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雷震、于右任、殷海光等七位大家在台湾民主运动前夜）
Author: 刘台平
Date: 2013-09-01

目录

胡适：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引言
1　“蒋先生错了”
2　劝蒋无为而治
3　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4　知其不可而为之
5　民主·自由·独立
6　父子分道扬镳
7　为言论自由而奔走
8　祝寿不忘争自由
9　《胡适与“国运”》公案
10　谏蒋遵守规则
11　成立反对党的前因
12　从社论风波到雷震案
13　楷模与师表
14　是“诤友”，还是“专家”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1　“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
2　五四之子的学术之路
3　书生以讲学报危国
4　国家民族之大是大非
5　促蒋摒除伪教职员、检举汉奸
6　归骨于田横之岛
蒋梦麟：杀我的头，也要搞节育
1　台湾地区的人口问题
2　呼吁进行节育运动
3　节育运动之争
4　为节育运动的开展而努力
5　蒋介石的态度
6　借助民间组织，推动人口计划
7　蒋梦麟结缘蒋介石
8　节育主张之定论
梅贻琦：最后的坚持
1　“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2　离开祖国大陆
3　前往台湾
4　担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
5　梅贻琦与原子能研究所
6　梅贻琦的教育生涯
7　梅贻琦的大学教育观
雷震：众人皆醉，我独醒
引言
1　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
2　“祝寿专号”事件
3　“孙元锦之死”案
4　陈怀琪控告案
5　“今日问题”系列案
6　雷震案
7　翻案失败与时机解读
8　雷震案阴影之下的雷家
于右任：弹劾宰相、警示皇帝的“御史”
引言
1　弹劾俞鸿钧
2　于右任的革命生涯
3　于右任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关系
4　担任“御史”，大力惩贪
5　竞选副总统失利
6　为张学良求情
7　被迫离开祖国大陆
8　在台湾的晚年岁月
殷海光：揭穿皇帝的新衣
1　殷海光其人
2　从讴歌者到诤友
3　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向
4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5　创办刊物，倡导自由
6　立志做启蒙人物
7　力挺雷震
8　国民党的围剿与迫害
9　自我定位：自由思想者

自由之魂
——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

刘台平◎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引言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参加反清革命。国民党改组后逐渐取得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成为真正的领袖。他对胡适这位学贯中西的知识界领袖，颇能以礼待之。从1932年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交往甚多，胡适也很佩服蒋介石的能力与手腕，但对其独裁则一直持批评态度。蒋对胡的抬举，胡常常不领情，让蒋尴尬不已。

早些年祖国大陆对“胡适”这个名字，可没有好印象，如“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这些头衔往往就是他的代称；特别是他的名言“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更是常成为大批判的靶子。中国大陆对胡适的“缺席审判”直至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胡适被定位于“帝国主义者的驯服工具”。郭沫若甚至说，胡适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的“难兄难弟”。至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他的人品、学识及一生做了些什么等，正面而客观的叙述，却是难得一见。

同时在祖国大陆，胡适是“大批判”的黑名单上的要角，1955年以后，连当年与胡适有过师生之谊，都是可以被斗臭斗倒的罪名。因此，即使那时的“胡适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慢慢地出现“复兴”的趋势，但是，胡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总是没有被拿掉。这样一来，许多关于“胡适研究”的成果都先天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往往呈现出一幅被扭曲得诡异之至的“胡适形象”。

好比说，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步步进逼的困局里，胡适与朋友创办《独立评论》，企望“言论报国”，却被解释为“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思想，暗合蒋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针，而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识”。

又说胡适在台湾的晚年岁月里，“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唯蒋家父子之命是从，见蒋家父子脸色行事，甚至有时公开扯去了蒙着的‘自由主义’的面纱，明目张胆地与蒋介石站在一起”。

把胡适描写为“蒋氏家臣”，将之列为国民党政权的“文化打手”，有意把他宣传成蒋介石的奴才，诸如这类脸谱化的说法和做法既无实质意义，又无法发掘真相。事实上，胡适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非常大，对蒋介石当面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大都是当众批评。

1　“蒋先生错了”

从胡适日记中看，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进攻热河。3月3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电文说：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援。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三天后，蒋介石果然北上处理热河事件。3月13日，胡适赴保定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交谈中承认，按照他的估计，日军要进攻热河，必须从国内和台湾动员六个师团的兵力。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情报，他认为日军攻打热河的消息，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谈到这里，蒋介石感叹地说：“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得多！”听了这些话，胡适在日记中气愤地骂蒋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虽然胡适常骂蒋，他却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例如，在抗战时蒋任命他担任外交部长，又任命他做过北大校长；在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胡适同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领导台湾地区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地位非常高的重要职位。

蒋给胡官做，胡却常常顶撞蒋，让他下不了台。举一个例子，当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复院的典礼上，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他邀请蒋介石出席并讲话。蒋介石非常恭维他，为表示对胡适的尊敬，除了亲自参加胡适就任院长的典礼，还亲自上台致辞。

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介石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不料胡适在致答词时，公开指蒋的讲话有“错误”，让蒋大为不满。

两人争执的焦点是五四运动的功过。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还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

蒋讲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他说：“蒋先生你错了，‘中研院’的主要任务是学术研究，与伦理道德没有直接关系，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

蒋、胡两人一个尊崇传统文化，一个要打倒旧文化，两人吵架的主题落在五四运动的功过上。如上面所说的，蒋介石斥五四运动造成了共产党发展壮大，国民党政府只好退到台湾。胡适才不管蒋介石是谁，竟当场指正说：“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发展壮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

胡适讲完后，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还好蒋没有当场发脾气。

但是这毕竟让蒋介石有点尴尬。这件事情给在场来宾的印象非常深刻。胡适的讲话令在场不少人的脸顿时变得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敢这样讲话，在历任的院长、院士中，一个叫做李亦园的院士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敢讲真话。

胡适一句“蒋先生你错了”，胆敢当面驳斥蒋介石，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求实的精神，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他。

2　劝蒋无为而治

胡适于1917年自美留学回国，二十七岁即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事实上，在他回国之前，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重要文章，鼓动风潮，千层浪起，一夕而“暴得大名”。

时光倒回到20世纪前叶，那时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胡适，但他们从未见过面。1932年冬天，蒋、胡都在汉口，蒋请胡吃饭，两人才第一次见面。次日，蒋又在住处约胡晚餐，在座的还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余等人。胡知道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所以送蒋一本《淮南子》，作为间接的谏言——请蒋不要“事事站在第一线”，这是胡氏第一次让蒋头痛。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著的一本书，分内外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行本《淮南子》即其内篇，其余已不存。书的主旨就是宣扬“无为”。当国者要不侵官、不越权，行“无为之道”。胡适喜欢以古讽今，他常拿此书“修理”蒋介石。

譬如在《主术训》中，开宗明义就教导国君无为而治。它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关于这一点，《诠言训》有进一步的发挥：“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意思是说，国君好比神主牌（尸），不必去管祭祀的事，祭祀由主持祭祀仪式的人（祝宰）来负责。胡适借这些话来暗讽蒋介石管得太多了。

随后，胡适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例，劝蒋介石息劳。这是胡适对蒋介石非常重要的规劝，但是蒋介石有没有看这本书呢？似乎是没有。即使看了，胡适相信蒋介石也不会照着做，但是蒋做不做他不管，只要他认为错的他就要管、要说。

胡适甚至连蒋介石怎样做官也要管。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说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报导，报称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他说该手令是“命令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

蒋介石非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非政府，胡适认为蒋的手令不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

胡适让蒋第二次头痛也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适按捺不住愤怒，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发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校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

3　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胡适随后几年总是批评蒋介石，如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所说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

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他要提出几点意见：第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第三，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他认为，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水平太低了，绝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这让蒋介石好生不快，但也无可奈何，“新生活运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4　知其不可而为之

蒋介石对胡适既爱又恨，爱的是他对人民的忠心，恨的是对自己的不忠。从蒋介石败退台湾的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这两阶段蒋介石都需要胡适的帮忙，但胡适并没有完全答应，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掌控胡适。

1947年，蒋介石邀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做行政院政务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胡适再三婉拒，理由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有点用处，始终不愿意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但蒋介石不死心。1947年底，国民党战况渐趋不利，蒋介石更积极地想把胡适拉进政府内，以争取美国的援助，好几次提议他担任包括驻美大使、行政院长，甚至总统候选人等，胡适都一一回绝了。

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仍然向蒋提出十条意见，要蒋“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都能很和气地接受。

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949年初，胡适给蒋介石讲了英国的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与价值观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走民主共和之路。胡适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而在这个时候闻一多、李公仆作为反独裁、争自由的民主人士被国民党当局暗杀。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已在围城之中，隔天胡适搭乘蒋介石派的专机逃到南京，长子胡思杜留在北平。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仍极力劝他去美国，蒋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最后，胡适拗不过蒋介石的请求，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搭船前往纽约。

和1937年一样，胡适这次也是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到美国来争取支持的。但经过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此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态度已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胡适受蒋的委托赴美寻求美援。当时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但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

1952年4月2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

在这种情势下，胡适能够着力的地方已十分有限，再也没有任何美国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为他安排周游各地的演讲了。直到1957年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段时间是胡适在美国最为黯淡的时光。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

5　民主·自由·独立

对于盘踞台湾的蒋政权，胡适的寄望主要有三点：

（1）延续法治精神。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

（2）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和所谓的“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也不到几年就名存实亡了。

（3）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在这方面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事情缘于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电表示不就，李济、李书华也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但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6　父子分道扬镳

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他的儿子却没走，后来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胡适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投枪，“追求进步”地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文中还表达出知子莫若父的无尽的凄凉与无奈。

在台湾复任一把手的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同时为了笼络胡适，他专门约见胡适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先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可见胡适公私分明。

7　为言论自由而奔走

胡适回台湾后除了登上多所大学的讲坛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喉咙变得嘶哑，不得不求助于大夫。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蒋经国也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法律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法律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为此，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地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台湾人民做诤臣，为台湾行政当局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此行的最大特色。12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关当局举办的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五天后，他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还说，台湾行政当局承认新闻独立，扶持私人办报，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胡适又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先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回忆录》记载：“我说，有关法律只许蒋先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蒋先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台湾行政当局无一人敢如此说！蒋先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然而书生毕竟太天真了，蒋介石在政坛滚打了一辈子，怎会听信一介书生的空话。蒋介石要的是权力与地位，因此他想利用胡来捞取政治资本，想继续连任。但是胡适却看不透，以为蒋不知“宪政”运作，居然在日记里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

当届伪“国大”，召集是在1948年3月2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到1954年5月20日为满任，2月20日必须选出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蒋听罢大喜，他立刻向胡适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胡适还傻乎乎地写到：“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有关法律了吗？”

1954年2月18日，胡适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又劝他竞选领导人，他重申1933年说过的“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竞选。胡适又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领导人，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

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台湾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

此时的胡适似乎又沦为蒋家的弄臣。他力排众议，全力支持蒋连任，并将领导人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胡适并不领情，他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可以连任一次的！”他争的是“宪政”发展。

因为胡适关键的临门一脚，让蒋介石再次坐稳“总统”大位，蒋因而对胡感铭五内，礼遇有加。相对于在美国的冷清，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受到追捧，飘飘然有与天接壤之快感，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也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8　祝寿不忘争自由

1956年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胡适回台，他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蒋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导人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导人的力量。”他还说：“现在能办事的人的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

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领导人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第二天，胡适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蒋先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台湾，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

二十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1956年蒋先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蒋先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蒋先生祝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蒋先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蒋先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不知台湾真的没自由，只有他才是唯一有部分自由的人。”

9　《胡适与“国运”》公案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他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1958年4月，胡适即将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之时，台湾突然出现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名为《胡适与“国运”》，四处散发。内容包括五篇文章：《胡适的领袖欲》、《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吴虞文录序》、《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从品德到学术，全面攻击胡适。警务处涉入调查后，很快搞清楚是台大教授徐子明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荣所印发。

经警方传唤，两位教授坦承所为，并愿负责。且辩称全书系“纯为学术研讨”，并无任何政治因素存在。为此，殷海光教授特别在《自由中国》发表《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一文，并指出：虽然“一切的人都可被批评，胡适是人，所以胡适也可被批评”，但这本小册子给他的印象却是：“一、人身攻击；二、毫无思路；三、缺乏常识；四、汉文欠通；五、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六、有主张而无解析；七、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的实现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所以他认定应为现实政治的副产物。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晓得。从后续发展来看，殷海光的推论却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本小册子后来干脆光明正大地冠上“徐子明等著”，交由学生书局正式出版。李焕荣更是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续集，且照样刊行。

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言论箝制从严从紧，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人。若非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若是胡适确实被国民党推心置腹地视为“我党中人”，则这本小册子如何还能流传下去？难怪日后有人解释，这根本就是蒋氏父子授意，给即将回台的胡适当头棒喝，要他回台后，最好不要跟《自由中国》合流！是耶非耶，当事者俱逝矣，无凭可据。倒是这本小册子，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成了时代的见证。

10　谏蒋遵守规则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到1960年蒋介石的领导人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领导人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有关规定，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

1959年，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

第一，在明年的大会上，有关规定将受到真正的考验；

第二，为了台湾的前途，希望蒋先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

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领导人；

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有关规定，不做第三任领导人”，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领导人），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

胡适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1948年和1954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1960年2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台湾有关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本地区的有关规定，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时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但是胡适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

为此，记者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持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会议期间，胡适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蒋先生再连任”。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改有关规定”了。

11　成立反对党的前因

蒋介石第三次连任以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违法舞弊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此，《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雷震邀请民社党、青年党和许多无党派报刊的发行人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向当局提出改革选举的十五点建议。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还提出应该在“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推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进程。胡适曾是《自由中国》的名誉发行人，与雷震等人关系密切。胡颂平在其所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婉拒。

但是台湾学者张忠栋在研究雷震的日记后发现，胡适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他说：“这些日记数据显示胡适对反对党乐见其成，也显示雷震和反对党对胡适期盼的殷切。”

1960年7月初，胡适即将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以饯行为名，邀请胡适出席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胡适在会上希望大家能以和平的方式、容忍的精神、严正的态度和长期的努力，使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并恳请大家以民间身份议政，对国民党政权起到制衡作用。

雷震在7月2日的日记中也说：“胡先生提到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作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地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60年，六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七十三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规连任？然而，蒋介石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蒋介石当时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人敢反对，胡适就写信给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希望蒋不要选，而且不但不要选，最好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要选的话，各党各派都会拉拢他，所以要毁党造党，让国民党分裂，互相制衡。张群不敢转达，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做第三任领导人，“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蒋介石知道后很光火，在日记中把胡适痛骂一顿。这就是胡适，别人不敢讲的时候，他敢讲真话。

在蒋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后，他知道，两人的交情已到了尽头，于是胡适转而支持雷震组党与蒋介石抗衡。可以说，《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主要还在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组新党是蒋与胡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其实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才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这就是胡适七十一年生涯的悲惨结局。

12　从社论风波到雷震案

修改过的社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登于《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由于遭蒋介石近侍陶希圣删改，社论字体较该刊常用的字体还大，特别显眼。在台湾新闻史上，这是一篇标志新闻自由遭到十足践踏的可耻纪录，因为这是由《自由中国》、台湾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专制体制“合作”写出的社论。

这是台湾保安司令部以及其后的蒋介石干涉新闻、言论自由的胜利，也是《自由中国》在权力威逼之下向当权者低头的屈辱，胡适完全无法接受，打算辞职，被社长雷震劝阻未成。

由这个社论风波开始，《自由中国》的论述和国民党的论述的冲突，此后不绝如缕。雷震和蒋介石关系的生变，就此埋下火种，胡适也被卷入此巨大的风波中。

社论风波刚结束，又发生了胡适坚辞发行人名衔风波。

1961年8月11日，人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雷震，以相当严肃的态度和语气“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原因有二：“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同时还强调，《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雷震将胡适这封信以《致本社的一封信》为题刊登于9月出版的《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该信一发表，又引起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冲突正式爆发。

胡适的态度，表现了他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强烈不满，凸显了《自由中国》的不自由，当然对国民党的声誉造成甚大伤害，这样的翻转，也表现在蒋介石对胡适的看待方式上。

此时，胡适刚好由美国回台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选举台湾地区第二届领导人，有丁文渊等代表联署胡适作为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候选人，蒋介石却明白表示，如果提名胡适任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他将会“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对胡适态度的转变，足以透露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包括胡适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为他背书，而必欲拔之而后快。

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1960年8月宣布要在9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9月4号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9月4号的当天，向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像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

雷震被抓的时候，胡适在海外讲雷震是爱台者，审判时他愿意做证人，这是给蒋介石难堪。后来蒋介石不得已见了胡适，事前有言在先见面不谈雷震案，聊到最后，蒋问他有什么国际趋势，胡适说：“雷震案让我在海外头都抬不起来，这种事怎么可以‘军法’审判，而且只开一次庭就判他十年？”

然而，蒋介石已不是仓皇逃难的难民，他早已站稳脚步，不能容忍雷震的行为，于9月4日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当时胡适尚在美国，陈诚用电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后，他在复电中列举了台湾行政当局“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

第一，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台湾行政当局“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

第二，台湾行政当局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

第三，给批评台湾行政当局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

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他还敦促台湾行政当局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

9月下旬，胡适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方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台湾”；一方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

胡适于10月下旬回到台湾后，与上述反对党人士李万居等人有过接触。他一方面劝大家暂时不要成立新党，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政府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否则国民党政权就会先把你打倒。后来，胡适曾把一位美国友人的送给他的生日贺礼100美元转送李万居，作为对李万居所办的《公论报》的援助和支援。

后来雷震坐牢，胡适并没有去探监，被人批评。外界不知道真相，说蒋胡有交换条件，就是胡适不刺激国民党；雷震坐十年牢，在监狱里要优待他，雷震在监狱里睡的是弹簧床，还有冰箱。所以结论是：胡适“看雷震需要勇气，不看雷震更需要勇气！”

其实胡适一直在为雷震进行着中国式的求情。也正由于此，雷震未遭极刑，蒋、胡二人的关系还能虽裂而未断。

蒋很会做人。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七十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

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陈诚等十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这一次他表示：“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蒋先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胡适不得已接受了蒋介石为他作的寿礼，但并不认同蒋对雷震案的处理，他宣布不作七十寿礼，就是暗示不再接受蒋介石私人的礼遇，形同与蒋个人交情的结束。

回台湾定居的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因为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激怒了恋栈不去的蒋介石，造成他俩几乎绝交，也让他再次离开台湾。

13　楷模与师表

蒋介石到底是如何评价胡适呢？人们又如何为蒋、胡二人定论呢？历史真是复杂多变！

在20世纪50年代胡适针对《自由中国》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并未全力抗拒及批评蒋介石的铁腕政策，亦未全力营救。以胡适当时的声望、影响力及美国的支持，胡适如坚持到底，蒋介石可能不致勒令《自由中国》停刊及逮捕雷震，令雷承受十年的冤狱，台湾的民主运动因而遭受重挫。胡适如能挺身而出，力阻蒋箝制言论自由的暴力行动，台湾的民主化也许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发芽。

然而，胡适终非完人，他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必须肯定，但对他的失误，我们虽能谅解他的处境及台湾当时的政治情势，但笔者也必须指出，胡适对《自由中国》事件过于软弱，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观点，甚至学界人士也有类似的看法。

然而，胡适一生毕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新的领导人。这些话语，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胡适是在1962年2月24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突然去世的。蒋介石得此噩耗后，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胡适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颁布褒扬令：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乱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这段盖棺论定的文字，虽有“弼成‘宪政’”云云，却对胡适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

根据蒋、胡二人的交往史，胡适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曲意逢迎、依阿取容。蒋介石作为一代独裁领导人，尽管打击甚至镇压过不少民主自由人士，但他一生还能够结交善待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的批评和讽谏，也实属不易。胡适在蒋身边能够善终，无疑给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加了分。

14　是“诤友”，还是“专家”

胡适为何从不给蒋介石面子，但又始终支持他？胡适与蒋介石的“友谊”为何始终曲曲折折？

历史往往都与我们现在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很多人喜欢猜历史和蒙历史，跟买彩票似的。从实际的史料看，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并不算复杂，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朋友关系。朋友即可互诉衷肠、互相批评，也可以互相利用。当然要看这种利用的目的何在。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所以季先生说胡适还是“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胡适并非憨傻痴呆之辈，论学问、论见识、论远见，恐怕当时并没有几人能够逾越。

作为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也曾对胡适伸过橄榄枝。早在1923年胡适就与汪精卫见过面了，比与蒋介石见面早了好几年。当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汪精卫在上海。汪精卫与徐志摩、胡适一行人相约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休闲。胡适在日记曾记有：“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当时胡适婉拒，意思是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交流机要，难怪连徐志摩都跑出来爆料了。

直到与蒋介石交往后，胡适笔下对汪精卫仍然没有任何的贬低，甚至至死都觉得其人是个“烈士”。可见他的客观思想并不随朋友交往而转移。

胡适一生都很推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并写了著名的《易卜生主义》。其中说到：“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他还借用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从皖南小乡村走进了北大讲坛，走进了美利坚的著名学府，赢得了“新文学教父”的桂冠，胡适无疑是成器的。但他仍然要继续努力。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价：“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

但也有人认为，胡适对国民党，骂是真骂，挺是真挺，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是真骂，说明胡适是真心对这个国家，正如他引用丁文江的话：“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还赞成丁文江所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胡适曾说：“牵牛到水边容易，让牛喝水就难了。”他的意思显而易见。他的批驳不但一针见血，而且还会给你敷上消炎药，告诉你怎么做才会更好地康复。可见其人“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或许正是看中了这点，蒋介石才屡屡提出要重用他。

大概当初从日本归国，胡适就注定了要与蒋介石交往和“合作”。到了初次见面，他看到蒋介石在新书中赞同自己批评国民党的观点后，胡适似是更加坚定了与其交往的决心。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古往今来似是一大定律了。

胡适曾在与蒋介石初期交往的日记中说：“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

综观蒋、胡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彼此的定位和认知有落差，但不能说其中没有私谊。胡适自认为是蒋介石的诤友，而蒋则在阶段不同，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胡或尊礼或批评，或视之为下属，或视其为专家。

也有学者认为蒋在公开场合对胡的尊礼有出于取得美国好感的政治、外交考虑，也有人认为两人有时“貌合神离”又“若即若离”，却又是对反对共产党的盟友。而总体来说，除了“君臣”关系外，胡适似乎更定位自己是蒋的“诤友”，只是蒋介石并不以为然。

留美不归，生活困窘，蒋介石曾接济胡适生活，会不会“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学者陈红民就指出，胡适晚年生活困窘，曾受蒋介石资助。现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记载：“发周锦朝、胡适之、陈立夫各款”；1951年5月15日台北的档案资料中又有“蒋中正嘱俞国华代送于斌、余俊吉、胡适、陈立夫各美金5000元”。

陈红民从有关档案馆中查到蒋介石与俞国华的往来电报，发现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通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几成定制；同时受资助者还有陈立夫、于斌等人。

胡适滞留美国，一直没有接受蒋氏邀请而回国。阎锡山请他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他也坚辞不就。一直至1950年3月31日，蒋介石续聘胡适为台湾当局的资政，也就在此一时期，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1950年至1952年）。这是他晚年在美国“唯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年薪是5200美元。事实上，胡适在1952年4月曾算过账，他在美国每年花销约6600美元，入不敷出。

那么，面对蒋介石的接济，生活困顿的胡适收了没有呢？有人说收了才替蒋说话！

已故的近代史学者唐德刚则认为未收。他于2005年接受贾成达访问时曾说，胡适没有收蒋介石的钱，“那个时候苦得不得了，胡先生他没有钱，蒋介石送他四万块钱，他怎么能收呢？他不能收嘛！清望所系。蒋介石送我（唐德刚）四万块钱，那我就收下来嘛，但是胡适就不行了。所以他很穷，我们也知道。”

目前的研究表明：尽管间接的旁证，包括蒋本身的记载等，显示蒋确实通过一些渠道接济胡适在美的生活，但胡适本人对此从未有任何文字纪录，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胡从未收过。

“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然不容忽略的是，胡、蒋在思想共识、政治结盟和金钱馈赠等三方面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

陈红民的研究论文则指出，在蒋介石与胡适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关系并不对等。蒋位高权重，资源众多，故处于上风，有上对下“给予”的意味，胡适得到许多荣誉和“实惠”，而付出的更多是“道义”。因为从胡批蒋的背后可以看到胡适的拳拳之心。

其实，蒋介石和胡适的交往关系，早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已露端倪。1932年11月底，蒋、胡两人在武汉初见。这次见面被刻意安排成偶然邂逅，实则是精心避免了主客之分或是“召见”、“奉召”。

陈红民注意到，蒋与胡的初晤，先后共见面三次。前两次在蒋宅晚餐，都没有深谈；第三次再约，结果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蒋只请他研究教育制度和学风改革，他用“我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对他说”这类字眼来表示对蒋的不满。

但这次见面蒋介石对胡适的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陈红民认为，两人感觉错位，关键就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胡却有打算单独谈些“根本问题”，所以希望大，失望也大。

陈红民将蒋介石与胡适亲疏和互动频率分为七个阶段，他分析认为，两人朋友基调是一贯的，蒋居高临下，胡适一直努力争取影响蒋介石，力图保持和蒋平等的“独立”地位。

胡适视蒋为可以直言相谏的“诤友”，蒋介石则将胡适视为治台可以借重的专家，两人对彼此角色定位的不同认知，贯穿两人交往的始终。

事实上，胡适一生对政治虽有巨大热情，但一直很谨慎，若不是有感于民族危机、全民抗战或是年老体弱，他希望保“独立”之身于体制外，却又寄望影响当权者，这种用心往往令他有着矛盾的表现。

在两人交往的七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胡适游离在国民党政府体制之外，蒋对其评价甚高；而在他走进体制的“西安事变”、全面抗战和返台居住三个时期，蒋对胡的批评和不满反而最多。陈红民由此得出结论，可见知识分子还是在体制外较受敬重。

而在这种公开礼遇的背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多有不逊之词，甚至出言痛骂，形成鲜明对比。1941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蒋就说，胡适使美四年除谋得十余个名誉博士之外，对国家一无贡献。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再选第三任“总统”，蒋对此十分恼火，在日记中说：“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

在雷震案之前，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这是他身上旧传统的一面吧。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联署反对蒋介石违背有关规定三连任，胡适为联署人之一。

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有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所谓的“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介石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

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胡适一生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都与蒋介石有关。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场演讲，让美国能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回国后蒋让他担任北大校长。”

尤其是1946年在蒋介石邀请下，胡适几乎有点动心，要去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可由于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愿望没达成。

但学者杨天石却认为，蒋对胡的尊礼有时是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1948年民国行宪，首次选举总统时，蒋推荐胡适参选总统，其用意即是企图取得美国人好感，以便争取美援。

另外，胡也有自知之明。1948年3月30日下午3点，王世杰对胡适传来蒋的话，“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胡称“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并称“蒋公是很诚恳的”。胡适在政治上还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蒋也不见得“很诚恳”，但蒋的确“很聪明”，这一手使得胡适“感觉百分不安”了，胡适思来想去，然而，“我实无此勇气”，“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12月4日，蒋再次声明自己不候选总统，并建议提出一个无党派候选人，此人暗指胡适。然“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所以，胡在上海时曾对王芸生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总之，在胡适的眼里，蒋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帮扶、值得进谏的“明君”。更重要的是，蒋似乎有纳谏的气度和雅量，这是以诤臣自命的胡适最易受感动的地方。

1948年10月25日，“局势大坏”，蒋便请胡吃饭，胡适质直地说了十点“很逆耳”的话，诸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率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话，“但他很和气地听受”。

两人直到胡适1962年逝世止，保持了没撕破脸的朋友关系。陈红民认为，蒋、胡两人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实际上胡适受之于蒋较多，如果不是蒋介石，胡适未必能有后来的声望和学术地位。他强调，“诤友”一词，蒋与胡应是“友”重于“诤”，过去多数学者是重视胡对蒋的批评，却忽略了“诤”只是对“友”的一种限定。

胡适对蒋介石所有的批评背后，饱含对蒋的拳拳之心。终生服膺实验主义（pragmatism）哲学的胡适与蒋介石交往数十年，在蒋介石手稿日记以及胡适日记全集的问世之后，为研究胡、蒋两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些方便，更透露两人在私底下的相互观感。胡适致力于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对蒋氏有所期待；蒋在表面上尊重胡适，极为礼遇，但并无遵循自由与民主规范之意。

从1931年到1949年间，由于时局不稳，胡与蒋合作多于抗争。至蒋介石退居台湾，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欲以自由与民主对抗祖国大陆，而蒋则认为对抗祖国大陆唯有在其集权领导之下，统一意志，方克有成。自此自由主义与威权心态之摩擦和冲撞终不可免，显示出威权之顽强与自由主义之挫折。

胡适过世后，蒋中正题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无法接受但也无法完全否认，也算对胡适一生的概括吧！

台湾史学家汪荣祖曾在北大做了个演讲，题目就是“胡适与蒋介石”，材料用的就是胡适和蒋介石两人的日记。胡适和蒋介石纠缠了一辈子，胡适想影响蒋介石，失败了；蒋介石想影响胡适，也失败了。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把胡适骂得不像样子。这种事情揭示了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他把胡适当政客。胡适哪里是政客呢？胡适反对他连任，他又说胡是“叛党叛台”。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脾气。

胡适引用母校康乃尔大学布尔教授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强调指出，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他举了三个例子。

其一，胡适本人十七岁时发表文章，痛斥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要求实行《礼记·王制》上的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十年之后，当胡适一班人离经叛道反传统时，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引用《王制》中的话，要“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廷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1553年10月23日，在日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加尔文，竟把敢于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

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

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

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这样一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再加上几分正义的火气，使人丧失了容忍的雅量。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此而来。可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们细读此文，发觉胡适只把容忍归结为个人的修养或心态。这个意义上的容忍，大体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容”的对象，应当是容忍者不喜欢、不赞同，甚至从道德上感觉厌恶的人和事。比如少年胡适恶之欲其死的鬼神之论，加尔文务求斩草除根的异端邪说，等等。至于包容对自己喜欢，或至少不厌恶不痛恨的东西，容易之极，算不得容忍。第二，“忍”的主体，应当是有能力压制甚至摧毁对立面的人或集团。无权无势者的忍受，逆来顺受而已。能力不足时的隐忍，等待时机而已。两者恐怕都算不得宽容。

想清楚这两点，不觉大失所望，因为胡适先生讲的容忍，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普天之下，人在面临自己不喜欢、不赞同，特别是道德上反感、厌恶乃至痛恨的人和事，又有能力打压时，试问谁会容得下来，忍得住，不去打压“邪恶”以伸张“正义”呢？

胡适提到的加尔文火烧塞维图斯，只是当时千百件宗教迫害事件中比较著名的一桩罢了。胡适先生大力呼吁的宽容心态在那个火与剑的年代，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

然而，洛克学说的光辉之处，并不因此而掩，因为它打下的基础，使得宽容的生长和扩展，成为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随着不同教派之间实行宽容，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所谓水火不相容的教义冲突，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异教徒也不如想象中的那样行为乖张，他们可以是好丈夫、好邻居、好公民。随着对异端的恐惧消失，宽容的心态随之而生。

胡适内心的理想世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宽容心态悄悄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宽容也逐渐变成了有牢固基础的持久的制度，而不再是权宜之计的暂时的实力平衡。基础牢固了，宽容面也就推而广之，不断扩大。直到今天，自由社会里宽容的限度仍在扩展。

概言之，宽容的社会，是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消除对异端的恐惧，从而逐步培养出宽容的心态和修养来。权力制衡是因，宽容心态是果。宽容的社会，并不期待每个人、每个团体能够自觉地对别人宽容，而是靠国家对每个人、每个团体的平等保护，靠法律的强制，来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互容忍，和平共存。

有人说胡适先生的文章，似未辨识权力制衡与宽容心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反复倡导宽容心态之果，却无一句提及权力制衡之因。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胡先生的悲剧，在于面临的专制机器太强大，欲求权力制衡而不可得，只好去设法消除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疑虑和恐惧，呼吁当权者多多培养宽容的心态，更多地容忍政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

事实上，为了让当局能够容忍，胡适也呼吁自由派书生们检点自己的言论。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再度以“容忍与自由”为题作演讲，谆谆致意：“我们这班书生其实也是强者，因为我们说的话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令当局害怕和恐惧。正因为这点，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

他引用毛子水的话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

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胡适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收敛言论的锋芒，企图以委曲求全的姿态，尽力缓和台湾当局同《自由中国》的冲突。然而他终究未能成功。一年以后，《自由中国》被查封，主编雷震锒铛入狱，被判刑十年。胡适晋见蒋介石，当面苦谏不听，郁郁而还。

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里，宽容之难求，于此可见。

然而纵然在现实政治上胡适一事无成，但是胡适无论在思想、学术、人格上都是令人钦佩的。他留洋归国，看到了中国的病，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都是先驱。落脚到台湾后，胡适仍以一生所奉行的观念与蒋介石对话。

让我们将视角转到祖国大陆，当时对胡适的定位也依然如此。

20世纪50年代初期，祖国大陆爆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在中国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祖国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祖国大陆已成为“显学”。当年人人喊打的“胡适幽灵”、“帝国主义的走狗”、“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今竟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在学术殿堂中，高居首席。

这个转变绝不只是意味着胡适思想在祖国大陆的消长，更重要的是，胡适所一再强调的，自先秦以来即已深植人心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毕竟不能长久地受到压制。胡适研究在当今祖国大陆成为显学，所显示的另一层意义是祖国大陆在自由、民主的程度上仍待改进。胡适的许多“卑之无甚高论”的意见，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依然是“骇人听闻”的。胡适思想的精义，对当今中国人而言，不但是在“容忍”上，更是在“抗争”上。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必定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据说两人还有一次唯一的会面，时间是在1920年1月15日，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留下一句话：“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1949年之后，祖国大陆刮起大批判胡适之风，但毛泽东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是否恢复名誉已不重要，历史自会作答，倒是胡适思想的重要性，且让我们引胡适先生写给蒋介石的一段信聊做结尾吧：“做为一个领袖人才，不能沦为干政打杂，要自处于无知、无能、无为。以众人之智为知，以众人之能为能，以众人之为为为。”这就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1　“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

1949年冬天，朝鲜战争尚未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也尚未驶临台湾海峡，台湾时局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在岛上，有钱的人纷纷携款逃往海外。在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少数不肖之徒在学生中散布谣言说：“校长傅斯年夫妇已经办妥离台手续，旅行证件握在手中，到紧要关头，他们远走高飞，顾不得你们学生的生死存亡了。”

傅斯年闻知，立即贴出布告，要学生安心读书，并保证他绝不离开台湾，誓与学校共存亡，他拿出来台湾后所写的一条“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横幅，坚定地表明他与台湾共存亡之决心。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的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一向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凉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台湾虽然存活下来了，傅斯年却不幸“归骨台湾”，竟成谶语！

20世纪的50年代，台湾处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在台湾最后的两年，几乎天天处在与蒋介石抗衡、与蒋经国为首的大小特务周旋的日子里。

他在台湾仅短短的两年，已赢得了朝野与学界的无比敬重，就因为他的坚定意志，在与台湾当局的抗衡中，最终也获得蒋介石的尊敬和器重，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收在掌中的一块顽石。

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是蒋介石无奈的选择，他原本希望傅斯年终老于“中研院”，另外找一个听话的人。但在美国人的干预、美援的要挟以及学界的瞩目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已到口的肥肉吐了出来，但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却是好消息，因为傅斯年关怀备至，几乎以校为家，最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台大！

当时治安当局为防患间谍，规定学校教职员工必须互相“联保”思想纯正，彼此没有间谍行为。傅校长认为此种做法并无实际效果，且极不方便。他对治安当局提出：“所有台大教职员工，皆由我校长一人保证，一切问题皆由我负责。”傅斯年虽然讨厌透了特务，但对学潮更为反感，他希望学校是一个专心读书的地方，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对台湾一帮光复后仍闹独立的本土政客，常常在学校或各地搞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

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其妻子俞大彩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这便是他做人处事的主张与原则。

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着学潮运动趁机发难。

当时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共产主义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三字经”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词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

最后声明：“……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斯年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师范大学与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台湾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

须知当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对间谍问题防范特别严密，尤其对大学生监视得特别严密，常常以间谍名义进校园抓人。1949年4月6号，终于不幸发生军警进入台大校园逮捕学生的“四六事件”。

1949年3月20日晚间9点多，师院（就是今台湾师范大学）学生李元勋和台大学生何景岳共乘一辆脚踏车，被中山北路一派出所警察发现，发生争执，两人被押往第四分局——大安分局，用手铐铐于办公桌脚，并遭殴打，恰有师院同学路过看见，回校通报。11点，两百多位师院同学赶去救人，提出三条件：惩处警察、赔偿医药费、登报道歉，但是被当局悍然拒绝。

3月21日上午10点，台大及师院加上台北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及高中职学生（当时台北市只有台大、师院、台北工专三所大专院校）加起来竟然有千余人，走上街头游行，唱歌，呼口号，后来包围了中山堂旁台北市警察局，要求局长公开向李、何两位同学道歉，并登报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局长口头答应，同学因而和平解散，但事后当局并未履行承诺。

3月29日晚上7点多，两校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千余人集结在台大法商运动场，就是现林森南路与济南路交叉口的台大法商学院学生宿舍，成立“学生联盟”，燃烧营火并呼口号及唱歌，到11点散会。会中许多同学都察觉有特务、警察及国民党职业学生穿梭其间，并搜证监视。

然而学生沿路高唱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歌曲、解放区歌曲，并且高呼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那些在解放战争时吃过大亏的政客，一听到“红歌”就心慌，引发当局高度关切，认定校园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

消息传到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那里，他正有意镇压学生运动，遂下令当时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的彭孟缉缉拿“主谋分子”。

4月5日，陈诚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自南京抵台，下令逮捕学生主谋分子，名单上台大有21人、师院7人。5日傍晚逮捕行动开始，师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首先被抓，但他后来从捕送车上跳脱逃走。

两校宿舍在4月6日凌晨为军队所包围，师院全面抵抗，军队攻坚后逮捕250余人，皆押进现在中正纪念堂旧址军营里审讯。两百余人经数日审讯后由学校领回，其余转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刑讯，数目未详，随即有7人被枪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六事件”。

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交涉，蒋没接见，傅斯年失望已极，但他仍不放弃，转而打电话给情特头目，要求进入台大逮捕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并同时强硬宣布，他将不会同意军警进入校园。

整个事件中，台大校长傅斯年唯一的目的就是力保学生免于被抓的厄运，他强硬的作风让蒋氏父子头痛，他甚至跟在台大大门前布哨警察呛声说：“如果要抓学生，就先抓我。”

警察没办法，就向上面反映，警察局长也不敢做主，把傅斯年的问题报告给上面的更高阶特务，傅斯年对特务滥捕滥刑，极为愤恨，一再要求并提醒台湾当局，逮捕审讯学生一定要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对蒋介石的爱将、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警告：“要是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

彭孟缉被傅的气势镇住了，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被放回，而师范大学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7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

听说蒋介石听罢特务头子彭孟缉与儿子蒋经国的汇报后，也被傅斯年的正气所慑，连声叹道：“罢了！罢了！就让他出出风头吧！”

“四六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范大学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台湾师范大学要好得多。许多年后，台湾师范大学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

反观台湾师范大学，当时前、后任校长谢东闵和刘真，固无力阻止警察抓人，造成两校日后学术风气的大相径庭，甚至保守的校风至今仍存在于台湾师范大学校园之中，从学生对校务改革的漠不关心，到学生会主席约10％的超低投票率。

至今，台湾大学仍保留了傅钟、傅园，纪念这位视学生如己出的校长。而台湾师范大学则选择填平了学校大门口前的喷水池，竖立起统治者威权象征的蒋氏铜像。现实中地理距离相去不远的两校，校风、社会评价却是有天壤之别。

其实蒋氏父子不了解傅斯年，他早在祖国大陆时期就救过他的学生免于被诬为“间谍”。他的学生陈盘早期曾被诬指为共产党员，幸得恩师相救，故陈盘在怀念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时有以下叙述：

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陈盘在看守所会见傅斯年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分钟。万万想不到，这短短二三十分钟的遭遇，就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得救了！

他回忆，就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他在校长的办公楼会客室呆坐着，傅先生进来了，陈盘回忆道：“他看见我，问我是不是找他？我说沈教务长（鹏飞）叫人找您来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说完，傅先生沉思了一下说道：“放心，没事的！”说完就忙着开会去了。一会儿，陈就被公安局释放了！

陈盘自述：“我之被拘禁，不明白是什么罪名，有何证据。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我的少数同乡诬陷我，说我是什么党。因为我常常以口头或文字的方式攻击地方上的腐败而恶劣的分子，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就捏造罪名，告到公安局。这样，我就成了囚徒了。”

他被奸邪之辈硬指为是“政治嫌疑”分子，当公安局的人要把他带走时，他便请求沈教务长，把事情告诉正在开会的傅先生。

傅先生得到消息，即刻和主持校务会议的戴季陶校长商量营救，结果戴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公安局郭世增局长。大约是第四天，傅先生亲自到公安局交涉，于是他就恢复自由了。

陈盘犯的是什么罪？为何被不知名的什么人带到局里去，就立刻被关起来了？至今他不清楚，但他清楚的是他被恩师傅斯年所救！

“这是一场噩梦——可怕的噩梦”，陈盘回忆道。他在公安局，被关在一间约25平方米的房里，里面共有十几个所谓犯人。起居饮食，大便小便，也全在里面，而卫生设备，一点没有。

他又说，里面的人，最怕是半夜被点名，被点到的，一去就不见回来了。“就是幸而不死，他把你的案子来一个悬而不决，把你转解到河南（珠江南岸）南石头，关上三年两载，那是司空见惯。人生到此，惨状那就不用说了。”

他以感恩的语气说：“我入狱后一两天，恩师营救我的消息传出了，于是陷害我的人，特地去看孟真师，用恫吓的语势说我是共产党的重要分子，请他不要管我，否则将会对他不起！”

“恩师当然不理会他们这一套。”陈强调说，“这是我出狱后，同乡中的同学对我说起的。”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在台大一个硕士学位考试的场合中，陈见到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谈起他那回被诬入狱的经过，傅乐成告诉他：傅师为了营救他出狱，还一次付出了一百块洋钱。这是傅师母跟傅乐成聊天时，无意中说出来的。

“当然，傅师母又是在傅师生前，听到他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但这事情，从前我一点不晓得。”

“傅师不是鬻恩市义的人，当然他不会告诉我，但对于家人偶尔谈起，顺口带出，这自然是情理之常。所以我相信，这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到此已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同时他也相信，这不是什么贿赂的钱，而是傅师担心他在狱中受苦受难而“打点”狱吏、狱卒的钱，因为恩师知道狱吏、狱卒之尊，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是有名的。“我入狱以后，当天晚上被传讯过一回，那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以后直到出狱，都没有被传讯过，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点没有受到折磨、痛苦，相信这就是傅师花了一百块洋钱的功果了。”他感激地说：“我是那么渺小，而师之爱护我，替我设想，则实在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据当时传言，那次傅斯年为了救学生，竟然找到台湾最高当局。据说蒋介石与部属见面，只有傅斯年是敢在蒋面前“从容地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那次傅师救徒见蒋有没有“跷起二郎腿”？陈认为：“救徒心切，应该没有！”

“四六事件”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横亘在前的危机却有增无减，直到把他整死为止。

1950年冬至的前一天上午，傅斯年离开家，去农复会参加蒋梦麟主持的一项会议。会中，他一如往常，发言时神采飞扬。中午，他开完会，回家吃了中饭，休息了一小时余，便揣了一包早上他太太在门口买来的芙蓉牌烟丝，匆匆赶去南海路的省“参议会”。

下午，将近6点10分，他答复完了第二次质询，走下讲台。这时，没有人注意到他缓重的脚步、苍白的脸色。会议散了，傅斯年却因脑溢血晕厥。当晚，没到子夜，他就死在象征民主的“参议会”里。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宗洛任校长。

当时台湾大学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

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的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败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台大虽名为“国立”，但国民党政府局促一隅，小朝廷的经费无着落，地方诸侯比朝廷还阔，拿人的手软，虽号为“中央”，却要仰仗它唯一能控制的台湾省来供应。

台湾大学这时经费都靠省政府支持，当时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傅斯年除了要“安内”，更要争取经费，要到省议会列席备询，受当时省参议员的监督与质询，因为他门控制预算，常常借机修理傅斯年，或给小鞋穿，堂堂大学校长要受他们的气。“攘外”对傅斯年而言，更是一件苦差事。

由于升学困难，本省籍学生入学更难，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

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从大陆败退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平、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被驱逐出校门。

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喀嚓”，三两下就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

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者，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

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赴台时健康状况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傅斯年英年早逝。有人说傅斯年坐上台大校长这把交椅，等于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危险万分，不但不会飞黄腾达，反而注定了他将死在任上。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那些人极为不快和恼怒。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中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台，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本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做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朱怀着后悔的心情说道：“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孟真先生与陈诚先生闲谈中，不是涉及对台湾政府的建议，便是谈到百事待整的台湾大学，他也曾屡次向陈诚先生说：“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当时是一句戏言，竟不幸而言中！他去世后，陈诚先生为他主持丧礼，并为其儿子傅仁轨筹教育经费，后来傅仁轨才得以在美国完成学业。

再回到台大与省议会的关系，催命符为何找上傅斯年？他这次为何不敌外面的攻击呢？原来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的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人士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

台独分子郭国基被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不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台湾当局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议员的身份，以替本省籍学生争取福利的姿态向“傅大炮”傅斯年开起火来。

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祖国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

如台大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和愤怒。

当日郭氏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

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又说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汉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中文科分数比祖国大陆的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

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言毕，大约是下午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

就在他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较近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

大约下午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著名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干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

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

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晚上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晚上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

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夫人俞大彩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人，汉语水平极差，有位来自祖国大陆的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下半旗致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

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的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议会厅，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像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大吉，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

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击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

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

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们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及台湾大学的学生。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

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幛，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幛、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

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

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傅夫人俞大彩，12月30日又颁布褒奖令，傅斯年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例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

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彩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两千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立即给俞大彩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

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五十五岁。”

竺可桢对他的老友并不了解，连年纪都记错，也不同情老同学随蒋赴台，反而厉声责难：“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

几乎与此同时，蛰居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中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

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寅恪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凭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云何为怀抱。

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祖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2　五四之子的学术之路

蟋蟀好斗，傅斯年从小就像一只蟋蟀，流露出勇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

时间回到三十七年前的1913年夏天，北京大学预科来了一个魁伟而庄严的山东大汉，这个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经过三年的预科训练后，1916年的秋天，正式做了北大文本科的学生。到了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长，四处招兵买马后，北京大学才成了改变中国现代命运的重镇。

胡适之是1917年的秋天开始当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开始站在讲台上教书时，一颗心经常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他发现坐在台下听他讲课的学生中间，有几个人的学问比他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还要强得多，傅斯年就是让这个“中国新文学运动主将”提心吊胆的少数人之一。

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学生；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一个自由主义极浓厚的社会思想运动；五四运动的人物，多半是崇尚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色彩便是尊重个人，发挥个人人格，注重人性，充满正义观念，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洋基督教文明所共有的特点。

傅斯年先生便是五四运动的中坚，急进的自由主义者，扛着大旗子，冲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傅先生是山东聊城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邑之北城内祖宅。他出身于一个标准士大夫的家庭，他的祖父与父亲，一为清朝拔贡，一为清朝举人。他出生时家道虽已经中落，但依然算是个书香门第。他在进大学以前，对中国的经史已极有根底，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源流也有明确的认识。

他十三岁时，带他到天津进官立中学堂的侯雪舫是个清朝进士。因此在傅斯年少年时期，他举目所见的都是这些科举制度下残存的遗老。不过，他日后之所以能在北大仗着满腹经纶折服师友，根底也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傅斯年先生天纵聪明，当时大家目为神童。他既肯用苦功，又因为和同城的杨家有亲戚关系，驰名海内的海源阁藏书，可以任他阅览。所以在未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他已经“读书破万卷”了。

进了北大文科后，他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以他的国学根底，照理在新文学革命发难后，该站在保守派的阵线，不惜替“国故”背水一战的，但这个饱读经史的士族后裔，竟然变成了打击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最厉害的主将之一，这种为真理而“大义灭亲”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1916年，傅斯年卒业于北大预科。同年秋，升入北大本科中国文学系，于1919年夏毕业。同年秋，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赴英留学的名额。

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虽在中国文学系，但于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以为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所以赴英以后，即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

那时候一般人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还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但在某种科学内固然可以应用，而且换了方向而治另外一种学问，也可以应用。傅斯年留英期间，除了研究实验心理学以外，还研究物理学、化学及高深的数学。

1923年，他由英国转欧陆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当时德国学术界有两种风气最盛，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都是震动一时的学说；一是德国一向著名的比较语言学。

傅斯年受此风气以及在柏林的朋友，如陈寅恪、俞大维等的影响，在柏林既听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以及极为丰富的中国历史和语文的知识，由此便可另辟新天地。这便是他后来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由来。

株守着一个题目，矻矻孜孜地做上几年，然后博得一个学位，他是看不起的。所以他在伦敦大学，在柏林大学，都不专攻一种科目。他研究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物理学，研究数学，研究医学，且都有深湛的造诣。抗战期间，一位中央医院的医师在重庆和他初次晤面后，很惊讶地对人说：“我没想到校长先生对于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

傅斯年资质聪明过人，胡适之先生曾说：“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

学界公认他办了四件大事，一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很大成绩。

他领导的史语所成绩斐然，在一篇《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中记载，“……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知尚难得，我们却坐着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的就是物资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之所在。

傅斯年做学问不媚外，但也不排外，例如他盛赞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派遣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

但他忧虑：“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数据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他理性分析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学家，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数据”。

傅斯年大声疾呼：“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知识，懂得自己的语言。”

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人士所深知的。但直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制度上的回应，这个功劳要归于傅斯年。

傅斯年高瞻远瞩地指出，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即应用近代方法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的三大标准：（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他又说：“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傅斯年既强调新观念，又揭橥三大口号：（1）把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历史文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2）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3）我们要确保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手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与胡适所撰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可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

傅斯年着重应用数据，力矫游谈无根的传统陋习之苦心非常明显。这样的Combination世间稀有。

至于傅斯年高举“我们要确保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大旗前进，更具有高度的鼓舞性，实唤醒了中国学人最高的民族意识，因而，历史语言研究所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许多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人集体研究。陈寅恪任第一组（历史）主任，赵元任任第二组（语言）主任，李济任第三组（考古）主任，均一时之选。四十余年来早已成为全球中国历史及语言学研究之重镇，实即傅斯年最初规划宏远之功。

1928年秋，河南安阳殷墟开始发掘，此为1899年甲骨文现世以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应用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从此以至1937年夏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先后十年间，发掘凡十五次。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发现了大量殷代铜器及龟甲兽骨文字。经过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级研究人员详细研究，殷商史事遂由隐晦而日趋显明，中国之信史，因之向远古推进千百年。

3　书生以讲学报危国

傅斯年为五四运动健将，对“九一八”空前国难之来临自极感悲愤，曾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约集著名学人商讨“书生何以报国”，傅忧心如焚，慷慨陈词。他与几位知名学者几经商讨，都以编写中国通史以唤醒民族魂为急务。

此后北大史学系即以此一事业为己任。傅斯年旋建议校方聘请国学大师钱穆来北大讲授此一课程。抗战之初，钱穆所撰《国史大纲》刊行，可谓傅斯年此一号召的实现。

其时，日本人为掩饰侵略我国东北，发表“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傅斯年深感义不容辞，乃于百忙之中赶撰《东北史纲》，运用民族学、语言学及古籍中史料资料，以证明东北原为中国郡县，无论任何方面均与中国有不可分割之关系。稿成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本，送至国际联合会调查团以为参考，颇受调查团重视。

傅斯年四年中在北大及清华各校“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且时时怀着“最后一课”的隐忧，益加策励，终于造就中国近五十年来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培植了众多的人才，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抗战和国家建设的中坚。

蒋介石也赞叹傅斯年的高瞻远瞩，感叹：“每想起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领袖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孟真）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地办事，余真不可及！”

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也高度肯定这个学生，称：“所谓傅先生所做的四件大事，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先生手创，且经营较久，并有空前成就以外，其余三件大事，只是做了奠基工作便离开了。”对学生先老师而去，言下不胜唏嘘之意！

孟真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可知他在学生时代即是反日的。1926年，傅斯年在巴黎闻地理学大师丁文江在孙传芳势力下任淞沪总办，极为不满，曾对胡适言回国后“一定要杀他”。

1929年，傅斯年与丁文江在北平经胡适介绍而认识，两人深谈后不久即成为互相敬爱的好朋友。1936年1月，丁文江在粤汉铁路沿线考察时煤气中毒，傅斯年闻讯赶往湖南长沙救护并料理其身后事。又发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赞扬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生死交情，永为士林佳话。

1932年10月，北大教授马衡企图划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以苟且偷安。傅斯年闻讯曾加劝阻，马衡不听，进而寄信蔡元培院长表示反对：“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

当时傅斯年先生正在北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时日寇侵陷东北，平津危急，在北平的一部分学人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也就是中立区的运动，梦想以这种办法逃避日寇的炮火。傅斯年先生对他们劝说无效，因此不得不申明立场。10月12日，他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两先生，说明他绝未参与这种运动：“北大马叔平先生赴京，运动什么北平设为‘文化城’。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对为此事图谋者，傅斯年在信中感慨道：“斯年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后来马衡等人策划的“文化城”之梦未能实现，固然不一定与傅斯年先生的反对有关，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北方的学人中，他是最坚决的反日者。

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力表示反对。

6月4日，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专文，认为当局一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接阅此文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严正表现爱真理甚于爱吾师，他对胡先生素来执礼甚恭，这次却大大地例外，胡适为此非常感伤。最后由丁文江先生写一长信给他，加以劝解，他才打消退社的意思。丁先生的长信，他始终保存着，大概是作为与胡先生友情上的一点纪念吧！

但也显示他积极抗日主张持之益坚，立言退让亦有限度，虽弄得胡先生非常感伤也在所不惜。

正如胡适所称由此也可以“感觉他（傅）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真挚亲切”。胡适说，“一点也不怪傅孟真”。

1935年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北平，与宋哲元幕中的亲日分子萧振瀛勾结（傅斯年先生一直说萧是汉奸，国人有同感者也不少。近来又有人说他不是汉奸，但说他是亲日分子，大概不会冤枉他），企图造成冀察乃至华北五省的“特殊化”。

日本人通过当时的北平市长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谈话，席间萧以各人的安全为威胁，想迫使他们就范。俨然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

在大家惶惑之际，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和誓死不屈的精神，结果大家一哄而散，粉碎了萧的阴谋。于是北平整个浑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接着北平教育界组织起来，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为国苦斗，直到“七七事变”。傅斯年先生骂萧的事，在当时北平各个学校中传诵一时。

傅斯年先生这种伸张正气的精神，使他不顾一切。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局面。

“一二·八”学生示威运动爆发，包括傅斯年在内的部分北大教授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更加忌恨。然傅虽处险境，不稍抑其抗日爱国热诚。

傅斯年为表示其积极的抗日态度，在其夫人俞大彩怀孕时，即对罗家伦言：“如生男孩，即命名仁轨！”罗家伦竟不能喻意，傅当面谓：“你枉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位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1935年9月15日，传其夫人生一男，他当即命名仁轨。可见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抗战胜利时，他在重庆。他在一封家书中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拥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又说：“我可以出国治病了。”

他曾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在逝世前不久，果真刻一图章“孟真遗子之书”，印在书上，作为给儿子的财产。傅仁轨曾在给其母亲的信中写道：

妈妈：

爸爸要把他所有的书籍，都遗赐给我，我非常感动。如果别人有正当需要时，就请你毫无犹豫地借给他，因为有许多好学的学生，是能够读这些书的，要是为我而把这些书藏在箱子中，我觉得那是很自私的，爸爸给我的一切——道德方面的——自应珍视，而且我要尽量地利用它。

为了救国救民，傅斯年可以不顾生死，他常常准备以身殉国。

对外侮他奋起抵抗，对内忧他也勇敢迎战。他认为贪官污吏最该打倒。他强调：“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污官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他又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

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爱护他的朋友们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会后朋友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那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大家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决不是风闻言事者之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孟真先生不常做诗，尤其是旧诗。他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虽曾发表过几篇新诗，旧诗则在抗战前似乎没有人见过。但在抗战期间，为了景慕忠烈，他曾破例做了几首旧诗。1938年末，山东省专员范筑先先生战死聊城，孟真先生曾写了四首诗哀悼他。

1940年张自忠将军战死于襄阳，1944年张将军殉国四周年，孟真先生有诗追悼，题曰《悲歌》，诗句如下：

泰山重一死，堂堂去不回。

身名牧马革，风日惨云雷。

忠义犹生气，艰难想将才。

中原谁匡济，流涕楚郢哀。

这只蟋蟀不但会斗争，而且能说教，他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强调指明：“今天的教育方案必须是针对着今天我们的‘穷’、‘愚’、‘不合作’。”

为此他写了许多文章解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两大项：（1）工业化，（2）大众化。”中国非工业文明的教育意义是必须改正的，中国传统文明之忽视大众是必须修正的。但他强调：“我所谓修正，并不是抹杀之谓，乃是扩充之谓。”“因为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该抹杀的东西，不惜彻底地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

战前‘本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与之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教育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因而要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

傅斯年更进一步指陈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应抹杀”与“必须矫正”之所在：“我所谓抹杀不了，并不是应抹杀的，就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中国人的脾气，在合易近人情，争中有让，富于人道性等地方，属于这一类。至于读书人之阶级观、对于外务之不注意、思想上之不求逻辑，是必须矫正的。为前者需要把文化推广到一切人，再不可以‘礼不下庶人’。为后者需要纠正中国人用脑不用手的习惯和对物马马虎虎的观念。假如走这条路，是用力少而成功多的。”

1944年3月，傅斯年因公务忙碌，生活不安定，高血压症增剧，不能支持，入中央医院治疗。7月，出院休养。10月，傅母李太夫人弃养，傅悼念不已。自顾高血压症无法痊愈，唯有拖延时日而已。

他尝寄函胡适述病情及致病由来云：“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却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括不舍，简直是可笑。”

傅斯年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也寻找过药方，但都无法阻止他“择善固执”的性格。他也写信给恩师说：“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动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他自我解嘲又说：“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却算比较少的了。”

傅斯年也曾经一度想退隐：“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期更真也。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但他又挂念做学：“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可谓一代学人最珍贵之自画像。

正如程沧波所指陈：“他（傅斯年）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地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他的胸中实在是一张白纸，洁白的没有一点瑕疵。他终于不做李膺、范滂，而做了郭林宗，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今天的时代，究竟与东汉末年有别。”

4　国家民族之大是大非

谈到中华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孟真先生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仍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他对某些学者的巧立名目、强分中国为若干民族表示不满。他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

1939年，孟真先生住在昆明，他的老友顾颉刚先生也在昆明，为《益世报》主编《边疆》副刊。孟真先生便写信给顾，本着这个原则，劝顾对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必须谨慎。信中说：

有两个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

他建议《边疆》副刊之名，似可改写为《云南》、《地理》、《西南》等，废止“边疆”一词。“此中及他处，凡非关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区学也。”

顾先生接受孟真先生的劝告，因而注意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加以阐发，但引起个别民族学家的不满。有人加以反驳，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孟真先生认为，这种言论将在云南发生不良的影响，因某人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派到云大去的，乃致函此会的董事长朱家骅、总干事杭立武两先生，希望将其他调，以免发生事端。

傅斯年认为，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其人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即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妄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他的得意弟子李济称道：“孟真先生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自然不为某些‘为学问而学问’的民族学者所同意，但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历史稍有认识的话，便知道孟真先生的见解，实在是不易之论。而他在信中所流露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苦心，更当为我们所体会。”

5　促蒋摒除伪教职员、检举汉奸

傅斯年一生最痛恨汉奸，他教育下一代也是最重视忠与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爱国教育”。

他在北京教书时，偶而回李庄小住，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少又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在烛光下，

为儿子傅仁轨写了一横幅，写的是《正气歌》、《衣带赞》和几首其他的诗。当时傅仁轨不过八岁，是看不懂这些诗的，但傅在跋中说出了写此横幅的用意：

为仁轨儿书文文山先生《正气歌》、《衣带赞》，并以先生他诗补余幅。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明末诸臣，孟真先生似乎最尊重黄道周，他本人也有若干地方与黄道周相似。他有一个卷宗，里面藏着黄道周的书画照片。孟真先生送给挚友黄季陆一部《黄石斋集》，以示勉励，可惜黄未能好好地读。

黄说傅斯年最瞧不起的，要算是钱谦益。1931年5月，他在钱的《牧斋有学集》的封面上题了如下几句话：

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

这几句话对钱来说，黄季陆觉得是公允的。

明末遗老中，孟真先生对顾炎武是景仰的，但对与顾齐名的黄宗羲颇多讥责。他在黄的《明夷待访录》中批了许多话，认为黄有逢迎满人的意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孟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政府把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迁设昆明，继续上课。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三个大学迁回平津。数千学生和庞大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自可想见。但北大比起清华、南开，更多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当平津沦陷期间，敌伪在北平的北大旧址，另设了一个伪北大。抗战胜利后，伪北大尚有员生数千人，无法安置。

教育部乃在当时的北平设立补习班，由陈雪屏先生主持，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员暂时维持课业，徐求解决的办法。但这批伪教职员，组成团体，到处请愿，要求北大迁回后继续留用。加以若干当时北平的中央大员往往对伪教职员滥示同情以市惠，因此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

原来这些人以老北大自居，傅斯年坚持民族大义，并维护北大光荣传统，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发表声明，说北京大学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2月，他在重庆再度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声明的要点是：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

二、朱部长（骝先）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敌伪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

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的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他并且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责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他又说：“青年无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持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为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的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最后他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

孟真先生的两次声明，在当时的北平引起甚大的震动。伪教职员以罢课为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闹得乌烟瘴气。伪北大教授容庚在报端发表致傅斯年先生的公开信，为伪员辩护。容庚的话虽然荒唐可笑，但在伪教职员看来，则是至理名言，同时也颇能博得一般不明大义的人的同情。

在这种情形下，孟真先生想贯彻他的主张，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凭借勇气和毅力，加以国民党政府的坚决支持，终能使北大在北平顺利复课。

原来伪北大的学生，经过甄试，有一部分进入北大，继续求学。至于伪教职员，则始终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1946年春，蒋介石到北平，傅斯年先生陪他游文丞相（天祥）祠，并在祠中正殿的“万古纲常”匾额下，共摄一影。

这等于告诉北方的伪员汉奸们，蒋重视民族气节，对背叛国家的人是不会轻恕的。而这件事也给予孟真先生一种精神上很大的支持。

至于惩治汉奸，傅斯年也主张从严从重。

当时的北平是北方汉奸的渊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曾在北平逮捕大批汉奸，但其狡黠者，往往假造证据，自称曾参与地下工作，于国有功。甚至少数不肖的政府官吏，也为他们说情。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汉奸的处置，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而河北高等法院判决其无罪，以致與论哗然。孟真先生乃于1946年7月，找出鲍的四项罪行的证据，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并于同月17日致函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先生，说明他对审判鲍鉴清及巨奸王荫泰等的意见，原信如下：

冠生先生部长左右：

关于北平汉奸惩治事件，有三事不获已上陈，敬乞台察。

一、报载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在河北高院判决无罪，至堪骇异。查鲍逆神通广大，早经保释，今复判决无罪，实留学术界莫大之隐患。该逆在伪职任内，勾结日寇，在伪校遍布日本顾问及特务，以实行奴化政策，何得无罪？北平情形特殊，汉奸势力不小。此案仍待最高法院覆判，拟请大部依据成例，提来首都覆审，以正是非，而申国纪。否则“无罪”之例一开，后患不堪设想矣。除呈最高法院外，谨此奉陈。

二、巨奸王荫泰正在苏高审判，该逆逢迎日寇意指，挤走其前任而代之，变本加厉，即以献粮献物资为约。在其任内，剥削华北民食，使人吃“混合面”。更大搜五金，故宫铜缸、历史博物馆古炮皆彼搜罗，献出凡数百万斤。故王逆揖唐、王逆克敏之罪恶，尚不足以比之。拟请大部特予注意，尽法惩治，以申华北人民之愤。

三、文化汉奸钱稻荪在北平有特殊势力，似可一并调京审讯。

以上各事，关系国法人纪，故敢负责上陈，敬乞采纳，至荷。

其后鲍鉴清由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官审请再审，结果如何，现无实据可查。王荫泰似乎被判重刑，但未处死。钱稻荪被处何刑，亦已不复记忆。此外，孟真先生对伪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的无罪判决，也曾公开表示不满。据说张曾为国民党政府做地下工作，因而将功折罪。但孟真先生认为张在华北的罪行，仅次于三王（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即使有此地下工作一说，亦只能据以减刑，而不能全部免罪。张如不绳之以法，其他汉奸均可不予治罪。

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孟真先生对伪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虽是句玩笑话，却颇能传神。这自然得罪了许多人，但他不顾一切。他曾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做乡愿！”

“不做乡愿！”实在是今日每个读书人所应牢记的一句话！

傅斯年自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前后八年连任四届，每次发言建议，均以促请国民党政府整刷政风为主，对政要孔祥熙尤多质询。1945年7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发生重大舞弊案，傅斯年慷慨陈词，力主严办。

正如傅斯年当时申言：“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同时，傅斯年在参政会竭力反对违背科学的提案，如维护中医案等与守旧分子争论亦然，几至与原提案人孔庚勋动武。傅斯年在当时的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胆怯，同时更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学院。

6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忧伤之余，尝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又题诗赠台北市大陆书店主人张紫树云：“忆昔两京栖迟日，麻纱卷子进婆娑。今来海上充祭酒，瀛珠一见哲网罗。紫树善贾兼善识，论品评直常切磋。祝君泛海求奇本，筑室以藏山之阿。”更告诫其胞侄傅乐成云：“今后不要再想以往的生活，我们到台湾后，要准备过苦工甚至奴隶的生活。”其志节清高及寄望将来的心意由此可见。

如前所述，台湾大学前身为日本人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一切规章均循日制。抗战胜利后，台北帝国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为时不过三年，一切多仍按旧章。傅斯年受命于危乱之际，以维护中国学术传统为己任，以改革台大旧制，使其适合中国大学制度为急务。添置图书仪器、增建教室宿舍、延聘教授名师、改革附属医院、严格执行入学考试等，新政次第施行。

傅斯年更注意对学生的“性品教育”，以“不扯谎”训诸生。傅斯年以为“这是性品教育的发轨。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

傅斯年生平最痛恨贪污，不幸台大总务长余又荪未恪尽职守，以致发生职员杨如萍窃案。傅对台湾事务、校务精神上已负很多的创伤，傅为处理杨案，重要公文均亲自撰拟，文稿有长达万字以上的。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自更难支持。不久便辞世了。

对于傅斯年一生之评述，正如叶公超挽联所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史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常存。”

望之俨然的老“国师”，生活中的平民风度却让人意想不到。

由于他攻击孔祥熙、攻击宋子文，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很容易使人想象他是个威严不可亲近的人。其实恰恰相反。他对于阔官大佬，虽然常常不客气，但他对于低级职员、学生、工友，是那么和蔼可亲，真够得上说是“温润如玉”。他完全是书生本色，绝没有什么阔人习气。

他经常和他的汽车司机下棋，有时独自跑到宁波路，花上两元钱，蹲在路旁客客气气地向摆棋式的人请教。他往往亲自跑到学校的合作社里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被敲竹杠而以面包请客。

傅先生是一个不拘行迹的人，和他严肃的外型恰恰相反。1949年1月，他接任台大校长以后，住在福州街校长宿舍，晚饭过后，常常到南昌街一带散步，许多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们都认得这位魁梧胖人是大学“总长”（校长），对他非常尊敬。

提起他们对台大校长的尊敬，却有其传统性，因为日据时代，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的“总长”和当时的“台湾总督”的身价是相等的，所以他们尊敬“台湾总督”，当然也就尊敬大学的“总长”。

听说日据时代，人们走经“总督府”的门前都要行礼，我没有亲眼看到，不敢确信。但他的侄子傅乐成回忆，在1949年1月到台湾大学以后，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时，尽管屋里面没有人，也要双手捬膝，向大门鞠了九十度的一躬，傅乐成感慨说：“这样隆重的敬礼，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数，但很快地便又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

大家对这位胖校长如此地尊敬，可是傅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乐于和他们接近，所以南昌街两家书店的老板成了他的朋友，同时他也就是这两家书店的好主顾。宁波西街夜市的馄饨摊子，他常常去光顾。路旁摆棋的地摊，也能常常看见他的身影。由于傅先生一向喜欢下象棋，他常常蹲在地上和他们走上几盘。他的侄子多次劝傅先生何必和他们争胜负，他总是表示：“明知我无法赢他，但我总要明了明了他们的棋谱究竟是怎样地变化。”

有一次，傅先生从体育场看运动会回来向他的侄子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傅乐成说：“这好办，我去取。”但傅先生一面阻止傅乐成前去，一面说：“还是我自己来。”结果他真的又去了一趟体育场。后来有一个女同学告诉傅乐成，当傅校长去取烟斗的时候，却又再补充了一碗鱿鱼羹。

傅先生有时候也很幽默，记得他刚到台大的时候，第一次举行行政会议，有一个学院的院长谈到“我们日本时代”如何如何，傅先生立刻幽他一默，向他重复了一句：“我们日本时代！”这时在座的人全都笑了，只有那位院长却始终没有醒悟过来。

又有一次在九十几个人出席的校务会议上，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有大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他自然应付裕如。等到下午继续开会的时候，这些炮手却被另一批炮手轰得不亦乐乎，这时候傅先生笑了，他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

从“七七事变”以后，他无日不过着穷苦的生活。在四川，他一到穷得没办法时，就去卖他心爱的书。他除了以书易米以济自己的燃眉之急之外，还卖书去周济朋友，甚至周济到一个满头癞疮的八岁乞儿。他养了那个乞儿近乎一个月，治好了他的疮，然后找到乞儿的亲属把他送回去。

他后来当了大学校长，一般人也许觉着他不应该再闹穷了，殊不知他和夫人俞大女士两个人的薪金和津贴的收入，仅能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一次，他拿到一笔稿费，想托刘瑞垣先生在香港买一套西服，但他只能买一件上衣，买全套的就买不起了。他说：“幸而我还有没破的裤子。”

虽然穷成这样，但他从来没有领过双薪。抗战期间，他虽然穷得常常卖书，而在一般人认为两者可以得兼的薪金和津贴，他绝不苟取。他领参政员的薪金和津贴时，就不领中央研究院的薪金和津贴；在研究院领薪时，就不领参政员的薪金和津贴。当当局公布他做台大校长时，蒋介石并聘他为“资政”。那时，“资政”除本身的特任薪俸之外，还可以支领两个简任秘书和两个副官的薪金和津贴，这些薪金和津贴，在习惯上，是可以和台大校长薪金和津贴并领不悖的。可是他不但没领过“资政”和那些随员的薪金和津贴，甚至于他那“资政”的官衔，连跟十年以上的秘书，都是后来听人说方晓得的。这种有为有守的作风，真可以使顽夫廉、懦夫立志。

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傅斯年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

他坚决拥护抗战建国国策的坚定意志，何消说得。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后得到了胜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傅斯年先生“疯”了。据好友屈万里回忆：“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大街上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屈万里把他唤醒，傅斯年却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屈万里认为：“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

抗战期间，孟真在国民参政会里的表现为一般人所钦所佩，许多人更觉得有声有色。除了他坚定地拥护抗战而外，他还为两种主张积极奋斗：一是反对一切违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而开倒车的提案；一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

在前一项目之下，如他反对提倡所谓国医，就是显著的例子。他认为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三百年之后，到今天还有人把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

这个问题在抗战前他在南京的时候就写文章讨论过。因为他研究过实验心理学，同时他也很懂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所以他这些文章论述非常精辟，文字也写得非常精彩。

说到此处，他的老友毛子水提到傅斯年先生一件趣事，最能代表他那种天真可爱的性格。有一次，因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先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地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不过傅斯年先生，于是气得在座位上辱骂傅斯年，骂了许多很粗的话。

傅斯年也生气了，说：“你污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他一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赢了罢。”

这虽然是一个插曲，也可以看出傅斯年绝不是心硬的人。毛子水常笑他说：“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毛子水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这个方法胜过人，这件事只有他与张道藩知道。

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他这些不平凡的事迹是说不尽的。总之，他的为人，恰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赞颂，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蒋梦麟：杀我的头，也要搞节育

1　台湾地区的人口问题

1949年，蒋梦麟就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新潮”人物，他对台湾地区农业的发展有较多贡献。台湾的经济复兴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对此蒋梦麟深感忧虑，他坚信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增长，解决人口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复兴农业的目的。

蒋梦麟注意人口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胡适和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邀请在美国提倡生育节制的山额夫人来华访问。1922年山额夫人道经日本，日本政府禁止她公开谈论节育，否则就以妖言惑众的罪名逮捕她。她来到中国，受到了迥然不同的待遇。北大教授胡适邀请她到北大演讲，整个礼堂挤满了听众。连讲带答，花了两个钟头。演讲后到北大校长家作客，胡适以燕窝、鱼翅来招待。

山额夫人在日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一向相信“无后为大”、“多子多孙便是福”的中国人反而尊重她，这使她非常感动，日后在自传中还提了一笔。她的演讲在当时虽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至少知识分子都注意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有一些节育的组织开始出现。

其实根据中外专家、学者的观察，台湾学者中最早提出台湾地区将面临人口过多问题的是台湾大学陈正祥教授。他于1949年5月3日在《公论报》发表《生活水平与人口问题》一文，指出台湾人口压力很大，若将解决人口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工业化上，依然无法彻底解决。所以主张用多种方法齐头并进，而以“节制生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最基本的方法。

之后陆续发表的专著论文有1950年《台湾土地利用》、1951年《台湾之人口》、1955年《台湾人口之出生与死亡》及《台湾之人口及其问题》等，一再指出台湾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呼吁节制生育。但当时台湾人口压力的严重性尚未表面化，这些富有卓见的文章因为出于台籍学者而不受重视，也没有引起社会上应有的警惕与回应。

台湾人口过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1959年，国际合作署台湾分署署长哈德逊以“台湾之经济发展”为题发表演说，指出五年来台湾接受5亿美元以上援助，但却被多出的人口所消耗。公开呼应哈德逊说法的，是当时的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尹仲容。他提出台湾必须节制消费，甚至减少人口增长，才能度过经济危机。

其次，由于当时台湾必须与其他受援方争取美国外汇，当时担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副主委的李国鼎非常担心美援不来，便直接以“运动会”比喻说明在各方竞争美援态势下，台湾减少人口增长极为重要。他指出在财富不易累积的状况下，要提升人均生产毛额唯有控制人口一途。

先前提过，台湾人口增加的主因既然是移民，与出生率不直接相关，保守派便认为节育自然并非对策。事实上，对台湾行政当局而言，问题不在要不要节育，而在于要不要承认这个现象为“危机”。因为这些人口与败退的国民政府相同，是全台湾的一部分，但如果包含祖国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他们认为还称不上人口过剩。

同时，持“反攻大陆”论者认为，台湾作为栖身之地固然局促，但如能在数年内“班师回朝”，这个问题自然不药而愈。这些论调何其荒谬，但是竟然无人敢抵制此谬论，任凭它主导言论市场。

但是，这种希望在冷战格局确定后日益渺茫。美国虽然“协防”台湾，但也阻止台湾轻启战端。中国台湾地区既然变成相对自主的实体，人口自然无处可移，成为“问题”。于是，随着美援架构的成熟，讨论人口爆炸的声浪也不断加大，而在1959年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的高声疾呼下达到高潮。

2　呼吁进行节育运动

1959年4月13日，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在台北主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阐明台湾地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激动地大声呼吁：“唯有推行家庭计划，进行节育运动，才是解决之道。”

当时海峡两岸常常发生战争，需要兵源，节育会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兵源不足，那还得了。所有与当局不同调的主张都被视为“为敌张目”、“动摇根本”，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

这些关心“反攻大陆”的人士主张鼓励人口增加，对他的“计划生育论”大加挞伐，甚至叫嚣要蒋梦麟自杀以谢台湾人。面对这些严厉的指责，蒋梦麟仍坚持其一贯主张，他回应道：“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要求当局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当局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一个人。”

他不气馁，接连几年，蒋梦麟到处演讲，虽已是容貌清瘦的长者，但他娓娓而谈，语带幽默，有一股举重若轻的学者气象，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

他演讲的内容集中在台湾的人口问题上。从粮食供销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台湾应该推广计划生育，即限制人口的增长。

然而，蒋介石与他的接班人——蒋经国，他们爷俩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却与蒋梦麟为首的技术官僚意见相左，官场中绝大多数改革派人士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力促台湾当局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的台湾妇女受孕率控制住，但是蒋氏父子看法却相反，认为应该鼓励生育。

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技术官僚们便向两蒋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却引起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藏在他背后的是蒋介石。

蒋经国从马克思主义背景为出发点发表讲话，他力主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时，力量就会更强大。国民党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相形之下，以蒋梦麟为首的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但都属于少数，居于劣势。

老蒋是决策的关键，他初时站在儿子一边，因为他以孙总理门徒自居，当然也支持孙中山先生这方面的观点，因此很自然地与蒋梦麟站在了对立面。

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演讲民族主义时，就析论了中外人口数量问题，阐明了近百年来列强人口增加远比中国迅速，照此推测，一百年后，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而并吞中国，甚至被他族所消化灭种。所以孙中山主张增加中国人口，以免长期遭受列强人口增多的压迫，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

但就是这个食古不化的过时的教条思想，让蒋氏父子无法接受节育观念，更让蒋梦麟等人吃足了苦头。

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但因百废待举，又有内忧外患，故未制定人口政策。到长期抗战时期，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才开始积极研议人口政策。1941年秋，由行政院社会部组织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多人为委员，拟定人口政策纲领草案，由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提出《民族保育政策纲领》，并由1945年5月5日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纲领》共二十一条，

其主要内容：在人口数量方面，主张合理有条件的增加；在人口质量方面，主张消极抑制遗传缺陷分子之生育，积极鼓励身心健全男女之繁衍，革新社会环境，改进生养教育，普及体育，推广医药卫生，以期国民体格之增进；在人口分布方面，主张调剂人地比率，改善各地区的职业分配，辅导人口迁徙，并扶植边区人口。《纲领》通过后，曾由社会部草拟实施办法，经行政院核准。

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派遣军、公、教人员来台接收，并将48万在台日人遣回日本，其中平民32万人，其他为军人。1947年3月，内政部成立人口局，研拟了一个《人口政策纲领草案》，嗣以时局逆转，此前拟定的《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未能实施，后来研议中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也没有了下文。

1949年，由于大陆局势逆转，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当时约有百万军民随同移入台湾，对于台湾往后的各项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但是准备“反攻大陆”的政策优先，兵源要获得保障，“节育”显然没有必要。

3　节育运动之争

作为同样姓蒋的同宗与同乡，蒋梦麟与蒋介石有着极为不寻常的关系。据说，蒋梦麟曾开蒋介石的玩笑说，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马路消息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蒋梦麟是蒋介石特请来整顿全国教育的。20世纪20年代末，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买卖文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

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称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了滥设大学及以教育为名而牟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介石在教育上也十分支持蒋梦麟，只是面对节育，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却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呼吁和支持节育，但仍然无济于事。反对派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上，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台湾何须节育，‘反攻大陆’后，有的是广大天地足够发展！”这是保守派最振振有词的一句话。

上述“反共教条”，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军官考试前都会重出江湖，纠缠役男，明知毫无学理根据，大学男生只能寻章摘句挑被指定的教科书中的“奇言”来苦中作乐，平日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全被撇到一边，否则“答错”试题只有去当大头兵的份了。

冷战时期的台湾人口政策明显处于观望和酝酿期，也可以说是停滞期。当时政事、社会、舆论界、民意代表等夙具盛名的领导阶层，仍普遍对于节育存有敏感而视之为一项禁忌，不愿碰触，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家庭计划尚无发展空间。

当时，专家与民意代表之间辩论人口问题转趋激烈。无论台北的议事机构，或台湾法律主管部门，甚至于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都不时有热烈的争论。有人要求台湾行政当局正视现实，早日制定人口政策；有人从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宗教、“国父遗教”、防务需要、民族发展等种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蒋梦麟面对的是以两蒋为后盾的所谓的“卫道之士”及“爱台者”。

当时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因为节育会影响兵源，会影响“反攻大陆”，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没人敢反对。这就是国民党反对节育的最大理由。

根据蒋政权的年度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20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粮食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资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1/4。每平方千米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离台，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

翻开台湾人口史，台湾光复之后，人口加速度增长，除了1939—1940年的大量难民潮移入之外，台籍日本兵自海外复员回来后人口就大幅增加。据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人口增加速度达最高峰，同一年的粗出生率为46.6‰，粗死亡率为9.9‰，翌年起逐渐下降，再到自然增加率降到2.1‰。

台湾地区人口数，在1946年底为609万人，1949年增为740万人（且不包括现役军人在内），粗出生率因战后婴儿潮年年增高，达42‰以上。在台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鉴于台湾地区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曾发行以提倡安全期为方法的家庭计划的小册子《幸福家庭》100万本。

唯因当时舆论反应不佳，有人上书两蒋，诬蔑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这项计划于是就停止了。

1954年以后，台湾地区由于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引起社会大众及媒体的关注与讨论。加上1955年稻米因天旱而减产，终于引起民意代表对政府应否确定人口政策与节育的广泛探讨。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严家淦对此一问题审慎地答复称：“限制生育或准予堕胎一事，正反意见纷陈，未敢遽下判断；而且此事系全台政策，应报请高层核办。”

严家淦私下是赞成节育的，但是依照当时法令，并无有关限制生育的规定，省政府恐怕暂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如果由人民团体自动地推行所谓“家庭计划”，在法律上亦无不妥之处。这可以说是台北行政当局一把手首次对人口政策及家庭计划问题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但是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确保兵源，于1955年12月指示台湾行政当局及台北市政府尽快准备举行人口普查。台北市政府于是在1956年9月16日举行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户口普查。1956年10月31日台北市政府公布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台闽地区共查得9874454人，除外国人3113人、金马地区56349人及其他人口506793人（无户籍军人、服义务兵役的充员战士、驻外人员及其眷属）外，居住台湾省的常住人口计有9308199人。

再就台湾省籍人数、外省籍人数及上面的人口总数予以比较，人口漏记、未登记等情形，并不如外界想象之甚。因此，户籍登记的人口统计尚可信赖。但户口普查的结果，发现从1946年至1956年的十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4‰，可在十六年之内，使人口增加一倍。

台湾在1950年时，由于战后婴儿潮，加上当时政治情势以“反攻大陆”为主，鼓励生育，当时的总生育率曾经高达7人，也就是平均一位妇女一生生产7胎。根据1965年联合国人口评鉴，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是世界第一。

若仅以调查标准时间以前的一年内计算，人口自然增加率约35‰。若按此增长率推算，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可在二十年后便要增加一倍，比蒋梦麟原来估计二十四年后增加一倍还要快得多。台湾的人口问题已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4　为节育运动的开展而努力

蒋梦麟早在1951年就发表了《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

台湾家庭计划的实施来自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之大力推动。农复会成立于1948年，前身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成立的依据为美国《援华法案》之《中美合作复兴中国农村》专条六。成立之初，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任命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瀚三位委员，美国总统则任命两位委员，委员们选举蒋梦麟先生为主任委员，农复会的组织

与工作方针由中美五位委员共同商议决定，所录用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农复会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台湾农村复兴工作。

早在1950年12月，农复会美籍委员贝克博士应邀参加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九次座谈会，发表“人口与生产的平衡”演讲，指出台湾的人口增长过于迅速，应即采取无痛苦的节制生育法予以控制，这比历史上借天灾人祸以减少人口的方法要好，同时呼吁国民党政府应尽早准备实施。

然而，座谈会主席朱家骅却在开会致词及结束讲话中，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方法落后，因此改良农业、发展工业、开垦土地等，方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朱家骅是曾亲聆孙中山教诲的国民党先进，他的异议成为此后许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由来反对蒋梦麟推行节育政策的先声，而蒋氏父子的态度又是朱家骅最大的靠山，蒋梦麟这场硬仗难打，不言自明。

所以贝克虽是美国人，有美援做靠山，但是演讲所获得的反应，竟然是反对多于赞成。有人表示异议，亦有人觉得贝克对台湾的人口预测，其据以立论的资料准确性有问题。

由于朱家骅的异议壮了许多保守人士的胆，众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理由，反对台湾当局施行人口政策，这让改革派人心惶惶，溃不成军，大多噤若寒蝉，怕被扣上“共产党同路人”的红帽子，一不小心就被拉去枪毙。

但是有人不怕，他开启了公开向保守派开第一枪的先声。他就是时任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他不惧杀头，公开地呼吁节育，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推手。

当时农村复兴委员会印发的《幸福家庭》小册子，虽然遭受舆论反应不佳而归于失败，但是蒋梦麟并不气馁，屡败屡战，首先赢得了本省籍专家学者的尊敬。

当年蒋梦麟在文章发表后的二十天内，报纸发表社论或专栏予以评述者，中文就有16篇，英文也有5篇。大多数人认为台湾人口压力日益严重，生育子女太多，不仅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且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对节育运动表示赞成。

《“中央”日报》4月18日发表了三位妇产科教授专家的意见《节育与避孕——几位妇产科专家的意见》，台大医院副院长邱仕荣、魏炳炎及省立台北医院副院长徐千田，都从医学的立场，指出适当的节育是必要的。因为生育子女太多，非但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又因母亲不能尽心抚育，而有营养不足、发育不全的情事。这三位妇产科医师一致认为与其在怀孕后打胎，则远不如事前避孕对妇女有利。同时指出，避孕的方法很多，而且多半简单易行。对于节制生育，三位医师都认为有其必要，最好能设立一个机构，予以节育指导，视其环境、条件，告知最有效的节育方法。此外，台北市政府一把手周至柔也在台北议事机构报告“人口的严重威胁”。

除各报社论外，其他社会舆论反应也极为热烈，学术界、广播界、医学界、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以及天主教的神父们都纷纷表示他们的意见，情况之热烈前所未有，影响非常深远。

蒋梦麟提倡节育可说是救了台湾，没有他的坚持，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的理论很容易懂，他常常写文章提倡节育，以他的声望与较长的年纪，攻击他所主张的家庭计划的人比较谨慎，不敢贸然提出反对意见。

主持农复会的蒋梦麟仍坚持认为人口快速膨胀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乃于1951年7月8日在《新生报》发表《土地问题与人口》，8月22日发表《再论土地与人口问题》，1952年8月于《土地改革月刊》发表《台湾三七五减租成功因素及限田政策实施后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公开主张节制生育。

这三篇论著的要点是：由中国历代土地与人口消长的关系，强调中国耕地面积甚为不够，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低下；节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要使人口与土地保持适当的比例，以便能作合理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依据过去的人口资料，预估台湾人口将于二十四年后再增加一倍，如不加以有效控制，人口问题必将愈来愈严重。

蒋氏在教育界及学术界夙有崇高的地位与知名度，且其领导着对于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极具关系的农复会，所以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如全汉昇、鲍事国、萧铮、黄钟、周一夔、何举帆等纷纷为文响应。尤其以社会学者龙冠海教授的态度最为积极，他希望政府迅速成立人口研究委员会以研究人口问题，以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并主张尽早进行人口普查，制订人口政策。

1954年，在本省籍专家学者及洋人支持下的台湾家庭计划协会获准成立之后，开始在中南部渔村散发宣传节育之小册子。农复会以“减少无谓死亡”为由，补助该会台币41900元，协助生育指导工作。但是这一行动立刻遭到诸如“美国人干涉中国人生孩子”、“本省人不支持‘反攻大陆’”之类的批评与指责，甚至告到法院里。

在这一时期中，陈诚、黄季陆等虽然在公开演讲中承认了台湾人口问题严重，但在禁忌时期，他们仍把解决台湾人口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反攻大陆”的早日成功之上。唯有当时担任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台湾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赞同蒋氏倡导节制生育的意见。

随后，台湾行政当局主计长庞松舟于1957年3月在中国粮政学会第五届年会中，以“台湾人口”为题发表演讲。他明确地主张：应提倡节育、奖励移民、限制移入、积极增产等手段，来补救因人口日益增加而产生的粮食不足等难题。他成为台湾地区高层中继蒋梦麟、尹仲容之后，公开表示节制人口的第三人。

蒋梦麟只得到区区的几个幕僚、部下、友人的支持，但是他不气馁。他于1959年4月13日在记者会上再次敲响警钟，发表了“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费一个尚未完工的石门水库所能生产的粮食。

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从速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反对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词用语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他在记者会上声明：“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国民党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他为了台湾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义无反顾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就在蒋梦麟大声疾呼节育的时候，他的老友山额夫人又到香港宣扬节育的重要性，她晚年曾有一次访台的机会，写信询问好友蒋梦麟先生的意见，却为蒋先生所婉拒。蒋先生担心她的名气太大，树大招风，怕她访台会为节育运动带来阻碍，故不得已婉拒了。他说：“如果你不来台湾，我们这里或许还可以无阻地推行节育，我们也正在台湾沉默地做这件事；如果你来了，因为你的名气太大，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或许反而会引起困难。”

蒋梦麟先生当时正在台湾提倡节育，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事，因为若干“忧台忧民”的有力人士大表反对。反对者坚持认为，增加人口等于增加实力，这一点，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阐述甚明。提倡节育就是违反“国父遗教”，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严重的罪名。

再说，“反攻大陆”需要“兵源”。还有人不了解避孕的原理，竟认为那是把已受精的胚胎杀死，等于杀人，尤其是宗教界反对杀生，因而反对。所以，在他们看来，提倡节育简直是在搞亡台灭种。幸好，蒋梦麟先生本身是国民党政府元老，算是有分量的人，换作别人，如此“居心叵测”，恐怕早已被人灭掉了。

但是蒋梦麟不顾劝阻，毅然决然地发起家庭计划，并落实试办实验期。首先推行“孕前卫生”，

但一提出就遭到反对。1957年新上任的省主席周至柔表示，“解决人口增加的压力，力求繁荣社会经济；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所以对家庭计划的提倡，“当时舆论反映不佳，甚至于有人上书台湾行政当局，指控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

对于蒋梦麟的节育主张，当时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各方所宣称的台湾人口自然增加率（单纯因为出生与死亡所造成的人口变动率）为35‰是错误的，那是将战后祖国大陆来台人数也并入计算所致，实际约为24‰；还有各方所宣传的台湾农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6个小孩，却不查当时婴幼儿死亡率仍相当高——根据研究，生育6个小孩，只有4个会长大成人。

而当以“限制人口增长”为节育理由时，却没有人可以回答某时某地的人口该有多少，且为什么15‰的人口增长率就是适合的。当以“提高生活水平、减少经济负担、增加民众储蓄”为节育理由时，却不愿意了解人力资源的创造性。

这些争论、这些攻防论战之后，蒋梦麟不忧不惧，知难而进，他改为成立与补助民间机构——中国家庭计划协会。又为了避免反对者的口实，他把人口问题当成“卫生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来处理。最后省主席同意在农复会提供经费的支持下，由卫生机构负起指导计划生育知识之工作。

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最后又转为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去。

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后，人口增长世界第一，这段时间自大陆迁来台湾的人口达64万人。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其中男性刚好是女性的两倍。专家学者还未看到人口膨胀的危机，蒋梦麟已经看到了，但是当时的学界还不觉得危险。

经济学家张果为所编的《台湾经济发展》一书有如下的叙述：“大陆迁台人口以男性居绝大多数，彼等独自来台或追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建设开发，多数为年轻力壮的劳动生产人口，且多具备谋生之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此类人口发挥极大的作用。”他就不认为人口过多。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大陆迁台的人数并非造成台湾人口激增的原因，那么何以到1964年台湾人口会倍增至1233万人？“中研院”院士于宗先表示，任何一个国家战后，一定会生出许多孩子，美国的战后婴儿潮也是如此。1945年底，日本投降，有些人从南洋回来了、复员了，生了许多孩子，加上自大陆败退来台的年轻人慢慢和当地人结婚，因此在这一段期间，台湾人口快速增长，并非节育不力所致。

《台湾省通志》在纪录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这段时间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3.21％，高占世界第一位，比美国的1.4％、日本的0.96％、西德的0.63％，超出甚多，主因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卫生进步、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反而肯定了人多的好处。

但事实上，台湾每年出生的人数都超过40万人，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国民党政府在教育、卫生、粮食各方面的支出也快速增加，形成不小的压力。

对于那个时期台湾人口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中研院”院士胡胜正指出，人口过多是危机也是转机，当时台湾有近1/2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相关行业，但由于人口增长仍旧高于食物成长，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甘冒大不韪，倡议节育。胡胜正说：“‘国父遗教’认为人口必须增长，讲节育是违反了民族主义的，但是蒋梦麟等人持续倡议，最后国民党政府实施家庭计划，透过卫生推行避孕，发放《幸福家庭手册》，台湾人口增长率才开始下降。”

在这个阶段中，最关键性的成就是，蒋梦麟与许世巨面见省主席周至柔，举行过非正式会谈，说服他以“孕前卫生教育”名义推动节育，“因为每年约40万名婴儿出生，在首批加入军队之前的二十年内，将大量消耗我们用作工业建设的有限资源，何况到那时候人口势必倍增，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的情形将难以克服。此乃亲痛仇快之事”。

换言之，节育才可真正达到“富台强兵”的目的。周至柔的发言乃从1958年的“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转变为1959年的“人口增加的压力，在在严重威胁我们建设所得的成果”。尔后台湾省卫生处将节育工作纳入“妇幼卫生”范围内，指定台湾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负责承办，家庭计划因此得以在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默许下，进入实验期。

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不能保证行得通，高层的态度还在犹疑之间。

5　蒋介石的态度

坦白地说，蒋氏父子与毛泽东其实都不怎么懂经济，更不懂人口学。毛泽东与马寅初（曾任北大校长）关于人口的辩论是一例。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又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反驳马寅初的人口控制主张。

原来蒋介石骨子里也是反节育的，我们从他的谈话中可见端倪。

蒋介石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这使得三民主义的人口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成为更加权威的看法。

蒋对人口问题的立论及拟议，虽说是有目标、有计划与有步骤的，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终目标竟是要“重建中国社会为自由安全的社会，来做这独立民主的台湾的基础。据此进而从小康社会的阶段，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要达到这个目标，他根据孙中山的推理，指出中国的工业必须发达，农业也要机械化，中国社会必须从农业社会演变为工业社会。

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口问题迥然不同，应剖解其原因，提出周详的解决方案。

蒋说：“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期，人口是向城市集中的。工业愈益发达，人口也愈益集中城市。在人口城市化的趋势里，显明的趋势是大家族分化为小家庭，早婚改变为晚婚，离婚率高，而生育率低。乡村人口的生育率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低，并且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由此可见生育率并不随工业化的进步来增加，反而有减低的趋势。”

这话不假，但随后他又说：“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多生一个儿女就是多加一个负担。在多受一点教育的社会层里，迟婚节育更见流行。生育率也就为之降低了。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生育率降低乃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

蒋对人口政策完全外行，他根本不清楚落后的农业社会到达先进的工业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台湾地区当时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离上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不知有多远，凭什么担心人口减少？

他主张采取下列的人口政策也不切实际，纯属空中楼阁：依实业计划之精神，使台湾经济平均发展，人口均衡分布；工业矿业及渔牧事业，依各地资源分布的实况，使其发展；各地人口之分布应使其适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要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

蒋介石除了对人口数量及分布无知之外，特别是要大家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更是陈义过高，不切实际。蒋说：“人口问题不但是量的增加，并且要质的提高。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质量，因为我们知道健全的人口，才是伟大的力量。”此一指示成为后来台湾研究和制定人口政策的指导方针，不利于台湾的人口政策，因为他对人口计划纲领的意见，已表明人口多并不是问题，蒋介石虽然也强调人口质量，却是质、量并重，明确指示如何才能避免生育率下跌，官方基本上还是站在蒋介石强调“民族繁衍”的立场。

6　借助民间组织，推动人口计划

1949年时原本才600万人的台湾，十年时光人口就已接近1000万，人口问题的先知、农复会主委蒋梦麟首先发表《台湾人口与土地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台湾土地少，人口增长率太高，应该控制人口的增加，因而获得菲律宾“麦格塞塞奖”。

可是他这种言论受到岛内舆论的指责与痛骂，尤其是台湾立法主管部门提出质询，认为“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需要兵源多，应该鼓励多生产，“立委”也主张严厉惩处蒋梦麟的叛台行为等，让他受到莫大的委曲。

因为蒋梦麟的家庭计划言论不仅违反“反攻大陆”的基本政策，所以这个工作明的方面市政府不能做，改由民间配合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来做，经费来源主要是市政府用其他名义编列假预算及美国经农复会的赞助，部分来自民间募款。

在人员方面，政府也不敢正式编制工作人员，只在省政府设立半官方的人口计划研究所，积极推广家庭计划。并以约聘方式在各乡镇区卫生所配有1名家计人员，在县市卫生局配有家计指导员，卫生所编制内医护人员要配合家计工作，在1968年5月2日正式公布实施家庭计划，台湾行政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推展这项家庭计划工作。

当时负责推广节育政策的许子秋说，“家庭计划一开始是不能说的秘密”，后来升任卫生署长的他认为推动家庭计划必须突破政治禁忌，但因为当时期待能“反攻大陆”，需要源源不绝的兵力，民间又存在“多子多孙多福气”、重男轻女的观念，孩子生得多却累死许多妇女与家庭，因此台湾行政当局不敢高喊“家庭计划”，不敢叫大家节育，只好挂羊头卖狗肉，把节育包装成“孕前卫生”，就连分发避孕器和保险套工作也都委托由民间的妇幼卫生协会推动。

首批“孕前卫生”工作员认为，节育最大的障碍是公婆，对方一听说是叫媳妇不要生孙子，往往恶言相向，甚至马上将工作人员赶出门。

但是蒋梦麟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仍积极推广人口计划，他改与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合作，以民间性质去推行他的理想。1964年家庭计划正在如火如荼规划之际，他却因肝癌逝世，使他的计划颇受影响。

不过，由于早年台湾卫生及医疗环境不佳，霍乱、小儿麻痹等疾病盛行。当时，台湾“避孕之父”许子秋博士在蒋梦麟的感召之下，为了有效抑制染病人数，降低台湾当局的负担而坚决提出人口节育计划，在当时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的政策下，主张节育和人口控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与眼光的，他说：“当时是一项很冒险的举动，轻则丢官，重则没命。”

1964年协会成立，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毕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当时台籍专家许子秋博士就说：“这可是会被砍头的工作！”许子秋在这方面的表现受到国际重视，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到亚洲各国支持人口节育的指导工作。

台湾搞“反攻大陆”离不开洋人，搞节育更是与洋人有关，洋人的态度决定了台湾的命运。国民党政府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提倡的是鼓励生育政策，理由虽然是三民主义的“民族繁衍”，不过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反攻复国”所需要的“生聚教训”。但是，当时美国的东亚战略部署是维持区域权力平衡：国民党政府被设定的位置是“反共”围堵圈的前哨站，而不是挑起“反攻大陆”的战争。

一开始这个“反共阵营”所需费用是由美国无偿性的援助来支持，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下，东亚各国不但要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围堵阵营，以减轻美国的援助负担，而且在日后还可以转化为接受美国投资的国际加工基地。

台湾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接受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台湾每年生产毛额的5％到10％，占固定资本投资的42％，在国民党政府当时每年26％的赤字支出中，有90％是由美援拨款所抵销的。

所以，与土地改革的逻辑一致，当时台湾家庭计划的节育政策目标也是希望将台湾改造成为一个能够在美国主导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半主权政权。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要提高台湾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为支持一个工业化部门提供资本与劳力的话，那么，家庭计划就是要由降低新生的依赖人口来减少消费，以提高人均资本之累积，尽快促进资本主义在台湾的繁荣。

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目标与国民党政府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是要“反共复国”，而美国则只是需要台湾当局“反共”而不“复国”。这经常造成双方在使用对华美援的争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国民党官员尤其愤怒美国透过援助对其防务支出进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家庭计划所遭遇的主要困难就是“削弱军队实力”。

当时台湾有关主管机关的老委员对家庭计划甚至于杀气腾腾地痛批“殖民主义之节育运动，不容在中华民族范围内推行”、“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总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质疑“官方正明目张胆否定中山先生与今‘总统’再三昭示之生聚教训”，“此种违背政策之节育运动，实为亡台灭种之运动，是否应予查禁？”，甚至于要求“查就此次‘人口问题案’中官民之刑责”。

老委员的这些质询在今天看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是它其实透露出一个重大的讯息，那就是当国民党政府最终在1964年将家庭计划正式列入台湾建设四年计划时，国民党其实已经接受现实状况，逐渐放弃“反攻大陆”的准备。那么，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美国主导下的节育运动是如何突破台湾原先的激烈反对，最后逆转为台湾当局全力推动，社会也会热烈拥护呢？

当时美国虽然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三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都享有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但是面对岛内反对节育的声浪，特别是背后的政治敏感性，采取的却是更加曲折委婉的“以大事小”的转进策略。

美国固然高级别地通过美援主要单位——经合会（经建会前身）与农复会（农委会前身）游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首长，成立了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补助推动“孕前卫生”；但是遇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激烈抵抗时，则转进到公民社会的层次，由农复会相关干部与学者专家成立民间组织或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家庭计划协会、“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台湾人口研究中心，并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继续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来。

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家庭计划所需的人力资本，整个台湾人口学者养成训练，对人口资料进行整理与实证研究，更是在美国的学者John Baker、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George W. Barclay、纽约人口局总裁Frank Notestein、Ronald Freedman等人推动下而奠定基础的。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在美国的强力要求下，公布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条例》，将当时还在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台湾经济，转变成为出口扩张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配合这一转变的是美国资本与技术的流入，以及美国巨大市场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开放，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快速的经济成长。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速下降，伴随着发生的也果真是家庭计划宣传时所允诺的经济成长。

所以，台湾的节育政策是由宏观的区域战略布局加以定义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虽然遭到台湾岛内有关部门的抵抗，以及社会的茫然和冷漠，但是从对台湾当局的施压，到成立民间组织，贯穿到家户的访视与避孕工作的推动，以及支持这三个层次所需要的人口学训练与数据建立，到最后与人口政策相配合的土地改革、农工部门的资本转移、出口导向工业化所带来的快速经济成长，人口计划经过漫长的萌芽期，蒋梦麟终于盼到了实验期。

如前所述，1959年4月13日，担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呼吁政府重视人口问题，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台湾当局才被迫在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口号为“实施家庭计划，促进家庭幸福”。

1967年，台湾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1969年，台湾当局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从1971年起，台湾当局的高层才觉悟节育的重要，指定每年11月成为台湾“家庭计划”扩大倡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口号。过去五十多年，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地缓和了人口增长压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这都要感谢蒋梦麟等先知。

名作家柏杨坚决赞成节育，他办杂志曾与“卫道之士”展开非常精彩的笔战，也因此被保守派恐吓过。他形容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靠的就是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之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

就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全国哗然，一方面是因为此举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洋学堂的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起初多半是恐惧。

他说，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文章。他抄录了三位反对节育的代表的言论作为例证，因此吃上了官司，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去了台湾。廖维藩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他早年曾吸引会员150余人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届“立法”委员。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他年轻时头脑开通，到了老年却守旧得厉害。他于1964年9月18日，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质询，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台湾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特向台湾行政当局提出质询。”

柏杨说，这篇奇文，曾让他及他的朋友们哭笑不得，因此常拿出来与朋友一同欣赏。

首先，看了廖维藩先生的大标题，若“不肖之徒”，若“断绝其生育”，若“亡人国”，若“灭人种”，若“危害中华民族”，若“事机迫切”，一串连珠炮，把人心都轰出嗓子。柏杨称：“此之谓先声夺人，先把对方弄迷糊了再说。”

廖维藩的质问曰：“中山先生及蒋公均反对节育运动，皇皇训示，公诸天下，昭昭在人耳目，台湾人宁可反对？中山先生于《民族主义》第一讲云：‘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民族和世界民族，永远并存。’”

蒋介石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云：“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总要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作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他推论的结果，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比率的，粮食的增加是算术比率的。粮食不能供给人口的需要，便发生贫困、饥荒和战争，要把人口减少，使其与粮食保持平衡。”

他又说：“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的生育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

他引经据典地表示，据人口问题专家的估计，三百年来世界人口只增了4倍，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是几何的比率，并且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产量能够很快地增加。例如美国，1787年乡村里19个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供给城市里1个市民；到了现在，每一个农民便能供给15个人了。可见粮食的增加也不是算术的比率。所以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马尔萨斯学说既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我们便不能根据他的人口原理，断定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是太多了。

他又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总理在民国十三年（1924）演讲民族主义，焦虑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所以一时不能来并吞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

廖维藩先生又说：“中山先生及蒋先生对节育运动之训示，彰彰明甚，而少数不逞之徒，故意假借所谓人口压力或人口台风之口号，在侵略主义殖民主义者指使或金钱诱惑之下，大倡节育运动。有所谓孕前卫生，有所谓计划生育，有所谓推行未婚少女避孕术，以及医疗机构之秘密堕胎等，种种民族堕落情事，如雨后春笋，继续滋长，致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堕落气氛之中，台湾当局倡导‘反攻复国’，推行礼、义、廉、耻，革新风气，在如此情形之下，政策可能贯彻乎？”

他愤愤指出：“此为美籍肯尼博士指使中国人士推行孕前卫生之节育运动工作也。所谓‘生育年龄’，系指本省全部生育年龄之妇女而言，并无例外，装置‘乐普’，并不以已生育子女三四人之妇女为限。果如此，则肯尼博士之措施，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也。”

廖维藩先生左引右引，前引后引，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十分学术性的问题，被他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他说：“查该博士之行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范围内，实犯有非法行动之嫌，应请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饬令外交主管部门迅向美国外交当局，请其饬令返回，以维邦交，如时日稽延过久，则我方唯有将其驱逐出境也。”

他又向台湾省一把手黄杰告状：“黄杰在答复此一问题（答复刘议员金约质询人口问题）时表示，本省当前所承受的人口压力……情形并不十分严重。他指出，本省土地面积约36000平方千米，现有人口不足12000000人，但是香港仅有391平方千米土地，却容纳了350万人，就目前本省人口增加情形说，十年之后，至1974年，亦仅达2600余万人（如‘2’字无错误，则此数在十年之后尚远不能达到。——作者注），本省经济生产能力，尚足以充分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

“现在台省既未发生严重的人口问题，何以肯尼博士在台中伙同我省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此则大可研究之问题也。……所有在台省境内节育灭种措施，应请行政当局严令取缔，以维民族生存。其一二丧失民族观念，助纣为虐之徒，岂受外国药商推销‘乐普’使用银弹政策，或有外国援助之诱惑，而利令智昏乎？并请行政主管部门严查究办，以维风纪，而挽民族气节。至所谓‘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亦为助桀之机构，应迅予解散，以绝祸根。事机迫切，特向行政当局提出紧急质询，请予明白答复。”

以上是廖维藩先生在台湾有关主管部门质询的洋洋大文，读来令人摇头无语，而这正是保守派要的东西。

再介绍王梦云先生和汤如炎先生各篇，其叫座之处，同样叫人拍手称奇。两人奇文如牛毛，但却让人喷饭不已，也显得保守派虽有蒋氏父子的支持，却也没啥功力，禁不起专业的检验。

王梦云先生第二个出场。1949年之后，代表法统的“万年国会”来台后没有改选，吹牛拍马、光怪陆离的问政所在多有。九十五岁高龄才申请退职的法律方面杰出人士王梦云，在来台初期就曾要求台湾当局取缔妇女戴“乳罩”，因他认为“肉弹”是诲淫之源、诲盗之介，所以除了三十五岁以上妇女和娼妓之外，一律不得戴乳罩。

继廖维藩的后劲，王梦云也是台湾地区著名法律人士，于1964年10月16日台湾有关主管部门第34会期第九次会议上，擂鼓而攻。他质询的大字标题是：“为台湾行政当局对廖委员维藩，以‘纽约肯尼博士伙同我省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之质询，所为之答复，乃就鄙见所及，提出质询。”下面是他质询的正文：

窃查“乐普”乃物品之一种，据已经装置妇女之丈夫（姑隐其名）报告，装在子宫内两月后，白带甚多，秽臭之状，难堪睹闻。且过三月之后，其妇常患腹痛、头晕、食欲不振，性情躁暴。就此情形而论，已足证明“乐普”之装置，有妨害卫生之情事，依刑法第191条，“制造、贩卖妨害卫生之物品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之规定，故制造、贩卖“乐普”者，已触犯刑章，而推行装置之中华妇幼卫生协会负责人，应以共同累犯论。

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故中华妇幼卫生协会为“乐普”之推销装置，足见其使无知妇女、少女误信为千真万确避孕之物品，借此敛财，依法应予诈欺罪论科，纵或无偿供应，亦属背于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行为，不在法律保障之列，应予取缔，毫无疑义。恭查中山先生及蒋先生反对节育运动之训示，详载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以及蒋先生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曾由廖委员摘录质询书中，恕不再赘。

故违背中山先生及蒋先生训示反对节育之行为，与夫当局未制定人口政策法令之前，而在报纸杂志上为文制图，广为提倡或转载此类报导者，未得台湾当局许可，而制造或贩卖“乐普”或代为装置，致人口顿减，而不利于“反攻大陆”者，皆属邪说异术，违反政策，谓非大逆之流，即为共产党铺路之辈。举台上下，可鸣鼓而攻之。若属外国人士，应驱逐出境。设系省人，应绳之以法，方足以保台湾之元气，增加“反攻大陆”之人力。何期严院长不此之为，反之中华妇幼卫生协会，为民间组织，且其主要任务在于推行孕前卫生教育，台湾当局似不宜干涉等词而处之，令人莫解。

王梦云先生“窃查”、“恭查”了一阵之后，又有“兹查”，曰：“夫孕前卫生教育，顾其意义，正如汤委员如炎所谓‘孕前健康条件是否良好，产后养育能力是否缺乏者也’。兹查‘乐普’之装置，意图断绝怀孕。既意图断绝怀孕，岂有‘孕’字可言，是卢委员崇善所谓‘乐普’杀人于未生之前，允称恰当。况装置‘乐普’之后，荡女淫男，尽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而孕前卫生教育之装置‘乐普’，其作用与制造贩卖淫具春药之为害相同，迹其所为，危害中华民族，影响‘反攻大陆’，至深且巨，岂能袖手冷观，任其蔓长。是梦云认为不但应予取缔，尤应通令全省宪警，遇有宣传‘乐普’效力、代人装置‘乐普’及制造‘乐普’者，一律拘送法办，以保台湾之元气，增加‘反攻大陆’之人力。至于中华妇幼卫生协会，如已核准设立，尤应即予解散所有人员，按其情节轻重，分别议处，以示薄惩，而儆来兹。未知严院长如何处之，敬请赐予答复，以释群疑。”

王梦云先生在他的质询中提到另外两位法律方面的著名人士汤如炎和卢崇善，汤是民主自由社的领导。祖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党部提名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前，先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到官邸谈话，当时也曾经有人辩论，最后决定起立表决，赞成的人起立。而汤如炎则半蹲，蒋总裁问汤为何不起立，汤答站起来的已是多数，他站不站起来已无关系，他是赞成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番言论让蒋半天说不出话来。

汤算是国民党大佬，他根本不把下面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大概他罡气太旺之故，大笔一挥，要求行政当局把凡是提倡节育的朋友，都割掉生殖器。汤如炎割生殖器的质询，也是在1964年10月16日第34会期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大标题赫然曰：

“为何不宫X以谢台湾人，宫Y以谢天下？三质严院长”。

“宫”是啥，自然用不着解释啦。下面是质询的正文：

记得共产党炮轰金门，从1958年8月23日至9月25日——43天之内，每天平均14000发，以后每逢单日发射不误，绝非常情常理所能推想其万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节育有啥关系？可见其问政水平之差，也显示蒋梦麟处境之艰困！

二、“战力”无辜奈何？今日台湾，蒋先生说：“十五年来的生聚教训，成为了全球性‘反共’战局中的一股雄厚的战力（见台庆文告）。”吾人应知此“一股雄厚的战力”实有赖于十五年来艰苦卓绝的“生聚教训”才壮大的。生聚也，教训也，固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而有成。战力也，雄厚也，尤必须经过三战三胜的考验才铁定。再则，“生聚”所以充实“教训”之量，“教训”仅可保养“生聚”之质。二者虽相得益彰，但必先有其量，而后能求其质。以此，努力“生聚”，唯一为此时此地当务之急。一言以蔽之，“生育第一”是也。

今兹失败主义的节育论者，自认“穷途末路，故倒行逆施之”，无疑是落了共产党的“人口颠覆”的圈套。若更进而勾结其渗透分子，所到之处，危言挟众，致众陷溺于“乐普”邪门之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动摇我“反攻复国”之基础，自是罪无可逭。一经查出，倘X为中国人，应宫之以谢国人；若Y为外国人，则宫之以谢天下。浅见当否，至祈即席指正。

柏杨为文戏称曰：“‘乐普’是不是邪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如果大肆‘宫之’，似乎真要邪门矣。宫了中国同胞，因法律方面的代表人士是橡皮饭碗，只好自叹霉气。不过如果宫了洋大人，好比说，把肯尼先生宫了吧，恐怕就是把义和团大师兄请出正位，都收拾不起来摊子也。而且最糟的是，大师兄既然可以割掉提倡节育朋友的生殖器，一旦提倡节育的朋友，起而希圣希贤，也割掉大师兄的生殖器，好比说，把汤如炎先生生殖器也割掉啦，你说这场官司将怎么打法乎哉？”

卢崇善先生质询的内容是啥，手边没有资料，无法介绍，不过瞧他阁下“杀人于未生之前”的奇异论据，也属世间难得绝件。

廖维藩先生说：“今世人口问题之所以发生，实起于唯物主义之思想，无论共产主义或个人主义，无不出于此种思想。大地之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者已有五千年，何以五千年以来未尝发生严重问题，而独于百余年以前个人主义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后，岂其流毒作用以引起人口问题乎？又何以五千年以来，世界人口继续繁衍，人类不以为有问题，而独于百年以来，人口突飞猛进，而忽然发生人口问题乎？”

由人口问题拉上唯物思想，拉上共产主义，拉上个人主义，是帽子铺掌柜的飞帽办法，不是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人口问题和那些帽子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盖马尔萨斯先生于1798年发表《人口论》时，马克思先生还没有从他娘肚子里生出来哩，这又是一出“纽约城张飞战岳飞”的好戏，无怪他自鸣得意。

廖维藩先生的逻辑是，过去没有问题的，现在也不会有问题，将来更不会有问题。人口这玩艺五千年来都没有问题，而竟然成了一问题，不是“非愚即妄”是啥？五千年来人口是不是有过问题，我们不知道，但知道的一点是，即令五千年来从没有发生过问题，并不能咬定五千年后也不发生问题。盖某一个问题发生之前，该问题固从没有发生过。社会不断进步，旧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也不断产生。

廖先生最痛心的，是为“未婚而时有怀孕机会的年轻妇女”装置“乐普”，像妓女焉、酒女焉，廖先生之意，最好让她们不断生孩子。一个人往往有一个荒唐的时期，不过男人

荒唐的危险少，女人荒唐的危险大。男人荒唐，一旦醒悟，改过自新，众人齐拍巴掌曰：“浪子回头金不换。”

而女孩子恐怕不这么简单，盖怀孕是她的大敌，一旦生了一大堆私生子，那就算等于报销。而妓女焉、酒女焉，廖先生既承认她们“势迫处此”，为啥又狠心让她们非生一大堆私生子不可？任何一个妓女酒女，她随时都可以也像臭男人一样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如果她膝下有一大堆私生子，恐怕她这一辈子有苦受的。

廖先生可以端起嘴脸说：“那是她自作孽呀！”好吧，算她自作孽，但那些无父的孩子何辜？被作践、被歧视，轻焉者自己堕落，重焉者造成社会动乱，廖先生睡觉睡到半夜，难道不流汗吗？

反对节育，不过是时代的绊脚石；而反对大法官老爷，则成了自己的绊脚石矣，万一把大法官反对得恼了火，好吧，算你赢，双手一松，一个倒栽葱，头也破啦，血也流啦，钱也没啦，权也垮啦。仅只一松还不太严重，如果照着汤如炎先生的办法，手执钢刀，把法律方面的代表、诸位老爷的生殖器一一割之，恐怕全世界人士都得侧目而视。但他们对此却闭口不谈，而独向小民下手，要说其脑筋是一盆浆糊，谁能信呢？

然而，要说其脑筋一定不是浆糊，也疑问重重，廖维藩先生的质询中，不断地提“断子绝孙”，以致听众甚为紧张。为妓女酒女装“乐普”，呐喊曰：“欲令其灭绝后裔。”为生育年龄妇女装“乐普”，又呐喊曰：“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进而指着“无识之徒”的鼻子，祭帽子曰：“亡人之国，灭人之种。”

如果“乐普”真如此严重，不要说绊脚石反对，就是“无识之徒”也会反对。但廖维藩先生这位有识之徒踢腾了半天，恐怕还没弄清楚节育是啥，“乐普”是啥。我想用不着向外搬兵，就是另外一位有识之徒的王梦云先生，就先来了一个窝里反，在质询中便曰：“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结结实实打了廖维藩先生一个耳光。实际上真正企图使人断子绝孙的不是节育，而是打算大动宫刑的汤如炎先生。人类已进化到20世纪，文明已达到废除死刑的境界，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度里，竟有代表提出法案，要乱割中外人士的生殖器，不啻老糊涂的胡言乱语。

“乐普”既不是汤如炎先生推广的“宫刑”，也不是扎住太太小姐的输卵管，而是可以随时取下，也可以随时装上的玩意，装上即行避孕，取下仍照样可以怀胎；而且即令装上，也并不保证不会再受孕。真不知道廖维藩先生怎么硬往“断子绝孙”上想。

然而，蒋梦麟及朝中的开明派为了弭平反对声音，于1966年7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合会）召开第一届“人力资源会议”之际，特意请孙科先生发表支持节育的演说，来化解“有违‘国父遗教’”的反对言论，会议中并由赞成节育的代表仲肇相发表“我们需要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的专题演讲。综合讨论时则由李国鼎副主委与人力资源小组召集人董文琦共同主持，达成推广家庭计划、适当调节生育、早日制定人口政策等协议。内政主管部门一把手徐庆钟则应经合会之请，将1964成立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人口政策委员会，调整委员人选，并由中美基金支持部分经费。

同一年，蒋介石怕美援因人口政策不符美国政策遭停止，被迫签署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发表的《人口及家庭计划宣言》。在这之后，有关主管部门的反对声音逐渐减少，不过强硬者如廖维藩仍继续高分贝地质疑，“值此‘反攻复国’时期，台湾省卫生处处长公然违叛‘国父遗教’，在台湾全省推行节育运动”、“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蒋先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一再向行政当局提出质询，行政当局则对其中敏感的政治意识安抚地答复：“廖委员主张人口政策，应以全中国为对象，本部与廖委员之主张相同……其出发点适与廖委员之关切……相同，自无危害经济与减少生产之事实。”可见，台当局仍然投鼠忌器，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两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氛围保守，蒋梦麟已到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时任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李国鼎与经贸方面的掌舵人严家淦、尹仲容等联袂晋见蒋介石，力主节育人口、家庭计划政策，终于用私人关系及专业知识，坦率地说服了蒋介石接受此项建言。

然而，蒋介石立场软化了，问题却出现了。社会风气保守，无人正面指出症结，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干，就是“节育”两字也有忌讳。于是，出生率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以妇幼卫生为名的家庭计划也就自然替换当局的节育政策，成为遮盖政治动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美援的公共卫生计划可以归纳为“示范中心”与“大计划”两种工作模式。在家庭计划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模式的转换中，看到它的政策转变。

但由于经合会副主委李国鼎强烈希望加快实施节育以便控制消费，因此与美方协调，将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项下农复会所支助“加强村里卫生——孕前卫生计划”项目扩大为“家庭卫生计划”，援助经费也从3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但要卫生处将计划时间缩短一半，并提前实行。于是，不到一个半月，家庭计划旋即施行，而且更名为“扩大台湾地区家庭计划”，预计在五年内完成既定目标。

回顾这个过程，卫生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虽然一换再换，从“妇幼卫生”到“人口研究”再到“家庭卫生”，但目的却一直是遏制人口增长的节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该计划也随美援的需要不断扩大编制与规模。另一方面，在冷战大环境下当局固然默认人口增加问题，并内化为“经济发展所以要控制生育”的逻辑，但这个目标却需要经由个人性节育来实现。因此，如何让台湾妇女不再多生，进而控制整体生育率的增长，是家庭计划的技术关键。

对此，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子宫内避孕器“乐普”（Lippes Loop）是执行大规模节育的利器。虽然它运用异物排斥反应来避孕，副作用不少，但对于卫生计划执行者来说，它成本低廉，不像口服避孕药或传统避孕法一样需要时时教育人民，装一次便可一劳永逸。

此外，对“大计划”卫生的模式来说，“乐普”的装置数是容易掌握的工作指标。于是，在纽约人口局提供“乐普”后，节育计划的架构大致确定。五年内使人口增加率降至18.6‰的政策目标，执行上转化成在五年内装设60万个“乐普”。此外，计划生育观念的倡导，也在操作中转化成劝导“乐普”的装置。

从组织、知识与评价三个方面介绍计划的操作。首先是推广网络的建造。卫生处认为逐户访视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传播方法，因此在计划执行之初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方式，直接劝导妇女。此外，工作人员也利用现成的妇女网络，如农会家政指导员、助产站与开业助产士，甚至小学教师与妇女会会员等，利用其关系来推动节育。

其次是节育知识的塑造。虽然减少人口增长是家庭计划的原因，但实际推广时这些观念会转化成类似“为促进家庭幸福而计划”的说法，而在受访者产生兴趣后，再让装置“乐普”与永久节育取代计划生育。例如在推广技巧的指导手册中便以一章篇幅教导工作人员如何引导受访者从各项避孕法中挑选“乐普”。她们先让妇女知道避孕与不避孕的差别，接下来立刻转到“乐普”的优点，并且要很具体肯定地说“‘乐普’效果很好”、“‘乐普’很安全”及“装‘乐普’可以随时恢复生育力”等。

最后，跟其他大计划类似，家庭计划有严格的考核与评估。除了1964年下半年因计划提前以致执行单位不及配合外，对自1965年起所有的“乐普”装置数据均有详细分析与评价，而各地均订有月目标数，要求相关单位配合执行。此外，当局引进介绍单与评价制度，以落实执行效果的考核。由于所有装置数据都键入计算机，各推行单位与访视员的工作绩效均以此为奖惩标准。这些都让工作人员在无形中不得不卖力工作。

在如此“三合一”的强力推广下，在1965年人气尚落于子宫环与结扎之后的“乐普”，一年后已经超过结扎，而五年计划结束时它以33％的增幅成为妇女最熟知的避孕方法。到1970年时台湾节育的妇女已有55％采用“乐普”，而原先订定的60万“乐普”装置数也早已超过。从这点看来，卫生当局似乎已达成目标。

然而从追求人民健康的角度，我们想知道谁装了“乐普”，为什么？对此，以下两个资料值得玩味。首先，家庭计划研究者李栋明指出在1964至1970年间虽然妇女生育率均有下降，但细究其年龄、生育率可发现，三十岁以上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才有较大下降，而且年龄愈大下降幅度愈大。这意味着大规模装“乐普”计划的优先对象是高龄，或是已经生了孩子而不想再生的妇女，希望她们装上“乐普”后便不要取下，而不是需要间隔生育或计划生育的年轻妇女。

另外，根据《台湾地区家庭计划统计年报》，受过初级教育者与无教育者是装“乐普”的主力。如果“乐普”如专家所称是最好的避孕法，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上，1968年出版的节育征文比赛得奖集《节育经验》已传达了一些讯息。作者虽然欢迎避孕，但大多使用传统方式或避孕药，就算选择“乐普”也不会持续使用。如果这本书代表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心声，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妇女不见得不要家庭计划，但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显然，“乐普”并非首选。

透过这样的分析，专家们才能掌握是哪些人造就了家庭计划的傲人业绩。在生活的压力下，在有限的选择中，偏远地区、中年、已有生育经验与受过低等教育的妇女无言地赞同“乐普”，这种选择填补了宏观人口调控与微观个人节育的落差，也是卫生当局胜利呼声后面的社会实相。

总之，从家庭计划政策的拟定与施行中，专家们知道对于美援时期，不论在经济或技术上都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台湾，其卫生运作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在资金与政策影响下，政策并非由受援方自己决定。在家庭计划中，可以看到经援方在各环节中的复杂考虑。第二，在美援架构下卫生无法自外于经济，而是开发中地区安定政局的磐石。对此，20世纪50年代疟疾消失是典型例子，而家庭计划虽不脱此基调，但机制与逻辑则比较复杂。第三是卫生专业的自主性。对于卫生当局来说，虽然它在政策制定上绑手绑脚，在教育民众与赢得绩效间徘徊犹豫，但毕竟借此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体制。这些专业理性与政权工具的矛盾当时虽然隐而未显，但它们随着美援结束而浮上台面。

蒋梦麟成功了，但是也付出了无比的代价。首先是他的生命，因多年劳累，他在节育还没有取得明显成绩时就因病去世了。

其次，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亲而疏，这是最令人遗憾且最耐人寻味的事。

7　蒋梦麟结缘蒋介石

现在来回想一下他们的结缘。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驻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不久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

1949年，他一度不想赴台。抵达香港后，蒋梦麟一度闭门谢客，动向不明。直至美国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海峡后，蒋梦麟才搭包机来台。

抵台后，蒋梦麟在农复会的工作面临巨大困境，这当然与农复会的中美合组性质有关。美国不满蒋介石政权，一度打算袖手旁观，各项援华工作中断，年度拨放的预算改为六个月给付一次，随时可能生变；美国相关机构还打算逐步撤离台湾，不但让败退后气势衰败的国民党政府惊讶而尴尬，而且海峡局势更显得混乱。

处于惊涛骇浪中的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除重用与美国关系深厚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外，并在美方暗示下，迅速撤换陈诚的台湾省主席职务，让亲美的吴国桢接任，以致政坛议论纷纷，也使得素与陈诚友好的蒋梦麟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深感不满，忍不住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面前抱怨。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援助，台湾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蒋梦麟才返台长期担任农复会主委职务，执掌农业工作。

蒋梦麟与蒋介石龃龉了一辈子，但每次蒋梦麟都在关键时刻力挺蒋介石，让蒋介石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例如，蒋违规连任，蒋梦麟也以大局为重，劝说胡适不要反对蒋介石，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在蒋梦麟等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出席所谓的“国民大会”，参与主持选举蒋连任。

蒋介石却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与蒋梦麟的讥讽与蔑视。他在日记写道：“近闻胡适受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民主社会党主席）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连蒋梦麟也一并骂了。

8　节育主张之定论

蒋梦麟在台无意仕途，他只想替人民做些事。1967年人口政策委员会完成《“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台湾地区人口调节方案》、《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三草案，并呈请台湾行政当局核定，随后就因健康不佳频频请假，直到去世。

马寅初与蒋梦麟都深爱着中国，不过前者受到的阻力远远大过后者不知多少倍。蒋梦麟虽然遭到老代表、蒋氏父子那么大的压力与反弹，但他多少还是可以以他的专业与老资格继续宣扬他的理论，最后终于得到落实。马寅初则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并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甚至遭到生命威胁。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台湾地区法律人士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台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这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悲壮。同年，在祖国大陆，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和蒋梦麟提出人口论后，都触动了社会敏感神经。马寅初不够幸运，与最高领袖直接杠上，没有回旋余地。而蒋梦麟则比较幸运，其主张若干年后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如同一位祖国大陆的朋友说，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智者，才能理解当时马老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但当时台湾比祖国大陆多一些西化教育及民主素养，蒋梦麟先生不但没有像同样提出节育政策的大陆学者马寅初先生一样遭到批判，反而在蒋氏提出观感后，经由很多产、学、民各界人士共同广泛地讨论，终于提出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不赖的节育主张。这个主张主导了台湾地区之后将近三十年的人口政策，让台湾地区在还算好的人口结构上，发展经济，蒋介石没有固执下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倘若没有早期奠定稳固与宏伟的基础，播下的种子不经过辛勤的培育，哪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呢？其实，台湾早期家庭计划的推行，阻碍重重，人口政策、家庭计划法令、经费、人员以及名正言顺的名义，没有一项具备。在当时充满禁忌的年代，一不小心，就有违“国父遗教”、削弱“反攻复国”兵源、违反传统伦理与有关规定、违背某些宗教之教义与善良民俗、勾结帝国主义灭绝中国人口等大帽子扣到他们的头上。想想蒋梦麟先生的勇敢与坚持，真的不简单！

多亏洞察事理的先知先觉如蒋梦麟者，肯担当并挺身呼吁，接踵的先期参与者披荆斩棘，辟出一条路径；领导者与干部竭尽心力，循理论—实验—推广—检讨改进的过程，不断创新以获得可行有效的工作模式；基层工作员认真推广与服务；上下同心协力，人人怀着造福百姓的使命感，等等，终于缔造了一次长期成功的“社会实验”。

所以傅立门博士指出：“在众多模式之中，台湾已成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成为开发中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这都要归功于蒋梦麟等先驱们的努力。”

梅贻琦：最后的坚持

1　“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知名学者梅贻琦为了保管清华基金，前后多次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争斗，蒋介石想吞并基金的企图都被梅贻琦阻止了，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大无畏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前，梅贻琦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不过，在祖国大陆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华校长。

他留居美国期间，台湾蒋介石政权曾多次打清华基金的主意，并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等等，但梅贻琦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住这笔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权，与蒋家政权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与斗争。

清华基金是1924年在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孟禄（Paul Monroe）、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等人推动下建立的。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总计1254.5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并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以管理此款项。

清华基金会成立之初，董事会由10名中国籍董事与5名美国籍董事组成，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第一任干事长。1928年，基金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任命袁同礼为馆长。1931年，基金会计划提供137.4万元为北京图书馆建立一栋新图书馆大楼。

1926年，胡适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以协助中国的科学与图书馆训练为其目标。美国董事孟禄与杜威（John Dewey）两人提议，要以每年25000美元来进行一项增进了解中国的计划。该基金会批准由郭秉文（中国董事）与孟禄两人来创办一机构加以实现，这个机构就是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清华大学在美国的一大笔庚子赔款基金就由它管理。

华美协进社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是第一个以美国社会为对象，传播中华文明和现代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的窗口。华美协进社设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城一幢典雅的红砖楼里，社内还建有一座富于诗情画意的中式花园。这座别墅是由当年时代集团（Time Inc.）总裁亨利·鲁斯（Henry R. Luce）于1946年所捐赠。

华美协进社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从早年引荐京剧大师梅兰芳首次来美国演出，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精粹叹为观止；到接引早期中国留学生、学者来美国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海外游子的聚会所。多年来，华美协进社通过设立课堂教育、举办艺术展览及各项文化讲座，不仅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西方人乃至海外华人，敞开了一扇透视中国社会状况的窗口。

1924年至1949年间，中基会共计补助了中国大专院校233次、研究机构139次、教育文化事业团体147次，其中包括帮助国立北京大学解决财务问题、建立国立北京图书馆等。

1950年中基会迁往台湾，此后至1970年为止，共投入100余万美元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除庚子赔款外，基金会“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按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该基金。

1955年以前，梅贻琦一直住在纽约。1950年起，任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保管着庞大的清华基金。

自1950年起，梅贻琦流亡海外，台湾几次征召他回来，甚至以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位置为饵而他都不应，却只想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原因就是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而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使其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北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当时纷乱的内外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父子的注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指使了多次的计划。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国民党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

其时，台湾当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蒋介石就以“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为由，要求梅贻琦把基金汇回台湾运用，被梅贻琦一口拒绝，他说：“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蒋介石又动之以民族大义，派出的代表向他说，“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贻琦依然不为所动，表示：“钱是清华的，要花在清华学子身上，与耻辱何干？”

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蒋梦麟，干事长却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蒋氏父子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

基金会干事长胡适赞同梅贻琦的看法，也愤于蒋介石受小人包围，且不懂国际基金的规章，特发表声明指出，依照1929年中美政府签定之协议内容，基金会为民间机构，自行改组，政府不能干涉，同时基金会只能动用利息，不能动支本金。

梅贻琦的坚持让学术界佩服不已，但是却触怒了蒋介石。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回台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贻琦的助手赵赓飏回忆：“1951年冬天，当局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校长表面上对此虽然不表示异议，但心里极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

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当局不能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须由台湾教育主管机构一把手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详细的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

蒋介石无法说服梅贻琦把钱交出来，就发动许多人进行游说，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诬陷他操守有问题，不爱台，但梅贻琦都不为所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外交往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叶公超也是如此。

叶公超回忆，那时候岛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中国台湾岛内。叶公超最初也这样想，后来他才知道并非如此，梅贻琦想的比他周到。叶公超说：“梅贻琦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科学发展长期规划，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叶公超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拿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中国作长期的研究工作。”

这个研究工作包括海峡两岸。梅贻琦人虽在美国，他却始终心念母校，想回到昔日一草一木都花了精力的清华大学。1914年，他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职，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1949年前往台湾，再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几乎终其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2　离开祖国大陆

回顾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做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席卷华北，北平解放旦夕可待。这时，清华师生一方面以高度的欣悦之情准备迎接解放，一方面也想到他们的校长，想尽可能争取把他留下，为新中国服务。清华民主墙上出现过“语至恳切”的挽留梅校长的墙报等，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挽留梅校长的口号。清华校友还曾从解放区发回电报，一面为梅校长贺六十寿辰，一面劝他留下。但梅贻琦先生早已做好出走的安排。11月28日，他的夫人携长女祖彬及两个外孙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转抵香港暂驻。

在这期间，梅贻琦还在北平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一批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梅贻琦恰好就在这天的下午4时半离校进城，一时一切出入证均告失效。他在城里大约逗留了一星期，于21日从东单临时机场搭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平，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梅贻琦在国外期间，曾有人劝他回大陆。他的朋友兼同事方巨成回忆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袓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回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

1954年，他的儿子梅祖彦想冲破外界阻挠，放弃在美的工作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梅先生没有明确表态，但以默许的方式赞同了。在这以前他还曾对祖彦说过：“如果你回国，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并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方巨成对此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是会有所不同的。”

梅贻琦流亡到美国进了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通过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

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祖国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购买图书、仪器。因当时的环境和局势，这封信未能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赠送的，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后来遗失了。不久前，萧先生特地主动从天津写信给清华大学证实有此事。这封信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上，题为《梅贻琦先生身在国外，依然怀念清华》。

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他的儿子梅祖彦（现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曾回忆说：“清华原在美国订了许多期刊，当时由于中美不通邮，这些期刊全寄给在美国的梅校长，久而久之，收到的期刊竟然堆满了一个房间。梅校长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把这些期刊拆了又包、包了又拆，还常常说：‘这些期刊是清华的，总有一天要把这些东西还给清华。’”

梅校长常谓：“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他的一片心思都花在清华大学上了。据吴泽霖教授回忆说，梅贻琦离校那天，吴曾在校门口碰见他，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多年后其同事李鹤龄也说：“但我还要想入非非，为什么梅校长会在香港、在美国闲居一长段时间而没有马上就到台湾去呢？假如正当梅校长在美国把那些期刊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的时候，有人远远地向大洋彼岸招一招手，他会不会带着那些大包小包和他的老骨头回到清华园，最终让他的老骨头与王国维的为邻呢？”

1949年6月底，梅贻琦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

9月，作为首席代表与李书华、袁同礼、陈源、熊庆来等一起参加“联教文”组织第四次大会。会后与李书华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叫儒维集（Juvisy）的小镇暂住。不久，他从法国给在伦敦的一位普通校友拍电报，要他在伦敦为他租一个租金比较低廉的旅馆，说他要到那里住一段时间。

这位校友追忆说：“记得当时在伦敦，有好几位资格较老且又在官场有些地位的清华校友，梅校长本来可以给他们写信托办此事，他们甚至可能会欢迎校长在他们家里下榻的。但那时国内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和上海，梅校长不给当时那些同官场有联系的校友写信，不知是否有所考虑。”

1949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一开始，他同缪云台先生一起租用了贝松生（著名建筑家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的公寓暂住。据缪先生回忆说，那时他两人都是刚刚离开祖国，有惆怅感，也不知究应何所适从，他们两人甚至想一起入纽约大学历史系读书，同做半百之年的大学生。

1950年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主管机构迁至广州，召开历任一把手会议，决请梅校长赴美处理清华基金事宜。7月，梅校长以“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身份赴法开会，并随即转到美国处理清华基金相关事宜。他推荐胡适代理执行长，并补足董事，恢复清华基金的运作。梅校长以清华基金协助华美协进社进行国际活动，并与在美文化界、学术界华人取得联系，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的中国学人进行研究与出版，并对台湾专科以上学校购买仪器及书籍进行补助。1952年梅校长在美管理清华基金，并积极援助在美华裔学人的学术工作，同时补助岛内相关学术发展工作。1953年梅校长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主管机构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3　前往台湾

蒋介石看准了梅贻琦思念清华大学的心事，一心只在乎清华大学，然而这样迟早要出“大事”，蒋介石为了防止梅贻琦回到祖国大陆，就让人传话，以让清华在台“复校”为条件，让梅贻琦把基金带回来。梅贻琦思念清华的心思被蒋看穿，最后像个被缴了械的武士，无奈地与蒋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

（1）清华基金的保管，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

（2）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主管机构研商决定。

上述第二点就是在他无法返回故土再掌清华之后，为了不让清华基金落入蒋家口袋不得已的最后抉择，他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

1954年3月，梅校长与干事长胡适返台，与台湾教育主管机关接洽在台成立研究机构事宜，并决定利用基金利息恢复《清华学报》，同时拨款支持每年招考学生10名赴美留学。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台湾“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

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美国退还中国的部分，是当时的1000多万美元，从那时起即存放于美国，这笔钱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一起到了台湾，蒋介石也信守承诺，基金宗旨不变，因此设立了台湾“清华大学”，而这笔钱从那时起至今一直是台湾“清华大学”发展的经费。

庚子赔款现存于美国银行，每年固定拨大约新台币1000万元的利息给台湾“清华大学”，隶属清华基金。这笔钱最终的目的在帮助台湾“清华大学”发展，所以数十年来，台湾“清华大学”凭借这笔钱创校、成立各学院，现在则是用于研究仪器的购买、学生留学补助等。

但是每年还是与校内其他经费一样，必须在拟定支出项目后，经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才能使用，实际支出的结果也必须再次呈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

后来在台复校，梅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张又不相同了。1955年他在台湾新竹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梅贻琦生前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在北京。”1962年他病逝后，新竹“清华大学”才正式挂牌。196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梅校长心在北京的清华，无时无刻不想回母校的念头与打算终老于台湾的一些学界人士理念不同，但是为了避免争执，不得不沉默应付。拂意之事无时无之，但梅校长从不不发脾气，无疾言厉色，只会偶尔闭门默思达两三日之久。长期发展科学的设想，遭遇恶意批评及阻碍甚多，梅贻琦皆容忍之，终能开其端。至此，形成北京、新竹两地清华同根齐发的局面。

4　担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

1958年7月，他由当时台北政府的二把手陈诚出面邀请，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关于这件事，一位在台的清华校友写道：“月涵师对名利很淡薄，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入阁’当‘部长’只是为了当局的盛情难却，并不是为了喜欢做官，所以屡次请辞。”他的友人要么不知内情，要么就只说对了一半，其实保管“清华基金”，始终是他最挂念的一件事。

然而，陈诚与蒋介石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人选上发生了激烈冲突。蒋介石主张由上一届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张其昀继续担任，但陈诚却坚决反对。陈诚认为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必须德高望重，希望由曾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对此，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说：“辞修政治上的缺点，就是他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对人不注重其基本政策与品性学术，而在其行政业务上以定取舍，此其所以不大也。”

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外界称为是陈的“嵩山四友”之一。陈诚邀他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同意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遵台湾当局之命，主持事务。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机关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

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都与基金有关。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入住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疗治，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

陈诚舍张其昀而用梅贻琦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记载道：“与经儿谈晓峰（张其昀）事。晚约晓峰来谈，其调职问题，余虽知其受北大派攻击而遭辞修之无情打击，亦明知此为胡适等反党分子对党的重大胜利。孰知‘行政院长’改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为胡适所悉，并以此预对晓峰示威，望其早自预备下台，此实为余所万不料及者。可知，辞修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而其不守机密至此，殊为可叹。”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最初对陈诚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人选问题上的不满，还不算很严重，只认为陈诚“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然而，到了第二天，他从蒋经国和张其昀处得知在台湾行政当局改组之前，陈诚已将消息透露给“胡适等反党分子”后，其对陈诚已是极为不满，并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陈“不分敌我，已失党性”，并连梅贻琦一起斥责。

步入晚年的蒋介石，往往比较情绪化。一旦对某人产生了不良感观，不仅很难再改变看法，而且会愈演愈烈。果然，事情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在7月10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近日‘行政院长’改组中所发现心理上之影响：甲、辞修说话不实而取巧，令人怀疑，对其有不诚之感，此为一最大之损失，殊为辞修前途忧也。如何使之能大公无私，担负大任。乙、黄少谷只想做官，把持政务，而不顾大体。丙、张晓峰之书生态度，恩怨得失之心太重，亦令人对学者有难以相处之感，但此实辞修不诚有以致之。”

时隔一日，蒋介石对陈诚的偏见再次升级。从这条日记来看，蒋介石似乎之前对陈诚抱有极大期望，大有来日将政权交给陈诚之打算。然而，梅贻琦一事已使蒋介石对陈诚“前途表示担忧”，对其将来能否“担负大任”表示怀疑。更糟的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陈诚似乎没有丝毫察觉，他甚至在台湾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的人选上继续与蒋介石对着干。

早在7月7日，蒋介石就指示前来汇报台湾行政当局各主管机关人选的陈诚，“关于副‘院长’与‘外交’人选，以王云五与黄少谷调任之”。但陈诚并不想让王云五做副手，而是想让黄少谷出任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为此，蒋介石更是生气万分。7月10日，他要张群转告陈诚，要他“速定王云五继任”。

然而，不知是陈诚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还是认为蒋介石对他信任不二，迟至7月13日，陈诚仍然没有决定提名王云五出任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而是再次找到蒋介石，希望由黄少谷出任。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行政院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

此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陈诚在台湾行政当局人选上的“固执”表示了极大愤怒，认为陈诚欺骗他，有负其栽培，是他“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里特意提到，为了扶植陈诚，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情感。也就是说，之前蒋介石的确是有意将权力交给陈诚，而不是蒋经国。

除了高层较劲，梅贻琦为了老友陈诚得罪蒋介石之外，原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张其昀及台湾部分教育人士企图动用清华基金，才是梅贻琦决定接受陈诚邀约其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最主要原因，他同时要陈诚同意他继续兼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为条件，陈诚也同意，目的就是管好基金。因为张其昀走的是蒋家的路，会把基金用作军费。

张其昀的专长是文史，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在科学与教育的理念方面与陈诚、梅贻琦颇有差距。

1950年，陈诚初次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搞宣传的程天放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搞党务的高信先生任教育主管部门二把手，随后张其昀继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58年7月，陈诚再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深知宣传与党务的缺点乃在于太八股化、不切实际，对台湾行政当局进行改组，乃商请真正的教育家梅贻琦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高信先生随张其昀一同卸任，并随张氏到研究院担任讲座。

又有一例可以说明张与梅的不同。1954年5月，张其昀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由蒋介石拨款，就聘请史学家杨家骆为“中华大辞典长编”下设“中华大辞典”编纂处的总编纂，由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聘请。1958年7月，张其昀去职，由梅贻琦继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杨家骆认为稿为私有，而以公帑整理，台湾行政当局势不能保证其永主其事，乃于张其昀卸职前商请撤稿，由彼以私力完成之，嗣由日本写真植字商社开排，已增补校订发稿近4000万字，余稿一亿数千万字犹待来者之补订。

因为杨深知梅贻琦绝对不会像张其昀一般公私不分，也知道梅不会买蒋介石的账，所以有先见之明而自我了断，以免难堪。但在蒋家眼里就有不听话的味道了。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慕，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长，影响远，但他对西学尤其是西医是排斥的。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来在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

张为讨好蒋介石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想动用基金作为文科的经费，与清华重理科的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与梅贻琦很不对盘。而张的背后是蒋介石，梅的背后是陈诚，这又说明梅的确没有做官的瘾，更没有做官的条件。

张其昀曾创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筹建之初，经他与中华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议决，先成立研究部，呈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成立中国文化大学。根据此项标准，台湾综合性之私立大学寥寥无几；“清华”、成功、“中央”皆应为理工学院。

张其昀又迷上宗教，创立了全神教。他认为，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尊重世界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相通的良好精神，另一方面，摒弃造成纷争的各种“人格神”教及一神教的弊端，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的“多神教”。

他认为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神教，可以和谐共容、兼包并蓄，“道并行而不悖”。“全神教”之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先贤圣哲以来人类共通的良好精神，培养宗教情操，即为“圣教育”。“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认为教育之最高境界为“圣教育”。全神教之所谓“宗教”，实指信仰、教化。

像这样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如何共事？因此，梅贻琦接下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后，就与蒋氏父子结下了恩恩怨怨，惹上了扯不清的麻烦与苦恼。

应付地方人士还不是麻烦的，与高层搞不好才是真麻烦。他依附陈诚为屏障，交结胡适及学术界为依归，却与蒋家有了隔膜。他的好友陈诚挡了蒋介石之路，引起了冲突，梅也受到不少的无妄之灾。

依据有关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为六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到1960年刚好任期届满。这意味着蒋介石按照规定必须让贤。然而，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而退位的。早在1958年底，台湾有关方面就吁请蒋介石第三次参选领导人，而蒋介石也极想再度连任。

然而，蒋介石的连任问题，却遭到外界反对，其中以《自由中国》反对最为激烈。《自由中国》先后刊登了《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甚至连胡适也公开反对蒋介石修改相关规定与参选台湾领导人，他通过陈诚、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反对蒋连任。然而，对于胡适的劝告，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对胡适避而不见，更是在日记中对胡谩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连任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

由于胡适、王世杰、蒋梦麟、梅贻琦号称陈诚的“嵩山四友”，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最后，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职来阻止蒋的“三连任”。

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而召开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新规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连选连任，不受有关规定中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连任。至此，陈诚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梅贻琦也受株连，若非早逝，下场比陈诚会更惨。

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梅贻琦也立刻表示同进退。然而，蒋介石只准两人请假，不准辞职。直至1963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台湾行政当局。是年1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换人案，准陈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的职位，并提名严家淦继任，此时梅贻琦已不用跟着走人，因为他已积劳成疾离开人间了。

蒋介石举荐严家淦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可谓用心良苦。严家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无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抑郁而终，享年六十八岁。在三年前梅贻琦已先他而去。早几年梅也患病，他又迭辞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61年2月“奉准”，月底移交。辞职后，梅仍兼任台北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子反应炉由原委会主管，炉又在“清华”，梅贻琦愿意兼这个差，说穿了还是为了基金，目的就是保管清华基金。

5　梅贻琦与原子能研究所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以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

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的建制。

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和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为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市、县领导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市、县长纷纷想方设法游说梅贻琦，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贻琦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他的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

梅贻琦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却没想到，当他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介石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梅以为蒋介石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他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以及对梅本人的尊重。

其实梅贻琦哪能猜得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对核能的运用绝非仅限于和平用途。但蒋介石怎会把心里话告诉这个让他不放心的书呆子呢？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市、县长的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梅贻琦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约166.65米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崎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千米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

如何处理基金是重要问题，也是蒋介石要梅贻琦回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就派人守在那儿。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法律界著名人士向梅贻琦展开攻势，希望他能自动交出基金的管理权。蒋介石等当权派在蒋经国的幕后策划下，搞了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先解除他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再解除他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职位。

具体做法是先将梅贻琦从学术云端拉下来，让他蹚入政商之间的混水中身败名裂，或是让他身陷政治泥沼中，累也把他累死。许多政客与打手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到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以“洗雪耻辱”。

据参加讨论会的梅贻琦的秘书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耻辱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耻辱”无何关系云云。

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但有些人还不死心，蒋经国又策动地方势力向梅贻琦要经费，名为地方建设经费，实为敲竹杠式的黑道勒索。但梅贻琦不为所动，公私分明，又经过几次反复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财政主管部门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众多政客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桶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上蹿，几欲吐血晕倒而方休。

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喝到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订立了原子和平用途协议，政府决定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原子科学之研究，乃电召梅贻琦校长返台筹议。11月，梅校长奉电返台，暂居台大校长钱思亮宅，与胡适等原则上确定清华在台湾先恢复研究院，接着环岛勘查清华校址，初步选定新竹赤土崎与南港（今“中研院”址所在地）为两处候选地。

12月，租台北市中华路77号为办事处。同月，台湾“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梅校长与时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张其昀共同主持，会议决定：

（1）先设原子科学研究所；

（2）校址确定在新竹；

（3）建筑费与日常运作经费由政府拨付，图书、设备经费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出席委员有梅贻琦、蒋梦麟、俞大维（马纪壮代）、钱思亮、浦薛凤、陈雪屏、袁守谦、江杓、戴运轨、徐柏园（谢耿民代）、李熙谋、金开英、钱昌祚、洪绅（浦薛凤代）、张其昀、吴俊升、孙宕越等，由召集人张其昀作报告，对清华大学过去之成绩、复校之使命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张其昀表示，他奉了蒋介石之命，希望在梅校长领导下，充实设备，集中人才，对复兴大业作切实之贡献。言下之意，这个核研所不只是培养核能人才、研发核能发电，当然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秘密，那就是研发核武，制造原子弹。

梅贻琦校长还傻乎乎地听不出来弦外之音，他在报告筹备要点中仍强调和平用途方案。同时仍忘不了在祖国大陆的清华，他以祝愿的心表示这将使北京清华园学子闻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爱校之心溢于言表。

大会旋经安排好的仪式讨论决定，研究院之计划，拟先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以应原子能和平需要，兼为推进原子科学之研究与此科人才之训练。核子所预定于1956年度第一学期成立，招收研究生，各项研究工作均采取学术研究合作之方式，与有关研究机构密切联系配合，使建教合作之方针得以贯彻实施，此当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新发展。

然而真正的目的梅贻琦却没想到，是蒋氏父子移花接木的把戏，他们要把和平用途改变为军事用途。事实证明父子两人的确朝这条路上前进，结果被美国人发现，终究被迫拆除了。梅贻琦只是他们装饰的门面而已。

台湾“清华大学”及核子反应炉地点择定在新竹联合工业研究所旁，石油公司拥有的土地约占3.3万平方米，适在新竹通竹东大路之侧，交通便捷。且工业研究所已有水电及天然煤气之管道，将来接通，皆甚方便。此外，关于研究所之建筑经费，日常运作经费之筹措及教授之选聘等，经详细交换意见后，已有初步之商定。研究所所缺的专家、教授，除一部分在台敦聘外，其他将由梅校长与在美国的中国科学专家商洽，使部分人回台执教。校舍之建筑，短期内即将设法动工，以期于次年暑期内完工。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了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及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梅贻琦聘陈可忠为教务长，接着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

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了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

早在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陆续前往该所任教，尚在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但梅贻琦等不到收获就撒手归天了。

1960年初，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装设之热能率1000千瓦之水池式核子反应器首次达到临界（发生核能作用）。台湾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特就原子炉工程进展情形发表谈话：该反应器系美国奇异公司承制，台湾“清华大学”订购该批机件后自行负责其工程设计及施工。实际装机工作除清华本校人员外，并约有中国石油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及联合工业研究所等派员协助。台湾“清华大学”系于1958年3月与奇异公司订立采购合同，是年5月在新竹校址内选定地点，举行破土典礼。

建筑工程则因准备手续繁多，于12月9日才开始，装机工作于1959年10月开始，全部工程共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此项设备及建筑工程费用高达110余万美元，经费来源为最近三年清华基金利息及由基金暂借款共80万美元左右，又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允予补助35万美元。

在反应器初次实验时，台湾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李熙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远东代表潘宁顿（Pennington）特派视察专家席嘉（Ceio），国际原子能总署选派专家李克（Ricker），奇异公司工程师海伽（Haaga）及何格（Hogle）均在场协同本校人员确定反应器之安全性能，以明责任。

台湾“清华大学”反应器为水池式反应器，在远东尚属第一座落成者，日本、菲律宾、泰国皆派有专家前来观摩装机及试验运转工作。该反应器虽已竣工，但因尚需做多次实验测定其性能，校方为求安全，短期内不能供一般人士参观，俟布置妥帖，另订招待办法，再行邀约。

原子能所核反应堆的落成，也标示着梅贻琦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一个重要使命。

6　梅贻琦的教育生涯

从事教育事业长达四十七年的梅贻琦先生，逝世虽然已经多年，但他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影响，却是历久弥著。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民国前廿三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12月29日（农历腊月初八）生于天津。他祖籍江苏武进，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在天津落籍。

梅族家道中落，在天津落户以后，虽无显宦富豪，但在小康的经济状况之下，历代都注意子女教育，可谓诗礼传家的寒儒门第。

梅先生髫年在家受启蒙教育，1904年入张伯苓先生所办的南开学堂（初名敬业中学）。1908年以第一名成绩自南开毕业，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先是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协议用作资遣中国学生留美费用，自1909年起考选第一批留美学生，录取47人，梅贻琦先生以优良成绩被录取。

1909年10月，梅贻琦赴美，因在学期的中途，暂在麻省Groton中学附读，1910年进入麻省之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读电机工程，1914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时年二十五岁。

1921年8月梅贻琦获得休假的机会（当时清华教师中美人士各半，为美籍教师计乃有服务六年——第二次起七年——得休假进修或考察一年的制度，原薪照支，进修或考察费用由学校支付），赴美专修物理。翌年7月回国，即任清华物理学系主任。

1931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汪精卫和阎锡山的北平“国民政府”，重新稳定了他对北方的统治。这时，蒋介石派他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担任清华校长。

1931年4月20日，吴南轩正式上任。吴南轩与罗家伦一样是一位政治色彩极浓的人物。一到校，他就采取了个人专权的统治手段，其所作所为远比罗氏为甚。他任用带来的亲信或幕僚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职，并将会计、庶务、文书等各科主任全部更换。

此外，他还极力反对业已形成并在清华行之有效的教授治校制度，拒不承认院长由教授会选举的惯例，而坚持校长个人全权聘任。当这一行为受到干涉时，竟抱着“院长宁缺，个人主张不能捐弃”的态度，拒不召开教务会议和评议会，并且私自修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消了“院长由教授聘任的规定”。此外，他还采取种种手段拉拢学生，并试图挑拨师生关系。

如此种种，很快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公愤，吴氏到校未满两个月，就爆发了“驱吴”运动。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并致电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要求撤换吴南轩，“另简贤能”。第二天，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吴南轩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反对声中，于5月30日携带国立清华大学印信和若干重要文件，逃到北平城内使馆区，并且居然在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进行“遥控办公”。

吴南轩被赶出校园后，他一方面断绝了清华的经费来源，一方面歪曲事实真相，污蔑教授会“唆使学生”胁迫校长，给教授们扣上一顶“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进行政治恫吓；并且还暗中伙同陈立夫等人策划用武力解散清华的阴谋。这样，愈发引起清华师生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撤换吴南轩的决心。在学生会和教授会的共同努力下，吴南轩于6月25日离开北平南下。7月7日，南京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托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

吴南轩被赶后，造成了清华两年内“两驱校长，一拒校长”的局面，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派人任清华校长，只得临时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多次提出辞职后，教育部又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校务代行”。叶也因问题棘手，屡次请辞。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中央派罗家伦（志希）先生为第一任国立清华大学（自1925年招考大学部学生，至是正名。又，清华原隶属外交部，自此改由教育部管辖）校长，梅先生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1月携眷赴美视事。

1931年冬，清华校务方由翁文灏先生代理。11月，教育部长李书华（润章）先生公布梅先生继任校长。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反复复，多方权衡，一再物色。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先生辞职，梅先生被推举继任——以后便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清华教务长总是由教授会推举，校长聘任。五年后，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也正是后人一提清华就会想到梅贻琦校长的缘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校长更迭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

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专注于学校的建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而不是将其作为自己牟取名与利的升降机，没有沉稳的耐心是不行的，没有长久的坚持是不行的。梅贻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则。

1955年以后，他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无论在祖国大陆或在台湾地区任职期间，地位一直十分稳固，受到师生的信赖和尊崇。即便是在学潮澎湃的时候，学生向校当局提意见，也要声明一句“拥护梅校长，反对×××”。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后面的文字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回答这一问题。且从他这个校长的“来历”说起。

纵观旧中国的大学校长，大体上有两种来历，一种是“请”来的，即某人先在某一方面有了成就，成了名家名流，众望所归，就请他来做校长，于是“长随校传，校随长传”，两者声价互增。一旦时机成熟，校长“另有高就”，有的还扶摇而上，成为中枢显赫。这方面的例子是无需多举的。

另一种是“派”来的，即某人靠近上层，受到特殊信任，为了便于控制，就被派来做校长。不过这样的校长往往是短命的，一般很快就会声名狼藉，最后一走了事。旧清华的好几任校长，都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只有梅贻琦，他做校长是一种特殊类型，如果也要用一个字来说明问题，那他是被“选”来的，而且是顺乎民意的公选。

过去有一种误传，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由此还“派生”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蒋介石确曾多次过问或干预过清华校长的事，那是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兼任教育部长的时候，罗家伦、吴南轩都是作为“党国亲信”由他亲自指派的。

罗家伦被迫“辞职”以后，蒋还津津乐道地夸他“一切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罗走以后，清华校长久不得人，有人曾向蒋推荐周治春、赵元任、胡适，蒋摇头说：“周治春坚辞不就；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违反本党主义，碍难任命。”蒋介石表面上这样说，骨子里却是“兹经慎重考虑，决派吴南轩继任”，因为“吴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任已三年，成绩卓著”。

但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是根本挂不上号的。引荐梅贻琦做清华校长的，倒确有一个人，此人就是1931年下半年接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关于这件事，梅贻琦夫人和李书华自己都曾有过回忆。李书华回忆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即梅贻琦）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1931年9月23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不过，李书华先生这里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主要方面，因为在当时，由上面引荐谁做清华校长是一回事，而清华师生接不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的校长可不是那样容易当的。问题小的，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终得一走了事；而问题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连大门也进不去。在梅贻琦以前，“校长风潮”时有发生。1920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1930年前后，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达（阎锡山派来的），连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

吴南轩的表演更为拙劣，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带着学校的大印逃到城内使馆区去“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若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这回是蒋介石知趣，将吴召回南京了事。吴走后，教育部委托地学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又以“经常因事进京”为由转请理学院长叶企孙代，叶也不想卷入漩涡，就屡电教育部请辞，他在一份辞电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10月起，绝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

在连续11月无校长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的五条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期间，各方面推荐的人选达十几位之多（鲁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结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位合格的人选，这就是梅贻琦。所以学生们颇为自豪地说，“最后我们全体同学迎来了梅贻琦校长”；教授们则说，“最后我们选择了梅贻琦”。

曾和梅贻琦共事多年的陈岱孙教授分析说：“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一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唯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

这足以说明梅贻琦的耐心笃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笃行还表现在其他若干方面。学生着急于救国救亡，梅贻琦解释说：“即使救国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体魄，第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因为救国并不只在战场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儿子要去参加军事翻译，梅贻琦并不支持，说道：“你现在才是大一的学生，也许到了大二才可以去。”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完全遵守父训。

但是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而感到快慰”。

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祖国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校长淡泊谦冲，不求名利。几十年来，把心血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国家，而很少为自己打算。在抗战期间，校长的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一度有赖于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做了一种“定胜糕”到昆明城里去叫卖，来贴补家用。北平陷落的时候，梅校长一个人飞到南京，可说是身无长物，借住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以后去美国，梅夫人只有留在香港，靠女婿接济。

梅校长在美国，始终不肯动用清华存美基金利息，而在华美协进会任职，月支300美元。梅校长的原则是“不为清华，决不动用清华基金一文”。1955年回到台湾，梅校长全力筹划建立台湾“清华大学”。1958年，他接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但在处理教育事务之余，仍尽力贯注于“清华”。直到住进台大医院，即使在昏迷中，还是惦记着教育事业。交卸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职务以后，他仍然牵挂着“清华大学”的事。老人能够眼看到自己苦心策划的原子炉落成启用，实在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安慰。

这也是梅校长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后一项巨大贡献。

梅校长对清华大学五十年的扶持，在科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年西南联大时代的简陋设备，尚能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政道，媒体预言以今日新竹原子炉的设备，第一流的原子科学家，自必能不断地产生于台湾。

物理专家吴大猷先生曾任北大及西南联大教授，他回忆：曾于1963年3月撰《我想念的梅月涵先生》一文，叙及1943年春搭乘马拉的两辆板车去联大上课，马惊车覆，他的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匝月，其夫人阮冠世女士连年久病，于忧急侍疾之余，病倒危殆，恰巧梅先生至乡下探视，见此情形，即告如需入城请医可用校长汽车。

翌日即由学校派员来看，是否需准备后事。幸而吴夫人挣扎过来了。当时虽未借用梅校长汽车，“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忘记。现在大家不容易想象到我们孤孤单单的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所以或者不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永远记得梅先生”。

他又回忆道：“1954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听到梅先生在纽约住，为管理清华基金在华美协进社办公，月薪极少。我去办公室看梅先生，想请他吃餐便饭，但他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车，又换公共车，很远的到他住的公寓，看到梅夫人和他们的一位小姐和外孙女，吃北方凉拌面。”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主管部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上千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坚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1960年5月，他入台北大学医院治病，仍在病榻上孜孜批阅公事。1962年1月1日，他在病榻上按动原子炉启运转的电钮。2月，他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29日，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之风如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二十天以后，也即1962年5月19日逝世。

梅贻琦先生辞世后，在亲友们送的众多挽联中有一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刘淦芝）。他去世后，新竹“清华”原子炉即被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清华大学”之苑，建有梅氏墓园，曰“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写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由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树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现在早已成林，曰“默林”。

考古大师李济先生是清华1918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他回忆说：

我是清华梅先生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的学生，那时所留下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是：他是很严的老师……大家均知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纪录。

梅先生留在一般朋友中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沉默寡言的习惯。并不是他不会或不能说话，他做校长时凡是报告一件事或讨论一个问题，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辩论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

我实际和梅先生共事，是在他与胡适之先生办长期发展科会的时候。这事办了好几年了，其中经过不少的困难，回想起来，若不是他们两位共同领导，合作无间，这“会”的最早一段历史，也许完全两样了，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出来。我在这时期所认识的梅先生，有下列四点值得提及：他自律很严，对钱财尤其是一丝不茍；他有很高的理想，同时很谨慎；他不唱高调，但一个目标已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设法使它达到；他很现实，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负责到底的人，对清华的事，一直到临终还在不断地关怀。这类的单子大家都可以开，并且可以开得比我长，不过我说的几点都有确实的事实，做我对这位早期老师这些印象的基础。

梅贻琦一辈子与蒋介石争持，争的就是学术独立。

梅贻琦校长从1931年到1949年领导清华，历经战乱艰辛而维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于不坠。梅校长居功厥伟的原因之一，是坚持了独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学生灌输。他认同当时的政府，但拒绝帮助政府抓捕独立思考、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他参加领导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容纳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社党、民盟、三青团和国家主义派等党派。

西南联大师生中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的势力强大，以致祖国大陆的主流史家盛赞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校园中，中共外围组织和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会公开活动，转播中共电台，以“小解放区”自诩。

每个执政党几乎都在政治上表彰梅校长的独立理念，但回避了“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当地的军政首脑龙云（云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龙、李都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大形势的相对宽松，校长们向来校捕人的“军、警、宪、特”讲独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

7　梅贻琦的大学教育观

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

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开会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

好在近年来祖国大陆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教育大师梅贻琦是最有资格谈通才教育的前辈。他经常发表对教育的看法，他的门生故旧认为，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二十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当时的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他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和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近年来中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

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的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三十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人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中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先生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

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梅贻琦先生办清华极为重视俭朴好学的校风，他同时提醒人才造就固然重要，人才运用也要注意，不可让杰出人才用非所学，甚或学而不用。

多年以前，梅贻琦校长在病床上留下了他对台湾“清华大学”校友和学生们的最后讲话，希望大家通力合作，发展清华大学的校务。他的讲话，是用录音机录下来，在2012年4月29日台湾“清华大学”五十一周年校庆的庆祝会中播放。

这位主持清华三十年的老校长说：“今天‘清华’校庆，校友们都回来，可是我一直被病魔缠扰，不能来参加。希望在三两个月以后出院，和大家聚会，这是我所期望的事。”

他又说：“‘清华’这几年有进步，是‘清华’的幸运，也是大家通力合作的成就。核子反应器的顺利装置完成，也是大家的努力。希望今后仍然通力合作。”

他还说：“校友们赠贺仪祝我掌校卅年，我觉得没有太大建树，很过意不去。据说聚起来的钱数目不少，这些钱把我住台大医院欠的钱和借垫的钱还清了还有多余，我不希望用在医院里再住两三年而将这笔钱用光，希望早日出院，利用这笔钱做些对社会、对学校有益的事。”

梅贻琦先生毕生的理念是教育，他实现此理想的对象就是清华，他在教育上身教重于言教；他有着传统儒家最好的性格，虽言必有中，却寡言慎行，有人说他是“平凡里见伟大，沉默中寓神奇”。梅校长不爱讲话，但讲话的时候往往会蹦出一句高度的幽默话，并且很少用肯定的句子。

当初清华学刊上曾经有同学集校长的话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这并不是说梅校长处理事情的时候犹豫不决，恰恰相反，在重大决策上，梅先生总是当机立断，而且择善固执。譬如在他三年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凭着他卓越的眼光、宏博的学识，曾经把多少纷乱的意见，改易为平正通达、致密妥善的主张。

1931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校发表就职演说，强调“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说”，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科学的办学理念，加上民主实干的风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国内名校之列。

悠悠岁月，清华百年，清华的使命已从争取教育独立转变为力图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这一进程中，清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而这正是清华孕育高素质人才、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

由于清华的特殊地位，它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不仅影响了学子的人生轨迹，而且对整个中国教育界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辐射与引领作用。今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清华人正在进行新的反思，梅贻琦生前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和他对母校所抱的深切感情。校友们也常称赞他与清华所保持的终生不渝的“血缘”。

梅校长总算实践了大学是学者聚集的地方，传承、创造知识的地方这一理念。

梅贻琦逝世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悼文中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这确实是对梅校长的生平很中肯的评价。

雷震：众人皆醉，我独醒

引言

他是1949年之后台湾政治史上最诡谲、最壮阔的一个传奇。

他曾是蒋介石倚重的红顶智囊，但在威权年代，坚持民主宪政，成为对抗国民党政权机器的报人与政治家，令蒋介石万分头痛。

他曾创办《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并曾筹组“中国民主党”，挑战当时当权者所主导的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最后被捕入狱，当时蒋介石甚至亲自要求其刑期不可少于十年。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五十年前，在海峡的右边，一份杂志因为发出不容于台湾当局的声音，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负责人雷震被捕。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

尽管这份杂志再也没能死而复生，雷震本人坐穿了牢底，也没能亲手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台湾之民主政治的确立、成熟，却正是以这份名叫《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滥觞的。

雷震在国民党内曾经担任大官，他对现实政治有深入的了解，与文人作家和报人不同。随国民党来台的知识分子很多，大家都选择缄默，胡适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讲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做不到。祖国大陆时代大鸣大放的文人，来台湾以后，只能谈风月，不敢碰政治。雷震却挺身而出，越讲声越大。雷震的道德勇气激起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流离失所的书生，找到了发泄的管道。

1949年国民党仓皇败逃台湾，此后蒋氏立志“勿忘在莒”、“反攻大陆”，以严厉的独裁手段开始了对台湾的统治。当此之时，另一种声音却正在岛内蓬勃滋长，它，就是《自由中国》杂志。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已公开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等相关档案来看，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雷震案的判决结果，根据目前所揭露的内幕，完全是蒋介石个人意志主导的，才使得一个终生热爱中国与追求言论自由的民主先辈蒙受不白之冤。

史料显示，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宣判当天，他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完全相同。

1　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

雷震是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189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又进入京都帝大的大学院（研究所）主修宪法，对宪政理论相当熟悉。

回国之后，雷震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相当好，做过很多党务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有：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争结束后任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时，上海金融混乱，雷震曾协助稳定上海金融，也是“上海保卫战”的三要角之一。到台湾后，他曾担任台湾当局的顾问。

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雷震的政治关系很好，算是出身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人物。没想到他创刊的《自由中国》，后来却和中国国民党愈走愈远，直到最后他被开除党籍，甚至成为阶下囚。这当然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自由中国》创刊后，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部队都订阅了，可见它具有相当大宣传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来的第二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本来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种种败相，令美国失望，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国民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大陆积极发动“抗美援朝”，美国因而改变了对东北亚的政策，派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接着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靠山——美国的回头支持，其处境再度好转，于是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国》为它宣传，因此对这本杂志的支持就大不如前。

然而，胡适、雷震等这批知识分子并不是轻易就被哄着玩的，他们认为既然有必要宣传民主，这份杂志当然要继续办下去。而台湾当局的对外交往已经改善，他们就转而检讨台湾的内政，结果就触碰到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和统治当局的关系就逐渐紧张了。

雷震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恶化，要追溯到1952年他的香港之行。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不但使得他与蒋介石关系日趋恶化，而且也使得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渐趋恶化，不知不觉中已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1952年1月，雷震奉蒋介石之命，以特使身份赴港，慰问流亡港、澳的“反共人士”，并邀请滞留香港的民社、青年两党领袖，来台共商“反攻大计”，以期早日“反攻大陆”。同行的洪兰友是位花花公子，一到香港就花天酒地去了，全部的工作几乎都由雷震在做，十分辛苦。

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有一个第三势力，正在招兵买马，亟思“反攻大陆”；而且认为国民党、蒋系人马都是败类，所以他们只想独力“反攻”。当然美国方面已经介入其中。

青年党主席左舜生向雷震提出，“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退出军队，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这些重要问题，雷震当然不敢擅自作主，只是承诺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勃然大怒，认为这种意见应该当面就拒绝，不必报告。从此，雷震就被蒋氏父子逐出门墙了。

雷震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这段往事：3月29日，在圆山忠烈祠公祭时，巧遇蒋经国，彼即约余谈话，开口就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余答以“不错”，并云：“军队今日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之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余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其态度如此无礼貌，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余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余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

雷震对此深感伤心遗憾，也觉得委屈窝囊，甚至使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消极的生活哲学——“能忍自安”。蒋经国对雷震的蛮横态度，已如前述；更可怕的是，刚刚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也向雷震开骂了，而且骂得更狠、更凶。

雷震在日记中记载：

“闻今日上午军队党部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并举行纪念周，雪艇、少谷、正纲诸先生均在座。总裁致词时，对余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内容大都是责骂之词！

从以上蒋氏父子对雷震的公然侮辱，以及雷震的自我觉醒，可以看出雷震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雷震又把军方得罪了。

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上，由编辑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台湾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员贪污案件，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篇社论，军方断然停掉部队里所订的《自由中国》，禁止再订阅。

雷震为了把《自由中国》杂志办好，少了这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说是逢人便求。见到工商界有钱的朋友，就请他们帮“钱”忙；见到文教界能写文章的朋友，就请他们帮“文”忙。以雷先生过去在政界的地位，一下子转而要他放下身段，到处低声下气地求人，其尴尬无奈的情境，可想而知。

然则，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批评时政甚为激烈，所以文教界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为之撰文，甚至敬而远之。雷先生曾为此事于1952年2月写信向胡适先生诉苦：

《自由中国》出版已两年有余了，经费困难与日俱增，台湾方面门路日窄，香港商人亦日渐穷困，实难筹得款项，以维持于久远。兹托纪五（王世杰的长子。——作者注）弟询问，可否由先生在美募集基金，顷得纪五函，已蒙首肯……如果先生登高一呼，则响应者必有多数。若能募得美金一万元以上，则今后的《自由中国》，再不会有经济困难了。

在两蒋独裁的时代，无论何人，一旦背起“政治黑锅”，莫不感到“痛心”，或“心痛”，甚至“痛不欲生”！这也是当年雷震的亲身经历。

至于雷震先生，因为当年《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抨击时政甚力，要求台湾当局施行民主政治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快，以致迭遭群小侮辱，例如当时就有人造谣“雷震扛着胡适的招牌，乱喊自由民主”云云。

此外，雷先生也曾为了编辑问题，写信向胡先生诉苦，所谓“好稿子难求，坏稿子难退”：

弟对此刊，不仅编辑、拉稿，即校对、发行，亦躬与其事，故常感办刊物之苦也。其中最苦者为退稿子，尤其退“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许多知友之来稿，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就先生所知者举例言之，如“监委”萧一山、郝遇林、曹德宣，“立委”杨幼炯、张九如、王德徽、侯绍文等，还有“国大”代表及改造委员会人员等都退过稿。凡是退过稿的朋友，以后就不来往了……

然而好稿难求，求到后却是麻烦的开始。

1955年元月12卷1期的《自由中国》，有一篇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指责救国团的体制是非法的，进而检讨国民党的党纪。此文刊出之后，雷震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国民党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最终将雷震开除党籍。

2　“祝寿专号”事件

1956年，《自由中国》有一期祝寿专号，影响了很多人，但也是祸事的肇因。

雷、蒋关系益趋恶化，最显著的迹象，应该是从“祝寿专号”事件开始的。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各界莫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而蒋个人则以正值台湾步履维艰之际，寿人不如寿台，因此表示要“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

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获致集思广益的效果。蒋介石假惺惺地希望人们“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尤其第六项意见曰：“并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于是，《自由中国》特别推出一期“祝寿专号”，除社论是以“寿‘总统’蒋公”为题外，另外还邀请胡适等十五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撰文，他们都是关心台湾事务的专家、在野党领袖以及蒋的知己。他们无论对台湾事务建言或对蒋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等，莫不忠实而毫无保留地“直率抒陈所见”。

蒋没想到在《自由中国》周围竟有一群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爱台之士，把数十年来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桩大快人心之事。

蒋介石七十大寿，他表示要察纳雅言，希望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原本是做给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看的；但是这群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信以为真，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发表文章，出了这一期祝寿专号，社论是《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非党私有化。

胡适写了一篇《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这一期祝寿专号出刊之后，销了9版，十分畅销。此后，《由由中国》的敏感度节节上升，颇让蒋氏父子难堪，台湾当局渐渐难以容忍。

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确立责任“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等。如此一来，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横，以及蒋的人格特质等，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使得蒋感觉既窝囊又气愤，真正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于是军方、《“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单位一起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统战铺路”攻击《自由中国》，《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社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建立自由教育、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

《自由中国》的言论不见容于当道，受到当局相当大的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死心，更进一步从1957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15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

（1）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讲假话，以“反攻大陆、台湾利益、基本政策、非常时期……”这些话妨碍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是什么就说什么”，尤其要把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分开。

（2）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说“反攻大陆”必须从公算，透过知识来检验，根据推论公算有“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两个考虑，以这两个考虑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陆”。因此，他建议当局不要把该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推拖，必须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否则台湾将会累积很多问题。这篇社论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

（3）检讨军队非党私有化、军队里的党务等问题。

（4）财政问题。

（5）经济问题。

（6）美援的运用问题，对美援的浪费提出批判。

（7）小地盘大机构问题，主张台湾当局所属各个机构应缩减裁并。

（8）台湾政制问题，呼吁要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台湾政治制度，发挥责任政治。

（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彻底实行地方自治。

（10）“立法院”问题，批评“立法院”成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出全面改选。

（11）新闻自由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

（12）青年救国团问题，认为救国团是非法的体制，破坏教育的正常运作。

（13）教育问题，要求学术自由，主张党化教育应该停止。

（14）对政风的败坏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15）呼吁台湾必须要有强而有力，能够制衡的真正反对党，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祝寿专号”出版后，一共再版了11次，是《自由中国》发行七年多来最大的销售量。但也因此激怒了蒋介石父子，认为“非整垮雷震不可”，否则不足以泄愤。于是下令所有官办的党、政、军方报刊，共同围剿《自由中国》，主题定为“防止共产党思想走私”或攻击“共产党同路人”。只要是提倡“自由民主”者，就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尤其是身为自由中国社社长的雷震自然成为官方的众矢之的。

3　“孙元锦之死”案

在此危难之际，却出了一个关于“孙元锦之死”的案子，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

1957年9月16日出版的第17卷第6期《自由中国》，刊登两篇被官方认为“不妥”的文章。其一是题名为《关于孙元锦之死》的读者投书，主旨是在揭穿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私设公堂，并私刑求供，把“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逼得自杀之事。其二是该期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谈有关阻碍华侨来台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期杂志发行到街头各处书报摊之后，台北市警察局立即勒令所有报摊均不得出售，并听候命令行事。隔日早晨警察局长刘国宪亲自来自由中国社拜访雷社长。当时雷先生尚未上班，故由担任自由中国社经理的马之骕出面代为接待。

刘局长很客气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听说贵刊这一期的内容有些不妥，上级指示我一定要来看看，千万不要发出去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嘛！”刘局长留下一张名片给雷社长，并再三叮嘱“没有发出去卖的，千万不要再发了”，说完就走了。

刘局长走后，情治单位的便衣人员也来查看，同样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再发了，一切听候上级指示处理”等话。这次军、警、特方面，对于处理《自由中国》杂志所登载的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手段。

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国民党当局仍然采用既定模式，亦即透过高层干部，直接与雷先生进行沟通，不过这次换了人选，改由“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请雷先生在其寓所吃饭，而雷先生当时仍然担任“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还请了另外两位陪客：老“立委”周兆棠和杨管北，都是雷先生的好朋友。

总之，他们出面的目的，是要求把原来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另外换上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雷先生以“这是经由编辑委员会开会通过的事，个人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再召集编委们开会决定”为由，暂时搪塞过去再做计较。雷先生回到办公室后，刚打算召开编辑委员会紧急会议，没想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正好来访，自然也是为了要求抽换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的事而来的。

据雷先生回忆当时情形：“王超凡允拿出改版的费用，我亦加以拒绝，我说如要改版，绝不接受对方的补助。王超凡见我态度坚决，竟屈膝向我下跪，盖恐自由中国社不能改版，他可能要受处分，而且饭碗砸破。我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心中实有些不忍，始允予考虑。”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之能屈能伸也。不料王超凡走出后，情报局科长刘瑞符亦来请求改版发行。由于各方面说情，事实上又不能发出去，只有登报迟两日发行，而抽出有问题的文章了。

由以上叙述可知，雷先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这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换上另外两篇文章，重新改版发行。

4　陈怀琪控告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元锦案未完，又发生了读者陈怀琪控告雷震案，让事件更加恶化。

1959年1月16日出刊的第20卷第2期《自由中国》，刊登了一篇颇具趣味性的读者投书，标题是《革命军人何以要以“狗”自居？》，这是署名“陈怀琪”的一位现役军官，叙述他在“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的心得。大意是说：每一位教官不管上什么课，总要先将《自由中国》痛斥一顿，好像那一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专门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开办的。文中提到：

有一天我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的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圣人”居然变成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

这篇文章发表后，军方很快就查出了陈怀琪的身份。以当时的情况，陈怀琪可能受到的处分不难想象，于是他抵死不承认，并写了一篇“更正函”，转而痛骂《自由中国》宣传“反攻无望论”的论调，以及“杜撰假投书，以军人诋毁军人”，等等。

《自由中国》的编辑认为，既然是更正函，为何又节外生枝地批评：“诋毁台湾当局一把手，动摇‘反共抗俄’领导中心，污蔑革命军人，简直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编者并未将“更正函”全文照刊，仅在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第20卷第4期《自由中国》的“给读者的报告”栏里，做了摘要处理。

此一疏失，却违反了《出版法》第15条的规定：“新闻报纸或杂志登载事项涉及之人或机关要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非日刊之新闻报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要求时之次期为之。”

因为背后强大的压力，陈怀琪具状控告《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伪造文书”、“诽谤”及做“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国民党高层决心“非把雷震整垮不可”的情况下，随即由台北地方法院签发传票，传雷震到案，开始侦讯。此时媒体随着国民党当局起舞，大肆宣传，认为雷震一定会败诉。

但是一些真正关心台湾事务的清流，如胡适、成舍我、胡秋原，甚至包括王世杰等名士，都认为这场官司无论国民党或台湾当局都应适可而止。因为尽管雷震败诉，甚至因此而坐牢，都不重要，但台湾当局一定会为此名誉扫地，也会为世界民主国家所不耻！所以他们试着透过私人渠道，谋求解决方法。

胡适先生认为“坦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既然是政治问题，就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于是根据大家的建议，胡适以编辑委员的身份，写一封《致〈自由中国〉编委会》的公开信，并登载在1959年4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该函的主要内容是指责《自由中国》的编辑有许多不当之处，并提出三项建议：“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章。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以后停止‘短评’。”

这封信发表后，雷震请王云五先生拿着该期杂志，亲自向蒋介石面报，大家认为这件事若再宣扬下去，无论对台湾人民还是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声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希望蒋能考虑这些后果。果然此后就不再“开庭”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可知当年的法律，也要听蒋介石的。

5　“今日问题”系列案

屋漏偏逢连夜雨。陈案刚有眉目，雷震推出的“今日的问题”系列又闯出更大的祸。

雷震因为主编《自由中国》，提倡民主自由，并批评时政，却遭蒋氏父子谴责，诬为共产党“同路人”、“寡廉鲜耻”、“与‘间谍’及‘汉奸’无异”等，心里已感不快，国民党当局却决定“非整垮雷震不可”。这种做法，反而将自由中国杂志社中的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逼得“视死如归”。“今日的问题”系列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为了达成知识分子回报台湾的使命，从1957年8月1日出版的第17卷第3期起，到1958年2月16日第18卷第4期为止，《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主题，一连串发表了17篇文章，第一篇以《是什么就说什么》为题，当作整个系列的“代序言”；第17篇则以谈《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另外还有两篇附录：《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和《再谈今日的司法》，总计19篇文章。

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为台湾大事建言，可谓字字珠玑；而且秉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确实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可叹的是，这些宝贵的意见，不但不为当局接受，反而因此贾祸上身，成为雷震十年冤狱的根本原因。

上述文章分别谈论了17个大问题，尤其谈“反对党”问题，不但阐扬民主政治即“政党政治”的理论，而且还由“选举改进座谈会”，也是“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的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联名，在1960年9月1日出版的第23卷第5期《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向社会大众宣告，筹备已久的“中国民主党”，决定在9月底以前正式成立。此时，蒋氏父子觉得情势非常严重，遂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雷震等人逮捕下狱。“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同时《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了。

6　雷震案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发表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表示组织政党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东流，是任何政党所抵挡不住的。三天之后，《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组党运动第一发言人雷震以“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的罪名被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只好解散了。

《自由中国》庞大的发行量，的确是雷震案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当时《自由中国》的发行数量，每期已高达8000本，影响力相当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阅读《自由中国》者，为数极为可观，几乎已到令最高当局寝食难安的地步。

每期8000本的数量，在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年前，却已十分惊人。有人指出，现在号称每日发行百万份的两大报，当时的影响力，可能尚在《自由中国》之下。

《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在三十多年前创刊时，是以油印发行，据说创刊号只卖出4份。而《联合报》在创刊三年时，每天才卖出10000份。至于杂志的传读率，远较报纸为高。所以，《自由中国》每期销售8000份，实已较当时许多报纸的影响力更大。对于这样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论性刊物，当局或许只有去之而后快了。

几年前，前“立委”林正杰在办《前进》周刊时，经常遭到查禁的命运。有人询其缘由之所在，林正杰曾经回答说，《前进》每期可以销售12000本以上，这已超过了国民党可以容忍的极限，因而经常加以查禁，期能阻止其生存下去。如果林正杰所言属实，那么，雷震被“整肃”，也就其来有自了。

当然，雷震被控“叛乱”的近因，毫无疑问是积极筹组“中国民主党”，特别是他不断与本省籍政治人物来往，共同组党，犯了当时政治上的最大禁忌。

同时，雷震竟胆敢反对蒋介石连任，他不但敢批评蒋经国成立“救国团”的不当，而且还敢反对蒋介石违规连任，使得蒋介石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自然不能不着手“整肃”雷震的行动了。

1959年11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1卷第10期，刊登了一篇唐德刚所著《罗斯福总统究不敢毁宪》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岛内争论领导人应否违规继任、连任的问题而发。那篇文章在叙述美国总统罗斯福企图毁宪而招致没趣的一段史实之后，写出了下列两点感想：

首先，它说明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都不太喜欢权力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不仅袁世凯要毁宪，就是号称一代民主宗师的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有狗急跳墙之时；

其次，这个故事同时明白告诉大家，民主宪政的推行，不能靠当权者皇恩浩荡的“赐予”，而是它要建筑在全体人民以及人民的“代表”或“委员”们对宪政的认识之上。如果当时的民主党人，也是一批只知攀龙附凤，只知不择手段打击政敌，而对民主宪政一无所知的饭桶和党棍，则罗斯福恐怕早已变成千古罪人了。

像这样发人深省的文章，当然不能见容于蒋介石对于“民主”的认知与度量之上。雷震逐步迈向所谓的“叛乱”而入狱，对于了解当时政治环境的人士而言，丝毫不足为奇。

再从现实层面来说，雷震主要是因筹组新党而入狱，因为他的动作很明显会威胁到蒋氏父子的江山。

明显的是，雷震在筹组反对党的最后阶段，已被情治单位牢牢盯住了。据说，雷震等人在当时台北市衡阳路附近的新蓬莱饭店聚谈时，其谈话内容立即就被情治单位完全知悉，并上报最高当局。当局得悉新党即将成立时，乃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可是，国民党方面却否认是因雷震要组党而抓他入狱，然几乎没有人相信国民党的这种说法。

于是，在雷震、傅正两人被捕之后，参与筹组新党的李万居、高玉树曾发表声明：“……我们对雷震、傅正两先生之被捕，深感惊异，虽当局一再声明彼二人之被捕，系由于《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叛乱，而与筹组新党无关，但衡以下列事实，我们对当局此项声明实难置信：

（1）台湾警备总部逮捕雷震所引起之文字多系《自由中国》早经发表者，是项言论如有罪嫌，当局何不早依出版法予以处理，而必须于新党成立前夕采取行动？（2）雷震、傅正若只因《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在逮捕彼等时，何以将存于自由中国社及傅正处之有关新党成立宣言及其他文件亦一并搜索而去？雷震为筹组新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傅正为筹组新党之秘书，今竟同时被捕而犹谓与筹组新党无关，其谁能信？……”从这段声明之中，就更能道出雷震被罗织罪名而入狱的主要原因了。

雷震究竟是否被罗织罪名，只要从军事法庭不准他和诬攀他的刘子英对质一事，便可获得充分的证明。同时，又拒绝雷震辩护律师梁肃戎一再要求与刘子英谈话，显示出当局的“心虚”。仅此一端，便可使真相大白，其他均已无关重要了！

至于蒋介石是否直接介入雷震案，从目前的相关史料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监察主管部门的调查小组要见雷震竟由于未获蒋介石同意而功败垂成。

前《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被捕入狱的整整四十二年后，台湾有关机构公布了当年情治单位处理雷震等人涉嫌叛乱案的机密文件和传闻中已被烧毁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相关档案证实了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已如上述，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介石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相同。

多项文件显示，情治单位自1958年起即组成“田雨”及“支流”项目，研究《自由中国》的每一篇文章可能涉及的罪名与法条，结果多半只能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为主要起诉理由，警总于是建议“应在法律制裁途径之外另先觅适当对策”。等于在尚未逮捕雷震之前，在仿真作业过程中，警备总部进行多项假想作业，警备总司令黄杰在1960年5月21日的会议中明确表示“上级已有对策与处理办法”，6月2日警总进一步拟定起诉雷震等人的假想作业。

警总拟定出甲、乙两案均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为由，甲案计划以殷海光与雷震为起诉对象，乙案则扩大至夏道平与张益弘，这份假想作业的最后一条意见点出，“田雨（雷震）为本案主要目标，不能使其逃脱责任……防止将来被告互相串供狡辩，利用空隙使田雨脱免刑事责任”。

为了顺利定罪，警总于6月7日制定了《对雷震案处理工作要领》，由中六组、王师凯办公室、“总政治部”、情报局、调查局、警备总部、安全局抽调人员组成专业幕僚小组，在策略上分化胡适与雷震之关系，对岛内外友党及其他异见分子，采取拉拢或逼迫等诸般手段，使在本案处理时不致对雷震等发生声援情事，并以岛内为优先。

这份《要领》明确要求应透过各种关系切断雷震与当局的既有关系，并设法予以隔绝；善后处置部分则指出，处理时迅即公布起诉书或发表声明以释群疑；对各友党与国际方面斟酌情形，作个别的非正式说明，强调是法律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严防反党反台湾当局的教授、学生借机滋事；国民党及当局对此一事件应表明依法办理，避免公开答辩，如有借机叫嚣或引起国际误解，以秘密说服民、青两党或党外知名之士代为答辩为宜；如封闭《自由中国》须于事前对胡适、毛子水等予以纾解，使不致另生枝节。

7月2日，由安全局出面主持联席会议，确定由警总军法处负责“法律研究”。7月7日，军法处定出日程，“以三个月为期，自1960年7月至9月底为止”，并要求保安处评估安排杂志社内部人员揭发犯罪行为搜集罪证的事宜。一直到9月4日，以“涉嫌叛乱”为由，分别逮捕雷震、马之骕、傅正、刘子英四人。9月5日，警总声称经长时间说服恳谈，刘子英伪心承认受共产党之命来台担任间谍的所谓“实情”。于是雷震多了一项罪名，即“包庇叛徒”。一个月后，也即10月8日，军事法庭判决雷震以“知‘谍’不检举及连续以文字为有利叛徒之宣传罪”处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

雷震系狱整整十年。十年间，雷震撰写了多达400万字的文稿，却在刑满出狱前夕，被新店军人监狱没收，下落不明。1988年4月14日雷震的妻子、“监委”宋英于“监院”提案，要求重新调查雷震案并公布当年调查报告附件，没想到在4月30日却传出，除了日记外，雷震的其余文稿全遭烧毁。

今日探讨蒋介石整肃雷震的缘由，在时机上是十分合宜的，主要是当年许多当事人目前仍然健在。如果有所不实，他们自可引经据典地加以澄清，让后世子孙能够真正明白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而引以为鉴。

7　翻案失败与时机解读

解严后给雷震翻案的呼声频起，但也遭到保守派的反扑。曾任“司法院”副院长的保皇派汪道渊，就对新闻界表示，当年雷震案发生时，他正好是覆判局局长，自认与雷震初审案关联不大。汪道渊对于外界的某些传言力加澄清，特别谈到了近日一连串的翻案风，大家几乎都将箭头指向蒋介石。他很不以为然地认为，蒋介石日理万机，不可能事事处理。如果都将不当的处理结果推给最高当局，未免太不“厚道”。

然而事实证明，翻案矛头不得不指向蒋介石！

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汪道渊不但有权利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许多人都十分欢迎他以当事人或以接近权力核心人士的身份澄清事实真相。不过，汪道渊绝不能仅要求大家去看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及调查报告，以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因为目前已有太多的事实证明那些东西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除了汪道渊认为一连串的翻案风对蒋介石父子不太厚道之外，也有人担心如此发展下去，将有动摇台湾根本之虞，则非许多有识之士所能苟同，其理由如下：

（1）在几十年来政治强人的领导下，任何敏感事件，莫不在蒋介石父子的直接控制与指挥之下进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作主，有关的党、政大员充其量只不过是许多冤案、错案的“帮凶”而已，怎能不让翻案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父子？

（2）明明已知许多冤案诸如孙立人案、雷震案都是蒋介石父子的“杰作”，但社会广大民众只是希望了解事实真相，并还当事人清白而已，并无追究蒋介石父子责任的意思。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包括最激烈的政治反对人土在内，都还没有提出迁走中正纪念堂以让出台北市最精华地段的主张，可见广大民众对蒋介石仍然极为“厚道”。当然，蒋经国晚年的表现，尚称良好，也是大家“厚道”的原因之一。

（3）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初，确曾冤杀与错杀了不少无辜而善良的人士，主要是对当时的间谍估计得实在太多了，难免会有“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心理。办案人员长期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下，碰上孙立人案、雷震案等，也就难免比照办理。

一连串翻案风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对当事人而言，固然在还其清白；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主要是想了解事实真相以满足其好奇心理；然而，关心未来政局发展的有识人士，则另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在于检讨过去，警醒目前的当政者，千万不可胡作非为。否则，将来必遭谴责。因为连“政治强人”都逃不过社会大众批评的命运，遑论其他？所以，雷震案的意义在希望当今有权的人士，不要企望当什么“政治强人”，真正能够发挥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服务人生观”，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如此一来，这一连串的翻案风，自将别具意义。

另外，对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整肃雷震，有一些声音认为：“因为当权派对民主有不同的辩解。”

蒋介石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并矢志推行民主政治，但实际上似大异其趣。有人指出，军人及情治系统人员在这位国民革命之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每当办案时遇到有读书人指责其不符民主程序时，他们会说，民主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其中竟然有人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是‘主’，你们一般民众就是‘民’，两者合组成一个社会时，你们这些民众必须听从主人的指挥与命令行事，便称之为‘民主’；如果稍有违抗，便是‘反民主’，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看来，即使果真出自情治人员之口，也绝不可能是受到蒋介石父子的熏陶所致。但是，一位了解蒋氏家族成员平日行事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正是他们数十年来的心态，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是否合法，均在所不计，只要他们高兴，即使违法，大家也要毫无异议地支持与拥戴，否则便是反民主，也就是“叛乱”，就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宋美龄都搞“小组织”，雷震追随蒋介石多年，居然没有能够了解到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竟胆敢批评蒋氏家族成员的“非法”行为，特别是雷震在《自由中国》为文抨击“救国团”的成立，将矛头对准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如此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被打成反民主与叛乱的分子，可谓“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由此可知，在蒋介石父子的心目中，只有他们家族成员可以搞小组织，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甚至连批评他们搞非法组织的权利都没有，否则就是反民主与“叛乱”。

蒋经国搞一个“救国团”来培植班底，凡出身“救国团”的“从龙之臣”，近几十年来，莫不飞黄腾达；而蒋夫人则搞一个“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作为地盘，并担任主任委员就将近四十年，成为“万年主委”，比起“万年国会”，毫不逊色，而且在过去不容任何人批评，否则就是“叛乱”。雷震居然敢公然主张撤销“救国团”，怎么还能说没有涉嫌“叛乱”！

其实如果单就学理来说，雷震的民主理论素质远远优于蒋介石，雷震不但积极倡导民主观念，而且还结合一群知识分子，诸如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毛子水、戴杜衡、聂华苓、罗鸿诏等共同努力，这自然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惧。

雷震的友人、前台北市长高玉树的回忆录中指出，今日台湾乱局，蒋介石难辞其咎。他说，如果当时不将雷震逮捕入狱而让“中国民主党”成立，至少一个健全忠诚的反对党早已出现，台湾的民主政治或许已是步入正轨。

高玉树对雷震实在深感敬重、佩服，对他的热情、他的行事风格，非常敬佩。雷震一旦开讲，就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高则很少讲话，都是在陪着他。

高玉树回忆，虽然雷震只会说台湾式的普通话，但是台湾人民对政治有兴趣者都会来听，也都听得懂。演讲的会场都是利用户外的空地，如果想要借用礼堂的话，恐怕学校也不敢借。每场演讲会的听众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有些政治气氛比较浓的地方，像彰化，听众就比较多；其他像板桥、桃园等地，听众就比较少。他们到台北市以外地区举办演讲会的第一站，高玉树记得是板桥。1960年时，板桥的人口虽然不多，不过若是要跨出台北市，板桥却是第一个立足点，板桥在台北县算是相当重要的地区。

雷震在演讲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台热情，真是了不起，话语也很有力量，大家对他印象都很深刻，都真切地感受过他的热情。高玉树个人虽有民主思想，但却不具备雷震那么强的推动力。当时听讲演的人，在高印象中好像本地人比较多。雷震演讲的主要内容，还是希望在台湾实现胡适所倡导的两党政治的理想，成立在野党，负责监督执政党。胡适的理想与建议，大多是关于两党政治，但是蒋介石并不采纳。

在高玉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听雷震说过他对“反攻大陆”政策的建议，也没听过他骂共产党，或是说过共产党的坏处。其实，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在做事的，国民党讲了一大堆的空话，却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当然会被逐出大陆。国民党在台湾也专讲空话，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做，以致选举会失败。所以，台湾的选举，抓住民心者一定会赢。

组党的经费是由高玉树负责筹措的，不过因为没有设立党部，也没有分设什么组织，只有到各处演讲，举办座谈会，所以开支不多，几万元就够用了。有一部分经费是靠募捐得来的，高自己也出钱，但为数不多。雷震并没有多考虑钱的问题，他的重点是去拼命抓住民心，组织新党。但雷震被捕后组党就停止了。

高玉树回忆，刚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阳明山别墅开会，由胡适主持会议，当时他只是提到一些大原则而已，并没有做具体的指示。雷震是奉行胡适的理想而来台湾推动民主自由的。但是雷震热情过度，经由他的领导与努力奔走后，他们已经可以组织全省性的反对党来对抗国民党。

因此，国民党开始担心、害怕。当时除了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以及国民党党员之外，全台湾的人民应该都会赞成成立反对党的，况且那时台湾人加入国民党的还是少数。此举已经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使得国民党无法容忍。因此，从1960年6月宣布组党，到同年9月雷震突然遭到逮捕，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在雷震倡议筹组新党前后，国民党的强权政治在台湾已经造成人民的反感。在台湾，敢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很有勇气的。当时不论是台北市、台北县，或是台中县、嘉义县等地，落选者都愤愤不平，纷纷痛斥国民党在选举中运用种种令人厌恶的不正当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头脑非常灵光的雷震，敏锐地察觉出当时已经具备适合的条件，实在是组党的理想时机，所以组党运动能够很顺利地推展开来。然而，也就是因为太顺利了，以致直接触犯了国民党的大忌。

高玉树说，雷震仍有一些没有考虑周全之处。国民党、蒋介石和蒋经国统治台湾有一项秘密的大原则，即个别的台湾人出风头无所谓，但台湾人民一定不能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民团体，包括农会、工会、商会等组织的总干事，都须经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筛选过滤后，才能就任。其用意在于，防止任何台湾人借用人民团体作为根据地，来发展组织的力量。因此，所有的人民团体都必须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调查，这一点是雷震没有考虑到的，可能连胡适也没有料到。

因此，“中国民主党”组党失败，并不是由于本身的因素，而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秘密原则，亦即台湾人民倘若是个人出头则无妨，但是绝对不能产生组织的力量。如果台湾人以工会、农会、商会等团体为基盘，来推动组织的力量，发展到最后，恐怕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会没有立足之地。

当时他们没有设立召集人等职位，只有雷震、李万居和高玉树三个发言人共同负责推动组党的筹备工作。那时李万居的健康情况已经有问题，所以，实际上只有雷震和高两人到处宣传、推动组党工作。当时高心里想，如果继续这样努力做下去的话，这个政党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任何受到强权统治的国家，人民一定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个道理，国民党的大员们大概不太明了。

雷案的法律诉讼案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一幕丑剧、闹剧，演得十分荒腔走板。

当年以军法审判雷案已属不当，加以过程草率荒唐，雷震与假“间谍”刘子英，竟未能对质，如此重大案件竟在7个小时内审理完，难怪胡适在1960年的双十节不敢去参加庆祝酒会，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见人。

雷震的大女儿雷德全谈起父亲案件的法律诉讼，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回忆说：宣判的那天她在现场，只见外籍记者纷纷从法庭内奔向电话，有的仅对着电话说了一声“照原判”，因为宣判的前夕，记者们都纷纷得到可靠的讯息，“雷震的刑期已由最高当局核定为十年”。事实上，2002年9月4日《雷震案史料汇编》新书发布会由陈水扁亲临主持，第一册《“国防部”档案选辑》内所收录的档案资料已证明了“雷案”是未审先判。

蒋介石父子的智慧与容人的雅量，尚远不及当前某些要员，否则，雷震民主政治的理论与行动，或许早已成功，现在也用不着在台湾担心什么“统”、“独”之争了。就民主政治这一点而言，雷震无疑是一位先知先觉者。

雷震入狱的十年当中，台湾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尼克松准备访问祖国大陆，钓鱼岛事件发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次”不保，等等。外交处境的变化更大。1971年，雷震服满十年刑期出狱时，怀里藏着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的回忆录却被搜出而遭没收，后来这部回忆录被军人监狱焚毁，令研究者十分痛心。

出狱后的雷震，对台湾社会的关心以及对政治的期待丝毫不减，他看到台湾面临外交上的艰难处境，出狱不久就写了数万字的《救亡图存献议》，提出十点改革建议，如请蒋任满引退；国民党要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减少军费支出，建全军事制度；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以免扰民、误民、害民；解除报禁，以达真正的言论自由；简化机构，废除省或省级虚级化；大赦政治犯，放弃“反攻大陆”等。

这十点建议，有些在今天还未能做到，而有些则已经做到了，他的高瞻远瞩令人佩服。

回顾往事，很多人说：“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影响力太大才惹的祸。”此话的确不假。

1978年，中国台湾与美国断绝交往，就在这一年，雷震过世了，台湾的处境更加孤立了，我们痛感历史的无奈，也突显出这位悲剧性人物的高瞻远瞩，并看出他对台湾的贡献。透过这段历史来回顾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及台湾这一段民主运动的历程，我们有无限的感慨。相信从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这群来自祖国大陆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台湾地区的清流为了提早实现民主化而结合，不但很多动乱可以避免，而且“本省人”和“外省人”通过这次民主化运动的结合将会取得十分圆满的结果。可惜，这个美好的结合却被自私的统治者所破坏，以至于后来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外省人就比较少。

名律师、原“立法委员”、“院长”梁肃戎先生，在当时形格势禁的环境下，遭遇到国民党内的攻讦，受了不少委屈，在碍手碍脚的情况下，他全力为雷震辩护，并提出延期辩论之要求，忠诚地扮演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角色，雷震及其家人都很尊敬他。

雷德全说：“父亲出狱后，一直受到监视，当时我们住在木栅，对面有一间小房子，情治人员要那里的住户搬家，还在我家附近装了3个大型的照明灯，可以就近清楚地监视所有人员的进出。这对我家也有好处，小偷就绝不敢来。”此外，“父亲常去外面散步，有时不小心掉了帽子、围巾之类的小东西，那些跟监的情治人员还会帮忙捡回来，放在门口”；

“施明德和艾琳达结婚是由我父亲证婚的，当时父亲和情治人员大玩捉迷藏游戏，才得以赶到会场。”

她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姐姐、妹妹陪伴父母亲一同去日月潭游玩，跟监的情治人员开了三部车子尾随在后，真是糟蹋人力。我们在哪里吃饭，他们就在哪里吃饭。父亲在医院过世时，他们还不知道，还跑来家里问：‘雷先生在哪里？’因为父亲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他们不必整天在医院守着，所以父亲去世时，他们不知道。”

“父亲与民主运动人士的交往一直不断，父亲出狱后，常来我家的人，我记得的有陈鼓应、施明德、张俊宏、陈菊、康宁祥、江春男、孟祥轲等人。许信良可能来过，但不常来，我不太记得了。余登发还未坐牢前，他的女儿余绣鸾、媳妇余陈月瑛等人曾来我家，问母亲有关父亲在监狱里的情形。1979年，余登发入狱，那年5月我回来台湾，而父亲在该年3月去世。”

“齐世英、陶百川等人也常来我家，成舍我和齐世英都是父亲的挚友。父亲曾告诉我，世新的第一栋大楼，就是他帮忙募款盖的。当时有许多人捐地出钱要父亲办学校，父亲也曾在浙江长兴的老家办过学校，但他的兴趣还是在政治方面。高玉树正在台湾当局中任职，我想他大概不大方便来我家；我不记得吴三连有没有来过。”雷德全出示当年雷震与来访宾客的合照，另有陈少廷、林正杰、张富忠、许荣淑、胡学古等人。

雷震案对家庭的影响实在太大了，雷德全表示：“我没有父亲的勇气与胆识，无法实践像他那样崇高的理想与志业。父亲一直坚持去做他最想做的事，实现他的理想，很值得我佩服。但对我们家庭却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添了许多麻烦。”例如她的父亲刚出狱时，她常自美国回来探望他，每次都被检查行李，怕她夹带文件。即使她带鸦片，可能他们都不会管，但就是要搜查文件。

雷德全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要回美国，父亲为她送机，她买了几卷录音带，还没开封，情治人员要求听内容，她说飞机即将起飞，他们却坚持要听，而且教她放心，飞机不会飞走的。他们真的每卷都从头到尾听完。后来她都求父亲不要送机，免得徒惹麻烦。

雷德全没有注意到家里是否被监听，她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监听的，因为父亲出狱时年事已高，没什么好做、好谈的。然而她们家的帮佣，一定有人被情治单位买通，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不做都不行，被迫定期打小报告，陈述父亲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雷德全无奈地说：“我们也不怪他们，因为当时还是独裁社会，警总的力量非常大，老百姓不敢不听命行事。”

她的父亲过世没几天，监视她家的情治人员就统统撤走了。但是她从国外入境时，还是有专人跟着她，检查行李。实际上对她来说并没什么阻碍，只是觉得麻烦，耽误时间。

雷震的案子发生时，雷德全在美国，但不在城内，还是一位外国同学通知她才知道的。她随后从电视新闻报导得知台湾有位发行人被捕，问是不是她的父亲。她打电话向《纽约时报》查询，《纽约时报》证实是真的。

该案发生不久，雷德全就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投书抗议，也到过华盛顿去找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批评台湾的美参议员、众议员等，寻求他们的协助。

雷震的另一位女儿雷美琳也回忆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她首先谈到父亲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那是在抗战前后，国家用人孔亟，尤其是需要负责任、肯做事、有能力的人，她父亲勇于任事，获高层信任而襄赞中枢，与他同时期的友好如王世杰、胡适、傅斯年、吴铁城等都是君子之交，她父亲最诟病的是结党营私。

雷美琳说，客观地说，当时的大环境是生存于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情况下，父亲行事风格一向是求好心切，蒋介石当然信任有加，多次委以重任，在那一段非常时期是没有矛盾存在的。

从大陆败退来台，蒋介石复行视事。自朝鲜战争发生后，台湾局势趋于稳定，蒋介石之后就忘记了大陆失败的教训，故态复萌，积极培植私人干部，保送小蒋继承其大位；而她父亲一心办理刊物，督促台湾当局改造，依然直话直说，与蒋父子扞格日深，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头过。

至于她的父亲与非国民党人士的交往情形，她回忆说，《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伊始，即获海内外各方好评，她的父亲曾建议当局重用本省籍人才，并检举国民党选举舞弊事端，杂志社经常有人来拜会、来鼓励、来建议、来发牢骚，不一而足，每届选举，更是忙上加忙，电话不停。

国民党的老朋友避讳与他往来，因此旧友新交皆属民、青两党人士，或为无党无派者。1960年他们常相聚会，并已讨论组党，到处开会，所到之处，均有地方人士捐助，记得唐荣铁工厂也捐过10万元，但随后遭到报复，差点关闭。

雷美琳也谈到获知父亲被捕时的心境。她表示，事实上她的父亲被捕前不久，她刚踏入社会，第一天去大龙峒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教书，就是她的父亲陪她去见陈校长的。后来她换工作到彰银上班，她的父亲总是利用中午来看她，当时他们谈的都是有关《自由中国》刊物种种，以及新党筹组情形，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雷美琳说：“我担忧父亲劳累过度，每次碰到傅正，我总是拜托他多看顾父亲一点。父亲和我的聊天中，我们早已达成共识，他迟早要去坐牢，只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除了他整整坐满十年黑牢外，出狱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他去世为止。”她认为父亲被捕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要扶植蒋经国，要为蒋经国扫除一切异己，而阻止新党成立，扼杀《自由中国》等刊物所有的改造言论和建议，就成为威权体制当时唯一的手段。

8　雷震案阴影之下的雷家

雷震狱中时期（1960—1970）的生活，是其子女们永难忘怀的记忆。

十年牢狱，让雷震错过了见证子女的成长，使他无法在她们身边指点人生道路，敦促她们努力向上，只能透过一封封家书，传递他对妻儿的关切与情感。《雷震家书》包含雷震狱中家书和雷震的家居照片，呈现了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画面及其作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观。

女儿们回忆，父亲狱中生活非常有规律，读书、写作之外，有时还通过养鱼来自我消遣，在他有限的空间里散步或做其他运动，可说是十年如一日。记忆中，他头一年自看守所移送至新店军人监狱后，由于不习惯，有一短暂时期的情绪不稳定；再者于1970年出狱前夕，因他写的回忆录原稿遭狱方强行收去，他曾强烈抗议、不欲出狱外，以他急性子和好动的个性来说，均可说是相当平静。

他在狱中受苦的日子中，仍然关心周遭的人，这是他个性仁厚的地方。子女们请何孝基大夫去牢里探视他的病痛，他也请何大夫为一位士官看病，并彻底治愈了那位士官的宿疾，事隔多年，子女们已忘记那位士官的名字了。

雷震在狱中写信给家人及子女，狱方也有规定不能多写，此外他与胡适的通信是经过特许的。总之，子女们对狱方当年种种设限和当年会客时的监视监听不以为然。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仍遭情治单位监视，当时与陶百川时有互动，此外还有王新衡、王世杰。那时国民党方面已成立一个雷案善后五人小组，成员计有安全局长周中峰、警总副总司令王杰、“监委”酆景福、保安处长吴彰烱，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似为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以上所提陶百川、王新衡也是她们父亲的老朋友了，1950年她们的父亲访问香港时，陶、王两人时亦滞港。

她们的父亲甫出狱后即遭受24小时严密监控，家人不堪其扰。记得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参与婚宴回来得早一点，夜里8点多钟返家休息，那晚他从后门进来，监视他的特务没有注意到，直到半夜过后，特务们急了，会同派出所警察来敲大门，半夜三更也惊醒了左邻右舍，雷美琳回忆说：“佣人老陈只好将父亲从熟睡中叫起来，特务验明无误，方始离去。”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与民主运动人士交往不像以前方便了，出狱后虽与郭雨新的互动甚勤，但不再有入狱前那样的见面式的联系了，因为双方均遭严密监控。在她们的印象中，仅限于过年过节互赠礼物、传达书信等相互关怀之联络情事，且多半都是由女儿居中传达，在记忆中都是由郭宅的后门进出，以避监视者之耳目。

当时在松江路寓所与许信良的会晤是透过陈菊安排的。1978年10月，施明德与艾琳达的婚礼在中国大饭店举办，雷震应邀证婚。那晚的司仪是陈鼓应，事后他告诉女儿当晚党外精英全员到齐，他们对雷震一致推崇，情绪高昂。由于雷震与成舍我的友谊，雷震介绍了不少人去世界新专（现为世新大学）执教或就职，印象中有王晓波、张化民、胡虚一等，记忆中好像成舍我有求必应、照单全收。

她们的父亲晚年对政治环境的看法很乐观。

对于世界局势，他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在逐渐转变中；对于岛内的知识分子，他期许应将目光放远，抛弃明哲保身或随波逐流之想法。他回顾在军权统治、一党专政下，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从狭窄的国民党政治圈中跳出来，争取言论自由，展开反对党运动。

他所表现的胆识、气魄、风骨，在面临巨变的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亲口告诉女儿：“历史会还我清白，也将证明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对于台湾民主发展，他抱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残尾，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端，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因素出现。

雷震案对其家庭及对其子女一生的为人处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雷案发生后，其子女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打压，谋生不易，但由于她们的父亲一生宽厚待人，加以平生行谊获得普遍赞誉与同情，家人亦感同身受，子女们对父亲所作所为尊敬而爱戴，父亲从事民主运动期间，家人深受恐惧与煎熬。每当子女们想起以前的种种，总像从噩梦中醒来，而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遗忘。

她们回忆，1960年9月4日，雷震遭警备总部军特人员逮捕，在此项非法行动之前，好多父执辈的朋友，其中包括父亲的长官或旧属，都或明或暗地一再向父亲或家人提出过警示。雷美琳回忆说：“事实上在父亲出事前两年，有关逮捕父亲的风闻即不断传出，每逢父亲出门，母亲总是一再叮咛要注意行人车辆，安全第一。”“我们身为子女，看到较往常更显得忙碌的父亲，除了担忧之外，真的不知道要为他老人家做些什么。”

那一段时期（1958下半年至1960年9月）居家附近所显示的迹象和征候，早已使她们感到与往昔迥异。隔着竹篱笆的巷子里，总是有人透过隙缝向家里窥视。她家（新店广明路174号）就在巷口第一家，临街就是广明路，有家小杂货店就在巷口街边，她们出入都会经过这家小店，也经常照顾他们的生意，尤其是她的奶妈，是她将雷震的大小女儿带大的。奶妈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几乎三天两头去买一些家里缺少的日用品，她告诉孙女们，店里现在每天都有生人来往徘徊，并向杂货店老板打听家里的情况；他们有时也直接问奶妈有关她们父亲的种种，“态度并不友善，似乎也没有什么顾忌”。

雷德全回忆，她的父亲通常午餐后，习惯小睡片刻，有一天他告诉她说，今天无法休息了，吃过饭后他要到台中开会，不想被特务跟踪；平常他在台北的活动不大考虑特务盯梢的问题，情势上也难以避免。她和大妹雷美莉商量，决定从邻居的大门出去，带着父亲绕过后山走到七张。

由于她家与隔壁冯家有小门相通，所以雷震顺利地回避了特务的监视，绕到了后面巷子，穿过文山中学的操场，花了两个小时，走荒径小道，才到七张。她们在七张车站送父亲搭上公路局的班车后，雷德全才和雷美莉踏着轻快的步子，从大路踱回家。经过杂货店时，那些特务们都傻了眼，竟然问她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我和妹妹没有理会，只是开怀大笑，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雷德全得意地说。

有一阵子，报章上常有军车肇事新闻发生，子女们又开始为父亲的安全忧虑了，“但绝不是我们的过虑或敏感，因为稍早以前有一个父亲的老友已提出预警，要父亲改变一下一贯固定的路线行径，因为他知道父亲平时行程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雷震吃过了饭，小睡一会儿之后，即走向新店公路局车站，总是在台大站下车，然后顺着新生南路走到和平东路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的老友所得到的预警是情治单位打算制造假车祸，以军车撞击他。雷震却不相信有这种恶劣的阴谋，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但妈妈、我和妹妹已决定每天陪他去社里上班，我们一齐乘车，一齐在路上行走，让父亲在中间。走了两天，他终于含泪答应我们不再在路上步行了。”他说，不愿意看到妻女为他受罪，或是忧心。

身为政治案件受难者家属的心路历程是坎坷的！

雷震系狱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反对党”与“叛台者”同义。1970年雷震出狱后，大环境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威权体制下高压依旧，身为雷案家属，均被列入管制之列，“我家里的电话均受到监听，外子在海军经历遭到限制，提前退伍，但昔日袍泽并未断了联络”，雷美琳说道。所以外子常警告他的同学说：“不要在电话上发牢骚，我家的电话是24小时录音的。”那一段时期，雷震了解她们遭受牵连的遭遇，便鼓励她们离开台湾，他说：“趁孩子还小，你们还年轻，为了下一代，你们应向外发展。”她们姊妹们在父亲的激励下积极办理了离台手续。

去台多年而心系老父，返台探亲却有着太多的不愉快经历。

1978年初，雷美琳在其父亲寄来的贺年卡中赫然发现一句：“何时回来看我？”当时她就潸然泪下，立即以电话通知最小的弟弟雷天洪，约他一同回台探望父亲。然而，两个儿子因中学课程甚紧，外子也因工作关系终究未能同行，“但他们都知道我念父情切，祝我有一个愉快的探亲行程”。

但这一趟返台探亲的行程，并不是十分顺利愉快。当飞机降落时，她和弟弟雷天洪兴奋之情难以形容，终于可以看到阔别五年的父亲了。“我们的高兴似乎太早了一点，当我们走向入境的窗口时，噩运就从那时开始。”

只见那位小姐接过她们的证件检查后，看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站起来匆匆向走廊上另外一道门走进去，不久后由门内走出一大群男男女女，男的着灰色条纹西装，女的则着一式窄裙，男士们带弟弟去一间房内检查，女士们则带领她和女儿去另一间屋内检查。

那是一种很详细的全身检查，衣服也要脱掉，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个个态度恶劣，她七岁的女儿哪里见过此类情景，吓得哭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与生气，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侮辱，连人的尊严都没有”。

但他们拿了行李出海关时，又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状况。那个年代美国的Ponds面霜和牙膏都算是珍品，苹果也是昂贵的，可是她带的这些物品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待遇，还是那一批人，继续在检查，他们竟然把牙膏盒打开，将牙膏挤些出来；把好好的Ponds面霜盖子扭开，用手指往里面搯着；一箱苹果中他们还会挑几个出来，用刀破成两半。

这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特务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她后面一位美国旅客看见了，立即抗议，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对她和雷天洪说：“如果你们要控诉他们，我会为你们作证人。”这些特务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严重伤害了自己同胞的尊严，自然也令台湾蒙羞。

她们在重新整理行李的时候，一位海关人员走过来对她说：“雷小姐！我感到抱歉，但我要告诉妳，他们并不是属于海关的人员。”她当即向他致谢，表示理解。但二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她的女儿受了那次惊吓，再也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她没有想到，更不会理解，以她当年七岁的年纪，竟也会遭遇到政治犯家属的对待。

自1974年底离开台湾，三年后第一次回台即遭受了那样的屈辱，连七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的确是令人感慨万千。亲情、友情，何处是归程？

1978年11月，她又接到父亲因病住院执行手术的消息，当即会同弟弟雷天洪驱车南下，与洛杉矶两个妹妹同赴台北探视，再次受到了年初飞回台北时的不公正待遇，粗暴的翻箱倒柜或检查依旧。但在说词上稍为客气了点，也是男女分别检查，她们姐弟4人，分在两个房间内。

当她问检查人员：“全机约400人，为什么只检查我们4人？”特务回答也妙：“每班飞机抽查4人，两位外籍旅客，两位台湾人，以示公允。”面对这批上行下效的小人物，她也再懒得问下去，只对弟弟雷天洪说：“那才怪了！我们两个拿台湾旅行证件，美莉、美梅拿美国护照，怎么这样巧！”

1979年3月初，她的父亲手术后病危，她们姐弟分别从旧金山、洛杉矶赶回台北，下机后，检查依旧，只是这次她没有带皮包，随身证件机票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检查她的那位女士问她：“雷小姐，你的皮包呢？”她没好气地回她一句：“规定女人一定要带皮包？”这时飞机上乘客已走了一大半，那位女士随即又加上一句话：“小姐，老实告诉你，你的皮包内有重要文件，已托头等舱的乘客朋友带出去了。”雷美琳顿时为之语塞，愣在当场。事实上因这次旅程仓促，为求简便，她在装箱时候随手将那只较大的皮包放进去了。

以上是雷美琳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三次回台时的机场奇遇，即可反映出当时的高压气氛及台湾情治人员的水平。

2001年2月26日，雷震的子女雷德宁、雷德全拜会陈水扁，陈水扁立刻作出回应，指示有关单位成立项目小组来处理。第二天，陈水扁前往历史档案馆视察，并公开挑出两份雷震案的档案宣读，这是雷震案的官方档案首度正式公开。

受命调查的有关方面立即组成“雷震先生现存资料调查项目小组”，随后访谈49位军方相关人员，清查约108000余卷档案资料，搜集到雷震部分日记复印件、回忆录与雷震案的公文。有关方面于5月18日以3个月时间完成调查，移交历史档案馆，14卷档案，1500多页的数据于6月8日完成移转作业。

历史档案馆成立编辑小组，编选了3册雷震档案，第一册是《“国防部”档案选辑》，第二册是《雷震狱中手稿》，第三册是辅以其他重要的官方档案，如“监院”调查过程、雷震于狱中的会客报告与言行纪录等。

雷震的文稿包含日记、回忆录与书函，都不是原稿，且大都是断简残篇，原因是这些文稿经狱政管理人员审查，认为有重大不当的言论，加以照相翻拍，遭查扣的数据部分还留下红色的眉批，也正因为遭到查扣，才得幸免被焚。

在过去公布的雷震史料中，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并没有明显的批评，但在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的文稿中，却显示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有强烈的不满。历史学家陈仪深指出，这部分的资料的确与过去对雷震的印象有所不同。

雷震在狱中多次写信给蒋介石，提出取消造成“个人偶像”的无意义的幼稚举动，指自己入狱是国民党干涉司法所造成，许多制度都是因人而设，不应是永久制度。

雷震对蒋经国也有严苛的批评。他向蒋介石提出，未经台湾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的防务会议，置于领导人之下，下面则是特务机构，负责人则是蒋经国，负政治责任的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竟不能过问情报机关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又如“青年救国团”以蒋介石为团长，以蒋经国为主任，以蒋介石诞辰为该团成立日期，很明显是脱离了现代作风。

在雷震的回忆录中提到，南京政府搞到这样的四分五裂，国民党弄到这样的分崩离析，真不懂是什么道理，究竟什么人应该肩负这个责任，“我想，蒋介石是罪魁祸首”。

雷震对蒋介石破坏体制，续任台湾领导人相当不以为然。他写道，蒋介石的违规连任，其代价是巨大的，其结果是悲惨的，除了支付民意代表巨额待遇增加人民负担外，还背上一个“毁‘宪’”的罪名，蒋介石一向是唯我独尊、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说的话，尽管不全是，也没有人敢顶回去，更没有人敢加以驳斥，完全一副“朕即‘国家’”的嘴脸。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顾忠华谈起台湾的民主体制，他说，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脉络，尤其从“现代性”在台湾的发展过程，来检视这一页“沧桑”。笔者曾经划分过台湾“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其实台湾人的悲哀是一直到现在，台湾民主体制的现实框架基本上还是受制于“他者”的“幽灵”，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完全以台湾本身需求出发的民主理念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实行过。

相对来说，《自由中国》杂志和雷震所代表的，是想让有关基本规定在台湾的运作经验，作为一项检验民主人权理念能否行得通的试金石，因此对于国民党的政治作为有着严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即台湾”之外另辟蹊径，开启一条通往与普世价值更能接轨的民主发展道路。

可惜此一尝试在1960年雷震入狱、《自由中国》杂志停刊后彻底失败，徒留遗憾。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雷震当时组党成功，台湾在近五十年前便落实了民主化，今天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困扰台湾的统独、族群等问题，早就在民主的架构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由于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主要不是如执政当局完全以“外来统治者”的思维来将有关规定“工具化”，而是在乎民主精神能否真正落实，因此甚早便指出有关基本规定套用在台湾，会明显发生种种不适应的现象。

1957年10月16日的《自由中国》社论，即以“小地盘、大机构”为题，批评国民党当局“相对于实际统辖的地区和实际应做的工作而言，其机构不仅过于庞大……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也妨害行政效率；不仅妨害行政效率，而且也破坏‘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这样的批判，可说是揭穿“国王新衣”的良心言论，也是立基于“真实”之上的论述，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能够察觉到台湾的民主体制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节，因为“现在国民党政府所实际统治的省份只有一个，而其行政部门不仅仍保持祖国大陆时期统辖35省、12个直辖市的规模，而且还有增加，这显然过于庞大”。

也是这种“说真话”的坚持，使得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愈来愈不容于当道，终至遭遇无情的整肃。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真实”的认识，应是脱离不了“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一套强势的“意识形态”却常包装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进而扭曲了一般人对于真实状况的认知，等于受到统治者的催眠或洗脑，产生了虚幻的想象。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很早便直接面对“社会存在”的真相，并期待台湾的民主体制能够符合这个唯一的真实现状，而不是空喊“反攻大陆”，实际上一切只为了巩固政权而不择手段。时至今天，在“转型正义”迟迟无法全面开展的形格势禁下，台湾“社会存在”的许多真实面依旧隐而不彰，旧体制的意识形态更是盘踞在媒体的头上，狂妄嚣张，愈让人怀念雷震和《自由中国》成员的道德勇气和真知灼见。

雷震的民主体制改革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在时空环境的更易下，台湾民主体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代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加以解决。但是雷震和《自由中国》在艰困的环境中，能够突破意识形态的迷雾，建立自己的主体认知并付诸行动，这也是后人最应该景仰及学习的地方。

《自由中国》批判极权思想、阐扬自由民主的理念，则正似医师诊断书指出病源且又开出药方。雷震及其同仁当年宣扬的理念与思想，今天都已是常识，但在当年不啻空谷足音，至少也让活在恶浊环境的人能吸到几口清新空气。

雷先生长期承受有形无形的险恶压力，坚持《自由中国》言论立场，最后更付出惨重代价，确是令人感念的先行者。重新刊印《自由中国》，更具有严肃的时代意义。能有机会读一读《自由中国》，重温痛苦往史，才能多少认识到活在重重束缚体制下何等屈辱，才能知道“人不仅是为面包而活”是真理。

当年威权政府若能接受雷先生和《自由中国》撰述团队的建言，则无论对蒋介石本人还是国民党或台湾这块土地都更有益。蒋介石若能不违规寻求连任，无疑会给台湾人留下更佳的形象。

可惜雷先生和《自由中国》的谋台建言，当局是一概听不进去，他本人反而以此贾祸。先知往往很孤寂，先行者也常成为殉道者，雷先生也未能例外，这是他的悲剧，也是台湾的不幸。

《自由中国》却在这样的威权、霸权体制下，通过言论侵犯、挑衅、质疑国民党最高权力者行使权力，不过是《自由中国》论述新闻自由的部分，如他对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质疑、对于“救国团”侵入校园的反对等，都可看到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同仁勇于捍卫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辛酸实践。

在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多数媒体噤声不语，《自由中国》却敢于横眉冷对独夫，言其当言，批其应批，捍卫新闻自由，坚持舆论民主信念，从原来被蒋介石视为“反共”传声筒的媒体走向为战后台湾民主呐喊的急先锋，彰显了作为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公共媒体的可贵，展现了“自由报业”理念，对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社会具有启蒙功能，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具有启发作用。

此外，我们也可发现，戒严年代的国民党机器对台湾报业采取的新闻箝制，其实不只威权，还近于西方16—17世纪的“极权报业”模式。国民党将报业视为替君主领导者及台湾服务的侍从，要求媒体以支持及推动当权者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为目的，透过“特许制度”（报禁）、“新闻检查”及各种管制手段监控报业，报业根本不被允许批评台湾当局，正因为如此，乃对照出了《自由中国》追求“自由报业”的理念和实践的可贵。

《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以政治实践终，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的。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放弃独裁，台湾的民主政治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修正，逐渐走向成熟。

《自由中国》终结五十年后的今天，胡适、雷震等人当年大胆畅想、奋力争取的那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或许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雷震案的过程显示，在一个“造神”的年代，“神”如果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凡人，他所管理的官僚体系，会万般逢迎上意，不惜扭曲司法，伤害人权。雷震先生主动决定选择“不平则鸣”，并进一步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这是雷震先生高风亮节的地方。他蒙冤四十二年，台湾应还给他公道。

于右任：弹劾宰相、警示皇帝的“御史”

引言

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并设立国民政府五院制，乃是民主制度之架构。五院平行，独立执权，相互制约。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

蒋介石执行独裁政治，抗战期间，以军事第一为需要，设国防最高委员会，自任主席，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因此一切要服从于他，由此监察院徒有虚名，形同虚设，不过是高级养老院而已。

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是党国大佬于右任。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时，“监察院”还是个养老院，但是于右任却不甘于做蒋介石的橡皮图章，曾多次向蒋主动进攻，蒋介石父子对他是既恨又怕。

依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监察院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

监察院由委员29人组织而成，监察委员之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任期六年。“宪法”第七次修正后改为“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审计部是监察院所属的下级机关，负责审核全国各机关之财务与总决算，审计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根据台湾的规定，该机构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1948年5月在祖国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六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因而，于右任在台湾总共当了长达十六年的院长。

1　弹劾俞鸿钧

于右任修理蒋介石最厉害的一次，要算是在1957年12月10日他亲自主持会议审理最著名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违法失职案件。在他主持下，“监察院”弹劾移送公惩会，蒋介石曾经召集全体“监察委员”至阳明山行馆举行茶会，全体委员犹能刚毅不屈，独立审议，议决予以申诫处分，迫使俞鸿钧下台，举台震惊之余，更对公惩会集体意志所呈现之气节风骨，赞誉有加，名留千古，传为佳话。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的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1957年，“监察院”因军公教待遇问题，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俞鸿钧认为，有关规定并未要求行政当局一把手必须至“监察院”报告或者备询；“监察院”则主张，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面对“最高监察机关”，不能豁免。俞鸿钧因坚持有关主张，成为首位被弹劾的“阁揆”，为了展现责任政治风范，他主动宣布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一职。

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俞鸿钧，这位红得发紫的“天子门生”，是蒋介石搬运黄金去台的黄金四人小组之一，协助蒋介石密运黄金的核心人物。严格地说来，虽共有四个人，但俞鸿钧最重要。

四人中，当时俞鸿钧是“中央”银行总裁——其他三人，一位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一位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一位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位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亲人，也因此看出，俞鸿钧在蒋家的地位和重要性。

俞鸿钧当时的身份是“中央”银行总裁，任务是黄金搬运总规划，是黄金搬运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黄金根本无法离开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所以他堪称是蒋介石秘运黄金的总企划。

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发现，1948年10月，蒋介石就多次和俞鸿钧在上海的爱庐见面，蒋介石和俞鸿钧见面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一路溃败。1948年11月22日，徐蚌会战后两星期，蒋介石计划运走黄金。他在日记上说，“若要复兴民族基业，另选单纯环境”。就在日记写完八天后，第一次黄金密运台湾的行动就此展开。

俞鸿钧在蒋介石下野后卸下“中央”银行总裁一职。1949年1月以后，刘功芸（1949年1月—6月）和徐堪（1949年6月—10月）分别接下“央行”总裁的位子，可是俞鸿钧还是从中指导整个“央行”运送黄金的计划。期间，他仍持续向蒋介石报告。同样，两任“央行”总裁也会听从俞鸿钧的意见。我们从档案中发现，两任“财长”刘功芸和徐堪无法决定多少黄金该留在“国库”，从这点也充分看出，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整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其实从未离开他的掌控，而俞鸿钧则是他最佳的左右手。

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后，俞鸿钧曾经在1953年担任过台湾第四任省主席，1954年担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期间多次遭到地方法院和监察部门等机关调查，在蒋介石的包庇下，都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以不了了之。据悉，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之后平步青云。

从现在已公布的史料和档案来看，俞鸿钧的操守始终被外界质疑。秘运黄金时手脚干不干净，也是疑云重重。但当时运金的公文，都是他直接向蒋介石单线报告，如果没有俞鸿钧，黄金应该很难搬来到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针对黄金运台数目展开调查，发现严重短少，因档案资料不齐以及相关“央行”人员尚未来到台湾，最后都不了了之。

监察院《监察法》根据有关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案件，于必要时得通知书状具名人及被调查人员就指定地点询问”。由于俞鸿钧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要职据说主要是因为1949年搬运黄金白银有功，于右任等多位风骨嶙峋的现代“御史”早想弹劾他了。

但是，为德不卒。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的俞鸿钧在来台不久就被监察主管部门弹劾，弹劾的理由都没有公布，一般认为是因黄金运送出上海时被侵吞，保护黄金不力。当时不敢公布大概是怕影响币值稳定，加剧通胀，加重金融危机。

“监委”们一直在找俞的短处，他们发现当时俞鸿钧虽已经是行政当局一把手，却仍占用“中央”银行“总裁”官邸，而且水、电、瓦斯等费用均由“中央”银行支付，雇用司机、工友100多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又发现俞鸿钧施政举措严重不当，于是又在监察主管部门通过纠正案，就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行政当局，行政当局逾期答复后，监察主管部门又决议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遭到俞鸿钧拒绝。监察主管部门于是通过弹劾，将俞鸿钧送当局司法部门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

据台湾监察主管部门档案资料，俞鸿钧于1956年12月因行政当局的“美援运用委员会”人员待遇高出一般公务员5倍，监察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后，行政当局竟以“减少待遇将影响工作情绪”为由拒绝答复，加上俞鸿钧拒绝就当时军公教待遇调整问题赴监察部门接受质问，监察主管部门提出弹劾。

个中原委非常复杂，这就是轰动当时整个台北官场的一个值得特写的大案——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当时身为“监察委员”兼一把手的于右任，以及他的同僚们非常想了解俞鸿钧贪渎的这些事实，于是向俞提出质问，并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部门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

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主管部门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监察主管机构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在此之前他是很少踏进办公室的。其他“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的处境颇为狼狈。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鸿钧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但是事情已经晚了，监察主管部门转请司法主管部门召开公惩会，最后也议决记俞鸿钧申诫一次。此一惩处虽属轻微，但对行政当局的声望打击甚大，俞鸿钧随后辞职，由台湾二号领导人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

当年，蒋介石对于监察主管部门此举颇为不满，曾威胁开除弹劾提案的10名国民党籍“监委”，若是成了事实，这十几名“监察委员”就丢官了，蒋介石的蛮横也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美国人的不满，学界也分成保皇派与改革派，两派进行了大论战，但当时公意倾向认为，蒋袒护俞失当，行政当局一把手无权拒绝监察主管部门约询。

蒋单拳敌不过众口，弹劾案终于通过了。不过另有看法认为，当时国民党内的CC派才是弹劾案主角。

但国民党闹家变，当时的民主监督力量总嫌不够，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弹劾了同党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总是非比寻常，一般都认为有派系因素，但非主因，主要还是出于于右任的大公无私。

2　于右任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生前以字行于世。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号太平老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4年。他一生扮演了多个角色，从反清的流亡诗人，到鼓吹革命的办报人，又曾担任靖国军的总司令，更担任了长达三十四年的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制定标准草书的大书法家，一生功绩彪炳，对民国之创立与建设，厥功甚伟。

于右任先生是办报的新闻先驱，办学的教育家，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时曾强调职业道德，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他曾为响应“护法运动”而统率陕西靖国军，之后又出任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多年，可谓文武兼备，然而最深植人心的，应该是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作为中国近代书法史上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他兼擅真、行、草各体，尤其以草书名世，曾被誉为“当代草圣”。他著名的于体草书，成就非凡，在近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于先生是陕西省三原县人，清末举人。原本仕途看好，但他向往革命后因讥议时政，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后逃到上海，参与创建复旦大学。在1906年，于右任为筹集办报经费而去日本，在日本拜会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

不久，回到上海，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鼓动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王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他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并任该校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于右任随孙中山北上，任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极力赞成国共合作。1927年，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此后，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

于右任虽身在国民党阵营，却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主张国家统一。

于右任民国初年在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26年12月22日，他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

在于右任、邓宝珊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于右任早期对蒋介石不假辞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于右任主持的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右任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

于右任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反对蒋介石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和他的同乡同行兼好友张季鸾在《大公报》上骂军阀吴佩孚，骂汪精卫，骂炙手可热的蒋介石，抨击蒋介石杀戮进步青年，残害民族精英。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不屑做官，未到任。1928年2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

1930年11月，于右任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这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自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国有大事几无役不从。前后长监察院凡三十四载，对于现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和监察权的行使有极大的贡献，因被尊为“监察之父”。

3　于右任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关系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而且晚年时还向秘书田家英索要保存下来的于右任的草书。

于右任后来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仍旧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导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胡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右任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右任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毛泽东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不巧的是，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

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两人的学问之博、互敬之情，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4　担任“御史”，大力惩贪

于右任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抗战前夕，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于右任、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联合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于右任、冯玉祥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国际上的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都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

众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何香凝、经颐渊、陈树人诸先生发起组织“寒之友”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腥风血雨中，他还是有所不为，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同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希望能留在祖国大陆，都不是偶然的……

至于对国民党的顽劣与贪腐分子，于右任会毫不迟疑地给予严厉的制裁。

抗战期间，国民党大员贪污腐化最有名的要算是孔祥熙与孙科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国家巨款巧妙地成为国库局少数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引发社会“反孔”情绪日趋强烈，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换马”。但孔是蒋的姻亲，有宋霭龄、宋美龄“护孔”，“换马”谈何容易。政学系不仅向蒋介石告状，还利用《大公报》等报揭发和抨击，并要监察院派员调查。此事未了，“半甘半晋”、人称“卫大法师”的卫聚贤拜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卫聚贤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作为“山西人才”被“收容”于孔家“人才库”，以高薪放在中央银行研究室。卫聚贤借此良机长期研究历史，颇多建树。卫聚贤找到于院长说：“去年中行结算，不多不少结余一元法币，岂非怪事？”中央银行乃国库，当年经费已被“皇亲国戚”鲸吞。经手人员有所不平，因分赃不均而互相攻讦。卫聚贤虽是吃孔家饭的人，但他毕竟还有几分文人正气，听说中行之丑事不平则鸣。他不敢公开抨击孔祥熙，故把有关情况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透露。

此次卫聚贤据实揭发、检举，监察院不能不管。经监察会会议研究，卫聚贤的检举材料来自中央银行内部，有根有据，决定由鄂籍监委刘禺生执笔写就《弹劾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贪污渎职、祸国殃民一案》。

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在监察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非常关键的人物，原是CC系重要骨干，曾担任过中央日报社社长。他认为可以“舆论先行”，于是由程签署后新闻稿被送往中央社。

殊不知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陈布雷打电话说，蒋介石命令撤回新闻稿。次日仅有一家《益世报》刊出，原因是参加监察会的委员范争波是该报主笔，他返报社以本报讯发出此稿。范本身又属中统，从他的立场，不仅要刊出，还要放在显著地位。结果《益世报》被勒令当天报纸全部收回，且罚停刊一月。这种惩罚算是很轻，虽说是中宣部下的命令，但实际上是陈布雷所为。程沧波也被停职，隔了一段时间，才被派到中宣部当副部长。

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素来就看不起蒋介石“不学无术”，声称不干了，打算离开重庆。这个消息立即为蒋介石所知，深感去除了胸中的块垒，火速指示行政院送来汽油三桶，以作于院长远行之用。于右任准备前往成都而不再返回，并正式提出辞呈。蒋介石假意慰留，又派四川省主席张群前去劝留。据闻于右任后来返重庆后怪事频频发生，坐汽车，途中车轮飞脱；坐飞机，空中漏油。于右任几经死里逃生，有惊无险。

另一大案乃弹劾孙科案。1949年3月9日香港《华商报》报道：孙科一当上行政院长，就立刻下令俞鸿钧由中信局发还蓝妮的敌产染料，价值数十万美元。俞鸿钧时任财政部长，因拒付而被撤职。

3月15日《华商报》继续报道：“监察院14日决定弹劾孙科和他的女友蓝妮。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时曾命令敌产管理委员会发回蓝妮在抗战将结束时拥有的8吨日本染料。监察委员金越光出示孙科一封信的照片——信中孙科说染料是属于他的家眷的，请调查没收后的情形并迅速发还该批货物，信尾曰‘不胜感激之至’。于右任的好友兼同事、监委金越光对于右任院长说：‘孙科此举是愚蠢和违法的，如果我们不严厉制裁他，怎能平公愤而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于院长乃慨然同意调查，结果监察院遂以8票对7票通过弹劾孙科和蓝妮。”其中多出的一票，是于右任投的，这有违主席中立的规定，但是为了通过弹劾案，他也顾不得主席之尊而毅然投出赞成票。

该报介绍这条新闻的背景资料时说，政府曾把蓝妮的84桶染料当作敌产拍卖，因为蓝妮抗战时和大汉奸陈公博有关系。孙科因此事曾写信给三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张群、翁文灏），请求将该染料发还蓝妮，但是都遭到拒绝。到孙科自己当行政院长时，亲自下令发还，但该批染料早已拍卖，因此孙科下令中央信托局照当时市价以美元赔偿。

此事竟使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而且主导投票。”显示出于老对蒋、陈、孔、宋家族的不满由来已久。

5　竞选副总统失利

1948年，于右任参加副总统竞选。其他候选人又是包饭店请吃喝，又是招待看电影送礼品。只有于右任招待活动最少，请了一两次客，便支持不住了。于右任没有办法，只得在国民大会堂前摆上一张八仙桌子，有人开玩笑说：“于大胡子，人家几十桌、上百桌地开席，你这一张桌子打算请几个人？”于右任微笑着铺纸研墨说：“谁投我一票，我给谁写上一副对联！”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于右任在八仙桌前，只要有人来求字，就挥毫写上一幅，一天下来，居然也有不少支持者排队求字，把他累得头晕眼花。

现在看来，于老的墨宝价值是远高于其他三人的招待，但在当时却不然，选举结果可想而知，于右任和两位党外人士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于右任落选后，继续担任“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院长。

6　为张学良求情

然而于右任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找蒋介石的“麻烦”，让蒋介石既爱又怕。蒋介石下野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亲眼见到这样一幕，后来写在他的回忆录上：“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这位老同盟会员、年已古稀的监察院长、美髯公于右任很少在公开场合高声叫喊蒋介石，何况趋步向前以低姿态敦请蒋介石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似乎并不买账，只把手向后一摆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颜面扫地、尴尬不已，只有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提到张、杨两人，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却哪壶不开提哪壶，难怪他刚开口就触痛了蒋最不愿提起的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的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老碰了一鼻子灰。

7　被迫离开祖国大陆

1948年春，于右任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伪“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于右任选“副总统”落选后仍任监察院院长。这时，他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惠庆、章士钊等人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往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他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议，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议后，由于右任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右任遂未能成行。

周恩来闻知，对于右任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议》，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你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屈武到南京后向于右任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

周恩来的交代慢了一步。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共产党军队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军官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使他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因此于右任到了上海后，看到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他原本打算就留下不走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于右任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右任被“护送”至上海。25日，于右任被迫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于右任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右任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而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已于前几日去了成都。为此，于右任十分后悔，他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是早来几天，就见到夫人了。”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没有成功。

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不容他再考虑，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于右任不得不乘飞机飞往台湾。这一走，他就再没有机会回大陆。在台湾继续做了十五年的监察部门一把手，直到去世。

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这一人间离情绝唱。

8　在台湾的晚年岁月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随国民党政府来台后，蒋介石给于右任一个冷衙门坐，即监察部门一把手，在一党独大、以党领政的时代，监察部门有如无牙老虎。于右任任监察部门一把手，一干就是十五年，苦闷可想而知。他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部门一把手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仍留任。

于是他寄情书法，而且对各界的求字大多来者不拒，在三十多年前，坊间不少招牌都是于右任题的。但也有例外，一是倚仗权势的宋子文，还有就是他看不顺眼的官员，这些人求字他从不给。

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他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对联：“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由于他的字值钱，到台后颇有一些落魄文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要“严惩”，于右任关照“不要为难他们”。甚而连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也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一点也不恼，让店家把假冒招牌摘下，为他重题了一幅。店家送一大笔润金，于右任拒收，店主嗟叹不已。

这十五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部门一把手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他在1953年监察部门年度总检讨会上曾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这些话中，可以想见他当监察部门一把手的心绪。

但是于右任不愿做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他带领的监察主管部门迁台后曾弹劾的两名最高官员是前代“总统”李宗仁与前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此外，还有1955年影响较大的“孙立人案”。当时的监察部门一把手都是于右任。

1952年1月监察主管部门通过了弹劾李宗仁案。由于1949年停止行使“总统”职务的蒋介石当时已“复行视事”，1954年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罢免李宗仁的提案，理由是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违法失职”。

1955年，与台湾当局组织陈诚领导的“九人小组”调查原“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孙立人部属涉及间谍案及兵变的同时，监察主管部门陶百川等5人自行发动调查，其调查结果与台湾当局方面极为不同。监察主管部门报告认为孙立人案子虚乌有。

回顾半世纪前台湾的政治肃杀的环境，监察主管部门如螳臂挡车般地对抗行政权，“监察之父”于右任与蒋介石抗衡，同意安全委员会推举曹启文、萧一山、王枕华3人以及会外监委陶百川、余俊贤共组5人调查小组还原真相，5人并上书蒋介石犯颜直谏。该报告由于过于敏感，与当局意旨不合，事后被列为机密封存，直到1988年才重见天日。孙立人由于陈诚领导的9人小组的不实报告，遭到有关方面“管束”其行动达三十余年。

但“监委”仍针对行政当局引用有关规定，即所谓“侦查不公开”，拒绝除当事人孙立人将军外，郭廷亮等主要嫌犯接受“监委”当面询问，与行政当局会商解决；并要求监察主管部门、安全及“司法”两委员会切实注意军法局有无违失之处，终于让孙立人有生之年，含冤最后得雪，获得平反，于右任长期的关注与维持功不可没。

在“监院”弹劾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事件中，蒋介石等已发现这个惩戒制度不可行，要改变对行政权的不利情势，于右任反对最力，与蒋介石唱对台戏，引起蒋的不快，痛批于右任“到底还有‘党国’观念无？”于却不为所动答道：“我是‘国民’后才是党员。”

蒋批评在那个时代，行政当局一把手纵使所有“立法委员”都排斥他，他也不必辞职，位高隆尊。可是几个“监察委员”弹劾，因几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受撤职惩戒处分，就可以被反对党弹劾而集体下台，所以这个制度有问题，当局曾提出政务官惩戒条例草案，对政务官的惩戒想要用另一种方式来严格地加以限制，使政务官不容易受撤职之处分，草案送到立法主管部门，立法主管部门内的委员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等，皆持反对立场，嗣后，当局只好撤回此一草案。

但是，蒋介石知道后非常不悦，在公开会议中声称都是于右任在后面煽的火，并当面斥责于右任的不是，这对于右任打击甚大！然而于右任并不惧怕威权，他把民国比诸清朝，把蒋介石比诸“亡国之君”，道出许多高见，也有以此回敬蒋介石的意味。

于右任认为，清王朝必然垮台的原因有三：“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翻成白话文，大意是：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国家呈败落之象。国家与民众争利。公共财产归权贵私有。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翻成白话文，大意是：行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不能受到惩处，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只顾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社会道德极其败坏。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宵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翻成白话文，大意是：腐败政权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外强“窥伺”中华，伺机捞取好处；“宵小”（贪官、小人）拨弄是非，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勉强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进来，用金钱收买国内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的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使社会不败亡？

于右任先生从以上三点看到了清王朝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完全被他言中了。当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清朝就在武昌几个士兵走火的枪声中轰然倒台了。

尽管于右任讲这三点“恶因”在当时完全是针对清王朝的，但事实上，当他所归属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垮台时，于右任相信蒋介石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难道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不也是这三条吗？

毕竟两蒋在台无人能及，于老也无可奈何，监察主管部门受到蒋氏父子的侵权，早已变得无权无势，只能聊备一格。又依据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有关审查预算的权力，本属于民意机构之职掌。因此对于行政当局违规编列预算，最有效与直接的制衡机制，就是立法主管部门。所以民意机构如果放弃把关的责任，想依赖监察主管部门行使纠正权、纠举权或弹劾权来制衡行政权，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一方面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当局主要是对立法主管部门院负责，监察主管部门最多是对行政当局及其官员的违法或失职进行纠弹，在行使职权时不能逾越立法与司法权的范围；另一方面，当时的“监察委员”是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经立法主管部门同意后而任命，因此难以完全跳脱政党利益的纠葛；最后，即便是监察主管部门想有一番作为，对“事”也只能行使“纠正权”，根本拘束不了行政当局。所以，与其期待监察主管部门的努力，倒不如要求民意机构作出更积极与强势的监督。毕竟，行政当局违法编列预算，如果没有立法主管部门的放水，这些违法预算还是很难通过的；如果连民意机构都不想管了，那能期待监察主管部门作出什么积极的作为？

行政当局与监察主管部门的关系也让监察主管部门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从此以后，他不再打老虎，也不打苍蝇了，整天寄情书法诗词，每天去监察主管部门纯粹批阅公文，且都只批“是”、“行”、“商”、“阅”等单字。他看破官场，不再书写建议，所以就再没有两个字以上的批阅了，十分可惜啊！

于右任只有在字里行间寄托希望，他给监察主管部门写的草书《黄州》，是宋朝诗人陆游所作，描写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被恶御史诬陷迫害，流放到黄州的故事。于右任被称为“监察之父”，可能是借这首史诗提醒监察主管部门的后进，不能自编派系，陷害忠良。

古人早就看出通常人们很容易有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故有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民要有开阔的眼界，要看到自己根本的长远的利益，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就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就不能只看眼前的这狭小的空间。

于右任是一个坚持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者，坚决反对蒋家偏安台湾，或借着美国人的势力搞割据。他去台湾后，看到蒋介石“反攻”不成有意培养儿子蒋经国接班，蒋经国没本事继续其老子“反攻大陆”的“伟业”，只打算偏安一隅。于右任担心中华民族难以统一，特地书赠蒋经国一副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显然他是希望蒋经国不要像其父亲一样，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只想在台湾搞小朝廷，搞传宗接代，而要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周恩来总理生前称赞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

回顾往事，于老可谓是高瞻远瞩、预知未来，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早就失去信心，也预知了自己必会客死异乡。

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当局一直宣称要“反攻大陆”。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还是继续喊着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时候，蒋经国提出了一句暗示性的口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面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跟“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意思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解读便可以发现，蒋经国已经没有坚持要用武力的方式“反攻大陆”了。

但是兄弟阋墙于内御敌于外，当年于右任先生题赠经国的那副联语，意思是要经国先生别忘了海峡对面的亲人同胞，至今仍可作为我辈的座右铭。

20世纪80年代，祖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华裔美国人陈香梅是廖承志堂妹的女儿，那时候已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打拼，在美国商界、政界都站稳了脚跟，并进入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很好。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就在这次会见中，廖承志拿出了那些照片，他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然而蒋经国终其一生未能回到奉化老家。于右任赠蒋经国的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还是没能实现。

两岸隔海峡而治，让于老忧愤万分，何时和平统一没有答案。暮年，于先生深恨祖国处于分裂状态，自己不能叶落归根，深念失散多年的祖国大陆的亲人，抱遗憾而痛苦。

所以，他的《望大陆》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1962年，他已八十三岁，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不得不考虑后事：“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962年1月12日的日记）之后不久，于右任先生在日记本中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全诗共三小节，主要写诗人想象去世后站在台湾的高山顶上望祖国大陆、望故乡的所见所想。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回答中外记者关于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曾深情地表示，“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想起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

祖国统一是诗人一生志在追求的目标。这首感动人心的诗是国民党三朝元老于佑任先生的临终之作，正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历经了两党之争的国民党元老，心里很清楚，两岸再怎么吵，也是一家人，一家人不管怎么乱，最终还是要一笑泯恩仇的，包括蒋介石也不过如此。

叶落不能归根，真乃人生一大憾事。第一节，起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是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安葬意愿，直白而深沉。“望我大陆”紧承上句，道出作者想如此安葬的缘起和目的。“大陆”前加一“我”字，体现了于先生台海两岸是一家的观念，虽然身在台湾，但是祖国大陆也是“我”的，传达出强烈的爱国感情。

谁“望”呢？是作者的魂魄！祖国大陆令作者如此倾心，以至于死后的魂魄也要去望！死后尚且如此，活着时当然无时无刻不牵挂！这是一份多么执著的苦恋啊！这里，诗人还给我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会神游祖国大陆，那滚滚向前的千里黄河，那屹立而不倒的万里长城，那勤劳勇敢的人民……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诗人的魂魄在台湾最高的山顶上，凝神远望，可是，他总望不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大陆，哪怕是一点点的影子！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有涕泗滂沱，放声恸哭。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生不能相依，但死后化蝶相依；而于先生，生时眼不能见大陆，死后魂魄依然不能见大陆，这是怎样深重的遗憾！魂魄不是很神奇吗？怎么竟然连祖国大陆都望不见？中国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有怎样深远的阻隔！这两句表面上是满腔的痛苦和遗憾，骨子里却是无尽的对分裂制造者的愤慨。

第二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交代了安葬在高山之上的另一个目的——望见故乡。客居台湾十几年怎能不思念陕西老家？怎能不思念结发妻子？怎能不思念失散的骨肉？何况诗人此时已是垂垂老矣！叶落归根，狐死首丘，要知道，人越年老越想回老家。故乡的亲友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吗？故乡人民的生活还是他曾知道的那样贫困吗？那些亲手建设的水利工程年久了还能为人民造福吗？他支持关怀的教育事业有无巨大发展呢？故乡的一草一木……然而，“故乡不可见兮”，死后的魂魄依然不能望见故乡，欲归不能，欲聚不成，多么遗憾！一个游子离开亲人和故乡几十年的羁旅之苦，一个游子客死他乡的悲哀尽显无余。所以说，“永不能忘”表达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刻骨铭心的痛。

尽管思乡之苦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主题，但是于先生的这节诗不同寻常，有大大超越前人的内涵。作者孤魂永不归！我们不禁会问“此何人哉？”这节诗不仅写出个人之哀，更引人思考造成此种哀苦的根由——祖国不统一。作者说“我之故乡是祖国大陆”，所以，我们不能把这节里的“故乡”简单认为只是指他的陕西老家，所以说他的思乡之情比一般之人大气许多。

余光中先生在《乡愁》诗中写道：“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于右任这节诗所传达的感情要比余光中的“乡愁”更浓烈。

前两节两次出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在这两句里作者对死亡没有丝毫恐惧，祖国占去了他整个灵魂，祖国的统一成了诗人牵挂的一切。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可作为本诗的注释。它们表达了同一种精神。前两节既明写了情，又暗写了事，给人强烈的震撼。

接下来再看，本想望见的故乡都是望而不见，但这并不是说一无所见。第三节，“天苍苍，野茫茫”正是作者想象中所见，景象苍茫、空旷。这两句本是成句，从手法看是用典。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敕勒川》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写了西北大草原的景色，表现了牧民们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经过1000多年的传诵，已经积淀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热爱家乡的代名词。试想，诗人在用这两句描述所见时，能不自然联想到、思念着远在西北的老家吗？此两句景中寓情。

“山之上，国有殇”一句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殇”字解为名词，《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这个“殇”指不能归故里的魂魄。“国有殇”化用了屈原《九歌·国殇》中“国殇”一词，“国殇”指为国死难者，南朝诗人鲍照《出自蓟北门行》云“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可为印证。“国有殇”即“有国殇”，意为：有一个为国死难者。为国死难者当然是指作者本人。于右任作为辛亥元老，自比为主义献身之战士，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以“国殇”来自况，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强烈的爱国心和深沉的悲憾。他悲憾于报国的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悲憾于自己客死他乡，悲憾于祖国的分裂。

面对个人遭遇与国家现状，他定然是死不瞑目！而他个人的悲哀也正是国家的悲哀。若国家统一，他岂能客死台湾？若政治清明，他岂能壮志未酬？“国有殇”在篇末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前文炽热情感的彻底喷发，是杜鹃啼血式的悲鸣。

第三节用短短四句描绘了一幅图景：一个为国而死的魂灵站在一片空阔里，他孤零零、眼巴巴、泪汪汪的。整个意境是寂寥凄凉的。背景衬托人物，空阔的背景越发使他显得渺小、孤寂与可怜。这一节有景有情，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这首诗虽然短小，但艺术水平极高。

第一，这首诗在构思方面以虚写实，情、景、事有机结合。作者设想安葬，想象死后魂魄远望，想象魂魄恸哭，想象远望之景，想象孤魂寂寥，这些都是虚写，实际上表现生前活着时的痛苦。作者明确实写了自己的悲哀情感，暗示虚写了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现状。读者可以通过诗中明确的抒情，在头脑里再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慷慨悲壮的主人公形象。

第二，此诗在音韵节奏方面特点突出，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句式上，长短错落，读来时慢时快，恰当地表达了悲壮之情。

前两节采用了重章复沓的手法，具有很强的咏叹意味。“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反复出现，表达出愿望的迫切与郑重。诗中的“兮”字起到了调整语速、渲染感情的作用。“大陆不可见兮”、“故乡不可见兮”中“兮”表达了无限的失望与遗憾。这两节中还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大陆”、“故乡”的意象接连而出，表现诗人一心系之之情。从情感发展上看，“望我大陆”所传达的情与“大陆不可见兮”所传达的情又截然不同，构成突转，发人深思。

第三节每句三字，音步一致，节奏分明。四句诗紧锣密鼓式地排列，读来沉郁顿挫。前两句使用叠音词“苍苍”、“茫茫”，渲染了景象的寥廓，音韵上也具有美感。

整首诗押韵鲜明。首节二四句“陆”、“哭”押“u”韵，低沉郁闷。后两节押“ang”韵，末节还句句押韵，浑厚慷慨。

第三，全诗用语自然生动。如“高”字，出语自然天成，而富于哲理，耐人咀嚼。站得越高，望得越远，这是常识。诗人一定希望葬得更高些，那样会望得更远，了解更多，更能缓解思恋之苦，满足思恋之需。作者情之急、情之浓全被这一字道出。

《望大陆》，声声切，字字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曾以“情激山河的千古绝唱，令世界中华儿女裂腹恸心”来评价，可谓贴切。

于右任先生在久等而最终未看到祖国统一的含恨中去世了，叶落未能归根，国家尚未统一，令人不胜痛惜。其爱国诗作《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是先生在台北谢世之后。

他的这首哀歌震撼着中华民族。愿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殷海光：揭穿皇帝的新衣

殷海光教授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非常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却因不能见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而被以极为卑劣的手段围剿，最后他被迫离开已任教十余年的台湾大学，成为当年最轰动、最受海内外瞩目的学术迫害事件。

1　殷海光其人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海光是其在抗战结束后踏入出版界时使用的笔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1919年12月5日，他降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回龙山镇殷家楼村的一个传教士家庭。

十三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进入武昌中学念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一位独占鳌头的好学生，而是一位桀骜不驯的“坏学生”，读书非常任性，有几科功课不及格。他自幼年起，就是一位非常喜爱自由且任性发展的人。在武昌的中学念书时，他往往对喜欢的功课孜孜不倦，因此成绩特别好，反之则常不及格。为了这件事，他的父亲曾经一度认为他“不堪造就”，决定把他送到外面当学徒。就这样，殷海光被带到汉口去，在一间食品店开始学徒生涯。

起初，他以学徒的工作甚感羞愧，深怕旧日的同学看见；没想到，某一天他旧时的同学们恰巧结伴光顾了这家食品店，顿时使他无地自容。

历经八个月之久，殷深知“自己不是走这一条路子的人”，于是决心离开。终于，他努力打工存够旅费后，不辞而别地离开汉口，回到老家黄冈。

由于受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的影响，殷海光醉心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爱屋及乌地惊羡于逻辑的力量。当时，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乡从北平带给他一本厚厚的逻辑书，书中弯弯曲曲的符号让这位少年着了迷。这就是由金岳霖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逻辑》。因此，可以说殷海光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早。殷海光从小喜欢思考与写作，十六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是受到当时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的影响。

仔细分析他对哲学的探索，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受一股求知热望的驱使，受一种对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驱策”，他直接致信金岳霖，希望有更多收获。结果远远超出他的期待，大教授不仅回信答复了他的问题，还表示欣赏其见解，同时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这段学术史上的佳话开启了金、殷二人以后长期的师生之谊的大门。

金的长者风范极大地鼓励了渴望求知的殷海光，他更加着迷于介绍逻辑和哲学的书籍。1935年，十六岁的殷海光订购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如获至宝，仔细读完这本书后，他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一个中学生，在几门功课不及格的情形下，居然要翻译一本与高中功课毫无关系的大学用书，这种举动自然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还好，他中学的老师很支持他。于是，在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学术上的尝试。经过历时半年的努力，他将这本厚达417页、总共约40万字的书译成中文，并写出了15000字的“译者引语”，于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1936年高中毕业，殷海光便到北平，亲自向金岳霖、熊十力等人问学。不过，直到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他才正式师从金岳霖。

殷海光师从金岳霖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第一次到北平金岳霖的书房时，殷海光相当诧异：金的书架上歪歪斜斜地放着二三十本书，心想为何如此而已？这和他所想象的学者藏书应该是堆积如山的情形大不相同。等到两人日渐熟稔后，殷海光鼓起勇气谈起此事，金岳霖才向他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

我们一提到殷海光，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义。确实，殷海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象征。这当然没错，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殷海光转向自由主义是很晚的事情。此前，他的学术兴趣完全在逻辑学上，尽管他在逻辑学研究上并没有作出像他的老师金岳霖那样惊人的成绩。

在此之前，他还将“译者引语”的主要内容改写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由金岳霖推荐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位前辈，十七岁的殷海光毫无惧色，对大学者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人的著述逐一进行了点评。

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在金岳霖的鼓励下北上求学。由于没能赶上当年的入学考试，他只能住下来等来年再考。他所带的旅资极为有限，在北平的生活差不多全靠金岳霖维持。但他在北平这一年的经历对他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他每周和金岳霖见面一次，一起吃饭，谈学问。不知不觉中，大师的风范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少年。

与金岳霖相知甚深的冯友兰曾这样评价金岳霖：“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

殷海光一生都记得他第一次和金岳霖见面时的情景。但是，他以年少者的轻狂，谈起话来满口都是“我认为一定怎样……”、“我敢说如何……”，但金岳霖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时总是说“如果怎样，那么怎样”，“或者……”，“可能……”。大学者的谦逊令年少的殷海光大为感动。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始享大名的哥德尔，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听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师生之间竟可以这样相处！今天，当我们展读殷海光和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书信集时，我们常常会感叹他们师生之间率真的情感流露和亦师亦友的平等关系。殊不知，这种融洽、真挚的种子早在殷海光还是一个少年时即已种下。

就在1937年夏天殷海光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的大学梦化为了泡影。金岳霖给了他50元钱，作为返乡的路费。就这样，在北平住了差不多一年后，殷海光回到了故乡。次年春天，当获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时，殷海光又决定前往昆明求学，继续追随金先生。

1938年，殷海光入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之后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七年漫长的岁月。这期间，他接触最多的人当然还是金岳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后的岁月，殷海光提及金岳霖时更多的是老师对自己人格的塑造，而不是学业上的帮助。其实，这中间包含着他说不出的无奈。

殷海光终生引以为憾的，是在这段宝贵的青年时代，他没有能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入校园内的种种政治活动。他曾经感慨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

2　从讴歌者到诤友

殷海光大学毕业后，曾于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1945年当时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却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成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抗战，远赴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但在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抗战结束初期，殷海光由于以言词激烈的“反共”著作，深获国民党内高层注意，经徐复观的引荐，他曾一度蒙蒋介石召见。

殷海光不是当兵的料，他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很明显，这段时间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压倒了他对学术的兴趣。

前面说过，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中央”日报》，不久任主笔。《“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殷海光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并担任极重要的主笔一职，这显然与他当时极端的政治立场有关。

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者转变为国民党的诤友。据殷海光自己的回忆，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由灯红酒绿、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战场，面对的是“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心动神伤之余，他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且“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这时的他“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他的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作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

由于殷海光如此右倾，他年轻时为左翼青年所不齿。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总会表现得激进一些。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运动中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祖国大陆的李慎之。

左翼愤青李慎之晚年提到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

“反动学生”这顶帽子扣在殷海光头上似乎过重了点，其实严格说来，殷海光在祖国大陆时期纯粹是“书生论政”。1946年，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殷海光亦追随东下，进入《“中央”日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经历过短暂的卖文生涯。同一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不久又兼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殷海光接触到一般大众所不清楚的真相，渐渐对国民党统治产生的疑虑，成为日后他对其政权勇于批判的远因。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反共”的立场虽并未改变，但国民党这尊政治偶像却已破灭。尤有甚者，殷海光对“第三条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

殷海光怎敢在党报写如此“放肆”的社论？他不知道严重的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殷海光在良心与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据说，此文经《大公报》转载后，士林传诵一时。

其实，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国民党来拷问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对国民党的期望和支持，因为就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

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主义为支撑的爱国者，因此，他在祖国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国民党不太合拍了。

在到台湾之前，殷海光就明白“国民党政权是建立于党阀、军阀、财阀和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到了台湾之后，他更目睹“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是无根的人，为了苟且偷生，他们只有依附权势”。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并曾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他离开祖国大陆的原因，除了一贯的“反动”外，还有对国民党寄予了重生的希望。他和不少年轻人都天真地以为，国民党因全面败退而该痛定思痛了。因此，他自居改革派，对政治指指点点。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仁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殷海光在前往台大教书的同时就介入了《自由中国》的筹备工作，随着刊物的成立，他列为编辑部成员之一。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

3　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向

殷海光思想立场的真正转变是在1952—1953年。在此期间，他通过标举西方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英雄来拷问自己，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媒就是他对哈耶克的“发现”。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从此，他就和哈耶克结下了不解之缘。

殷海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哈耶克，输入了自由主义的学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力行。尽管早在《自由中国》创刊初期，殷海光就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度过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已经无力“启导大家，扭转乾坤，再造一个新时代”。

回到现实面，逃到台湾后的殷海光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刚开始还满以为国民党经过痛定思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新格局，没想到一切依然故我，陈腔滥调，遇事敷衍。他自觉不能扭转风气，但他“又不肯流俗”。所谓“流俗”，就是通过溜须拍马，混个一官半职，然后离开台湾一走了之。良知和个性让殷海光做不来这种下三滥的举动。于是，他决定放弃《“中央”日报》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

4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离开政治圈也是他的愿望，他看中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据时代创办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1月，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台大气象一新。同年8月，殷海光只身来到台湾大学，径直到校长室找到傅斯年，欲谋求一份教职。正好学校需要一个教逻辑的教师，当下一拍即合。1949年，殷海光担任台大讲师，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

刚到台大，殷海光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他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这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连傅斯年也给惊动了。当傅校长问他为什么打分这么严苛时，殷海光振振有词，“我不过分，这是照卷子给的分数”，而且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尽管殷海光给分数这么严，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殷海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锐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以及从金岳霖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为师之道对学生有亲和力外，殷海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演讲。他的学生陈鼓应甚至认为，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讲。在台大校园，殷海光是公开演讲次数最多的人，每次演讲都可用“轰动”，甚至“疯狂”来形容。据刘福增回忆，殷海光的演讲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严肃的固然叫好，轻松的更是叫座。有一次，台大的大学论坛社请他讲“恋爱的分析”。一时间，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主讲人都无法走进去。后来，同学只好把殷海光高抬“pass”到讲台，玻璃都被挤破了几块。

演讲一开始，殷海光指着“恋爱”两字说：“这是吃荤的。”又指着“分析”两字说：“这是吃素的。”接着说：“‘恋爱’是各位所喜欢的，‘分析’是我所感兴趣的。”在这个演讲最后，他引了杜秋娘的诗句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在演讲前后，学生们像迎神一样在教室外大放鞭炮，欢笑不已。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曾总结：“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另一位学生张灏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殷先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当时“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5　创办刊物，倡导自由

虽然身在台大，但是殷海光的政治热忱始终未歇，他仍然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想修己及人，但更渴望兼济天下。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自由中国》鼓吹民主、自由，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春在上海筹办，同年11月在台北正式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推举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自由中国》杂志虽标榜“自由”，但其“官方”色彩极为浓厚，有人甚至将它看作国民党在困境中试图以新形象来争取内外支持的宣传刊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中国》和徐复观在香港主持的《民主评论》共同构成了祖国大陆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两个发言平台。

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因胡适不在台湾，而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

他看到蒋氏父子败退到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

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政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政策”。

1954年，殷海光以访问学者名义赴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一年后殷海光回到台湾，一面在台大任教，另一方面为《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坚持以笔的力量来对抗言论思想禁制。

1957年，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

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其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丑事。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

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成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因经常狠批时政以致最终引起当权者的不满。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蒋介石面对这波要民主的笔阵仓皇失措，他在大骂一通胡适、民主党派领导人等这些在祖国大陆时期的老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台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就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

早在1954年底，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雷震的国民党党籍被注销。当殷海光听到这一消息后，曾以后学名义致信雷震：“欣闻老前辈断尾，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断尾”一词用得绝妙，它表明殷海光已经相当自觉地要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要从以前的克制忍让转向批判。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

6　立志做启蒙人物

殷海光一直以“五四之子”自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作为“五四后期的人物”，他夹在五四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思想的光芒被遮蔽在五四一代的阴影之中，与下一代在心灵上的沟通又因代际的关系而遭阻隔。

“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但殷海光并未被时代的浪潮所打倒，尽管他也失望、彷徨，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希望，他挣扎着摸索自己前行的路，并希望自己的摸索能成为下一代前行的资粮。他的挣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永远的见证，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在雷震案之后，刚过四十的殷海光似乎真的是“不惑”了，历尽沧桑的他对于现实政治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激情。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术。在研究之余，他将希望寄托于青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做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平心而论，他的这番话其实是他20世纪60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祖国大陆时的“反动学生”到台湾变成了台湾的“反动教授”，这个转变是重要的。虽然都是在要求高层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给人民自由，但他不再以当局中的一员的身份来考虑问题了，他是以在野的身份思考中国人的前途。

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批判色彩。而在此过程中担当大任的殷海光，也一改几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国》的最前台。

《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殷海光为这组文章所写的“代绪论”。文章劈头就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偏偏不能说真话。国民党以官方为“真理的标准”，正是这一政策遮蔽了社会机体里业已潜埋的种种危机。在文章的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从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殷海光执笔的文字除了“代绪论”之外还有多篇。《我们的教育》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导致台湾的教育“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清朝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

殷海光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尖锐，曾引起不小的波澜。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则是所谓“反攻大陆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关键提了出来。这在当时的台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在嘴边。所谓“反攻”其实是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这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不干了，官方给《自由中国》戴上提倡“反攻无望论”的大帽子，认为这样的言论，影响民心士气，要对《自由中国》予以停刊处分，必要时还可抓人；进而说，这篇文章符合国际阴谋。其他报纸的反应也几乎是一边倒，《联合报》、《自立晚报》等报纸分别撰文围攻殷海光。针对国民党官方的诋毁，殷海光又另著一文，予以辩驳。

殷海光是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又如同当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为《自由中国》执笔时，因触及蒋介石的敏感问题，被雷震退回。然而，殷海光后来对于所谓的“反攻大陆”一事，再度挑战台湾当局的底线，殷仍坚持他的立场，为自己的言论自由、为此书的出版自由奋战到底。

知名作家李敖回忆，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了霉。他说：“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光发热，引领风骚。当时作家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所创办的《时与潮》杂志，屡屡刊出殷海光的文章，因此尽管他受到威权体制的折磨，但齐世英的这种支持不啻雪中送炭。

好景不长，1967年以后读者就没有再看到殷海光的文章。原来1966年是殷海光的生命史上最艰困的一年。先是教育主管部门一纸公文，要将他调离台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光哲认为，这等举措，其实是要“调虎离山”，让这位当时在台大广受爱戴的老师，失去接触学生的机会。

7　力挺雷震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对殷海光个人而言，他不仅丧失了一个公开评论时政、正面推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平台，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案发当天，他和《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如同困在一个个小小的孤岛，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他没有和其他同仁一起被捕，多少也算“侥幸”。

海外知名的文学家聂华苓听说雷震被捕，第一反应就是问殷海光是否也被抓走了，她在回忆当时的恐怖情景时说：“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

雷震被抓，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发表声明，愿为所写社论负起法律责任。

民间的反弹也很强烈。虽然人们并不知道“雷震案”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雷震的好友宋文明为减轻雷震的“罪名”，联名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表示愿承担他们自己所有文章的言论责任，并抨击国民党的不实之词。

9月28日起，殷海光陆续发表《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雷震并没有倒》等文，为雷震声援辩护。10月8日军法宣判雷震触犯了“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两大罪行。《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渐行渐远以致针尖对麦芒自然不能见容于国民党。

在筹组反对党的雷震被捕之后，殷海光写道，我们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国民党是“天无二日，地无二党”。殷海光生前最后一篇政论文是《解剖国民党》，直指蒋介石是没穿衣服的皇帝，国民党是“次级极权主义政权”。

事实上，据后来解密的有关方面的档案，当时“雨田项目小组”（即雷震项目小组，“雨田”即“雷”）曾设计了两种方案，在《雨田项目起诉书假作业构想之说明》（甲）中，即指明雷震与殷海光同为打击对象。聂华苓的担心并非多余。

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险置之度外。从10月1日到16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进行抗争，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这样写道：“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屋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一群人处在同一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些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在整个雷震案前后，殷海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的友人章清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谓一语中的。追踪殷海光一生奋斗的历程，不论是求学、从军，还是供职、教书期间，这种人格力量始终显现着。

那么，是什么使殷海光具备了这种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学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中的回忆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答：“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之融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民主而呼吁。”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并认为其道出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林毓生认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这实是对殷海光人格和行为意义的最扼要公正的评价。

8　国民党的围剿与迫害

雷震被关，殷海光也没好日子过，殷海光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力。1960年，因为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季刊》推崇殷海光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蒋介石政权身边的御用学者因而发动了一场围剿。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实的事件，于是决心置之不理”。这个阶段的围剿模式，好几年后也曾使用在当时的“监察委员”陶百川身上。

围剿行动不但将他贬为“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台者”、“知识诈欺者”，最后还极为恶劣地祭出红帽子，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他形容这种情形说：“人的名誉毫无保障，甚至人的尊严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边缘。”

1964年6月，迫害行动危及他的基本生活，国民党政权停掉了他每月60美元的“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着，又查禁他交由文星书店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

这种断绝生活来源的下三滥手段，目的不外乎将他赶出台大。

事情要从1966年7月台大由于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转任教育主管部门的委员说起。1966年初，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国会听证会中作证支持中共，蒋介石政权遂发动台湾的御用学人联署批驳的声明，台大的党务人员亲自到殷海光家请他联署，被他拒绝，“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这次爆发就是蒋介石政权有关单位高层前述秘密会议所作的决定。台大将教育主管部门的公文转给殷海光的时候，却被他拒绝接受，事隔三天，蒋政权竟然毫不掩饰地动员警备总司令部约谈他。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1966年8月3日召开了一个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特务机关等单位一把手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确定了将殷海光赶离台大的方式，教育主管部门在隔天完成内部作业，8月5日发文给台大，殷海光在8月7日接到了口头通知。

8月7日那天下午，台大哲学系主任先口头告诉殷海光：“教育主管部门来了一个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主管部门去任职。”这样，来自最高决策的意志决定了殷海光的命运。他被赶出了台湾大学，失去了教职，文章不让发表，著作不让出版，被特务监视着生活，不让离台、不让见外国人，跟朋友的往来也降低到最低程度。“反动教授”再度变为“反动思想家”。

殷海光当时就很清楚地说：“这是调虎离山，不要我在台湾大学待下去。”到了8月9日，台大才把教育主管部门的公文转给他。8月12日，警备总部出动3名高阶特务对他进行问话，并且强迫他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但他并未屈服于特务的恫吓，仍然坚持不接受，特务因为他是知名学者而不敢多加留难。25日，警备总部又派了更高层级的官员，带着教育主管部门聘书到他家，明白地告诉他：“政府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殷海光照样没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面，双方约定“课表照排，但终止上课”，也就是说，他与台大的实际关系已经结束，但形式关系则维持到1967年7月为止。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9月间，蒋政权又派了两名高级党务干部到他家，软硬兼施地要求他务必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他形容这种情形是：“像恶霸一样，强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们掩饰。”结果，这两位党干被他狠狠地骂出家门。

不久，国际知名的学术泰斗哈耶克教授来台访问，殷海光过去曾与他聚谈过一次，他这次也希望能与殷海光再见面。然而，蒋政权竟然派特务警告殷海光，不得参加哈耶克的会议和聚会。这种形同软禁的限制其实从7月间就已开始，特务如影随形的监视持续达两年之久。

他的夫人夏君璐回忆说出一段往事，一是那时台湾当局不让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却硬要他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殷海光以手捶桌，高喊：“我用生命打赌，绝对不接受聘书！”因为他不想再回国民党体制内做国民党的官。

李敖说，当时国民党民意代表叫做胡秋原的还落井下石，他写信给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说是殷海光没有资格在台湾大学教书，要求台大勒令殷海光停止授课；国民党开始整他，就千方百计不让他在台湾大学教书，把他逼走。台大当局告诉他，再聘一年以后，就不聘了，另一方面治安机关又在门口看着他。

结果，哲学系功课表公布出来，殷海光开什么课照样公布，可是学生呢，不被允许选他的课，殷海光也不能教书，学校只是给他一点干薪，所以殷海光很呕气，整天愁眉苦脸。被台大整了，警备总部也整他，国民党的治安单位也整他，三个单位联合起来，在他家门口跟踪他。

殷海光夫人在序言中说：“殷海光被国民党围剿逼害，特务守在我们家大门外，岁岁过着恐惧担忧的日子。接着殷海光患胃癌，主治及手术医师说他只能活六个月，国民党仍不让他去哈佛大学做研究员。”而报上还有一片国民党文人的叫骂围剿声。殷海光悲凉地说，历史上“赵高指鹿为马不过偶一为之，但今日我们在台湾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组织的‘赵高’，颠倒黑白，罔顾是非”。在被台大解除教职（台大永远的耻辱）后，贫病交迫中，殷海光才五十岁就去世了。殷夫人感叹道：“我们的不幸和牺牲值得吗？”看到世界民主的潮流，殷夫人得出结论说，“是值得的”。

但是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必然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来，交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地逼迫殷海光辞职，同时监控孤立他。尤其是雷震案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殷海光的控制，可以以一事为例。

据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回忆：大约在1964年，他回到台大，“有一次，中国文化大学邀请我去作两次讲演，讲美国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第一次讲演中，殷先生来了。我讲完之后，殷第一个发言，问题好像是讲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其真正的立国精神何在。他说先说说他自己的观感，他说完之后我也再说了一些。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说我的第二次演讲因某种原因被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即当局对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开露面，有接触群众的可能性的时候，就马上被予以阻止”。

知名史学家许倬云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殷海光等被软禁，虽然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时刻监视着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李敖为证实殷海光被监禁迫害，还与原告胡秋原在法院互控诽谤。据说台大当局给胡秋原一个公函，说本校从未解聘殷海光先生。另外，警总也给胡秋原一个公函，说本部从未监控殷海光。因为正式公函有法律效力，法官问李敖说：“台大有没有解聘殷海光呀？”李敖说：“殷老师虽然有开课之名，但是，已经不能上课，形同解聘。”法官又问：“警总有没有派人监控殷海光呀？”李敖说：“每当我有事去看殷老师时，他家巷口都有人在那里，我总不能去问人家，‘请问你是哪一个单位呀？！’”

李敖又说：“殷海光老师，当年被迫害的经过，殷老师自己有记述。因为他在被迫害时，既未经过法律程序，也未留下解聘的证据，因此，他的家人未能获得任何补偿，在台湾，在自由的台湾，天理何在？！”

殷海光的学生赵天仪等最喜欢在殷海光老师家聚餐，享受师母做的美食，喝咖啡，是他们难忘的记忆。1961年罗素生日，殷海光老师邀请一些台大文学院的学生，在家里喝咖啡，赵天仪也是被邀请的研究生之一。有十位左右，男生女生都有。殷老师养了一只狗，如牧羊犬一样高大，取名为“领袖”，他指挥“领袖”也很有意思。在那一天，他提到在台湾需要来一个像五四一样的思想启蒙运动。

赵天仪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数学系的洪成完与他去造访殷海光老师，那时殷老师正被当局逼着要离开台大哲学系，他拟申请去美国也未获准。殷海光拿出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后重庆合照的相片，说这一张照片当年重庆街头就可以买得到，他说他当年也是一个法西斯青年，跟着蒋介石走，现在他了解中国只有走上民主、自由道路才有希望。他一边沉痛地说，一边流下眼泪，他说：“我要自由，我要更大的自由！”赵天仪说：“每当想起殷海光老师，含着泪光，呐喊‘我要自由，我要更大的自由！’我都不禁悲从中来。”

殷海光被蒋介石整得走投无路，连美国人也看不下去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离台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国教书谋生。几经周折，哈佛大学终于在1967年5月决定聘请殷海光到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国民党当局岂能让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当局也没有让他走。不过，哈佛方面寄来的在殷海光滞台期间的研究经费倒是帮他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

但是寄来的书却被管控了，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与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

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1968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

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用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

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他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承担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

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每当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一般人都会感到心灵的震动。

说到哈佛大学邀殷海光前往该校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这件事，台湾当局非但不允许其出境，还污蔑殷海光因言论带有“毒素”，因而再出重手将他逼离台大，与青年人隔离，随后凡是被冠以“殷海光的余孽”的台大哲学系教师也被停聘，人数之多几乎使哲学系关门。

殷海光去世前已陷绝地，但就是这样潜心著述、“形同隐居”的生活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作为《自由中国》“首席余孽”的殷海光已经失去了在校园公开演讲的自由，外出活动也常常有“尾巴”紧随。

不久，哈耶克教授来台湾访问，政府禁止殷海光与之晤谈，而且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双重折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病中嗜食芒果，并坚持阅读著作不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年后病逝。

1966年1月，耗费殷海光无数心血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此书是殷海光多年的研究心得。此书采用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及逻辑分析方法，讨论了19世纪以降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从世界架构的视野，检讨思索中国文化的前景。在书中，殷海光呼吁“道德的重建”，鼓舞知识人不畏威权，扛起道义责任的大纛。

当时殷海光的得意门生、“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正在美国留学，收到书以后，还写信告诉老师，他看到这部书，第一个感觉是“惊异于您最近功力之勤与深”，也认为“在大学念书的应该人手一册”。但到7月这部书就被警备总部以“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的理由查禁。

学界认为，一位以教学为职业、以著述为志业的殷海光，为了力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竟然遭受威权体制的无情镇压，失去教学舞台，也失去了发表思想、言论的自由。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打击，终于成为身体上受病罹疾的原因。三年后，殷海光以五十岁英年，告别了人间。

1966年7月，刚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被列入禁书之列是对殷海光重大的打击。这还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职也保不住了。在随后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按韦政通的说法，殷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来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对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认。

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斗志。在给徐传礼的信中，他就谈到：“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著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加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五年之久。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两年有余的殷海光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五十岁生日还有整整三个月。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

殷海光虽只活了五十岁，却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殷海光生病主要是被国民党气的，在被看管的那几年，他身体非常不适，写不了、也登不了任何奋发之作，他只有生闷气，每当泡澡完了，精神抖擞，就往那个巷口一喊：“那个帮国民党站岗监视的特务，滚！”

殷海光被软禁很呕气，在家里生闷气，一吃饭的时候就呆坐在那里。李敖回忆，殷老师啊，就骂蒋介石，骂了半天，筷子一丢，也不吃饭了，最后得胃癌死掉了。胃癌形成的原因很多，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情不高兴，哲学家得胃癌死掉，这是不相称的。如孔子所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他过世之后的第二年，坐牢十年的“政治犯”雷震出狱了。刚出狱，雷震就来殷家探视。夏君璐说，她仍记得身材魁梧的雷震一进门就大喊：“你的先生被蒋介石气死，我就没有！”当年他硬生生被蒋介石剥夺教职后，每天都坚持做点体力劳动。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的朋友不多。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

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台湾地区领导人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胡学古就是被派来做那事儿的特务，最终却成为他的朋友，胡学古是跟随国民党部队来台的湖南人，曾任职于世新大学，因投稿《自由中国》与雷震、殷海光成为好友。他受过高等教育，却被派来做跟踪殷海光的狗腿子，自己也不是滋味。

殷海光与雷震都在《自由中国》发表尖锐文章得罪蒋介石，雷震于1960年9月被捕后，警备总部又打算陷害殷海光，编了一个殷海光密谋暗杀蒋介石的故事，打算逮捕殷海光。而胡学古在特务堆里被排挤，几次惨遭上级同事的诬陷，想把他打入狱中，胡也无时无刻不想反击。特务想暗杀殷海光，所幸被胡学古识破而拒绝合作，殷海光得以保命，但胡学古却成了“代罪羔羊”。1964年6月2日，胡学古被警备总部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叛乱罪判刑七年，证据只是一把打不死人的枪。更令人痛心的是，他还在狱中被整瞎一只眼睛。因为胡学古是个大近视，却被指控与台大教授殷海光密谋刺杀蒋介石并担任枪手，他们的案件本身，其实也见证了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恐怖统治下胡乱制造政治案件的荒谬。

殷海光遭到国民党政权的高层的迫害，根据他自己所说的“基本原因”，是他二十年来“不接受专制制度，尤其不接受法西斯型模的思想”，“显然，这是借‘反共’和‘反攻’来维持残余权势的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9　自我定位：自由思想者

殷海光对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痛哉斯言！

虽然屡次掉入政治漩涡，但殷海光却比学院里的教授培养了更多的人才。他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沛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但他的独立人格、思想激情感染了几乎一代有青春理想的年轻人，如林毓生、李敖等。

1966年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这个犬儒时代的思想者因此在历史的纵深里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思想大师的地位。

殷海光在台北市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的家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立平房，如今已是一个被追思的景点。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呼吁自由的人，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1966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在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

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

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殷海光看到岛内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等人的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殷海光的学生赵天仪说最喜欢找老师聊天，因为殷海光老师讲课，主要的是知识的介绍；他的演讲，比较会提出他对时事的感受与粗浅的看法；他的聊天，则比较会说出他深藏在心里的话。

殷老师下课的时候，有些同学会找他聊天，有的坐在高丽草坪上跟他说话，有的在椰树边一起走一边跟他谈话。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马大勇，他抬头挺胸；另一位是哲学系的学生汪竞雄，他低头沉思。他们两位陪殷海光散步，是台大当年一个令人回味的风景。

但是受到殷海光的熏陶，同学们也变得“反动”了。同学汪竞雄以“历史漩涡论”的论文，获得台大哲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不幸的是，在他毕业不久，就因所谓的“思想问题”被关到牢狱，因他不承认自己思想有问题，也被关到绿岛的监狱。出狱后不久，他已丧失了认识别人的能力，连他的好友马大勇都不认识了，不久就病逝了。这是当年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的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殷海光这个人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真可看作是对殷海光出师未捷的最恰当的注脚。

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所关注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李敖夸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之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了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宣传上，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

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名记，如林毓生、颜元叔、陈鼓应、柏杨、李敖、龙应台、司马文武等。

“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说，殷海光是反映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期待台大出版的《殷海光全集》能为理解殷海光斯人斯行提供比较完美的史料基础，殷海光的精神遗产可以成为台湾走向更自由、民主社会的道路上生生不息的思想资源。

台湾中正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瑞麟表示，重新评价殷海光的思想成就，并不打算把殷海光抬举成完美或无可挑剔的思想家，殷海光没有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他是为了解决所面对的时代问题而独立运思，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思考所得预示了后来许多新发展。

李敖说，有人攻击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5个咬牙切齿的金刚：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绰号‘小疯狗’的李敖。”殷海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在台湾撒下了自由主义的火种，终于酿成了燎原之势。

桀骜不逊的李敖生平没有佩服过谁，但是他认为“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

李敖唯一批评恩师的是，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作抗争，这是李敖佩服他的地方。

同时，李敖认为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但是李敖说：“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

李敖认为，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他说，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殷海光跟他不一样，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向他们请教新的知识。李敖说：“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批评他，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的。”

许倬云也回忆了与殷海光的交往，觉得他太直了。他回忆他到殷家看望，殷海光就抱怨，发牢骚。殷海光说：“有什么好书？”许倬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许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许倬云认为殷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

许倬云透露，殷海光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把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是不会跟学生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许倬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许倬云去拜访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殷海光的疾病。

不过，许倬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当独裁者因权力而逐渐远离人性纯真的时候，会对别人炽热的人性怀着深沉的妒恨。和许多独裁者一样，蒋经国也喜欢对被他压迫的人施予个人恩惠。这种行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许倬云倾向于认为，这种施恩行为其实是为了羞辱反对者，而其动机则是上述的妒恨心理。

例如殷海光过世后，他太太的离台申请一直不被核准，甚至有特务到她家劝她打消离台的意念。后来在雷震的指点下，殷太太写信给蒋经国向他求情，才终于获准离台。雷震以他在统治核心中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你要离台，你一定要亲自写一封信给蒋经国。国民党的做法就是这样，希望你求他。你求他，他再放你，这样他就很有面子”。雷震的解释是统治者要“面子”。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统治者要反对者以实际的行为明白承认，谁才是真正掌握命运的人。谁是有权力的人，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然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和效法的。

殷海光以自由主义学者得大名，是其来台后，在《自由中国》及《文星》等杂志，发表一系列阐述宣扬民主自由的政论性文章之结果。殷海光是彼时岛内最重要的逻辑研究先驱，他除了引进当时岛外最先进的“逻辑实证论”思想外，对罗素、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亦相当注意。相对于彼时台湾非常封闭的学术环境言，殷海光引进了西方思想，无疑是为当时的学术界开启了对外接触的重要窗口。

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殷海光常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是“五四的儿子”，缘于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的浓厚情结，这使得他对宣扬五四精神非常重视。《自由中国》杂志上，有关五四的社论，大都是殷海光所写的。由于他对五四的憧憬及倾向西化的主张，所以到《文星》时期爆发了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之际，殷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被徐高阮、郑学稼、胡秋原等视为反蒋的幕后支持者。

其实，在当时政治统治高压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精神，不敢和统治当局对抗，有的甚至噤声依附，充当打手。但殷海光却能不迎合当局，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敢怒敢言的风骨和气节，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坦白地说，殷海光在学术专业领域，并没有了不起的创见，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终身信奉自由主义，且力图在实践上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以此影响当时整个台湾的学术信仰和社会风气。

直到临终前，他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一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殷海光的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佳脚注。总之，殷海光到台湾后，成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及最佳代言人。不过，很有趣的是，他本身的气质，既不民主，亦不宽容，甚至在论战场上还显得相当武断。

然而，这种一元价值的思想特色，在当时台湾封闭的思想环境中，反而使其主张别具另类价值的意义；在宣扬民主和科学的工作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无怪乎，他被誉为“五四之后，除了胡适，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信仰者张忠栋教授说得好：“胡适、雷震和殷海光，是三位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因胡适是继续反对独裁极权，反对守旧复古，并继续主张民主与科学；而殷海光则继承五四余绪，在《自由中国》上写了最多阐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至于雷震，他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历程中，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所以下场也最悲凉和最值得后人的同情。”

以上三人，年龄虽不同，性情也各异，身份背景亦有别，也因此，各有表现，也各有不同遭遇。但是，他们都曾共同坚持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于是才会因缘际会，成为同道，共同为战后台湾的民主思想来启蒙、来奉献，并为其而受苦、受难。

“如今，我们若能为过去那样的人设身处地地着想，则对于这三位不同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虽难免有不同的评断，或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平心而论，环顾今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家的表现，又有几人能够超越当年的雷震、殷海光或胡适？”这是自由主义者张忠栋教授晚年深刻的论断和感慨。

张忠栋教授的论断和感慨并非无的放矢，观之今日台湾诸多乱象，所谓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人敢秉持道德勇气，挺身而出？还有几人不畏于特定政治立场而针砭时局？因此，在当代台湾日益向下沉沦之际，犹能作狮子吼，或在台湾道德逐渐错乱沦丧的今天，犹能力挽狂澜者，若较之当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面对蒋家政权的压制所表现的铮铮铁骨，则其所标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不知其心中是否无愧。

台湾异议分子李筱峰非常怀念他一直未曾谋面的启蒙恩师殷海光教授，他写道：

前天（2007年12月5日）是殷海光教授八十九岁冥诞。殷海光是台湾民主运动史上的一盏明灯，也是启发我自由思想的启蒙师。

高中之前，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化教育下的法西斯狂徒，独裁者蒋介石是我当时的心中偶像。幸好上高中之后，我偶然在旧书店接触到已遭国民党停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当时雷震已在狱中，但他所创办的《自由中国》的文章却开始在我脑中发酵，我花了大半零用钱偷偷购买过期的《自由中国》来阅读，其中殷海光的文章对我震撼尤大。

从此这位自由思想家开始进入我的思维，我找来了殷教授的所有著作，开始“飙书”（包括轻松的《旅人小记》、严肃的《思想与方法》，以及遭国民党查禁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经由殷海光的作品，再触类旁通及于其他思想家如罗素、哈耶克等，我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逐渐脱胎换骨，开始走上追求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专制的道路。

……

殷海光提倡民主自由的言论，也为1960年雷震结合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筹组新政党提供了理论基础。可惜组党运动旋遭国民党当局高压，雷震等人被捕入狱。雷案爆发后，殷海光在《民主潮》继续振笔批判：“自古至今，多少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生命。这些人在当时不是曾被咬定为叛徒？然而，时过境迁，那些咬这些志士为叛徒的人们，却替历史留下了人类自私、愚蠢和黑暗的纪录。”

国民党政府当然容不下提倡自由、人权的殷海光，终于在1966年禁止殷海光在他任教的台大上课。翌年，殷教授罹患胃癌，两年后病逝台北。此时我正在台南就读高三，未及亲谒就教。然而，这位自由主义者不仅在认知上让我茅塞顿开，而且他耿介的风骨与志节，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