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13 日，国家卫健委表示，自 2018 年起，其联合相关部门合力推动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目前，总体见效的基本局面初步展现，学生近视早发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低度近视发展为中高度近视放缓。此篇文章首发于 2018 年 9 月的「偶尔治愈」。当时八部委联合出台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刚刚下发。希望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
其中以小学生最为明显，几乎是疫情前在线时长的 4 倍图源：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时间已经过去 3 年。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规模「云端」教学的开展，给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近日，卫健委公布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其中，6 岁儿童为 14.3%，小学生为 35.6%，初中生为 71.1%，高中生为 80.5%。比 2019 年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但与 2018 年相比，仍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启用「领导负责制」对抗近视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披露。在近视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祭出了「领导负责制」——「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近视防控工作。」
2018 年 9 月开学季，一份八部委联合出台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几乎同时下发。2018 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下发从工作计划制作的角度看，阵仗强大，相关的责任部门一个不落：还有一个 5 年奋斗目标——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中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严重的近视危机，这是无数数据证明的事实。2015 年发布的《国民健康视觉报告》指出：目前，中国 5 岁以上的人口中，罹患近视的人数已高达 4.5 亿；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五岁以上人口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 51% ，患病人口 7 亿，几乎是美国目前人口的两倍。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前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宁利主持的「安阳儿童眼病研究」中，对一座经济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小城儿童 5 年随访显示：孩子们在小学一年级的近视率是 5.8%，到小学六年级，近视率变成了 59.1%，而到孩子们初中毕业时，近视率变成了 81.7%。《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曾经提到过，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出现巨大缺口」。这绝不是虚言，近视的人数太多，导致国防部对《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多次修改，对征兵的「视力要求」不断降低。然而，即使刚刚降低了视力要求，2017 年的征兵中，体检不合格的年轻人中，视力不合格的仍占到了 46%。在一篇写到中国近视大流行的外媒报道中，镜头被集中到了北京的一座眼镜城，作者说：「一幅定制的眼镜半个小时内就能做好，效率之高令人震惊，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戴眼镜的人数也在上升，并且增长主力军是儿童。」然而，这次的近视大流行所带来的却远非配副眼镜那么简单。王宁利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实际上，真正可怕的、我们没有预想到的第一位致盲性眼病，应该是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即病理性近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恩 ∙ 摩根在 2018 年发表的综述文章中将监测到的千禧年后近视大流行描述为：近视与高度近视的双流行。如果孩子们 6 岁时就开始近视，经过 10 年的快速发展，他们就有可能达到高度近视。「很显然，这种高度近视的形成中，环境因素的影响超过了遗传因素，它是获得性而非遗传性」。2015 年，北京大学发布的《国民视觉健康报告》显示，2012 年，中国 6～15 岁的人群中，高度近视率为 3.11% ；16～24 岁为 2～2.7% ；25～49 岁为 2.57% ；50 岁以上人群中则只有 1.8% ……「上一代并没有这么多高度近视，而这一代就出现了，从一定意义上，这就暗示了这么多新生的高度近视不可能全部源于遗传，这很不妙。与近视相比，高度近视才是真正得可怕。」致力于近视眼防控的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副组长、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智宽告诉我们。正常人的眼球长度大概在 23.5～24 毫米左右，近视度数每增加 250～300，眼球长度会增加 1 毫米。如果是个 1500 度的高度近视，眼球就比正常人长 5 毫米，而眼睛的其他结构并不会随之增长。随着眼球增长，眼底的视网膜被拉薄，萎缩，甚至发生脱离，这便是高度近视所引起的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这时的眼睛就如同 5 岁的孩子穿两三岁时的衣服，虽然可以勉强穿进去，但很容易被拉破……而高度近视就如同眼睛里有个定时炸弹，你无法预知，在什么时候，它就会把视网膜拉破。2020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近视率增加 9.3 个百分点；近 10% 近视学生为高度近视，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早期筛查和防治对防控高度近视很重要，学龄儿童近视进展快的、度数高的，以后容易进展为高度近视。」杨智宽这样评论。再早一点，2015 年，Nature 杂志的报道文章《为什么近视的人越来越多》选取了中国的广州作为全球近视大流行的代表点。那篇文章的开头谈到了寒暑假的中山眼科中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们涌入医院……孩子多到你基本没法穿过大厅」。就在那一年，国际近视眼研究大会在中国召开，有当时的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近视眼研究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这么说很有道理，这个国家拥有全球最多的近视人口和数得着的近视发病率。把视角放到全球来看，近视率的上升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上世纪以来，随着受教育人口的增多，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上升，以及电子屏幕的普及，全球各地的近视率都出现了明显地提升。根据《视网膜和眼科研究进展》上的一篇综述，与东亚的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近视流行似乎晚了 10 年，但从 1970 年之后出生的那一代开始，这里的近视率实现了飞速增加，并终于在一代人之内迎头赶了上去。Nature 杂志的那篇文章显然也看到了这个数据，那篇文章说：「在西方，一半左右的年轻人戴上了近视眼镜，而在中国，戴眼镜的年轻人所占的比例则几乎接近了 90% 」。当然，同样的句式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东亚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的中学毕业生近视发生率均超过 80%。这个数据大约是相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欧美中学生的两倍以上——美国的近视率为 30～40%；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近视眼率为 20～30%。然而，迄今为止，在欧洲和东亚血统人群之间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中，「近视易感性」基因的差异很小。在老年人群和教育水平低的人群中，近视的患病率一直很低，很显然，单靠遗传无法解释年轻人中的这场近视大流行。在学术界，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只经历了一两代人，近视就爆发了，基因差异无法解释这种情况，一定有什么环境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别。学业压力导致的长时间伏案学习和用眼过度是最早为人所知的近视原因，「书呆子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酒瓶底厚的眼镜」。1993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参加宗教女校的女孩以及参加世俗学校的男孩和女孩相比，来自于以色列东正教学校的犹太男孩具有更高的近视和高度近视的患病率，对于这种差异，研究者们倾向于用后者更多的读经课程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项研究中，以色列东正教学校的年轻成人犹太男孩中，近视率有 81.3％ 和高度近视率为 20.4％，现在看来，这个患病率仍是略低于部分东亚国家的年轻人。而在 201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报告中曾指出，平均每个上海的 15 岁青少年，每周要花 14 小时做作业；相比之下，英国是 5 个小时，美国是 6 个小时。很多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孩子们在冬天比夏天更容易近视，当时的解释认为，暑假比寒假长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的许多流行病学调查都显示，升学考试当年往往是近视出现或是度数提升的一个小高峰。21 世纪初，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个独立的研究团队都得出了户外活动时间少的孩子更容易得近视的结论。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了户外的魔力——孩子们只要待在户外就行，甚至在海滩上看书也比在室内进行的体育锻炼对近视的预防效果好。广州的中山眼科中心曾经进行过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他们在广州随机选取了 6 所学校，让这些学校里 900 多六七岁的孩子每天放学前上一节 40 分钟的户外课；在另外 6 所学校中，900 多个孩子们的课程表不做变化，以此对照。在参与了户外课的孩子中，9～10 岁开始近视的比例是 30.4% ，而在对照学校，这一数字是 39.5% 。这项结果在 2015 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对作用机理的研究显示，户外活动抵抗近视的秘诀也许来自光照，有研究者认为，户外的光照亮度远高于室内，而强烈光照能够刺激瞳孔缩小，使得成像更清晰，久而久之，也就缓解了近视；也有解释认为，光照会刺激眼部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种物质阻止了眼球发育过程中的伸长。而对光照阻碍近视的进一步研究的结果们却是令人沮丧的。户外活动只在预防近视方面有作用，如果已经近视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一招对减缓近视度数加深有效果。而且，这样的户外活动，仅靠家庭自愿的话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在新加坡，研究者们曾对家长们进行宣教后提供了计步器、组织周末的户外活动，甚至提供现金券。但最终，户外时间与没有此类活动的对照组并没有在统计上显著的不同。在上世纪末，新加坡曾面临着与今天的中国类似的情况——7 岁儿童近视率 20% ，超过 70% 的新加坡大学生需要佩戴眼镜。经过相关的一系列的研究与眼健康宣教工作，青少年视觉问题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并在其后的讨论中与国家安全、社会创新发展提升到了同等高度。2001 年，新加坡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创立了国家近视预防项目。用了十年时间，到 2011 年，新加坡卫生部长宣布，2005～2011 年间，新加坡的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 5%——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儿童近视率的首次下降。10 年，下降 5%，差不多，每年平均下降 0.5%。这正是 2018 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提到的目标。对于这一实施方案，从 2000 年左右就开始参与近视防控工作的杨智宽评论道，「有政策总是好的。」但他同样担忧地提到，「防控近视的工作需要一个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减负、增加户外运动，推广眼健康教育、建立眼健康档案，甚至结合家系遗传情况进行高危人群的个体干预……这是一个需要改变我们过去工作模式的综合防控体系。」在新加坡国家近视防控项目运行过程中，项目组用了 5 年的时间建立起了新加坡近视档案，搞清了如何引入眼部放松技术、怎样促进户外运动，以及教学材料和照明该遵循何种方针等等近视防控的最基本的科学问题。而在中国，事实上，从 80 后那一代开始，家长们并非对孩子的近视无动于衷，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是，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很多今天戴着酒瓶底眼镜的年轻人都会记得自己佩戴小孔眼镜，或是被家长强迫使用各种近视治疗「神器」的经历。然而，回过头来看，那些未经科学证实的「矫正」，往往只是花了「冤枉钱」。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专家提到：我们缺少的东西很多，这里面有宏大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细节。全国近视情况的基线调查需要进行；每个孩子要有自己的眼健康档案；我们需要更多正确的近视防控的科普，需要更多合格的视光师，视光中心也要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甚至，印刷品、灯具、照明器具的标准都需要开始设置……王宁利提到：「《实施方案》的一个亮点在于找到了近视眼防控的主战场，认识到了这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问题，不是单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单纯医疗卫生部门不够，单纯教育部门也解决不了，光靠家长还不行，需要集全社会之力才有可能有所改善。至少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知道了政府在关心这个问题，同时每个部门也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2] Effect of Time Spent Outdoors at School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opia Among Children in China: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2015[3] The types and severity of high myopic maculopathy in Chinese patients, OPO，2011[4] Global Prevalence of Myopia and High Myopia and Temporal Trends from 2000 through 2050,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2016[5] The epidemics of myopia: Aetiology and prevention，Progress in Retinal and Eye Research, 2017[7] COVID-19 Quarantine Reveals That Behavioral Changes Have an Effect on Myopia Progression,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2021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偶尔治愈（to-cure-sometimes），授权丁香园转载发布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丁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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