伤害权”的运用要受到报复，这是因为这种行为以一方福利的减少做为另一方福利增加的前提，这种情况不可能形成双赢格局，终究有不少隐患，被伤害者会一级一级反映情况——从到省内的县、府、道、司衙门一级一级上控，一直告到北京——京控，弄得不好会出问题，所谓的“合法”最终会变成非法。如果走程序反映情况没用，那会走极端，像林冲、武松那样以血还血。所以“合法伤害权”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它“伤害”的对象太直接，被“伤害”者不可能任你宰割。

因此，“合法伤害权”的运用既违背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法规和体现社会正义的舆论，实际风险也比较大，不太容易获得满意的效果。“合理赐福/利权”则不同，它虽然也以增加自己的福利为目的，但前提不是剥夺别人的福利，而是增加对方的福利，行的不是“恶”，而是“善”，这样在运用的时候就形成了双赢局面，因而比较容易达成协议。当然，它的运用之妙，在于两个字——“合理”，一定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做得太过分，滥用这种权力，那就不是“合理”，而是“违法”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的。从人类历史演进来看，“合法伤害权”的运用渐渐减少，而“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则在增加。这一点从清代粤海关的事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四、粤海关的事例

粤海关是清代的税关之一，设在广州。税关就是设在交通要道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广州是鸦片战争之前百年间大清帝国允许西方商人来华贸易的唯一口岸（即“单口通商”），粤海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为知。在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之前，粤海关的官吏们拥有对西方商人的“合法伤害权”，但在此之后，这种权力丧失，所剩的只有“合理赐福/利权”了。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1704年，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办理完相关事务后准备回航，回航需要办理一个出关手续，“按例要送规礼给新旧任的海关监督和他们的仆役；当船准备开航时，它的出口执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据大班猜想，是海关书吏作怪；所以他们&#91;在12月15日]送给他礼银100两，翌日他们便获得出口执照。”〔1〕这个事例中海关书吏运用权力为自己创造福利的做法非常典型。海关书吏只是运用了发放“出口执照”（出关通行证）的时间，你不交银子他就拖着不发，外国商船在广州多待一天就要多花掉不少银子，更重要的是可能错过了回航的季风，为了让海关书吏给他们“出口执照”，这只外国商船的主事者在等候了20天之后总算是开了窍，送了100两银子后第二天就拿到了“出口执照”。粤海关书吏的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运用了“合法伤害权”。

第17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5)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在粤海关处处被敲诈，按照后来的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先生（1855—1933，是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行政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说法，“广州商馆里的外商们几乎没有止境地受到一个根据传统的中国方式而形成的海关机构的多方勒索。……在中国人的制度下，如果上下货物要进行得不致羁延，如果船员们稍有违犯规章之处而可以不被追究，那么，这些船就不得不满足和它们发生关系的每一个官方雇用人员的欲望；在这一个项目之下的勒索可以估计为每只船自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合三六○磅到四八○磅）。”〔2〕

西方商人对于粤海关官吏运用“合法伤害权”的做法极其痛恨，这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抗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东印度公司策划了一场著名的“京控”，历史上称为“洪仁辉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及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在粤海关的遭遇，可以参见本书《陋规战争》一文，这里不拟重复。不过，西方商人的抗争没有效果，派外交使团——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交涉也没有结果，最后他们采取了武力解决的方式。大清帝国的官吏在为个人谋取“隐性福利”上花尽心思，面对洋枪洋炮却是一筹莫展。《南京条约》的很多内容，就是限制大清帝国海关官吏们运用“合法伤害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合理赐福/利权”得到了较多的发挥。以前靠直接向外国商人索取陋规，现在变成了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外国商人中有不良商人，他们希望偷税漏税，甚至走私，而粤海关的官吏们可以帮助他们，粤海关的官吏们借助于“合理赐福/利权”，外国商人也对这种权力的运用给予相应的好处。

马士说：“每一处海关里的办事人员继续进行要索并且收受为了使事情办得快些而致送的小费。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那么，稍进一步要使虚报货物获得通过而不被查问也只要花钱就行，这样，不必跨很大的一步就会直接走私了。”走私的方式，无非是偷税漏税。“在纯粹由中国人控制的一切海关里，重量的以多报少直到今日还是普遍的，在我们现在谈论到的这个时期里，即由1843年到1854年，一般都是这样。欺诈的申报，把商品从某一类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另一类去，是很普遍的；生丝在商业上的计算单位是包，常常把两包打在一起，因而付税所依据的重量在海关职员的纵容之下仅达到实际重量的一半。直接走私——把洋货输入，中国商品输出，并不报关缴税——也是普遍的，有时在海关低级职员的纵容下得到方便，但是不需他们帮助，好像看不起这种无效的监视一样，也不是少有的事情。”走私的真相在英国领事出面干涉的两个案件——“玛利伍德女士号”（LadyMaryWood）和“约翰德格代尔号”（JohnDugdale）事件被揭露了出来，英国领事认为“走私只有在海关职员的纵容之下才有可能”。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上海，但这种走私的模式和手段想必在全国都通用，广州也不例外。

走私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海关官吏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让你偷税漏税，增加你的福利，同时你也拿出部分福利给海关官吏，双方互利双赢。如果说这种做法还是违反规定，有点寻租的味道的话，那么官吏运用合法裁判权，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实施“合理赐福/利权”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常见。

五、“速度钱”及其他

用“合理赐福/利权”可以解释很多与权力相关的社会现象，比如“速度钱”、“商业贿赂”、买官卖官、“性贿赂”等等。

（一）“速度钱”

“速度钱”（speedmoney）是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提出来的，主要意思是人们渴望避免官僚主义的低效率，花钱去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用腐败去加快繁琐的行政程序，使企业运转减少障碍。这一点在上面的粤海关事例中有明显的表现。马士说“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完全符合缪尔达尔关于“速度钱”的定义。1704年的一艘外国商船为了尽快获得“出口执照”而花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显然就是“速度钱”。

第18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6)

实际上，中国人对“速度钱”早有体会，在中国古代也有专门的词指称这种现象，这个词叫做“需索勒掯”。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的《六部成语注解》一书对这个词专列词条进行解释：“官吏办事，必当速快，有时因需索使费而故意迟延，迫人行贿，曰需索勒掯（勒掯，强迫也）。”从解释中可以看出，官吏通过故意拖延不办而迫使办事者花钱买速度，这与缪尔达尔的意思完全一致。而“需索勒掯”是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所谓“六部成语”，就是中央六部衙门的习惯用语。

以上对“速度钱”的解释都侧重加快办事速度，其实从支付“速度钱”的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速度，也有要求放慢速度的。这方面的例子，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个刑部书吏舞弊故事非常典型：

故事说，有一年苏州官方接到刑部的一封钉封文书，按照规定，钉封的文书都是处理斩决犯人的。打开来看，里面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只好把它退回去。直到过了一年，又来了一封钉封文书，这回是真的要处理斩决犯人的。事后大家把这两封文书联系起来，才慢慢知道了里面的奥秘。原来苏州是有一名斩决犯人，这人是富家子弟，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死罪，刚开始的时候家属多方打点，百计求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是证据确凿，实在没有办法通融，还是被判了个斩立决，一级一级往上申报了。因为是斩立决，也就是死刑马上执行，这急坏了家里人，因为这要断了后代了。所以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使尽了神通，先是把监狱里的人买通了，又出高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但这种事不保险，所以能够多拖一天是一天。于是又到省里的按察司衙门和巡抚衙门上下打点，让他们想办法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又专门派人到北京去活动，特别是到刑部打点。由于铁案如山，打点也没用，于是花了巨款，买通刑部书吏，请他们想办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钱，便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刚好这一天要发两封钉封文书，一封是送往云南的，一封是送往江苏的，他便来个掉包计，把江苏的案卷放到发往云南的信封里，又把发往云南的案卷放在发往江苏的信封里。等到文书一站一站的送到江苏，拆开来看，知道错了，又一站一站的退回刑部。刑部的官员对此也是莫名其妙，追查起来，知道是封错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由于云南是最远的，所以“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便耽搁了一年多”。

在这个案例中，苏州富豪花钱，“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原文如此），他为的是减慢死刑的执行速度。因此，他花的虽然也是“速度钱”，但却不是为了加快速度，而是希望放慢速度。

由此可知，“速度钱”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办事速度的，也有为了减慢办事速度的。但无论是加快速度还是放慢速度，目的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加支付“速度钱”的人的个人福利。对于收受“速度钱”的人，他们运用的可能是“合法伤害权”，也可能是“合理赐福/利权”。如果本来该快而故意放慢速度迫使你花钱的，那可以看作是运用“合法伤害权”；如果本来该快而花钱放慢速度的，那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二）“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近年中国政府予以严厉禁止的行为。一个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案情交待差不多都有一个基本模式：

××年到××年，××人在担任××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事情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另有××万元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

解析这个模式，可以发现它有几个特点：⒈“担任××职务”，也就是拥有一定的权力；⒉“利用职务之便”，即利用了权力所蕴藏的“合理赐福/利权”；⒊“为他人谋取利益”，××人在这里运用的是“合理赐福/利权”而不是“合法伤害权”，能够增加他人的福利；⒋“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因为增加了他人的福利，他人回报以福利；⒌“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这个事实说明两点：一是“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无处不在，而且能够给他人创造巨大的福利，他人的回报也极为可观，二是回报的方式往往有很多，而且往往不是典型的贿赂行为，难以用典型的腐败行为来看待，因而这些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都属于“隐性福利”。

第19节：解释权力——“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7)

“商业贿赂”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之便”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三）买官卖官

“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在职务升迁——即人们所说的买官卖官行为中表现得更是突出。

晚清某省有个候补县令，因为没有被委任职务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有一天他碰到一个骨董商，商人说：“你不是想富贵吗？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县令没有话说，只是叹气。骨董商说：“我为你想办法，你富贵了怎么报答我？”县令说：“怎么报答都可以。”骨董商说：“我有两只玉镯，一只值五百两银子，一只值八百两银子。前天，某高官的小妾想买我的镯子没有买成，如果你能够送给她，那么职位马上就有了。”县令说我没钱，送不起这么贵重的镯子。骨董商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现在借给你，等你到任后，三倍还我就行了。”县令大喜，于是要了那只值五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第二天，镯子被退回来，说是圈口太小。县令又拿那只值八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这次收下了。三天后，县令得到了一个肥水很多的职位（“优缺”）。（丁柔克《柳弧》卷四）

在这个“送镯得优缺”的故事中，县令通过送礼得到了一个好职位。所谓买官卖官，道理与这个故事完全是相通的。买官卖官之所能够实现，首先在于上级有“合理赐福/利权”，一个职位给谁不给谁他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下级来说，能不能得到职位、得到什么样的职位，对于个人福利来说却截然不同；为了增进个人福利，他必须以增进上级（或能够影响上级决策的人）的福利以赎买其行使“合理赐福/利权”。

时下所谓“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其实也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他可以“提拔重用”你，这增加了你的福利，那你也得增加他的福利——“又跑又送”。“跑”可以看作是表示尊重，这是精神性的，增加他的“福”，“送”当然是可以货币化衡量的“利”。不过，“跑”和“送”有时也可能比较特别，比如“性贿赂”。

（四）“性贿赂”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的案例：“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原公安局长受贿案在深圳市中院一审宣判，安惠君因受贿罪获刑15年。虽然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中只认定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练”。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的位置估计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身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同样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法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第20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1)

3清官海瑞的私生活

——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或海瑞。

一、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么样算清廉呢？清廉是个抽象的概念，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陈御史之命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去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煞煞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第21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2)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0.0216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也就是9.6元，不到10块钱。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是“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一斤0.02两，比猪肉还便宜一些，算下来每斤也就是大约8.9元，还不到9元钱。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18元钱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很低，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是明朝建国初期的朱元璋时代确定和执行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1〕每个月1130元的工资的确不算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十来块钱的两斤肉。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2〕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还有会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海瑞家庭收入的情况。支出方面，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石6斗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

再说住。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这就是住宅。帝国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在理论上各级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淳安县衙建筑布局的图样还保存在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版的《淳安县志》里面。从图中可以看到，中轴线最北端的“知县宅”便是县令海瑞一家的住宅，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相当宽敞。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一道门，人们所谓“走后门”，就是指绕过正堂，通过这道门，进入官员的私宅。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在这么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对欣赏花草没有兴趣，当然可以把花坛和空地整出来种瓜种菜。南方气候温暖，随便扔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成长，所以他不怎么需要到菜市场上去买菜。事实上，许多与海瑞同时代的人都有过海瑞“种菜自给”的说法。有些材料甚至还说，海瑞不仅在衙门空地里种菜，还种稻种麦子，县衙成了试验田。

解决了吃和住这两大问题，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穿和行了。当了官之后出行有官方的驿站，不需要自己掏钱。关于穿，当时的绢一匹不过值0.7两银子，和一石米的价钱差不多，布一匹则只值一石米价钱的20％。〔1〕在穿的问题上海瑞的确很马虎。嘉靖四十年（1561）冬天，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去拜见原来的福建教育系统老领导（学政）、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的朱镇山的时候，朱部长看他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一件丝质的破袍子，就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海瑞听了，便去置办了一件用黄石绢做的衣服。

第22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3)

我想无需再去仔细考证海瑞一家四口人一年需花多少银子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家，有刘姥姥和她的女儿、女婿及两个孙辈孩子，家庭结构和上述假设的海瑞家庭结构很相似，刘姥姥感慨说，贾府吃一顿螃蟹花了二十几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第三十九回）。如果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做为刘姥姥生活的时代，那么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乾隆时代银子已经比海瑞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贬值得多了，两相比较，海瑞当官的收入可以比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刘姥姥一家还要宽裕得多。

海瑞当年生活的淳安虽然比较偏僻，但属于江浙一带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不少研究可以证明。有几位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需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需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需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30两银子光景。〔2〕从专业的研究结论来看，《红楼梦》里刘姥姥说的话大致是可信的，而海瑞任淳安县令的时候米价又相对便宜（一石米可能不到0.7两银子），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因此可以说海瑞一家的生活并不困难，甚至已超过小康水平，根本就不会买不起两斤肉。这样就有了一个疑问：如果按照《大明王朝1566》所呈现的家庭结构，《明史》的记载显然就有问题。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海瑞的穷是不是真的？

二、海瑞的私生活

问题出在《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似乎不想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写剧本。也许，真实的东西不够感人。海瑞家庭的真实情况与电视剧里面的情况相差很大。

海瑞四岁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海家三代单传，家庭关系比较简单。但是，在海瑞的妻妾问题上却显得迷雾重重，异常的复杂。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海瑞“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这个说法为许多著作所继承，比如易中天的《品人录》。以黄仁宇先生历史学家的素养，“三妻两妾”之说自然是有根据的，根据是海瑞同乡、侄女婿梁云龙所写的《海忠介公行状》。但是，同样是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有人说海瑞娶过六次七次妻妾，甚至以此认为海瑞在这一点上“认真太过”——意思大概是有点花心了。另外，攻击海瑞的人还有“九娶”的说法，并说海瑞自己年纪很大了（“瑞已耄”），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妻方艾”）。〔1〕《万历十五年》的说法不妨认为黄仁宇先生是相信“五娶说”。而“六娶七娶说”和“九娶说”有没有依据呢？从可靠的史料来看，海瑞先后有过三位夫人，又至少纳过三个小妾，因此“七娶”、“九娶”虽不能确定，“六娶”则是完全成立的。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姓许，两人什么时候结的婚现在已弄不清楚，能够知道的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海瑞34岁的时候，许夫人被海瑞休弃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被休弃是莫大的羞耻，何况这时候已经育有两个女儿，让一个女人离开自己生养的儿女必然也是莫大的痛苦。而且，似乎许夫人还在经济上吃了亏，为此，她还告过海瑞。

许夫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被休，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从“以大故所出妇许氏”的提法来看，许夫人似乎有过什么大差错，但是所谓的“大故”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没有生男孩，海家无后，这是比较靠谱的理由。是否如此已经无从查考。不过许夫人年纪尚轻，生育问题似乎不成理由。

另一种原因，也是许多人曾经猜测的，可能是她与海瑞的母亲海太夫人之间的婆媳矛盾有关。这样的事，在著名的汉代长诗《孔雀东南飞》里有过详细的描述，在单亲家庭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许夫人如同不幸的刘兰芝，海瑞是不是也有焦仲卿那样的感情？历史材料显示，海瑞并不是焦仲卿，他是个著名的孝子，他永远是无条件地站在母亲这一边的，这就决定了海家的媳妇不好当。

第23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4)

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是，潘夫人到海家之后不到一个月又被休弃，休弃的理由不得而知。

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比较争气，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砥。海瑞到淳安任上之后的当年，王夫人又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亮。王夫人还生了个女儿，不过什么时候生的不太清楚。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被调到北京户部（财政部）工作，海太夫人不喜欢到寒冷的北方去生活，海瑞没有办法，只好让王夫人携同二男三女扶侍海太夫人从海瑞在江西兴国县令的任上南归，而海瑞则带了两个仆人北上任职，这一年海瑞52岁。于此可知，当年海瑞任淳安县令的时候，他身边至少已有两个已经十几岁的女儿，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夫人于隆庆二年（1568）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去世，据海瑞说是生病死的，但也有人说是自杀的，《万历十五年》说王夫人“于1569年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1569年的说法有误）。在王夫人去世前11天，海瑞的妾韩氏上吊自杀。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使海瑞的家庭生活变得扑朔迷离。韩氏为何自杀？王夫人到底因何而死？这些事已经成了历史之谜，但海瑞在官场上却有了非常不好的名声。〔1〕这时候的海瑞在南京任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相当于副省级干部）之职，他是半年多前才到南京来的。那么，海瑞纳韩氏为妾可能是在北京，也可能是到南京之后的事，无论哪种情况，韩氏跟随海瑞的时间都不算长。

必须交待的一件事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海瑞上了震惊朝野的尖锐批评嘉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治安疏》而在次年二月下狱，两个儿子就在这一年死了，一个11岁，一个9岁，而海瑞已经54岁了。可以想见，这个打击对海家来说会是怎样的致命。妻死妾亡，海瑞的心态如何呢？据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件透露，海瑞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可见他未必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无情之人，对妻妾也不是没有感情。而酿成这样的家庭悲剧，症结可能还是出在已近八十高龄的海太夫人身上。

海瑞还有一妾姓邱，史料中只说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

海瑞于隆庆四年（1570）四月申请退休，获准后离开南京回家乡琼山闲居，从此离开官场15年，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已经73岁时才重新回到官场，到南京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吏部右侍郎之职。邱氏什么时候所纳史无明文，或许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但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海瑞死的时候有“二媵四仆”〔1〕。媵是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可能是邱氏，另一个则可能是重回南京后所纳（因韩氏已死）。当然，也不排除这二妾中邱氏不在内的可能。假定这二妾一个是邱氏，一个便是政敌攻击海瑞时所说“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那么海瑞也已经有过三个小妾，这样“六娶说”就不是高估，而是有确切证据的最低估计。

海瑞已经70多岁了，头发已白，在这样的年龄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为妾，虽然这在帝国时代也不算是什么稀奇事，但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政敌以此来责备海瑞，即使是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对此也只好避而不谈。海瑞身边至少已有一妾，他还要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为妾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是为了传宗接代。本来这些事只是海瑞个人的私事，他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三四百年之后的我们更没有必要重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但是这涉及海瑞贫穷的原因问题，因此是不能回避的。要知道，纳妾是要花钱的，这钱从哪里来？娶妾要有经济基础，不仅娶的时候要花钱，进门后的用度也要花钱，海瑞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吗？

明代纳妾的身价如何呢？在明代，如果要赎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为妾，通常需支付千两白银的身价。明末的那些秦淮名妓，恐怕还不止这个价。一般的情形，如《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收婢女为妾约需50两，如果是讨一个妾，就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300两银子光景。这是明代的数据，清代的情况类似。比如康熙时候在苏州买妾或奴婢的价格，少的是140两，多的需450两。（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王鸿绪奏折）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名士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里面详细记下了自己三次买妾的花费：1.同治四年（1865），娶歌女张珊，银400圆，犒赏16圆；2.光绪四年（1878），买席氏，花银130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共费银134.6两、钱60000文（当时京钱16250文约值银1两）；3.光绪十三年（1887），纳王氏，花银180两。可见当时娶妾至少得花一百多两银子。从总的情况看，海瑞用在娶妾上的费用不会少，即便只有三次，怎么说也总要三四百两银子。这对只取有限的法定工资的海瑞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与他的生活贫困不能说没有关系。要知道，这些费用差不多是一个七品县令十年的工资了。

第24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5)

回到海瑞淳安任上买二斤肉给母亲作寿的事上来，这事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时海瑞身边除了自己、老母和夫人王氏之外，还有许夫人所生的已经长大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有十几岁了，以及两个幼小的男孩。这么一家人需要几个仆人，还有奶妈、婢女等等。这么看来，这个家庭至少有十来个人。这么多人只是靠海瑞的12石米、30两光景的银子和老家40亩地的田租过日子，日子不好过便很好理解了。海瑞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工资不够花销，在县衙后院种点蔬菜瓜果也是很自然的事。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海瑞在这样的家庭收支结构中居然还能省下钱来。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谕，到隆庆四年（1570）四月申请退休，海瑞当了十七八年的官，回到家乡琼山时用“禄入”所得120两银子买了一间房子。以海瑞的家庭花销与俸禄所得进行比较可以知道，一般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有多余的银子的，那么这120两银子到底是怎么省下的也就成了历史之谜。

三、朱元璋的理由

海瑞的家庭生活说明，不能简单地把海瑞的穷归因于俸禄的微薄。同样，在考查明代官员贪污的原因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贪污归因于“薄俸”（低工资）制度。如果你认为高薪才能养廉，那你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工资标准才算高？高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官员不贪污？

明代的俸禄标准是朱元璋时代确定下来的。问题在于，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不合情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

朱元璋出身底层，完全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苦。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他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名为《醒贪简要录》，教材里面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希望通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式的忆苦思甜教育来唤醒官吏们的良心。

《醒贪简要录》历史上不知道是否有单行本传下来，在明代流传颇广的百科全书（当时的类书）《三台万用正宗》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记载的是正一品官员俸禄的算法。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折算成稻谷，需要2620石（稻谷辗成米有较大损耗，从这里提供的数字看出米率只有40％）。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书中误刻为50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需要6550挑（书中误刻为60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不辛苦？“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优厚俸禄还不满足，不肯为老百姓造福，一味贪污腐败，破坏朝廷法度，那么到时候被杀头抄家，还能怨别人吗？”

反腐教材的算法让人触目惊心，但是似乎也没起到多少效用。在制定和颁布《醒贪简要录》之前，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五）在《醒贪简要录》中，朱元璋又拿坐办公室的人员和“披坚执锐，卧雪眠霜，不胜劳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资的士兵，以及没有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此艰难，犹且趋事赴功，不敢有违”的驿站人户做对比，指出“各衙门吏员止是书写，夏坐凉房，冬居暖室，比当军、当站的十分安闲”，如此“心尚不足，仍复贪赃坏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觉得他实在不了解这些坐坐办公室而享用朝廷俸禄的官吏们还有没有一点体恤百姓的良心。

第25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6)

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俸禄标准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人情事理，对官吏要求太过苛刻。朱元璋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7.5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县令年薪90石米，与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与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产这些米的农民“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说。

明代及以后的人认为明代官员俸禄低得留谱，连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录》卷十二），除了主观方面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之外，还有这个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俸禄标准虽然以米石来计算，但发放时却没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执行了“钞俸折色”的政策。“钞俸折色”实际上使官员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别是在中央财政紧张的时候，七折八扣的结果是官员工资大大缩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么90石米按时价每石0.7两银子计算会有63两，而实际上海瑞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已经很不值钱，嘉靖七年（1528）官定的钞银比价是钞每贯值银0.009两，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贯钞仅值银0.0002两。如果以钞每贯值银0.009两来计算，360贯钞值3.24两银子，按市价可以买到4.6石米；如果以钞每贯值银0.0002两来计算，360贯钞仅值银0.072两，只能买到0.1石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们从优计算，就当这360贯钞可以买2石米，这样算下来总共得到的大概也只有53石米或37两银子，还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这就是说，工资至少缩水了四成。本来可以养活10个人的工资现在只能养活6个人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薪酬标准不变而物价增高受到的影响。

一般来说，帝国前期物价水平比较低，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样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降低。这是官吏工资缩水的另一个表现。以米价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统年间一两银子可买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银五钱是“江南之平价”，海瑞生活的嘉靖、万历时期米价是每石六七钱银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祯五年（1632）上海的米价还是一两银子一石，到了崇祯十二三年，已经涨到一两八九钱才能买一石米。（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至于到了崇祯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几两银子，那属于非常状况，不能用正常情况来讨论。银子购买力降低了，而薪酬标准没有相应调高，同样的薪水大大缩水。

一方面是“钞俸折色”，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而薪酬还是两百年前的老标准，万历时代的帝国官员叫穷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要说这工资是穷得没法过日子，或者是工资低而导致贪污腐败，却还是要慎重一些。要知道，官员的穷，是不同于老百姓的穷的，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家口和喜欢娶年轻漂亮女人为妾的兴趣，无论多少工资都是不够的。因此，迫使官员寻求法定工资之外的钱财的，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

四、工资要养多少人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371户，46505口，平均每户4口，而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相对简单，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员的家口庞大可想而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30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第26节：清官海瑞的私生活——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7)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说到，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人耸听的，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县令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的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是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这就是说，一位七品县令，如果他是汉族的，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但是，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咸丰、同治时期人福格在其所著《听雨丛谈》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那么，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来执行，一个县令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事实上，恐怕许多县令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曾任山东新泰县令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县令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县令是旗人（见乾隆《蒲台县志》，朱县令的事详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接近超标的限度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机奥：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有多困难。

当然，这是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

第27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1)

4穷京官的阔日子

——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

在晚清，李慈铭（1829—1894）是个大名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名人、学界泰斗。文化人靠著作出名，李慈铭却不写专著，这是他的特别之处。李慈铭的出名是因为他的日记。从咸丰四年（1854），到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写了40年日记（《越缦堂日记》）。在日记里面，不仅记录生活，也谈学问，这方法对他的同乡后辈蔡元培、鲁迅等很有影响。李慈铭的日记因此成了一座“富矿”，备受重视。胡适说，李慈铭日记“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的确，李慈铭的日记“可补历史”，但它“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而不仅仅限于“时事”。一直以来，人们对明清时代京官的生活如同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李慈铭在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况，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史所没有的极为难得的生动案例。我们且翻到光绪十三年（1887），看看做为京官的李慈铭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京官的生活对帝国政治又有什么影响？

一、李慈铭的年度收入

本年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此前七年，他中了进士，说是“即用”为郎中，实际上却一直是“候补”，直到本年才正式获得任命。

李慈铭一直在户部当官。户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部门，被称为“富部”。户部下面有14个司，一个司管一二个省的钱粮奏销事务，有的司再兼管一些专门事务，如山东司兼管盐务，云南司兼管漕粮，广西司兼管钱法，贵州司兼管关税。

江南司是户部第一司，也称“头司”〔1〕，因为它主管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而且兼管江宁（南京）织造、苏州织造的奏销事务，及各省动支“平余”〔2〕银及地丁逾限事。按理说，这是个肥缺，有很多油水可捞。不过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李慈铭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郎中是一个司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司长，按理说权力也不小了，只是清代的情况有点特殊。清代各部的司下面有两个郎中——满（族）郎中和汉（族）郎中。满郎中的地位高于汉郎中，管着司里的印把子，所以称为“掌印”，相当于“一把手”。由于满郎中的文化水平一般不如汉郎中，司里文件起草的任务一般由汉郎中主持，这叫“主稿”，相当于“二把手”。名义上司里的事务要由“掌印”和“主稿”两个人共同决断，但事实上多是满郎中说了算。当然也有一些脾气好的，或不想干事的满郎中，那样实权可能会转移到汉郎中手里。当然，也会有不想干事的汉郎中，比如李慈铭。从本年日记记载的情况看，李慈铭基本上不去衙门，只在任职履新（报到）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不管司里的事，自个儿看书、听戏、会朋友。

第28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2)

工资都是司里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里来的。四月十六日，送来春夏两季俸银45两；五月初三，送来养廉银10两；八月十日，送来秋冬两季俸银80两；十一月初五，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130斤（约合现在153.4市斤）。这就是说他和司里的关系，几乎和离退休人员差不多。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问题，而是北京官场的风气。十二月初三，因为年终考核的事他一早起来去司里，发现很多人都还没来，吃过中饭以后人才到齐，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司里具体办事的是那些书吏，当官的只是在报表上签签名而已。

合算下来，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工资是135两银子，和大约1200市斤糙米。京官一般不吃官仓发放的糙米，而是将之卖给米店，再从米店购买好米吃。当时京城的米价大致是一石3两银子，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是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100元钱。这样，135两银子大约只值13500元人民币，月工资只有一千来块。这些钱自然远远不够用，实际上只是他的年度花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李慈铭这一年的花费，高达大约2000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相差如此悬殊，李慈铭怎样过他的日子？揭开了这个秘密，也就大致知道了帝国官场的奥秘。

李慈铭有其他的收入。这些收入大致是如下四类：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表

收入类型 收入名目 数额

工资收入 俸银 125.0两

养廉银 10.0两

俸米 7.8石

工资外收入 馈赠（礼金） 418.0两

印结银 346.1两

外官捐银、团拜银198.0两

天津问津书院束修1115.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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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2061.2两、米7.8石

馈赠，众所周知清代京官有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本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但从它赠送的时间——一般是端午节和春节前后来看，实际上是过节费，与地方上的“三节”节敬性质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中秋节。李慈铭的日记里没有提到冰敬，不过端午节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名叫周学熙的人送来的20两银子和一部《太平寰宇记》，还有长芦盐运使贺良栋的节敬16两。中秋节，有广州的陶少实寄来的8两银子和10匣“午时茶”。由此可见，端午、中秋两节的收入非常有限。较为丰收的是作为春节礼物的炭敬，他得到12人次、每次12—50两不等的馈赠，共计288两，如果加上翁同龢送的压岁钱（“馈岁”）12两，刚好是300两银子。所收别敬不多，只有一次，20两。

印结银，除了一、二两月不见记录，其他11个月（本年有闰四月）总共有346.1两。这项费用从何而来呢？

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得到印结要付一些银子，这被称为“印结银”。为了办事方便，也为了对“印结银”进行“合理”的分配，各省京官后来成立了一个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叫做“印结局”，需要盖印都到“印结局”去办，盖印收多少钱也专门定了标准，得到的钱每月汇总之后，在月底或下月初按官职高低分送到京官手里。每个京官每月所能得到的印结银多少不一，或几两，或几十两，每年一二百两较为常见，多者可至三四百两。

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以十月份最少，只有8.5两，而闰四月、五月合在一起则有108两。十一月、十二月也比较多，共有90两，那是因为该年郑州黄河决口，修理需要花钱，新开了一个捐款项目，叫作“郑工捐”（就是郑州黄河工程捐款的意思）。本年李慈铭所得“印结银”总数达346.1两，是比较多的一年。

乡贤祠外官捐银，本年有两次记录，共138两，另有性质类似的越祠团拜费60两，加起来达到198两。李慈铭是绍兴人，鲁迅先生同乡，与鲁迅的祖父周介甫有交往。鲁迅先生写自己在S会馆（即山会邑馆）居住的日子，谈到过乡贤祠，估计李慈铭所说的乡贤祠就是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在京人员设立的山会邑馆里面的乡贤祠，这是纪念同乡中有德行、有成就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基金会，由同乡中的地方官捐献，其纪念聚会余剩的钱便分给了京官。

第29节：穷京官的阔?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3)

书院束修来自天津历史最悠久的两家书院——问津书院（包括下设北学海堂）和三取书院。这两家书院的日常费用来自长芦盐运使衙门。北京、天津、河北及河南部分地方在清代所吃的食盐来自长芦盐场，总管这些地方食盐专卖事宜的是长芦盐运使衙门，这是一个著名的肥缺，与设在扬州的两淮盐运使衙门一样肥得流油。长芦盐运使衙门设在天津。李慈铭于光绪十年接受李鸿章的邀请主讲北学海堂，每年的薪水（束修）是1200两银子。光绪十三年，李慈铭已不在天津讲课，改为在北京评改学生每个月的作业——月考试卷。这项工作有点像是现在的兼职教授，收入相当丰厚。该年长芦盐运使贺良栋送给他束修1087.1两，另有端午节节敬16两，及预付次年的聘金12两，总共1115.1两。

以上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诸项合计共2061.2两银子，加上工资135两，本年收入总额达到2196.2两。这属于货币化的收入，另外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礼品总类丰富，有茶叶、烟草、火腿、鱼翅、笋干、糕点、水果以及毛笔、书籍等。茶叶有杭州龙井、白菊花、碧螺春等。李慈铭有吸水烟的习惯，馈赠的烟草已经使他不必到市场上去购买。三月十五日，他收到杭州朋友寄来的烟丝四包（前两日已收到四包），兴奋地在日记里写到：“从此碧桶不空矣。”如果将该年李慈铭的工资收入与工资外收入做个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工资外收入大约是工资收入的15倍，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二、李慈铭的年度支出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000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当时的2000两银子，按米价折算，大致是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年支出达20万，这在当代中国已经算是富人了。而光绪十三年的北京物价比之今日明显要低得多，以住房一项的花费而论，李慈铭租房住，每月的房租是6两银子，相当于现在600块钱，只够与人合租一个十平米光景的小房间，但是在当时月租6两的房子已经是很好的房子了。

李慈铭住的这套房子在保安寺街，这条街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街上都是大宅门，不是深宅大户，就是地方会馆。住过这条街的清代文化名人，有大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和著名学者王士祯等人。会馆方面，江西的广丰会馆、丰城会馆、奉新会馆，以及湖南湘潭会馆、陕西关中会馆、广东三水会馆，都在这条街上。这条街离“中央行政区”（估且比附现下北京CBD——中央商务区之说）也不远。清代的六部及其他重要衙门都在紫禁城南面，即现在天安门广场这块地方。保安寺街在城南三里，与此相距不远。李慈铭租住的这幢房子，是以前闽浙总督季文昌的住宅，小轩花圃，花木扶苏，宽敞气派，住得非常惬意。至于这所房子的具体情况，曾朴的《孽海花》有详细描写，可以参看。

李慈铭当年的各项具体花费，我们可以将之分成四类：家庭日常费用、社会交往费用、文化生活费用、特殊费用。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支出表

支出类型 支出项目 数额（约数）

家庭日常费用 米 70两

煤、炭 77两

房租 72两

抓药、人参 40两

糕饼面食150两

衣饰 500两

其他 80两

社会交往费用 馈赠200两

犒赏 100两

饮宴 160两

娱乐 60两

文化生活费用 购书 200两

其他30两

特殊费用 买妾 18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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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2000两

家庭日常费用，共花费了大约1000两银子。这其中，用于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大约250两，占四分之一。此中房租按月支付，其他各项，如米、煤、油等，按照京城商家的习惯，是平时赊账，过节时——端午、中秋、春节结算。

生活中花费最多的是添置衣饰，花了将近500两银子，占到了年度家庭花费的一半，非常可观。食不厌精，衣不厌美，六十岁的李慈铭似乎对此还挺爱好和讲究。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但他没有心疼，反而颇为得意，称“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听口气，似乎此件衣服是他最满意的一件了，但实际上这件衣服并不是他本年花钱最多的一件。

第30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4)

社会交往费用，主要是几个方面：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其中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节日对师友、亲属的馈赠，以及对朋友家庭的周济等项，花去他200多两银子。犒赏车夫、厨子和酒店伙计等花去了约100两，付给各个饭店的平时聚会饮宴方面的钱则有160多两。娱乐性活动所花的则有60多两。吃饭常去的酒店，有宜胜居、万福居、便宜坊、庆和堂、福隆堂、轩翠舫。他有一帮比较固定的朋友，或是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同事，人数不多，一般刚好凑成六七人的一桌，或是他约朋友，或是朋友约他，三天两头就有宴饮。当时下一次馆子吃得不错也不过是花二三两银子，而他一年之中就花了160多两，可见次数之多了。最忙的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忙着“赶场子”，下午先去庆和园听戏，傍晚去宜胜居吃饭，饭没吃完，另一帮朋友又催，他只好过去，直闹到三鼓才散。

娱乐性活动主要是听戏。他去戏园子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饮宴时叫人来陪，其中有三个人是常常来的，艺名叫霞芬、梅云、素云。其中霞芬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每次聚宴必到，还有多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霞芬家里，而他每次必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一年，他送给霞芬的钱就有44两银子。霞芬有时也到他的住处去。

这个霞芬当年在京城的梨园界可是个人物，他是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也就是唱戏的头牌演员，如今的“名角”或“大腕”。只是当年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优”、“伶”或“戏子”，不像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当时唱戏的演员没有女性，唱青衣花旦的都是些面目清秀的青少年，由于像个姑娘，所以称为“像姑”，后来被讹称为“相公”。

由于清代法律规定官员不能狎妓宿娼，但没有禁止与伶人的暧昧关系，所以“养相公”成了京城文士的一种时尚，李慈铭也是“好这一口”的。与李慈铭关系非同一般的京城名伶还不止上面几个，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人也都是与他有来往的。

文化生活费用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主要是买书，花了约200两银子。买的书有明刻本《初学记》，殿版“三通”（《通志》《通典》《通考》），南监本《辽史》《金史》、《明史稿》，以及《唐摭言》、《苕溪渔隐丛话》、《万历野获编》等，其中“三通”费银最多，需92两银子。买书的方式，有时是自己到琉璃厂书肆去买，有时是书商自己送上门来，来往最多的是琉璃厂翰文斋。书钱也不一定马上付，说好价钱之后可以先支付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再结余钱。

此年稍显特殊的一项支出是买妾。买妾是四月二十日的事，花了180两银子。此妾姓王，20岁，卢沟桥人。日记里多处留下“夜王姬侍”的记录。日记详细到了哪位小老婆陪睡都要记下来，这大概也只有李慈铭才会这么干。李慈铭本年有一妻两妾，其中一个跟随李慈铭已十年的小妾在二月份离开了，过了不到两个月之后买了这个年轻的小妾替补。

从李慈铭的年度支出项目中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光景，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如果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他的钱大多花在享乐性消费上。如果按照现代考量生活水平标准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计算，他即使不在系数≦20的极度富裕之列，至少也会在系数20—40的富裕水平之中。

三、京官哭穷现象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生活和收支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京官生活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后面则隐藏着帝国社会的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京官哭穷现象。本年李慈铭得到了135两银子的薪俸和养廉银，以及几石米，这些收入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车水杯薪，根本就不够用。但是，本年度官俸方面的收入对他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本年因为已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结束了在户部十几年的“行走”、候补生涯得以实授官职，此前所得更微，“行走”是没有薪俸的，候补最多也只有几十两。实授官职之后薪俸也只有一二百两，相对于年度开支来说，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此也可看出，正式工资远远不够生活开支，仅仅依靠官俸生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京官们也不指望以此为生。

第31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5)

京官即使做到各部的“一把手”——尚书，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薪俸已经封顶，但每年俸禄也不过是俸银180两、俸米90石，即便没有因为筹措战争费用等原因而予以打折发放，再加上同样标准的“恩俸”（恩俸加上原来的俸禄叫双俸双米），所得仍然是有限的。而支出，张之洞曾经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一天最少也得一两银子的用度，正式工资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最低标准。李慈铭的历年花费，从记载来看，以本年最高，其他年份，直到三年之前，都没有突破千两银子大关，而此后则都在千两以上，但在1500两以下。以此看来，正式薪俸无论如何都是不够开支的。

京官靠工资生活肯定是不够的，其他的收入又不稳定，这就使得时时有告穷之忧，京官哭穷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京官的穷是真的，他们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哭穷。李慈铭在光绪十年主讲北学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当和借钱过日子。北学海堂请他当主讲并给予丰厚的报酬，有李鸿章特别安排的用意，给他年薪1200两银子，也是当时同类职务的最高纪录。南京的钟山书院，由曾国藩主持修定的章程规定，书院山长每年可得到的报酬，是800两束修，160两伙食补贴，24两节敬，共984两。（《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十七）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主管全院事务，年薪也没有超过千两，天津书院给予李慈铭的应该说是特殊的礼遇了。

有人认为，李鸿章给予李慈铭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李慈铭的名气和信口月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鸿章不想遭到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评。李慈铭也的确没有批评过李鸿章，即使后来身任御史，别人都对李鸿章提出激烈批评的时候他都一直三缄其口，时人都认为这不正常。所谓吃人的嘴短，书院的束修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他不能不记这个情。问题在于，即使这些束修只是对他的学问和教学工作的合理报酬，那也只是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才有的收入，其他官员既没有他这样的学问，也就不可能有这项收入，而没有了这项收入，他们必然入不敷出。光绪十年到十二年李慈铭是请假（职务仍挂北京）去天津任教，本年他已回京，仅是评批考卷，书院仍给予束修1000多两，不下10万元人民币，这已经是当时给予学者们的最高标准，相当于时下全国文科学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岗位津贴了。

京官的穷还可以有一种理解，是低级京官穷，而不是所有的京官都穷。李慈铭本年之前一直处于候补的状态，在候补之前属于“行走”。候补可以看作是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的见习期，“行走”则相当于还没毕业时到单位的实习。这两种状态，候补拿一半工资，“行走”则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工资本来就不多，重要的是“行走”和候补连正式职位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自然就没有人巴结奉承，没人巴结奉承自然就没有人送礼，没人送礼自然就穷了。

据当年的官员名录（光绪十三年秋季本《大清缙绅全书》）记载，光是李慈铭所在的户部，就有七品以上的“额外司员”（“额外”，即名额&#91;编制]之外）429人，其中郎中这个级别的待岗人员也有82人。这些人都是在户部“行走”，他们人数不少（超过正式编制），而收入缺少来源，穷应该是真的。李慈铭在户部“行走”多年，此中体会很多。

李慈铭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话。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地方官是把他们剥削得来的钱稍稍拿出来一点，大头用于贿赂权要，小头分散给各中央部门，中央各部司的人得到一点点好处都感到庆幸。于是更加挖空心思打探消息，找到一点关系，就奔走相告，大家都趋之若鹜。像他这样靠捐钱买官的人（“赀郎”）比虱子还多，个个穷不聊生，所以就像苍蝇往有腥味的地方钻一样，更显得卑微低下。而那些地方官则越来越傲慢，即便是有同学、同乡关系，但如果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就拒绝见面，也不回拜，让你一点好处也弄不到手。李慈铭说这段话的时候想必受了什么刺激，以致有点愤愤不平的意思。但一个“赀郎”，没有实权，人家自然不把你放在眼里，所以除了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也没有别的办法。

第32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6)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就是说，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还要顾及一点交情。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绪）、宣（统）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春明梦录》卷下）就是说，别敬只送给那些手中有权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岗位（闲曹）连残羹冷炙都没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实权，你的好处也越多，小官和没有多少实权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的待遇也会气死人。李慈铭任户部郎中的上司——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值军机处（相当于军委委员），他的正式工资也不算多（见于记载的仅秋俸银46.5两，其他三季应当差不多），一年还不到200两，就算它是200两吧，工资外的补贴——“饭银”却高达26373.02两（据王文韶日记统计），平均每月约2000两（该年有闰月，按13个月算），是工资的130倍。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是一种权力结构性的穷，关键是看你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四、穷京官的阔日子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李慈铭的日记显示，他本年的日子过得很好，很有品味，质量很高。按照前述张之洞的说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一两银子的花费。但是，张之洞所说的“十分刻苦”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并不至于“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官场上的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显然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官员本人养尊处优自不必说，出门讲排场才有面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做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太多，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并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300多两的标准。试想住着一处大宅院，年租金也不过是72两银子，只占到300两银子的24％，刚好相当于现在北京一个年薪10万的白领租住月租2000元的一个普通二居室的花费。反过来说，如果把房租看作物价的标准，那么当时一年花300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花10万元钱，而现在一年能花10万元生活应该算是很不错了吧！

李慈铭本年的花费高达2000两，是张之洞所说的300两的六七倍，如果按房租算，则相当于现在六七十万元，这自然是超标准的高质量生活。其实李慈铭的支出单上如果删去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有个六七百两银子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去了。而六七百两银子的收入，即使没有书院的1000多两束修，光靠薪俸、馈赠、印结银三项已经足够。馈赠和印结银虽不稳定，但每年几百两的银子还是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是因为他们要求过体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李慈铭是行必有车，本年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专车被小老婆所用，来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叹苦经。六月六日，几位朋友邀他到什刹海庆和堂吃饭，时当盛夏，“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甕”，他开始后悔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出来，自叹“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说自己“平生简绝交游”，还赴这样的宴会，“尚有此恶剧酬应，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转，是因为吃饭的这个地方风景极佳，“地展胜绝，花事方浓”。六月正是什刹海荷花盛开的日子，是京城赏荷消夏的佳处。李慈铭继而关心起旁边的一座房子来，“比邻一楼，晶窗华敞，钗光鬓彩，满倚朱阑，尤觉池沼增妍，人花两艳”。他感叹自己工资太低，住不起这样的好地方，“闻此宅近归都统荣禄，月以六十金赁之，安得俸过十万，移家其间耶”。仅仅是天气热了一点，让他出行受了一点辛苦，他就觉得满心不愉快，而看到好房子，他就觉得如果自己也能住进去有多好，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第33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7)

李慈铭还嘲笑一位清苦自厉的官员李用清，说他“惟耐苦恶衣食”，是土老冒，不懂生活，“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李用清徒步而行，不坐车轿，则被他讥笑为“捷足善走”。（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日记）李慈铭显然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乡下人，知道什么是“人世甘美享用”，也乐于“人世甘美享用”，因此他不以节俭为美德，反以为耻。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帝国的官场大有市场。一旦侧身为官，他们便自觉地追求“甘美享用”，以区别于那种“世为农氓”的人。而工资不够用，则可以典当，也可以借贷，但不能委屈了自己，更不能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京官的“十分刻苦”是不同于民间生活的“十分刻苦”的，他们的“穷”与民间的“穷”是两种穷法。

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自绝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李慈铭本年的日记也充分说明了京官几乎每天聚宴的生活。李慈铭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大，但已是你请我我请你，除了生病，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这方面的花费，仅仅是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到160两，而一次的饭钱不过二三两，这意味着李慈铭自己请客达到七八十次，差不多是五天一次。如果是五六位朋友互相请客，那么就是每天都要在饭店吃一顿饭，每天都要下馆子。这就是中国官场生活的特点，所谓饭菜基本不弄。

此前十年的光绪三年，李慈铭曾经因为弟弟去世而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因饥寒而死，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离别七载，自己寄给弟弟的钱还不到10两银子，而自己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一年至少也不下百两银子。〔1〕历年关于此项花费的统计数据证明李慈铭这句话完全属实。聚宴再加上听戏、犒赏等项费用，花费的确不少，最多的一年（光绪十一年）竟然高达681.8两。〔2〕就在请来请去“习以为常”的日子中，银子像流水一般花掉了。家乡的弟弟因为饥寒而死去，自己却在京城每天喝酒听戏，李慈铭虽然偶有良心发现而悲伤悔恨的时候，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已经不会思考自己这样生活是否应该的问题了，因为他已融入了京官的生活圈子。

京官哭穷是明清时代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但是从李慈铭的例子可以明显看出京官的穷是一种消费结构性的穷，与老百姓没有饭吃的穷不是一回事。一边哭穷，一边过着追逐酒食声色的阔日子，这就是帝国京官的典型生活。

五、京官突围

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作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作派，俸禄又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贪污受贿属于典型腐败，这里姑且不论，我们只说其他几种非典型腐败方式。

外任，就是干脆不当京官了，地方上油水多，清代京官希望外放的情况非常普遍。不过外任的机会也很有限，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可以降低要求，比如办差。

办差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皇上特命办案专差，称为“钦差”或“案差”；另一种是与考试有关系的，称为“试差”；还有一种是特别任命去地方主持教育工作，称为“学差”。

“钦差”到地方办案，有时是直接调查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其调查报告对地方官员的升降荣辱直接相关，地方上对于这种中央调查组都敬畏有加，奉承巴结唯恐不及，接待上一般都大大超标，致送“站规”、“门包”，离开时一般都会致送“程仪”（路费）。“程仪”数量可观。嘉庆年间的广兴，第一次到山东办差，不知道地方行情，只收了二千两银子，心里还有点不安；此后他到河南办差几次，因为已经了解情况，所以第一次收到为数不多的公送盘费（路费）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第二次、第三次当地官员不敢惹钦差生气，共送程仪二万两，才打发了他。（广兴事见清宫档案及《清仁宗实录》卷二○六）

第34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8)

帝国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考试）和会试（进士考试），由中央委派官员出任正副主考，称为“试差”。被派“试差”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出任了乡试和会试的正副主考官，考上了的人成为门生，不仅以后在官场上有帮手，更重要的是这些门生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你送礼。可以想一下，会试录取的人一次是三百人光景，如果每个人一年“三节两寿”每次给你送10两银子，一年就得送50两，300人就是15000两，那岂不是就大发了。

中国人向来尊敬老师，特别是在乡试、会试这样的人生重大时刻给予提携的主考官，学生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北京的风俗里面就有专门歌咏“拜老师”风俗的诗：“房师座主重科名，衣钵渊源尚有情。可笑捐输登士版，也求大老认门生。”（徐永年增辑《都门纪略》之《都门杂咏·风俗门》）考试取中的人拜老师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通过考试而捐钱买官的人想拜老师还要被取笑。一个人有一次主持考试的机会，就等于上了养老保险。即使不是每个学生逢年过节都送礼，送礼也不一定“三节两寿”都送，但肯定有一些学生会送，这样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就有了保证，所以这种差使极为难得，竞争非常激烈。

“学差”就是外放学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主管一省教育事务，三年一任，养廉银有二三千两，还有大量外快，可以收取“棚规”——学政每年要在省内的几个府和直隶州监督考试，每次进考棚监考可以获得几百到上千两银子，这叫做“棚规”。有的还编印教学参考书卖给省内学生赚钱。

进士考试的正副主考一般是尚书、侍郎那样的大官，而且三年一次，只有两位，一般京官是没有指望的。举人考试（乡试）要分派到各省去，清代全国有18个省，一次可以派36位，而且对官位的要求也低一些，所以出任乡试正副主考官还有一些机会，但由于大家都盯着，竞争也非常激烈，有幸派到的都引以为荣。“试差”和“学差”经常委派翰林，因为翰林有学问，但在北京却没有六部官员的实权，灰色收入尤其缺少来源，更显穷酸，所以这种差使算是一个补偿机制，以免翰林这个群体过于穷困。翰林们都渴望“试差”和“学差”，当时的人说：“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由于灰色收入丰厚，连六部长官（京堂）都有点眼红。（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如果外任、办差都没有机会，那么只好立足北京，寻求出路。出路不外是接受外官礼银，比如冰敬、炭敬、别敬等，以及印结银、饭银之类。

印结银在晚清对京官的生活非常重要，民国初出版的杨寿枏《觉花寮杂记》一书说，京官“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而“月得数十金，既充然有余”。虽然印结银有点不稳定，并不是每月都能得到“数十金”，但京官对这种收入寄予厚望则显而易见。

“印结银”到底起于何时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从史料看，它应该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廷为了筹措军费而大肆卖官以后发展起来的，此前似乎不是京官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前一直是冰敬、炭敬、别敬等各种形式的馈赠唱主角。

六、被破坏了的帝国秩序

京官外出办差接受地方官员馈赠，在京接受甚至谋求地方官员的别敬、炭敬、冰敬等馈赠，地方官的钱从哪里来？京官收取印结银，捐官的人白白多了一项费用，他们当官之后会怎么办？答案其实很简单，但顺着这个思路推理下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只说冰敬、炭敬和别敬。

根据李慈铭同时代人何刚德的分析，同治、光绪以来，冰敬只有总督、巡抚等地方高官送给军机大臣，其他的京官只送炭敬。这个说法其实不能概括所有情形，李慈铭本年也收到过冰敬，只是数量甚微，所以大致不虚。冰敬因为送得少，可以暂时忽略。

第35节：穷京官的阔日子——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9)

炭敬有点像现在的年终奖金，只不过给他们发奖金的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官员罢了。实际上，炭敬就是春节过节费，在地方上叫节敬。何刚德说，炭敬是“馈岁”（新年礼物）的意思，所以地方官员赠送所附的信里一般不直接说数目，而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四十两银子就说是“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显得很儒雅。有人送贝勒载涛一千两银子，信封上写的是“千佛名经”四个字，可是这个花花公子连这个意思都不懂，还拿给别人看，后来拆开来，才发现里面是一千两的银票。（《春明梦录》卷下）送炭敬，最少的是8两，多的是300两（多是送给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显宦的），至于像“千佛名经”这样的厚礼比较少，大概只是少数人给那些掌权的亲贵送的。

别敬是由被召见进京述职的地方高官、从中央外放为地方高官的官员向京官“道别”时的一种馈赠。还有一种情况是三年有一次大考评，那时地方官员要进京。按照何刚德的说法，送别敬是很普遍的，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京，除了朝贵之外，同乡、同年，以及籍贯在自己当官的那个省份的京官，一般都得馈送，标准是银子10两左右，后来也有降到6两的。但是这个标准显然过低。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类似于省政法委书记），送别敬留下了具体的人和标准：“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从张集馨的这份送礼名单来看，从军机大臣、六部长官，到一般的同乡、同年，几乎都要送到，最多的送到400两，最少的16两（没有具体列出来的是不是有比这个少的不知道），总数则达到了让人惊讶的15000余两。这个总数估计没有水分，因为张集馨记录的其他几次情况和这一次差不多。比如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送17000两；1849年出任贵州布政使，送11000两；1850年出任河南布政使，送12000—13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

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时期，银子是比较值钱的，2两银子大概可以买一石米，换算下来，一两银子大概值155元人民币。那么10000两银子就值155万元钱。这就是说，张集馨每送一次别敬，就送出去不止155万元的钱，多的达到263万还不止。张集馨哪来这么多钱呢？以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那一次为例，他是向朋友借钱加上向银行贷款才凑齐的。其中向广东洋行借的9000两，要九厘利息，向一个叫汪衡甫的人借的500两，利息竟要二分。花利息借钱送别敬，难道不要还吗？当然是要还的。还的钱从哪里来？那就只有到任之后收取陋规了。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京官没有地方官的馈赠无法生活，他们势必想方设法让地方官吐血，所以有些地方官开始害怕和讨厌京官的这种“专以咀嚼外官为事”的倾向，并且“以进京为畏途”（《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日记）。咸丰九年（1859）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这样“酬应数日，酌留别敬”，段光清说自己“已花银数千”，但是仍然感觉在京官那里“不见讨好”。（《镜湖自撰年谱》）

张集馨和段光清都不是贪官，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看，或许还能算是比较清廉的模范官员，但是他们每到一次北京，送别敬就要花费数千到一二万两银子，而他们又不能赔钱当官，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接受陋规，甚至也不少收的。那么，大清帝国还可能有清官吗？

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清代的京官一年大概收受了多少地方官的馈赠礼银？在李慈铭的时代，不算为数众多的“行走”、候补京官，在职京官大约有6500名。李慈铭任正五品的郎中，在九品官制中刚好处于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以他为例子去推测京官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如同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所显示的那样，不算实物型礼物，也不算那个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书院束修收入，只算那些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及团拜银）三项，它们的总数是962.1两。取个整数，是大约1000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高的。以这个数字为标准，6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工资外收入达到650万两银子。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要知道这些银子都是地方官赠送的（印结银虽不是现任地方官所送，但捐钱买官的人最终会当官，所以与地方官所赠没有太大的差别），地方官的钱来自下级，最终提供这些钱的是基层官吏，而基层官吏的钱则来自老百姓。这就是说，即使我们暂且不考虑地方官自己的好处，仅仅是考虑地方官为京官提供的这650万两银子，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8000多万两，这些钱相当于基层官吏?税时要多收大约8％。这意味着什么呢？地方基层官吏为了收取这些费用，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家正式的税收标准向老百姓征税的，他们必须在征税时巧立名目乱收费或者乱摊派。这样，帝国的秩序就被打乱了。

第36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1)

5送礼政治

——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

2006年6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新华社记者采访成思危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笑言：“我曾经说过，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见当日新华网报道）中秋节送月饼大概不止是中国人的习俗，但送月饼导致堵车却可能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送月饼只是送礼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送的大概也不止是月饼。对于中国人来说，送礼与其说是一种习俗，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这里面有许多学问，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一、朱县令的送礼簿

雍正五年（1727）三月，山东武定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和泰安府新泰县知县王僧慧实行工作对调。离任有“交待”制度，即离任官员要向接任官员移交账簿、现金和其他财物，办一个交接手续，跟现在的离任审计差不多。

接到离任的通知，朱成元知道有麻烦了。因为他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开始任蒲台知县，至今已有26年之久，历年积累的财政欠账——亏空达26000余两银子，自己在任是移新盖旧，东挪西补，穷于应付，现在离任，要把这个窟窿一下子给补上，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没法“交待”。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民欠”代亏空。所谓“民欠”，就是老百姓欠粮未交。老百姓欠粮未交，知县也有责任，但既然是欠粮未交，就可以由接任者继续催交，银子仍有着落，所以还可以交待过去。当然，这种“交待”需要知情的人通同隐瞒，负责经办钱粮的县衙“吏书”（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人员）们需要做工作。朱成元以知县老爷的身份请这些人吃饭，亲自陪酒，又送礼物，并答应等自己到新泰县任上之后设法弥补，“吏书”们答应朱成元先用造假的账簿来应付新来的知县王僧慧。

没有想到的是，朱成元到新泰任上之后，发现新泰县也有亏空，他不可能挪用新泰县的钱去补蒲台县的欠账。蒲台县的“吏书”们很快了解到这些情况，知道朱成元弥补亏空已无可能，深怕自己被连累，便把假账簿及内情报告了新任知县王僧慧。王僧慧向上级报告，参劾朱成元，事情便瞒不住了。

对于王僧慧的参劾，朱成元采取了一种出人意外的应对方式：他也编造一些理由去告王僧慧，并说王僧慧故意把“民欠”说成亏空，是诬陷。按理说，这事并不复杂，山东省内就能处理，山东全省的亏空很严重，高达260多万两，蒲台县的这点子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的是，当时山东的省级官员是怎么处理此事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史料），朱成元的思维又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本来这件事明显理亏在己，他居然派家人张士荣到北京去告御状。既然闹到了中央，小事也变成了大事。但是如果这件事的性质还只是限于清查亏空的话，仍然不足以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一件特殊事物的出现，使得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个省部级高官被牵扯了进去，成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

以内阁学士（相当于国务委员）缪沅为组长的中央办案小组在雍正六年五月初抵达济南。一到济南，他们马上调集档案，连续提审相关人员，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上刑的上刑，事情原来并不复杂，调查也很顺利，所以很快就结了案。按照办案的老规矩，中央办案小组组长缪沅应该向雍正递交一份报告，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做总结性汇报，并请示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报告递上去之后很快有了回复，缪沅接到了雍正对朱成元等人的处理意见。地方官员任职期间出现亏空，一般是要抄家赔补的，这次也不例外。事情到现在为止都还平平无奇。但是比较意外的是，朱成元的家产有限，按照时价估算，仅值2860两银子。这说明，朱成元的亏空好像并不是自己贪污了，否则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家产。更加意外的是，抄家抄出了一份新材料，正是这份材料引起了雍正的愤怒，以致案件的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37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2)

这份材料是一些账簿——这些账簿记载的不是朱成元的家庭开支情况，而是朱成元任内给各个上级领导送礼的详细记录，包括有字账30本、无字账1本、散账28页，总共273页。雍正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求缪沅马上派人将这些账簿送到北京去。雍正看了这些账簿，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山东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道台、知府，凡是朱成元的上级没有不收礼的，特别是巡抚黄炳、布政使博尔多、按察使余甸收受礼物的情况在朱成元的送礼账簿里面都有明确记录，这让他大为光火。

雍正生气是有原因的。黄炳、博尔多、余甸三个人组成的山东省政府领导班子，完全是雍正亲自提拔点派的，时间在雍正元年和二年。雍正接过康熙的权力棒之后，大力提拔自己信得过的高级官员。黄炳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从浙江盐驿道任上升任山东按察使一职的，此后六年他一直原地踏步，雍正继位之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黄炳被跳级提拔为山东巡抚。按照通常的情况，巡抚是从布政使升任的，按察使要先升任布政使才能再升巡抚，就像现在副省长要升省长，才有可能升任省委书记一样。不仅如此，过了一年半不到时间的雍正二年闰四月，雍正又提拔黄炳为内阁学士，调到中央任职，很快又授予他刑部左侍郎（相当于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的实职。这样，黄炳等于成了一个国务委员兼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的重要角色。应该说，黄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了三级跳，升迁之快让人目瞪口呆。雍正一再跳级提拔黄炳，对黄炳来说显然有知遇之恩，但是就是这个黄炳，居然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这自然让雍正气愤不已。当然，这只是让雍正生气的一个原因。

此前，地方官员薪俸不高，雍正元年山东开始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地方官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办公经费也已有了充分保证。雍正希望以此杜绝省级官员收受下属礼物的官场陋习。从朱成元的送礼簿来看，黄炳等人并没有因为有了养廉银就不再收礼，这使得雍正的心愿落了空。看来地方官员对他的政策是阳奉阴违，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二个原因。

更让雍正气愤的是，朱成元送礼簿上送礼的时间、数额写得一清二楚，但是雍正让人询问黄炳、余甸，要他们自己坦白交待山东任上到底收受了多少礼物的时候，两人竟拒不承认自己曾经收受过朱成元的礼物，更不愿交待当时收受全省下属官员礼物的总体情况，而是掩饰支吾，百般辩解，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时候，博尔多、余甸二人也已升迁，不在山东。余甸任顺天府丞（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博尔多任江南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余甸是进士出身，在官场上一直有清官的名声。黄炳、余甸既然拒不承认，更没有悔改的意思，雍正恼火之余，下令将他们革职，送往山东交由总督田文镜（山东本来没有总督，巡抚是最高长官，因为吏治需要整饬，雍正特意设置河东总督一职，由田文镜出任，此职在乾隆上台之后被撤）、巡抚岳濬审讯，并且交待如果他们还是不肯老实交待，那就动用刑具，大刑伺候。对于身在江南的博尔多，雍正命令代理江南总督范时绎负责办理，待审出博尔多收礼确切情况之后，将案卷移往山东。黄炳、余甸在山东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没有史料留下来，只知道审讯的结果是黄炳收受属下以过节名义所送的银子达到199000两，余甸收受的银子是2100多两。（余甸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很短，从雍正二年闰四月受任，十一月即被召进京，只有半年的时间）博尔多在江南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则在该年九月二十一日范时绎送呈雍正的奏折中留了下来，博尔多对审案官的答辩词还挺有意思。

博尔多说，我任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是在雍正元年十月，“到任那时各官照陋规送礼，我一概不曾收受，记得有三四处送些柴米、代仪，我收了些，有二千来银子，又收了些器皿、土物、吃食。但我到任未久，各官尚未熟识，如今再三思想，这蒲台县自然是送了的，还有一个霑化县，其余实在想不起来。我总收过二千来银子，不敢申辩。”博尔多认为收这些银子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巡抚还未奏明养廉，我才到任，故此酌量收了些，到四月交代清楚，我已有了平规，就没收州县的东西”。对于该年五月为母亲做寿收受济南府官员贺礼之事似乎事实俱在无从辩解，但博尔多也作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博尔多说，济南官员来送礼祝寿，“我受皇上天高地厚恩典，连我母亲、全家体面，故此收了”，现在严查，我不敢隐瞒。博尔多还说自己担任代省长之后忙得团团转，又是负责考试，又是盘查仓库，又是扑灭蝗虫，又是曲阜孔庙修理，事情太多，“在布政司衙门的日子少，原不曾见过这些属员，实记不得是何州县、叫甚名字”。（本段引言都是奏折原文）

第38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3)

这就是博尔多的交待。既不交待清楚到底收了哪些人的礼，收了多少礼，甚至也没有一点对收礼的自责，更没有一点认错的意思。这样的交待自然是不能让雍正满意的。范时绎向雍正报告情况时说：博尔多身为高官，不能洁己正身，做全省官员的表率，收了蒲台县的规礼，现在事情败露，还以到任时间不长、在衙门里的时间少、与属下官员不熟悉、事情已经记不得了等为藉口，想含糊其辞蒙混过关，对此审案官员本想用刑让他老实的，可是正在盘问的时候，博尔多大概是心理压力太大，突然“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回供”，现在是先给他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审。

博尔多最后有没有老实招供我们不太清楚，至于黄炳和余甸，十二月二十日下达了处理意见：黄炳判斩监候，余甸判绞监候，秋后处决——也就是两人都被判了死刑，只等来年秋天执行。至于原来收的礼，自然也要全部吐出来，都着落他们家属赔补。〔1〕

二、送礼簿的内容

雍正六年的这起案件，从一个普通的州县亏空案，演变为一个惊动中央、许多人被革职、有数位省部级官员被判死刑的大案，其转折点是一份送礼簿的出现。这份送礼簿，揭开了一个官场的大秘密。这份在山东一个偏僻县份县衙的暗淡灯光下记下的，又被送到金壁辉煌的北京紫禁城皇帝案头上的珍贵材料，已经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而遗失了，我们无从看到其真面目，也无从知道当年的蒲台知县朱成元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心情在26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记下他送礼的对象、名目和数额。从后来雍正的圣旨中，我们知道他送礼的对象是他的各级上司，从知府、道台，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但是具体的记录，比如以什么理由送礼、每次送多少银子等等就无从知晓了。这是让人遗憾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人的议论中窥测那长达273页的送礼簿的具体内容。了解这份送礼簿的具体内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告诉我们做为清代的一个基层官员——知县，他需要给他的上级领导们送什么礼、送多少礼，送这些礼对于整个官场和吏治有什么影响。

那么，清代的基层官员要向上司送什么礼？送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解释过当一个基层官员的难处，其中之一是“奉上官之累”。林起龙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皇清奏议》卷七）林起龙这段话中说到了五种礼：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这五种礼是明清官场极普遍的送礼名目，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内涵，以及送礼的标准。

（一）“见面礼”、“别礼”

所谓“见面礼”，是说上司刚刚到任，下属官员（“属员”）要前往参拜，见个面，认识一下，见面要送礼，所以叫“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上司到任属员第一次参拜要送礼，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元代就已经盛行，当时叫“拜见钱”。（叶子奇《草叶子·杂俎篇》）这个“礼”，明清两代都是存在的。州县官员要向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有些上司是代理（署理）某个职务，比如某省巡抚暂时不在任而由布政使代理其职务，那也要送礼，叫作“署印礼”。

“见面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江总督长鼐的报告，他于该年出任此职，六月十九日抵达南京，接任之后，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并送银120两到500两不等，总共有3800两。长鼐说，按已经送来的银子，和还没有送来的下属各司、道、府官员数目估算，礼银大概有一万多两。（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长鼐奏折）这就是说，在康熙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他一到任上就可以收到“见面礼”一万多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有400多万元。

第39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4)

清代江南省所属地区《江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代的两江总督管辖较广，“两江”指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包括现在江苏、上海、安徽的范围。两江总督所辖属官，有4个布政使、3个按察使，15个道台、29个知府、40个同知、34个通判、9个直隶州知州、8个知州、187个知县。（此据1848年秋季本《秩爵全览》，政府机构设置清代变化不大，所以康熙后期与道光年间没有大的区别）

长鼐的奏折中提到送礼的官员是司、道、府，送礼的标准如果以布政使500两、按察使400两、道台300两、知府200两来计算，那么可以得到礼银13500两。如果州县也送礼，每人以100两计，可得19500两。两者相加，礼银超过30000两。就算州县级别不够，没有向两江总督送礼，知府送得少的只有120两，那么总数达到一万两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两江的情况，四川的情况相似。在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二万两银子，全省各衙门都要送，布政使、按察使、道台要千两，府、厅、州、县按照其职位收入的情况送，或四百两，或三百两，或二百两、一百两不等。（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

由此可见，送“见面礼”是一个全国官场的普遍情况，山东没有理由不送，其数额应该也差不多，州县送一次不会少于一百两。

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名义上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这项费用的享用者，有时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比如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4万两，送的时候要同时送家人门礼4000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4万两禁革了，但家人门礼4000两仍然照旧收受，自己到任还是按照这个老办法收。（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巡抚宪德奏折）按照官场送礼通常的习惯，送礼时要有小费，叫做“随封银”，百分之十是“单随”，加倍则是“双随”。盐商送4万两银子的礼（这项银子实际上是“盐规”，即食盐方面的陋规），要送4000两的“随封银”，这是“单随”，它名义上是给巡抚家人作“门礼”的，但从湖北巡抚的做法来看，它实际上不归家人，而归官员本人。

送给家人的门礼标准，据湖南巡抚布兰泰的调查，湖南巡抚衙门门礼标准是这样的：上县（即钱粮较多的县）10两、中县8两、下县6两，道台、知府在县令的基础上加倍，布政使、按察使还得在道台、知府基础再加倍。布兰泰到任半个月，来参见的官员共有18位，所收的门礼共216两，平均每人12两。（雍正四年二月一日湖南巡抚布兰泰奏折）

布兰泰说的是湖南地方官员求见巡抚时的门礼标准，其他衙门的标准他没有说到。如果以一个州县官员为例，他求见各级上司送门礼的标准怎么样呢？山东的标准是这样的：巡抚衙门16两，布政司、按察司衙门8两，粮道衙门12两，驿道衙门5两，兖宁道衙门8两，巡道衙门5两，本府、本州衙门16两，同知、通判衙门三四两。（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我们可以算一下，州县官员一年中如果见上司50次，平均每次10两，他用于“门礼”的费用就是500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只见30次、20次，也要二三百两银子。

（二）“节礼”

“节礼”，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中国一年有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在这些节日，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以示祝贺的，就像现在中秋节送月饼一样。清代官员本人的生日对于下属来说也算是“节”，下属也要送礼，与三个传统节日加起来就是“四节”。

“节礼”的馈送标准，广西的情况比较清楚。据广西巡抚高其倬说，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12400两，具体标准如下（康熙六十年五月初二日广西巡抚高其倬奏折）：

这是送给巡抚的，送给布政使的没有这么多。其情况是，土司州县没有馈送，其他九府每节40两，63个州县或12两，或24两，合计算来，每节可以得银1300多两。（雍正元年六月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奏折）

第40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5)

广西是个穷地方，州县官员的收入少，所以送礼的标准也比较低，但巡抚一年所收节礼也有一二万两银子。在山东，巡抚的节礼据朱成元案中被判死缓的黄炳自己此前所说，高达6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黄炳奏折）其他各省的巡抚，比如河南是4万两，江西是5万两，广东也是5万两（还有10万两的说法），贵州最少，是7000两。

（三）“贺礼”、“谢礼”

“贺礼”，是祝贺上司“生辰喜庆”等喜事时送的礼，它包括送给官员本人的“寿礼”（也叫“生日礼”，算入节礼），也包括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等时节送的礼。

在朱成元案中被查处的博尔多，在山东布政使（代理）和安徽布政使任内给母亲做寿时都有官员送礼。雍正元年（1723）五月山东任上，“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值多少钱不太清楚。第二年在安徽，“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

“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推荐任官或保荐升官所送的礼。

除了上述的多种“礼”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盘库礼”也是很常见的。所谓“盘库”，意思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有没有问题，一般是一年查两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可能与检查春秋两季的税收工作是否做得到位有关。咸丰九年（1859），张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询问说到四川总督每年春、秋两次到布政司衙门盘库，每次可得银子1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雍正二年代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在奏折中则说到广西不仅有“盘库礼”1200两，还有“阅城礼”1000两，是视察部队时军官们所送的礼。另外州县官员招待过境的高官，高官随从人员会索要“抄牌礼”、“过站礼”等等名目的陋规。

送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赤裸裸地送银子，而是与实物一起送的，实物当时称为“表礼”或“水礼”。当然也有只送贵重东西而不送银子的情况。实物中的土特产叫“土仪”。当然，每次送礼时还要送“随封银”，或“单随”，或“双随”。

以上名目繁多的“礼”，大概就是山东蒲台县令朱成元应该送的，也就是他的送礼簿中可能记录的内容。那么，朱县令每年为了送礼要花掉多少银子呢？据权威人士田文镜说，没有个三四千两是不行的。（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

问题是，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山东州县官员养廉银是1000两，这还是雍正改革后才有的补贴，在这之前只有45两银子的俸银，要支付这么多的“节礼”怎么办？它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迫使山东州县官员在征收钱粮时以“火耗”等名义浮收；另一个是如果用得急，那就只有先挪用属于国家正式财政收入的银子，这样就导致亏空。在朱成元的案子中，朱成元在蒲台县任上的26年共亏空26000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亏空1000两。山东全省，据田文镜说亏空达到200多万两。如果也以26年来计算，平均每年落下的亏空大约是10万两，山东共有一百来个州县，平均下来刚好是一个县1000两光景。由此可见，蒲台县的亏空处于平均线上，这意味着朱县令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也未必是那种特别贪婪的官吏。

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送礼与州县加派“火耗”的关系。山东有一百零几个州县，每个州县每年送给上司的“礼银”如果是3000两，那么总额就达到30多万两。而山东的地丁钱粮是300多万两（山东的税收主要是地丁银，其他方面很少）。这意味着，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时至少要加派10％的火耗。换句话说，山东的老百姓为了官员们的“礼”要在法定税收之外多付10％。

四、不送礼行不行？

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在这种到处都要送礼的官场秩序中，如果一个州县官员想做清官，他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换个意思说，一个州县官员不送礼行不行？答案很简单：不行，绝对不行。

第41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6)

之所以说不送不行，这是由送礼的对象决定的，要知道下列几类人都是得罪不起的，否则公事很难公办。不能不送礼的人包括：一、上级，特别是顶头上司；二、上级的亲属、家人、随从；三、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四、钦差或“过客”；五、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亲属、家人、随从。除了这几类人之外，还有两类人也是必须送礼的，不过关系情况比较特殊，留待后面再说。

（一）不能不给上级送礼

为什么说不能不给上级送礼呢？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叫李皭的人在福建将乐县当县令，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当官除了俸禄其他都是贪赃，你们不要连累我。”衙门里有二株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李皭指着桂花树说：“这树是官物，你们有谁敢擅自攀折的，我饶不了他。”可以想见，李皭不会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李皭当了三年官之后丢官回老家。记叙此事的《清稗类钞·廉俭类》说到李皭丢官原因的原话是这样的：“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

李皭的遭遇肯定不是个别现象。雍正二年，杭州人汪景祺在给他带来灾难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面说当时吏治最坏的是陕西，几十年来，陕西的省级高官——督（总督）、抚（巡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都是旗人，他们除了搜刮财产、喝酒听戏别的什么都不会，下级为了讨好他们只好加征杂派，偶尔有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去送礼，就不能保有其职位，甚至有致家破人亡的。汪景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间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为馈遗，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五月二十日记，“西安吏治”条）

咸丰四年（1854）、五年，一个叫何绍基的人做为学政在四川各地主持考试，结束后他向皇帝报告，说他到地方上接触了一些官员，他们都对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向总督、藩台、臬台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的三节两寿和到任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有两样，绝对是不能少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

（二）不能不给上级身边的人送礼

上司本人的礼不能少，上司身边的人同样不能少。上司身边的人包括亲属、幕友、仆人、随从等。

江苏巡抚吴存礼是在雍正上台之后兴起的政治改革风暴中最早落马的人之一，雍正元年（1723）三月二十二日被革职，在审理过程中，吴存礼的家人王国玺交代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送礼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京城的高官和王公贵族之外，还有诸如送工部尚书之子沙碧汉560两、施世纶胞弟施世范200两、李中堂之婿黄观光600两之类的记载，显然这些人都是因为是高官的亲属才得到好处的。至于家人，则有阿其那（康熙第八子胤禩）家人刘老公、佛大人26400两，塞思黑（康熙第九子胤禟）家人哈姓25600两的记载。（署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具折时间不详）

幕友也称师爷，是清代官员私人聘请的公务秘书，协助官员处理钱粮（财政、税收）和刑名（司法、审判）事务，在公务活动中影响很大，所以为了顺利完成公事，下级也需要“打点”上级的幕友。在晚清的四川，州县送给幕友的节礼也很惊人。据晚清熟悉官场情况的四川人周询介绍，当时各府、厅、州、县官员对总督、布政使、按察使、盐茶道的幕友在“三节”都需要送“节敬”（即节礼），每节多的要送20两或更多，少一点的是10两，最少的也要4两。故此这几个衙门的幕友一年连带“修金”（聘金）多的能有七八千两，少的也有三四千两。（《蜀海丛谈》卷二）考虑到官员给他们的聘金最多不过2000两，所以他们从“节敬”中所得的好处多的可达五六千两，是修金的三五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四川府及以下的行政单位多达150来个，每节一个单位送20两，那一次就是3000两，即使每节只有10两，一次也有1500两，三节就是4500两了。

第42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7)

上司身边最让人讨厌的还有一种人，那就是看门的家人，每次下级官员要见上司，在门房等待家人通报的时候都要送“门礼”（门敬、门包），其标准可见前文提到的湖南、山东的情况，下级官员因“门包”问题而屡屡被挡驾的实际情况则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咸丰十年（1859），张集馨在福建当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按理说布政使官已经够大了，省里除了总督、巡抚就数他大，他要见上司是不应该受到刁难的，但是仍然没有例外。当时闽浙总督是庆端，他的门房名字叫张七，这个人不仅要收“门包”，而且要求门包是足色的库平银子，送门包时要立即拆封过秤，如果分量不够就掷还给你，当然你也就进不了门，要等你补齐了再来拜会。张集馨上任后去见庆端，由于第一次不知道规矩，给的是洋元，结果在门房过秤的时候少了6分（分是两的百分之一），门房居然同样不给代省长面子，“立时掷出”。张集馨气坏了，但考虑到庆总督已经说他性格太刚硬，为免再给领导一个不好印象只好忍了，让家人再加一钱（银子一钱等于十分）送去才算摆平。以后每次去见领导，吸取教训，都主动把门礼银子的分量送足。

张集馨的经历不是唯一的，安徽按察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该按察使到任后去拜会巡抚，看门的索要门包，问要多少，回答说一百，于是该按察使让仆人到一个县令那里借一百大洋，该县令亲自把钱送来，按察使表示感谢，对他说：“这么点小事，你何必自己亲自送来呢？”把一百大洋给门房，门房说：“一百是一百两银子，不是一百洋元。”（100洋元只值72两银子）该按察使没办法，只好对送钱来的县令说：“麻烦要借一百两银子，你自己不要亲自来了，让仆人送来就行了。”县令去后，让仆人送银子来，按察使把一百两银子给了门房，门房说：“还有‘小包’呢？”问“小包”是多少，回答说：“十分之一。”（所谓“小包”就是随封银）该按察使勃然大怒，把门房臭骂了一顿，旁边的人见事情要闹大，便来劝解。该按察使终于见到了巡抚，火气还没有下去，抱怨说：“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些，门房说一百，我借了一百元，又说不是一百元，是一百两，给了一百两，又说要小门包，像这样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我从清早到这里，已经十多个小时了，这才见到您，我好歹是一省的按察使，门房对我尚且如此，对那些府、州、县及佐贰小官更是不用说了。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点，否则大人的名声会被这些下人败坏的。”巡抚听了不好意思，对他说：“你别生气，我会惩罚他们。”第二天巡抚回拜，并把一百两银子还给按察使。按照通常的礼节，上级回拜，下级要挡驾，以表示不敢当，这个按察使大概气还没消，居然不顾礼节请巡抚见面，巡抚退还一百两银子也不客气地收下了，这让巡抚很难堪。（《清稗类钞·奴婢类》）

这个故事中的安徽按察使脾气比较大，可能也是三番两次太让人生气了，所以才有让巡抚难堪的举动，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他那样不计后果，而会像张集馨那样，忍气吞声，过去就算了。据张集馨说，庆端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庆总督的家人“益无忌惮”，根本不怕你告状。由此可见，门包是不能不送的，上司的仆人也是要小心应付的，所谓“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不能不给上级衙门办事人员送礼

除了上司身边的人，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同样不能不送礼。有这样一个“良吏被劾去官”的故事，说的是广东增城县令夏熙泽“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绝不一应”，结果那些胥吏“百计中伤之”，后来找了个关押盗贼犯死人过多的理由让夏县令丢了官。（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一）

（四）不能不给钦差送礼

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都不能不送礼，朝廷派到地方的“钦差”更不用说不能不送了。雍正元年，广东发生了一个钦差对广东官员送的礼不满意而大闹广州的的事件。

第43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8)

按照康熙时代不成文的规矩，钦差大人到广东出差，离开时广东方面要送“程仪”。雍正上台之后，吏治转严，不允许州县官员向百姓加派税费。钱少了，“程仪”虽然还在送，但已无法按过去的标准来执行。雍正元年，一个叫涂天相的官员到广东出差，回京的时候，省长（布政使）王朝恩给涂大人送了一个1200两的大红包作为“程仪”，另外再送一个120两的小红包给随从人员。按理说，王省长已经尽了心，礼节还是很周到的，“程仪”也送了，随封银也送了，想得很周全。没有想到的是，涂大人非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是非常的不高兴，拒绝收下红包。原因是，涂大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涂大人说，两三年前，钦差的程仪是3000两，现在你们只给1200两，你们是不是看人下菜，瞧不起我？王省长千解释万解释，钦差大人还是不收。王省长知道广州市长（知府）郭志道与涂大人是同乡，便请郭市长出面做工作。涂大人看在郭市长老乡的面子上收下了1200两的红包，但是心里仍然气不顺，于是就想办法消气。郭市长自己送了40两银子作为私人礼物，涂大人大为生气，认为郭市长不够尊重自己，这么点小钱都好意思拿出来，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通，搞得郭市长很没面子。这还不过瘾，涂大人又批评南海、番禺两县招待得不好，要把相关招待人员抓起来，并拿了用刑的器具，看来想大刑伺候，害得那些招待人员怕得躲起来。南海县县长（知县）宋玮有点生气了，便带了刑具、把招待人员抓起来押到涂大人住的宾馆，让涂大人发落。这让涂大人下不来台，觉得宋玮是羞辱他，于是在下船离开的时候，让随从把在河岸上伺候的轿子都打碎了。（雍正元年十二月六日广东巡抚年希尧奏折）

涂大人对广东方面的不满显然有他自己的理由。所谓“程仪”，在有些地方叫作“大人费”，是专门为了招待“钦差大人”而设的专项基金，应该给多少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标准，“大人费”的多少意味着地方对“钦差大人”的尊重程度，现在涂大人拿到的比别人少，他当然有理由生气。从这个事情看来，给钦差大人送礼不仅不能不送，而且规格上都有标准，绝不能含糊，否则是会出事的。

（五）不能不给京城高官送礼

钦差是出了京的“大人”，没有出京的“大人”同样不可轻视。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皇室、王公大臣和他们身边的人也是不能不送礼的。“冰敬”、“炭敬”是众所周知的送礼名称，这两项费用表面看起来是降温费和取暖费，其实是过节费，是在端午节和春节送的，其中“冰敬”比较少，“炭敬”送得比较多，数额也比较大。这是常规送礼，有关系的人都有份，地方官员在特定的时间会专门派家人进京送礼。除此之外，还有非常规的送礼。如果说常规性的送礼是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话，那么非常规的送礼就有加深感情、进一步搞好关系的用意在。地方官需要京城高官照顾，特别在升迁、保持地位等方面需要京官帮忙，这就不得不送礼，这方面送的礼数额比常规性的送礼花费要多得多。

上面提到的江苏巡抚吴存礼，家人交待的送礼金额高达515708两，如果从他康熙四十九年（1710）任云南巡抚的职务算起，到雍正元年（1723）三月被革职，那么13年间平均每年是大约4万两。送礼的对象除少数的地方官员（每人仅200两到600两不等，比如曹雪芹的父亲、南京织造曹頫540两，杭州织造孙文成600两），绝大部分是送给中央各部院长官，六部尚书、侍郎自然都送到了，其他内阁大学士（中堂）、奏事大人、乾清门大人更不能少，满洲将军、都统也是不能没有的，至于他本人是汉军正红旗人，那么本旗的佐领也不能没有。比较惹人注目的是康熙朝以清廉著名的大学士李光地和吏部尚书张鹏翮也分别受礼2560两和1000两。

地方官向京城高官送礼，又比如被查处的原山东布政使程光珠，他六年之中光是送给隆科多的就有一万多两银子，除了被“勒索”的五千两之外，他每年要送隆科多“盘缠银”800两，六年共4800两；隆科多50岁生日送“寿仪银”2000两，隆科多封公爵送“贺银”1200两；另外修祠堂帮银500两；又送骡3头，价银350两；送马4匹，价银280两。算下来，总共送了9130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折）

第44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9)

（六）不能不送的特殊的礼

除了以上这些人必须送礼之外，地方官员还有两项比较特殊的“礼”要送。一是在升官、转任时进京“请训”（向皇帝请求训示），离京时要给同年（同学）、同乡及籍贯在任官所在省的京官送“别敬”，据张集馨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记录，每次都要一万多两。不过有资格进京“请训”的官员官职要在道台（含）以上，基本上是省级官员。他们从下级官员那里接受的礼物有很大一部分就通过这种形式送给了京城里的各种人。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礼”是送给皇上、皇后，每年四节——万寿节、千秋节、长至节、元旦节地方高官都是要派人进京送礼的。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这一天是“万寿节”，皇后生日那天是“千秋节”。长至节就是冬至，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所以古人认为这一天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是值得庆祝的，《后汉书·礼仪志》引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这一天皇帝要举行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京城百官要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大员也要派人送贺表及礼物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官员在皇上万寿、皇后千秋、长至节、元旦等节日向皇帝送礼，在地方等于下级官员向上级送“三节两寿”。

除了这些特别节日，地方高官也在其他时候向皇帝送礼，以表敬意。在进贡的时候超标准送礼更是常见的事。礼物虽然表面上说可以是一些地方土特产，但实际上送给皇上的礼自然不能是不好的，也不可能是不值钱的。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那自然是向下级要了，有时候地方上也搞摊派，地方大员向下属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收钱，有时候收的钱大大超过送给皇上的礼物的价值。乾隆时代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就以办理贡品的理由向州县官员摊派，其中皋兰县一年就被摊派二三千两银子，而实际上，进献的贡品只值几百两银子，当然被摊派的肯定不止皋兰县一个县，多出来的钱自然落入勒尔谨个人的腰包。〔1〕

地方大员在向皇上献礼的时候，自然也得向为皇上看管家门的人——太监送礼，这和地方上的“门包”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这个门包的数额要大大超过地方罢了。在吴存礼送礼簿案中，送给太监魏珠的银子有20770两。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五、送礼作为政治

中国古代是所谓的礼治社会，中国人向以礼仪之邦为荣。不过，送礼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习俗，它更是一种政治。

礼尚往来。礼的特点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意味着对等，有来无往不称其为礼，因为它不对等。但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送礼并非是有来有往的，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尚往来”的礼的特点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礼”，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那么，“礼”到底是什么？

孔子有一回非常生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这都能忍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是什么事情让温文尔雅的夫子如此生气呢？原来只是因为看不惯人家观赏舞蹈。人家观赏舞蹈关你孔夫子什么事？你又有什么理由“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认为自己绝对是有生气的理由的，因为人家越“礼”了。原来按照规定，观赏舞蹈是有等级的，天子可以欣赏八行八列64个人的舞蹈，而诸侯只能看六列，卿大夫只能看四列，士只能看二列。鲁国的季氏在身份上只是卿大夫，按“礼”只能观赏四列的舞蹈，而如今却公然在院子里观赏八列的舞蹈，这在孔子看来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从这个著名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实质又是等级福利，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绝对不能混淆。这种福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观赏舞蹈这样的小事。

第45节：送礼政治——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10)

所以，下级要给上级送礼，这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

那么，上级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些“福利”？自然是因为上级手里有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是减少或增加，减少他人福利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赐福/利权”。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两种权力，所以下级不得不送礼，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1〕在传统政治中，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支配权，下级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由于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为了避免个人福利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上级的“福利”——送礼是一种方式，巴结奉承也是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

送礼作为政治，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对于这种格局，咸丰四年（1854）四川学政何绍基分析说，基层州县官员要向上级送礼，这和国家财政收入一样，是不能短少的，而州县官员的上级——“司、道、府、州又以所得于属吏者，各效纳于上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这就是说，每一级下属都要向上级送礼，上级在得到“礼”之后又再送给上级，就这样这些银子从县里流到市里，又从市里流到省里，再从省里流向北京。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机制。这，大概才是送礼的真义。

各级官吏在送礼政治中都得到了好处，增加了个人福利，那么“福利”损失的是谁？

清代的一位官员分析说，州县官员的上司向州县索要礼物，“州县官员借此指名向民摊派者亦有，取库银未还者亦有，遇词讼案勒索者亦有之”。（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折）这段话指明了所谓的“礼”有三个源头：一是“向民摊派”，二是“取库银”，三是“遇词讼案勒索”。第一个是向老百姓摊派，巧立名目乱收费；第二个是挪用国库的银子；第三个是在司法审判的时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钱财。〔1〕这三种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乱收费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挪用国库银子造成了亏空的局面，司法审判时勒索钱财破坏了社会公正。亏空后会想方设法向老百姓伸手，说到底，“福利”损失的是老百姓。

第46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1)

6跑部钱进

——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

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兴起一种居住上的“东贵西富”或“东富西贵”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比如清代的北京，在居住格局上就有所谓“东富西贵”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清代北京有一类“富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城南靠东面的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所住多属“华宅”，而中央六部的司局级干部（司官）则多居住在靠西的宣武门外。（《清稗类钞·胥役类》）这些“富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靠什么发财？

一、曾国藩、李鸿章的烦心事

清同治七年（1868），捻军即将被彻底消灭，这场从咸丰元年（1851）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历时近二十年的社会大动荡终于快要结束了。战争进入扫尾阶段，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让湘军、淮军的主帅曾国藩、李鸿章有点烦恼的是，军费的报销遇到了一点麻烦。麻烦的倒不是担心皇上说他们花钱太多——他们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点钱皇上大概也不会太在意的，反正也不是皇上自己掏腰包。既然皇上都没有意见，那曾、李还有什么要烦心的呢？

让曾、李烦心的是“部费”。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报销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部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报销流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报销是否顺利，关键是户部的审计，其他都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但是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不在审计，而在“批驳”——如果它说你的报销项目不符规定，说你有造假账的嫌疑，那你的报销就不能通过。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而且理由非常正当。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它跟现下跑部钱进的“钱”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在于，现在跑部钱进的“钱”大概多是花在“部”里有审批权的大人物身上，而历史上的“部费”主要是落入“部”里地位不高的小人物——书吏的腰包，而这又与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件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苛驳宜禁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需“按照则例，逐款详核，凡动用银、米，核与则例相符者，必查对底案，始准报销，以归核实”（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福康安奏折），这又显得不仅要有财务制度——“则例”的知识，而且审核过程很耗心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去做的。

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他们的上面有许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部长）、尚书（正部长）管着他们。问题是，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他们更愿意把时间、精力花在喝酒、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作文章。对于那些琐碎而无聊的财务报表，以他们读四书五经所获得的教育是不大懂的，同时他们也看不起那些琐碎而无聊的工作，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通常就是在书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签签字，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转移到了书吏手上：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1〕

书吏在正式规定中则是一些没有地位的人，类似于临时工，按规定五年一聘，不能连任，他们不仅常常连正式的工资都没有，甚至连一点伙食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领到手。更不合理的是，书吏的办公费用——比如纸张、墨水等经常还得自己掏钱。另外，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严格的编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书吏的正式编制只有200多个。书吏自己办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手可能再找助手，这就有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找他们办事的正编书吏来负责。

第47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2)

这一切，给了书吏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这些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当然有时为了避免上级的怀疑，也要搞搞假批驳，“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这样经过了批驳，上级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清世宗实录》卷三）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几乎想报销的人都会遇到这种麻烦，现在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要解决，以曾、李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的地位，以两人挽救大清危局的“中兴名臣”的身份，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老百姓一样，也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1830—1908），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八）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曾国藩托的人是李宗羲（1818—1884），李当时是江宁（南京）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李自己与户部的人不熟，他是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优惠政策。（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曾国藩对给“部费”很不满意，即便只给8万两，筹措也需要伤脑筋，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二、禁革“部费”

同治七年的军费报销案只是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的特殊功勋，皇上看他的面子对军费报销免予审计。但从这一案例来看，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要受“潜规则”的制约，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在通常的情况下，“部费”是必需的，而且，要报销的不止于军费，要办的事也不止于报销，自然，中央也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否则就办不成事，办不好事，这才是“部费”的真正含义。所谓“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广东的一位市委书记说，某部委的人告诉他，“现在拿张凳子给你坐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因为天津的书记来也是站在那里的”。（2008年3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转《新快报》报道）

道光二年（1822），御史（相当于监察部的处长）佘文铨向皇上递交了一份请求革除“部费”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需要交纳“部费”的事项，除了报销要交“报销部费”之外，奏销需要交“奏销部费”，这两样是属于户部事务的；吏部（类似于中央组织部）主管官员的任免、升降、调补、处分等事务，刑部（类似司法部）主管刑名案件，需要交纳的“部费”不叫部费，而叫“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等等；工部（类似建设部）主管建筑、工程，兵部（类似国防部）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和监制、修筑城墙等事宜，所有这些过程都有部费，名称叫作“讲分头”，大概就是吃回扣的意思。部费数额通常达到五六万两，多的甚至要三四十万两。（道光二年十月初九日上谕）从佘御史的奏折来看，基本上是无“部”不“费”，无事不“费”，要办什么事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第48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3)

其实下一级衙门到上一级衙门办事要交钱，这在帝国时代不仅仅存在于中央衙门，全国各地的情况都一样，这就像一个县要设驻京办事处，同时也要设驻省办事处、驻市办事处一样。清代中央衙门有“部费”，到省里的布政司、按察司办事也要有“司费”（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同样的道理，到总督、巡抚衙门办事要交“院费”、到道台衙门办事要交“道费”、到知府衙门办事要交“府费”。

清代地方向中央衙门交纳“部费”的事是省级官员派家人进京打理的，这些家人大概就是现在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了。在省里，则叫“坐省家丁”、“坐省家人”、“坐省长随”什么的，在府里，则相应的叫“坐府家丁”、“坐府家人”、“坐府长随”。在省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处理办法，是不派专人，而特聘布政使衙门（相当于省政府）看门的人兼任，凡是全省官场的情况及时向州县和知府衙门通报，这种人叫作“坐省条子”。在云南，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打幹”（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估计和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

书吏索取“部费”，不给办不成事，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

“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自然不会自己掏钱，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这是地方行政系统的情况。在军队系统，则是上级军官向下属摊派，最后是克扣底层士兵的军饷。军队方面的事情估且不说，仅就地方行政系统来说，按照道光二年御史佘文铨的议论，州县官员对于顶头上司摊派“部费”自然没有办法抗拒，但他们“焉肯自己出资，势必横征苛敛，虐取于民”。这又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对于皇上的江山来说有不利影响，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会”大概是会计的意思，“考”类似审计，“府”是衙署，所以会考府相当于审计署），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能否彻底解决“部费”的问题呢？

会考府于雍正元年（1723）正月设立，主持事务的都是雍正最亲近、信任的大臣，包括他的弟弟、怡亲王永祥，舅舅、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下面的办事人员，包括满汉郎中、员外郎各二名，主事各三名，笔帖式十名，还有一些书吏，由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专门办理审计的衙门。凡是财政收支审计方面的重大事务，报到中央部门后如果要驳回的一定要送会考府审计，由会考府审查其是否符合规定，是准予通过，或是驳回。这样在理论上就不需要支付“部费”了。不过，会考府人员有限，它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财政收支项目都进行审计。更重要的是，会考府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难道就不会贪污、不会索取不叫“部费”的“部费”吗？（关于会考府，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卷四、卷二十五）

在会考府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叫崔致远的中央官员对此表示了忧虑。他说，假如害怕中央部门的官员对国家法规、政策阳奉阴违而不能完全信任，那么怎么知道新设的会考府官员就都诚实可信？弄得不好的话，怕是为了革除弊病而新设一个衙门，最终却因新衙门的设立而弊病更多。〔1〕

从雍正发布的上谕及会考府最终被取消的情况来看，崔致远的说法恐怕是不幸而言中了。雍正在上谕中说，各省大臣题奏事件，都经过我亲自批览，然后交给中央部门核查处理，而回复都是经我个人决定，为什么各省大臣对自己的题奏事件还那么不自信，甘愿受中央部门书吏的欺骗，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另外，会考府是我新设立的特别为稽查中央部门弊病的机构，会考府的大臣们，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索要手续费（“使费”）的道理，现在听说有一二个畏懦不明事理的大臣，另加一倍费用，这真是岂有此理；以后这类事件永远严行禁止，如果地方官员仍然派人来京料理“部费”，那么一经查出，送的、收的都一起治罪。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这道上谕来看，地方上不仅没有因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部费”而真的不再送“部费”了，相反，现在多了一个会考府，“部费”也就得准备两份，一份给相关主管中央部门，一份给会考府。恐怕正是这个原因，雍正意识到会考府虽然“有益于察核”，但衙门设立一久，一切都浮于形式，“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所以在雍正三年九月裁撤了这个存在三年的机构。（《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三》）

第49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4)

三、官穷吏富

既然“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在京城吏比官富，在居住上形成“东富西贵”的特殊现象。

官穷吏富，清人陈恒庆的《谏书稀庵笔记》所记载的一个工部官员和工部书吏争妓女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说，北京有个叫红玉的歌妓，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歌也唱得好，说话还挺幽默，所以名噪一时，工部的官员常常到这个歌妓家里聚会。后来，这个歌妓却被工部书吏王维寅花二千两银子买去作妾，这让工部的一班官员大失所望。工部官员们跑来和作者商量说：“王维寅只是一个书吏，是我们的手下，现在夺走了我们喜爱的东西，实在可恨。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和红玉见一面？”作者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有个人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司马相如来拜访，第二天得到一方刻有‘司马相如’的汉代印石，这个人珍惜秘藏，从不拿出来给人看。他的一个上司向他要印看，有看了不还的意思。这个人就对上司说：‘我生平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和人共享的，一是老婆，一是这块印。’如果王书吏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我，那该怎么办？所以啊，你们只能单相思了。”一年后，听说红玉生了双胞胎。作者再和那班工部官员开玩笑说：“你们的相思病好了没有？”那班工部官员都说好了。

在这个故事里，工部的官员只能到歌妓家里喝喝花酒，搞搞“三陪”，工部的书吏却可以拿出二千两银子把歌妓买回家去作妾，独享专用，害得工部官员们害相思病，连忘梅止渴都没办法，由此可见书吏确实比他们的上司有钱。

书吏有钱，而京官却很穷，偏偏京官又是书吏们的顶头上司，这让京官们颇为愤懑。比如晚清在户部任职的名士李慈铭，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有个姓杜的朋友给一个姓顾的书吏当家庭教师，每个月的报酬是十两银子，一般的王公家庭请家庭教师最多不过是四五两，而中央衙门书吏请家庭教师竟然常常多达数十两，京官穷得活不下去，而书吏们却“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侯”。（《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李慈铭自己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穷京官，地位比他低的书吏却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这让他很气不顺。

四、灰色收入

书吏们很有钱，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按照晚清冯桂芬的说法，由于他们作事隐秘，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冯桂芬说自己曾经和一个绍兴人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得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4000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来源按三七开算，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万两，其他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多达1400余万两，如果以4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在收税时要多收35％。冯桂芬的估算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做一个估计，同时看看书吏们到底享有多少好处，这些好处是如何分配的？

清代的书吏按其身份来说分为三种，雍正七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将他们分别叫做“正役”、“帮役”和“白役”。（《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正役”就是有正式编制的书吏，一般称为“经制书吏”，按规定是五年一任，任满必须辞退。

“帮役”是编外书吏，是没有正式编制，帮助“正役”干活，相当于副手、做些抄抄写写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是“正役”自己花钱雇请的人或所带的徒弟，由于事情多干不过来，所以要请帮手。

第50节：跑部钱进——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5)

“白役”是挂名书吏，花一些钱在衙门里弄个身份，实际上不去上班，常常官员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不过，“白役”虽然不到衙门报到上班，但有了一个身份却可以唬人。在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他们被称为“圆扁子”（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在地方上，如汉口，人们称他们是“四百二”，因为他们花了“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当挂名书吏的另一个作用是避免被人欺负，“或家有田产，藉以支持门户；或居乡被人欺凌，藉以御抵外侮”（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全国到底有多少书吏呢？“正役”因为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所以有一些材料记载，虽然没有十分精确的全国统计数字，但可以大致估算，相差不会太远。至于“帮役”和“白役”到底多少就很难弄清楚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情况既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之内也有变化，研究者因为接触的史料的不同，作出的估算相差很大。

正役在清代，据乾隆《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294名，其中户部人数最多，有226名。光绪《大清会典则例》则记载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184名，其中户部书吏是240名。由此可见，清代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200人光景，户部书吏超过六分之一。

地方书吏也有定额，据光绪《大清会典则例》统计，顺天府及所属23个州县有吏额420名，河南省所属州县众多，总共有2138名，江苏州县较少，吏额也少，仅1512名。

据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代省长（署理布政使）王謩在奏折中说，广东省的经制书吏除了总督、巡抚、按察司衙门之外，其余大小衙门共有书吏1700多名。加上未算进去的省级衙门书吏，总数在2000名光景。广东各级衙门的数量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上，大致也可以看作是全国18个省份（不算东北）的平均数额，由此可知全国各省正式编制的书吏是36000名光景。如果以全国衙门的平均数来看，全国有各级衙门2000多个，平均下来一个衙门是十几个人，这和正式规定相符。

加上北京和未考虑进去的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方，大致可以认为全国的经制书吏是4万人。

一个衙门只有十几个书吏，而州县衙门至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类似于县政府下面的科室），平均每房只有二三个人，而事情很多，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正役招一些人帮忙是必要的，一个正役带几个帮役也就是正常的事。田文镜当河南巡抚，巡抚衙门的经制书吏分为两班，每班10人，共为20人。但田文镜说衙门事务太多，实际上每班100人都未必能够办得好，所以河南巡抚衙门的书吏实际上是200多人，想裁员是不行的，事情总得有人做。由此看来，各级衙门的书吏实际上可能是正式编制的十倍还不止。因此，从种种情况来看，如果把全国衙门的正式、非正式编制书吏总数定在40万光景应该是可靠的。清初的侯方域说全国州县衙门的书吏大约有30万，他算的只是州县衙门，如果把其他衙门算进去，40万的数字应该不算高估。从全国平均来看，每个衙门不过是200人光景，这相对于清代的人常常议论说一个州县有数百成千的书吏是个保守的数字。

但如果按40万的书吏来算，即使灰色收入总额达到2000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过是50两。由于书吏们没有薪水（只在清初的一段时间有少量的伙食费——“工食银”），为了谋得书吏的职位还得花一笔钱（“顶首银”），由此看来，每年50两的银子应该是不会高估的。当时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一年花费需要30多两银子，书吏们的生活显然比老百姓过得好得多，50两银子大致只能让他们过上比一般人家好一点的日子，而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财产。

所以，冯桂芬的估计从总量上看不是高估，不过北京的书吏所得的好处可能稍微高了点，显得分配不太均匀。但即便全国书吏的灰色收入总量只有2000万两银子，对于民间来说也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了，它使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要在法定负担的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而这，还只是算40万书吏集团所得的好处，还没有计算官员，也没有计算为数更多的衙役阶层的好处。

尽管清代历朝皇帝下了很多禁革“部费”的圣旨，但禁革“部费”的努力是无效的。帝国行政需要书吏，书吏们既没有多少法定福利，也没有升迁方面的制度激励，所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办事程序捞钱，所以“部费”并不是想禁就能禁的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